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前给出了不少外国左派对中国的批判文章：外国左派关于中国的批判文章，而今天我再推荐一本系统性批判中国毛贼时代的书籍：《毛泽东以后的中国》，作者为美国的托派社会主义者Leslie Evans。
说实在，批判毛贼的资料墙外真的很多，但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单纯的指责毛贼在政治运动中进行迫害屠杀以及导致大饥荒，但对于毛贼时代的一种总体性的分析，是非常缺乏的。毛贼时代中国的工人农民处境到底怎样？毛贼时代中共官僚系统的作为如何？毛贼的外交政策如何，又为何如此外交？四人帮和毛贼到底是什么关系？后来的华国峰和邓坦克对四人帮和其支持者的清算的本质又是什么？
特别是对于华国锋邓坦克他们和毛贼四人帮支持者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毛派和右派们都在满嘴跑火车。毛派那边不必多说，一直把毛贼吹捧为救世主，把四人帮吹捧为被迫害的英雄，称赞文革；而右派们强调华国锋邓坦克他们和毛贼四人帮支持者之间的对立，认为双方有本质上的不同，对邓坦克他们的经济理念完全赞同，唯一不满的就是邓坦克制造了六四屠杀（事实上我很怀疑那些新自由主义哈巴狗们到底对坦克有多少不满，我认为他们除了六四这事上实在无法明着表示支持外，其他所有价值观看法都是和坦克一致的）。
而《毛泽东以后的中国》这本书揭示了真相：毛贼四人帮和华国锋邓坦克他们的本质是相同的，都是压迫中国人民的极权独裁官僚，他们在经济上的看法的确不同，但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从中国人民身上压榨出更多财富供他们享用。
书籍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china-after-mao-1978/index.htm
部分内容摘录：“据格雷估计，除了一九四九至五二年之间，工资有很大增加以外，在一九五二至七二年之间，中国工人的真正工资平均每年只增加了百分之一点九，但事实上，中国工人工资除了一九五八年以前有增加外，直到二十年以后，即毛泽东死后，才有真正的增加！
仅仅在一九七七年十月，新政府才对这个中国工人阶级长久以来的不满作出真正的让步，余秋里在四届人大常委会的经济报告中，宣布二十年来第一次全面的工资增加，他没有说明实在的数字，只说“调整工资的人数约占职工总数的百分之四十六”。”
“一九五六年中国政府实行一种国家公务人员的等级制度，其中有三十级，最高级的工资比最低级的工资大二十八倍！[3]高级干部和政府人员，除了拿薪金以外，还可以把房屋、汽车、司机、随员（包括佣人）、饮食和旅行等公费开销。
周鲸文在五十年代所观察到的新兴的毛派官僚层的一切豪华生活，现在都已变成最高层的根深蒂固的习惯，和应有的特权享受。这些特权享受包括全体随从人员、私家厨师、外来准备极好的昂贵食品的特别供应、和私用的大厦。江青每月的薪金是四百元人民币。这个数目在中国已相当大—等于一个不熟练工人或农民的一年工资。但是没有人会认为江青所沉迷的像王室一样的奢侈品能够以每月四百元的薪金足以偿付，虽然中国的物价很低，即使根据目前政府的说法，江青在一九七二年还与毛住在一起。
现在的当权派和倒台了的毛派在特权问题上的明显差别就是，邓小平集团已经把贿赂当作当然的事情，很少有甚么反对‘资产阶级法权’的虚伪的运动了。而江青却是痛骂高官生活奢侈的能手。”
“根据北京的报导，吊唁者包括伊朗国王、甘地夫人、菲律宾总统马可斯、法西斯西班牙的国王，以及印度尼西亚、巴西、阿根廷和智利的军人独裁者。智利的皮诺息（注：即皮诺切特）军人政权还宣布全国下半旗致哀三天，因为北京在一九七五年借了超过五千万美元贷款给智利。”
“这段文章，并不是指在毛死后所策划的阴谋，或在毛重病垂危的几个月中所采取的行动。中国的读者就不难了解那段文章的意思，即，如果“四人帮”已经霸道了“很多年”，那末这个帮一定还有第五个成员—他就是这四个人的主要保护人，毛泽东。
