推文合集8

资本主义哈巴狗很喜欢宣传非暴力,怕的就是他们的财产受损。印度这种独立之后还保持对英国女王忠诚的,是他们的宣传榜样,而刚果的卢蒙巴这种要把本国资源收归国有的,基本都被他们暴力做掉了。

现代战争基本上光是有枪也没胜算,除非能把正规军争取过来,所以非暴力革命变多是客观条件改变的结果,而不是想要非暴力革命的人变多。

即使是社会党国际这种被改良派影响很大的社会主义分支,都明确认同暴力反抗暴政的权利,反倒是中国反贼中类似刘晓波的傻冒太多了。

而马克思支持暴力革命更不奇怪,人民当然有暴力革命的权利,更别说当时根本没有非暴力革命这东西,刘晓波这种完全排斥暴力的设想实际上是根本行不通的,即使是现代非暴力革命,很多时候都有暴力伴随。

列宁的先锋队独裁理论,是起源于布朗基的,而不是马克思,马克思是反对布朗基那套的。

资本主义在今天,和马克思年代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如果硬套马克思主义,自然今天的很多现实都解释不了,但马克思揭示的资本主义剥削压迫的本质,还是成立的。

马克思当时针对的是纯粹资本主义,而在全球南方,纯粹资本主义的确造成了绝对贫困,而欧美的社会主义者的战斗使得资本主义不再纯粹,资本家被迫把部分利润吐出来,所以马克思的预言就失效了。

是的,所以请你这条资本主义哈巴狗不要再号称自己支持性少数平权了,因为最早为LGBT说话的是你最讨厌的社会主义者倍倍尔;也别鼓吹什么住民自决了,最早明确提出民族自决概念的是你恨得要死的列宁;也别说自己支持全民医疗了,英国的医疗系统是你讨厌的左疯工党铸造的。还有,也别再号称无国界主义者了,最早喊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是你的死敌马克思,最早主张废除死刑的还是马克思,最早支持普选权的,对不起,还是马克思,哈哈哈哈。

哈耶克那那本破书,内容就两个:1,把社会主义等同于中央计划经济稻草人;2,诅咒福利国家通往奴役之路。哈耶克这个纳粹,是明确反福利的,所以才当了铅笔社祖师爷。

瑞典社会民主党受拉萨尔和伯恩斯坦的影响较多,但这两位也并未完全否定马克思主义,只是认为资本主义可以自然演化到社会主义而已,呵呵。支持自由市场的当然是纳粹了,瑞典的教育医疗住房养老这些都是国有化的,可不是你亲爱的自由市场,更不会像你这个傻逼一样主张把水资源私有化,呵呵。实际上福利国家就是起源于马克思的理论主张,所以可以说认可福利国家就认可了部分马克思主义。

对不起,北欧模式本身并非社会主义,但是更不是你亲爱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然滚去解释一下为什么瑞典政府要禁止炒房?

右派们既然那么喜欢护着极右纳粹,那就滚去死在他们的怀里算了,不知死之前会不会后悔之前养虎为患呢?宽容这种屁话和极右纳粹们去讲,不要和社会主义者去讲,知道吗?

比利时根本就不是北欧,傻逼极右纳粹们又开始树稻草人了?可笑,实际上比利时是殖民帝国之一,当年瓜分非洲的时候害死了1500万刚果人,后来还设计害死刚果首位民选总统卢蒙巴,这国家的历史肮脏度堪比大英帝国。而北欧国家除了一千年前的维京海盗时代,近代并无对外殖民历史。

原教旨主义者除了法律禁止仇恨言论之外,其他没什么迅速有效的办法,只能坚持政教分离,提供高质量免费教育,把原教旨主义斩断。同时,原教旨主义和新纳粹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欧洲政府一边连罩袍都要禁止,一边却由着极右纳粹泛滥,那么就别想根除原教旨主义了。当然,为什么政府会如此,是另一个问题了。

在巴列维之前,伊朗民选首相莫撒啊德是支持政教分离的,但就因为主张将伊朗石油国有化,就被英美政府联合推翻,然后换巴列维这个傀儡上台。巴列维时代,除了新自由主义之外,美国人在伊朗是有特权的,美国人犯罪没人管,伊朗人如果不小心得罪了哪个美国人,呵呵。

霍梅尼上台自然是多方原因共同促成,伊朗左派当时也各种犯错,轻信了霍梅尼导致最终被清洗,但要说最大的原因,必然是英美当年为了自己的口袋推翻民主强加独裁。

民主的质量,关键在于人民对政治的参与程度与对政府的控制程度,至于什么分权制衡,什么竞争,都是无关紧要的狗屁。

今天是美国独立日。Well,又看到一大堆资本主义和保守主义纳粹哈巴狗出来刷存在感了。我只说一个史实:别看独立宣言说得漂亮,实际上,当时的人的定义,不包括穷人,不包括女人,不包括非白人,只有富裕的资产阶级是人,其他都不是人,是奴隶,呵呵。大宪章对自由人的定义也是类似的,农奴不是自由人,几百年后的人不管当时的定义与环境,一厢情愿的寻找根本不存在的狗屁“自由传统”,真是可笑啊。

经常看到有人把民主和诺贝尔奖之类挂钩,这其实是资本主义洗脑的表现,民主和诺贝尔奖之类的有个毛关系?民主只是一种人民决定政府的制度而已,非要把民主和诺贝尔奖国家强大之类挂钩,不过是恶心的资本主义成败论英雄逻辑罢了,独裁国家强大又怎样?有N个诺贝尔奖拿来又怎样?还不是当奴隶?

资本主义哈巴狗总是嚷嚷“资本主义是符合人性”的,按照这种狗屁说法,资本主义应该在20万年前智人出现时就出现了,而不是等到18世纪才开始成为世界主流。顺便,按照这种狗屁逻辑,中世纪封建制度不是更符合人性?至少持续时间比资本主义要长得多啊。

资本主义哈巴狗认为企业一定只会想着为顾客服务而不会用肮脏手段做掉竞争对手,和五毛狗鼓吹独裁政权集中力量必然会为人民办事,是一样可笑的逻辑,命题的因根本推不出命题的果。

欧洲的难民问题主要是因为和经济危机赶在一起了,经济危机时把少数群体当替罪羊是资本主义哈巴狗为了推卸责任的标准做法了,当年纳粹也是如此上台的。而在90年代出的南斯拉夫内战,实际上难民数比现在更多,但当时因为处在经济上升期,接纳这些难民就没造成多大影响(当时也有光头党,但和现在不能比)

而中东国家呢,本来社会主义还是有一些影响,在80年代之前原教旨主义都是被压制的,但后来新自由主义泛滥,政府不管人民死活,社会主义又被压制,结果导致被资本主义压迫的人民被原教旨主义骗走。

对墙内学者,自决权这点我不强求,因为共匪对这个的容忍程度比对反共言论的容忍程度都低,在墙内基本是发不出去的,但对女性和性少数群体的态度,和是否真正反压迫是直接相关的。社会主义是反对一切压迫的,没有“反对对一部分人的压迫但支持对另一部分人的压迫”这种事,这不是反压迫,而是自己想当主子

我曾经那朋友真是可笑,纳粹自称民族社会主义,他就把纳粹当左派,而DSA的全名是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美国的民主社会主义者),然后这白痴就说DSA不懂社会主义了?呵呵,什么时候社会主义由你一个资本主义哈巴狗决定如何定义了?

顺便再说一句,资本主义如果真的是“符合人性”的,那为什么要靠谎言和暴力才能维持?

把纳粹说成社会主义,智商呢?是不是朝鲜也是民主国家啊?

珍惜?我为什么要珍惜狗屁孝道?为什么要当父母的奴隶?每次在墙内看到那些狗屁女德班,我就想吐。

对被压迫者来说,任何“合理”都是不合理,至于保守主义纳粹的嘴脸,推荐看一下Turing Point USA的言论,我曾经在推上看到他们的主席公开嚷嚷不肯承认美国价值观都得死的嘴脸。可笑这群纳粹还嚷嚷言论自由,这种屁话都说得出,还有个屁的言论自由可言?

苏联和中国以及那些模仿者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国家资本主义极权,和美国的狗屁保守主义纳粹恰恰是一路货色。共产党根本不是什么公有制,而是党官僚私有制,公有制必须建立在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的基础上。

康有为也写过孔子改据考,作为一种说服策略倒没什么,但要因此认为传统文化有多先进,批不得,就太可笑了,我为什么要放着社会主义不要,而去翻那些发臭的古书呢?

民主最早当然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但所谓的传统,呵呵,绝大部分是奴役压迫,后来所谓诉诸传统,不过是新观念寻找旧支撑而已,至于大宪章,这种封建运动也没什么先进的,只是后来的资产阶级故意曲解为公民权利文件而已。

柏克反民主,鼓吹素质论,这就是“成功经验”?那我还是用卢梭的人民主权论打脸好了。各国传统,呵呵,狗屁传统,基本上也就只有奴役压迫折磨虐待的“经验”了,这种经验我这个社会主义者可不会要。我的观察是,保守主义纳粹就是拿着所谓的传统所谓的权威去反民主反人权,特别是反平权,非常恶心。

有些人以为佛教是和平宗教,相比一神教,佛教的破事的确没有那么多,但别以为佛教就干净了,查查三武灭佛,查查日本一向宗,查查泰国的老虎庙丑闻,查查斯里兰卡和缅甸的佛教民族主义吧。

上世纪70年代经济停滞的时候,瑞典社会民主党曾经提出过一个雷恩—梅纳德计划,试图将大型企业经济民主化,如果这一步做成了,那么瑞典就进入社会主义了,但由于80年代开始新自由主义肆虐全球,这一步并没成功,相反90年代的时候瑞典也差点变成美国,幸亏社会民主党在发现贫富差距迅速扩大后终止进程。

而苏联和中国的问题也不在于乌托邦与否,而在于从一开始布尔什维克和中共就抛弃了民主,然后又劣币驱逐良币,最终留下来的是最恶劣的国家资本主义一神教极权,这点社会主义者有很多分析。

中国右和中国左都是极右纳粹,乌有之乡和铅笔社唯一的区别在于前者拿极左外衣作为掩饰而已。
资本主义在宣传反对者时,是选择性宣传那些忠诚反对派的,例如美国民权运动,马丁路德金被大力宣传,而更激进并挑战资本主义本身的Malcolm X和黑豹党就被故意消音。
看起来有人不了解保守主义,对此我有个建议:保守主义祖师爷名叫埃德蒙柏克,google一下其言论就知道保守主义到底是什么东西了。顺便说一句,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是死敌。
错,基督教本身就没有什么狗屁博爱和包容过,bible中明确写着不信上帝的都得去死,女人要服从男人,家长可以打死小孩,性少数去死,至于中世纪历史更不用多说了。
所谓的政党要由思想指导,实际上是列宁从东正教学来的控制思想的把戏,民主国家中决定政党行动的,很多时候并非思想,而是其支持者和金主,例如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就在民权运动之后对换了主张。
早期资本主义操纵供需的时候还是少数,但进入20世纪后,特别是互联网时代开始后,消费主义洗脑铺天盖地,想躲都躲不掉,而消费主义就是一种操纵供需的手段。
傻逼国粉纳粹经常意淫如果美国帮了他们的KMT会如何。会如何?以KMT的傻逼垃圾表现,基本就是越战的结局,最终共匪还是会统一中国;即使KMT运气实在太好,赢了,那也不会比现在的中国纳粹党更好。

傻逼纳粹们亲爱的王师连个越共都搞不定,被打得一塌糊涂,用落叶剂毒害越南人民以及美莱村屠杀都弄出来也没能取得任何优势,最终被揍回美国了,傻逼国粉纳粹们竟然自大到认为王师帮KMT就一定能赢得胜利?呵呵。

