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自闭症儿童家庭拒之门外 围墙内的乌托邦还能持续多久?

写在前面:这篇文章很长,但只说了一件事:中国的“中产阶级”(实际上能买得起7万5一平方的住房的,不会超过5%)们和纳粹一样敌视病人,敌视边缘弱势,幻想靠剥削压迫跪舔欺诈合谋的来的贼赃购买一个小区天堂,但他们的幻想是不可能成为现实的,这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只能得到极权奴役。而网上爱国的主力呢,也正是这些纳粹。当然,这类纳粹同时也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竞争文化洗脑出来的哈巴狗。

日前,一篇题为《小区房价7万5,搬进来17个精神病人,咋办?》的文章在朋友圈和各个微信群里广泛传播,引起了不小的风波。文章说的是深圳市宝安区一个名叫“华联城市全景”的高档小区里最近发生的一件事。今年6月,为了落实国家和省、市关于优先保障优抚对象和残疾人住房需求的政策,该小区打算将配建的公共租赁住房中的24套配租给登记在册的优抚和残疾人家庭。7月16日,宝安区住建局公示了最终的配租方案,将有41户符合标准的家庭来认租这24套房源,其中17户的备注信息中显示“精神类残疾”,残障等级从一级到四级不等,最终的看房日期定在7月18日。此消息一经传开,就在业主中间炸开了锅。他们很快组织起来,向住建局提出抗议,并在小区门口拉起横幅抗议,条幅上书:“保障了他们的住房权,谁来保障孩子的生命安全。”

业主拉出的抗议横幅

一位ID为“张玉华”的业主在社交网络上发表的一则“求助帖”被截图并大量转载,在帖子里,他(她)自称是一个“走投无路、急需帮助的有产者”,自己所在的高档小区“房价7万5,现在住进了17个精神病患者”。“张玉华”表示,小区内都是商品房,只有两栋楼用围墙与小区隔开,是政府搞的公租房,之前业主们听说这个公租房里住的都是高端人才、博士生,现在为了照顾弱势群体,安排进了17户精神残障人士。他(她)认为,政府此举损害了“靠自己辛苦工作买房的业主”的利益,也无法保障小区里孩子的安全,并强调,业主们的抗议不是在制造“阶级矛盾”,制造阶级矛盾的是地方政府。

业主“张玉华”的“求助帖”

最终,住建局临时取消了原定于7月18日的看房安排。此外,由于《小区房价7万5,搬进来17个精神病人,咋办?》一文将这17户家庭的个人信息(包括申请人姓名、身份证前14位以及儿童的残疾等级等)全部泄露了出来,许多原本符合配租条件的家庭也决定放弃选房。后来,通过媒体报道,许多人才得知,这17户“精神类残疾”家庭中有15户是自闭症儿童家庭,孩子年龄大多在6-12岁之间。

这一细节导致该事件在网络上进一步发酵。在公众的想象中,自闭症儿童是智商超群或者有着特殊艺术天赋的“折翼天使”,与“会发疯伤人的精神病人”这一刻板印象反差极大,舆论纷纷转向指责小区业主自私、缺乏同情心。有业主表示,他们一开始并不清楚可能入住的“精神类残疾人士”是自闭症患者;但也有人认为,业主们的集体反对行为与精神残疾的类别无关,实际上是担心开放给弱势群体的公租房会影响这一高档小区的房价。

在下面这篇文章中,我们想讨论的,不是对于自闭症或其他精神疾病(残疾)公众教育缺乏的问题,而是作为一起封闭小区业主的“维权事件”,它究竟反映了今天中国城市中产对生活怎样的想象与恐惧。一方面,是对家——以及作为家的延伸的封闭小区——的想象,将之想象为一个可以提供物质享受、标识社会地位、体现阶级审美的“私人天堂”,家是避风港,是风雨飘摇的世界中最后的圣土;另一方面,对家的美好想象也伴随着对家以外的世界的恐惧、厌恶和回避,包括工作、公共生活,也包括千千万万的“他者”。因此,占有的另一面是驱逐,享受的另一面是忍耐,悉心呵护的另一面是漠不关心,甚至是随意践踏。这一墙内墙外、公私之间的严重割裂,造就了今天中国都市生活的独特景观,也形塑了雄心勃勃又焦虑不安的中国中产。

封闭小区的空间政治:“安全”的本质是阶级区隔?

根据业主的描述,华联城市全景花园小区(以下简称“全景花园”)是一个高档商品房小区,那么这两栋公租房和小区里的商品房又是什么关系呢?长期关注特殊需要儿童的公众号“大米和小米”通过调查发现,全景花园是一个旧改项目,在商品房之外,该项目还配建公共租赁住房374套,已分配出去350套,剩余24套,集中在两栋楼里。这两栋楼与小区主体的商品房之间用一道围墙隔开,并单独管理,与小区主体的公共面积是一条内部道路,而公租房的住户如果想要进入小区花园,则需要从小区外面或者地下车库绕行。

“大米与小米”援引《南方都市报》的报道称,作为商品住宅配建的保障房,像全景花园里的两栋楼这样被墙隔开、独门独栋的“特殊待遇”,在深圳不是第一次出现了。但2017年深圳市住建局发布的《深圳市人才住房和保障性住房配建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人才住房和保障性住房的住户可与商品房业主共享小区配套设施,并执行统一的物业管理收费标准,开发商不得在人才/保障性住房与商品住房之间涉及围墙,也不得有其他类似的歧视性措施。

全景花园的情况显然违反了这一规定,商品房的开发商和业主几乎是在封闭小区的内部又建起了一个封闭小区。封闭小区(gated community)的话题曾在2016年引发热议,当时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其中提到,“新建住宅要推广街区制,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实现内部道路公共化。”“逐步打开封闭小区”作为政策导向出现在政府文件中,触碰到了许多封闭小区业主的神经。

两年过去了,兴建封闭小区的步伐似乎并没有放缓,更不要说打开已建成的封闭小区,关于封闭小区的争论似乎已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在深圳全景花园事件中,舆论似乎更倾向于关注对自闭症的污名和歧视问题,而忽略了这其实是发生在中国式封闭小区中的一次典型的“业主维权”事件。

所谓的封闭小区就是“有出入门禁的住宅区”,小区里的公共空间和公共设施其实是私有性质的,只有业主可以进入和使用。香港大学城市规划和发展经济学教授伟仕达(Christopher Webster)认为,封闭小区不仅是一种带有明确排他性的空间形式,它还意味着一种与政府主导的城市治理模式不同的,以开发商和业主、以及业主之间的契约为主导的模式,契约包括一个通用的行为准则(类似“业主公约”),它规定了业主对小区管理所负有的集体责任,这就为业主在封闭小区内行使一定程度的“自治权”提供了依据。

巴西圣保罗的封闭小区

封闭小区在20世纪末从北美兴起,很快被复制到全球各地。早在21世纪初,封闭小区就已经成为了城市规划领域内的一个热门的研究方向,学界对这种新兴的空间现象褒贬不一。一些人认为,这是后现代城市空间碎片化的典型表征,它源于对城市基础设施网络排他的使用权,并最终导致社会内部的分崩离析;另一些人则认为,封闭小区在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之间构筑起了一个“俱乐部领域”(club realm),其中共享的集体消费品(介于公有物和私有物之间)——即封闭小区内的公共设施和服务——是作为房子的搭卖品(tie-in)提供给消费者的,因此,封闭小区可以被视为一种更有效地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因为这里的公共服务是由市场定价的。

在中国,尽管从空间形式的角度上看,四合院和单位大院都可以算是封闭小区,但作为一种城市治理模式的封闭小区则是伴随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住房所有权和城市治理改革才开始出现的。由于人们的支付能力(收入)、社会阶层和消费需求的日益分化,在中国的城市里,提供公共服务的责任也从地方政府和国有单位,逐渐转移到了地产开发商和物业管理公司手中。因此,在2016年关于封闭小区的讨论甚嚣尘上之时,厦门大学经济学院与土木建筑学院教授赵燕菁曾为《澎湃新闻·市政厅》撰文称,围墙的本质是公共服务的落差,只要存在公共服务的落差,就必然存在围墙,只是有些围墙有形,有些则无形。

然而,这种论调未免将“围墙”太过自然化、中立化了,在今天的中国城市里,围墙(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不仅是收入和偏好差异的一种自然结果,它还是中产阶级小心经营的一种空间政治。人类学家张骊在对昆明封闭小区的研究中就提出了“阶级的空间化”(spatialization of class)这一概念,用以描述封闭小区在城市中产身份建构中所扮演的角色。张骊认为,商品房与封闭小区内的私人生活为中国城市中产阶级的形成提供了物质和社会基础,使他们所追求的空间上的私密、文化上的区隔和带有明显阶级色彩的生活方式得以着陆。

同时,这一空间政治还包括着对中产以下阶级的排斥和驱逐。许多研究都显示,封闭小区的业主对所谓“安全”的理解,不仅仅是远离犯罪,而是一种清晰的社会边界,一种稳定而同质化的人口构成。例如,新加坡国立大学地理系教授鲍存彪在对上海封闭小区的研究中就发现,封闭小区的建立往往伴随着对城市流动人口的“道德他者化”(moral othering),通过将他们刻画为“不文明的、肮脏的和危险的”,来强化一种“道德空间秩序”。

中国封闭小区里的流动人口

在全景花园的例子中,这种“道德空间秩序”展露无遗。业主“张玉华”在“求助帖”中提到,最初他们得到的消息是,小区的公租房里住的都是“高端人才”、“博士生”,因此并没有业主抗议,而在听说将有“17户精神残障人士”入住的时候,业主们纷纷沉不住气了。换言之,公租房分为人才住房和保障性住房两类,前者针对的是城市引进的高端人才,后者则针对的是中低收入、住房困难的家庭,封闭小区里的中产业主们可以接纳前者却一定要赶走后者,理由是“孩子的安全”、“社会的稳定”。这其中当然有社会大环境污名化“精神残疾人士”、将其粗暴地想象成行为不受控制、有暴力倾向的“疯子”的因素,但正如上文所言,所谓的“安全”并不是一个犯罪统计学意义上的客观指标,它其实更接近于一种主观感受,而这种“安全感”所依赖的是一个阶级同质化、不存在“偏离”(deviances)的环境。

进一步说,政府为低收入人群和残疾人士提供保障性住房,对于城市整体的治安和稳定来说是好是坏,无需赘言。最近半年多来,接二连三发生的报复社会性质的暴力事件(而且这些暴力的受害者通常是孩子)足以说明,这些因生计无着而绝望愤怒或患有精神疾病的边缘人群,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远比在我们看得见的地方要危险得多。请注意,这里我们讨论的对象并不是个体,也不是个案,我们讨论的是一种贫富差异、阶级区隔的现实可能带来的风险,以及一种保障制度对这一潜在风险的控制作用。而对于封闭小区的业主来说,他们想要“安全”,却不希望“安全阀”装在自己眼皮底下,这再次说明了他们需要的不是“安全”,而是“安全感”。这种安全感与所谓“社会的稳定”无关,甚至与“社会”无关,它清晰无疑地建立在一种隔离之上——仿佛任何人和事,只要在小区围墙之外,在中产活动、消费的商业空间之外,就不可能威胁到他们,也因此与他们无关。

居室的幻境:捍卫家园是改造社会的前提还是阻碍?

但围墙真的能挡住危险吗?

围墙当然不能替城市中产抵挡外界的危险,它的主要作用,是在墙内建筑起一个乌托邦。这个乌托邦的核心是“家”,封闭小区可以看做是“家”的延伸。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马修·德斯蒙德在关于美国底层住房问题的非虚构作品《扫地出门》中,有一段对“家”的意义的阐述,应该会让很多中国人产生强烈共鸣。他说,“家是我们生活的重心。家是避风港,是我们忙完学习工作之余、在街头历劫种种之后的去处。有人说在家里,我们可以‘做自己’。只要离开家,我们就会化身为另外一个人。只有回到家,我们才会褪下面具。”他还援引了托克维尔的话来说明,对家的关心和捍卫,是普通人参与公共事务的基础。托克维尔说,“要逼着一个人站出来关心整个国家的事物,谈何容易?但如果说要在他家门口开一条路,他就会立刻感到这件公共意义上的小事会对他的切身利益产生巨大的影响。”

这似乎也符合张骊提出的中国新兴中产的三个关键词:业主身份、消费事件和针对私有财产的维权行动(homeownership status,consumer practice,and property-based activism)。张骊认为,中国的新兴中产正在经历一种“双向运动”(double movement)——一方面,他们追求私密、安稳、舒适的家庭生活,试图用围墙和其他手段将家与外界隔绝开来,营造一个“私人天堂”;另一方面,面对和地方政府、地产商、物业公司的种种纠纷,他们又不得不走出去,捍卫自己的家园。

In Search of Paradise: Middle-Class Living in a Chinese Metropolis
张骊 著

由于向内营造私人天堂和向外维权之间天然地存在着矛盾和张力,这一“双向运动”可能导致两种结果——既可能如托克维尔所言,激发由小家而大家、由家而国的连锁反应,让捍卫家园成为关心、参与公共事务的初衷和起点,最终培育出建立在私有财产制度之上的公民社会的土壤;同时,也有可能适得其反,彻底割裂公和私,甚至制造一种不断损人利己、最终害人害己的恶性循环。例如,在全景花园事件中,中产业主越是想把所谓的“危险”赶到墙外,墙外就越危险,就需要更高的墙来保证墙内的安全,最终家从乌托邦变成了异托邦,它成了外部环境的反面和补偿,成了城市中的一块飞地。

正如人类学家项飙在为《扫地出门》一书撰写的序言中谈到的,“家天堂”的意识背后是一种诡异的“双重异化”,“首先把每个人都应该去拥有和享受的东西——生命基本活动所需的居住空间——变成了每个人要拼搏着去占有的资产,家在这种条件下有极高的价值,前提是把作为人类‘诗意栖居’的家居工具化,把人和他的生活空间剥离开”;另一方面,“当家被异化成资产之后,它又重新在意识形态上被异化成人性的依托、终极价值的载体”,从而“把家提到了人性、意义、精神、民主的层次”。

《扫地出门:美国城市的贫穷与暴利》
马修·德斯蒙德 著   胡䜣谆 郑焕升 译
理想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年7月

项飙认为,人性、意义、精神、民主只能靠人的普遍联系和社会交往实现,家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把家神圣化,也就是把家和社会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正是因为我们失去了公共感,才把家绝对化成一个私人祭坛”。他也指出了一种恶性循环,可以看做是前文提到的那种恶性循环的一个推而广之的版本,即“为了买房安家,我们承受更多的工作折磨;工作折磨又让家居这个避风港显得愈加宝贵。于是,人之为人的基本需求(住所)成了我们全力拼搏的目标,实现人之为人的基本手段(工作、学习、在街上何人相遇交流)则成了折磨和负担”。

早在上世纪30年代,本雅明就在“拱廊计划”中提出了“居室的幻境”这一概念。他谈到,正因为人们在办公室不得不面对现实,才需要在居室通过幻觉来获得滋养。在今天的中国,“家”这一“人之为人的基本需要”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幻境,或是本雅明所说的“个人生活的虚拟框架”。人们逐渐背离了个人生活的真实框架(即劳动和一种有益的公共生活),不再期待通过工作创造价值、通过参与公共事务改造社会,而全身心地投入到“虚拟框架”的建设、享受和维护中去。更进一步说,在为这一“私人天堂”、“虚拟框架”添砖加瓦的过程中,我们在工作中更深地异化,甚至不惜破坏社会公义,与威胁、侵蚀着我们家园的力量同流合污。这大概是每一个自豪的“有产者”在今天不得不面对的一种道德困境:是不是只有通过更加无所忌惮地竞争、掠夺、驱逐、践踏墙外的世界和墙外的人,我们才有资格在墙内获得片刻安全和体面的幻觉;或者反过来,是不是因为我们被墙内的幻境深深地催眠,信以为真,才能说服自己,去承受墙外的全部乌糟和不堪,在其中摸爬滚打、分个胜负?

但这幻境是多么脆弱啊,墙外的世界正在以一种超乎想象的暴力形式冲击、挤压着这个幻境,就算是再建起更多的墙、无数的墙,在封闭小区里再圈出一个封闭小区,在已经升级的消费水平上再次升级,我们的房子和我们的孩子就能获得真正的安全了吗?

