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养、互殴、被出柜:同性家暴是怎样的体验?

(写在前面:在我看来,同性恋家庭内部的互殴比起顺性别异性恋专偶制家庭的单方面剥削压迫奴役,要公平太多倍。反正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我死都不会和某个臭男人组合只为了剥削压迫而存在的专偶制家庭。什么?你说生育?爱情什么时候和生育有关系了?再说了,在孤雌生殖人体实验成功之前,臭男人唯一需要当的也只是精子提供机而已,呵呵。)

摘要:2014年,根据科学研究院的平均统计,中国的同性恋人数可达7000万。在社会歧视、同志权益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许多同志习惯隐瞒自己的身份,生活在“柜子”中。他们彼此的情感关系如同柜子中“不能说的秘密”,情感暴力的发生也往往无人知晓。

在419份取自于中国大陆八个城市的调查中,同性恋群体比异性恋者更易遭受亲密关系暴力 图片来源:《亲密关系中的暴力调查报告》

 1 

大四那年,志森查出了艾滋和尖锐湿疣。他不敢跟家人说,手头拮据,6月大学毕业便来到了大连工作。在一次大连的同志聚会上,他认识了老男人和大胖。这两人同时对志森有好感。志森选择了老男人。因为他可以提供给志森吃住,解决温饱问题。

老男人已经结婚了,平时在外面租房和志森一起住。但经常,他也会领志森到字原来的家吃饭。老男人的妻子会给他们做好饭菜,然后带着狗狗出去逛,留给他们独处的时间。

相处的一年内,俩人只有刚认识的时候发生了关系,后来再也没有。虽然老男人的性需求很强烈,但志森不想。他不喜欢老男人,找各种理由拒绝他。

“他人很好,可以把人的生活照顾的很好,让我不需要担心一些东西。但很小心眼,嫉妒心很强,控制力很强。”一次,志森的女性朋友来大连玩,已经深夜十点,志森要送朋友回酒店,大概半个小时,老男人就起了疑心。朋友早上六点的飞机,志森不放心她一个人住酒店,想陪住一晚,老男人不愿意。“我花的别人的钱就是很难讲的。我想送那个女同学,后来一想我还住在他这里,就挺……”

被老男人包养了,志森不再有自我选择的权力。他那一整年都没有工作过,也没有任何积蓄。老男人不允许他找工作。久而久之,志森自己也不想工作,每天过着家庭主妇的生活——洗衣服、做饭、买菜、打游戏、看电视。

老男人几乎每天晚上都会过来志森这边睡觉,除非有家庭聚会。回家看父母,还经常带他去餐厅吃饭,一起过情人节,有时候把家里布置的很浪漫,试图想打动志森。老男人曾想过买一套房给他,志森拒绝了。

日复一日地过着重复的生活,志森想要离开。老男人试图挽留他,留了半个月,但志森已经厌倦这种生活。

老男人说:“哎,我努力了一年都白费了,努力这么久,还没有打动你,你这个人心太硬了……”

可志森觉得自己是老男人养的小猫小狗,不像是爱人。

 2 

许沛在网上认识了建明,82年的,年纪比他大,在哥哥开的网吧做网管。男友一个月只有几百块的收入,吃饭基本上都是许沛付钱。当时许沛还是学生,没有收入。

两个人虽然还没有确定情侣关系,建明早已喜欢上了许沛。见了另外一个男网友后,许沛和建明说这个网友如何如何好,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建明哭了,很伤心,蹲在居民楼的过道里,感觉被整个世界背叛。

许沛第一次见到男人可以流那么多的泪,有点手足无措。明情绪失控,狠狠用脚飞踹过来。许沛没有还手,觉得自己有错在先,看到建明痛哭,心软了。

许沛觉得是一个可以长期发展稳定关系的人,选择继续和建明交往。相处了两三个月后,建明带他回家,向母亲介绍是自己的朋友。许沛感觉是一种信任,因为男同志很少领男友回家。他觉得自己恋爱了。

处了一段时间,许沛觉得男友对他的占有欲越来越强烈,很怕许沛突然不要他了。许沛感觉他心里是有些问题,很自卑,不光是他的长相,觉得自己不帅,没有什么好的工作。建明的父亲很早就去世了,父亲对他很好,小时候经常与父亲一起坐火车出去。而母亲是个女强人,一直控制着他的生活。如今,建明三十岁了却一事无成,依靠着家人的接济。他将失败归结于母亲的管束。

在一次性爱中,许沛没有做好保护措施,把建明弄出了血。建明借此想讹诈他,要求赔钱。这让他心生厌恶,提出了分手。“我当时还心神不定,他的外表让我不满意,可能还是他性格问题”。

同志间的亲密关系建立在感情与性的基础上。婚姻制度、家庭关系、传宗接代的“父权”因素对其影响甚小,不像异性恋有婚姻制度的框定,他们的关系更趋于多元,开放,不稳定的关系状态。许沛习惯与各种男性交往,建明认为许沛是他的唯一,其实不是,他对忠贞关系的渴望,但现实的背叛激化了嫉妒心。

同志组织女角平权协作组访问了216位女性性小众人士,近78%受访者表示曾经历伴侣的「亲密暴力」,当中受「心理暴力」影响的人最多,佔70.8%,亦有10位受访者表示曾被伴侣企图谋杀,惟仅得两成受访者愿意向政府机构求助。 图片来源:HK01

有别于异性恋在父权社会中针对女性的结构性暴力,同志之间的暴力更多源于权力关系的失衡。男同志伴侣间的 “二元性角色”差异、关系外具有吸引力引发的嫉妒以及吃醋会导致权力关系的失衡。许沛长相帅气,认为追求他的同志很多,有更多选择的权。而建明在这段关系中处于弱势。嫉妒引发的不信任更催化了男同志之间暴力的发生。

亲密关系暴力中,常常并不存在一个绝对的“施暴者”,与一个绝对的“受暴者”。

在传统性别角色认同显著低于异性恋群体的同志社群中,来自性别角色的压迫在关系中的意味并不那么浓,这样基于性别层面的平等、自愿的关系,往往更容易出现”伴侣互殴“的情况。

 3 

许沛平时在学校外租房子。俩人分手后,他跟以前的炮友约会。有一天,建明看到许沛跟另外一个男人赤条条地躺在床上,一股子火气上来,打了许沛一个大耳光,脸上留下红红的巴掌印。许沛很气愤,想跟他打一架。炮友见状,连忙穿好衣服,仓皇而逃。

许沛拿了建明之前买的鞋追出去,朝他扔过去。建明自认为没有权力,打完之后,也跑了。许沛捧着被打得滚烫的脸走向学校,遇到两个女同学,“许沛,你怎么了?”许沛很不好意思地快走了几步,没有搭理她们。“很委屈,从来没有被人打过,有种想哭的冲动”。

在这之前,许沛明确表示分手,但建明知道了他扁桃体发炎,出于关心炖了冰糖雪梨给许沛。明确分手后,建明还跟踪许沛,以为许沛出去约会,在后面躲躲闪闪。

“我并不希望脚踏好几条船,只是认为他喜欢我多一些,我喜欢他少一些,可能我拥有的自由多一些,但他觉得我们要同等,他付出多少我也要回报他多少,我后来就比较警惕那些占有欲强,这种人蛮危险的。”

虽然当过兵,建明的气质没有特别阳刚。他想找一个人充当“丈夫”一样的角色,而他负责做饭、洗衣服、做家务。他希望永远可以陪伴在许沛身边,而许沛更希望一种开放式的关系,两个人各有选择的余地。

许沛很怀疑忠贞的关系,因为家里人都出过轨。小学的时候,家庭经济不好,就有陌生男人进入许沛的家庭,当时父亲不在,母亲就跟别的男人在炕上……

有一次,许沛回到家看到母亲脸上都是血,明显是刮痕,默默地流泪,这个场景一直在许沛的脑海里。家里的嫂子也有出轨的情况,许沛因此很不看好忠贞关系。

许沛约过很多男人,最长的恋爱也只有半年,异地的精神恋爱,没有跟恋人面对面相处过很长时间。

“我以前也一直在追求一对一的关系,很痛苦,因为别人不想这样,我特别喜欢一个人,但那个人只想跟我发生一夜情,是炮友关系,如果我把他当作炮友,或者是一夜情的对象,可能就没有这么伤心了,哪天不见我了,我也就很快恢复过来,所以现在就没有特意再找到一对一的,顺其自然。”

对于许沛来说,放弃寻找一对一的终身伴侣也是一种解脱。

离开老男人后,第二年7月,志森独自一人来到广州,大胖主动抛出了橄榄枝。了解到他的身体状况后,大胖借给他4000块。志森跟老男人在一起时,一直与大胖保持着联系,大胖等着志森离开老男人,为他去广州感到高兴。

大胖工作在北京,从事IT,公司中层,经常去广州找志森,两人平常都在酒店见面,但每次都吵架,吵着想跟志森在一起。大胖为志森付出了很多——金钱、感情、熬夜工作。志森一有钱的需求,立马给他汇过去,前后给了四万多。大胖很喜欢他,可志森不喜欢,“我是烦他的,看见他,就是烦……”

大胖问他:“你都可以跟老的人生活一段时间,为什么不跟我生活一段时间。”志森觉得大胖很可怜,离不开他的资助,又不想委曲求全,一直吊着大胖。

在相处的过程中,大胖很聪明,他看志森玩手机偷偷记下他家人的联系方式,还有志森的身份证。大胖有时被志森逼急了,曾胁迫说要打电话告诉志森家人。家人虽然知道他有病,却不知道同志身份。志森一听怂了,很担心他向家人曝光,但他打心底不愿跟大胖在一起。

“信不信我强奸你!”

“可以啊,那你也得不到,你得到的只是个肉体,我也不会做反抗,你也可以杀了我。那时候最痛苦的是你,不是我”。大胖看着深爱的志森,听到这句话只有绝望。志森一面答应大胖在一起,在行动上却又没有兑现承诺。

图片来源:英国西约克警署

爱恨纠葛,大胖游走在极端的边缘。

一次在酒店。又一次争吵。

“你不喜欢我,还在这里跟我要钱,让我做这么多!”

“那也不是你自愿的?!”

“你有病还这样!”

“我明明就不喜欢你,早就跟你说过,答应你,是因为你威胁我!”

大胖试图想抱志森,志森推了他。看着他这么不情愿的样子,大胖一把将志森扔进床与墙的缝隙,大胖体格很高大,根本无力反抗。志森感觉一下子就掉进去了,手受伤了,头很懵,大胖看志森不对劲,依旧连推很多下。

 5 

“刚推醒的时候,我终于体会到,人在想死的时候,当真正有一个人想要弄死你,虽然我平常说,弄死我没关系,那一刹那的想法就是不行,我不能死在这里。”

躺了一分钟,志森慢慢坐起来。他怕大胖杀了自己,开始笑脸相迎向对方求饶,但心里很不爽。过了十分钟,气氛缓和,两人又心平气和地聊了聊。志森说想出去吃东西,开始收拾行囊,走出酒店后便一路狂奔,怕大胖拉住他……

志森知道大胖有抑郁症,为他付出那么多,出于同情应该保持联系,可以做朋友,但不是恋人。一个月后,大胖父母在一场车祸中,双双离世,加重了情绪上的不稳定。志森听到这个消息并没有可怜大胖,他的第一反应是“你怎么没有死!”。

之后虽然一直有联系,都是互骂的状态。在认识大胖快一年的时间,志森与大胖大大小小的肢体冲突一直都有,只是最后一次最激烈,“我当时都有种想法,如果当时有刀我就会捅上去。”

今年8月,志森的父亲接到他公司领导的电话,父亲跟公司领导是老乡又是同学,说有人打电话举报志森很乱,是同志,被人包养,经常跟别人约。志森的父亲听完很气愤,一度想打他,志森便一直没回家,怀疑是大胖。

这件事过去一段时间,志森重新回到公司上班。突然有一天,公司领导说有人打电话威胁要杀了志森,或者来找他家里人,还给志森父母打骚扰电话,并寄寿衣、纸钱到志森家和公司。

公司回不去了,志森在家呆了一段时间。被迫出柜后,家人宁愿他一辈子单着,也不接受他喜欢男的。现在两人的联系少了,大胖还会打电话给家人说他经常参加同志组织的活动。志森表面应允不参加,还是经常偷偷参加各种同志公益活动。

社会资源的不均衡是导致男同志暴力产生的重要因素。志森与老男人、与大胖在经济关系上处于不平等的状态,老男人与大胖处于社会中上层,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源,金钱与地位唾手可得。而志森只是一个刚毕业的学生,没有经济收入,又面临着高昂的医药费用。

他们视志森情感伴侣,但志森性格强硬,不喜欢他们,又不想委屈自己,在经济上却离不开他们,利用他们的爱来解决经济问题。老男人与大胖对他的爱注入在这种经济输出中,一旦发现得不到他,没有满足情感上的需求,认为自己的付出得不到相应的情感回报,便对志森产生控制与暴力。

我问志森:“他对你暴力的同时,也是不是对他们也有暴力?”

志森若有所思。他后来把所有的联系方式都换了,觉得已经没有必要再跟大胖联系。志森觉得自己骨子里是一个“强势”的人:他坦然地接受自己得病,一个人去疾控办理所有的手续,没有丝毫怀疑与不敢面对;在性关系中做“0”,喜欢把控整个过程,告诉对方应该怎么做,他不愿意的时候对方必须停;家人的性格也比较强硬,父亲的脾气特别暴躁,哥哥很偷偷玩游戏,一次被父亲发现大冬天扒光了衣服狠狠地打,但父亲面对他也束手无策。

志森从小看着父母争吵长大。最厉害的一次,父母还把新买的电视机给砸了,轰动全家。“看到我父母这样,如果以后是过这种日子,我宁愿不过,自己一个人过。”

对于爱情与承诺,志森已经不相信,毅然选择单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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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跨性别者知道的世界

(写在前面:作者认为自由选择的只能是先天属性,但是无论是先天属性还是后天决定,只要不反人权,都应该自由选择。因为,每个人都有权自己决定自己!)

在其他男生满脑子都是打飞机,扣篮和魔兽世界的年纪里,林诗满脑子都希望自己是女人。林诗说不太清楚这种想法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但是这感觉一定来源于他对性有着最直观的认识之前,那时他皮肤白净,乖到不好意思接受大人给他的礼物,喜欢裹起蚊帐扮演电视里的白娘子,却根本与男生玩不来。

在林诗还是小诗的时候,是个喜欢读书的安静孩子。在那个毫无文化气息的城乡结合部大院里,简直人人都知道老林家里出来了个爱读书的乖孩子,祖坟冒青烟呢。那时候老林老来得子,爱得不得了,生怕孩子出事情,就按旧俗把小诗当成女孩来养。后来,长大之后的林诗衣柜里还能看到可爱的女装,家里人还当成是小时候的衣服,从没注意到那些衣服的尺码。

在肮脏幼稚的男生们热衷于看色情片的时候,林诗幻想着温暖凄凉的浪漫故事,或是感动于英俊的白马骑士来拯救被埋在作业里的自己,或是等待着霸道的王子和自己产生了无法摆脱的羁绊。他喜欢女孩安静的游戏,厌倦男人身上粗野的体味。林诗发现虽然男生到年纪都会手淫,但他明显比别的男人手淫得更早更多,而且在幻想中总是代入被动的一方,那时候的他,并不认为这有什么不正常。

有人说幸福的童年都是相似的,不幸的童年却各有不同,这句话并不能归纳跨性别者,他们的经历虽然相似,却是同样的充满混乱而不幸。十岁之后没几年,先是老林生意失败,一蹶不振,接着又是家中老人去世,子女们忙分家,就在这档口,林妈妈还下岗了。无尽的冲突席卷了这个家庭,直到现在,林诗印象最深的那些夜晚还是老林在外面喝酒嫖妓之后,偶尔醉醺醺地回家,冲着妻儿咆哮的画面。林妈妈自己虽然怕的浑身发抖,但还是努力挡在孩子前面,隔开那个威胁要肢解自己妻儿的男人。

“这个发福秃顶,冲着家人咆哮的野兽就是男人吗?”林诗被吓得破胆大哭,看着温柔地把自己挡在身后像母鸡一样,却在正面缩着身子挨打的林妈妈这样想。事后想来,他在那时候第二次认识到了男人和女人的本质不同。本来他在第一次认识到性别不同的时候就早已站在女孩这边,老林做的一切令他开始彻底对男性作呕。

父母离婚后,林诗转去寄宿制学校,与爸爸妈妈都保持着不错的关系,只是学校里独行的日子,自己接触的软色情作品,和网络社区上与同好的交流,都加重了他对自身认知的违和感——他明明是一个住在男人身体里的女人,温软的灵魂受制于污浊的肉体,令他痛苦不堪,这时他才开始在跨性别者的路上一去不返。

第一次偷偷穿女装令人快乐地发狂,就好像春野上一夜樱花开满枝头,很快他就尽量在各种场合不穿男装了。可变装的快乐又是短暂的,熟悉了女性衣服的他希望进一步改造自己的身体。

