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得了便宜还卖乖,叫做老板很烦恼

(写在前面:这篇文章很有力的打了资本主义哈巴狗的脸。顺便说一句,我就是从一个曾经的朋友对我说”血汗工厂的工人是自愿的“这句资本主义屁话开始怀疑资本主义,并最终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的。)

导语:富士康老板郭台铭在股东会上吐槽工人和“某些NGO组织”,我们是来打脸的。

郭总的困扰

6月22日,在台北举办的鸿海精密股东会上,富士康董事长郭台铭表示,对富士康的大陆工人和某些NGO组织的行为,感到肥肠困扰。

第一大困扰是加班。之前有NGO组织调查发现,富士康工人的劳动时间过长,呼吁富士康缩短工时。对此,郭总表示hin无辜:明明是工人自己要加班的哦,不能怪我。

第二大困扰是工人闲着也只会打游戏。对此,郭总除了叫他们闲不下来,真是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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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一看,郭总不仅关心工人的工作,还关心他们的闲暇生活,简直劳心费力,操碎了心。而为了让工人珍惜光阴、不打游戏,更为了满足他们对加班的热切要求,富士康不惜冒着为千夫所指的风险,延长工人的工作时间。啧啧,真是可歌可泣郭台铭,感天动地富士康!

可是,事实果真如郭总所言吗?

富士康女工的一夜,实力诠释“血汗工厂”

事实上,郭台铭的黑点只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手动微笑)。富士康工人的遭遇想必您就算不甚了解,也早有耳闻吧?

非营利组织中国劳工观察(也就是郭总口中的“某些NGO组织”)在今年6月初发布了《衡阳富士康调查报告》。亲身进厂打工的调查员,写下了自己每天的打工日记。

刚进厂时,调查员负责上夜班。

每晚7:30,调查员与工人们打卡进入车间。7:50左右,生产线上人基本已经到齐,车间的温度比外面的高好几度,没有空调。

8点左右生产线开工,该车间生产的是亚马逊智能小音箱。一条流水线上,两边都有工人,面对面坐着做同样的工作,每个工种两到三个工人负责,整条流水线一刻不停的运行着。

我和工友胡分到了03 线坐在一起看外观:每一个音响都拿起来把贴好的膜撕开看有没有划痕,试手感看每一个按键是否灵活,上面有没有黑点,有没有缝隙,看好后把标签贴好,又把底部的膜撕开看有没有鼓包,所有检查完之后放回传送带上面,接着下一个人贴膜。每个人每天要经手上千台音箱,不断机械重复这些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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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车间一角(图片来源:Nikkei Asian Review)

在厂线上需要戴防静电手套,那个手套不透气,戴上之后一会手就出汗了。胡看得特别仔细,一直不停地在撕膜检查,从晚上8点到第二天早上5点,除了指定的休息时间她都没有去上过一次厕所,我周围的四个工友也都没有去过一次厕所,我总共去了五次。全技术员一直在我旁边坐着,一会儿去其他地方,一会儿又过来,把我们新来的盯得特别紧。每次去都要给她说一下,同意了才能去。

11:35,工人们可以休息一个小时。调查员看见有一些人在开水房外面喝牛奶吃面包,吃泡面。还有好多人趴在生产线上睡觉,有些拼了几张凳子躺着睡,也有些拼了几张泡沫板躺地上睡。

凌晨12:40,流水线继续运行, 车间还是又闷又热,调查员工作了一会儿就感觉很累,又渴……

大约4点的时候,她对面的工友停了下来,说不用看了,厂量已经够了。这时后面的工人也停了下来,坐着没有做事。

我感觉很累,就趴在生产线上。

线长说,我和胡可以5点下班,其他人要6点才能下班。我们这一班的人下周一开始早上7:50来上班,从夜班倒成白班了。上班期间一定不要打瞌睡,抓紧时间,动作要快,动作慢了不行。晚上7点之后就可以打卡下班了。我排队过安检,脑子已经很不清醒,前面排队的工友不停地打着哈欠。安检员也是一脸疲惫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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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富士康工人下班(图片来源:路透)

通过她的记述,我们可以真实地感受到一个年轻的生命,如何在富士康,在流水线,在千千万万由他们制造、却根本买不起的电子产品中沦为异化的廉价劳动力。

工人爱加班,是因为底薪太低

无论是在深圳,还是衡阳,郭总所表述的富士康工友们争相加班、愿意加班的现象,确实属实。据土逗了解,工友们进入富士康的第一件事就是填写“自愿加班表”。

深圳富士康现在已经基本杜绝强制加班现象,但是普工们几乎没有人拒绝加班。按时下班,以及取消加班资格,甚至是基层管理人员惩罚员工的方式。一个按时下班一个月的工人往往会主动选择离职。

工友们为什么这么爱加班呢?

据媒体披露,湖南衡阳富士康里的一线普工底薪(即每周工作5天,每天8小时的工资)只有1750元,而衡阳市居民2017年的平均月薪为4647元。刚入职的深圳富士康工友的底薪在全国富士康中水平较高,但也只有2250元。考虑到在深圳的生活成本,这个底薪简直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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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漂白领晒出的每月开支明细(图片来源:融360)

这些工人,拿着微薄的薪资,住在一个12人1间、白班夜班不停倒、充满灯光噪音和烟味的空间里,每日吃盛在没有洗净的盘子里的饭菜,不交友、不娱乐,只买生活必需品,除了单调重复地工作、吃饭、睡觉就啥也不干。他们是工厂这台庞大机器里的一颗真真切切的螺丝钉,被剥夺了几乎一切生机、活力和情感。食物的鲜美、劳动的快乐、生活的安逸都不属于他们。他们自己也不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生产线、属于生产出的标准化商品、属于城市尽头灰头土脸的工厂。

更可悲的是,螺丝钉已经摆脱不了富士康这个庞大的机器了。为了改善生活境况,除了干更多活,赚更多钱,当一颗“更有用”的螺丝钉,他们别无他法。为了努力 “活得像人一样”,他们只能通过加班,来满足自己最基本的生活需求。

工人希望能住得好点。工厂宿舍的住宿费虽然只需每月110元,但住宿条件很差,舍友和自己错开白夜班,影响休息之余又没什么交流,所以很多工友会在厂外租房自住。

但随着深圳城中村的房屋改造,龙华富士康北门城中村的单间月租在3年间已经从500元涨到近800元,有的甚至上千。在嚣张的房租面前,为了一点下班之后的自由,为了睡个好觉,工友们不得不选择加班。

工人们还希望能吃得好点。富士康的食堂确实不贵,少则一顿4、5块,多则一顿7、8块。但是“盘子都不怎么洗,菜还很难吃”。工友们在午餐、晚餐时间也往往会选择厂外相对干净的小餐馆,即使价格可能是工厂食堂的2-3倍。这不是奢侈,而是生而为人对放入口中之物的基本要求。为此,工人们只能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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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阳富士康食堂饭菜和价格(图片来源:CLW)

除了吃饭、睡觉,工友们还有养家糊口的需求、交友的需求。恋爱、结婚要钱,走出工厂、自己做小生意也要钱,而这些钱都要靠加班才能攒出来。

在市场经济的裹挟中,工友们为了做一个“人”,几乎没有选择。而郭台铭这些资本家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先剥夺他们作为“人”的基本权利,再把微薄的利益一点一点地放在工友们面前,诱使他们不断“主动”加班、加班、加班,最后在股东大会上得了便宜还卖乖。

近期,富士康一些部门又进入高产模式。法律虽然规定7天必须休1天,但是只要“打卡”换“签卡”,一个工友可以连续工作四五十天,每天在工厂的时间大于12小时。

工人“底薪”不足以让他们活成真正的“人”,工人被当做机器对待。他们只能加速“运转”、不断加班、掏空身体,才能够换来一副似人的皮囊。

工厂构建了一个牢笼,工人们逃无可逃。

连游戏都不让我打,信不信我打你?

郭总提到95%的工友“不加班也是在打游戏”,流露出一股酸臭的“既然如此为何不加班”的霸道总裁气息。但是土逗通过调查发现,打游戏其实也是工友们没有选择的选择。

首先,单调、重复、枯燥的繁重工作让他们“只能打游戏”。富士康工人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这严重挤压了休息、娱乐的时间。在富士康的工人业余生活宣传之中,确实也有跳舞、跑团、篮球比赛等等。但是这些活动都是通过邮件发送到各部门的,只有坐办公室的文职人员才能看到,工厂领导根本没想要普工们参与。

工厂提供的游泳馆、图书馆、健身房都在晚上9点关门,而加班的工友们8点多才下班,这些被夸大其词的工厂娱乐休闲对于一线普工来说根本是无效资源。而咖啡厅、餐厅这些地方消费高,工友们是去不起的,经济压力也使他们不得不宅在宿舍里玩游戏、看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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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龙华富士康附近的城中村一角(图片来源:尖椒部落)

此外,工人们似乎“只有通过打游戏,才能认识一些人。”富士康工厂的管理模式向来以对工人的原子化而闻名,工友们也反映工厂的任何角落都没有“谈心的氛围”。“进了那个大门,就觉得一切都是和利益相关的,不是特殊情况根本就不会讲话,不会有私人关系,怕得罪人。”

在实地调查中,一位性格内向、说话吞吞吐吐的工友表示,在富士康的7年严重消磨了他的性格,甚至对他的语言能力都有一定的影响。这样一个区隔的、寂静的工厂机器里是没有人的温度的。而游戏,则为工友们开启了共同话题,成了他们为数不多的集体活动。 “中午休息的时候,我们几个可能就在吸烟区里打一盘游戏。”一名工友说。他们的社交需求,在游戏中得到了满足。

郭总担忧工人们只会打游戏,却不关心工人们为什么打游戏。近期工友们玩得比较多的是王者荣耀和吃鸡。这两款游戏与其他的之前火爆的游戏类似,都具有一定的投机性,且能较强地体现玩家的能动性。这些性质都足以让对工厂生活绝望的工友们投入游戏,寻找那种自主的幻觉。游戏胜利的成就感更衬托出工厂工作的无意义感。

此外,郭总“工人天天打游戏”的陈述也并不完全符合事实,很多工友已经“丧”到连游戏都玩不动了。土逗从一位网吧老板处了解到,深圳龙华富士康北门的城中村网吧数量在近4年中,从60多家减少到30多家,网吧的钱越来越难挣了。几位受到土逗采访的工友都表示,“下班之后啥也不想干,连游戏也不想打,就是颓在床上睡觉一直睡到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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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龙华富士康外的网吧(图片来源:尖椒部落)

8年前,深圳富士康工人用连环跳,向世界呈现了跨国品牌和经济奇迹背后的血汗淋漓。

8年后,富士康从深圳扩展到了衡阳,客户从苹果变成了亚马逊,产品从iPad、iPhone变成智能音箱和电子书。唯一不变的,却是工人超长的劳动时间、超低的工资水平、恶劣的劳动和生活条件。

当苹果和亚马逊这样的跨国垄断资本拿走产品一半以上的利润,当郭台铭这种资本家对工人极尽剥削,当工人继续日复一日地生产着自己买不起的商品,每月微薄的薪水也要先“贡献”给房东,深圳是越来越美了,苹果、亚马逊和富士康股东们也越来越富了,可工人却没有在这日益做大的蛋糕中拿到自己应有的份额。相反,无论是生产还是再生产,他们都不断地被剥夺。

最可恨的是,工人们试图摆脱现状的努力,竟也成了富士康剥削他们的理由。面对此情此景,郭总的理直气壮,恐怕已经不是蠢,而是资本家对工人敲骨吸髓的下流无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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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在员工宿舍装上铁网防止工人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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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与自由

早期社会主义者是强调自由的,马克思就说了,共产主义是自由人的联合体,但后期社会主义者就不怎么提自由了,为什么呢?因为自由民主的概念被资本主义霸占了,自由主义者也被等同于资本主义民主的支持者,所以社会主义者对自由的描述就局限在批驳资本主义的自由概念了。

但这并不等于社会主义者就不追寻自由了,实际上社会主义者一直在追寻自由,只不过不是追寻资本主义定义的自由而已。

要说社会主义者追寻的自由是什么,首先就要搞清楚一点:资本主义定义的自由是什么。经常看到有资本主义哈巴狗嚷嚷“民主与自由是冲突的”,听起来是不是很可笑?没有民主如何保障自由呢?靠独裁者的良心发现吗?

不过,如果搞清楚资本主义对自由的定义,就不难明白为什么哈巴狗们会这么说了。资本主义对自由的定义是:自由市场,自由企业,自由竞争,个人有消费的自由,赚钱的自由,成为富豪实现财务自由的自由。

但是,什么是自由市场?什么是自由企业?什么是自由竞争?什么叫做消费的自由?什么叫做赚钱的自由?什么叫做成为富豪实现财务自由的自由?

资本主义哈巴狗鼓吹自由市场是“公平的”,纯属狗屁,问一个问题就可以了:穷困的童工们和华尔街金融寡头之间如何公平?当然,有资本主义哈巴狗会宣称“机会公平”,呵呵,机会公平纯属自相矛盾,如果要实现机会公平,就必须尽可能实现起点公平,而要实现起点公平,就必须消灭社会上的其他不公平,否则其他不公平就会破坏起点公平(例如遗产继承和人脉继承),但机会公平本身又是建立在不公平的社会上的,所以,自打脸的机会公平根本不可能在资本主义下实现,而在社会主义下,也没必要去强调什么“机会公平”了,因为公平已经实现了。

然后再看看“自由企业”,这更是鬼扯,资本主义下的企业是极权独裁的,老板们(泛指,股东或高管都包括在内)独裁决定企业事务,雇佣管理人员作为走狗,而员工们没有任何决策权,只能被动服从老板命令,一句话说不对都会被赶出去,自由何在?啊,别跟我说“员工可以换老板”,按照这种逻辑,五毛狗的“不喜欢中国为什么不滚去美国”也毫无问题了,不喜欢这个政府为什么不滚去另一个政府呢?不喜欢这个企业就滚去另一个企业,结果还不是被极权独裁?什么,自己创业?先不说创业公司那头五年99%的死亡率,自己创业无非是自己当老板,我不当奴隶我就要去当奴隶主?那我不想被共匪独裁专制,我就要自己当独裁者吗?至于资本主义哈巴狗发明的”承担风险就可极权独裁“”创新就可极权独裁“诸如此类的洗地狗屎,请自行将企业代换为政府就可破解之。

哦,有资本主义哈巴狗会说:企业是私人的,政府是公共的。企业是私人的?这是将企业等同于家庭了?很好啊,咱们就来看看,企业和家庭到底是不是一样的:家庭不会去游说政府腐蚀民主以满足自己的腰包,企业会;家庭不会在成员生病衰老时直接把成员踢出去,企业会;家庭不会污染环境,不会破坏生态,不会把垃圾丢到全球南方国家去,企业都会;家庭中随便拿个共同财产出去自己花,一般是没什么问题的,企业员工拿老板财产,你觉得会如何?家庭不会强迫成员加班还不给钱,不会拖欠成员工资,不会在碰到风险时第一时间进行降薪裁员,企业还是都会;家庭虐待成员,会被臭骂,企业虐待成员,会被洗地”奋斗精神“”狼性文化“,不肯被虐待是”不努力“;家庭不会请五毛水军洗地,企业会请;政客们不肯给钱帮助家庭,却非常愿意拿穷人的钱补贴富裕的企业………

企业是私人的?呵呵,看看上面的各种不同,是非自有公论,企业除了在所有权和经营权上属于私人之外,其他任何方面,无论是对社会的影响,还是对其他人(特别是员工)的影响,还是对政府的影响和对民主制度本身的影响,都是彻头彻尾的公共属性!即使是家庭,家庭成员如果侵犯其他成员的人权,那也是应当被政府干涉阻止的,践踏人权可不能用”私人领域“去洗地啊!而资本主义哈巴狗呢?以安兰德这条为例,她竟然认为私企老板进行种族歧视是自由,恶心!

再来说说”自由竞争“。什么是竞争?竞争无非就是,我做掉你,然后霸占你的市场份额,然后继续滚雪球霸占其他企业的市场份额,最终实现垄断。而如何做掉你呢?通过坑骗消费者,通过五毛狗水军黑公关,通过消费主义洗脑制造虚假需求,通过官商勾结,通过抄袭山寨,通过收购,通过金钱柏林墙垄断知识,总之,一切可以做掉你的手段,我都是会用的,不要以为竞争是什么好东西,竞争的本质就是丛林哲学相互残杀,最终实现独霸市场,没错,竞争的目的就是垄断,而竞争的结果也是垄断。那么自由何在?自由得相互残杀吗?我有不进行残杀的自由吗?对不起,没有,因为这一机制是逆淘汰的,不肯残杀不肯无下限的,就算能活下来也做不大,能做大的必然是手段肮脏残忍无下限的。

再来看看”消费的自由“吧。在铺天盖地的广告洗脑宣传下,你确定一个人有消费的自由?就算没有广告洗脑的影响,你知道产品和服务的背后是怎样的吗?你知道产品的原料来源是哪里,当地工人的处境如何吗?你知道生产产品的工人处境如何,其工资占产品价格本身多少,利润都被谁拿走了吗?你知道产品的生产过程是怎样的,会对工人和环境造成怎样的影响吗?你知道那些为你提供服务的工人,他们工资多少,处境如何吗?事实是,你什么也不知道,你面对的产品和服务,完全就是一个个黑箱,在这种情况下,你根本就没有任何自由,只能被企业老板们蒙骗!

