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终于宣布“洋垃圾禁令”,这究竟是谁迟来的救赎?

08月07日 07:40:56

大家对“洋垃圾”并不陌生,其实还可能接触过,只是受其害而不知情。比如,以往会看到一些所谓“外贸尾单”的服装店,其中有些店就是挂羊头卖狗肉,非法出售通过走私等方式进口的废旧服装。

 

说起来,“洋垃圾”进入中国已有数十年历史,几乎是伴着改革开放而产生的问题。除了废旧服装,电子垃圾更是一度泛滥成灾,对周边环境和人体健康产生巨大伤害。

 

 

7月18日,中国环保部向世界贸易组织(WTO)提交文件,要求紧急调整进口固体废物清单,拟于2017年底前,禁止进口4类24种固体废物,包括生活来源废塑料、钒渣、未经分拣的废纸和废纺织原料等高污染固体废物。

 

中国环保部在送交WTO的文件中指出,“发现大量的高污染垃圾与危险性废物,混合在可回收的固体垃圾中,这严重污染了中国的环境。为保护中国的环境和人民群众的健康,我们要紧急调整进口固体废物清单,禁止高污染固体废物的进口。”

 

7月20日,环保部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确认了禁止废弃塑料、未经分解的废纸等24类“洋垃圾”进口的消息。这一消息再将洋垃圾推上了风口浪尖。

 

洋垃圾之毒

 

洋垃圾是未经国家许可,通过倒卖许可证、伪报瞒报、走私夹带等违法行为擅自进口的垃圾,数量无法统计,保守估算约为国家许可配额的几十倍。

 

洋垃圾的获取成本很低,通过简单工艺处理后就能高价销售,获得高额利润,是不法人员的“蜜糖”;但洋垃圾处理过程中会对当地的大气、水和土壤造成严重污染,是破坏当地生态环境、危害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砒霜”。

 

在一部耗时三年完成的关于垃圾处理的纪录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未经处理的塑料垃圾进入中国,散布在从北到南的30多个大小乡镇,最终在一个又一个小作坊里,由几乎没有任何防护的工人用手完成了粗糙的分拣。

 

接下来,清洗塑料垃圾的污水直接排入河流,无法再生利用的废弃垃圾在农田边焚烧,黑色的浓烟充满着刺鼻的气味。这些村庄里,地下水已经无法饮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罹患癌症。

 

这是一个关于垃圾的残酷真相,更是一个关于贫穷、人性、逐利、价值观的故事。

 

 

源源不断的集装箱货车,拉着满满的垃圾进入村庄。留守农村的妇女和老人,还有那些来自更贫穷地区的打工青年,在乱糟糟的作坊里用手分拣着塑料垃圾。这些垃圾的“原产地”,多是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

 

在镜头里,很多生活塑料垃圾里面掺杂着不明化学粉剂,灼伤了翻检者的双手。

 

甚至还有一个在垃圾堆旁玩耍的孩子,拿起一个还残留着不明液体的针管,毫无戒备地直接放进嘴里玩耍。

 

 

那些充斥着肮脏垃圾、浓烟、污染水的画面,那些依赖垃圾处理维系生存者的麻木与无奈,与重重笼罩都市的雾霾天气遥相呼应,让人产生一种几近环境末日的关联想象。

 

 

更令人心酸的是,这部片子只是中国垃圾处理产业的一个缩影。还有无数乡镇在上演相同的剧情:

 

作为世界第二大电子垃圾生产国,中国每年产生超过100万吨电子垃圾;作为世界最大的电子垃圾进口国,中国每年接纳全世界70%的电子垃圾。

 

在中国,人们利用电子垃圾获利后,便将垃圾扔给了脚下的土地和河流。有报告显示,一台电脑显示器所含的毒素,足以污染80吨水,这是一个人一生所需饮用的水。

 

 

在西方发达国家,因为有安全条例的严格监管,电子垃圾处理的费用很高。因此,许多国家便将电子垃圾出口到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

 

电子垃圾交易最开始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兴起,并使当地农民迅速致富。以广东贵屿为例,全镇15万人,有12万人从事电子垃圾行业,每年处理电子垃圾数百万吨,交易额达7500万美元。经过十几年垃圾拆解业的发展,贵屿早已成为一个富庶的小镇。

 

然而贵屿的富裕是以环境恶化为代价换取的。

 

据2010年公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那里6岁以下的乡村儿童有81.8%都患有铅中毒病症,而其源头很可能是电路板碎裂所产生的铅灰,或是熔化铅焊料以提取黄金、铜及其他贵金属和半贵金属所带来的污染。电路板上的黄金需要使用高腐蚀酸来加以分离;而在高腐蚀酸用完后,经常都会被倒入河流及其他开阔水域。

 

 

由于大量倾倒电子垃圾拆解后的各种废件,贵屿绝大部分的地表水和浅层地下水的铅含量超出欧盟安全标准两倍,已经不能饮用,居民的生活用水需要通过购买。因此,很长一段时间里,街上穿梭的卖水车成为贵屿一景。

 

在谈到当地的环境问题时,大多数贵屿人选择了沉默或回避。不过在谈到子女的前途时,他们的态度都明朗起来:希望孩子好好读书,考上大学后离开贵屿这个饱受污染的地方。

 

产业链上,最低端却最必要的一环上,以生存的名义忍受脏臭乃至环境被破坏的人们,对理想生活的大胆奢望,其实极其卑微。

 

洋垃圾从哪儿来——垃圾输出国

 

满载上千吨固体废物的邮轮,从某国码头起航,驶抵公海与人接头交易,再靠岸时已在我国口岸,通过伪报、瞒报、夹藏等方式躲避海关监管,或者直接“绕关”,即绕过海关私入国境。过去几十年,在暴利的诱惑下,这样的场景在洋垃圾走私者和我国海关之间反复上演。

 

与此同时,存在于中国几十个乡镇的塑料垃圾、电子垃圾回收产业伴生的污染问题,似乎没人愿意来管。

 

垃圾,切实地影响着那么多的乡村和人们的健康,而所有人选择视而不见,以生存的名义。

 

选择不看的,还有那些垃圾输出国。

 

垃圾从世界各国而来,在中国获得重生,被制造其他产品,又重新回到发达国家乃至全世界的生活中。

 

没人在意,垃圾如何重生?又留下了什么。

 

所有进入中国的塑料垃圾,并没有完成必要的分拣和清洗,这就意味着这些分拣和清洗的程序都要在中国进行。而中国对伴生污染的处理能力并不达标。

 

中国因为环境问题在国际社会上饱受争议,但国际大家庭其实也在其中扮演了并不光彩的角色,这其中就包括向中国输出垃圾废料。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废旧塑料进口国,而这些废旧塑料的来源几乎囊括了世界上所有的发达国家。

 

一组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数据显示,从2000年到2011年的11年间,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垃圾废品交易额从最初的7.4亿美元飙升到115.4亿美元。

 

澳大利亚也不例外!

 

 

澳大利亚物产丰富,经济相对发达,购买力强,但塑料工业稍显偏弱,80%的塑料制品依靠进口,对于我国的塑料机械制造商和塑料制品生产企业来说,无疑存在大量潜在的市场。

 

从下图就可以看出澳洲这些年对中国出口塑料,从中国进口塑料的数量都是高居榜首。不难推测澳洲已经把中国作为一个塑料垃圾处理站-将塑料垃圾运往中国,再将中国处理好的塑料玩具、塑料家居用品、塑料餐具进口回来。

 

 

澳大利亚本地产生的电子垃圾更是很大一部分都经由香港中转到了中国大陆。

 

直至近段时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禁止洋垃圾入境推进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改革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要求全面禁止洋垃圾入境,完善进口固体废物管理制度。事情开始有了转机。

 

“垃圾进口禁令”真的能改变现状?

 

“我们这样落后的垃圾处理能力,为什么还要进口洋垃圾?”看到这里很多读者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但其实了解国内垃圾处理现状后,就会再不解愤懑地提出这样的问题。

 

答案其实显而易见,这一切的动力不过就是“利益驱动”。

 

过去,一些国家的生活垃圾是需要花钱向外转移的。后来,这种垃圾慢慢有了市场,不用付钱也可以转移出去。现在,一切都颠倒了,生活垃圾竟然成为可以出售的商品。正是中国的进口抬高了世界垃圾的价格。

 

公众在习惯于“洋垃圾”这个说法的同时,却忽视了对固体废物的关注。事实上,固体废物并不等同于洋垃圾,它们中很大一部分仍具有再利用价值。

 

在过去特定发展阶段,有一部分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在弥补国内资源短缺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

 

比如说造纸,我国经济发展中纸和纸板的消费量猛增,从而导致纸浆生产和消耗量快速增长,但我国的森林资源相对匮乏。而进口废纸质量好,大多是木浆,经过循环利用,能制成较好的纸张。

 

此外,进口废塑料等,也能一定程度上减轻我国对石油进口的依赖。

 

很多化工制品企业存在“舍近求远”的做法:进口废塑料一吨约为1400元,而购买国内的废塑料一吨却要5000元。专家解释,“主要还是因为国内的固体废物分类不到家,品质得不到保证”。

 

目前我国尚未建立完善的垃圾回收体系,废物回收主要靠小商小贩完成,居民垃圾分类意识还未普及,导致国内固体废物中往往是生活垃圾、废纸塑料、石头沙子甚至医疗垃圾掺杂一起,回收利用既费时又费力。

 

于是,现实令人尴尬:一边是屡禁不止的洋垃圾,一边是国内不断产生的“土垃圾”。

 

由此可见,要想真正改变中国垃圾围城的现状,除了“禁令”还有尽快提高自身垃圾处理水平,同时加强对民众垃圾分类的教育。

 

另外,还有一个不得不面对的真相:以环境友好为前提的垃圾回收,都是负增值产业,也就是俗称的“赔钱的生意”。如果环保型回收1吨废旧生活塑料能够产生100元经济效益,需要付出的成本,至少也要101元。

 

否则,便无法解释在被世界公认垃圾分拣回收做得最好的日本,为什么要对企业回收垃圾提供政府补贴,更解释不通为什么纪录片里依然会出现在中国的日本垃圾。

 

事实上,一些塑料垃圾处理企业一直在吁请来自国家层面的政策支持。如果没有国家足够的政策支持,企业根本不能支撑下去。

 

另外,最终无法回收的垃圾如何处置,依然是一个隐患重重的大难题。1吨塑料垃圾的回收率,即便在运气好的时候最多也只有85%,这就意味着至少要有150公斤废弃物毫无任何用处。对于这些纯粹的垃圾,最普遍的做法依然是填埋或者焚烧。很多垃圾就在田间露天燃烧,黑色烟尘弥漫。

 

而填埋呢?科学研究已经证明,垃圾填埋对土地和地下水的污染破坏,影响时间长达上百年。

 

 

在纪录片中:两位处理垃圾的年轻人也这样说,“身体应该是坏了,但不查身体了。死也没关系,没钱没办法啊。”

 

即便如此,每个人都在维护着这个产业。

 

对这些沿海的小镇来说,垃圾处理几乎是唯一的财路。

 

原价4000元/吨的塑料垃圾经过加工处理变成塑料颗粒,转手就能卖出8000元/吨的价格。

 

如果种庄稼,年收入就是固定的4000-5000元。但捡垃圾不一样,做的越多,赚的越多。处理1斤垃圾能挣1分钱,小镇很多居民的月收入至少也有2000元。

 

而电子垃圾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更是块“宝”。据苹果公司发布的《环境责任报告》显示,在2015财年,其回收了超过8900万磅(约4万吨)废旧手机、电脑,从中提炼出6136万磅(约2.8万吨)可回收利用的材料。其中不仅有1吨黄金,还有3吨银。

 

站在垃圾处理链条顶端的商人们,更能靠剥削村民年入200万。

 

贫穷,让这些人无法回头、也不敢回头。

 

 

仅2016年,中国进口洋垃圾逾 730万公吨,总值达37亿美元。如此庞大的数字背后,既是这些污染物对中国生态环境带来的破坏,也承载了这一产业链上不容小觑的就业人口。虽说经济发展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但生态治理不能影响民众的基本权益同样重要。

 

中国只有不断完善相关管理制度,结合产业链升级、就业转移来制定合理的禁止进口时间表,并且综合运用法律、经济、行政手段将相关部署落到实处,才能充满底气地跟洋垃圾彻底“分手”。

 

垃圾处理应该是全世界的责任

 

发达国家不愿看到环境被污染,导致本国垃圾不得不靠出口发展中国家;中国也在这次坚定地拒绝洋垃圾入境。但这样真的就可以保护自己的国家的环境和人民健康吗?

 

事实并非如此:

 

根据对海上塑料垃圾问题的首次科学评估,全球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达到令人震惊的800万吨,相当于全球每英尺海岸线都流入5只塞满塑料的食品袋。

 

这一由美国和澳大利亚联合开展的研究,是在美国科学促进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圣何塞年度会议上公布的。该报告根据来自192个国家的垃圾产出数据,经分析得出,2010年流入海洋的“不受管理的塑料垃圾”在480万吨到1270万吨之间,800万吨的数据是上述区间取中位数得出的估计结果。

 

塑料垃圾不但是海岸上及海面上影响观感的废弃污染物,对于海洋生物来说,它们正成为严重的生态问题。

 

对于从海龟到海豚在内的海洋生物,完整的塑料袋等大块塑料垃圾是一大威胁。它们可能会被这些塑料袋缠住或将其吞噬,从而导致致命后果。

 

此外,更不易被人察觉的是,这些塑料废品被分解成微小颗粒后,甚至会被微观层面的无脊椎生物吞噬。

 

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总量正在迅速增长,速度正在赶上全球的塑料生产量。

 

2025年,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将是2010年的两倍,差不多相当于每英尺海岸线上流入10袋塑料垃圾。到2025年,累计塑料垃圾流入量将是我们2010年估值的20倍,相当于全球每英尺海岸线上放100袋塑料垃圾。

 

据悉,澳大利亚已经决定将进一步禁止一次性高密度聚乙烯袋的使用。澳大利亚人每年消费大约数十亿的塑料袋,这些塑料垃圾严重影响了澳大利亚的海洋生物。

 

要想拯救海洋,防止海洋生物不会因人造塑料废品而导致窒息,必须投入巨额资金。

 

塑料污染非常容易从陆地传播至海洋,垃圾桶和垃圾堆中的塑料垃圾会通过雨水进入水路,从而最终流向大海,一旦进入海洋,特别是那些通过降解分解成的小碎片都很容易被动物吃掉,最终成为我们食物链中的一环。

 

结语

 

事实证明,发达国家以为已经摆脱掉的垃圾,总会以一种方式继续影响着周遭。

 

发达国家拥有相关的基础设施,能够处理绝大部分塑料垃圾,或将其回收利用。相比之下,较贫穷的国家则没有这种条件。总的说来,全球全部塑料垃圾中,约有3%会由于乱扔乱倒,最终流入海洋。

 

这其实就是问题所在,躲不开,也回避不掉。每个国家都想要跑得快、跑得长久,但要想真正把幸福的接力棒传给下一代,就必须要顾及沉重的事实。不要认为受危害的是别的国家,是旁人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环境脏了、人心毁了、倾巢之下便无完卵。

 

人们知道垃圾的危害,但很少有人认为自己可以做点什么。

 

穷人需要蜷缩在底层谋生,商人需要高居于顶层捞钱。而我们是不是只能打开一瓶可乐,撕开一包薯片,继续旁观?

