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July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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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主義者對全民基本收入的立場

得到可以滿足基本需要的收入，是每個人的基本人權

Judy Beishon，社會主義黨（英格蘭及威爾斯）

近年來，用「全民基本收入」（亦稱無條件基本收入）來代替其他各種福利，重新成為人們討論的一個話題。我們高興參與這個討論，因為得到可以滿足基本需要的收入是每個人的基本人權。具體的主張有很多種，但是它們都認為應該讓每個社會成員都可以無條件地定期得到一筆免稅收入，無論他們有沒有工作，也無論他們的家庭構成（詳見下文）。

早在幾個世紀之前，人們就開始討論全民基本收入了，但就像現在呼籲實行全民基本收入的人所指出的，這一問題在今天尤為緊迫，因為現在就業愈發不穩定，越來越多的工人從事散工或者「按任務計薪」，就連許多全職工人的工資也不足以滿足基本需要，而且就業崗位也可能因自動化而減少。

2017年2月，盧森堡的一名歐洲議會議員向歐洲議會提交了一份報告，呼籲施行全民基本收如制度，原因之一正是「機械自動化可能對勞動力市場造成的影響」。因為反對同屬法國社會黨的現任總統奧朗德的反工人政策，而在上一次大選中被推舉為該黨總統候選人的貝諾瓦·哈蒙（Benoit Hamon），呼籲為每個法國成年人提供每月750歐元的基本收入。他提出應該向使用機器人的企業徵收特別稅，作為一部分資金來源。

世界各地的許多國家和城市，像是芬蘭、荷蘭與肯尼亞，正在或者準備進行局部的全民基本收入實驗。在英國，蘇格蘭民族黨與綠黨支持施行全民基本收入，柯爾賓也說工黨會考慮這一問題。

其中亦有右翼的動機

但須要警惕的是，支持全民基本收入的不只是左翼。在芬蘭，在失業者當中實驗基本收入政策的，是右翼聯合政府。美國的米爾頓·弗里德曼和查爾斯·默里等右翼資產階級經濟學者與評論家，支持某些形式的基本收入制度（像是「負所得稅」這種不是富人多繳而是窮人多拿，但最終有利於資產階級的累進稅率）。他們宣稱，砍掉公共福利項目可以減少政府的官僚弊病，同時也可以為私營服務提供商開創更大的「自由市場」。

不只如此，就像學者喬納森·薩多斯基（Jathan Sadowski）在英國《衛報》所寫的：「在某些方面，我們可以將全民基本收入看作提供給資產階級的福利。因為全民基本收入彌補了共享經濟的微薄工資，現在Uber和TaskRabbit等公司可以招募到更多人，而且工資可能比過去還低。這些科技公司一面賺得盆滿缽滿，另一面卻可以更肆無忌憚地只支付最低生活工資給「名義上不是雇員」的雇員。」

一些右翼所提出的全民基本收入方案其實是倒退而不是進步，因為這些方案更有利於富人而非窮人。然而，儘管鉅富們有可能從中得益，但大部分資產階級代表還是反對全民基本收入。

原因包括巨大的潛在成本；會減少資產階級能藉以壓低工資與勞動條件的失業大軍；會讓工人的生活更有保障，因而讓他們更敢於罷工。

在2016年6月瑞士就是否實行全民基本收入舉行公投的時候，沒有任何一個國會政黨表示支持。鋪天蓋地的宣傳攻擊全民基本收入是「不勞而獲」，而且右翼的瑞士人民黨恐嚇群眾說，UBI會引來一群撈錢的移民，導致反對派贏得了公投。

資金從何而來？

2016年7月一個名為「指南針」（Compass）的非政府組織在約瑟夫•朗特利基金會（Joseph Rowntree Foundation）的資助下研究了幾種可能全民基本收入方案，然後得出一個結論：「在現行的稅收與福利制度下，在不改變財政收入的情況下，取消有條件的福利補助而代之以足夠體面生活的基本收入，一定會讓大批人的利益受損。」

這個發現沒什麼令人驚訝的地方。我們已經看到，多年來為社會上最貧窮和最脆弱的階層所設置的福利遭到殘酷的削減，富人與大財團得到大幅的減稅優惠，而全民基本收入卻是面向所有人的。

歷屆政府所做的，遠不是為福利制度提供更充裕的資金，而是將越來越多人推入窮困。他們最近使用的一種手法，是借助新實施的通用福利金（Universal Credit），暗中削減福利。兒童津貼曾有一些全民基本收入的影子，因為所有有孩子的家庭都可以得到津貼，但現在它也變成了有條件的補助，而且實際津貼額正在縮水。

不只在英國，世界各地的資產階級撙節政策，正在削弱各種福利和補貼為群眾所提供的保護。數十年來阿拉斯加的政府利用石油收入，每年為包括兒童在內的所有居民提供一筆無條件的收入，金額在2015年達到2072美元的高峰。但是在2016年，州長藉口州政府財政赤字過高，將金額減少到1022美元。

混和方案

為了得到大財團的同意，有些左傾的智庫和政黨提出了折衷的混合方案。社會中最貧困者與絕大多數人的生活水平的任何改善，我們都會歡迎，所以我們對各個方案的評價取決於它能帶來什麼。

但是所有這些混合方案為了盡量保證財政收入不變（也就是說，避免向超級富豪們加徵重稅），都將群眾所能得到的好處大打折扣。所以他們最好的方案也不過是讓一部分社會成員得到微薄的基本收入，同時留著部分舊有的福利制度來補償「利益受損者」。

綠黨的「公民收入」方案提出要將兒童津貼提高超過兩倍，但現在完全依靠福利救濟維生的人的生活狀況只會有「些微改善」，雖然至少他們不會因為沒有達到某項標準而被停止或取消救濟金。

「指南針」和許多其他組織不願意提出透過對富人與大企業課以重稅，又或者透過將大企業國有化，來為全民基本收入或現有的福利制度提供充分的財源，而只是提出應該創立一個特別的「社會財富基金」。

「指南針」的報告中寫道：「許多國家已經採用這樣的基金，確保多的國家財富被用於公眾利益，而不是少部分人的利益。這個方法至少能確保一些經濟活動的部分收益，在所有公民和世代之間匯集和共享。」

為什麼只是爭取「一些」經濟活動的「部分」收益呢？為什麼不是將國內各大重要企業收歸公有，進而民主地決定如何分配它們所創造的所有財富呢？

否則基金的收入與支出將受制於慈善家不穩定的捐款，或像各國已經存在的社會基金和主權財富基金那樣，臣服於資產階級及其政府的需要（阿拉斯加就是一個例子）。

「指南針」也提到，有一種比社會財富基金「更激進」的籌款方式，也就是「對股份所有者每年收取少量費用」。

許多左翼改良主義者早在幾十年前就提出了這種想法。他們所遭遇的問題是，「少量」費用不足以支撐能維持生活的基本收入，可是收取較高的費用又不會得到統治階級的許可，而議會中親資政黨也不打算違抗統治階級的利益。

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

目前各國福利制度正在遭受的衝擊，以及給社會上最富有者的減稅優惠，不只是為了意識形態層面上的理由。它們也反映了全球資產階級所面臨的嚴重經濟危機，包括他們缺乏可充分獲利的投資管道。

既然提供足夠的全民基本收入意味著要對大企業和富人課重稅，那資產階級政府同意施行全民基本收入顯然不是自願的。

任何這種「慷慨」行為，都是依靠工人階級的鬥爭浪潮才實現的，而且這股浪潮大到工人很可能不只是要爭取「最低生存水平」的基本收入，還要挑戰資產階級對創造社會財富的工具的控制。

根本來說，工人階級和中間階級的人們想要的和需要的，絕對不是資產階級的自動化機械越來越多地取代他們的工作，也不是大老闆變得越來越富有，而勞工卻淪落到只能依靠福利救濟或者基本收入維生。

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則完全不同。在大企業被收歸公有之後，自動化將被用於減少工時而不會減損薪資。所有工作將被分攤，讓所有能工作的人都可以參與到社會財富的創造中來，而這些財富會為所有人（包含無法工作的人）提供良好的生活條件。

在社會主義之下，人們可以民主地辯論和決定：是要提高工人工資，並將最低工資定在足以體面生活的水平，同時也讓無法工作的人享有良好的福利；還是要以全民基本收入為基礎，讓所有人都能得到高質量的生活水平；或是要將兩者結合起來。

而且，社會主義社會將大幅改善公共服務，包括為老年人與身障者提供的服務、廉價的住房和交通、以及免費教育，這些將有助於實現普遍的良好生活條件。

資本主義的生產力已經足以使所有人擺脫貧困。

然而，資產階級不僅不會用這些社會財富消除貧困，而且還推動社會向相反的方向發展：少數富豪犧牲多數人的利益令自己更加富有，導致社會愈發不平等。現在全世界最富有的八個人所擁有的財富總和，與最貧窮的半數人類相當。

而且資產階級也遠不能充分利用現有的生產力。

通過將主要產業收歸公有而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制度和計劃經濟，不僅能運用目前的閒置生產力，而且還能以環保的方式大幅增產群眾所需要的產品。自動化會用於淘汰苦勞的工作、用於減少工時，而非像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那樣威脅到工人的生計。

「進步的」全民基本收入是這樣：

  • 保障每個人擁有基本生活水準
  • 大量無償的照護工作和志工可以得到應有的報酬。
  • 取消申請和領取福利時的審查機制
  • 讓女性以個人而非家庭成員的身分領取福利，使女性獲得更大的獨立性
  • 不會像資產階級所說的那樣抑制人們的工作動力
  • 比現有的福利制度更簡單
  • 保障失業工人的生活生平，讓工人能夠更輕鬆地換工作
  • 讓工人在罷工時也能輕鬆地維持生計
  • 可以減少工作時間，也為他人創造更多工作機會，並讓工人有更多時間能用於創新、休閒、政治活動等。

http://chinaworker.info/zh/2018/01/16/16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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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te Americans are the biggest terror threat in the United States（美国白人是美国最大的恐怖威胁）

NEED TO KNOW（需要知道的是）:

White Americans are the biggest terror threat in the United States, according to a study by the New America Foundation. The Washington-based research organization did a review of “terror” attacks on US soil since Sept. 11, 2001 and found that most of them were carried out by radical anti-government groups or white supremacists.

根据新美国基金会的一项研究，美国白人是美国最大的恐怖威胁。 总部设在华盛顿的研究机构对2001年9月11日以来美国土地上的“恐怖”袭击事件进行了回顾，发现其中大部分是由激进的反政府团体或白人至上主义者执行的。

Almost twice as many people have died in attacks by right-wing groups in America than have died in attacks by Muslim extremists. Of the 26 attacks since 9/11 that the group defined as terror, 19 were carried out by non-Muslims. Yet there are no white Americans languishing inside the prison camp at Guantanamo Bay. And there are no drones dropping bombs on gatherings of military-age males in the country’s lawless border regions.

在美国的右翼团体袭击中死亡的人数几乎是穆斯林极端分子袭击死亡人数的两倍。 自9/11以来该组织定义为恐怖袭击的26起袭击事件中，有19起是非穆斯林人进行的。 然而，没有白人在关塔那摩湾的监狱营地内苦苦挣扎。 而在该国无法无天的边境地区，没有无人机向达到参军年龄的男性集会投掷炸弹。

Attacks by right-wing groups get comparatively little coverage in the news media. Most people will struggle to remember the shooting at a Sikh temple in Wisconsin that killed six people in 2012. A man who associated with neo-Nazi groups carried out that shooting. There was also the married couple in Las Vegas who walked into a pizza shop and murdered two police officers. They left a swastika on one of the bodies before killing a third person in a Wal-Mart parking lot. Such attacks are not limited to one part of the country. In 2011, two white supremacists went on a shooting spree in the Pacific Northwest, killing four people.

右翼团体的攻击在新闻媒体中得到的报道相对很少。 大多数人都很难记住2012年在威斯康星州的锡克教寺庙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六人死亡。一名与新纳粹团体有联系的人进行了枪击。拉斯维加斯的已婚夫妇也走进了一家披萨店，谋杀了两名警察。 他们在其中一具尸体上留下了纳粹标记，然后在沃尔玛停车场杀死了第三个人。 此类攻击不仅限于该国的一部分。 2011年，两名白人至上主义者在太平洋西北地区进行枪击，造成四人死亡。

Terrorism is hard to define. But here is its basic meaning: ideological violence. In its study, the New America Foundation took a narrow view of what could be considered a terror attack. Most mass shootings, for instance, like Sandy Hook or the Aurora, Colorado movie theater shooting — both in 2012 — weren’t included. Also not included was the killing of three Muslim students in North Carolina earlier this year. The shooter was a neighbor and had strong opinions about religion. But he also had strong opinions about parking spaces and a history of anger issues. So that shooting was left off the list.

恐怖主义很难界定。 但这是它的基本含义：意识形态暴力。 在其研究中，新美国基金会对可能被视为恐怖袭击的内容持狭隘观点。 例如，大多数大规模枪击事件，如Sandy Hook或科罗拉多州奥罗拉的电影院拍摄 – 都是在2012年 – 都不包括在内。 另外还包括今年早些时候在北卡罗来纳州杀死三名穆斯林学生。 射手是邻居，对宗教有很强烈的看法。 但他对停车位和愤怒问题的历史也有很强的看法。 因此这一枪击案不在列表中。

The killing of nine people at a church in Charleston, South Carolina last week was included. The shooter made it clear that his motivation was an ideological belief that white people are superior to black people. The shooting has cast new light on the issue of right-wing terror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But since it can’t really use Special Forces or Predator drones on US soil, it remains unclear how the government will respond.

上周在南卡罗来纳州的Charleston的一座教堂杀害了9人的案件被包括在内。 凶手明确表示，他的动机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信念，即白人优于黑人。 此次枪击事件为美国右翼恐怖主义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 但由于无法在美国境内真正使用特种部队或掠食者无人机，因此尚不清楚政府如何应对。

WANT TO KNOW（想要知道的是）:

If your ship is going to get boarded by pirates, it’s best that it happens in the waters off Indonesia. Unlike their Somali counterparts, Indonesian pirates have shown little interest in kidnapping for ransom. And, writes GlobalPost Senior Correspondent Patrick Winn, a review of Southeast Asian piracy incidents in recent years reveals a theme: the pirates are seldom brutal and like to get in and get out as quickly as possible.

如果你的船将被海盗登船，那么它最可能发生在印度尼西亚附近海域。 与他们的索马里同行不同，印尼海盗对绑架并勒索赎金的兴趣不大。 并且，GlobalPost的资深记者Patrick Winn写道，近年来对东南亚海盗事件的评论揭示了一个主题：海盗很少是暴力的，喜欢尽快进入和离开。

That’s good because piracy in the waters off of Indonesia is growing more common, and the pirates themselves are getting bolder. They regularly board giant oil tankers, subdue crews with surprisingly little violence, shut down their communications, disguise the ships in creative ways, and siphon off millions of dollars’ worth of gas. Once their pirate ships are laden, they are gone.

这很好，因为印度尼西亚海域的海盗活动越来越普遍，而海盗本身也越来越多。他们经常登上巨型油轮，制造出极少暴力以控制船员，关闭他们的通讯，以创造性的方式伪装船只，并吸走价值数百万美元的汽油。 一旦他们的海盗船满载，他们就会消失。

While Somali pirates are increasingly a thing of the past, Indonesian piracy is up an incredible 700 percent in the last five years. Indonesia is a good place to be a pirate: A third of the world’s shipping traffic passes by the country. There are tens of thousands of little islands and endless small coastal communities among which to hide.

虽然索马里海盗正在成为过去，但在过去五年中，印度尼西亚的海盗活动增长了700％。 印度尼西亚是成为海盗的好地方：世界上三分之一的航运量都来自该国。 有成千上万的小岛屿和无数的小型沿海社区可供隐藏。

As long as the violence stays to a minimum, the increased piracy is unlikely to raise that many eyebrows. For the oil and gas industry, the lost product amounts to little more than “a rounding error,” according to experts.

只要暴力行为降到最少，海盗行为的增加就不太可能引起很多注意。 专家表示，对于石油和天然气行业而言，损失的产品数量仅仅是“舍入错误”

STRANGE BUT TRUE（奇怪但是是真的）:

Poland is one of the world’s most religiously conservative countries. It’s as Catholic as Catholic gets. So it’s pretty unsurprising that its abortion laws are some of the strictest in Europe. Basically, you can’t get an abortion in Poland unless you were raped or are near death. And even then a doctor can refuse to help you.

波兰是世界上最虔诚的保守国家之一。 就像天主教徒一样对天主教虔诚。 因此，它的堕胎法在欧洲是一部分最严格的国家之一，这一点也不足为奇。 基本上，除非你被强奸或接近死亡，否则你不能在波兰堕胎。 即使这样，医生也可以拒绝帮助你。

So desperate activists are trying something new. In a few days, a consortium of women’s rights groups will convene in Germany, load a drone full of pills that can be used to safely induce abortions, fly it over the border to Poland and drop the pills to activists on the other side. Some would call that smuggling.

所以绝望的活动者们正在尝试新事物。 几天之内，一个女权组织团体将在德国召开会议，装载一个装满药丸的无人机，用于安全地进行堕胎，将其飞越边境飞往波兰，并将药丸丢给另一方的活动者们。 有些人会称这种为走私行为。

It’s been dubbed the “Abortion Drone,” which is a truly disturbing pairing of words. But the goal is noble: to deliver a much-needed service to Polish women, to raise awareness in Poland that safe abortion medication exists, and to pressure the Polish government to change its draconian laws.