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2345742.html

中国中年一代(40-50岁)自由派知识分子知识结构问题

写在前面:实际上文革就是典型的保守主义运动,压制性自由,迫害性少数,否定自由恋爱,践踏人权,毁灭民主,极权专制,一神教毛教政教合一,保守主义纳粹制造文革恐慌,不过是利用文革表面上的“大字报民主”制造稻草人,攻击社会主义而已。实际上,文革的手段是保守主义基督教纳粹们早就玩剩下的,对宗教裁判所和宗教法庭的复制而已。至于这些所谓的自由派,绝大部分都是屁股决定脑袋,不管人民死活,拿着民主自由口号骗人的资本主义纳粹哈巴狗而已。

昨天在朋友圈中向友人解释,我为何把刘瑜老师对MT的认定称为“保守主义守贞教育”。顺便阐发了一番对包括我在内一代文革后读书上学并接受自由主义价值观的中国知识分子知识结构存在的问题。发出之后引起了不少人共鸣。所以在这里稍作增补后贴一下。

老兄,我文中说的挺清楚,指的就是她开头说的她对 me too正面意义的定性,对男性是“尊重与节制”的教育。这个的确就是保守主义守贞教育的内容,我又举了麦克彭斯的例子。

不过我不想多说这个。我想说的是,老兄这一代知识人(也包括我这一代大多数),在知识结构上有缺陷,需要补课。需要补的就是社会正义这方面许多理论,包括女权主义。我也是这几年努力在补才有一点提高。因为您和我这一代人的成长过程中接受的知识结构主要是对文革各种不准确的反思及通往奴役之路为代表的西方保守主义理论--甚至不是理论,谁真读过哈耶克那书?几句口号罢了。这个东西的问题不在于,这类知识不值得了解,而在于被文革黑暗历史造成 PTSD的一代人,又仅仅接受了西保的一些政治口号,就会患上严重的文革恐惧症(或称恐文革症)。

其症状是:无论看到什么社会正义方面的东西,马上会联想到文革吓得要命,看到持左派理论的人或群体,马上大脑自动的吓唬自己,这些人是不是挺MAO的,他们做的事情会不会最终导向又一次文革。

对文革高度警惕是对的,但很遗憾经常变成歇斯底里。最终结果是,保守主义一整套东西大部分其实从知识层面已被证伪,社会正义理论大部分被证实是合理的,但因为文革恐惧症和思维惯性等问题,中国一代人对这些很重要的知识毫无了解,也不愿带着一种开放的心态去认识和学习。到最后就连和时代对话都不可能。

就说刘瑜老师这篇文章,不客气的说从知识层面上,都不够资格被我们批驳,里面几乎每段话都充满了已经被千百次的驳斥和证伪的内容。我一读之下就哭笑不得,因为看到这些在西方学界早就争论完毕的,早已丧失 credibility的东西又像活化石一样出现在这里,而因为刘瑜老师本人的巨大影响力,我们又得回过头来在低层次上进行清理。可以说刘瑜老师的文章突然拉低了整个中国女权领域的讨论水平,这是非常无奈的。而如果您和我这一代人能够心态开发一点主动去了解,而不是固步自封的再发明一次方形的轮子,那是善莫大焉。

而刘瑜老师的文章,我觉得格外糟糕的一点还在于,她在主动 manipulate文革恐惧症。实际上这是全世界保守派今天的标准手段。一开始就把事情说成大鸣大放大字报,这样明摆的狗哨,就等于保守派明星龙虾比特森教授一提到大学生性少数互助组织就马上大谈前苏联集体农庄和乌克兰大饥荒的恐怖一样。而今天我刚好又看见一个我很了解的人在用类似的手段,先说自己同情MT,然后立即把话题引向法国大革命的恐怖。

(注:恰好正是此人,创普刚刚上台时有过一段名言:创普是最不靠谱的总统,但创普的内阁是史上最负责任的内阁。先免责声明一番,甚至装作同道,后面才是要说的重点,你要质问他,他就拿免责声明来抵赖,是此人一贯做法。)
https://posts.careerengine.us/p/5b5f48b86d03ac5202f81fc5?from=latest-posts-panel&type=title

和刘瑜老师商榷:米兔不是保守主义守贞运动,也不是搞文革

北大飞
中国正在进行中(但也面临突然死亡危险)的米兔运动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讨论。今天看到我尊敬的刘瑜老师写的一篇观点。感觉她对这场运动的方方面面存在误解。

刘瑜:关于metoo
https://matters.news/forum/?post=16439143-1a75-497a-bad2-875d2fcd5d28

刘瑜老师文章开头略有勉强的肯定了metoo运动。她说:

“如果一定要对#metoo 运动做一个“好”或者“不好’‘的判断,我会说这是好事,”
看到这里很感激,但再看下去,又发现自己似乎自作多情了。因为她接着说的是:
“因为它是一场教育运动,对男人而言,教育他们节制与尊重,对女人(以及某些男同)而言,教育她们(他们)自我保护,尤其是尽可能第一时间清楚 say no或甚至报警。”

所以她对米兔运动的赞赏似乎正好是因为她对米兔理解反了。她认为的米兔运动值得赞赏的特征,刚刚好是米兔运动要反对的重点。

刘瑜老师好像把米兔当成了保守主义守贞运动。

就拿“教育男人节制与尊重”来讲,我觉得metoo运动真的不是要把麦克彭斯副统帅供成活雷锋——这位身为美国副总统的保守派政治家一个做法是保证自己任何时候都不和非夫人(女儿?)的女性单独相处。

说metoo运动的好处是教育男人节制与尊重,等于说大家讨论咦喵问题是为了教育官员廉洁奉公一心为民。把这个事情归结为有男人不够节制尊重需要教育教育,又等于把腐败归结为对官员的思想政治教育不够深入。

Metoo运动首先是要揭示男性霸权结构的存在性,然后努力摧毁这一霸权。

这场运动爆出的这些实例,显示性骚扰和强奸存在的范围大大超过普通人的认知,难道我们还不思考思考,这里有没有什么比男人不够节制和尊重更深层次的结构性因素吗?我们能对政治生活中出现的一些症状准确指出这背后有制度性原因,为何对性骚扰问题就不能同理思考,发觉背后的权力结构因素呢?

至于教育女性“自我保护,尤其是尽可能第一时间清楚 say no或甚至报警”。这就更加无语了。因为metoo运动的核心议程之一就是指出,广泛的性骚扰现象存在,绝不是因为女性自我保护不够。而女性之所以没有清楚说no或者报警,也不是因为她们缺乏教育,不知道这种选项的存在性。而是因为她们正确的意识到,在男权社会的权力结构下,这种选择反而会给自己带来更大的伤害。

Metoo运动干脆认为,把事情归结为女性自我保护不够,没有say no没有报警,本质是归罪于受害者,助长性侵文化。这一点在一开始就是清楚的。

刘瑜老师对metoo运动的这项误解,可能来自于metoo运动从形式上看,是在鼓励受害者把自己的经历公开。但这和要去教育女性say no有巨大不同。从“me too”这个词汇就明显看出,这是一场性侵犯受害者自己主导,自己说出自己经历,然后减轻其他受害者压力,让她们自愿参加进来,说出更多经历的过程,而不是由第三方去找受害者并要求她公开经历。如果真是那样,运动的名字就该叫“You Too”才对。

做为旁观者,我们需要做的,不是去要求还未开口的受害者开口(那将是极其恶劣的做法),而是在有受害者自愿开口之后给予支援。支援的方式,就包括首先认真对待受害者的叙述,然后帮助转发、扩散并让更多人知道。

自然,这样的过程引发了刘瑜老师的另一项意见。她说,

“我天性不喜欢大鸣大放大字报。尽管我同意很多地方和很多时候,讲究法治是一个很奢侈的事情——如果诉诸法律已经没有可能,那么诉诸网络鸣放不失为一个选项,但我还是宁愿看到法治途径、甚至“找单位找亲友闹“这种“私刑途径”被穷尽之后,大鸣大放大字报作为最后的途径被使用。”

具体到metoo,刘瑜老师指的大鸣大放大字报指的应该是众多受害者突然集中说出自己经历,大家竞相转发所以掀起了一场(小小的)舆论风暴这点。

刘瑜老师认为,你在没有穷尽法律程序之前就先别把事情拿到网上去说。而且还不只是要穷尽法律途径。还得一哭二闹三上吊,把“私刑”途径穷尽了才好。如果你没这样做,钉板没滚过事情就先上网了,那对不起,你就是不讲法治,破坏了“法律精神中的小心翼翼”。

按照她“大鸣大放大字报”的描述,我怀疑她是不是认为你要去网上说了自己经历了什么,旁观群众一转发,文革就要来了。

真是如此的话,文革从互联网进入中国那天就降临了。

或许从有网络以来,甚至有言论以来大家干的事情就是错的。我还真不敢肯定,中国互联网出现的近20年来我们在网络上声援过的各种受害者到底穷尽了法律和上访途径没有。那些声称自己被欺凌的人们,是不是一个个先打官司把自己打得倾家荡产然后连施暴者亲属都挨个找过之后再把事情上网的。有的的确有,恐怕有的还真没有。

所以我曾经参与过的各类大小维权中,遇见的各位领导们对我的那些温和或者不那么温和的批评也都是正确的:有意见我们有正规渠道供你们提呀,为什么不走呢,为什么直接要贴大字报呢?

所以环球时报的胡锡进老师多年来提醒我们要警惕舆论干预司法也是正确的,绕了一圈,I love big brother。

我想刘瑜老师当然不会这么认为。所以为什么一到metoo这件事情上,就有些拎不清了呢?究竟上网诉说自己受害经历和诉诸法律有何矛盾之处,凭什么要一先一后,以一项为另一项的前提条件呢?

不过我有点能理解刘瑜老师或另外一些对米兔运动有同样疑虑的知识分子的困惑来自何处。在他们看来,之前那些网上舆论批评,大多是针对政府官员的,政府官员掌握权力,所以这种舆论批评就是合理的。而米兔运动现在爆出的一些人好像并不是拥有严格意义上政府权力的人。比如一些人是有名望的公共知识分子,私人企业家,公益圈领袖等等。

按照保守主义观念,只有明明白白的政治权力才叫权力,其他的都不能称之为权力。私人企业主算不算有权力?不算,因为他无论做什么都是在处置自己的私有财产,运用的是权利而非权力。他无论雇佣你还是解雇你,你们都是在自由市场下双方自愿基础上进行的交易。(资本主义哈巴狗们就是这么认为的,无耻的把剥削压迫鼓吹成“自愿交易”,并否定资本主义是建立在通过制造失业大军压低工资和控制工人以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基础之上的。)

所以问题就出在这里。保守主义思想完全否定“权力结构”概念的合法性。他们认为这是左派知识分子妄图复辟共产主义而进行的编造,是真空中的子虚乌有。本人在去年三八妇女节写的一篇文章比较详细的介绍了这种情况。

北大飞:妇女节,聊聊中国大陆自由派群体的直男癌问题

既然否认权力结构的存在,当然也做不到审视权力结构。对metoo哪怕有点好的看法,也只好是“教育男人节制和尊重”云云了。自然也就会把揭露各圈大佬的性侵和针对狭义政府官员的舆论批判区分对待,前者是文革式的大鸣大放大字报,还没有跑遍衙门和一哭二闹三上吊就写出来了,你就是破坏法治搞文革;而后者,则是英雄主义的反抗行为,可歌可泣。要是碰巧,文革女权的大字报,爆的是反抗强权的英雄主义大佬,会不会就更糟糕了。

我怀疑,这是我们和刘瑜老师认知上的根本差别所在。

https://posts.careerengine.us/p/5b5b7a1cf9d6d8426afb1f4b?from=latest-posts-panel&type=title

纳粹辨识手册

这世界上有很多纳粹,但其中很多纳粹并不好辨别(事实上我就上过几个纳粹的当),而我这本纳粹辨别手册是提供给左派战友们,以及所有憎恨纳粹的人的参考。

首先,要辨别纳粹,就需要明确一点:究竟什么才是纳粹?狭义上来说,纳粹特指当年发动二战的德国纳粹党,但广义上来说,纳粹并不局限于一个党派,而是一种意识形态(看到这词别害怕,意识形态的英文原名是ideology,也就是一堆根源相通的思想观点的集合,只是共匪无耻的歪曲了这词而已),纳粹意识形态有以下内容:

  1. ,种族主义,这点不用多说,纳粹屠杀犹太人就是种族主义的体现。但要注意的一点是,纳粹并非一上台就开始屠杀犹太人,而是制造舆论,宣传犹太人肮脏落后,造成经济危机,等制造出了仇恨的气氛之后,才开始水晶之夜的。所以,并不是只有直接宣传某族群该死才是种族主义,宣传某族群落后,野蛮,愚昧无知,肮脏,一样是种族主义,殖民帝国们就是靠着宣传当地人落后无知来为殖民掠杀寻找合法性的(例如拿破仑时代的法国政府鼓吹“东方主义”以合理化对埃及的入侵)。
  2. ,国族主义,纳粹同时还宣扬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鼓吹为了国家民族牺牲个人,主权高于人权,类似的,任何形式的集体主义和大一统都是鼓吹主权高于人权的反人类主张。
  3. ,反女权,这其实是国族主义的必然结果,国族主义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父权压迫是搭配的,女人被视作国家或民族的资源,而不是独立的人,只能依附于男人(例如鼓吹“女人需要男人的保护”,鼓吹“女人要为国当英雄妈妈”之类的)。
  4. ,反LGBTQ(性少数)平权,纳粹党当年就屠杀同性恋者,而这背后的逻辑是性少数群体破坏了私有制异性恋父权社会的秩序,而一神教教义则是私有制异性恋父权社会秩序的集大成者。
  5. 支持独裁,敌视民主,这是必然的,纳粹是容不下其他声音的,而任何形式的支持任何独裁政权,骨子里都是对民主的敌视,或者说,纳粹们只想要符合他们胃口的民主,而不符合他们胃口的民主(例如社会主义的民主),他们就要暴力消灭之了。
  6. 敌视福利国家,鼓吹竞争。竞争的本质就是我想办法做掉你然后骑在你头上拉屎并夺走你所拥有的一切,所以竞争的本质就是丛林哲学,当然,丛林哲学的鼓吹者必然是敌视福利国家的,但要注意的是,有些纳粹(包括曾经的纳粹党)是会拿福利政策以骗取支持的,但如果仔细询问他们的福利政策,特别是询问他们对边缘少数群体的福利政策,他们马上就会露馅。而丛林哲学的一个表现是,当年纳粹党屠杀了本国十多万病人,包括精神疾病患者。
  7. ,反对政教分离,主张宗教干预政治。当年的纳粹党就和基督教会勾结,而政教合一必然只能得到极权独裁。
  8. ,将社会的问题推到个人身上,例如将穷困的原因推到穷人自己身上,将性犯罪的责任推到受害女性身上。纳粹是不在乎他人死活的,而这些就是不在乎他人死活的最明显表现。
  9. ,敌视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洗地。当年的纳粹党就是极为敌视社会主义的,上台之后疯狂迫害德国共产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成员(实际上德国共产党后来当了斯大林的走狗,已经是国家资本主义组织了,但纳粹党不管这些),捣毁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的墓地,禁止社会主义者们的著作,禁止任何人公开宣传社会主义;与此同时,纳粹党得到了老板们的金钱支持,和法本克虏伯大众等私企勾结得非常开心。而鼓吹自由市场就是为资本主义洗地。
  10. ,支持(或粉饰)战争,为殖民掠杀洗地。当年的纳粹党发动了二战,殖民了几乎整个欧洲,而纳粹们自然也完美的继承了这些。当然他们不会直接鼓吹,而是鼓吹狗屁“正义战争”,主张主动的军事干预,顺便鼓吹“殖民带来了文明”,事实是殖民只给原住民们带来了无尽的灾难。
  11. ,为纳粹党的暴行洗地,例如“纳粹不杀自己人”“纳粹只杀了600万犹太人(事实是纳粹造成了超过5000万人惨死)”,或者把纳粹说成是“左派”“社会主义”,事实上稍微了解一下纳粹和社会主义的主张,就知道纳粹和社会主义的距离比银河系直径还大呢,就没有任何地方是相同的。

总结一下,纳粹价值观的根源是:以私有制(私有制的定义是私人独裁占有,关键是独裁,而和私有制相对的公有制就是一群人民主所有,关键是民主)为基础的父权顺性别压迫制度。纳粹价值观的所有内容都是以这个制度为基础的。

OK,说完了纳粹到底是个怎样的存在,接下来就来看一些具体案例吧:

案例1:某人宣称自己是个保守主义者。那么此人是不是纳粹呢?

答案:是纳粹,因为保守主义的主张是和纳粹一致的,这点看看保守主义祖师爷埃德蒙柏克就知道了:還特別譴責民主:「一名理髮師或是一名蠟燭製造者的職業不可能成為任何人眼中的榮譽,更不用說其他一堆更為次等的職業。這些人不應該受到國家的迫害,但如果這些人被允許進行統治—無論是個人的還是集體的,國家反而是受到了這些人的迫害。」伯克對於當時的經濟思想也有極大的影響,他是自由貿易和自由市場體制的堅定支持者,他認為政府若是企圖以任何手段操弄市場,便是違反了市場經濟的原則,事實上伯克堅持著「自由放任」的經濟原則。所以,所有的保守主义者都是纳粹(例如刘军宁苏小和等)。

 

案例2:某人号称支持自由市场(吹捧“神圣的”供需关系,敌视独立工会,鼓吹老板们和工人们是“自愿交易”,否定剥削压迫的存在),反对政府干预,是不是纳粹?

答案:是纳粹,为资本主义洗地就是纳粹价值观之一。事实上如果你考察此人的其他观点,你就会发现自由市场的鼓吹者几乎都敌视民主,为右翼独裁政权洗地,敌视福利国家,并极为敌视社会主义,而这些是符合纳粹意识形态的。不过要注意的是,有些人(进步右派)不会明显表现出这些,而是会以支持平权作为幌子骗人,所以要确定一个人的价值观到底是不是纳粹价值观,问清关于经济的观点是必须的。通常来说,奥地利芝加哥学派的信徒们都是如假包换的纳粹(例如铅笔社,例如我曾经的朋友现在 的死敌lynx evil),资本主义的辩护士们和攻击福利国家者也必然是纳粹。

 

案例3:某人支持福利国家,同情底层,但反对独立,是不是纳粹?

答案:是纳粹,大一统是纳粹标定价值观之一,但这种人是有希望转变为社会主义者的,值得争取,至于前两种,和他们废话基本上是浪费时间。

 

案例4:某人鼓吹文化决定论,鼓吹中国文化落后,黑人文化低等,是不是纳粹?

答案:是纳粹,文化是制度的结果,是为了给制度提供合法性用的,抛开制度鼓吹所谓“文化决定”,和鼓吹种族主义的效果是相同的,所以这种人也是纳粹,而且多数无药可救。

 

案例5:某人支持殖民,鼓吹殖民带来先进文明,甚至鼓吹“中国人需要被殖民三百年”(刘晓波),是不是纳粹?

答案:当然是纳粹,殖民掠杀虐死了几亿人,没有比鼓吹殖民更反人类的了。不过这类人有些是受到了纳粹的误导,本身不了解世界历史,这些人是有希望转变为社会主义者的。

 

案例6:有人指责穆斯林落后野蛮,主张强迫他们文明,是不是纳粹?

答案:当然是纳粹,这是典型的鼓吹对某一族群的仇恨,而强迫文明更是给侵略殖民开了绿灯。基本上,穆黑就是纳粹。

 

案例7:有人主张民主自由,但反对女性和性少数平权,是不是纳粹?

答案:是如假包换的纳粹。共匪当年也主张民主自由,不过是骗人支持他们,记住一点,一个人对边缘弱势群体,对被压迫的群体的态度,才是关键所在,反对平权的必然是纳粹。

 

案例8:某人说纳粹是社会主义者/左派,是不是纳粹?

答案:这种人基本上不用废话了,就是纳粹,只有纳粹才会说纳粹是左派/社会主义者。

 

案例9:某人攻击社会主义,是不是纳粹?

答案:看情况,如果是因为被共匪蒙骗而攻击社会主义,实际上骂的是共匪极权,那么这人是可以争取的;如果此人根本就无视社会主义者的主张,和芝加哥学派一样故意捏造稻草人,那么这种人就是纳粹。

 

案例10:某人攻击“非法移民”,是不是纳粹?