然后看看”赚钱的自由“。这东西算自由吗?资本主义下不赚钱就是个死,根本没有选择,算什么自由?

最后看看”成为富豪实现财务自由的自由“,呵呵,什么叫”财务自由“?是赚到一亿还是赚到一万亿?要知道人类的贪欲可是无限的,这世界上只有嫌钱少的没有嫌钱多的,富豪们早就被贪欲彻底吞噬了,成为永不停息的吸金机器,这算哪门子自由?所谓”财务自由“不过是骗傻子的伪概念而已。顺便说一句,有人奇怪为什么政客和财团老板们总是宁可不停的增加军费增加警力增加监控也不肯主动对穷人让利以消除穷人对他们的憎恨,因为他们自己非常清楚,一旦对穷人让利,那么穷人就会起来要求更多,并最终推翻他们的特权,所以他们只能选择镇压以延长特权维持时间,至于后果,反正他们已经离岸了,穷人的死活和他们无关了。

现在你应该明白为什么资本主义哈巴狗们会说”民主和自由是冲突的“了,因为资本主义的”自由“的本质是独裁专制的企业为了利润最大化胡作非为而不被阻止的”自由“,而民主政府必然会阻止企业的胡作非为(当然能在多大程度上阻止取决于民主程度,民主程度越高阻止程度越高,反之则越低),那么民主和这种”自由“当然是冲突的了。

很明显,资本主义是一种一元社会:有钱大爷,没钱贱民,在这种社会中,是不可能存在自由的,每个人都是金钱的奴隶。有人会说现在的欧美没这么过分,那是因为社会主义者在过去一百多年内的战斗,强迫欧美资本主义接受了部分社会主义价值观,在纯粹资本主义的中国和19世纪的欧美,资本主义的本性就体现得非常明显了。

那么社会主义的自由是什么?简单来说,社会主义的自由是:每个人都能自己决定自己,同时不被别人决定。

例如,自己决定自己干自己想要干的工作,而不是因为这工作”不能赚钱“被歧视侮辱(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是极为常见的);自己决定过自己想要过的生活,而不是因为自己和别人不一样就被敌视排斥(私有制下的父权独裁专制压迫下,道德就是一种恶心的文化霸权,所谓的”主流“拿着狗屁道德去压迫虐待和他们不一样的人,所以鲁迅先生说道德是吃人的东西),有人想要生育,很好,那就自己去生一个班,没人拦你,有人不想生育,想要单身,可以,有人不想被困在狗屁专偶制家庭中,那也可以,自由的选择自己的伴侣,自由的组成自己想要的家庭,自由的进行自己想要的性生活,只要是自愿的,只要没有伤害别人的人权,怎样都可以;儿童社会化抚养,政府承担抚养责任,发放生育补贴,儿童福利,建立社会化抚养机构,有人生下来不想养,可以,送给想抚养的人(不能卖),而其他人和政府共同负责监视,如果有哪个不负责任的父母伤害虐待儿童,那么就剥夺其抚养权,把儿童交给专业机构或其他愿意抚养的人,例如同性家庭;在社会主义下,无论是什么狗屁宗教,传统文化,还是什么家庭价值观,都不得干涉他人,更不得干涉公共生活,如果有人想要用这些垃圾去干涉,呵呵,那就请此人滚进监狱吧,如果有家长用这些垃圾洗脑儿童,那就直接剥夺其抚养权吧;至于企业,在经济民主之下,企业如何经营,由员工们共同民主决定,每个员工都能自由的参与决策,自由的决定如何分配创造出的财富,当然也能自由的选择加入其他企业或成立自己的民主企业,企业的一切情况都是完全公开的,商业机密?呵呵,这种资本主义的狗屁,社会主义社会中怎么可能会允许存在啊?

你想去其他地方?可以,随便去,政府的公共服务是不会缺席的,政府会从你的尿片负责到你的棺材,负责你的教育(教育内容是民主决定的,基础教育的内容由成人决定,但要有足够的多样性,但从中学开始,受教育的未成年人也能参与决策,学校由学生民主自治,自我管理,而大学则完全交由教授和学生共同民主管理。当然,反人权的宗教传统文化等狗屁滚出教育系统。),你的医疗,你的住房,你的养老,如果你找不到工作,那么政府也会提供工作,基本人权是纯粹的公共服务,绝不会成为私人的吸金工具;如果你是残疾人?那么各种公共设施都会为你的出行提供帮助,政府也会进行补贴,帮助你有尊严的生活下去。

当然,权利与责任是对等的,高收入者们,你们不要幻想政府能够帮你们捞钱了,政府不仅不会帮你们捞钱,还会要求你们把应该交的税一分不少的交出来,不过,在经济民主已经实现的情况下,收入差距远远不会像资本主义社会中这么大,政府只需要略微再分配一下,用高额遗产税阻止特权继承,并对民主企业进行固定征税以作为投资资金,而在公开透明的环境下,离岸也是无法进行的了;至于市场,社会主义下当然不会存在”自由市场“这种东西,市场是被严格控制的,想要进行消费主义洗脑?想要进行广告欺诈坑骗消费者?想要请五毛狗水军洗地?做梦!但只有被控制的市场,才不会践踏大部分人的自由,否则大部分人连”消费的自由“都别想拥有。

总结一下,社会主义的自由是:你可以自己决定自己,你不可以决定别人,更不可以剥削压榨掠夺奴役压迫折磨虐待残害别人以满足自己的贪欲和偏见。

 

 

聊聊资本主义下教育的本质

当初高考的时候有人建议我写批判高考的文章,其实单纯批判高考的文章很多,我推上也有转载了两篇:北大飞 | 高考日 讲讲我的往事说说我所经历过的高考地域歧视 ,但实际上,单纯批判高考的意义不大。或者说,高考本身也并不是根源,而是根源造成的症状。而根源是什么?且听我慢慢道来。

很多人都把高考比作科举,这个类比不能说错,但是是很不准确的。古代皇权专制帝国的科举,面向占社会总体少数的地主士绅阶级,古中国有条件读书识字参加科举的,基本上是地主或官宦家庭,而商人和手工工匠则被朝廷打压,规定不准参加科举,而普通平民则更是想都别想,连读书条件都没有还参加个毛?古中国可没公共教育啊。而科举的目的,是为朝廷选拔官僚(文举选文官,武举选武官)。

参考资料:首先,宋代的科举放宽了录取和作用的范围。宋代进士分为三等:一等称进士及第;二等称进士出身;三等赐同进士出身。由于扩大了录取范围,名额也成倍增加。唐代录取进士,每次不过二、三十人,少则几人、十几人。

南、北宋三百二十年,总共开科一百一十八次。取进士二万人以上。

元朝自仁宗至顺帝时灭亡止,科举停办两次,共举办过十六次,取进士1,139人,国子学录取284人,总计1,423人。

来源: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_中国网

整個唐朝的科舉取士約一萬人。

明朝二百七十七年開科八十九次,取進士24,536人。

清朝二百六十七年間開科一百一十二次,進士二萬六千人;

来源:中国科举制度

而在这些帝国当时的总人口数是多少呢?

唐朝唐朝後來取代了隋朝在全國的統治,到唐太宗貞觀十三年即公元639年時,全國人口大約為1235萬人,比隋朝巔峰時候整整少了3000多萬人。到唐玄宗天寶十四年,史書記載全國人口達到了5200多萬人,接近漢朝最鼎盛時期的人口。歷史學家預計,當時的實際人口應該還不止這些,可能要達到8000萬—9000萬人。

經過一系列戰爭之後,元朝建立後實際統治人口數估計約1100萬,在滅亡南宋統一全國之後,納入元朝統治的人口達6300多萬,但實際人口應該有8700萬左右。鼎盛時期的元朝,人口達到了1億2359萬人。

鼎盛時期明朝人口最多應該在1億以上,但是由於有大量戶口隱匿、流民逃亡、不入戶籍的市民階層的存在,導致官方無法統計出確切的人口數字,官方統計數據一直在5000到6000多萬之間。不過,一般認為明朝中期之後全國人口就已經達到了1億6000萬到1億8000萬之間。

清朝清朝建立之後,明末各種大戰亂又將全國人口縮小到了1億零300萬,減少了6000萬以上的人口。一直到康熙末年,人口才恢復到了明朝最鼎盛的1億5000多萬人。自此之後,中國人口就一路狂飆,康熙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全國人口突破2億,僅僅26年之後的1790年中國人口就增加了1億人達到3億,道光十四年(1834)增至4億。

稍微算算就会发现,帝国科举取士总人数占帝国总人数的比例,最高都不到千分之一,不少帝国时期更是万分之一都不到,如果按照每年取士人数去计算,那是连百万分之一都不到了,有些傻逼喜欢吹捧古中国帝国的科举制度,呵呵,这有什么可吹的?靠这个去“改变命运”,还没现代人出车祸的概率高呢。

而高考呢?先不说实际上有多少人能够读到能参加高考那天,至少比起古代帝国科举的参与人数比例,那是高多了的:

数据显示,中国高考人数一直在持续变化。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报名人数一度每年只有100多万人。高考人数顶峰时期是2008年,为1050万,到2013年下降到912万,2014、2015年分别增加到939万、942万,2016、2017年稳定为940万。

来源:首批00后高考:报名人数975万,创8年新高_搜狐新闻_搜狐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截至2017年12月,中国大陆人口总数达到13.9亿人,占世界人口总量18.7%[1]

来源:中国大陆人口

算一下就会发现,每年参加高考的人数占总人数比例,接近百分之一,当然也不是什么高比例,但比起古中国帝国时期的科举制的那百万分之一的比例,真的高很多啊。

但请注意:高考和科举的目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前面已经说了,科举的目的是朝廷选拔官僚,而高考的目的则是上大学。从目的来说,科举更类似公务员考试,而和高考完全不同。

所以高考和科举,无论从参与人数比例还是从目的来看,都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机制。但有一点两者是相同的:参与者都想靠这一机制改变命运,或者,更准确的说,实现阶层上升。

至于能否实现阶层上升,我之前转载的两篇文章已经明确说明了,不能。但如果这篇文章止于此,那么我也不必浪费时间写这么一篇文章了。

诸位,先思考一个问题吧:为什么我们非要追求阶层上升?

我想有一个答案肯定很多人都会说:“当然是为了能够得到更好的生活了!”

那么,思考第二个问题:能爬到金字塔顶端的人,是多数还是少数?

很明显,答案是:在全世界都是少数,极少数。如果有人对这个答案有疑问,去看看这篇文章吧:赵皓阳:生而贫穷(转载)

既然是极少数,那么,第三个问题就出来了:为什么不推翻这个制造金字塔的压迫性的制度,而非要追求什么阶层上升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1,大部分人不知道推翻之后该拿什么制度进行替代,害怕血泪之后历史又一次循环;2,资本主义无孔不入的洗脑宣传,导致大部分人有“我可以阶层上升”的幻觉。

对于1,替代制度是核心为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的社会主义;对于2,资本主义灌输“阶层上升”幻觉的一个重要说辞,就是“通过教育可以实现阶层上升”。

而事实上呢?有人说,教育的不平等直接断了底层上升的道路,精英垄断教育资源进行精英教育,而平民只能待在资金不足的公立学校,而公立学校都没有的地方(例如教育市场化的中国)就更糟糕了。

单看这话是没什么问题,但通常这么说的人都有一个幻想:教育平等之后底层就能上升了。但是啊,先不说资本主义下根本不可能实现教育平等,因为政客和财团老板等精英们必然垄断教育资源;就算假设某个资本主义社会教育平等了,那么底层也还是底层,绝大多数都别想上升。为什么呢?因为资本主义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压迫性的制度,少数政客和财团老板联手剥削压迫大部分人,那么,这种制度本身就决定了必然是少数人剥削压迫大部分的结构,只不过,如果教育平等,那么政客和财团老板们会采用其他手段垄断资源,并让后代继承,而广大平民依旧只能给他们打工, 被他们剥削压迫。

资本主义的所谓“教育实现阶层上升”,其实就是:奴隶们,你们通过自己的努力,是可以成为奴隶主的!呵呵,说起来,“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不就是这类奴才洗脑狗屁吗?当然,奴隶也有奴隶和奴才之分,相对来说奴才们得到的主子的赏赐会多一些,这是主子的收买策略。而还有一种被收买的人就是掌握一定技术的奴隶,掌握技术本身需要资源投入,所以掌握技术的人是少数,而这些人本身可以依靠掌握的技术创造出更多财富,故此对奴隶主来说,他们有收买价值,而大部分奴隶就没这么值钱了。

的确,有些人追求的“阶层上升”并不是成为奴隶主,而是低级奴隶成为高级奴隶。可是,奴隶还是奴隶啊!而且能成为高级奴隶的也必然是少数,因为人多了就没有收买价值了。

所以,资本主义下的教育,一是维持阶级固化保证精英的后代继承特权,二是对奴隶们进行洗脑制造“可以实现阶层上升”的幻觉,三是制造一批掌握技术的奴隶加以收买利用。

有人说:教育的目的是让一个人成为最好版本的那个自己。这是个理想,而这一理想是无法在资本主义下实现的,只有在社会主义下,才能实现!

 

 

 

特朗普离贸易战更近一步

金属关税激怒美国盟友,中美谈判亦重陷僵局

Vincent Kolo 中国劳工论坛

随着特朗普政府推出“美国优先”的贸易政策,向美国的亲密盟友和主要竞争对手同时展开猛烈进攻,贸易战已从多个方向进一步逼近。

6月1日,美国将长期以来的威胁付诸实行,开始对来自欧盟丶加拿大和墨西哥的钢铁和铝分别征收25%和10%的关税。这些政府立即表示要对从摩托车到酒类的数百种美国产品征收报复性关税。

特朗普则进一步威胁对进口汽车和卡车征收25%的关税。对德国丶墨西哥和日本来说,这是比金属关税更大的打击。美国的钢铁和铝进口总额约450亿美元,而汽车进口额达到2080亿美元。对德国汽车巨头梅赛德斯-奔驰和宝马来说,美国占其全球销售额的15%左右。而对日本来说甚至更严重,因为他们生产的汽车有五分之一是卖到美国的。

就在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并对与伊朗进行贸易的公司施加制裁措施仅仅几周后,特朗普贸易战的第一枪严重加剧了资本主义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

6月2日,G7集团财长会议在加拿大举行,除了美国之外的6个国家发表了联合声明,谴责美国加征关税的行动。法国财政部长布鲁诺·勒梅尔表示:“我们还有几天时间采取必要措施避免欧盟与美国爆发贸易战。”

中美谈判重陷僵局

与此同时,在北京举行的第三轮中美贸易谈判陷入僵局。如拉里·艾略特在英国《卫报》上所说,特朗普要求中国——“贸易战真正的目标”——削减对美贸易顺差(目前为每月300亿美元)。

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是从美国进口的四倍。尽管特朗普说这是因为中国的“欺骗”,但是其实这是全球资本主义经济深层结构性转变的结果。中国崛起为世界工厂并位居全球化产业链的中心就是其中的一部分。中国制造业规模是美国的1.5倍。中国政府将大量贸易盈余用于购买美国国债,也是在为向美国的进口提供资金。

随着谈判丶威胁和反威胁的进行,再加上特朗普一系列相互矛盾的推文,人们开始清楚地看到贸易逆差不是真正的焦点,美国政府的真正目的是遏制中国的科技发展和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地位的计划。

北京和华盛顿之间仍有可能达成贸易协议,但就目前而言,这看起来还很遥远。即使达成了协议,也可能很快破裂。

中美双方在最近的谈判中都表现出更加强硬的立场。5月在华盛顿举行的第二轮会谈之后,中美关系出现了明显但短暂的“突破”。当时双方签署了一份联合声明,尽管没有什么实际内容,但双方同意在谈判继续进行期间不开征关税。作为回报,中方同意“大幅”增加对美国商品的进口,以减少贸易顺差,不过它拒绝就此提出具体数字。这相当于双方“停火”,但仅9天后就破裂了。

正当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前往北京参加第三轮会谈时,特朗普再次威胁要对中国价值500亿美元的“具有重大产业意义的技术产品”征收25%的关税。一位中国官员对英国《金融时报》说,特朗普的180度转向“出乎意料,但也不令人意外”。

特朗普多变的丶难以预测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是故意向对手施加压力丶迫使其让步的策略。但在中美谈判重新陷入僵局之后,中方拒绝做出进一步的承诺,除非美方保证不征收关税。

如何树敌?

