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纳德希特勒最近残忍无耻的把拉美难民的孩子与父母强行分离，把孩子关进铁笼里，这一暴行最近终于在抗议下被终结了，然而，有些人说，美国政府有权拒绝这些难民，而我要说的是，美国政府无权拒绝这些难民，因为拉美难民是美国政府一手制造的！
什么？你不信？那不妨看看你亲爱的美国灯塔做了什么吧。
首先看看联合果品公司的暴行吧：
由於中美洲國家氣候潮濕炎熱，非常適合香蕉和其他熱帶作物生長，加上當地勞動力便宜、土地價格低廉等等，引來聯合水果公司和其他跨國水果公司一同在這片土地上開墾荒田、種植香蕉，並雇用大量貧困的當地人作廉價勞動力。根據《香蕉戰爭》一書，20世紀初起，聯合水果公司便快速地在整個拉丁美洲獲得約300萬英畝的種植地，然而在一年當中，有絕大部分的土地並未被妥善利用，因為這些大公司需要每10至20年間轉移種植耕地，來預防害蟲並維持土地養分。由於從種植到販售香蕉的過程利潤非常驚人，在賺足資金之後，聯合水果公司便開始擴張它的事業版圖，以獲得的利潤不斷增購土地、修築鐵路和港口提升香蕉運輸的效率，接二連三控制中美洲很多國家的貨運業、郵政業和金融業。最終，美國聯合水果公司在拉丁美洲所擁有的土地和投資，令其到達前所未有的暴利與跨國公司規模，在全美香蕉市佔率更高達一半。
然而，在資本家眼中經濟體永遠不夠大，市場上出現更多競爭對手後，他們也汲取規模更高的壟斷利潤。要獲得中南美洲土地的壟斷權，必須同時也從政治層面下手。於是有美國政府做為後盾，操作中美洲國家的政局變換；這些國家的政府也礙於對美國經濟過度高的依賴性，逐漸成為美國政府與資方聯手的傀儡。
20世紀50年代的瓜地馬拉，在聯合水果公司的貿易活動下，瓜地馬拉的農民不僅失去很多土地，該國的自然經濟生態也被嚴重破壞，只剩下了由美國牢牢掌控的水果種植業這條生路。這些國家的老百姓在內被貪腐獨裁的政府暴政統治、在外受到聯合水果公司的瘋狂掠奪，生活在雙重壓迫下困苦不堪。
在美國的影響下，中美洲地區一直以水果和經濟作物種植為主的單一經濟結構，至今仍未改變；因此在國際政治中，這樣的國家被稱做「香蕉共和國」。美國政治家們對水果商創造出的「香蕉共和國」是樂見其成的，因為這代表美國又在海外多了一個經濟佔領地。很快地，洪都拉斯、薩爾瓦多、瓜地馬拉、哥斯大黎加等中美洲國家都相繼淪為被美國插滿了粗大管子的香蕉共和國。在歐‧亨利（O. Henry）的小說《白菜與國王》中，作者就曾影射了被美國控制下的洪都拉斯。
到了二十世紀的中期，中南美洲在過度仰賴生產香蕉的單一農作經濟模式下，讓這些跨國企業的政治勢力大抵滲透，其中最惡名昭彰的莫過於聯合水果公司，更是不斷插手國際事務。1954年瓜地馬拉第一位民選出左傾總統科沃‧阿本斯‧古斯曼（Jacobo Árbenz）頒布土地改革法，希望透過私有土地收歸國有，還給本國農民自力生存的機會。
此舉雖說是溫和改革，卻惹毛當時大地主聯合水果公司，透過他們的大股東，同時也是美國國務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向美國政府揭發，指控古斯曼有共產主義傾向。美國中情局在同年以「Operation PBSUCCESS」為行動代號，扶植右翼獨裁軍卡洛司上校（Castillo Armas）發動政變，推翻民選的阿本斯政府，並讓瓜地馬拉地馬拉陷入長達36年的內戰。期間統治者數度更替，但都不改其軍事獨裁性質，一味接受美國政府的政治支持。1982年的總統里奧斯（Efraín Ríos Montt）將軍更藉掃蕩反政府遊擊隊為名，發動掠殺超過600個馬雅原住民部落的焦土作戰，內戰累計下來共造成至少20多萬人喪亡，其中也波及到無辜的原住民與農民之死傷與流亡。