答案:是纳粹,以“法律与秩序”的名义(美国共和党非常精于此道)鼓吹对被压迫群体的仇恨是典型的纳粹手段。

 

案例11:某人为基督教洗地,还鼓吹基督教造就现代文明,是不是纳粹?

答案:当然是纳粹,基督教教义本身就是完全符合纳粹价值观的:鼓吹异教徒去死,鼓吹女人服从男人,鼓吹性少数去死,鼓吹奴隶制(把人当成财产,商品),鼓吹服从政府(地上的权柄),呵呵。

 

案例12:某人吹捧美国,是不是纳粹?

答案:不好说,要看具体吹捧美国的什么地方,但就中文圈而言,美国粉基本等同于纳粹。如果是给美国的帝国主义侵略暴行洗地的,那么纳粹无疑了。

 

案例13:某人支持战争,是不是纳粹?

答案:除非是支持反侵略反殖民的反击战,否则全都是纳粹。支持主动发动的侵略战争(无论是什么名义),必然是纳粹。

 

案例14:某人鼓吹“贵族精神”,或者鼓吹类似的精英主义主张,是不是纳粹?

答案:当然是纳粹,无论是贵族精神还是精英先进,本质上都是反民主的,否定广大底层人民的自决权。

 

案例15:某人反对法律惩罚仇恨言论,鼓吹仇恨言论是“言论自由”,是不是纳粹?

答案:是纳粹,只有纳粹才会认为鼓吹仇恨言论是“言论自由”。

 

 

 

 

奥卡姆剃刀原则,宗教,与企业家精神

对科学感兴趣的人应该有不少都听说过奥卡姆剃刀原则。简单来说,奥卡姆剃刀原则是:雖然奧卡姆的威廉肯定不是總結出這個原則的第一人,但是通常的表述——「如無必要,毋增實體」一般都歸在他頭上。在現代科學的語境下,我們說到狹義的剃刀原則時,一般是這樣的:「當兩個假說具有完全相同的解釋力和預測力時,我們以那個較為簡單的假說作為討論依據。」

很多人有个误会,认为奥卡姆剃刀否定了神创论。其实并非如此,宗教的神创论本身就是无法解释现实的,例如基督教的“上帝在七天内创造万物”就完全无法解释化石和DNA展现的演化现实。

但现代基督徒们创造出了另一种说辞:他们承认生物是自然演化而来,但是又说,演化的规则是上帝制定的。很明显这一命题是没有可证伪性的,因为没人能证明上帝不存在(当然,同时也没人能证明上帝存在)。此时就需要用到奥卡姆剃刀原则了:如无必要,毋增实体,“生物是自然演化而来”足够解释现实了,那么就不需要再画蛇添足的加一句“演化的规则是上帝制定的”了。

同理,这世界上的一切也并不需要一个神去解释(虽然很多现象的原因我们还不清楚),基于事实的解释足以解释现实了。

我再举个例子:车库里的喷火龙。我说:在你家的车库里(假设你家有车库),里面有一条喷火龙,但这条喷火龙是隐形的,也无法用任何手段探测到,那么你家车库里到底有没有一条喷火龙呢?用奥卡姆剃刀原则,答案是没有,因为车库里是否有这么一条喷火龙完全不影响现实,所以这条喷火龙的存在就可以直接被剃掉了。

那么奥卡姆剃刀在社会科学领域可以被运用吗?答案是:可以,而且有必要。

咱们来聊聊经济学宗教芝加哥学派吧。之所以叫他们宗教,是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虚构了一个完美的“自由市场”,在那里,老板们会主动利他,不会为了利润胡作非为污染环境戕害人权,信息是完全对称的,消费者们个个自带千里眼顺风耳外加质检部门,政客们也绝对不会和老板们勾结。很明显,这样的“自由市场”在现实中根本不可能存在,就好像基督教那个全知全能全善神通广大的上帝一样。

而芝加哥学派的狗屁也完全不能解释事实:任何资本主义的暴行都被他们说成“不是自由市场”,典型的“做坏事的基督徒都不是基督徒”的逻辑,呵呵。当然前面已经说了,他们的完美“自由市场”只能存在在梦中。

但芝加哥教主们还有一个主张比较有迷惑性:企业家精神。他们是否定劳动价值论的,鼓吹“财富来自企业家精神”。有左派战友会反驳说,既然劳动不创造价值,那么就让工人们都回家睡觉,然后看看这些企业家们如何变魔术,怎样?

但芝加哥宗教的教徒们会这么反驳:我们没否定工人们的作用,我们说的是,工人工作的时候,企业家的企业家精神就在他们身上发挥作用,促进他们创造财富。

这种神棍命题和基督教的“上帝制定了演化规则”是同样的逻辑,只是这里变成了“企业家附加在工人身上的企业家精神创造了财富”,同样,用奥卡姆剃刀原则,劳动价值论足以解释财富的来源,就不需要画蛇添足加上一个狗屁“企业家精神”了。

基督徒们说:没上帝不行。芝加哥教主们说:没老板不行。而工人们在资本主义的封杀迫害下,还是成功组建了合作企业(例如西班牙的蒙德拉贡合作社),这已经将芝加哥教主们的狗屁证伪了。合作企业没能成为主流,不是因为别的,就是因为被剥削阶级们合伙封杀迫害!

最后再聊聊成功学吧,成功学也是一种宗教,教义是“努力就能成功”,但当你举出无数努力但不成功的案例时,成功教徒们会说“这是因为他们没努力对”,但什么叫做“对的努力”呢?他们说:“那些成功的努力就是对的努力”,无耻的循环论证。Well,这里并不需要奥卡姆剃刀出场,因为成功这种东西连公认的定义都没有,而使用奥卡姆剃刀的前提是命题本身是清晰的。

 

Democratic Socialism Is About Democracy(民主社会主义是关于民主的)

There are lots of ways to talk about democratic socialism. Some focus on fairness and equality. Others stress the need to fix the “irrationalities” of capitalism. Still others speak of “convert[ing] hysterical misery into ordinary unhappiness.”

有很多谈论民主社会主义的方式。 一些人关注公平和平等。 其他人则强调需要解决资本主义的“非理性”问题。 还有一些人谈论“将歇斯底里的痛苦转化为普通的不幸”。

The democratic socialist du jour, Alexandria Ocasio-Cortez, recently gave her own definition on Stephen Colbert’s show:

民主社会主义者Alexandria Ocasio-Cortez最近在Stephen Colbert’的节目上给出了她自己的定义:

I believe that in a modern, moral, and wealthy society, no person in America should be too poor to live. So what that means is health care as a human right. It means that every child, no matter where you are born, should have access to a college or trade school education if they so choose it. And, you know, I think that no person should be homeless if we can have public structures and public policies to allow for people to have homes and food and lead a dignified life in the United States.

我相信,在一个现代的,道德的,富裕的社会中,美国的任何人都不应该太穷以致不能生活。 那么这意味着医疗保障是一项人权。这意味着,无论你出生在哪里,每个孩子如果愿意,都应该有机会接受大学或商业学校的教育。 而且,你知道,我认为如果我们能够拥有让人们拥有家园和食物,并在美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的公共结构和公共政策,那么任何人都不会无家可归。

Not bad at all.

一点也没错。

But here’s what I’d emphasize: democratic socialism, at its core, is about deepening democracy where it exists and introducing democracy where it is absent. In countries like the US, that means increasing the scope of popular control in the political arena and broadening it out to include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spheres.

但这是我要强调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核心是在民主存在的地方增强民主,在缺少民主的地方引入民主。在像美国这样的国家,这意味着要扩大政治领域的民众控制范围,并将民主扩大到包括社会和经济领域中。

This may sound fairly innocuous — who isn’t for democracy these days? But democratic socialists have something more far-reaching in mind. To us, democracy is not simply a banal amalgamation of procedures, an uncontroversial set of norms and rules that everyone can get behind. It is the quite radical idea that ordinary people — not experts, not elites, not their “betters” — can rule themselves. It is the word we use to describe the flattening of steep hierarchies, the shattering of structures that confer undue wealth and power and privilege.

这可能听起来相当无害—这些天谁不是为了民主? 但民主社会主义者的想法更为深远。 对我们来说,民主不仅仅是程序的平庸合并,或每个人都可以抛弃的无争议的规范和规则。 这是一个非常激进的想法,普通人—不是专家,不是精英,不是他们中间的“更好的人”—可以自我统治。这是我们用来描述将陡峭等级制度扁平化,破坏赋予了过度的财富,权力和特权的结构的词。

When democracy is on the march, it lays in its path state despots and private autocrats. It rips decision-making power away from the corporate titan, wrests the billy club out of the beat cop’s hands, divests the domineering husband of his authority. It brings the imperial power to its knees and lifts up the colonial subject, the slave, the worker.

当民主在行军时,它就会进入政府暴君和私人独裁者们(也就是私人老板)的领地。它将决策权从公司巨头手中夺走,将棍棒从殴打人民的警察手中夺走,剥夺了霸权的丈夫的权威。 它使帝国屈服,抬起殖民主体(被殖民者),奴隶,工人。

Democratic socialists draw their lineage to this long history of bottom-up struggles. In previous eras, kings and churches reigned over their subjects. With the advent of capitalism, the chains of feudalism were broken. But new forms of domination emerged. Those who owned the means of economic activity — the factories, the mines, the railroads — enjoyed extraordinary power over those who only had their labor to sell.

民主社会主义者们将自己的起源归结为自下而上斗争的悠久历史。 在以前的时代,国王们和教会们统治着他们的臣民。随着资本主义的出现,封建主义的锁链被打破了。 但是出现了新的奴役形式。 拥有经济活动资料(生产资料)的人—工厂,矿山,铁路—对那些只有劳动力可供出售的人享有特别巨大的权力。

The socialist movement — organized through labor parties, radical trade unions, and other working-class associations — arose in response. Socialists took the Enlightenment ideals of autonomy and self-determination to their logical conclusion and asked, if all humans are equal, what gives one the right to arbitrarily rule over another? Why should capital be king?

社会主义运动—通过工人政党,激进的工会和其他工人阶级组织—作出回应。 社会主义者把自治和自决的启蒙理想带到了他们的逻辑结论中,并且问,如果所有人都是平等的,那么是什么赋予了一个人任意统治另一个人的权利? 资本为什么应当成为国王?

That basic idea animated democratic socialists throughout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这个基础思想在整个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激励了民主社会主义者。

Early European socialist parties fought class-based voting restrictions and controls on press freedoms. Eugene Debs, the tribune of American socialism, denounced World War I as an anti-democratic escapade and called for the toppling of the “Junkers of Wall Street.” Socialists organized militant labor movements that replaced workplace despotism with the rudiments of democratic rights (Ford Motor Company, to take just one example, had employed spies and goons to keep workers in line). Bayard Rustin, the socialist civil rights leader, contributed essential tactical know-how to bring down a racial caste system that smothered American democracy. Socialist feminists ripped down the walls between the public and the private and asserted the need to place romantic partners on equal footing. More recently, democratic socialists have spearheaded the resistance to colonialism in Jamaica, corporate rule in Bolivia, and anti-abortion laws in Argentina.

早期的欧洲社会主义政党对基于阶级的投票限制和对新闻自由的控制进行了斗争。 美国社会主义护民官Eugene Debs谴责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种反民主的行为,并呼吁推翻“华尔街的容克贵族们”。社会主义者们组织了激进的劳工运动,用民主权利的雏形取代了工作场所的专制( 举一个例子,福特汽车公司雇用间谍和暴徒来使工人们不越界)。社会主义民权领袖Bayard Rustin提供了必要的战术知识,以摧毁一个扼杀美国民主的种族等级制度。社会女权主义者摧毁了公众与私人之间的高墙,并宣称需要将浪漫的伴侣们置于平等地位。最近,民主社会主义者率先抵抗牙买加的殖民主义,玻利维亚的公司统治以及阿根廷的反堕胎法律。

But despite significant advances, we’re still living with many of the despotisms that early socialists abhorred.

但是,尽管取得了重大进展,我们仍然生活在许多被早期社会主义者们所厌恶的专制主义中。

The American workplace is one of the most glaring examples. The place where most people spend the bulk of their adult lives, it’s also a place where workers relinquish the most basic of democratic freedoms. Bosses can fire their subordinates for nearly any reason. They can tell workers what to say and what not to say. They can decide whether to keep the worksite where it is or move it abroad. They alone determine how to spend the company’s profits and invest the resources the enterprise has generated.

美国的工作场所是最明显的例子之一。 大多数人在大部分成年生活中度过的地方,也是工人放弃最基本的民主自由的地方。几乎使用任何理由,老板都可以解雇他们的下属。他们可以告诉工人能说什么和不能说什么。他们可以决定是将工作场所保留在何处或将其移至国外(也就是竟次)。他们独裁决定如何花费公司的利润并投资企业产生的资源。

Democracy says that people should have equal control over the decisions that affect their lives. Capitalism laughs in its face.

民主说人们应当平等地控制影响他们生活的决定。资本主义笑了起来。

Or consider a more democratic space, the political arena. Despite formal guarantees of one person one vote — itself a triumph of past democratic movements — the wealth inequalities that capitalism creates inevitably bleed over into the traditional political process. The rich bankroll politicians, fund think tanks, and dispatch lobbyists. They influence which would-be politicians rise and fall, which ideas circulate widely, and what kinds of policies elected officials prioritize.

或者考虑一个更民主的空间,即政治舞台。尽管正式保证一人一票—这本身就是过去民主运动的胜利—资本主义创造的财富不平等不可避免地渗透到传统政治进程中。资金丰富的政客,被资助的智囊团和派遣游说者。它们会影响政客们的兴衰,哪些思想得到广泛传播,以及民选官员优先考虑哪种政策。

On top of that, business interests have a crucial trump card: they control the levers of the economy. At certain moments in the history of capitalist democracy — particularly in the decades after World World II, in countries like Sweden — organized labor was strong enough and left parties powerful enough that the historically disenfranchised spoke with a relatively strong political voice. Yet because business leaders could effectively bring the economy to a standstill, their interests had to be heeded. “Business confidence” won out over “political equality.”

最重要的是,商业利益相关者们有一个关键的王牌:它们控制着经济的杠杆。在资本主义民主历史的某些时刻—特别是在二战之后的几十年里,在瑞典这样的国家—有组织的工人们足够强大,左派政党们足够强大,以至于历史上被剥夺权利者的政治声音相对强大。然而,由于商业领袖们可以有效地使经济陷入停滞,他们的利益必须得到关注。 “商业信心”盖过了“政治平等”。

To socialists, this is unacceptable. We simply can’t tolerate a social arrangement that systematically domesticates democracy — especially in areas so central to people’s daily lives.

对社会主义者们来说,这是无法接受的。我们根本无法容忍有系统地驯化民主的社会安排——特别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如此重要的地方。

The radical reforms we advocate are all intended to increase the amount and degree of decisions, relationships, and structures in society that operate according to democratic principles. Capital’s control over investment gives it too much say over the direction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we should socialize key industries and foster worker cooperatives. The immigration system makes people into pariahs; we should abolish ICE and allow everyone to vote, undocumented or not. Relying on private housing gives developers unjustifiable leverage over the means of people’s survival; we should build millions of units of social housing. US imperialism brutally undermines democratic movements in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we should dismantle America’s empire. The existence of fossil-fuel companies threatens our ability to even make popular decisions in the future; we should put them out of business.

我们提倡的激进改革的目的是增加按照民主原则运作的社会决策,关系和结构的数量和程度。资本对投资的控制使其对政治经济的方向有太多的发言权了; 我们应该把关键行业社会化,并扶植工人合作企业。现在的移民制度使人们成为贱民; 我们应该废除ICE,允许每个人投票,无论有没有证件。对私人住房的依赖给开发商带来了对人们生存资料的不合理的杠杆作用; 我们应该建立数百万单位的社会住房。美国帝国主义残酷地破坏了世界各国的民主运动; 我们应该拆除这个在美洲的帝国。化石燃料公司的存在威胁着我们在未来做出大众决策的能力; 我们应该让他们关门。

Those with power don’t like to be stripped of it. Whether it’s kings or patriarchs, capitalists or cops, the threat of a shift toward greater equality of power can prompt a ferocious counter-attack. But to retreat in the face of elite opposition is to accept a social order still strewn with master-servant relationships. A better world, a more democratic world, is possible.

那些有权力的人不喜欢被剥夺权力。无论是国王还是家长,资本家还是警察,转向更大的权力平等的威胁都可能引发凶猛的反击。但是,面对精英们的反对而退却就是接受一个仍然充斥着主奴关系的社会秩序。一个更好的世界,一个更民主的世界,是可能实现的。

https://jacobinmag.com/2018/07/democratic-socialism-democracy-ocasio-cortez

推文合集9

对于政客们来说,他们没有任何动机去维护一个新自由主义傻逼纳粹们幻想的“理想的完全利他的自由市场”,对于他们来说,官商勾结永远是最符合利益的,呵呵,当然这种“完全利他的自由市场”本身就不可能出现。

别以为竞争是什么好东西,这世界上最喜欢竞争的就是纳粹,竞争从一开始就是个恶心的纳粹概念。

竞争的本质就是:我用各种手段把你踩在脚下,然后在你的头上拉屎,所以竞争是和平等完全不兼容的,更是反平权的。

鼓吹竞争的傻逼纳粹的共性是:天真的幻想竞争者不会为了竞争戕害人权,事实是为了竞争戕害人权是必然发生的,只要有竞争就会有践踏人权的行径出现,区别只是有没有被发现而已。战争就是一种竞争,所以傻逼纳粹们基本都会为战争洗地,呵呵。

新自由主义傻逼纳粹们幻想靠狗屁“自由竞争”去解决问题,却不知自由竞争的本质就是互相残杀屠戮,你没有不参与屠杀的自由,呵呵。而民主是人民自决,人民控制政府,才不是什么狗屁竞争。

顺便说一句,民主是公有制的,是反自私的,独裁才是自私的,笨蛋。

对付你和你亲爱的无耻老板,只要收重税就可以了,哈哈哈哈,你亲爱的老板们无耻的竟次的责任竟然是工人们不肯当中国奴工?恶心。

垄断只是将资本主义戕害人权的本质表现得更明显而已。

奥地利芝加哥哈巴狗们的可笑之处在于,一边嚷嚷人只会自利,一边又认为当人成了老板之后就只会利他,不会剥削压迫,不会欺诈坑骗,不会勾结游说,真是可笑。

C:我开办企业创造就业机会有什么错? S:是啊,共匪建立政权为人民提供公共服务又有什么错呢?