 

当我们早上出门在熟悉的咖啡店拿到第一杯外带咖啡,然后到公司拿起塑料水杯接水,下班路过超市为晚餐购买食材用掉三四个塑料袋,晚上到家随手拆开各种塑料包装的零食,健身过后喝着塑料瓶装饮料,在倾倒垃圾的时候,图省事儿不做分类一股脑的扔进垃圾箱。

 

这些时刻,你会不会想到,已经是该做出改变的时候了。

 

环境,并非是我们从祖辈那里继承来可以随意处置的遗产,它是我们从子孙那里暂时借用的住所,我们只有代为守护的责任,而没有损毁破坏的权力。

http://www.afndaily.com/lifestyle/8403.html

中国冥路(上)—中国每年非常死亡480万(更新三版图文版)[1](转载资料)

进入21世纪以来,这不是第一份中国当代非正常死亡调查。在此之前,除了本文依据的资料来源(见下文),南京樊百华先生做过这类调查。我本缺少力量从事这类 折腰断命的工作,不料一篇手中迟迟不能脱稿的文字致我误入歧途。为了确证国族一些前尘记忆,我被迫进入中国墓地。好进难出,我没有先知带领,这也不是圣经 说的窄门。每一注释背后有太多的非命,他们打破我的戒律,断去数字后面我逃走的路径,不得以成了这则不文之件。姑且公布,与人分担。

中国冥路(上)—中国每年非常死亡480万(更新三版图文版)[1]

图1:流经宁夏石嘴山市的黄河与放羊老汉。这是一道符咒:自古象征国脉丶养育文明的黄河已无清源流到海洋。第N 代黄河放羊老汉与黄河的污水与毒气相守,痛苦万分。(卢广摄于2 0 0 6 年4 月2 3 日)

上篇

网 上资料显示中国每年非正常死亡的人数,最低估计是350 万,最高估计是800万。前者统计既不完全,也未标明出处,无法确证。后者几乎囊括了前者罗列的数字,给明了出处。我查了一下,除极个别是作者“估算” 外,大部分来自大陆各官方媒体的报导。致力于研究“中国问题”的中国北京理工大学经济系教授胡星斗认为:“中国人各种非正常死亡均占世界的70%以上”,而中国人口是世界人口的20%[2]。

  我的查证这一版更新为480.18万。下文可见这是一个相对保守的计算。排除连年上升的趋势,这个数字十年之后超过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饿死者,二十年之后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战死者,三十年之后两倍于历次政治运动整死者。大饥荒的保守估计是3500 万到4500 万。二次世界大战全世界29 个国家参加,死亡人数遍及57 个国家,最高估计7800 多万。自1949 年截至1979 年中国“改革开放”前,三十年间历次政治运动致死人数是6500万[3]。

中国冥路(上)—中国每年非常死亡480万(更新三版图文版)[1]

图 2:11 位欧州拉美学者合著的《共产主义黑皮书:罪恶丶恐怖丶镇压》一书揭露共产主义国家政治迫害的历史。中国死亡人数居首位。自1997 年底俄国革命80 周年纪念日在法国面世以来,出乎作者们意料成为畅销书。各种文字版本出售近百万册。海外仲维光丶胡平等多位学者评介丶引证,中国迄今未有中文版问世。

在提供具体数据前,必须说明的是下列各项:

第一,世界各国均有非正常死亡现象,本文计算的主要是中国特色的非正常死亡,其中少部分不排除与其他国家重叠的非正常死亡。

第二,本文非常死亡调查的原始基础,是大陆胡城昭个人博客上2005 年10 月4 日转贴的丶署名“作者:李忠民”的题为《中国每年非正常死亡人数统计》一文[4]和海外《博讯网》2009 年3 月14 日 转载的《中国每年正常死亡人数逾800 万》一文[5]所提供的数据。两篇文章,前者较为详实。各项具体数据则二者完全相同,海内外网上均有多家转载。

第三,本文数据的查证时间是2010 年1 月16 日丶17 日丶19 日丶21 日丶22 日丶24 日丶26 日丶28 日(第一版)以及2 月上半月(第二版修正版)。使用的网上搜索服务器是美国Google.com。

第四:本文重要数据丶资料和消息,无论海内海外丶中文英文,尽量追索原始出处。未查到原始出处的,则尽量依据中国官方或海外权威媒体的转载。举凡引证,全部以注释方式给明出处。

第五,本文数据计算的取舍原则(详见下文括号中的说明)大致是:1,资料数据出处确实的则取;2,重复计算的数据则舍;3,同属世界其他国家非正常死亡标 准,虽然有些死亡率大大超过国际水平,仍然不取(如酒精中毒丶刑事案件等);4, 情况复杂,暂无法确定是否符合中国特色则舍;5, 根据某确定指标推算的数据则舍;6,虽为几年前的预估,但现今查无确切统计数据的则舍;7, 各类自然灾难如雪灾丶地震等,突发性社会事件如各地抗议导致的镇压,以及公共卫生事件如萨斯丶流感等均未计算在内;8.仅依据经验事实推断而无完整统计的则舍;9,只有个别事件死亡统计而无全年整体平均统计的数据则舍。

第六,为确证丶分析下列数据和取舍标准,所浏览或涉猎的相关内容的中外网站,主要海内外中文网站数百种,除本文已经列出的直接引证之外,恕不一一列出。这些资料和数据,大都出自大陆官方各媒体网站,有些被删除的已转载转播。 有些则于撰文期间再度查阅时发现刚被删除。谷歌遭遇审查奋起抗议,同此期间,外电报导美国至少34 家政府丶企业丶法律部门丶公司近期遭到
中国境内网络骇客攻击,中国海外至少四家自由媒体同时遭到攻击,而对骇客习以为常的境内外异议人士的电脑正大批被骇丶电邮账户连续被篡改或偷窃,似乎中国开始了 一场大规模的“网络扫黄”战役。——他们想清除一切不利于皇朝统治的信息。这种情况下,本文引证来源可能随时遭到删除。
近20 年来,中国特色的非正常死亡原因,依次主要有下列几种:环境污染丶药物滥用丶生活绝望丶责任事故丶不安全驾驶。

https://blog.boxun.com/hero/201005/beiming/3_1.shtml

批驳新自由主义文章索引

我曾经和一个新自由主义者是朋友,但最终我因为无法接受新自由主义而和他决裂了。而在这段时间里,我和他进行了很多次辩论,查阅了很多资料,这些劳动最终转变为了我的这些原创的新自由主义文章。当然,其中也有转载的优秀文章。下面是我的原创的和转载的文章索引:

为什么说中国是新自由主义国家,兼批驳新自由主义(问答形式)

用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解释常见问题,兼驳斥新自由主义(问答形式)

《资本论》介绍与现代化解读——兼驳斥新自由主义

聊聊芝加哥学派和他们的信徒们的无耻以及新自由主义的阴谋(更新)

苏联和中国到底是什么?

推文合集3

书籍推荐:《休克主义:灾难资本主义的兴起》

彭明輝:經濟學界對經濟學的省思(转载)

书籍推荐:《精英与社会》

我看见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节选)

北欧各国部分阶级斗争事件列表

法西斯主义的劳工政策(转载)

《人民的英国史》节选

 

 

 

为什么说中国是新自由主义国家,兼批驳新自由主义(问答形式)

问:为什么你说中国是新自由主义国家?新自由主义是坚决反对社会主义的吧?

答:“新自由主义是坚决反对社会主义的”,没错,的确如此。但是中国可不是社会主义国家,1949年之后中国一秒钟都没有社会主义过。你看下这篇文章:苏联和中国到底是什么?,然后你就会明白了。

问:我看了,的确,说毛贼时代的中国是国家资本主义没什么问题,但坦克时代和之后的中国是新自由主义?的确,弗里得曼当了坦克的国师,也无视六四镇压鼓吹中国的“自由”和“繁荣”,但这还不足以说明中国就是新自由主义吧?中国政府能扭曲马克思的理论,同样也能扭曲新自由主义理论吧?

答:好问题。共匪政府当然能够为了他们的利益扭曲任何东西,但新自由主义本身并不是单纯的理论,而是理论和相应逻辑和相应价值观的结合体。而且要注意的是,新自由主义本身就偷换了不少概念,例如将自由偷换为自由竞争,将企业偷换为个人,将个人自由偷换为消费的自由。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看看,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逻辑和价值观到底是怎样的吧:

理论:新自由主义最主要的吹鼓手是芝加哥学派,而芝加哥学派(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是奥地利学派的继承者)的理论是:相信市場機制自由放任,反對任何形式的干預,反對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凱恩斯主義。奧地利學派認為「企業家精神」是發展經濟的主導力量,主張私人財產是為了有效運用資源所不可或缺的,並主張政府對於市場過程的干預將會導致不良後果。

芝加哥学派同时还主张理性经济人,也就是每个人的经济决定都是理性的,每一個人的最大利益合起來就是最大的公共福祉。

同时,芝加哥学派非常敌视民主,公开为法西斯主义和右翼独裁者们洗地。

来源:聊聊芝加哥学派和他们的信徒们的无耻以及新自由主义的阴谋(更新)

彭明輝:經濟學界對經濟學的省思

同时,自由意志主义也是新自由主义的吹鼓手之一:事實上,自由意志主義者將任何由政府所發動,類似於強制性重新分配財富的政策都視為是被合法化了的偷竊行為。一些自認為自由意志主義者的人也自稱是小政府主義者(Minarchism),換言之,他們支持最小數量的稅賦為“必要之惡”,在有限制的規模下資助一些用以保護公民自由和財產權利的公共機構,包括警察軍隊(不包含徵兵制度)和司法機構。https://zh.wikipedia.org/zh/%E8%87%AA%E7%94%B1%E6%84%8F%E5%BF%97%E4%B8%BB%E7%BE%A9#無政府資本主義和小政府主義

然后我们就来看看这些理论导致的逻辑吧:1,反对任何形式的干预,其逻辑为政府不能管企业,无论是为了什么目的使用什么手段,只要政府干预就必然坏事。但是请注意,新自由主义是支持政府救市的(虽然这听起来像是凯恩斯的主张)。

2,财富来自企业家精神,其逻辑为企业利润完全来自企业家精神,和劳工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企业家独霸所有利润没有任何问题。因此,新自由主义者也极其敌视罢工和独立工会,反对劳工权利。

3,反对社会主义和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主义主要有两个理论,一是政府干预市场,二是福利国家,而芝加哥学派是全都反对的。所以芝加哥学派的逻辑是敌视福利国家的,并且鼓吹“高福利养懒人”。

4,理性经济人:逻辑为所有人在市场中的决定都是理性的,所以市场中的任何价格都是真实价格,毫无问题。

5,反对强制再分配财富:逻辑为完全反对任何形式的福利制度。

6。小政府:逻辑是反对福利国家,支持政府给企业主和富豪减税,至于军事警察和司法机关监狱之类,小政府主义者是不在乎大小的。

然后我们再总结一下新自由主义的价值观:敌视民主,支持右翼独裁,反对福利制度,反对政府对企业进行任何干预(救市除外),不认为价格会被扭曲,企业家独霸所有利润毫无问题,一分钱不出也毫无问题,憎恨独立工会,否定劳工权利。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坦克之后的中国是否符合新自由主义吧:

敌视民主:非常符合,共匪政府非常非常敌视民主。

支持右翼独裁:非常符合,共匪自己就是右翼独裁政权,和俄国菲律宾和中亚各国等国的右翼独裁政权们也勾结得非常开心。

反对福利制度:非常符合,共匪拒绝给中国人民提供任何形式的福利保护。而共匪也和芝加哥学派一样,天天派御用经济学家鼓吹”高福利养懒人“。

反对政府对企业进行任何干预(救市除外):大部分符合,共匪保留了一些”国企“(国家资本主义的残留,实质是党官僚私企),但除此之外,共匪不对私企进行任何干预,由着假货泛滥污染横行垄断遍地欺诈漫天,真*自由市场。别误会,我这里的定义是用的新自由主义者自己的定义,既然他们把自由偷换成了自由竞争,那么中国的市场除了被党官僚私企们垄断的之外,其他的的确是自由市场了。

不认为价格会被扭曲:非常符合,例如房价,共匪的吹鼓手们可是认为房价是非常正常的,房价高是因为人们对房产的主观评价高(张五常语)。

企业家独霸所有利润没问题,反对强制再分配财富:非常符合,共匪从来不肯进行任何形式的财富再分配。

憎恨独立工会,否定劳工权利:非常符合,共匪禁止独立工会,并且每次都帮着企业镇压罢工,从来不肯对工人进行任何保护,工人受工伤,得职业病,被活活累死,被拖欠工资,被逼得自杀,被老板们辱骂殴打,共匪从来都不管,从来都是站在老板这边镇压工人。张五常这个御用奴才就臭骂《劳动合同法》会导致企业失去竞争力,当然共匪实际上也根本就没有执行这部废纸。

小政府:非常符合,共匪拒绝承担任何福利责任,将教育医疗住房市场化,把养老抛给家庭,把儿童抚养抛给家庭,我认为世界上找不出比共匪更小的政府了。

支持政府给企业主和富豪减税:非常符合,共匪表示,从来不对富人收税,至于对企业收的税,都不是对利润征收的,所以企业主能直接将税收成本转嫁到劳工和消费者身上,而劳工和消费者大部分都是穷人,所以共匪的税收是劫贫济富的。至于所谓的”五险一金“,实际上全部都是劳工拿自己的工资付的,因为企业主已经在雇佣的时候就主动调低工资,把成本转嫁到劳工身上去了。

你看到了吧,中国政府的所作所为是几乎完全符合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逻辑和价值观的(除了党官僚私企这类国家资本主义残留和共匪为了不让人民看到真相而选择拒绝FB和google等外国社交网站进入中国),所以说后三十年的中国是新自由主义国家,没什么问题。同时,共匪也和新自由主义者一样非常敌视社会主义(共匪允许新自由主义的书籍和文章在墙内大量出现,却一直禁止社会民主主义的相关书籍,例如考茨基的著作就迄今为止都是禁书。),否定阶级斗争,鼓吹阶级和谐(所谓的”和谐社会“)。

问:啊,没想到,看来说中国是新自由主义国家的确是很准确的。但是新自由主义理论是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呢?奥地利学派用企业家精神否定劳工劳动固然不妥,但企业家精神是不是存在的呢?

答:新自由主义者是这么定义企业家精神的:创新和承担风险。那么我们就先来看看创新吧。首先,创新不是什么被企业家垄断的东西:当人类还是原始智人没有进入文明之时,人类就已经会创新了:发明人工取火,发明新的捕猎工具,发明衣服,发明房屋,发明语言,发明部落和氏族公社,发明婚姻制度,发明农业,发明法律(易落魁联盟的《和平大律法》),发明巨石阵,并最终定居下来进入文明。很显然,此时没有企业,也没有企业家;当人类进入文明之后,人类发明出了更多东西:玻璃,采矿,历法,莎草纸,轮子,政府,私有制(对生产资料和资本的私人独占),专偶制婚姻,继承权,金字塔,空中花园,文字,城邦,民主制度(古希腊雅典城邦),科学(古希腊),哲学(古希腊),共和制度(古罗马),成文法律(古巴比伦王国,古罗马),人权概念(古波斯帝国居鲁士大帝,写出世界上第一份人权宣言),退休金(阿拉伯帝国),公费教育(阿兹特克帝国),天文学(玛雅王国),黑火药(古中国战国时期),纸(西汉时期发明,东汉蔡伦改造生产工艺),雕版印刷(隋帝国),活字印刷(北宋帝国)……..太多了,我就不再列举了,诸位有兴趣者自行阅读相关历史书籍吧。在这段时间里,封建制和皇权专制在世界都占绝对主导地位,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三要素:市场,雇佣劳动,对生产资料和资本的私人占有,而社会主义就是主张对生产资料和资本的民主公有)只出现在极少数商人城市中(例如威尼斯),更没有新自由主义者吹捧的企业家存在。

很显然把创新这种被全人类共享,任何人都可以去做的劳动说成是”企业家精神“,是非常无耻的。更重要的是,这世界上绝大部分独裁公司狗屁创新能力也没有:遍布东亚,东南亚,南亚,非洲和拉美的血汗工厂,有什么创新能力?同样遍布第三世界国家的血汗种植园,有什么创新能力?那些四处垄断强拆炒卖哄台房价的地产商们,有什么创新能力?那些垄断抢掠能源污染环境血腥镇压反对污染他们的家园的能源和矿山的大亨们,有什么创新能力?那些四处欺骗刚毕业大学生然后提供的培训极为劣质的垃圾培训机构们,有什么创新能力?那些只会抄袭山寨然后给用户看垃圾广告的软件商们,有什么创新能力?那些只会投机赌博弄出经济危机的金融寡头们,有什么创新能力?那些只会抄袭跟风的垃圾内购游戏商们,有什么创新能力?那些只会售卖假货欺骗顾客的电商平台们,有什么创新能力?那些只会用垃圾广告欺骗用户的搜索引擎们,有什么创新能力?