它被称为“堕胎无人机”，这是一个真正的令人不安的词汇。 但目标是高尚的：为波兰妇女提供急需的服务，提高波兰人对安全堕胎药物的认识，并迫使波兰政府改变其严苛的法律。

https://www.pri.org/stories/2015-06-24/white-americans-are-biggest-terror-threat-united-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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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氏骗局介绍（资料摘录）

话说最常见的一种投机赌博模式就是庞氏骗局了。首先说明一点，赌博这东西，连新自由主义哈巴狗们都不敢为之洗地，只能老实承认赌博本身并不创造财富，只是发生了财富转移，本质上和抢劫是一样的。（由于赌博的本质是和平抢劫，所以，请诸位思考一下，赌博是否能被看作一种自由？）而庞氏骗局，就是其中一种模式，特别被广泛用于金融领域。实际上，整个金融，特别是虚拟金融（所谓的比特币，P2P这类）完全就是赌博。

首先看看庞氏骗局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吧：

龐茲騙局（英语：Ponzi scheme）是非法性質的層壓式推銷或稱「金字塔式騙局」商業推銷模式的一個著名的、成熟的代表案例，發生於20世紀初的美國，但到今日各種變體依舊存在金融市場中。

其運作模式為參與者要先付一筆錢作為入會代價，這與一般的理財會社的會員並無區別，但在龐茲騙局中，所賺的錢是來自其他新加入的參加者，而非公司本身透過业务所賺的錢，即所谓“拆东墙补西墙”。投資者通過不断吸引新的投資者加入付錢，以支付上線投資者的投資與利潤，初期通常在短時間內獲得回報以利於推行，再逐漸拉長還款時間。隨着更多人加入，資金流入不足支出，當現金總量龐大時尚不足以崩潰，甚至也可以正常投資事業來持續運作，但直到騙局泡沫爆破時，最下線的大量投資者便會蒙受金錢損失。

「龐茲騙局」稱謂源自美國一名意大利移民查尔斯·庞茲（Charles Ponzi），他於1919年開始策劃一個陰謀，成立一空殼公司騙人向這個事實上子虛烏有的企業投資，許諾投資者將在三個月內得到40%的利潤回報，然後龐茲把新投資者的錢作為快速盈利付給最初投資的人，以誘使更多的人上當。由於前期投資的人回報豐厚，龐茲成功地在七個月內吸引了三萬名投資者，這場陰謀持續了一年之久才被戳破。

来源：龐茲騙局wiki

简单来说，庞氏骗局就是骗人出钱入伙，然后入伙的人再去骗更多人入伙，同时后一批人的入伙费就到了前一批人的口袋里，如此循环，直到再也无人接盘，此时最后一批人就赔光了，而头目也跑路了。很显然在这其中发生的只是单纯的财富转移过程，同时这也是传销采用的模式。道理很简单，但人是有贪欲和侥幸心理的，总觉得自己不会是最后一批接盘人，所以庞氏骗局经久不衰。不过很多庞氏骗局也学会了伪装自己，在破灭之前大部分人都看不出是庞氏骗局。

不过这么说也太过抽象，接下来让我们看看一些著名的庞氏骗局案例吧：

钱宝网500亿的“庞氏骗局”崩塌始末：钱宝网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钱宝网成立于2012年，是原江苏钱旺智能系统有限公司（2016年底变更为成都乾坤智能系统）旗下的社交型交易平台。法人代表人张小雷，注册资本5000万，其中张小雷持股比例占94.6%。钱宝网官网信息称，钱宝网会员数近2亿，入驻48万余商家。截至今年9月，平台流水超过500亿元。

据公开资料显示，钱宝网的运营模式是当用户注册成为钱宝网会员并缴纳一定数额的保证金后，便能到“任务大厅”中领取诸如观看广告、填写问卷、试玩游戏等任务，完成任务后可以获得一定的收益，并拿回之前交纳的保证金。宣称的广告模式，仅仅是这样一个流程：用户充值——看广告——发布奖励——提现。不过，如果中途取消任务，大概有一半的奖励会被扣除。（有人看到这里应该能想到一点：这一流程本身并不创造任何财富，那获取的收益是从何而来呢？）

按照钱宝网资料内相关案例，如果用户能够预先缴纳10万元保证金，并保证每日完成一定量的“看广告”任务，每月可获最低4000元、最高过万元的收益，收益率最低都超过了40％。

钱宝网一开始从哪里来那么多钱来奖励用户呢？外界普遍认为它是拿新用户的保证金用作老用户的高额回报，来降低挤兑危机。这也是为什么钱宝网的运营模式被看成是“庞氏骗局”的缘由。

在钱宝网之后的项目中，还有股权投资。网贷天眼曾披露，“QBII任务-雷神空天”项目的年化利率高达43.6%。

虽然钱宝网宣称其项目为分销，但其公布的合同范本显示，投资人与钱宝网签订的是股权投资协议。也就是说，一旦钱宝网不能按时还款，那也不用承担法律责任，因为QBII意向书是股权投资协议。（赤裸裸的骗钱啊。）

张小雷在出任泛美亚公司CEO时，以“向海外输送足球学员的名义”，先后将50多名小球员送到南美留学，并利用向小球员收取费用和向外界融资两条途径，总计获取资金约1000多万，1997年成为千万富翁。

但实际上这是一场惊天骗局，据媒体报道，泛美亚在整个事情的运作费用只有百万元左右，小球员在乌拉圭生活条件非常窘迫，这便意味着有1000万左右的资金不知去向，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完全是张小雷挪用资金造成的。后经由媒体曝光后，张小雷因诈骗罪被判入狱。

出狱后，在2012年随即创立钱宝网。

8个月侦查、13个月审判，e租宝骗局“覆灭”背后到底藏着什么？：

e租宝（生卒年2014.2-2015.12），全称为“金易融（北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是钰诚集团（总部位于安徽蚌埠的民营企业）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金1亿元，平台主打A2P的模式，e租财富、e租稳盈、e租年享、e租年丰、e租富盈、e租富享6款产品都是融资租赁债权转让。

截至2015年12月8日，e租宝总成交量745.68亿元，总投资人数90.95万人，待收总额703.97亿元。

然而实际上，e租宝却是一个旁氏骗局的玩法，公司几乎是一个空壳，采取的就是“空手套白狼”把戏。当时有媒体报道，e租宝上95％的项目都是造假，担保方也是假的，丁宁指使专人，用融资金额的1.5％-2％向企业买来信息，然后把这些企业信息填入准备好的合同里，制成虚假的项目在e租宝平台上线。并且，母公司钰城集团早就资不抵债，从投资人手中募集来的500多亿资金被大肆挥霍。

依靠最高14%的年收益、铺天盖地的广告以及依靠热炒的A2P概念，e租宝实现了财富的疯狂增长，但到头来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庞氏骗局。

泛亚“庞氏骗局”：22万投资人的家当有望讨回吗？：

“泛亚”是昆明泛亚有色金属交易所的简称。这家号称世界最大的稀有金属交易所，自2011年4月开盘以来，短时间内吸引了中国几十万投资者的目光。然而最终由于资金链断裂，22万投资者的430亿元资金难以兑付。据报道，泛亚的老板娘兼副总裁张子诺和财务总监已经辞职。泛亚高层也被限制出境。

据了解，让这几十万投资者赔上家当的是一款名叫“日金宝”的理财产品，它宣称年化收益13%，如此高收益是其他贵金属交易所的数倍。有分析人士认为，“日金宝”的模式类似于庞氏骗局：用新投资者的钱来向老投资者支付短期回报，以制造赚钱的假象，以骗取更多投资。这种骗术是一位名叫查尔斯·庞兹的投机商人发明的，用中国的话讲又叫“空手套白狼”。庞兹用许诺40%利润回报率的方式吸引投资者向一个子虚乌有的企业投资，曾成功的在七个月内骗到了三万名投资者。

一位投资者也对记者说，他平时极少理财，这次投资“日金宝”是因为看到中央台、银行、机场等正规渠道的宣传。

他说，“那个时候他们到处做广告，包括飞机、地铁座椅上面、银行里面那个理财的小单子都有宣传，包括银行的电子屏都有宣传……然后包括我们的中央台都宣传了那些视频，泛亚都挂在它的网站上面，你都看得到。所以说看到这种，还有包括我们国内的专家、电视台的名人这些东西。当时我考虑到种种原因吧，就相信了这个东西。说老实话，作为中国的老百姓，像我就是比较保守的，从来没有理过什么财，钱从来都是存银行的，利息少一点就少一点。怎么突然就被它骗进去了，我感觉这个真的是。”

泛亚庞氏骗局破产 你想不到茅于轼宋鸿兵曾给泛亚站过台：

这场“庞氏骗局”背后，是地方政府背书、媒体鼓吹和各方大佬站台共同催生的产物。投资者之所以相信“天上掉下的馅饼”，本质上还是对于公信力机构和公众人物的信任。

目前，投资者的钱如何追索不得而知，但期间宋鸿兵、茅于轼、郎咸平和吴法天等公众人物均给泛亚站台过，我们不妨一探其面目，看看他们是如何给泛亚站台的，也给投资者们敲响一记警钟。

《货币战争》作者，柴斯菲尔德家族的拥趸——宋鸿兵先生，2014年10月受邀来到昆明，出席由泛亚有色金属交易所、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联合主办的全国巡回投资报告会时，坚定看多贵金属投资，并将泛亚“定性”为和“宝类”理财相提并论的互联网产品，可谓扎扎实实给泛亚站了次台。

茅于轼，中国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英国Prospect杂志评选的“2014世界思想家”十位获奖者之一，曾著有《中国人的道德前景》。这样的响当当的经济学家，竟也“晚节不保”，曾数次参加泛亚举办的相关活动，并高调赞扬泛亚的贡献，在泛亚开业典礼上，茅于轼先生有这样的发言——　“过去在大家的意识中，只有通过实实在在的劳动所创造的价值才是真正的价值，而通过低买高卖或高卖低买的方式赚取差价并未创造价值。我认为，劳动生产创造出的是商品的数量即“空间价值”，而买卖交易则是通过价格来调配商品的供应与需求，创造的是“时间价值”。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无论是调配商品的空间因素还是时间因素，都是在创造价值，期待昆明泛亚有色金属交易所为云南省未来的经济发展不断创造出更大的价值。”（从头到尾都是无耻狗屁，先不说泛亚这种庞氏骗局根本就屁的价值也没创造，赚取差价的实质是中介抢劫而已，想像一下如果直接把商品卖给有需要的人，而不是通过中介加价，那么相比起有中介，财富总量有改变吗？根本没有任何改变，中介不过是无耻的抢劫了消费者的财富罢了。社会主义者主张中介平台应当被民主的公有的维护，而不是沦为少数人抢劫的工具。）

郎咸平，知名经济学家和财经脱口秀主持人，曾发动主动的论战——郎顾之争，以国有资产道德卫士身份，炮轰国企掌门人们通过MBO侵吞国家有资产。然而，在泛亚这件事上，郎咸平也趟了浑水——

“铟就是稀土元素中的一种。以铟为例，铟是导弹弹头的必备元素，是现代高科技之母。液晶屏、显示器等都要用到铟，它的用途比黄金更多，可是储量却只有1.6万吨，是黄金的六分之一。铟的用途比黄金多，储量却比黄金少，当黄金卖到接近5000万，一吨铟却只有300至400万的价格。就因为我们没有定价权，外国人用300万的价格买走铟之后，加工完再以原来十倍的价格卖给我们。到了今天，稀土的储量只占全世界大概30%，为什么？一个没有定价权的国家用大价格把稀土卖光了。想要控制定价权，就必须掌控铟的产量。必须垄断和控制铟才有定价权，才能控制它的价格，否则这个价格就被欧、美、日本等国欺负。目前铟的价格非常低，因此，如果能够掌控有色金属本身的产量、控制住定价权就能创造财富。泛亚有色金属交易所最重要的目的是通过交易所掌控资源控制定价权。”

吴法天，中国政法大学[微博]教授，大家更为熟知的是他作为微博红人，与五岳散人的口水战和在北京朝阳公园的知名约架。这样和贵金属沾不上边的法学教授，竟也给泛亚站过台——

“2011年3月1日，昆明泛亚有色金属交易所开业。随后，该交易所创造了“泛亚模式”，就是不断通过自身的体制创新和交易模式创新，实现有色金属、尤其是稀有金属商品贸易领域的定价权和话语权。泛亚有色金属交易所已经成长为全球最大的稀有金属交易所，中国客户资产管理规模最大的现货交易所，形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稀有金属国际定价中心。这是中国实现稀土能源战略的重要工具。”

这类案例还有很多很多，限于篇幅我不再详细引用，有兴趣的人请自行google查询相关案例，全球到处都有庞氏骗局的受害者，例如俄国的MMM骗局等。

最后，庞氏骗局是不可能在资本主义下被消除的，因为资本主义总会最大限度的挑动人的贪欲，而独裁掌握资本的私人老板们也会不停的为了自己的口袋而选择欺诈他人，就算抓了一个，还有无数老板前仆后继。而在社会主义下，投资借贷等金融活动都会被民主的公开透明的控制，庞氏骗局自然也没有容身之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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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医药专利权的批判（资料摘录）

最近有部电影，《我不是药神》，火了。为什么火了？因为它指出了医药专利权，也就是狗屁知识产权的一部分，是如何屠杀穷人的。

首先说明一点：资本主义哈巴狗嚷嚷的“没知识产权就没创造”，是彻头彻尾的谎言：It was not until the 19th century that the term “intellectual property” began to be used, and not until the late 20th century that it became commonplace in the majority of the world.[4]

知识产权这一名词是19世纪才开始被使用的，而直到20世纪后期，知识产权概念才被世界各国广泛接受。那么请问，在19世纪之前，人类的发明创造都是外星人赠送的吗？一个人可以基于好奇，基于实际需要，基于想要帮助别人而进行发明创造，甚至很多发明创造纯属偶然，而在19世纪之前，人类的发明创造是完全共享的，后人从前人，一国人从另一国人的成果中吸收知识，然后进行新的发明创造，并分享给其他人，这本质上是一种互利模式。但资本主义无耻的毁灭了这种互利模式，为了自己的口袋将知识垄断在知识柏林墙中，从而导致大部分人深受其害。

难道不是吗？接下来就看看狗屁医药专利权到底做了多少暴行吧：

电影里，这是21世纪初的故事，灵感来自2010年曾经轰动一时的真实新闻、真实案件——陆勇案，“格列宁”指的就是慢粒白血病用药“格列卫”。相关文章太多，这里不赘述。重要的是，电影毫不避讳地指向了“中国人用不上平价救命药”这一症结，让观众看到了国产电影的希望——像韩国电影凭借《熔炉》那样，改写法律、改变历史走向。

但是，电视剧里，这些问题都是小打小闹，甚至沦为感情戏的陪衬。只有《我不是药神》，专注地、细腻地讲述了天价药带给病人的是怎样的死亡威胁。也大胆刻画了完全沦为资本牟利工具的药品专利方的丑陋嘴脸——衣冠楚楚的医药代表面对白血病人一脸冷漠，在电视节目中高呼保护药品专利，却对普通家庭难以承受天价药的现实避而不谈。

当然，这种对比显然过于粗暴。实际上，性质的悬殊，使得两种专利权根本不该同日而语。但将二者放在同一商品逻辑下讨论的却不在少数。今天大多数人对于廉价仿制药的攻击，也不是出于对药效的担忧，而是对所谓“专利权”的迷信。

有人举例：假设有一家生产商，可以无视专利法，完全仿制了iPhone，那么它即使只以300美元来销售，仍然能够赚钱。而苹果却无法再卖出足够多的iPhone，也就是它会赔钱，换句话说，它的研发就白做了。长此以往，就不会再有任何公司（或个人）愿意投入资源去做研发，而相关的科技的进步速度就会大幅减慢，甚至停滞。药品的研发也是同理。

然而，是否拥有智能手机，不会影响人的生命。但是药品不一样，我们真的可以把救命的药物视为商品吗？又有谁会愿意成为抗癌药的消费者呢？当我们把医疗用品放在商品经济的逻辑下去考量时，会发现非常荒谬。药品的研发、生产、销售，都应该是一个良性发展的医疗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即便不能完全公益化，也不应纯粹以营利为驱动力。

再往前说一步，医药的研发、专利权的购买，怎么就不能完全公益化呢？造高铁、造航母、造核武器的时候，听说过费用不够的问题吗？国外的专家，不管身价几个亿，能挖过来从不手软，怎么到了救命的问题上，就不行了呢？

一来，我国对专利权的态度向来极其保守，导致我们不能强制开放仿制药，这是“陆勇案”的根源。

二来，我们医疗体系的发展方向仍在向欧美看齐，把国家层面的研发力量资金、人才限制了，转而将研发新药的任务市场化，丢给医药公司，这也是我们不得不走上了和电影中“吃人血馒头”的瑞士医药公司一样的道路——高投入研发、申请专利、定高价药品回本。另一方面，完全商品化之后的药品必然需要营销，又增加了一笔和药效无关的成本。最终，高昂的广告、宣传费用最终还是病患去承担。

有人说，救命药定价高昂，想要赚钱只是原因之一，公司在前期的大规模研发投入成本需要回流也是非常重要的，仿制药只看药品本身的成本，忽视了科学家要研发过程中的投入，因此保护药品专利权，就是捍卫科学的尊严。

那么我们需要认清两点：

一是，很多专利权保护措施最大获利者并不是研发人员，而是控制整个生产的企业主。

公司掌握着技术研发的生产资料，就自然默认研发成果都是他们的。为研发做出贡献的人往往只能得到资本分红，这个过程中企业资本占主导位置，科学家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前几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蓝光之父”中村修二就曾表示，即使取得了重大的科学成就，却长期被公司看做工具式的科技人员，发明专利权为公司所有，自己只拿到两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141元)的奖金。在这样背景下的社会文化追寻的不会是科学精神而是商业精神，企业家精神；

二是，研发过程中对专利的抢注，容易导致科研团队内部的不团结。

一项成果的问世需要数十甚至数百位技术工作者的努力，然而拿到专利的只有一个人或一个公司（而常常这个公司就是个人独资的），其他所有人工作都被忽视了。这常常导致一些人隐藏最新成果，不与同事交流，自己钻研想着投机抢注，相较于共同研究，这样工作的效率极低。

因此，“专利权”垒起来的高墙，不仅将本该是技术受益者的社会平民拦截在外，只能用金钱搭建天梯才能翻越，也并不尊重技术研发人员，也不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专利权”就是知识的私有化与资本化。

医药产业的私有化，将从研发到销售的全过程外包给市场，就注定了医药的牟利性质，救命药也成了摇钱树；注定了在救死扶伤这个问题上不可能实现平等；注定了，正如电影所说的“世界上只有一种病，就是穷病。”

我国在专利强制许可（简单说就是在有需要的时候，不管正版药品专利保护是否到期都开放仿制）的制度上，规定的适用条件甚至比欧盟的立法还要严苛。再加上药品专利强制许可本身的双刃剑的特性，使得《专利法》实施三十年来，我国从来没有启动过强制许可的机制。（呵呵，所以说，中国是标准的资本主义国家啊，而且是相当纯粹的资本主义啊，非常保护药品专利权啊。）