傻逼极右纳粹哈巴狗们以为中国人民最惨,却不知他们亲爱的美国,非白人家庭也常年被骨肉分离。
受新自由主义影响的小政府国家,例如中美洲各国,普遍黑帮肆虐,这并不奇怪,而是新自由主义削减政府职能推卸政府责任的必然结果,政府不管,黑帮就必然填补空缺,中国农村的黑社会猖獗也是同样道理。而在中东国家,新自由主义制造的空缺由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填补,从而导致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崛起。
看看美国大资本在拉美的胡作非为导致当地人民如何受害,连水都用不起(因为水资源被私有化了),就知道幻想资本开放对中国人民能有什么积极作用是多么可笑。
就算用上了,对中国人民来说也不见得是什么好事,墨西哥人民因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吃上了美国玉米,结果本国小农被逼得破产自杀,百万人没了生计,被迫冒着生命危险偷渡到美国找工作。
话说推上的巴丢草曾经做过一个调查,问中国人是否愿意接纳朝鲜难民(如果朝鲜发生战争,例如被美国攻击),结果有一半人不愿意。呵呵,这些傻逼垃圾哈巴狗极右纳粹脑残们,朝鲜人民的灾难可是你亲爱的中国人一手造成的,就这样都不愿承担责任?恶心。
如果朝鲜发生战争(无论是内战还是被美国攻击),那么必然会产生大批难民,而三八线附近是军事禁区,要穿越基本不可能,那么朝鲜人民唯一的生路就是跑到中国来,而这些傻逼纳粹们一边天天指望他们亲爱的美国大爷们发动战争,一边又拒绝接纳因此产生的难民,这是要朝鲜人民死光吗?
不少人看到现在的进步右派的主张还不错,就因此喜欢上他们主张的自由主义,实际上,自由主义本身是反对普选权,反对平权的,不少自由主义者更是支持殖民掠杀,而普选权和平权最早是谁主张的?社会主义者。
美国支持IS一样的反对派,后来又和阿萨德政权眉来眼去,一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叙利亚实际上成了多个帝国主义之间的战场,而受害者当然是叙利亚人民了
说中国这些精神老板们是“中产”,其实是不准确的,按照收入水平看,此类精神老板奴才大部分都是前5%,这已经不是中产,而是上层了。当然,他们的钱来自哪里也是可想而知的,所以屁股决定脑袋,基本都是共狗,也就不奇怪了。
极右纳粹们非常喜欢滑坡谬误,例如“允许某某就会导致其他人都开始某某”之类的,而滑坡谬误的谬误之处在于,人是有脑子的,怎么可能允许某某就导致其他所有人都去效仿呢?你看到大街上随便一个人干什么,你就会不管不顾的去模仿?可笑。
简单介绍一下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 唯物主义:一个人的行为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有先天因素,也有后天社会文化制度因素,所以不能随便说某人的行为是自己的选择,更不能把某人的行为无限制任意推广到他人身上,认为某人做了他人也会做。 唯心主义:一个人的行为完全是自己的选择,别人也会这么做。
以历史为案例思考,唯物主义的思考结果就是:某地出现文明而某地没有,是由当地的地理环境决定的(《枪炮,病菌与钢铁》),和肤色种族这些毫无关联。 唯心主义的思考结果则是:某地出现文明而某地没有,是由当地人自己决定的,没有出现文明的人自己不努力,所以说明这个肤色的人都不努力,落后野蛮
有人说中国人接受丛林哲学,这有什么奇怪?你们亲爱的新自由主义的本质不就是丛林哲学吗?芝加哥哈巴狗们天天鼓吹狗屁自由市场,狗屁自由竞争,不就是丛林哲学纳粹吗?
上世纪社会主义在中东还是造成了一些影响,当时不少泛阿拉伯主义的独裁政权采用了部分社会主义政策,推行世俗化和福利制度,民间也有共产党等社会主义政党,有效遏制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但是,80年代之后新自由主义席卷世界,社会主义政党消失,福利被削减,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趁机崛起。特别要提的一个案例是伊朗,本来上世纪50年代,主张政教分离的左派民选首相莫撒啊德受到大部分伊朗人民的支持,结果就因为主张将被英美霸占的石油资源还给伊朗人民,就被美国政府秘密推翻,换了巴列维这个新自由主义哈巴狗,结果巴列维的新自由主义政策造成贫富悬殊,腐败严重,直接导致伊斯兰革命爆发。
社会主义者批评伊斯兰教,仇穆十字军只是憎恨穆斯林而已。
如果一个人在经济上接受了丛林哲学,那么这人怎么可能不会把丛林哲学延伸到其他领域呢?资本主义哈巴狗幻想一个人只会在经济上接受丛林哲学,而且还会遵守规则,呵呵,丛林哲学和遵守规则本身就是互相冲突的。
欧洲的殖民帝国们和美国殖民掠杀了他们的故乡,侵略毁灭了他们的国家,侵略者们当然要为自己犯下的罪行造成的后果负责了。
美国粉的本质就是纳粹粉,美国在罗斯福新政之前是个彻头彻尾的与共匪没区别的纳粹国家,后来也一直保留N多纳粹遗留垃圾,特别是红州完全就是纳粹州。美国?呵呵,事实上他们拿来吹捧美国的,都是社会主义的东西,只是他们无耻的把社会主义的成果说成美国的。
当难民可是要冒着生命危险的,若不是没有其他选择,谁会愿意当难民?傻逼极右纳粹奴才哈巴狗脑残垃圾无耻川粉们,自己怎么不滚去当下难民体会一下呢?
如果你恰巧和一个白人聊天,而他们的哲学使你确定他们的确没有种族主义,那么他们经常是社会主义者,或者他们的政治哲学是社会主义 ——Malcolm X
如果要评选全世界最无耻的奴才学者,我一定会选哈耶克,如果允许选两位,那就是米塞斯和哈耶克,如果允许选三位,那就是米塞斯哈耶克和弗里德曼,历史会记住他们的纳粹狗屁如何害得全世界穷人饿死病死冻死被打死,如何害得世界法西斯化。
何止上海,全世界的穷都是因为被压迫,而不是什么懒,要说懒,那些富人才是懒人呢,他们哪个像血汗工厂的奴工那样一天工作十多个小时还没假期了?
《通往奴役之路》,呵呵,用脑子想想,共匪为什么会允许这本破书在墙内公开出版,却不敢允许社会主义书籍出版。
最近总是看到有人说什么”民粹崛起“,其实这不过是掩人耳目,现在世界的民主倒退实质上就是资本主义长期危机引发的法西斯大潮,这在上世纪早就发生过一次了,历史又开始重复了而已,用”民粹“这种定义不清的垃圾词汇,只会模糊问题的本质。至于为什么资本主义危机会导致法西斯大潮,一句话:”外地/外国移民/外族/其他种族的人抢走了我们的工作“!这句屁话在接受资本主义洗脑的前提下是非常有效的。基本上法西斯大潮都发生在有过镇压左派历史,左派力量弱小的国家,并非偶然,而是大部分人接受了资本主义洗脑之后不知道老板们才是罪魁祸首,然后跟着老板把更弱势的人群当成替罪羊的必然结果。
1848革命就是底层革命,可笑。这种无差别杀戮事件,说到底是一种无效的阶级斗争,杀戮者不知道到底谁才是压迫他的罪魁祸首,所以错误的选择了富人的小孩作为报复对象,而那些所谓的中产呢?他们有没有管过底层的死活呢?
法西斯主义产生于欧洲?呵呵,说得好像在罗斯福新政之前的美国和共匪政权有什么差别似的,说得好像纳粹的种族隔离法律不是和美国学的似的。
当时唐纳德希特勒因为选举人制而上台的时候,我就批傻逼选举人制,但是evil这个白痴当时还反对我,呵呵;我很早就根据历史和现实认为总统制容易蜕变为个人独裁,三权分立并不是维持民主的关键因素,白痴evil也不认可,现在?唐纳德希特勒由不得他不认可了。
资本主义不在乎工人 资本主义不在乎有色人种 资本主义不在乎儿童,不在乎残疾人 资本主义不在乎性少数 资本主义不在乎女人 资本主义不在乎环境 资本主义只在乎利润
资本主义意味着最富有的1%剥削我们的劳动和统治我们。 社会主义意味着没有剥削,我们民主的自我治理。
社交媒体本身就是假新闻遍地的,不是能够当成信源的地方,真要了解此事还是google靠谱报道吧。不过社交媒体是个很好的舆论观测场所。
我曾经看到有工厂工人披露说,他们工厂里的狗屁绩效工资,有人干的多了,然后老板还不干了,觉得他拿得太多了,强行改变标准降低工资。呵呵,老板的嘴脸都是这么无耻的。
新自由主义哈巴狗否定剥削,结果就是否定了罢工的合理性,因为如果没有剥削,那么工人们也无权要求提高工资,一切由“神圣”的市场决定,呵呵。所以新自由主义逻辑必然导向反罢工以至于镇压罢工工人。所以,共匪镇压罢工,是标准的新自由主义行动。
说起共匪政府赖养老金这事,我想到了曾经玩过的一个游戏:beholder(窥探者),这个游戏是俄国人制作的反乌托邦RPG,游戏中描述了一个政府雇佣的窥探者在公寓中的经历,从头到尾都在讽刺国家资本主义极权;而这游戏后来出了个DLC叫做安乐死,内容就是:超过85岁的老人都会被政府强制安乐死。
A:老板们的理想是工人一天干二十四小时。B:错了,老板们的理想是工人一天干二十五小时。
总是看到有人一边当资本主义哈巴狗,一边又厌恶自己被强迫加班,被奋斗文化洗脑压迫,事实上,被强迫加班和奋斗文化恰恰都是资本主义的一部分,不少人羡慕的”欧美人道的资本主义“中所有人道部分,都是社会主义者强迫资本主义接受的,对,所有!
傻逼枪棍极右纳粹哈巴狗无耻脑残川粉们不知道的是,这世界上最强大的武器是思想,而不是那几条破枪。资本主义一点也不害怕那几条破枪,但是却非常害怕社会主义思想。
政府不会反恐,因为政府就是世界上最大的恐怖组织。
没有一个人会无家可归流落街头:社会主义 穷人穷都是因为自己不努力,应该去死:资本主义
虽然乔姆斯基的表述有点不准确(真正奴役人类的是债务而不是金钱),但evil的反驳也太可笑了点,本来人类获得食物的办法有很多,但资本主义之下必须要当老板的工作奴隶才能获得食物,那么不就是被奴役吗?
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基本都是第二国际时期时社会民主党就成立并获得不少支持的国家,也就是靠近社会主义的国家。不是社会主义,就是野蛮!
呵呵,资本主义哈巴狗媒体故意把社会主义者称作“极端自由主义者”?连说出社会主义这词都不敢吗?
徐水良总是批判的茅于拭,我之前并没有具体了解过,刚刚查了下其言论,这也太低级了吧?虽然其价值观是明显的奥地利孙子,但那些垃圾言论连哈耶克弗里德曼的百分之一的水平都没有,全都是那种“公共服务不够就涨价让穷人消费不起然后就够了”的傻逼逻辑,这种屁话弗里德曼要是敢说早被社会主义者骂死了。
又是这种狗屁,马克思说的公有是民主的集体所有,而私有则对应私人独裁专制拥有,你亲爱的狗屁家庭,几千年来一直都是臭男人独裁专制霸占财产压迫女人,私有制是不平等的根源是现代历史学界的共识了,傻逼滚去看看《枪炮,病菌和钢铁》中的分析吧!
多数人暴政不过是保守主义纳粹们发明的狗屁说法,看看历史和现实就知道,这世界上能维持下来的暴政都是少数人的暴政,原因很简单,多数人压迫少数人,贼赃够分吗?只有少数人压迫多数人贼赃才够分。
新自由主义既然认为剥削不存在,企业伟光正,那么唯一的结论就是反对再分配了,因为再分配侵犯了神圣的财产权,呵呵。
我很奇怪,“对生产资料和资本的私人独裁占有”这是一句很难懂的话吗?为什么资本主义哈巴狗们从来都是一副完全听不懂的表情?
每次在对资本主义哈巴狗们重复一百多年前马克思骂巴师夏和马尔萨斯们的话时,我总有一种时空穿越感。不过,谁叫新自由主义的本质就是一百多年前肆虐欧洲,现在又肆虐了全球南方和欧美大部分国家的纯粹资本主义呢?
我不为任何国家而战;我的国家是地球;我是一个世界公民。
保守主义纳粹们的自由从来都是:我可以放火,你不能点灯;我可以屠城,你不能出声。
习特勒的目的大概是一边恢复毛教,一边继续坦克的经济模式,也就是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好处通吃。然后,再带着资本四处侵略他国,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国家。
新文化运动那时候打倒孔家店是很有必要的,但在共匪早就把孔子坟墓都掘了的今天,再把共匪的暴行说成孔教,呵呵,纯属为共匪洗地。
三权分立,呵呵,说到底,人民对政治的参与程度才是民主的关键,财团长期游说政府,腐蚀民主,最高票当选制排斥小党,还有傻逼选举人制,记得evil这个白痴咋当初我指责选举人制的时候还反对,呵呵,现在知道了吧?
真.听不懂人话。我说过无数次,社会主义反对的是资本主义的核心:对生产资料和资本的私人独裁占有,而竞争是私人独裁占有导致的一种结果,社会主义者当然也是反对资本主义鼓吹的竞争的,因为社会主义的核心是自由合作。至于资本主义贪婪之类的,这种纯道德指责,马克思当年就认为没多大意义,他的资本论的主要内容也不是指责资本主义贪婪,而是分析资本主义的极权独裁剥削压迫本质。至于乔姆斯基的演说内容,这早就是社会主义者们的共识了,《after capitalism》的作者在书中就提到了这点。
你亲爱的新自由主义主张削减福利,直接后果就是大批人饿死冻死病死,霍华德津恩早就骂过你亲爱的里根:你丫知道母亲照顾孩子也是一种非常辛苦的劳动吗?
自由市场=自由的随便企业胡作非为的市场。
他这种把一切都怪到孔教头上的逻辑,和仇穆十字军本质没什么区别。还另类右不是极右,呵呵,见过洗地的,没见过这么洗地的,还无耻的说什么基督教不是中国的主要反同力量,呵呵,推上这么多基督徒“民运”人士,装瞎啊?
中国人?全世界哪个国家的学历不是靠资源砸出来的,穷孩子哪有钱上好学校?资本主义下的教育就是一种维持阶级固化的手段,所谓的阶级上升不过是极少数个例罢了,大部分人都没那运气资源条件
反资本主义哈巴狗洗脑必备两本书:《美国人民的历史》和《海盗与君主》,前者主讲内部真相,后者主讲外交黑幕。
何止文革?毛贼就是斯大林孙子,强迫集体化人民公社,学的是集体农庄;劳改营,学的是古拉格;中央计划经济,第几个五年计划这种垃圾,也是学的斯大林的那套。对了,还有个人崇拜与造神,也是和斯大林学的。迫害同性恋者,还是和斯大林学的。
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列宁和托洛茨基主导取消了沙俄时期压迫同性恋者的法律,并合法化堕胎,这些别说在当时,在现在,都有大批国家做不到,但对于当时的社会主义者来说,这些早就被普遍认可了,只可惜后来斯大林把一切都毁了。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很多看法和做法我并不认可,但知道这段历史之后,我还是愿意对他们和其他支持他们的老布尔什维克们表示敬意的。至少在当时的环境下,没有第二个国家在平权领域作出了如此大的突破。
傻逼哈巴狗,你亲爱的资本主义公平竞争?哈哈哈哈哈,告诉我华尔街的金融寡头如何和非洲西海岸的童工们公平竞争啊?
福山是资本主义哈巴狗,他所谓的自由民主制度,其实就是资本主义下的强市场/弱民主模型,而相对的,社会主义就是弱市场/强民主模型,福山的狗屁历史终结论,吹的不是民主,而是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者早就分析过为什么资本主义下生育率低:因为资本主义把大部分人变成了无产者(很明显大部分人是生育主力,资本家再有钱也不太可能生一个班),并且无耻的把生育和抚养成本仍给家庭,实际上就是扔给了女性,又在儿童需要的教育医疗住房上面无耻的剥削掠夺,导致大部分人生不起啊。而资本家们死活都不承认这点,封杀社会主义者的言论,然后无耻的把问题的责任推到LGBT身上(中国的“民运”大部分都反LGBT平权,这也就是我为什么那么欣赏列宁在一百年前对LGBT平权作出的贡献,这一点上列宁完爆那些狗屁“民运”),恶心。
契约精神本身就是资本主义哈巴狗拿来洗脑的狗屁概念,实际上资本主义本身从来不讲什么“契约精神”,哈巴狗鼓吹契约精神不过是要工人们乖乖当老板们的奴隶而已。说实在,就徐水良的水平,外国社会主义者随便抓出来一个都能完爆他,无非中文圈实在太烂而已。
芝加哥哈巴狗们如果还活着,我会把他们丢到中国的尘肺苯中毒等各种被老板们残害得了职业病然后被一脚踢开的受害者们面前,然后要他们跪下来为他们的狗屁自由市场造成的罪恶谢罪!
这些资本主义极右傻逼纳粹哈巴狗脑残奴才川粉既然这么喜欢工作,那就把他们丢到古拉格里天天工作个够吧,呵呵。
新自由主义鼓吹的狗屁企业家精神有两点:创新和承担风险。创新,呵呵,世界上大部分独裁企业狗屁创新能力都没有,绝大部分创新都是员工做的,然后被老板们无耻的盗窃霸占;而承担风险,呵呵,老板们利润率一下降,首先就是降薪裁员,无耻的把风险转嫁为员工,员工没了工作就得喝西北风去,这不是风险?
这类垃圾基本来自美国,因为西欧和北欧社会主义力量强大,这种垃圾在那边没什么市场,而美国,呵呵,成型的左派力量迄今都没有,两党一个右一个极右,结果资本主义哈巴狗四处蹦达,最终蹦达出了一个唐纳德希特勒出来。
无耻的新自由主义垃圾把财富来源说成狗屁“企业家精神”,无耻程度堪比基督教鼓吹上帝造人,共同点:屁证据支撑都没有。
资本主义:我创造了财富。 社会主义:劳工创造了财富,而你不过是无耻的劫掠了财富而已。
哈哈哈,这不是新自由主义哈巴狗们的典型狗屁吗?政府我还能通过选票控制,富人我完全控制不了一点不透明,至于经济发展?呵呵,是拿钱买奢侈品炒高房价促进了经济发展,还是拿去游说政府破坏民主或者转移到避税天堂促进了经济发展?
奴隶制虽然没人发工资,但奴隶主必须负责食宿,现在的很多工作奴隶连食宿都负担不起,还不如古代奴隶制呢。
一直都无法理解那些认为经济发展就能自动带来民主的奴才的逻辑:独裁者吃肥了就会良心发现了?这什么狗屁逻辑?
任何形式的压迫都必须依靠压迫性的制度才能维持,所以任何压迫都与民主本质上冲突,换句话说,无论你想要压迫谁,都别想得到民主,这种社会的民主形式也绝不会稳定存在,要么消除压迫,要么蜕变回独裁。
“如果要推翻现实中的国王,必须首先推翻大脑中的王座!”这句话中的“推翻大脑中的王座”有两层含义:1,不能在王座上摆放任何东西,人或上帝都不行;2,自己也不能坐到王座上,不能在别人之上。简单来说,就是必须要砸烂王座,无论谁,包括自己,都不能坐。跪着的奴才得不到民主,想要别人下跪一样得不到.
根源在于资本主义下的强市场/弱民主制度本身就不稳定,民主被财团游说所侵蚀,特别是这几十年新自由主义肆虐导致民主越来越被腐蚀,社会主义被打压,造成真空使得极右崛起。
傻逼中国无耻脑残垃圾奴才纳粹臭男人们,你们嚷嚷找不到老婆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先想想被你们亲爱的家长们屠杀的女婴啊?
历史发明家徐水良真应该滚去看看罗伯特道尔的《论民主》,1831年只有3.1%的英国人有投票权,这算个屁的民主国家?同时期美国基本也是这个比例,狗屁民主国家,资产阶级的oligarchy而已,有什么可吹的?
民主是由农民推动的?真是历史发明家啊,英国革命和美国革命实际上根本就没带来民主,而是资产阶级击败了封建地主之后搞的寡头商人小圈子独裁,此时大部分人根本没普选权;后来直到19世纪,英国的工人和农民们才开始进行宪章运动,女性获得投票权更是要到一战之后了,这其中最大的推动力是社会主义。无论你徐水良如何污蔑马克思,马克思都是明确支持工人们争取选举权的,并亲自参与工人运动,即使是列宁,其帝国主义理论与民族自决权,还有取消沙俄时代迫害LGBT的法律,都是很有进步意义的,你这傻逼还是别装瞎为好,呵呵。
那些嚷嚷为了人类的傻逼极右纳粹奴才哈巴狗脑残狗屎,如果让他们自己去为了人类牺牲一下,他们马上不干,呵呵。
恩格斯说的是真相,资本主义会将一切都变成商品,包括人。
你亲爱的美国本来就没什么福利,新自由主义肆虐之后更是流浪汉满大街,穷人连房都租不起天天被驱逐,狗屁吃福利,呸。
资本主义意味着资本的所有者剥削和统治我们当中的其他人。 社会主义意味着没有剥削,工人们民主的治理自己。
是的,资本主义是伟光正的,我曾经那个朋友就是如此,还无耻的说资本主义创造财富,哈哈哈哈,创造财富的是劳工,他亲爱的资本主义不过是无耻的剥削掠夺了劳工们的剩余价值而已。
他还吹捧美军是自由之师,然后我把越战历史拍他脸上,然后,他很无耻的说,屠杀是韩军干的,美军参与者后来主动忏悔了。呵呵,事实是,每支美军部队都有属于他们自己的美莱大屠杀,而当时美莱大屠杀一开始被军方掩盖,结果后来实在掩盖不住了才承认的。
如果所谓的文明就是要让我们卑躬屈膝,那么我们就让你们看看野蛮的骄傲!我曾经那个朋友竟然认为暴力强迫一群人接受他所谓的“先进文明”没问题,呵呵,然后他还好意思说我专制霸道。
话说我曾经那个朋友鼓吹军国日本殖民台湾和东北带来文明,我拿了一大堆历史资料去打他的脸,结果他非常无耻的说:殖民和杀戮不是一回事,呵呵,如果殖民都能被如此定义,那么我也可以重新定义一下中共。
C:资本主义下越优秀的公司就越有竞争力。 S:优秀?你说的优秀是指压榨劳工坑骗消费者游说勾结政府污染环境垄断知识的能力吗?资本主义下的狗屁竞争必然是逆淘汰的,越会抢掠的越容易胜出,而有良知的老板根本别想做大。
她对斯宾塞主义有洗地嫌疑,斯宾塞当年鼓吹斯宾塞主义,本意就是为当时的纯粹资本主义洗地,因为当时已经爆发了1848革命,虽然在大部分国家都失败了,但压迫者们也感受到了威胁,而社会主义者更是完全否定竞争,或者说,资本主义鼓吹的竞争本身就是逆淘汰的,这是资本主义的结构决定的,外部制约没用。
没错,共匪其实就是和共和党的”law and order”(法律和秩序)学的,然后我曾经在推上讽刺,拿法治说事的反贼不是吃法律饭的就是傻逼奴才。国际歌第三段:压迫的敌人,空洞的法律,富人不承担任何义务,穷人的权利是一句空谈!
哈哈哈哈哈,奥巴马只是个符号而已,可没法说明消除歧视。穷黑人的待遇才能真正说明歧视问题。
纳税人这种狗屁概念,呵呵,现代政府的责任是捍卫所有人的基本人权,无论是否纳税,更何况现代社会没人不纳税,即使是“非法”移民,只要进来正常生活了,也必然纳税。 至于这种傻逼种族主义,呵呵,当年马克思就骂过这些垃圾,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
福山这条资本主义哈巴狗鼓吹的狗屁历史终结是典型的历史决定论,结果没人反对,呵呵。
美国帝国主义无耻的侵略拉美,毁了拉美人民的家园,把他们逼迫成难民,现在还要害得他们骨肉分离!
这有什么奇怪啊?新自由主义哈巴狗们嚷嚷狗屁私有化,然后共匪把医疗私有化了,进入自由市场了,结果如何啊?把基本人权当生意,和贩奴有什么区别?
资本主义建立在盗窃之上。 工人们生产了所有组成社会财富的产品和服务; 统治阶级们什么也不生产,却霸占了大量财富; 保卫资本主义就是保卫大规模的,纯粹的和简单的盗窃。
傻逼资本主义哈巴狗经常拿“没工作”(实际上是没当老板的奴隶)去攻击别人,呵呵,没你们亲爱的工作又怎的?大赦国际人权观察这类人权组织可是靠捐款活着的,没给你们亲爱的老板们当奴隶,但他们能把你们完爆了,知道吗?你亲爱的资本主义故意制造失业大军,还来攻击受害者了?无耻。
我曾经那个朋友对我对军国日本的态度很不满,然后说共匪也反日,然后我回复说:你知道不知道共匪和军国日本政府是相互勾结的?你知道不知道共匪把日本战犯都放回日本去了?你知道不知道80年代中日蜜月期的时候,共匪根本不准当年的受害者说出真实的历史?
美国的革命社会主义者被军队开除了,然后那些嚷嚷言论自由的狗屁保守主义纳粹哈巴狗们屁都不敢放一个,呵呵。
傻逼纳粹极右脑残哈巴狗奴才川粉们在吹捧他们的白大爷的时候,从来都没吹捧过东欧和俄国人,更没吹捧过伊朗人,阿拉伯人,柏柏尔人,突厥人,可人家也是白大爷啊。
你亲爱的奥地利芝加哥奴才哈巴狗们始终无法面对马克思指出的生产资料和资本被私人独裁占有这一关键问题,扯淡财富来自主观感受,老板们的财富来自狗屁企业家精神,这和基督教说世界是上帝创造的又有什么区别?
你亲爱的资本主义哈巴狗是反对普选权的,社会主义者铸造了欧洲的民主,铸造了现代文明,不爽可以滚回19世纪体验纯粹资本主义。
最早主张普适的个人自由的是社会主义,只是后来新自由主义哈巴狗们故意将自由偷换为“经济自由”(其实就是老板们胡作非为剥削掠夺投机赌博的自由),制造了虚假的“平等与自由的对立”。
资本主义哈巴狗们喜欢吹捧的那些古典自由主义者,其实基本都不支持普选权,最早主张并推动争取普选权的, 是社会主义。
傻逼胡平,这种研究就是狗屁,智商这种垃圾狗屁概念连个公认定义都没有,很多所谓的智商测试不过是测的做题套路,屁都说明不了,还拿来说事了?傻逼。
话说tor的开发者是傻逼纳粹极右脑残奴才垃圾哈巴狗川粉们最讨厌的“白左”,实际上自由软件的开发者基本都是“白左”,呵呵。所以傻逼川粉们千万不要用自由软件哦!
对于所谓的“贵族精神”的崇拜也是奴性的一种表现,幻想贵族救世主们会主动来拯救自己,呵呵。
资本主义之前的制度不仅不鼓励“阶层上升”,而且谁敢鼓吹基本就是个被杀头的下场,例如谁来一句“穷人可以做皇帝”“贱民可以当贵族”,呵呵,直到资本主义从18世纪开始成为世界主流,狗屁奋斗文化才开始流行,“从乞丐到老板”,呵呵,实际上不过是骗人的狗屁罢了。
有傻逼垃圾白痴新自由主义纳粹无耻奴才哈巴狗经常拿奥威尔的《1984》攻击社会主义,呵呵,我说傻逼在攻击之前也不知道查查,奥威尔可是个社会主义者,还参加过西班牙内战帮助过西班牙共和派来着,不信的滚去看看《向加泰隆尼亚致敬》吧。奥威尔看到西班牙共和派在斯大林的影响下变得越来越残暴,主动屠杀社会主义者们,由此写出《1984》,所以这书根本就是讽刺斯大林极权的,包括后来的《动物农庄》也是如此,马克思主义文库还把这两本书放在左翼文化栏里面呢。
就推上很多“维权人士”真没资格叫唤自己有多惨,在墨西哥,人权捍卫者可是一直不停的被直接谋杀的。

为对社会主义感兴趣的初学者提供的指南

作者简介:https://democraticsocialism.noblogs.org/post/2018/12/24/%e4%bd%9c%e8%80%85%e7%ae%80%e4%bb%8b/

迄今为止我博客上已经有不少社会主义文章了,但这些文章不少都是针对已经对社会主义有一定了解的人的,而初学者,特别是那些刚翻墙不久,还未完全摆脱中共洗脑的人,不一定能看懂这些文章,故此我专门写一篇针对初学者提供的社会主义介绍和学习指南。当然,如果你认为资本主义是伟光正的,是历史的终结,那么你也没必要看下去了,我只能告诉你:资本主义不仅不伟光正,而且正在以及一直在把人类和地球推向毁灭的边缘!

首先,很多初学者会认为社会主义就是中国或苏联模式(古巴越南朝鲜东欧傀儡卫星国都是苏联和中国模式的延伸),那么我先问一个问题:既然你们已经知道中共满嘴跑火车,说话当放屁,那么中共对社会主义的定义为什么就不是放屁了呢?

中共对社会主义的定义当然是放屁,就好像朝鲜自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样,都是无耻的挂羊头卖狗肉而已。拿苏联和中国的极权暴行来指责社会主义,与拿朝鲜三胖政权的暴行指责民主,是同样可笑的。

不妨先看看这世界上的先进思想来源吧:现代文明先进思想来源

同时再看看到底什么才是纳粹:纳粹辨识手册

以及傻逼纳粹的无耻嘴脸:傻逼纳粹人肉我朋友事件纪实,以及攻击者曝光

然后再看看到底拥有怎样的价值观的人才是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者辨别指南

那么,有人会问:既然苏联和中国都不是社会主义国家,那么他们到底是什么国家?看起来也不像资本主义国家啊?

先说结论:苏联和中国就是资本主义国家,而且是资本主义中最恶劣的一种:国家资本主义极权,英文名:state-capitalist authoritarian regime 。至于为什么说苏联和中国是国家资本主义极权,“苏联和中国到底是什么?”这篇文章里有详细分析。当然,这文章里只分析了苏联和中国到底是什么,而苏联和中国为什么会变得如此,这些就需要查阅左派历史相关资料了,简单来说,苏联和中国都经历了劣币驱逐良币,本身民主没建立,在独裁制度下,国家资本主义者把社会主义者驱逐和屠杀了,最终建立了国家资本主义极权。在苏联,这一切发生在列宁去世后,而在中国,这一切发生在上世纪30年代。

关于对国家资本主义,特别是中国国家资本主义极权的批判,我的博客上有个专栏:批判国家资本主义极权专题

其中有一篇来自ICIJ的离岸资产披露资料是非常有力的打脸材料:ICIJ关于中国精英的离岸资产披露(资料摘录)

有人会问:那么红色高棉和委内瑞拉也是国家资本主义吗?红色高棉并不是国家资本主义,但也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全国范围的奴隶制大米种植园;而委内瑞拉是国家资本主义,马杜罗国家资本主义黑帮人为操纵汇率贬值货币导致经济危机。也就是说,这两个国家与社会主义毫无关联,和中共一样说话当放屁。具体分析文章:“如果我们有了大米,我们就能拥有一切”批判红色高棉的理论和实践(“If we have rice, we can have everything”: a critique of Khmer Rouge ideology and practice)委内瑞拉危机和左派需要吸取的教训(The crisis in Venezuela and its lessons for the left)

然后有人会问了:现在我知道苏联和中国不是社会主义了,那么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呢?

社会主义是什么,这个问题很复杂,但也可以简单回答:社会主义是反对一切形式的剥削压迫,是普遍而直接的参与式民主,以政治民主+经济民主为核心,是每个人都可以自由的决定自己,但不能决定别人。

推荐一篇介绍社会主义思想的文章:迈向自由:民主社会主义者的理论和实践(Toward Freedom: Democratic Socialist Theory and Practice)

对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的专门介绍:Democratic Socialism Is About Democracy(民主社会主义是关于民主的)

社会主义的自由观:社会主义与自由

社会主义者的思维模式:社会主义者是如何思考的——介绍唯物主义并批判唯心主义

当然社会主义思想肯定不是一篇文章就能说完的,作为民主社会主义者,我的博客上有民主社会主义理论文章集合:民主社会主义理论

社会主义也是一个自由的思想集合,里面有马克思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费边社会主义,法兰克福学派,欧洲共产主义,马克思人道主义等等。要搞清楚这些主义的出处和主张,就必须要了解左派历史,而我的博客上有一个专门介绍左派历史的专栏:左派历史

其中推荐初学者阅读这篇文章:左派历史和现实概述

有些初学者看到社会主义者的言论之后,会奇怪:社会主义者怎么和中共一样反美?

首先,说社会主义者反美,是不准确的,社会主义者反资本主义,而美国则是资本主义大本营,社会主义者必然会对美国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进行批判,但这并不局限于美国本身,社会主义者对中国的,拉美的,非洲的,中东的资本主义也一样批判。同时,社会主义者也会批判右派们,特别是中国右派们加在美国身上的“民主灯塔”这一虚假的光环:被美国推翻的民选政府,支持极权独裁的“民主灯塔”

关于美国,我的博客上有专门的专题:批判美国专题,揭露了不少中国右派的无耻谎言。特别是这篇:论资本主义的“言论自由”,保守主义和资本主义哈巴狗们天天吹嘘言论自由,而事实却是,他们从不给社会主义者言论自由。

至于说中共反美,完全错误。是不是很惊讶?但别忘了,中共这种说话当放屁的政权,嘴上说反美那也是必然不能信的,中共和美国精英们(商人和政客)的关系是表面互骂背后勾搭,看看这两篇文章就知道了:华尔街上的中国太子党(1-4)川普尴尬了!中国照顾伊万卡中国工厂?

而毛贼时代的中国呢?也根本不反美:书籍推荐:《毛泽东以后的中国》

一九七二年以来,北京的外交政策已经变成与美国的右派一样的右了,它坚决主张北大西洋公约的增强,美国制造中子弹,日本重新武装,而且支持全世界的反动的军事独裁政府,北京支持这些反动政府的唯一先决条件,就是这些政府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很少国家会不愿意这样做的,所以现在跟中国友好的政权—即不会受到公开批评的政权—包括智利的皮诺息军人执政,西班牙王朝及伊朗国王等令人讨厌的统治者,如果你今天住在中国的话,你永远不会知道在伊朗及智利还有政治犯被迫害,被处决呢!

是不是很惊讶呢?中国的反共右派们经常声称左派亲共,事实是他们才是亲共的那个(为邓坦克的新自由主义垃圾政策洗地,对中共小骂大帮忙,满嘴跑火车,帮中共鼓吹大一统压制自决,鼓吹国族主义纳粹垃圾,鼓吹仇穆),而社会主义网站和组织只要是了解中国的,无一不是全部批判:外国左派关于中国的批判文章

而社会主义者对宗教的态度如何呢?社会主义者自然是反对压迫性的一神教教条,坚持政教分离,批评落后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教义践踏人权,但社会主义者反对的是宗教本身,而鼓吹所谓穆斯林威胁的那批纳粹,不过是在鼓吹对穆斯林的种族仇恨而已。

关于伊斯兰教和穆斯林,以及中东国家,中文圈的信息基本都是被仇穆十字军们歪曲的,而这些仇穆十字军同时也吹捧基督教,把现代文明无耻的说成是不比伊斯兰教文明多少的(事实上历史上一直比伊斯兰教更野蛮,而迄今为止依旧在非洲拉美制造人权灾难)基督教缔造的,呵呵,真是无耻。现代文明和基督教狗屁关系都没有,恰恰是反对基督教霸权的社会主义者们铸造的。

关于伊斯兰教的相关信息,对仇穆十字军谎言的驳斥,以及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崛起原因的分析专栏:伊斯兰教相关

驳斥基督教谎言的专栏:揭露基督教谎言

关于社会主义者如何铸造民主自由人权的历史:书籍推荐:《 Forging Democracy: The History of the Left in Europe, 1850-2000 》

“在这一成就中,我们都是受益者。如果我们考虑欧洲宪法制定的巨大的戏剧性时刻,从1860s到1989年,民主前沿向前推进,而左派的激进民主机构一直存在着。左派在这些时刻以及在漫长而艰苦的时期中争取的政治价值已经成为我们都接受的价值观。斯大林之下退化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和二战之后东欧的斯大林化,必然会损害社会主义的名声。但在欧洲的其他地方,社会主义者对我们所拥有的关于民主的一切,从追求民主政府,获得公民自由,以及将第一部民主宪法转变为更有争议的社会正义理想,扩大公民身份的定义和福利国家。”

有人问:我对社会主义有了解了,但想驳斥资本主义者的时候,还是觉得很吃力,有什么批判资本主义的文章吗?

