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忘了2018,我也没有活着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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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 | 阿永 萨满

文案 | 木匠

美编 | 太子豹

微信编辑 | 侯丽

热爱的被摧毁,坚守的被侮辱,认可的被边缘,灵魂渗血,喃喃自语,焦灼恐惧,如果要继续活下去,是不是得学会遗忘?

我要忘了2018。

  忘了因为“两句真话”被跨省追捕的谭秦东,忘了为什么说真话及如何说真话;忘了被贺建奎篡改基因的两个小女孩,忘了科学曾是为了人类的爱与幸福服务;忘了贺建奎打着为人类抵御艾滋病毒的旗号却采用没有必要的基因编辑方案,忘了如何免疫钱和权的腐蚀;忘了无数孩子曾接种长生生物和武汉科技的百日破问题疫苗,忘了如何规范监管攸关生命的商业行为和市场主体;忘了室内装修超标的甲醛浓度与白血病患病率的关联。

  忘了盲目追求经济效益暴力征收集体用地疯狂生长化工企业的小县城;忘了P2P平台的老板卷了无数人的家底跑路了,忘了人们走投无路还要噤若寒蝉;忘了发表异见被肢解的沙特记者和沙特王室的权力厮杀。

  忘了滴滴的“性别社交”、印象标签和麻木冷漠助力了无望的男人对世界的复仇,忘了遭受性侵犯的TA们难以靠法律途径寻求正义反复揭开伤口向公众诉说为了让拥有社会资本的施暴者付出代价让潜在迫害者退却;忘了TA们在家庭、工厂、公交车、地铁、导师办公室、中年男人酒桌、田调的草丛和村落、公益徒步的山区和野外、远离红尘的宝刹面临的恐惧和伤害。

  忘了二百年前的马克思,忘了五月风暴,忘了刻写在心里解放一切人的理想社会图景;忘了呐喊与失语,忘了焦灼与麻木,忘了正义与不公,忘了消失的烈火和人们,忘了攥起的拳头和锤碎的镜子,忘了深夜的恸哭和胸中的低吼,忘了奥斯维辛,忘了集体和个人,忘了历史,忘了真相,忘了爱,忘了生活,忘了过去,忘了2018,忘了共同体,忘了你、我、TA。

  我忘了,忘了如果忘了,我也没有活着的理由。

http://www.wyzxwk.com/Article/shidai/2018/12/397636.html

习近平家族香港藏匿资产曝光

习在上台后开展了大规模的“反腐”运动,一大批高官下马,这也一度使部分民众对习政权产生了幻想。被曝光的资产再一次证明,习的反腐运动不过是权力斗争的一个幌子而已。

肇维 中国劳工论坛

据香港媒体《苹果日报》近日披露,习近平家族在香港坐拥着价值六亿港元的房产,这些财产都归于习近平的外甥女和亲姐姐名下。不过这仍然只是习近平家族资产的一小部分。根据彭博社在2012年的调查,当时习家族总资产大约有30亿港元。而相比于整个中共统治集团,这也只是冰山一角。

在中共的独裁资本主义下,诞生出的是一个个以“红色贵族”家族为核心的系统性贪腐网络,而习近平家族也毫不例外。中共的统治中心本身就是一个富豪集团。习近平上台之后采取空前的政治打压,镇压抗争工人、自由派律师以及其他反抗行动,强化社会控制,正是为了维护这个用来谋取、保护和隐瞒巨额财富的独裁制度。

习家族成员建立各自的公司,利用在政权内的权力地位和人脉来进行牟利。习的两个姐夫都利用家族关系插手国有公司业务,以此来获得巨额的经济利润。如其二姐夫吴龙,利用家族关系,短短几年间就和中国移动定下好几亿的订单,他创立的小公司利润曾一度击败摩托罗拉公司。

打了苍蝇,放过老虎

习在上台后开展了大规模的“反腐”运动,一大批高官下马,这也一度使部分民众对习政权产生了幻想。被曝光的资产再一次证明,习的反腐运动不过是权力斗争的一个幌子而已。对比习政权大力宣扬的“打掉老虎”的周永康贪污案(一亿元资产来源不明),习家族自己藏匿的财产就已经是这个所谓的反腐里程碑的数十倍。

中共和习近平迟迟不愿意实行官员财产公示申报制度。要求公开官员财产的抗议者则被逮捕,甚至被扣上“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原因之一正是因为这种家族式权力寻租也正是习和其盟友的常态。

中共统治精英依靠专制统治掠夺巨额财富,那些在政府支持的基建狂潮中大赚特赚的大型国有企业以及垄断企业多数也都与红色家族有关,而普通群众的生活依然恶劣,贫富差距极度严重。即便按照低得超乎想像的官方贫困线(年收入2300元),中国也仍有3000万贫困人口。

社会主义者要求没收红色家族的资产,并将银行和大企业收归民主公营,将劳动群众创造的财富用于大幅改善公共服务和保障,为劳动者提供免费的住房、教育和医疗。

习近平家族香港藏匿资产曝光

批判消费主义

消费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一个分身,可以说影响了这世界上几乎所有人,而且不是什么好的影响。在消费主义之下,你的消费并不是自己的选择,而是被媒体洗脑和同龄人压力逼迫的结果,你消费的不是自己所需要的产品和服务,而是被制造出来的虚假需求。

现在就让我们看看一些消费主义案例及其批判吧:

“自杀式消费”:90后人均负债12万,这届年轻人真敢穷

整整两天两夜,她不吃不喝不睡,在今年双十一抢了51件日化用品、32件衣服鞋帽、27份零食、17款美妆、9支口红、6件电器、4个包以及2箱减肥药……共计148个订单。48小时内,她不眠不休地花了2万多块钱。这个数字,相当于她三个月工资。

每次在商场的试衣镜前偷偷看吊牌上的价格时,晓文都会想起那句职场箴言:你消费了什么就代表你是谁。于是买,买,买。喝水要用迷你速热茶吧机,2000块。大牌包包买不起,上网租,每月1800。如影随形的,是越来越大的债务窟窿——两份网贷,三张信用卡,借呗花呗,分期白条。

升级的生活她憧憬过,可降级的生活她不敢想。在涨薪速度远远赶不上涨价、涨租和消费欲望增长时,她陷入一种被称作“自杀式消费”的死循环。

根据融360发布的消费调查数据,90后在借贷市场上的占比高达49.31%,在亚洲同龄人中排第一。不仅如此,这其中有28.57%的人使用消费贷款,就是为了偿还其他贷款。“办公室里三代人,70后存钱,80后投资,90后负债。而90后的父母在替孩子还贷。”这是一句戏谑,也是一个普遍性真相。

脏脏包批判:脏脏包就是一种典型的消费主义造物,包括其他网红食品、网红店都是。它们有两个鲜明特点:第一交换价值虚高,通俗讲就是,贵(从其原料成本和劳动力所需来看);第二是使用价值低,通俗讲就是“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好吃”或者更简单一点“既然卖到了这个价钱,那就应该更好吃一些啊”。这些产品提供的只是一种符号价值。

一些学者提出了需求经济学的主张,主要研究人们根据自己的真实需要而主动选择对产品的需求和消费;以此衍伸出了“欲求经济学”的理论:欲求经济学研究的领域是人们对产品的需求和消费不是真实的、自愿的和主动的,而是虚假的+胁迫的和被动的。即人已经被自身之外的某种强制力或心理暗示——如媒介的广告、社交媒体的软文、网络意见领袖的示范、他人体验甚至于虚假宣传等。总而言之这种需求不是来自于商品的真实需求,而是一种“欲望营造”的结果。就像你想买脏脏包不是想吃巧克力粉配面包,而是觉得现在怎么这么火,到处都在买、全网都在讨论、身边人都在买——我也买一个尝尝呗,这就落入了消费主义的陷阱。

鲍德里亚认为,当消费者要从这一产品或服务中获得差别的感受时,就要为这种感受支付差别溢价 ( difference premium) ,也就是消费者为了享受差别等观念而支付的数额。这个差别的感受,来源于符号的不同,因此这个溢价就是“符号价值”。

因此,我们来对上文的内容做一个总结,上面先后探讨了消费主义的三大内涵:第一,消费主义异化的商品交换过程中,消费者们更看重商品的符号价值而非其本身的价值,也因此商品的交换价值远高于其真正的使用价值和价值,这是购买象征意义的代价。第二,消费的需求并非其需要(needs),而是通过广告、大众媒介、他人示范等手段被创造出来的欲望——想要(wants)。第三,消费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建构了新型社会关系和社会权力。

法兰克福学派代表理论家指出,因为符合客观经济规律(有利可图),符号价值的培育得到了生产者、商家、媒体、广告主的积极响应,他们不断创造新的符号意义,使人们陷入不断膨胀、不断更新的消费欲望中,最终使消费产品市场也不断扩大、获得更多的利润。这些左翼学者们讲这种符号的创造与培育,定义为资产阶级的文化霸权。因为这种扩大也是在社会文化权力的控制下产生与进行的,大众传媒和广告业或者社交网络的营销号无非就是资本培育下的文化权力的承载者。消费者在这样的权力控制下,长期浸淫在符号意义的心理暗示与洗脑中,不断被种种媒体广告、APP促销、网红博主示范所吸引,最终完成了消费行为。资本权力与文化权力互相交织、互相影响,又由科技引发的传播革命一同助力,消费主义时代的狂欢,自然愈演愈烈。