来源：《我不是药神》：杀人的，是医药专利权

关于药物的市场营销成本，或者更准确的说，行贿成本，这里有一个案例：

韩飞龙知道自己为什么遭到严厉的审讯。他和虞英曾在此前为葛兰素史克(GlaxoSmithKline)工作，这家英国制药企业因为涉嫌诈骗和行贿而在中国受到了调查。
受逐利动机驱使，许多跨国公司都曾在中国挤压底线，那些迫切希望引入海外资金的官员很好说话，让它们产生了一种懈怠之感。葛兰素史克更是走上了极端，任由腐败滋生。
当贿赂指控浮出水面时，该公司遵循了老套路，没注意到正在重塑中国市场的巨大变化。葛兰素史克没有坦白认错，而是试图淡化问题，并诋毁指控者——以为官员们不会在意。
让葛兰素史克案愈演愈烈的，是被忽视的线索、糟糕的沟通以及对事实的故意回避。在超过一年的时间里，这家制药企业对一名举报人多次发出的其中国业务部门存在系统性欺诈和腐败的警告置之不理。
该公司的内部控制并没有强大到足以杜绝欺诈的程度，它甚至无法发现问题。时报获得的该公司的一份机密报告显示，在公司内部，那名举报人的指控被斥为“抹黑行动”。
葛兰素史克只想让问题消失。它对疑似举报人实施了报复。它雇用韩飞龙和虞英曾调查该名女子的背景、家人及其与政府的关系，以此诋毁她。时报获得的文件和电子邮件显示，葛兰素史克甚至有可能把矛头对准了错误的人。
这些都不重要。指控是真实的。
2013年1月，一封发送给葛兰素史克董事会的匿名电子邮件详细描述了其在华业务中的一起欺诈事件。这封邮件长达5200个单词。
邮件是用纯正的英语写的，组织结构如同一份企业备忘录，在写着“医生会议旅行度假”的页眉下面，这名告密者写道，医疗人员打着参加国际会议的幌子享受全程免费的旅行。葛兰素史克负责机票和酒店住宿费用，还提供现金供其就餐和观光。
在一个被标注为“葛兰素史克为掩盖在华非法营销手段而篡改账簿和记录”的章节中，邮件解释了该公司是如何宣传药物可用于未经批准的用途的。比如，这名告密者称乐命达(Lamictal)这种药被大肆宣传为治疗躁郁症的药物，但实际上它在中国仅获准用于治疗癫痫。
葛兰素史克“差点因非法营销乐命达而致一名患者死亡，”时报得到的这封电子邮件说。“葛兰素史克（中国）花9000美元换来了这名患者的沉默。”
你希望患者被迫支付给这些公司的救命钱被拿去当成行贿费用吗？当然不希望，对吧？所以，为什么不国有化制药公司，凭什么政府推卸了捍卫人民基本人权的责任？只因为，这符合政客和财团们的口袋。
再看看印度民主政府是怎么做的：按产量来算，印度的医药产业排到了世界第三，并且在发展中国家里排名第一。由于其低廉的价格和相对靠谱的质量，印度药还广泛出口于各发展中国家。

在1970年，印度政府为了振兴医药产业，推出了专利法改革。在新的法案下，所有药品将不受专利的保护，所有医药公司都可以生产。当然，这样野蛮生长的印度医药公司，并没有独自研发新药的能力。所有印度药其实都是非专利药物/仿制药（Generic Drug）。

所以印度的医药公司就利用了印度专利法与西方的差别，大规模逆向研究、仿制西方最新研制的药物，然后以低于正版价格的售价在市场上贩卖。

而且医药巨头也并非单纯的受害者。印度加入WTO后，发现许多西方药企的具有专利“创新药”实际上是换汤不换药的老药！

原来，许多药企为了延长自己药物的专利时间，会在专利到期后，对药物配方进行无足轻重的更改，把它包装成一种新药进行销售。

根据印度政府的统计，美国市面上有将近75%的创新药实际上是“新瓶装旧酒”，医药厂只要申请新药专利，美国政府就会批准。

印度政府随即更新了自己的专利法。新的专利法中规定：如果新的发明仅仅是一种已知物质的新形态，而不会导致该物质的已知功效的增强，那么这种发明将不适用于申请专利。

在为医药产业“健康”发展着想的时候，我们也应该考虑当下人民的是否买得到药、吃得起药。因为不论是医药产业还是医药研究，其最终目的都应该是为了维护所有人民的生命和健康。

说到底，医疗健康这些关乎每一个人生存权的东西，不应该完全交与资本。当现有制度使得能用的起药的，只有全世界那一小部分有钱人的时候，公权理应干预。有病无药是天灾，有药买不起就是人祸了。

最后，我知道资本主义哈巴狗们会不满，但我要说的是，如果把基本人权拿去牟利而不顾人民死活，无论具体是什么事，都和跨大西洋黑奴贸易，没有本质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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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著名社会民主主义者George Orwell（乔治奥威尔）

“社会民主主义者George Orwell（乔治奥威尔）”？不少人看到之后应该很惊讶吧，因为相当多的资本主义哈巴狗都将奥威尔称为反社会主义作家。事实上，奥威尔是个如假包换的社会主义者哦，而且是社会民主主义（democratic socialism,或翻译为民主社会主义）的支持者，还参加过西班牙内战，帮助西班牙共和派抵抗佛朗哥法西斯势力呢。

当然，我这么说是有证据的，奥威尔到底是不是社会主义者，最有力的证据是其自己的说辞，对吧？当然，光是说辞也不够，还要看看奥威尔的实际行动如何。

首先看看奥威尔自己的说辞吧：First I spent five years in an unsuitable profession (the Indian Imperial Police, in Burma), and then I underwent poverty and the sense of failure. This increased my natural hatred of authority and made me for the first time fully aware of the existence of the working classes, and the job in Burma had given me some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of imperialism: but these experiences were not enough to give me an accurate political orientation. Then came Hitler, the Spanish Civil War, etc. By the end of 1935 I had still failed to reach a firm decision.

首先，我担任一个不合适的职业（印度帝国警察，在缅甸）并度过了五年，然后我经历了贫困和失败感。 这增加了我对权威的自然仇恨，使我第一次充分意识到工人阶级的存在，而缅甸的工作让我对帝国主义的本质有了一些了解：但这些经历还不足以让我拥有一个准确的政治倾向。然后是希特勒，西班牙内战等。直到1935年底，我仍未能做出坚定的决定。

The Spanish war and other events in 1936-37 turned the scale and thereafter I knew where I stood. Every line of serious work that I have written since 1936 has been written, directly or indirectly, against totalitarianism and for democratic socialism, as I understand it. It seems to me nonsense, in a period like our own, to think that one can avoid writing of such subjects.

1936年至1937年的西班牙内战和其他事件改变了级别，此后我知道我站在哪里。 我所理解的是，自1936年以来我写的每一行认真的文字，都是直接或间接地反对极权主义，以及为了民主社会主义。在我们这个像我们自己这样的时期，我认为，认为人们可以避免写这些主题的观点对我来说是胡言乱语。

My book about the Spanish civil war, Homage to Catalonia, is of course a frankly political book, but in the main it is written with a certain detachment and regard for form. I did try very hard in it to tell the whole truth without violating my literary instincts. But among other things it contains a long chapter, full of newspaper quotations and the like, defending the Trotskyists who were accused of plotting with Franco.

我的关于西班牙内战的书，《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当然是一本坦率的政治书，但总的来说它写的时候伴随一定的分离和对形式的尊重。 在没有违背我的文学本能的情况下，我确实非常努力地尝试讲述了全部真相。 但除此之外，它还包含了很长一段，充满报纸引文等，为被指控与佛朗哥同谋的托洛茨基主义者辩护。

特别注意这句：against totalitarianism and for democratic socialism,直译就是“反对极权主义和为了民主社会主义”，再加上奥威尔说自己仇恨权威，意识到工人阶级的存在，了解一些帝国主义的本质，为托派辩护，所以，奥威尔已经很明确的说了，自己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反对的是极权主义。

这段文字来自奥威尔在1946年写的文章“Why I Write（我为什么写作）”。怎样？是不是很意外呀？

然后咱们再来看看奥威尔的生平（中文圈基本没什么靠谱资料，所以我摘录中文wiki作为初步了解资料，有兴趣的人自行搜索英文资料吧，不过我确认过英文资料，中文wiki大致是正确的，可以拿来当参考。一般来说，一般性的了解某人生平，中文wiki还是可以看看的）：

1917年，奥威尔依靠自己的努力考取奖学金，进入英国最著名的中学——伊顿公学，但他穷学生的背景使他备受歧视。早年的经历令他同情社会底层，呼唤平等和人性解放思想的形成和对极权主义的认识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1921年，从伊顿公学毕业后，没有申请牛津或剑桥奖学金，家庭经济状况无力供他升学，只得投考公务员，加入了英国在缅甸的殖民警察，服役五年。做为英籍警官，他享有很多特权，能够近距离观察审判、笞刑、监禁和绞死囚犯，这一阶段的经历让他细致地观察到了人性中残暴的一面；对西方的殖民主义政策产生了反思；更进一步地认识了极权主义。在缅甸的经历让他认识到了殖民主义罪恶的一面，并因此在1927年离开了殖民警察部队。缅甸的经历为他写作《绞首刑（英语：A Hanging）》（1931年出版）与《射象》（1936年出版）提供了题材。

1927年，离开公职的奥威尔回到英国，开始了长达四年的流浪生活，在这四年里他辗转英国本岛和欧洲大陆，深入社会底层，先后做过酒店洗碗工、教师、书店店员和码头工人，但他的上层社会身份和在伊顿公学形成的贵族口音使他很难被底层社会真正接纳。不过这一段时期的经历仍然使他深切地感受到了社会整体对于个人的压力和普遍的社会不公并且最终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奥威尔自己曾经提到“贫困的生活和失败的感觉增强了我天生对权威的憎恨，使我第一次意识到工人阶级的存在”。

西班牙内战爆发后，经独立工党介绍，奥威尔成为几千名国际志愿者中的一员参加了由西班牙共产党领导的共和军，支援反佛朗哥的西班牙内战。他在阿拉贡前线待了近6个月，直到在韦斯卡被敌方狙击手打穿喉咙而不得不回国休养。在这短暂的时间里，他看到了由共产国际领导的国际纵队内部的权力斗争和清洗。接纳了奥威尔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被共产国际认定为托派组织，斯大林下令消灭马统工党，把政治警察特务、搜捕异端及清洗专家和军事指导员一起派至西班牙，在共和军中建立恐怖统治。奥威尔夫妇被视为“狂热的托派分子”，当然受到严密的监控。他的妻子爱琳的房间受到西班牙共产党的搜查，他保存的一批资料也被抄走。更为可怕的是，在共和军内部，受伤的马统工党党员仍然遭到逮捕，甚至连孩子和被截肢的人也不放过，包括奥威尔本人也在撤退到巴塞罗那之后还遭受到共和军的追杀。权力与支配无所不在，不容存在任何个人意志的斯大林式极权主义反而使奥威尔更加坚定了对社会主义，或者确切的讲“民主的社会主义”的信念。奥威尔曾在他的文章中提到“西班牙内战和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间发生的事件改变了态势，此后我就知道我的立场如何。一九三六年以来，我所写的每一行严肃作品都是直接或间接反对极权主义，支持我所理解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后来，奥维尔将他在西班牙的经历写成《向加泰罗尼亚致敬》，揭露了共产国际一些关于西班牙内战的谎言，这也是奥维尔的成名作之一。

1943年，辞去BBC的工作，任工党《论坛报》（Tribune）编辑。

1944年，经历了西班牙内战和反法西斯战争的奥威尔写成了《动物庄园》一书，这本书成为奥威尔个人写作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标志着他的文字从单纯地关注底层社会的生活，转向了捍卫真正的民主社会主义，在1947年他为《动物庄园》乌克兰语版的序言中写道：“在过去十年中，我一直确信，如果我们想使社会主义运动恢复生机，就必须得摧毁俄国神话。”此书早在1944年即写成，但遭到四家出版社拒绝，直到冷战来临。

奥威尔经历过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事件是：西班牙内战。所以，咱们再来看看西班牙内战历史吧（来源主要还是中文wiki，因为中文圈实在找不到比这更靠谱的资料来源， 不过奥威尔自己写的那本《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在马克思主义文库上有，我也会引用其书评）：

1935年10月，西班牙共產黨按照苏联领袖史達林的命令，與其他左翼組織組成「人民陣線」（Frente popular）左翼聯盟，其中包括無政府主義者、巴斯克分裂主義者等，聯合對抗右翼联盟[11]。

在1936年2月的選舉中，總數925萬的選票中，左翼聯盟獲得475萬票險勝，再次奪回政權；於國會獲得267個席次，而右翼聯盟則獲得132席[6]。由曼努埃爾·阿扎尼亞擔任總統，卡薩洛斯·吉羅卡（Santiago Casares Quiroga）擔任總理執政，左翼政府再次變更右翼的種種政策，這引發許多民族主義、法西斯主義、保皇人士等勢力的不滿，企圖推翻共和政府。佛朗哥的朋友—華金·阿拉拉斯（Joaquín Arrarás）曾形容阿扎尼亞是「紅色西班牙中令人厭惡的一隻毛蟲」[12]

7月17日當天清晨，在摩洛哥梅利利亚的叛軍首先發動叛亂，將6位共和派將軍和一位海軍上將處決；到第2天叛軍已控制摩洛哥的主要城市，而西班牙本土的叛軍也在這段時間先後發動叛亂，內戰隨之爆發。

但美國民間企業卻提供許多交戰雙方的支援，德克薩斯石油提供國民軍350萬噸汽油的運售並提供無限期貸款[6]、通用汽车公司和福特汽车共提供國民軍12,000輛卡車、杜邦公司則販賣許多彈藥給佛朗哥[28]。民間左翼與反法西斯人士也募集金錢援助共和政府。

西班牙的傷亡人數和當中的暴行一直是歷史學家研究的焦點之一，一般認為在戰爭期間至少有5萬人被處決[41][42]。在安東尼·比佛（Antony Beevor）所寫的書中表示佛朗哥隨後的白色恐怖至少處決20萬人，而紅色恐怖處決了38,000人[43]。朱利葉斯·魯伊茲（Julius Ruiz）認為，在共和區約有37,843人被處死，而在國民軍區則最多有15萬人被處死（包括戰後的5萬人）[44][45]。塞薩爾·維達爾（César Vidal）提出共和派遇害者約有110,965人[45]。2008年，西班牙社會黨的巴爾塔薩·加爾松展開調查，認為1936年7月17日至1951年12月期間，有114266人被處決或下落不明，其中還有费德里戈·加西亚·洛尔卡被殺害的發現[3][46]。

在內戰爆發後，蘇聯共產國際組織全球50多個國家的志願者，編為國際縱隊（亦稱「國際旅」），前往西班牙與共和軍共同對抗國民軍。成員組成為來自各地（主要是來自英法美，也有來自德義等國家）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和反法西斯份子[28]，其中有不少如阿爾貝·加繆、聶魯達、海明威、喬治·歐威爾、畢卡索等知名人物，還有當時中國抗日戰爭爆發時前往西班牙的中國人[28]。在受過基本的軍事訓練後便送往前線作戰，西班牙內戰期間總計約有32,000人參與國際縱隊[32]。在戰爭期間，國際縱隊成員因其高昂鬥志成為共和軍倚重的主力之一。

另外，共和軍也有對共產黨員的處決行動，安德烈·馬地（André Marty）殺害了5000多名國際縱隊的士兵[53]。共产党内的斯大林主义者也殺害了国际纵队内部的部分人士，如托洛茨基主义组织的馬克思主義工人黨相關人士，包括領袖安德烈斯·寧（Andrés Nin）[54]。

但在對外求援的過程裡，共和政府受到英法不干涉協定的影響最大，相對於國民軍來自德意兩國源源不絕且依不同的需求提供各項裝備，英法兩個民主國家卻對西班牙的合法政府圍堵武器輸入，共和政府只得選擇蘇聯作為武器來源，但蘇聯與德義的援助方針並不相同，蘇聯主要是希望延長期共和政府的抵抗能力，使英法相繼捲入「反法西斯」的戰爭中，而非求勝。此外，蘇聯對西班牙的共產黨和第三國際給予較大的政治影響力，使共和政府內越來越受其影響。不但在國內打擊其他勢力，還大量使用秘密警察（內務人民委員部）、掠奪民眾财富以求戰爭物資，使共和軍區的民眾越來越反感[33]。

與以上相對的，國民軍的物資主要是透過佛朗哥和德義代表直接交涉，而非如蘇聯以意識形態的派系來取得。軍事上，國民軍以佛朗哥為最高領袖，特別是在戰局膠著時，他帶領足以影響結果的非洲軍團參戰，使得其領導地位大幅上升[33]，指揮統一；共和政府卻是無法建立完整的指揮體系，各派系軍事領導人各自為戰，還做了許多暴行，嚴重影響了共和政府的聲望。

大致概括一下：西班牙共产党是斯大林的走狗，恶心的国家资本主义者，但当时他们的政府还是民选成立的，是民主政府，而西班牙右派选择暴力推翻民主政府，建立极右法西斯极权独裁；英美等资本主义政府拒绝给民主的西班牙共和政府提供任何支援，导致西班牙共和政府被迫选择了与苏联结盟，因此受苏联政府的影响越来越大，也越来越极权专制，残忍屠杀平民，屠杀反对斯大林极权独裁的托派和社会民主派，包括奥威尔本人也被当成托派而遭到迫害。当然，从屠杀人数看，还是佛朗哥那边更肮脏残忍一些。

然后咱们再看看奥威尔在书中写了什么：只要他们（工人民兵）存在下去，西班牙民兵部队就是一个无阶级社会的缩影。在那个集体中，没有人热衷于追名逐利，虽然每样东西都短缺，但没有特权和巴结，人人都能粗略地尝到可能像社会主义起始阶段那样的滋味。最终，这不仅没有使我对社会主义的幻想破灭，反而深深地吸引了我。结果倒是让我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那就是看到一个比此前出现的更加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

————乔治·奥威尔：《向加泰罗尼亚致敬》第八章

奥威尔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中所揭露的种种鲜为人知的事实令人吃惊：1936—1939年的西班牙战争，被描述为反法西斯、捍卫民族独立与民主共和国的战争，然而西班牙战争的社会主义革命性质却被掩藏了——被以莫斯科为首的共产党人故意掩藏了。这些篡取了十月革命招牌的共产党当权派，通过西班牙人民阵线政府，不但公然鼓动反革命舆论，而且越来越明目张胆地缴工人民兵的械——向革命无产者发动内战（从1936年晚些时候开始，以1937年五月巷战为顶峰）。最后——苏联官僚集团通过特务机关（格柏乌）与典型的资产阶级警察（即有特权的、自治的、全能的警察）——大肆逮捕、监禁、枪杀了成千上万的工人革命者。有必要指出，书名中的加泰罗尼亚是西班牙革命的最前沿地区，它位于西班牙东北部，以工商业大城巴塞罗那为中心，作者在西班牙革命战争中的全部经历就集中在这里。

至此，我们应不难理解乔治·奥威尔何以说：“最终，这不仅没有使我对社会主义的幻想破灭，反而深深地吸引了我。结果倒是让我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那就是看到一个比此前出现的更加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八，P89）。

另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在中文马克思主义的“左翼文化”分类中，是有收录奥威尔的《动物庄园》和《1984》的，而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是由托派维护的。奥威尔的这两本书，讽刺的是斯大林国家资本主义极权，所以自然被反对斯大林极权的托派收录。至于资本主义哈巴狗们，呵呵，他们把一个坚定的社会民主主义者说成“反社会主义战士”，真是无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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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工作是“狗屁工作”吗？

（写在前面：资本主义哈巴狗经常宣称资本主义“效率高”。呵呵，通过创造大堆狗屁工作来实现“高效率”？而且是谁的效率？代价又是什么？资本主义哈巴狗敢回答一下吗？）

摘要：你是否有一份暗地里觉得是毫无意义的工作？如果是这样，你就有了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所说的“狗屁工作”(bullshit job)。格雷伯是伦敦经济学院的教授，也是早期“占领华尔街”运动的领导者。他最近写了一本新书，名叫《狗屁工作论》(Bullshit Jobs: A Theory)。他认为，世界上有数百万人——文员、行政人员、顾问、电话推销员、公司律师、客服，还有许多其他的人——都在毫无意义的、不必要的工作中辛苦劳作，并且他们也心知肚明。本文为作者的访谈汇编。