当然有!社会主义者做得最多的工作之一就是批判资本主义,特别是批判肆虐世界四十年的新自由主义,而要批判新自由主义,就需要批判新自由主义最主要的吹鼓手芝加哥学派了:聊聊芝加哥学派和他们的信徒们的无耻以及新自由主义的阴谋(更新)

我还有两篇专门反驳资本主义哈巴狗谎言的文章:对资本主义哈巴狗的种种狗屁的反驳以资本主义哈巴狗Lynx Evil为例,批判资本主义的种种洗脑狗屁

而我的博客上也有两个专栏:批判新自由主义专题资本主义黑皮书

顺便,我的推文当中也有不少反驳新自由主义哈巴狗谎言的:短评与段子

资本主义哈巴狗们经常使用逻辑谬误骗人,因此掌握逻辑学知识也是很重要的:常见思维误区与逻辑谬误汇总(资料转载)

再介绍一下左派网站(并不都是社会主义网站,有些是无政府主义和毛派网站)和社会主义书籍吧:左派网站索引左派书籍推荐

最后,自我保护也是很重要的,我们是在与资本主义作战,而资本主义是比这世界上所有独裁政权加起来更加强大的敌人,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是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用枪炮刺刀皮鞭和无数的谎言征服了全世界,所以,掌握保护自己的技术就非常重要了:对抗压迫的技术

还有不少我曾经发布在google+上的匿名技术相关文章:迁移自google账户

最后再推荐一个我参与制定的反共计划吧:https://plus.google.com/+LynxEvil/posts/fMEVvbHs1mM ,链接中的这位是我曾经的战友,反共计划是我和他一起提出的,后来因为价值观分歧和我闹翻了。不过,计划本身我是一直支持的。

 

秦晖:社民主义不是甘地主义

(写在前面:这篇文章很不错,普及了关于社会民主主义的常识,纠正了不少被共匪扭曲的概念,但当时的欧洲国家和美国都是资产阶级精英才有投票权的(美国的精英还用读写测试否定无产阶级的投票权),美国成为现代民主国家要到上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之后了,而“资产阶级民主”还有个含义是指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制度,也就是强市场/弱民主模式,所以说社会主义反对资产阶级民主,并没有什么问题。而美国的第二修正案,原意是合法化民兵组织,而不是个人持枪,是NRA这类军火商走狗宣传洗脑扭曲为“个人持枪权”的,而个人持枪在政府的正规军面前根本没屁用,反而给了警察暴力的借口。)

社会民主党反对“暴力革命”,只主张“改良”吗?

当然不是这么回事。其实,看好议会民主不等于放弃反抗暴权,甚至是以暴抗暴;反过来说,承认反抗暴权更不意味着否认议会民主,这本来属于常识。

马克思、恩格斯赞成暴力革命,因为那时欧洲国家(不同于美国)的民-主不同于美国确实是“资产阶级民-主”:它把民主制下“无代表,不纳税”的定理变成了逆定理——“不纳税,无代表”。而纳税是根据财产标准的。

1843年 波旁宫内下议院

所以那时欧洲各国的代议制基本上都实行选举权的财产资格制,选民非常有限。例如法国“七月王朝”时期1846年国会选举时选民不到20万人,用恩格斯的话说这些人“多少都是属于资本家阶级”。“只有拥有一定资本的人即资产者,才有选举权。这些资产者选民选出议员,而他们的议员可以运用拒绝纳税的权利,选出资产阶级的政府。”把这样的代议制称为“资产阶级民主”是名副其实的。

这样的民-主也确实无从表达无产者的意愿。无产者的运动在这种体制下常常受到统治者暴力镇压,1848年的卡芬雅克专政与1871年的梯也尔专政就是例子。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对工人们说:为了改变现存条件和使自己有进行统治的能力,你们或许不得不再经历15年、20年、50年的内战”。

路易-欧仁·卡芬雅克——“六月屠夫”

但马恩从未把当时各国工人运动正在争取的普选制民主、即穷人富人都是一人一票竞选的民主称为“资产阶级民-主”,从未把“暴力革*命”绝对化,更从来没有主张用暴*力去推翻这样的民-主。

恰恰相反,他们曾经宣称普选制就意味着工人阶级统治:当英国工人运动“宪章派”提出六条“人民宪章”(主要就是要求废除财产资格制,实行普选制——几十年后这已完全实现。值得注意的是6条中并无公有制之类经济制度方面的内容)时他们指出:“工人阶级的战斗口号是:‘根据人民宪章对宪法实行民主修改’,如果这一点实现了,工人阶级就会成为英国的统治阶级。”

1872年马克思就曾设想在英国、美国以及荷兰这类民主政治比较完善的国家工人可以和平地实现变革。恩格斯在世的最后几年,在德国废除“反社会党人法”、实现普选制、社会民主党竞选取得重大进展后更是发表了如今经常被提到的那些支持无产阶级党派通过民主程序执政的所谓“晚年”言论,尤其在逝世前写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再版导言中他甚至开始指出暴力革命可能危害社会主义事业。

笔者曾经指出这种逻辑其实并非他“晚年”才有,早在1847年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所写的纲领草案(即后来的《共产党宣言》最初一稿)中,就批评了“制造革命”的主张,然后说:“但我们也看到,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发展都受到有产阶级的暴力压制,因而是共产主义者的敌人用暴力引起革命。如果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因此最终被推向革命,那么我们将用实际行动来捍卫无产阶级的事业,就像现在用语言来捍卫它一样”。

《共产党宣言》

这里讲的很清楚:无产阶级搞暴力革命并非必然,而是“如果”统治者坚持“暴力压制”、剥夺无产者的民主权利,他们才会“被推向”暴力革命。请看:这个说法与后来鲍威尔等社会民主党人的“防御性暴力”主张有何不同?

当然我们前面已经指出,那时的工人运动是“政教分离”的。社会党人搞议会民主并非根据恩格斯的指令。而恩格斯也绝非甘地那样的“非暴力主义者”。曾有人在大批判文章中力称晚年恩格斯并未放弃“革命权”。

其实何止恩格斯,自从美国独立宣言以来凡是承认自由民主原理的思想家大都在原则上坚持对统治权力的不信任和对可能的暴政的警惕,承认人民有权反抗暴政(即有权“革命”,包括有权以暴抗暴)。

像甘地那样把非暴力原则绝对化的人和一味鼓吹“暴力革命”的人都很少。恩格斯作为那时当局的反对派,他在日益看好议会民主前景的同时保持对统治者的警惕,不放弃公民的抗暴权利,这有什么可怪的?

这其实也是公民社会的一种普遍倾向,而不仅为特定“主义”所有。例如美国从《独立宣言》起就承认人民有革命权(如果政府损害人民,“人民就有权利改变它或废除它”),从当年抗英革命时的民兵传统延续而来的公民自卫权承认民间有权持枪,就是基于这种逻辑。

尽管滥用持枪权确有大弊,笔者并不赞成这样的安排,但是,难道美国人会因肯定持枪权而否定议会民主、会因肯定革命权而推翻宪政、会因承认公民自卫原则而拥护“迪克推多”式的统治吗?

圣雄甘地的绝对“非暴力”思想也许很伟大,但应当承认,无论在社会主义还是自由主义的思想史上它都不是主流。恩格斯不是甘地,后来的社会民主党就是吗?同样不是。在宪政条件下他们与对手共同承诺遵守民主规则,但从未承诺碰到暴政也不反抗。从这个意义上讲说他们“没有放弃暴力革命”也并不错。不仅恩格斯没有放弃,社民党也没有放弃。

社会民主党的主要思想家如鲍威尔等人都主张“防御性暴力”,明确指出无产阶级的斗争方式必须视对手而定,即以民主对付民主,以暴力对付暴力。

奥托·鲍威尔

后来希特勒在德国刚上台,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今天社会党国际的前身)立即于1933年8月召开巴黎代表会议,并通过决议全力反对法西斯,“直至武装无产阶级,用革命暴力抗击法西斯主义暴力”。

而共产国际倒是在近两年后的“七大”上才通过类似决议的。战前欧洲最大的一次反法西斯武装起义——1934年维也纳二月起义就是社会民主党人发动的。更著名的是1936-1939年的西班牙战争中社会党人与共产党人都投身于抵抗弗朗哥独裁军,而且社会党人还是主角。直到二战以后的社会党国际,也仍然是一方面支持议会民主,另一方面肯定(如在拉丁美洲)以暴力反抗独裁的合理性。

国际纵队

显然,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后来搞议会民主的社会党人虽然毫无疑问有很大的思想变化,但在“暴力革命”问题上起了关键作用的主要还是形势和历史背景的变化。马克思时代无产者缺乏民主权利,因此他重视暴力革命,恩格斯晚年民主政治发达了,他转而重视议会斗争。但如果万一专制复归,无产阶级仍有权以暴抗暴。

所以,说后来的社会民主党人沿袭了或“背叛”了恩格斯的主张都是夸大其词。应该说自恩格斯以后随着宪政民主国家民权保障的日益完善,左右派斗争采取文明的议会民主形式逐渐成为通例,以暴抗暴也就逐渐没人提了。实际上正如前面所言,只要进入议会政治轨道,恐怕不管什么“主义者”都得遵守规则。辩论他们在理论上是否放弃了“暴力革命”其实没有多少意义。

而更重要的是:即便发生了暴力革命,它与革命后在和平时期搞“专政”也完全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以暴抗暴”并不必然会“以暴易暴”。

英、美、法等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都经历了暴力与战争,但和平恢复后他们都建立了宪政民主和法治秩序,“无产阶级”就做不到、或者不想这样做吗?就一定要在和平时期无限期地搞“迪克推多”吗?和平时期的独裁就不是“专政”,而是真正的专制了,马克思、恩格斯设想过“无产阶级专制”吗?

显然,马、恩所谓的“专政”无论多么激进,它从来只意味着以无产阶级的暴力反抗统治阶级暴力,而从不意味着“无产阶级”会以暴力取缔民主,哪怕是取缔“资产阶级民主”——如果所谓“资产阶级民主”就是资产阶级享有言论、结社、竞选等权利而无产阶级却没有(应当说许多国家历史上确实有过这种情况)的话,那么马、恩的主张显然只能是把这些权利扩展到无产阶级中(假如这个过程遇到暴力镇压而无产阶级以暴抗暴,那就是“专政”了),而不是靠暴力使资产阶级也失去这些权利,同时又把所谓“无产阶级的权利”集中于“先锋队”乃至领袖之手,民众只能服从。

因此如果说后来民主国家社会党人摈弃暴力而从事议会斗争还可以说是“与时俱进”、对马、恩的政治预期有所“修正”的话,他们执政后遵循宪政民主规则就完全是顺理成章的。而普选制的宪政民主恰恰是欧洲劳动人民、尤其是工人运动付出艰苦努力争取到的宝贵成果,捍卫它恰恰就是忠于工人运动传统的体现。

https://mp.weixin.qq.com/s/nWSZ5E6WoyDiYIFI2cnnOg

电子邮件被曝光:揭示记者主动接受情报部门的审查,这究竟是为什么?

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读到的新闻报道很多都是错的吗?为什么中国人看到的电影和美剧中的关于情报机构的形象甚至是违背事实的?这里应该能找到答案。

关于体制内媒体的样子恐怕很多人都不陌生,至少早在五年多前,斯诺登就明确拒绝和主流媒体合作,而选择了当时是独立撰稿人的 Glenn,是因为他知道,主流媒体很难摆脱政府的威胁,从而很容易将他用生命换来的文件付之一炬。

根据 Glenn 的记录,当时斯诺登频频提到一些主流媒体按照政府的要求对一些重大事件噤声的现象。Snowden 不能冒着文件被扭曲成为政府的话柄的风险,因为他知道,主流媒体做得出这样的事。

中国人都了解中国的体制内媒体是接受中宣部和外交部审查的,美国的体制内媒体也被权力部门审查,但基于的不是政策,而是保密性潜规则。这些规则已经年深日久 — 至少从下面的报道中所呈现的电子邮件日期你能发现这点。不了解并不奇怪,以前这些东西都被保密起来了,我得知这件事的时间也只有五年而已。感谢信息自由法案,能让更多人了解到至少一部分真实的内情。

这些潜规则所造成的政府审查丝毫不差中国那种编制内审查,因为它背后有法律。按照这些规则,政府要控制媒体披露哪些信息,并降低甚至消除由此所产生的影响,因此编辑在发稿前需要首先去拜访官员,告知他们即将发布什么新闻。国家安全部门的官员再告诉编辑们,以所谓的国家安全为名,哪些信息应该被删除。接着双方会花时间讨论,以确定“能够”最终见诸报端的内容还剩下些什么。

最幸运的情况是发稿时间被大大拉长,并且,基本毫无悬念的是,所有被认为是敏感的信息 — 也就是最具新闻价值的信息 — 全部都会被过滤掉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2005 年华盛顿邮报在报道美国海外黑监狱的消息时,隐藏了这些监狱所在的国家,从而使得中情局的黑监狱能得以继续存在。

基于同样的原因,纽约时报将该报两名记者 Jim Risen 和 Eric Lichtblau 在 2004 年中旬- 也就是 Snowden 曝光之前 — 就准备报道的国安局非法监听项目的新闻稿,压制了超过一年之久。时任美国总统的布什把该报发行人 Arthur Sulzberger 和主编 Bill Keller 叫到了总统办公室,吓唬他们说“如果发布这篇报道就等同于帮助恐怖分子”。

当时的纽约时报听从了这些指示,并将稿子压制了 15 个月之久,直到 2005 年底,布什竞选连任成功才得以发表 — 从而帮助了他的连任。最终发表的稿件中掩盖了布什未经授权就监听美国民众的劣迹。

不仅如此,还有体制内媒体在讨论政府不当行为时的基调问题,相信我们在上一篇文章中已经对此有了一定描述。这也是有原因的。

美国传统文化要求记者避免直白或陈述性的报道,不管看起来有多无聊,都必须在报道中插入政府声明,以示尊重。这就是被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 Erik Wemple 讽刺为“中庸之道的表达方式”:被要求绝对避免任何定论性的语言,而同时报道政府的回应和所谓的“真实情况” — 其实就是被权力书写的“事实”。也因此,爆料内容给读者的感觉就是一团麻、支离破碎毫无头绪。

最要命的是,他们总是过于强调官方声明,即使那些声明荒诞离谱、充满欺骗性,也在所不惜。这点也是我们上一篇文章中的重点。

还有一条潜规则也是用来保护政府的,即媒体只能发表这些被称为机密的文件中的一小部分,然后就此打住。比如 Snowden 文件,主流媒体可以就其中一份文件发表几篇报道,然后在“重大爆料”的赞美声中一走了之,确保不会带来什么真正的改变。

这就是为什么 Snowden 明确拒绝与主流媒体合作,他冒着生命危险揭露是为了引起人们的重视,以实现真正的变革,而不是给媒体养版面。

前面说到这些潜规则之所以比正式规则还强大,是因为背后有法律,该法就是“反间谍法”

所有媒体机构都有自己的律师,律师们就是用来权衡这种事的,简单说就是另一层审查。律师们会警告“这种消息最好别发出来,因为敏感,有可能触犯反间谍法”。

当时华盛顿邮报的律师就是这样阻止该报一位准备去香港见 Snowden 的记者的,并且拒绝给他差旅费。律师称,由于香港地位敏感,美国政府会认为该报将消息透露给了中国,因此导致反间谍法被派上用场。

简单说就是,所有当局不愿意被曝光的内容都贴上了“机密”标签,只要有人敢曝光,就可以依照“反间谍法”给其扣上“监督”的帽子。

根据 Glenn 的记录,Snowden 对此怒不可遏。他置生命于不顾,只是为了将真相和盘托出。他个人没有任何保护措施,可这样一个拥有法律机构支持的大型媒体却不愿意承担一丝风险,甚至不能派一位记者来香港一趟。这种典型的唯唯诺诺、不愿冒险、唯政府之命是从的行为意味着,这些主流媒体不会违反当局的任何潜规则

这些背后的事实至少被明确了已经有五年多,而被讨论的时间有十几年之久 — 十几年前的传媒教科书中就有对此的简要揭示。但万万没想到的是, The Intercept 这篇报道中所呈现的景观:部分记者以接受审查为荣,甚至站在当局的利益角度为权力出谋划策。

包括我们在内的所有捍卫新闻自由的人们都会坚称,审查是政府施加的压力,新闻人是受害者,我们应该站在媒体记者一边全力阻止审查。这是完全正确的。然而事实证明,部分记者已经顺服于审查,甚至乐于讨好权力部门,他们已经离开了新闻自由捍卫者的队伍。于是格外令人痛心。

第一修正案保护新闻自由。没错。但正如隐私安全技术人士曾经所说:第一修正案是第一修正案,美国是美国,事实证明他们可以做到把它两码事。这一可怕的结论现在在传媒界再次得到了验证。只剩下痛心。

美国记者们受到过惊吓,他们变成现在的样子似乎也是可怜的。虽然他们在目前当局誓言起诉独立媒体这种疯狂的举动下丝毫没有起到媒体当有的职能,甚至通过鹦鹉学舌帮助当权者抹黑独立媒体 — — 简单的兔死狐悲逻辑也足够理解,这种情况下传媒业应该联合起来抵制政府的疯狂行为,因为一旦一家媒体被起诉成功,整个传媒业将从此被冰封,新闻自由的概念将从此被改写

至少一个已知的案例足够显示记者们受到过惊吓。就在 Snowden 曝光的几周前,司法部获得法庭指令,可以浏览美联社记者和编辑们的电子邮件,以查找为媒体爆料的人的身份 — — 为爆料人的身份保密是媒体的主要职责之一,也是人们是否能信任媒体的依据。

几乎紧接着,一则更惊人的新闻指出,司法部曾向法庭宣誓提交文书,控告福克斯新闻华盛顿分部主任 James Rosen 在某个爆料人所谓的“罪行”中是“同谋”,理由是 Rosen 曾与该爆料人携手获取信息。

众所周知,记者和爆料人合作是新闻业的常规工作流程之一,因为如果不合作就不可能拿到信息,没有信息就没有新闻。然而司法部的控告却将新闻标准流程转化为了犯罪。此事令所有媒体都变得谨小慎微、诚惶诚恐。这就是为什么那几周后 Snowden 的出现,卫报的律师警告该报的记者不要接触 Snowden,因为很可能会被反间谍法套住(当时 Glenn 是卫报作者,他对 Snowden 的报道最便捷的渠道是能在卫报发表,而 Snowden 是不同意任何主流媒体的)

这是多么荒谬的事。中国记者从来没有曝光过政府真正的秘密,如果有人敢这样做,也同样会触犯中国的反间谍法。然而故事不应该就此终结,绝不能,新闻自由不允许任何形式的压制信息发布行为。我们需要更多记者能站出来,和权利组织站在一起维护新闻业的基本生命,维护民主的根基,而不是被吓倒,心甘情愿变成权力的附属物。

这就是 The Intercept 这篇报道的主旨。也是我们为什么要翻译它。很多中国读者在中国本地找不到真正的新闻,他们高度依赖美国主流媒体提供的信息来认识这个世界。他们如此可怜,美国主流媒体不应该欺骗他们,更不应该欺骗美国公民,那些手握选票以决定这个国家的命运的人们。他们有权也应当获得真实的信息,才能作出正确的决定。

存在审查的地方就没有真相。

以下是该报道的中文版。

THE CIA’S MOP-UP MAN: L.A. TIMES REPORTER CLEARED STORIES WITH AGENCY BEFORE PUBLICATION

Ken Silverstein

September 4 2014, 6:22 p.m.

根据 The Intercept 获得的文件,洛杉矶时报国家安全著名记者在发稿前定期向 CIA 提交预报道的文章草稿和详细摘要。CIA 公共事务官员与记者 Ken Dilanian 之间的电子邮件往来显示,他们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明确承诺“积极的”新闻报道,有时甚至将整个新闻办公室的草稿在出版前进行审查。

至少有一次,中情局的反应导致了最终在“泰晤士报”上发表的这个报道被高度修改。要求审查的邮件写道:“我正在研究一个关于国会监督无人机攻击的报道,这可以为你们(CIA)提供一个很好的机会”……然后他发送了一份完整的未发表报告的草稿说:“这看起来更好吗?”

by The Intercept

Dilanian 的电子邮件被收录在中情局为响应两项 FOIA 要求记录该机构与记者互动而上交的数百页文件中。其中还包括与美联社、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的通信邮件,这些文件还显示该机构定期邀请记者到其位于弗吉尼亚州的总部进行简报会和其他活动……

曾向 CIA 发送草稿接受审查的记者包括华盛顿邮报的 David Ignatius,纽约时报的前监察员,NPR 和华盛顿邮报,以及 Fox News 的 Brett Baier,Juan Williams 和 Catherine Herridge。

去年5月,Dilanian 离开时报加入了美联社,和中央情报局对话的电子邮件仅涵盖了他在时报任职期间的几个月。邮件表明,2012 年 6 月,在 26 位国会议员写信给奥巴马表示他们对该无人机计划“深为关切”后不久,Dilanian 向 CIA 询问关于他为政府提供了一个“好机会”的报道。

立法者的回信是在一连串无人机袭击之后发出的,据报道,这些袭击造成了数十名平民丧生。暗示国会没有对该计划进行有意义的监督。但是 Dilanian 写道,“我信任的人可不是这么说的”。然后他补充道:

我认为,这样的报道不仅会让公众放心,而且它也是一个探索错误信息的机会,有时会从当地媒体报道中发现的关于空袭的错误信息。你说三人被杀而不是十五人是一回事,有两党的国会助手支持你是另一回事。如果你能帮助我实现这个目标,报道的部分内容将变成:引用国会官员的话说,我们非常小心地避免了附带损害,并且广泛的平民伤亡报告根本就是错误的。

当然,记者经常通过打算放大官方观点这类虚假的暗示来讨好政府消息来源(和其他人)。但电子邮件显示 Dilanian 所表达的真的就是本意。

在接下来的两周内,他发送了额外的电子邮件,要求该机构提供协助和信息。在其中一篇文章中,他提出新美国基金会的一份报告称“无人机袭击造成许多平民死亡” 这是被夸大了,并写道该报告 “完全错误,对吧?”