消费主义在中国是如何崛起的:短短几十年的时间,中国就从一个“苦行者社会”蜕变为一个“消费者社会”。近日的中国社会如历史学者葛凯所描述的:“满街的豪华轿车,衣着时尚的中国人,无处不在的广告填满了城市的各个角落,大大小小的百货大楼和零售商店几乎让人们分辨不出各条街道之间的区别。”正如著名作家余华所言,“历史的差距让一个中国人只需四十年就经历了欧洲四百年的动荡万变”。

国家默认消费主义的兴起,其实是在用居民追求生活质量的改善来换取其政治让渡。“崛起中的消费主义其直接功能是容纳和消解日常生活的焦虑,以便将集体关注导向消费欲望。”也就是说,之所以国家鼓励消费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一是为了获得新的政治合法性以维护政治稳定,二是促进消费驱动型经济增长。

佛系青年:低欲望,就能逃离消费主义社会么?就消费环节而言,资本担忧的不是社会充满欲望或欲望过剩,而是缺乏欲望或低欲望。这一点是资本的梦魇,是其恐惧之所在,所以资本从一开始就要刺激欲望甚至生产欲望。整个资本体系在这个意义上无异于一台日益加速的“欲望机器”。刺激消费正是这一逻辑的展现。因此,消费主义之消费貌似一种个人权利或个人享受,其实是一种社会义务,是消费社会暗中强加的一种以权利形式出现的义务。社会成员被消费主义编码为所谓的“消费者”,同时社会则被构造为所谓的“消费社会”。

消费主义把一切事物、活动与关系都纳入消费框架中来衡量其存在的意义:能够消费或被消费则有意义,不能消费或被消费则无意义。消费天经地义,不消费自惭形秽。你没有权利不消费,正如你没有权利不幸福。消费直接关乎你的生存状态。这就是消费主义的基本逻辑。

因此,对于资本来讲,消费不仅可用来谋利,而且可用来控制。也就是说,在不断刺激消费以逐利的同时,资本把消费变成了一种吸纳、规训或控制整个社会生活的手段。这种意义上的消费已经完全沦为资本游戏的牺牲品,与其说是满足消费者之需要,不如说是满足资本操纵消费者的需要。消费不足因此伴随着财富丰裕而成为常态。

消費主義的問題:消費主義可能會造成公民社会的消逝。因為消費主義的基本意識形態是市場關係,也就是在所有的人際關係中,被市場意識滲透,而市場邏輯成為指導原則。例如,在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下,大規模私有化讓許多財貨都落入私人企業手中,而一般人要透過消費才可以獲得這些產品或服務。但公民的概念中,有許多權利,例如健保制度,是人人生而有之的。換句話說,不論貧窮或富有都享有同等待遇。然而在新自由主義的消費導向社會中,這些公民的基本權利變成需要透過消費所獲得,一般人必須要是積極的消費者,才能是好的公民。如此一來,便排除了經濟上弱勢的中下階層民眾。此外,消費社會中的企業可能透過各種手段,例如選舉資助、政治献金,而對政治造成影響,例如形成壓力團體,迫使立法機關做出對企業有利的立法,但卻不一定符合人民的利益。

中共正加强打压左翼学生社团

从去年年底的广东毛派读书会事件以来,可以看出习近平打压左翼青年已经成为一个趋势。

中国劳工论坛   报导

自佳士工人斗争以来,特别是8月24日全国抓捕行动之后,中国多所大学的左翼学生社团受到打压,包括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语言大学、西安理工大学、山西中北大学等等。此外,再有十多名佳士声援团青年被警方绑架,其中五人是北大学生!佳士工人声援团在声明中揭露,“北大校方默许警方绑架,这是高校打压进步学生和左翼社团的又一罪状。”

这是一场极为重要的事件。在中国青年和工人广泛的激进化下,部份毛左学生和年轻人在工人待遇、性骚扰和国家镇压等议题上,与中共当局变得比以前对立。因此,年轻人过去未被政权视为威胁,但现在受到猛烈打压。

镇压大学左翼社团显然是针对佳士工人斗争,受打压的社团往往有成员曾前往深圳声援。中共政权试图全面打击中国的左翼青年力量和反抗思想。如一名只是转发了佳士斗争消息便受到校方处分的学生所说:“校方真正的企图绝不是针对我一个人,而是要通过整人的方式向所有关注和支持佳士工人斗争的同学们以震慑!”校方暗中禁止老师担任社团“指导老师”,试图以此取缔这些社团(强制学生社团必须有“指导老师”也是监控学生活动的措施)。在网络和社交媒体上揭露这些事件的学生也受到威胁警告。西安理工大学称该校的一个左翼社团“思涌学社”是“非法社团”,要求它交出成员名单、活动资料和资金来源,并在学生的讨论群组中抹黑它是一个诈骗组织。

更恶劣的是,有社团成员受到校方、警察和黑社会的暴力袭击。9月27日,北科大“齐民学社”社长张德旺因在网络上抗议校方打压该社团,被勒令休学并被跟踪。张德旺和闻讯而来的10多名声援学生遭到保安的围堵、辱骂和殴打。张德旺报警后反被警方掳走,并被没收了手机。该社团有成员被警告,如果不退出就无法拿到奖学金。自10月底开始,南大“马克思主义阅读研究会”成员接连数日在学校行政楼外抗议,要求与校党委书记见面。

11月1日,6名抗议学生在数名校方领导的面前被学校保安和黑社会围攻,抗议横幅和传单被撕毁,而且一名学生在被拖入行政楼会议室后仍然继续受到殴打。这一切都说明这是校方高层或者政府的命令。各地大学一致采取类似的打压措施,说明这是继8月24日之后中央政府的又一次全国镇压。正如社会主义者过去一再强调的,习近平政府不仅镇压自由派,也会镇压左翼力量,因为现在的中共政权是建立在资本主义主义制度之上,而且它本身就是一个富豪集团。自由派对现行制度的攻击非常“温和”、非常有限,而左翼力量则有可能鼓动工人阶级发起严重得多的挑战,彻底改变中国。

显然是在政府直接或间接的授意之下,学校官僚甚至采取了一些更加荒谬的措施。人民大学一名学生在8月前往广东打工时被克扣工资。他向工厂资方索要欠薪,而得知此事的班主任竟然称“与老板对抗”是“犯罪”,要求他放弃工资立即离开,并要求他每日汇报所在位置。后来他又因转发佳士斗争的资讯被校方列入重点监控的“黑名单”。仅该学生所在学院的黑名单就有12人。在黑名单上不仅有曾声援佳士工人的学生,亦有年初公开反对性骚扰的学生。南京大学则曾突然暂停全校所有社团的运作(即便是普通的兴趣团体也未能幸免),要求它们在3日内提交详细的成员名单、主要成员履历和活动报告,否则可能会被取缔,结果造成更广泛的不满。可见佳士斗争和年轻人的激进化令独裁政权和听命于它的学校官僚成了惊弓之鸟,疯狂地扩大打击范围。中共害怕未来会爆发大规模的学生和青年运动,因此想先发制人。但如社会主义者过去所说,这只会推动更多年轻人政治化和激进化。

学生在网络上和校园里的抗议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例如北大和北科大至少已经暂停了取缔左翼社团的行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打压和斗争的结束,南大就是一个例子。从去年年底的广东毛派读书会事件以来,可以看出习近平打压左翼青年已经成为一个趋势。即便现在获准继续运作的社团也很可能受到更加严厉的控制和监视。要想抵挡习近平的专制镇压攻势,争取全面的民主权利和社会主义替代方案,左翼需要围绕一系列能够指明当前斗争出路的清晰诉求,采取团结协调的行动。

  • 反对打压毛派和左翼社团,要求言论自由、研究自由和政治结社自由!
  • 释放佳士斗争所有被捕!强烈谴责暴力镇压!
  • 争取组织民主工会和学生团体的权利!组织国际声援,反对独裁统治和资本主义!

中共正加强打压左翼学生社团

第一批被“双十一”薅羊毛的年轻人,已经禁欲了

引言:“买买买”和理性消费之间,只隔了几个双十一 。

又是一年双十一,亲爱的朋友们,你参加这次令资本欢腾的盛会了吗?清空购物车了吗?修理过家里的网络了吗?预演过春节后收到包裹的心情了吗?