从初三起,他试遍了所有那些变性人口口相传的药物,包括色谱龙,螺内酯,甲孕酮,尼尔雌醇和市售避孕药。在网络发达的年代,药物的使用方式被一代代跨性别者用自己的身体为代价摸索出来,颇有李时珍尝百草的史诗感。这些药物可以迅速改变人的外观和心灵性别,但只要睾丸没有切除,药物就会不断给肝肾造成负担,而且造成莫名的疼痛和感情波动,所谓“变性人命短”的成见,也以此为源头。

在学校里,人们能感受到他的和善和柔软,以及在男生中的不合群。不过林诗从来没有试过向别人坦白自己的内心,哪怕是关系最好的女生朋友也没有。人人都是孤岛,不知常,妄作凶,对所有不和主流的一切都大惊小怪。连宗教徒和梦想家面对不友善的好奇都百口莫辩,何况他这种比宗教和梦想还要先验一百倍的体验呢?林诗对此深有体会。

药物和变装已经全面改变了林诗的生活,他感到自己在一步步接近真实。他也知道自己要想再进一步,只有去做变性手术了,但是首先,这需要钱和复杂的手续,其次,如果他需要钱和手续,那么他的家人恐怕不得不需要知道他的秘密。

既然在学校总是个孤僻的怪胎,林诗从不担心自己失去太多朋友和善意,但是向父母坦诚这件事情则需要破釜沉舟的勇气。林诗数不清自己撂狠话的次数,正像他数不清面对咆哮和痛哭的次数,只是亲友的冷眼和世人的嘲讽与他做女人的愿望相比,简直如蚍蜉撼树一般渺小。老林彻底不愿意再管他,林妈妈则认为自己的孩子中了邪或者被诅咒了,他很少回家,但是回家时只要一提相关的事情,就等于是在宣告家里三分钟之内要有一场争执,而在十分钟之内他就不得不在咆哮或痛哭声中离开。

在拉锯过程中,他第一次尝到了生活在离婚家庭里的甜头,那就是父母会相互挟制,而且忙于生计的他们没有看上去的那样强横。虽然没有拿到足够的手术费,但最终以疏远家人为代价,他离开家乡的学校前往大城市生活,试图掌握自己命运的控制权。

林诗忘不了自己坐在上海的机构里预约检查的那天,忐忑的蝉鸣灌耳,他掏出镜子看看一头整齐短发,隐藏着性别的自己,希望给医生一个干净的第一印象。这时,他和青花,谷雨,小满相遇。

等待室的门一下子被撞开,一个母亲抱着自己挣扎个不停的短发女儿冲进来寻求帮助。林诗看着那女孩哭喊着试图逃脱几个护士的控制,嘴里不停狂吼着脏词和诅咒,震得在场所有人耳朵嗡嗡作响,直到有一个黑衣少年上去和护士一起死死按住她。从林诗的视角,只能看到女孩穿着裤袜的腿绝望地踢蹬着。

“一针硫必利。”医生看了看表,表情熟练得像是修自行车。

连衣服也来不及脱,隔着裤袜一针精准地插入大腿,女孩踢掉了鞋的双脚停顿了一下,脚趾像要努力抓住什么一样深深地扣住不放,之后又像认命一般摊开,哭喊哑了的嗓子停下辱骂,变成一声一声悲怆地呼唤‘妈妈’,肌肉慢慢松弛,身体瘫软下来,不时还会痉挛,声音像是小狗呜咽一般越来越低,混杂着气管被鼻涕塞满的哽咽和奇怪的喉部咕噜声,直到最后一声“妈妈”的呼喊终不可闻,那具身体就不再动了。

等待室里弥漫着沉重的安静,人们被女孩绝望的哭喊所震慑,默默猜测着她究竟发生了什么。林诗这时感受到的却只有嫉妒,不但因为那个女孩白皙的皮肤和惹人怜爱的脸,而且她有个很亲近她的妈妈呢,若是林诗自己有个三长两短,估计得自己爬来医院再扶墙回去。

仿佛为了打破令人不安的寂静,旁边一个声音清了清嗓子。他转头看去,两人都一眼看出对方是个和自己一样的服药者。那少年本就生的清秀,而且画了淡妆,炫耀式的穿着一身带花边的V领豹纹连衣裙,外面套着一件素色的风衣,耳环闪闪发亮,娇媚地冲他淡淡一笑。

少年告诉他,那个现在安静下来的女孩叫青花。她是假两性畸形,做了十几年男生,有一天开始尿血,才知道自己是个女孩,来了初潮。做手术切掉阴茎接受治疗之后,心里放不下,患上了抑郁狂躁症。

“所以如果安静的青花突然蹦起来,你可别意外,帮忙按住就好了,她事后不会怪你的。”少年对他笑笑,“或者出了什么事可以找那个穿着衬衫的肌肉男,小满,当然他也不是纯粹的男孩。”

“我叫谷雨,和你一样..….那个,抽烟吗?”少年从兜里拿出烟盒,摇晃着问他。

在天台上抽烟的林诗和谷雨后来带上了安静下来的青花和英挺清秀的小满,他们四个成了朋友。

小满姓满,年长,早已做过手术转了性别,他在读临床。他每个假期都会回医院来帮工,这里的所有人都喜欢他。

谷雨来自一个混乱破败的农村家庭。但与林诗不同的是,谷雨已经彻底离开了学校,过着近似流浪的生活。他手里有很大一笔钱,他说那是他那好赌的爸爸把他赶出家门以前,去世的爷爷为他留的。他想用这笔钱做手术,去做一个真正的女人。

“做女人多好啊,可以被爱,可以被呵护,在温暖中度过一生。穿女装,吃药,变声,做女孩做的事情,喜欢女孩玩的东西,不过是希望更加接近女人。”他抽着烟说,“结果,我几天前过来,正遇到那家伙因为做了女人而发飙呢,我和小满就上去帮了她一把。”

“喂,青花,”说到这里,他转头对青花说,“开心点,少发飙。去恋爱,做爱吧,这对你的身体有好处。要不然结束休学,去上课吧。不要老是难过了,你知道有多少人嫉妒你吗?”

青花只是站在天台边上,一边望天一边抽烟,不知在想什么,一身黑色衣裙笼罩着光洁的皮肤和充满女性特征的身体,脖子上带着一个装饰性的项圈。她转身看着身穿女装的他俩和一身腱子肉的小满,笑眯眯地摆摆手。

谷雨是对的,青花的遭遇在真正想转变性别的人眼里简直是千金不换的大彩票,哪怕在不想转变性别的人眼里也是。他们四个都加入了相关的社交网络,青花受到的关注最多,人们问这问那,女生们对她抱持着奇怪的复杂情绪,却在表面上祝她幸福,男生们多是好奇,羡慕和不怀好意。

“那样岂不是你能把男女的高潮都体验到?”“做完男人做女人,不但体验过了两种生活还不用承担男人的责任,你可太幸福啦!”直男们绕来绕去总是这些个问题,扑面而来的性欲给青花带来心理上的多余负担。不过纵使如此,他们依然比起仇视自己的女性主义者和同性恋者要可爱多了。

如果是跨性别者就不一样了。虽然体谅和祝福居多,但林诗能从他们的语气或眼睛里看到童话般的羡慕,或者深深的嫉妒。小满说,有一个案例,一位假两性畸形的人无意间提起自己以前在海里游玩时被海蜇蛰过,结果听者有心,有个女孩直接去买了水母养着,每天都把全身泡到水池里挨蛰,幻想着自己能被蛰成一个假性两性畸形,“就像是蜘蛛侠那样突然变身。”

“那女孩后来呢?”林诗问。

“后来嘛,”小满叉开大腿坐着,支在膝盖上的手拿着烟屁股“跟爸妈闹翻了,她也是性子烈,直接拿刀把自己两个乳房剜下来了,血留个不停,还刺伤了自己的家长。他的家长更横,自己拖着伤口,也不送他去医院,两边僵持到双方的血都快流干了才上救护车。”

林诗对这事并没有太大的触动,为变性悍不畏死的人多了,每个人的故事都不同寻常。

“你的故事呢?”谷雨问。

“没什么好说的,”林诗拈起一支薄荷烟“啪”的一下捏碎里面的爆珠。“每个人的故事都是天翻地覆,听多了反而没意思。”

“起码透露几句吧。”

“药不能停,攒钱切蛋。”

“恋爱经历呢?”

“每次都付出真心,不是把对面吓得屁滚尿流就是险些变成炮友。”

“被逼去看心理医生的时候一般都怎么说开场白?”

“‘我叫林诗,男转女,热爱自慰。’”林诗想了想,又加了一句:“遇上不怀好意的,不上道的,直接走人。”

三人爆发出一阵大笑,林诗也笑了起来。

几天以后,他们意识到了一件特别有趣的事儿正在发生。两个放暑假,一个休学疯癫,一个退学流浪,有四个让人大呼小叫,特别照顾,窃窃私语,充满好奇,千夫所指,避之不及的跨性别者,居然开始悠闲地在医院天台开茶话会,在诊室回廊里照顾新来的病人,去未曾去过的诊室探险,一起寻找美味的餐馆,去商场试漂亮衣服,好像是记忆里又一个慵懒的夏天。

“这么说不对吧?”林诗想了想说,“没过过这么有趣的日子,哪来的‘又一个’?”

青花妈妈开始时不放心女儿的状态,可是后来发现青花和他们在一起情绪也能渐渐稳定,就由着他们在一起疯闹。林诗觉得他们可以成立一个小小的组织帮助其他同病相怜的人,谷雨则认为医院附近存在倒卖变性药物的商机,直到小满警告如果买药者吃出肾衰竭,他们四个逃不了干系才作罢。

不过无论小满是否警告,这生意都做不起来,因为用于变性的药物的管控并不严格,还不如被认为能提炼冰毒的退烧药。

小满从未提过自己的故事,但他学业成绩很好,而且经常自己写作诗歌,很喜欢把自己写的诗在他们三个面前朗读。私下来说,林诗觉得他写得不怎么样,不过有一首他很喜欢:

 

”创造你的时候

神开了个玩笑

从此你灵魂滚烫

命运冰凉

 

你踏入这世界

在人群中犹如孤岛

于是

成长像是迷雾中的蹒跚

在风暴里聆听呢喃

猜测前进的方向

 

就这样

你两次学习如何生活

又经历两次死亡

临终时

你还剩下两个问题

首先

两个矛盾的梦如何被安放“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听完这首诗,大家沉默了一会儿,谷雨问。

“这些经历,回忆和梦究竟有什么意义。”小满回答,一件薄风衣内套着挺拔的身体,眼白和瞳孔一起似笑非笑地盯着谷雨。

青花看着身上爸爸帮自己买的连衣裙若有所思,把手比作O型,缓缓而郑重地在裆部套弄了两下,好像自己的阴茎还在。这猥琐的手淫行为由她做出来,充满了难以言喻的艺术感。林诗突然很想问她有没有关于阴茎“幻肢”的体验,不过还是忍住没问。

“我觉得这些事情是有意义的。”青花回手摸了摸自己脖子上的娃娃领。“每个人,每件事情都应该有她的意义,也许这就是我们被赋予的命运——我们被要求体验这样的人生。只是具体的意义,我不太明白。”

“有时我觉得自己很可怜,我会在被窝里紧紧抱着自己哭泣,这时候,我好希望有个人抱着我,擦我的眼泪,捧起我的头颅,然后说他爱我,然后狠狠地和我做爱。所以我觉得找到那个人也许就是个意义吧,也许我们和那个要等待的人前世关系特殊,今生本来要投女身结果搞错了什么的,等我们找到那个人的时候,也许我们就明白了这意义,然后就是善良地生活在一起之类的结局。”谷雨换了一下自己的二郎腿,一步裙中间的走光一闪而过。

小满满意地看看自己的诗稿,在胸前画了个十字,收了起来。林诗知道跨性别者里中笃信宗教者很多,不过旧宗教在包容跨性别者方面多有争议,新兴教会才是好去处。

林诗收腰的高领毛衣里第一次带了假胸,擦得他肋骨的皮肤难受,但是他又不想伸手进去挠,莫名地害怕失去淑女形象。他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沉思着,如果他有的选,他根本不会想让这一切发生,也不想变成这不男不女的样子,他后悔自己的出生,痛恨自己的家庭,可是究竟是什么在主宰这一切呢?

几天以后,青花突然尝试自杀。当林诗把神魂不舍的她从已经固定好的塑料绳上拽下来的时候,她哭着说已经活够了这辈子想要去投胎,然后重新拥有一个完美的身体和家人朋友在一起生活,雪白的身子颤抖着,像是某种受伤的小动物,对人类的帮助充满排斥。

“别说傻话了,有没有投胎这事另说,就是有,你又怎么能确定才投回我们身边呢?你爸妈怎么办?”林诗费劲地把在地上打滚的她一点点拖上楼梯,好像是刚刚在水泥地里钓到了一条穿裤子的美人鱼。

手舞足蹈的青花才不管这些,毫不留情咬下的牙齿逼着林诗撤手。“让我走吧,让我死吧,求求你,我真的没别的办法,真的没有了,我受够了,真的呜呜呜啊啊啊啊呜呜——”

撤晚了的左手被衔住,紧接着青花脸上咬肌乍现。林诗手指一痛,看着那股狠劲就是一个激灵,再也管不了别的,搭配丝袜的高跟鞋猛地抬起再狠狠跺在胃部,左手成爪钩住下颚把青花的头颅死死按在楼梯沿上,右手抬起来就是啪啪啪啪啪五个连环耳光,直到青花干呕了几声,松开嘴瘫软在楼梯间里,涌出的液体流在地板上,身子直往下滑,眼神聚焦在某个无限远的地方。

“妈妈爸爸带我走吧….林诗带我走吧…..哥哥带我走吧….我真的受够了这里。”

林诗一个公主抱把青花抄在怀里,直接一屁股坐在呕吐物上,任青花缓缓把头埋进她的胸口呢喃着,哭着用鼻子蹭他已经不明显的喉结。

“乖孩子,咱不在这里呆了,我带你走,我们回家。”林诗努力记忆儿时妈妈安抚自己的办法,现学现卖哄着青花,随口编着歌谣,“家里温暖,到了冬天,大雪封山了,我们就在被窝里暖和,生一群孩子,把他们养大——”

“生孩子?!那然后呢!那然后还有什么?女人还能有什么!我不想做女人,我不想挨操啊啊啊啊啊啊,这不公平啊啊啊啊啊!”青花的挣扎又激烈起来,在他怀里乱动,左手抓住林诗的头发狠狠一扯,使林诗被迫侧仰起头,接着一口白牙的利嘴咬向脖子。今天林诗穿着谷雨推荐的一身校园制服式的服装,大家都说感觉像是一位学生大小姐。

旁边一只白皙的手勾起青花的裙子和内裤,另一只手里的针管像是投飞镖一样优雅而迅速地扎在青花屁股上。“诀窍是‘两快一慢’,出入要快,注射要慢。我练了几千遍,好说歹说小满才给我个机会,你可别告诉别人这针是我打的。”

“——然后我们在昏黄的火炉旁睡死过去,离开这世界,再没有爸爸和妈妈。”慢慢感受着头发受力的减少,好像怀里的宝宝终于睡着,林诗平静地念完自己的歌谣。接着,穿着端庄的校园少女一边理着自己的长发一边扛着一具瘫软的肉体走向观察室,褶裙上一滩暗污,一位身穿女仆装的艳丽女孩捡起掉落的鞋跟在身后,另一只手里还拈着针管,上面残留着血珠和药液。

反思起来,林诗强烈地感觉到那天天台上关于人生意义的讨论给了青花某种刺激,让她的心情重新不安定起来,之后,四个人默契地从未再讨论过这个问题,纵使每个人都在心里问了千遍万遍。

夏天很快过去,谷雨最终没有通过医院的测试,他本来也通不过的——国内的手续依赖于家长的干预和证件的齐全,而他早已很久没有见过自己的监护人了。

“看来我要去泰国割蛋蛋咯,大家保重。”谷雨说。

一开始大家还通过网络相互联系,可是很快,谷雨慢慢的话少了起来,不到一个月,谷雨失联,原因不明。

等谷雨的消息再次传来,已经是四人最后一次相聚之后六个月的一天晚上。林诗接到电话,听青花的焦急的声音传来,来不及细想穿上衣服就往外跑。

等他下了车狂奔到派出所的时候,青花正在焦急地跟一脸不耐烦地派出所民警和巡防队员恳求着。

“小偷小摸也好,杀人放火也好,能不能让我们说两句话。他真的没有能联系的上的家属啊!”

“小屁孩看不了,要看叫家属来。”民警一脸的无聊,旁边的巡管队员们饶有兴趣地看着。

青花的脸色通红,眼中胀满眼泪。“警察叔叔,他跟家人已经断绝关系了…..他体质比较特殊,我们很担心他,求求你….”