進到21世紀後，更名為金吉達的聯合水果公司，試圖重新出發。然而，他們近期正因出資援助非法武裝隊殺害約4000多名哥倫比亞人，面臨一場由被害者家屬聯合提出的訴訟法案。根據《紐約郵報》的報導：金吉達已經於2007年承認，曾於過去七年間陸續支付共170萬美元給右翼恐怖份子哥倫比亞聯合自衛軍（The United Self-Defense Forces of Colombia，英文簡稱AUC），並為此支付了2500萬美元罰款。站出來代表這些受害家庭提起訴訟的人權律師之一保羅‧沃爾夫（Paul Wolf）在《愛爾蘭郵報》訪問中指出：「這筆罰款在金吉達眼裡，不過是銷售香蕉的一筆必要投資罷了。」他也補充到，其中這支付給AUC的170萬美元不單純只是用來保護香蕉農作地，更涵括金吉達非法輸運武器的中介費用等等。
关于阿本斯被美国政府推翻导致危地马拉彻底被毁灭的历史，我博客之前有介绍过：被美国推翻的民选政府，支持极权独裁的“民主灯塔”
然后再看看民主灯塔在萨尔瓦多的暴行：
薩國630萬人口中，混血最多約87%，白人佔12%，原住民不到1%，鄰國瓜地馬拉則有超過50%的的瑪雅人口。原因是1932年抗暴結束後，薩國政府實行獨裁統治，以鐵腕壓制原住民。原住民為免遭迫害，放棄自己服裝語言及習俗，加速同化的結果。1960和1970年代，貧富不均再度引起社會動盪。農民在天主教士和共產黨的支持下，組織起來向地主爭取權益，政府和地主掛鉤，派軍鎮壓。美蘇兩國介入薩國衝突，蘇俄支持以農民為主的解放陣線(FMLN)，美國支持政府軍。內戰最激烈時期，美國金援達到每天120萬美元。政府成立並授權“死亡衛隊”，可以射殺任何反對人士。1980年，政府軍涉嫌姦殺四個修女，及槍殺講道中的大主教Oscar Romero（安葬於天主教堂中，見下圖），引起全世界震驚。1980-1992年內戰期間，超過1%人口，約7萬多無辜平民死亡，受害的家庭不計其數。
美国政府在萨尔瓦多内战中支持右翼独裁政权屠杀萨尔瓦多人民，这段历史在《pirates and emperors,old and new（海盗与君主）》中有详细叙述。
美国政府可不仅仅是直接干涉拉美各国内政，还用新自由主义残害拉美人民！而新自由主义是谁创造的？是美国的芝加哥学派一手创造的，同时唐纳德希特勒的脑残粉们基本上也都是芝加哥哈巴狗们的粉丝：聊聊芝加哥学派和他们的信徒们的无耻以及新自由主义的阴谋（更新）
接著觀察NAFTA是否改善勞工薪資所得，1994-2006年間墨西哥製造業的勞工生產力提升百分之69.6，但勞工所得生活水準並未見明顯改善，尤其1994年年底金融風暴披索貶值的影響，一直到2000年勞工所得才回升到加入NAFTA之前的水準。1994-2002年墨西哥全國平均工資下降了百分之36。美國國會的研究調查報告（Villarreal, 2010: 9）顯示，2002-2009年間墨西哥平均薪資呈現下降的趨勢，除了2001年出現百分之1.9、2006年出現百分之2.3的成長，其他年份都是負成長，2009年時甚至高到負百分之5。
墨西哥勞動市場就業和薪資的總體狀況惡化導致墨西哥人口流向美
國。墨西哥不能滿足人民就業和收入需求導致人口外流，美國則因給付薪
資相對較高，因而吸引移民，但即使是近年來美國經濟陷入衰退、失業率
上升，墨西哥對美移民浪潮仍在，表明對美移民的模式中，墨西哥國內的
推力作用較大（中歐農技中心，2003）。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91調查示，2003-10年每年移民人數皆維持在千分之五，以墨西哥總人口數1億800萬估算，墨西哥每年約「出口」54萬人到美國；依照2007年的非正式估算，每年約有45萬墨西哥人「偷渡」到美國謀生（徐世澄，2007）
所以说，墨西哥的“非法”移民是美国出口的新自由主义一手制造出的！
2000年1月，成千上万名玻利维亚民众涌上街头，抗议政府将科恰邦巴（Cochabamba）市的水资源私有化。与以往的社会运动相比，这场“水权运动”具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抗议者不是来自某个单一的社会群体（如工人、农民、中产阶级），而是由不同阶级、不同种族的民众组成的联合阵线。他（她）们跨越了不同群体间的社会区隔，组成了“饮水与生命联盟”，采取了占领广场、封锁道路、全市大罢工等集体行动，共同反对跨国公司垄断科恰邦巴的水资源，要求政府保障民众的用水权。