为了调查当下年轻人对这个购物狂欢节的态度,上周,土逗公社发布了一份消费习惯问卷:今年双十一,你属于那种人类? 。截至11月11日,我们共收到了225位朋友的回应,填写者的年龄集中在18-30岁之间。

这届青年真的越来越迷恋买买买吗?关于年轻人的消费行为和态度,我们有下面这些小发现。

 

  曾经放纵不羁爱剁手

根据我们的调查数据,68%的年轻人都表示曾经参与过双十一,其中也不乏提前一个月开始准备购物车的狂热分子。不过他们的购物体验却是一言难尽,看起来,在疯狂剁手之后,双十一多多少少都给大家留下了不小的心理阴影。

 

  毕竟,锦鲤体质是少数,零点成功抢到便宜货总是偶然的,被优惠规则绕晕、网速太慢秒杀失败、迟迟收不到快递才是双十一的常态,没有什么比这些更能让人感觉到生活的小确丧了。

在对过往双十一的吐槽中,62%的年轻人认为商家让利并不多,省不了几个钱。68%觉得优惠规则太复杂,既考语文又考数学,很容易被绕晕。近52%的青年表示,他们想买的东西并!不!优!惠…

 

  此外,还有读者用血的教训告诉大家,双十一的优惠规则不仅复杂,而且陷阱重重。商家总是想尽种种方法让顾客乖乖掏钱入坑,必须时刻提防。

@土逗读者summer

京东,先说会员有5000-500的全品类优惠劵,后来只能优惠家电了,害得我白充了一个会员。

@土逗读者Adele

参加预热活动,参加完感觉自己是个傻子。

@MISSJ

节后降价,比在双十一的时候购买还便宜,有些打折打好几天,感觉被欺骗。

电商设下天罗地网的折扣广告和商品推荐,只等待你头脑一热的临门一脚。据说没有在深夜怀疑过自己智商的人,不算过过双十一。那些一时冲动做出的蠢事,让我们如今无比贴近生活的真相(微笑.jpg)。

 

  @土逗读者*伟

那件劝自己贵点就贵点,反正能穿好几年的大衣,今年打开衣橱,就装作没有看见它了。

@土逗读者**迪

前年为了凑单买的洗衣液卫生巾,现在还没用完。

@土逗读者**锐

买了小一千块的折扣书,摊在地上心疼,最后被迫买了三千多的新书柜。

双十一的价格未必是最低的,但物流一定是最慢的。双十一的客服未必是最热情的,但退货一定是最困难的。一年又一年,当逐渐看穿了这一切,很多年轻人便越来越不买马云的账了。

如今众人皆醉我独醒

事实上,在今年看似漂亮的销售成绩背后,年轻用户的购物习惯却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当年在双十一交的智商税,都化作了今年冷静的头脑和消费时多长的心眼。

今年的双十一,大家纷纷化身理智型选手。在购物时间上,50%的年轻人今年在双十一购物上花费的时间少于5小时,70%的年轻人耗时在10小时以内。

在自我评价方面,许多年轻人(37%)表示自己今年是禁欲系购物者,绝不受诱惑,只买需要的,不需要的决不会买。其次是那些认为自己是懒虫(32%)的朋友,他们想要参与购物狂欢,却懒得研读复杂的规则和攻略。此外,还有一群在双十一进行“日用品救赎”的青年,他们是双十一的轻度参与者(30%),主要囤积牙膏、洗衣液、卫生纸等实用的日用品。

 

  图片来源:和讯名家

  相对地,仅有0.5%不到的年轻人热衷于当“队长”角色,到各个社交群里拉人组队、转发攻略、号召拼团。

当然,还有17%左右的年轻人会不断浏览购物页面,填充购物车,不过他们的墙头草人格会适时发作,不断对自己进行“我真的需要吗”、“这个划算吗”这样的灵魂拷问。虽然宝贝可能塞满5辆购物车,但最后大多数都不会付款。

总之,“理性”正在成为多数年轻人在今年双十一消费时遵循的原则。在145位读者对“我们应当以怎样的态度对待双十一”这一问题的回答中,“理性”被提到了30次,“根据需要(购买)”被提到了20次。当纠结“是否购买某样商品”时,是否符合个人需要是首先被考虑的因素,其次是优惠力度、工资收入和储蓄水平。而广告宣传却显得无足轻重。

 

  不同因素影响消费欲望的重要程度。

  双十一就像一道数学题,多做几遍就会了。它既是消费主义陷阱,也可以是一堂消费实践课。去年还在疯狂凑单的年轻人今年也开始提醒朋友要提防商家陷阱了,他们正是因为购物经验丰富,犯过蠢、受过骗,才会逐渐不受诱惑。毕竟,没有人会在同样的地方,跌倒多次。

有趣的是,在购物这件事上,许多年轻人自身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变得理性和冷静,可他们仍然认为身边不乏人傻钱多的同伴,有33%的年轻人认为身边的人参与双十一购物是被广告冲昏了头脑。15%认为他们疯狂剁手是受亲友影响。

@土逗读者**轩

别人买买买,而我自岿然不动

 

  读者关于“你认为身边的人参与双十一购物的原因”的回答。

  或许是商家创造的全民购物的氛围给了年轻人“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感受,可实际上,变理智变清醒的可不止一个人,省钱早已不再是部分个体的特征,而是一群人的习惯。这届年轻人,普遍比想象的更实在。

 

  这届年轻人,其实很实在

年轻人在花钱这件事上越来越理智,其实也是一种无奈。

节约是贫穷滋养出的美德。根据我们的调查,60%以上的年轻人人认为“没钱”是其省钱的主要原因。出生于改革之后的青年,不幸生活在新自由主义制造出的风险社会中。弹性制的工作之下,大量去技能化、灵活化的岗位被创造出来,使他们不得不面临缩水的薪酬与生计的不稳定。

 

  NHK纪录片《穷忙族》截图

  此外,市场经济之下,曾经是公共福利的住房、医疗如今变成了待价而沽的商品。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如果没有足够的家底,就很难轻松获得最基本的生活保障。

当下太穷,举步维艰;而未来又太贵,规划不起。致使这届青年不得不破罐子破摔——他们的省钱根本不是为了将来的买房、养老、育儿,对于这些,他们早已不抱希望。表现在数据上,只有18%的年轻人表示自己省钱是为了储蓄,给未来寻求保障。仅7%的年轻人认为自己省钱是因为面临居住、育儿等压力。

当人们自动卸下了未来的负担,贫穷、省钱便无法妨碍他们追求心目中的品质生活了。毕竟,相比买房、结婚和育儿,眼前的吃穿住行是他们唯一可以控制、有能力规划的事情。在调查中,超过50%的年轻人认为在优质生活和省钱之间寻找平衡是必要且有趣味的。许多年轻人表示,自己的生活局部改进,在某些类目上越来越舍得花钱。不过,仅有不多的年轻人表示他们的生活稳步前进,消费全面向更好更优、更精致前进。

 

  年轻人对省钱的态度。

可以说,年轻人节约不是因为他们期待未来,而是因为他们专注当下。和上一代一样,省钱固然是为了用最少的钱过最好的日子,只不过在年轻人眼里,这个“好日子”,不是指有房有车有娃的生活,而是指从眼前吃的穿住行、精神生活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幸福。

此外,年轻人的节俭与他们多年“买买买”积攒下来的一身功夫也不无关系。消费方式可以学习的,“买什么?怎么买?”不仅是社会经济结构塑造的惯习,也是人们吸取自身经验后采取的行动策略。这代青年,生活在消费时代,购物经验丰富,他们早已从无数次上当受骗、追悔莫及中深刻认识到了商家的狡猾嘴脸。

 

  也因此,商家的促销活动越来越不能够鼓动年轻人出手。在“双十一期间影响消费欲望的因素”当中,广告宣传是最无足轻重的一项,只有20%的年轻人认为广告对是否购买有重要影响。甚至有不少读者表示,自己对”淘宝爆款、抖音爆款“字样的商品避之唯恐不及。身经百战的年轻消费者们早就不再相信商家会给予什么真正的实惠,理性与实在已经成为了他们普遍的消费特质。

尽管还是有一小撮“佛系买手”,看起来紧跟“双十一”买买买大军,实际上却别有动机。购物不是目的,“减压”、“感受氛围”才是他们疯狂浏览降价商品的会场的真正理由,“双十一”最大的作用,不是给家里的衣橱添砖加瓦,而是疏解平日里巨大的工作、生活压力,释放内心的欲望,获得片刻的放松,至于最后买不买东西,那都随缘。

 

  图片来源:好奇心日报

  可喜的是,不仅“能省会买”,年轻人们看透商家本质的同时,也正在思考更加深刻的问题。

土逗读者 @**锐

求求你,一平几千几万的生活空间别做仓库用。

土逗读者 @匿名

买东西别忘保护环境,尽量少产生快递包装垃圾。

土逗读者 @**回天

按照自己的需求消费吧,不是出自自身需求实际上买回来的东西没有使用价值,还给商家生产方一种错觉,让他生产更多这种没有用的东西。

土逗读者 @*竹

大型狂欢带来大量资源浪费,这是我无法接受并且超级摒弃的。

这一年一度的双十一,氛围很嗨,宣传很暴力,资本很兴奋,好像网络世界里的每个角落,都已经被购物节的营销淹没,仿佛不买就与社会严重脱节。但由盛转衰的节点已经来临,消费主义似乎越来越不奏效,广大年轻消费者并没有紧跟这紧张刺激的节奏,盲目冲锋,他们只是在这纷繁炫目的购物节间,努力寻找着自己需要的实惠,寻找着疯狂双十一中属于自己的那份实在,在佛系、理智又实在的同时,年轻人们也正开始觉醒,戳破盈利资本的骗局,批评消费主义的破坏。

www.szhgh.com/Article/opinion/zatan/2018-11-12/184292.html

巴西大选之后:现在就开始抵抗!

反对博索纳罗!捍卫民主权利!粉碎退休金改革阴谋!