这是了解整肃意义的主要关键。在毛还活着时，没有另一个“急进”派；只有毛的总指挥部。这就是为甚么毛从来没有批评“四人帮”，而“四人帮”只在毛死后才被免职的原因①。这四个人在党的最高层占据了特别的位置，因此，不但群众恨他们，连很多干部都恨他们。毛利用他们作为他自己与文革末期所遗留下的有经验的行政人员之间的缓冲物。这四个人扮演了所谓厨房内阁的角色，这个厨房内阁是由在党内没有任何独立基础的亲戚、随从及无足轻重的年轻人所组成。毛的周围只有这些人。”
“最近几年内，西方的毛派及准毛派，对他们所认为的中国外交政策的严重错误，产生极大的惊愕。这些错误包括北京之向尼克松献媚、支持北大西洋公约、拒绝支持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MPLA）反对南非联邦在一九七五年至七六年干涉它的内政的呼吁、以及支持扎依尔的莫布图（注：即蒙博托，他在1961年在美国政府和比利时政府的支持下推翻了民选左派总统卢蒙巴）反动政权。
马克思主义对这个问题的最基本原则是：一个国家的国际政策是与该国的社会结构和国家需要分不开的，而且前者是附属于后者的。外交政策是政策决定人的国内政策的延长。北京之与美帝国主义缓和，并不是“错误”，而是已计算好的战略来适应斯大林主义官僚的内部需要。
一九七二年以来，北京的外交政策已经变成与美国的右派一样的右了，它坚决主张北大西洋公约的增强，美国制造中子弹，日本重新武装，而且支持全世界的反动的军事独裁政府，北京支持这些反动政府的唯一先决条件，就是这些政府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很少国家会不愿意这样做的，所以现在跟中国友好的政权—即不会受到公开批评的政权—包括智利的皮诺息军人执政，西班牙王朝及伊朗国王等令人讨厌的统治者，如果你今天住在中国的话，你永远不会知道在伊朗及智利还有政治犯被迫害，被处决呢！
“中国判断世界领袖的标准是他们了解这个新的力量关系的程度，因此，他们觉得〔英保守党领袖〕希斯（EDWARD HEATH）比〔工党领袖〕威尔逊（HAROLD WILSVN）好，〔西德右派政客〕史特劳斯（JOSEF STRAUSS）比〔社会民主党领袖〕布兰特（WILLI BRANDT）好，〔右派美前任国防部长〕施莱辛格（JAMES SCHLESINGER）比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好。””
“这些做法，除了排斥外国人以外，还把中国人关在里面。除了公事以外，普通人很难得到护照到国外旅行。不但如此，中国学到了斯大林俄国的国内护照制度（注：即户籍奴隶制），禁止人民离开他自己的工作，禁止人民迁居到另一城市，甚至不让人民作短暂的旅行。（斯大林死后，苏联废除了这个制度，所以死硬的毛派常常以这事为资本主义已在苏联复辟的例子。苏联仍严禁其它公民离开国家。）
从那时以后，这方面都没有改变。澳洲中国专家托里奥（ROSS TERRILL）于一九七一年访问南京附近的化学纤维厂时，问工厂革委会的发言人：“工人能够自己决定换工作吗？”答复是：“不能够！厂长或党委一旦作出决定以后，甚么都不能改的，即使这决定是非常不合理。工会干部，即使他们自己也不同意，只能劝导群众照决定去做。即使干部自己挨骂，他们也只能笑笑，不敢还口，否则他们就会被指控为‘制造事端’和‘没有决心执行党的意志’。
“这种强迫性的政治会议是在领导监督下展开的。只有疯子才敢提出超过既定范围的批评。也只有疯子才敢保持静默，因为，史诺曾注意到，‘在中国，静默的权利是不存在的。’如果一个人敢这样做的话，他就会冒着得到一些不方便的危险，如分配不到房子、不能送小孩子到托儿所、甚至失去公民权利被送到乡下去。”
到最后，犯人会被审判的。大多数的审判是不给公众看的。有些审判是在“群众大会”前举行。所谓“群众大会”就是一大堆人集合起来听犯人坦白，以及宣告这个犯人有罪。不管那一种情形，对犯人都是不利的。甚么是犯罪？甚么是合法的判决？远在一九五一年，政府颁怖了一道“惩治反革命条例”。这条例的第十条就定下以下的人是有罪的：“挑拨离间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或人民与政府的团结者”；以及进行反革命宣传鼓动、制造和散布谣言者”。”