民警瞥了一眼赶来的林诗,眼里闪过似笑非笑的表情,林诗才发现自己走的太急了,根本没有注意变装和打扮。

“体质特殊?人妖呗,有什么特殊的?做人妖出来卖淫,进来了就按照法律该怎么罚怎么罚,听明白了吗!”

“不行…”青花抓住警察的手,不知所措的还想要说话。

民警把手一甩,把青花往后一推,接着把《看守所条例》往桌子上一丢,“再说一遍,除了亲属之外,谁也别想看到他。自己看法律去,看懂了中国字滚蛋。”

林诗只觉得自己怒发冲冠,除了一拳揍在警察脸上之外什么也想不起来了。他身子一缩,大腿发力一蹬,没想到结果却是直接“扑通”一下跪在地上,伸出的拳头半路只好半路改道撑着地面。

欸?

跪在地上的林诗回头低头难以置信地看着自己的大腿,紧接着他才想起来,自己刚才忘了自己的性别。

女生软弱的腿部肌肉力量连走路都要借助胯骨的扭动,更何况做出冲锋的动作,又怎可能像男人一样腿一蹬就挥拳头呢?林诗在服药初期就明白这一点,只是他没想到,自己狂怒之下忘了性别,居然会以为自己还是个男人。

“跪?别跪了,跪也没用,不是家属看不了。我们按照《治安管理条例》给处罚,你们到时候过来领人吧,赶紧哪来的回哪去,别给父母丢人现眼了。”民警脸上浮现出得意的笑容,转过椅子去想接着干自己的事情。

林诗震惊地双眼抬起来,与正蜷缩着的青花四目相对。那一瞬间,林诗从青花湿润的眼睛里看到她的理解,嘲弄,无奈,悲怆,疯癫,原来这就是青花的感受。不过青花疯癫的眼神里光芒乍泄,紧接着是灵机一动和狡黠,下一秒,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发出了林诗听到过的最凄惨的叫声。

“啊啊啊呜呜呜妈妈呜呜呜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不要啊啊啊啊——”

占上风的民警被这声惨叫打断了理智的思考,整个房间发生的一切都停顿了下来。后面的单间里突然传来碰撞的声音。青花实在是太入戏了,林诗觉得也许她可以有意识地控制自己的神经官能症。

“徐队!徐队!”寂静中,又一个人冲了进来,脸上满面春风,是小满。“哎哟是徐队吧!这事儿可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哇,哈哈哈,您认识李局吗?市委那个!没错就是他。我这几个朋友瞎闹着玩呢,没错,这之间肯定有点误会——”

“别老找人民警察的麻烦,听见没,懂不懂《治安管理条例》!”小满一边拉起他俩一边对他们嚷嚷,“另外一个人呢?”

看来谷雨不是一个真的跨性别者。强行在泰国做了手术的他失去了荷尔蒙,再也感受不到和性有关的东西,原先的所有渴望顷刻之间烟消云散,既不是真正的男人,也无法做女人。更惨的事情是,他失去了稳定工作的可能,在国外的手术无法调换国内身份,所以他持有的身份证连住一间旅馆也做不到,堪比废人。她去找到医生,医生推翻所有的诊断,说他只是“异性幻想性兴奋综合征”,并且告诉他,男性生殖器无法进行手术恢复。

据警察说,谷雨是在卖淫的时候被抓住的。小满把他捞出来的时候,他身上除了黑色的丝袜,一件衣服也没有,只是披着一个单子。

“我们抓到他的时候就是这样,”民警看到小满扬起眉毛,马上说,“怕他冷着我们还给她披了个单子呢。”

四个人互相搀扶着回到小满的家里,再把谷雨推进浴室。谷雨的下体沾满了自己和男人的体液,经过寒风一吹,全冻成冰壳粘在皮肤上,撕都撕不下来。

“他们给我塞进了男牢房,就那样塞进去。”他捂着自己的脸不停发抖,失声痛哭到几乎断气,“我后悔了,我真的后悔了,可我最对不起的是我爷爷,我不能为他传宗接代,我对不起他。”

等四个人都洗完澡躺在床上的时候,林诗才发现自己已经是唯一一个还算完整保有自己本来性征的人。现在,谷雨和青花之间又多了某种令人不快的共同点,而他们都对此深恶痛绝。

四人瘫在床上许久,突然传来青花的声音:“林诗,你还记得你刚才想要出拳的那一刻吗?好好想想你真正的性别,听我一句,别急着做手术,走上了那条路,就再也不能回头。”

“林诗,这件事你要听自己的意见。”小满的声音突然传来。

“谷雨听了自己的意见,你问问他现在后悔不。不换性别你会痛苦,但是如果切了你的那两个蛋蛋,你会付出更大的代价。难道你想像我一样每天吃大把的抗抑郁药,和自己较劲吗?”

“你….闭嘴吧。”谷雨坐起来转头冲青花低声咆哮,“你是四个人里唯一能完整做女人的人,天天寻死觅活个什么劲呢?你明明能来月经能生孩子,长得一张俏脸身材好有人追有人爱,可你还是不满足,你还想要男人的一切!你到底有多贪婪?我们的痛苦你可曾明白一星半点?”

“谷雨,我看你俩谁也别说谁了。你不也后悔了么?你怎么就不是两个性别都想要?”小满坐起来问。

“每次出来说话的人都是你,救人的也是你,“谷雨悠悠说道,“可你早已找到了自己的生活方式,你和我们是不同的。”

“你管得着么?”小满尖刻地回应,“要不是我叫的人,你现在还被关在看守所里被轮流参观呢。告诉我,是男牢房爽,还是卖起来爽?

“我就是假装女人卖淫而已,你一边来者不拒还接受包养,什么花样都能玩,这比轮流参观干净吗?你居然还在这里教育我们!还给我们念诗!你配么?你是怎么独自维持生活,又怎么住上这个房子的?你瞒着我们,但我知道,我有一天看见了。”

林诗和青花把眼神瞟向小满,他们到底不了解这个男孩的生活。

“是啊,没错。”小满停顿了一下。“今晚的人是我求干爹叫的。我不但卖淫,还接受包养。我可以做男孩,也可以做女孩,我的身体有很多通道可以用,所有人都很喜欢我——”

“别说了。”林诗说。

可是小满继续说,“更重要的是,我浑身都能有高潮,我的全身也都能给别人高潮。我熟悉女人要做的事情,了解男生的心理,所以我能假装男转女的伪娘,还能做女同性恋眼里的帅T,你们能想到的花样我都玩过——”

青花长叹一声。

“没有什么能拯救我们,我们也改变不了什么,你们连这还不知道吗,我们是没救的。你们以为什么是救赎,做了女孩就能得到爱,做了男孩就能成为男人了吗?没有,都没有,什么都没有,除了眼前一片黑暗!”

说着说着,小满的声音哽咽起来:“我就不知道这个…..我在夏天看到你们仨,以为一切都能往好方向走,都会越来越好的……我错了,我这是,自己骗自己呢——”

“够了!”青花叫道。

“——我的脚和舌头都很厉害,你们应该试试看,保证不到十分钟就能让男人射精。”小满压抑不住自己的哽咽,强行用平静的语气说着戏谑的话,“不过可惜你们仨都不能再当男人——”。

谷雨从床上蹦起来,但是被青花一把按住,两人扭在一起,整张床都开始摇晃。

林诗思索一下,脱光自己的所有衣服,把小满搂进怀里。他用力地搂着小满,堵住他想要说话的嘴,努力地抱着他,舔掉他的眼泪。他的手伸进小满的衣服里,往胸前一摸,却根本摸不到小满的乳头,心里一动,他的胸口只有巨大的伤痕。

林诗能感觉到青花注视的目光。过了一会儿,旁边传来青花轻轻的“哼”,林诗用余光看到,青花温柔地把谷雨按在床上,自己俯下身去。

小满说的对,他真的浑身都能得到高潮。他们尽力尝试,就像初生的小鹿学习直立一样自然。

***

第二天,林诗醒来,转身摸了一个空,小满已经走了,只有从床上和枕头上的睡痕能推测出林诗曾和另一个人相拥而眠。悄悄起床环顾四周,桌子上放着准备好的早餐,走近冰箱,则看到上面贴着小满离开前写下的一首诗,是宋朝朱熹的《水口行舟》 :

 

昨夜扁舟雨一蓑,

满江风浪夜如何?

今朝试卷孤篷看,

依旧青山绿树多。

林诗回头看向另外两人,发现青花像姐姐一样从背后搂着谷雨,睡得正香,白皙而曼妙的身体微微起伏着,脸上安详地好像从出生起的一切苦难都没发生过。谷雨刚刚醒来,他的身体和以前相比显得更像是女性了,他稍稍抬起头无神地看着林诗,不知是因为没睡醒,还是心情依然沉重。

在这之后,谷雨离开了他们,这次恐怕是彻底失联了。有个人说他好像在试着组织双性人卖淫,可另一个人却信誓旦旦地说他眼下被一个富商包养,每天照顾他癌症晚期的妻子,同时做着保姆和小三。林诗可以同时相信这两个说法都是真的——事实上圈子里的大多数人过了不久就都悄声无息了,无人知道他们的去向。这时她才想起小满的那句“灵魂滚烫,命运冰凉”。

青花在不知什么时候遇到了自己的白马王子,很快奉子成婚。婚后有次她回到医院,抱着自己的孩子给医生护士们看,给主治医生开心得合不拢嘴,白皙的皮肤上仍然是一身裙子,总是被遮住的脖子这次再也没带饰物,一处巨大的伤痕上纹着一只蝴蝶。肩膀也因为常抱孩子而变宽了——果然看肩膀的宽厚程度是区分少女和年轻妈妈最好的办法。

“不知道你现在还会不会难受,或者讨厌做女人的自己。你还会想做回男人吗?”那次林诗也去了,他问。

“会啊,怎么不会。”青花早已戒烟。“我还会哭泣,还会痛苦,想要回自己的那根阴茎,想做一个自由自在的男人。那些黑暗的东西仍然会常常到我脑子里来,只是我还有老公和孩子,我还有妈妈,我还有自己的学业,不能光为自己而活,我要想办法和它共存,直到我在这世界的最后一天。”

“我知道你还没有做过手术,你还有选择的机会,好好想想,别害怕也别后悔。”她冲他调皮地一笑,“不过女孩子的高潮真的比男生爽一百倍哟。”

小满和林诗一直保持着不咸不淡的关系,直到有一天,小满告诉林诗,他经过了检查,要做二次手术把自己变回女儿身,希望林诗能来陪她。

“做完手术,你这身肌肉还留不留?”林诗一边削着苹果一边问。

“谁知道呢….”小满躺在床上眯着眼睛,“肌肉就是肌肉,性别就是性别。在性别上,我是彻底自由的。”

林诗一直很想问小满没有乳头的原因, 不知道小满故事里那个养水母天天中毒,还自切双乳的女孩是不是他自己。

“那不是我。”小满笑着摇头,“他是国内很早的一个案例,其实后来因为有些本地的关系,又没有生计,医院给他派了一个工作,以后我带你去看他。”

“我的乳房是我奶奶割掉的。因为我不是男孩,她还曾经试着把我的两瓣阴唇烫在一起呢。多年以来我憎恨着我奶奶,没想到后来长大一点儿,我真把自己当成男孩了。就这样,还是走上了她所期望的路,当然,她所期望的男孩应该还是有那根东西的。”

“刚开始学临床是为了了解自己,后来我发现,真正的心理医生都要躲着LGBT,因为治不好,因为难以理解,也因为一不小心就变成了歧视对方。是病,是命?这些事情说不清。”

“现在,我觉得自己没有性别,做男做女都行。”她咯咯笑着。“男人和女人的性和生活我也都体验过了,虽然不太完整。我发现自己没有什么大志向,想花更多的时间反省自己的内心,做自己的事儿,这样的话想来想去还是女生好,而且女生也有不少办法受照顾。”

小满的手伸过来,有意无意抚摸着林诗削苹果的手臂。

有天,照顾完小满的林诗准备回家,拐进医院附属食堂的厕所里的时候,觉得他看到了那个案例病人。

天色昏暗,林诗自衬没人再来,就近在男厕所里清理,补妆。过了一会儿,窸窸窣窣的声音响了起来,一个黑影拎着清洁工具从隔间里走出来。“哪个小伙子来操我?”带着奇怪的嘶哑声音,脚踏布鞋,身穿抹布一样的苏联布拉吉,上身耷拉着拳击背心,脸上画了诡异的浓妆,一个看上去精神不正常的中年人慢慢走来,趴在瓷砖上费力地撅起臀部,腐臭扑面。

林诗惊呆了,不知说什么好。老人又问了一遍:“哪个小伙子来操我?”

等了一会儿没人近前,老人无聊地回头望去,看到一身女装的林诗和补了一半的妆,认出林诗是个男人,眼睛登时瞪了起来,皱纹布满的脸彻底皱缩在了一起,稀疏的毛发根根竖立,脸一下变大了很多。“你….滚出去!婊子!满脑子就想着挨操的婊子!畜生!你死吧!我要杀你全家!我操你妈!我操你妈!我操你妈!我操你妈!”说着拿起扫把胡乱挥舞着冲过来。

吓坏了的林诗把化妆品胡乱堆成一堆,掉头冲出厕所,在行人稀少的街道上狂奔着,他跑过铁轨,窜上天桥,直到再也跑不动,才慢慢停下,尽量不去想那人是未来的自己。

远处灯光闪烁,公交车来了又走,夜色深沉。偶尔走过的行人会看见一个少女站在天桥上,扶着栏杆颤抖喘息,痴视着天上的月亮,嘴里呼出的雾气弥漫。

END

笔记

《搏击俱乐部》的作者恰克‧ 帕拉尼克曾经说,最后一次青少年伤害自己的高峰是他们在手淫的时候让自己窒息而死,然而对于广大LGBT,尤其是跨性别者来说,这话过时得像是几年前的主流价值观。随着软色情的泛滥和亚文化的兴起,渴望变性者,对自己性别不认同者,假两性畸形者的存在越来越为人所熟知,这一群体里更因此混进了足够多的异性幻想性兴奋者,想尝试不同性癖者,以及纯粹是来装酷的中二少年。如果说中老年的跨性别者能做的事情不过是创造点类似“隔壁受人尊敬的王老师喜欢偷穿老婆衣服自慰”的无聊笑料的话,那青少年LGBT则可以抱着不疯魔不成活的精神变装,吃药,切生殖器,离家出走,非法卖淫,与世界发生极其激烈的冲突,放弃自己能有的一切,只为了追求更真实的自己。

不同于某些问题的清晰原因,关于跨性别者的本质迷思是人们分不清跨性别的意愿究竟是先天生成的,还是后天的文化环境影响。如果是先天生成论,那么这类问题容易被归结为“基因原因”或者灵魂式的不可知论;如果人们倾向于后天生成论,那么跨性别现象会被默认为根本不是社会问题,精神疾病,或者至少是可以被治疗矫正的。在连主流认识都争吵不停的情况下,针对跨性别者的任何干预手段其实都苍白而可笑,社会在这一问题上的基本实质尚不能达成共识,而用一句“人们生来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性别”来了结,其默认语境不过是“这件事情由先天决定,靠后天形成,我们不应该干预”的另一种说法罢了,可是若说不该干预,那又置跨性别手术这种实质上对机体造成不可逆伤害的医疗行为于何地?为了自由转换自己的性别,就必须先由医疗机构认证自己处于病态,这“二十二条军规”式的可笑状况促使越来越多的人把跨性别问题归结于“灵魂进入错误身体”的不可知论。

灵魂论十全十美,唯一的问题就是无法优化现有的解决方案,缓解广泛存在的痛苦。跨性别者不是类似于变装癖一类的可以被社会稍许接受的小众爱好,而是能影响人的社会属性,甚至反过来重塑社会的问题。更何况,跨性别者转换性别以后,还要重新去学习如何在别人的眼光下生活,难以组建家庭,更有极高的几率后悔自己的选择。“灵魂和身体不融洽”“我不属于我这个性别”在外人眼里只是一句顾影自怜的疯话,但实际上,正如一位跨性别者对笔者所说:“你若不是跨性别者,就不会理解痛苦的感觉和离经叛道的滋味,那些东西只是说起来很酷罢了。”

同性恋和双性恋尚且可以伪装,但是跨性别者非要有性别表达不可。在社会上,最容易被接受的同性婚姻权利争取了整整四十年,历尽艰辛在美国通过的时候还是引来了一股下岗潮流——上司们和欢呼的同性恋下属互相看不对眼,宗教团体和保守地区呼天抢地。在公共领域的声音中,LGBT弱势群体们罔顾自己人少力量小的事实,不停地彼此攻讦:就算是在部分区域合法化,同性恋仍然背负着艾滋病的谴责和主流的鄙视,双性恋者经常被认为是变态,骗炮,或者骗炮的变态,更不用提在社会上升期出现的中国特色女权主义者了。在这形形色色的亚文化中,跨性别者人数不多,异常脆弱,在所有的冲突中都无法组织反击能力,只有抱头鼠窜的份。到头来,还是Facebook做了为数不多的一件实事——在网站的主页加设了56种非传统性别选项供人选择。