自由、社会主义与革命党(LSR,工国委巴西)

巴西大选第二轮投票结束,曾任陆军上尉的极右候选人博索纳罗(Jair Bolsonaro)胜出。对于整个国家和巴西人民来说,这个结果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退步。

我们不认同那些虚伪的资产阶级分析人士所说的“制度公义”、“强化民主架构”云云。

博索纳罗公开支持独裁制度和酷刑,煽动街头暴力攻击反对者。他不应该被视作“正常”的候选人。

博索纳罗煽动的暴力已经导致了人命伤亡,其中包括身中12刀的反博索纳罗教师Mestre Moa do Catendê,和23岁的Charlione Lessa Albuquerque。Charlione是巴西全国统一工会(CUT)的成员的儿子,他在一场支持工人党候选人阿达(Fernando Haddad)的集会中被博索纳罗的支持者射杀。

在选举前一个星期,博索纳罗公开恐吓要将反对者放逐或收监。他担任国会议员的儿子爱德华多(Eduardo Bolsonaro)在一段疯传的短片中扬言要关闭最高法院。

博索纳罗不会是个“正常”的总统。他的胜利是建基于议会政变推翻工人党前总统罗塞夫之后的一连串政变与滥权。我们必须要清晰大声地指出,民主权利正面临极大威胁。

在胜选后,博索纳罗试图缓和气氛,但同时仍继续做出威吓。他在《环球电视网》的访问中解释说,他曾经说要将所有“赤匪”驱逐出国,其实“只是”针对工人党和社会主义与自由党(PSOL,工国委巴西LSR是该党成员)的领袖。他亦点名攻击PSOL候选人及“无家工人运动”(MTST)领袖Guilherme Boulos。

2016年政变后的变相“紧急状态”将会加剧。司法部门在这个进程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我们必须谨记,当局拘禁了这次选举的大热候选人卢拉,并对博索纳罗竞选运动的贪污问题视若无睹,让他得以突围而出。

据估计博索纳罗收受至少120万雷亚尔(32.5万美元)的非法资金。这些钱都是来自大财团,用来在社交媒体上大肆散播假新闻。连美洲国家组织(OEA)也说这在民主国家中是前所未见的。

但最高选举仲裁法庭对此视若无睹。这宗丑闻后来被《圣保罗页报》揭发出来,而该报社及相关记者至今仍然受到博索纳罗的恐吓。

在第二轮选举前夕,军警闯入至少17所大学,打压反对博索纳罗的法西斯倾向的学生、教师和工人。这一切都不是巧合。

在博索纳罗当选之前,反对派和民主权利都已经备受打压。未来会怎样呢?

法西斯倾向与极端新自由主义政策

虽然博索纳罗并不是大资本家的首选,但他们一开始还是容忍博索纳罗,到后来更加是直接支持他。资本家现在打算控制住他某些过火的做法,但同时借助他的“铁腕”去实行残酷的极端新自由主义政策。

他们甚至会容忍博索纳罗滥权腐败,以进行大规模紧缩、私有化与退休金改革。

他们亦知道大部分投票给博索纳罗的民众不会接受自己的生活水准下降、权利倒退,因此这些民众早晚会对博索纳罗感到不满。

博索纳罗拿到39%的选票(5700万票),其中只有一小部分是公开的反对派,而大部分人是对现在的政治制度感到厌恶沮丧,希望出现激进改变,但左翼替代未能提供给他们一个替代方案。

而剩下那61.8%没有投给博索纳罗的人(8900万人,包括阿达的得票、白票、废票和弃权票),更加不会接受任何会打击他们基本权利的政策。

纵使如此,就算新政府承诺会遵守宪法,它亦会加重现在的波拿巴主义倾向。同时间,博索纳罗正为那些极右暴力团体和法西斯分子打开空间,来为他的威权政府提供支援。

未来面对政府不断增加的波拿巴主义,统治阶级可能会出现分裂和内讧。我们需要了解、激发并利用这些分裂。不过我们也要明白到,只有群众、工人阶级及所有被压迫者有组织的力量才能打倒博索纳罗的专制统治和他的反群众政策。

我们不会放弃街头斗争

博索纳罗胜选,是工人运动的一大挫败,这个结果会令社会政治局势对受压迫者更加不利。但是,眼前的景况还未明朗,要等到未来一段时间才能确定。工人阶级和抗争组织的行动能够改变力量对比。

因此,至关重要的是参加10月30日“无畏人民阵线”在各州首府召集的群众示威。我们必须明确表示,我们不会放弃街头斗争,我们不怕右翼的威胁和恐吓。

选举隔天,多所大学举行针对亲博索纳罗右翼势力的反抗议。我们应该以此为榜样在街头、职场和社区中采取行动、占据阵地,以防给法西斯主义萌芽留下任何进一步滋长的空间。

捍卫民主自由将成为我们所有斗争的基本诉求。我们也必须警告,博索纳罗和特梅尔很快会在国会内结成联盟,推动养老金改革等打击群众生活水平的政策。

如果在博索纳罗就任前就削减公共养老金,就可以让他免受民意冲击。特梅尔又再一次充当起刽子手。

特梅尔还建立了一个新的情报部门,由反动的现任国安部长艾契哥颜将军领导,这是在为博索纳罗的统治铺路。博索纳罗将会用它来更猛烈地打压公开反对者。

工会和其他社运团体,必须动员起来反对这些反改革措施,特别是退休金改革和对民主权利的攻击。我们必须发动和组织工人运动采取有力的手段,像是2017年4月成功遏止退休金改恶的总罢工。

在第二轮选举的前几天,社运人士重新展开反对极右翼和博索纳罗的广泛行动,派发传单、上门同群众交流、在城镇广场举行大会、在社交媒体上宣传等等。他们的行动大多是自发的。

许多斗争委员会、民主团体和反法西斯组织建立起来。新一代的社运人士从中诞生,亦有许多人重返运动,这带来了巨大的希望和团结精神。

这场运动需要继续下去并得到强化。基层斗争组织能赋予运动真正强大的力量,并保证民主的参与和决策。至关重要的是,要在全国的职场、中小学和大学里,建设起民主的群众性组织抵抗政府和极右翼匪帮。

只有集体组织才能保证我们的安全。只有集体地组织起来,才能确保声援行动、政治施压、群众行动、自卫手段能够奏效。藉由每个委员会和团体的参与,工人阶级的群众性组织必须明确地承担起这项任务。

建设社会主义左翼联合阵线

当前的任务是建立有所有工人阶级组织参加的联合战线,以抵抗博索纳罗、极右翼、及其新自由主义的专制计划。

联合阵线可以将工会联合会、社运团体和工人阶级政党聚集在一起。但除此之外,我们还必须团结民运组织和其他民间团体。这主要是为了保卫民主权利。

但是,我们必须明白,只有工人阶级和受压迫者的团结、协调的行动才能推动这场斗争。只有我们的组织才明白,为什么捍卫民主权利的斗争和反对新自由主义反工人政策的斗争必须联结起来。现在独裁专制和新自由主义政策携手而行,所以我们必须同时反对二者。

在这场斗争中,社会主义左翼必须推动人们讨论重组左翼。如果不能更深刻地认识到为什么会出现眼前的局面,我们就无法击败极右翼。因此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巴西劳工党和卢拉派阵营所采用的阶级调和政策和体制内改革路线已经破产。

如果想让这次的失败经验能为未来所用,必须要达到这样一个条件:广大工人、青年、女性和其他受压迫者明白须要在基层工人斗争的基础上建立一支新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左翼政治力量,以反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纲领来解决当前的危机。

这种左翼的替代方案须要得到社会主义自由党及其支持者的支持,但还得吸纳更广泛的力量,包括联合“无家工人运动”和其他社运。这将能推动重组工人阶级左翼,以及工运、学运和其他群众运动中具有战斗性的部分。

群众的不满为极右翼提供了发展空间,部分原因在于极右翼将自己装扮成一种新的、激进的、反主流体制的政治势力。然而事实上,它们只体现了当前社会混乱的持续和不断深化。

我们社会主义左派必须为工人阶级和穷人提供一面代表平等、团结、民主和社会主义理念的旗帜,一面真正能开创新局的、激进的、而且具有战斗性的政治旗帜。

奋起战斗吧!

巴西大选之后:现在就开始抵抗!

5岁智商就得上战场!美国招了30万低能儿当炮灰…

(写在前面:美国帝国主义的剥削阶级们为了自己的口袋,把智障人士赶上战场,而傻逼美国粉们还在歌颂这场战争,呵呵。)

大家非常熟悉的《阿甘正传》讲述了有智商障碍的主人公阿甘,一路凭借自己运气和执着克服困难,达成美国梦的故事。

电影中有一部分,讲的是他参加越战,再一次凭借自己奇迹般的运气从枪林弹雨中幸存。

五岁智商就得上战场!美国招了30万低能儿当炮灰……

电影刻意回避了一个问题,那就是阿甘作为一个智商比常人低很多的人,是通不过美国军队的征兵要求的——士兵的智商被要求在80以上。而阿甘的智商,则远低于平均值,在“慢”一栏内

五岁智商就得上战场!美国招了30万低能儿当炮灰……

相似的看似与事实矛盾的情节,也在《全金属蛋壳》中出现:一个低智商的新兵蛋子在越战时期应征入伍,最后成为了一个冷血杀手。

五岁智商就得上战场!美国招了30万低能儿当炮灰……

图:《全金属蛋壳》

当然,你可以说这是电影艺术创作,不用深究。但这些越战电影不约而同地选择描写低智商士兵,就仿佛是在禁忌的边缘,暗示着观众些什么。

如果我告诉你,这些电影其实是基于史实,像阿甘这样低智商的士兵是真实存在的呢?

而他们的命运,则远没有《阿甘正传》里描述的那么美好…

五岁智商就得上战场!美国招了30万低能儿当炮灰……

时间是1964年。美国总统约翰逊刚刚决定派出地面部队,直接大规模干预越南内战。美国的越南战争,开始了。

而此时摆在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面前的,是一个巨大的兵源困难:上哪儿找那么多年轻男性,去一个陌生的国家打仗、赴死呢?