这世界上真正的创新永远是少数,能拿去卖钱的创新更是少数,更别说创新也是在前人的劳动基础之上的,没有人能真正从零开始创新。而新自由主义者们的亲爱的企业家们,不仅不会创新,反而会剽窃侵吞员工们的创新成果!以游戏界为例,大部分游戏公司的老板们基本上是一行代码也不会写一幅插画也画不出的,创新都是员工做的,更多的时候是直接无耻的抄袭独立游戏开发者和小工作室的,反正独立开发者和小工作室没钱和他们打官司。举个例子,最近很火的绝地求生,制作者蓝洞就是一家小工作室(不过准确来说大逃杀模式也并非他们原创),然后N多大公司就开始抄袭这一玩法,暴雪,网易,EA等等都推出了或准备推出山寨作品,至于手游山寨更多。

然后再看看承担风险这条。新自由主义者认为承担风险是企业家精神,那么言下之意就是工人们不承担风险。事实刚好相反:每当企业经营出现困难之时(无论是因为老板们作出了傻逼决定,还是因为被其他老板们资本攻击了,还是运气不好),企业家们都会立刻通过降薪裁员等手段把风险转嫁给工人们,别忘了新自由主义反对福利国家,那么工人们被裁员之后就只能去喝西北风了,这难道不是风险?更别说在很多案例中老板们都会选择直接拖欠几个月工资然后卷走资产跑路,而工人们的工资找谁要呢?而且,新自由主义是主张救市的,这样一来老板们还有什么风险?

问:那么新自由主义者主张的高度竞争的自由市场能否存在呢?

答:在某个时间点也许会存在,但市场本身是不可能维持在高度竞争状态的。理由很简单,高度竞争的市场中,必然有企业胜利有企业出局,那么胜利的企业占据了出局的企业的那部分市场,相对于其他企业就有了优势(压榨出更多的剩余价值),那么就能进行资本攻击赶走更多的企业,然后如此滚雪球,最终高度垄断市场,然后为所欲为。什么,你说反垄断法?对不起,新自由主义者是反对政府干预企业的,而反垄断法偏偏是要干预企业,呵呵。此外,现行反垄断法也只能稍微降低一些垄断而已,实际效果并不好,因为资本主义下大企业能轻易游说政府削弱反垄断法。

此外,市场无论是高度竞争还是高度垄断,都会广泛存在假货污染欺诈剥削掠夺,对于老板们来说,想制造失业大军实在太容易了:把一半人赶出公司,然后强迫另一半人干两个人的活否则就出去喝西北风。当然,这会引发反抗,所以大部分时候老板们不会做得这么露骨,而是会慢慢赶人,例如裁员十分之一之类的。记住,老板们绝不会允许失业大军的数量少到能够威胁他们的口袋的程度。

问:有新自由主义者说老板投资了就有权独裁,你怎么看?

答:按照这种狗屁逻辑,共匪独裁中国人一点问题也没有,因为共匪为了夺取中国政权可是投了不少资的,呵呵。打江山坐江山的强盗逻辑罢了。至于老板的投资本身,不是来自血腥的原始积累就是来自官商勾结吞噬人民财富或者是来自剥削的剩余价值转化的资本或者是来自继承(而继承的前提是上一代进行了血腥原始积累等肮脏操作),也就是说劳工们没钱是因为老板们剥削抢掠了他们,当然新自由主义哈巴狗们是对这些事实装瞎的。

 

 

 

 

用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解释常见问题,兼驳斥新自由主义(问答形式)

问:剩余价值理论如何解释市场上会不停的出现假货?

答:利润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剩余价值=利润+其他成本(一般为生产资料成本,行政成本和除工资外的其他人工成本),而生产资料成本是拿来购买别人的劳动的,例如原材料这一别人的劳动果实。而要将剩余价值转变为资本,就必须将商品拿到市场上售卖。

而假货,例如掺水的酒,例如拿黄铜当黄金售卖,很明显是用价值更低的原材料冒充了真货所需的价值更高的原材料,降低了生产资料成本,但在消费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卖出的价格是和真货一样的,那么老板们获得的利润就上升了。所以在资本主义之下,会不断有人试图尝试制造假冒伪劣商品,而老板们对生产资料的独裁占有导致了老板们能够非常容易的掩盖事实(因为独裁下的公司是黑箱,对外界不透明),所以假货必然是层出不穷而且难以被发现的。更准确的说,靠消费者自己去发现假货属于扯淡,除非假冒伪劣产品直接威胁到生命健康这一基本人权,否则消费者几乎无法发现假货,而等消费者发现时,已经有不少人受害了。而在资本主义下,即使消费者发现了,资本家们也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和政客们勾结掩饰真相迫害反抗者。

这里有两个典型案例:1858年「泔水奶」醜聞:百年前美國的「毒奶事件

鸿茅药酒之毒

问:新自由主义者总是说价格是由供需决定的,看起来也符合事实,那么这是否和劳动价值论矛盾?

答:看起来符合事实?那么请问,供需又是什么决定的呢?问题就在这里:马克思所说的等价交换本身就是有前提条件的,只有在没有其他任何因素扭曲供需的前提下市场上发生的交换才会是等价交换,商品价格才会等于劳动价值,如果前提不满足,那么价格就是虚高的,此时价格中虚高的部分就是对消费者的剥削。同样道理,如果需求本身就是虚假的,那么老板们也剥削了消费者为虚假需求付出的财富。

举个例子:罗永浩在售卖锤子手机时,不停鼓吹所谓的“情怀”以对消费者进行洗脑,从而欺骗消费者接受与锤子手机实际价值不服的高价:“邪教式传销的特点之二是要有一个好听的思想口号,办博客网站的时候叫 “自由主义”,办英语培训的时候叫“理想主义”,做手机的时候叫“完美主义” “工匠情怀”,让粉丝觉得买的不只是产品,而是思想。有罗永浩的粉丝说了嘛, 买锤子手机买的不是手机,而是“情怀”“感情”。http://www.xys.org/xys/netters/Fang-Zhouzi/blog/luoyonghao14.txt

类似这类对消费者进行洗脑以欺骗消费者接受虚高价格和制造出虚假需求所使用的文化,就是消费主义,消费主义是资本主义文化霸权的一部分:“欲求经济学研究的领域是人们对产品的需求和消费不是真实的、自愿的和主动的,而是虚假的+胁迫的和被动的。即人已经被自身之外的某种强制力或心理暗示——如媒介的广告、社交媒体的软文、网络意见领袖的示范、他人体验甚至于虚假宣传等。总而言之这种需求不是来自于商品的真实需求,而是一种“欲望营造”的结果。就像你想买脏脏包不是想吃巧克力粉配面包,而是觉得现在怎么这么火,到处都在买、全网都在讨论、身边人都在买——我也买一个尝尝呗,这就落入了消费主义的陷阱。”“鲍德里亚认为,当消费者要从这一产品或服务中获得差别的感受时,就要为这种感受支付差别溢价 ( difference premium) ,也就是消费者为了享受差别等观念而支付的数额。这个差别的感受,来源于符号的不同,因此这个溢价就是“符号价值”https://zhuanlan.zhihu.com/p/36844999

常见的炒卖和投机也会扭曲供需,例如对房地产的炒卖制造供应缺少的假象,地产投机商从而抬高房价。

现代资本主义和马克思时代的原教旨资本主义,其中一个重要差别就是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对消费者的剥削相对较少(当然满地假货对消费者的危害是很大的,马克思曾经在资本论中提到当时的英国光假酒就有几十种,工人们吃的面包更是掺假严重),而现代资本主义对消费者的剥削是广泛而全方位的,几乎是个老板都在鼓吹“情怀”,消费者们天天不是被这个老板洗脑就是被那个老板洗脑。

还有一种扭曲供求剥削消费者的方式就是垄断,这对于基本人权相关物品最为有效,例如教育医疗住房,中国对教育医疗的市场化造成多少小孩上不起学多少大学生上不起大学,多少普通人被一场大病搞得全家倾家荡产,房价多少扭曲,多少人成为房奴,我想不用我多说了,推荐https://twitter.com/JIangyingbinfen这个帐号,上面有很多劳工被剥削压迫的案例和共匪拒绝承担福利责任而引发的人权灾难!

新自由主义者否定消费主义对供求的扭曲,否定这其中存在的剥削,就是否定事实。

问:新自由主义者说得好像政府和企业敌对,经常干预企业的自由一样,事实是如此吗?

答:事实当然不是如此。政客和企业老板们的关系,和企业老板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企业老板们相互之间是竞争关系,但他们在最大限度掠取剩余价值这一经营目标上是一致的,任何老板们开独裁公司都是为了最大限度掠取剩余价值,至于他们实际能不能做到,那是另一回事;而政客和企业老板们的关系是协同作恶,企业老板们花资本游说政客,而政客则利用手中的公权力为企业老板们牟利,例如拿穷人的钱补贴富人,给企业补贴,给富豪减税,削弱劳工保护法律和环境保护法律,用警察帮助镇压罢工和工人维权等等等等,Lobbying in the United States这里列举了一些美国的企业老板的政治游说状况。

当然,由于企业老板们本身是相互竞争的关系,政客们不可能同时满足所有企业老板们的利益,政客们会首要满足给钱最多的企业老板们的利益,很明显是那些大公司老板们的利益,所以在这一过程中中小公司们也会受到大公司的剥削,当然受剥削最多的还是广大穷劳工们和失业大军们。很显然,一个被资本主义侵蚀的政府,其政策和法律必然是偏向大公司的,美国政府就是如此,共匪政府更是如此。

问:新自由主义者非常反对罢工和独立工会,说什么工会只会制造失业,事实是怎样的呢?

答:工会制造失业?呵呵,没有比这更无耻的说法了。之前我已经说过,企业老板的利润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那么在其他成本不变的情况下,如果没有罢工,没有独立工会,没有劳工保护法律,那么用脚趾头都能想到会发生以下情况:老板们轻易的强迫劳工接受极低的工资(所谓的working poor,工作贫困),强迫劳工加班,强迫一个人干两个人甚至更多人的活,最大限度的用最少的工资榨取出最多的剩余价值,从而制造出更多的失业。而如果强迫老板们接受劳工保护法律,老板们能够榨取出的剩余价值自然是减少了,但是还是有的,对老板们来说还是有利润可获取的,然后老板们如果选择踢人,就会减少利润,老板们会和利润过不去?当然不会!

哦,新自由主义者还胡扯说劳工保护法律会提升创业成本,呵呵,知道为什么资本主义下创业死亡率超过99%吗?因为市场上已有的资本家们,特别是大资本家们,捏死一个刚进入市场的创业者简直不要太简单,刚进入市场的创业者除了极少数个例之外,其他的早就死在其他资本家的资本攻击之下了,而削弱劳工保护法律只会造成一种后果:越大的公司的资本家能够压榨出越多的剩余价值,然后就有越多的资本干掉创业者和其他竞争者,然后继续滚雪球,最后的结果就是市场被高度垄断,谁也别想进去。至于那些可能会因为提升这点成本而死的创业者,那我只能说他是废物,连这点成本都承受不起,如何能承受更剧烈更残酷的资本攻击?

接下来让我们实际看看事实是否如此吧,既然新自由主义者鼓吹独立工会造成失业,那么按照这种逻辑,必然是独立工会越强大,工人参会率越高的国家失业率越高,而反之则失业率越低,那些根本不允许独立工会存在的独裁国家失业率最低,对不对啊(独裁国家必然不会允许独立工会的存在,一来妨碍独裁者掠取剩余价值,二来独立组织本身对独裁者就是威胁)?哦,在看数据之前,请注意一点:失业率并不是统计没有工作的人,而是统计现在没有工作但在找工作的人,也就是说如果有人选择了放弃找工作(例如全职妈妈,流浪汉,乞丐,啃老族之类的),那么并不会被统计在失业率中,所以失业率低的国家经济状况也未必会很好,但失业率很高的国家经济状况必然很糟糕。接下来就让我们看看数据:

失业率:

Name of Countries Unemployment rate (%) Source / date of information
 Djibouti 60.0 2014[4]
 Senegal 48.0 (30.0 among adults aged 24 and under[102]) 2007[4]
 American Samoa (United States) 46.9 2011 (April)[7]
 Kenya 42.0 2009[68]
 Gaza Strip (Palestinian territories) 41.5 2015 (Q2)[44][45]
 Swaziland 40.6 2007[111]
 Syria 40.0 2014[4]
 Kiribati 38.2 2006[69]
 Marshall Islands 36.0 2006[4]
 Afghanistan 35.0 2008[4]
 Yemen 35.0 2009 (June)[130]
 Venezuela 33.3 2018
 Mauritania 31.0 2013[4]
 Mali 30.0 2015[4]
 Lesotho 28.1 2014[4]
 Namibia 28.1 2014[4]
 Gabon 28.0 2015[4]
 Kosovo 27.5 2016 (Q3)[70]
 South Africa 26.5 2016 (Q4)[107]

 

数据来自wiki(这些数据都是有可靠出处的,所以可以成为信源),诸位请看,失业率最高的国家,要么处在战争状态:叙利亚,也门,加沙,而除此之外,最高的那几位无一例外都是独裁国家。呵呵,独裁国家根本就不允许独立工会的存在,然后失业率是最高的,这完全推翻了新自由主义的狗屁!

对了,注意到南非的失业率了没?很高是吧,而这是什么造成的呢?“从十多年前南非大幅转向撒切尔主义以来,滴漏式正义的实验结果惨不忍睹:从1994年非洲民族议会执政以来,每天生活费用不到一美元的人数增加一倍,从200万人到2006年变为400万人。从1991年到2003年,南非黑人的失业率上升逾一倍,从23%变为48%。南非3500万黑人公民中,只有5000人年所得超过6万美元,而在这个所得级距的白人人数是20倍,其中许多人的所得远超过这个金额。非洲民族议会政府已兴建180万户住宅,但在同一时期失去住宅的人高达200万人。在民主政体头十年,将近100万人被逐出农场。这类驱逐事例意味居住在贫民窟的人数已增加50%,在2006年,每四个南非人中就有一个居住在贫民窟的陋屋中,其中有许多没有自来水和电力。

来源: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the-shock-doctrine/10.htm

你们鼓吹的狗屁富人会把劫掠的剩余价值主动分给穷人的狗屁,已经被南非的现实证明彻底是狗屁了!当然,对于我这个社会民主主义者来说,我很清楚那些贪婪的强盗们连少一点剥削都不愿意,又怎么可能去主动把剩余价值分给穷人?

顺便在请你们这些新自由主义垃圾“欣赏”一下你们支持的皮诺切特:“智利的一些传统经济精英面对外围竞争和利润的下降,往往不惜举债度日。与自由市场的理论相反,其他人把他们的资本从生产领域转移到政府欢迎的高风险、高投机的项目(如金融、保险和房地产业)。在那个被广为人们称颂的“智利神话”的1979-1982年期间内,1/5多的制造企业宣告破产,其就业率下降了1/4多。1981年前10年的统计表明,“从制造业部门下岗的每26名工人中,有13名加入到公开失业的行列,5名成为城市非正规部门的职员,8名安排在政府紧急就业计划中心上班,每月工资30美金”。
在1982年的经济最萧条时期,企业破产的进程逐渐加快,并扩大到国家经济的所有部门。一年内智利的国内生产总值下降14%,仅仅在纺织业估计有35%—45%的公司倒闭。虽然有“芝加哥弟子”一再吹嘘“不成功工便成仁”的理论,也大吹大擂一些幸存者的成功,但政府以前推崇的教条式的不受保护的市场和货币纯粹主义的政策开始发生变化:关税从10%提高到20%—35%,比索迅速贬值,从而在防止进口商品的大量涌入方面起到了保护作用。一些业主面对这种冲击,对生产过程采取了“合理化”的改革步骤。如一些公司购买新的设备和技术,以提高效率和产品的质量;另一些则采用新的营销技巧,还有一些则更多地依靠进口产品的零部件。到目前为止,最合理化的措施是降低劳动成本。达到这一目标的途径是大规模裁减冗员,提高剩余工人的工作量,并把工人工资压低到最低水平。例如,通过购买新设备,减员和提高工作进度等一系列综合措施,一家名为苏玛的纺织公司在维持现有生产力水平的同时,将其1970年的2600名员工裁减到了1800人。
裁员在智利造成了大批工人的失业。据官方的统计,1974—1987年的平均失业率为20%。这种积重难返的高失业率使雇主在确定工作条件和工资水平时享有很大的活动余地。通过宣布破产,公司可以不需给予任何补偿就能解聘资历高的工人。公司重组后,再以更低的工资雇佣他们。皮诺切特政府统治时期的前10年里接连不断的破产使工人们提心吊胆。那些遭到解聘的工人被迫失业,或者至多只能找一些临时的活计来谋生。一位30岁的失业工人害怕找不到一份稳定的工作而陷入窘境。人们经常在圣地亚哥看到许多失业的工人去开出租车或在智利南部的捕鱼船上打工。无怪乎那些勉强保留工作的工人愿意在雇主的苛刻条件面前作出让步,而且为了得到一份工作往往逆来顺受。”

来源: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chilean-revolution-1995.htm

请问新自由主义垃圾们,你们亲爱的“先富带动后富”在智利怎么不管用了啊?哦,对,因为本来就是骗人的狗屁吗!