在中国,每个独生子都会是90岁的老男孩,他们不可能离开童年长大,迟早都要反抗给他们生命却又赋予他们沉重责任的命运本身:一路由女人养大的少年,却被要求在白驹过隙的世界洪流里“活得像个男人”。每个女人都可以活得像个女人,但是要想被别人评价为“活得像个男人”,只有经过激烈的生死竞争,踩着失败者往上爬的为数不多的人才可以做到,然而若是付出心血到达这一步,除了一点点聊胜于无的甜头,最大的收获不过是变成了一个曾经让自己极度厌恶的人——别忘了一万年太久,那时少年早已白头。如此看来,去做女孩子好像是一本万利的好买卖,毕竟看起来你只需做出一点点超出女性默认边缘的事情就会得到夸赞,平时可以获得照顾,还有权利能保有长久的爱和一颗温柔的心,而且永远不会被社会评价为Loser。在和平而尊重自由意志的社会里,人人都会在反人性的零和竞争面前软弱退缩,所以每个男孩都是潜在的跨性别者。

不要以为跨性别是新的亚文化,这世界上存在的只是旧酒新瓶一次次卷土重来罢了。历史上的每一个黄金时代的暗处,都闪烁着跨性别者的影子。明代书生落难妓院,赎身做妾,修仙报恩的故事(《弁而釵.情奇记》)和现在的作品想象力一样丰富;罗马帝国会所里的女装男妓和那些在网上分享“女装攻略”,“如何吃药”的人又有什么差别呢?现在,有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合适土壤,跨性别者的浪潮终将生生不息,如烈火燎原般改造世界。

跨性别者所拥有的属性直接挑战了现有的社会结构,这使得他们不为社会所容。跨性别的起因不易追溯,发生后又令跨性别者回归生活的难度随着年龄上升而指数增长,幼年时跨性别者是伊甸园里的不可说不可说;青春期时的跨性别历程残酷痛苦,但仍然充满希望;中年时的跨性别者早已无法沉浸在“残酷青春”的幻觉里,他们费尽心机的追求不过是别人口中的笑料;老年时的绝望弥漫无尽,犹如割肉钝刀。人人的生命都是不归路,尽头等待着死亡,只不过你欣赏着爱和欢笑,跨性别者得到诅咒和凄凉。

作为一个正常人,你是不是觉得他们特别可怜,而你比他们幸福多了?毕竟你上有老下有小,家里坐着脾气暴戾,连银行排队票都要捡回家的老人,还有要在成年之前整整十年里认为你是一个毫无责任感的懦夫,而且在成年后继续吸血的孩子,以及与你在漫长的岁月里共同生活到窒息,居然还要假装继续相爱的伴侣。毕竟你有五险一金,免费医疗,是朝九晚五的房奴车奴,毕竟你谈论着世界局势,国家政治,幻想作为中产阶级的自己正在把命运握在手里。

你追求流行,学习着上流社会的审美,买来精装修的厕所和容纳有机食品的超大双氟冰箱;你学习艺术,尝酒品茶,然而每天的高潮都来源于电视连续剧和微博热点话题。你一周做三次爱,每年休三周假,一个月只抽三包烟,而有长假的那个月你可以抽四包——失去了人生意义的你需要商品经济将痛苦隔离在世界之外,任由资本主义给出问题的答案。可惜有一天,死亡来了,他不接受你给他推销的任何东西,而是要用一连串的疑问和幻梦来买你所凭依的一切。

是的,你比他们幸福,毕竟你更容易维持一个家庭,可以自由地恋爱,不容易和世界产生冲突,也不需要从人生的某个阶段起重新学习如何生活,更不用体会自己的孤单和全人类对你的不解,但你的生命形态较之他们而言缺乏自我。他们所拥有的这与生俱来的,先验的性别矛盾,为生命本身带来了弥赛亚式的意义,让他们从有性别矛盾起就在死前的救赎方面比平凡的你更有优势。

不过这救赎究竟有什么意义呢?这像是一种毫无边界递减效用的商品,由出生时免费赠送。在跨性别者漫长的生命里,这累赘让他们的生命艰难且价值减半,而他们则拼命挣扎试图让这一切哪怕有一点点改变。在人死亡的那弹指之间,这份他妈的大礼包让他们的生命升华,却反过来将一生所做的一切归零。

要想问这救赎有何意义,只能先问这些非比寻常的经历能代表什么。也许它们什么都不代表,但更有可能的是它们代表了一切,毕竟毫无意义的东西绝对不会凭空出现在这世上,正如中世纪的圣歌所唱:“忍受痛苦锤炼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将会得到生命的冠冕。(Beatus vir qui/Suffert tentationem/Quoniam cum probates fuerit Accipient coronam vitae)

这些,就是跨性别者们知道,而你不曾知道过的世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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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我们见证女性不屈反抗

(写在前面:女性和性少数们遭受压迫的根源是同一个,就是私有制父权独裁制度,要推翻压迫,就必须以推翻私有制为最终目标!战斗吧!)

文/国际特赦组织秘书长 库米‧奈杜(KUMI NAIDOO)

今日,举世纪念《世界人权宣言》70周年。这份非凡的文献于1948年12月10日通过,令国际社会以前所未有的团结姿态齐聚一堂,首次制定了适用于所有人的权利法案,亦因此直击了全世界不公不义的要害。

然而,70年过去,我们所目睹的是,全球疲软的经济使得夸夸其谈的领导人冒起,利用大男子主义姿态以及厌女、仇外与恐同心理,把自己塑造成“铁腕”领袖的形象。这与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主义在早期经济萧条后兴起,并在大屠杀的恐怖中达到高潮异曲同工,当时,由于上述这种种因素,结果便诞生了《世界人权宣言》及它有关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的声明。

1948年12月10日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令国际社会团结齐聚,首次制定了适用于所有人的权利法案,直击世界不公义的要害。

 

2018年,我们见证了不少“铁腕”领导人意图破坏平等的根本原则 —— 人权法基石。他们试图妖魔化并迫害本已被边缘化的弱势社群。但在今年,争取妇女权利的抗争是所有争取平等的抗争中声势最为浩大的。

2018年3月8日,在韩国首尔举行的 #metoo 游行。路透社/ Kim Hong-Ji

女性抗争的力量

在2018年为人权的抗争中,全球的女性身处最前线。在印度和南非,数以千计的人走上街头,抗议泛滥成灾的性暴力现象。在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女性活动人士冒着被捕的风险,抗议驾驶禁令及强制女性佩戴头巾的制度。在阿根廷、爱尔兰及波兰,大批示威者集结起来,要求废除压迫性的堕胎法。在美国、欧洲及部分亚洲国家,数以百万计的人投身以#我也是(#MeToo)为主导的妇女大游行,呼吁消除厌女和侵害现象。在尼日利亚东北部,数以千计流离失所的妇女行动起来,为受到博科圣地(Boko Haram)武装分子及尼日利亚安全部队侵权的自己讨回公道。

女性抗争所不断积蓄的力量不容小觑。在尊重妇女权利的有力呼声推动下,爱尔兰公投以压倒性的优势推翻了堕胎禁令。在沙特阿拉伯,女性终于被赋予了驾车权。在冰岛和瑞典,新的法律获得通过,将未得对方同意的性行为列为强奸。在美国,就性行为不端所提出的指控给男权好莱坞带来了冲击,挑战了数十年来的有罪不罚现象。

妇女权利的现实困境

然而,我们在庆祝妇女运动日渐高涨的同时,也不应忽视妇女需要如此艰苦抗争的原因。残酷的现实是,在2018年,许多政府对压制妇女的政策和法律公开表达了支持。

全球40%的育龄女性生活在堕胎仍然受到严格限制的国家,约2.25亿女性无法获得现代避孕服务。尽管运动声势浩大,萨尔瓦多政府却拒绝将任何情况下进行的堕胎非罪化,阿根廷参议院以微弱优势投票否决了将孕期头14周内在要求下进行的人口流产合法化的法案。与此同时,波兰和危地马拉的决策者继续主张实行严格的堕胎法,在美国,对计划生育诊所削减经费令数以百万计妇女的健康受到威胁。

基于性别的暴力对妇女、跨性别人士及性别不驯者(gender non-conforming people)的影响尤甚,但却仍旧是政客们一直忽视的人权危机。7月,保加利亚政府在宪法法院宣布《伊斯坦布尔公约》(Istanbul Convention)不合宪后,选择不批准该《公约》,该欧洲公约旨在预防和打击家庭暴力和针对妇女的暴力。8月,卢森堡成为第33个批准该《公约》的国家。然而,尽管签署并受《公约》约束的欧洲国家数量相对较多,但数字反映情况仍然十分严峻。

全球每10个女孩中,就有一个声称自己在20岁以前受过性侵犯,此外,仅有三分之一的欧洲国家承认未经对方同意的性行为是强奸。在其他地区,来自尼日利亚、伊拉克、南苏丹及缅甸冲突地区的妇女在接受国际特赦组织访问时,讲述了自己遭受的可怕性暴力,而且往往是其本国安全部队人员的所为。

全球每10个女孩中,就有一个声称自己在20岁以前受过性侵犯。

 

在世界各地,因为自己的性取向、性别认同、民族、种族或社会经济地位等受到交叉歧视的妇女面临特殊及更多的人权侵犯。在索马里,残疾妇女往往被迫婚和遭受家庭暴力。在加拿大,原住民妇女遭到谋杀的可能性是其他妇女的6倍。我们在女权及人权运动中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以确认这些交叉形式的歧视如何影响到人们的生活,并确保大家听取最边缘化群体的声音。

拉丁美洲和欧洲的反人权团体采取了新的打压手段,以应对妇女的反抗和行动:将女权主义者和同志(男女同性恋者、双性恋者、跨性别者及双性人)标签为所谓的“性别意识鼓吹者”,据其所言,这样的人对“婚姻和家庭价值观”的存在构成了威胁。这类团体通常会以网络欺凌等方式,压制为人权发声的妇女及同志。因此,反性别不平等的不同性别人士亦进行着额外的抗争,以捍卫其公开发声的权利。

国际特赦组织今年进行了关于人权与互联网上针对妇女的暴力的研究,研究结果证实了许多妇女早已知道的事,即社交媒体平台是一柄双刃剑,这也是首批有关于此的研究之一。企业和政府完全未能保护用户免受铺天盖地的网络欺凌,令许多女性实行自我审查,甚至是彻底离开这些平台。

相反,在某些地区,当女性呼吁促进工作场所中的平等待遇时,社交媒体的作用尤其突出,这场争取平等的抗争已经持续了数十年,甚至是几个世纪,但到今年,当大家呼吁缩小目前全球高达23%的性别收入差距时,却再度备受瞩目。在世界各地,女性平均获得的报酬不仅比男性少,而且还更常从事无偿工作及非正式、不安全并无需特殊技能的工作。导致这一现象的一大原因,是社会规范将女性及她们所从事的工作视为地位较低的一类。

在职场受到不平等对待的情况下,女性继续承受着全球经济复苏的种种不确定因素所带来的冲击。在英国,女性由于对社会保障福利的依赖,据报自2010年财政紧缩政策推行以来就背负了当中86%的重担。

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女性都受困于性别等级制度及性别规范所导致的歧视循环。女性参与政治非常重要,可改变确立社会及经济不平等现象的法律。尽管2018年参选政府公职的女性人数创历史新高,但这一方面的进展依然相当缓慢。目前,仅有17%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长是女性,全球也仅有23%的议员是女性。

2019年:改变的契机

《世界人权宣言》诞生70周年,让我们能借此反思创造它的所有人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一位名为汉萨·梅塔(Hansa Mehta)的女性通过积极游说,成功地改变了《宣言》第一条的字眼,使它从“所有男人生而自由和平等”变为“人人生而自由和平等”。汉萨·梅塔对于女性会被排除在人权保护之外的担忧是正确的。如今,70年过去了,我们仍然在努力,争取让女权被认可为人权。为解决这一问题,政府最急需采取的措施是真正致力于遵守国际妇女权利法案 ——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并通过让各国落实《公约》,确保女性不受歧视和暴力对待。

汉萨·梅塔的游说使《宣言》的“所有男人生而自由和平等”变为“人人生而自由和平等”。70年过去,我们仍然在争取让女权被认可为人权。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有189个缔约国,是批准国家数量次多的人权公约。然而,政府必须停止在妇女权利方面口惠而实不至。若今年女权运动无可争辩的高涨证明了什么,那便是人们不会再满足于此。2019年,国际特赦组织将加强游说工作,以确保政府立刻撤销对《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保留条款,并采取必要的措施,全面实现妇女权利。

现在,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需要与妇女运动同声同气,增强多元化的妇女的声音,争取我们所有的权利获得承认。我希望你能加入我们的行列。

2018年,我们见证女性不屈反抗

家暴受害者:不离开,就活该被打?

遭遇家暴,他们为什么不离开?

半个月前,演员蒋劲夫的日本女友中浦悠花在Instagram发布了一组自己浑身是伤的照片,脸部、胳膊、手上均瘀青发紫。据悉,从今年7月她与蒋劲夫同居起,就经常遭到对方的暴力对待,遭遇多次殴打,且被实施人身控制。随后,蒋劲夫在微博回应,承认家暴:“我冲动的行为伤害了你和你的家人,不论什么原因,我都不应该动手”。

事态很快发生扭转。隔日,蒋劲夫友人发微博斥责女方私德不好,被家暴事出有因。更为离奇的是,在蒋劲夫自首被捕后,胡歌、俞灏明、蒋梦婕等众多演艺圈人士纷纷发文表达当初和蒋劲夫共事的情谊,坚定表示“无论如何我站他”,甚至说出刺耳的“一个巴掌拍不响”,令此事再度引发热议。时至今日,蒋劲夫家暴案已经发酵了十余天。

明星家暴由于当事人公众人物的身份,往往会一时成为焦点。而事实上,家暴并不只出现在新闻热搜中,它似一只恶魔,藏匿在广大家庭深处,吸食着爱的能量、生命的鲜血。在中浦悠花背后,还潜藏着一个人数庞大的家暴受害群体。调查数据触目惊心:从2016年3月到2017年10月,中国境内仅仅由于家暴致死的案件就有533起,平均每天有1人死于家暴,致伤致残更是难以计数了。

蒋劲夫家暴

许多受暴者是隐忍的,她们不敢发声,不敢离开。据美国家暴热线的统计,一个受虐者平均要经过7次的努力尝试离开,才能真正离开一个施暴者。在学者佟新曾访谈过的34名已婚受暴者中,几乎所有人都有过离婚的想法,但真正采取离婚行动的只有7人,多数受害者还是找到各种支持自己的理由,忍受着丈夫的暴力。

Ta们之中,有些依然在期待施暴者回心转意,“他每一次哭着说绝对是最后一次打我的时候,我都真的以为那是最后一次了。”甚至而今发声的中浦悠花,也曾对男友戒暴满怀信心,“我曾一直很努力地想要帮你戒掉暴力,我们也曾一起正视并努力克制你的暴力……”还有一些在成功求助后,明知会再次受到伤害,但还是会选择回到那段充满伤害的关系中去,“离开他,我能去哪?我不知道还能怎么办”。家暴中的婚姻,就像沼泽,越陷越深却难以抽身。

有人不解,过不下去,分手不就好了?在不少旁观者眼中,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离开就是对家暴最好的解决办法,可为什么还有人会主动迎向痛苦、反复地陷入自我伤害?

遭遇家暴,Ta们为什么不离开?