这傻逼幻想的是一个没有大企业垄断的“自由市场”,殊不知这根本就不可能出现,因为竞争的结果就是垄断,而且就算出现了,资本主义为了利润戕害人权的本性是不会变的,被谁剥削不是剥削呢?

这傻逼最可笑的地方在于以为跪舔中小企业就能解决资本主义本身的问题了,哈哈哈哈,这种脑回路堪比改良派公知鼓吹“扶植体制内健康力量”。

对富人减税就是对穷人增税。

芝加哥哈巴狗们拒绝参与民权运动,支持种族隔离,眼看越战胜利无望才开始反对战争,敌视民主,敌视独立工会,为右翼独裁者们洗地,活脱脱的一群纳粹。

政府拿穷人的钱补贴富人,扩大监控与镇压践踏人权的时候,鼓吹小政府的纳粹们从来都不放一个屁。但如果政府要帮助穷人,他们就开始汪汪汪汪汪了。

如果某人反平权,那么他鼓吹民主自由就是不可信的。

自由的边界就是他人的自由,但资本可从来不会管这些,为了利润戕害人权,是资本的本性,也是资本主义的本性。

商人和政客勾结毁灭民主,总是如此。

自由市场的本质就是相互杀戮的屠宰场。

一个基本人权得不到保障的人是不可能自由的。

对于那些拿着上帝传统国家民族之类的狗屁来支持自己的论点的白痴,他们拿着这些狗屁的原因是:他们知道自己的狗屁论点毫无逻辑毫无道理完全是垃圾,所以只能选择诉诸权威来强迫别人接受。

为了老板之间的竞争,工人要牺牲;为了国家民族之间的竞争,人民要牺牲;和竞争逻辑共生的,就是牺牲逻辑,所以,让狗屁竞争和纳粹们一起成为历史的尘埃吧!

压迫搭配压迫,反压迫搭配反压迫,这就是为什么资本主义哈巴狗们总是和父权宗教种族主义等压迫搭配在一起。

此外,你要否定自由市场是老板们胡作非为的市场这一定义,先想想办法把TP USA之流和自由意志主义者们开除出“资本主义者”圈吧,哈哈哈哈。

对付那些竟次老板最有效的手段是:取消他们的国籍,让他们滚去他们把工厂搬去的国家,呵呵。然后我敢说没有一个美国老板敢搬出去了。

烧了也不给没衣服的穷人,这就是资本主义。

把中共称作“土共”的都是傻逼,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出现过的政权中,没有比中共更洋的了。

一个小女孩看到了一个乞讨食物的无家可归者。她问“妈妈,为什么我们不能给他食物?”母亲试图转身离开。女孩继续说“我们家里有食物,为什么我们不能分享呢”? 这就是在资本主义腐蚀之前的人类本性。

资本主义哈巴狗们经常把社会主义等同于主张福利国家,事实是:福利国家只是社会主义者为了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而提出的一个分支主张,社会主义的核心是政治民主+经济民主。而社会主义者的分支主张除了福利国家之外,还有女权,性少数平权,自决权等。

我曾经看到有社会主义者写文章分析疫苗恐慌的根源,文章的结论是资本主义下疫苗生产管理运输过程的不透明导致了不信任。

不要以为制度只是制度,任何制度都要搭配相应的价值观才能运转下去,否则如果大部分人都不认可,那么制度本身是无法运转的。而资本主义搭配的价值观就是纳粹,否则资本主义无法运转,穷人们会联合起来掀桌。
资本主义是民主人权的敌人。
当然不能,因为道德是利他的,而资本主义的本质是只有自利,为了自己利益最大化而不择手段的,所以资本主义逻辑根本发展不出道德来。

反抗剥削是破坏自由市场;(战争即和平)捍卫人权是妨碍自由竞争;(自由即奴役)经济民主是通往奴役之路。(无知即力量)

进步右派最恶心的地方就在于把社会主义者的主张无耻的拿去为资本主义贴金。

普选权,女权,性少数平权,福利国家,自决权,呵呵,都是社会主义者率先主张并完善的,如果没有社会主义者,这个世界还停留在奴隶时代呢。

但工人们就没权决定自己的命运,一定要被你们亲爱的老板们所独裁专制压迫奴役,老板们跑去中国竟次也是工人们不肯当中国人的错,呵呵。更可笑的是,你的狗屁住民自决实际上是民族自决和殖民地革命论的混合,而这是你最痛恨的列宁首先提出的,呵呵。你既然那么讨厌社会主义,就不要把社会主义的主张拿来无耻的据为己有!

注意到一点:那些挂着美国国旗的,无论是说中文的还是说英文的,都非常傻逼脑残,果然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庇护所啊。

资本主义是一种建立在剥削压迫之上的极权独裁的制度,所以资本主义哈巴狗们总是和其他的剥削压迫制度相勾结,例如宗教压迫,例如父权压迫,例如国族主义压迫,但社会主义是反对所有压迫的,所以社会主义必然反对其他压迫。

资本主义哈巴狗们鼓吹:努力就能富有。(if p(努力),then q(富有)) 其逆否命题为:穷困(不富有)说明不努力。(if 非q(穷困),then 非p((不努力)) 原命题和逆否命题的真假是必然等同的,所以鼓吹“努力就能富有”等同于鼓吹“穷困说明不努力”,而后者很明显是对穷人的妖魔化。有些资本主义哈巴狗诡辩说努力只是富有的一个条件而已,但如果是这样,那么就无法从穷困推出不努力,但很明显他们妖魔化穷人的时候才不会这么说。所以,资本主义哈巴狗们的宣传就是纳粹宣传,证明完毕。

幻想老板们会主动服从你的狗屁“自由市场”,和幻想共匪主动下台没什么区别。

资本主义才是强制利他的制度,老板们强迫员工为了公司无私奉献牺牲,呵呵。

因为你亲爱的资本主义为了利润最大化故意制造短缺,就这么简单,蛋糕商丢掉几亿吨蛋糕也不肯给免费送给穷人,一样的道理。

住房这一基本人权本就应当由政府来捍卫,笨蛋,只要政府入场,哪个傻逼房东还敢压榨租客?

他最傻逼的地方就是拿香港的情况套全世界,却不知香港这个金融城市是资本主义剥削金字塔的顶端,怎么可能世界所有地方都是顶端啊?这和指着共匪高官鼓吹成功学是一样恶心的逻辑。

他的幻想就是扶植小企业,然后小企业主就会大发慈悲主动让自己沦落到抢工人的地步,呵呵,他以为老板们是傻逼吗?哪个老板会允许自己沦落到无法剥削压榨剩余价值的地步?真要到这部资本主义本身就直接解体了,呵呵。

强迫人成为劳动力商品,就是奴役。

资本主义哈巴狗们,如果资本主义的真的是尊重人权的,那么为什么资本主义下会有那么多践踏人权的暴行不断出现?你亲爱的资本主义怎么没有主动采取过任何措施消除这些暴行呢?所以,你亲爱的资本主义是反人权的,是暴行的同谋和制造者!

基本上evil的态度是:工人们乖乖的拿点UBI就好了,老板们无论怎么做都是对的(除了黑砖窑这种实在洗不了地的),想要什么平等公正福利国家经济民主,不肯服从精英的,都得死(看看他对我的态度就知道,他曾经亲口对我说为了改变我的思想不介意使用暴力)!

记得evil这个白痴曾经一直对我吹捧马云,说马云是“富一代”,后来我实在不胜其烦,把马云和共匪权贵勾结的资料扔给他,然后他总算闭嘴了。

饿死四分之一爱尔兰人的爱尔兰土豆饥荒是一场人祸,当时的英国殖民政府不仅不肯救灾,反而为了谷物商人的利益人为把价格维持在高位,并大量出口粮食,使得大批爱尔兰穷人因为没钱买粮食而活活饿死。 这就是资本主义。至于共匪制造的大饥荒,完全是毛贼这个大独裁者的疯狂所致,其根源在于极权独裁,关社会主义屁事。

美国这种资本主义商人国家从来都是生意第一的,价值观不过是粉饰罢了。
这位是我曾经的朋友,现在的死敌,资本主义哈巴狗,欢迎各位战友前去拿他练手,这傻逼把我拉黑了,根本不敢面对我,呵呵,懦夫,和TP USA的那些傻逼纳粹一样,除了自己扎稻草人之外什么都不敢做!

之前我还有兴趣反驳他,结果昨天发现这傻逼在被我打脸过后依旧声称纳粹是社会主义,是左派,呵呵,那么对于这种傻逼纳粹市场教徒,我想我没必要废话了,纯属浪费时间罢了。有兴趣的战友可以和其过过招,锻炼一下自己,呵呵,他的那些屁话基本上被我骂过无数回了。

资本主义把人当劳动力商品,和共匪把女人当生育资源,是同样的逻辑。

按照你的逻辑,对富人收税会导致富人逃走的,所以一分钱都不能收,然后也别谈什么UBI了,呵呵。

在和你对骂的过程中,我深切体会到了资本主义的无耻,老板们无耻的跑中国竟次,明明是老板们的问题,你竟然骂工人们要求提高待遇是错的,呵呵,你根本是想要全世界都和中国学习吧!老板们怎么做都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工人们除了跪舔之外其他做什么都不行,恶心!把老板竟次说成工人的责任,呵呵,这和把六四屠杀说成示威者的责任一样恶心。

美国这种极右纳粹和新自由主义哈巴狗四处蹦达,社会主义在主流媒体上除了抹黑之外都看不到踪影的超级右派国家,evil这白痴竟然还把老板竟次的责任按在社会主义者头上?看来中国才是他的理想国,呵呵。

资本主义哈巴狗说自己支持福利帮助穷人,我是从来不信的,因为他们从来都是骗人的。
弗里德曼当坦克国师,无视六四屠杀鼓吹中国“自由”“繁荣”,而坦克是拒绝任何福利的,所以,弗里德曼的UBI不过是拿来骗人的狗屁罢了,他真正想要的是坦克和皮诺切特极权。

C:福利国家是侵犯财产权!S:掀桌!C:等等等等,福利国家的事可以商量!

滚去看看你亲爱的马尔萨斯前辈的狗屁,那才是纯粹的资本主义,你喜欢的NHS,UBI,全都是社会主义者的主张或者是被社会主义者威胁出来的,呵呵。

你喜欢的北欧“资本主义”就是有价格管制的,对地价和房价的管制,你怕什么?

福利是社会主义者的主张,你亲爱的奥地利芝加哥哈巴狗可是反对的,呵呵。

你亲爱的ancap就是希望无政府的,自己滚去看。

老板压迫员工。 C:工人们要跪舔老板,千万不能反抗,不然老板们就跑了。 S:工人们反抗吧!老板们无论如何都会跑到中国,我们在政府的帮助下自己组建民主合作企业吧!

所以工人们就该乖乖被老板剥削是吗?就算如此,老板们依然会跑到中国竟次,呵呵,面对独裁暴政,资本主义哈巴狗们总是选择下跪,恶心。顺便说一句,美国的去工业化恰恰就是你亲爱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结果,滚去看看《新自由主义简史》吧!

这种把共匪说成底层支持的傻逼,很显然是不知道中共是如何在苏联的直接支持和影响下从一开始的一个追求社会主义的组织蜕变为斯大林操纵的国家资本主义极权走狗的。
中产阶级民主就是狗屁,中产阶级本身就是一个资本主义哈巴狗故意制造出的伪概念,基本上他们都是把收入水平前10%(在中国大部分是前5%)的资本主义剥削金字塔上层的人说成是所谓的“中产阶级”,事实是民主都是靠大众革命或外部战争争取到的,没有什么狗屁中产。
资本主义哈巴狗天天嚷嚷反对政府干预,恰恰疫苗是必须政府干预的,因为疫苗起作用需要形成群体免疫,也就是说必须所有人都注射疫苗才行,否则防不住传染病的,而要所有人都注射,只能靠政府强制。如果你反对捍卫他人人权,那么你就是在奴役他人,无论你用什么借口粉饰自己。
古典自由主义有两个分支:一个是以卢梭和潘恩为代表的主张普适人权的分支,还有一个是以柏克为代表的反民主分支,前者逐渐发展为社会主义,后者发展为保守主义(也就是纳粹主义)。
evil,建议你个白痴去欣赏一下自称”proud capitalist” 的法西斯组织”Turning Point USA”的狗屁言论,他们可是公开说要反资本主义的人去死啊,呵呵。还有你亲爱的芝加哥哈巴狗“大师”们,攻击福利国家,抹黑社会主义,敌视民主,为右翼独裁者们洗地,支持屠杀反对右翼屠夫的人(无论是否是社会主义者),所以,到底是谁在践踏人权呢?
我看了很多社会主义者的网站,结果发现根本没有社会主义者主张要虐待或屠杀资本主义的支持者,就连挂羊头卖狗肉的国家资本主义毛派,不少人都认为必须要给政治反对者一定的人权,倒是资本主义者对社会主义者的镇压和屠杀从没停止过,呵呵。
啊,然后你们亲爱的自由市场害死了超过十亿,并且直接破坏民主,导致法西斯崛起。
哈哈哈哈,社会主义的核心是政治民主+经济民主,至于价格管制之类的,你认为是自由市场的北欧玩得很开心哦,知道吗?
呵呵,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理论家,在当年能接受教育有条件当理论家的会是底层?放到今天也不可能是底层穷人,DSA的副主席可是大学教授,欧美不少社会主义者都是大学教授或类似的类公职人员,底层穷人忙于生计,有研究的条件吗?不过纠正一下,中国是国家资本主义极权,和从没实现过的共产主义没关系。
C:你们社会主义者总是鼓吹仇恨! S:开什么玩笑? C:你们主张阶级斗争,鼓吹对公司和老板的仇恨! S:我们反对的是资本主义制度,笨蛋,按照这种白痴逻辑,所有反对极权独裁的人也都是在鼓吹对独裁政府的仇恨了?
刺客信条枭雄里有个刺杀目标是银行家,这个银行家无耻的侵吞抢掠伦敦人民的财富,而他在街上碰到乞丐的时候,踢翻了乞丐的碗,并且要乞丐“快去工作”。 每次我在看到资本主义哈巴狗们攻击福利国家的纳粹狗屁时,我都会想起这个银行家。
今天,56个儿童死于容易防治的疾病或饥荒。56个会在明天死去,然后如此继续。 经济不平等谋杀儿童。 经济平等拯救他们。 你如何选择?
顺便说一句,我一向反对政府禁毒,因为吸毒并没有伤害他人人权,根本就不是犯罪。
又看到傻逼把克林顿当左派了,滚去查查当年克林顿是如何大规模削减本就几乎没有的福利的,这货是个如假包换的右派好吗?
资本主义屠杀了超过十亿人,除了奴役和虐待之外什么也没创造,财富是工人阶级创造的。
资本主义哈巴狗最恶心的一点在于天天吹捧狗屁个人理财,强迫个人像公司一样,我靠,人就是人,根本不是你们亲爱的狗屁公司好吗?凭什么强迫个人成为公司?
马克思曾经在资本论中提到,当时的英国自由市场上有几十种假酒,假面包,假神像等等等等,无货不假,而如今要加上假疫苗了!
资本主义哈巴狗们这会儿又开始嚷嚷监管了?你们不是一直反对政府干预,鼓吹自由市场能解决一切的吗?怎样,现在傻逼了吧?
曼德拉早就是共匪五毛狗和极右纳粹们的抹黑对象了,你没发现?他们亲爱的白大爷种族隔离时期治安更差,只是他们的白大爷根本不统计黑人区的治安状况,制造虚假数据而已。 顺便说一句,evil之前也骂曼德拉,然后被我打脸打到死,呵呵。
奴才才守法,因为法律是奴隶主制定的。
民主是公有制,独裁是私有制。
竞争不过是极少数的稀有情况,垄断才是市场的常态,无论这垄断是通过与政府勾结完成的还是通过单纯的资本攻击完成的。
金钱就是权力。
这些傻逼枪棍怎么不嚷嚷每人一辆坦克呢?枪在坦克面前有个屁用?
不想着如何提升民主程度,如何终结精英专制,想靠破枪来解决问题,真是天真。
1,阿兰德时期的经济崩溃是因为其将铜矿国有化得罪美国政府和财团,导致被经济封锁,智利这种卖铜矿的国家遭受封锁的结果自然是毁灭性的;2,共匪和皮诺切特是好朋友,还给皮诺切特借钱,呵呵;3,皮诺切特的政变背后就是有着美国政府的支持,不承认事实吗?
反对福利国家的纳粹应该主动脱光了滚去南极,既然你们不要别人的帮助,那就以身作则吧!
私人监狱,呵呵,不就是古拉格吗?如果你把任何基本人权相关的产品或服务交给私人,那么你只能得到虐待和杀戮。

这种纳粹的狗屁每一句都是谎言,法国的穆斯林从比例上看的确比其他欧洲国家要高,但这是因为法国在殖民时期殖民了北非的几个穆斯林国家,而这些穆斯林就是来自这些国家的,这关法国社会党屁事?社会主义者从来都是反殖民的。这些傻逼纳粹鼓吹仇恨,制造谎言,其目的不过是为了给共匪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洗地罢了,无耻!

资本主义哈巴狗说出有钱人把钱给穷人这话真够可笑的,你们不是认为有钱人的钱都是自己赚的吗?你们不是认为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吗?还在歌颂撒切尔啊,煤矿本就应该属于所有英国人民,而不是成为少数人劫掠利润的工具!顺便说一句,当财产多到能够影响政府甚至世界的时候,那么财产权就不是权利了,而是特权了。

资本主义没有威权专制?没有蔑视人权?哈哈哈哈哈,你这白痴学的是火星历史吗?知道纳粹和私企勾结得非常开心吗?知道英国的资本家们把穷人扔进古拉格吗?知道一战是资产阶级之间分赃不均引发的狗咬狗吗?最后,正如这篇论文已表明的那样,纳粹并没有发明一个经济模式。他们的剥削方法并不比资本主义强迫人类充当劳动力商品更为恶劣。

因为你们的自由市场的确如此啊,自由的是资本,而不是个人,个人在自由市场中根本就毫无自由可言。中国当然是国家资本主义了,请问中国有过一秒钟的民主吗?既然没有,那么关社会主义屁事?