五岁智商就得上战场!美国招了30万低能儿当炮灰……

图:时任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越南战争的总指挥

没有人想去越南,美国人都削减了脑袋想要逃避兵役。根据美国征兵规则,大学生、有孩子的父亲可以免服兵役。结果美国大学生数量激增、上不了大学的人就拼命结婚。而找不到伴侣的,就只好装疯、自残,无所不用其极。

五岁智商就得上战场!美国招了30万低能儿当炮灰……

图:美国大学生数量在60年代激增

国防部最后决定降低征兵要求,逼迫那些智商低于常人的“阿甘”也加入军队。这个项目叫做“十万人计划Project 100000”,意为每年都要强征超过十万名有智力障碍的士兵。

国防部部长麦克纳马拉面对媒体是这么说的:十万人计划是为了拯救这些智商低下的人。这些人现在多半生活在美国各大城市的贫民窟内。军队可以教他们生活的本领,提高他们的智商,让他们为社会所用。

五岁智商就得上战场!美国招了30万低能儿当炮灰……

图:全金属弹壳

在越南战争期间,十万人计划一共招募到了35万士兵。这些低智商的士兵被分配到了军队的各个部门,与普通士兵一同训练,一同参战。他们被战友统一称为:麦克纳马拉的傻子

这些智力有障碍的士兵到达新兵训练营后,不出所料地什么也学不会。

心理学家N. Gregory Hamilton是一名越战老兵,他的书《麦克纳马拉的傻子》曾经回忆自己在新兵训练营中目睹的无数哭笑不得的场景:

  • 他们不知道怎么扔手榴弹。不论教官和战友怎么教他们把手榴弹扔的高一点,这样才能扔得更远,他们始终直直地把手榴弹扔出去。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要往上扔就扔的更远?

五岁智商就得上战场!美国招了30万低能儿当炮灰……

  • 他们无法通过射击测验。那时美军为了模拟实战,会用活动靶子,每个射击人员需要反应迅速才可以打中目标。对于大多数智力低下的士兵,他们还没瞄准完,靶子就消失了。事实上,让他们拿枪这件事本身,就够让全连官兵提心吊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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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数头脑清醒的指挥官都向上反映:这些人不适合军队,更无法上战场。但那时美军的缺人问题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想放走一个人都不行!

就这样,大部分通过十万人计划招募的“阿甘”,都被送往了越南。他们就像赶鸭子上架一样,不知道越南是什么,甚至不知道“战争”是什么…

到战争结束的时候,十万人计划中一共有超过6000名士兵战死,2万多人受伤。他们的伤亡率是别的士兵的三倍。而且这一切都是无谓的伤亡,因为他们根本无法有效战斗。

五岁智商就得上战场!美国招了30万低能儿当炮灰……

那个时候很多美国将军有这样的想法:他们不需要士兵有多聪明,只要可以服从命令就可以了。但越战的经验证明了:战争非常考验士兵的智力,你必须反应迅速,懂得如何使用各项装备,如何与队友交流配合…

五岁智商就得上战场!美国招了30万低能儿当炮灰……

这6000战死的士兵中,有一位名叫Robert Bromo。从小到大,所有人都知道他比别人慢,但这种不同并不妨碍他有着幸福的生活。

直到十万人计划把他强行征召。他的父母家人、亲戚姐妹、乃至上级军官都不停地向上反映:他不能打仗,他会害死自己…

他最后还是死在了越南。这让他的家人陷入了无尽的痛苦和愤怒:为什么有钱有势的人可以通过各种办法免服兵役,让Robert替他们打这场他们想仗。

五岁智商就得上战场!美国招了30万低能儿当炮灰……

除了自己身处险境以外,这些智力低下的士兵还极大地拖累了队友。

根据一名美老兵的描述:

在实战中,如果我们队里有一个智商低下的队友,我们必须时刻防着他不被他误射,而在交战时,我们必须时刻保护他的安全。想象一下派五岁小孩拿着武器上战场,这就是十万人计划所做的事情。

五岁智商就得上战场!美国招了30万低能儿当炮灰……

《麦克纳马拉的傻子》就记录过这样一件事: 曾经有一名低智商的士兵在越南站岗,这时一位军官返回营地。这时士兵应当检查军官的身份,然后放行。但这位士兵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可能是把对方误判成了敌人,直接开枪,当场击毙了军官

当晚,愤怒的战友谋杀了他。他的尸体,以及凶手至今都没有被找到…

五岁智商就得上战场!美国招了30万低能儿当炮灰……

在《阿甘正传》中,阿甘到达军营后说,他觉得在军营中生活特别简单:只要听军官的话就可以。军官让做什么就做什么。

阿甘从战场上回来,成了英雄,但那些和他境遇相同,上了战场的士兵,却没有一个人可以一样幸运

五岁智商就得上战场!美国招了30万低能儿当炮灰……

他们被推上完全应付不了的战场,从开始就没有回来的希望。

在越南战争之后,十万人计划终止。

但这十万冤魂之后,战争机器还在轰鸣,还有无数和一样懵懂的年轻人被推进炮火硝烟。

无人阻止,但他本不应死在那里。

五岁智商就得上战场!美国招了30万低能儿当炮灰……

图:2008年的一篇新闻“他本不应该去伊拉克”,一名智力低下的士兵在伊拉克战死,他在军队里的外号就叫做:弗罗斯特·甘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8/11/05/7793655.html

Grand theft voting rights(投票权大盗)

(写在前面:美国的政治制度本身就是反民主的。)

AS SOON as it became clear that Donald Trump lost the popular vote by nearly 3 million votes in the 2016 election, he started looking for a pretext to explain his failure to pass the most basic test of democratic legitimacy.

由于很明显唐纳德特朗普在2016年大选中失去了近300万票的大众选票,他开始寻找借口来解释为什么他未能通过对民主合法性的最基本考验。

Trump conjured up the most outrageous and transparent lies to explain his loss, grumbling about widespread voter fraud and blaming “the millions of people who voted illegally” for depriving him of a popular vote victory.

特朗普想出了最令人愤怒和透明的谎言以解释他的损失,他抱怨广泛的选民欺诈行为,并指责“数百万非法投票的人”剥夺了他的大众投票胜利。

But these lies were more than an incurable megalomaniac trying to save face in front of a skeptical world. Soon after his inauguration, Trump moved to act on his lies, creating a commission to “investigate” the nearly non-existent phenomenon of voter fraud.

但这些谎言不仅仅只是一个无法治愈的自大狂试图在怀疑的世界面前挽回面子。 就职典礼后不久,特朗普开始将他的谎言诉诸行动,设立一个委员会以“调查”几乎不存在的选民欺诈现象。

He recruited Kansas Secretary of State and current gubernatorial candidate Kris Kobach — a frequent Breitbart contributor with white supremacist ties who also happens to be the Grand Wizard of Republican voter suppression efforts — to lead it.

他招募了堪萨斯州州务卿和现任州长候选人Kris Kobach —一位与白人至上主义发生关系的经常性的Breitbart供稿者,他也恰好是共和党选民压制工作的大巫师—领导者。

Image from SocialistWorker.org

The commission was drowned in lawsuits and forced to disband before it could achieve anything concrete. But it was emblematic of the way in which Trumpian bravado — which on its face can appear to be a stark departure from the more sedate form of traditional Republican statesmanship — corresponds comfortably in practice with well-established conservative policies.

该委员会在诉讼中被淹死,并被迫解散,在其实现具体的任务之前。 但它象征着特朗比的虚张声势—其表面看起来似乎与传统的更为稳重的共和党政治家风格形式相距很远—但在实践中与完善的保守政策相吻合。

The results of the 2016 election were deeply marred by Republican-led voter suppression efforts, and the upcoming 2018 midterms stand to follow much the same pattern.

共和党领导的选民压制努力严重损坏了2016年大选的结果,而即将到来的2018年中期也将遵循相同的模式。

That’s because despite all the advances in voting rights that have been made since the days when only educated, property-owning European males could legally participate in the U.S. political system, the manipulation of laws by the ruling parties to prevent people from participating in the political process remains common today.

这是因为尽管自从只有受过教育的,拥有财产的欧洲男性可以合法参与美国政治系统的日子之后投票权的进步很大,执政党操纵法律以阻止人们参与政治过程在今天仍然很普遍。

Voter suppression is an openly racist and elitist affront to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democracy, but though most of today’s overt voter-suppression efforts are the work of Republicans, aimed at depressing turnout by constituencies who traditionally vote Democratic, it’s a mistake to limit the discussion of voter suppression solely to the racist New Jim Crow tactics of the right wing.

选民压制是对基本民主原则的公开的种族主义和精英主义的侮辱,但尽管今天大多数公开的选民压制努力都是共和党人的工作,旨在压制传统上投票给民主党的选民的投票率,但将讨论限制在认为是选民压制仅限于右翼的种族主义的新吉姆·克劳战术是错误的。

Increasing the ability of the public to participate in the democratic process through the ballot box is the goal of all those who wish to fight voter suppression efforts. But this inevitably leads to a whole raft of questions about whether the current system is democratic to begin with.

通过投票箱提高公众参与民主进程的能力是所有希望打击选民压制努力的人的目标。 但这不可避免地导向了一系列关于现行制度是否民主的问题。


TODAY IN Georgia, the Republican-controlled state government has suspended 53,000 pending voter registration applications on the eve of the midterm elections, 70 percent of which belong to African Americans.