离开,没那么简单

“‘他这么不好,你为什么不离婚?’、‘你是不是有受虐倾向?’这些话中都包含着对受害者的指责。”丁丽是女工组织“绿色蔷薇”的负责人,平日协助工友组织过不少反家暴宣传活动,在她看来,当有人问出“为什么不离开”的问题时,他并没有去理解受害者。“每个人有自己的处境,别人在承受什么,TA的挣扎、TA的纠结、TA的压力,不是你能想象得到的。”

在社工小A接触过的家暴案例中,很多求助者遭到了严重的肢体暴力,有些会被掐住脖子,或是用被子捂住鼻子,但是这些家暴未必会在身体上留下明显伤痕,所以很难取证。而且,因为没有骨折、大量流血等严重创伤,在当事人倾诉、求救时,听者常常意识不到这种家暴的严重性,而其实这已经到了危及生命的程度。

暴力只是表象,控制才是根源。一位奥地利诗人说,“暴力不是开始与一个人卡住另一个人的脖子,它开始于当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我爱你,你属于我”。家庭暴力的核心不是施暴者的脾气好坏,不是家庭沟通的好坏,而是权力与控制。

外科医生安嘉和家暴妻子

图片来源:《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剧照

通过控制受暴者,施暴者地位和力量得到证明,他们从中获得愉悦的感觉。施虐倾向一般分为“统治型施虐”和“折磨型施虐”两种类型。“统治型施虐”,即利用自己的权力来主宰他人。剥削他人的心理和实际资源。而“折磨型施虐“指的是对别人施加折磨,或者观赏别人被折磨。往往,施暴者会同时展现这两种施虐倾向,既想利用他人,又会因为他人的痛苦感到愉悦。

不过大多数情况下,施暴者们并不能意识到自己对于受虐者的依赖。只有在受虐方真的再也承受不了想要离开时,施虐者们才开始感受到“被掠夺一般”的惊慌,所以拼命挽留对方,甚至“跪在地上苦苦哀求,保证不会再有下一次”。

值得注意的是,很多施暴者恰恰是因为觉得自己软弱无用,才迫切地希望通过折磨与统治一个人,来证明自己的优越和力量感。一位被家暴多年的高知女性反映,“丈夫跟领导一起吃饭,他们领导一直在夸同事,他听得膈应,饭桌上就喝多了,骂嗓了几句,又被领导批评了,回来以后全把气撒我身上。”家暴,有时是弱者在向更弱者挥刀。

另一方面,受暴者也非常依赖施虐者的评价来认知自我,他们会不自觉得将自己放置于施虐者的评价体系中,自己生活的快乐与痛苦、人生的目标与意义都由施虐者来定义。一位遭受家暴的女工,常被丈夫指责 “不赚钱”、“拖油瓶”、全靠自己养活,逐渐内化了对方的评判体系,因而出现深深的自我贬低、自我谴责情绪,觉得自己“没用”、“活着没有意义”。在《中国反家暴纪实》中,一位受暴者说,她常常一边收拾家暴后凌乱的房间,一边自责“他是有知识、有修养的人,他打我,会不会是我哪里做得不好?”

可以说,在一段充满暴力的家庭关系中,受暴者和施暴者都失去了自己的独立性。施虐者通过掠夺他人的自我,来形成抵御孤独的方式,而受暴者则需要从施暴者哪里获得认同与支持,获得稍纵即逝的稳定与安全。

性别不平等的牢笼,困住了遭受暴力的女性

施暴者与受暴者之间,是控制和被控制的关系,也是男性与女性的故事。

据调查,在家暴受害者中,女性占了90%,30%的已婚妇女曾遭受家暴,每7.4秒就有一位女性被家暴,而底层女性遭遇家暴的可能性更是中上层女性的4倍。在《沉默在尖叫》一文中,记者柴静提到,在全国各地监狱中,女性死刑犯大多都曾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

研究家庭暴力的香港学者梁丽清说,如果不从性别平等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就无法理解为什么大部分家庭暴力的受害人都是女性,不是男性。暴力不是凭空而来,是男女社会地位的不平等,使权力的施加、暴力的使用成为可能。

男权社会把生产活动分成公领域和私领域两个部分,并通过经济上的不民主试图把女性捆绑在私领域里。社会性别分工的机制为人们构想了一个固化的生活模式:男人负责参与公领域的生产活动,投入到经济、政治的公共参与里;女人则负责在私领域劳动,并依靠在公领域赚钱的男性供养。也就是说,男性只需要在公领域拼命,而女性则既需要参与公领域的生产,又需要统筹私领域中的社会再生产,承担无偿的家务劳动。这是一个女性付出更多劳动时间,却得不到和男性同等水平价值回报的世界,无法经济独立的女性只得依附男性存活,沦为被购买、被转让、被占有的物品。

在不平等的性别秩序下,男性权力不可避免地伸向女性的生活世界,反映在家庭中,男性权力通过控制和统治女性的身体、情感与思维来实现其统治。在充满暴力的夫妻关系里,女性往往长期生活在父权思维的控制下,被教导必须完成家庭责任,当男性无法承担起角色功能时,女性更是一肩挑起。男性施暴者在婚姻关系中,也擅长利用母职的责任、经济上的弱势控制妇女,使他们丧失重新开始或突破现状的动力。

女工机构“绿色蔷薇”的负责人丁丽分析道,许多受暴女性难以离开受暴者,一是因为经济依赖,普遍男性的工资比女性高,而女性只能一边带孩子一边做一些临工收入很少,在经济上主要依靠丈夫。二是因为放不下孩子,社会会认为养育孩子是女性的“天职”,可如果没有了经济来源,母亲一个人根本无法养育孩子,而社会也没能为单亲母亲提供更加灵活的工作岗位,对她们来说,边工作、边照顾孩子几乎是“非分之想”。一位母亲说:“离婚后,自己带孩子,难养活,交给丈夫,又担心他会打孩子。”另外,在传统的观念里,人们认为单亲家庭对孩子成长不利,一些母亲会觉得离了婚愧对孩子,没能给他/她一个完整的家。

此外,很多女性考虑最多的不是“要不要离婚”,而是“离婚了,之后会更好吗?”丁丽说:“有姐妹分享之前家暴离婚,后来再婚也遇到家暴!”尽管有些女性很勇敢地选择离婚。但面对离婚后未知的风险,也有不少人会选择将就。一位女工在采访中说,“我在现有的家庭,我我知道你会对我家暴,但孩能在身边保护孩子,我离婚了,他会对我的孩子、家人做什么?我不知道”因此,在许多女性眼里,维持婚姻可能是对自己影响最少的、最好的决定。但现实是,他们往往低估了家暴的持续性,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

正如参与家暴干预的社工小A所说,“许多受暴女性,他们所拥有的经济资源、支持自己做决定的知识系统、支撑自己养育孩子的教育资源都太少了,根本不足以支撑她们做出离婚的决定。”她们面对的决不仅仅是一个暴力的丈夫,而是一个由性别不平等铸成的牢笼。她们被缴了械,逃无可逃。

柴静在采访中问一位因家暴杀夫的女性,如果回到18年前的那晚,还会不会杀害家暴她的丈夫。她说,会,因为她至今也想不出除了杀害丈夫之外,更好的逃避家暴的方法。

“我们应当学会理解她们的处境,而不是指责她们‘为什么不离开’”。因为对置身男权社会的受暴者来说,单纯的一句“离开”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并不代表一切的结束。

反家暴,她们在行动

既然受害者放弃抗争,被迫离开,不应该成为人们所期待的家暴问题的解决方法,那受尽伤害的她们该怎样做,才是正确的呢?

“找律师、找妇联、告他”,在社工组织组织的反家暴相关讨论上,社区里的女工们不假思索地回答。然而,当问题真正来临时,她们口中的一切都成了纸上谈兵,因为这些正式渠道对他们来说门槛太高、太不可信了。找律师?律师费出得起吗?找妇联?妇联哪个部门?电话是多少?走过场的调解又是否有意义?是否会激发丈夫更大的怒火?仿佛有一堵高墙,砌在她们求援的手前。

还好有这样一群人,就在她们身边,正在努力做着家暴宣传、家暴干预,指导受家暴者对抗她们所面临的残酷现实。于是我们采访了几位参与过反家暴宣传、家暴干预的工作人员。

小娟是一位家住在工业区附近的女工,在家里,她是最卑微的那个,她时常被丈夫、婆婆,随意欺负、羞辱,而丈夫对她的家暴,就像悬在她头上的一把刀,不时毫无预兆地如疾风骤雨般到来,她已经被家暴这把刀,摧残了不知多少次。

终于,小娟受不了了,在又一顿毒打之后,她决定暂时离开疯狂的丈夫。在那个潮湿阴冷,刚下过雨的夜,无助的她躲到了桥底下,打开了反家暴组织“女工互助群”,在里面绝望地倾诉自己的遭遇,社工小A来到桥底下,找到了她,让她到庇护所暂住下来。

通常,工作人员会对遭受家暴的女工进行一些对话上的引导,鼓励她们争取经济独立,不要依附丈夫。尽管工作人员劝她离婚,但小娟却因为千丝万缕的关系,无法离开她丈夫。她最终是决定采用写悔过书的方式,让他丈夫保证不再打她。工作人员也提醒她,有哪些东西可以写在悔过书里,比如增加一些“承认家暴事实”的条目,以后如果出了事可以用作证据。最终,她还是决定拿着保护自己的“悔过书”重新回到家里,期待着能开始一段和以前不同的关系。

反家暴活动

图片来源:绿色蔷薇

反家暴组织的工作人员说,在面对受害者的求助时,她们首先会帮受害者理清情况,依据量表对家暴严重程度进行评估。还会教她们如何搜集证据,如何保护自己,告诉她如何找律师或是其它机构,帮她们降低求助门槛。也会提供力所能及的心理和行动支持,帮助她们自信自爱,依据现状评估要采取的策略,为她未来的行动给出建议或者提供暂时的庇护所,或者与其朋友家人沟通,争取她们对受害者的支持。

不过,正如小娟的故事一样,作为陪伴者的工作人员并不能取代受害者本人来做出任何决策和行动,受害者的需求和情况千人千面,工作人员只能根据她们的个人情况提供帮助,不能一味的鼓励她们决绝地离开,讲不讲述受害细节,如何处理与施暴者的关系,一切都要建立在受害者本人的意愿之上。

她们也曾尝试过从施暴者身上出发进行干预,但往往会发现,处于支配地位的他们多态度强硬,拒绝沟通,有时根本不接电话,甚至还会威胁出来求助的妻子。

因此,除了家暴的个案干预,这些组织也会进行家暴的预防及宣传工作,协助工人建立联系紧密的社区,她们会组织活动,让各自如原子独立的女工围坐一圈,团结起来,用各种手段让她们了解家暴行为,相互讨论、倾诉、鼓励、出谋划策,从群体中获得力量。还会通过发宣传册,拍宣传片,组织她们通过演出戏剧展示身边的相关案例等视听手段,直观地增强人们对家暴的认知,明白“原来这就是暴力”。

社工组织“绿色蔷薇”的负责人丁丽,就曾与女工一起自编自导自演戏剧《她们说》,母亲的逼婚,领导的压榨,丈夫的欺侮如细流般在这部戏剧中展现,而每一个令人辛酸的情节背后,都是女工真实经历的写照,也镌刻着更深刻的社会性别文化问题。在丁丽看来,戏剧正成为了女工发声的工具,发声可以让戏剧的理念内化演员们能从中认识到性别不平等的普遍性,争取自我解放,即使她们不能理解这背后的深意,她们也能从戏剧中找到自我价值。

女工艺术节上演戏剧《她们说》

图片来源:绿色蔷薇

反家暴当然不能只靠身处弱势地位的受害者的奋力呼号,宣传不只是针对缺乏渠道自卫的受害者,而是针对一切潜在的施暴者和受害者,还有可能的旁观者。这些组织会宣传夫妻关系处理得好的男性,让其他不会正确处理关系的男性明白“原来我也可以这么做”。也有组织通过媒体发布案例并分析背后的法律缺陷,文化现象,或者自己撰写的相关报告,对大众进行反家暴的公众教育。

一位反家暴工作者说:“这次蒋劲夫家暴的事件,还是有很多明星为蒋站台,也有很多网友评论说‘家暴是不对,但也看这女人做了什么让他如此生气’,这些都说明社会对家暴的认识还是不足够的,流于表面的,对其背后深刻的性别歧视文化的反思不够。”

现如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对家庭暴力法》已经实施近3年,社会对家暴的认识尚停留在相对浅薄的阶段,各地方在落实法条上仍有和稀泥、流于形式、有关部门相互推诿等细节问题,让受害者难以得到真正的理解与有效的帮助。她们迫切需要的,不只是社工组织的不懈努力,还是法条的完善落实和旁观者的觉醒,以及整个社会系统达成家暴不是家务事的坚定共识。

中浦悠花选择把家暴这件“家务事”曝光的行为本身,不应遭受人们的恶意指摘。相反,我们需要鼓励中浦悠花的这种行为,要在全社会营造一个反抗家庭暴力的氛围,为受害女性的发声铺平道路,而不是质问她们“为什么不离婚?”“为什么你会挨打?”。这样,才会有更多的受害者愿意站出来为自己的幸福斗争,而不是在家暴的漩涡中一次次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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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性别性工作者口述:我的工作让我做回真实的自己

摘要:跨性别者是指不认同自己生理性别的人。本文的主人公丽丽就是一名跨性别者。在成为性工作者之后,丽丽找回了自信,也找到了自己的立足之地,不再为受主流的性别观念束缚而感到苦恼。趁着劳动节,丽丽向大家展示自己真实的生活和工作:性工作者也是普通的劳动者,不应该被有色眼光看待。

我叫丽丽,今年35岁,出生在农村,爸爸很早过世,有一个哥哥两个姐姐。出生的时候我是一个男孩子,而现在我是一名跨性别性工作者,从事性工作将近10年。

成长中的性别探索

很小的时候,我已经发现自己跟别人不同。村里的男孩子喜欢玩球、玩具枪,而我却不喜欢。而是喜欢跟女孩子在一起跳皮筋、过家家、学做饭。我的性格也很文静,说话非常小声,家人和亲戚就开玩笑说我像小女孩,觉得我很可爱。但是随着年龄增长,周围的人就开始觉得我“不男不女,像个妖怪”,或者说我是阴阳人。我也就不愿意出门,天天宅在家里。

我当时不懂什么是“跨性别”,但是也没有怀疑自己不正常,只是发觉到自己和别人不太一样。在读书后,我更加强烈地感受到自己和男生之间的差别:我的性格柔弱,声音细,体毛也不多,缺少阳刚气概。为此我经常被人取笑,感到非常烦恼。

在学校的时候,一些女同学和我关系不错,而且我的学习成绩很好,她们不懂的地方会请教我。但是我很少有男生朋友,有的男生会在我背后说悄悄话,从他们的表情和行为中可以猜出是在取笑我,说我“男不男女不女”,明明是男生又看上去很娘,也就是所谓的“母”。我心里难受但没出声,也没回应。说就让他们说吧,我确实跟大家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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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画师:Ace

2007年我开始穿女装,认识了一些情形相似的姊妹,她们有的只是隆胸,有的已经完成了变性手术。同年,我鼓起勇气去青岛做了隆胸手术,大约花了七八千元。

我当时也很想把下面也做了(完全变性),但我没钱,隆胸的钱也是跟朋友借的,而做完整套变性手术要至少要几万。况且,变性必须要得到家人的同意。

我打电话给我妈妈,她一听到“变性”两个字,就一直哭。她以死相逼,说如果我变了,她就自杀。她是我最重要的亲人,我不想伤害她。

我妈妈不识字,对于同性恋和跨性别没有任何概念。她一直催我结婚,即使我直截了当地表示自己喜欢男人,她也觉得只是因为我没有和女人相处过——只要慢慢谈,慢慢培养感情,我自然会找到想要结婚的女人。其实,我不仅想变成女生,还喜欢男人,对她来说完全无法理解。现在母亲已经60多岁了,我也不再和她争论这些问题,算是相安无事。

其实当时我也在犹豫要不要做生殖器手术。如果只是隆胸,将来万一后悔了还可以把假体取出来,但做了变性手术就无法逆转了。而且国内有很多做变性手术失败的例子,阴道做的不够深和不像。我认识的一个姐妹就是手术失败,又无法恢复原状。所以我很害怕。

隆胸后,我有时也会觉得自己怪怪的:看上去是男人,但有乳房,下面也有阴茎,感觉很别扭,浑身不自在。但从事性工作后,我用人妖的身份赚钱,接触了各种不同的人,我发现自己的想法和以前大不相同了。

我现在想要保留男性的身体。

对现在的我而言,不一定要通过变性才能成为女人,并且“成为女人”这件事也不那么重要了。我性格比较柔弱文静,讲话很小声,接客的时候穿上女装,以女性化的姿态面对客人;平时我都是作男装打扮,不化妆,把长头发一扎,衣服穿得宽松一点,用男生的身分去认识不同的男人。“男人”、“女人”和“人妖”,我能够自如地使用这三种性别,又不被任何一种拘束,最重要的是可以做回自己,这让我觉得非常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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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现在的我而言,不一定要通过变性才能成为女人,并且“成为女人”这件事也不那么重要了。”插画师:Ace

性工作酸甜苦辣

大专毕业后,父亲生病,家里又很穷,我也就没有心思再读下去。之后我父亲过世,我就出来打工了。

我在工厂做过几年,学过厨师,在上海做了两年的西餐,还做过销售。那时的工资很低,一个月基本工资才六七百,勉强够填饱肚子,根本存不到钱。

直到我一个双性恋的表哥来找我——他也知道我喜欢男人,有一次他带我去同志酒吧玩,在回来的路上遇到一个跨性别的姐妹。我要了她的联系方式,开始和更多的姐妹们接触。我这时才发现,原来世界上有这么多人和我有相似的性别认同。因为她们,我也慢慢开始接触到性工作。

我和姐妹们诉说了自己的处境,她们教我去站街、在网络和公园钓客人。大部份情况下我会选择站街,因为客人很多,来得又快,提供的服务也简单:口交,打飞机,夹大腿,而肛交则比较少。