什么样的工作是“狗屁工作”？

“狗屁工作”是一种毫无意义，甚至是有害的工作，即使是做这份工作的人暗地里也会觉得它不应该存在。当然，你不得不去“假装”（这就是它的狗屁之处所在）它有存在的理由。但私底下，你其实认为如果这份工作不存在，世界要么一如往常运转，要么会变得更好。

比如说，公司律师。其实大多数公司的律师私下都认为，如果不再有公司律师，世界可能变得更好。公关顾问、电话销售员、产品经理和不计其数的行政人员也是如此。人们花钱雇他们坐着，接电话，假装自己有用。

本书封面 图片来源：Simon & Schuster

事实上，在我们的社会中，工作越有用，他们付给你的报酬就越低。然而，“狗屁工作”通常都很受尊重，待遇也很好，但是完全没有意义，而且做这些工作的人也知道这一点。但是我们如果突然解雇老师、垃圾处理者、建筑工人……那就真的是件大事了。我们一定会注意到他们的失踪。但是如果“狗屁工作”消失的话，我们的生活不会变得更糟。

你在这本书的开头区分了“狗屁工作”和“糟糕的工作”(shit jobs)，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

是的，人们经常会把它们弄混。当你说到狗屁工作的时候，他们只会认为是不好的、吃力的、条件糟糕的、没有福利的工作等等。但事实上，讽刺的是，这些工作并不是狗屁工作。你要知道，如果你有一份糟糕的工作，那么你很有可能实际上是在为这个世界做好事。事实上，你的工作对别人越有益，他们给你的报酬就越少，这份工作就越“糟糕”。所以，你几乎可以把“糟糕的工作”(shit jobs)看成是狗屁工作(bullshit jobs)的反面。

一方面，有些工作虽然糟糕，但实际上可能非常有用。如果你正在打扫厕所，厕所确实需要打扫，所以至少你是有尊严地知道你正在做的事情对其他人有好处——即使你赚的不多；另一方面，有些工作虽然很体面，并且有丰厚的报酬，良好的福利，但是你其实心里明了你的工作是完全没用的。

你在书中谈及了不同类型的狗屁工作，它们分别是“走狗型（或奴才型）”(flunkies), “打手型”(goons)，“胶布型”(duct-tapers)，“打勾型”(box-tickers)，和“包工头型”(task-makers)，能具体说一下么？

我收集了几百份来自狗屁工作者的证词。我问他们，“你做过的做无意义的工作是什么？你的动力是什么？你老板知道吗？……”我收集到了一些信息，然后对他们做了一些采访，跟进一些细节。然后，这些狗屁工作逐渐分成了五个类别。

首先，“走狗型”，这是不言而喻的，他们的存在只是为了体现出他们上司的重要性，或者让他们的上级脸上有光。接待专员、行政助理、看门人都属于这一类。我在书中描述了一位接待员，她每天只接到一个电话。为什么老板不去接那个电话呢？因为如果你走进一间办公室，发现没有接待员，那么它就不像是一个真正的公司。由于高管的声望越来越多地以为高管工作的人数来衡量，因此他们通常会雇佣那些无所事事的人。

“打手”们是指电话销售员、公司律师、公关、传销员、游说者等。他们会积极替雇主出面，但他们之所以存在，仅仅是因为其他公司也存在这种职位。比如，你不需要一个公司律师，除非其他的公司也有律师；另外一个例子是电话推销员，你需要他们仅仅是因为你的竞争对手有他们。我在书中举了一个牛津大学的公关人员的例子，他们的任务就只是让公众相信牛津是一所好大学。很多做这类工作的人和我说，“我们的工作是荒谬的，对社会没有任何贡献。”大多数的公司律师似乎都有这种感觉。

我还收到了一个在特效公司工作的人的邮件，他说他95%的工作是让名人在镜头前变得更美：美白他们的牙齿，让他们的皮肤看起来更完美，让他们的身材更苗条，同时，让观众对自己的身体变得越来越没有自信。他觉得自己很像一个“打手”，因为他的工作的本质就是在心理层面攻击人们，让人们感觉不好。

“胶布”们被雇来去修补一些缺陷和漏洞，但是这些漏洞完全是因为老板的懒惰或者不称职。比如，有一位在航空公司服务台工作的女士，她的职责就是在行李没有及时到达时去安抚愤怒的乘客。他们的存在是为了去解决那些原本就不应该存在的问题。

第四类，“打勾型”，就类似于在纸上打个勾，假装自己在做一些事情，比如一些企业的“慈善部门”和“社会责任部门”，它们根本没在做慈善，也没在承担社会责任。他们通常使用书面文件或者严肃的报告来暗示某些事情正在发生，但实际上事情并没有发生。比如，有一个从事咨询的人和我说：

“我为全球制药公司的市场营销部门做数字咨询，我经常与全球公关机构合作，并撰写一些题为《如何提高关键数字医疗股东的参与度》的报告。报告里是完全的、纯粹的废话，仅仅就是做给市场部门完成任务的。最近，别人付给我一万两千英镑，让我给制药公司的客户写一份两页的报告，并要在一次全球战略会议上发表。但是，这份报告最终并没有被使用，因为会议根本就没能进行到那个议程。”

另外，在学术界，我们花费越来越多的时间来评估、监控、描述和提议，而不去做一些现实的东西。“打勾”就是一种替代实际工作的仪式。

最后，“包工头”们要么让别人做不必要的工作，要么监督那些不需要监督的人。公司的中层管理者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有一些中层管理员会直截了当地和我说，“我心里清楚那些人根本不需要我来监督。”即使没有了这些中层管理者，办公室也能照常运转。

有很多不是狗屁的工作，即那些真正有用和必要的工作，如今都被机器取代了。另外，有些有用工作远比狗屁工作苦难和乏味。

图片来源：medium.com

技术可以替我们完成很多重要的任务，科学技术已经发展到可以用机器完成大部分困难的、劳动密集型的工作。凯恩斯曾经预言，随着科技的进步，在本世纪末我们将实现每周工作15小时的目标。但这并没有实现，相反地，我们一直在创造着这些毫无意义的狗屁工作。

在机器取代一些有用工作之后，我们完全可以解放出来去做一些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而不是每天在办公室里每周假装工作40小时。

我觉得有趣的是，这种情况正是我们不想要资本主义制度产生的结果。我们被教导说自由市场是很有效率的，它可以去除低效的、不必要的工作，但是结果却恰恰相反：我们有那么多本不应该存在的工作。

从经验上来看，自由市场的兴起确实造成了狗屁工作的繁荣。在之前的一本书里，我提到了我所称的“自由主义的铁律”(The Iron Law of Liberalism)，就是说，任何旨在减少官僚主义的改革，实际上都将创造出更多的文书工作、法规条例，即更多的官僚主义。我所见过的最重要的统计数据之一，是在1991-2002年间，在俄罗斯经济私有化期间，公务员的数量实际上增加了25%，比苏联时期的官僚人数还多。

为什么会这样？

当你试图将事物市场化时，你必须对它们进行量化，虽然有些东西并不适合量化。你必须把所有东西都正式化，因为我们失去了社会信任。我记得好像是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说过，在老式社会里，我们有更多的社会信任和社会性的团体，这会增强规则和契约的执行。但在自由市场里，我们没有理由不去占其他人的便宜，所以你必须去监控并且用书面文件证明一切。因此律师和法律条文的数量在不断增加，你也需要更多的员工去承担这些工作。即使是在美国的大学里，私立学校中的管理部门也要比公立学校里的臃肿很多。

我很好奇你决定去相信人们对自己满意程度的主观报告，并以此作为他们是否在做狗屁工作的指标。如果一个公司律师说：“哦，我真的很喜欢我的工作，它既让我满意又很有意义。”这到底是人们潜意识的幻觉呢？还是说，在一份狗屁工作中可以得到满足感？

满足感和意义是两回事。根据我的发现，大约有6%的人认为他们的工作毫无意义，但是却依然很快乐。这有很多的原因，有些人是因为他们讨厌自己的家人，喜欢自己的同事。当然，这种衡量方法确实可能出差错。我并不认为人们都能准确地评断出自己的工作是有用还是无用。我们没有办法去客观地衡量这些东西，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去问问那些在那里工作的人。如果这种衡量方法真的有什么差错的话，那可能就是数据被少报了。人们更倾向于认为自己实际上无用的工作有用，更少地会去认为自己实际有用的工作无用。

一个在银行工作的人说，80%的银行职员都可以被机器取代或者被淘汰。但他也表示，这其中只有20%能够意识到他们的工作是毫无意义的。

或许这就是希望的来源。人们并不是完全被蒙蔽，有一些人还是能意识到他们的工作是无用的。

我觉得这本书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是，人们实际上比我们想象的更聪明、更有分辨力。经济学教给我们这样一种非常自私的逻辑：每个人都想最大化他们的利益，用最少的资源获得最多的回报，就好像我们每个人实际上都想要去不劳而获。但事实上，我们看到的却是这些从事狗屁工作的人，他们真的是在不劳而获，但他们心里却很悲惨，他们宁可去做一些有用的事情。这是个很有趣的现象，它表明人们实际上比我们想象的更加敏锐，更加有社区服务的精神。

那么，你认为为什么我们被教导要以如此自私利己的眼光看待人类呢？

这是我们社会压倒一切的哲学，也是精英们维持经济实力的一种方式。我们被告知一个基于公共原则的社会是行不通的，我们被告知那是一个乌托邦，资本主义之所以行得通，是因为它承认了人们本性丑陋的现实。

你对那些发现自己在做狗屁工作的人有什么建议？

如果你能把你的这份工作作为创造其他有用东西的平台，那么你就会更有力量。但这很难，似乎很少人能够将“属于”别人的时间重新利用。我书里面有一个人做药物营销的狗屁工作，但他在一周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做真正的医学研究。如果你能想出一种方法来做同样的事情，那就太好了。其他的建议是，不要去怨恨那些有“真正”工作的人，不要因为他们有一份真正的工作而试图惩罚他们。

本文作者大卫·格雷伯

你在书中也谈到了，随着狗屁工作的兴起，一些非狗屁工作也在兴起，你管它们叫关怀或照料工作(caring or care-giving jobs)。你能描述一下它们么？

我从女权主义理论中借鉴了这个概念，我觉得这种工作非常重要，因为传统的工作观念，好像都和生产有关。如今社会上典型的意识型态就是，女人生孩子，男人搞生产。这种观念让女性所做的工作——维护、关怀和照料——变得看不见了。

社会上产生的很多价值，有将近一半的价值，都是由那些没有得到报酬的人生产出来的。那些照顾家庭、做志愿工作或以其他方式做出牺牲的人，是在我们当前的经济体系中得不到回报的。如今有很多贡献社会的方式，但是它们大多数都被忽视了，因为我们并不会把这些事情看成是“工作”。

你在书中提到了我们需要“关怀阶层”反抗，而你认为占领运动可能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网上有一个名为“我们是99%”的主页，是为了那些太忙于工作没时间去持续地参与占领运动的人而建的。建这个主页的目的就是让人们去谈论生活的近况，说一说你为什么支持这个运动，每一个人的发言都以“我是99%”(I am the 99%)结尾。这个主页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成千上万的人都参与了进来。

当我在浏览他们的发言的时候，我发现，从某种意义上讲，发帖的人几乎都做着关怀类的工作。即使不在关怀领域工作的人，发言的主题也很相似。他们基本上就是在说：“听着，我想要一份至少是不去伤害任何人的工作，真的，我真的想要为人类做一些有益的事情，我想以某种方式帮助人们，我想去关心其他人，我想去帮助社会。”

人们在主页上的发帖 图片来源：wearethe99percent.tumblr.com

但是当你真的最终从事这些医疗、教育和社会服务类的工作去照顾他人时，他们会给你很少的报酬，让你负债累累，你甚至都无法照顾你自己和你的家庭。这是完全不公平的。

我觉得正是这种根本的不公正推动了占领运动。我们的社会创造了太多这样的狗屁工作，却给这些从事关怀工作的人如此恶劣的工作条件。因此我觉得我们需要“关怀阶层”(caring class)的反抗，我们需要去思考如何创造一场新的社会运动，来改变我们在生活和工作中所看重的东西。我们需要让人们知道，究竟是什么让一份工作有价值，否则，大多数人们并不知道他们正在从事一些狗屁工作。我们需要团结一致，为这一政治事业而努力。

http://wemedia.ifeng.com/67587624/wemedia.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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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文合集8

资本主义哈巴狗很喜欢宣传非暴力，怕的就是他们的财产受损。印度这种独立之后还保持对英国女王忠诚的，是他们的宣传榜样，而刚果的卢蒙巴这种要把本国资源收归国有的，基本都被他们暴力做掉了。

现代战争基本上光是有枪也没胜算，除非能把正规军争取过来，所以非暴力革命变多是客观条件改变的结果，而不是想要非暴力革命的人变多。

即使是社会党国际这种被改良派影响很大的社会主义分支，都明确认同暴力反抗暴政的权利，反倒是中国反贼中类似刘晓波的傻冒太多了。

而马克思支持暴力革命更不奇怪，人民当然有暴力革命的权利，更别说当时根本没有非暴力革命这东西，刘晓波这种完全排斥暴力的设想实际上是根本行不通的，即使是现代非暴力革命，很多时候都有暴力伴随。

列宁的先锋队独裁理论，是起源于布朗基的，而不是马克思，马克思是反对布朗基那套的。

资本主义在今天，和马克思年代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如果硬套马克思主义，自然今天的很多现实都解释不了，但马克思揭示的资本主义剥削压迫的本质，还是成立的。

马克思当时针对的是纯粹资本主义，而在全球南方，纯粹资本主义的确造成了绝对贫困，而欧美的社会主义者的战斗使得资本主义不再纯粹，资本家被迫把部分利润吐出来，所以马克思的预言就失效了。

是的，所以请你这条资本主义哈巴狗不要再号称自己支持性少数平权了，因为最早为LGBT说话的是你最讨厌的社会主义者倍倍尔；也别鼓吹什么住民自决了，最早明确提出民族自决概念的是你恨得要死的列宁；也别说自己支持全民医疗了，英国的医疗系统是你讨厌的左疯工党铸造的。还有，也别再号称无国界主义者了，最早喊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是你的死敌马克思，最早主张废除死刑的还是马克思，最早支持普选权的，对不起，还是马克思，哈哈哈哈。

哈耶克那那本破书，内容就两个：1，把社会主义等同于中央计划经济稻草人；2，诅咒福利国家通往奴役之路。哈耶克这个纳粹，是明确反福利的，所以才当了铅笔社祖师爷。

瑞典社会民主党受拉萨尔和伯恩斯坦的影响较多，但这两位也并未完全否定马克思主义，只是认为资本主义可以自然演化到社会主义而已，呵呵。支持自由市场的当然是纳粹了，瑞典的教育医疗住房养老这些都是国有化的，可不是你亲爱的自由市场，更不会像你这个傻逼一样主张把水资源私有化，呵呵。实际上福利国家就是起源于马克思的理论主张，所以可以说认可福利国家就认可了部分马克思主义。

对不起，北欧模式本身并非社会主义，但是更不是你亲爱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然滚去解释一下为什么瑞典政府要禁止炒房？

右派们既然那么喜欢护着极右纳粹，那就滚去死在他们的怀里算了，不知死之前会不会后悔之前养虎为患呢？宽容这种屁话和极右纳粹们去讲，不要和社会主义者去讲，知道吗？

比利时根本就不是北欧，傻逼极右纳粹们又开始树稻草人了？可笑，实际上比利时是殖民帝国之一，当年瓜分非洲的时候害死了1500万刚果人，后来还设计害死刚果首位民选总统卢蒙巴，这国家的历史肮脏度堪比大英帝国。而北欧国家除了一千年前的维京海盗时代，近代并无对外殖民历史。

原教旨主义者除了法律禁止仇恨言论之外，其他没什么迅速有效的办法，只能坚持政教分离，提供高质量免费教育，把原教旨主义斩断。同时，原教旨主义和新纳粹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欧洲政府一边连罩袍都要禁止，一边却由着极右纳粹泛滥，那么就别想根除原教旨主义了。当然，为什么政府会如此，是另一个问题了。

在巴列维之前，伊朗民选首相莫撒啊德是支持政教分离的，但就因为主张将伊朗石油国有化，就被英美政府联合推翻，然后换巴列维这个傀儡上台。巴列维时代，除了新自由主义之外，美国人在伊朗是有特权的，美国人犯罪没人管，伊朗人如果不小心得罪了哪个美国人，呵呵。

霍梅尼上台自然是多方原因共同促成，伊朗左派当时也各种犯错，轻信了霍梅尼导致最终被清洗，但要说最大的原因，必然是英美当年为了自己的口袋推翻民主强加独裁。

民主的质量，关键在于人民对政治的参与程度与对政府的控制程度，至于什么分权制衡，什么竞争，都是无关紧要的狗屁。

今天是美国独立日。Well，又看到一大堆资本主义和保守主义纳粹哈巴狗出来刷存在感了。我只说一个史实：别看独立宣言说得漂亮，实际上，当时的人的定义，不包括穷人，不包括女人，不包括非白人，只有富裕的资产阶级是人，其他都不是人，是奴隶，呵呵。大宪章对自由人的定义也是类似的，农奴不是自由人，几百年后的人不管当时的定义与环境，一厢情愿的寻找根本不存在的狗屁“自由传统”，真是可笑啊。

经常看到有人把民主和诺贝尔奖之类挂钩，这其实是资本主义洗脑的表现，民主和诺贝尔奖之类的有个毛关系？民主只是一种人民决定政府的制度而已，非要把民主和诺贝尔奖国家强大之类挂钩，不过是恶心的资本主义成败论英雄逻辑罢了，独裁国家强大又怎样？有N个诺贝尔奖拿来又怎样？还不是当奴隶？

资本主义哈巴狗总是嚷嚷“资本主义是符合人性”的，按照这种狗屁说法，资本主义应该在20万年前智人出现时就出现了，而不是等到18世纪才开始成为世界主流。顺便，按照这种狗屁逻辑，中世纪封建制度不是更符合人性？至少持续时间比资本主义要长得多啊。

资本主义哈巴狗认为企业一定只会想着为顾客服务而不会用肮脏手段做掉竞争对手，和五毛狗鼓吹独裁政权集中力量必然会为人民办事，是一样可笑的逻辑，命题的因根本推不出命题的果。

欧洲的难民问题主要是因为和经济危机赶在一起了，经济危机时把少数群体当替罪羊是资本主义哈巴狗为了推卸责任的标准做法了，当年纳粹也是如此上台的。而在90年代出的南斯拉夫内战，实际上难民数比现在更多，但当时因为处在经济上升期，接纳这些难民就没造成多大影响（当时也有光头党，但和现在不能比）