一些早期新闻账户报道称,2012 年6月4日,十几人死亡,无人机袭击造成巴基斯坦基地组织领导人 Abu Yahya al-Libi 死亡。但在 6 月 20 日发给中央情报局的电子邮件中,Dilanian 在他的报道草稿中摘出了一句话,“称只造成 al-Libi 一个人死亡。 “这回满意了吗?”他问中情局新闻官。

by The Intercept

6 月 25 日,“纽约时报”发表了 Dilanian 的那篇报道,描述了国会对无人机计划的‘彻底审查“,并表示国会可以观看高质量的袭击视频,并查看用于证明每次攻击的情报。显而易见,CIA 并没有反驳 Dilanian 对“只有 al-Libi 一人死亡”的描述。Dilanian 的报道说,中央情报局向国会监督员提供的视频“显示 al-Libi 独自被杀。”

该报道随后就被揭穿了。 2013年10月,国际特赦组织根据目击者和幸存者的声明发表了一份报告,指出第一次针对 al-Libi 的导弹袭击造成 5人死亡,4人受伤。Al-Libi 甚至不在上述这些受害者之中; 当援助组织抵达现场协助遇难者时,al-Libi 和另外15人在后续的袭击中死亡。

一些被杀害的人很可能是基地组织成员,但其中有六人是当地部落成员,大赦国际认为他们只是救援人员。另一份同时发表的实地报道(是由调查新闻局发布的),也指出了对无人机袭击平民和救援人员的后续行动 — 构成战争罪的袭击事件

Dilanian 做过一些有力的工作,有时对中央情报局来说非常重要。例如,2012 年 7 月,他撰写了一篇关于该机构性骚扰事件的文章,激怒了新闻办公室。Dilanian 在回复发言人发来的电子邮件时表示,对于他的报道的抱怨“特别令人惊讶,因为中央情报局将这些投诉的细节隐藏在背后的保密墙里。”

但这些电子邮件揭示了他与该机构非常高的合作关系。 “我期待着与您合作,Ken,”这是一个新聘用的 CIA 新闻宣传员给 Dilanian 写的电子邮件,日期 2012 年3月1日。

“万岁!很高兴有你们“,Dilanian 在回复中写道。

2012 年 3 月 14 日,Dilanian 向新闻办公室发送了一封电子邮件,内容与卫报的报道有关,Bashar Al-Assad 的妻子一直在亚马逊购买火锅,而叙利亚示威者被枪杀。 “如果这是你们干的,干的很好,”他写道, “如果它是真的,甚至更好。”

这封电子邮件还显示,Dilanian 在发布报道之前与 CIA 分享了他的草稿,并邀请该机构进行修正。2012 年 4 月 27 日星期五,他向新闻办公室发送了他和同事 David Cloud 正在准备的新闻报道的草稿。邮件的主题是“这就是我们即将要做的东西”,并问如果“你们想要驳回其中哪些细节的话”。

by The Intercept

看起来该机构确实驳回了。 2012年5月2日,他通过电子邮件向中央情报局发布了一个新的开场白,主题是“这次看起来更好了吗?”

这篇文章在 5 月 16 日被发表,虽然与早期版本有相似之处,但已经明显不同了。

这里是 Dilanian 的电子邮件里显示的原始报道草稿中的开头文字:

美国官员和熟悉这一秘密行动的其他人士说,中央情报局官员、私人承包商和特种作战部队已被插入也门南部,与当地部落合作收集美国无人机对武装分子袭击事件的情报。

这里是最终被发布的版本:

美国在也门的秘密战争升级,美国和也门的官员说,由于政府军正在打击基地组织激进分子和其他反叛分子在南部的活动,所以美军一支小队正在为也门空袭提供目标数据。

在另一个案例中,Dilanian 于 2012 年5月4日向 CIA 新闻办公室发送了一份报道的草稿,该报道称美国情报部门认为塔利班在阿富汗日益强大。他在邮件中写道:”伙计们,如果没人想要权衡,我就要提交这份报告了。“

2012 年 5 月 7 日,Dilanian 的现任雇主爆出了一个关于中情局秘密行动的报道,该行动“阻止了基地组织在也门的一个雄心勃勃的阴谋,该阴谋是摧毁一架飞往美国的客机”。第二天,Dilanian 向中央情报局提交了一份计划发布的稿件的详细摘要,该摘要是跟进美联社的报道(并且提出了质疑)。

他在邮件中写道:“这就是我们正在计划报告的内容,我想确保你不会反驳任何细节”。

不止新闻审查,这里还有电影审查。Dilanian 还与中央情报局在 2012 年 5月 的一次报道中紧密合作,尽量减少了该机构与导演 Kathryn Bigelow 和编剧 Mark Boal 关于暗杀奥萨马本拉登的电影《Zero Dark Thirty》的合作。共和党人一直批评奥巴马政府向 Boal 和 Bigelow 透露关于该行动中的“机密”细节,同时阻止这些信息向公众开放。

“我的观点是……这是与电影制作人合作的常规努力,以及中央情报局15年来一直在做的事,”Dilanian 在寄给该机构新闻办公室负责人 Cynthia Rapp 的电子邮件中写道,“我认为这是一个符合你的兴趣的故事情节,你可以提供有关为寻求这些故事的娱乐界人士提供指导的常规信息 — 包括民主党人!- 它应该表明这个最新情节不是一个丑闻。“

Dilanian 的声调几乎奏效了。他后来的报道中包括中央情报局发言人 Todd Ebitz 的评论记录。一年后,根据“信息自由法”获得的中央情报局内部文件显示,该机构的公共事务办公室 — 就是一直跟 Dilanian 合作的那个部门 — 曾要求并接受了电影《Zero Dark Thirty》剧本的更改,以更为有利的方式描绘 CIA。

The Intercept 获得的评论中,Dilanian 说:美联社不允许他在稿件发布前向中央情报局发送报道草稿,他表示这不是个好主意。“我不能这样做,现在我不会这样做”,他说,“但是对结果没有重大影响。我应该是一直在阅读他们的东西,而不是给他们”。

Dilanian 说,他不确定洛杉矶时报的规定是否允许记者在发布之前将草稿拿去接受审查。实际上时报的伦理准则上明确禁止这种做法:“我们不会在出版前在新闻室外传播印刷或电子副本。如果您想要阅读报价单或选定的段落以确保准确性,请在这样做之前咨询编辑……“。

时报副局长兼国家安全编辑 Bob Drogin 说,他不知道 Dilanian 向中央情报局发送了报道的草稿,并且不会允许他这样做。他说:“Ken 是一个勤奋的记者,有责任为你的报道征求意见和回应。但分享报道草稿的做法并不合适……”

美联社发言人 Paul Colford 告诉 The Intercept,该新闻组织 “满意的是,Ken 加入美联社之前与 CIA 进行的任何出版前交流都是为了追求他在报道情报事宜上的‘准确性’,”并补充说 “我们不会与政府机构就材料的措辞进行协调。”

Dilanian 的电子邮件被纳入 FOIA 的一项请求,寻求 2012 年3月至7月间中央情报局和10位国家安全记者之间的沟通,这些记者和作家包括:Dilanian, Adam Goldman(原在美联社,现在在华盛顿邮报)Matt Apuzzo(原在美联社,现在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的 Brian Bennett,华尔街日报的 Siobhan Gorman,纽约时报的 Scott Shane 还有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 David Ignatius。这些通信都被公开了。

不可能准确知道中央情报局对记者的询问是如何回应的,因为公开的电子邮件只显示对话的一方。但显然,中情局修改了几乎所有回复,除了在记录中明确提出的微薄评论之外,引用 1949 年的 CIA 法案,该法令豁免该机构不得不披露的 ”情报来源和方法“ 或 “机构雇用的组织,职能,姓名,职位,薪水或人员数量。” 来自中央情报局新闻处理员的非正式记录或背景电子邮件的内容显然不公开姓名、头衔或薪水(无论如何都可以轻易地进行编辑); 他们可能会披露资料来源和方法,具体取决于您是否将操纵美国记者的行为视为“情报手段”。

by The Intercept

这些电子邮件还显示,中情局要求邮报的 Ignatius 在 2012 年 5 月的非正式会议上发言,题为“伊斯兰政治的未来:挑战、选择和不确定性”,为美国政府情报分析师和决策者做演讲。新闻办公室的一封电子邮件中扩展了邀请,该新闻办公室表示,会议组织者“希望借鉴你在阿拉伯之春期间的领域经验、报道和关于广泛联系网络的见解,分享记者如何感受到正在形成的主要政治、社会或宗教变革“。

Ignatius 回答说他会“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够参会”,但不幸的是,会议时间正赶上他在欧洲旅行。CIA 随后提出“在未来的某个时候与我们的人一起建立一个更小的圆桌会议。”

“小圆桌会很棒”, Ignatius 回复说。

Ignatius 告诉 The Intercept,圆桌会议从未发生过。但他证实,自 2005 年以来他曾两度与中情局交谈过。“我跟他们谈过记者如何收集信息,”他说,“这意味着作为一种告诫和警惕,需要把事情做好,不要屈服于政治压力,并要有系统来纠正错误。”

Ignatius 在与中央情报局交谈之前,他已经得到了编辑的批准,并且没有发现与该机构发生任何冲突或问题。“我们的新闻专业和情报业务之间存在非常尖锐的界限,不应该跨越,”他说,“我跟他们谈了我作为一名编辑所学到的东西,以及让它保持正确的重要性。我没有与他们分享任何[敏感]信息。”

另一项应 “信息自由法” 要求而发布的记录是,寻找有关受邀向中央情报局雇员发言或汇报的记者的信息,显示几名福克斯新闻记者受邀访问了该机构。

福克斯新闻的 Bret Baier 在2008年(当时有报道)以及当时的 NPR、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的监察员(分别是 Jeffrey Dvorkin,Michael Getler 和 Daniel Okrent)发表了关于慈善事业的重要演讲,一起出现在 CIA 小组上

事件描述写道,新闻业“分享与情报分析师一样的任务 — 以毫无偏见的方式呈现信息并挑战盛行的意见。” 监察员在请帖上说,这可以帮助中央情报局“了解记者如何处理我们一些共同的专业和道德难题。”(从文件中可以看出,监察专员举行活动的时间应该在 2009 年或之前。)

2007年,当时在 NPR 的 Juan Williams,还发表了由该机构的多元化计划和项目办公室赞助的“小范围使用”的演讲。Williams 在演讲中称赞中央情报局人员是“最优秀和最聪明的”,并表示美国人钦佩该机构,并相信它“引导国家的未来”。

Williams 还谈到了 Nelson Mandela,说他是“体制外领导人”的典范。这里有一定的讽刺意味 — 中情局在曼德拉于 ​​1962 年被南非种族隔离政权逮捕一事上发挥了关键作用,导致他入狱 28 年 — Williams 没有意识到这点,或只是选择了回避。

https://medium.com/@iyouport/%E7%94%B5%E5%AD%90%E9%82%AE%E4%BB%B6%E8%A2%AB%E6%9B%9D%E5%85%89-%E6%8F%AD%E7%A4%BA%E8%AE%B0%E8%80%85%E4%B8%BB%E5%8A%A8%E6%8E%A5%E5%8F%97%E6%83%85%E6%8A%A5%E9%83%A8%E9%97%A8%E7%9A%84%E5%AE%A1%E6%9F%A5-%E8%BF%99%E7%A9%B6%E7%AB%9F%E6%98%AF%E4%B8%BA%E4%BB%80%E4%B9%88-d2745e575501

北漂青年加入奥派指南

你是一位外省来帝都打拼的男青年,有一份普通工作,收入中等偏下甚至贫寒。但你有些忧伤,因为每次去饭局都看见别人自带光环,而你没有。

时代不同了,上帝死后,脑残粉都长出了翅膀。方舟子粉、许知远粉、罗振宇粉、大象公会派、理性乐观派、知乎分答派,装逼的在飞,无知的在爬,你想要拥有天使般的生活。

而我,驰名海内外,美誉响奥派的京城圣母,能帮你插上翅膀。

不谢!

1

奥派的好处。两个字,省钱。

不用穿鼻环打耳洞纹刺青,不用看现代艺术展,不用长途跋涉去摇滚节,也不用买西装燕尾服,不用去古典音乐会,不用IMAX看好莱坞片,但你拥有最丰富的文化生活。

你不用改变自己,外表越普通越好。你继续穿你的美特斯邦威,用你的小米和锤子,在家里看央视新闻,在地铁读官场小说,在公司浏览微博微信热点,一切都要低调。

很多人也低调,但你不一样,你是纯天然。很多人选名牌里的低端型号,但你只选普通品牌的低端产品。

不一样。他们的低调是去做了缩乳手术,而你是天生贫乳。你才是低调界的天王天后。

2

你只需要书。

但不要逛书店,浪费钱。真正有用的书只有两套:米塞斯的《人的行为》和罗斯巴德的《人、经济和国家》。

看书名,就会知道它们沉闷又厚重。这就是你要的。你一定要放在书架拍照片,发在朋友圈。记住,你书架上其他的书都是陪衬,或者仅供批判使用。如果有人问,你要说,你看过十遍的书只有这两套。

你不用真的去读。放心,别人也没读。你往书上倒点咖啡或茶,把书角弄卷书页弄皱,拿荧光笔把某些段落划一划,然后拍照片发朋友圈。你知道它们是经济学就行。

你的微信微博QQ的头像要用米塞斯和罗斯巴德的肖像。他们是奥派的郭德纲和岳云鹏。你甚至不用知道奥派是什么,你只要在平时发表意见时加上“我们奥派认为”这一句就够了。

假如有人问你奥派是什么。你就神秘一笑:奥利奥派、奥修派、奥林匹克派。你越神秘,别人就越羞愧。

《奥地利学派的大师们》

《人的行动》

《人、经济与国家》

3

京城名奥。

中国奥派都在北京。不认识他们,没有经过他们许可,无法成为奥派。他们隔三差五就开会,如果想进入这个圈子,你必须对他们了解。他们非常低调,所以以下我提供的资讯非常重要,你要烂熟于心。

国奥三巨头:李子暘、邓新华、郑旭光。

李子暘有两篇脍炙人口的文章:《提高税费与罚款令人民更富裕》、《央视财经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宣传基地》。因此,他有“共和国卫士”称号。

邓新华是哲学家,他引用率最高的论文是《自愿为奴与被迫自由的先验性原理》。他QQ的签名是:我希望,每个商户可以自由选择收保护费的黑社会。

郑旭光,奥派国资委主任,作为奥派圈子饭局的买单人,他提出“国企是私有产权的一种特殊形态”的先进理论,得到广大奥派群众的一致好评。

国奥五小花:李松、吴主任、菁城子、布尔费墨、周克成。

李松钻研态度认真,不怕重复。他有七十多篇文章的结论是“哈耶克没有超越米塞斯”,但每篇提供的论据都是全新的。他还考证出罗斯巴德写给安兰德的情书是伪造的。

吴主任每周天下午五点准时写一条微博批评计划生育,聚沙成塔,装订成册厚度超过辞海。他公众号的最新一期文章是《想不出更好的标题,只想骂傻逼》,上一期也是这个标题,去年的第1、第8、第16、第23、第24、第46期全都是。

菁城子是律师,辩才一流。张五常说“中国的制度世界上最好”受到攻击,他为此写了一篇气势磅礴的辩护词。但由于中国的制度太好,检测出他文章里敏感词太多,因此至今无法在网上发出。

布尔费墨是儿童问题专家。他主张“孩子天然是父母任意处置的财产”,在铅笔社发表了《论建国后三年自然灾害中易子而食的正当性》,引起海内外轰动。

周克成被誉为“经济学界梵高”,老婆生气,他就让她使劲揪自己的耳朵。他攻克的课题有“如何让核武器走进千家万户”、“兽交和乱伦是为了降低交易费用”。

4

奥派的标准问答。

Q:是否支持自由贸易?支持零关税。

A:当然。

Q:是否支持小政府?

A:应该无政府。

Q:是否支持童工、高利贷非罪化?

A:是。

Q:是否支持道路私有化?

A:是。

Q:各国是否应该撤销央行?

A:是。

Q: 是否支持取缔国企?

A:是。

Q:是否支持私人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A:是。

Q:是否支持卖淫、贩毒、赌博合法化?

A:是。

Q:是否支持知识产权?

A:否。

Q:你支持张维迎还是郎咸平?

A:张维迎。

记住以上答案。当你想进入奥派的QQ群和微信群,他们会有入群考试,你答对了才能混进去。

5

看到上面的问答后,你可能有顾虑:原来奥派是无政府主义者啊,我不是怎么办?

别担心,以上答案仅限于聊天群。奥派是一个社交工具,并不是意识形态。在群外公开讨论问题,答案要以张五常和薛兆丰的答案为准。

这两个都不是无政府主义者,张五常是“好政府干部”主义者,薛兆丰是“精彩政府”主义者。京城名奥拥护他们,是因为他们都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都有一颗拳拳爱国心。

这就像中国马列主义者,挂的圣像是马克思列宁,但解答现实问题,用的是毛泽东思想。

你看周克成,无政府主义长者,但在薛兆丰面前,他是华国锋,鼓吹“两个凡是”。布尔费墨,无政府主义巨婴,林彪式的鬼才。过年时薛兆丰寄了张贺卡,他把上面的祝福话做成广告,当成对自己接班人地位的背书。

不过接班人之争,从来都是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比如在厦门的连岳,面朝大海,心系天下。多年来他关心国家大事,关心失足女青年,他群众基础更好,更重要的是长得帅。布尔费墨是王宝强,他就是宋喆,一定会撬走嫂子的。他从前额头刻着民主派,现在换成了奥派。从青春期教育到家庭理财建议,样样精通。

连金牌妇女之友都扎堆奥派,可见国奥是安全的,讲团结顾大局。国奥也是克制的,一有批评自家政府的冲动,就赶紧去批评美国政府。你看李松,他痛斥哈耶克的小政府,但不会提及薛兆丰的爱政府。

你要相信中国人的智慧。拿来主义,奥派自有奥妙,能让你在现实中游刃有余。低调不奢华。明天开始做一个奥派,吃饭、睡觉、关心宏观经济,学激进的理论,做一个安分守己的人。

祝你早日发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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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ward an Economic Justice Agenda(迈向经济正义的议程)

Thirty years ago, Douglas Fraser, then president of what was still a million-member United Auto Workers union, presciently warned that the leaders of corporate America—in combination with the American Right—were waging a “one-sided class war.” He described it as “a war against working people, the unemployed, the poor, the minorities, the very young and the very old, and even many in the middle class of our society.” Jump ahead three decades and the results of that war are palpable.

三十年前,Douglas Fraser作为仍然有着百万成员的联合汽车工人工会的主席,他预测性的警告说,美国的企业领导人 – 与美国右翼组织 – 发起了一场“一边倒的阶级战争”。他称之为这是一场“对劳工,对失业的人,对贫困的人,对少数群体,对非常年轻的人,对很多老年人,甚至对我们社会的许多中产阶级的战争”。三十年之后,这场战争的结果已经非常明显了。

Living standards have eroded, and union density is at its thinnest in more than 100 years. Public services are underfunded, and government agencies whose job it is to temper or limit the inequalities of a capitalist society have been hamstrung. This corporate offensive has as its ideological counterpart a “free-market” orthodoxy preached and shared not only by the Republican Party but also by neoliberal Democrats—those “centrists” who favor cuts in social spending, advocate deregulation and privatization, and reject accommodations with the unions.

生活水平下降了,工会密度是100多年来的最低值。公共服务的资金非常不足,而政府机构的工作就是阻止或限制资本主义社会造成的不平等。 这种企业攻势与其思想对手一样,不仅受到共和党的宣传和共享,而且受到新自由主义民主党人鼓吹的“自由市场”正统观点 – 那些赞成削减社会开支,倡导放松管制和私有化,并拒绝接受与工会协商。

The heart of social democratic thinking— the idea that the promise of each human being can develop only in a society embodying the values of liberty, equality, and solidarity and that social problems have uniquely social solutions— has been displaced by a vicious economics that equates an “efficient” economy with a deregulated one.

社会民主思想的核心 – 认为每个人只能在体现自由,平等和团结价值的社会中发展,社会问题具有独特的社会解决方案 – 已被恶性经济所取代,这被等同于一个放松管制的“有效率”的经济。

This economic convention holds that eliminating environmental and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regulations, combined with weakening legal guarantees of workers’ rights to form unions, is a prerequisite for economic growth. It is a conceit that says government provision is inherently inferior to private goods even as our private health insurance system fails the needs of millions. And to ensure that the provision of public goods fails, conservative policy starves the public sector and depletes its treasury by shifting the tax burden from corporations and the rich onto people in middle and low-income communities.

这个经济思想认为,取消环境和职业健康与安全条例,加上削弱对工人组建工会权利的法律保障,是经济增长的先决条件。 这是一种自负的说法,认为政府的供给本身不如私人物品,即使我们的私人医疗保险体系根本无法满足数百万人的需求。 为了确保公共产品的提供失败,保守的政策扼杀了公共部门,并通过将企业和富人的税负转嫁到中低收入社区的人身上来减少公共财富。

This conscious government policy of redistributing income, wealth and power upward, when aligned with corporate victories over unions, explains why ordinary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 have deteriorated over the past three decades. In addition,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dogmatic policies of “free trade” (absent any international trade provisions that guarantee human, environmental, and labor rights) and punishing IMF and World Bank “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s” have turned Third World nations into debtors and paupers. These policies have allowed global corporate elites free rein to force a race to the bottom as they search the globe to locate production where labor is cheapest and most vulnerable. Now these Goliath firms are free to locate operations in weak states that cannot or will not enforce human rights, labor standards, or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They exploit labor on a world scale while poisoning the planet.

随着企业对工会的胜利,这种有意识的政府将收入,财富和权力重新分配的政策解释了为什么普通人的生活水平在过去三十年中一直在恶化。 此外,“华盛顿共识”中关于“自由贸易”的教条政策(缺乏任何保障人权,环境和劳工权利的国际贸易条款)和惩罚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结构调整计划”已经使第三世界国家变成债务人和贫民。这些政策使全球企业精英能够自由地将比烂,因为他们在全球寻找劳动力最便宜且最容易被伤害的生产地。现在这些巨人公司们可以自由地找到不能或不愿执行人权,劳动标准或环境法规的弱势国家并进行行动。他们在世界范围内剥削劳工,同时毒害地球。

The old adage that “a rising tide lifts all boats” has been replaced by a scorched earth mod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model not only despoils once-high living standards in the advanced industrial democracies; its emphasis on short-term profit and financial speculation also gives rise to recurrent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古老的格言“涨潮掀起所有船只”已经被经济发展的焦土模式所取代。这种模式不仅摧毁了发达工业民主国家的一度很高的生活水平,其对短期利润和金融投机的强调也会导致经常性的国际金融危机。

Where Are We Now?

我们现在在哪里?

crises that have wiped out much of the middle classes of Latin America and Southeast Asia. And while government expenditures for legitimate national defense needs may be necessary, U.S. military spending is today neither legitimate nor prudent. The United States today spends more on its armed forces than does the rest of the world— combined! And the cost of growing and maintaining an empire is contributing to the demise of social and economic democracy at home.

危机已经消灭了拉丁美洲和东南亚的许多中产阶级。 虽然政府支出可能需要满足合理的国防需求,但今天的美国军费开支既不合理也不谨慎。 今天美国的军费比世界上其他国家军费的总和更多! 而增长和维护帝国的成本正在助长国内社会和经济民主的消亡。

To achieve a modicum of equality and opportunity, democratic forces in advanced industrial democracies traditionally used their power politically—to create state policies that guaranteed labor rights, raised government revenues through progressive forms of taxation, and used these revenues to fund high-quality universal public goods such as free public education, accessible health care, and child care. To sustain the high levels of productivity necessary to maintain such policies, “welfare states” generously funde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job training relevant to the needs of a dynamic economy.

为了实现平等和机会平等,发达工业民主国家的民主力量传统上在政治上利用其权力 – 制定保障劳工权利的政府政策,通过累进税形式提高政府收入,并利用这些收入资助高质量的全民公共服务,例如免费公共教育,无障碍医疗服务和儿童抚养等产品。为了维持维持这些政策所必需的高生产力,“福利国家”慷慨资助那些与动态经济需求相关的研发和职业培训。

That is not how the U.S. functions today, and we and the world are the poorer for it. Replacing the current free-market orthodoxy means waging an ideological battle, something socialist, liberal, and democratic movements are used to doing. While these movements may have different demands, they would not dispute the need for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to rein in undemocratic corporate power.

美国今天不是这么运作的,而我们和世界相当缺乏这些。取代目前的自由市场正统意味着进行意识形态的斗争,一些社会主义的,自由的和民主的运动被进行。虽然这些运动可能有不同的要求,但他们不会反对政府干预遏制不民主的企业权力的需求。

Today, the left and the social movements operate in a peculiar context in which even those members of the public with the most to gain from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no longer take for granted that federal and state aid is desirable, let alone winnable. The huge number of nonvoters in elections—even allowing for the undemocratic exclusion of a disproportionate number of African-American and Latino prisoners and ex- felons and our arcane voter-registration rules— speaks to this alienation from government. The mentality “If the pols can’t help, why vote?” creates a self-fulfilling nightmare.