刚开始加入这行时,我感觉很新鲜,很有趣。我可以跟喜欢的男人做爱,还有钱赚。大部分客人都是不错的,可谓品尝了不同的“美食”。遇到很爷们的顾客,我也会心跳加速。我开始化妆和穿女装,没想到竟然被夸赞很漂亮,加上我隆了胸,很多人都看不出我的生理性别是男性。我接待的客人超过九成都是异性恋男人,有一些正是被我既非男亦非女的性别特质所吸引的。

不知不觉,从事这个工作快10年了。坦白讲,我走进这个圈子,就像抓住了救命稻草。我认识了很多和自己一样被主流社会排挤在外的人,我们经常在一起聊怎么让自己更美丽,喜欢哪类男人,最重要的是还能交流赚钱的心得,彼此之间没有任何事需要隐瞒。我在这圈子也有几个很好的姐妹,有时候会一起去夕颜(本文作者机构)参加活动、做表演。这和以前在“正常”岗位工作的经历完全不一样,在那些地方我和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经常被取笑,感到非常压抑。现在这份工作不仅让我拥有自信,更是给了我立足之地。

我是一个很脚踏实地的人。曾经遇到过一些客人愿意包养我,但我想靠自己赚钱——我自己挣的钱,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主动权在我手上,也不用忍气吞声。

妈妈老了,总有一天会离开。哥哥和姐姐也不会管我,我自己不会结婚,我总担心有一天会老无所依。我决定把眼光放长远,为了以后的生活能有保障,我努力地赚钱存钱。几年前我买了房子,每个月都要供房,压力挺大的。

从事性工作也并非想象中那么容易,虽然是所谓的赚快钱,但收入很不稳定。我外貌普通,没有“天生丽质”的条件,也需要努力工作维持客源。我们的工作时间日夜颠倒,凌晨三四点还有顾客;站街一站就是8个小时。从事这份工作的头几年,我每天只睡几小时都没问题,但是随着年龄增长,身体开始出现各种毛病,免疫力下降,现在很容易感冒。而且我还割了喉结,磨了骨,因为这个手术得了咽喉炎,现在很多东西不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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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工作并非不道德,我们都是劳动者 插画师:Ace

虽然这分工作带给我比较可观的收入,却也让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进过七八次派出所,被拘留了三次。警察会在我站街的地方做埋伏,然后在我接客的时候抓现场,连嫖客也一起抓。被拉到派出所关起来的时候我真是吓坏了。

警察对女性性工作者见怪不怪,但是看见人妖他们就很惊讶,一大群人议论纷纷,还会特意跑来看我,让我觉得很难受。有些警察很坏,故意让我不好受,还很大声地吼我“好好的一个男人不做,不男不女,一个大男人化妆,变态”。每次被抓,我情绪都很不稳定。

现在遇到严打,我就不出来工作。以前因为要存钱买房,所以很拼命,从拘留所回来第二天又去站街,现在不会了。真的很累,不想再这样下去。

趁着劳动节,我很想对大家说:我们性工作者没有任何不道德的地方。和所有劳动者一样,我们也是用自己的身体努力赚钱,养活自己和家人。

http://www.jianjiaobuluo.com/content/5736

反对的支持,奴役的自由

这世界上很多人都号称追寻自由,同时也有很多人号称支持平权。但事实是,号称追寻自由的,其实追寻的是奴役;号称支持平权的,其实根本就反对平权。

先以曾经的战友lynxevil为例吧。他一直以来都号称支持LGBT平权和女权,号称追寻自由支持命运自决。表面看起来也的确如此,他经常转发那些平权内容,批驳反对平权的基督教,也支持台湾独立;和我聊天时,他也明确表示过为什么支持性少数平权:同性恋者一直都是稳定的少数存在,没碍着任何人,有什么不能接受的?(大意)并且表示女性的身体就应该由女性自己决定。

听起来他的观点没什么问题,对吧?但如果仔细审视他的言论和他转发的内容,就会发现问题了:我和他曾经是无话不谈的,但他提到性少数平权的时候,永远都是把性少数等同于同性恋者,从没有提到过跨性别者,双性人,泛性别者,无性恋者等别的性少数群体。当然他说的是LGBT,QIA本就不在其考虑范围内也不奇怪,但从来都不提Trans,那可说不过去啊。

有人会说他既然反对共匪虐待Trans,那么就不是不提,可是唐那德希特勒要抹去Trans的存在,他毫无反应,被我追着骂了半个月都连转发也不肯做,说到底他只是要表现自己是反共的罢了,实际上根本就不关心Trans的死活。

而且他还拿性别刻板印象去套我,认为我是男同性恋,因为“我身上既有男性特征,又有女性特征”(原话),事实完全相反。问题在于,性别刻板印象恰恰是压迫女性和性少数的,特别是极度压迫Trans的。

而他支持的平权,又是什么呢?1,同性婚姻(专偶制婚姻);2,骄傲游行。别的?没有,至少他是从来没提过别的。不过他在进步右派中还算好的了,至少没明显表现出自相矛盾,我在推上看到过很多号称支持平权的右派,一旦遇到诸如“跨性别者能否自由按照自己的性别认同使用厕所”“同性恋家庭能否领养儿童”“是否应该制定专门的反对歧视压迫性少数群体的法律”等具体议题,翻脸比翻书都快。

所以,自称支持和实际支持,完全是两回事。有句话说的好:知易行难,嘴上说“我支持平权”很容易,但实际去支持平权议题就是另一回事,实际去抛弃性别刻板印象等父权垃圾,把性少数去当朋友,当成和自己一样的人,比支持平权议题更是困难无数倍。别说evil了,我在推上碰到过的无数号称支持平权的人,都无一例外的依靠性别刻板印象把我当成男性,真是令人哭笑不得啊。

那么这种自称支持平权但实际却抱着父权垃圾不放的人的共同点是什么呢?共同点是,他们都支持资本主义,支持自由市场。或者说,他们都号称支持自由。

可他们支持的很显然不是人的自由,否则不会抱着父权垃圾不放。有人说,父权本身并非资本主义原创,这点不假,父权是和私有制几乎同时出现的,或者说就是私有制的分身之一,的确不是直到资本主义出现才出现的,而很多私人公司也号称支持平权,搞粉红经济。

但我要说的是,资本主义从本质上来说是比别的私有制(例如封建制和大一统皇权专制)更为敌视性少数的存在,只是资本主义对性少数群体的双重利用迷惑了很多人而已。

在说什么是双重利用之前,先来聊聊资本主义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吧。资本主义和别的私有制一样,都是以剥削阶级的利润最大化为唯一目标,但和别的私有制不同的是,资本主义的基础之一是陌生人交易,这是农业社会所没有的特征。陌生人之间相互交易,陌生人老板剥削压迫陌生人工人,这是资本主义和别的私有制最大的不同。

但陌生人交易带来了新问题:如何确保对方是可信的?对于和你交易的陌生人来说,对方与你交易的目的是从你身上榨取到最大利润,而不是满足你的需求。例如,你请了一个保安,保安完全可以监守自盗把你家偷干净然后跑路,特别是当这么做获得的利润远高于工资的时候;你去买食物,食品工厂完全可以提供假冒伪劣食品给你。对方根本不需要,实际上大部分情况下,也根本不会,去真正满足你的需求,而是让你以为你的需求被满足从而乖乖掏钱,如果你没有需求,那么对方还会想办法制造需求出来,例如通过消费主义洗脑,用铺天盖地的广告制造消费文化,诉诸权威,制造同龄人压力,强迫破产阶级为了社交而过上资产阶级的生活(靠借贷过的,别以为这是什么好事,债务奴隶)。

而从国家层面来说,剥削阶级要榨取到最大利润,就必须实现小政府,拒绝福利制度,不管人民死活,同时强迫人民生韭菜提供新的工人和消费者,而要做到这一切,就必须要维持顺性别异性恋专偶制私有家庭霸权,因为只有顺性别异性恋专偶制私有家庭,才能做到:将生育抚养成本丢给女性(这样才能拒绝社会化抚养这一福利责任),把女性变成生育机器和家务奴隶(生育劳动和家务劳动都是unpaid labor,这比剥削还恶劣,完全就是奴役。哦,别告诉我臭男人提供了食宿,奴隶主都是要为奴隶提供食宿的),奴役后代将后代变成父母的奴隶提款机和养老机器(这样剥削阶级就不用承担养老责任啦,同时还能通过纳粹父母控制住想要反抗的后代,将奴役一代代传递下去)。而资本主义本身强调竞争,扩张性是所有私有制中最强的,这就导致剥削阶级对利润的渴望也是最强的。同时,私有制将特权和性别捆绑,而特权这种东西是极为排外的,有特权的不能忍受失去特权(包括失去特权的可能性),同时也不能忍受没特权的来抢夺特权,这点资本主义并不例外,所以资本主义和别的私有制一样憎恨Trans。

为了维持顺性别异性恋专偶制私有家庭霸权,资本主义就鼓吹极右纳粹垃圾(所谓的保守主义),将性扭曲为臭男人控制女人的工具,歧视压迫迫害女性和性少数,这一点在唐那德希特勒和巴西新总统以及习特勒身上表现得极为明显,甚至于资本主义还作出了当年希特勒和斯大林都没能作出的事:把私人古拉格变成生意,一边兜售纳粹垃圾,一边为受这些纳粹垃圾腐蚀的父母提供古拉格“解决方案”,这就是中国境内那些私人古拉格的由来(实际上这类私人古拉格在独裁国家是广泛存在的,不止中国,例如在厄瓜多尔也存在很多“矫正”女同性恋者的古拉格)。

但同时,资本主义也并不想放弃从性少数群体身上捞钱的机会,于是就扭曲了平权概念,偷换为消费主义的粉红经济,把平权等同于酒吧,Party和游轮,而支持性少数平权的口号也成了私人独裁公司宣传自己的营销手段(例如苹果公司)。

一边歧视迫害,一边消费主义利用,而目的都是实现剥削阶级的利润最大化,这就是之前所说的双重利用。

接下来回到陌生人交易如何确保对方可信的问题。很明显,在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下,是根本无法确保对方可信的,因为要确保对方可信,只有两种选择:1,由第三方进行审查和干预,惩罚欺诈行为;2,对方无法进行欺诈。如果选1,那就等于要求政府强力干预市场,这是资本主义最痛恨的,同时政府的干预能有多大作用也是问题,而且政府本身就不可信,当然,如果找别的第三方也是一样,第三方本身是否可信始终是问题;那么2呢,只能通过经济民主做到,只有实现经济民主,生产单元才能做到公开透明,民主决策,当然这时候资本主义也就不复存在了。

所以,资本主义是反平权和反自由的,而其辩护士们也是如此,他们支持的,是反对的支持,奴役的自由。

同志游行要转化为斗争的跳板

同志运动需要反专制、反资本主义的愿景

社会主义行动   报导

今年香港同志大游行有超过12,000人参加,比去年增加20%,创下游行举办11年以来的最高纪录。这一方面是因为社会态度的转变和性小众更敢于公开追求自己的权益,另一方面是受到台湾平权公投和今年7月女同志QT案胜诉的鼓舞。香港社会对于性小众的包容度正在上升。据香港大学去年的调查,50%的18岁以上受访者支持同性婚姻,比2013年增加了12个百分点;支持为反性倾向歧视立法的人从58%增加到69%。

但是不民主的香港政府却依然以“没有社会共识”为借口拒绝同志平权和反歧视立法。在今年的施政报告中,林郑违背就任时展开同性婚姻咨询的承诺,表示政府将继续维护一男一女的婚姻制度,否决了同性婚姻。包括公共图书馆在恐同势力的压力下将涉及性小众议题的儿童图书下架在内,港府是在巩固对性小众的歧视与压迫。

QT案

今年7月,香港最高法院做出判决,同意英籍女同志QT以她的同性伴侣受养人的身份在香港居留与工作。案件胜诉是一个可喜的结果,但是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有限的成果。法官强调,这份判决不意味着承认同性婚姻。在公布按判决修订的新入境政策时,保安局局长李家超也说,香港政府承认有效的婚姻仍然是一男一女。QT和她的伴侣在香港无法享有配偶权利和保障。就在QT胜诉前一个月,上诉庭裁决高级入境处主任梁镇罡无权与和他在新西兰结婚的同性伴侣获得配偶福利和共同评税,尽管该案三名法官曾做出支持QT的判决。

在QT案终审时,高盛、摩根大通等31家银行和法律公司对曾表示想要介入该案帮助QT。一些媒体乃至一部份性小众团体散播一种错误的想法,也就是跨国大企业可以成为同志平权的旗手。但是当QT一审败诉时,同志团体曾发起联署要求政府改变入境政策,包括高盛和摩根大通在内的11家受邀银行都拒绝联署!后来它们看到QT二审胜诉,终审胜诉的可能性比较高,才顺水推舟,装扮成支持同志平权的形象。放宽入境限制有助于大公司吸引海外人才,但是它们不愿与政府作对以免损失市场,更不愿看到一场群众性的基层性小众运动,以免扰乱香港的资本主义经济秩序。

社会主义者要求就反性向歧视立法,并实现彻底的同志平权,不仅包括性小众婚姻权,也包括性小众家庭享有与异性家庭相同的社会保障,同时大幅提升社会服务和保障,并通过八小时工作制、提高最低工资、增建公屋、租金管制等措施,使基层群众(无论是异性恋还是性小众)都能得到富足的家庭或者单身生活。在QT案胜诉后,建制派表示,不可以让同志伴侣在公屋、福利和儿童领养等方面享有和异性家庭一样的权利。建制派企图将性小众描绘成抢夺资源的竞争者,其实不过是害怕同志平权会打开缺口,冲击极低的福利保障制度,因为资本家一直依靠传统一男一婚姻制度维护保守公共政策。

集体行动不可或缺

法律上的斗争固然重要,但街头和工作场所的组织与行动不可或缺,同时也只有依靠这些集体行动才能赢得法律上的变革。性小众所面对的不只是个人的歧视,还有来自父权资本主义的制度性压迫。性小众挑战了资产阶级用来维护统治秩序的一男一女的家庭模式,同时资产阶级也利用性向等身分特征去分化群众反抗力量。反对平权的建制派和保守教会同时也反对全民退保、租金管制、八小时工作制等有利于基层的政策。

反同团体“性倾向条例家校关注组”于十月发起联署,指同志游行“有伤风化”,应将其取缔。面对群众压力,相信政府难以在短期内完全禁制同志游行,但同运不能忽视这种威胁。恐同势力企图乘着威权政府打压民主的浪潮,顺便打压同志权利。同志权利与民主权利是密不可分的,同运也是反专制的运动。

同时不可忽视的是,中共独裁政权将继续加强对于香港立法会和法院的控制,阻止有关同性婚姻和性小众平权的法律。出于和香港保守的资产阶级精英相同的目的,习近平正在加大打压中国内地的同志平权运动,例如指挥新浪微博删除关于同性恋的内容,以及打压性小众活动团体。香港同志游行是中国唯一一个合法、公开的同志游行,因此也吸引了大量中国同志参加。去年同志游行有五分之一参加者(约2000人)来自中国大陆。中共担心如果香港落实同性婚姻,将使中国性小众更有勇气追求平权,这势必会挑战禁止的中共独裁统治,并鼓舞其他受压迫群体的抗争。香港以及中国为了实现性小众平权,必须提出一个反专制、反资本主义的愿景。

同志游行要转化为斗争的跳板

深入认识身边的1.7%,你需要澄清关于双性人的五个迷思

迷思1:每个人都生而为男性或女性

人们常常以为这个世界只有男人和女人,且每个人的生物及遗传特征都与这两个类别的人吻合。

但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全世界有数以百万计人的性别特征并不符合典型的男性或女性身体的二元概念。在他们当中,即便不是所有也有许多属于双性人。

双性是一个统称,用于描述一系列影响外生殖器、生殖腺、荷尔蒙、染色体或生殖器官的天然差异。有时,这些特征在出生时就很明显,有时,它们在青春期才会显现,而在有些情况下,它们从生理上完全看不出来。

延伸阅读:双性人活动人士基蒂•安德森的讲述

台湾丘爱芝的故事

迷思2: 双性人很罕见

专家表示
约1.7%的人口拥有与生俱来的双性特质,可以和天生红色头发的人口数量相提并论

 

尽管如此,双性一词依然被许多人所误解,双性人也在很大程度上代表性不足。上个月,从特朗普政府处泄露出的一份备忘录显示,美国政府正致力于重新界定性和性别,将其分为“固定的”男性和女性。这样做的话将彻底否认跨性别者和双性人的存在,对美国境内外的人权都产生危险的影响。

 

迷思3: 双性是一种需要被矫正的情况

许多双性儿童都要忍受旨在使他们“变正常”的手术,哪怕这些医疗干预通常是入侵性、不可逆转,也并非出于紧急原因。

尽管医生和父母或是出于好意,但这些对双性儿童采取的措施事实上可能造成严重问题,包括不孕不育、疼痛、失禁和终生的心理创伤,以上种种不过是为了使儿童符合社会对于女孩或男孩看上去“应该”是怎样的观念。