而中东国家呢，本来社会主义还是有一些影响，在80年代之前原教旨主义都是被压制的，但后来新自由主义泛滥，政府不管人民死活，社会主义又被压制，结果导致被资本主义压迫的人民被原教旨主义骗走。

对墙内学者，自决权这点我不强求，因为共匪对这个的容忍程度比对反共言论的容忍程度都低，在墙内基本是发不出去的，但对女性和性少数群体的态度，和是否真正反压迫是直接相关的。社会主义是反对一切压迫的，没有“反对对一部分人的压迫但支持对另一部分人的压迫”这种事，这不是反压迫，而是自己想当主子

我曾经那朋友真是可笑，纳粹自称民族社会主义，他就把纳粹当左派，而DSA的全名是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美国的民主社会主义者），然后这白痴就说DSA不懂社会主义了？呵呵，什么时候社会主义由你一个资本主义哈巴狗决定如何定义了？

顺便再说一句，资本主义如果真的是“符合人性”的，那为什么要靠谎言和暴力才能维持？

把纳粹说成社会主义，智商呢？是不是朝鲜也是民主国家啊？

珍惜？我为什么要珍惜狗屁孝道？为什么要当父母的奴隶？每次在墙内看到那些狗屁女德班，我就想吐。

对被压迫者来说，任何“合理”都是不合理，至于保守主义纳粹的嘴脸，推荐看一下Turing Point USA的言论，我曾经在推上看到他们的主席公开嚷嚷不肯承认美国价值观都得死的嘴脸。可笑这群纳粹还嚷嚷言论自由，这种屁话都说得出，还有个屁的言论自由可言？

苏联和中国以及那些模仿者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国家资本主义极权，和美国的狗屁保守主义纳粹恰恰是一路货色。共产党根本不是什么公有制，而是党官僚私有制，公有制必须建立在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的基础上。

康有为也写过孔子改据考，作为一种说服策略倒没什么，但要因此认为传统文化有多先进，批不得，就太可笑了，我为什么要放着社会主义不要，而去翻那些发臭的古书呢？

民主最早当然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但所谓的传统，呵呵，绝大部分是奴役压迫，后来所谓诉诸传统，不过是新观念寻找旧支撑而已，至于大宪章，这种封建运动也没什么先进的，只是后来的资产阶级故意曲解为公民权利文件而已。

柏克反民主，鼓吹素质论，这就是“成功经验”？那我还是用卢梭的人民主权论打脸好了。各国传统，呵呵，狗屁传统，基本上也就只有奴役压迫折磨虐待的“经验”了，这种经验我这个社会主义者可不会要。我的观察是，保守主义纳粹就是拿着所谓的传统所谓的权威去反民主反人权，特别是反平权，非常恶心。

有些人以为佛教是和平宗教，相比一神教，佛教的破事的确没有那么多，但别以为佛教就干净了，查查三武灭佛，查查日本一向宗，查查泰国的老虎庙丑闻，查查斯里兰卡和缅甸的佛教民族主义吧。

上世纪70年代经济停滞的时候，瑞典社会民主党曾经提出过一个雷恩—梅纳德计划，试图将大型企业经济民主化，如果这一步做成了，那么瑞典就进入社会主义了，但由于80年代开始新自由主义肆虐全球，这一步并没成功，相反90年代的时候瑞典也差点变成美国，幸亏社会民主党在发现贫富差距迅速扩大后终止进程。

而苏联和中国的问题也不在于乌托邦与否，而在于从一开始布尔什维克和中共就抛弃了民主，然后又劣币驱逐良币，最终留下来的是最恶劣的国家资本主义一神教极权，这点社会主义者有很多分析。

我最讨厌中国基督徒的一点就是他们总是无耻的把普世价值说成基督教的，而事实上，民主自由人权这些，是古典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共同铸造的，而社会主义者是最主要的铸造者，我博客上最近推荐了一本历史书，就是专门讲述欧洲的社会主义者们如何铸造了欧洲的现代文明。
中共的承诺什么时候不是当屁放的？承诺社会主义，结果建立了国家资本主义极权；承诺民主，结果建立了专制；承诺当左派，结果当了极右；承诺帮非汉人自决，结果当了大一统主子。
中国右和中国左都是极右纳粹，乌有之乡和铅笔社唯一的区别在于前者拿极左外衣作为掩饰而已。
资本主义在宣传反对者时，是选择性宣传那些忠诚反对派的，例如美国民权运动，马丁路德金被大力宣传，而更激进并挑战资本主义本身的Malcolm X和黑豹党就被故意消音。
看起来有人不了解保守主义，对此我有个建议：保守主义祖师爷名叫埃德蒙柏克，google一下其言论就知道保守主义到底是什么东西了。顺便说一句，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是死敌。
错，基督教本身就没有什么狗屁博爱和包容过，bible中明确写着不信上帝的都得去死，女人要服从男人，家长可以打死小孩，性少数去死，至于中世纪历史更不用多说了。
所谓的政党要由思想指导，实际上是列宁从东正教学来的控制思想的把戏，民主国家中决定政党行动的，很多时候并非思想，而是其支持者和金主，例如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就在民权运动之后对换了主张。
早期资本主义操纵供需的时候还是少数，但进入20世纪后，特别是互联网时代开始后，消费主义洗脑铺天盖地，想躲都躲不掉，而消费主义就是一种操纵供需的手段。
傻逼国粉纳粹经常意淫如果美国帮了他们的KMT会如何。会如何？以KMT的傻逼垃圾表现，基本就是越战的结局，最终共匪还是会统一中国；即使KMT运气实在太好，赢了，那也不会比现在的中国纳粹党更好。

傻逼纳粹们亲爱的王师连个越共都搞不定，被打得一塌糊涂，用落叶剂毒害越南人民以及美莱村屠杀都弄出来也没能取得任何优势，最终被揍回美国了，傻逼国粉纳粹们竟然自大到认为王师帮KMT就一定能赢得胜利？呵呵。