再说一次,社会民主本来就是社会主义者提出的和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相区分的概念,有人拿凯恩斯主义当社会民主,那是那人自己概念错误,和社会民主的原始定义无关,社会民主的原始定义就是民主社会主义,笨蛋。

资本主义下的言论自由:资产阶级和走狗们的谎言铺天盖地,无产阶级连个说话的地方都找不到。

如果政府不能控制资本,那么资本就会控制政府。

军国主义的两种形式——战争和武装和平——是一个合法的后代,是资本主义的逻辑结果,只能通过毁灭资本主义被克服。——罗莎卢森堡

自由市场就是老板们自由的胡作非为的市场。

社会主义主张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而目的是为了推翻等级制,终结剥削压迫,终结精英专制(无论是政治上的还是经济上的还是其他地方的)

真是被殖民出奴性来了,都不动脑子了,殖民和你鼓吹的自决难道不是冲突的吗?

evil真是有意思啊,当我认为北欧模式是终极目标的时候,他不停攻击北欧模式,认为北欧模式无法推广,认为美国更好;而当我被气得成为社会主义者之后,他又开始吹捧北欧模式了,还胡扯北欧是自由市场,呵呵。

北欧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什么时候允许政府控制房价禁止炒卖了?

保守主义就是纳粹 保守主义就是纳粹 保守主义就是纳粹

《美国人民的历史》中提到:19世纪时美国政府拒绝救助遭受旱灾的农民,但是却同时拿千万美金补贴富人,然后这些保守派屁都不放一个。

C:资本主义主张公平竞争。 S:那我怎么在你们控制的主流媒体上,怎么都找不到社会主义者的专栏呢?

毛派根本就是披着极左外衣的极右纳粹,社会主义者标配的这几个价值观:支持性少数平权,支持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捍卫人权,支持言论自由,支持被压迫的民族自决,这些他们一个都没有,他们的价值观根本就是纳粹的。

而且说中文圈一堆社会主义者可真是够可笑的,中文圈什么都不缺,就是缺社会主义者,除了马克思主义文库之外我就没找到其他类似的中文社会主义网站,而社会主义的书籍要么根本没翻译,要么翻译进来之后也没几个人知道,呵呵。补充:中国劳工论坛也算一个,但除此之外就再也没有了。

社会主义者从来都主张福利国家保护所有人,反对狗屁审批制度,反正对富人已经有了重税,还要审批个屁啊。恰恰是你亲爱的狗屁资本主义哈巴狗们反对帮助失业者,才搞出狗屁审批制度来。此外,社会主义者是最反精英独裁的人了,所以才会主张尽可能实现参与式民主,以及将民主扩展到经济领域啊。事实上我认为民主应当被扩展到一切可扩展领域,例如学校。

科技只有被民主的控制才能造福人类,否则只会成为剥削阶级奴役的工具。

义战的概念倒不是中国人发明的,而是美国政府为了给侵略洗地发明出“警察行动(policing action)”这种狗屁说法,然后被那些傻逼纳粹民逗们抄袭了而已。

反民主的精英主义垃圾不比川粉更好。

世界人权宣言明文写明民主是基本人权,还狗屁精英统治,几千年来哪个独裁者不是精英呢,呵呵。

战争就是大规模的抢劫与屠杀,没有其他的。

1,中共当初骗人的那套说辞根本就没有什么计划经济,而是号称要建立美国式民主国家,按照毛贼自己的说法,当时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根本没有社会主义,中共开启中央计划经济(指令经济)的道路是1953年的事了; 2,中国不是民主国家,因为中国既没有政治民主也没有经济民主3,社会主义内部有不同流派,你贴的这个只是其中一个流派而已,敢不敢贴DSA的主张? 4,人类的贪欲当然是无穷的,但是满足所有人的基本需求,现在的生产力是绰绰有余的,而社会主义者主张的是满足基本需求,而不是贪欲!5,社会主义者并不满足于代议制民主,而是主张尽可能实现参与式民主(直接民主),政府的种种问题说到底不都是因为不够民主导致的吗?

乔姆斯基的这几个看法是社会主义者的共识,你才知道啊?不当工作奴隶就要饿死,难道不是被奴役吗?

社会主义者是如何思考的——介绍唯物主义并批判唯心主义

想要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光是背诵马克思恩格斯等理论家的著作可是远远不够的,事实上,如果只会死记硬背,只会成为只会闹笑话的教条主义者。换句话说,只有知道这些理论是如何思考出来的,以及如何运用这些理论分析社会问题,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主义者。

而社会主义者的思维模式是怎样的呢?是一个很多人都听说过,但却几乎没什么人真正理解的词——唯物主义。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思想源自哲学家费尔巴哈(来源:马克思主义导论):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是“唯物主义者”——他拒斥自己所认为的黑格尔哲学中的“唯心主义”。他不是将现实视为先在观念的反映,而是将物质现实视为先在的,并从中产生观念。

简单来说,就是“物质决定意识”:一个人的思想观念并不是其出生时就自带的,而是后天社会环境影响的结果,例如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家庭条件,社会文化,地理环境等等,而在这其中,家庭条件和社会文化又是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结果,一个社会中的主流文化必然是与其制度适配的,制度需要文化以维护自身,如果不适配,那么制度本身离崩溃也就不远了(当然,不适配的情况是很少见的);当然,文化也需要制度以维护自身,当制度发生改变之后,不适配的文化也就无法维持,并很快消散。

不过,上面说的只是一个大趋势,具体到个人来说,很多时候个人的命运都会被偶然因素所左右,也就是运气,例如出生在怎样的家庭里就是偶然的,是否被罪犯袭击也是偶然的。但要注意的是,个人身上的偶然是由社会的必然造成的,个人的灾难背后是社会的灾难,例如穷困是因为系统性的压迫制度造成的(例如资本主义制度),而性犯罪的背后是私有制父权压迫制度。如果有人对这两点有疑问,请自行翻看我博客上的社会主义理论。

当然人也不是木偶,社会会影响并改变人,人也同样会影响并改变社会,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具有主观能动性”。但个人的力量相对于社会来说是非常弱小的,所以被压迫的人们要联合起来才能改变社会。

将唯物主义用在历史分析上,就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

历史不是由与个人无关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力量所创造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力量都是由人民的活动和生活所组成的。人民创造了历史。但是,人们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人们所存于其中的经济、社会以及政治结构规定着他们的创造活动。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最有名的一部使用历史唯物主义逻辑进行分析的著作就是《枪炮,病菌与钢铁》了:一个民族的命运,不是单靠自我奋斗就能决定的;他们所在的自然环境,早就注定了他们在几千年后将会成为征服者还是被征服者。(国家投胎指南:”生在哪里”比”认谁当爹”更重要 |《枪炮、病菌与钢铁》

有人可能已经想到了:如果按照唯物主义思维对社会问题进行分析,那么问题的根源就会指向当前制度,这很明显对于剥削阶级来说是不利的(无论是政治剥削阶级还是经济剥削阶级),所以剥削阶级不会喜欢唯物主义,而会拥抱唯心主义。

的确如此,宗教就是典型的唯心主义思想,特别是一神教,把一切都归咎于一个人格化的上帝,人只是上帝的奴隶(请告诉我羔羊和奴隶有什么区别),否定人能对社会造成影响,鼓吹跪下来服从一个根本不存在的神,不加思考的接受“神的话语”,是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很明显,斯大林教和毛贼神教这类鼓吹大救星救世主的思想也是一神教,也是唯心主义的。

而社会主义基于唯物主义,所以和宗教从根本上就是不兼容的,社会主义者要么是非信神者(无神论者),要么是极度世俗化的教徒(把教义当神话故事看待的那种教徒),而绝不可能是虔诚的教徒。因此,社会主义也一直被教会和虔诚教徒们所痛恨,特别是被华人基督徒们(余杰王怡刘军宁苏小和之流)所痛恨。

有人说:“资本主义也非常痛恨社会主义,那么资本主义也是喜欢唯心主义的了?”

没错!看看那些历史上和现实中出现的为资本主义洗地的理论就知道了:

最早为资本主义洗地的,当属新教,事实上新教本身就是新生资产阶级拿来对抗旧封建土地贵族的工具,新教把资产阶级的巨量财富说成“勤俭节约得来的”(用唯物主义思考即可发现,个人如何勤俭节约也不可能拥有巨量财富,因为个人的劳动创造的财富是极为有限的,受到个人有限的时间精力的限制,更别说富人从来不勤俭节约。),后来由马克思韦伯写了本集大成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把所谓的新教伦理吹捧成资本主义精神的根基,当然这套破烂现在除了虔诚新教徒之外基本没人买账了。

然后登场的洗地理论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过剩论”,他把资本主义制造的贫困说成是“人口过剩”的结果,并且主张人口必然以及一定过剩(用唯物主义思考即可发现,这种狗屁完全无视了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以及穷人们也能通过劳动创造财富,是资本主义故意制造失业大军以压低工资和控制工人从而造成贫困),反对帮助穷人(相当纳粹了),后来这套破烂也逐渐臭街了(在中国除外,共匪进行计划生育的时候就使用并推广了这套破烂)。

和马尔萨斯同时登场的,还有斯宾塞主义。斯宾塞主义由英国的赫伯特斯宾塞提出,后来他扯上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为其破烂背书(达尔文很明确的说过自然选择理论不能用于人类社会内部,并且适者是特定自然环境下的适者,而不是某个人为制度下的胜者),因此又被不恰当的称作“社会达尔文主义”,斯宾塞主义认为自由市场是公平的,就像大自然一样,起点平等,优胜劣汰(用唯物主义思考即可发现,这种纳粹狗屁的“起点平等”前提是根本不存在的,贫富悬殊在当时和现在绝大部分社会中都是既成事实,起点完全不平等,至于所谓的优胜劣汰更是鬼扯,资本主义下的竞争是逆淘汰的,胜出的都是为了利润没下限的,而且人类社会本就不应扯什么优胜劣汰,每个人都是平等的,而且所谓的优劣是后天的资源环境和运气决定的,这根本不是个人能左右的),后来这种纳粹狗屁也随着社会主义者的战斗和纳粹的战败而臭街了(Well,实际上相当多的老板们和精神老板们还是这套纳粹价值观,但至少他们大部分时候都不敢明说了)。

这些都臭街了之后呢,奥地利芝加哥学派的垃圾就登场了。他们凭空捏造出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老板们都是大善人,绝对不会为了利润戕害人权,绝不会为了利润制造失业大军,绝对不会为了利润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绝对不会为了利润游说政府侵蚀民主,绝对不会为了利润做掉其他竞争者然后实现垄断的“自由市场”(用唯物主义思考即可发现,这种建立在完全利他之上的“自由市场”完全没可能存在,可笑的是他们是鼓吹人只会利己的)。任何资本主义的问题,都被他们说成是因为政府或工会或社会主义者进行干预,破坏了他们完美的”自由市场“造成的。很明显,按照他们的脑残逻辑,一个没有政府只有他们神圣的私企的社会是最好的,这就是自由意志主义和其衍生的无政府资本主义这类纳粹的由来。可笑的是他们同时鼓吹法治,但法治本身就要求一个强有力的能够制止他们神圣的私企作恶的政府,这和他们鼓吹的小政府又是冲突的,哈哈哈哈(用唯物主义思考即可发现,所谓的法治本身就是政治的产物,更准确的说是力量博弈的结果,在老板们的力量远大于个人的情况下(芝加哥哈巴狗们敌视民主敌视独立工会反对福利国家,在这种社会中老板们的力量必然远大于个人,例如中国,法律怎么可能不为老板服务呢?)。奥地利芝加哥哈巴狗们的垃圾借助上世纪70年代末爆发的经济停滞以新自由主义的名义席卷世界,结果?结果就是世界上最富有的8个人的财富总量相当于最穷困的50%的人的财富总量,经济危机席卷全球并且长期走不出,绝望的人民在社会主义缺位的情况下倒向法西斯主义,至于这其中因为福利被削减而被饿死冻死病死的人,光中国就有几亿了!

同时,特别是在美国和中国,还流行所谓的成功学,成功学鼓吹”努力奋斗就能成功“,把失败的责任推到个人身上,当然用唯物主义思考就会发现社会制度环境资源运气等因素比所谓的”努力奋斗“更重要,甚至”努力奋斗“的思想也必须要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下才能出现在一个人的头脑中,这世界上大部分富人都是来自中上层,所谓的白手起家不过是个骗人的鬼话而已,穷人通过”努力奋斗“暴富的概率还没买彩票中头奖的概率高呢。

还有一种比较有欺骗性的唯心主义理论是文化决定论。文化决定论的鼓吹者会以”文化是后天的“为由否定其唯心主义的本质,但他们把文化当作问题的根源而拒绝探寻文化形成的原因,实际上就是唯心主义,而鼓吹文化决定论和鼓吹种族主义是一个效果(因为都是唯心主义,把社会的问题推到个人身上)。举个例子:https://plus.google.com/+LynxEvil/posts/ckG6QDtknRB,这个白痴说黑人穷困是因为”黑人文化“的问题,但为什么黑人会形成这种文化?是什么导致了黑人形成这种文化?这白痴认为没有为什么,等于说黑人天生如此,和鼓吹种族主义的效果是一致的。当然事实是黑人穷困完全是被压迫的结果,跟所谓的”黑人文化“毫无关系:(我在监狱里阅读了《新吉姆克劳》。这改变了我的生活)I read The New Jim Crow in jail. It changed my life

唯物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当你接受了唯物主义,你就能很轻松的接受社会主义,同时不被资本主义和宗教等唯心主义破烂欺骗。

Common Ground: The Queerness of Welfare Policy(共同点:同性恋和福利政策)

“Why is welfare policy a gay issue?” In my years as the executive director of Queers for Economic Justice, I was asked this question countless times. For the most part, welfare is not considered “a gay issue.” As I discuss in the introduction to this issue of S&F Online, our national LGBT organizations have a constructed a paradigm of what constitutes “a gay issue” that I find to be too narrow. The same is true for many antipoverty organizations. To assume that the only issues that are queer issues are those that deal exclusively with queer people is to erase the multiplicity of each of our identities. To assume that welfare is not a queer issue is to assume that there are no queer people who are poor or women or people of color or transgender or HIV-positive or immigrants or parents—because all of these groups are directly affected by welfare policy. In addition, to assume that welfare is not a queer issue also assumes that being queer means that we have no connection to what happens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It assumes that, even if we are well off, we have no interest in what happens to poor people, communities of color, or the labor movement. It also assumes that we will not need their support on “our” issues and thus we can afford to ignore “their” issues. Such myopic thinking has left our political movement isolated and more importantly, it has left the most disenfranchised in our communities without a social safety net.

“为什么福利政策是一个和同性恋有关的议题?”在我担任同性恋经济正义的执行董事的这些年里,我被无数次地问到了这个问题。在大多数情况下,福利不被视为“同性恋议题”。正如我在S&F Online的这个问题的介绍中所讨论的那样,我们的国家LGBT组织构建了一个范式,即什么构成了“和同性恋有关的议题”,我发现范围太窄了。许多反贫困组织也是如此。假设和同性恋有关的议题的唯一问题是那些应付同性恋人群的人消除我们每个身份的多样性。假设福利不是一个和同性恋有关的议题,就是假设同性恋群体中没有穷人或女性或有色人种或跨性别者或艾滋病阳性的人或移民或父母—因为所有这些群体都直接受到福利政策的影响。此外,假设福利不是一个和同性恋有关的议题,也是假设成为同性恋意味着我们与世界其他地方的情况无关。它假定,即使我们处境变好,我们也不会对穷人,有色人种群体或劳工运动所发生的事情感兴趣。它还假设我们不需要他们对“我们的”议题的支持,因此我们可以忽视“他们的”议题。这种近视思维使我们的政治运动孤立无援,更重要的是,它在没有社会安全网的情况下让我们的社区被剥夺了最多的权利。

Despite the LGBT movement’s inability to make a connection between welfare rights and gay rights, the right wing of this country definitely sees a connection.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similarities of these two movements can be seen clearly in the strategies with which they have attacked both. There are many similarities between the language and tactics of those fighting against LGBT rights and of those who advocate for the complete end of the social safety net. By understanding the ways the right has used similar methods of oppression against these movements, both movements can be better equipped to fight back collectively.

尽管LGBT运动无法将福利权利与同性恋权利联系起来,但这个国家的右翼们肯定会看到一种联系。 他们对这两种运动的相似性的理解可以从他们攻击两者的策略中清楚地看出来。 在反对LGBT权利的人和那些主张完全消除社会安全网的人的语言和策略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通过了解右派们如何使用类似的压迫这些运动的方法,两种运动都可以更好地进行集体反击。

Dismantling the Social Safety Net

拆毁社会安全网

In 1996, Congress and President Clinton passed and implemented the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and Work Opportunity Reconciliation Act (PRA). With the passing of the PRA, the federal government sharply reduced basic “safety net” programs for low-income individuals, children, families, elderly and disabled people, and immigrants. The bill replaced Aid to Families with Dependent Children (AFDC) with Temporary Assistance to Needy Families (TANF). Although it is important to support AFDC, it is also important to recognize that until the 1960s and the rise of the welfare rights movement, AFDC served relatively few single mothers, especially black single mothers; was administered in an arbitrary fashion by local welfare agencies; and highly scrutinized and regulated the lives of women who did receive welfare. The welfare rights movement had made AFDC more of an entitlement in the sense that more people received it and many arbitrary and intrusive practices of local welfare officers were eliminated, at least for a time.

1996年,国会和克林顿总统通过并实施了“个人责任和工作机会和解法案”(PRA)。随着PRA的通过,联邦政府大幅减少了针对低收入个人,儿童,家庭,老年人和残疾人以及移民的基本“安全网”计划。该法案取代了援助受抚养子女家庭(AFDC)和贫困家庭临时援助(TANF)。虽然支持AFDC很重要,但同样重要的是要认识到,直到1960s和福利权利运动的兴起,AFDC服务的单身母亲相对很少,特别是黑人单身母亲;由当地福利机构以任意方式管理;并且对接受福利的妇女的生活进行了高度审查和监管。福利权利运动使AFDC更多地成为一种权利,因为更多的人接受了AFDC,并且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消除了当地福利官员的许多任意和侵扰性的做法。(克林顿和民主党的主流都是右派,是资本主义哈巴狗,他们自然是憎恨福利国家的,呵呵。)

As the focus on the PRA was to move people off assistance and into employment, TANF was a block grant program created under the PRA where states received time-limited blocks of money for welfare programs. In order to qualify for these block grant funds, states were required to enact programs aimed at forcing welfare recipients to “work” for their individual or family benefits (without valuing child rearing as work or providing sufficient child care options for those mothers forced to leave their children to go to work). Workfare was a relatively limited program in terms of the numbers of women who formerly would have been eligible for AFDC. The vast majority of low-income single mothers were affected in two ways: 1) by being forced to take low-paying jobs in order to access job-related benefits such as childcare assistance, housing subsidies, transportation vouchers, etc., and; 2) by being sanctioned for not meeting requirements, that is, denied any benefits, including job-related ones. PRA basically allowed states to deny aid to needy families. States are actually prohibited from using block grant money to provide benefits to families receiving aid past a lifetime five-year limit. Welfare changed from a needs-based entitlement program to a short-term aid program. The language of PRA states repeatedly that much of the motivation for this reform is to discourage the irresponsible behavior (code for “laziness,” “unwed motherhood,” etc.) that allegedly leads people to depend on welfare checks. However, the main effect of PRA was not that people had to work for their benefits but that the numbers of single mothers receiving cash assistance plummeted.