国际特赦组织的研究指出,这样做可构成人权侵犯行为。这些干预措施的对象通常是年幼的儿童,因为年纪太轻而无法有效参与对自身身体自主做出决定的过程,他们的父母往往也未充分知悉潜在的风险。

2017年 国际特赦组织发布关于双性人儿童手术的报告《FIRST, DO NO HARM: ENSURING THE RIGHTS OF CHILDREN BORN INTERSEX.》  © Getty Images

政府本有义务遏制与性别和多元性有关的有害刻板印象,但许多政府反而让儿童接受不必要的手术,为的是让他们与二元概念“一致”。

 

迷思4: 双性人就是跨性别者

双性和跨性别毫无关联。

我们的生理性别特征与我们自己的性别认同或我们受何人吸引毫无关系。

“跨性别”一词是一个统称,用来描述自己的性别认同与出生时的性别不一致的人。“双性”一词与生理性别有关,与内心的认同感无关。双性人也可能认同自己为跨性别者,但二者是不同的,因为性别和性是不一样的。

双性人可能是异性恋、同性恋、双性恋或无性欲者,其性别认同亦有可能为女性、男性、二者皆是或二者皆非。

双性人和跨性别者均有权选择自己的性别认同,而不应被强迫以他们感到不自在的身体或身份生活。

迷思5: 无人为双性人发声

尽管关于双性的定义仍在存在种种误解,全世界仍有不少优秀的双性人活动人士,致力于提升对此的认识及保护人权。

当中许多人权捍卫者表示,想要确保今后不会再有儿童经受他们曾受过的折磨。

双性人活动人士伊夫斯(Eves)和查理(Charlie)对国际特赦组织表示,人们需要开放和接纳他们。

伊夫斯说:“社会须对身为人所代表的全部多样性更加开放,儿童须能以他们应有的方式成长。”

查理说:“若这一议题得不到讨论,而现实中存在沉默的面纱时,会使受影响的人难以接纳自己及自己的身体。”

多亏了双性人活动人士及组织努力不懈,近期出现了多项重大进展。

2013年,30家组织的双性活动人士共同起草了《马耳他宣言》(Malta Declaration),强调了全球双性人运动的诉求和建议。

在今年的双性人关注日,欧洲国际双性人组织(OII-Europe)携手国际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和酷儿青年及学生组织(IGLYO)及欧洲家长协会(EPA),为想要支援自己的双性人子女的父母准备了一套工具包

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国际特赦组织会继续声援双性人的抗争,令他们可以毫无羞耻、污名及痛苦地生活。

深入认识身边的1.7%,你需要澄清关于双性人的五个迷思

即使被當成戀童癖,這群同性戀也要解放兒童

兒童是被壓迫的階級,在父權制家庭制度的統治下受苦。同性戀解放組織意識到兒童在傳統家庭之下失去自主權,並受到各類壓迫,並開始引導解放兒童的社會運動。

作者:Michael Bronski

翻譯:七音

編輯:xd Targaryen

美編:太子豹

1972年,於三年前(1969年)的石牆騷亂後成立的最具影響力的同性戀解放組織之一——波士頓男同性戀解放組織(Boston’s Gay Men’s Liberation)的成員驅車前往邁阿密,在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上遞交了一份含有十項訴求的宣言(文末附有全文翻譯)。在新的酷兒政治意識、女權主義和義憤的交匯下,這份宣言應運而生,表達了一種烏托邦式的政治願景。它涵蓋的內容十分廣泛,其涉及的領域遠遠超出我們現在對LGBT政治的定義。例如,它的第一個要求就是「停止任何基於生理上的歧視。任何政府機構都不應記錄膚色、年齡和性別。生理特徵永遠不應在法律上造成任何歧視或特權。」

1970年的「同性戀解放日」,華盛頓「馬太辛協會」成員在紐約街頭。

圖片來源:

四十五年過去,如果說男同性戀解放組織的許多要求仍有爭議,但大部分要求在今天的政治語境中卻仍然清晰可辨:該組織試圖結束美帝國主義,防止基於性別認同的歧視,並廢除警察制度。許多激進左翼人士在今天依然有上述訴求。然而,該宣言中的第六項要求,即使是對於今天的許多活動家來說,都顯得不負責任、異想天開並有些危險,可能引發社會動盪:

撫養孩子應該是整個社會共同的責任。應該解除父母對「他們的」子女的任何合法權利,每個孩子都應該自由選擇人生。要建立免費的全日託兒中心,讓男女同性戀者共同分擔撫養孩子的責任。

集體育兒?在法律上解放兒童?酷兒們幫助撫養其他人的孩子,並且作為榜樣和道德楷模?當保守派們警惕共產主義赤旗下自由的「社會改造」(social engineering)時,他們所害怕的不正是這種蘇聯的教育日托所在美國的酷兒版本嗎?

還是說,它是一個將女性最終從生育負擔中解放出來的烏托邦,同時創造了一種社會結構,在這個社會結構中,孩子們可以作為獨立個體放心地活動,不會因為探索「性」而感到恐懼或羞愧?

「童年」是成年男性為了壓迫女性創造出的概念

至少從十八世紀以來,關於童年的本質一直存在激烈的爭論。孩子們是否天性本善,是適合開放的勞動力市場,還是需要標準化教育?這些問題在幾個世紀以來引起了兩極分化的觀點,但大多數改革者已經在不同程度上都認為,兒童需要成年人的保護,作為交換,他們享有較少的基本權利。

無論先前的許多改革有多麼進步,20世紀60年代後期的兒童解放運動都是巨大的突破,因為它否定了兒童應該由家長撫養。在成年人(從嬉皮士、激進女權主義者到民權主義者或早期同性戀平權者)尋求更大的個人自由的文化背景下,年輕人認為自己是(或被認定為)被壓迫的少數,從而尋求享有法律上的平等和解放,也許只是一個時間問題。

20世紀60年代的激進主義本質讓我們知道,兒童解放並不是一個題外話,而是爭議的核心。保羅·古德曼1960年最暢銷的書《荒謬地成長:組織系統中的青年問題》(Growing Up Absurd: Problems of Youth in the Organized System )提出,兒童是資本主義橫衝直撞下的首批受害者;而同年A·S·尼爾的具有前瞻性的教育論文《夏山學校:一種激進的育兒方法》(Summerhill: A Radical Approach to Child Rearing)提出,兒童可以作為民主行動者,做出明智的社會選擇和性選擇,而且他的學校多年來一直在此方向教育他們,這種教育方法沒有任何不良影響。

當中古史學家菲利普·阿希葉的《童年世紀:家庭生活的社會史》在1962年以英文出版時,也一樣引起了轟動,這本書追溯了西方國家「童年」的詳細歷史,證明我們現代的「童年」概念——即孩子必須被保護在世界之外——只是近年的社會建構。核心家庭也是如此。 阿希葉表示,在歷史上大部分年代,除了最年幼的孩子以外,其他兒童都像成年人一樣生活於世。

《夏山學校》一書在1960年至1970年銷售量超200萬,而古德曼的 《荒謬地成長》在出版的最初幾年銷量也超過了10萬。兒童解放的政治語言很快取代了理論和猜想。在20世紀70年代,至少有15本面向大眾的書籍宣傳兒童權利和兒童解放思想,包括大衛·古利布的《兒童解放》(1973)、比阿特麗斯和羅納德·格羅斯的《兒童權利運動:戰勝青年的壓迫》(1977)。

而當這些想法與新出現的女性解放話語相結合,就發生了更為激進的轉變。例如,舒拉米斯·費爾斯通在其突破性的《性別辯證法》(1970)一書中指出,生理生殖本身是女性壓迫的核心,並呼籲採用新技術來取代分娩。此外,她還認為,兒童是被壓迫的階級,在父權制家庭制度的統治下受苦。費爾斯通在「打倒童年」一章中爭辯說,「童年」這一階段的產生以及「童年無辜」(childhood innocence)的概念是成年男性為了加強對婦女的壓迫而創造的建構,而這也是核心家庭的功能。凱特·米利特在1984年的論文《超越政治:兒童和性》中進一步指出,兒童的壓迫明顯源於否認他們的性認知:「性本身對兒童是一種罪惡。這就是成年人如何控制孩子並禁止他們的性行為的。這種觀念已流傳許多年了,而且對成年人來說無比重要。」

同性戀解放兒童

同性戀解放組織受到婦女解放組織的啟發,許多人希望在他們的行動中加入童年和教育學的話題。然而,僅僅因為表達了對兒童的理論興趣,他們就面臨著被當做是戀童癖的風險; 畢竟,當時大多數美國中產還是認為男同性戀是變態者。 一些同性戀作家採取了立場,直接承認大多數同性戀者都知道而大多數異性戀者卻試圖拚命否認的事實:同性戀兒童是存在的。面對著種種謬見——即成年女性和男性「選擇」去當同性戀或者被墮落的成年人誘惑成為了同性戀——同性戀解放者講述了他們自己作為同性戀兒童的故事,並根據正如凱特·米利特的理論認為,對青少年來說,性壓抑和缺乏性知識遠比同性性行為更危險。 卡爾·威特曼,在石牆騷亂前一個月發表的具有奠基意義的《同性戀宣言》中寫道:

關於剝削兒童的說明:孩子們可以照顧好自己,並且比我們願意承認的時間更早就意識到了性。我們這些在青春期早期就開始在公共場合獵艷的人都知道這一點,我們這是在尋歡,而不是被老色鬼勾引……至於對兒童猥褻的行為,絕大多數都是異性戀男人對小女孩做的:這不是同性戀特有的問題,而是由反對肉體之歡的禁欲主義所帶來的挫敗引起的。

石牆騷亂。圖片來源: Leonard Frank

僅僅談及同性戀兒童的存在就衝擊了恐同人群的核心。成年同性戀說他們還是孩子時就已有了特別的性慾,這類證詞是公眾關於同性戀話題的新發展,也是一個大膽的政治策略。事實上,在一個新興的兒童解放運動的背景下,證明同性戀青少年和兒童的存在對政治組織產生了直接影響。石牆騷亂後不久,隨著同性戀解放組織遍布全國各地,青春期的酷兒們也開始組織起來。在《紐約的同性戀解放青年運動:「戀人永不言敗」》(The Gay Liberation Youth Movement in New York: ‘An Army of Lovers Cannot Fail’,2008)中,史蒂芬·L·科恩記錄了十年間至少三十個美國LGBT青年成立並運作的組織。

更激進的理論家認為,一旦人們接受了資產階級家庭壓制兒童性行為的觀點,按邏輯來說下一步就是要求結束核心家庭,並讓男女同性戀者參與兒童養育。儘管其意識形態的純潔性可能使其有些極端,但在當時,政治運動範圍延伸到育兒領域並不是越俎代庖。其他政治運動已經在處理如何去定義兒童及其在世界上的政治地位之類的問題。例如,黑豹黨建立了他們自己的學校和課外項目,還有免費早餐的計劃,將自身參與到既有的公立學校系統。

主流和激進的女權主義者成立了女權主義日托中心。他們還出版了沒有性別歧視的兒童書籍。最著名的包括馬洛·托馬斯1972年的插圖書和唱片《自由地去做……你和我》(Free to Be . . . You and Me),鼓勵性別平等;還有夏洛特·佐洛托1972年的創作的圖畫書《威廉的娃娃》,書中一個男孩想要一個玩偶當禮物,讓他注重性別規範的父親大為惱火,因為娃娃一般被認為是女孩的玩具。

同性戀家庭的誕生

堅持認為男女同性戀能夠幫助撫養孩子,這是改造傳統家庭的一種激進觀點,但其目的不僅在於塑造兒童,也在於塑造成年人:許多活動家認為,只有當他們能夠參與撫養社會下一代時,他們的公民權利才能充分地被享有。

但我們也要客觀地去看到,多年來,成年酷兒們一直在撫養被家人發現性取向並離家出走的酷兒兒童,特別是在紐約西村和舊金山卡斯楚等同性戀聚居區。無家可歸的酷兒兒童,無論是自己選擇還是被環境所迫,都往往會湧向這些街區,在那裡他們常常被好心的成人收養。例如,Sylvia Rivera和Marsha P. Johnson於1970年創辦了街道異裝運動革命陣線(Street Transvestite Action Revolutionaries,STAR),在曼哈頓為無家可歸的跨性別青年設立收容所。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的同性戀俚語中,如果一個年長的男同性戀者接受了給新來的年輕男同性戀者提出指導或建議的任務,他就會被稱為「媽媽」(mother)。

由跨性別組成的酷兒家庭 圖片來源:《姿態》劇照

這符合20世紀70年代早期流行的「同性戀家庭」概念:不具有傳統家庭關係的、一種延伸了的,通常是跨代的朋友們互相支持,就像一個生理家庭那樣。在社區中建立家庭,對於當時許多LGBT人群的日常生活至關重要,說實話這是在挽救生命。這種家庭的活力在70年代末十分明顯,當時Sister Sledge的熱門歌曲「我們是一家人」(We Are Family)立即成為同性戀酒吧的最愛,並且經常被作為LGBT社區舞會和同志驕傲遊行的最後曲目播放。在愛滋病流行期間,對同性戀家庭的需要更為迫切,因為許多原生家庭拋棄了他們生病的兒子,而傳統的療養社區也崩潰了。

換句話說,同性戀者多年來一直在創造和養育家庭,這些家庭比起核心家庭提供了諸多優勢——特別在身體和情感安全上。然而,他們不希望這種家庭再被視為是二流家庭,他們想要讓所有人從父權制和資產階級價值觀的殘暴枷鎖中解放出來。

酷兒育兒的實踐

然而,男同性戀解放組織的要求從來沒有實現,對於如何進行實際操作,「十點要求」的作者往往只有雛形。同樣,紐約同性戀解放陣線的一些男性成員也離開了該組織,他們認為這個組織不夠女權主義,並建立了男同性戀革命女權組織(Revolutionary Effeminists)。歷史學家馬丁·杜伯曼(Martin Duberman)在2018年的對LGBT運動的分析《同性戀運動失敗了嗎?》寫道,男同性戀女權主義者「認為男同性戀者也應該為女性服務,承擔傳統的家務,包括撫養子女,以此促進女性力量的崛起。然而,似乎男同性戀女性主義者也沒能將理論付諸實踐,而且這個團體的成員從未擴大,因此很快就消失了。

儘管如此,在地方層面上,酷兒育兒的實踐以不太激進的方式發生。除了上面提到的同性戀實際收養的例子,1975年波士頓的一些同性戀和異性戀男性——他們與男同性戀解放組織並無聯繫,但可能受到其要求的啟發——形成了男子育兒組織(Men’s Child Care Collective)。雖然該組織有意識地被塑造成一個異性戀/同性戀聯盟,但關於該組織的公布的極少量的報導總是將其稱為「男同性戀的育兒組織」。這個口誤可能說明了這一事實:該組織中絕大多數是男同性戀。

該組織在波士頓市中心布羅姆費爾德街22號的布羅姆菲爾德街教育基金會會面,在那裡《男同性戀社區新聞》和《Fag Rag》(男同性戀解放組織的分支)的出版物都有自己的辦公室。大多數會議都是為了提高意識,討論男同性戀如何和異性戀男性成為朋友,如何共同合作。並且,作為一個進步的,制定女權主義思想的男性組織,他們也討論要通過分擔照顧孩子的工作以幫助女性。

他們開展的一個具體項目是為在劍橋參加酗酒互助協會的婦女設立一個日托小組。他們還在LGBT和進步政治會議上志願提供日托服務。該組織的一個重點是向以各種方式被邊緣化或處境艱難的婦女提供兒童保育。他們的女權主義理論既反映了男同性戀解放組織的一些要求,也有對階級、經濟和種族問題的關注。像許多政治團體一樣,男子兒童保育會持續了幾年。後來成員離開波士頓或更多地參與其他項目,該團體便解散了。

包括舊金山、聖克魯斯和紐約在內,全國各城市都有了類似組織。這些組織的目標有三個。作為女權主義者,成員們承諾減輕一些女性照顧孩子的負擔。他們也會有意識地反對一些限制性的性別角色,即男性不應照顧和養育兒童。也許最重要的是,他們決心通過言語和行為來對抗一個根深蒂固的迷思——同性戀是猥褻兒童者。

核心家庭的復歸

然而,儘管包括波士頓男子育兒會在內的這些團體在觀念上都是激進的,他們也奇怪地有傳統的一面,因為他們傾向於把男同性戀者置於異性戀關係中,讓他們作為孩子的臨時看護人。而在20世紀70年代早期看護孩子的女同性戀中的大多數也是已經離異了的。在某種意義上,女同性戀們或男同性戀們一起養育「自己的」孩子這一想法,至少再過十年才會開始萌芽。而當它出現的時候,它通常仿照而非挑戰異性戀的核心家庭模式。隨之而來的是,在同性戀平權活動中,近乎崇拜地將同性婚姻優先於所有其他目標之上。激進的同性戀解放組織的目標是顛覆核心家庭,但取而代之的是這項同性戀權利議程,它通過重新在核心家庭中注入象徵意義和現實必要性,賦予核心家庭新的生命。