中方谈判代表表示,如果美国实施关税或其他制裁(特朗普威胁从6月15日起实施制裁),他们将完全退出谈判。这表明中国政府的态度也变得更加强硬。在先前的会谈中,中方代表明确表示,他们准备向美国作出让步,特别是购买更多的美国农产品和天然气。但特朗普在第三轮谈判前几个小时向欧洲丶日本和其他美国盟友征收关税的举动,无疑使中方有了更多底气同美国对抗。

现在的局面极度不稳定。欧盟和日本本身也与中国有争端,很大程度上与美国政府的立场是一致的。今年4月,27位欧洲驻中国大使签署了一份报告,批评习近平标志性的一带一路海外投资计划。这些大使表示,“一带一路计划偏向那些接受政府资助的中国公司,这与欧盟的贸易自由化计划相冲突”。

中国政府特别担心这些国家会与特朗普联手对付中国。但特朗普“敌我不分”的外交方式至少暂时降低了这种可能性,给了北京更大的回旋余地。

民族主义

中国和美国的民族主义情绪都在升温。中国政府准备向特朗普做出让步,但前提是它能够将被迫让步伪装成出于自身利益的自愿行为。这样,购买更多美国商品将被解释为“向需求不断增长的中国消费者提供更多外国商品”。减少外资投资限制丶保护知识产权和放开外资在国企垄断行业的所有权限制则是“深化中国经济改革开放”。

一个明显的迹像是,中国政府上个月关闭了最着名的毛派网站“乌有之乡”,因为担心该网站可能成为愤怒的民族主义者批驳政府“向美帝国主义投降”的渠道。

在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国会议员对于“美国优先”的热衷正在超过特朗普。他们看到特朗普的那种民粹主义有助于中期选举的选情,因此这两个资产阶级政党的政客都在提高反华调门,特朗普团队只要露出任何对华立场软化的迹象就会受到他们的抨击。

两党政客都想通过国会立法阻止特朗普“挽救”中国电信巨头中兴通讯。今年4月,美国政府以中兴违反美国对伊朗和朝鲜的制裁为由,禁止它在未来7年内从美国购买微芯片或软件。由于中兴90%的产品要使用美国元器件,因此该这相当于判了中兴的死刑。

共和党反华鹰派参议员马尔科·鲁比奥称,绝大多数国会议员不仅反对撤销对中兴通讯的禁令,而且要求对华为等其他中国科技公司采取同样的措施。这些压力使特朗普政府不敢轻易同中国达成任何协议。

减少2000亿美元贸易顺差

特朗普在2016年竞选时曾承诺,他当选总统后会将美中年度贸易逆差减少1000亿美元。现在他要求中国在两年内减少2000亿美元。这个目标被广泛认为是不现实的。

经济学家阿米特拉吉特·巴塔贝尔评论说:“美国经济短期内根本无法增加足够的产量供中国购买”。美中贸易谈判的重点是农业和能源。美国可以增加这两个行业的对华出口,但去年美国农产品出口总值为690亿美元,能源出口1500亿。中国要想减少2000亿美元的对美顺差,几乎要把这两个行业的所有出口商品全都买下来。

中国也希望大幅增加美国科技产品的进口和增加对美国科技企业的投资,但目前美国政府正出于“国家安全”理由考虑采取限制措施。

中国政府不愿给出削减贸易顺差的具体目标。一方面是因为美国可能会以中国未达成目标为由发动更猛烈的攻击。另一方面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尽管习近平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审查和宣传机器,但他仍然难以让人相信这不是迫于美国的压力,因此他用来压制党内反对派的“强人”形像也将受损。

不同的模式

中美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并不只是因为贸易问题。美国政府宣传攻势的目标已从贸易逆差转向金融投资和中国涉嫌盗取美国技术。特朗普的贸易谈判代表越来越多地说到中国需要“结构性改革”,也就是要求中国打破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丶停止政府对重点行业的支持以及废除对外资所有权的限制。

习近平当局甚至同意解除对金融和汽车行业的投资限制。但这些让步只是为了吸引有影响力的海外资本,因而都很有限。从整体上来说,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会继续保持下去,甚至还会增强。事实上,如果中美之间的技术战升级,中国政府为了加快本土科技行业的发展,势必要加大国家干预。习近平在5月28日(也就是第三轮谈判前几天)发表演讲,主题就是高科技领域的“自力更生”。

在与经济和地缘政治冲突同时展开的“意识形态”斗争中,中国统治集团认为其威权国家资本主义优于西方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这种像想法是基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在西方资本主义陷入停滞和政治动荡的同时,中国却保持了相对较快的经济增长。然而,中国取得“成功”的基础,是有史以来耗资最大的警察国家和前所未有的债务水平。政府知道堆积如山的债务可能会触发严重的金融危机。但是,在这场不同模式的资本主义的对弈中,习近平方面最有力论点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混乱。

帝国主义冲突

这场“意识形态”斗争是正在加剧的全球帝国主义斗争(特别是中美之间)的一部份。美国资本主义建制的各个派系(特别是军方)正在形成一个共识:一现在是击退中国这个最强大的对手的时候了。

今年4月9日,特朗普的贸易顾问丶«致命中国»一书的作者彼得·纳瓦罗在《金融时报》上撰文,将矛头指向中国的科技发展及其庞大的工业现代化计划“中国制造2025”。“中国制造2025”计划旨在使中国在机器人丶高级信息技术丶航空引擎丶环保汽车和生物制药等尖端科技领域取得全球领先地位。如果中国的计划成功,纳瓦罗称:“美国经济将根本没有前景”。

2008年全球危机之后,由于帝国主义竞争愈演愈烈,贸易也日益变成一种代替军事行动的武器。在危机发生前,全球贸易增速是全球GDP增速的两倍,但此后一直停滞不前。

世界银行去年的一项调查显示,自2008年以来,全球前60大经济体推出了7000多项保护主义措施。美国和欧盟各以1000多项位居榜首。特朗普的“美国优先”也是这一进程的表现。

这些贸易保护措施标志着以美国为首的各国政府正从所谓的自由贸易转向贸易管制。社会主义者指出,自由贸易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的神话,因为大多数贸易是由几百家大公司控制的。我们支持“管制”贸易,但反对资本家和像特朗普这样的反工人阶级政客进行管制。

在社会主义社会,在消灭了资本主义和建立起工人阶级民主管理的计划经济之后,贸易和国际关系也将以民主计划的方式发展。这将为全球经济提供空前的发展动力,去满足人民和环境的需要。

特朗普的钢铁和铝关税等贸易制裁措施以“国家安全”的理由绕过了WTO体系及其全球规则。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政府过去一手建立起来的。特朗普在贸易上背离“自由市场”原则,但在其他大多数政策领域却支持极端的去管制,例如他最近取消了2008年后为避免金融危机再次爆发而实施的银行业监管措施。

军事角力

在21世纪,与其全球主要竞争对手相比,美国资本主义在经济和地缘政治方面的地位都在下降,尽管美国的军事实力仍是无与伦比的。美国政府近期的多份文件都表现出对正在逼近的危机的担忧。例如去年12月出版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和俄罗斯是“挑战美国权力丶影响力和利益”的竞争者。

今年1月份发布的《国防战略报告》指出,“目前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问题是大国的竞争,而不是恐怖主义”。这种对抗性的论调,加上越来越倾向使用经济制裁(关税)去对付对手(中国)和“朋友”(欧盟丶加拿大丶日本),标志着美国的政策出现了历史性转变。

对中国来说,这标志着40多年来与美国共和党或民主党当局相对稳定丶友善的关系结束了。香港《南华早报》评论说,特朗普是“自1971年尼克松访华破冰以来第一位明确将中国认定为『对手』的美国总统。”。

特朗普的贸易政策受到美国贸易代表莱特西泽和纳瓦罗等强硬反华理论家的重要影响,而新任命的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也因主张对抗中国和对朝鲜发动“预防性战争”而着称。

特朗普政府也在通过其他与贸易无关的问题对中国加压。在最近的新加坡安全论坛(香格里拉对话)上,美国国防部长吉姆·马蒂斯指责中国将南海人造岛屿军事化以“恐吓和胁迫”邻国。特朗普政府对此的“初步反应”是,拒绝让中国参加今年5月的“环太平洋军演”。

美国及其盟国英法两国宣布将在中国与邻国的争议海域进行更多“自由巡航”行动。而中国也在南海加注。它在其控制的岛屿上安装了先进的雷达和监控设备,最近还在其中一个岛屿着陆了可携带核武器的轰炸机。

和传统的外交作法不同,特朗普并不反对将南海和台湾等地缘政治问题(中国反对美国与台湾建立更紧密关系或提供军事支持)与经济问题混在一起,时而利用这个问题丶时而利用那个问题做为筹码,去达到他的目的。这造成全球局势更加不稳定,也增加了冲突升级的风险。尽管中国政府准备在贸易问题上做出让步,但对它来说台湾和南海问题是不可逾越的“红线”。

对社会主义者来说,现在的事态并不完全令人意外。资本主义危机及其所带来的特朗普和“习皇帝”正在破坏世界的稳定。社会主义者强调,工人运动需要独立的立场和行动,不应该被本国的统治阶级欺骗和左右。我们的主张是,建立工人阶级民主控制的计划经济和贸易,取代混乱丶暴虐的资本主义。

特朗普离贸易战更近一步

书籍推荐:《 Forging Democracy: The History of the Left in Europe, 1850-2000 》

关于欧洲的左派历史,中文圈基本是没介绍的,这也导致大批无耻的资本主义哈巴狗把社会主义者的抗争成果无耻的掠为己有了,例如民主,自由,人权。实际上,欧洲的民主,自由,人权,或者说现代文明,完全是社会主义者铸造的,而《Forging Democracy: The History of the Left in Europe, 1850-2000(铸造民主:欧洲左派的历史,1850-2000)》的作者,英国历史学者Geoff Eley用大量史料(这本书的引用资料列表就有几乎两百页!)详细讲述了1850-2000年欧洲的左派历史(这本书出版于2002年),并且有力的证明了社会主义铸造了民主,自由,人权以及所有让人类成为人而不是奴隶的制度和文化!

下载链接:https://libgen.pw/item/detail/id/311330?id=311330

不过,这本书没有中文版(至于为什么没有,不用我多说吧?),而且作为历史书籍本身具有一定专业性,即使是有一定英文水平的人,看起来也是很吃力的。而作为历史书,其本身为连贯的事实叙述,所以进行节选概括也会漏掉大量关键内容。好在作者自己写了一个序章,对核心内容进行了具体介绍,以下为序章内容和翻译:

Introduction Democracy in Europe

对欧洲民主的介绍

Democracy in Europe has been a fragile, contested, unfinished, and relatively recent growth. It dates from the revolutionary crisis following the First World War, and then only fleetingly before being brutally swept away. Only after 1945, as a result of the victory over fascism, were democratic goods really attained. Even then, in socialist Eastern Europe a Stalinist counterrevolution immediately supervened, while in the southern periphery of Spain, Portugal, and Greece right-wing dictatorships prevailed. When democratic polities were finally created in those regions too, democracy became a general European reality.

欧洲的民主一直是脆弱的,有争议的,未完成的和相对在最近才增长的。它起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革命危机,然后在被残酷地扫除之前只是短暂存在。直到1945年以后,由于反法西斯主义胜利,才真正实现了民主。即使在那时,在社会主义的东欧,斯大林主义的反革命立即出现了,而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右翼独裁统治在南部边缘盛行。当民主政体最终在这些地区建立起来时,民主成为一个普遍的欧洲现实。

But what does “democracy” mean? In the realm of law it requires at least the following: free, universal, secret, adult, and equal suffrage; the classic civil freedoms of speech, conscience, assembly, association, and the press;and freedom from arrest without trial. By this standard, democracy was achieved nowhere in the world dur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arrived in only four states before 1914—New Zealand (1893), Australia (1903), Finland (1906), and Norway (1913). If we relax our definition by ignoring women’s suffrage, then the male democracies of France and Switzerland may also be added.1 Though 1918 gave rise to the revolutionary circumstances that expanded juridical freedoms, these still proved short-lived and were only lastingly reinstated after 1945. Only the large-scale socioeconomic mobilizations of world war, it seems, created the societal context for the advancement of democratic politics. Hence the special resonance of 1918 and 1945.

但“民主”是什么意思? 在法律领域,它至少需要以下内容:自由,普遍,秘密,成人和平等的选举权; 言论,良知,集会,结社和新闻出版这些经典公民自由;以及免于未经审判而被捕的自由。 按照这个标准,19世纪在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实现民主,并且在1914年以前只有新西兰(1893年),澳大利亚(1903年),芬兰(1906年)和挪威(1913年)实现民主。 如果我们放弃我们的定义,无视妇女的选举权,那么法国和西班牙和瑞士的男性民主国家也可能加入.尽管1918年产生了扩大司法自由的革命环境,但这些仍然是短暂的,并且只是在1945年以后才最终恢复。只有世界大战的大规模社会经济动员似乎创造了促进民主政治的社会背景。因此,这造成了1918年和1945年的特殊共鸣。

Juridical definitions describe democratization but can’t explain how it came about. For this we need to go further by examining the dynamics of democracy’s actual emergence, period by period and country by country.
The obvious political arenas of struggle in parliamentary institutions and
around citizenship rights are especially significant, but developments in social relations and culture are equally important. Ambitious packages of social rights implied by the rise of the welfare state expanded definitions
of democratic entitlements. These were achieved by various forms of social mobilization and cultural self-assertion that gradually shifted definitions of public and private and made use of an increasingly mass-mediated public sphere.

司法定义描述了何为民主化,但不能解释它是如何实现的。 为此,我们需要进一步逐个时期和逐个国家的研究动态民主的实际出现。明显的在议会制度和政治领域进行的和围绕公民权利进行的斗争尤其重要,但社会关系和文化的发展同样重要。雄心勃勃社会权利集合在兴起的福利国家的推动下扩大了民主权利的定义。这些都是通过各种形式的社会动员和文化的自我主张来实现的,逐渐改变了公共和私人的定义,并且利用了大众传播越来越普遍的公共领域。

None of these changes can be addressed convincingly without under -standing their gender dimensions. This means assessing both the degree of women’s inclusion as well as the impact of those gains on established gender regimes. Examining democratic access to see who exactly was given a voice makes the gendering of citizenship a vital aspect of democracy’s story.

如果不理解他们的性别维度,那么这些变化都不能得到令人信服的解决。这意味着评估妇女融入的程度以及这些收益对既定性别制度的影响。 考察民主进入情况,看看究竟是谁发出了声音,使得公民的性别问题成为民主故事的一个关键方面。

Feminist critiques have emphasized how heavily post-Enlightment political
understanding relied on binary distinctions between men and women embedded in new notions of citizenship, personhood, and self. They have shown how these assumptions crucially limited “women’s access to knowledge, skill, and independent political subjectivity,” especially when embedded in languages of collective identity, from class and nationhood to religion and race. For example, the basic category of civil society per se presumed women’s exclusion. New distinctions of public and private gendered women primarily as mothers and managers of households, as opposed to social leaders and political actors. By the twentieth century, demanding the inclusion of women would require that concepts like the body politic and social citizenship be radically recast.

女权主义者的批判强调了后启蒙政治的重大理解如何依赖于男女之间的二元区别,这种区别嵌入了公民身份,人格和自我的新概念中。他们展示了这些假设如何严格限制了“妇女获得知识,技能和独立的政治主体性”,特别是当嵌入了集体认同的语言中,从阶级和国家到宗教和种族。 例如,公民社会的基本类别本身就假设了对女性的排斥。公共的和私人的性别化的女性的新区别主要在于私人女性作为家庭的母亲和管理者,而不是社会领袖和政治行动者。到了二十世纪,要求包括女性需要从根本上改变身体政治和社会公民身份等概念。

Though gender distinctions remained a persistent and pervasive source
of conflict in the pursuit of democracy, the struggle against unequal power was at its core. Let there be no mistake: democracy is not “given” or “granted.” It requires conflict, namely, courageous challenges to authority, risk-taking and reckless exemplary acts, ethical witnessing, violent confrontations, and general crises in which the given sociopolitical order breaks down. In Europe, democracy did not result from natural evolution or economic prosperity. It certainly did not emerge as an inevitable byproduct of individualism or the market. It developed because masses of people organized collectively to demand it.

虽然性别差异在追求民主的冲突中仍然是一个持久和普遍的来源,反对不平等权力的斗争是其核心。别搞错了:民主不是“被给予”或“被授予”的。它需要冲突,即勇敢的对权威进行挑战,冒险行为和鲁莽的模范行为,道德见证,暴力对抗以及广泛性的导致社会政治秩序崩溃的危机。 在欧洲,民主并不是自然演化或经济繁荣的结果。它当然不会成为个人主义或市场的不可避免的副产品。它的发展是因为大量的人组织起来集体要求它。

The spread of democracy had a vital transnational dimension. It was
shaped to a great extent beyond the frontiers of the nation itself by a series of horizon-expanding pan-European conjunctures betwee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nd the present. There have been five such moments of transnational constitution-making in modern European history, which laid down limits and possibilities for the decades to come: 1776–1815, 1859–71,1914–23, 1943–49, and 1989–92.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book, the 1860s form the baseline, establishing the enduring framework for popular politics until a new series of radicalized conflicts began to dissolve it during 1905–14. Likewise, the years 1914–23 produced another generalized redrawing of the map, setting the scene for the polarized politics of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that generated fascism.

民主的传播有着关键的跨国维度。 它被一系列在18世纪和现在之间扩大了的泛欧洲联盟所塑造,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国家的边界。在现代欧洲历史中,有五个跨越国界的宪法制定的时刻,为今后几十年规定了极限和可能性:1776-1815,1859-71,1914-23,1943-49和1989-92。 为了本书的目的,1860s形成了基准线,为流行政治建立了持久的框架,直到1905 – 14年间一系列新的激进冲突开始解散它们。同样,1914-23年又对地图进行了另一种普遍的重新绘制,为极端化的革命政治和造成法西斯主义的反革命政治建立了场景。

In the 1860s, liberal constitutionalism registered an impressive international growth through the reorganization of states and recognition of popular rights, most important in relation to the franchise but also including limited legalization of trade unions on a local and national scale, from Spain to the Habsburg Empire and from Britain to Greece. Moreover, these constitutional frameworks fashioned in the 1860s proved remarkably resilient. Stability sometimes had to be secured through national crises, with major feats of accommodation in response to popular pressure, with a definite quickening of difficulties in the decade before the First World War.