由于对PRA的关注是让人们脱离援助和就业,TANF是在PRA下创建的整笔拨款计划,各州为福利计划提供了有时限的资金。为了有资格获得这些整笔拨款资金,各州必须制定旨在强迫福利领取者为其个人或家庭福利“工作”的计划(不将抚养儿童工作视为工作或为被迫离开的他们的孩子去上班的母亲提供充分的托儿服务)。就曾经有资格获得AFDC的女性人数而言,工作福利计划相对有限。绝大多数低收入的单身母亲受到以下两种方式的影响:1)被迫从事低薪工作,以获得与工作有关的福利,如儿童保育援助,住房补贴,交通代金券等; 2)因不符合要求而受到制裁,即被剥夺任何福利,包括与工作相关的福利。 PRA基本上允许各州拒绝向有需要的家庭提供援助。实际上,禁止各州使用整笔补助金为接受援助的家庭提供终身限额五年的福利。福利从基于需求的权利计划转变为短期援助计划。 PRA的语言反复指出,这项改革的大部分动机是阻止不负责任的行为(例如“懒惰”,“未婚母亲”等)据称导致人们依赖福利。然而,PRA的主要影响并不是人们不得不为他们的福利而工作,而是接受现金援助的单身母亲的数量急剧下降。(剥削阶级的懒鬼们指责被压迫的单身母亲们“懒惰”,真是恶心)

How did the complete dismemberment of this limited yet important entitlement program come to pass? It happened through years of work by the right wing in this country to demonize the poor, and they did so by using the same tactics they used against LGBT people. For decades the right has been engaged in mounting a moral panic. This moral panic was stimulated by the changing roles of women and queer people; the rise of single motherhood; and changes in economic structures, including de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xpansion of global competition. The right has used hot-button issues like homosexuality and welfare (and abortion and immigration) as a strong rallying cry to draw a complex coalition of people into efforts to stem the tide of change that threatens the historical power and control of rich, white, heterosexual men. The people who are recruited into this coalition, while they tend to be heterosexual, are often those who are not insulated from the consequences of a turbulent and insecure economy. Although they are not the rich, they tend to be invested in their whiteness and marital status as a source of pride and identity. Given these investments in the embodiment of identity, it is not coincidental that these hot-button issues have trafficked in stereotypes and have been based in conservative notions of what families should look like and how much control we can have over our own bodies.

完全拆毁这个有限但重要的权利计划是如何实现的?它通过这个国家右翼的多年工作发生了,通过妖魔化穷人,他们通过使用他们用来压迫LGBT人群的相同策略来实现这一目标。几十年来,这项权利一直在引发道德恐慌。女性和同性恋者角色的变化刺激了这种道德恐慌;单身母亲的崛起;和经济结构的变化,包括美国的去工业化和全球竞争的扩大。右派们利用热门问题,如同性恋和福利(以及堕胎和移民)作为一种强烈的号召力,将人们的复杂联盟吸引到阻止威胁到富人,白人和异性恋男人们的历史权力和控制权的变革潮流的努力中。被招募进入这个联盟的人,虽然他们往往是异性恋者,但往往是那些没有受到动荡的和不安全的经济后果影响的人。虽然他们不是富人,但他们倾向于将自己的白人身份和婚姻状况作为骄傲和身份的来源。鉴于这些对身份体现的投资,这些热点问题在刻板印象中被贩卖并且基于保守观念,即家庭应该是什么样子以及我们对自己的身体有多少控制权,这并非巧合。

Perpetuating Stereotypes

延续刻板印象

In order to justify cutting public assistance and other social welfare programs, the right has been relentless in its use of stereotypes and myths about people receiving welfare. The images of the welfare cheat (who steals for years from taxpayers because he does not want to work), and of the welfare mother (who keeps giving birth to child after child to increase welfare benefits) are two lies that have been successfully seared into the brain of the average American. The idea that welfare has been a strain on the nation’s economy has also become widely accepted. The truth—that even before 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s welfare reform the average adult on welfare was a woman with recent work experience who was caring for children; that the average mother on welfare had only two children; or that even before welfare reform, welfare to the poor amounted to less than 6 percent of the national budget—is apparently completely irrelevant.

为了证明削减公共援助和其他社会福利计划的合理性,右派们一直坚持使用关于接受福利的人的刻板印象和神话。福利欺骗的图像(由于他不想工作而从纳税人那里偷窃了多年),以及福利母亲(在生孩子之后继续生孩子以增加福利待遇)这两个谎言已经成功地融入了普通美国人的大脑。 福利对国家经济造成压力的想法也已被广泛接受。 事实是——甚至在克林顿政府的福利改革之前,普通成年人的福利不过是给一位有近期工作经验的正在照顾孩子的女性提供的; 福利母亲平均只有两个孩子; 或者甚至在福利改革之前,穷人的福利金额不到国家预算的6%——这显然完全是无关紧要的。

Similarly, for decades the right has used stereotypes to justify discrimination against LGBT people. Queer people are all too familiar with the long list of stereotypes and myths that have historically been used against us. For example, the myth that we are child molesters, long proven false, still rears its ugly head when conservatives want to challenge our ability to adopt children or to openly serve as teachers.

同样,几十年来,右派们一直使用刻板印象来合理化对LGBT人群的歧视。同性恋者们对历史上一直被用来反对我们的长长的刻板印象和神话列表都非常熟悉。例如,当保守派想要挑战我们收养孩子或公开担任教师的能力时,我们是儿童骚扰者,长期以来被证明是错误的,仍然有着丑陋的头脑。

Negative stereotypes such as these about welfare recipients and about LGBT people have been used to control public opinion and to promote specific social policies. By constantly perpetuating these stereotypes in the media, the right has enabled them to become part of the public discourse and embedded them in the public consciousness. This makes it easier for politicians to tap into these public sentiments to create social policy based upon these stereotypes.

诸如福利受益者和LGBT人群的负面刻板印象被用来控制公众观点和促进特定的社会政策。通过在媒体中不断延续这些刻板印象,右派们使他们能够成为公共话语的一部分并将其嵌入公众意识中。这使得政客们更容易利用这些公众情绪来制定基于这些刻板印象的社会政策。

One of the stereotypes that has been perpetuated about both poor people and queer people is the idea that these groups have made bad lifestyle choices. By depicting poverty and queerness as simple choices that could be easily changed if one truly desired, the right has created an excuse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to ignore (or worsen) the problems faced by those populations.

关于穷人和同性恋者长期存在的一种刻板印象是,这些群体已经做出了糟糕的关于生活方式的选择。通过将贫困和同性恋描述为一个如果真正想要改变就很容易改变的简单的选择,右派们为美国人民忽视(或恶化)这些人面临的问题创造了借口。

The poor are depicted as lazy or irresponsible people who are choosing not to work. The facts—that they may not have the education or skills needed to find a job; that they may have health problems that prevent them from working; or the reality that there are not jobs available—are ignored. Instead, the right perpetuates a myth that depicts poor people as choosing to take advantage of a society that cannot afford it. Right-wing leaders also seem to love discussing single motherhood as simply a bad choice. They have succeeded in creating in the public the unfounded (and illogical) belief that poor women are casually, lazily, selfishly choosing to have extra children so that they can get an extra three dollars a day in welfare from the government.

穷人被描述为选择不工作的懒惰的或不负责任的人。 事实是——他们可能没有找到工作所需的教育或技能; 他们可能有妨碍他们工作的健康问题; 或者没有工作岗位的现实——被忽略了。 相反,右派们延续了一个神话,它描绘了穷人选择从一个无法承受的社会中获得好处。右翼领导人似乎也喜欢讨论单身母亲只是一个糟糕的选择。他们成功地在公众中创造了毫无根据(并且不合逻辑的)的信仰,即贫穷的妇女随便的,懒散的,自私的选择生育额外的孩子,这样他们每天可以从政府那里获得额外的三美元福利。(三美元连塞牙缝都不够,还养小孩?右派们可真是无耻啊。)

Queer people are also accustomed to being depicted as having made a bad “lifestyle” choice. Right-wing editorials, position papers, lobbying, ad campaigns, and sermons continue to talk about homosexuality as a destructive choice that can be easily unchosen by those who see the error of their ways. Nowhere in their arguments is there room for the idea that most people (straight or queer) believe that changing their orientations is not an option. And even less acceptable is the idea that people who do actively choose homosexuality have made a perfectly good choice.

同性恋者们也习惯于被描绘为做出了糟糕的“生活方式”选择。右翼社论,立场文件,游说,广告宣传和布道继续将同性恋视为一种破坏性的选择,这选择很容易被那些看到他们的方式是错误的人所抛弃。他们的观点中没有任何地方存在这样的想法:大多数人(直的或同性恋)认为改变他们的取向不是一种选择。他们更不可接受这样的观点,即积极选择同性恋的人做出了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Both groups are also told that their sexual behavior is a bad choice. Single mothers are accused of irresponsible sexual behavior and left to raise their children without financial support, in the same way that people with AIDS were accused of irresponsible sexual behavior and left to die without support. Having been depicted by the right as guilty of making bad choices, the gay community should be especially skeptical when we see those same tactics being used against poor people.

两组人群都被告知他们的性行为是一个糟糕的选择。 单身母亲被指控不负责任的性行为,并在没有经济支持的情况下抚养孩子,就像艾滋病患者被指控不负责任的性行为并在没有支持的情况下被丢在一边死去一样。 由于这些被右派们描述为做出错误选择的罪行,当我们看到同样的策略被用来压迫穷人时,同性恋社区应该特别怀疑他们。

Regulating Behavior

控制行为

A big part of the 1996 welfare reform was directed at lowering the rate of “illegitimate” pregnancies among women on welfare. Through “family caps,” the government denied benefits for additional children born to women on welfare. In addition, the PRA provided 100 million dollars to be divided among the top five states that reduced “out-of-wedlock” births without increasing abortions. Those rules represented legislators’ efforts to tell poor women what they can and cannot do with their bodies, as politicians attempted to impose their morality upon poor citizens by denying them basic safety net survival provisions. The rules imposed by the PRA are not unlike the Hyde Amendment, which banned the use of federal funds for abortions, making it harder for poor women to get abortions, but had no effect on wealthier women who could afford to pay for abortions themselves. Other efforts exist to control the reproductive behavior of poor women, such as the program in Kansas that provided free Norplant (a five year sterilization) to women on welfare.

1996年福利改革的很大一部分旨在降低领取福利的女性的“非法”怀孕率。通过“家庭上限”,政府否认了领取福利的女性生的其他子女的福利。此外,PRA还提供了1亿美元,用于分配给减少“非婚生子女”出生而不增加堕胎的前五个州。这些规则代表了立法者努力告诉贫困女性他们能够做什么和不能用自己的身体做什么,因为政客们试图通过剥夺他们基本的安全网生存条件来将他们的道德强加给穷人。PRA规定的规则与海德修正案没有什么不同,海德修正案禁止使用联邦资金进行堕胎,使贫困女性更难以堕胎,但对那些有能力支付堕胎费用的富裕女性没有影响。还有其他措施来控制贫困女性的生殖行为,例如堪萨斯州为领取福利的女性提供的免费Norplant(五年绝育)方案。(强加道德,呵呵,这和共匪的计划生育也没什么本质区别。)

All of these efforts parallel the way the government has used social policy to deny LGBT people control over their own bodies. We live in a country with a history of multiple states outlawing consensual oral or anal sexual intercourse for heterosexual or homosexual couples, and other states applying those laws exclusively to homosexual couples. Throughout our history, penalties for engaging in sodomy have ranged from death to a 500 dollar fine to a 20-year prison sentence. Transgender people are confronted with government control of their bodies every day. In a society where gender is narrowly defined (by mainstream culture, by doctors, by mental health organizations, and, of course, by government) in dichotomous terms, transgender people are constantly being told to use their bodies in ways that are not natural for them. Deviation from cultural and legal norms is severely stigmatized, and the government often fails to protect transgender people from the resulting violence.

所有这些努力都与政府利用社会政策阻止LGBT人群控制自己身体的方式相似。 我们生活在一个有多个州有着禁止异性恋或同性恋伴侣进行双方同意的口交或肛交的历史的国家,而其他州则将这些法律专门适用于同性恋伴侣。 在我们的整个历史中,对从事鸡奸的处罚从死亡到500美元罚款到20年监禁。跨性别者每天都面临政府对自己身体的控制。在一个社会中,性别被狭隘地定义(通过主流文化,医生,精神卫生组织,当然还有政府)为两种,跨性别者经常被告知以他们以不自然的方式使用他们的身体。偏离文化和法律规范的行为受到严重污名化,政府往往无法保护跨性别者免受暴力伤害。

These examples illustrate how elected officials have imposed very serious consequences for LGBT people and welfare recipients who do not comply with what the government considers appropriate uses of our bodies. It is rare that LGBT organizations publicly make this connection between these two populations. Many (but not all) in the LGBT movement have mad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sodomy laws and the anti-abortion movement; many queer people understand the connection between controlling women’s reproductive rights and controlling LGBT people’s sexual activities. However, the connection of LGBT people to welfare reform’s family caps has not often been made explicit. We must fight any attempt to legislate sexuality, regardless of who is being targeted.

这些例子说明民选官员如何对不符合政府认为的适当使用我们身体的LGBT人群和福利接受者施加非常严重的后果。LGBT组织很少公开在这两个人群之间建立这种联系。LGBT运动中的许多(但不是全部)已将鸡奸法与反堕胎运动联系起来;许多同性恋者理解控制女性生殖权利与控制LGBT人群性活动之间的联系。 然而,LGBT人群与福利改革的家庭联系之间的联系并不常见。 无论谁被当成目标,我们都必须打击任何对性行为进行立法的企图。

Promoting “Family Values”

推动“家庭价值”

“We need a system that can support people who are trying to do the right thing—who choose the right marriage partner, get married and have children.”[1] This quote, from Christian American magazine in 1995, was made by Christian conservative, then presidential candidate Alan Keyes. It summarizes his views on both welfare and gay families. His rhetoric, like that of most on the far right, is so similar when it comes to these two issues that it is impossible to distinguish about which subject he was speaking. (In this case, it was welfare.) The right’s relentless promotion of the “traditional” family is very much connected to (but separate from) the issue of government control of our bodies. The right portrays both welfare recipients and LGBT people as threats to its notion of family.

“我们需要一个系统,可以支持那些正在努力做正确的事情的人—选择合适的婚姻伴侣,结婚并生孩子。”[1] 1995年基督教美国杂志的这句引文是由基督教保守派提出的,然后是总统候选人Alan Keyes。它总结了他对福利和同性恋家庭的看法。 他的言论,就像极右的大多数言论一样,在这两个问题上是如此相似,以至于无法区分他所讲的是哪个主题。(在这个案例中,这是福利。)右派们对“传统”家庭的不懈推动与政府控制我们身体的问题密切相关(但又是分开的)。右派们将福利接受者和LGBT人群描述为对其家庭观念的威胁。(所谓的传统家庭,不过是私有制父权专制压迫下的奴隶制原子家庭罢了。)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welfare myths conjured by the right is that of the pregnant, unwed, black welfare mother whose constant state of pregnancy and unrepentant laziness are not only a strain on the economy, but also a threat to traditional families everywhere. Despite the fact that this stereotype is not accurate, it is used relentlessly by the right to promote its own agenda, which is symbolized by a very particular family structure. This ideal family is comprised of a heterosexual married couple with children (and this family is usually white and headed by the father). Right-wing leaders have been very upfront and consistent in claiming that one of the goals of welfare reform is to stigmatize single motherhood and to promote two-parent married households.

最流行的福利神话之一就是怀孕,未婚,黑人福利母亲,她的不断怀孕状态和不悔改的懒惰不仅是对经济的压力,也是对各地传统家庭的威胁。尽管这种刻板印象并不准确,但它被右派们无情地用于推动其自身议程,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家庭结构的符号化象征。这个理想的家庭由一对有孩子的异性恋已婚夫妇组成(这个家庭通常是白人,由父亲领导)。右翼领导人一直非常坦率和一贯地声称,福利改革的目标之一是污名化单身母亲并推动双人结婚家庭。

This stereotype of the pregnant, black, unwed welfare mother has been used as a link in portraying all unmarried mothers (across class and racial lines) as dangerous threats to the institution of marriage, contributing to the breakdown of families everywhere. The cries of concern about increased “illegitimacy” rates are voiced by those who describe the breakdown of the “traditional” family as heralding the downfall of the entire society. As right-wing pundit Ann Coulter claims in her 2009 book Guilty, “Countless studies on the subject make [it] clear, look at almost any societal problem, and you’ll find it is really a problem of single mothers.”[2]

怀孕,黑人,未婚的福利母亲的这种刻板印象被用作将所有未婚母亲(跨越阶级和种族界线)描绘为对婚姻制度的危险威胁,导致各地家庭破裂。那些把“传统”家庭的破裂描述为预示着整个社会垮台的人们表达了对增加“非法”生育率的担忧的呼声。正如右翼评论家Ann Coulter在其2009年出版的书“罪恶”中所说的那样,“关于这一主题的无数研究使得它变得清晰,几乎可以看到任何社会问题,然后你会发现它确实是单身母亲的问题。”[2]]

Similarly, the right also portrays LGBT people as threats to the traditional family unit (and blame them for all of the societal ills that allegedly follow). Gay marriage is depicted by conservative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leaders as capable of undoing centuries of heterosexual marital bliss. (This is despite the fact that many queer people believe that gay marriage is essentially a conservative element of the LGBT movement’s agenda, which, through the emulation of heterosexual rituals actually reinforces the validity of the institution of marriage, instead of challenging or undermining it). Right-wing religious organizations have also lobbied relentlessly against domestic partnership and queer adoption rights.