今天在佐治亚,共和党控制的州政府在中期选举前夕暂停了53,000份未决的选民登记申请,其中70%属于非洲裔美国人。

This comes on top of a purge, led by current Republican gubernatorial candidate Brian Kemp, that had nullified the registration of over 1.4 million voters in the state since 2012.

这是由现任共和党州长候选人Brian Kemp领导的一次清洗,导致自2012年以来该州的140多万选民登记无效。

Such voter purges have been common in Republican states for years, facilitated by programs such as Interstate Voter Registration Crosscheck, a wildly inaccurate voter-purging system created in Kansas in 2005 by none other than Kobach. Crosscheck is responsible for millions of purged voters to date, and was probably more of a deciding factor in Trump’s 2016 election victory than fake news, Russian hacking and “double voters” combined.

这种选民清洗在共和党各州多年来一直很常见,这得益于Interstate Voter Registration Crosscheck等项目,这是2005年堪萨斯州的Kobach创建的一个非常不准确的选民清洗系统。 到目前为止,Crosscheck要对数百万被清除的选民负责,并且可能更像是特朗普2016年大选胜利的决定因素,而不是假新闻,俄罗斯黑客和“双重选民”的总和。

In North Dakota today, a discriminatory voter-ID law threatens to disenfranchise thousands of Native Americans and could determine whether Republicans retain control of the Senate in November.

今天在北达科他州,歧视性的选民身份法可能会剥夺成千上万美国原住民的人权,并可能决定共和党人是否在11月保留对参议院的控制权。

In other states, Republican officials are using similar tactics to target ethnic minorities and the poor in order to ensure that the preferred candidates of the party’s xenophobic, nationalist base are elected to office.

在其他州,共和党官员正在使用类似的策略来针对少数族群和穷人,以确保党内仇外的民族主义基地的首选候选人当选。

There are so many voter suppression tactics in use today that you need an encyclopedia to keep track of them all.

今天有很多选民压制策略在使用,以至于你需要一本百科全书来跟踪它们。

In addition to Crosscheck-style mass purges, there is voter caging, another form of purging whereby partisan operatives create lists of selected groups of voters in order to legally challenge their registration and disqualify them from voting.

除了Crosscheck式的大规模清洗之外,还有选民囚禁,这是另一种形式的清洗,其中党派工作人员创建选定的选民群体名单,以便合法地挑战他们的注册并取消他们的投票资格。

The tactic is a favorite of Republicans going back to at least the 1980s, and is usually done by sending out bulk mailings to left-leaning minority voters. If the mailings are returned as undeliverable, this then serves as evidence that can be used to legally challenge the voter’s registration and purge it.

这种策略是共和党人至少在1980s时就有的最爱,通常是通过向左倾的少数群体选民发送大量邮件来完成的。如果邮件无法送达,则可以作为证据用于合法挑战选民的注册并清除它。

In 2004, Republican operatives in Florida were caught red-handed when an e-mail between officials of the George W. Bush campaign leaked, containing a “caging list” with 1,886 voters on it.

2004年,当乔治·W·布什的竞选官员之间的电子邮件泄露时,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人员被逮捕,其中包含一份“囚禁名单”,其上有1,886名选民。


IN ADDITION to caging and other overt purging efforts, partisan state governments have been increasingly passing strict voter-ID laws like the one in North Dakota, especially since 2013, when the Supreme Court decision Shelby County v. Holder struck down section 4(b) of the 1965 Voting Rights Act, which protected the rights of voters in states of the former Confederacy by requiring a federal review of changes to election law in those states.

除了囚禁和其他公开清洗工作外,党派州政府越来越多地通过严格的选民身份法,例如北达科他州的法律,特别是自2013年以来,最高法院判决谢尔比县诉霍尔德案,推翻了第4(b)条 1965年选举权法案,这条法案要求联邦审查这些州选举法的变化来保护前南部各州选民的权利。

Banning people with criminal records from voting, even after they’ve served their sentences, is another tried-and-true voter suppression tactic, operating hand-in-glove with policies designed to criminalize African Americans and other groups — a combination pioneered in the post-Civil War South.

禁止有犯罪记录的人投票,即使他们已经服过刑,也是另一种经过验证的选民压制策略,与旨在将非洲裔美国人和其他群体罪犯化的政策密切配合 —在内战后的南方被率先组合。(罪犯一样有基本人权,包括投票权,而且很多被扔进监狱的根本不是罪犯,而是被Jim Crow残害的受害者。)

This suppression tactic was used to great effect in Florida during the 2000 election, when 58,000 alleged felons had their voter registration purged by Florida’s Republican government, led by then-Gov. Jeb Bush — whose brother George became president thanks to his questionable victory in the state.

在2000年大选期间,这种压制策略在佛罗里达州实现了重大影响,当时58,000名被指控的罪犯被佛罗里达州共和党政府清除,由当时的州长Jeb Bush主导—由于他在州内的可疑胜利,其兄弟乔治成为总统。

As Ari Berman noted in the Nation, a lawsuit filed by the NAACP against the Florida government at that time eventually “turned up 12,000 voters who shouldn’t have been labeled felons. That was 22 times Bush’s 537-vote margin of victory.”

正如Ari Berman在Nation指出的那样,当时NAACP对佛罗里达州政府提起的诉讼最终“找到了12,000名不应该被标记为罪犯的选民。这是布什的537票的胜利数的22倍。“

Closing all but one of the polling stations in a minority area is also a tactic that is commonly used by Republicans. In Dodge City, Kansas, Republican state officials recently moved the city’s only polling station outside of the city limits, miles away from the city center, to a place that’s inaccessible by public transportation.

关闭少数人群地区的除一个投票站外的所有投票站也是共和党人常用的策略。在堪萨斯州的道奇城,共和党官员最近将这座城市唯一的投票站搬到了距离市中心数英里的城市范围之外的一个公共交通无法到达的地方。(恶意增加投票成本,真是卑鄙。)

The population of Dodge City is 60 percent Latino, and, as the Kansas ACLU pointed out, the “polling site serves 13,136 voters, making it one of the most burdened polling places in the state of Kansas.”

道奇城的人口的60%是拉美裔,正如堪萨斯州的ACLU指出的那样,“投票站为13,136名选民提供服务,使其成为堪萨斯州负担最重的投票站之一。”


THE RESTRICTION of the right to vote has been an important feature of American elections since the country was founded over 200 years ago.

自这个国家建立后的200多年以来,对投票权的限制一直是美国大选的一个重要特征。

But direct voter suppression is merely one way that the ruling parties limit and control the political process for their own benefit. If our goal is to expand democracy, then we must also examine the other sides of the problem.

但直接的选民压制只是执政党为了自身利益而限制和控制政治进程的一种方式。如果我们的目标是扩大民主,那么我们也必须检查问题的其他方面。

Unjust ballot access laws, supported by both Democrats and Republicans, preserve a repressive two-party system, despite popular support for a viable third party, by unduly restricting who can appear on the ballot.

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支持的不公正的选票准入法保留了一种压制性的两党制,尽管可见的第三党受到大众支持,谁可以出现在选票上是被过度限制的。

In most states, prospective third parties must expend significant campaign resources to gather large numbers of signatures in order to even have a place on the ballot.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ir legal status as a party, their candidates must often secure large vote percentages in each election.

在大多数州,有希望的第三党必须花费大量的竞选资源来收集大量签名,以便在选票上占有一席之地。 为了保持其作为政党的法律地位,他们的候选人通常必须在每次选举中获得大的投票比例。

Constitutional structures such as the Electoral College, which was designed to protect the Southern slave aristocracy, intentionally and unfairly skew the balance of electoral power in favor of white, rural Republican voters.

旨在保护南方奴隶主贵族的选举人团等宪法结构有意的和不公平地扭曲了选举权力的平衡,将权力扭向白人和农村的共和党选民。

And then there are the systems of federal congressional representation themselves, which were crafted by and for a wealthy colonial elite under radically different social conditions than those existing today.

此外,还有联邦国会代表制度本身,这些制度是由一个富裕的殖民精英为自己制作的,这些精英生活在与现在完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

In the Senate, because each state, no matter how small, gets two senators, it’s possible for just 17 percent of the U.S. population to elect a Senate majority.

在参议院,由于每个州,无论多么小,都有两位参议员,结果就是17%的美国人口就可以选出参议院多数席位。(这完全就是反民主的!)

And Article V of the Constitution, which governs the amendment process, states that “no state, without its consent, shall be deprived of its equal suffrage in the Senate,” meaning that the Senate literally cannot be reformed under the current Constitution.

宪法第五条规定了修正程序,该条规定“任何州,未经其同意,都不得在参议院中被剥夺其平等的选举权”,这意味着根据现行宪法,参议院实际上不能被改革。

To describe such a legislature as a “democratic institution” is to achieve a Trumpian magnitude of dishonesty.

将这样的立法机构描述为“民主机构”展现出了特朗比的不诚实程度。

But it’s not only the Senate.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the population, combined with the Congressional district system, means that the House, too, gives outsized power to rural voters. And because representation in the House and in state legislatures is apportioned through electoral districts drawn by those in power, partisan gerrymandering has been a perpetual tactic used to skew the democratic process.