资本主义哈巴狗经常会进行恶心的学历歧视，实际上学历除了说明一个人很幸运以致于获得了比其他大部分人更多的资源之外，其他什么都说明不了。即使所有人的学历一致，资本主义的金字塔结构也不会改变。
傻逼极右纳粹哈巴狗们以为中国人民最惨，却不知他们亲爱的美国，非白人家庭也常年被骨肉分离。
受新自由主义影响的小政府国家，例如中美洲各国，普遍黑帮肆虐，这并不奇怪，而是新自由主义削减政府职能推卸政府责任的必然结果，政府不管，黑帮就必然填补空缺，中国农村的黑社会猖獗也是同样道理。而在中东国家，新自由主义制造的空缺由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填补，从而导致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崛起。
看看美国大资本在拉美的胡作非为导致当地人民如何受害，连水都用不起（因为水资源被私有化了），就知道幻想资本开放对中国人民能有什么积极作用是多么可笑。
就算用上了，对中国人民来说也不见得是什么好事，墨西哥人民因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吃上了美国玉米，结果本国小农被逼得破产自杀，百万人没了生计，被迫冒着生命危险偷渡到美国找工作。
话说推上的巴丢草曾经做过一个调查，问中国人是否愿意接纳朝鲜难民（如果朝鲜发生战争，例如被美国攻击），结果有一半人不愿意。呵呵，这些傻逼垃圾哈巴狗极右纳粹脑残们，朝鲜人民的灾难可是你亲爱的中国人一手造成的，就这样都不愿承担责任？恶心。
如果朝鲜发生战争（无论是内战还是被美国攻击），那么必然会产生大批难民，而三八线附近是军事禁区，要穿越基本不可能，那么朝鲜人民唯一的生路就是跑到中国来，而这些傻逼纳粹们一边天天指望他们亲爱的美国大爷们发动战争，一边又拒绝接纳因此产生的难民，这是要朝鲜人民死光吗？
不少人看到现在的进步右派的主张还不错，就因此喜欢上他们主张的自由主义，实际上，自由主义本身是反对普选权，反对平权的，不少自由主义者更是支持殖民掠杀，而普选权和平权最早是谁主张的？社会主义者。
美国支持IS一样的反对派，后来又和阿萨德政权眉来眼去，一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叙利亚实际上成了多个帝国主义之间的战场，而受害者当然是叙利亚人民了
说中国这些精神老板们是“中产”，其实是不准确的，按照收入水平看，此类精神老板奴才大部分都是前5%，这已经不是中产，而是上层了。当然，他们的钱来自哪里也是可想而知的，所以屁股决定脑袋，基本都是共狗，也就不奇怪了。
极右纳粹们非常喜欢滑坡谬误，例如“允许某某就会导致其他人都开始某某”之类的，而滑坡谬误的谬误之处在于，人是有脑子的，怎么可能允许某某就导致其他所有人都去效仿呢？你看到大街上随便一个人干什么，你就会不管不顾的去模仿？可笑。
简单介绍一下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 唯物主义：一个人的行为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有先天因素，也有后天社会文化制度因素，所以不能随便说某人的行为是自己的选择，更不能把某人的行为无限制任意推广到他人身上，认为某人做了他人也会做。 唯心主义：一个人的行为完全是自己的选择，别人也会这么做。
以历史为案例思考，唯物主义的思考结果就是：某地出现文明而某地没有，是由当地的地理环境决定的（《枪炮，病菌与钢铁》），和肤色种族这些毫无关联。 唯心主义的思考结果则是：某地出现文明而某地没有，是由当地人自己决定的，没有出现文明的人自己不努力，所以说明这个肤色的人都不努力，落后野蛮
有人说中国人接受丛林哲学，这有什么奇怪？你们亲爱的新自由主义的本质不就是丛林哲学吗？芝加哥哈巴狗们天天鼓吹狗屁自由市场，狗屁自由竞争，不就是丛林哲学纳粹吗？
上世纪社会主义在中东还是造成了一些影响，当时不少泛阿拉伯主义的独裁政权采用了部分社会主义政策，推行世俗化和福利制度，民间也有共产党等社会主义政党，有效遏制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但是，80年代之后新自由主义席卷世界，社会主义政党消失，福利被削减，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趁机崛起。特别要提的一个案例是伊朗，本来上世纪50年代，主张政教分离的左派民选首相莫撒啊德受到大部分伊朗人民的支持，结果就因为主张将被英美霸占的石油资源还给伊朗人民，就被美国政府秘密推翻，换了巴列维这个新自由主义哈巴狗，结果巴列维的新自由主义政策造成贫富悬殊，腐败严重，直接导致伊斯兰革命爆发。
社会主义者批评伊斯兰教，仇穆十字军只是憎恨穆斯林而已。
如果一个人在经济上接受了丛林哲学，那么这人怎么可能不会把丛林哲学延伸到其他领域呢？资本主义哈巴狗幻想一个人只会在经济上接受丛林哲学，而且还会遵守规则，呵呵，丛林哲学和遵守规则本身就是互相冲突的。
欧洲的殖民帝国们和美国殖民掠杀了他们的故乡，侵略毁灭了他们的国家，侵略者们当然要为自己犯下的罪行造成的后果负责了。
美国粉的本质就是纳粹粉，美国在罗斯福新政之前是个彻头彻尾的与共匪没区别的纳粹国家，后来也一直保留N多纳粹遗留垃圾，特别是红州完全就是纳粹州。美国？呵呵，事实上他们拿来吹捧美国的，都是社会主义的东西，只是他们无耻的把社会主义的成果说成美国的。
当难民可是要冒着生命危险的，若不是没有其他选择，谁会愿意当难民？傻逼极右纳粹奴才哈巴狗脑残垃圾无耻川粉们，自己怎么不滚去当下难民体会一下呢？
如果你恰巧和一个白人聊天，而他们的哲学使你确定他们的确没有种族主义，那么他们经常是社会主义者，或者他们的政治哲学是社会主义 ——Malcolm X
如果要评选全世界最无耻的奴才学者，我一定会选哈耶克，如果允许选两位，那就是米塞斯和哈耶克，如果允许选三位，那就是米塞斯哈耶克和弗里德曼，历史会记住他们的纳粹狗屁如何害得全世界穷人饿死病死冻死被打死，如何害得世界法西斯化。
何止上海，全世界的穷都是因为被压迫，而不是什么懒，要说懒，那些富人才是懒人呢，他们哪个像血汗工厂的奴工那样一天工作十多个小时还没假期了？
《通往奴役之路》，呵呵，用脑子想想，共匪为什么会允许这本破书在墙内公开出版，却不敢允许社会主义书籍出版。
最近总是看到有人说什么”民粹崛起“，其实这不过是掩人耳目，现在世界的民主倒退实质上就是资本主义长期危机引发的法西斯大潮，这在上世纪早就发生过一次了，历史又开始重复了而已，用”民粹“这种定义不清的垃圾词汇，只会模糊问题的本质。至于为什么资本主义危机会导致法西斯大潮，一句话：”外地/外国移民/外族/其他种族的人抢走了我们的工作“！这句屁话在接受资本主义洗脑的前提下是非常有效的。基本上法西斯大潮都发生在有过镇压左派历史，左派力量弱小的国家，并非偶然，而是大部分人接受了资本主义洗脑之后不知道老板们才是罪魁祸首，然后跟着老板把更弱势的人群当成替罪羊的必然结果。
1848革命就是底层革命，可笑。这种无差别杀戮事件，说到底是一种无效的阶级斗争，杀戮者不知道到底谁才是压迫他的罪魁祸首，所以错误的选择了富人的小孩作为报复对象，而那些所谓的中产呢？他们有没有管过底层的死活呢？
法西斯主义产生于欧洲？呵呵，说得好像在罗斯福新政之前的美国和共匪政权有什么差别似的，说得好像纳粹的种族隔离法律不是和美国学的似的。
当时唐纳德希特勒因为选举人制而上台的时候，我就批傻逼选举人制，但是evil这个白痴当时还反对我，呵呵；我很早就根据历史和现实认为总统制容易蜕变为个人独裁，三权分立并不是维持民主的关键因素，白痴evil也不认可，现在？唐纳德希特勒由不得他不认可了。
资本主义不在乎工人 资本主义不在乎有色人种 资本主义不在乎儿童，不在乎残疾人 资本主义不在乎性少数 资本主义不在乎女人 资本主义不在乎环境 资本主义只在乎利润
资本主义意味着最富有的1%剥削我们的劳动和统治我们。 社会主义意味着没有剥削，我们民主的自我治理。
社交媒体本身就是假新闻遍地的，不是能够当成信源的地方，真要了解此事还是google靠谱报道吧。不过社交媒体是个很好的舆论观测场所。
我曾经看到有工厂工人披露说，他们工厂里的狗屁绩效工资，有人干的多了，然后老板还不干了，觉得他拿得太多了，强行改变标准降低工资。呵呵，老板的嘴脸都是这么无耻的。
新自由主义哈巴狗否定剥削，结果就是否定了罢工的合理性，因为如果没有剥削，那么工人们也无权要求提高工资，一切由“神圣”的市场决定，呵呵。所以新自由主义逻辑必然导向反罢工以至于镇压罢工工人。所以，共匪镇压罢工，是标准的新自由主义行动。
说起共匪政府赖养老金这事，我想到了曾经玩过的一个游戏：beholder（窥探者），这个游戏是俄国人制作的反乌托邦RPG，游戏中描述了一个政府雇佣的窥探者在公寓中的经历，从头到尾都在讽刺国家资本主义极权；而这游戏后来出了个DLC叫做安乐死，内容就是：超过85岁的老人都会被政府强制安乐死。
A：老板们的理想是工人一天干二十四小时。B：错了，老板们的理想是工人一天干二十五小时。
总是看到有人一边当资本主义哈巴狗，一边又厌恶自己被强迫加班，被奋斗文化洗脑压迫，事实上，被强迫加班和奋斗文化恰恰都是资本主义的一部分，不少人羡慕的”欧美人道的资本主义“中所有人道部分，都是社会主义者强迫资本主义接受的，对，所有！
傻逼枪棍极右纳粹哈巴狗无耻脑残川粉们不知道的是，这世界上最强大的武器是思想，而不是那几条破枪。资本主义一点也不害怕那几条破枪，但是却非常害怕社会主义思想。
政府不会反恐，因为政府就是世界上最大的恐怖组织。
没有一个人会无家可归流落街头：社会主义 穷人穷都是因为自己不努力，应该去死：资本主义
虽然乔姆斯基的表述有点不准确（真正奴役人类的是债务而不是金钱），但evil的反驳也太可笑了点，本来人类获得食物的办法有很多，但资本主义之下必须要当老板的工作奴隶才能获得食物，那么不就是被奴役吗？
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基本都是第二国际时期时社会民主党就成立并获得不少支持的国家，也就是靠近社会主义的国家。不是社会主义，就是野蛮！
呵呵，资本主义哈巴狗媒体故意把社会主义者称作“极端自由主义者”？连说出社会主义这词都不敢吗？
徐水良总是批判的茅于拭，我之前并没有具体了解过，刚刚查了下其言论，这也太低级了吧？虽然其价值观是明显的奥地利孙子，但那些垃圾言论连哈耶克弗里德曼的百分之一的水平都没有，全都是那种“公共服务不够就涨价让穷人消费不起然后就够了”的傻逼逻辑，这种屁话弗里德曼要是敢说早被社会主义者骂死了。
又是这种狗屁，马克思说的公有是民主的集体所有，而私有则对应私人独裁专制拥有，你亲爱的狗屁家庭，几千年来一直都是臭男人独裁专制霸占财产压迫女人，私有制是不平等的根源是现代历史学界的共识了，傻逼滚去看看《枪炮，病菌和钢铁》中的分析吧！
多数人暴政不过是保守主义纳粹们发明的狗屁说法，看看历史和现实就知道，这世界上能维持下来的暴政都是少数人的暴政，原因很简单，多数人压迫少数人，贼赃够分吗？只有少数人压迫多数人贼赃才够分。
新自由主义既然认为剥削不存在，企业伟光正，那么唯一的结论就是反对再分配了，因为再分配侵犯了神圣的财产权，呵呵。
我很奇怪，“对生产资料和资本的私人独裁占有”这是一句很难懂的话吗？为什么资本主义哈巴狗们从来都是一副完全听不懂的表情？
每次在对资本主义哈巴狗们重复一百多年前马克思骂巴师夏和马尔萨斯们的话时，我总有一种时空穿越感。不过，谁叫新自由主义的本质就是一百多年前肆虐欧洲，现在又肆虐了全球南方和欧美大部分国家的纯粹资本主义呢？
我不为任何国家而战；我的国家是地球；我是一个世界公民。
保守主义纳粹们的自由从来都是：我可以放火，你不能点灯；我可以屠城，你不能出声。
习特勒的目的大概是一边恢复毛教，一边继续坦克的经济模式，也就是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好处通吃。然后，再带着资本四处侵略他国，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国家。
新文化运动那时候打倒孔家店是很有必要的，但在共匪早就把孔子坟墓都掘了的今天，再把共匪的暴行说成孔教，呵呵，纯属为共匪洗地。
三权分立，呵呵，说到底，人民对政治的参与程度才是民主的关键，财团长期游说政府，腐蚀民主，最高票当选制排斥小党，还有傻逼选举人制，记得evil这个白痴咋当初我指责选举人制的时候还反对，呵呵，现在知道了吧？
真.听不懂人话。我说过无数次，社会主义反对的是资本主义的核心：对生产资料和资本的私人独裁占有，而竞争是私人独裁占有导致的一种结果，社会主义者当然也是反对资本主义鼓吹的竞争的，因为社会主义的核心是自由合作。至于资本主义贪婪之类的，这种纯道德指责，马克思当年就认为没多大意义，他的资本论的主要内容也不是指责资本主义贪婪，而是分析资本主义的极权独裁剥削压迫本质。至于乔姆斯基的演说内容，这早就是社会主义者们的共识了，《after capitalism》的作者在书中就提到了这点。
你亲爱的新自由主义主张削减福利，直接后果就是大批人饿死冻死病死，霍华德津恩早就骂过你亲爱的里根：你丫知道母亲照顾孩子也是一种非常辛苦的劳动吗？
自由市场=自由的随便企业胡作非为的市场。
他这种把一切都怪到孔教头上的逻辑，和仇穆十字军本质没什么区别。还另类右不是极右，呵呵，见过洗地的，没见过这么洗地的，还无耻的说什么基督教不是中国的主要反同力量，呵呵，推上这么多基督徒“民运”人士，装瞎啊？
中国人？全世界哪个国家的学历不是靠资源砸出来的，穷孩子哪有钱上好学校？资本主义下的教育就是一种维持阶级固化的手段，所谓的阶级上升不过是极少数个例罢了，大部分人都没那运气资源条件
反资本主义哈巴狗洗脑必备两本书：《美国人民的历史》和《海盗与君主》，前者主讲内部真相，后者主讲外交黑幕。
何止文革？毛贼就是斯大林孙子，强迫集体化人民公社，学的是集体农庄；劳改营，学的是古拉格；中央计划经济，第几个五年计划这种垃圾，也是学的斯大林的那套。对了，还有个人崇拜与造神，也是和斯大林学的。迫害同性恋者，还是和斯大林学的。
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列宁和托洛茨基主导取消了沙俄时期压迫同性恋者的法律，并合法化堕胎，这些别说在当时，在现在，都有大批国家做不到，但对于当时的社会主义者来说，这些早就被普遍认可了，只可惜后来斯大林把一切都毁了。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很多看法和做法我并不认可，但知道这段历史之后，我还是愿意对他们和其他支持他们的老布尔什维克们表示敬意的。至少在当时的环境下，没有第二个国家在平权领域作出了如此大的突破。
傻逼哈巴狗，你亲爱的资本主义公平竞争？哈哈哈哈哈，告诉我华尔街的金融寡头如何和非洲西海岸的童工们公平竞争啊？
福山是资本主义哈巴狗，他所谓的自由民主制度，其实就是资本主义下的强市场/弱民主模型，而相对的，社会主义就是弱市场/强民主模型，福山的狗屁历史终结论，吹的不是民主，而是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者早就分析过为什么资本主义下生育率低：因为资本主义把大部分人变成了无产者（很明显大部分人是生育主力，资本家再有钱也不太可能生一个班），并且无耻的把生育和抚养成本仍给家庭，实际上就是扔给了女性，又在儿童需要的教育医疗住房上面无耻的剥削掠夺，导致大部分人生不起啊。而资本家们死活都不承认这点，封杀社会主义者的言论，然后无耻的把问题的责任推到LGBT身上（中国的“民运”大部分都反LGBT平权，这也就是我为什么那么欣赏列宁在一百年前对LGBT平权作出的贡献，这一点上列宁完爆那些狗屁“民运”），恶心。
契约精神本身就是资本主义哈巴狗拿来洗脑的狗屁概念，实际上资本主义本身从来不讲什么“契约精神”，哈巴狗鼓吹契约精神不过是要工人们乖乖当老板们的奴隶而已。说实在，就徐水良的水平，外国社会主义者随便抓出来一个都能完爆他，无非中文圈实在太烂而已。
芝加哥哈巴狗们如果还活着，我会把他们丢到中国的尘肺苯中毒等各种被老板们残害得了职业病然后被一脚踢开的受害者们面前，然后要他们跪下来为他们的狗屁自由市场造成的罪恶谢罪！
这些资本主义极右傻逼纳粹哈巴狗脑残奴才川粉既然这么喜欢工作，那就把他们丢到古拉格里天天工作个够吧，呵呵。
新自由主义鼓吹的狗屁企业家精神有两点：创新和承担风险。创新，呵呵，世界上大部分独裁企业狗屁创新能力都没有，绝大部分创新都是员工做的，然后被老板们无耻的盗窃霸占；而承担风险，呵呵，老板们利润率一下降，首先就是降薪裁员，无耻的把风险转嫁为员工，员工没了工作就得喝西北风去，这不是风险？
这类垃圾基本来自美国，因为西欧和北欧社会主义力量强大，这种垃圾在那边没什么市场，而美国，呵呵，成型的左派力量迄今都没有，两党一个右一个极右，结果资本主义哈巴狗四处蹦达，最终蹦达出了一个唐纳德希特勒出来。
无耻的新自由主义垃圾把财富来源说成狗屁“企业家精神”，无耻程度堪比基督教鼓吹上帝造人，共同点：屁证据支撑都没有。
资本主义：我创造了财富。 社会主义：劳工创造了财富，而你不过是无耻的劫掠了财富而已。
哈哈哈，这不是新自由主义哈巴狗们的典型狗屁吗？政府我还能通过选票控制，富人我完全控制不了一点不透明，至于经济发展？呵呵，是拿钱买奢侈品炒高房价促进了经济发展，还是拿去游说政府破坏民主或者转移到避税天堂促进了经济发展？
奴隶制虽然没人发工资，但奴隶主必须负责食宿，现在的很多工作奴隶连食宿都负担不起，还不如古代奴隶制呢。
一直都无法理解那些认为经济发展就能自动带来民主的奴才的逻辑：独裁者吃肥了就会良心发现了？这什么狗屁逻辑？
任何形式的压迫都必须依靠压迫性的制度才能维持，所以任何压迫都与民主本质上冲突，换句话说，无论你想要压迫谁，都别想得到民主，这种社会的民主形式也绝不会稳定存在，要么消除压迫，要么蜕变回独裁。
“如果要推翻现实中的国王，必须首先推翻大脑中的王座！”这句话中的“推翻大脑中的王座”有两层含义：1，不能在王座上摆放任何东西，人或上帝都不行；2，自己也不能坐到王座上，不能在别人之上。简单来说，就是必须要砸烂王座，无论谁，包括自己，都不能坐。跪着的奴才得不到民主，想要别人下跪一样得不到.
根源在于资本主义下的强市场/弱民主制度本身就不稳定，民主被财团游说所侵蚀，特别是这几十年新自由主义肆虐导致民主越来越被腐蚀，社会主义被打压，造成真空使得极右崛起。
傻逼中国无耻脑残垃圾奴才纳粹臭男人们，你们嚷嚷找不到老婆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先想想被你们亲爱的家长们屠杀的女婴啊？
历史发明家徐水良真应该滚去看看罗伯特道尔的《论民主》，1831年只有3.1%的英国人有投票权，这算个屁的民主国家？同时期美国基本也是这个比例，狗屁民主国家，资产阶级的oligarchy而已，有什么可吹的？
民主是由农民推动的？真是历史发明家啊，英国革命和美国革命实际上根本就没带来民主，而是资产阶级击败了封建地主之后搞的寡头商人小圈子独裁，此时大部分人根本没普选权；后来直到19世纪，英国的工人和农民们才开始进行宪章运动，女性获得投票权更是要到一战之后了，这其中最大的推动力是社会主义。无论你徐水良如何污蔑马克思，马克思都是明确支持工人们争取选举权的，并亲自参与工人运动，即使是列宁，其帝国主义理论与民族自决权，还有取消沙俄时代迫害LGBT的法律，都是很有进步意义的，你这傻逼还是别装瞎为好，呵呵。
那些嚷嚷为了人类的傻逼极右纳粹奴才哈巴狗脑残狗屎，如果让他们自己去为了人类牺牲一下，他们马上不干，呵呵。
恩格斯说的是真相，资本主义会将一切都变成商品，包括人。
你亲爱的美国本来就没什么福利，新自由主义肆虐之后更是流浪汉满大街，穷人连房都租不起天天被驱逐，狗屁吃福利，呸。
资本主义意味着资本的所有者剥削和统治我们当中的其他人。 社会主义意味着没有剥削，工人们民主的治理自己。
是的，资本主义是伟光正的，我曾经那个朋友就是如此，还无耻的说资本主义创造财富，哈哈哈哈，创造财富的是劳工，他亲爱的资本主义不过是无耻的剥削掠夺了劳工们的剩余价值而已。
他还吹捧美军是自由之师，然后我把越战历史拍他脸上，然后，他很无耻的说，屠杀是韩军干的，美军参与者后来主动忏悔了。呵呵，事实是，每支美军部队都有属于他们自己的美莱大屠杀，而当时美莱大屠杀一开始被军方掩盖，结果后来实在掩盖不住了才承认的。
如果所谓的文明就是要让我们卑躬屈膝，那么我们就让你们看看野蛮的骄傲！我曾经那个朋友竟然认为暴力强迫一群人接受他所谓的“先进文明”没问题，呵呵，然后他还好意思说我专制霸道。
话说我曾经那个朋友鼓吹军国日本殖民台湾和东北带来文明，我拿了一大堆历史资料去打他的脸，结果他非常无耻的说：殖民和杀戮不是一回事，呵呵，如果殖民都能被如此定义，那么我也可以重新定义一下中共。
C：资本主义下越优秀的公司就越有竞争力。 S：优秀？你说的优秀是指压榨劳工坑骗消费者游说勾结政府污染环境垄断知识的能力吗？资本主义下的狗屁竞争必然是逆淘汰的，越会抢掠的越容易胜出，而有良知的老板根本别想做大。
她对斯宾塞主义有洗地嫌疑，斯宾塞当年鼓吹斯宾塞主义，本意就是为当时的纯粹资本主义洗地，因为当时已经爆发了1848革命，虽然在大部分国家都失败了，但压迫者们也感受到了威胁，而社会主义者更是完全否定竞争，或者说，资本主义鼓吹的竞争本身就是逆淘汰的，这是资本主义的结构决定的，外部制约没用。
没错，共匪其实就是和共和党的”law and order”(法律和秩序)学的，然后我曾经在推上讽刺，拿法治说事的反贼不是吃法律饭的就是傻逼奴才。国际歌第三段：压迫的敌人，空洞的法律，富人不承担任何义务，穷人的权利是一句空谈！
哈哈哈哈哈，奥巴马只是个符号而已，可没法说明消除歧视。穷黑人的待遇才能真正说明歧视问题。
纳税人这种狗屁概念，呵呵，现代政府的责任是捍卫所有人的基本人权，无论是否纳税，更何况现代社会没人不纳税，即使是“非法”移民，只要进来正常生活了，也必然纳税。 至于这种傻逼种族主义，呵呵，当年马克思就骂过这些垃圾，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
福山这条资本主义哈巴狗鼓吹的狗屁历史终结是典型的历史决定论，结果没人反对，呵呵。
美国帝国主义无耻的侵略拉美，毁了拉美人民的家园，把他们逼迫成难民，现在还要害得他们骨肉分离！
这有什么奇怪啊？新自由主义哈巴狗们嚷嚷狗屁私有化，然后共匪把医疗私有化了，进入自由市场了，结果如何啊？把基本人权当生意，和贩奴有什么区别？
资本主义建立在盗窃之上。 工人们生产了所有组成社会财富的产品和服务； 统治阶级们什么也不生产，却霸占了大量财富； 保卫资本主义就是保卫大规模的，纯粹的和简单的盗窃。
傻逼资本主义哈巴狗经常拿“没工作”（实际上是没当老板的奴隶）去攻击别人，呵呵，没你们亲爱的工作又怎的？大赦国际人权观察这类人权组织可是靠捐款活着的，没给你们亲爱的老板们当奴隶，但他们能把你们完爆了，知道吗？你亲爱的资本主义故意制造失业大军，还来攻击受害者了？无耻。
我曾经那个朋友对我对军国日本的态度很不满，然后说共匪也反日，然后我回复说：你知道不知道共匪和军国日本政府是相互勾结的？你知道不知道共匪把日本战犯都放回日本去了？你知道不知道80年代中日蜜月期的时候，共匪根本不准当年的受害者说出真实的历史？
美国的革命社会主义者被军队开除了，然后那些嚷嚷言论自由的狗屁保守主义纳粹哈巴狗们屁都不敢放一个，呵呵。
傻逼纳粹极右脑残哈巴狗奴才川粉们在吹捧他们的白大爷的时候，从来都没吹捧过东欧和俄国人，更没吹捧过伊朗人，阿拉伯人，柏柏尔人，突厥人，可人家也是白大爷啊。
你亲爱的奥地利芝加哥奴才哈巴狗们始终无法面对马克思指出的生产资料和资本被私人独裁占有这一关键问题，扯淡财富来自主观感受，老板们的财富来自狗屁企业家精神，这和基督教说世界是上帝创造的又有什么区别？
你亲爱的资本主义哈巴狗是反对普选权的，社会主义者铸造了欧洲的民主，铸造了现代文明，不爽可以滚回19世纪体验纯粹资本主义。
最早主张普适的个人自由的是社会主义，只是后来新自由主义哈巴狗们故意将自由偷换为“经济自由”（其实就是老板们胡作非为剥削掠夺投机赌博的自由），制造了虚假的“平等与自由的对立”。
资本主义哈巴狗们喜欢吹捧的那些古典自由主义者，其实基本都不支持普选权，最早主张并推动争取普选权的， 是社会主义。
傻逼胡平，这种研究就是狗屁，智商这种垃圾狗屁概念连个公认定义都没有，很多所谓的智商测试不过是测的做题套路，屁都说明不了，还拿来说事了？傻逼。
话说tor的开发者是傻逼纳粹极右脑残奴才垃圾哈巴狗川粉们最讨厌的“白左”，实际上自由软件的开发者基本都是“白左”，呵呵。所以傻逼川粉们千万不要用自由软件哦！
对于所谓的“贵族精神”的崇拜也是奴性的一种表现，幻想贵族救世主们会主动来拯救自己，呵呵。
资本主义之前的制度不仅不鼓励“阶层上升”，而且谁敢鼓吹基本就是个被杀头的下场，例如谁来一句“穷人可以做皇帝”“贱民可以当贵族”，呵呵，直到资本主义从18世纪开始成为世界主流，狗屁奋斗文化才开始流行，“从乞丐到老板”，呵呵，实际上不过是骗人的狗屁罢了。
有傻逼垃圾白痴新自由主义纳粹无耻奴才哈巴狗经常拿奥威尔的《1984》攻击社会主义，呵呵，我说傻逼在攻击之前也不知道查查，奥威尔可是个社会主义者，还参加过西班牙内战帮助过西班牙共和派来着，不信的滚去看看《向加泰隆尼亚致敬》吧。奥威尔看到西班牙共和派在斯大林的影响下变得越来越残暴，主动屠杀社会主义者们，由此写出《1984》，所以这书根本就是讽刺斯大林极权的，包括后来的《动物农庄》也是如此，马克思主义文库还把这两本书放在左翼文化栏里面呢。
就推上很多“维权人士”真没资格叫唤自己有多惨，在墨西哥，人权捍卫者可是一直不停的被直接谋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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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对社会主义感兴趣的初学者提供的指南

作者简介：https://democraticsocialism.noblogs.org/post/2018/12/24/%e4%bd%9c%e8%80%85%e7%ae%80%e4%bb%8b/

迄今为止我博客上已经有不少社会主义文章了，但这些文章不少都是针对已经对社会主义有一定了解的人的，而初学者，特别是那些刚翻墙不久，还未完全摆脱中共洗脑的人，不一定能看懂这些文章，故此我专门写一篇针对初学者提供的社会主义介绍和学习指南。当然，如果你认为资本主义是伟光正的，是历史的终结，那么你也没必要看下去了，我只能告诉你：资本主义不仅不伟光正，而且正在以及一直在把人类和地球推向毁灭的边缘！

首先，很多初学者会认为社会主义就是中国或苏联模式（古巴越南朝鲜东欧傀儡卫星国都是苏联和中国模式的延伸），那么我先问一个问题：既然你们已经知道中共满嘴跑火车，说话当放屁，那么中共对社会主义的定义为什么就不是放屁了呢？

中共对社会主义的定义当然是放屁，就好像朝鲜自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样，都是无耻的挂羊头卖狗肉而已。拿苏联和中国的极权暴行来指责社会主义，与拿朝鲜三胖政权的暴行指责民主，是同样可笑的。

不妨先看看这世界上的先进思想来源吧：现代文明先进思想来源

同时再看看到底什么才是纳粹：纳粹辨识手册

以及傻逼纳粹的无耻嘴脸：傻逼纳粹人肉我朋友事件纪实，以及攻击者曝光

然后再看看到底拥有怎样的价值观的人才是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者辨别指南

那么，有人会问：既然苏联和中国都不是社会主义国家，那么他们到底是什么国家？看起来也不像资本主义国家啊？

先说结论：苏联和中国就是资本主义国家，而且是资本主义中最恶劣的一种：国家资本主义极权，英文名：state-capitalist authoritarian regime 。至于为什么说苏联和中国是国家资本主义极权，“苏联和中国到底是什么？”这篇文章里有详细分析。当然，这文章里只分析了苏联和中国到底是什么，而苏联和中国为什么会变得如此，这些就需要查阅左派历史相关资料了，简单来说，苏联和中国都经历了劣币驱逐良币，本身民主没建立，在独裁制度下，国家资本主义者把社会主义者驱逐和屠杀了，最终建立了国家资本主义极权。在苏联，这一切发生在列宁去世后，而在中国，这一切发生在上世纪30年代。

关于对国家资本主义，特别是中国国家资本主义极权的批判，我的博客上有个专栏：批判国家资本主义极权专题

其中有一篇来自ICIJ的离岸资产披露资料是非常有力的打脸材料：ICIJ关于中国精英的离岸资产披露（资料摘录）

有人会问：那么红色高棉和委内瑞拉也是国家资本主义吗？红色高棉并不是国家资本主义，但也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全国范围的奴隶制大米种植园；而委内瑞拉是国家资本主义，马杜罗国家资本主义黑帮人为操纵汇率贬值货币导致经济危机。也就是说，这两个国家与社会主义毫无关联，和中共一样说话当放屁。具体分析文章：“如果我们有了大米，我们就能拥有一切”批判红色高棉的理论和实践（“If we have rice, we can have everything”: a critique of Khmer Rouge ideology and practice） 和 委内瑞拉危机和左派需要吸取的教训（The crisis in Venezuela and its lessons for the left）

然后有人会问了：现在我知道苏联和中国不是社会主义了，那么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呢？

社会主义是什么，这个问题很复杂，但也可以简单回答：社会主义是反对一切形式的剥削压迫，是普遍而直接的参与式民主，以政治民主+经济民主为核心，是每个人都可以自由的决定自己，但不能决定别人。