无独有偶，墨西哥也经历了因生活必需品被过度市场化而激发的社会抗争。随着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实行，墨西哥的玉米价格越来越受到国际市场波动的影响。2006年底，玉米价格大幅度上升激发了民众的普遍不满，一场“玉米抗争”应运而生。与玻利维亚的水权运动相似，这场玉米抗争也促进了民众间形成超越城乡壁垒、阶层隔阂的团结行动：不仅工会团体和农民组织采取了联合行动，甚至一些以前没有被组织起来的民众，如家庭主妇、家政工人、商人等也加入了这场行动。2007年1月，农民开着拖拉机、工人和城市居民从各地乘坐巴士纷纷来到墨西哥城的中心广场举行集会。迫于民众压力，墨西哥政府快速做出反应，采取措施调整玉米价格。
科恰班巴是玻利维亚的第三大城市。由于地处高原、水资源稀少，基层民众一直面临用水困难的问题。1997年，陷入财政困境的玻利维亚政府为了获得世界银行的贷款，只好接受世界银行的要求，将科恰班巴市的水务私有化，引入跨国公司Aguas del Tunari。该公司在接管科恰班巴的水务系统后，立刻将自来水的价格提高30%-50%，有的地区水价甚至上涨100%。（备注：这就是帝国主义的门户开放政策啊，呵呵。）
但是，墨西哥的玉米文化也受到新自由主义市场化的侵袭。1992年，墨西哥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使得该国玉米价格日益受到国际价格的影响，出现大幅波动。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通过高额农业补贴压低玉米价格并向墨西哥倾销玉米，导致墨西哥的玉米价格一度大幅下跌，大量墨西哥小农破产、甚至自杀。相反，在2006年底，由于芝加哥期货交易所上玉米价格大幅上涨，墨西哥国内玉米饼的价格也相应快速攀升。在短短几周时间内，一些地区的玉米饼价格从每公斤约7比索上涨到15比索。玉米饼价格暴涨增加了墨西哥居民的生活负担，也引发了社会团体的快速回应。城市的工会团体和农村的农民组织率先组成同盟，共同反对玉米饼价格上涨，要求政府进行干预。随后消费者组织、主要政党、家庭主妇、商人等也纷纷加入抗争群体。
水权运动和玉米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市场改革在不断加深生活必需品商品化的程度。盲目的市场化进程不仅会威胁民众的日常生活，特别是底层群体的基本生活，而且会损害民众文化传统、地方习俗和国家认同，对社会有机体造成伤害。
福克斯的說法是，商人沒有像政客那樣腐敗，因為他們生意的財富是他們自己工作的結果。其實，這是詭譎的，因為俗話說，“私產即盜竊。” 然而，國家行動黨（PAN）聲稱自己不是竊盜，不像政客革命制度黨（PRI）。當然，我們認為，階級剝削也是竊盜。
但一旦國家行動黨（PAN）掌權，像革命制度黨（PRI）一樣，他們也成為粗俗的盜賊。 一個例子是瑪塔·薩阿貢（Marta Sahagún）[福克斯總統任期時的墨西哥第一夫人，據說，她用自己的影響力來幫助其兒子的公司獲得墨西哥國家石油公司的大合同]的兒子。 另一例是葉真理[中國商人牽連到2007年墨西哥的販毒醜聞]，在他的客廳裡發現有巨量的現金，他同卡爾德龍（Calderón）政府的勞工秘書哈威爾·洛薩諾·阿拉爾孔（Javier Lozano Alarcón）來往。
洛薩諾·阿拉爾孔還負責破壞國家電力公司“光電中心”（Luz y Fuerza del Centro） [由卡爾德龍政府在2009年拆除，它的工人，在中小企業組織（SME）的組織下，繼續奮鬥，以期恢復他們的工作]。 他基本上成了墨西哥工人階級的頭號公敵。 他的情況清楚說明了政治階級—黨和政府—與有組織犯罪之間的共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