到1977年,美國全國保守主義運動的興起,讓隆納·雷根入主白宮。它還預示著高度組織化的「道德多數派」運動(他們在道德及宗教上觀念強硬而保守)的出現,將右翼福音派新教的話語注入政治。 在這一背景下,反同歌手安妮塔·布萊恩特(Anita Bryant)在攻擊一項LGBT反歧視法案時,提供的原因是「把我們的孩子從同性戀中解救出來」。布萊恩特領導了全國性的「救救我們的孩子」(Save Our Children)運動,採用了美國現代歷史上長期以來使同性戀者深受其害的騷擾、虐待和洗腦手段。

同性戀平權運動不再以事實,或最起碼以同性戀年輕人的證詞來與這些謊言對抗,而是放棄了與兒童和青少年的一切關係。同性戀社區中心對贊助同性戀青年團體猶豫不決。 社會對於男女同性戀合法收養兒童的討論漠不關心。所有關於將LGBT材料引入課堂的討論都被擱置。在接下來的幾十年里,政治討論從集體照顧兒童,同性戀家庭轉移到私有化核心家庭的婚姻平權。在更大的政治背景下,關於兒童解放的討論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保護兒童免受性侵害,免受「不良」音頻的浸染,免受潛伏的捕食者猥褻。

美國最高法院外,反對《捍衛婚姻法案》的示威者。

近幾十年來,爭取婚姻平等的鬥爭對於同性戀平權運動的成功至關重要。然而,對於我們這些回憶起從前富有政治遠見和活力以及激進變革潛力那段日子的人來說,這一勝利喜憂參半。用同性核心家庭代替傳統的異性戀家庭,並不一定能根除這種體制帶來的危害甚大的結構性問題。同性戀解放組織關於兒童的策略和理論方法是個複雜的政治問題。它們有的實際,有的則異想天開,但動機都是渴望能認真照顧兒童,以及希望徹底打破充滿壓迫的家庭結構。憑心而論,這些各種各樣的運動——從證明同性戀兒童的存在,到照顧兒童,再到破壞允許父母「擁有」孩子的法律框架——不僅是同性戀解放組織為重塑世界做出的嘗試,也是為了治癒數十年來社會(尤其是同性戀者的原生家庭)對同性戀們造成的傷害。

半個多世紀以來,這種療愈在許多方面潤物無聲。數量驚人的青年紛紛越來越早地公開同性戀身份。而關於酷兒青年性行為和性別角色的討論也日益複雜,充滿活力。如同1972年的同性戀解放運動開始想像的那樣,孩子們現在都沒事,他們自己把自己照顧得很好。

原文連結:

附:

波士頓男同性戀解放組織的「十點宣言」:

波士頓同性戀解放陣線敦促將以下原則納入1972年民主黨綱領:

1. 我們要求結束一切生理歧視。任何政府機構都不應記錄膚色,年齡和性別。生理特徵永遠不應成為任何特殊法律歧視或特權的基礎。

2. 我們要求停止一切基於性取向的歧視。每個人都應該自由地獲得性滿足而不必擔心被強姦。政府既不應使這些滿足形式合法化,也不應使之非法化。任何人都不應該因為自己是同性戀而在行動(無論是移民入境還是出境)、就業、住房或其他方面受到限制。

3. 美國政府不僅應該結束對穿衣習慣的歧視,還應該積極鼓勵更具想像力的著裝。 任何武裝部隊或其他政府機構的成員都不應該被強迫穿「制服」,以符合生物性別或等級地位。 例如,如果他/她們喜歡,女性應該被允許留短髮和穿長褲; 而男性可以留長髮和穿連衣裙。

4. 應該停止對男女同性戀者的一切經濟歧視。我們不應該因為性取向或著裝習慣被剝奪就業或晉升的機會。我們應該與生活在核心家庭中的異性戀者享有同樣的稅收優惠。我們也應該和所有人一樣有充足的食物、住房、醫療服務和交通工具,以便過上充實有益的生活。我們特別支持為每個人提供5,500美元的基本收入,我們呼籲重新分配國家財富。資源和權力必須從白人異性戀男子那裡奪走,重新分配給所有人。

5. 我們呼籲停止所有關於「同性戀」的政府(或其他)研究。我們的性取向不是疾病; 所有化學、電擊或催眠「治療法」來「治癒」同性戀都應該是非法的。現在用於「精神健康」的政府資金應該給男女同性戀者和其他「精神病患者」群體,以便他們可以在諮詢和社區中心組織起來以滿足自己的需要。

6. 撫養孩子應該是整個社區的共同責任。父母對「他們的」孩子的任何合法權利都應該被解除,每個孩子都應該自由選擇自己的命運。應建立免費的二十四小時託兒中心,讓男女同性戀者在那裡分擔撫養兒童的責任。

7. 現在所有因任何「性犯罪」(強姦除外)而被監禁的男女同性戀者應立即從監禁室、精神病院或監獄中釋放。他/她們應得到每監禁小時2.50美元的賠償;所有監禁記錄都應被銷毀。因其他指控而被監禁的男女同性戀者應免於被獄卒或囚犯毆打和強姦;任何人都不應因在禁閉期間從事「同性戀行為」而被剝奪迅速釋放或假釋的權利。

8. 我們呼籲停止所有有目的的侵略力量。我們支持越南人民的七點和平計劃,並呼籲所有美國及其支持空軍、陸戰隊和海軍部隊從越南完全撤離。此外,我們呼籲所有美國軍隊返回美國境內,作為結束美帝國主義的最有效方式。

9. 在美國,我們要求解散所有武裝部隊、秘密警察(聯邦調查局、中央情報局、國稅局、禁毒隊等)和制服警察。武器應該只用於保護人民和防止強姦。為此目的,我們呼籲建立一個人民警察機構,由現在最容易遭受警察暴行的人組成:第三世界團體、婦女、男女同性戀者和窮人。

10. 我們要求,不論國家、性別、黨派、種族、年齡或其他人為強加的類別,所有人民都有自治和自決權。只要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成為他人的財產或奴隸,我們的解放運動就仍未完成。所有強權和統治必須結束,必須建立平等制度。我們必須共同尋求新的合作形式。

原文網址:https://read01.com/oLPEzeD.html

How feminism became capitalism’s handmaiden – and how to reclaim it(女权主义是如何成为资本主义的女仆的——以及如何纠正这一切)

As a feminist, I’ve always assumed that by fighting to emancipate women I was building a better world – more egalitarian, just and free. But lately I’ve begun to worry that ideals pioneered by feminists are serving quite different ends. I worry, specifically, that our critique of sexism is now supplying the justification for new forms of inequality and exploitation.

作为一名女权主义者,我一直认为通过努力解放女性,我正在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更平等,更公正,和更自由。 但最近我开始担心女权主义者开创的理想服务于不同的目的。具体来说,我担心我们对性别歧视的批评现在为新形式的不平等和剥削提供了理由。

In a cruel twist of fate, I fear that the movement for women’s liberation has become entangled in a dangerous liaison with neoliberal efforts to build a free-market society. That would explain how it came to pass that feminist ideas that once formed part of a radical worldview are increasingly expressed in individualist terms. Where feminists once criticised a society that promoted careerism, they now advise women to “lean in”. A movement that once prioritised social solidarity now celebrates female entrepreneurs. A perspective that once valorised “care” and interdependence now encourages individual advancement and meritocracy.

在命运的残酷扭曲中,我担心女性解放运动已经陷入与新自由主义建立自由市场社会的努力的危险联系中。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曾经构成激进世界观的一部分的女权主义思想越来越多地以个人主义的方式表达。女权主义者曾经批评过一个促进职业主义的社会,他们现在建议女性“倚靠”。 曾经优先考虑社会团结的运动现在庆祝女性企业家。曾经重视“关心”和相互依赖的观点现在鼓励个人努力和精英专制。

What lies behind this shift is a sea-change in the character of capitalism. The state-managed capitalism of the postwar era has given way to a new form of capitalism – “disorganised”, globalising, neoliberal. Second-wave feminism emerged as a critique of the first but has become the handmaiden of the second.

这种转变背后隐藏着资本主义特征的巨变。 战后时代的国家控制的资本主义已经让位于一种新的资本主义形式—“混乱”,全球化,新自由主义。第二波女权主义作为对前者的批判出现,但成为了后者的女仆。

With the benefit of hindsight, we can now see that the movement for women’s liberation pointed simultaneously to two different possible futures. In a first scenario, it prefigured a world in which gender emancipation went hand in hand with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and social solidarity; in a second, it promised a new form of liberalism, able to grant women as well as men the goods of individual autonomy, increased choice, and meritocratic advancement. Second-wave feminism was in this sense ambivalent. Compatible with either of two different visions of society, it was susceptible to two different historical elaborations.

回望过去,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女性解放运动同时指向了两种不同的未来。在第一种情况下,它预示着一个性别解放与参与式民主和社会团结手拉手的世界; 在第二种情况下,它承诺了一种新形式的自由主义,能够赋予女性和男性一样的个人自治,增加选择和精英专制的进步。 第二波女权主义在这个意义上是矛盾的。 与两种不同的社会愿景兼容,它容易受到两种不同的历史阐述的影响。

As I see it, feminism’s ambivalence has been resolved in recent years in favour of the second, liberal-individualist scenario – but not because we were passive victims of neoliberal seductions. On the contrary, we ourselves contributed three important ideas to this development.

在我看来,女权主义的矛盾心理近年来已经被解决的有利于第二种,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情景—但并不是因为我们是被动的被新自由主义诱惑的受害者。相反,我们自己为这种发展贡献了三个重要的观点。

One contribution was our critique of the “family wage”: the ideal of a male breadwinner-female homemaker family that was central to state-organised capitalism. Feminist criticism of that ideal now serves to legitimate “flexible capitalism”. After all, this form of capitalism relies heavily on women’s waged labour, especially low-waged work in service and manufacturing, performed not only by young single women but also by married women and women with children; not by only racialised women, but by women of virtually all nationalities and ethnicities. As women have poured into labour markets around the globe, state-organised capitalism’s ideal of the family wage is being replaced by the newer, more modern norm – apparently sanctioned by feminism – of the two-earner family.

一个贡献是我们对“家庭工资”的批判:一个男性养家糊口—女性家庭主妇的家庭的理想,这种家庭是国家组织的资本主义的核心。女权主义者对这一理想的批评现在为合法的“灵活的资本主义”服务。毕竟,这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女性的劳动力,尤其是服务和制造业的低薪工作,参与者不仅有年轻的单身女性,而且还有已婚女性和有孩子的女性; 不仅仅是种族化的女性,而是几乎所有国籍和种族的女性。随着女性涌入全球劳动力市场,国家组织的资本主义家庭工资的理想正在被更新,更现代的—显然受到女权主义的认可的—双收入家庭的规范所取代。

Never mind that the reality that underlies the new ideal is depressed wage levels, decreased job security, declining living standards, a steep rise in the number of hours worked for wages per household, exacerbation of the double shift – now often a triple or quadruple shift – and a rise in poverty, increasingly concentrated in female-headed households. Neoliberalism turns a sow’s ear into a silk purse by elaborating a narrative of female empowerment. Invoking the feminist critique of the family wage to justify exploitation, it harnesses the dream of women’s emancipation to the engine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不要紧,新理想背后的现实是下降的工资水准,降低的工作保障率,下降的生活水平,每户工作小时数急剧上升,双班制加剧—现在往往是三班制或四班制—以及贫困的增加,越来越多地集中在女户主家庭。 新自由主义通过详细缩窄对增强女权的叙述,将母猪的耳朵变成丝绸钱包。援引女权主义者对家庭工资的批判以合理化剥削,它将女性解放的梦想运用到资本积累的引擎上。

Feminism has also made a second contribution to the neoliberal ethos. In the era of state-organised capitalism, we rightly criticised a constricted political vision that was so intently focused on class inequality that it could not see such “non-economic” injustices as domestic violence, sexual assault and reproductive oppression. Rejecting “economism” and politicising “the personal”, feminists broadened the political agenda to challenge status hierarchies premised on cultural constructions of gender difference. The result should have been to expand the struggle for justice to encompass both culture and economics. But the actual result was a one-sided focus on “gender identity” at the expense of bread and butter issues. Worse still, the feminist turn to identity politics dovetailed all too neatly with a rising neoliberalism that wanted nothing more than to repress all memory of social equality. In effect, we absolutised the critique of cultural sexism at precisely the moment when circumstances required redoubled atten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女权主义也为新自由主义精神做出了第二种贡献。在国家组织的资本主义时代,我们正确地批评了一种如此专注于阶级不平等的狭隘的政治异象,以至于它无法看到家庭暴力,性侵犯和生育压迫等“非经济的”不公正。女权主义者拒绝“经济主义”并将“个人”政治化,扩展了政治议程以挑战以文化建构的性别差异为前提的地位等级制度。结果应该是在文化和经济领域扩大争取正义的斗争。但实际结果是片面地关注“性别认同”而牺牲面包和黄油问题。更糟糕的是,女权主义转向身份政治是与新自由主义的崛起完全吻合的,新自由主义只想压制关于社会平等的所有记忆。实际上,当环境需要加倍关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那一刻,我们绝对化了对文化性别歧视的批判。

Finally, feminism contributed a third idea to neoliberalism: the critique of welfare-state paternalism. Undeniably progressive in the era of state-organised capitalism, that critique has since converged with neoliberalism’s war on “the nanny state” and its more recent cynical embrace of NGOs. A telling example is “microcredit”, the programme of small bank loans to poor women in the global south. Cast as an empowering, bottom-up alternative to the top-down, bureaucratic red tape of state projects, microcredit is touted as the feminist antidote for women’s poverty and subjection. What has been missed, however, is a disturbing coincidence: microcredit has burgeoned just as states have abandoned macro-structural efforts to fight poverty, efforts that small-scale lending cannot possibly replace. In this case too, then, a feminist idea has been recuperated by neoliberalism. A perspective aimed originally at democratising state power in order to empower citizens is now used to legitimise marketisation and state retrenchment.

最后,女权主义为新自由主义贡献了第三个观点:对福利国家的家长主义的批判。尽管在国家组织的资本主义时代这是无可否认的进步,但这一批判从那时起就与新自由主义对“保姆国家”的战争以及最近对非政府组织的愤世嫉俗的拥抱汇合起来了。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是“小额信贷”,即向全球南方国家的贫困女性提供小额银行贷款的计划。作为一种增强,自下而上的替代方案变得自上而下,官僚主义的国家项目的繁文缛节,小额信贷被吹捧为对女性贫困和服从的女权主义解毒剂。然而,被错过的是一个令人不安的巧合:小额信贷已经蓬勃发展,正如各国放弃了消除宏观结构的对抗贫困的努力,而这是小规模贷款无法取代的努力。在这种情况下,新自由主义也补充了女权主义思想。最初目标为使国家权力民主化以增强民权的愿景现在被用来使市场化和政府裁员合法化。

In all these cases, feminism’s ambivalence has been resolved in favour of (neo)liberal individualism. But the other, solidaristic scenario may still be alive. The current crisis affords the chance to pick up its thread once more, reconnecting the dream of women’s liberation with the vision of a solidary society. To that end, feminists need to break off our dangerous liaison with neoliberalism and reclaim our three “contributions” for our own ends.

在所有这些案例中,女权主义的矛盾心理已经被解决得有利于(新)自由个人主义。 但另一方面,团结的情景可能仍然存在。 当前的危机使人们有机会再次回归,重新将女性解放的梦想与团结社会的愿景联系起来。为此,女权主义者们需要打破我们与新自由主义的危险联系,并为我们自己的目的收回我们的三个“贡献”。

First, we might break the spurious link between our critique of the family wage and flexible capitalism by militating for a form of life that de-centres waged work and valorises unwaged activities, including – but not only – carework. Second, we might disrupt the passage from our critique of economism to identity politics by integrating the struggle to transform a status order premised on masculinist cultural values with the struggle for economic justice. Finally, we might sever the bogus bond between our critique of bureaucracy and free-market fundamentalism by reclaiming the mantle of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as a means of strengthening the public powers needed to constrain capital for the sake of justice.

首先,我们可以通过组织一种去中心化有偿工作和为无偿活动提供价值,包括—但不只是—照顾工作以打破我们对家庭工资的批判和灵活资本主义之间的虚假联系。其次,我们可能通过对以男性主义文化价值观为基础的地位秩序与对经济正义的斗争相结合的斗争,将我们对经济主义的批判从身份政治中解放出来。最后,我们可以通过回归参与式民主的手段来切断我们对官僚主义的批判和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之间的虚假联系,以此作为增强为正义而限制资本所需的公共权力的手段。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3/oct/14/feminism-capitalist-handmaiden-neoliber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