当然也有新自由主义者会捂着脸说:这些独裁国家失业率高是别的原因起作用,不能说明工会就不增加失业率了。呵呵,那么就来看看全世界工会力量最强大的北欧国家的情况如何?

 Iceland 1.9 2017 (October)[58]
 Netherlands 3.9 2018 (April)[85]
 Norway 4.0 2017 (November)[89]
 Denmark 4.2 2018 (January) by Statistics Denmark[33])
 Sweden 6.1 2016 (September)[112]
 Finland 7.9 2016 (December)[41]
 United States 4.1[124] (8.6)[1] 2018 (Jan)[124]
 France 9.6 2016 (December)[42]
 Lithuania 9.2 2016 (March)[74]

看清楚了吧?我想请问一下这几个国家失业率很高吗?一点不高吧!特别是冰岛,荷兰,挪威比美国失业率还要低,不知那些精神美国人该如何洗地呢?至于美国下面那两个国家是拿来打脸用的:The figures[1] make clear the great variety of levels of union membership, ranging from 74% of employees in Finland, 70% in Sweden and 67% in Denmark, to 10% in Estonia and 8% in France and Lithuania.(来自TRADE UNIONS)France和Lithuania的工会加入率只有8%,然后失业率比北欧六国都要高,呵呵,不知新自由主义者又会如何洗地?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2015 there were 14.8m union members, and 16.4m people covered by collective bargaining or union representation. Union membership was 7.4% in private sector, but 39% in the public sector. In the five largest states, California has 15.9% union membership, Texas 4.5%, Florida 6.8%, New York 24.7% (the highest in the country), and Illinois had 15.2%.[1]

In Sweden union density was 69% in 2015-2017.[2] In all the Nordic countries with a Ghent system—Sweden, Denmark and Finland—union density is almost 70%. In all these countries union density has declined.[3] [4]

来自:https://en.wikipedia.org/wiki/Union_density#cite_note-1

瑞典,丹麦和芬兰的工会加入率为70%,而美国的私企员工工会加入率只有7.4%,呵呵。

然后,接下来该比比基尼系数了。哦,不,在此之前还是先看一下人均GDP吧:

Iceland 84,675 7.22
Norway 82,711 7.05
Denmark 63,830 5.44
United States 62,152
Sweden 58,345
Netherlands 55,185
Finland 52,422
China 10,088 0.860

数据来源:http://statisticstimes.com/economy/countries-by-projected-gdp-capita.php

看到了没有?新自由主义者天天臭骂社会主义制造贫困,可是强大的独立工会和完善的劳工保护法律以及福利国家恰恰是社会主义的主张,而资本主义是极为痛恨这几个主张的!新自由主义垃圾们,你们不是鼓吹“高福利养懒人”吗?怎么北欧这几个世界上福利最高的国家,其中的冰岛,挪威和丹麦的人均GDP都比你们喜欢的美国高,而瑞典,荷兰和芬兰也没低多少,一起排在世界前列呢?要知道你们亲爱的美国可是靠四处支持独裁者间接殖民掠取了大量财富哦?再看看没有任何福利制度的中国,人均GDP连北欧福利国家们的平均水平的五分之一都不到!

接下来可以比比基尼系数了: 2016 Finland 0.25
2016 Denmark 0.28
2016 Norway 0.25
2016 Sweden 0.28

Netherlands 9.2 2.5[9] 28.6(换算回来就是0.286)
Iceland 25.6(换算回来就是0.256) 2014

数据来源:http://norden.statbank.dk/INDIC107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countries_by_income_equality

而美国的基尼系数是多少呢?

 

United States 18.5 9.4 41.0(换算过来就是0.41) 2013

2016 0.415,来源:https://fred.stlouisfed.org/series/SIPOVGINIUSA

特别是从链接给出的动态图中可以看出,从1979年开始美国的基尼系数就迅速上升,并超过了0.4这一联合国标定的警戒线。而这时候发生了什么?里根上台,大肆推行新自由主义!

那么弗里得曼的理想国香港(在佛利民宣揚自由經濟學說時,常指香港是「自由經濟的最後堡壘」。他在其1980年著作《選擇的自由》中指:「如果想了解自由市場的真正運作,就應到香港去。」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1%B3%E5%B0%94%E9%A1%BF%C2%B7%E5%BC%97%E9%87%8C%E5%BE%B7%E6%9B%BC#香港),基尼系数是多少呢?

Hong Kong 17.8 9.7 53.7(换算过来就是0.537) 2011

呵呵,这就是亲爱的新自由主义吹鼓手弗里得曼的理想国啊!哦,我再提供一份香港的资料吧:房價持續高漲 香港年輕人只能「雙重蝸居」

顺便再看看新自由主义大本营的美国现状如何:美国90后:被中年危机,被贫穷,被坑,还被嘲笑……

被房东赶走的美国穷人:流离失所之后,万物遗落

哦,既然上面提到了香港的住房问题,那就让我们看看瑞典政府如何解决住房问题的吧:

 怎样才能使每个国民都能获得优质的住房?首先,政府大力资助住房开发。其主要手段是,政府介入住房建设的融资活动,为住房建设资本提供长期、低息或贴息的贷款。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瑞典开启了一个“百万住宅”项目,由政府提供长期的低息贷款支持,很快就改变了住房短缺的状况。
 其次,政府对地价进行调控。在瑞典,影响房价的主要因素是住房质量和娱乐设施,土地成本只占住房价格构成的20%。地价比较低廉,一是因为这个国家地广人稀,二是由于政府有意识地控制地价。不但调控城市公有土地的出售、出租价,而且限制购买昂贵的私有土地。此外,瑞典还有严密有效的住房管理体制,不允许投机商哄抬地价和房价。
 再次,住房补贴政策使弱势群体也能住上优质住房。瑞典的平等富裕的国策体现在住房问题上,即为全体国民提供价格合理的良好住房。住房补贴一方面是给买房、建房者提供贴息贷款,另一方面是对租房的弱势群体进行补助,低收人家庭、多子女家庭、残疾人和退休老人,都可以获得中央政府支付的补贴。
当然,羊毛出在羊身上,瑞典政府慷慨补贴住房的各项政策,建立在高税收的经济基础上。在瑞典,涉及住房的有不动产税等税种,对富人炒房牟利的行为具有遏制作用。此外,瑞典还有一个特殊的阳光政策,即“不动产登记制”,购房者必须公开有关信息。之所以要如此透明,是为了避免房屋交易中的种种黑箱操作。

 

天啊,政府大力资助住房开发?政府控制地价?严禁哄抬炒卖?芝加哥哈巴狗们:哦,不不不!政府竟然如此干预经济,这是社会主义!这是通往奴役之路!

但瑞典可没有通往奴役之路,相反还是世界上民主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哦:

1  Norway 9.87 10.00 9.64 10.00 10.00 9.71 Full democracy
2  Iceland 9.58 10.00 9.29 8.89 10.00 9.71 Full democracy
3  Sweden 9.39 9.58 9.64 8.33 10.00 9.41 Full democracy

 

5  Denmark 9.22 10.00 9.29 8.33 9.38 9.12 Full democracy
9  Finland 9.03 10.00 8.93 7.78 8.75 9.71 Full democracy
11  Netherlands 8.89 9.58 9.29 8.33 8.13 9.12 Full democracy
=21  United States 7.98 9.17 7.14 7.22 8.13 8.24 Flawed democracy
145  Djibouti 2.76 0.42 1.79 3.33 5.63 2.65 Authoritarian(眼神好的人应该注意到了,这就是那个失业率最高的国家)
139  China 3.10 0.00 5.00 2.78 6.25 1.47 Authoritarian

数据来源:https://en.wikipedia.org/wiki/Democracy_Index#Democracy_Index_by_country_(2017)

看看,世界上福利最高的北欧六国都是完全民主国家,新自由主义大本营美国是部分民主国家,完全没有任何福利制度的新自由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混合的中国是极权独裁国家。通往奴役之路?呵呵,你们亲爱的新自由主义才是通往奴役之路的那个!

彭明輝:經濟學界對經濟學的省思

雷根上台以後信奉市場經濟,並戮力推動自由化,包括減稅、國營企業私有化、貿易自由化以及藉「使用者付費」的觀念刪減政府用以維護各種基本人權的經費。其政治上的實質後果是企業統治國家,而政府卻變得有權無責,枉顧基本人權,只管利用行政與立法權圖利企業,希望富人的財富可以「向下滴流」給底層民眾。而這個經濟思想和制度背後最大的支持者,就是芝加哥學派和新古典主義經濟學。

最近,教宗在《福音的喜樂》這一部新著作中,指斥上述型態的資本主義經濟是劫貧濟富的體制,「為什麼無家可歸的老人凍死街頭無人關注,但股市大盤才跌了兩點就成了新聞?」他鮮明地指出這樣的制度本質上無異於「殺人」,與十誡中的惡行同樣地不該被接受。《華爾街日報》在十一月底報導,2012年美國全國總收入的19.3% 被高所得的1%富人拿走;2009年到2012年間,收入最高的1%人口平均所得增長了31.4%,而其餘99%的民眾所得增長卻僅0.4%。《華爾街日報》並稱,美國的貧富差距將越來越明顯。這樣的經濟發展趨勢和結果,真的是經濟學家樂見或能安心地為之辯護的嗎?

1970年代出現了通貨膨脹與失業並存的「停滯性通貨膨脹」(stagflation),這個現象在凱因斯學派的理論中是不可能會出現的,而芝加哥學派的貨幣理論則成功地解釋了這現象,因而取代了凱因斯而壟斷了經濟學的思想直到今天。

然而,2008年金融風暴之後,許多經濟學者很認真地在反思經濟學是否在方法論或基本假設上有根本的錯誤或缺失,才會導致這一場災難,而且迄今看不到有效的處方。其中包括:經濟學到底是不是科學?如果是,是怎樣的科學?如果不是,哪裡有問題,該怎麼改?關於這些問題的答案,既往的經濟學大師們似乎各說各話,南轅北轍。兼任中國農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的向松祚教授寫了一系列的文章〈反思和重建經濟學的哲學基礎〉,廣泛徵引過去經濟學大師們對這一系列問題的回答,希望從經濟學界歷來紛繁而歧異的見解中省思經濟學該有的思想改革。這一系列論述或許有助於台灣的讀者跳出新自由主義與新古典主義的囚籠,而敢於大膽地去重新省思民主社會中政府跟市場機制該有的定位與關係。

他首先省思經濟學的發展目標與基本假設。在〈人性自私假說的起源和危害──反思和重建經濟學的哲學基礎之三〉裡,他用金融風暴為例證,指出:人的私慾只在特定條件下有助於公益,而不是無條件地永遠有助於公益。這個命題隱含一個經濟學思想:經濟學必須釐清「私慾在哪些條件下有助於公益,在哪些條件下有害於公益」,才能藉此建立適當的制度去引導、節制人的私慾,以有利於公益。然而,猶如他在〈反思和重建經濟學的哲學基礎之四〉裡所批判的,經濟學為了成為「客觀科學」而排斥所有的價值判斷,使得經濟學迷失發展方向,不知道要為何種最終目的服務,甚至聲嘶力竭地為惡質的社會發展方向辯護。他並且在〈反思和重建經濟學的哲學基礎之十〉中引述芝加哥學派創始人奈特(Frank H. Knight):經濟學把「效用最大化」當作經濟活動的目標,這個選擇本身就是一種價值判斷,而經濟學家卻不願意去認真省思這個選擇的合理性。

如果跳出經濟學的窠臼,所有研究過最佳化理論的人都應該會同意:經濟政策的目標可以是資源使用效益的最大化(max U),可以是貧富差距的最小化(min f_Gini),可以是前述兩個目標的線性組合,也可以是任何看起來合理的目標函數(objective function),其選擇應視應用場合而定;一旦選錯目標函數,最佳化的答案其實只是一種誤導或障眼法。從社會科學的角度看,這個目標函數的選擇應該是要符合社會發展的總體目標,因此不該由經濟學家自己決定後強迫全體國人去接受。

其次,他質疑經濟學的方法。在〈反思和重建經濟學的哲學基礎之五〉裡,他引述諾貝爾獎得主阿羅(Kenneth J.Arrow)的「不可能定理」,質疑「每一個人的最大利益合起來就是最大的公共福祉」這個「經濟人」(economic man)概念下隱含的假說。他也質疑經濟學作為「科學」的適切性,因為全球那麼多經濟學家合起來不但無法預測2008年金融風暴的到來,事實上連最含糊的預警都沒有,因為當前的經濟學對「系統性金融危機」的了解還嚴重地不足。此外,國際貨幣基金IMF對各國經濟前景的預測經常跟實際有可觀的落差,這也顯示人類既有的經濟學還跟真實的世界有著遙遠的距離。面對理論和現實的落差,經濟學家原本該更謙卑而尊重其他人文領域與社會科學領域的價值判斷與訴求,然而經濟學家一碰到經濟議題往往便自大而傲慢,完全不把其他領域的意見放在眼裡。

第六篇裡,他引述芝加哥學派健將傅立曼(Milton Friedman)對經濟學性格的陳述:「原則上,實證經濟學與任何特別的道德立場或價值判斷無關。它的任務就是建立一整套一般性的理論,根據這套理論,我們可以對經濟體系裏任何變化所產生的結果,做出確定的預言。預言的精確性、預言所覆蓋的範圍、預言與實際檢驗符合的程度,乃是檢驗實證經濟學之唯一試金石。簡言之,實證經濟學的確是,亦能夠是一門客觀的科學。它與物理科學之客觀性毫無二致。」事實上,這個見解嚴重地漠視物理系統和經濟體系本質上南轅北轍的差異。

譬如,傅立曼曾經認定貨幣供應量和通貨膨脹之間存在有一個如同物理定律般明確而不變的關係式,然而就像〈反思和重建經濟學的哲學基礎之十一〉所說的,只有假設人們具備完全資訊和完美知識、不確定性完全不存在之時,貨幣數量論才是一個完全確定的因果關係,貨幣中性學說才完全成立;但是,一旦人們陷入恐慌所造成的「流動性陷阱」裡,貨幣供應量和通貨膨脹之間的關係會顛倒過來──貨幣供應量越多,物價水準越低,通貨緊縮越嚴重。

這個事實意味著人類的行為模式跟物理系統截然不同:天體的行為從古至今鮮少變化,但是經濟體系遠比物理系統複雜,它會隨時間改變其特性(time-varying),甚至會因心理作用或文化、政治、社會環境的改變而急遽改變其特性(adaptive),而且行為變化是高度地非線性(non-linear),以致理論與現實之間只要在假設條件上有一個很小的差距,其所衍生的後果就會是理論與現實間懸殊的差距(參見混沌理論)。

諾貝爾獎得主盧卡斯(Robert Lucas)是理性預期學派的開拓者,他早已警覺到經濟模型預測的基本假設是「經濟系統的特性在未來跟過去幾乎完全一樣」。物理學研究的天體確實符合這特徵,但是經濟系統的特性顯然嚴重違背這假設。〈反思和重建經濟學的哲學基礎之十二〉舉出第二經濟學上著名的爭議說明「人心易變」導致經濟學理論的困難:假若人們擁有無限的知識與資訊,且能於瞬間處理完畢以便做出符合最佳化的理性選擇,而沒有任何貨幣幻覺,則傅立曼的自然失業率理論成立;假若人們擁有嚴重的貨幣幻覺,則傅立曼終生拒不接受的菲力浦斯曲線理論完全成立。