今天,左派们和社会运动在特殊的背景下运作,即使是那些从政府干预中获得最多收益的公众,也不再认为联邦和州政府的援助是理想的,更不用说可以赢得胜利。 选举中大量的不投票的人 – 即使不民主地排除不成比例的非裔和拉美裔囚犯,以及我们的神秘的选民注册规则 – 都说明了这种与政府的疏远。 “如果民意测验没有帮助,为什么投票?”的思想创造了一个自我实现的噩梦。

Corporate Power Corrupts the Culture

企业势力腐蚀了文化

In an ironic twist, it was government and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n the economy—and not its absence—that was blamed for the nation’s ills. Right-wing ideologues exalted private services and private charities while debasing government as inefficient provision for the undeserving. This ideological totem of “Reaganomics” still stands today. Now schools, city services, prisons, and even armies operated by private entities are considered by definition better run because they are in private hands. The underfunded postal service—and not the Enron collapse, the savings and loan scandal, or private Blackwater thugs in Iraq—has become the poster child for waste and incompetence.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政府和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而不是缺席—是造成这个国家弊病的罪魁祸首。 右翼理论家们称赞私人服务和私人慈善机构,同时贬低政府的不适当的低效率拨款。 这种“里根经济学”的思想图腾依然影响着今天。 现在由私有实体运营的学校,城市服务,监狱甚至军队都被定义为运行的更好,因为它们在私人手中。资金不足的邮政服务—而不是安然垮台,储蓄和贷款丑闻,或者伊拉克的私人黑水公司的暴徒—已经成为浪费和无能的招牌。

This devaluing of the public sector has harsh real-world consequences. Witness the pathetic response to Hurricane Katrina and the high profile Bush administration scandals, including the maltreatment of veterans at Walter Reed Hospital. The interest-rate spiking and foreclosures that followed from the unregulated and flagrant predatory lending of subprime rate mortgages—foreclosures that are hitting low- income communities of color particularly hard— are also the direct outcome of the wholesale privatization of inherently governmental functions and the deflection of resources to serve corporate interests rather than socially determined national security needs.

公共部门的这种贬值在现实世界中造成了严酷的后果。我们见证了对卡特里娜飓风的令人失望的反应和布什政府的高调丑闻,包括Walter Reed医院中对退伍军人的虐待。 从次级抵押贷款的无管制和公然掠夺性的借贷—这特别打击了低收入有色社区—出现的利率上涨和止赎也是政府内在功能的大规模私有化和资源投入的偏差造成的直接结果,政府资源服务于公司利益而不是由社会决定的国家安全需求。

These crises have been eye-openers for some, reminders of what government can and should do, because reasserting a strong government role runs against the grain of 30 years of economic thinking dominated by the Right. Worse, alienation from government has become a self-reinforcing dynamic. The incessant attack on means-tested programs for the poor has led many white working- and middle-class people to forget that only progressive taxation, state regulation, and public provision can insure them the opportunity to hold a well-paying union job or afford an adequate retirement and college opportunities for their children (let alone good public schools, roads, public health, and sewage). With regulatory oversight and enforcement crippled, with state and local governments stripped of the capacity to provide seamless provision of emergency and social services, government’s failure to respond effectively to community needs or to major crises has reinforced the business-friendly mantra that government is the source of the problem.

这些危机让一些人大开眼界,提醒政府能做什么以及应该做什么,因为重申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角色违背了由右派主导了30年的经济思想。更糟糕的是,对政府的疏远已经成为一种自我强化的动力。对穷人进行经济情况调查的项目被不断攻击,导致许多白人工薪阶层和中产阶级的人忘记了只有累进制税收,政府监管和公共供应才能确保他们有机会获得一份薪酬优厚的工会工作或负担得起退休生活,以及为他们的孩子提供足够的上大学的机会(更不用说良好的公立学校,道路,公共卫生和污水处理)。在监管和执法受到制约的情况下,由于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无缝提供紧急服务和社会服务的能力被束缚了,政府无法有效应对社区需求或重大危机,这又给“政府是问题的源头”这一商业友好型口头禅提供了证明。

Further contributing to the muddle is a generation’s worth of ruthless media consolidation. Conglomerates have a chokehold on the nation’s most important media outlets, including radio, television/cable, and newspapers. Six giant conglomerates control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 nation’s (and increasingly the world’s) television, movie and book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while the cable companies and the telecoms vie over enclosing and monopolizing the Internet’s open-access structure. Not only is the news held in fewer (and self-interested) hands but the news content is also homogenized. Debate parameters are squeezed to the point where the media begins to take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 consciousness-molding, status-quo-affirming industry.

进一步推波助澜是的持续一个世代的无情的媒体整合。 企业集团对全国最重要的媒体,包括广播,电视/网络和报纸都有控制。六家巨型企业集团控制着全国绝大多数电视,电影和图书的制作和发行,而有线电视公司和电信公司正在封闭和垄断互联网的开放式访问结构。 消息不仅被更少的(和自我感兴趣的)手中持有,而且新闻内容也是同质化的。 讨论参数被压缩到变成媒体开始承担意识塑造的角色,以及成为一种进行现状确认的行业。

Thirty years of corporate marauding leaves the U.S. today politically despised abroad and economically unstable at home. For prosperity to be sustainable in the long run, government policy must promote democratic urban planning, environmentally conscious forms of consumption and production, far greater public oversight of corporate behavior, and global rules that promote sustainabil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三十年的企业掠夺使美国今天在国外政治上被鄙视,在国内经济不稳定。 为了长期保持繁荣,政府的政策必须促进民主的城市规划,有环保意识的消费和生产形式,对公司行为进行更大程度的公共监督以及促进可持续性和经济发展的全球规则。

Turn Fragmented Protest Groups into a Unified Progressive Movement

将分散的反抗组织转变为联合起来的进步运动

The principles of governmental responsibility in ensuring the public good described above were accepted as truisms in most liberal democratic societies up until the resurgence of right-wing ideology and power in the 1970s. Now, we need to reinvent and fight for the notion that a just society means, at the very least, a fair distribution of power between labor and capital and the universal and equitable provision of basic human needs—hardly unique socialist principles. Yet corporate elites claim we can no longer “afford the luxury” of social equity. Is this really the case? Must even the Democratic Party leadership abandon its historically articulated concern for the interests of working people and the excluded? Can we no longer achieve both economic prosperity and social justice? The peoples of Northern Europe have refused to embrace the Anglo-American style of “race-to-the-bottom” capitalism. We need to join them.

在大多数自由民主社会中,直到1970s右翼意识形态和权力再度兴起之前,政府有着确保上述公共服务的责任的原则被视为真理。 现在,我们需要重塑并争取公正的社会,这意味着至少要公平分配劳工们和资本之间的权力,以及普遍和公平地提供基本的人类需求 – 几乎不是社会主义特有的原则。 然而,企业精英声称,我们无法负担“奢侈”的社会公平。 这是真的吗?甚至民主党领导人还必须放弃对工人们和被排斥者的利益的历史性关注吗?我们能否再次实现经济繁荣和社会正义? 北欧人民拒绝接受英美式的“竟次”资本主义风格。我们需要加入他们。

The Four Pillars of an Economic Justice Agenda

经济正义议程的四个支柱

Unfortunately, many of the Democratic Party’s leaders fail to defend the four pillars on which any just economic policy agenda must be built:

不幸的是,许多民主党领导人未能捍卫建立任何公正的经济政策议程的所必须的四大支柱:

  • Progressive taxation and major cuts in wasteful military spending to provide necessary public revenue;
  • 为了提供必要的公共收入,实行多重累进税制和大幅削减浪费的军费开支;
  • Universal social insurance programs and high-quality public goods;
  • 普遍的社会保险计划和高质量的公共服务;
  • Powerful democratic labor and social movements capable of achieving equity in the labor market;
  • 强大的民主的劳工和社会运动能够实现劳动力市场的平等;
  • Global institutions that advance labor and human rights and provide for a sustainable environment.
  • 促进劳工权利和人权并提供可持续发展环境的全球机构。

It should go without saying that to achieve any or all of these goals, we need a Congress formulating legislation and a government operating federal agencies capable of vigorously enforcing progressive regulations.

不言而喻,要实现任何或所有的这些目标,我们需要一个进行这些立法的国会和一个能够大力执行进步法规的由政府运行的联邦机构。

The fall 2006 Democratic congressional victories provide some space for social movements to advance these principles. But unless the Democratic Party national leadership abandons its commitment to balancing the budget while preserving and growing a massive military arsenal (the principles of “Rubinomics” and the “Hamilton Project”), Congress will not enact any serious proposals to create a truly universal national health care system and to fund other pressing human needs. Only if social movement pressure from below shakes Democratic leaders from their loyalty to wealthy contributors, corporate donors, and lobbyists can the political stalemate that maintains rampant inequality be reversed.

2006年秋季民主党在国会的胜利为社会运动提供了一些空间来推动这些原则。但是,除非民主党国家领导层放弃在平衡预算的同时保留和发展大规模军事武器(“Rubinomics”和“汉密尔顿计划”的原则),国会将不会制定任何严肃的建议以创建一个真正的普遍的国家医疗保健系统并为其他迫切的人类需求提供资金。只有当来自下层的社会运动压力动摇民主党领导人对富有的捐赠者,企业捐款人和游说者的忠诚度时,猖獗的不平等的政治僵局才能被扭转。(备注:民主党的主流是右派,共和党是极右,美国没有左派政党。)

Even among left Democratic elected officials, how many remind the public that if corporate taxation and upper-income tax rates were restored to 1978 levels, the federal government would garner over $600 billion a year in additional revenue (or twenty percent of the current federal budget)? Or routinely mention the massive waste in our imperial military budget?

即使在民主选举产生的左派官员中,有多少人提醒公众,如果企业税收和对高收入者的税率恢复到1978年的水平,联邦政府每年将获得超过6000亿美元的额外收入(占当前联邦预算的20%)? 还是经常提到我们的帝国军事预算中的巨大浪费?

As supporters of America’s unions, we believe that labor’s power in the marketplace must be strengthened by guaranteeing a true right to organize and to bargain collectively. But social justice cannot be achieved solely through the labor market. For all to have a decent living standard, we must also raise the “social wage” provided by public goods and social insurance and broaden its distribution. Sufficient funds to finance such goods will be available only if we restore progressive taxation and if we prune the massive waste in the military budget.

作为美国的独立工会的支持者,我们认为,必须通过保证真正的组织权和集体谈判权来加强劳工们在市场中的力量。 但是,社会正义不能只靠劳动力市场来实现。为了所有人都有一个有尊严的生活,我们还必须提高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险提供的“社会工资”,并扩大其分配。 只有在我们恢复累进税制的情况下,以及我们在减少了军事预算中的大量浪费时,才有足够的资金来资助这些服务。

The weakness of the American Left has engendered a mostly defensive politics over the past 30 years. The poor have borne the brunt of welfare state cutbacks, as the value of means- tested social welfare programs has declined, and they are made available to fewer recipients. While the value of universal social programs such as Medicare and Social Security have been so far been maintained, this defense of the universal programs of the New Deal and Great Society has occurred on a terrain of a major regressive restructuring of our tax system,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military expenditure, and (real or alleged) constraints that globalization places on a high-wage industrial economy.

美国左派的衰弱在过去30年中引发了一种主要的抵触性政治。 由于经过检验的社会福利计划的价值下降了,穷人首当其冲地被福利国家的削减影响,并且受到福利保护的人更少了。尽管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等普遍社会计划的价值迄今一直保持不变,但对新政和大社会的普遍计划的抵触发生在对我们的税收制度进行重大倒退重组的一个重要领域, 军费开支的显著增加以及全球化对高收入工业经济的(实际或所谓的)限制。

Unfortunately, the sum of Left politics in the U.S. continues to be much less than its parts because different constituencies of the Left focus on their own most immediate, particular—and sometimes conflicting— needs. Thus:

不幸的是,美国左派政治的总和仍然远远低于其他左派的部分,因为左派的不同选民集中于他们自己最直接的,特殊的,有时是冲突的需求。 因此:

  • Even the best of the unions narrowly focus on organizing the unorganized and changing the unfavorable legislative and labor board climate for organizing. This is a valuable goal in itself, one that is clearly necessary. But it is not sufficient. And it cannot succeed except in the context of a broad, progressive political climate.
  • 即使是最好的工会也很少关注如何组织无组织者,改变不利的立法和劳工委员会的气氛。 这本身就是一个有价值的目标,而且很显然是必要的。 但这还不够。只有在广泛的,进步的政治气候背景下,它才能取得成功。
  • Social service providers defend social provision, as they should. But they do not always see the relevance of union organizing. And public sector advocates by themselves do not have the political weight to tackle the main cause of public sector vulnerability: systematic reductions in revenue.
  • 社会服务提供者应该捍卫社会供应。 但他们并不总是看到这与工会组织的相关性。 而公共部门的倡导者本身并不具备解决公共部门脆弱性的主要原因的政治权重:公共部门的收入被系统的减少。
  • Private-sector unions and those engaged in living wage and raising-the-minimum- wage struggles often sound and act as though strengthening the power of labor in the private market by itself can raise working-class and poor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 Certainly, improving the power of workers in the labor market is a key part of the social justice project. But without progressive taxation, expansion (and restoration) of high quality universal public provision and social insurance, and massive military spending cuts, our nation will not be able to provide equity for the poor and the working poor. To do so requires reconstructing the strong public sector and bringing the social wage up to at least the level underpinning the more egalitarian societies of Western Europe. And that requires politics—and politics requires allies, especially among those who can be won to resisting the privatization of inherently governmental functions. Not only can the public be persuaded to oppose privatization and increase support for the public sector, but making those connections is also one more way to begin building longer-term strategic alliances around citizen challenges to corporate control of government.
  • 私营部门的工会和那些从事提高足以生活的工资和最低工资的斗争通常听起来就好像私人市场上的劳动力本身可以提高工人阶级和穷人的生活水平。当然,增强劳动力市场中劳工的力量是社会正义项目的关键组成部分之一。但是,如果没有累进税收,扩大(和恢复)高质量的普遍公共供应和社会保险,以及大规模削减军费,我们国家将无法为穷人和工作贫困者提供平等。要做到这一点,需要重建强大的公共部门,并将社会工资提高到至少是能支撑比西欧更平等的社会的水平。这需要政治 – 而政治则需要盟友,特别是那些能够在反抗将政府职能私有化时取得胜利的人。公众不仅可以被说服反对私有化并增加对公共部门的支持,还可以通过建立联系以开始围绕公民建立长期战略联盟并对财团对政府的控制进行挑战。
  • Fair-trade advocates (and private-sector unions threatened by overseas competition) push for “raise-the-floor” fair trade agreements. But many other sectors of the progressive community do not see how this achievement of global labor solidarity must be central to any domestic—and international—economic justice agenda.
  • 公平贸易的倡导者们(以及受到海外竞争威胁的私营部门联盟)推动“提高底线”的公平贸易协定。 但是,进步社区的许多其他部分并不了解全球劳工团结的成果如何必须成为任何国内的—和国际的—经济正义议程的核心。
  • Finally, Democratic Party leaders were so traumatized by charges of being “weak on defense,” “tax-and-spend profligates” and of “coddling the undeserving” that they long ago abandoned any critique of irrational and wasteful military spending. Nor do they clearly defend the centrality of social rights to a democratic society out of fear that standing up for public goods will be attacked by the Right. Some neoliberal pundits applauded former President Clinton’s tough-on-crime policies and “welfare reform” for taking the race card away from the Republicans. But they fail to note that race wasn’t the only card Republicans had to play and, more importantly, that race remains central to most political debates. The price of Clinton’s tough-love politics meant the abandonment by the entire political establishment of any responsibility for redressing the plight of our inner cities as well as that of our rural poor. Nor could this allegedly smart politics win back Congress or cinch victory for Al Gore in 2000.
  • 最后,民主党领导人对被指责为“防守薄弱”,“增加税收的蜕变者”以及“瞒天过海”非常震惊,因为他们早已放弃对非理性和浪费的军费开支的批评。他们也没有明确地捍卫处于民主社会的中心地位的社会权利,因为担心坚持公共服务会受到右派的攻击。一些新自由主义专家赞扬前总统克林顿的对犯罪强硬政策和“福利改革”,因为这些将种族牌从共和党手中夺走。但他们没有注意到,种族牌并不是共和党唯一的必须打的牌,更重要的是,种族仍然是大多数政治辩论的核心。克林顿的严爱政治的代价意味着整个政治机构放弃了任何改变我们的内城和我们的农村贫困人群的困境的责任。这种据称很聪明的政治也不能赢回国会,或者在2000年时为Al Gore赢得胜利。

The tragic and shameful aftermath of Hurricane Katrina did not fall from the sky; the neglect of its victims results from a conscious gutting of the capacity of government by both Republican and Democratic elites. As they say in New Orleans, it wasn’t the hurricane that caused the flooding; it was the collapse of the city’s inadequate levee systems that caused the devastation.

卡特里娜飓风袭击造成的悲惨和可耻的后果并不是从天而降的; 共和党和民主党精英们对政府能力的有意识的消灭导致受害者被忘记。正如他们在新奥尔良所说的那样,飓风并不是造成洪水的原因; 这座城市的堤防体系的不完善导致了它在这场灾难中崩溃了。

On Creating an Economic Justice Agenda

创造一个经济正义的议程

If we are to reconstruct a majoritarian coalition of the working and middle classes, the poor, communities of color, the excluded, and people of conscience, we must advance and defend an economic program that redresses the structural inequality that corporate power has institutionalized over the past 30 years. The program that follows is not set in stone. It is a work in progress, an agenda for Congress that DSA hopes will begin a broad discussion of how politically to restore progressive taxation; defend and expand high-quality public provision and social insurance; empower working people in the labor market; create universal programs that are genuinely universal and that address racial and ethnic disparities; and create a global economy that raises global living and human rights standards rather than debasing them.

如果我们要重建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穷人,有色人种,被排斥者和有良知的人的多数主义的联盟,我们必须推进和捍卫一个经济方案以纠正持续超过30年的由企业力量建立的结构性的不平等。 接下来的计划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这是一项正在进行的工作,DSA希望国会议程能够开始广泛讨论如何在政治上恢复累进税收制度; 捍卫和扩大高质量的公共供应和社会保障; 增强劳动力市场上的劳工的力量; 制定真正普世的方案以解决种族和民族差异; 并创造一个提高全球人类的生活和人权标准而不是降低他们的全球经济。

The First Pillar

第一根支柱

Restore the Fiscal Capacity of Government: Progressive Taxation & Significant Military Spending Cuts

恢复政府的财务职能:累进制税率&显著的削减军费

An economic justice agenda aimed at restoring social equity and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by necessity, restore progressive taxation. The Bush administration’s lowering marginal tax rates on high-income earners (a pattern first established on the state level), cutting the capital gains tax, and eliminating the wealth tax have contributed to an annual loss of more than $200 billion in federal revenues (or nearly 7 percent of the federal budget). This gutting of the treasury will worsen if the Bush tax cuts are made permanent after 2010. Neoliberals and conservatives alike claim we cannot afford to expand public provision; they are wrong. Restoring the marginal income tax rates and corporate taxation that prevailed before the Reagan era would net the treasury at least 20 percent more in annual revenue.

目标为恢复美国社会公平和机会平等的经济正义议程必然会恢复累进税制。布什政府降低了高收入者的边际税率(首先在州一级建立的模式),削减资本利得税,取消财产税,导致每年损失超过2000亿美元的联邦收入(或近7%的联邦预算)。 如果布什减税在2010年之后永久化,那么国库的损失将会恶化。新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都声称我们无法承担扩大公共供应; 他们错了。恢复里根时代之前普遍存在的边际所得税率和公司税,将使财政部门的年收入增加至少20%。

For those claiming the United States is too poor to afford any new government programs in universal child care, funded parental leave, or job retraining, we would point out that our military budget now incredibly and irrationally exceeds the defense expenditure of all other nations combined. Most advanced industrial economies devote 4 to 7 percent of their budgets and only 2 percent or less of their GDP to defense expenditure. The U.S. spends close to 25 percent of its national budget on “defense,” or more than 7 percent of our GDP. If one takes into account arms exports and indirect military spending, close to 15 percent of American production is military related.

对于那些声称美国太穷而无法承担普及育儿,资助育儿假或工作再培训这些新政府计划的人,我们会指出,我们的军事预算现在令人难以置信地和非理性地超过了所有其他国家的国防开支总和。大多数先进的工业经济体将其预算的4%至7%投入其国内生产总值的国防开支中,只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2%或更少。 美国将国防预算中的近25%用于“防御”(备注:实际上当然不是防御,而是侵略,无耻的侵略压迫全世界,毁了第三世界人民的家园),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以上。 如果考虑到武器出口和间接的军费开支,美国生产值的近15%与军事有关。

In short, the restoration of progressive taxation to the levels of even the late 1970s and a leaner, saner defense budget could immediately increase the financial resources available for domestic social programs by well over 25 percent of the current federal budget—approximately $700 billion.

简单来说,将累进税率恢复到甚至只是70年代末的水平,以及一个更精简,更理智的国防预算,就可以立即增加用于国内社会项目的财政资源,增加量超过当前联邦预算的25% – 约7,000亿美元。

The Second Pillar

第二根支柱
Institute High-Quality Public Goods and Social Insurance

建立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险

Establish Single-Payer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建立单一付款人制的国有医疗保障制度

A single-payer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system—based on medical need and not on the ability to pay—is in the present political climate the only efficient and just means to provide health care for all. Currently, the U.S. spends close to 17 percent of its GNP on health care (as compared to 12 percent or less in other advanced industrial nations). Yet our health outcomes rank us near the bottom of these nations. Private health insurers spend nearly one out of four of their medical dollars on marketing and administration, while Medicare’s administrative costs are only 3 percent of the program’s total expenditure. With “single payer,” we could maintain private and non-profit provision of health care and consumer choice of primary-care physicians. The government would not take over the administration and provision of health care, but it would eliminate the wasteful and redundant private insurance industry and replace it with one insurer—a system equivalent to “Medicare for all,” and not just for the poor or the currently uninsured. The cost savings in such a program could extend coverage to all citizens; it would also make our labor markets more efficient, as workers would no longer worry that a change in employment might adversely affect their medical coverage. In addition, the huge savings in administrative costs (and elimination of wasteful insurance advertising) could be used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health care.

一个基于医疗需要而不是支付能力的单一付款人的国家医疗保障系统在当前的政治气候下是为所有人提供医疗保障的唯一有效且公正的手段。目前,美国在医疗保障方面的花费占GDP接近17%(相比其他发达工业国家为12%或更低)。然而,我们的医疗服务结果在这些国家中垫底。 私人医疗保险公司将近四分之一的医疗费用用于市场营销和行政管理,而医疗保险的管理费用只占该计划总支出的3%。医疗保险的管理费用仅占该计划总支出的3%。通过“单一付款人”,我们可以维持私人的和非营利性的医疗供应和初级保健医生的消费选择。政府不会接管管理和提供医疗保障,但它将消除浪费和冗余的私人保险业,并用一个保险公司取代它 – 一个等同于“人人享有医疗保障”的制度,而不仅仅针对穷人或目前没有保险的人。这种方案下节省的费用可以将保险范围扩大到所有公民;这也将使我们的劳动力市场更有效率,因为工人们不再担心就业的变化可能会对他们的医疗保险产生不利影响。此外,管理成本的巨大节省(以及消除了造成浪费的保险广告)可用于提高医疗保障的质量。

Defend and Expand Social Security

捍卫和扩展社会保障

Talk of “reforming” Social Security is code for privatizing the most valuable program to survive from the New Deal.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insures all citizens not only against poverty in old age but also against disability and the vulnerability dependent children face when they lose an income-earning parent or guardian. This Old Age, Survivors, and Disability Insurance system can readily be preserved, even expanded in scope, by raising the cap on income taxed; taxing wealth and not only income; and including state and local employees in the system. Such a program to expand social insurance would also grant citizenship to all those—such as immigrants of all status—who work in the formal economy, so they could both contribute taxes to Social Security (which they often do) and benefit from the social insurance system their taxes support. Such measures might allow the government to raise the real value of public pensions at a time when the percentage of workers covered by adequate private pensions has declined precipitously.