“中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就是毛政府对左派攻击的第一批目标。他们不但是一九四九年革命的支持者，而且长期以来还是中国工人运动的参加者。他们在国民党的统治下遭受了迫害。他们对中国犯了甚么罪呢？如果一定要说他们犯罪的话，他们所犯的罪就是在群众面前，要求中共实现它在刚得政权时所作的关于社会主义和民主的诺言。”
“我们不要认为这个变动的目的是使新的中央委员会更不民主或者更民主。被逐的中委中，很多是毛的工农劳模。但是，他们并不是真正的群众代表。他们之能够在一九六九年及一九七三年两次党大会上被提升为中委，一方面是跟毛的个人崇拜的兴起有关系，另方面是因为中国官僚层把中国旧有的反动的统治阶级的传统带进中国工人国家的行政机构，他们是因为对毛的忠诚而被选上，并不是因为他们代表甚么群众组织。
毛嫡系之被官僚层其它部份踢走，是毫不稀奇的。不过，重要的一点是，回朝的老干部，除了是文革浩刧的残存者以外，对中国的政治并没有甚么新的东西可以贡献。新政治局委员的平均年龄是六十八岁，这可说是世界上最年老的党领导层。
至于中委会内的人事变动，最显著的变化就是罗瑞卿的平反而当选为新的中委。罗瑞卿曾任秘密警察头子，在一九六六年被整肃时，他是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我们可以回忆起，在一九五四年向第一届人大解释利用苏联顾问建立中共的奴工营制度的就是罗瑞卿。
整个领导层的组成是很清楚的。它包括年老的军人、技术人员、警政人员、市政人员、对外贸易专家、经济学家、和国家计划人员。
中共执政将有三十年了，但是它的处事态度还像受迫害的反对党一样—完全秘密。中国人民只在会议结束以后才知道党开了大会。在开会以前，根本没有公布任何文件，作为党员讨论的基础。
根据中共的党章，党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构，而且是党员能够决定政策及选择领导人的场所。这不但是个神话，而且还是可笑的事，因为两次大会相隔时间是如此的长，以致上次大会的决定经过多少年后还没有受到检讨。”
“江青及毛嫡系倒台以后，新政府答应停止这种任意的逮捕，就重新检查李一哲案件。但是新的裁决并没有跟政府的允诺一致。据一项报导说，李正天、陈一阳和王希哲三人于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在他们所工作的钨矿被捕而被宣布为反革命分子。[13]）
远东经济评论证实了上述的报导：“最近访问广州回来的旅客，在广东省最高法院门口，看到一个告示，说李正天被判‘无期徒刑’，其它二人的命运不明。”
“反官僚的斗争决不会是容易的或者是短期的斗争。官僚层决不会轻易地放弃它的特权。官僚层会以加倍的野蛮来作垂死的挣扎。但是，群众占绝大多数，官僚层只占极少数。官僚层之没有能力解决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物质上、精神上的问题，会加速它的覆亡。
官僚层的生存，是依靠它把中国人民与世界其它各国的人民隔离起来的能力。中国的建设、中国将来的繁荣、以及建立民主及社会主义的社会，都需要朝相反的方向走，都需要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联合起来。
中国人民已经显示了对付帝国主义的能力。他们正在学习如何对付阻碍国内进步的绊脚石。我们相信他们这个解放的努力一定会及时地成功的。（注：看到这句话，我有种很悲伤的感觉。这本书写于1978年，距今刚好整整40年，但40年之后的2018年，中国人民还是没能推翻残暴的中共政权。部分原因是，坦克把中国带入了国际新自由主义阵营中，与美国商人政客勾结，成功用经济发展给自己续了命。当然，作为社会民主主义者，我很清楚这经济发展是用亿万血汗奴工的汗水和眼泪，以及被严重破坏的环境换来的。中国人民的苦难什么时候能够结束呢？我不知道，但我希望能尽快结束，而我也会一直努力推动反抗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