在1860s,自由立宪主义通过政权重组和承认大众权利实现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国际增长,这对于企业来说最为重要,但也包括从西班牙到哈布斯堡帝国,从英国到希腊的地方和全国范围的工会有限的合法化 。此外,1960s时制定的这些宪法框架被证明非常有弹性。 稳定有时必须在国家危机时进行维持,在应对民众压力时进行重大调整,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十年内困难确实加剧了。

But in each case, crucially, the changes occurred through constitutional means. Even if extraparliamentary in form, popular pressure was applied mainly within rather than against the available liberal constitutional frame- works.

但在每一种情况下,关键的是,这些变化都是通过宪法手段发生的。 即使在额外的议会形式上,大众压力主要是出现在现有的自由主义宪政框架内而不是反对现有框架。

Though democracy’s most spectacular gains have always occurred on a
transnational scale, national states organized around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were also a vital prerequisite. The French Revolution had introduced Europeans to the idea that governments could be “for the people,” upsetting the stability of early-nineteenth-century authority structures and inspiring a range of revolutionary movements. But only when a system of liberalized nation-states solidified during the 1860s could movements emerge to organize popular hopes. This was most apparent in Italy and Germany, where unification created territorial states for the first time. The newly established constitutional machinery of German and Italian national politics, linked to liberal precepts of self-government and civic responsibility, created the first viable bases for separately organized popular democratic movements. A strengthening of liberal constitutionalism in Europe’s older territorial states had the same effect. Dramatic insurgencies of the people had occurred periodically before the breakthrough of the 1860s—in 1830–34, again in 1848–51, and in many more isolated cases across the continent—occasionally sustaining a longer presence on the national stage, as with Britain’s Chartists between 1837 and 1848. But only with the 1860s were the legal and constitutional conditions created for popular democratic parties.

虽然民主最显著的增长范围一直都是跨国的,但围绕代议政府组建的民族国家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先决条件。法国大革命给欧洲人带来了这样的想法,即政府可以是“为人民”的,这破坏了19世纪早期权威机构的稳定,从而激发了一系列革命运动。但是,只有在1860s时一个自由化的民族国家固化系统出现时才会出现组织民众进行运动的希望。这在意大利和德国表现得最为明显,那里首次创造出了统一的地域性国家。新成立的德国和意大利的国家政治宪政机构与自我治理和公民责任这些自由主义概念相联系,为分散组织的民主运动创造了第一个可行的基础。在欧洲较早的主权国家加强自由宪政也具有同样的效果。在1860s的突破之前 – 1830 – 1934年,然后在1848 – 1951年以及整个欧洲大陆上的更多的孤立案例 – 人们发生了戏剧性的反抗行为 – 偶尔在国家舞台上维持了更长时间的存在,就像英国宪章派在1837年到1848年之间。但是只有1860s才为多数民主党派创造了法律和宪法条件。

Between the 1870s and 1890s, country by country across the map of
Europe, socialist parties were formed to give government by the people
coherent, centralized, and lasting political form. Until the First World War and to a great extent since, those parties carried the main burden of dem-
ocratic advocacy in Europe. For most of the period covered by this book,
in fact, the banner of democracy was held up most consistently by the
socialist tradition. In the 1860s and 1870s, it was socialist parliamentarians who marked out a distinctively democratic space in the liberal-constitutional polities created by the pan-European upheaval of the time.

在1870s到1890s之间,在欧洲地图上的各国,社会主义政党形成了以人民群众为中心的,集中的,持久的政治形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以及在很大程度上,这些政党在欧洲担负着推动民主的主要责任。在这本书所涵盖的大部分时期,实际上,民主的旗帜是由社会主义传统最一致地进行支撑的。在1860s和1870s,社会主义议员们在泛欧洲剧变造成的自由主义宪政政治中标记出了一个独特的民主空间。

As national labor movements then established themselves, this advocacy
became strengthened, until by 1914 social democratic parties had become fixtures of their political systems—at their strongest in a north-central European “core,” where between 25 and 40 percent of the national electorates gave socialists their votes.

随着全国劳工运动的确立,这种推动力量被增强了,直到1914年,社会民主党已经成为他们的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 – 在欧洲中北部的“核心”中最为强大,其中25%至40%的国民选民投票给社会主义者。

SOCIALISM AND THE LEFT

社会主义和左派

This book was initially conceived in the early 1980s, as a deep crisis in the
established forms of the Left’s politics was already becoming apparent. For most of the century, the Left was defined by socialist and Communist parties, who, despite their mutual antipathies, also acknowledged a common tradition going back to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Even the small Trotskyist and Maoist revolutionary sects, contemptuously dismissive of Communists and social democrats alike, affirmed that longer tradition.

这本书最初是在1980s初期构思的,因为左派政治形式的深刻危机已经显现出来。在本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左派都被社会主义政党和共产党所定义,他们尽管相互反感,但也承认可追溯到十九世纪后期的共同传统。 即使是小部分托派和毛派中的革命派别,对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都轻蔑地不屑一顾,也肯定了这种传统。

Throughout the twentieth century, moreover, other progressive movements also oriented themselves around the dominance of these two main parties, finding it virtually impossible in practice to avoid their embrace. Occasionally, progressive causes were pursued separately—in certain anticolonial movements of the 1950s and 1960s, most feminisms, sexual dissidence, a variety of single-issue campaigns, and every so often a new party, like the Commonwealth Party in Britain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But for public effectiveness and legislative success left-wing causes needed socialist and Communist support. They provided the political oxygen, and in that sense, they hegemonized the Left.

此外,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其他进步运动也围绕着这两个主要政党,被它们主导,发现在实践中几乎不可能避免它们的拥抱。偶尔,进步事业是与他们分开的 – 在1950s和1960s的某些反殖民主义运动中,大部分女权主义者,性别异议,各种单一问题运动,以及每一个新政党,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英国的联邦党 。 但为了公共有效性和成功立法,左翼事业需要社会主义政党和共产党的支持。 他们提供了政治上的氧气,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霸占了左派。

Between the late 1960s and the 1990s, this ceased to be the case. After
the suppression of reform movements in Czechoslovakia and Poland (in
1968 and 1981), governing Communisms had finally exhausted any re-
maining credibility as agencies of progress, although ironically the Soviet
invasion of Czechoslovakia had finally pushed western European Com-
munists into developing an independent political course explicitly critical
of the Soviet model. However, by the early 1980s it was clear that this
“Eurocommunist” direction had also run out of steam. Communist elec-
toral performance began slipping in Italy, and in France and Spain it en-
tirely collapsed. Determined Eurocommunists drew their conclusions and
began shedding their Communist identities altogether.

在1960s到1990s之间,这一情况就不复存在了。 在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1968年和1981年)镇压了改革运动后,进行统治的共产党政权终于耗尽了任何残留下来的作为进步机构的信誉,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终于推动西欧的共产党人制定了独立的政治路线,明确的批判了苏联模式。但是,到了1980s初期,很明显这个“欧洲共产主义者”的方向也已经失去了动力。共产党的选举表现在意大利开始下滑,在法国和西班牙则完全崩溃了。 坚定的欧洲共产主义者们得出他们的结论并开始完全抛弃他们的共产主义者身份。

Concurrently, social democratic parties fell into disarray. The British Labour Party and the German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SPD) entered a parliamentary wilderness for 18 and 16 years of opposition, respectively,
in 1979 and 1982; the initial euphoria of socialist election victories in France, Greece, and Spain in 1981–82 rapidly palled in the face of austerity programs and rising unemployment; governing socialists in Austria and Low Countries vacated any distinctive policies; and the long-dominant Scandinavian socialists lost both their confidence and their lock on office.

同时,社会民主党也陷入了混乱。英国工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SPD)在1979年和1982年分别进入了18年和16年的作为反对派的议会荒野;法国,希腊和西班牙1981年至1982年的社会主义竞选胜利时的最初的欣欣向荣的情绪很快面临着紧缩计划和失业率的上升;治理奥地利和低地国家的社会主义者撤除了任何独特的政策;而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斯堪的纳维亚社会主义者们失去了他们的信心和他们对办公室的锁定。
The context of this crisis was the economic recession beginning in 1973, which abruptly ended the postwar pattern of continuously expanding growth on which social democratic confidence relied. During the long post-war prosperity—a “golden age” of capitalist stability, rising living standards, and broad-based social consensus—social democracy’s goals of full employment, rising real wages, and a generous welfare state had been secured without damaging capitalist accumulation. But in this new period, the pillars of that earlier arrangement—Keynesian economics, comprehensive welfare states and expanding public sectors, corporatism and strong trade unions—crumbled.

这场危机的背景是1973年开始的经济衰退,这场经济衰退突然结束了战后社会民主信心所依赖的不断扩大的增长模式。在漫长的战后繁荣期 – 资本主义稳定的“黄金时期”,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以及基础广泛的社会共识 – 社会民主党的完全就业目标,实际工资上涨以及慷慨的福利国家已经得到保证,而没有损害资本主义积累。但在这个新时期,早期安排的支柱 – 凯恩斯经济学,综合福利国家和扩大公共部门,社团主义和强大的独立工会 – 崩溃了。

In other words, the strength of social democracy was embedded in a
larger postwar system of politics, which itself was breaking apart. Here the pan-European antifascist popular consensus of 1943–49, itself forged in the crucible of the defeat of Nazism, had been the key. In contrast to the fragilities of the earlier settlement after 1918, this societal consensus proved extremely robust, enjoying both legitimacy at the level of the state and breadth in popular culture. Drawing on democratic patriotisms elicited by wartime solidarities and fusing hopes for a new beginning with the needs of economic reconstruction, the reform coalitions taking office in 1945 managed to ground their programs in the kind of lasting society wide agreement that had eluded their predecessors in 1918. The institutional strength of a liberalized public sphere, with all the necessary legal protections and reasonable latitude for pluralism and dissent, was a vital aspect of this big democratic gain. Above all, the full-scale popular mobilizations needed to win the war delivered the momentum for a generously conceived social contract during the peace. These reformist strengths allowed a remarkable degree of popular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state after 1945, giving it lasting reserves of moral-political capital.

换句话说,社会民主的力量被嵌入到一个
更大的战后政治体系中,而这一体系本身就是分裂的。在这里,1943 – 1949年的泛欧洲反法西斯民众共识,本身是在纳粹主义战败的坩埚中铸造的,一直是关键。与1918年以后早期建设的脆弱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一社会共识被证明是非常健壮的,享有国家层面的合法性和流行文化的广度。利用战时团结所引发的民主爱国主义,将新希望寄托在经济重建的需要上,1945年上台的改革联盟设法将他们的计划建立超越了他们的前人在1918时没有的持久的全社会范围的协议的基础之上。自由化的公共氛围的制度优势,以及所有必要的法律保护和合理的多元化和不同意见的宽容度,是这一大民主成果的一个关键方面。最重要的是,赢得这场战争所需要的全面的大众动员,为和平时期的慷慨构思的社会契约提供了动力。这些改革力量在1945年之后得到了国家内相当程度的民众认同,为其提供了持久的道德政治资本储备。

Thus the strength of the postwar consensus in Western Europe required more than the prosperity of the long boom or the negative cement of the Cold War; it also presumed that the image of the good society, so profoundly shaped by the antifascism of 1945, was finally becoming a reality. The forms of cohesion in a society—and the conditions allowing their renewal—depend crucially on the identifications forged in popular memory with that society’s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here a compariso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s two great constitution-making conjunctures, 1914–23 and 1943–49, says a great deal. In each case, the scale of societal mobilization, the radicalism of the institutional changes, and the turbulence of popular hopes all fractured the stability of existing allegiances and ripped the fabric of social conformity wide enough for big democratic changes to break through. But in 1918 building sufficiently strong popular identifications with the new democratic states remained highly contested, as the political polarizations of the interwar years and the rise of fascism so tragically revealed. After 1945, in contrast, the Western European consensus proved both broad and deep, producing remarkably resilient popular loyalty to the postwar democratic order.

因此,西欧的强大的战后共识所需要的不仅仅是长期繁荣或冷战的负面结果;它所假设的关于良好社会的想像,在1945年被反法西斯主义深深塑造之后,终于成为现实了。社会凝聚力的形式—以及允许它们更新的条件—关键取决于民众对社会政治制度的认同,这里有关于发生在1914-23年以及1943-49年的二十世纪两大宪法制定事件的比较,说明了很多。在每一种情况下,社会动员的规模,制度变迁的激进主义以及民众所希望的动荡都破坏了现存忠诚的稳定性,并且使得社会整合的结构足够宽泛,以使大型民主变革得以突破。但是在1918年与新生的民主国家建立足够强大的民众认同,这一点仍然备受争议,因为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政治极化和法西斯主义的崛起如此悲惨地显露了出来。相比之下,1945年以后,西欧共识既广泛又深入,为战后的民主秩序提供了非常有活力的普遍的忠诚。

That postwar consensus lasted for two decades. Beginning in the 1960s,
however, powerful new developments challenged its continuation. The
post-1973 recession, the capitalist restructuring of the post-Fordist transition, and a drastic reshaping of the class structure emerged as key structural developments. Accompanying them were the political explosions of 1968, the rise of a new feminism, and a proliferating ferment of new social movements, identity-based activism, and alternative political scenes. As a result, socialist and Communist parties of the traditional kind lost their dominance of the Left. For a century before the 1960s, those parties had performed the major work of democratic advocacy in Europe, building support through elections and rooting their influence in finely developed popular organization. They had functioned primarily as popular movements based in communities, binding their constituencies by means of elaborate subcultural solidarities. They now went into unarrested decline. Electorally, they found themselves outflanked by Green parties, left-socialists, and a variety of radical democratic initiatives. Moreover, to a great extent the grassroots
energy for Left campaigning now passed increasingly beyond the parliamentary arenas favored by socialism to a new localized, fragmented, and amorphously shifting extraparliamentary milieu.

战后共识持续了二十年。然而,从1960s开始,强大的新发展对其延续提出了挑战。 1973年后的经济衰退,后福特主义转型造成的资本主义重组,以及对阶级结构的彻底重塑,这成为了关键的结构性发展。伴随着这些的是1968年的政治爆炸,新女权主义的兴起以及新社会运动,基于身份的行动主义和其他政治场景的激增。结果,传统的社会主义政党和共产党失去了对左派的主导地位。在1960s之前的一个世纪里,这些政党在欧洲进行了主要的民主推动工作,通过选举建立支持,并将其影响力扎根到发达的民间组织中。它们主要作为基于社区的民众运动从而发挥作用,通过精心设计的亚文化团结来约束他们的选民。他们现在进入了不受欢迎的衰落中。在选举中,他们发现自己被绿党,左派社会主义者和各种激进的民主倡议所掩盖。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左派运动的草根能量现在越来越超越了社会主义偏爱的议会领域,进入了一个新的地方化的,碎片化的,以及不断变化的议会外环境。

This book will trace the implications of this vital contemporary transi-
tion, partly by historicizing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classical socialist tradi-
tion between the 1860s and 1980s and partly by analyzing the post-1968
realignment. If contemporary transformations have exposed socialism’s
weaknesses in the present, especially the exclusionary consequences of centering democratic strategy on the progressive agency of the industrial working class, then these insights have much to teach us about socialism’s limitations in the earlier periods too. If the centrality of the working class has been deconstructed in contemporary social and economic analysis, what happens if we “dethrone” the working class from its privileged primacy in socialist politics in various periods of the past? Feminist critiques of “class-centered” politics since the 1970s have been especially illuminating here, and the powerfully gendered limitations of the Left’s history will be a recurring theme of this account.

本书将追溯这种关键的当代转型的意义,部分是历史化了的1860s-1980s之间的古典社会主义传统的兴衰,部分是分析1968年后的重组。如果说当代转型已经暴露出当前社会主义的弱点,尤其是集中民主战略对工业工人阶级的进步机构的排斥性后果,那么这些见解也有很多可以教给我们社会主义早期阶段中的局限性。如果在当代社会和经济分析中工人阶级的中心地位被解构了,那么如果我们在过去不同时期将工人阶级从社会主义政治中的优先特权中“废除”,会发生什么? 1970s以来对女权主义批评的“以阶级为中心”的政治在这里特别具有启发性,而左派历史上的强有力的性别限制将成为这个叙述中反复出现的主题。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ism and democracy—or be-
tween “socialism” and “the Left”—is a vital theme of this book. For a
century after the 1860s, in this regard, two complementary principles held
good: socialism was always the core of the Left; and the Left was always
larger than socialism. Socialists never carried their goals alone. They always needed allies—whether in fighting elections, forming governments, organizing strikes, building community support, conducting agitation, working in institutions, or professing ideas in a public sphere. As socialists lost their hegemony in the Left after the 1960s and other radicalisms entered the Left’s political space, the terms of such negotiations grew ever more complex. Socialists found themselves forming new types of coalitions, or they overhauled their programs and appeals to accommodate the new constituencies. But even in the earlier periods, this book will repeatedly argue, socialists either broadened their appeals in equivalent ways or else held the “class-political” ground and effectively excluded significant populations from the socialist fold. The contraction of socialist politics around strongly gendered ideals of working-class masculinity, with discriminatory and exclusionary consequences for women, was the most important of these effects.