谈论“改革”社会保障是将最有价值的计划私有化以便在新政中生存的密码。社会保障系统确保所有公民不仅能够避免老年贫困,而且能够避免残疾贫困以及易受伤害的儿童在失去有收入的父母或监护人时受到伤害。通过提高所得税征税上限,可以很容易地保留甚至扩展这个老年人,幸存者和残疾保险制度;对资产征税而不仅仅是对收入征税;并包括系统中的州和本地员工。这种扩大社会保险的计划也会给所有那些在正式经济中工作的人(例如所有状态下的移民)提供公民身份,因此他们都可以向社保(他们经常这样做)缴纳税款并从他们的税收支持的社会保险系统中受益。在充足的私人养老金覆盖的工人比例急剧下降时,这些措施可允许政府提高公共养老金的实际价值。

Create a Truly Democratic Public Education System

创造一个完全民主的公共教育系统

To truly leave no child behind, an economic justice agenda would equalize expenditure per pupil in public prim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and provide extra national funds to schools that serve disproportionately low-income and English-as-a-Second-Language students. By providing funds for universal pre- kindergarten and kindergarten (many small school districts are so poorly funded that they can only serve children ages six and up) and boosting after-school programs, we could insure that all children grow up in an environment that provides nurturing care and educational enrichment. A democratic educational policy would transform public school teaching into a well-paid and valued profession, attracting our brightest college graduates and retaining its best teachers.

为了真正不将任何一个儿童丢下,经济正义议程将使公立小学和中学教育中的每名学生的开支相等,并为不成比例的低收入和英语为第二语言的学生提供额外的国家资金作为服务。通过为普及小学开办的幼儿园和其他幼儿园提供资金(许多小学区的资金很少,他们只能为6岁及以上的儿童服务)和推动课后计划,我们可以确保所有儿童在一个提供抚养照料和丰富教育的环境中成长。一个民主的教育政策会将公立学校教学转变为高薪和有价值的专业,吸引最优秀的大学毕业生并留住最优秀的教师。

Make Higher Education Affordable

将高等教育变得可以负担

Neither federal nor state higher education budgets have kept up with a growing student population and increasingly complex technology. Public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created in response to demands by working people, are increasing tuition to the point where young working-class people can no longer afford to attend even community colleges. Worse, students have been made to finance their education with loans whose high interest profits private lenders, including the newly privatized Fannie Mae. Highly indebted graduates must choose lucrative jobs over socially useful ones when they even have a choice. In contrast, numerous other advanced industrial nations offer higher education that is low-cost or free. It is time for the federal and state governments to increase support to higher education, so that tuition can be radically lowered while shifting financial aid from loans to grants. In any case, loans to students should not be from banks or for-profit organizations. Only when students from all income levels can graduate free of debt will higher education offer social mobility.

无论是联邦还是州的高等教育预算都没有跟上不断增加的学生人数和日益复杂的技术。公立大学和学院是为了满足劳动者们的要求而设立的,它们正在增加学费,使年轻的工人阶级人民再也无法承担,甚至无法承担参加社区学院所需的费用。更糟糕的是,学生们通过高利贷获得私人贷款,包括新近私有化的房利美(Fannie Mae),为他们的教育提供资金。高度负债的毕业生必须在对社会有用的工作中选择有利可图的工作(备注:资本主义下”有利可图的工作“基本等于当资本家们的奴才走狗),当他们甚至有一个选择的时候。相反的是,许多其他先进工业国家提供低成本或免费的高等教育。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现在应该增大对高等教育的支持力度,以便从根本上降低学费,同时将财政援助从贷款转向捐赠。无论如何,向学生提供的贷款不应来自银行或盈利性组织。只有当所有收入水平的学生都可以免除欠债时,高等教育才能提供社会流动性。

Provide Quality Child Care for All

为所有人提供有质量的儿童看护

Increased public financing of child care, whether via nonprofit childcare cooperatives or pre-nursery schools, would ensure that the children of working parents receive high-quality care. In France, once a child is out of diapers, he or she is eligible to attend state-funded childcare facilities, often open round-the-clock to meet the needs of shift-working parents. Throughout most of Northern Europe, paid parental leave (both maternity and paternity) ensures that parents can stay at home full time with an infant child without suffering any significant loss of income.

通过非盈利性的儿童看护合作社或托儿所,增加对儿童看护的公共资助将确保在职父母的小孩得到高质量的看护。 在法国,一旦孩子脱离尿布,他或她就有资格参加国家资助的儿童看护设施,通常会全天候开放,以满足轮班工作的父母的需求。 在北欧的大部分地区,带薪育儿假(母亲的产假和父亲的陪产假)确保父母可以全天陪伴婴儿,而不会遭受任何重大的收入损失。

The Third Pillar

第三根支柱

Strengthen the Power of Working People and Their Organizations

增强劳工们和他们的组织的力量

We must immediately restore the right of workers to organize democratic trade unions and to bargain collectively. In light of corporate America’s wide abuse of current labor laws to harass and fire pro-union employees, it is imperative that Congress pass the Employee Free Choice Act. Not only would this act enable workers to form a union after a majority signed union authorization cards but it would also ensure that employers bargain in good faith with their unionized workers. Despite Ronald Reagan’s ringing defense of the rights of workers to organize democratic trade unions in Communist nations, such a right has not truly existed in the U. S. for more than three decades.

我们必须立即恢复工人们组织民主工会和集体谈判的权利。 鉴于美国公司普遍滥用现行劳工法律来骚扰和解雇工会成员,国会必须通过“员工自由选择法案”。 这种行为不仅可以使工人在大多数人签署工会授权卡后组建工会,还可以确保雇主真诚的与他们的加入工会的工人讨价还价。尽管罗纳德里根对工人在共产主义国家组织民主工会的权利进行了强烈的捍卫,但这种权利三十多年来在美国还没有真正存在过。

In order to restore the minimum wage to its historic level of one half of the average wage, it should be raised to $10 an hour and indexed to inflation. In the absence of national health care legislation, workers without adequate health insurance should be guaranteed a “living wage” of $13 an hour (indexed to inflation and the cost of insurance). The federal government must restore health and safety standards to the levels of the 1970s and strictly enforce these regulations, as well as labor rights and anti-discrimination laws.

为了将最低工资恢复到历史平均水平的一半,应将其提高到每小时10美元,并以通货膨胀为指标。在缺乏国家医疗保障立法的情况下,没有足够医疗保险的工人应该得到保证每小时13美元的“足以生活的工资”(以通货膨胀和保险费用为准)。 联邦政府必须将健康和安全标准恢复到1970s时期的水平,并严格执行这些法规,以及劳工权利和反歧视法律。

The severe cutbacks in eligibility for unemployment and disability insurance must be reversed and the eligibility period for unemployment lengthened from its present 26 weeks. Federal and state governments should expand expenditure on job retraining, active labor market policies, and life-long learning and affordable college education.

必须扭转对失业和残疾保险资格的严重削减,失业的资格期限从现在的26周开始延长。联邦和州政府应该扩大就业再培训,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终身学习和负担得起的大学教育支出。

Enact a Just Immigration Policy

颁布一个公正的移民政策

Massive migrations of exploited workers, refugees, displaced farmers, agricultural workers, and asylum seekers result from an unjust glob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ystem that works for the benefit of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at the expense of the world’s peoples. Immigr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does not only result from the “pull” of greater economic opportunity. It is also caused by the “push” of growing economic inequality and exploitation in developing societies. Much of the current wave of migr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from Mexico, Central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can be traced to NAFTA and other unjust “free trade” agreements that enabled subsidized U.S. agribusiness to flood these societies with cheap produce, destroying the livelihoods of millions of small farmers and other rural workers. The export-oriented, often capital-intensive form of manufacturing imposed on them by the IMF, World Bank, and WTO also limits the number of good jobs in the urban economy of these developing nations.

被剥削的工人,难民,流离失所的农民,农业工人和寻求庇护者们的大规模移民是由不公正的全球政治和经济制度造成的,这种制度有利于跨国公司,成本却由全世界人民承担。移民到美国不仅是由于更大的经济机会的“拉动”。也是因为发展中国家日益增长的经济不平等和剥削。当前从墨西哥,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向美国的大部分移民浪潮可以追溯到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和其他不公平的“自由贸易”协议,这些协议使得美国接受农业补贴的企业能够用廉价农产品淹没这些社会,破坏数百万小农和其他农业工人们的生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和世贸组织(WTO)强加给他们的出口导向型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也限制了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经济中的良好的工作岗位的数量。

The same story can be told about African migration to the nations of the European Union. We can stem the “push” for mass immigration from the developing world only if these economies are allowed to develop in equitable and internally integrated ways. Such development would require the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regulation of corporate power by free trade unions and democratic governments, as well as the democrat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gulatory institutions.

同样的故事可以讲述非洲移民到欧盟国家的原因。只有允许这些经济体以公平和内部一体化的方式发展,我们才能阻止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大规模移民的“推动力”。这种发展将要求自由独立工会和民主政府对国内的和国际的公司权力进行监管,以及国际经济监管机构的民主化。

But reducing or even eliminating the economic forces driving mass immigration is not enough. In the meantime, we must develop humane policies to respond to the migration of more than 12 million people already liv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presence of a vast number of highly exploitable workers—workers without legal status in this country—leads to the proliferation of low-wage, unsafe, and insecure jobs for all. Employers can more easily discriminate against young African Americans, particularly unskilled young men without high school diplomas, when there is vulnerable immigrant labor to exploit, and the availability of a reserve army of the barely employed endangers union wages and union contracts in many areas— notably among lower-skilled construction and factory workers. We need an immediate end to the deportations that keep immigrant workers living in fear and prevent them from exercising the few rights they do possess. We need to pass comprehensive immigration reform legislation that grants immediate permanent resident status to undocumented workers currentl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stablishes an expeditious and non- punitive road to citizenship for these workers and their families. Such an immigration bill must not include guest worker programs that further exploit these workers and undercut all workers’ rights to organize and to secure humane wages and working conditions.

但是,只是减少甚至消除推动大规模移民的经济力量是不够的。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制定人道政策,以应对已经居住在美国的1200多万移民。在这个国家,大量高度可剥削的工人 – 无法律地位的工人 – 的存在导致针对所有人的低工资,不安全和没有保障的工作激增。雇主可以更轻易地歧视年轻的非洲裔美国人,特别是没有高中毕业证书的非技术青年,当有脆弱的移民劳工可以剥削时,以及几乎没有工作的后备军队可以在许多领域危及工会工资和工会合同 – 特别是低技术建筑工人和工厂工人。我们需要立即停止让移民工人生活在恐惧之中的驱逐行为或阻止他们行使他们拥有的少数权利。我们需要通过全面的移民改革立法,立即赋予目前在美国的无证工人永久居民身份,并为这些工人及其家庭建立一条迅速的和非惩罚性的公民身份之路。这种移民法案不得包括进一步剥削这些工人的客工计划,并削弱所有工人的组织和确保人道工资和工作条件的权利。

In addition, we must not devote additional resources to militarizing the nation’s borders. Since the passage of the restrictive 1994 Immigration Reform Act, the federal government has spent more than $30 billion on border enforcement. This has not deterred unauthorized border crossings. Instead, it has lined the pockets of “coyotes,” or smugglers who serve the needs of exploitative employers searching for cheap labor. The practice of human smuggling has already led to the cruel, painful deaths of some 4,000 people in the deserts of the Southwest and in the holds of ships.

此外,我们决不能投入更多资源来使国家边界军事化。 自1994年限制性移民改革法案通过以来,联邦政府已在边境执法方面花费了300多亿美元。 这并没有阻止未经授权的过境。 相反,它已经排列了“郊狼”或走私者的口袋,他们满足了寻求廉价劳动力的剥削性雇主的需求。 人口走私的做法已导致西南沙漠和船只中的大约4,000人的残忍和痛苦的死亡。

•Control Corporations by Expanding Democracy

通过扩大民主控制企业

Rolling back the privatization of inherently governmental functions can start with fighting the move to subcontract vote counting.

回滚对本土政府功能的私有化可以从打击分包计票开始。

We need to organize and protect certain parts of the natural, social, and political commons. Community-based trusts and co- operative ventures need to be bolstered by fiscal, tax, and financial policies that balance or eliminate the deeply embedded advantages collectively known as “corporate welfare.” We also must curb monopoly patents on property related to public health and products developed with research funded at least in part by taxpayers.

我们需要组织和保护自然,社会和政治公地的某些部分。 基于社区的信托和合作企业需要通过财政,税收和金融政策加以支持,这些政策可以平衡或消除被称为“公司福利”的深层次优势。我们还必须遏制与公共健康相关的和至少部分由纳税人资助的研究开发的产品的垄断专利。

Because they create serious public harms, recidivist lawbreaking companies should be forced into receivership and restructured to eliminate the sources of criminal behavior. Similarly industrial sectors involving inherently dangerous technologies that pose a fundamental public health threat or inordinate costs borne by the public should be restructured under federal charters that require them to undergo transitional planning (e.g., force tobacco companies to stop advertising for new customers and direct a portion of their revenues to public hospitals to offset some of the costs of secondhand smoke, as well as to tobacco farmers seeking to convert their operations).

由于他们造成了严重的公共危害,累犯公司应被强制接管并重组,以消除犯罪行为的根源。 同样,涉及固有危险技术的工业部门会造成对基础公共卫生的威胁或导致公众承担过多费用,这些工业部门应根据联邦章程进行重组,这些章程要求他们进行过渡性规划(例如,强制烟草公司停止为新客户做广告并指导将一部分收入用于公立医院,以抵消二手烟造成的部分成本,以及帮助寻求改变其业务的烟草种植农民。

Fuel and power companies that refuse to invest in sunrise technologies that will help society make the transition away from fossil fuels should be threatened with nationalization. Any bailout of strategic sectors (e.g. the auto industry) should come with significant requirements to redirect their operations toward solving such national policy challenges as mass transit.

拒绝投资太阳能技术以帮助社会摆脱化石燃料的能源和电力公司们应该受到国有化的威胁。 任何对战略部门(例如汽车行业)的救助都应该有明确的要求,就是将其业务重新定位,以解决像大规模公共交通这样的国家政策挑战。

•Challenge the Power of Corporate- Dominated Media

挑战公司对媒体的控制的权力

Challenging corporate control of the media is essential to restoring democratic discourse and resisting corporate power. Although the American people collectively own the airwaves, with an estimated access value of $750 billion, the public receives virtually nothing in return for spectrum licenses the FCC grants for free to corporate broadcasters. Regulatory palliatives—including the public interest doctrine—have been eviscerated, as public television and radio are co-opted and community voices are marginalized. We need trust busting to break up media monopolies where one corporation can simultaneously control radio, television, newspaper, and cable service in a single media market. Federal dollars in the form of grants or small business loans can go to nonprofits looking to start local newspapers, cable stations, low-watt radio stations, and even satellite radio connections. The federal government should fulfill its commitment to expanding and modernizing the Internet the way it did in funding the U.S. highway system and rural electrification by ensuring that any future rollouts of high speed connectivity be available in every community, regardless of income or population concentration.

挑战公司对媒体的控制对恢复民主话语和反抗公司权力至关重要。尽管美国人民共同拥有的电波的估计价值为7,500亿美元,但公众几乎没有收到过频谱许可证,而这是FCC免费向企业广播公司提供的。随着公共电视和广播被私有化,社区声音被边缘化,而包括公共利益原则在内的监管缓和措施已被彻底清除。我们需要信任破产来打破媒体垄断:一家公司可以在一个媒体市场内同时控制广播,电视,报纸和有线电视服务。赠款或小企业贷款形式的联邦资金可用于那些希望开办当地报纸,有线电视台,低瓦无线电台,甚至卫星无线电连接的非盈利组织。联邦政府应该履行其承诺,就像为美国高速公路系统和农村电气化提供资金一样扩大和现代化互联网,确保未来在所有社区高速连接都可用,而不管收入或人口集中情况如何。

Institute Democratic Public Regulation of Finance Markets

建立对金融市场的民主公开监管机制

Thirty years of neoliberal Democratic and “free-market” Republican administrations have destroyed the publicly accountable federal regulation of capital and financial markets that the social movements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imposed upon a resistant capitalist elite.

三十年来,新自由主义的民主党和“自由市场”共和党政府摧毁了大萧条时期的社会运动对资本主义精英的抵制所促成的对公众负责的联邦政府对资本和金融市场的监管机制。

The disasters of 30 years of “free-market” mania—duplicitous accounting practices, corporate stripping of pension fund assets, predatory lending, and “mega-bank” marketing of nontransparent, speculative financial instruments—has brought the productive economy to its knees.

30年来的“自由市场”疯狂 – 双重计量实践,公司剥离养老基金资产,掠夺性贷款和“大银行”营销不透明的投机性金融工具 – 这些使生产性经济陷入了瘫痪。

To rein in global capital’s scavenging for short-term speculative gain, democratic, public control of the financial system must be reasserted, rebuilt, and improved. Such democratic regulation would include:

为了控制全球资本对短期投机收益的追逐,必须重新确立,重建和改善对金融体系的民主的和公开的控制。这种民主监管包括:

  1. Restoring the 1938 Glass-Steagall Act’s separation of finance banks from commercial banks;恢复1938年Glass-Steagall法案对金融银行与商业银行的分离;
  2. Instituting vigorous federal and state regulation of financial “rating agencies,” so highly risky, speculative financial instruments are no longer certified as “investment grade” and “credit worthy”;对金融“评级机构”实施严格的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监管,所以高风险,投机性的金融工具不再被认定为“投资等级”和“值得信任”;
  3. Re-creating a federally regulated savings and loan industry whose sole purpose is to provide affordable mortgages to middle- and working-class home buyers;重建联邦监管的储蓄和贷款业,其唯一目的是为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购房者提供负担得起的抵押贷款;
  4. Strengthening federal and state support for worker- and consumer-owned credit unions that provide affordable credit to working- and middle-class consumers.加强联邦和州对工人和消费者拥有的信贷合作社的支持,为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消费者提供负担得起的信用贷款。

Reframe Political Democracy as a Public Good

将政治民主重塑为公共利益

The present system of financing political campaigns with private contributions is fundamentally anti-democratic. It is, in effect, a system of one-dollar/one-vote instead of one- person/one-vote. Even with the netroots sparking wider interest in campaign funding, the bulk of contributions still come from less than 1 percent of the population.

目前通过私人捐助资助政治运动的制度从根本上来说是反民主的。实际上,这是一个一美元/一票而不是一人/一票的制度。即使互联网众筹引发了更广泛的竞选资金来源,大部分捐款仍然来自不到1%的人口。

This results in a system of legalized bribery where big contributors buy privileged access to public officials and where politicians favorable to wealth and privilege benefit, tilting the legislative playing field toward concentrated wealth on every issue.

这导致了一个合法化的贿赂制度,其中大型捐助者购买特权进入公共部门,政客们从财富和特权中受益,使立法领域在每个问题上都倾向于集中财富。

Public financing of campaigns has been adopted by several states under the slogan “Clean Money, Clean Elections” and should be enacted nationally, as proposed by Minnesota’s late Senator Paul Wellstone and others.

一些州在“干净的金钱,干净的选举”的口号下采用了公共筹资活动,并应根据明尼苏达州已故参议员Paul Wellstone及其他人的提议,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这一活动。

The Fourth Pillar

第四根支柱
Develop Global Institutions that Advance Labor and Human Rights and Provide for a Sustainable Environment

发展全球部门以增强劳工权利和人权以及提供一个可持续的环境

The struggle for social justice at home is inextricably tied to the struggle for social justice abroad. Thus, an economic justice agenda would press the U.S. to support the crea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vestment agreements that provided for sanctions against violators of basic human and labor rights. It would also press for the creation of international courts to address crimes committed by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While the world may indeed be flattening and greater economic and cultural global integration may be inevitable, it can only benefit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 world’s people if democratic social movements, political parties, and trade unions regulate such processes. And unless the U.S. takes the lead in curtailing greenhouse emissions and substituting renewable energy for fossil fuels, there can be no future for the movement for social justice—or even for human existence.

国内争取社会正义的斗争与国外争取社会正义的斗争是密不可分的。因此,经济正义议程将迫使美国支持制定国际贸易和投资协议以制裁那些侵犯基本人权和劳工权利的人。它还要求设立国际法庭来处理跨国公司犯下的罪行。尽管世界可能确实在变平,而更大的经济和文化的全球一体化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但如果民主的社会运动,政党和独立工会对这些进程进行监管,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只会从中受益。除非美国率先削减温室气体排放量并用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燃料,否则社会正义运动—甚至人类生存都不会有未来。

The neo-liberal policies of the current IMF and WTO guarantee the ability of capital to invest in countries whose governments suppress basic labor and human rights. Absent democratic control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the power of capital to pursue its parochial, short-term interests will remain unchecked. The U.S. must renegotiate “free trade” agreements such as NAFTA so that developing nations regain the ability to regulate the behavior of foreign investors and to control their economic destiny.

当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贸组织(WTO)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保证了资本投资的能力体现在那些政府压制基本劳工权利和人权的国家。如果没有对国际机构的民主控制,资本追求其狭隘的短期利益的权力将不受制约。 美国必须重新谈判“自由贸易协定”,例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以便发展中国家重新获得监管外国投资者的行为和控制其经济命运的能力。

Restructuring the global economic system to enable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build more integrated and equitable economies would curtail the “push” factor behind global migration. Greater labor rights in the advanced industrial world would curtail the unquenchable thirst of corporate agriculture and food processing industries in the United States—as a raise in wages and benefits would compel these industries to increase labor productivity.

重塑全球经济体系,使发展中国家能够建设更加一体化和公平的经济体,这将会减少全球移民背后的“推动”因素。在先进的工业世界中,更大的劳工权利将削减美国企业在农业和食品加工业中的不可抑制的欲望 – 因为提高工资和待遇将迫使这些行业提高劳动生产率。

Treat The Global Environment as the Ultimate Public Good

将全球环境当作终极公共利益

A healthy environment, the ultimate public good, is gravely threatened by a system that rewards insatiable corporate greed. The threat to the planet due to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from the burning of fossil fuels will be a major challenge facing humanity in the 21st century.

一个健康的环境,终极公共利益,正在受到一个鼓励永不满足的企业的贪婪的制度的严重威胁。 由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对地球构成的威胁将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主要挑战。

We believe that it is possible to sustai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while protecting natural resources and controlling the burning of fossil fuels. While it is true that development increases per-capita energy use, massive evidence shows that birth rates decline as societies develop industrially. Therefore, it would be self-defeating to attempt to protect the world’s environment by keeping in place the enormous gap in the standard of living between the global north and the global south.

我们认为,在保护自然资源和控制化石燃料燃烧的同时,有可能维持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虽然发展确实增加了人均能源消耗,但大量证据表明,随着社会的工业化发展,出生率会下降(备注:这是因为在农业社会中,儿童是经济资产,很小就能干农活;而在工业社会中,儿童不是资产,而是负担,父母需要承担儿童的抚养教育成本,而在成年之后后代才能参加工作。)。因此,通过保持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之间生活水平的巨大差距来试图保护世界环境将是一种自我失败。

The United States is both the world’s largest producer of CO2 emissions and—at least among developed nations—the most inefficient consumer of energy. Therefore, the responsibility for dealing with this crisis falls on U.S citizens more than any others. Improvements in public transportation and regional planning can not only dramatically reduce energy waste, commuting time, and stress but also begin to reverse the race and class segregation characteristic of suburban sprawl. As a start, we need massive programs fo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renewable energy resources, public transportation, and retrofitting of buildings for energy conservation now. The kind of changes that would reduce U.S. per capita energy consumption, even to European levels, will require a level of domestic mobilization not seen since World War II. The high-wage jobs that would be thus created would not be exportable and would renew the possibility of a confident, upwardly mobile industrial working class.