因此,向松祚在第七篇裡引述美國著名經濟學者William B. Arthur對主流經濟學的批評:「經濟學就像是純數學的一個分支。作為經濟學基礎理論而著稱的新古典經濟學,已經把這個多姿多彩而又錯綜複雜的世界簡化成了用幾頁紙就能寫盡的一系列狹隘、抽象的法則。所有的教科書都充滿了數學等式。最優秀的年輕經濟學家好像都在把自己的學術生涯貢獻給對一個個數學定理的證明,而不顧這些定理和現實世界是否有任何關係……」William B. Arthur 的批評一點都不主觀,他的意見在2008年之後的經濟學論文裡隨處可見。向松祚就斷言:以效益最佳化、化約論、無限理性、完美預測為預設前提的新古典主義經濟體系,是一個烏托邦式的、「非人」的經濟體系,「是一個虛構的抽象的機械體系。這個烏托邦神聖高妙,卻不食人間煙火。」

而解決的辦法是正視經濟系統和物理系統南轅北轍的特性,在找不到更好的替代性理論之前,接受第八篇所引述的凱因斯良心建議:「真正的經濟學大師必須同時擁有多方面才能。他必須是數學家、歷史學家、政治家和哲學家恰如其分的精妙組合體,這當然極其罕見。他必須懂得數學符號和公式,卻又能夠以日常語言表達思想;他必須以普遍真理來思考具體問題;他必須將抽象原理和具體事實完美統一;他必須立足過去,研究當下,服務未來;他必須關注人性的每個側面和人類制度的每個細節;他必須同時具備目標堅定和公正無私的雙重品質:他必須像藝術家那樣超脫、客觀、冷靜,與此同時,卻又必須像政治家那樣務實、執著和充滿激情。」

向松祚的這一系列文章並沒有停在這裡,但是我的這一篇文章已經超過正常篇幅的兩倍。其他部分就留給有興趣的人自己去閱讀了。

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30/article/820

《资本论》介绍与现代化解读——兼驳斥新自由主义

这世界上社会主义流派很多,有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托洛茨基主义,费边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马克思人道主义……….等等等等,但所有这些的经济基础理论都是相同的,就是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

《资本论》总共有四卷,第一卷讲述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卷讲述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三卷讲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特别是地租理论),第四卷是剩余价值学说史。

但要说其中哪卷最重要,当然是第一卷了,因为第一卷非常明确的提出了两个核心理论: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论。可以说,任何人如果接受了这两个理论,那就必然是社会主义者了。而资本主义辩护士们最为痛恨的,也正是这两个理论,特别是新自由主义,其整个理论体系都是建构在基于对这两个理论的否定之上的,也就是说,整个新自由主义理论体系尽管有N多长篇大论,但只要肯定了这两个理论,那么新自由主义理论体系就会直接崩塌。

哦,别害怕,我知道《资本论》很难读懂,所以我并不会直接粘贴一大堆理论过来,如果仅仅是这样那么我还不如直接扔个链接请诸位左派战友们自己去看。接下来,我会尽可能简洁明了的介绍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论,并且结合现实进行说明。那么现在我们就开始吧。

关于劳动价值论,《资本论》原文的描述是这样的:“ 商品首先是一个外界的对象,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这种需要的性质如何,例如是由胃产生还是由幻想产生,是与问题无关的[2]。这里的问题也不在于物怎样来满足人的需要,是作为生活资料即消费品来直接满足,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来间接满足。
每一种有用物,如铁、纸等等,都可以从质和量两个角度来考察。每一种这样的物都是许多属性的总和,因此可以在不同的方面有用。发现这些不同的方面,从而发现物的多种使用方式,是历史的事情。[3]为有用物的量找到社会尺度,也是这样。商品尺度之所以不同,部分是由于被计量的物的性质不同,部分是由于约定俗成。
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4]但这种有用性不是悬在空中的。它决定于商品体的属性,离开了商品体就不存在。因此,商品体本身,例如铁、小麦、金钢石等等,就是使用价值,或财物。商品体的这种性质,同人取得它的使用属性所耗费的劳动的多少没有关系。在考察使用价值时,总是以它们有一定的量为前提,如几打表,几码布,几吨铁等等。商品的使用价值为商品学这门学科提供材料。[5]使用价值只是在使用或消费中得到实现。不论财富的社会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内容。在我们所要考察的社会形式中,使用价值同时又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
交换价值首先表现为一种使用价值同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量的关系或比例[6],这个比例随着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不断改变。因此,交换价值好象是一种偶然的、纯粹相对的东西,也就是说,商品固有的、内在的交换价值似乎是一个形容语的矛盾。现在我们进一步考察这个问题。某种一定量的商品,例如一夸特小麦,同x量鞋油或y量绸缎或z量金等等交换,总之,按各种极不相同的比例同别的商品交换。因此,小麦有许多种交换价值,而不是只有一种。既然x量鞋油、y量绸缎、z量金等等都是一夸特小麦的交换价值,那末,x量鞋油、y量绸缎、z量金等等就必定是能够互相代替的或同样大的交换价值。由此可见,第一,同一种商品的各种有效的交换价值表示一个等同的东西。第二,交换价值只能是可以与它相区别的某种内容的表现方式,“表现形式”。
我们再拿两种商品例如小麦和铁来说。不管二者的交换比例怎样,总是可以用一个等式来表示:一定量的小麦等于若干量的铁,如1夸特小麦=a吨铁。这个等式说明什么呢?它说明在两种不同的物里面,即在1夸特小麦和a吨铁里面,有一种等量的共同的东西。因而这二者都等于第三种东西,后者本身既不是第一种物,也不是第二种物。这样,二者中的每一个只要是交换价值,就必定能化为这第三种东西。这种共同东西不可能是商品的几何的、物理的、化学的或其他的天然属性。商品的物体属性只是就它们使商品有用,从而使商品成为使用价值来说,才加以考虑。另一方面,商品交换关系的明显特点,正在于抽去商品的使用价值。在商品交换关系中,只要比例适当,一种使用价值就和其他任何一种使用价值完全相等。作为使用价值,商品首先有质的差别;作为交换价值,商品只能有量的差别,因而不包含任何一个使用价值的原子。
如果把商品体的使用价值撇开,商品体就只剩下一个属性,即劳动产品这个属性。可是劳动产品在我们手里也已经起了变化。如果我们把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抽去,那末也就是把那些使劳动产品成为使用价值的物质组成部分和形式抽去。它们不再是桌子、房屋、纱或别的什么有用物。它们的一切可以感觉到的属性都消失了。它们也不再是木匠劳动、瓦匠劳动、纺纱劳动,或其他某种一定的生产劳动的产品了。随着劳动产品的有用性质的消失,体现在劳动产品中的各种劳动的有用性质也消失了,因而这些劳动的各种具体形式也消失了。各种劳动不再有什么差别,全都化为相同的人类劳动,抽象人类劳动。
现在我们来考察劳动产品剩下来的东西。它们剩下的只是同一的幽灵般的对象性,只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即不管以哪种形式进行的人类劳动力耗费的单纯凝结。这些物现在只是表示,在它们的生产上耗费了人类劳动力,积累了人类劳动。这些物,作为它们共有的这个社会实体的结晶,就是价值——商品价值。“

简单概括一下:商品是拿出去对外交换的物品,物品本身有使用价值,这是由物品本身的属性决定的,而人类劳动为物品赋予了劳动价值,当商品拿出去交换时,交换价值跟商品的量直接相连,体现出的交换价值=劳动价值。而商品之间的交换,是等价交换。

此时有人开始疑问:商品之间的交换是等价交换???交换价值跟商品的量直接关联???这听起来很不符合事实啊,想当年荷兰的郁金香能换一座城堡,这怎么看也不是等价交换吧?还有中国高死人的房价,买个房子所需要的钱能换多少其他商品了,等价?至于交换价值跟商品的量直接关联,听起来倒是那么回事,但还是觉得奇怪……

新自由主义者:哈哈哈哈!马克思的白痴理论你还信?就这几个问题,马克思能回答吗?反倒是我们新自由主义说得清清楚楚,价格完全由供求决定,价值完全是一种主观感受,由个人的主观偏好决定的!郁金香为什么能换城堡?因为人们就认为郁金香能换城堡!中国房价为什么高?因为中国人对房产的期望值高!

我:哦,是吗?亲爱的新自由主义者,照你们的逻辑,这世界上任何人都可以轻松致富了,因为随便哪个人只要脑子里想想,就能把自己手中的面包想成黄金喽?那么还会有什么穷人,还会有什么贫富差距?新自由主义者给我回答一下如何?

新自由主义者:这,我……这当然不是一个人想想就可以的了,而是要一群人认同才行啊,此外,中国房价问题也可以用供求理论解释,众所周知中国政府垄断土地所有权,故意制造供应不足以抬价,怎么,有问题吗?

我:那请问为什么会有一群人这么认同?即使有一群人这么认同了,请问财富就能从天上掉下来吗?请问人类需要的物品就会突然变多吗?

新自由主义者:这,这……那你倒是说说,你怎么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解释这两个问题?

我:很简单,马克思说的是交换,商品之间的交换是等价的,但郁金香换城堡和房价极高可都不是交换,此时的”价格“根本不是交换过程中体现的商品价格!先说郁金香吧,郁金香狂热的实质是庞氏骗局,有人为了利益故意炒卖郁金香,操纵市场制造与郁金香的实际价值严重不服的虚假价格,然后更多投机者加入,他们购买郁金香的唯一目的就是以更高的价格(自然,这一价格比起原先的价格更为虚假)卖给下一个投机者,然后下一个投机者再如此重复。当然,这一过程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虚假价格迟早有没人接受的一天,然后整个泡沫就崩溃,骗局瓦解,郁金香的价格也恢复为真实的价格;至于房屋,其有个普通商品没有的特点:人类的基本需求,基本人权之一,而中国政府利用了这一特点,故意炒卖制造虚假价格,再加上土地垄断把需要住房的人民绑架为奴隶,强迫他们成为房奴,这根本就不是交换,而是抢劫!

至于供求理论,看上去像是符合事实,但供求理论能解释的,等价交换理论一样能解释,某种商品的量越多,那么需要越多的这类商品才能交换到其他量没有改变的商品,体现在价格上就是商品的价格不断下跌,这不是很符合事实吗?事实上,商品的量的增加带来的结果就是单个商品的交换价值降低,那么也就意味着劳动价值的降低。而供求理论实际上是个极为理想化的模型,我举个例子,饥饿营销,就是一种人为通过广告洗脑故意制造商品短缺假象以制造虚假价格的手段,请问这是不是扭曲了供求?既然供求可以被人为扭曲操纵,那么你们的”供求决定价格“中的价格还有什么实在意义吗?

有人又有疑问: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不是给”不劳动者不得食“提供的理论依据?

我:这你完全搞错了,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在引文里是很清晰的,一个人制造出了有价值的产品,就是劳动,这和是否自愿劳动并无关联。这个制造,并不等于原创,例如渔民捕鱼,鱼并非原创,但是渔民捕鱼的时候进行了劳动,从而给鱼赋予了价值,当然,鱼本身就是有使用价值的;有人写书,写文章,也是劳动,通过脑力劳动赋予了文章价值;有人养宠物,例如仓鼠,在饲养过程中的劳动就给仓鼠赋予了价值;游戏开发者制作游戏,也是通过劳动赋予了游戏这一物品价值;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而无论是否拿去卖钱,卖不卖得出去,物品的使用价值和劳动价值都是存在的。当然,如果说无效劳动,也不是没有,但自愿的劳动基本上不会是无效的。至于为什么卖出去或者为什么卖不出去,这是另一个问题了。

至于所谓的”不劳动者不得食“呢,其本质上是在说”不当独裁者的奴隶者不得食,不给独裁者提供奴隶劳动者不得食,不主动把自己创造的价值上交给奴隶主者不得食“,这恰恰是资本主义一直以来的信条,至于为什么资本主义会有这种信条,那么就需要用剩余价值理论进行解释了。

总之,重点在于,商品总价值由使用价值和劳动价值组成,很明显,财富来自人类的劳动。马克思当年分析的是实体商品,但软件游戏电影电子书等非实体商品也是一样的,它们本身都是人类劳动的成果。

但还有一些”商品“既不是实体商品也不是非实体商品,并且号称会钱生钱,这些商品就是股票,贷款和金融衍生品。特别是金融,号称是钱生钱的行业。听起来马克思错了?

还是那句话,财富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人类实际能用到并提升生活质量的物品,无论是实体的还是非实体的,都不会因为所谓的钱生钱而增加。先说股票,理论上来说股票收益来自企业分红,那么用马克思的理论解释就是来自于剩余价值,但事实上,由于股市存在着绝对的信息不对称,股票购买者根本无法清楚得知企业具体运营状况与前景,导致股市实际上变成了赌场,由大投机商(庄家)进行操纵(很多时候是联合政府利用公权力操纵),很显然,赌场根本就不是创造财富的地方,这其中只发生了财富转移,就如同郁金香狂热骗局一样。

而贷款,其利润来自利息,也就是食利,本质是什么呢?抢劫。哦,我知道,这时候新自由主义者又出来了,庞巴维克就鼓吹利息的合理性,认为利息来源于”人们对现在财货的主观评价要比对未来财货的评价更高“。

表面上看,好像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毕竟的确有人想要提前享受。但这同样是一个忽视现实的理想模型,人们为什么对现在财货的主观评价要比对未来财货的评价更高?人们在什么时候选择借贷?

很显然,大部分人借贷都是一种没办法的办法,无奈的选择,这里说的是普通个体,而不是资本家,资本家借贷那是另一回事,这又和剩余价值理论有关。很多时候,普通人都是为了紧急的大笔支出而借贷,例如借钱看病,借钱买房,甚至是被诱骗,例如被培训机构骗走几万贷款。这些情况很显然不是提前享受,对吧?那么在这些情况下,利息对他们来说的确就是抢劫!

那么的确是为了提前享受的人呢?请问他们有什么理由接受高利贷呢?答案是,没有,那些被高利贷缠上的人,还是被欺骗的,事前根本不知道是高利贷,然后被债主骚扰逼迫甚至被虐杀,请问这可能是他们想要的吗?

所以,结论是,如果是和基本人权无关的贷款支出,那么利息合理,但高利贷无论如何都是毫无合理性的。

至于金融衍生品,类别很多很多,被包装成投资理财之类的,但实质,和赌场一样,都是投机欺诈,发生的是财富被转移到了华尔街们的腰包,钱是无法生钱的,钱只能抢走别人的钱。

如果新自由主义者们不同意,就请具体解释一下所谓的钱生钱是如何创造出能被人类所使用的财富的,不要告诉我印钞就能增加财富哦。事实是,新自由主义者解释不出来,自80年代新自由主义席卷世界之后,华尔街攫取的财富越来越多,而与此同时美国和世界的贫富差距都越来越大,并最终在2008年由华尔街的不负责任的投机引发了席卷世界的金融危机。事实证明,实实在在的价值和财富还是得由人类的劳动制造出来,而不是金融投机商们玩玩金钱转移游戏就可以的。

接下来,该聊聊剩余价值理论了。剩余价值理论基于劳动价值论,同时也是资本主义者们最痛恨的一个理论。现在就来看看《资本论》原文吧:”
我们已经知道,工人在劳动过程的一段时间内,只是生产自己劳动力的价值,就是说,只是生产他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因为他是在以社会分工为基础的状态下进行生产,所以他不是直接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而是在某种特殊的商品形式(如棉纱)上生产出同他的生活资料的价值相等的价值,或者说,同他用来购买生活资料的货币相等的价值。他为此需用的工作日部分是大小不同的,这取决于他每天平均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也就是取决于每天生产这些生活资料所需要的平均劳动时间。如果工人每天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平均代表6个物化劳动小时,那末,工人要生产这个价值,就必须平均每天劳动6小时。如果他不是为资本家劳动,而是独立地为自己劳动,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他平均一天同样要劳动这么多小时,才能生产出自己的劳动力的价值,从而获得维持或不断再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但是,既然工人在生产劳动力日价值(如3先令)的工作日部分内,只是生产资本家已经支付[28a]的劳动力价值的等价物,就是说,只是用新创造的价值来补偿预付的可变资本的价值,所以,这种价值的生产只是表现为再生产。因此,我把进行这种再生产的工作日部分称为必要劳动时间,把在这部分时间内耗费的劳动称为必要劳动。[29]这种劳动对工人来说所以必要,是因为它不以他的劳动的社会形式为转移。这种劳动对资本和资本世界来说所以必要,是因为工人的经常存在是它们的基础。
劳动过程的第二段时间,工人超出必要劳动的界限做工的时间,虽然耗费工人的劳动,耗费劳动力,但并不为工人形成任何价值。这段时间形成剩余价值,剩余价值以从无生有的全部魅力引诱着资本家。我把工作日的这部分称为剩余劳动时间,把这段时间内耗费的劳动称为剩余劳动。把价值看作只是劳动时间的凝结,只是物化的劳动,这对于认识价值本身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同样,把剩余价值看作只是剩余劳动时间的凝结,只是物化的剩余劳动,这对于认识剩余价值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使各种社会经济形态例如奴隶社会和雇佣劳动的社会区别开来的,只是从直接生产者身上,劳动者身上,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形式。“

概括一下:资本家们独裁占有生产资料,而工人们使用资本家们的生产资料生产出商品,商品的价值包含使用价值和劳动价值。但是,资本家们付给工人的工资只是劳动价值的一部分,剩余的劳动价值,也就是剩余价值,被资本家们独占了。工人们除了自己的劳动力和必要的生活资料(个人财产)之外一无所有,为了活命只能给资本家打工。

可以看到,利润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而剩下的剩余价值则被资本家们用来支付维护公司运行的其他成本,例如生产资料的维护成本,例如市场营销广告宣传的成本,例如行政成本。那么,对于资本家来说,为了利润最大化,必然会选择压榨工人,例如强迫工人加班,找借口克扣工人工资,制造失业大军(产业后备军)以压低工资和控制工人,暴力强迫工人长时间工作等等。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方法是提升生产率,使得工人在相同时间内制造出的产品量提升。当然,资本主义更是反对福利国家,因为福利国家会明显削弱其对工人的控制力。

当然,商品是需要在市场上被卖掉才能转化为利润的,而制造商品的唯一目的就是尽可能卖出最大的利润。而工人的劳动力,同时也成为了商品,事实上,不仅仅是劳动力,资本的逐利本性会驱使资本家把一切都变成商品,例如代孕生意,把女人的子宫变成了商品。资本家们霸占生产资料和由剩余价值转化而来的资本,却拿着工人们的劳动果实付本当由他们自掏腰包的成本,还无耻的说利润是他们创造的而不是工人,你们说这是什么事啊?