社会主义与民主之间——或者“社会主义”与“左派”之间的复杂关系是本书的一个关键主题。在1860s之后的一个世纪里,在这方面,两个互补的原则保持良好:社会主义一直是左派的核心;而左派总是大于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从来没有单独完成目标。他们总是需要盟友 – 无论是选举,组建政府,组织罢工,建立社区支持,进行激励,在机构工作或在公共领域宣传思想。随着1960s以后社会主义者失去了在左派中的霸权,其他激进主义进入了左派的政治空间,这种谈判的条件变得越来越复杂。社会主义者发现自己组建了新的联盟类型,或者改革了他们的计划和呼吁以适应新的选民。但即使在早期,这本书中也会反复强调,社会主义者要么以相同的方式扩大他们的诉求,要么维持“阶级政治”的基础,并且有效地将重要人群排除在社会主义阶层之外。社会主义政治围绕工人阶级男子气概强烈的性别理想收缩了,对女性造成了歧视性的和排外性的后果,这些影响是最重要的。

WHERE IS THE LEFT GOING, NOW?

左派现在到哪里去了?

Between the late 1960s and the fall of Communism in 1989–91, the socialist tradition entered a long crisis, from which it has yet to recover. For Communists, this was certainly connected to the Soviet Union’s loss of legitimacy and final collapse, but social democracy experienced an equally debilitating loss of compass with the unraveling of Keynesianism during the 1970s and 1980s. In both cases, socialism ceased functioning as a convincing alternative to capitalism. In popular perceptions, certainly in the allowable languages of public debate, socialist ideas lost all resonance. As a credible program for replacing capitalism—for reorganizing the economy on the basis of a centrally planned and bureaucratically coordinated state sector—socialism fell apart. As a forseeable project, it receded from practical view.

在1960s后期和1989-91的共产主义崩溃之间,社会主义传统进入了一个长期的危机中,而且尚未恢复。对于共产党人来说,这当然与苏联丧失合法性和最终崩溃有关,但是社会民主同时也在1970s和1980s时的凯恩斯主义解体中遭受了同样的削弱。 在这两种情况下,社会主义都失去了作为资本主义的令人信服的替代者的功能。在普遍的看法中,特别是在公共辩论所允许的语言中,社会主义观念失去了所有的共鸣。 作为取代资本主义的可靠方案 – 在中央计划和官僚协调的国有部门的基础上重组经济,社会主义崩溃了。 作为一个可预见的项目,它从实际的角度退去了。

Thus by the 1990s, socialist advocacy of traditional kinds became al-
most entirely silenced. The triumphalist rhetoric of the “end of Commu-
nism” gave the reckless dominance of marketizing programs in Eastern
Europe almost unstoppable force, while in the West neoliberal dogmas permeated political understandings of feasible governance. Social democratic parties replayed the earlier revisionism of the 1950s, this time almost completely shedding the socialist skin, embracing the new neoliberal frameworks via languages of “modernization.” With few exceptions, the Communist parties also dissolved or remade themselves, realigning the identity of the Left with a broad politics of democratic coalition, as against socialism per se. In all of these ways, whatever the electoral success of parties still calling themselves “socialist,” socialism as a class-political program for transforming or replacing capitalism seemed to be at an end.

因此,到1990s,传统种类的社会主义推动几乎完全沉默了。“共产主义终结”的胜利主义修辞使得在东欧,鲁莽主导的市场化纲领几乎成为了不可阻挡的力量,而在西方的新自由主义教条中渗透了对可行治理的政治理解。社会民主党重播了20世纪50年代早期的修正主义,这一次几乎完全消除了社会主义的肤色,通过“现代化”的语言拥抱了新自由主义框架。除了少数例外之外,共产党也解散或重塑了自己,重新调整了左派身份,作为广泛的民主联盟政治,反对社会主义本身。 在所有这些方面,无论将自己称为“社会主义者”的各方在选举上如何成功,作为改变或取代资本主义的阶级政治纲领的社会主义似乎已经结束了。

This political crisis had an underlying social history too. Socialist labor
movements developed in a particular era between the 1880s and 1930s,
with strong continuities lasting till the 1960s. They were shaped by the
distinctive infrastructure of urban economies, municipal government, and
working-class residential communities produced by industrialization, which
delivered the underpinnings of socialist political success during the twentieth century.4 But this social landscape of industry also started disappearing after the 1960s. For the preceding century, it had been the basic environment in which socialist labor movements convincingly championed the cause of democracy. Not only that, those movements also chalked up huge democratic achievements to their credit.

这场政治危机也有一个潜在的社会历史。 社会主义劳工运动在1880s和1930s之间的特定时期发展起来,具有强大的连续性,持续到了1960s。 它们受到城市经济,市政府和工业化生产出的工人阶级住宅社区这些独特基础设施的影响,这为二十世纪社会主义政治的成功奠定了基础。但是这种工业社会格局也在1960s后开始消失。 在上个世纪,这成为了社会主义劳动运动令人信服地支持民主事业的基本环境。 不仅如此,这些运动也用他们的信誉树立了巨大的民主成就。

This historic Left had proved more than simply “good enough.” It dog-
gedly and courageously constructed the foundations for democracy in Europe. It consistently pushed the boundaries of citizenship outward and forward, demanding democratic rights where anciens re ́gimes refused them,defending democratic gains against subsequent attack and pressing the case for ever-greater inclusiveness. Socialist and Communist parties—parties of the Left—sometimes managed to win elections and form governments, but, more important, they organized civil society into the basis from which existing democratic gains could be defended and new ones could grow. They magnetized other progressive causes and interests in reform. Without them,democracy was a nonstarter. Between the 1860s and the 1960s, they formed the active center of any broader democratic advance. This is the history of socialism that needs to be recovered and given its due.

这个历史悠久的左派被证明不仅只是“足够好”,而且坚定地和勇敢的为欧洲的民主奠定了基础。 它始终如一地将公民身份的界限向外推进,在政权拒绝他们的情况下要求民主权利,捍卫民主成果以防止随后发生的攻击,并将案例推向更大的包容性。社会主义政党和共产党 – 左派政党 – 有时设法赢得选举并组建政府,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将公民社会组织为可以捍卫现有的民主成果和新的民主社会发展的基础。他们对改革中的其他进步力量和利益进行了激励。 没有他们,民主就不会开始。在1860s-1960s之间,他们成为了任何更广泛的民主进步的活跃中心。这是社会主义的历史,这些需要被恢复和被给予其应有的。

If in its two-century history the Left stood for democratic constitution-
alism, expanding citizenship, egalitarianism, respect for differences, and social inclusiveness, then the centering of this politics around socialist values also entailed some distressing limitations. Precisely because socialists proved such effective advocates of democracy, certain issues became effaced. As well as affirming democracy’s indebtedness to the Left, therefore, this book also analyzes the insufficiencies of socialist advocacy—all the ways socialism’s dominance of the Left marginalized issues not easily assimilable to the class-political precepts so fundamental to the socialist vision. Questions of gender were the most obvious case, but other foreshortenings also recurred: questions of local control and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 excluded by socialism’s state-centered logic; sexualities, family forms, and personal life; agrarian problems; questions of colonialism, nationalism, and the continuing conundrum of “race.”

如果在其两个世纪的历史中左派主张民主宪政主义,扩大公民权,平等主义,尊重差异和社会包容性,那么围绕社会主义价值观念这一政治的中心问题也会带来一些令人痛苦的局限。正是因为社会主义者被证明是民主的有效倡导者,某些问题就被抹杀了。因此,除了肯定民主对左派的负债外,本书还分析了社会主义倡导的不足之处 – 社会主义对左派边缘化问题的主导地位不容易同化为社会主义视野中的根本性的阶级政治戒律。性别问题是最明显的例子,但其他的更小的问题也出现了:社会主义的以国家为中心的逻辑排除了地方控制和合作组织的问题;性,家庭形式和个人生活;土地问题;殖民主义问题,民族主义,以及“种族”的持续难题。

These were the questions that invaded the Left’s imagination after 1968.
For the crisis of socialism came not just from its collision with the unex-
pected realities of a transformed real world of capitalism. Equally funda-
mental challenges came from outside socialism’s familiar class-political
frameworks altogether—within theory, within as-yet-unreflected areas of
social practice, and within micropolitical contexts of everyday life. The
strongest challenge came from feminism. But others quickly followed: an-
tinuclear campaigning; environmental activism; peace movements; gay-
lesbian movements and the wider politics of sexuality; local community
politics; squatting and the creation of “alternative scenes”; left nationalist
and regionalist movements; and, last but not least, antiracism, both re-
sponding to antiimmigrant and related radical-right agitations and creating
space where racialized minorities themselves started to organize. These new movements allowed contemporary identity politics to emerge.

这些都是1968年以后侵略了左派想象力的问题。对于社会主义危机来说,不仅是因为它与现实世界中资本主义变革导致的意外现实相冲突。与来自外部的挑战同样根本的社会主义熟悉的阶级 – 政治框架中,从理论,到社会实践尚未反映的领域,以及日常生活的微观政治环境也面临挑战。最强大的挑战来自女权主义。但其他迅速跟随了:反核运动;环境行动主义;和平运动;同性恋运动和更广泛的性政治;当地社区政治;非法占领和创作“另类场景”;左派民族主义和地区主义运动;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反种族主义既回应了反移民和相关的极右派的鼓动,也创造了空间使得少数族裔自己开始组织起来。这些新的运动使当代的身份政治出现。

If the old class-centered paradigm of nationally organized socialisms had
lost its hold on the definition of the Left—the primary lesson of the
1990s—then these new movements formed the starting points for a politics capable of taking its place. The making of the socialist tradition into the main agency of democracy’s advance was the product of a particular era, 1860–1960, which is now over. But if socialism’s importance for the Left can be located in this particular period, in a powerful nexus of social histories and political forms whose possible conditions had dissolved, the next question immediately arises: how should democracy be located in the present? What were the Left’s coordinates in the new era opened by the 1960s? How might a new sociopolitical basis for democracy be composed? How can further extensions of democracy take place?

如果旧的以阶级为中心的国家组织社会主义模式已经失去了对左派的定义的把持–1990s的的主要教训 – 那么这些新的运动形成了一个能取代它的地位的政治的起点。 把社会主义传统变为推动民主进步的主要机构,是一个特定时代的产物,即已经结束的1860 – 1960年。 但是,如果社会主义对左派的重要性可以在这个特定的时期找到,那么在可能的情况已经解体了的社会历史和政治形式的强大关系中,下一个问题立刻出现了:民主应该如何在现在进行定位? 在1960s开创的新时代,左派的坐标是什么? 一个新的社会政治基础如何构成民主? 如何进一步扩大民主呢?

Just as contemporary capitalist changes were recomposing the working
class rather than abolishing it, so would the reconfigured forms of socialist politics continue to shape the Left. If socialism no longer offered a systemic alternative to market-based types of economy, socialist critiques of capitalism had not lost their force. Socialists had always demanded that liberals live up to their professions of pluralism, tolerance, and respect for diversity, moreover, while grounding arguments about freedom in their own robustly egalitarian philosophy. Strong and elaborate conceptions of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ollective good also retained their oppositional importance against the individualist shibboleths of the neoliberal ascendancy. In all of these ways, the socialist tradition held vital resources for the remaking of the Left, not least because parties calling themselves socialist remained the most popular and reliable repositories of democratic goods.

正如当代资本主义变革正在重建工人阶级而不是废除它一样,重构的社会主义政治形式也会继续塑造左派。如果社会主义不再提供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类型的系统性替代选择,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并没有失去它们的力量。 社会主义者一直要求自由主义者在其专业领域中恪守多元主义,宽容和尊重多样性,而且要在自己坚定的平等主义哲学中为自由提出论据。 关于社会正义和集体利益的强大的和精心的的概念也保留了它们在对抗新自由主义占优势的个人主义原则中的重要力量。在所有这些方面,社会主义传统为左派的重塑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资源,至少因为自称为社会主义的党派仍然是民主服务中最受欢迎和最可靠的知识库。

But the post-1968 movements had also radically expanded socialism’s
horizons, charting new territories of democratic practice, whether socialists opted to travel there or not. The boundaries of politics—the very category of the political—had been extended by feminists, gay liberationists, environmentalists, autonomists, and others. The possible meanings of democracy had changed. These innovations had proceeded largely beyond the awareness of older Left parties, with very few exceptions. Moreover, the new parties—Greens, left-socialists, and other emergent radicalisms—were small and barely captured much of this energy. Far-reaching political realignment was certainly remaking the national political space—not only by reshaping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socialist parties and their erstwhile supporters but also in novel processes of coalescence, which gave previously marginalized Greens and other radicals a place. Even more: for a century after the 1860s, with the vital exceptions of 1917–23 and 1943–47, parliamentary politics overwhelmingly dominated democratic political action, but after the 1960s this was no longer s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 variegated extraparliamentary sphere of localized and often particularistic
“movement” politics and the continuing parliamentary arenas was becoming the key front of democratic renewal.

但是,1968年后的运动也大大扩展了社会主义的范围,开辟了新的民主实践领域,无论社会主义者是否选择在那里出现。政治的界限 – 政治的范畴 – 已经被女权主义者,同性恋自由主义者,环保主义者,自治主义者和其他人所扩展。民主的可能含义已经改变。这些创新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老左派政党的认识,除了极少数例外。此外,新党派 – 绿党,左派社会主义者和其他紧急激进主义 – 规模很小,几乎没有获得这种能量。影响深远的政治调整无疑重塑了国家政治空间 – 不仅重塑了社会主义政党和其前支持者之间的关系,而且改变了以前的边缘化绿党和其他激进者的聚合过程。甚至更多:在1860s以后的一个世纪里,除了1917-43年 1943-47年的重要例外,议会政治压倒性地支配着民主政治行动,但是在1960s之后,这已不再如此。各种各样的议会外的本地化和特殊化的“运动”政治与议会竞选场所正在成为民主革新的关键阵地。

Writing this book has involved a complicated ethics. The history of the
Left contains much violence, many wrong turnings, many failures of prin-
ciple and nerve, a great deal of horrifying excess. Stalinism, in particular,
spreads like a noxious and indelible stain across a significant part of this
history. Likewise, in the field of extremism created by fascists and revolu-
tionaries, and again by Communists and anti–communists, social democ-
racy frequently chose complicity in democracy’s restriction and damage.
Conventional histories of the Left are also often periodized around a chro-
nology of revolutionary failures—in 1848, 1871, 1917–23, 1936, 1956,
1968, and more. I’ve tried neither to rationalize the failings and omissions
nor to look away from the crimes. I’ve tried not to romanticize missed
opportunities. But while acknowledging the Left’s defeats and limitations,
this book’s perspective is different. It tells a story of democracy’s European trajectory, whose uneven success was secured by the Left, sometimes passionately, sometimes painfully, but always as the necessary and most reliable support.

写这本书涉及复杂的道德规范。左派的历史包含许多暴力,许多错误的转折,许多原则和勇气的失败,大量可怕的过度。特别是斯大林主义的扩散,在这段历史的重要部分中成为一种有害的和不可磨灭的污点。同样,在法西斯主义者和革命者以及共产党人和反共分子创造的极端主义领域,社会民主党人经常选择与民主的限制和破坏同谋。传统的左派历史也常常围绕1848年,1871年,1917年至1936年,1956年和1968年等革命失败的年代表进行周期化。我已经试图将失败和遗漏合理化,也不想忽视罪行。我尽量不要浪漫化那些错失的机会。但是,虽然承认左派的失败和局限性,但本书的观点是不同的。它讲述了一个民主欧洲轨迹的故事,它的不平坦的成功是得到左派的支持的,有时候很激烈,有时很痛苦,但总是作为必要和最可靠的支持。

In this achievement, we are all the beneficiaries. If we consider the great dramatic moments of European constitution-making, which moved the frontier of democracy forward, from the 1860s to 1989, the Left’s radical democratic agency was always there. The political values the Left fought for in those moments, and in the long and arduous intervals in between, have become the values we all accept. The degeneration of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under Stalin and the Stalinization of Eastern Europe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have necessarily compromised socialism’s place in this accounting. But elsewhere in Europe socialists have been fundamentally responsible for all that we hold dear about democracy, from the pursuit of the democratic franchise, the securing of civil liberties, and the passing of the first democratic constitutions to the more contentious ideals of social justice, the broadenening definitions of citizenship, and the welfare state.

在这一成就中,我们都是受益者。如果我们考虑欧洲宪法制定的巨大的戏剧性时刻,从1860s到1989年,民主前沿向前推进,而左派的激进民主机构一直存在着。左派在这些时刻以及在漫长而艰苦的时期中争取的政治价值已经成为我们都接受的价值观。斯大林之下退化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和二战之后东欧的斯大林化,必然会损害社会主义的名声。但在欧洲的其他地方,社会主义者对我们所拥有的关于民主的一切,从追求民主政府,获得公民自由,以及将第一部民主宪法转变为更有争议的社会正义理想,扩大公民身份的定义和福利国家。

Democracy has always been a shifting frontier, whose idealistic but unrealized projections were as vital as the recorded gains. As we move through the unfamiliar landscape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herefore, this is a future we will need to remember. And in constructing our maps, we will need the knowledge contained in the Left’s rich past.

民主一直是一个一直在转变的前沿,其理想但未实现的预测与记录的进展同样重要。因此,当我们在二十一世纪走向不熟悉的景观时,这是一个我们需要记住的未来。在构建我们的地图时,我们需要了解关于左派的丰富过去的知识。

社会主义没有像资本主义哈巴狗们幻想的那样死去,历史没有终结,社会主义者们带来了新的替代方案(例如我博客上介绍过的经济民主模型),并正在与资本主义作战!

The American way of tearing families apart(美国拆散家庭的手段)

THE NATIONAL outrage over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zero tolerance” policy of separating refugee and migrant children from their parents has resulted in much greater awareness of the traumatic effects of policies that tear apart families.