美国既是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也是—至少在发达国家中—最低效的能源消费国。因此,应对这场危机的责任落在美国公民身上比其他任何人都要多。公共交通和区域规划的改进不仅可以大大减少能源浪费,通勤时间和压力,还可以开始扭转在郊区蔓延的种族和阶级隔离特征。首先,我们需要大规模的研究和开发可再生能源,公共交通以及现在用于节能的建筑改造项目。 这种将美国人均能源消耗降低甚至达到欧洲水平的变化将需要一定程度的国内动员,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从未见过的。 由此产生的高薪工作将无法出口,并将重新可能出现一个自信的,向上流动的工业工人阶级。

A transformed U.S would provide a quality of life equal or superior to what we have now. The challenge of climate change is an economic, scientific, and labor issue much more than a traditional environmental issue. Therefore, we advocate that the labor movement take the lead in pushing Congress to enact a massive program of public investment in energy efficiency and renewable energy, as proposed by the Apollo Alliance, which sees clean energy and more jobs as reinforcing each other. Fresh water and biodiversity are also renewable but finite resources being exploited unsustainably. The privatization of water, another essential public good, is a critical issue in much of the world and needs to be resisted and reversed.

经过改造的美国将提供与我们现在相同或更优越的生活质量。气候变化的挑战是一个经济,科学和劳工问题,远不止传统的环境问题。因此,我们倡议劳工运动率先推动国会制定大规模的关于节能和可再生能源的公共投资计划,正如阿波罗联盟提出的那样,该计划将清洁能源和更多就业机会视为相互促进。淡水和生物多样性也是可再生的,但有限的资源被不可持续地利用。水的私有化是另一项重要的公共利益,在世界大部分地区都是一个关键问题,需要被抵制和扭转。

In short, we need a global Marshall Pla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o reverse the race to the bottom in wages, taxation, health, 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t can be funded by a global punitive “Tobin tax” on speculative transfers of funds and currency in and out of the financial and stock markets of developing nations.

简而言之,我们需要一个全球性可持续发展的马歇尔计划,以扭转在工资,税收,健康和环境监管方面的比烂。它可以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和股票市场征收对全球投机性的资金和货币转移的惩罚性的“Tobin税”来获得资助。

Bringing it all Together

将这一切放到一起
Reverse Inequality through Social Solidarity

通过社会团结逆转不平等

Absent a democratic state providing for basic human needs and a democratic framework allowing people to make those needs known, capitalism engenders inhuman levels of social inequality. For all citizens to flourish, they must have equal access to high quality, equitably financed education, health care, childcare, and housing. In addition, only through publicly provided social insurance can we protect ourselves against the vicissitudes of the market and the course of life, such as unemployment, illness, disability, and old age.

如果没有一个民主国家提供基本的人类需求和一个民主框架以允许人们知道这些需求,那么资本主义会产生不人道的社会不平等。 要使所有公民健康发展,他们必须平等地获得高质量的和公平资助的教育,医疗保障,儿童照顾和住房。另外,只有通过公共提供的社会保障,才能保护自己免受市场变迁和生活变化的影响,如失业,疾病,残疾和衰老。

The economic justice agenda sketched above is not a comprehensive program for social and economic justice. We will need additional measures and careful democratic oversight of state provision to ensure that these programs lead to a truly just society. Expanding access to health care services will be as important as expanding health coverage if the United States is to eliminate the racial disparities in the population’s health. Nor will increased public spending to create a high quality education system for all eliminate the need for affirmative action programs that take into account race, class, and gender inequalities, as well as the isolation of the inner city poor.

上面所概述的经济正义议程并不是一个全面的社会和经济正义计划。 我们需要采取额外的措施和对国家供应进行认真的民主的监督,以确保这些项目带来一个真正公正的社会。如果美国要消除人口健康方面的种族差异,扩大医疗保障服务的获取将与扩大医疗保险的覆盖面同等重要。增加公共开支以创建高质量的全民教育系统也不会消除对考虑到种族,阶级和性别不平等的平权行动计划的需求,也不需要孤立内城穷人。

By uniting behind a program that restores faith in democratic government, re-institutes progressive taxation, defends and extends public goods and social insurance, restores and expands labor rights, and builds just global institutions, democratic forces can curb the power of corporate elites and reverse corporate globalization’s exacerbation of inequality. The corporate domination of U.S. politics and society has undermined ordinary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 most egregiously over the last thirty years, most perniciously for those already beaten down. Only by democratizing the distribution of power in the United States can we restore the promise of the American Dream to those who have seen it taken away while extending that promise to those previously excluded from full membership in our society.

通过一个恢复对民主政府的信任的计划团结起来,重新实施累进税制,维护和扩大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恢复和扩大劳工权利,建立公正的全球机构,民主力量可以遏制企业精英的力量并扭转企业全球化加剧的不平等局面。在过去的三十年中,美国政治和社会的企业主宰严重地破坏了普通人的生活水平,对于那些已经被打倒的人来说,这是最危险的。 只有将美国的权力分配进行民主化,我们才能将美国梦的承诺恢复到那些看到它被剥夺的人,同时将这一承诺延伸到那些以前被排除在我们社会之外的成员身上。

有一种得了便宜还卖乖,叫做老板很烦恼

(写在前面:这篇文章很有力的打了资本主义哈巴狗的脸。顺便说一句,我就是从一个曾经的朋友对我说”血汗工厂的工人是自愿的“这句资本主义屁话开始怀疑资本主义,并最终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的。)

导语:富士康老板郭台铭在股东会上吐槽工人和“某些NGO组织”,我们是来打脸的。

郭总的困扰

6月22日,在台北举办的鸿海精密股东会上,富士康董事长郭台铭表示,对富士康的大陆工人和某些NGO组织的行为,感到肥肠困扰。

第一大困扰是加班。之前有NGO组织调查发现,富士康工人的劳动时间过长,呼吁富士康缩短工时。对此,郭总表示hin无辜:明明是工人自己要加班的哦,不能怪我。

第二大困扰是工人闲着也只会打游戏。对此,郭总除了叫他们闲不下来,真是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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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看原视频的,可以直接戳↓↓↓

https://v.qq.com/x/cover/zutfadqnykvpb74/q1427t3ahvb.html

乍一看,郭总不仅关心工人的工作,还关心他们的闲暇生活,简直劳心费力,操碎了心。而为了让工人珍惜光阴、不打游戏,更为了满足他们对加班的热切要求,富士康不惜冒着为千夫所指的风险,延长工人的工作时间。啧啧,真是可歌可泣郭台铭,感天动地富士康!

可是,事实果真如郭总所言吗?

富士康女工的一夜,实力诠释“血汗工厂”

事实上,郭台铭的黑点只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手动微笑)。富士康工人的遭遇想必您就算不甚了解,也早有耳闻吧?

非营利组织中国劳工观察(也就是郭总口中的“某些NGO组织”)在今年6月初发布了《衡阳富士康调查报告》。亲身进厂打工的调查员,写下了自己每天的打工日记。

刚进厂时,调查员负责上夜班。

每晚7:30,调查员与工人们打卡进入车间。7:50左右,生产线上人基本已经到齐,车间的温度比外面的高好几度,没有空调。

8点左右生产线开工,该车间生产的是亚马逊智能小音箱。一条流水线上,两边都有工人,面对面坐着做同样的工作,每个工种两到三个工人负责,整条流水线一刻不停的运行着。

我和工友胡分到了03 线坐在一起看外观:每一个音响都拿起来把贴好的膜撕开看有没有划痕,试手感看每一个按键是否灵活,上面有没有黑点,有没有缝隙,看好后把标签贴好,又把底部的膜撕开看有没有鼓包,所有检查完之后放回传送带上面,接着下一个人贴膜。每个人每天要经手上千台音箱,不断机械重复这些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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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车间一角(图片来源:Nikkei Asian Review)

在厂线上需要戴防静电手套,那个手套不透气,戴上之后一会手就出汗了。胡看得特别仔细,一直不停地在撕膜检查,从晚上8点到第二天早上5点,除了指定的休息时间她都没有去上过一次厕所,我周围的四个工友也都没有去过一次厕所,我总共去了五次。全技术员一直在我旁边坐着,一会儿去其他地方,一会儿又过来,把我们新来的盯得特别紧。每次去都要给她说一下,同意了才能去。

11:35,工人们可以休息一个小时。调查员看见有一些人在开水房外面喝牛奶吃面包,吃泡面。还有好多人趴在生产线上睡觉,有些拼了几张凳子躺着睡,也有些拼了几张泡沫板躺地上睡。

凌晨12:40,流水线继续运行, 车间还是又闷又热,调查员工作了一会儿就感觉很累,又渴……

大约4点的时候,她对面的工友停了下来,说不用看了,厂量已经够了。这时后面的工人也停了下来,坐着没有做事。

我感觉很累,就趴在生产线上。

线长说,我和胡可以5点下班,其他人要6点才能下班。我们这一班的人下周一开始早上7:50来上班,从夜班倒成白班了。上班期间一定不要打瞌睡,抓紧时间,动作要快,动作慢了不行。晚上7点之后就可以打卡下班了。我排队过安检,脑子已经很不清醒,前面排队的工友不停地打着哈欠。安检员也是一脸疲惫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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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富士康工人下班(图片来源:路透)

通过她的记述,我们可以真实地感受到一个年轻的生命,如何在富士康,在流水线,在千千万万由他们制造、却根本买不起的电子产品中沦为异化的廉价劳动力。

工人爱加班,是因为底薪太低

无论是在深圳,还是衡阳,郭总所表述的富士康工友们争相加班、愿意加班的现象,确实属实。据土逗了解,工友们进入富士康的第一件事就是填写“自愿加班表”。

深圳富士康现在已经基本杜绝强制加班现象,但是普工们几乎没有人拒绝加班。按时下班,以及取消加班资格,甚至是基层管理人员惩罚员工的方式。一个按时下班一个月的工人往往会主动选择离职。

工友们为什么这么爱加班呢?

据媒体披露,湖南衡阳富士康里的一线普工底薪(即每周工作5天,每天8小时的工资)只有1750元,而衡阳市居民2017年的平均月薪为4647元。刚入职的深圳富士康工友的底薪在全国富士康中水平较高,但也只有2250元。考虑到在深圳的生活成本,这个底薪简直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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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漂白领晒出的每月开支明细(图片来源:融360)

这些工人,拿着微薄的薪资,住在一个12人1间、白班夜班不停倒、充满灯光噪音和烟味的空间里,每日吃盛在没有洗净的盘子里的饭菜,不交友、不娱乐,只买生活必需品,除了单调重复地工作、吃饭、睡觉就啥也不干。他们是工厂这台庞大机器里的一颗真真切切的螺丝钉,被剥夺了几乎一切生机、活力和情感。食物的鲜美、劳动的快乐、生活的安逸都不属于他们。他们自己也不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生产线、属于生产出的标准化商品、属于城市尽头灰头土脸的工厂。

更可悲的是,螺丝钉已经摆脱不了富士康这个庞大的机器了。为了改善生活境况,除了干更多活,赚更多钱,当一颗“更有用”的螺丝钉,他们别无他法。为了努力 “活得像人一样”,他们只能通过加班,来满足自己最基本的生活需求。

工人希望能住得好点。工厂宿舍的住宿费虽然只需每月110元,但住宿条件很差,舍友和自己错开白夜班,影响休息之余又没什么交流,所以很多工友会在厂外租房自住。

但随着深圳城中村的房屋改造,龙华富士康北门城中村的单间月租在3年间已经从500元涨到近800元,有的甚至上千。在嚣张的房租面前,为了一点下班之后的自由,为了睡个好觉,工友们不得不选择加班。

工人们还希望能吃得好点。富士康的食堂确实不贵,少则一顿4、5块,多则一顿7、8块。但是“盘子都不怎么洗,菜还很难吃”。工友们在午餐、晚餐时间也往往会选择厂外相对干净的小餐馆,即使价格可能是工厂食堂的2-3倍。这不是奢侈,而是生而为人对放入口中之物的基本要求。为此,工人们只能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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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阳富士康食堂饭菜和价格(图片来源:CLW)

除了吃饭、睡觉,工友们还有养家糊口的需求、交友的需求。恋爱、结婚要钱,走出工厂、自己做小生意也要钱,而这些钱都要靠加班才能攒出来。

在市场经济的裹挟中,工友们为了做一个“人”,几乎没有选择。而郭台铭这些资本家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先剥夺他们作为“人”的基本权利,再把微薄的利益一点一点地放在工友们面前,诱使他们不断“主动”加班、加班、加班,最后在股东大会上得了便宜还卖乖。

近期,富士康一些部门又进入高产模式。法律虽然规定7天必须休1天,但是只要“打卡”换“签卡”,一个工友可以连续工作四五十天,每天在工厂的时间大于12小时。

工人“底薪”不足以让他们活成真正的“人”,工人被当做机器对待。他们只能加速“运转”、不断加班、掏空身体,才能够换来一副似人的皮囊。

工厂构建了一个牢笼,工人们逃无可逃。

连游戏都不让我打,信不信我打你?

郭总提到95%的工友“不加班也是在打游戏”,流露出一股酸臭的“既然如此为何不加班”的霸道总裁气息。但是土逗通过调查发现,打游戏其实也是工友们没有选择的选择。

首先,单调、重复、枯燥的繁重工作让他们“只能打游戏”。富士康工人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这严重挤压了休息、娱乐的时间。在富士康的工人业余生活宣传之中,确实也有跳舞、跑团、篮球比赛等等。但是这些活动都是通过邮件发送到各部门的,只有坐办公室的文职人员才能看到,工厂领导根本没想要普工们参与。

工厂提供的游泳馆、图书馆、健身房都在晚上9点关门,而加班的工友们8点多才下班,这些被夸大其词的工厂娱乐休闲对于一线普工来说根本是无效资源。而咖啡厅、餐厅这些地方消费高,工友们是去不起的,经济压力也使他们不得不宅在宿舍里玩游戏、看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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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龙华富士康附近的城中村一角(图片来源:尖椒部落)

此外,工人们似乎“只有通过打游戏,才能认识一些人。”富士康工厂的管理模式向来以对工人的原子化而闻名,工友们也反映工厂的任何角落都没有“谈心的氛围”。“进了那个大门,就觉得一切都是和利益相关的,不是特殊情况根本就不会讲话,不会有私人关系,怕得罪人。”

在实地调查中,一位性格内向、说话吞吞吐吐的工友表示,在富士康的7年严重消磨了他的性格,甚至对他的语言能力都有一定的影响。这样一个区隔的、寂静的工厂机器里是没有人的温度的。而游戏,则为工友们开启了共同话题,成了他们为数不多的集体活动。 “中午休息的时候,我们几个可能就在吸烟区里打一盘游戏。”一名工友说。他们的社交需求,在游戏中得到了满足。

郭总担忧工人们只会打游戏,却不关心工人们为什么打游戏。近期工友们玩得比较多的是王者荣耀和吃鸡。这两款游戏与其他的之前火爆的游戏类似,都具有一定的投机性,且能较强地体现玩家的能动性。这些性质都足以让对工厂生活绝望的工友们投入游戏,寻找那种自主的幻觉。游戏胜利的成就感更衬托出工厂工作的无意义感。

此外,郭总“工人天天打游戏”的陈述也并不完全符合事实,很多工友已经“丧”到连游戏都玩不动了。土逗从一位网吧老板处了解到,深圳龙华富士康北门的城中村网吧数量在近4年中,从60多家减少到30多家,网吧的钱越来越难挣了。几位受到土逗采访的工友都表示,“下班之后啥也不想干,连游戏也不想打,就是颓在床上睡觉一直睡到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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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龙华富士康外的网吧(图片来源:尖椒部落)

8年前,深圳富士康工人用连环跳,向世界呈现了跨国品牌和经济奇迹背后的血汗淋漓。

8年后,富士康从深圳扩展到了衡阳,客户从苹果变成了亚马逊,产品从iPad、iPhone变成智能音箱和电子书。唯一不变的,却是工人超长的劳动时间、超低的工资水平、恶劣的劳动和生活条件。

当苹果和亚马逊这样的跨国垄断资本拿走产品一半以上的利润,当郭台铭这种资本家对工人极尽剥削,当工人继续日复一日地生产着自己买不起的商品,每月微薄的薪水也要先“贡献”给房东,深圳是越来越美了,苹果、亚马逊和富士康股东们也越来越富了,可工人却没有在这日益做大的蛋糕中拿到自己应有的份额。相反,无论是生产还是再生产,他们都不断地被剥夺。

最可恨的是,工人们试图摆脱现状的努力,竟也成了富士康剥削他们的理由。面对此情此景,郭总的理直气壮,恐怕已经不是蠢,而是资本家对工人敲骨吸髓的下流无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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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在员工宿舍装上铁网防止工人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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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与自由

早期社会主义者是强调自由的,马克思就说了,共产主义是自由人的联合体,但后期社会主义者就不怎么提自由了,为什么呢?因为自由民主的概念被资本主义霸占了,自由主义者也被等同于资本主义民主的支持者,所以社会主义者对自由的描述就局限在批驳资本主义的自由概念了。

但这并不等于社会主义者就不追寻自由了,实际上社会主义者一直在追寻自由,只不过不是追寻资本主义定义的自由而已。

要说社会主义者追寻的自由是什么,首先就要搞清楚一点:资本主义定义的自由是什么。经常看到有资本主义哈巴狗嚷嚷“民主与自由是冲突的”,听起来是不是很可笑?没有民主如何保障自由呢?靠独裁者的良心发现吗?

不过,如果搞清楚资本主义对自由的定义,就不难明白为什么哈巴狗们会这么说了。资本主义对自由的定义是:自由市场,自由企业,自由竞争,个人有消费的自由,赚钱的自由,成为富豪实现财务自由的自由。

但是,什么是自由市场?什么是自由企业?什么是自由竞争?什么叫做消费的自由?什么叫做赚钱的自由?什么叫做成为富豪实现财务自由的自由?

资本主义哈巴狗鼓吹自由市场是“公平的”,纯属狗屁,问一个问题就可以了:穷困的童工们和华尔街金融寡头之间如何公平?当然,有资本主义哈巴狗会宣称“机会公平”,呵呵,机会公平纯属自相矛盾,如果要实现机会公平,就必须尽可能实现起点公平,而要实现起点公平,就必须消灭社会上的其他不公平,否则其他不公平就会破坏起点公平(例如遗产继承和人脉继承),但机会公平本身又是建立在不公平的社会上的,所以,自打脸的机会公平根本不可能在资本主义下实现,而在社会主义下,也没必要去强调什么“机会公平”了,因为公平已经实现了。

然后再看看“自由企业”,这更是鬼扯,资本主义下的企业是极权独裁的,老板们(泛指,股东或高管都包括在内)独裁决定企业事务,雇佣管理人员作为走狗,而员工们没有任何决策权,只能被动服从老板命令,一句话说不对都会被赶出去,自由何在?啊,别跟我说“员工可以换老板”,按照这种逻辑,五毛狗的“不喜欢中国为什么不滚去美国”也毫无问题了,不喜欢这个政府为什么不滚去另一个政府呢?不喜欢这个企业就滚去另一个企业,结果还不是被极权独裁?什么,自己创业?先不说创业公司那头五年99%的死亡率,自己创业无非是自己当老板,我不当奴隶我就要去当奴隶主?那我不想被共匪独裁专制,我就要自己当独裁者吗?至于资本主义哈巴狗发明的”承担风险就可极权独裁“”创新就可极权独裁“诸如此类的洗地狗屎,请自行将企业代换为政府就可破解之。

哦,有资本主义哈巴狗会说:企业是私人的,政府是公共的。企业是私人的?这是将企业等同于家庭了?很好啊,咱们就来看看,企业和家庭到底是不是一样的:家庭不会去游说政府腐蚀民主以满足自己的腰包,企业会;家庭不会在成员生病衰老时直接把成员踢出去,企业会;家庭不会污染环境,不会破坏生态,不会把垃圾丢到全球南方国家去,企业都会;家庭中随便拿个共同财产出去自己花,一般是没什么问题的,企业员工拿老板财产,你觉得会如何?家庭不会强迫成员加班还不给钱,不会拖欠成员工资,不会在碰到风险时第一时间进行降薪裁员,企业还是都会;家庭虐待成员,会被臭骂,企业虐待成员,会被洗地”奋斗精神“”狼性文化“,不肯被虐待是”不努力“;家庭不会请五毛水军洗地,企业会请;政客们不肯给钱帮助家庭,却非常愿意拿穷人的钱补贴富裕的企业………

企业是私人的?呵呵,看看上面的各种不同,是非自有公论,企业除了在所有权和经营权上属于私人之外,其他任何方面,无论是对社会的影响,还是对其他人(特别是员工)的影响,还是对政府的影响和对民主制度本身的影响,都是彻头彻尾的公共属性!即使是家庭,家庭成员如果侵犯其他成员的人权,那也是应当被政府干涉阻止的,践踏人权可不能用”私人领域“去洗地啊!而资本主义哈巴狗呢?以安兰德这条为例,她竟然认为私企老板进行种族歧视是自由,恶心!

再来说说”自由竞争“。什么是竞争?竞争无非就是,我做掉你,然后霸占你的市场份额,然后继续滚雪球霸占其他企业的市场份额,最终实现垄断。而如何做掉你呢?通过坑骗消费者,通过五毛狗水军黑公关,通过消费主义洗脑制造虚假需求,通过官商勾结,通过抄袭山寨,通过收购,通过金钱柏林墙垄断知识,总之,一切可以做掉你的手段,我都是会用的,不要以为竞争是什么好东西,竞争的本质就是丛林哲学相互残杀,最终实现独霸市场,没错,竞争的目的就是垄断,而竞争的结果也是垄断。那么自由何在?自由得相互残杀吗?我有不进行残杀的自由吗?对不起,没有,因为这一机制是逆淘汰的,不肯残杀不肯无下限的,就算能活下来也做不大,能做大的必然是手段肮脏残忍无下限的。

再来看看”消费的自由“吧。在铺天盖地的广告洗脑宣传下,你确定一个人有消费的自由?就算没有广告洗脑的影响,你知道产品和服务的背后是怎样的吗?你知道产品的原料来源是哪里,当地工人的处境如何吗?你知道生产产品的工人处境如何,其工资占产品价格本身多少,利润都被谁拿走了吗?你知道产品的生产过程是怎样的,会对工人和环境造成怎样的影响吗?你知道那些为你提供服务的工人,他们工资多少,处境如何吗?事实是,你什么也不知道,你面对的产品和服务,完全就是一个个黑箱,在这种情况下,你根本就没有任何自由,只能被企业老板们蒙骗!

然后看看”赚钱的自由“。这东西算自由吗?资本主义下不赚钱就是个死,根本没有选择,算什么自由?