有人会问:那么资本家为什么非要追求利润最大化?不停的无下限攫取剩余价值,他自己不会不舒服吗?

我:作为个人,当然会有资本家感到不舒服,但是,资本家们本身是一直在相互竞争的,如果你不舒服然后选择停止疯狂追求利润,那么结果只有一个:被更疯狂追求利润的其他资本家们赶出市场。结果就是劣币驱逐良币,做得越大的企业,必然是剥削的剩余价值越多的。

新自由主义者:我不同意!企业的利润可不是来自于马克思编造的剩余价值,而是来自于企业家精神!企业家们和工人们是自愿交易相互合作,可不是马克思编造的阶级斗争关系!

我:企业家精神能够把财富凭空变出来?那好,请滚去南极演示一下这魔术是如何实现的,好吗?我知道你们否定剥削的存在,但无论你们把企业利润编造得来自于什么东西,上帝也好节约也好资本主义精神也好企业家精神也好,你们都无法回答:为什么老板们要强迫员工加班?为什么工人们会被压榨得连饭都吃不饱,忍无可忍罢工反抗?为什么老板们不肯给工人最基本的劳动保护,坐看工人死于事故?为什么工人说个不字就被老板们的监工辱骂殴打,组织个工会都被老板们伙同政客们拆散,更是血腥镇压罢工呢?”自愿交易相互合作“,原来不肯当工作奴隶就去喝西北风是自愿,原来说个不字就要被辱骂殴打是合作!

还马克思编造阶级斗争关系,马克思何德何能”编造“自人类分裂为不同的阶级之后就一直存在的事实?陈胜吴广起义是马克思鼓动的?英国农民起义是马克思领导的?德国农民战争是马克思叫他们去做的?早期工人们破坏机器和厂房的卢德运动是马克思首先提出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马克思不过是揭示了这一点而已。

但马克思的确受当时的时代局限,漏掉了一点:那就是,老板们不仅会对工人们进行剥削,对顾客们也会进行剥削。社交网站和搜索引擎对用户隐私进行肆意窃取,以对用户进行精准广告推广掠取利益,而用户却毫不知情,这就是科技老板们对互联网用户进行的剥削,用户的隐私和搜索浏览行为点击数据都是被剥削的财富;而内购制游戏,强迫不肯花钱的玩家当免费陪玩和大数据分析免费数据提供机,劳动价值被掠夺,根据分析到的数据人为制造卡点以强迫消费,使得游戏成为了吸金工具而不是带来快乐的娱乐物品。

最后,我引用下资本论里的其他几段话吧,看到有资本主义哈巴狗攻击马克思是丛林哲学的鼓吹者,我实在是忍不住了: 最勤劳的工人阶层的饥饿痛苦和富人建立在资本主义积累基础上的粗野的或高雅的奢侈浪费之间的内在联系,只有当人们认识了经济规律时才能揭露出来。居住状况却不是这样。在这方面,任何一个公正的观察者都能看到,生产资料越是大量集中,工人也就越要相应地聚集在同一个空间,因此,资本主义的积累越迅速,工人的居住状况就越悲惨。随着财富的增长而实行的城市“改 良”是通过下列方法进行的:拆除建筑低劣地区的房屋,建造供银行和百货商店等等用的高楼大厦,为交易往来和豪华马车而加宽街道,修建铁轨马车路等等;这种改良明目张胆地把贫民赶到越来越坏、越来越挤的角落里去。 另一方面,每个人都知道,房屋的昂贵和房屋的质量成反比,房屋投机分子开采贫民这个矿山比当年开采波托西矿山花的钱还要少,赚的钱还要多。

 让我们来赞美资本主义的公正吧!土地所有者、房主、实业家,在他们的财产由于进行“改良”,如修铁路、修新街道等等而被征用时,不仅可以得到充分的赔偿,而且按照上帝的意旨和人间的法律,他们还要得到一大笔利润,作为对他们迫不得已实行“禁欲”的安慰。而工人及其妻子儿女连同全部家当却被抛到大街上来,如果他们过于大量地拥到那些市政当局要维持市容的市区,他们还要遭到卫生警察的起诉!

最近几年来不断扩大的帮伙制度当然不是为了帮头的需要而存在的。它是为了大租地农场主或地主的发财致富的需要而存在的。在租地农场主看来,再没有更巧妙的办法能把他的工人人数大大压低到正常水平以下,又能经常拥有一批额外劳力来应付额外工作,花尽量少的钱榨取尽量多的劳动,并使成年男工“过剩”。根据以上所述,我们可以了解,为什么人们一方面承认农民处于不同程度的失业中,而另一方面又认为,由于男劳力缺乏并流往城市,帮伙制度是“必要的”。林肯郡等地的已清除杂草的田地和人类的杂草,就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对立的两极。

要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永恒的自然规律”充分表现出来,要完成劳动者同劳动条件的分离过程,要在一极使社会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转化为资本,在另一极使人民群众转化为雇佣工人,转化为自由的“劳动贫民”这一现代历史的杰作,就需要经受 这种苦难。如果按照奥日埃的说法,货币“来到世间,在一边脸上带着天生的血斑”,那末,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资本主义哈巴狗混蛋们,你们是有多么睁眼瞎才能把一个对底层穷工人和失业大军们充满同情,对专制罪恶的资本进行有力批判的学者说成是”丛林哲学的鼓吹者“?你们亲爱的资本主义才是那个一直鼓吹丛林哲学的混蛋!

参考资料: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capital/index.htm

https://democraticsocialism.noblogs.org/post/2018/04/17/%e8%81%8a%e8%81%8a%e8%8a%9d%e5%8a%a0%e5%93%a5%e5%ad%a6%e6%b4%be%e5%92%8c%e4%bb%96%e4%bb%ac%e7%9a%84%e4%bf%a1%e5%be%92%e4%bb%ac%e7%9a%84%e6%97%a0%e8%80%bb/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abc/marx/karl-marx.pdf

市場的擴張與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興起

市場的擴張與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興起

写在前面:这篇文章说明了一点:如果不想让宗教威胁人民,那么政府就必须承担捍卫人民基本人权的责任,而不是像傻逼新自由主义者一样把人民扔出去不管死活,结果导致宗教找到机会借助提供帮助而扩大影响从而威胁民主。

文/林島

破土編者按:當地時間13日晚發生的巴黎恐怖槍擊事件,震驚全球,也再次引發全球對伊斯蘭問題和恐怖主義的關注。破土網針對今年年初同樣發生在巴黎的查理周刊恐襲,曾經發表評論,認為查理事件代表著族群沖突成為轉嫁階級矛盾的手段。面對市場原教旨主義者所釋放出來但無力解決的一系列沖突,羅莎·盧森堡的名言「社會主義還是野蠻」更顯振聾發聵:人類如果不通過階級政治走向社會主義,就必然會走向法西斯主義。何去何從,留待歷史來檢驗。

伊斯蘭復興運動與新自由主義在全球的勝利恰恰在同一時段發生,這不是偶然現象,而是波蘭尼所說的「雙向運動」的結果。在波蘭尼看來,在漫長的人類歷史中,市場從來不是人類經濟生活的主要形式,市場總是嵌入在社會之中,受到社會的控制,而只是在最近兩三百年以來,市場才逐漸擺脫了社會的控制並不斷擴張,試圖把一切生產要素——包括勞動力、土地與貨幣——都商品化,這就是波蘭尼所講的「大轉型」。勞動力商品化造成了毀滅性的後果,當國家政策通過更多地依賴於市場的自發調節的脫嵌方向移動時,普通人就會被迫承受高昂的代價,工人及其家庭變得更容易處於失業狀態,農民被暴露在更大的國際競爭之下,而且這兩個群體都被要求在更少得到幫助的情況下硬挺下去。正是因為市場所帶來的災難性後果,所以自我調節市場的每一步擴張都遭到社會的反抗,這種反抗不僅包括傳統的工人運動,還包括了其他社會階層,而國家在這種反抗運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對阿拉伯世界來說,隨著19世紀自由市場經濟在全球的擴張,阿拉伯各國紛紛淪落成西方國家的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在從西方大量湧入的商品和資本的沖擊下,阿拉伯世界的封建經濟逐漸解體,大量的小生產者破產,失去了傳統社會的庇護,淪為了城市中無依無靠的貧民。二十世紀的民族解放運動和共產主義運動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的,對帝國主義的反抗本身就內在地包含著對市場的反抗和尋求保護的願望。所以二戰之後,阿拉伯的民族主義政權沒有走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道路,而是以「阿拉伯社會主義」的名義建立了保護型的國家政權。在埃及,納賽爾仿效社會主義國家,在工業領域對主要的工業、金融、商業實行了國有化,保障工人的就業和生活水平,限制資本對工人的剝削,在農村了實行土地改革並建立農村合作組織,同時還推行免費教育、建立最低工資和最高收入標準、限制房租和生活必需品價格等政策,為普通工人和農民的生活提供保障。在埃及的帶動下,利比亞、阿爾及利亞、蘇丹、敘利亞、也門、突尼斯等國,也相繼走上了這條「阿拉伯社會主義」之路。在通過社會的保護限制、削弱了市場的作用之後,宗教的社會基礎也大為削弱,曾經在三四十年代的埃及獲得廣泛支持的穆斯林兄弟會在納賽爾時代迅速衰落下去,其他阿拉伯民族國家的世俗力量也牢牢掌握著政權。

在納賽爾死後,阿拉伯世界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支持和推動下逐步轉向新自由主義,實行私有化、自由化、市場化的改革。國家讓位於市場之後,原有的保護型的福利體系逐漸解體。國有企業的私有化政策導致了大批工人變成市場上任人宰割的勞動力「商品」,生活水平迅速下降。阿拉伯社會主義時期對農民的保護政策也被廢除了,農民日益陷於破產的境地。公共社會服務的市場化和福利的大規模削減導致普通民眾喪失了基本醫療衛生和教育的機會,無法接受教育的窮苦孩子最終只能從事卑賤的工作,拿著微薄的薪水,來勉強維持家庭的生計。在全球化浪潮的沖擊之下,阿拉伯國家的民族工業也受到嚴重的沖擊。大多數阿拉伯國家都面臨「高失業、高通脹、高貧困」的困境,阿拉伯國家28%的城市居民生活在市郊的「貧民窟」,不足3億人口的阿拉伯世界貧困人口卻接近9000萬,至少7300萬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

市場力量的擴張使勞動者失去了最基本的社會保護,隨時面臨著被吞沒的危險。在這樣的背景下,原教旨主義運動在穆斯林世界的興起就不是難以理解的事情。這種表面上看起來是要復興「傳統」的伊斯蘭運動,並不是要倒退到前現代社會。恰恰相反,伊斯蘭的復興是在現代化進程中所產生的現象。正如亨廷頓所指出的那樣,原教旨主義運動沒有得到農村的菁英、農民和年長者的支持,其社會基礎,恰恰是現代化進程的參與者與這一進程的產物,如從農村遷移到城市的城市貧民、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其中百分之七八十來自於農村)以及城市的下層中產階級,因為這些人最強烈地感受到現代化進程中市場霸權給社會帶來的災難性後果。

兩極分化的社會現實與伊斯蘭教義中「社會公正」的信條相違背,伊斯蘭教義中包含的平等理念提供了一種市場之外的替代性的選擇,強調平等與樸素的穆斯林生活方式成為了改革失利者們賴以寄托的思想源泉。而宗教組織則為飽受市場侵奪之苦的穆斯林提供了歸屬感和庇護所。在政府退出之後,宗教組織開始填補政府的空白,充當了社會保護者角色。在埃及,穆斯林兄弟會組建了廣泛的組織網絡,給大量的窮苦人民提供了衛生、福利、教育和其他服務。在約旦,穆斯林兄弟會在這個只有四百萬人的小國家裡開設了1所大醫院,20個診所和40所伊斯蘭教學校。而在加沙地帶,伊斯蘭教組織建立和經營了「學生會、青年組織、以及宗教、社會和教育協會」,建立了從幼兒園到伊斯蘭教大學的各類宗教、診所、孤兒院、養老院。在印度尼西亞,一個擁有600萬成員的穆斯林團體組成了一個「世俗國家內部的宗教福利國家」,並通過一個精心建立的包括學校、診所、醫院和大專院校的網絡,為全國提供「從搖籃到墳墓」的服務。以穆斯林兄弟會為代表的宗教組織通過自己的社會福利網絡得到了穆斯林群體的廣泛支持,對阿拉伯世界的影響越來越大。

基地組織等極端宗教力量也是從70年代之後獲得快速的發展。新自由主義帶來的貧困、失業、兩極分化成為滋養恐怖主義的溫床,極端組織從這些人群中源源不斷地獲得補給。2011年革命之前,突尼斯的失業率高達52%,而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的失業情況尤為嚴重,這些年輕人很容易成為極端組織的獵物。埃及著名的政治評論家穆罕默德·海卡雨評論說:「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在最貧窮的地區蓬勃發展並從貧困中得到滋養並不是偶然。如果你是一名年輕的阿拉伯人,如果你受了教育,又回到了你的村莊,但是找不到工作,你自然有可能變成激進分子。在過去,你可能成為一名共產主義者,而如今你會變成為一名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今天的世界與二戰之前的狀況有某種相似之處。新自由主義所造成的災難性後果在2008年之後愈益明顯地暴露出來,金融危機、歐債危機暴露了資本主義不可克服的內在矛盾,全球範圍內的兩極分化造成不同社會群體、國家之間的沖突日益加劇,失業、貧困、騷亂在全球多個國家蔓延。世界無疑已經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是繼續市場化,還是抵制市場化?