全国性的对特朗普政府将难民和流动儿童与父母分开的“零容忍”政策的愤怒使得人们更加意识到拆毁家庭的政策带来的创伤效应。

Journalists digested and highlighted information long known to clinicians and social workers about the effects of removing children from their parents on the children’s short- and long-term development and mental health. One Washington Post article described some of the research:

记者消化并强调了临床医生和社会工作者们早就知道的关于将父母和孩子分离对孩子的短期和长期发展以及心理健康造成的影响的信息。 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文章描述了一些研究:

Their heart rate goes up. Their body releases a flood of stress hormones such as cortisol and adrenaline. Those stress hormones can start killing off dendrites — the little branches in brain cells that transmit messages. In time, the stress can start killing off neurons and — especially in young children — wreaking dramatic and long-term damage, both psychologically and to the physical structure of the brain.

他们的心率上升了。 他们的身体释放出大量的压力荷尔蒙,如皮质醇和肾上腺素。 那些压力荷尔蒙可以开始杀死树突 – 脑细胞中传递信息的小分支。 随着时间的推移,压力可以开始杀死神经元 – 特别是在幼儿中 – 在心理上和大脑的物理结构上都会造成巨大的长期的损害。

“The effect is catastrophic,” said Charles Nelson, a pediatrics professor at Harvard Medical School. “There’s so much research on this that if people paid attention at all to the science, they would never do this.”

“这种影响是灾难性的,”哈佛大学医学院儿科教授Charles Nelson说。 “对此有如此多的研究,如果人们关注了科学,他们就永远不会这样做。”

The left is welcoming the surge of resistance to this latest manifestation of Trump’s cruel xenophobia. It’s also important, however, to use this moment of heightened awareness of the humanitarian crisis at the border to educate more people about the fact that the horrors of family separation aren’t unique to imprisoning refugee and migrant children.

左派欢迎对特朗普的残忍仇外心理的最新表现的抵制。 然而,利用这一时刻提高人们对边界人道主义危机的认识来教育更多的人认识到,恐怖的家庭分离并不是监禁难民和移民儿童的唯一手段。

Indeed, many politicians have declared in recent days that Trump’s zero-tolerance policy is alien to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事实上,最近几天许多政客都宣称特朗普的零容忍政策与美国的经历格格不入。

Republican Sen. John McCain said that separating immigrant families was “contrary to principles and values upon which our nation was founded.” Democratic Rep. Elijah Cummings declared: “[W]e all should be able to agree that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e will not intentionally separate children from their parents. We will not do that. We are better than that. We are so much better.”

共和党参议员John McCain说,分离移民家庭“违背了我们国家建立所依靠的原则和价值观。”民主党众议员Elijah Cummings宣称:“所有人都应该同意在美利坚合众国 ,我们不会故意将孩子与父母分开。 我们不会这样做。 我们比那更好。 我们好多了。“

The outrage from both sides of the political mainstream is entirely justified, but the suggestion that this policy is unprecedented in the American tradition is — like most expressions of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 simply false.

来自政治主流双方的愤怒是完全合理的,但是这一意见:这一政策在美国传统中前所未有的— 就像大多数“美国例外主义”的表达一样 —是假的。


WHETHER THROUGH direct government action or nonfeasance, or through the state-sanctioned actions of powerful private actors, the purposeful separation of parents and children has a long history in the U.S. — most often linked to racial oppression or oppression based on national origin or religion.

无论是直接的政府行为还是不作为,或者是通过强大的私人行为者进行的政府认可的行为,将父母和子女进行有目的的分离在美国有着悠久的历史 – 通常与基于民族或宗教的压迫或种族压迫有关。

Under slavery, the slaveholder had the legal right to separate enslaved parents and children, whenever and for whatever reason he wished — and that right was backed by the state.

在奴隶制下,奴隶主拥有合法的权利:无论何时何地出于任何理由,将被奴役的父母和子女分开 – 而且这种权利得到了政府的支持。

An 1849 narrative by a former slave, Harry Bibb, described a mother who refused to put down her baby and climb up on the auction block, even as she was whipped.

1849年,一位前奴隶Harry Bibb描述了一位母亲,她拒绝放下她的孩子并爬上拍卖区,即使她被鞭打。

“But the child was torn from the arms of its mother,” Bibb wrote, “amid the most heart-rending shrieks from the mother and child on the one hand, and the bitter oaths and cruel lashes from the tyrants on the other.”

“但是这个孩子从母亲的怀抱中被扯走了,”Bibb写道,“在母亲和孩子最令人心碎的尖叫声中,另一方面是来自暴君的残酷的诅咒和残忍的鞭挞。”

For nearly a century, the Bureau of Indian Affairs removed Native American children from their families and tribes, and sent them to boarding schools to be “Americanized.” As Brian Ward wrote for SocialistWorker.org:

持续了将近一个世纪,印第安事务局将美洲原住民的子女从他们的家庭和部落中移除,并将他们送到寄宿学校进行“美国化”。正如Brian Ward在SocialistWorker.org写道:

In these schools, the basic premise was to “Kill the Indian, save the man.” These were trade schools, which were seen as a way to assimilate Native children into U.S. society, where they could become another working-class cog to generate more capital. Children weren’t allowed to speak their language, practice their culture or have any contact with their families — if they broke these rules, they were often beaten. This was about as destructive as any massacre the tribes had faced in previous decades.

在这些学校里,基本的前提是“杀死印第安人,拯救这个人”。这些学校是贸易学校,它们被看作是将土着儿童吸收到美国社会的一种方式,在那里他们可以成为另一个工人阶级的齿轮来生产出更多资本。儿童不被允许说他们的语言,实践他们的文化或与他们的家人有任何联系— 如果他们违反了这些规则,他们经常遭到殴打。 这种做法与几十年来部落遭遇的屠杀一样具有破坏性。

Then there was the foster boarding home model, established by wealthy reformers who feared a “dangerous class” of children of impoverished immigrants. Upon becoming wards of the state, thousands were sent west by railroad to be raised on farms and in small towns by “proper” American families.

然后是富裕的改革者们建立的寄养寄宿家庭模式,他们害怕贫困移民的孩子们成为“危险的阶级”。 在成为政权的牢房后,数千人被铁路送往西部,由“适当的”美国家庭在农场和小城镇抚养长大。

The trainloads of children became known as the “Orphan Trains,” but most of the children sent west had living parents. The problem was that their families weren’t able to support them under the brutal conditions of the developing industrial economy.

火车上的孩子们被称为“孤儿列车”,但是大部分被送往西部的孩子都有活着的父母。 问题是他们的家庭无法在发展中的工业经济的残酷条件下支持他们。

Poor and working-class parents of children with developmental and other significant disabilities were usually given no option other than to turn them over to the state to be raised in often-horrific institutions far from their families. This policy continued in most places into the 1970s.

发育迟缓和其他重大残疾儿童的贫困和工人阶级的家长除了把他们交给远离家庭的和经常是恐怖的州机构养育外,通常别无选择。 这一政策在大多数地方持续到1970s。


THIS HISTORY demonstrates that the U.S. was not, in fact, founded on the principle that the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is inviolate. But one doesn’t need to go back to the 19th or even 20th century to see government policies of family separation far from the border.

这些历史证明了事实上美国并非建立在亲子关系不受侵犯的原则之上。 但是,人们不需要回到19世纪甚至20世纪来看到政府的远离边界的家庭分离政策。

The most obvious example is the foster-care system, which houses approximately 400,000 U.S. children, with Black and Native American children represented in foster care at about double their percentage of the general childhood population.

最明显的例子是寄养系统,该系统容纳了约40万名美国儿童,其中黑人和美洲原住民儿童的寄养比例约为平均儿童比例的两倍。

Common causes of children being removed from their homes are poverty, homelessness, domestic violence perpetrated against the mother and lack of access to childcare or mental health care.

儿童被赶出家园的常见原因是贫困,无家可归,对母亲的家庭暴力以及缺乏儿童保育或心理健康保障。

Removal rates vary from city to city, with no real correlation to child safety, nor any evidence that foster care makes children safer. On the contrary, incidence of child maltreatment may be higher in foster care — so in many cases, removal may place children in greater jeopardy than they were in at home.

移除率因城市而异,与儿童安全没有实际关联,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寄养使儿童更安全。 相反,寄养儿童被虐待的事件发生率可能更高— 因此在许多案例下,移除可能会使儿童比在家中受到更大的危害。

What is accomplished by removal is the protection of institutions responsible for monitoring the child welfare system. By removing children from their families, these institutions are inoculated from criticism of “dropping the ball” in highly publicized cases of abuse.

从移除行动中所取得的成果是保护了负责监督儿童福利系统的机构。通过将儿童从家庭中移除,这些机构对关于在高度公开的虐待案件中“丢球”的批评免疫。

As a result, the instinct is to remove a child based on speculation about what might happen at home, without necessarily considering the harm that removal might cause.

结果是,这些机构的本能是根据对家中可能发生的事情的猜测来移除儿童,而不必考虑移除可能造成的伤害。

What isn’t speculative, however, is that trauma and long-term effects on development are extremely likely, as shown in the Washington Post article and other mainstream media reports spurred by Trump’s border policy.

然而,正如华盛顿邮报的文章和特朗普的边界政策激发的其他主流媒体报道所显示的那样,这极有可能造成对发展的创伤和长期的影响。

Then there are the ways that policies of mass incarceration — set into fast motion in the final decades of the 20th century — result in the coercive power of the state forcibly removing parents from children.

然后,大规模监禁政策的方式 – 在20世纪最后几十年迅速发动 – 导致了政府具有了强制性地将父母从孩子身边带走的力量。

With the highest incarceration rate in the world, the U.S. had, as of 2010, 2.7 million children with one or more parents who was incarcerated.

美国的监禁率是世界最高的,截至2010年,有270万名儿童的父母有一人或多人被监禁。

That’s one in 28 kids, up from one in 125 a quarter century earlier. And of course, as is the case with foster care, these policies of separation are disproportionately deployed against families of color.

每28个儿童中就有一个父母被监禁,高于一个半个世纪前的每125个儿童中有一个的比例。 当然,与寄养的情况一样,这些分离政策对有色人种家庭的执行是不成比例的。

Sometimes, the U.S. government hasn’t aided and abetted the separation of children from their parents through its actions, but through its inactions.

有时候,美国政府并没有通过行动协助和怂恿儿童与父母分离,而是通过其不作为。

After the catastrophic incompetence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s response to the disaster in New Orleans after Hurricane Katrina in 2005, and with recovery planning efforts deliberately targeting affluent areas first at the expense of many poor, Black neighborhoods, about 100,000 New Orleans residents were separated from their families.

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过后,联邦政府对新奥尔良的灾难表现出了灾难性的无能,并且许多穷人,黑人社区付出了代价,故意针对富裕地区的复苏计划将约10万新奥尔良居民与他们的家庭分离。

Many children were sent to stay with relatives, not only because their homes were inundated, but also because their schools failed to reopen as part of the city’s privatization scheme.

许多儿童被送去与亲戚住在一起,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的房屋被淹没了,而且还因为他们的学校作为城市私有化计划的一部分而未能重新开放。

Other parents left their kids in the care of relatives in New Orleans because the only way they could earn money to support their children was to leave the city and seek work elsewhere.

其他父母将他们的孩子丢给新奥尔良的亲戚照顾,因为他们挣钱养家的唯一方法就是离开这个城市去其他地方寻找工作。

There are anecdotal reports that many families in Puerto Rico are experiencing a similar pattern of separation following Hurricane Maria.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policies deliberately separating families and policies that have the effect of separating families is unlikely to mean much to the families affected.

有传闻称,波多黎各的许多家庭在飓风玛丽亚之后也经历了类似的分离模式。 故意将家庭分开的政策与影响家庭分开的政策之间的区别对受影响的家庭来说不太可能有多大意义。(备注:是不是感觉和共匪的户籍奴隶制很像?没错,别以为全世界就中国人民最惨,美国人民也一样被迫骨肉分离。)

The notion that the separation of families occurring at the border is unique and unprecedented is clearly incorrect — but this isn’t to say that Trump’s policy should be accepted in the way that mass incarceration and the foster care and adoption industry are largely accepted.

关于在边境发生的家庭分离是独特的和前所未有的想法显然是不正确的—但这并不是说特朗普的政策应该以大量接纳大规模监禁和寄养与收养行业的方式被接受。

On the contrary, what’s happening to migrant children is just as unacceptable as people like John McCain and Elijah Cummings say, and resistance to this atrocity should continue.

相反,移民儿童身上所发生的事情与John McCain和Elijah Cummings这样的人所说的一样令人无法接受,对这种暴行的抵抗应该继续下去。

But we should extend the principle that families should not be separated to other contexts — and to try to reverse the processes by which the horrors of mass incarceration and the foster care industry long ago became normalized.

但是,我们应该将家庭不应该分开的原则扩展到其他案例中 – 并尝试将恐怖的大规模监禁和寄养行业扭转为很久以前的正常的过程。

http://socialistworker.org/2018/06/25/the-american-way-of-tearing-families-apart

以色列建国70周年

社会主义者为巴勒斯坦的解放和工人团结而斗争

工人国际委员会

1948年5月以色列国成立,至今已70年。然而,对于巴勒斯坦难民来说,这是一场“Nakba”,即阿拉伯语中的“灾难”。当时超过75万人被迫离开自己的家乡,流离失所,生活在贫困之中。

在1967年的六日战争中,又有30万巴勒斯坦人陷入同样的命运。自那时以来,约旦河西岸和加沙的巴勒斯坦人生活在以色列的野蛮占领之下,处境愈发难以忍受。

在今年5月15日的灾难日大游行之前,愤怒和沮丧的情绪已经促使巴勒斯坦人每周在加沙边界围墙附近举行抗议活动。从一开始就有超过3万人参加抗议。抗议者要求以色列政府允许难民返回家乡。以色列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担心抗争升级,因此批准士兵开枪射杀抗议者,造成数十人遇害,数千人受伤。

5月15日,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更是给群众的怒火火上浇油。将大使馆迁往耶路撒冷的作法表明美国总统特朗普支持以色列政府控制这座城市,同时也是拒绝了巴勒斯坦人以耶路撒冷为首都建立自己的国家的要求。

特朗普也削减了美国提供给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援助机构的资金,使以色列占领区的可怕状况进一步恶化。人口稠密的加沙地带缺乏电力丶自来水和基本物资,而且有50%的劳动力失业。

从约旦河西岸到东耶路撒冷和加沙的巴勒斯坦居民面临着土地被没收丶房屋被拆毁和以色列士兵定期入侵等事件。而且在发生此类事件时,巴勒斯坦人经常会有死伤。

此外,右翼犹太定居者经常骚扰或攻击巴勒斯坦人。根据以色列国家安全局的说法,这些“仇恨犯罪”目前呈上升趋势。

条件恶劣的拘禁也是占领的常用工具。这片土地上的大多数成年男子都曾被拘禁过。而且目前有6000多名巴勒斯坦人(包括儿童)正处在拘禁之中。

17岁的埃赫德·塔米米(Ahed Tamimi)因为踢打一名拒绝离开她家院子的以色列士兵而被监禁,此事之后为国际社会所知。在此之前,塔米米已知道她的堂弟因被以色列军队的子弹射中脸部而受重伤。

 

群众行动

面对内塔尼亚胡政府的暴行,巴勒斯坦人的斗争显然需要良好的组织;民主地运作丶评估和升级,以实现最大的影响和成功。1987年爆发的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义表明,反对占领的群众行动可以取得很大的成果。

去年夏天,当以色列当局在耶路撒冷阿克萨清真寺周围设置检查站时,巴勒斯坦人在东耶路撒冷的大规模静坐抗议迫使政府改变了主意。

加沙边境附近的抗议活动面对着非常严厉的镇压,最初也采取了群众动员的形式。以这种方式进行斗争,而不是采取绝望的行动(比如第二次大起义中针对以色列平民的个人或团体恐怖袭击),才是前进的方向。

这些恐怖行动只会适得其反,反而帮助了以色列右翼政客。虽然社会主义者完全支持巴勒斯坦人武装自卫和斗争的权利,但同时我们也呼吁向以色列普通群众发出号召,向他们解释:巴勒斯坦人不是要攻击他们,而是要终结残酷的占领和封锁。

以色列的阶级分化

不管是在以色列还是巴勒斯坦人当中,工人阶级或中产阶级无论都无法从冲突中得到任何好处。亲资产阶级政党提供给群众的只是贫穷和不稳定的生活。

在以色列,占人口少数的巴勒斯坦人的贫困程度最为严重,但也有约20%的犹太儿童生活在贫困之中,而且以色列的大批犹太人承受着低薪丶不稳定的工作以及可负担住房的严重短缺。总的来说,他们为了糊口而挣扎着。以色列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35个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中生活成本最高的国家之一,而政府干预后的可支配收入却是经合组织中的倒数第二,仅高于墨西哥。

以色列是与世界其他地方一样的阶级社会,而且是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社会顶层的少数“大亨”家族控制着以色列经济。以色列工人经常不得不发起抗争。例如去年12月,梯瓦制药的工人占领了该公司在耶路撒冷的一座工厂,以抗议公司要裁减1,750个工作岗位。全国工人发起半日总罢工以示支持。

接下来的几个月,特拉维夫成千上万的以色列犹太人和寻求庇护者(主要是非洲人)发起数次示威,抗议政府强制驱逐难民。而且每周都有反对政府高官贪腐的示威活动,抗议者曾一度多达上万人。包括内塔尼亚胡在内,许多国会议员和官员正在接受警方调查。警方已经建议起诉内塔尼亚胡。

 

民族矛盾

当提到民族矛盾时,没有任何一个主流政党提出了解决方案。统治阶级所煽动的反对情绪仍然影响着大多数犹太人。刻意渲染以色列遭受巴勒斯坦民兵丶个人或者或邻国(尤其是伊朗)攻击的危险丶煽动犹太人的恐惧情绪,是以色列政府的惯常做法,而内塔尼亚胡的联合政府也是如此。在4月份加沙发生抗议时,内塔尼亚胡政府发动了密集的宣传攻势。国防部长阿维格多·利伯曼宣称加沙地带“没有无辜的人”,“每个人都与哈马斯有联系”。

现在以巴冲突处于僵局,没有任何有意义的谈判。如果内塔尼亚胡做出让步,就会在他所属的利库德党内受到攻击,联合政府也会瓦解(一个重要原因是支持定居者的犹太家园党也加入了联合政府)。

内塔尼亚胡的右翼政府一直在议会通过一些分化群众的法律,来限制那些帮助巴勒斯坦人的非政府组织,并打压以色列180万巴勒斯坦人的权利,例如宣称以色列是犹太人的民族国家。

但是占领也给以色列统治阶级造成了很大的麻烦,使他们在下一步的政策上出现了分歧。一些高层主张向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让步,换取一段时期的稳定。占领和镇压的代价是高昂的,军队开支占了以色列国家预算的13%,而且以色列还要因其暴行而面对全球的批评和一定程度的孤立。

此外,尽管内塔尼亚胡继续制造“既成事实”,扩建定居点和只供犹太人使用的基础设施,但以色列的统治阶级面临着一个关系到其民族基础的人口问题,因为它控制的所有地区,巴勒斯坦人口都将很快超过犹太人口——如果现在还没有的话。

一个国家还是两个国家?