但不仅仅只有参议院是如此。人口的地理分布与国会地区系统相结合,意味着众议院也为农村选民提供了过大的权力。而且由于众议院和州立法机构的代表权是通过当权者所选择的选区划分的,基于党派利益的扭曲选区是一种用来扭曲民主进程的永久战术。

Just 9 percent of the population selected Trump and Hillary Clinton as the presidential candidates in party primaries in 2016, and Trump won the election with the votes of just 27 percent of eligible voters.

仅有9%的人口选择特朗普和希拉里克林顿作为2016年党内初选的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只获得了27%的合格选民的票数就赢得了大选。

The truth is that majority rule has never exis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because it is barely even possible under the current system.

事实是多数统治在美国从未存在过,因为在现行制度下几乎不可能实现。

Fixing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ystem and ending the suppression of democracy in all its forms will require nothing less than a revolutionary overhaul that scraps the current Constitution and creates entirely new political structures that are truly democratic.

修复美国的政治制度,结束各种形式的对民主的压制,只需要进行革命性的改变,废除现行宪法,创造真正民主的全新的政治结构。

404的长江学者:总有些教授 烂得让我们泪流满面(图)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梁莹和她涉嫌学术不端的操作火了。39岁的她是同行中的佼佼者,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计划,先后在苏州大学、南京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在北京大学、美国芝加哥大学做过博士后。

从头衔上看,这应该是以为学术拔尖的教授。可就是这么一位学术明星,她署名的超过120篇中文文献,包括她的硕士、博士毕业论文,竟然慢慢从论文数据库里删除了。中国青年报记者发现,这些论文里至少有15篇涉嫌抄袭和一稿多投,甚至有的文章只是他人论文的缩减版!

因为觉得自己中文论文水平比较低,梁莹便联系数据公司撤了稿。她向中国青年报的记者表示,自己早年确实不清楚学术规范,而强调学术规范是2005年开始的。梁莹向中青报记者表示:“你这样查,全中国所有的人,很多教授、博导都有问题。”

梁莹的一些论文与别人的论文存在大面积雷同。图片来源:中国青年报

除了涉嫌学术不端,中国青年报还批露了梁莹授课敷衍的行为。学生反映,梁莹经常占用课堂时间处理私事,让研究生甚至自己的父亲代为讲课。近年来,她还玩起了“翻转课堂”,让学生做展示、自学,自己在下面玩手机。学生在评教时给她打低分,她还威逼利诱班长交出给自己打低分的学生名单。

事迹随着媒体报道在网络流传后,南京大学随即成立了调查组。越来越多的人也站了出来,揭露自己身边的“梁莹”。学术不端、糊弄教学的老师在今天的高校里并不是个例。

论文工厂的老板也是大学教授

钱晓亮曾经在一个论文公司兼职过半年。“当时招聘广告上说公司是什么专注于‘科研成果转化和企业孵化’,看起来挺牛X的,就投简历了”。

“那家公司是几个大学老师一起开的,去的时候我还以为是一个那种科研机构,开始工作了之后才发现根本不是这样”。钱晓亮开始工作后,发现原本说好的学术编辑工作,其实是整理来自全国各地的论文,把它们调成统一的格式。

“我当时一看觉得不对啊,虽然我不懂信息科技啥的,可是我都能看出这些论文非常的‘水’,为啥还要我改格式,整理信息呢”,钱晓亮没有料想到,发到自己手里这些逻辑混乱、格式错误的文章居然是来自各个高校研究生和老师的期刊投稿。

这家公司分为国内事业部和国际事业部。国内事业部的旗下和好几本业内期刊、职业教育期刊有合作关系(甚至有的老师是这些期刊的编委会成员),国际事业部主要组织一些国际会议、承诺能够被“SCI, EI”检索。

发表论文的版面费标准

工作了一段时间后,钱晓亮发现,这间公司有一大部分员工就是某教授带的研究生。他们几乎全职在公司上班,干着和钱晓亮差不多的工作。“他们就是加入了这个老师的课题组,然后以课题组的名义实际上在老师的公司打工,和我一样,没日没夜干着重复简单劳动,一个月八百块钱”,晓亮笑道。

晓亮的工作主要是负责改格式、用谷歌翻译将中文摘要转成英文、整理论文信息并上载到公司的系统后台。整理好的论文会交给“审稿老师”筛选或者提出修改意见,再反馈给作者。“后来,我才知道审稿的也是这个老师的几个学生,有在读的、毕业在家的,审稿意见一般就说你的稿子通过了,还有哪里可以修改,版面费多少”,钱晓亮说。

对于那种过来咨询发文章,但自己又不会写的,坐在晓亮旁边的客服人员还会介绍写手。甚至,经常有人电话咨询客服,几个人一起投稿,有没有团购优惠。“真的是一条鱼都不放过。但是写手的稿子说实话,看上去要比大部分投稿像那么回事,至少格式和语句都是顺的”。

干了两个月后,钱晓亮调到了隔壁桌的“国际事业部”。然而他每天的工作内容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只不过稿件从中文变成了英文。但是那些文章处理起来依然让晓亮头痛,“好多文章你一看就是直接谷歌翻译的”。这些谷歌翻译的文章,钱晓亮的同事会反馈不通过,然后给投稿人介绍英文的代写。这样除了国际会议论文的版面费,客户还要交一大笔额外的“修改费”。

和钱晓亮一个部门的同事,基本都是高中水平的哑巴英语。后来教授觉得每次开会请翻译实在太贵了,就每周雇了个老外过来教商务英语。“还开国际会议,我看开国际玩笑差不多,我编过那个会议手册,全是中国人,请了几个老外就是国际会议了”,钱晓笑道。

强调科研产出的今天,论文是升学升职的敲门砖,是职业水平的试金石。无论知识水平如何,专业工作者为了评职称都要写论文。从大学生、大学教授到中学老师、医护人员,论文和表发就像是一条通向未来的独木桥,路只有一条,犹豫片刻便会被人流挤下去。人人都在发表的高压下自顾不暇,留下开论文公司的老板教授们声色犬马。

有过这样的灰色兼职经历,钱晓亮经常觉得眼前看红墙绿瓦、庄严肃穆大学虚伪得可怕,“他们喜欢把楼都刷上红漆,显得底蕴很深的样子,其实里面可能已经烂透了”。

“所谓的科研,拿着纳税人的钱,根本就不是为了社会生产知识,而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生产垃圾。只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垃圾不是自己造的,而是去买来现成的”。

授课只是费力不讨好的副业

本来,教师考评晋升主要看科研成果,授课只是费力不讨好的副业罢了。副业上省力,“主业”才能给力。

混了几年大学,林晓真见过一字一句用川普念教材的老教授,见过抄整节课板书的学术带头人,下课防止学生提问脚底抹油的短跑选手,还有酷爱提前一小时下课的“脱口秀女王”。

“很多老师根本不备课,只能用尽浑身解数拖时间”,林晓真觉得很无奈,每年几千学费只是买来一张要用“自学”换来的证书。

影视剧里那些课堂上的思想碰撞、那些热情授业的知识分子,在林晓真的身边屈指可数。“绝大部分老师都不备课,甚至完全不懂自己要教的课,这样怎么会有东西可以讲呢?”

教授专业课的老师姓王,同学们管他叫“手表王”,因为他上课每十分钟就要看一次手表。同学们戏称,“他比我们还盼着下课”。

通常“手表王”会比上课时间迟几分钟到教室,然后不慌不忙地开始点名。一堂60人的课,光点名就要十分钟。点完名,手表王会祭出“念PPT讲课大法”。当然,PPT是买教师参考教材的时候附带光盘里送的,字特别多。“手表王”一瞅着瞅着表盘上的指针,一边把每个字的尾音拖长。

另外一位陈老师是学校里出了名的电影放映员。他靠着一块硬盘和学校的百兆宽带上了几百个小时的西方美术史。“这个东西不能讲太深,你们不懂,就这样吧”,陈老师对着台下稀稀拉拉的同学,打开了硬盘里一部两小时的系列纪录片。而另外一门“建筑欣赏”课,那老师干脆连话都不讲,每周直接放俩小时建筑纪录片走人。不点名不签到,有几节课,他甚至直接播别人的讲课视频,变身网络课堂。

面对这样的老师,很多人投诉过,却依旧敌不过评教时分超高的好评率。同学们普遍认为,这门课随随便便都有90分,万一换了个严格的老师,就没这么轻松了。

相比其它老师的沉默,黄教授的聒噪十分抢眼。在一门国际双语课上,他总带着得意的笑容,打开了自己电脑里的相册,用一口流利的山西普通话,一张张介绍自己在美国访学时期的旅游见闻。“上他的课,你总觉得是在酒桌听长辈吹牛逼”,学生吐槽道。整节课90分钟,前80分钟基本在尬聊装逼。

往课程里灌水只是教授混日子的初级做法!老师为了更多、更快的发表,奋力实践教学和科研相结合,利用水课这个机会,给科研创造免费劳动力。

刘杰的硕士导师就是个中好手。因为学校图书馆的数据库过期就得收费,就让研究方法课的学生下载整理他课题需要的文献。上百个关键词,摊下来一人负责十来个,就当作一次课程考核了,美其名曰科研能力训练。

还有的老师一开学就给画起大饼,说自己在做某个课题,感兴趣的可以参与一个子项目,能当期末论文上交。不想参与的话,期末论文题目也可以自选。结果成绩出来,做课题的都上了90分,自选的只有70来分。