同样,右派们也将LGBT人群描述为对传统家庭单位的威胁(并怪罪他们为所谓的所有社会弊病负责)。同性恋婚姻被保守的政治和宗教领袖描绘为有能力消除几个世纪的异性恋婚姻的幸福。 (尽管许多同性恋者认为同性恋婚姻本质上是LGBT运动议程的保守元素,通过仿效异性恋仪式实际上强化了婚姻制度的有效性,而不是挑战或破坏婚姻制度)。右翼宗教组织也在不遗余力地反对内部伙伴关系和同性恋者的收养权。

The right clearly has a deep investment in sustaining the patriarchal structure of American society. To maintain its powerful and influential position, the right uses these unfounded warnings about the threats presented to families by welfare illegitimacy and by homosexuality. Any discussion by the right about “illegitimate pregnancies” and family structures immediately has implications for LGBT parents. The LGBT movement must recognize the dangers that exist for us when the Right attacks welfare recipients in order to promote a two-parent heterosexual family.

右派们显然对维持美国社会的父权制结构有着深入的投入。为了维持其强大而有影响力的地位,右派们使用这些毫无根据的警告,来说明福利非婚生和同性恋对家庭造成的威胁。 右派们关于“非法怀孕”和家庭结构任何讨论都会立即对LGBT父母产生影响。当右派们攻击福利接受者以促进双人异性恋家庭时,LGBT运动必须认识到我们存在的危险。

Rewarding ‘Deserving’ Families

奖励“应当的”家庭

The right has lobbied hard for tax breaks for some families. For example, around the same time as welfare was being dismantled, right-wing Senator Don Nickels sponsored the bill S.1134 that would provide family tax relief. This bill essentially provided welfare to middle-class families with stay-at-home mothers (but not to working mothers, divorced mothers, single mothers, etc.). As explained earlier, tax breaks are forms of welfare that come without the stigma that accompanies welfare to the poor. Impoverished families and single mothers that rely on TANF are told by our elected officials that they are undeserving of government aid in support of their efforts to raise their children. And yet, those same right-wing politicians then turn around and advocate for that same aid to families with mothers who fit their “traditional” image of family.

右派们为一些家庭的税收减免游说。 例如,在福利被拆毁的同时,右翼参议员Don Nickels赞助了S.1134法案,该法案将提供家庭税减免。 该法案基本上为留在家中的母亲(但不包括职业母亲,离婚母亲,单身母亲等)的中产阶级家庭提供福利。如前所述,税收减免是一种福利形式,没有伴随接受福利的穷人受到的耻辱。依靠TANF的贫困家庭和单身母亲被我们民选的官员告知,他们不应得到政府援助来支持抚养子女的努力。然而,那些同样的右翼政客们随后转而向拥有母亲的家庭提供同样的援助,这些母亲符合他们“传统”的家庭形象。(拿穷人的钱补贴狗屁中产,呵呵,恶心的歧视压迫。)

The poor are not the only ones who do not fit that traditional image. The right (in its battles against LGBT marriage, domestic partnership, and adoption rights) has also lobbied relentlessly against any government recognition of LGBT families. For example, the same Senator Nickels was also the prime sponsor of two other bills that forbade gay marriages (and eventually evolved into and passed as the Defense of Marriage Act). This means that those tax breaks (welfare) that Nickels wanted for middle-class families would only be available to heterosexual middle-class families.

穷人并不是唯一不符合传统形象的人。 右派们(在反对LGBT婚姻,家庭伴侣关系和收养权的斗争中)也在不遗余力地反对任何政府对LGBT家庭的承认。例如,同一个参议员Nickels也是禁止同性婚姻的两个其他法案的主要担保人(最终演变为并通过了“婚姻保护法”)。这意味着Nickels想要为中产阶级家庭提供的税收优惠(福利)只适用于异性恋的中产阶级家庭。

The right has been very clear about determining what kind of family is entitled to government aid, and LGBT people must realize that we are placed with poor single mothers on the “undeserving” side in this equation.

右派们对关于确定什么样的家庭有权获得政府援助的已经非常明确,LGBT人群必须意识到我们与贫困的单身母亲在这个等式中处于“不应得”的一面。

Blaming the Victims

责备受害者

The conservatives in this country have a long history of blaming people for situations beyond their control. Conservative attacks upon poor people and LGBT people are very similar in this way.

这个国家的保守派长期以来一直把责怪人们,要他们为他们无法控制的局面负责。保守派们以这种方式对穷人和LGBT人群的攻击是非常相似的。

Poor people on welfare are portrayed as being responsible for their own poverty. Either they are too lazy to work, or they lack employable skills, or they never developed a proper work ethic and habits. As a result, workfare programs (like NYC’s Work Experience Program) were immediately set up after welfare reform, with the goal of teaching employable skills, ethics, and habits to welfare recipients, while punishing those too “lazy” to participate.

领取福利的穷人被描绘为要对自己的贫困负责。 要么他们懒得工作,要么缺乏就业技能,或者他们从未养成适当的职业道德和习惯。因此,在福利改革之后立即建立了工作福利计划(如纽约市的工作经验计划),其目标是向福利领取者教授可雇用的技能,道德和习惯,同时惩罚那些过于“懒惰”而不肯参与的人。(资本主义哈巴狗们最常用的就是污名化穷人了,无耻的把资本主义制造的灾难推到穷人身上。)

However, missing from these discussions is the reality of life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re are not enough jobs. Even when the economy was booming, as it was during the Clinton era, there were still more people than there are available jobs. And there will never be enough jobs. In order to keep wages competitively low, capitalism, by design, will never allow for full employment.

然而,这些讨论中缺少的是真实的美国生活:没有足够的工作。 即使经济蓬勃发展,就像在克林顿时代一样,工人数目永远都会比工作岗位数目多。 而且永远也不会有足够的工作。为了保持具有竞争力的低工资,资本主义在设计上永远不会允许完全就业。(资本主义永远都会为了压低工资和控制工人而制造失业大军,这是资本主义的本性。)

While making welfare recipients work has appeal for conservatives as a punitive measure, it requires an answer to the question: Work at what jobs? Perpetuating the idea that the poor are responsible for their own poverty and mandating that they receive job training will not change the fact that there will never be enough jobs available for them once they are trained. This issue is a complicated one, and yet the right does not present it as such. They are content to present it as a simple problem (people on welfare are lazy) with a simple solution (let them get jobs like the rest of us.)

虽然让福利受益人工作对保守派来说是一种有吸引力的惩罚措施,但它需要回答这个问题:做什么工作? 使穷人对自己的贫困负责并强制他们接受职业培训的想法永远不会改变一旦他们接受培训就永远不会有足够的工作岗位这一事实。这个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右派们并没有这样说。他们满足于将它作为一个简单的问题(领取福利的人是懒惰的)提出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让他们像我们其他人一样工作。)

Queer people are familiar with the tactic of blaming the victim. The example of AIDS is a clear one. When the epidemic began in this country, gay men who were infected were called “too promiscuous” and blamed for the disease, whereas heterosexual people (particularly those who contracted AIDS through blood transfusions or “cheating” husbands) were presented as “innocent” victims who did not deserve their fate. That reality has not changed sufficiently—a gay man who contracts AIDS through sexual contact will likely be blamed (“well, he should have known better by now”) for his circumstance. Discussions of black gay men on the “down low” continue to be dominated by a public discourse that simplistically vilifies men for not being safe enough to come out.

同性恋者们熟悉这种责怪受害者的策略。艾滋病的例子很明显。当这个疾病在这个国家开始流行时,被感染的男同性恋者被称为“过于淫乱”而被责怪要对这种疾病负责,而异性恋者(特别是那些通过输血或“欺骗”丈夫感染艾滋病的人)被称为“无辜”的受害者,不应遭受他们的命运。这种现实并没有发生足够的变化—一个通过性接触感染艾滋病的男同性恋者很可能会因为他的处境受到指责(“好吧,他现在应该更好的知道了”)。 关于“低下”的黑人同性恋者的讨论继续受到一种公共话语的支配,这种话语简单地诋毁了男人因为不够安全而不能出柜。

The conservative organization Focus on the Family made this very clear in a 1999 article, “Homosexuals Live Dangerously, Demand Protection.” The article stated that gay men “take sexual risks” and “live dangerously” and “then turn to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to take care of them.” Gay men were worse than other risk takers, according to the article, because “skydivers and balloonists never insist that the government set aside millions of dollars to pay for their accidents.”[3]

保守组织“集中关注家庭”在1999年的一篇文章“同性恋的生活是危险的,需要保护”中明确表达了这一点。文章指出男同性恋者“冒着性风险”和“危险地生活”,然后“转向健康与人类服务部照顾他们” 。据文章称,“同性恋者比其他冒险者更糟糕,因为跳伞运动员和气球运动员从未坚持政府拨出数百万美元来支付他们的意外费用。“[3]

The appeal of blaming the victim is clear. It abdicates society from responsibility and deflects it onto the individual. Rather than looking for the larger, harder solutions for AIDS (finding a cure or providing access to care for all people with AIDS [PWAs] until a cure is found or establishing universal health care) or for welfare (creating jobs or acknowledging that full employment will never happen and planning accordingly), it is much easier to blame PWAs or the poor for their own problems.

指责受害者的呼声的目的很明确。 它推卸了社会的责任,并将其转移到个人身上。比起寻找更大,更困难的艾滋病解决方案(找到治疗方法或为所有患有艾滋病的人提供护理[PWA],直到找到治疗方法或建立全民医疗保障)或福利(创造就业机会或承认完全就业将永远不会发生并相应地进行计划),将PWA或穷困归咎于受害者自己的问题要容易得多。

The LGBT community must advocate for a government that provides basic survival support for all of our members. We must realize that an injury to one is an injury to all. When we remain silent and allow society to determine who is and who is not deserving of help, we will inevitably be placed in the “undeserving” category.

LGBT社区必须支持一个为我们的所有成员提供基本生存支持的政府。 我们必须意识到,对一个人的伤害就是对所有人的伤害。当我们保持沉默并让社会确定谁是谁以及谁不应当被帮助时,我们将不可避免地被置于“不应当”的范畴中。

Replacing the State with the Church

将政府替换为教会

The religious right has the same response to both welfare and homosexuality: Accept Christ and all will be solved. Right-wing magazines and leaders who oppose any gay rights legislation repeatedly urge homosexuals to change their sexual orientation by joining their churches. Gay-conversion organizations like Exodus Ministries use language like, “there is hope for change through the power of God,”[4] when they try to “recruit” homosexuals into their organizations. Likewise, many political leaders have been arguing for years that welfare should be dismantled completely and replaced by private charities, such as churches. For example, in one article, “A Faith-Based Alternative to the Welfare State,” the right-wing Family Research Council makes the argument that “dependence on God obviates the need for dependence on the state.”[5]

宗教右派们对福利和同性恋都有同样的反应:接受基督,然后一切都将得到解决。反对任何同性恋权利立法的右翼杂志和领导人一再敦促同性恋者通过加入他们的教会来改变他们的性取向。像Exodus Ministries这样的同性恋转化组织使用的语言就像“通过上帝的力量有改变的希望”,[4]当他们试图将同性恋者“招募”到他们的组织中时。类似的是,许多政治领导者多年来一直争论说,福利应该被彻底摧毁,取而代之的是教会等私人慈善机构。例如,在一篇文章“福利国家的基于信仰的替代方案”中,右翼家庭研究委员会提出这样的论点:“依赖上帝就不需要依赖政府。”[5](剥夺基本人权,然后强迫穷人跪舔教会,呵呵,真是恶心啊。)

The immediate impact of the 1996 welfare reform upon queer people was not so different from the impact it had upon other low-income people. However, the next 15 years brought about welfare policies and programs that have had very distinct implications for queer people.

1996年的福利改革对同性恋者的直接影响与其对其他低收入人群的影响并没有太大差别。然而,接下来的15年带来的福利政策和项目对同性恋者有着非常明显的影响。

Marriage Promotion

促进婚姻

One major product of welfare reform was marriage promotion, such as programs like the “Healthy Marriage Initiative.” These programs include a range of provisions designed to encourage women on welfare to get and stay married: deducting money from welfare checks when mothers are living with men who are not the fathers of their children, providing extra cash bonuses to recipients who get married, offering relationship and marriage education classes, and increasing monthly welfare checks for married couples. Several provisions specifically target Latino and African American communities. These programs were widely criticized by women’s organizations concerned about victims of domestic violence. However, the silence from the mainstream LGBT movement was rather widespread. Apparently, the threat that such programs posed to low-income lesbians who cannot legally get married was not of concern to most of our national LGBT organizations, presumably because the lesbians in question were low-income, and thus not of concern to our national organizations. I believe that economic security is a right that should apply to all people—single or married—and coercing poor women to get married in order to be able to survive is ineffective and disgusting public policy. We must also ask to what extent the push for gay marriage aligns with conservative and neoliberal modes of marriage promotion that are about establishing security and benefits through coupledom, rather than through public assistance provided by the government. New York Governor Andrew Cuomo’s support of gay marriage coexists with his overall economic austerity plan, including his various attacks on public services.

福利改革的一个主要产品是促进婚姻,例如“健康婚姻倡议”等计划。这些计划包括一系列旨在鼓励领取福利的女性接受并维持婚姻的规定:当母亲与不是孩子的父亲同住时,从福利支票中扣除金钱,为已经结婚的受助人提供额外的现金奖励,提供关系和婚姻教育课程,并增加已婚夫妇的每月福利支票。一些条款专门针对拉美裔和非裔美国人社区。这些方案受到关注家庭暴力受害者的女性组织的广泛批评。然而,主流LGBT运动的沉默相当普遍。显然,这些项目对无法合法结婚的低收入女同性恋者所构成的威胁并未引起我们大多数的国家级别的LGBT组织的关注,大概是因为问题中的女同性恋者是低收入者,因此被我们的国家级别的LGBT组织关心。我认为,经济安全是一项权利,适用于所有人—单身或已婚—并且强迫贫穷妇女结婚以维持生存是无效和恶心的公共政策。我们还必须问,同性婚姻的推动在多大程度上与保守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促进婚姻模式保持一致,即通过耦合建立安全和利益,而不是通过政府提供的公共援助。纽约州州长Andrew Cuomo对同性婚姻的支持与他的整体经济紧缩计划共存,包括他对公共服务的各种攻击。(促进婚姻的本质是方便男人更好的利用核心家庭奴役女人,特别是穷困的女人。)

Fatherhood Initiatives

倡议父权

Various fatherhood initiatives are related to these programs. In 2006, Congress enacted a new program, “Grants For Healthy Marriage Promotion and Responsible Fatherhood,” authorizing grants of up to 50 million dollars per year for activities promoting “responsible fatherhood.” These programs have their roots in welfare reform, which allocated millions of dollars for things like “Responsible Fatherhood Programs” and “Partners for Fragile Families.” These programs targeted unemployed and underemployed noncustodial fathers with a range of services designed to force fathers to provide things such as child support and to undergo parenting instruction. As with marriage promotion programs, these programs raise the question of what happens to women, such as lesbian mothers (not to mention domestic violence victims), who do not want biological fathers involved in their children’s lives.

各种对父权的倡议与这些计划有关。 2006年,国会颁布了一项新计划,“为促进健康婚姻和负责任的父亲提供补助”,每年拨款高达5000万美元用于促进“负责任的父亲身份”的活动。这些计划的根源在于福利改革,这些改革分配了数百万美元用于 “负责任的父亲计划”和“脆弱家庭的合作伙伴”等项目。这些计划针对的是失业和未充分就业的非监护者父亲,为他们提供一系列服务,旨在强迫父亲提供诸如子女抚养费和接受父母教育等事情。与婚姻促进计划一样,这些计划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女性会发生什么,例如女同性恋母亲(更不用说家庭暴力受害者),她们不希望亲生父亲参与其子女的生活。(只补助臭男人?真是恶心的性别歧视啊。)

Charitable Choice

慈善选择

Created as part of PRA, “charitable choice” allowed government officials to purchase social services from religious providers using TANF, Welfare to Work, and other funds. In 2009 under President Obama, it became the White House Office of Faith-Based and Neighborhood Partnerships.

作为PRA的一部分,“慈善选择”允许政府官员使用TANF,工作福利和其他资金从宗教提供者那里购买社会服务。 2009年,在奥巴马总统任期内,它成为了白宫基本信仰和邻里伙伴关系办公室。

Many have voiced concern that charitable choice blurs the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Critics argue that federal financial support of churches creates the potential for the biased funding of groups affiliated with a particular religious denomination. Issues of proselytizing to clients and discriminatory hiring policies have already led to lawsuits. For queer people, the concerns should be obvious. Although there are many religious communities and organizations that are welcoming to LGBT people, many other American religious institutions (particularly those large enough to secure government funding) have a long history of intolerance of homosexuality. The prospect of having to seek help at a church where they feel unwelcome is enough to prevent many low-income queers from accessing needed services. This is an issue that should be of concern to all LGBT people, regardless of their income bracket.

许多人表示担心慈善选择会模糊政教分离。 批评者认为,联邦政府对教会的财政支持可能会导致对与特定宗教派别有关联的团体的偏见。 向客户传教的问题和歧视性招聘政策已导致诉讼。 对于同性恋者来说,问题应该是显而易见的。 虽然有许多宗教团体和组织欢迎LGBT人群,但许多其他美国宗教机构(特别是那些达到足以获得政府资助的机构)有着长期的不容忍同性恋的历史。 不得不在他们感到不受欢迎的教堂寻求帮助的前景足以阻止许多低收入的同性恋者获得所需的服务。这是一个应该引起所有LGBT人群关注的问题,无论他们的收入水平如何。

Abstinence Only

仅限禁欲

When PRA passed in 1996, it allocated 50 million dollars per year over a five-year period for state abstinence-only education programs. In 2002, Congress voted to extend funding for these programs. Abstinence-only education programs (which are also funded by other federal programs, in addition to using welfare money) teach young people in schools that abstinence from sexual activity until marriage is the expected norm in this country. These programs teach that sexual expression outside of marriage will have harmful social, mental, and physical consequences, and that abstinence is the only way to avoid 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s and unwanted pregnancy. These programs are not allowed to include discussion of the proper use of contraception, including condoms, as a way to reduce the risk of contracting HIV or other 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s. Only failure rates of condoms can be discussed in these programs. These programs also leave out vital information about safe sex practices, sexual orientation, and abortion, as well as lacking education and socialization that would empower young people to live out their values and ideals in sexual relationships. Every reputable sexuality education organization and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have denounced abstinence-only education. The implications for queer people should be self-evident. When queer sexuality is, by definition, taking place outside of marriage, what message are these programs teaching our young people about themselves and their desires? When condom use is being dismissed as both immoral and ineffective, how many new cases of HIV are these programs responsible for?