推荐一篇介绍社会主义思想的文章：迈向自由：民主社会主义者的理论和实践（Toward Freedom: Democratic Socialist Theory and Practice）

对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的专门介绍：Democratic Socialism Is About Democracy(民主社会主义是关于民主的)

社会主义的自由观：社会主义与自由

社会主义者的思维模式：社会主义者是如何思考的——介绍唯物主义并批判唯心主义

当然社会主义思想肯定不是一篇文章就能说完的，作为民主社会主义者，我的博客上有民主社会主义理论文章集合：民主社会主义理论

社会主义也是一个自由的思想集合，里面有马克思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费边社会主义，法兰克福学派，欧洲共产主义，马克思人道主义等等。要搞清楚这些主义的出处和主张，就必须要了解左派历史，而我的博客上有一个专门介绍左派历史的专栏：左派历史

其中推荐初学者阅读这篇文章：左派历史和现实概述

有些初学者看到社会主义者的言论之后，会奇怪：社会主义者怎么和中共一样反美？

首先，说社会主义者反美，是不准确的，社会主义者反资本主义，而美国则是资本主义大本营，社会主义者必然会对美国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进行批判，但这并不局限于美国本身，社会主义者对中国的，拉美的，非洲的，中东的资本主义也一样批判。同时，社会主义者也会批判右派们，特别是中国右派们加在美国身上的“民主灯塔”这一虚假的光环：被美国推翻的民选政府，支持极权独裁的“民主灯塔”

关于美国，我的博客上有专门的专题：批判美国专题，揭露了不少中国右派的无耻谎言。特别是这篇：论资本主义的“言论自由”，保守主义和资本主义哈巴狗们天天吹嘘言论自由，而事实却是，他们从不给社会主义者言论自由。

至于说中共反美，完全错误。是不是很惊讶？但别忘了，中共这种说话当放屁的政权，嘴上说反美那也是必然不能信的，中共和美国精英们（商人和政客）的关系是表面互骂背后勾搭，看看这两篇文章就知道了：华尔街上的中国太子党(1-4) 和 川普尴尬了！中国照顾伊万卡中国工厂？

而毛贼时代的中国呢？也根本不反美：书籍推荐：《毛泽东以后的中国》

“一九七二年以来，北京的外交政策已经变成与美国的右派一样的右了，它坚决主张北大西洋公约的增强，美国制造中子弹，日本重新武装，而且支持全世界的反动的军事独裁政府，北京支持这些反动政府的唯一先决条件，就是这些政府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很少国家会不愿意这样做的，所以现在跟中国友好的政权—即不会受到公开批评的政权—包括智利的皮诺息军人执政，西班牙王朝及伊朗国王等令人讨厌的统治者，如果你今天住在中国的话，你永远不会知道在伊朗及智利还有政治犯被迫害，被处决呢！”

是不是很惊讶呢？中国的反共右派们经常声称左派亲共，事实是他们才是亲共的那个（为邓坦克的新自由主义垃圾政策洗地，对中共小骂大帮忙，满嘴跑火车，帮中共鼓吹大一统压制自决，鼓吹国族主义纳粹垃圾，鼓吹仇穆），而社会主义网站和组织只要是了解中国的，无一不是全部批判：外国左派关于中国的批判文章

而社会主义者对宗教的态度如何呢？社会主义者自然是反对压迫性的一神教教条，坚持政教分离，批评落后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教义践踏人权，但社会主义者反对的是宗教本身，而鼓吹所谓穆斯林威胁的那批纳粹，不过是在鼓吹对穆斯林的种族仇恨而已。

关于伊斯兰教和穆斯林，以及中东国家，中文圈的信息基本都是被仇穆十字军们歪曲的，而这些仇穆十字军同时也吹捧基督教，把现代文明无耻的说成是不比伊斯兰教文明多少的（事实上历史上一直比伊斯兰教更野蛮，而迄今为止依旧在非洲和拉美制造人权灾难）基督教缔造的，呵呵，真是无耻。现代文明和基督教狗屁关系都没有，恰恰是反对基督教霸权的社会主义者们铸造的。

关于伊斯兰教的相关信息，对仇穆十字军谎言的驳斥，以及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崛起原因的分析专栏：伊斯兰教相关

驳斥基督教谎言的专栏：揭露基督教谎言

关于社会主义者如何铸造民主自由人权的历史：书籍推荐：《 Forging Democracy: The History of the Left in Europe, 1850-2000 》

“在这一成就中，我们都是受益者。如果我们考虑欧洲宪法制定的巨大的戏剧性时刻，从1860s到1989年，民主前沿向前推进，而左派的激进民主机构一直存在着。左派在这些时刻以及在漫长而艰苦的时期中争取的政治价值已经成为我们都接受的价值观。斯大林之下退化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和二战之后东欧的斯大林化，必然会损害社会主义的名声。但在欧洲的其他地方，社会主义者对我们所拥有的关于民主的一切，从追求民主政府，获得公民自由，以及将第一部民主宪法转变为更有争议的社会正义理想，扩大公民身份的定义和福利国家。”

有人问：我对社会主义有了解了，但想驳斥资本主义者的时候，还是觉得很吃力，有什么批判资本主义的文章吗？

当然有！社会主义者做得最多的工作之一就是批判资本主义，特别是批判肆虐世界四十年的新自由主义，而要批判新自由主义，就需要批判新自由主义最主要的吹鼓手芝加哥学派了：聊聊芝加哥学派和他们的信徒们的无耻以及新自由主义的阴谋（更新）

我还有两篇专门反驳资本主义哈巴狗谎言的文章：对资本主义哈巴狗的种种狗屁的反驳和以资本主义哈巴狗Lynx Evil为例，批判资本主义的种种洗脑狗屁

而我的博客上也有两个专栏：批判新自由主义专题和资本主义黑皮书

顺便，我的推文当中也有不少反驳新自由主义哈巴狗谎言的：短评与段子

资本主义哈巴狗们经常使用逻辑谬误骗人，因此掌握逻辑学知识也是很重要的：常见思维误区与逻辑谬误汇总（资料转载）

再介绍一下左派网站（并不都是社会主义网站，有些是无政府主义和毛派网站）和社会主义书籍吧：左派网站索引 和 左派书籍推荐

最后，自我保护也是很重要的，我们是在与资本主义作战，而资本主义是比这世界上所有独裁政权加起来更加强大的敌人，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是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用枪炮刺刀皮鞭和无数的谎言征服了全世界，所以，掌握保护自己的技术就非常重要了：对抗压迫的技术

还有不少我曾经发布在google+上的匿名技术相关文章：迁移自google账户

最后再推荐一个我参与制定的反共计划吧：https://plus.google.com/+LynxEvil/posts/fMEVvbHs1mM ，链接中的这位是我曾经的战友，反共计划是我和他一起提出的，后来因为价值观分歧和我闹翻了。不过，计划本身我是一直支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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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社民主义不是甘地主义

（写在前面：这篇文章很不错，普及了关于社会民主主义的常识，纠正了不少被共匪扭曲的概念，但当时的欧洲国家和美国都是资产阶级精英才有投票权的（美国的精英还用读写测试否定无产阶级的投票权），美国成为现代民主国家要到上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之后了，而“资产阶级民主”还有个含义是指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制度，也就是强市场/弱民主模式，所以说社会主义反对资产阶级民主，并没有什么问题。而美国的第二修正案，原意是合法化民兵组织，而不是个人持枪，是NRA这类军火商走狗宣传洗脑扭曲为“个人持枪权”的，而个人持枪在政府的正规军面前根本没屁用，反而给了警察暴力的借口。）

社会民主党反对“暴力革命”，只主张“改良”吗？

当然不是这么回事。其实，看好议会民主不等于放弃反抗暴权，甚至是以暴抗暴；反过来说，承认反抗暴权更不意味着否认议会民主，这本来属于常识。

马克思、恩格斯赞成暴力革命，因为那时欧洲国家（不同于美国）的民-主不同于美国确实是“资产阶级民-主”：它把民主制下“无代表，不纳税”的定理变成了逆定理——“不纳税，无代表”。而纳税是根据财产标准的。

1843年 波旁宫内下议院

所以那时欧洲各国的代议制基本上都实行选举权的财产资格制，选民非常有限。例如法国“七月王朝”时期1846年国会选举时选民不到20万人，用恩格斯的话说这些人“多少都是属于资本家阶级”。“只有拥有一定资本的人即资产者，才有选举权。这些资产者选民选出议员，而他们的议员可以运用拒绝纳税的权利，选出资产阶级的政府。”把这样的代议制称为“资产阶级民主”是名副其实的。

这样的民-主也确实无从表达无产者的意愿。无产者的运动在这种体制下常常受到统治者暴力镇压，1848年的卡芬雅克专政与1871年的梯也尔专政就是例子。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对工人们说：为了改变现存条件和使自己有进行统治的能力，你们或许不得不再经历15年、20年、50年的内战”。

路易-欧仁·卡芬雅克——“六月屠夫”

但马恩从未把当时各国工人运动正在争取的普选制民主、即穷人富人都是一人一票竞选的民主称为“资产阶级民-主”，从未把“暴力革*命”绝对化，更从来没有主张用暴*力去推翻这样的民-主。

恰恰相反，他们曾经宣称普选制就意味着工人阶级统治：当英国工人运动“宪章派”提出六条“人民宪章”（主要就是要求废除财产资格制，实行普选制——几十年后这已完全实现。值得注意的是6条中并无公有制之类经济制度方面的内容）时他们指出：“工人阶级的战斗口号是：‘根据人民宪章对宪法实行民主修改’，如果这一点实现了，工人阶级就会成为英国的统治阶级。”

1872年马克思就曾设想在英国、美国以及荷兰这类民主政治比较完善的国家工人可以和平地实现变革。恩格斯在世的最后几年，在德国废除“反社会党人法”、实现普选制、社会民主党竞选取得重大进展后更是发表了如今经常被提到的那些支持无产阶级党派通过民主程序执政的所谓“晚年”言论，尤其在逝世前写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再版导言中他甚至开始指出暴力革命可能危害社会主义事业。

笔者曾经指出这种逻辑其实并非他“晚年”才有，早在1847年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所写的纲领草案（即后来的《共产党宣言》最初一稿）中，就批评了“制造革命”的主张，然后说：“但我们也看到，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发展都受到有产阶级的暴力压制，因而是共产主义者的敌人用暴力引起革命。如果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因此最终被推向革命，那么我们将用实际行动来捍卫无产阶级的事业，就像现在用语言来捍卫它一样”。

《共产党宣言》

这里讲的很清楚：无产阶级搞暴力革命并非必然，而是“如果”统治者坚持“暴力压制”、剥夺无产者的民主权利，他们才会“被推向”暴力革命。请看：这个说法与后来鲍威尔等社会民主党人的“防御性暴力”主张有何不同？

当然我们前面已经指出，那时的工人运动是“政教分离”的。社会党人搞议会民主并非根据恩格斯的指令。而恩格斯也绝非甘地那样的“非暴力主义者”。曾有人在大批判文章中力称晚年恩格斯并未放弃“革命权”。

其实何止恩格斯，自从美国独立宣言以来凡是承认自由民主原理的思想家大都在原则上坚持对统治权力的不信任和对可能的暴政的警惕，承认人民有权反抗暴政（即有权“革命”，包括有权以暴抗暴）。

像甘地那样把非暴力原则绝对化的人和一味鼓吹“暴力革命”的人都很少。恩格斯作为那时当局的反对派，他在日益看好议会民主前景的同时保持对统治者的警惕，不放弃公民的抗暴权利，这有什么可怪的？

这其实也是公民社会的一种普遍倾向，而不仅为特定“主义”所有。例如美国从《独立宣言》起就承认人民有革命权（如果政府损害人民，“人民就有权利改变它或废除它”），从当年抗英革命时的民兵传统延续而来的公民自卫权承认民间有权持枪，就是基于这种逻辑。

尽管滥用持枪权确有大弊，笔者并不赞成这样的安排，但是，难道美国人会因肯定持枪权而否定议会民主、会因肯定革命权而推翻宪政、会因承认公民自卫原则而拥护“迪克推多”式的统治吗？

圣雄甘地的绝对“非暴力”思想也许很伟大，但应当承认，无论在社会主义还是自由主义的思想史上它都不是主流。恩格斯不是甘地，后来的社会民主党就是吗？同样不是。在宪政条件下他们与对手共同承诺遵守民主规则，但从未承诺碰到暴政也不反抗。从这个意义上讲说他们“没有放弃暴力革命”也并不错。不仅恩格斯没有放弃，社民党也没有放弃。

社会民主党的主要思想家如鲍威尔等人都主张“防御性暴力”，明确指出无产阶级的斗争方式必须视对手而定，即以民主对付民主，以暴力对付暴力。

奥托·鲍威尔

后来希特勒在德国刚上台，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今天社会党国际的前身）立即于1933年8月召开巴黎代表会议，并通过决议全力反对法西斯，“直至武装无产阶级，用革命暴力抗击法西斯主义暴力”。

而共产国际倒是在近两年后的“七大”上才通过类似决议的。战前欧洲最大的一次反法西斯武装起义——1934年维也纳二月起义就是社会民主党人发动的。更著名的是1936-1939年的西班牙战争中社会党人与共产党人都投身于抵抗弗朗哥独裁军，而且社会党人还是主角。直到二战以后的社会党国际，也仍然是一方面支持议会民主，另一方面肯定（如在拉丁美洲）以暴力反抗独裁的合理性。

国际纵队

显然，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后来搞议会民主的社会党人虽然毫无疑问有很大的思想变化，但在“暴力革命”问题上起了关键作用的主要还是形势和历史背景的变化。马克思时代无产者缺乏民主权利，因此他重视暴力革命，恩格斯晚年民主政治发达了，他转而重视议会斗争。但如果万一专制复归，无产阶级仍有权以暴抗暴。

所以，说后来的社会民主党人沿袭了或“背叛”了恩格斯的主张都是夸大其词。应该说自恩格斯以后随着宪政民主国家民权保障的日益完善，左右派斗争采取文明的议会民主形式逐渐成为通例，以暴抗暴也就逐渐没人提了。实际上正如前面所言，只要进入议会政治轨道，恐怕不管什么“主义者”都得遵守规则。辩论他们在理论上是否放弃了“暴力革命”其实没有多少意义。

而更重要的是：即便发生了暴力革命，它与革命后在和平时期搞“专政”也完全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以暴抗暴”并不必然会“以暴易暴”。

英、美、法等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都经历了暴力与战争，但和平恢复后他们都建立了宪政民主和法治秩序，“无产阶级”就做不到、或者不想这样做吗？就一定要在和平时期无限期地搞“迪克推多”吗？和平时期的独裁就不是“专政”，而是真正的专制了，马克思、恩格斯设想过“无产阶级专制”吗？

显然，马、恩所谓的“专政”无论多么激进，它从来只意味着以无产阶级的暴力反抗统治阶级暴力，而从不意味着“无产阶级”会以暴力取缔民主，哪怕是取缔“资产阶级民主”——如果所谓“资产阶级民主”就是资产阶级享有言论、结社、竞选等权利而无产阶级却没有（应当说许多国家历史上确实有过这种情况）的话，那么马、恩的主张显然只能是把这些权利扩展到无产阶级中（假如这个过程遇到暴力镇压而无产阶级以暴抗暴，那就是“专政”了），而不是靠暴力使资产阶级也失去这些权利，同时又把所谓“无产阶级的权利”集中于“先锋队”乃至领袖之手，民众只能服从。

因此如果说后来民主国家社会党人摈弃暴力而从事议会斗争还可以说是“与时俱进”、对马、恩的政治预期有所“修正”的话，他们执政后遵循宪政民主规则就完全是顺理成章的。而普选制的宪政民主恰恰是欧洲劳动人民、尤其是工人运动付出艰苦努力争取到的宝贵成果，捍卫它恰恰就是忠于工人运动传统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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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邮件被曝光：揭示记者主动接受情报部门的审查，这究竟是为什么？

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读到的新闻报道很多都是错的吗？为什么中国人看到的电影和美剧中的关于情报机构的形象甚至是违背事实的？这里应该能找到答案。

关于体制内媒体的样子恐怕很多人都不陌生，至少早在五年多前，斯诺登就明确拒绝和主流媒体合作，而选择了当时是独立撰稿人的 Glenn，是因为他知道，主流媒体很难摆脱政府的威胁，从而很容易将他用生命换来的文件付之一炬。

根据 Glenn 的记录，当时斯诺登频频提到一些主流媒体按照政府的要求对一些重大事件噤声的现象。Snowden 不能冒着文件被扭曲成为政府的话柄的风险，因为他知道，主流媒体做得出这样的事。

中国人都了解中国的体制内媒体是接受中宣部和外交部审查的，美国的体制内媒体也被权力部门审查，但基于的不是政策，而是保密性潜规则。这些规则已经年深日久 — 至少从下面的报道中所呈现的电子邮件日期你能发现这点。不了解并不奇怪，以前这些东西都被保密起来了，我得知这件事的时间也只有五年而已。感谢信息自由法案，能让更多人了解到至少一部分真实的内情。

这些潜规则所造成的政府审查丝毫不差中国那种编制内审查，因为它背后有法律。按照这些规则，政府要控制媒体披露哪些信息，并降低甚至消除由此所产生的影响，因此编辑在发稿前需要首先去拜访官员，告知他们即将发布什么新闻。国家安全部门的官员再告诉编辑们，以所谓的国家安全为名，哪些信息应该被删除。接着双方会花时间讨论，以确定“能够”最终见诸报端的内容还剩下些什么。

最幸运的情况是发稿时间被大大拉长，并且，基本毫无悬念的是，所有被认为是敏感的信息 — 也就是最具新闻价值的信息 — 全部都会被过滤掉。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2005 年华盛顿邮报在报道美国海外黑监狱的消息时，隐藏了这些监狱所在的国家，从而使得中情局的黑监狱能得以继续存在。

基于同样的原因，纽约时报将该报两名记者 Jim Risen 和 Eric Lichtblau 在 2004 年中旬- 也就是 Snowden 曝光之前 — 就准备报道的国安局非法监听项目的新闻稿，压制了超过一年之久。时任美国总统的布什把该报发行人 Arthur Sulzberger 和主编 Bill Keller 叫到了总统办公室，吓唬他们说“如果发布这篇报道就等同于帮助恐怖分子”。

当时的纽约时报听从了这些指示，并将稿子压制了 15 个月之久，直到 2005 年底，布什竞选连任成功才得以发表 — 从而帮助了他的连任。最终发表的稿件中掩盖了布什未经授权就监听美国民众的劣迹。

不仅如此，还有体制内媒体在讨论政府不当行为时的基调问题，相信我们在上一篇文章中已经对此有了一定描述。这也是有原因的。

美国传统文化要求记者避免直白或陈述性的报道，不管看起来有多无聊，都必须在报道中插入政府声明，以示尊重。这就是被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 Erik Wemple 讽刺为“中庸之道的表达方式”：被要求绝对避免任何定论性的语言，而同时报道政府的回应和所谓的“真实情况” — 其实就是被权力书写的“事实”。也因此，爆料内容给读者的感觉就是一团麻、支离破碎毫无头绪。