刘杰的导师平时流窜于几个跨度极大的二级学科。实验自己不会做就让刘杰去蹭课去自学,问学生拿数据的时候心安理得、面不改色。久而久之,同学们发现,有时候学生写过的题,他过会儿就能发一篇主题相似度极高的。难怪科研如此高产,评职称跟坐火箭一样。

最搞笑的是,老师们还窝里斗,一开学就私下联系抢学生,弄得最后有老师一个学生都没有。一开始以为他想培养你,内心激动得要死,其实不过是想使役你。

今天的学术界跟贩毒团伙差不多

教授们为了论文表发和课题经费奔波。而师命难违的学生,往往沦为教授的廉价劳动力。

毕业于国内Top2 高校的研究生小雪表示,导师为了自己发文章费劲心思压榨学生。他自己一篇文章要憋好几年,就逼得好多同学延期毕业,充当劳动力,为他的论文服务。但是同学们拿个第五第六作者,根本没有啥用。自己的研究生还有区别对待。只有顺眼的,才给一些好的课题,否则什么都没有。为此,很多同学即便看不惯,也不得不去“争宠“。

科技的进步也让导师的控制手段花样翻新。一些理工科导师在实验室安装了打卡机,要求研究生每天上下班必须打卡。一名研究生将其所在实验室工作时间称为“7-11”模式——即每天工作11小时,每周工作7天,春节和暑假也只能休息一周,工作时长超过了大部分上班族。

许多实验室,导师不但要求学生打卡上班,还要求学生如奴仆一般,处理他们的生活杂事。2018年3月,研究生杨德宝自杀身亡。其姐姐在网上批露,导师王攀大量占用陶崇园的学习乃至个人生活时间去给自己做家务事,并让陶叫他“爸爸”。

2018年1月,不堪导师重压自杀的博士杨宝德,需要帮导师浇花、打扫办公室、拎包、拿水、去停车场接她、陪她逛超市、陪她去家中装窗帘等。导师不但要求学生半夜12点前随时待命,还经常在十点之后找学生聊各种与学术无关的琐事。

2014年厦大教授吴春明性骚扰事件轰动一时。考据被吴春明性骚扰的女生“青春大篷车”在媒体采访中指出,吴春明在厦大考古专业可以说是学术垄断,所有年青教师、学生都必须听命于他。他还是学刊《南方文物》杂志“民族考古”专栏的主持人,发稿不发稿他起到很关键的作用。吴春明作为一方学阀可以说完全掌握了学生的生杀大权。作为其学生的“青春大篷车”就是在“发表压力”和“学术权威”的双重不平等下面成为了吴春明嘴里的猎物。

教授抄袭、学术不端、性侵、奴役学生。近年来,这些关于高等教育界的丑闻层出不穷。看似圣洁的最高学府,早已成了学阀割据,藏污纳垢之地。

然而在学校里处于弱势的学生,被导师压迫以后没有任何申诉的渠道。导师始终掌握着学生毕业的生杀大权。你的“老板”就是你最重要的科研指导人、考评者和补贴来源,而师门则直接影响到未来的就业机会。许多学生为了自己的前途,只能选择忍气吞声熬到毕业,独自面对大大小小的折磨。要么,只能忍痛退出自己感兴趣的学术之路。

Alexandre Afonso(英国国王学院政治经济学系比较政治学讲师)将当下的学术体制戏称为“贩毒团伙”。在贩毒团伙里,收入分配是极度由上端向下倾斜的,而底层的街头毒贩挣得甚至比麦当劳都少,还面临着被枪击、落入大牢或被比你位高阶的人痛打的风险。为什么这样的活儿还有人干,而不直接去麦当劳?因为只要隐忍负重,爬到顶端就可以拥有无尽的财富和名声。

随着不断有新的底层研究生进学习而且愿意(不得不)被剥削,学术大佬们才能有越来越多的成果,名利双收,而不用将他们的财富分配给学生。顶层大佬的风光和权力,很大程度上就是以牺牲大多数人为代价。

作为老师,他们拿着纳税人的钱,不仅学术造假,还奴役学生给自己谋私利。作为教授,他们利用学生的尊重和恐惧,性侵学生,做尽禽兽之事。而这一切的温床,就是当下这个类似贩毒团伙的学术体制本身。

 

精英大学的肮脏小秘密

(写在前面:资本主义下机会平等不过是个骗局而已。)
我们进步人士崇尚机会、平等主义和多样性。然而,这里是我们的一个肮脏的小秘密:美国一些最自由的堡垒,依赖于一种特权继承制度,它以牺牲几乎所有人的利益为代价,成全富裕的白人。
我说的是精英大学的“校友子女偏好”。这些大学被看作是世界上一些最好的公共物品,但它们操纵招生,偏袒那些在生活中已经享有各种特权的申请者。
一起针对哈佛大学的诉讼案将焦点放在了它的招生政策上,原告认为这些政策伤害了亚裔美国申请人的利益。我不认同这起诉讼,认为这是一项假旗行动,目的是废除针对黑人和拉丁裔学生的平权行动。
但这起官司揭示出一个真正的问题:对校友子女的偏好,以及对大手笔的捐赠者和教职员工子女的照顾。美国绝大多数精英大学为了照顾富裕的、拥有特权的校友子女,对他们系统性地区别对待。如果这还不足以让你的孩子被录取,那就给大学捐个500万美元,这样他们就会重新考虑。
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的理查德·里夫斯(Richard Reeves)在他的著作《梦想囤积者》(Dream Hoarders)一书中,对照顾校友子女的做法提出了批评。里夫斯指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欧洲和世界大部分地区,都没有这样对校友子女赤裸裸的照顾做法,但在所谓人人平等的美国,这一体系却是正式的、成系统的存在。
与自由主义联系如此紧密的机构却欣然接受了一个世袭的贵族体系,这是不是有点虚伪呢?啊,永远不要低估利己之心塑造人们观点的力量。正如里夫斯冷淡地说的那样:“在更接近要害的问题上,美国的自由主义却倾向于减弱。”
我是作为平权行动的受益者来写这篇文章的。我曾是俄勒冈州的一名农场男孩,常春藤盟校偶尔想录取乡下的土包子,所以我充分利用了这一点,写了一篇关于我给羊接种疫苗、摘草莓,以及参加美国未来农民(Future Farmers of America)竞赛的申请文书。
哈佛想用来自田间的乡巴佬来帮助一届新生多元化,所以选择了我。后来,哈佛对我的人生有巨大的影响。我也为几年前得以在哈佛大学校董会服务,并在肯尼迪政府学院(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做访问学者感到自豪。
人们对校友子女能够得到多少好处存在分歧。为目前正在审理的案子提交的材料表明,在一段六年的时间里,申请哈佛的校友子女中有33.6%被录取,而在非校友子女的申请人中,这个比例是5.9%。
七年前,哈佛大学一位名叫迈克尔·赫维茨(Michael Hurwitz)的博士生使用复杂的统计方法发现,如果父母之一是美国30所顶尖大学毕业生的话,子女被这些学校录取的机会增加45个百分点。例如,对某所精英大学来说,如果普通申请者的录取率是20%的话,校友子女申请者被录取的概率上升为65%。
此前,据普林斯顿大学2004年的一项研究估计,顶尖大学的校友子女身份相当于给他们的SAT考试成绩加160分(SAT满分是1600)。
校友子女偏好似乎是20世纪初引入美国的,当时是作为一种把犹太学生拒之门外的方法。值得赞扬的是,包括麻省理工学院在内的一些美国大学——更不用说英国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没有校友子女偏好。
这些顶尖大学说,校友子女偏好有助于建立一个多代的校友社区,这是一个合乎情理的理由。它们还指出,奖励捐赠者有助于鼓励捐赠,这些捐赠可以用作资助贫困学生的奖学金。
但总的来说,让我忧虑的是,美国一些最好的教育机构把一种改变人生的机会给了那些已经拥有许多优势(从小提琴课、到国际象棋比赛、再到SAT辅导)的孩子们。在此之上,让富裕家庭为得到额外考虑掏钱,用一个专业术语来说,让人恶心。
自由派人士不同意最高法院对“联合公民”(Citizens United)一案做出的允许企业大亨花钱买政治影响的裁决,为什么要允许企业大亨在大学招生上买影响呢?
更广泛地说,机会均等和英才领导体制上哪去了?它们可能是理想,而不是现实,但为什么要在顶尖大学录取上捍卫一种世袭特权和金钱优势的正规制度呢?
“校友子女偏好为一般来说已经过着优越生活的申请者提供了优势,”(哈佛培养的)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经济学、教育和公共政策教授苏珊·戴纳斯基(Susan Dynarski)说。“这与平权行动背道而驰,平权行动帮助的是那些面临逆境的申请者。少数精英大学积累了大量在税收上有利的捐赠,并利用它们以这种方式来延续特权,这是违背良心的做法。”
更大的问题是,包括五所常春藤盟校在内的38所大学招收的学生中,来自经济层次顶端1%的人,比来自中低层60%的要多。总的来说,来自顶端1%的孩子上常春藤盟校的可能性是来自底端20%的孩子的77倍
当家庭背景已经很重要的时候,美国最好的大学真要让天平向已经拥有特权的孩子倾斜吗?或者允许他们的家庭通过捐款,买来让天平第二次倾斜的机会?
《哈佛深红报》(Harvard Crimson)的学生记者在一篇社论中说:“用最简单的话说,校友子女偏好是错误的做法。这种做法把从拥有更少的人那里拿走的机会,交给那些拥有更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