由于主流政党未能提供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各自拥有自己的国家的解决方案,以及定居行动在很大程度上使约旦河西岸变成了两民族共同居住的地区,所以国界线两边都有小部分人认为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拥有一个共同的国家是唯一可行的方案。

在社会主义社会(无论是在早期还是在稍后的阶段),可以通过民主的方式,建立一个能够同时满足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各自的需要和愿望的国家。但是在当前的状况下,在经过数十年的流血冲突和双方都担心在一个共同国家内受到歧视(就像今天在以色列境内的巴勒斯坦人一样)的情况下,大多数人都不认为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可以拥有一个共同的国家。

这一观点在以色列犹太人中很强烈,因为统治阶级欺骗他们说,在经历过东欧和其他地区对犹太人的众多迫害乃至大屠杀之后,以色列国会保护他们的利益。今天, 邻国叙利亚的战争以及中东民众对巴勒斯坦人的支持,强化了以色列犹太人的“受困心态”和他们对以色列国的认可与支持。

 

巴勒斯坦权力机构

以色列政府剥夺了巴勒斯坦人的基本权利,也使巴勒斯坦人强烈痛恨自己所受的镇压与迫害。但是,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中掌权的政党与以色列的资产阶级政党一样都没有为群众提供出路。

随着群众生活水平恶化,以及恳求世界帝国主义列强帮助建立巴勒斯坦的策略一再失败,法塔赫领导人丶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的支持度急速下跌。

那些大国认为,它们与以色列的商业和地缘政治联系更为重要。而且无论如何,它们也不可能无视以色列统治阶级的反对,自行同意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的旁边建立自己的国家。

被美国和欧盟列为恐怖组织的右翼伊斯兰主义政党哈马斯控制着加沙地带,但它的实际权力很薄弱,所以它除了采取比法塔赫更强烈的反帝国主义立场之外别无选择。

但哈马斯也没有办法推进巴勒斯坦解放斗争。它永远不会想到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可能途径,即基于社会主义纲领丶以民主的方式组织起来的斗争,因为这会推翻哈马斯的地位和特权。

为了保住自己的精英“权利”,以及应对来自埃及和其他阿拉伯政权的压力,哈马斯试图与法塔赫和解,同意正式放弃对加沙地带的控制权,但双方尚未最终达成一致。

今年早些时候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超过50%的加沙居民和西岸居民不相信当前任何的政治或宗教派别。在以色列上次大选中,只有16.7%的人投票支持内塔尼亚胡的利库德党。选民中最大的一部分是27.7%根本没有投票的选民。

工人阶级的替代方案

在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当中都需要建立新的丶独立的工人组织,由工人民主地管理和控制,并通过捍卫普通群众的利益来吸引群众的支持。

要想获得群众支持,就必须采取社会主义纲领,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结束当今中东资本主义下泛滥的不安全丶战争丶不平等丶强征丶歧视和贫穷。

70年前,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先驱反对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国,因为它不会为犹太人带来安全,而且会给巴勒斯坦人带来苦难。

然而, 自那时以来的几十年里,马克思主义者认识到,以色列人已经发展出了民族意识,现在绝大多数以色列人是在以色列出生的,而且以色列统治阶级拥有全球最强大的军队之一。而且关键的是,我们也认识到,数百万以色列工人阶级有能力挑战和推翻本国的资产阶级剥削者。

反对犹太复国主义丶以色列右翼和以色列资本家,绝不是反对犹太人,也不是反对以色列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

我们在以巴的姐妹组织“社会主义斗争运动”在耶路撒冷丶特拉维夫和海法都有支部,支持以色列工人丶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抗争,并主张各民族群众需要团结在一个新的工人政党之下。

他们积极反对以色列政府占领和封锁加沙,支持难民返回家乡的权利,并呼吁建立两个社会主义国家,同时让各自国内少数民族享有充分的权利。

http://chinaworker.info/cn/2018/06/18/17880/

瑞典來鴻》奧斯曼帝國餘暉,庇護三百萬鄰人

(写在前面:不得不说,土耳其穆斯林比那些嚷嚷屠杀难民的汉人仇穆十字军要强太多了,呵呵。)

我的一個瑞典學生不久前去土耳其旅遊,回來對我說:「比起土耳其等敘利亞的鄰國,歐洲的難民危機不能算是危機。」學生說,自2011年敘利亞危機爆發到現在,湧入土耳其的敘利亞難民已高達350萬,已進入歐洲的難民約180多萬。相比土耳其,歐洲接受的難民只是一小部分。

經常看到有海內外華人質疑:伊斯蘭國家為什麼不接收與自己同宗教的難民,而要歐洲國家接收?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可看看土耳其、約旦和黎巴嫩等國接受難民的巨大數字。至於一些不願接受難民的伊斯蘭國家,他們或是認為自己對難民潮的形成沒責任,或是擔心宗教教派之間的緊張關係,而且他們大都沒簽署過《聯合國難民公約》。其中的富裕國家如沙特和卡達,還是捐出過大量金錢援助難民的。

那麼,為什麼土耳其會成為敘利亞難民最大的接收和安置國,因在人道救援方面有傑出貢獻而受到聯合國的表彰呢?這與奧斯曼帝國的昔日榮光有關係嗎?近年來,土耳其政治走向再伊斯蘭化,威權統治強化,其國內的世俗自由派遭鎮壓,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強烈不滿與批評。但我卻在追蹤土耳其接收難民情況的過程中,意外地發現,這個國家有著古老帝國遺留下來的仁慈和寬容的一面。

正通過土敘邊境,進入土耳其國境的敘利亞難民。(美聯社)
正通過土敘邊境,進入土耳其國境的敘利亞難民。(資料照,取自美聯社)

舊日帝國相容,二戰猶太人受庇護

20年前,我曾隨國際特赦組織人權演講團訪問土耳其。在那裡,我們會見了來自兩個民族的難民:流離失所的庫德族人和中國新疆的維吾爾人。在伊斯坦堡,我曾遊覽過伊斯蘭世界中偉大的建築物——藍色清真寺,那是第十四世奧斯曼國王于1617年建造的。

奧斯曼帝國是一個伊斯蘭政權,但它在崛起過程中擁抱了希臘文化,還汲收了亞洲文明,因此頗具宗教寬容精神。在奧斯曼時代,那裡的穆斯林與非穆斯林和平相處,基督教徒和猶太教徒都能享受很大的自由。

這個從土耳其小部落發展到曾跨越歐亞非的龐大帝國,在一戰潰敗後解體,只留下位於小亞細亞半島的土耳其。1923年,凱末爾按照現代民族國家的模式來建國,土耳其獲得新生。曾有六百多年悠久歷史的奧斯曼帝國傳統仍然遺留下來了。

根據《土耳其簡史》,在上個世紀二戰時期,希特勒迫害猶太人,很多猶太人逃離德國來到土耳其。一方面,土耳其為這些人提供了庇護所。另一方面,猶太人也為土耳其的發展做出了卓越貢獻。

從1933年開始, 有一千多名逃避納粹迫害的德國難民陸續來到土耳其。他們大都是猶太高級知識份子,很快就在土耳其的各類大學獲得教職。當時,就連愛因斯坦也接受了土耳其的理論物理學教職,不過他後來選擇了美國普林斯頓大學。

即使愛因斯坦沒來,優秀的德國難民也使伊斯坦堡大學一度名列世界大學前茅,在科學、文化、經濟和軍事等各個方面,促進了土耳其的現代化進程。

也許是因為土耳其曾如此受益於難民,1951年,該國成為《聯合國難民公約》最早的締約國之一。

奧斯曼帝國是一個伊斯蘭政權,但它在崛起過程中擁抱了希臘文化,還汲收了亞洲文明,因此頗具宗教寬容精神。瑞典來鴻(作者提供)
奧斯曼帝國是一個伊斯蘭政權,但它在崛起過程中擁抱了希臘文化,還汲收了亞洲文明,因此頗具宗教寬容精神。(作者提供)

慷慨開放,迎接昔日屬地人

從2011年敘利亞危機爆發到2015年歐洲驚呼難民危機,在這5年間,已有將近兩百萬敘利亞難民逃往土耳其登記註冊。

為何遭受戰亂的敘利亞人都往土耳其跑?這首先是因為兩國地理上臨近,宗教信仰相同,其次,土耳其位於歐亞非三大洲的交界處,是通向西方國家的通道。後來幾年,約旦、黎巴嫩、埃及、伊拉克等其他鄰國都因條件惡化,缺乏救助資源,逐漸收緊難民政策,土耳其就成了敘利亞人的唯一出路。

那麼,當其他鄰國對難民關門,為什麼唯獨土耳其願意敞開大門呢?這與土耳其的經濟增長速度快、又採取支持敘利亞自由軍的立場有關。然而最重要的是:敘利亞曾是奧斯曼帝國的屬地。從西元16世紀初開始,奧斯曼帝國統治阿拉伯地區將近400年,其時敘利亞是阿拉伯的文化政治中心。

當今土耳其對敘利亞仍然懷有「老大哥情結」,並想要重溫「新奧斯曼帝國」之美夢。它希望在敘利亞戰爭時扮演人道主義救援先鋒的角色,以提升自身的地區影響力。它也等待敘利亞現政權崩潰,由它所支持的反對派接管政權,那時土國將獲得一個「親土」的鄰國,如同昔日的奧斯曼屬地。

因此在最初幾年裡,土耳其以特殊的大哥胸懷,對「來自鄰國的兄弟」採取一種開放、慷慨與包容的態度。它容許難民在國內自由流動,並盡力為難民提供衣食、居住、醫療、教育和就業等各方面的援助。儘管接收難民需要付出巨大的費用,但土耳其一開始願意獨自承擔全部經濟責任,並不尋求與他國分擔。

據聯合國統計,到2015年初,到達土耳其的敘利亞難民已達170萬,接納難民的經濟負擔已超過50億美元,國際社會只承擔了其中的3%。後來戰火繼續燃燒,土耳其接收難民的能力也達到極限,土國政府才不得不呼籲國際社會給與援助,並修正了其寬鬆的難民政策。

不管我們怎麼看土耳其的「新奧斯曼帝國」之夢,也不管它有著怎樣的大國抱負,打著怎樣的政治經濟之如意算盤,在敘利亞人歷經戰亂劫難的這幾年,土耳其確實承擔了其他國家所未能承擔的巨大救助責任,這是敘利亞人和國際社會都應該感謝它的。

為何遭受戰亂的敘利亞人都往土耳其跑?這首先是因為兩國地理上臨近,宗教信仰相同,其次,土耳其位於歐亞非三大洲的交界處,是通向西方國家的通道。瑞典來鴻(作者提供)
為何遭受戰亂的敘利亞人都往土耳其跑?這首先是因為兩國地理上臨近,宗教信仰相同,其次,土耳其位於歐亞非三大洲的交界處,是通向西方國家的通道。(作者提供)

歐土難民協定,處理廢棄人交易

我感到慚愧。在2015年大量敘利亞難民入境歐洲之前,我沒怎麼注意土耳其接收大量難民的情況,更不瞭解土國為此付出的巨大經濟開支。據聯合國有關機構統計,僅在2015年一年裡,土耳其付出的援助金額高達32億美元,居全球各國之首,因此被評為「世界最慷慨的國家」。

2016年,在歐盟在就難民危機與土耳其展開談判時,比利時首相夏爾・蜜雪兒說,土耳其提出了很多要求,表現出敲詐的性質。我相信他的感受是真實的,土耳其有難民作為討價還價的籌碼,對歐盟提出的各種要求確實不少。

但歐洲人也看到,土耳其這些年為接收敘利亞難民承受巨大壓力,導致其國內的政治與安全形勢變得嚴峻,正常的社會生活秩序受到衝擊。如果不堪重負的土耳其默許更多難民偷渡到歐洲,會使歐洲的難民危機繼續發酵。

2016年3月,歐盟與土耳其在布魯塞爾就合作解決難民危機達成協議。這個協議旨在控制難民潮,由歐盟提供財政援助,在土國建立堵截偷渡移民中心,把希臘截留的偷渡移民遣返土耳其,部分甄別後送往歐盟國家,部分由土耳其遣返回國。為此,土耳其得到歐盟許諾的第一筆撥款30億歐元,2018年將再獲30億歐元。歐盟還承諾更多給土耳其的回報,例如,承諾取消土耳其人的簽證義務,並加速交涉土耳其加入歐盟事宜。

但這一協定遭到國際人權組織的抨擊。歐盟領導人被指違反了國際難民法中的「不推回原則」,說他們鐵石心腸,非常可恥地放棄了自己的義務。但不管怎樣,這個讓土耳其 「就地安置」難民的歐土協議,已經達到了一個目的——減少了因難民偷渡而造成的死亡。

身為歐洲公民,我不得不承認,為了保護自己安全而舒適的生活,歐洲利用了自己的經濟優勢,做了一筆交易,讓土耳其成為阻擋歐洲難民潮的一道防線。這就像「扔包袱」一樣,把更多來自戰亂的難民扔出歐洲門外。英國社會學家鮑曼曾說,難民被剝奪了身份成為「廢棄人」,成為一種被消除了差別、個體性和個人特質的集體堆積物。

當今土耳其就成了一個巨大的「廢棄物傾倒之場所」。對此無可奈何的我們,只能祈望敘利亞戰亂早日結束,讓難民早日重返家園。

在梳理土耳其接收敘利亞難民的來龍去脈之時,我對昔日輝煌的奧斯曼帝國和安納托利亞地區的古老文明,都產生了敬意。

http://www.storm.mg/article/452581

How capitalism uses immigrants(资本主义如何利用移民)

IN HISTORY books, we’re remind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a “nation of immigrants,” and that immigrants played a key role in building the U.S. Yet right-wing politicians tell us today that immigrants are responsible for crime, economic decline and other problems in the U.S.

在历史书籍中,我们被提醒说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移民对于建设美国发挥了关键作用。然而,右派政治家今天告诉我们,移民对犯罪,经济衰退和其他美国的问题负有责任。

This love-hate view of immigration and immigrants stems from the role that immigration plays in the capitalist economic system under which we live.

这种对移民行为和移民个人的爱恨观念源于移民在我们生活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

The capitalist system is international, with products manufactured and sold worldwide. Capitalists–the tiny minority that owns and controls the international banks and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rely on a global pool of labor. To enable the capitalists to fill their demands for labor, this labor pool has to be somewhat mobile.

资本主义系统是国际性的,产品在世界范围内制造和销售。 资本家 – 拥有和控制国际银行和跨国公司的少数派 – 依赖全球劳动力池。为了使资本家满足他们对劳动力的需求,这个劳动力池必须有一定的流动性。

The central mechanism of control over the movement of labor is the nation-state. National border controls ensure that capitalism, through its state, maintains control over labor, rather than allowing people to move at will.

控制劳动力流动的中心机制是民族国家。 国家边境控制确保资本主义通过其国家维持对劳工的控制,而不是让人们自由流动。

The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NAFTA) between the U.S., Canada and Mexico aimed to promote easy transport of goods and services across the three countries’ borders. But NAFTA explicitly bars free immigration.

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之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旨在促进三国边境的货物和服务的便捷运输。 但NAFTA明确禁止自由移民。

When economic growth produces a demand for workers that can’t be satisfied by the existing workforce, a “labor shortage” results.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women filled the labor shortage in military industries created because millions of men entered the armed forces.

当经济增长造成现有工人数无法满足对工人的需求时,就会造成“劳动力短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女性填补了因为数百万男性进入武装力量而造成的军事工业的劳动力短缺。

It is likewise with immigration. When the domestic workforce can’t fill demands for labor that capitalists need, governments often promote immigration. Immigration is not an accident.