在國內的市場原教旨主義者看來,市場擴張所造的後果只能通過進一步市場化來解決,他們用一種完全不可能實現的市場烏托邦來為市場所造成的一系列後果辯護,正如俄羅斯休克療法失敗後,辯護者們把失敗的原因歸結為政客們屈服於社會的壓力而沒有實現完全的、徹底的市場化一樣。我們相信他們是永遠不可戰勝的:「市場自由主義的烏托邦性質本身恰恰是它在智識上所具有的異乎尋常的彈性的根源之一。因為諸社會無一例外地在全盤市場自發調節化的懸崖邊上退縮了,所以它的理論家就可以宣稱,任何失敗都不是設計本身的結果,而是缺乏貫徹它的政治意願造成的。市場自發調節的信條由此就無法被歷史經驗所證偽,它的鼓吹者也有了無懈可擊的理由來為它的失敗辯護。」

撇開市場原教旨主義者那種自欺欺人的夢囈不談,在如今的全球大環境下,人類將可能面臨兩種前途。

一種是通過階級反抗運動來重建社會保護。波蘭尼認為,經濟自由主義原則與社會保護措施之間形成了深入骨髓的社會緊張的沖突,而這種沖突直接發生在對這兩種原則持不同態度的階級之間,「廣大的勞工階級則對打破市場法則 毫不畏懼,並公開挑戰市場。」這樣,經濟領域的沖突演變為政治領域的沖突,從而將整個社會都囊括進來,「在這個市場經濟衰落的最後階段,階級力量之間的沖突決定性地登場了。」

另外一種是走向以種族對抗為基礎的法西斯主義。在波蘭尼看來,法西斯主義的興起正是市場失敗所造成的結果。市場經濟的擴張和「脫嵌」導致經濟/逐利的原則侵入乃至主宰一切領域,導致社會不同群體之間的沖突加劇,並最終導致經濟和政治體系全民癱瘓,法西斯主義由此而生。今天的世界也面臨著同樣的威脅。在法國,隨著經濟形勢的惡化和失業率的增高,極右翼的「國民陣線黨」獲得了越來越多的支持,他們鼓吹極端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認為外來移民加劇了法國的失業狀況和犯罪率,增加了法國人的不安全感。在2014年的歐洲議會選舉中,國民陣線黨在法國贏得近25%的選票,成為最大贏家。而在德國,新納粹勢力也逐漸開始崛起,2013年極右勢力制造的仇外暴力案件數量增長了20.4%。就在《查理周刊》恐怖襲擊事件前一天,德國爆發了3萬人的反「伊斯蘭化」抗議遊行,打出「歐洲愛國主義者反對西方伊斯蘭化」的標語。仇視西方的伊斯蘭極端勢力和仇視伊斯蘭的勒龐式種族主義是一體兩面,都是社會強勢階級主導的市場擴張所造成的災難性後果的產物。但是他們把鬥爭的目標不是指向新自由主義、指向剝奪弱勢群體的社會強勢階級,而是指向其他族群,用種族沖突取代了階級政治,從而遮蔽了實質性的社會矛盾,保護了市場化的社會秩序。

此次查理事件,就是後一種沖突的產物。如今法國的失業率高達24%,族群沖突就成為轉嫁矛盾的最好手段。法國學者多米尼克•加圖指出:「『伊斯蘭化』為薩科奇政府成功分擔諸多社會問題帶來的壓力,而這一工具,也被奧朗德政府完美的繼承下來,因為政治家發現,無論面對多嚴重的社會問題,只要舉起打擊恐怖主義的大旗,大多數法蘭西民眾就會重新和政府團結起來,為了法蘭西的生存,準備克服一切困難。」查理事件後,以國民陣線黨為代表的極右翼勢力進一步抬頭,出現了越來越多要把穆斯林從法國趕出去的納粹式聲音,而穆斯林群體對西方的仇恨情緒也持續升溫,巴基斯坦等地相繼爆發了對查理周刊的抗議活動,法西斯式的種族沖突若隱若現。

亨廷頓所講的「文明的沖突」,只是在共產主義陷入低潮後,階級政治讓位於族群沖突的產物。面對市場原教旨主義者所釋放出來但無力解決的一系列沖突,筆者可以下這樣的一個判斷:人類如果不通過階級政治走向社會主義,就必然會走向法西斯主義。何去何從,留待歷史來檢驗。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38902

书籍推荐:《休克主义:灾难资本主义的兴起》

大卫哈维的《新自由主义简史》是一部非常优秀的对新自由主义的分析书籍,但是《新自由主义简史》并没有仔细研究在俄国和前东欧国家以及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而新自由主义又造成了什么后果。

这一缺陷被《休克主义:灾难资本主义的兴起》所弥补了。作者Naomi Klein是加拿大的作家与社会活动家,反对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很显然,她是个左派。

内容介绍:《休克主义:灾难资本主义的兴起》描绘了近几十年来全球范围内兴起的一种新型灾难资本主义——私人财团与政治权力结盟,以新自由主义为思想旗帜,利用战争、政变,乃至自然灾害造成的休克状态,实行激进彻底的自由市场与私有化政策,其结果并未带来民主与繁荣,反而加剧社会断裂,置人民于悲惨处境。《休克主义:灾难资本主义的兴起》打破了“资本主义与自由”的神话,证明自由市场制度的扩展,远非自生自发的过程,而是依靠专制、暴力与灾难强行扩张。

书籍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the-shock-doctrine/index.htm

其中关于中国的部分摘录(备注:这一段内容很明确的证实了一点:后三十年的中国是典型的新自由主义国家,是国家资本主义与原教旨资本主义的混合体):但福山厚颜的宣言却在一个地方很快就被推翻,那就是中国。福山的演说发生在1989年2月;两个月后,一场民主运动在北京爆发,天安门广场上发生大规模示威与静坐。福山宣称民主与「自由市场改革」是相依相存的过程,两者不可分割。但在中国,政府硬是这么做:中国政府全力推动解除薪资与价格的管制,并扩大市场的范围──却坚决抗拒选举和公民权的呼声。另一方面,示威者要求民主,但许多人反对政府移向不加管制的资本主义,而西方媒体在报导这股运动时大多未曾提及。在中国,民主与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并未携手并进;它们站在天安门广场四周路障的不同侧。

在1980年代初,由邓小平领导的中国政府极力想避免发生在波兰的状况,因为波兰的工人获淮组织工会运动后,很快就推翻共党的一党专政。这不是因为中国领导人决心保护构成共党国家基石的国营工厂和农业公社,事实上,邓小平热切地想转变成企业式的经济体──热切到1980年他的政府邀请傅利曼到中国访问,并教导数百名高阶公务员、教授和党经济学家有关自由市场理论的基本概念。「所有出席者都是应邀参加,必须有邀请卡才能进场。」傅利曼回忆他在北京和上海的听众时说。他的中心讯息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一般人民,生活比在共产主义国家好得多」。他举的例子是香港,这个纯资本主义的地区长期以来被傅利曼称赞为「充满由个人自由、自由贸易、低税率和最少的政府干预所带来的创新性格」。他宣称虽然香港没有民主政治,却比美国更自由,因为其政府较少参与经济活动。

傅利曼认为,与完全放任的商业自由比较起来,政治自由是偶然的,甚至没有必要,这种定义与中共政治局逐渐形成的看法完全契合。中国共产党希望开放经济以发展私人所有权和消费主义,同时维持对权力的掌控──这套计划可以确保国家资产一旦被拍卖后,党官员和他们的亲戚可以抢到最好的交易,最先获得最大的利益。根据这种「转型」的版本,在共产主义下控制国家的同一批人,在资本主义下也能继续掌控,同时得以享受生活水平的大跃进。中国政府想效法的模式不是美国的,而是某种较接近皮诺契统治下的智利模式:自由市场结合独裁政治掌控,藉由无情的镇压来推行。

邓小平从一开始就明白镇压是不可或缺的。毛泽东统治时,中国政府对人民加诸残暴的统治,下放反对者和异议分子接受再教育。但毛泽东的镇压出以劳工之名和反资产阶级;现在党准备要自己推行反革命,并要求工人放弃许多福利与安全,以便少数人可以获得庞大利益。这不会是一件容易的工作。因此,当邓小平在1983年开放外国投资和减少对劳工的保护时,他也下令成立人数40万人的人民武装警察,这是一支新的机动镇暴部队,负责扑灭所有「经济犯罪的迹象(例如罢工和示威抗议)。

中国史专家迈斯纳(Maurice Meisner)说:「人民武装警察的配备包括美国制直升机和电击棒。」此外,「有几支部队曾被派往波兰接受反暴动训练」──他们在那里学习波兰戒严期间曾被用来对付团结工联的战术。

邓小平的许多改革很成功并受到欢迎──农民的生活比以前自由,商业也重回城市。但在80年代末期,邓小平开始引进极不受欢迎的措施,都市劳工尤其反对──解除价格管制导致物价飞涨;就业安全被取消,创造一波波的失业潮;新中国的赢家与输家间的不平等愈来愈大。到1988年,党面对势力庞大的反抗,不得不改变部分解除物价管制的措施。党的贪腐不断和任用亲信也招致人民愤怒。许多中国人民希望市场更自由,但「改革」愈来愈像党官转变成企业大亨的代名词,因为许多人非法占有他们担任官僚时管理的国家资产。

眼看自由市场实验岌岌可危,傅利曼再度受邀访问中国──很像1975年芝加哥男孩与食人鱼们在智利推行的计划引发动乱时,要求他协助那样。中国的「改革者」迫切需要的,是一位世界知名的资本主义大师大张旗鼓地访问。

傅利曼和妻子罗丝1988年9月抵达上海时,他们对中国大陆的外表和感觉这么快就很像香港大感惊喜。虽然社会底层的愤怒鼎沸,他们看到的一切都证实「我们对自由市场力量的信心」。傅利曼形容那时候是「中国实验最充满希望的时期」。

在国营媒体的注视下,傅利曼与共党总书记赵紫阳,以及当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日后出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会面两个小时。傅利曼给江泽民的讯息,与他在智利的计划走下坡时给皮诺契的讯息相呼应:别向压力屈服,而且要面不改色。「我强调私有化、自由市场和解除管制齐头并进的重要性。」傅利曼回忆说。在给共党总书记的备忘录中,傅利曼强调需要采取更多震撼治疗,而非更少。「中国改革初期的步骤已获致戏剧性的成功。中国可以藉由进一步依赖自由民间市场,获致更多的重大进步。」

傅利曼返回美国后不久,想起他提供皮诺契建议所引发的争议,于是「出于恶作剧」地写了一封信给一份学生报纸的编辑,谴责他的批评者有双重标准。他解释说,他刚在中国访问12天,在那里「我主要是当政府机构的贵宾」,并与最高阶层的共党官员会面,傅利曼指出,但这些会面并未在美国的大学校园引发人权抗议。「附带一提,我给智利和中国的建议正好完全相同。」他语带讥讽地问:「我是不是该为提供建议给一个如此邪恶的政府,面对像雪崩般的抗议?」

几个月后,这封恶作剧的信印证了其邪恶的言外之意,中国政府开始仿效许多皮诺契最恶名昭彰的技术。

傅利曼的访问未达成预期的结果,中国国营报纸上刊登傅利曼为党官僚加持的照片,未能让群众示威就此停止。在接下来的几个月,示威愈发强硬和激进。反对运动最显著的象征是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示威。国际媒体报导这些历史性的示威时,几乎无一例外地描绘成理想主义的现代学生渴望西方式的民主自由,与守旧派极权统治者想保护共产主义国家所发生的冲突。对天安门事件意义的另一种分析直到最近才出现,挑战以傅利曼主义为核心的主流看法。这种另类观点的一位主张者是曾参与1989年示威运动的汪晖,这位已是今日中国「新左派」代表人物的知识分子,在他2003年《中国新秩序》(China’s New Order)一书中解释,当年的示威者来自中国社会的各阶层,不限于大学的菁英学生,也包括工厂工人、小企业家和教师。他回忆说,引爆示威的是人民对邓小平「革命性」的经济改革普遍不满,因为改革导致物价上涨,并导致「裁员与失业」危机。汪晖说:「这些变革是1989年社会动员的触媒。」

示威并非反对经济改革本身,而是反对改革中某些傅利曼主义特质──改革的快速、无情、以及过程的高度反民主。汪晖说,示威者要求的选举和言论自由,与他们对经济的不满息息相关。要求民主是因为党推动的改革在规模上属空前,且完全未经人民的同意。他写道,人民「普遍要求以民主方式监督改革过程,和重建社会福利的公平性」。

这些要求迫使政治局作出断然选择。这个选择并非一般人常说的民主相对于共产主义,或「改革」相对于「保守」的选择。它是一个远为复杂的盘算:党应不应该强行推动自由市场计划,而这么做只能辗过示威者的身体才能达成?或者应该屈服于示威者对民主的要求,交出独占的权力,并甘冒导致经济计划大挫败的危险?

部分党内自由市场改革者,尤其是党总书记赵紫阳,似乎愿意押注在民主上,相信经济与政治改革可以兼容不悖。但党内更有力的人士不愿冒这个险。宣判终于下来:国家将以镇压示威者来保护其经济「改革」。

当中国政府在1989年5月20日宣布戒严令时,讯息已经很明确。6月3日,人民解放军的坦克开进示威行列,不加区别地对群众扫射。士兵冲进示威学生躲避的巴士,以木棍痛击他们;更多军队突破保护天安门广场的路障,逮捕示威的主事者,摧毁学生在那里竖立的民主女神雕像。类似的镇压行动同时在全国各地展开。

在那段期间有多少人被杀死或受伤永远无法正确估计,共党承认有数百人,但当时的目击报告估计死亡人数约2000到7000人,受伤者则高达三万人。镇压后继之以一场针对政权批评者与反对者的全国猎巫行动,约四万人遭逮捕,数千人入狱,且可能有多达数百人遭处死。和在拉丁美洲一样,中国政府把最严厉的镇压留给工厂工人,因为他们代表对自由资本主义最直接的威胁。迈斯纳写道:「大部分遭逮捕的,以及几乎所有被处死的都是工人。政府的目标显然是恐吓全国人民,因此公开的政策就是有系统地逮捕个人,施以毒打和折磨。」

大部分西方媒体以共产党残暴的又一例子来报导这场屠杀:就像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肃清他的反对者,现在「北京刽子手」邓小平则在毛泽东巨大的画像下压碎他的批评者。《华尔街日报》一则大标题说,「中国的暴行可能造成10年改革的大倒退」──好像邓小平是这些改革的敌人,而非决心把改革带进美丽新境界的坚定保护者。

血腥镇压5天后,邓小平对全国演说时明白表示,他以镇压保护的并非共产主义,而是资本主义。在斥责示威者是「一大群社会渣滓」后,邓小平重申党对经济震撼治疗的承诺,他说:「简单地说,这是一次考验,而我们通过了。」他也说:「也许这件坏事能让我们以更稳定、更好,甚至更快的速度推动改革和门户开放政策……我们没有错。我们(经济改革)的四项基本原则没有错。如果有任何错误,就是这些原则没有彻底执行」。5

中国专家兼新闻记者夏伟(Orville Schell)为邓小平的选择下结语说:「在1989年的屠杀后,他说的实际上就是我们不会停止经济改革;我们会停止政治改革。」

对邓小平和政治局的其它领导人来说,现在自由市场的可能性是无限的。就像皮诺契的恐怖为革命性的改变清除了街道,天安门也为中国不畏反抗的激进转型铺好路。如果农民和工人的生活变得更艰苦,他们也只能默默忍受,否则就得面对解放军和秘密警察的震怒。因此,当公众处于危疑恐惧状态中,邓小平也得以推动他以前未能推动的彻底改革。

在天安门事件前,他曾被迫放松部分最痛苦的措施;屠杀3个月后,他重推旧案,并执行数项傅利曼的其它建议,包括解除价格管制。对汪晖来说,1980年代末推行失败的市场改革却在1989年以后的环境完成,有一个明显的原因,他写道:「就是因为1989年的暴力镇压了改革过程带来的社会动乱,使新价格制度终于成形。」换句话说,屠杀的震撼使得震撼治疗得以进行。

血腥事件发生3年后,中国已对外来投资打开门户,全国各地遍设特别出口区。邓小平在宣布这些新措施时提醒全国人民:「为了消除未来的任何动乱,必要时我们将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在动乱一出现时就断然施行,包括戒严,甚至更严厉的方法。」6

改革的浪潮把中国改变成世界的血汗工厂,成为地球上几乎每一家跨国公司偏爱的委外生产地点。没有别的国家提供比中国更优渥的条件:低税赋与关税、贪腐的官员,以及最重要的,源源不绝的低薪资劳工,而且他们因为害怕暴力报复而有好长期间不敢要求合理的薪资,或最基本的工作环境保护。

对外国投资人和党而言,这是双赢的安排。据2006年的一项调查,90%的中国亿万畗豪(以人民币计算)是共党高干的子女。这些被称为「太子党」的共党权贵后代拥有2600亿美元资产。这种情况与皮诺契掌控的政商财团国家先驱智利遥遥呼应:企业与政治菁英间有一道旋转门,两者合力消灭劳工有组织的政治势力。在今日仍可看到这种合作安排的例子,例如外国跨国媒体与科技公司协助中国政府暗中监视人民,确保学生在搜寻网络时不会找到含有「天安门屠杀」、甚至「民主政治」这类字眼的网页。汪晖写道:「今日市场社会的创造并非一连串偶发事件的结果,而是国家干预与暴力所造就。」