最后看看”成为富豪实现财务自由的自由“,呵呵,什么叫”财务自由“?是赚到一亿还是赚到一万亿?要知道人类的贪欲可是无限的,这世界上只有嫌钱少的没有嫌钱多的,富豪们早就被贪欲彻底吞噬了,成为永不停息的吸金机器,这算哪门子自由?所谓”财务自由“不过是骗傻子的伪概念而已。顺便说一句,有人奇怪为什么政客和财团老板们总是宁可不停的增加军费增加警力增加监控也不肯主动对穷人让利以消除穷人对他们的憎恨,因为他们自己非常清楚,一旦对穷人让利,那么穷人就会起来要求更多,并最终推翻他们的特权,所以他们只能选择镇压以延长特权维持时间,至于后果,反正他们已经离岸了,穷人的死活和他们无关了。

现在你应该明白为什么资本主义哈巴狗们会说”民主和自由是冲突的“了,因为资本主义的”自由“的本质是独裁专制的企业为了利润最大化胡作非为而不被阻止的”自由“,而民主政府必然会阻止企业的胡作非为(当然能在多大程度上阻止取决于民主程度,民主程度越高阻止程度越高,反之则越低),那么民主和这种”自由“当然是冲突的了。

很明显,资本主义是一种一元社会:有钱大爷,没钱贱民,在这种社会中,是不可能存在自由的,每个人都是金钱的奴隶。有人会说现在的欧美没这么过分,那是因为社会主义者在过去一百多年内的战斗,强迫欧美资本主义接受了部分社会主义价值观,在纯粹资本主义的中国和19世纪的欧美,资本主义的本性就体现得非常明显了。

那么社会主义的自由是什么?简单来说,社会主义的自由是:每个人都能自己决定自己,同时不被别人决定。

例如,自己决定自己干自己想要干的工作,而不是因为这工作”不能赚钱“被歧视侮辱(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是极为常见的);自己决定过自己想要过的生活,而不是因为自己和别人不一样就被敌视排斥(私有制下的父权独裁专制压迫下,道德就是一种恶心的文化霸权,所谓的”主流“拿着狗屁道德去压迫虐待和他们不一样的人,所以鲁迅先生说道德是吃人的东西),有人想要生育,很好,那就自己去生一个班,没人拦你,有人不想生育,想要单身,可以,有人不想被困在狗屁专偶制家庭中,那也可以,自由的选择自己的伴侣,自由的组成自己想要的家庭,自由的进行自己想要的性生活,只要是自愿的,只要没有伤害别人的人权,怎样都可以;儿童社会化抚养,政府承担抚养责任,发放生育补贴,儿童福利,建立社会化抚养机构,有人生下来不想养,可以,送给想抚养的人(不能卖),而其他人和政府共同负责监视,如果有哪个不负责任的父母伤害虐待儿童,那么就剥夺其抚养权,把儿童交给专业机构或其他愿意抚养的人,例如同性家庭;在社会主义下,无论是什么狗屁宗教,传统文化,还是什么家庭价值观,都不得干涉他人,更不得干涉公共生活,如果有人想要用这些垃圾去干涉,呵呵,那就请此人滚进监狱吧,如果有家长用这些垃圾洗脑儿童,那就直接剥夺其抚养权吧;至于企业,在经济民主之下,企业如何经营,由员工们共同民主决定,每个员工都能自由的参与决策,自由的决定如何分配创造出的财富,当然也能自由的选择加入其他企业或成立自己的民主企业,企业的一切情况都是完全公开的,商业机密?呵呵,这种资本主义的狗屁,社会主义社会中怎么可能会允许存在啊?

你想去其他地方?可以,随便去,政府的公共服务是不会缺席的,政府会从你的尿片负责到你的棺材,负责你的教育(教育内容是民主决定的,基础教育的内容由成人决定,但要有足够的多样性,但从中学开始,受教育的未成年人也能参与决策,学校由学生民主自治,自我管理,而大学则完全交由教授和学生共同民主管理。当然,反人权的宗教传统文化等狗屁滚出教育系统。),你的医疗,你的住房,你的养老,如果你找不到工作,那么政府也会提供工作,基本人权是纯粹的公共服务,绝不会成为私人的吸金工具;如果你是残疾人?那么各种公共设施都会为你的出行提供帮助,政府也会进行补贴,帮助你有尊严的生活下去。

当然,权利与责任是对等的,高收入者们,你们不要幻想政府能够帮你们捞钱了,政府不仅不会帮你们捞钱,还会要求你们把应该交的税一分不少的交出来,不过,在经济民主已经实现的情况下,收入差距远远不会像资本主义社会中这么大,政府只需要略微再分配一下,用高额遗产税阻止特权继承,并对民主企业进行固定征税以作为投资资金,而在公开透明的环境下,离岸也是无法进行的了;至于市场,社会主义下当然不会存在”自由市场“这种东西,市场是被严格控制的,想要进行消费主义洗脑?想要进行广告欺诈坑骗消费者?想要请五毛狗水军洗地?做梦!但只有被控制的市场,才不会践踏大部分人的自由,否则大部分人连”消费的自由“都别想拥有。

总结一下,社会主义的自由是:你可以自己决定自己,你不可以决定别人,更不可以剥削压榨掠夺奴役压迫折磨虐待残害别人以满足自己的贪欲和偏见。

 

 

聊聊资本主义下教育的本质

当初高考的时候有人建议我写批判高考的文章,其实单纯批判高考的文章很多,我推上也有转载了两篇:北大飞 | 高考日 讲讲我的往事说说我所经历过的高考地域歧视 ,但实际上,单纯批判高考的意义不大。或者说,高考本身也并不是根源,而是根源造成的症状。而根源是什么?且听我慢慢道来。

很多人都把高考比作科举,这个类比不能说错,但是是很不准确的。古代皇权专制帝国的科举,面向占社会总体少数的地主士绅阶级,古中国有条件读书识字参加科举的,基本上是地主或官宦家庭,而商人和手工工匠则被朝廷打压,规定不准参加科举,而普通平民则更是想都别想,连读书条件都没有还参加个毛?古中国可没公共教育啊。而科举的目的,是为朝廷选拔官僚(文举选文官,武举选武官)。

参考资料:首先,宋代的科举放宽了录取和作用的范围。宋代进士分为三等:一等称进士及第;二等称进士出身;三等赐同进士出身。由于扩大了录取范围,名额也成倍增加。唐代录取进士,每次不过二、三十人,少则几人、十几人。

南、北宋三百二十年,总共开科一百一十八次。取进士二万人以上。

元朝自仁宗至顺帝时灭亡止,科举停办两次,共举办过十六次,取进士1,139人,国子学录取284人,总计1,423人。

来源: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_中国网

整個唐朝的科舉取士約一萬人。

明朝二百七十七年開科八十九次,取進士24,536人。

清朝二百六十七年間開科一百一十二次,進士二萬六千人;

来源:中国科举制度

而在这些帝国当时的总人口数是多少呢?

唐朝唐朝後來取代了隋朝在全國的統治,到唐太宗貞觀十三年即公元639年時,全國人口大約為1235萬人,比隋朝巔峰時候整整少了3000多萬人。到唐玄宗天寶十四年,史書記載全國人口達到了5200多萬人,接近漢朝最鼎盛時期的人口。歷史學家預計,當時的實際人口應該還不止這些,可能要達到8000萬—9000萬人。

經過一系列戰爭之後,元朝建立後實際統治人口數估計約1100萬,在滅亡南宋統一全國之後,納入元朝統治的人口達6300多萬,但實際人口應該有8700萬左右。鼎盛時期的元朝,人口達到了1億2359萬人。

鼎盛時期明朝人口最多應該在1億以上,但是由於有大量戶口隱匿、流民逃亡、不入戶籍的市民階層的存在,導致官方無法統計出確切的人口數字,官方統計數據一直在5000到6000多萬之間。不過,一般認為明朝中期之後全國人口就已經達到了1億6000萬到1億8000萬之間。

清朝清朝建立之後,明末各種大戰亂又將全國人口縮小到了1億零300萬,減少了6000萬以上的人口。一直到康熙末年,人口才恢復到了明朝最鼎盛的1億5000多萬人。自此之後,中國人口就一路狂飆,康熙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全國人口突破2億,僅僅26年之後的1790年中國人口就增加了1億人達到3億,道光十四年(1834)增至4億。

稍微算算就会发现,帝国科举取士总人数占帝国总人数的比例,最高都不到千分之一,不少帝国时期更是万分之一都不到,如果按照每年取士人数去计算,那是连百万分之一都不到了,有些傻逼喜欢吹捧古中国帝国的科举制度,呵呵,这有什么可吹的?靠这个去“改变命运”,还没现代人出车祸的概率高呢。

而高考呢?先不说实际上有多少人能够读到能参加高考那天,至少比起古代帝国科举的参与人数比例,那是高多了的:

数据显示,中国高考人数一直在持续变化。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报名人数一度每年只有100多万人。高考人数顶峰时期是2008年,为1050万,到2013年下降到912万,2014、2015年分别增加到939万、942万,2016、2017年稳定为940万。

来源:首批00后高考:报名人数975万,创8年新高_搜狐新闻_搜狐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截至2017年12月,中国大陆人口总数达到13.9亿人,占世界人口总量18.7%[1]

来源:中国大陆人口

算一下就会发现,每年参加高考的人数占总人数比例,接近百分之一,当然也不是什么高比例,但比起古中国帝国时期的科举制的那百万分之一的比例,真的高很多啊。

但请注意:高考和科举的目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前面已经说了,科举的目的是朝廷选拔官僚,而高考的目的则是上大学。从目的来说,科举更类似公务员考试,而和高考完全不同。

所以高考和科举,无论从参与人数比例还是从目的来看,都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机制。但有一点两者是相同的:参与者都想靠这一机制改变命运,或者,更准确的说,实现阶层上升。

至于能否实现阶层上升,我之前转载的两篇文章已经明确说明了,不能。但如果这篇文章止于此,那么我也不必浪费时间写这么一篇文章了。

诸位,先思考一个问题吧:为什么我们非要追求阶层上升?

我想有一个答案肯定很多人都会说:“当然是为了能够得到更好的生活了!”

那么,思考第二个问题:能爬到金字塔顶端的人,是多数还是少数?

很明显,答案是:在全世界都是少数,极少数。如果有人对这个答案有疑问,去看看这篇文章吧:赵皓阳:生而贫穷(转载)

既然是极少数,那么,第三个问题就出来了:为什么不推翻这个制造金字塔的压迫性的制度,而非要追求什么阶层上升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1,大部分人不知道推翻之后该拿什么制度进行替代,害怕血泪之后历史又一次循环;2,资本主义无孔不入的洗脑宣传,导致大部分人有“我可以阶层上升”的幻觉。

对于1,替代制度是核心为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的社会主义;对于2,资本主义灌输“阶层上升”幻觉的一个重要说辞,就是“通过教育可以实现阶层上升”。

而事实上呢?有人说,教育的不平等直接断了底层上升的道路,精英垄断教育资源进行精英教育,而平民只能待在资金不足的公立学校,而公立学校都没有的地方(例如教育市场化的中国)就更糟糕了。

单看这话是没什么问题,但通常这么说的人都有一个幻想:教育平等之后底层就能上升了。但是啊,先不说资本主义下根本不可能实现教育平等,因为政客和财团老板等精英们必然垄断教育资源;就算假设某个资本主义社会教育平等了,那么底层也还是底层,绝大多数都别想上升。为什么呢?因为资本主义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压迫性的制度,少数政客和财团老板联手剥削压迫大部分人,那么,这种制度本身就决定了必然是少数人剥削压迫大部分的结构,只不过,如果教育平等,那么政客和财团老板们会采用其他手段垄断资源,并让后代继承,而广大平民依旧只能给他们打工, 被他们剥削压迫。

资本主义的所谓“教育实现阶层上升”,其实就是:奴隶们,你们通过自己的努力,是可以成为奴隶主的!呵呵,说起来,“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不就是这类奴才洗脑狗屁吗?当然,奴隶也有奴隶和奴才之分,相对来说奴才们得到的主子的赏赐会多一些,这是主子的收买策略。而还有一种被收买的人就是掌握一定技术的奴隶,掌握技术本身需要资源投入,所以掌握技术的人是少数,而这些人本身可以依靠掌握的技术创造出更多财富,故此对奴隶主来说,他们有收买价值,而大部分奴隶就没这么值钱了。

的确,有些人追求的“阶层上升”并不是成为奴隶主,而是低级奴隶成为高级奴隶。可是,奴隶还是奴隶啊!而且能成为高级奴隶的也必然是少数,因为人多了就没有收买价值了。

所以,资本主义下的教育,一是维持阶级固化保证精英的后代继承特权,二是对奴隶们进行洗脑制造“可以实现阶层上升”的幻觉,三是制造一批掌握技术的奴隶加以收买利用。

有人说:教育的目的是让一个人成为最好版本的那个自己。这是个理想,而这一理想是无法在资本主义下实现的,只有在社会主义下,才能实现!

 

 

 

特朗普离贸易战更近一步

金属关税激怒美国盟友,中美谈判亦重陷僵局

Vincent Kolo 中国劳工论坛

随着特朗普政府推出“美国优先”的贸易政策,向美国的亲密盟友和主要竞争对手同时展开猛烈进攻,贸易战已从多个方向进一步逼近。

6月1日,美国将长期以来的威胁付诸实行,开始对来自欧盟丶加拿大和墨西哥的钢铁和铝分别征收25%和10%的关税。这些政府立即表示要对从摩托车到酒类的数百种美国产品征收报复性关税。

特朗普则进一步威胁对进口汽车和卡车征收25%的关税。对德国丶墨西哥和日本来说,这是比金属关税更大的打击。美国的钢铁和铝进口总额约450亿美元,而汽车进口额达到2080亿美元。对德国汽车巨头梅赛德斯-奔驰和宝马来说,美国占其全球销售额的15%左右。而对日本来说甚至更严重,因为他们生产的汽车有五分之一是卖到美国的。

就在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并对与伊朗进行贸易的公司施加制裁措施仅仅几周后,特朗普贸易战的第一枪严重加剧了资本主义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

6月2日,G7集团财长会议在加拿大举行,除了美国之外的6个国家发表了联合声明,谴责美国加征关税的行动。法国财政部长布鲁诺·勒梅尔表示:“我们还有几天时间采取必要措施避免欧盟与美国爆发贸易战。”

中美谈判重陷僵局

与此同时,在北京举行的第三轮中美贸易谈判陷入僵局。如拉里·艾略特在英国《卫报》上所说,特朗普要求中国——“贸易战真正的目标”——削减对美贸易顺差(目前为每月300亿美元)。

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是从美国进口的四倍。尽管特朗普说这是因为中国的“欺骗”,但是其实这是全球资本主义经济深层结构性转变的结果。中国崛起为世界工厂并位居全球化产业链的中心就是其中的一部分。中国制造业规模是美国的1.5倍。中国政府将大量贸易盈余用于购买美国国债,也是在为向美国的进口提供资金。

随着谈判丶威胁和反威胁的进行,再加上特朗普一系列相互矛盾的推文,人们开始清楚地看到贸易逆差不是真正的焦点,美国政府的真正目的是遏制中国的科技发展和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地位的计划。

北京和华盛顿之间仍有可能达成贸易协议,但就目前而言,这看起来还很遥远。即使达成了协议,也可能很快破裂。

中美双方在最近的谈判中都表现出更加强硬的立场。5月在华盛顿举行的第二轮会谈之后,中美关系出现了明显但短暂的“突破”。当时双方签署了一份联合声明,尽管没有什么实际内容,但双方同意在谈判继续进行期间不开征关税。作为回报,中方同意“大幅”增加对美国商品的进口,以减少贸易顺差,不过它拒绝就此提出具体数字。这相当于双方“停火”,但仅9天后就破裂了。

正当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前往北京参加第三轮会谈时,特朗普再次威胁要对中国价值500亿美元的“具有重大产业意义的技术产品”征收25%的关税。一位中国官员对英国《金融时报》说,特朗普的180度转向“出乎意料,但也不令人意外”。

特朗普多变的丶难以预测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是故意向对手施加压力丶迫使其让步的策略。但在中美谈判重新陷入僵局之后,中方拒绝做出进一步的承诺,除非美方保证不征收关税。

如何树敌?

中方谈判代表表示,如果美国实施关税或其他制裁(特朗普威胁从6月15日起实施制裁),他们将完全退出谈判。这表明中国政府的态度也变得更加强硬。在先前的会谈中,中方代表明确表示,他们准备向美国作出让步,特别是购买更多的美国农产品和天然气。但特朗普在第三轮谈判前几个小时向欧洲丶日本和其他美国盟友征收关税的举动,无疑使中方有了更多底气同美国对抗。

现在的局面极度不稳定。欧盟和日本本身也与中国有争端,很大程度上与美国政府的立场是一致的。今年4月,27位欧洲驻中国大使签署了一份报告,批评习近平标志性的一带一路海外投资计划。这些大使表示,“一带一路计划偏向那些接受政府资助的中国公司,这与欧盟的贸易自由化计划相冲突”。

中国政府特别担心这些国家会与特朗普联手对付中国。但特朗普“敌我不分”的外交方式至少暂时降低了这种可能性,给了北京更大的回旋余地。

民族主义

中国和美国的民族主义情绪都在升温。中国政府准备向特朗普做出让步,但前提是它能够将被迫让步伪装成出于自身利益的自愿行为。这样,购买更多美国商品将被解释为“向需求不断增长的中国消费者提供更多外国商品”。减少外资投资限制丶保护知识产权和放开外资在国企垄断行业的所有权限制则是“深化中国经济改革开放”。

一个明显的迹像是,中国政府上个月关闭了最着名的毛派网站“乌有之乡”,因为担心该网站可能成为愤怒的民族主义者批驳政府“向美帝国主义投降”的渠道。

在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国会议员对于“美国优先”的热衷正在超过特朗普。他们看到特朗普的那种民粹主义有助于中期选举的选情,因此这两个资产阶级政党的政客都在提高反华调门,特朗普团队只要露出任何对华立场软化的迹象就会受到他们的抨击。

两党政客都想通过国会立法阻止特朗普“挽救”中国电信巨头中兴通讯。今年4月,美国政府以中兴违反美国对伊朗和朝鲜的制裁为由,禁止它在未来7年内从美国购买微芯片或软件。由于中兴90%的产品要使用美国元器件,因此该这相当于判了中兴的死刑。

共和党反华鹰派参议员马尔科·鲁比奥称,绝大多数国会议员不仅反对撤销对中兴通讯的禁令,而且要求对华为等其他中国科技公司采取同样的措施。这些压力使特朗普政府不敢轻易同中国达成任何协议。

减少2000亿美元贸易顺差

特朗普在2016年竞选时曾承诺,他当选总统后会将美中年度贸易逆差减少1000亿美元。现在他要求中国在两年内减少2000亿美元。这个目标被广泛认为是不现实的。

经济学家阿米特拉吉特·巴塔贝尔评论说:“美国经济短期内根本无法增加足够的产量供中国购买”。美中贸易谈判的重点是农业和能源。美国可以增加这两个行业的对华出口,但去年美国农产品出口总值为690亿美元,能源出口1500亿。中国要想减少2000亿美元的对美顺差,几乎要把这两个行业的所有出口商品全都买下来。

中国也希望大幅增加美国科技产品的进口和增加对美国科技企业的投资,但目前美国政府正出于“国家安全”理由考虑采取限制措施。

中国政府不愿给出削减贸易顺差的具体目标。一方面是因为美国可能会以中国未达成目标为由发动更猛烈的攻击。另一方面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尽管习近平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审查和宣传机器,但他仍然难以让人相信这不是迫于美国的压力,因此他用来压制党内反对派的“强人”形像也将受损。

不同的模式

中美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并不只是因为贸易问题。美国政府宣传攻势的目标已从贸易逆差转向金融投资和中国涉嫌盗取美国技术。特朗普的贸易谈判代表越来越多地说到中国需要“结构性改革”,也就是要求中国打破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丶停止政府对重点行业的支持以及废除对外资所有权的限制。

习近平当局甚至同意解除对金融和汽车行业的投资限制。但这些让步只是为了吸引有影响力的海外资本,因而都很有限。从整体上来说,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会继续保持下去,甚至还会增强。事实上,如果中美之间的技术战升级,中国政府为了加快本土科技行业的发展,势必要加大国家干预。习近平在5月28日(也就是第三轮谈判前几天)发表演讲,主题就是高科技领域的“自力更生”。

在与经济和地缘政治冲突同时展开的“意识形态”斗争中,中国统治集团认为其威权国家资本主义优于西方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这种像想法是基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在西方资本主义陷入停滞和政治动荡的同时,中国却保持了相对较快的经济增长。然而,中国取得“成功”的基础,是有史以来耗资最大的警察国家和前所未有的债务水平。政府知道堆积如山的债务可能会触发严重的金融危机。但是,在这场不同模式的资本主义的对弈中,习近平方面最有力论点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混乱。

帝国主义冲突

这场“意识形态”斗争是正在加剧的全球帝国主义斗争(特别是中美之间)的一部份。美国资本主义建制的各个派系(特别是军方)正在形成一个共识:一现在是击退中国这个最强大的对手的时候了。

今年4月9日,特朗普的贸易顾问丶«致命中国»一书的作者彼得·纳瓦罗在《金融时报》上撰文,将矛头指向中国的科技发展及其庞大的工业现代化计划“中国制造2025”。“中国制造2025”计划旨在使中国在机器人丶高级信息技术丶航空引擎丶环保汽车和生物制药等尖端科技领域取得全球领先地位。如果中国的计划成功,纳瓦罗称:“美国经济将根本没有前景”。

2008年全球危机之后,由于帝国主义竞争愈演愈烈,贸易也日益变成一种代替军事行动的武器。在危机发生前,全球贸易增速是全球GDP增速的两倍,但此后一直停滞不前。

世界银行去年的一项调查显示,自2008年以来,全球前60大经济体推出了7000多项保护主义措施。美国和欧盟各以1000多项位居榜首。特朗普的“美国优先”也是这一进程的表现。

这些贸易保护措施标志着以美国为首的各国政府正从所谓的自由贸易转向贸易管制。社会主义者指出,自由贸易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的神话,因为大多数贸易是由几百家大公司控制的。我们支持“管制”贸易,但反对资本家和像特朗普这样的反工人阶级政客进行管制。

在社会主义社会,在消灭了资本主义和建立起工人阶级民主管理的计划经济之后,贸易和国际关系也将以民主计划的方式发展。这将为全球经济提供空前的发展动力,去满足人民和环境的需要。

特朗普的钢铁和铝关税等贸易制裁措施以“国家安全”的理由绕过了WTO体系及其全球规则。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政府过去一手建立起来的。特朗普在贸易上背离“自由市场”原则,但在其他大多数政策领域却支持极端的去管制,例如他最近取消了2008年后为避免金融危机再次爆发而实施的银行业监管措施。

军事角力

在21世纪,与其全球主要竞争对手相比,美国资本主义在经济和地缘政治方面的地位都在下降,尽管美国的军事实力仍是无与伦比的。美国政府近期的多份文件都表现出对正在逼近的危机的担忧。例如去年12月出版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和俄罗斯是“挑战美国权力丶影响力和利益”的竞争者。

今年1月份发布的《国防战略报告》指出,“目前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问题是大国的竞争,而不是恐怖主义”。这种对抗性的论调,加上越来越倾向使用经济制裁(关税)去对付对手(中国)和“朋友”(欧盟丶加拿大丶日本),标志着美国的政策出现了历史性转变。

对中国来说,这标志着40多年来与美国共和党或民主党当局相对稳定丶友善的关系结束了。香港《南华早报》评论说,特朗普是“自1971年尼克松访华破冰以来第一位明确将中国认定为『对手』的美国总统。”。

特朗普的贸易政策受到美国贸易代表莱特西泽和纳瓦罗等强硬反华理论家的重要影响,而新任命的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也因主张对抗中国和对朝鲜发动“预防性战争”而着称。

特朗普政府也在通过其他与贸易无关的问题对中国加压。在最近的新加坡安全论坛(香格里拉对话)上,美国国防部长吉姆·马蒂斯指责中国将南海人造岛屿军事化以“恐吓和胁迫”邻国。特朗普政府对此的“初步反应”是,拒绝让中国参加今年5月的“环太平洋军演”。

美国及其盟国英法两国宣布将在中国与邻国的争议海域进行更多“自由巡航”行动。而中国也在南海加注。它在其控制的岛屿上安装了先进的雷达和监控设备,最近还在其中一个岛屿着陆了可携带核武器的轰炸机。

和传统的外交作法不同,特朗普并不反对将南海和台湾等地缘政治问题(中国反对美国与台湾建立更紧密关系或提供军事支持)与经济问题混在一起,时而利用这个问题丶时而利用那个问题做为筹码,去达到他的目的。这造成全球局势更加不稳定,也增加了冲突升级的风险。尽管中国政府准备在贸易问题上做出让步,但对它来说台湾和南海问题是不可逾越的“红线”。

对社会主义者来说,现在的事态并不完全令人意外。资本主义危机及其所带来的特朗普和“习皇帝”正在破坏世界的稳定。社会主义者强调,工人运动需要独立的立场和行动,不应该被本国的统治阶级欺骗和左右。我们的主张是,建立工人阶级民主控制的计划经济和贸易,取代混乱丶暴虐的资本主义。

http://chinaworker.info/cn/2018/06/04/17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