移民行为也是如此。 当国内劳动力无法满足资本家对劳动力的需求时,政府往往会促进移民。 移民行为并不是偶然。

Nor do rich countries accept the world’s poor out of generosity. Labor migration is essential to the capitalist system. The purpose of immigration policy, then, is to regulate the flow of labor–to control the borders so as to control the workers themselves.

富裕国家也不是因为慷慨才接受世界上的穷人的。 劳工移民对资本主义系统来说至关重要。 那么移民政策的目的就是要规范劳动力流动 – 控制边界以便控制工人自己。

Immigration laws serve capitalism in two ways. First, they ensure cheap foreign labor when the domestic economy needs it. Second, they allow for greater control of the whole workforce.

移民法以两种方式为资本主义服务。 首先,当国内经济需要时,他们确保廉价的外国劳工。 其次,它们可以更好地控制整个劳动力队伍。

Most of the advanced economies of the capitalist world were built on migrant labor. They have actively sought foreign-born workers in some historical periods. The same countries have also clamped down on immigration at other times.

资本主义世界的大多数发达经济体都是建立在移民劳工之上的。 他们在一些历史时期积极寻找外国出生的工人。 在其他时候,同样的国家也限制了移民。

The U.S. government’s previous bracero program shows clearly how immigration policy is shaped to the needs of capital. The bracero program was initially implemented as a wartime emergency program in 1942 to fill a labor shortage in agriculture by importing farm workers from Mexico. The program became the largest foreign-worker program in the history of the U.S., contracting over 5 million braceros to growers and ranchers over the next 22 years.

美国政府之前的支柱计划清楚地表明移民政策是如何被资本需求塑造的。 该项目最初是作为战时应急计划在1942年实施的,通过从墨西哥进口农业工人填补农业劳动力短缺。 该计划成为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外籍员工计划,在未来22年内向种植者和牧场主提供了超过500万劳动力支撑。

Yet the government maintained control over the movements of these workers, and at any time could (and did) restrict the numbers of Mexicans crossing the border and clamp down on Mexicans in the U.S. The passage of workers from Mexico was crucial to the economy, but the workers themselves, at any given moment, could be treated like unwanted criminals, refused entry or deported.

然而政府仍然控制着这些工人的流动,并且随时都可以(并且确实)限制墨西哥人越过边境和限制墨西哥人在美国的流动。墨西哥工人的流动对经济至关重要,但在任何特定时刻,工人本身都可以被视为不受欢迎的罪犯,被拒绝入境或驱逐出境。

Reducing labor costs, a key aim of capitalists at all times, can be achieved by paying lower wages. To this end, companies can either move production to sites with cheaper labor supplies, or they can bring cheap labor supplies to production sites.

降低劳动力成本是资本家在所有时候的关键目标,这可以通过支付较低的工资来实现。为此,公司可以将生产转移到劳动力更便宜的地点,也可以将廉价的劳动力供应带到生产基地。

A perfect illustration of moving production to the labor supply is the maquila zone along the U.S.-Mexico border, created after the bracero program ended. Here, advanced country multinationals gain immigrant workers’ skills without having to pay to develop them. The social costs of child benefits and education have been provided by another state (in this case, Mexico).

将生产转移到劳动力供应的一个完美案例是美国和墨西哥边境沿线的配料区,这个配料区是在支柱项目结束后创建的。 在这里,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获得移民工人的技能,而无需支付发展他们所需的费用。 另一个政府(本案例中是墨西哥)提供了儿童福利和教育所需的社会成本。

But if the workers come across the border to work as undocumented labor in the U.S., employers gain the same advantages.

但是,如果工人跨越边界在美国从事无证工作,雇主可以获得同样的好处。

What are the specific conditions that make immigrant labor especially attractive to business? Immigrant workers are less likely to be unionized, and an immigrant workforce is often more controllable. Employers use the threat of deportation and criminalization to exploit immigrants ruthlessly and quell immigrants’ efforts to fight for their rights.

使移民工人对企业特别有吸引力的具体条件是什么? 移民工人不太可能参加工会组织,而移民工人往往更易于控制。 雇主利用驱逐和定罪的威胁来无情地利用移民并镇压移民为争取权利而作出的努力。

Legal immigrants waiting for confirmation of citizenship are subject to this pressure, as well as undocumented workers. The presence of a criminalized section of the workforce is crucial for the employers to maintain their control.

等待确认公民身份的合法移民将受到这种压力,还有无证工人。 对劳动力进行犯罪化的部分的存在对雇主保持控制是至关重要的。

New immigrants often don’t speak English and are desperate for work. Employers exploit this vulnerability to the fullest–paying below-average wages, violating safety standards and workers’ rights.

新移民通常不会说英语,并且渴望工作。 雇主利用这个缺陷得到最充分的——支付低于——平均水平的工资,违反安全标准和侵犯工人的权利。

Meatpacking companies in the Midwest, for example, send personnel managers on tours of the U.S. to recruit Asian and Latino immigrants from California and New York, according to sociologists Louise Lamphere, Alex Stepick, and Guillermo Grenier. One company representative for Dupaco, a meatpacking firm in Nebraska, was typically up-front about the aims of recruitment: “We need to get us a minority group in here.”

据社会学家Louise Lamphere,Alex Stepick和Guillermo Grenier称,中西部的肉类加工公司派经理人参观美国,招聘来自加利福尼亚州和纽约的亚裔和拉丁裔移民。 Nebraska州的一家肉类加工企业Dupaco的一名公司代表对公司招聘的目标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我们需要让我们在这里获得一个少数群体。”

The Dupaco executive’s statement illustrates another important benefit employers gain from hiring immigrants: keeping the workforce divided. Employers use every possible difference between workers–sex, race, sexual orientation, skill and citizenship status–to sow division in the workforce. Employers know that a divided workforce is less likely to unite to demand union representation and higher wages and benefits.

Dupaco高管的声明表明雇主从雇用移民中获得的另一个重要利益:保持工人之间的分裂。 雇主利用工人之间的所有可能的差异 – 性别,种族,性取向,技能和公民身份 – 来在工人队伍中播种分裂。雇主知道,分裂的劳工们不太可能联合起来要求工会代表和更高的工资和利益。(备注:独裁者常用的分而治之策略,挑拨工人之间互斗,然后老板们就可以稳坐钓鱼台了。)

It’s clear that when it comes to making profits, U.S. business sees no borders.

很明显,攫取利润时,美国的商业是没有边界的。

That’s why it’s even clearer that the U.S. labor movement needs to continue organizing among immigrants. Improving wages and conditions for immigrants shouldn’t be seen as a way indirectly to boost “American” wages and conditions, separate from immigrants’ conditions. On the contrary, jobs performed by immigrants are crucial to the U.S. economy. Improving their wages and conditions will benefit all workers, no matter what side of the Rio Grande (or Rio Bravo) they were born.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劳工运动需要继续在移民中组织起来。 不应该将提高工人的工资和条件视为间接促进提高“美国人”的工资和条件,而与移民的条件分开。 相反,移民工作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 改善他们的工资和条件将使所有工人受益,无论他们出生在Rio Grande (或Rio Bravo)的哪一边。(备注:当移民工人的劳工权利受到捍卫时,老板们为了剥削掠夺相同数量的剩余价值,就不得不多雇佣一些工人,从而减少失业大军的数量。否则,老板们会选择剥削掠夺移民,继续中制造失业大军,并且借助煽动鼓吹对移民的仇恨破坏民主。)

http://socialistworker.org/2006-1/585/585_07_Capitalism.php

拉美人民的悲惨现状

很多中国人都有个很糟糕的毛病:受害者心态非常严重,总是以为全世界就他最惨,就中国人最惨,告诉你们,拉美人民,特别是中美洲地区的人民,处境不比中国人要好多少,政府腐败专制,人权被肆意践踏,基督徒们无耻的压迫女性和LGBT人群,记者被肆意攻击和谋杀,黑帮横行霸道,贫富悬殊,大部分人被困死在贫民窟里,看不到任何希望!

接下来就来看看拉美人民的悲惨现状吧。

首先看看总体情况:

这是透明国际2017世界腐败状况报告中的图示,颜色越深越腐败。可以看到,大部分拉美国家,特别是中美洲国家,颜色非常深。

这是RSF(无国界记者)的2018全球新闻自由状况报告图示。同样,颜色越深新闻自由程度越低。而拉美国家中,中美洲大部分国家和南美的哥伦比亚与委内瑞拉的颜色很深。

这是2017世界民主指数,不同颜色代表的不同分数在图示中已经有说明。可以看到,大部分拉美国家都处在独裁专制的边缘,而中美洲的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加勒比海上的海地(海地的右翼独裁者杜瓦利埃也是长期被美国政府所支持的),和南美的玻利维亚已经是独裁国家了。

这是2014年世界基尼系数图示(更近的数据都很不全,所以只能引用这个了),可以看到,大部分拉美国家的基尼系数是很高的,远超0.4警戒线。

这是IMF的2018全球人均GDP图示,可以看到大部分拉美国家的人均GDP和中国处于同一水平,而中美洲和南美部分国家的人均GDP更低。

呵呵,是不是很惊讶?中国远不是世界上人权状况最烂的地方?(这里说的是总体情况,新疆西藏等特定地区的人权状况是世界倒数的)。当然,中国的人权状况很烂,但要觉得全世界就中国人权状况最烂,全世界都得优先关注中国人,这种巨婴奴才狗屁真的很恶心。

现在再来看看美国拉美难民的主要来源国的具体状况如何?拉美难民的主要来源国是这四个国家:墨西哥,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危地马拉

Thousands of women flee their homes in parts of Central America and Mexico each year to escape armed gangs and domestic violence and seek refuge in the United States, a flow that is becoming a refugee crisis, the UN refugee agency says.(联合国难民署称,成千上万的妇女每年都从中美洲和墨西哥部分地区的家中逃离,以逃避武装黑帮和家庭暴力,并在美国寻求庇护,这一人流正在成为难民危机。)

The number of women, some with children, fleeing rampant gang violence in parts of Mexico, and the Northern Triangle region of El Salvador, Honduras and Guatemala, is rising, the UNHCR said in a report published on Wednesday.(联合国难民署周三公布的一份报告称,在墨西哥部分地区以及北部三角地区的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和危地马拉的逃离猖獗黑帮暴力事件的妇女人数不断增加,其中一些人带着儿童。)

墨西哥:

Overview:Violence increased throughout Mexico. The armed forces continued to undertake regular policing functions. Human rights defenders and journalists were threatened, attacked and killed; digital attacks and surveillance were particularly common. Widespread arbitrary detentions continued to lead to torture and other ill-treatment, enforced disappearances and extrajudicial executions. Impunity persisted for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and crimes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Mexico received a record number of asylum claims, mostly from nationals of El Salvador, Honduras, Guatemala and Venezuela. Violence against women remained a major concern; new data showed that two thirds of women had experienced gender-based violence during their lives. The rights to housing and education were compromised by two major earthquakes.(墨西哥全境暴力事件不停增加。 武装部队继续定期执行警务职能。 人权捍卫者和记者遭到威胁,袭击和杀害; 数字攻击和监视特别常见。 广泛的任意拘留继续导致酷刑和其他虐待,强迫失踪和法外处决。 侵犯人权和犯罪行为有罪不罚违反国际法。 墨西哥收到的庇护申请数量创了纪录,主要来自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和委内瑞拉的国民。 对妇女的暴力仍然是一个主要的需要关切的问题; 新的数据显示,三分之二的妇女在其生活中经历过基于性别的暴力。 两次大地震使住房和教育权受到了损害。)

Mexico: Authorities must refocus investigation into enforced disappearance of 43 students(43个学生被强迫失踪)

Mexico isn’t only a country where deportees are sent – it’s also a country that deports people illegally(政府非法把人民驱逐出境)

Mexico: Justice for Sergio Sánchez after 7 years in prison(七年冤狱)

Arbitrary detentions in Mexico: ‘We never thought this could happen to us’(政府任意关押人民)

Mexico/Central America: Authorities turning their backs on LGBTI refugees(拒绝帮助在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和危地马拉被迫害的LGBTI难民,至于他们为什么被迫害?因为傻逼脑残奴才纳粹的恶心基督教啊。)

Alarming details about election-related violence against journalists in Mexico(针对记者的暴力)

Monterrey reporter becomes 5th journalist murdered in Mexico in 2018(2018年第5个记者在墨西哥被谋杀了,话说共匪都没这么狠吧?至少还会先喝茶再关押。)

萨尔瓦多:

Overview:El Salvador’s high rate of gender-based violence continued to make it one of the most dangerous countries to be a woman. A total ban on abortion persisted, and women were convicted of aggravated homicide after suffering miscarriages or other obstetric emergencies. To combat violence, the government implemented a series of security measures, which did not comply with human rights standards. Measures were taken to address impunity for historical abuses; however, the executive and legislative branches of government admitted being in contempt of a 2016 Supreme Court judgment that declared the 1993 Amnesty Law unconstitutional.(萨尔瓦多性别暴力率居高不下,继续使其成为对女性来说最危险的国家之一。 全面禁止堕胎,妇女因流产或其他产科紧急情况而被定罪,罪名是加重杀人罪。 为了打击暴力,政府实施了一系列不符合人权标准的安全措施。 已采取措施处理对历史上发生的虐待行为的有罪不罚现象; 然而,政府行政和立法部门承认藐视2016年最高法院判决,这一判决宣布1993年“大赦法”违宪。)

El Salvador: Failure to decriminalize abortion is a terrible blow to human rights(拒绝合法化堕胎,呵呵,连独立生命都算不上的胎儿可以奴役女人,恶心的基督徒,就是要把女人变成他们的性奴隶。)

Nowhere to run: The trans woman trapped between El Salvador’s gangs and Trump’s America(基督教黑帮虐待跨性别女性,呸)

El Salvador: Rape survivor sentenced to 30 years in jail under extreme anti-abortion law(强奸受害者被判30年监禁,又是恶心的基督教干的,呵呵。)

洪都拉斯:

Overview:The level of insecurity and violence remained high. Widespread impunity continued to undermine public trust in the authorities and the justice system. Protests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were brutally repressed by security forces. Honduras remained one of the most dangerous countries in the Americas region for human rights defenders, especially for those working to protect land, territory and the environment. The government announced the creation of a Ministry for Human Rights and Justice, to become operational in 2018. (不安全和暴力程度依然很高。 普遍的有罪不罚继续破坏公众对当局和司法系统的信任。 总统选举之后的抗议活动受到安全部队的残酷镇压。 洪都拉斯仍然是美洲地区对于人权捍卫者来说最危险的国家之一,特别是那些致力于保护土地,领土和环境的人。 政府宣布成立人权与司法部,于2018年开始运作。)

Honduras: Authorities are denying due process to people arrested during post-election protests(政府抓捕和平示威者)

Honduras: Failure to identify those behind Berta Cáceres’ murder puts other activists at risk(谋杀人权捍卫者。话说中国这些“维权人士”有多少被谋杀的?)

Honduras: Government deploys dangerous and illegal tactics to silence population(人民被政府肆意镇压)

Honduras: Historic opportunity to decriminalize abortion(堕胎非法,呵呵,恶心的基督教,恶心的基督徒,残忍的奴役女人!)

Three investigative reporters get death threats in Honduras(三名记者遭受死亡威胁)

危地马拉:

Overview:Thousands continued to flee the country to escape high levels of inequality and violence. Human rights defenders, in particular those working on land, territorial and environmental issues, were at great risk and faced smear campaigns. Impunity and corruption persisted, undermining public trust in local authorities and hindering access to justice. Recent progress to consolidate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and the rule of law was challenged. High-profile cases of past crimes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remained stalled. (数千人继续逃离该国,以逃离高度的不平等和暴力。 人权捍卫者,特别是那些从事土地,领土和环境问题工作的人,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并面临着诽谤攻击。 有罪不罚和腐败依然存在,破坏了公众对地方当局的信任并妨碍诉诸司法。 最近巩固刑事司法系统和法治的进展受到了挑战。 根据国际法处理过去的高调犯罪案件的进展依然停滞不前。)

Guatemala: Seven human rights defenders killed in four weeks(七个人权捍卫者在四周内被杀,话说共匪对那些“民运”真是不错了啊,至少没把他们直接杀了。事实上那些所谓的“维权人士”也就是被喝茶骚扰一下,比危地马拉人民的处境好多了。)

Honduras/Guatemala: Attacks on the rise in world’s deadliest countries for environmental activists(环保活动者被攻击,嗯,话说中国发生过这种事吗?好像是没有吧?)

Two journalists found murdered in southwestern Guatemala(两个记者被谋杀,呵呵,共匪还真没这么狠。)

为什么这几个国家人民的处境会如此悲惨呢?原因主要有两个:1,美国商人政客通过联合果品公司进行长期的殖民掠杀;2,美国芝加哥学派的新自由主义在这几个国家(以及拉美大部分国家)泛滥成灾,制造无数人权灾难。具体分析在被切开血管的拉丁美洲这篇文章中。

最后,拉美国家都很糟糕吗?也不是,从上面的图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国家的人权状况是明显好过其他拉美国家的:乌拉圭,在南美洲右下角,巴西下方的小国,无论是民主程度还是新闻自由程度都高过其他拉美国家,基尼系数也比不少其他拉美国家要低。而这是因为,乌拉圭民选总统José Batlle y Ordóñez建立了一个民主的福利国家。

所以,罗莎卢森堡在一百年前的那句话还是对的:不是社会主义,就是野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