天安门事件揭露的真相之一是,极权共产主义与芝加哥学派资本主义采用的策略有着鲜明的雷同──它们都乐于让反对者失踪,使抗拒者变回空白石板,以便重新来过。

虽然傅利曼鼓励中国官员推动痛苦而不受欢迎的自由市场政策几个月后就发生屠杀事件,但他从未「为提供建议给一个如此邪恶的政府,面对像雪崩般的抗议」。和以前一样,他不认为他提供的建议,与执行它所需要的暴力有任何关联。尽管谴责中国使用镇压,傅利曼仍继续以中国当作「自由市场的安排能有效促进繁荣与自由」的例子。

巧合的是,天安门广场的屠杀与波兰团结工联历史性的选举胜利发生在同一天──1989年6月4日。从某个角度看,两者提供了震撼主义研究的两种大不相同的案例。两个国家都需要利用震撼与恐惧来推行自由市场转型。在中国,国家利用毫不留情的恐怖、酷刑与暗杀手段,从市场观点来看,其结果虽成功但并不合格。在波兰,社会只遭到经济与快速改变的震撼──没有明显的暴力──因此震撼的效应最后逐渐消退,也较为成效不彰。

在波兰,震撼治疗虽然是在选举过后展开,但由于它直接违背绝大多数支持团结工联选民的期待,因而是对民主程序的嘲弄。截至1992年,60%的波兰人仍反对把重工业私有化。沙克斯在为他不受欢迎的计划辩护时说,他没有别的选择,并把自己的角色比喻为急诊室的外科医生。「当有人被送进急诊室时心脏已停止跳动,你只能把胸骨打开,顾不了可能留下的疤痕。」他说:「你的目标是让那个人的心脏恢复跳动。你会弄得鲜血淋漓,但你没有别的选择。」

然而当波兰人从初次的外科手术恢复后,他们却质疑医生和所施的治疗。波兰的震憾治疗并未带来沙克斯预测的「暂时混乱」,而是全面的经济萧条:在第一波改革后两年内,工业生产减少30%。由于政府削减支出和廉价进口产品涌进,失业率一飞冲天,1993年在部分地区飙到25%──相较于共党统治时期,虽然人民生活艰困且政策失当,却没有正式的失业人口,两种情况有如天壤之别。据世界银行的最新数字,目前波兰的失业率高达20%──是欧盟中最高的国家。对24岁以下的人来说,情况尤其恶劣:2005年有40%的年轻劳工失业,是欧盟平均水平的两倍。最严重的是贫穷人口的数量:在1989年,15%的波兰人生活在贫穷线以下;而到2003年,滑落到贫穷线以下的人已增加到59%。摧毁就业保护并推升日常物价的震撼治疗,并未引导波兰变成欧洲的「正常」国家(像欧洲国家有保护周密的劳工法和慷慨的社会福利),反而带来从智利到中国每个被反革命征服之处都发生的社会鸿沟。

由波兰劳工一手建立的政党──团结工联──却制造出这种永难翻身的下层阶级,这代表了痛苦的背叛,也因此酝酿出一股始终无法平复的深刻讽刺与愤怒。团结工联的领导人往往淡化他们政党的社会主义根源,华勒沙现在宣称早在1980年他就知道「必须建立资本主义」。曾在共党监牢待8年半的团结工联战士及知识分子莫德兹劳斯基(Karol Modzelewski),愤怒地反驳说:「我不会为资本主义被关一周或1个月,更别说8年半了!」

在团结工联统治的头一年半,工人相信他们的英雄所保证的痛苦会很短暂,是把波兰带进现代欧洲必要的一步。即使面对飙升的失业率,他们也极少发动罢工,只耐心等待震撼治疗产生效用。当承诺的复苏未发生时──至少就业市场未见任何迹象──团结工联的成员陷入完全的困惑:为什么他们的运动带来的生活会比共党统治时期更恶劣?「1980年我成立工会委员会时,团结工联保护我,」一名41岁的建筑工人说:「但这次我找他们帮忙时,他们告诉我必须为改革而忍受痛苦。」

波兰的「特殊政治期」经过约18个月后,团结工联的总部已经忍受不了而要求结束实验。极度的不满反映在罢工次数显著增加:在1990年工人仍给团结工联通融时,只发生250次罢工;到1992年,罢工次数已超过6000次。面对来自基层的强大压力,政府被迫放慢其野心勃勃的私有化计划。到1993年底──那1年发生近7500次罢工──62%的波兰工业仍由国家拥有。

波兰工人终于阻止了国家资产大批私有化,这意味尽管改革已带来如此深刻的痛苦,但原本情况还可能变得更糟。罢工潮无疑挽救了数以万计可能丧失的工作,因为许多低效率的国营公司原本会步上关闭、大幅裁员和变卖的命运。有趣的是,波兰的经济在同一时期开始快速成长,根据著名的波兰经济学家兼前团结工联成员柯沃里克(Tadeusz Kowalik)的说法,这证明那些准备以低效率和落伍为由注销国营公司的人「显然是错的」。

除了罢工外,波兰工人找到另一个向昔日的团结工联盟友表达愤怒的方法:他们利用争取得来的民主,在选举中断然惩罚这个党,包括他们一度拥戴的领导人华勒沙。最戏剧化的严惩发生在1993年9月19日,一个包含前执政共产党(重新包装为民主左翼联盟)的左派政党联盟,赢得国会66%席次。当时团结工联已分裂成两个互斗的党派,其中工会派赢得不到5%的席次,在国会中丧失正式政党地位;一个由总理马佐维耶茨基领导的新党派只赢得10.6%的席次──这是对震憾治疗再明确不过的拒绝。

不过,在往后的数年,当数十个国家奋力找寻改革经济的方法时,这些难以启齿的细节──罢工、选举的挫败、政策逆转──将不再被提起。反而波兰将被高举为典范,证明激进的自由市场改革可以在民主与和平下发生。

就像许多有关国家转型的故事,这一则故事同样大部分是神话。但它比真相更动听:在波兰,民主被用作武器,用来对抗街道上的「自由市场」,也被用在选举中。在同一时期的中国,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背后的势力辗过天安门广场上的民主,震撼与恐怖开启了现代史上获利最丰厚也最长久的投资热潮。又一个在屠杀中诞生的奇迹。


http://closerworld.org/phpBB/viewtopic.php?p=17111

注释:

1 团结工联在1980年脍炙人口的口号是:「社会主义──好,它的扭曲版──不好」(这句用波兰话说会更顺口)。

2 这次选举虽然是一大突破,但仍然受到操控:从一开始,国会下议院65%的席次就保证分配给共产党,团结工联只能竞选其余席次。尽管如此,一面倒的胜利使团结工联实际上已能控制政府。

3 米克尼克后来痛苦地发现,共产主义最糟的事是发生在它结束后。

4 这场演讲形成了福山3年后出版的《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一人》的基础。

5 邓小平有一些著名的辩护者。屠杀之后,季辛吉写了一篇专栏文章,辩称中国共产党没有别的选择。他说:「世界上没有政府会忍受首都的主要广场被数万名示威者占据8周……因此镇压是无可避免。」

6 纽约大学人类学家哈维(David Harvey)指出,天安门事件后,邓小平展开著名的「南巡」,中央政府开始全力推动开放外国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

(社论:中国——习近平的全球化力量)Editorial: China–Xi Jinping’s global power grab

(写在前面:我不知道那些右派混蛋们是如何胡扯出外国左派亲共的,事实上外国左派们除了极少数毛派和实在不了解中国的之外,其他大部分人都对中国是批判态度,而这就是其中一篇文章)

From the March-April 2018 issue of News & Letters

来自2018年三月-4月新闻和信件的议题

Donald Trump as a presidential candidate promised to get tough on China almost as often as he slurred Mexican immigrants as rapists. Yet in office his general indifference on foreign policy—except where he has ceded positions to the interests of Vladimir Putin and Russia—has created a power vacuum into which Xi Jinping has eagerly thrust China.

唐纳德.川普作为一个总统候选人时承诺对中国狠一些,这就像他将墨西哥移民贬低为强奸犯一样频繁。然而在办公室他并不关心外交政策——除了他已经放弃了对普京和俄国的利益所摆出的姿态——这制造了一剂习近平渴望插入中国的强心针。(备注:这篇文章发表的时候,贸易战还没开始,不过我认为贸易战不过是川普和习特勒之间相互演戏而已,川普鼓吹的孤立政策,就像作者说的一样,是对习近平有利的。)

China in Red, the members of 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in orange. The 6 proposed corridors ( https://www.merics.org/en/merics-analysis/infographicchina-mapping/china-mapping/ and http://www.cbbc.org/cbbc/media/cbbc_media/One-Belt-One-Road-main-body.pdf ) in black.

红色的是中国,橙色的是亚洲基础建设投资银行的成员。6条走廊是黑色的。

Xi has parlayed the anti-corruption campaign withi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 across Eurasia and East Africa, introduced soon after he gained power in 2012, into consolidating control of the machinery of power within China and projecting influence internationally. The anti-corruption campaign might appeal as a populist response to people’s disgust at conspicuous corruption among Party officials, but it has led to high functionaries in rival factions overcrowding elite prisons, and others fearful of joining them.

习在中国共产党内进行了一场名为反腐败运动的豪赌,以及开始横跨欧亚大陆和东非的一带一路(BRI),这些从他在2012年取得政权之后就迅速开始了,为了巩固对中国内部的政权机器的控制和扩张国际影响。反腐败运动也许表现的像是对人民对党官僚的显著的腐败的厌恶的民粹主义的回应,但是它指向了敌对派别的职能部门,精英和其他因为害怕而加入他们的人塞满了监狱。

‘ANTI-CORRUPTION’ HIDES WITCH HUNTS

“反腐败”隐藏了的猎巫行动

The anti-corruption campaign, which Xi says will continue forever, will now be coupled with a new campaign to root out hidden enemies in the Party. Tracking down potential enemies online and in daily life has expanded with the aid of cutting-edge electronic surveillance, first employed against Uyghur resistance in Xinjiang, and with a projected national supervisory commission to centralize it.

反腐败运动,习说会永远持续,将会与新的找出党内隐藏的敌人的行动挂钩。在线和在日常生活中在扩展的前沿电子监控技术的帮助下追踪潜在的敌人,最先用于镇压新疆的维吾尔人的反抗,拥有一个成为项目的国家级别的中央化的监督委员会。

The result was that Xi was re-elected Party General Secretary in October 2017 without open opposition, and with no obvious successor. Instead, Xi Jinping Thought, the wisdom of this one-term leader, was added to the Constitution, the first “Thought” there since Mao Zedong’s.

结果是习在2017年十月在没有公开反对的情况下再次当选为党总书记,同时也没有明显的胜利者。相反的是,习近平思想,这一届领导的智慧,被加入宪法,这是自从毛泽东思想之后被加入宪法的第一种“思想”。

It thus came as no surprise to find that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is expected to abolish the ten-year two-term limit and permit Xi to rule in perpetuity. He was able to clear away constitutional obstacles to maintaining power more quickly than another petty functionary who rose to the top, Russia’s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who for a while had to rule Russia through straw man Prime Minister Dmitry Medvedev.

因此并不奇怪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被期待废除十年两届任期限制,以及允许习永远统治。他能够清除宪法障碍以维持权力,这比另一个实际处于顶层的俄国总统普京的行动更快,普京在一段时间内不得不通过傀儡梅德维杰夫进行统治。

CHINA AS THE WORLD’S CREDITOR

中国成为了世界的债主

Outside of China, Xi is armed with the capital extracted from Chinese workers during 25 years of primitiv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plus the excess industrial capacity that the Great Recession created. From the world’s sweatshop China has become the world’s creditor, wielding the capital to expand BRI, financing highways, railroads, port facilities and airports across Asia and beyond.

在中国之外,习用从中国工人在25年内被压榨出的原始积累的资本武装自己,加上大衰退创造的过剩的工业产能。中国从世界的血汗工厂变成了世界的债主,用这些资本去扩张一带一路,在亚洲和其他地区投资高速公路,铁路,码头设施和机场。

While Trump’s “America First” U.S. only offers cents on the dollar to the states for their highway and bridge projects, China is nearly the only source of capital for neighboring nations. They have eagerly signed on, even for projects that China related to old territorial claims of the Chinese Empire or trade routes leading back to it, laying bare Xi’s expectations for what he calls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在川普的“美国优先”下美国只在国家的高速和桥梁项目上投资很少的钱时,中国几乎成为了邻国唯一的资本来源。他们很热切的加入,甚至接受那些在中国宣称是中华帝国的相关的旧领域中进行的项目或领导回到旧的贸易路线的项目,赤裸裸的暴露出习对他声称的“共享未来的社区”的期待。

But China’s largesse is less like the post-war Marshall Plan for rebuilding Europe under U.S. direction and more like the World Bank’s, whose loans trap Third World countries in thrall under mountains of debt and demand race-to-the-bottom gutting of wages and working conditions in exchange.

但是中国的慷慨并不像战后的马歇尔计划那样为了在美国的领导下重建欧洲,而更像世界银行的计划,这一计划的债务将第三世界国家拉入了山一样多的债务的陷阱中,更造成了在工资和工作条件上的比烂。

In the Maldives, an island chain in the Indian Ocean, airport, road and bridge projects built by China are expected to raise the nation’s external debt to more than half its annual Gross Domestic Product in just three years. China has already taken over 16 islands in lieu of the Maldives’ defaulting on debt. A state-owned Chinese company got a 40-year lease on the port of Gwadar in Pakistan for the same reason, and Sri Lanka granted China a 99-year lease on the port of Hambantota, again to avoid debt default.

在马尔代夫,一个印度洋上的岛链,中国制造的机场,道路和桥梁工程将这个国家的外债提升到了国民生产总值(GDP)的近一半。中国已经拿走16个马尔代夫的岛屿作为抵押。出于相同的原因,一家中国政府拥有的公司得到了巴基斯坦的Gwadar码头的四十年使用权,同时斯里兰卡也为了还债将Hambantota的码头的99年使用权租给中国。

Only practiced ideologues could tell us how that lease differs from the 99-year lease that the British extorted for mainland Hong Kong from the weakened Chinese Empire. The expiring lease led to the UK returning Hong Kong to China’s control in 1997, but under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policy, that left Hong Kong with some degree of autonomy until 2047. In the last year, Xi’s consolidation of power has led to a steeper undermining of that special status. Activists in the 2014 Occupy Central movement, already punished, have faced even harsher jail time. Established opposition political parties have been ruled off the ballot.

只有有经验的空想家们能告诉我们这些租约和英国从虚弱的中华帝国手中获得香港的99年使用权的租约的不同之处。租约的过期导致英国在1997年将香港的控制权还给中国,但在一国两制政策下,香港保有一定程度的自治直到2047。在去年,习对权力的巩固导致了对这一特殊状态的严重的破坏。2014年占领中环运动中的活动者们,早就被惩罚了,但他们现在面临着更长的监禁时间。已经建立的反对派政党被剥夺了表决权。

THE THREAT OF XI JINPING’S ‘THOUGHT

习近平“思想”的威胁

Foreign adventures, including island building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o assert China’s claims over its neighbors, are aimed at domestic control. Mao Zedong admitted in the 1956 Constitution that China was state-capitalist. That has remained true in the succeeding 60 years, even as contorted “Marxist” rhetoric has changed.

外国冒险家们,包括那些在南中国海建立岛屿以为中国的压倒它的邻居的宣告辩护的,目标是进行内部控制。毛泽东在1956年宪法中承认了中国是国家资本主义。在共产党成功之后的60年内,这一直是事实,即使那些被扭曲的“马克思主义”修辞改变了。

The official line is that China is “currently in the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 and would remain there for over a century, promising only a “moderate” raising of living standards.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in practice is not a promise but a threat to China’s workers, who had reason to strike thousands of times since Xi took command. The other side of keeping workers down at home is acting aggressively on the world stage.

官方声称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会持续一个世纪,只承诺了“中等的”生活水平的提升。“习近平思想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带入了新时代”对中国工人们来说,实际上不是一个承诺,而是一种威胁,他们在习夺得指挥权之后有理由反抗上千次。另一方面,为了在世界舞台上表现出侵略性,中国共产党也需要将工人们镇压在家中。

Editorial: China–Xi Jinping’s global power gra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