当PRA于1996年通过时,它在五年期间每年拨出5000万美元用于州禁欲教育计划。 2002年,国会投票决定为这些计划增加资金。仅限禁欲的教育计划(除了使用福利金之外,还由其他联邦计划资助)教育学校的年轻人禁止性活动,直到婚姻,这是这个国家所期望的规范。这些计划教导婚外性行为会产生有害的社会,心理和身体后果,禁欲是避免性传播疾病和意外怀孕的唯一途径。这些计划不允许包括正确使用避孕措施的讨论,包括使用避孕套以减少感染艾滋病毒或其他性传播疾病的风险。在这些计划中只能讨论安全套的失败率。这些计划还遗漏了关于安全性行为,性取向和堕胎的重要信息,以及缺乏教育和社会化使年轻人能够在性关系中实现自己的价值观和理想。每个声誉良好的性教育组织和美国医学协会都谴责禁欲教育。对同性恋者的影响应该是不言而喻的。根据定义,当同性恋在婚姻之外发生时,这些节目教导我们的年轻人关于他们自己和他们的欲望的信息是什么?当安全套的使用被认为是不道德和无效的时候,这些计划需要负责的艾滋病病例有多少?(告诉你们这些傻逼右派,禁欲就是奴役,自愿的性行为是基本人权!)

Moving Forward

前进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or not poor people are entitled to government support has been debated in this country since its founding. The debate about who deserves help (and what kind, and how) is not over, even with the PRA’s dismantling of previous welfare policies. As we face reauthorization of welfare reform and engage in public policy debates about the social safety net in general, it is crucial that LGBT organizations get involved in the debates. To ignore these discussions, on the premise that they are not “gay issues,” is to assume that all LGBT people are middle class, which is simply not so. It also assumes that these policy debates have no implications for middle-class or affluent queer people. But looking at the tactics and results of the right’s attacks on poor people and queer people should make clear that welfare policy is indeed a queer issue—one that we can no longer afford to sit out.

自成立以来,这个国家一直在讨论穷人是否有权获得政府支持的问题。关于谁应该得到帮助(以及什么样的,如何)的争论还没有结束,即使PRA拆毁了以前的福利政策。当我们面临福利改革的重新授权并参与有关社会安全网的公共政策辩论时,LGBT组织参与辩论是至关重要的。忽视这些讨论,在不是“同性恋议题”的前提下,假设所有LGBT人群都是中产阶级,而事实并非如此。 它还假设这些政策辩论对中产阶级或富裕的同性恋者没有任何影响。 但是,看看右派们对穷人和同性恋者的攻击的策略和结果应该明确的表明了,福利政策确实是一个同性恋议题 – 我们再也不能坐视不管了。

Common Ground: The Queerness of Welfare Policy

以资本主义哈巴狗Lynx Evil为例,批判资本主义的种种洗脑狗屁

我曾经和Lynx Evil是很好的朋友,但我后来实在受不了他的资本主义狗屁,从而最终和他闹翻(事实上是他先察觉到了这点然后主动和我闹翻的),而他的资本主义狗屁呢,很有代表性,是资本主义哈巴狗洗脑的常见说辞,此外,我也厌倦了总是跟在他屁股后面反驳他那重复了无数次的狗屁了,所以,我今天写一篇专门的批判文章作为了结。

狗屁1:社會主義者的「新語」,姑且說來當笑話聽聽: 「創立企業就是製造失業」、 「支付工資就是侵吞剝削」、 「公平交易就是欺凌壓搾」。

https://twitter.com/LynxEvil/status/1021734409106382848

反驳:社会主义说资本主义制造失业,说的是资本主义为了控制工人和压低工资故意制造失业大军,而他故意偷换为“创立企业”,呵呵;而侵吞剥削,说的就是老板们剥削了工人们的剩余价值,支付的工资不过是工人创造的价值的一部分而已;至于“公平交易”,呵呵,你都剥削剩余价值了,还算个屁的公平交易啊?顺便说一句,《1984》的作者奥威尔是社会主义者哦,他自己亲口说是社会民主主义者(democratic socialist)哦:介绍著名社会民主主义者George Orwell(乔治奥威尔)

狗屁2:

反驳:大致翻译一下大意,他认为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指责是在指责人自利,对不起,社会主义者没这么无聊,从马克思开始社会主义者就是在指责资本主义践踏人权,独裁专制(老板们在公司独裁专制),主张经济民主,什么时候指责过自利了?真是可笑。

狗屁3:

反驳:这哈巴狗说什么房东有房也不出租是因为不是“自由市场”,呵呵,会初中数学的人应该都记得吧,计算利润最大化的题目,要用到二次函数(抛物线)的,最终计算结果无论如何,定价都不可能是成本值的,而必然要比成本值高很多,如此才能实现利润最大化,特别是住房这类具有天然垄断特性的基本人权商品,价格被炒卖得极高也会有不少人买,因为买不起也得买,而他反对价格管制 ,结果?看看中国就知道了,呵呵。顺便,他认为是“自由市场”的瑞典是严格管制地价和房价的:茉莉:瑞典和中国住房政策之比较

狗屁4:玩過音樂椅的小朋友都知道,
當少了一張椅子,就會發生搶奪,
當少了兩張椅子,搶奪會更劇烈。

當供應滿足不了需求,就會有人搶。
這就是競爭。

要是有人和你說世界不需要競爭,這個人很可能是白痴,更可能是騙子。

https://plus.google.com/+LynxEvil/posts/WHgjpPhwFqD

反驳:资本主义哈巴狗眼里的供需是神圣的,超自然的,不可能被人的活动所影响的,所以他们才会否认这样一个事实:供需本身就是人为操纵洗脑的结果,例如市场营销制造虚假需求(网红食品,钻戒神话等等),例如垄断房地产然后抬价,例如制造失业大军以压低工资和控制工人,那么,既然供需是人为操纵洗脑的结果,那么竞争也同样是人为操纵洗脑的结果,例如共匪极权独裁下有人为了一块钱大打出手,资本主义哈巴狗会认为这是没问题的,而社会主义者则会指出这是共匪极权独裁人为造成的!

狗屁5:Sanders 還是退出民主黨吧。 你們這些看不慣 centrists 的左派去組個 社會主義黨 呀!

https://twitter.com/LynxEvil/status/1021787097030696961

反驳:美国的选举制度是最高票当选制,简单来说就是赢者通吃,取得相对多数的政党占有全部议席,51:49=100:0,在这种制度下,小党派根本就活不下去,而刚成立的政党一开始肯定不会是大党,所以,成立政党也没屁用。

狗屁6:支持 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1/2

https://twitter.com/LynxEvil/status/1021709244750618625

反驳:哈耶克和弗里德曼支持福利制度?恰恰相反:“哈耶克雖然強調經濟自由但卻對政治自由不夠重視,甚至反對將政治慘與擴大到社會中下層,在他的《通往奴役之路》中說:「民主本質上紙是一種手段,一種保障國內安定和個人自由的實用措施。它本身絕不是一貫正確和可靠無疑的。我們絕不能忘記,在一個專制統治下往往比在某些民主制度下存在更多文化和精神自由——至少可以想像一個高度同質化和教條的多數民主政府其統治的壓迫程度,或許並不亞於最壞的獨裁統治。」這洋的思想傾向使得他對皮諾切特薩拉查佛朗哥等右翼獨裁者持贊賞態度,[90]南非種族隔離制度辯護,[91]甚至將《自由憲章》贈送給薩拉查並附言:妳看了我這本書,妳就知道怎麼對付那些喜歡講民主的人了。[90][92]”“我无法理解,哈氏可以一边无视军政府做出每天把人从街上抓走投进大海这种严重侵犯个人自由的恶行,一边却可以大言不惭地说出”(智利军政府统治下)个人自由比民主制度下更安全”这等瞎话。这种无视经济自由同个人自由在智利发生的分裂,睁眼说瞎话的本领我赵日天也是服。哈耶克一直致力于对”共产主义限制自由导致极权”口诛笔伐,然而,为了一部分人的自由就需要去剥夺另一部分人的自由乃至生命?呵呵呵,作为一个学者,哈大师满嘴跑火车的本领比起政客来也是不遑多让。”虽然傅利曼鼓励中国官员推动痛苦而不受欢迎的自由市场政策几个月后就发生屠杀事件,但他从未「为提供建议给一个如此邪恶的政府,面对像雪崩般的抗议」。和以前一样,他不认为他提供的建议,与执行它所需要的暴力有任何关联。尽管谴责中国使用镇压,傅利曼仍继续以中国当作「自由市场的安排能有效促进繁荣与自由」的例子。“在同一时期的中国,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背后的势力辗过天安门广场上的民主,震撼与恐怖开启了现代史上获利最丰厚也最长久的投资热潮。又一个在屠杀中诞生的奇迹

聊聊芝加哥学派和他们的信徒们的无耻以及新自由主义的阴谋(更新)

芝加哥哈巴狗们就是一群纳粹而已,铅笔纳粹社不过是说出了他们在欧美没敢说出的真心话罢了,皮诺切特有UBI政策吗?邓坦克有UBI政策吗?呵呵。

狗屁7:強制性的 利他法律/規則 是不切實際和不現實的。

https://twitter.com/LynxEvil/status/1021627976490864640

反驳:社会主义主张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反对压迫,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什么时候要人强制利他了?别告诉我反对剥削压迫叫做强制利他,那么反对独裁也是强制利他了,白痴!哦,当然有强制利他的制度,就是亲爱的资本主义,老板们对员工进行洗脑奴化,强迫员工为了公司奉献牺牲:军训公司“向钱看”:暴力与奴化如何承包青

狗屁8:搞罷工是驅使僱主去其他國家僱用低技術勞工, 和用自動化取代低技術勞工的最有效方法. 這些 DSA 白痴們專門和 低技術勞工 過不去. 底特律 今時今日的經濟困境, 就是這些白痴工會製造出來的.

https://twitter.com/LynxEvil/status/1021620958963150850

反驳:呵呵,这傻逼知道DSA才多少人吗?在唐纳德希特勒上台之前,DSA成员不过几千,这几千人是神仙吗?能赶走你亲爱的公司们?美国公司工会入会率算上公共部门才百分之十几,和北欧的平均70%完全没得比,你还无耻的臭骂工会?你亲爱的公司老板们无耻的跑来中国竟次(比烂),而按照你的逻辑,这是因为美国工人不肯当中国的血汗奴工,不肯被剥削压榨奴役虐待,这和五毛狗嘴里的“六四示威者被镇压是因为他们自己要上街”有什么不同?

至于无耻的新自由主义是如何制造了工人们的灾难的,看这篇:Toward an Economic Justice Agenda(迈向经济正义的议程)

狗屁9:看到一堆社會主義者說 警察 是國家恐怖主義的權力機構 power architecture, 那不如取消掉 警察 吧. 社會主義者真係講嘢唔經大腦. 沒有警察靠什麼來維持治安呢? 靠全民擁槍嗎? 這不正正是 NRA 和 GOP 的主張嗎?

https://twitter.com/LynxEvil/status/1021616277310369798

反驳:又在制造稻草人,现在的警察制度本身就是为了镇压工人运动而设置的,的确是国家恐怖主义机构,有什么问题?把指责现在的警察制度等同于完全不要警察,和把批评独裁政权等同于无政府主义有什么区别?狗屁逻辑。

狗屁10:很多年青人完全不知道社會主義是多麼可怕。 我來自香港,我親眼目睹過社會主義經濟模式的恐怖。 請記住這3點 ①沒有私人公司 ②沒有財產權 ③沒有自由市場 查一查看1949 – 1976年的中國歷史,主張社會主義的都是要建造通往饑鬼地獄的奴役之路。

https://twitter.com/LynxEvil/status/1021596027533459456

反驳:共匪是抄袭自斯大林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社会主义主张的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毛贼中国和苏联有哪一个了?既然都没有,凭什么说是社会主义?至于后面的,呵呵,没有私人独裁公司,有公有民主合作公司;没有私人财产(对生产资料和资本的私人独裁占有),有个人财产(生活资料,消费品之类);没有自由市场,当然,狗屁自由市场是老板们自由的胡作非为四处比烂剥削压迫洗脑奴役官商勾结的市场,这种“自由市场”当然还是没有比较好,呵呵。

狗屁11:

反驳:鉴于这白痴把纳粹当资本主义,还鼓吹把人当成劳动力商品肆意买卖没问题,那么我就直接贴一篇分析纳粹如何与私企勾结的文章吧:“最后,正如这篇论文已表明的那样,纳粹并没有发明一个经济模式。他们的剥削方法并不比资本主义强迫人类充当劳动力商品更为恶劣。纳粹分子完满地实现了神圣的竞争、灵活性和生产率的三位一体,这也是我们的“后工业家们”最心爱的三位一体。推行到疯狂极限的纳粹制度正确无误地表明,此乃逻辑的必然。”法西斯主义与资本主义:大企业如何从希特勒的兴起中获得巨额利润的

狗屁12:找一堆又蹭福利又逃稅避稅的中國人去瑞典,就能捅破這種靠限制移民的福利國家的福利神話。

https://twitter.com/LynxEvil/status/1020947290603773953

反驳:按照这种傻缺逻辑,瑞典人天生不蹭福利不逃税,中国人天生逃税,嗯,真是种族主义啊,知道瑞典人曾经是维京海盗吗?呵呵。

狗屁13:2000年,奥巴馬連參加民主黨大會都没資格。 2008年,奥巴馬被提名總統候選人。 一個人不努力等運到等政府分配是不可能成功的。

https://twitter.com/LynxEvil/status/1020875040424726528

反驳:原来美国黑人都能成为奥巴马,呵呵,这么说中国人也都能成为周永康(周是平民出身)了。

狗屁14:

反驳:保障就业?哈哈哈哈,你亲爱的资本主义本身就是建立在对工人的剥削压迫上的,为了做到这点,老板们必然会制造失业大军以压低工资和控制工人,你指望靠跪舔所谓的中小企业解决问题?哈哈哈哈,你以为中小企业就不剥削压迫?中小企业的老板就是傻逼,会主动让自己沦落到跪舔工人的地步?而且你亲爱的中小企业在大企业的资本攻击面前屁都不是,呵呵。

狗屁15:這對 Trans 真是一個壞消息。 TERF 和 男權社會都會用這個極端案例來反平權,就像社會主義者用違反自由市場的事來反對自由市場。

https://twitter.com/LynxEvil/status/1020484690279403520

反驳:社会主义者反对的是资本主义本身,对你的狗屁自由市场毫无兴趣,事实是你的狗屁自由市场纯粹是拿来洗脑欺骗的狗屎而已,当然,你的定义是血汗工厂的奴工是自由的,呵呵,滚去问问那些工人如果有其他选择会不会待在血汗工厂吧!

狗屁16(他转推认同的):资本主义没有原罪,威权专制,蔑视人权,反智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有。 不要把法西斯,极右,专制的恶果说成是资本家压迫人民。

https://twitter.com/Hana_Kosuzu/status/1020370452697485315

反驳:资本主义哈巴狗们大概读的都是火星历史,滚去看看《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滚去看看血腥的圈地运动,滚去看看资本家们为了争夺市场和原材料而发动的种种殖民战争以及两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虐杀了十多亿人!资本主义的核心是利润至上,而且老板们专制独裁不受控制,那么必然会为了利润戕害人权,所以资本主义的本质就是践踏人权的,并且无法和民主兼容,笨蛋。

狗屁17:一個人的膚色並不決定一個人的成就,但一個人的性格往往就決定了際遇,決定了命運。
黑人群體的文化更是這樣,把自己的失敗動不動就歸咎於別人是種族歧視,歸咎於家貧,歸咎於各種各樣社會因素,絕不可能在競爭中獲勝。

https://plus.google.com/+LynxEvil/posts/4vsmiLppH9r

反驳:原来种族歧视和贫困压迫是不存在的吗?恶心,滚去好好看看:“民权运动之后,美国黑人们得到了投票权,但是共和党和他们的极右纳粹垃圾支持者们并不会就此停手,他们一边推行新自由主义削减福利活活饿死病死冻死穷黑人,削减教育经费剥夺黑人的受教育的基本人权,一边以“法律和秩序”的名义进行狗屁“反毒战争”,以打击毒品的名义,一边故意向无助绝望的穷人兜售毒品(为此美国政府和哥伦比亚毒贩民兵组织勾结,在哥伦比亚造成几百万死亡),一边以反毒战争的名义肆意抓捕迫害黑人和拉丁裔,随意搜查抢掠黑人的个人财产,然后把黑人扔进监狱当监狱奴工。在美国,有很多外包给私人的监狱,其中囚犯被强迫劳动,而监狱的老板们则无耻的压榨着剩余价值。”(我在监狱里阅读了《新吉姆克劳》。这改变了我的生活)I read The New Jim Crow in jail. It changed my life

狗屁18:(暂时找不到链接)有社会主义攻击资本主义者主张小政府的本质是不要政府,但经济学早就否定了无政府的可能性,资本主义者不会主张无政府。

反驳:这傻逼看来真是不知道自由意志主义和其衍生的无政府资本主义是什么东西:而無政府資本主義則反對全部的稅賦,排斥任何政府提供的保護服務,主張那是不必要的。他們希望政府遠離司法和保護的服務,認為這些服務應該由私人團體所進行。無政府資本主義者主張,小政府主義者讓政府壟斷保護的服務,將造成政府能以此制定一切不合實際的限制,而強迫在任何方面建立制度化的體制都將會產生不良後果。

除了一些真正的無政府主義和正統的客觀主義者,無政府資本主義和小政府主義在政治立場上的差異往往難以分辨,因為兩者都視現行的政府權力過大。一些自由意志主義哲學家,如Tibor R. Machan便表示:或許正確的來說,無政府資本主義和小政府主義之間是沒有矛盾的。

来源:自由意志主義

铅笔纳粹社和他们的祖师爷奥地利学派就是自由意志主义,呵呵。

这些无耻的纳粹狗屁他之前和我重复过很多次,试图把我变成资本主义的支持者,结果……..结果成功把我恶心成社会主义者了,哈哈哈哈!我没有这样的朋友,我和你是敌人,ev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