最要命的是，他们总是过于强调官方声明，即使那些声明荒诞离谱、充满欺骗性，也在所不惜。这点也是我们上一篇文章中的重点。

还有一条潜规则也是用来保护政府的，即媒体只能发表这些被称为机密的文件中的一小部分，然后就此打住。比如 Snowden 文件，主流媒体可以就其中一份文件发表几篇报道，然后在“重大爆料”的赞美声中一走了之，确保不会带来什么真正的改变。

这就是为什么 Snowden 明确拒绝与主流媒体合作，他冒着生命危险揭露是为了引起人们的重视，以实现真正的变革，而不是给媒体养版面。

前面说到这些潜规则之所以比正式规则还强大，是因为背后有法律，该法就是“反间谍法”。

所有媒体机构都有自己的律师，律师们就是用来权衡这种事的，简单说就是另一层审查。律师们会警告“这种消息最好别发出来，因为敏感，有可能触犯反间谍法”。

当时华盛顿邮报的律师就是这样阻止该报一位准备去香港见 Snowden 的记者的，并且拒绝给他差旅费。律师称，由于香港地位敏感，美国政府会认为该报将消息透露给了中国，因此导致反间谍法被派上用场。

简单说就是，所有当局不愿意被曝光的内容都贴上了“机密”标签，只要有人敢曝光，就可以依照“反间谍法”给其扣上“监督”的帽子。

根据 Glenn 的记录，Snowden 对此怒不可遏。他置生命于不顾，只是为了将真相和盘托出。他个人没有任何保护措施，可这样一个拥有法律机构支持的大型媒体却不愿意承担一丝风险，甚至不能派一位记者来香港一趟。这种典型的唯唯诺诺、不愿冒险、唯政府之命是从的行为意味着，这些主流媒体不会违反当局的任何潜规则。

这些背后的事实至少被明确了已经有五年多，而被讨论的时间有十几年之久 — 十几年前的传媒教科书中就有对此的简要揭示。但万万没想到的是， The Intercept 这篇报道中所呈现的景观：部分记者以接受审查为荣，甚至站在当局的利益角度为权力出谋划策。

包括我们在内的所有捍卫新闻自由的人们都会坚称，审查是政府施加的压力，新闻人是受害者，我们应该站在媒体记者一边全力阻止审查。这是完全正确的。然而事实证明，部分记者已经顺服于审查，甚至乐于讨好权力部门，他们已经离开了新闻自由捍卫者的队伍。于是格外令人痛心。

第一修正案保护新闻自由。没错。但正如隐私安全技术人士曾经所说：第一修正案是第一修正案，美国是美国，事实证明他们可以做到把它两码事。这一可怕的结论现在在传媒界再次得到了验证。只剩下痛心。

美国记者们受到过惊吓，他们变成现在的样子似乎也是可怜的。虽然他们在目前当局誓言起诉独立媒体这种疯狂的举动下丝毫没有起到媒体当有的职能，甚至通过鹦鹉学舌帮助当权者抹黑独立媒体 — — 简单的兔死狐悲逻辑也足够理解，这种情况下传媒业应该联合起来抵制政府的疯狂行为，因为一旦一家媒体被起诉成功，整个传媒业将从此被冰封，新闻自由的概念将从此被改写。

至少一个已知的案例足够显示记者们受到过惊吓。就在 Snowden 曝光的几周前，司法部获得法庭指令，可以浏览美联社记者和编辑们的电子邮件，以查找为媒体爆料的人的身份 — — 为爆料人的身份保密是媒体的主要职责之一，也是人们是否能信任媒体的依据。

几乎紧接着，一则更惊人的新闻指出，司法部曾向法庭宣誓提交文书，控告福克斯新闻华盛顿分部主任 James Rosen 在某个爆料人所谓的“罪行”中是“同谋”，理由是 Rosen 曾与该爆料人携手获取信息。

众所周知，记者和爆料人合作是新闻业的常规工作流程之一，因为如果不合作就不可能拿到信息，没有信息就没有新闻。然而司法部的控告却将新闻标准流程转化为了犯罪。此事令所有媒体都变得谨小慎微、诚惶诚恐。这就是为什么那几周后 Snowden 的出现，卫报的律师警告该报的记者不要接触 Snowden，因为很可能会被反间谍法套住（当时 Glenn 是卫报作者，他对 Snowden 的报道最便捷的渠道是能在卫报发表，而 Snowden 是不同意任何主流媒体的）

这是多么荒谬的事。中国记者从来没有曝光过政府真正的秘密，如果有人敢这样做，也同样会触犯中国的反间谍法。然而故事不应该就此终结，绝不能，新闻自由不允许任何形式的压制信息发布行为。我们需要更多记者能站出来，和权利组织站在一起维护新闻业的基本生命，维护民主的根基，而不是被吓倒，心甘情愿变成权力的附属物。

这就是 The Intercept 这篇报道的主旨。也是我们为什么要翻译它。很多中国读者在中国本地找不到真正的新闻，他们高度依赖美国主流媒体提供的信息来认识这个世界。他们如此可怜，美国主流媒体不应该欺骗他们，更不应该欺骗美国公民，那些手握选票以决定这个国家的命运的人们。他们有权也应当获得真实的信息，才能作出正确的决定。

存在审查的地方就没有真相。

以下是该报道的中文版。

THE CIA’S MOP-UP MAN: L.A. TIMES REPORTER CLEARED STORIES WITH AGENCY BEFORE PUBLICATION

Ken Silverstein

September 4 2014, 6:22 p.m.

根据 The Intercept 获得的文件，洛杉矶时报国家安全著名记者在发稿前定期向 CIA 提交预报道的文章草稿和详细摘要。CIA 公共事务官员与记者 Ken Dilanian 之间的电子邮件往来显示，他们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明确承诺“积极的”新闻报道，有时甚至将整个新闻办公室的草稿在出版前进行审查。

至少有一次，中情局的反应导致了最终在“泰晤士报”上发表的这个报道被高度修改。要求审查的邮件写道：“我正在研究一个关于国会监督无人机攻击的报道，这可以为你们（CIA）提供一个很好的机会”……然后他发送了一份完整的未发表报告的草稿说：“这看起来更好吗？”

by The Intercept

Dilanian 的电子邮件被收录在中情局为响应两项 FOIA 要求记录该机构与记者互动而上交的数百页文件中。其中还包括与美联社、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的通信邮件，这些文件还显示该机构定期邀请记者到其位于弗吉尼亚州的总部进行简报会和其他活动……

曾向 CIA 发送草稿接受审查的记者包括华盛顿邮报的 David Ignatius，纽约时报的前监察员，NPR 和华盛顿邮报，以及 Fox News 的 Brett Baier，Juan Williams 和 Catherine Herridge。

去年5月，Dilanian 离开时报加入了美联社，和中央情报局对话的电子邮件仅涵盖了他在时报任职期间的几个月。邮件表明，2012 年 6 月，在 26 位国会议员写信给奥巴马表示他们对该无人机计划“深为关切”后不久，Dilanian 向 CIA 询问关于他为政府提供了一个“好机会”的报道。

立法者的回信是在一连串无人机袭击之后发出的，据报道，这些袭击造成了数十名平民丧生。暗示国会没有对该计划进行有意义的监督。但是 Dilanian 写道，“我信任的人可不是这么说的”。然后他补充道：

我认为，这样的报道不仅会让公众放心，而且它也是一个探索错误信息的机会，有时会从当地媒体报道中发现的关于空袭的错误信息。你说三人被杀而不是十五人是一回事，有两党的国会助手支持你是另一回事。如果你能帮助我实现这个目标，报道的部分内容将变成：引用国会官员的话说，我们非常小心地避免了附带损害，并且广泛的平民伤亡报告根本就是错误的。

当然，记者经常通过打算放大官方观点这类虚假的暗示来讨好政府消息来源（和其他人）。但电子邮件显示 Dilanian 所表达的真的就是本意。

在接下来的两周内，他发送了额外的电子邮件，要求该机构提供协助和信息。在其中一篇文章中，他提出新美国基金会的一份报告称“无人机袭击造成许多平民死亡” 这是被夸大了，并写道该报告 “完全错误，对吧？”

一些早期新闻账户报道称，2012 年6月4日，十几人死亡，无人机袭击造成巴基斯坦基地组织领导人 Abu Yahya al-Libi 死亡。但在 6 月 20 日发给中央情报局的电子邮件中，Dilanian 在他的报道草稿中摘出了一句话，“称只造成 al-Libi 一个人死亡。 “这回满意了吗？”他问中情局新闻官。

by The Intercept

6 月 25 日，“纽约时报”发表了 Dilanian 的那篇报道，描述了国会对无人机计划的‘彻底审查“，并表示国会可以观看高质量的袭击视频，并查看用于证明每次攻击的情报。显而易见，CIA 并没有反驳 Dilanian 对“只有 al-Libi 一人死亡”的描述。Dilanian 的报道说，中央情报局向国会监督员提供的视频“显示 al-Libi 独自被杀。”

该报道随后就被揭穿了。 2013年10月，国际特赦组织根据目击者和幸存者的声明发表了一份报告，指出第一次针对 al-Libi 的导弹袭击造成 5人死亡，4人受伤。Al-Libi 甚至不在上述这些受害者之中; 当援助组织抵达现场协助遇难者时，al-Libi 和另外15人在后续的袭击中死亡。

一些被杀害的人很可能是基地组织成员，但其中有六人是当地部落成员，大赦国际认为他们只是救援人员。另一份同时发表的实地报道（是由调查新闻局发布的），也指出了对无人机袭击平民和救援人员的后续行动 — 构成战争罪的袭击事件。

Dilanian 做过一些有力的工作，有时对中央情报局来说非常重要。例如，2012 年 7 月，他撰写了一篇关于该机构性骚扰事件的文章，激怒了新闻办公室。Dilanian 在回复发言人发来的电子邮件时表示，对于他的报道的抱怨“特别令人惊讶，因为中央情报局将这些投诉的细节隐藏在背后的保密墙里。”

但这些电子邮件揭示了他与该机构非常高的合作关系。 “我期待着与您合作，Ken，”这是一个新聘用的 CIA 新闻宣传员给 Dilanian 写的电子邮件，日期 2012 年3月1日。

“万岁！很高兴有你们“，Dilanian 在回复中写道。

2012 年 3 月 14 日，Dilanian 向新闻办公室发送了一封电子邮件，内容与卫报的报道有关，Bashar Al-Assad 的妻子一直在亚马逊购买火锅，而叙利亚示威者被枪杀。 “如果这是你们干的，干的很好，”他写道， “如果它是真的，甚至更好。”

这封电子邮件还显示，Dilanian 在发布报道之前与 CIA 分享了他的草稿，并邀请该机构进行修正。2012 年 4 月 27 日星期五，他向新闻办公室发送了他和同事 David Cloud 正在准备的新闻报道的草稿。邮件的主题是“这就是我们即将要做的东西”，并问如果“你们想要驳回其中哪些细节的话”。

by The Intercept

看起来该机构确实驳回了。 2012年5月2日，他通过电子邮件向中央情报局发布了一个新的开场白，主题是“这次看起来更好了吗？”

这篇文章在 5 月 16 日被发表，虽然与早期版本有相似之处，但已经明显不同了。

这里是 Dilanian 的电子邮件里显示的原始报道草稿中的开头文字：

美国官员和熟悉这一秘密行动的其他人士说，中央情报局官员、私人承包商和特种作战部队已被插入也门南部，与当地部落合作收集美国无人机对武装分子袭击事件的情报。

这里是最终被发布的版本：

美国在也门的秘密战争升级，美国和也门的官员说，由于政府军正在打击基地组织激进分子和其他反叛分子在南部的活动，所以美军一支小队正在为也门空袭提供目标数据。

在另一个案例中，Dilanian 于 2012 年5月4日向 CIA 新闻办公室发送了一份报道的草稿，该报道称美国情报部门认为塔利班在阿富汗日益强大。他在邮件中写道：”伙计们，如果没人想要权衡，我就要提交这份报告了。“

2012 年 5 月 7 日，Dilanian 的现任雇主爆出了一个关于中情局秘密行动的报道，该行动“阻止了基地组织在也门的一个雄心勃勃的阴谋，该阴谋是摧毁一架飞往美国的客机”。第二天，Dilanian 向中央情报局提交了一份计划发布的稿件的详细摘要，该摘要是跟进美联社的报道（并且提出了质疑）。

他在邮件中写道：“这就是我们正在计划报告的内容，我想确保你不会反驳任何细节”。

不止新闻审查，这里还有电影审查。Dilanian 还与中央情报局在 2012 年 5月 的一次报道中紧密合作，尽量减少了该机构与导演 Kathryn Bigelow 和编剧 Mark Boal 关于暗杀奥萨马本拉登的电影《Zero Dark Thirty》的合作。共和党人一直批评奥巴马政府向 Boal 和 Bigelow 透露关于该行动中的“机密”细节，同时阻止这些信息向公众开放。

“我的观点是……这是与电影制作人合作的常规努力，以及中央情报局15年来一直在做的事，”Dilanian 在寄给该机构新闻办公室负责人 Cynthia Rapp 的电子邮件中写道，“我认为这是一个符合你的兴趣的故事情节，你可以提供有关为寻求这些故事的娱乐界人士提供指导的常规信息 — 包括民主党人！- 它应该表明这个最新情节不是一个丑闻。“

Dilanian 的声调几乎奏效了。他后来的报道中包括中央情报局发言人 Todd Ebitz 的评论记录。一年后，根据“信息自由法”获得的中央情报局内部文件显示，该机构的公共事务办公室 — 就是一直跟 Dilanian 合作的那个部门 — 曾要求并接受了电影《Zero Dark Thirty》剧本的更改，以更为有利的方式描绘 CIA。

The Intercept 获得的评论中，Dilanian 说：美联社不允许他在稿件发布前向中央情报局发送报道草稿，他表示这不是个好主意。“我不能这样做，现在我不会这样做”，他说，“但是对结果没有重大影响。我应该是一直在阅读他们的东西，而不是给他们”。

Dilanian 说，他不确定洛杉矶时报的规定是否允许记者在发布之前将草稿拿去接受审查。实际上时报的伦理准则上明确禁止这种做法：“我们不会在出版前在新闻室外传播印刷或电子副本。如果您想要阅读报价单或选定的段落以确保准确性，请在这样做之前咨询编辑……“。

时报副局长兼国家安全编辑 Bob Drogin 说，他不知道 Dilanian 向中央情报局发送了报道的草稿，并且不会允许他这样做。他说：“Ken 是一个勤奋的记者，有责任为你的报道征求意见和回应。但分享报道草稿的做法并不合适……”

美联社发言人 Paul Colford 告诉 The Intercept，该新闻组织 “满意的是，Ken 加入美联社之前与 CIA 进行的任何出版前交流都是为了追求他在报道情报事宜上的‘准确性’，”并补充说 “我们不会与政府机构就材料的措辞进行协调。”

Dilanian 的电子邮件被纳入 FOIA 的一项请求，寻求 2012 年3月至7月间中央情报局和10位国家安全记者之间的沟通，这些记者和作家包括：Dilanian, Adam Goldman（原在美联社，现在在华盛顿邮报）Matt Apuzzo（原在美联社，现在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的 Brian Bennett，华尔街日报的 Siobhan Gorman，纽约时报的 Scott Shane 还有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 David Ignatius。这些通信都被公开了。

不可能准确知道中央情报局对记者的询问是如何回应的，因为公开的电子邮件只显示对话的一方。但显然，中情局修改了几乎所有回复，除了在记录中明确提出的微薄评论之外，引用 1949 年的 CIA 法案，该法令豁免该机构不得不披露的 ”情报来源和方法“ 或 “机构雇用的组织，职能，姓名，职位，薪水或人员数量。” 来自中央情报局新闻处理员的非正式记录或背景电子邮件的内容显然不公开姓名、头衔或薪水（无论如何都可以轻易地进行编辑）; 他们可能会披露资料来源和方法，具体取决于您是否将操纵美国记者的行为视为“情报手段”。

by The Intercept

这些电子邮件还显示，中情局要求邮报的 Ignatius 在 2012 年 5 月的非正式会议上发言，题为“伊斯兰政治的未来：挑战、选择和不确定性”，为美国政府情报分析师和决策者做演讲。新闻办公室的一封电子邮件中扩展了邀请，该新闻办公室表示，会议组织者“希望借鉴你在阿拉伯之春期间的领域经验、报道和关于广泛联系网络的见解，分享记者如何感受到正在形成的主要政治、社会或宗教变革“。

Ignatius 回答说他会“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够参会”，但不幸的是，会议时间正赶上他在欧洲旅行。CIA 随后提出“在未来的某个时候与我们的人一起建立一个更小的圆桌会议。”

“小圆桌会很棒”， Ignatius 回复说。

Ignatius 告诉 The Intercept，圆桌会议从未发生过。但他证实，自 2005 年以来他曾两度与中情局交谈过。“我跟他们谈过记者如何收集信息，”他说，“这意味着作为一种告诫和警惕，需要把事情做好，不要屈服于政治压力，并要有系统来纠正错误。”

Ignatius 在与中央情报局交谈之前，他已经得到了编辑的批准，并且没有发现与该机构发生任何冲突或问题。“我们的新闻专业和情报业务之间存在非常尖锐的界限，不应该跨越，”他说，“我跟他们谈了我作为一名编辑所学到的东西，以及让它保持正确的重要性。我没有与他们分享任何[敏感]信息。”

另一项应 “信息自由法” 要求而发布的记录是，寻找有关受邀向中央情报局雇员发言或汇报的记者的信息，显示几名福克斯新闻记者受邀访问了该机构。

福克斯新闻的 Bret Baier 在2008年（当时有报道）以及当时的 NPR、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的监察员（分别是 Jeffrey Dvorkin，Michael Getler 和 Daniel Okrent）发表了关于慈善事业的重要演讲，一起出现在 CIA 小组上。

事件描述写道，新闻业“分享与情报分析师一样的任务 — 以毫无偏见的方式呈现信息并挑战盛行的意见。” 监察员在请帖上说，这可以帮助中央情报局“了解记者如何处理我们一些共同的专业和道德难题。”（从文件中可以看出，监察专员举行活动的时间应该在 2009 年或之前。）

2007年，当时在 NPR 的 Juan Williams，还发表了由该机构的多元化计划和项目办公室赞助的“小范围使用”的演讲。Williams 在演讲中称赞中央情报局人员是“最优秀和最聪明的”，并表示美国人钦佩该机构，并相信它“引导国家的未来”。

Williams 还谈到了 Nelson Mandela，说他是“体制外领导人”的典范。这里有一定的讽刺意味 — 中情局在曼德拉于 ​​1962 年被南非种族隔离政权逮捕一事上发挥了关键作用，导致他入狱 28 年 — Williams 没有意识到这点，或只是选择了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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