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右派们天天鼓吹的英国的“自由传统”，纯属无耻的谎言，任何国家都没有什么自由传统，英国也一样，所谓的大宪章和“光荣革命”，不过是封建领主内斗和早期资产阶级夺权罢了，和自由或人权都毫无关联。至于所谓的宗教改革，更是新权贵们和老权贵们之间的内斗而已。当然，资本主义本身就是反人权的。）
五、大宪章
虽则自诺曼征服到1200年，是国家权力日增因而做为国家元首的国王的权力也发达起来的时期，可是这种发达仍限于封建制度特性所要求的各种条件以内。没有一个国王想建立独裁权力；封建的契约体现着阶级势力的现有平衡，它的界限虽不明确，却为人所共知，也没有一个国王希望越过这些界限。大家承认，国王有一定的权利和义务——有维持治安的义务、有率领军队作战的义务、有保障封臣占有采邑的义务，有征收一定捐税的权利、有要求封臣服一定兵役和做出其他贡献并且以土地的最终所有者资格受他们敬服的权利。同样，封臣也有他相应的权利和义务。详细说来，他所交纳的捐税只限于指定的时机和数额，他死时，交了照例的费用以后，准许将他的采邑传给他的继承人。
仅次于这些权利的，就是为佃户开法庭的权利，这种法庭是个重要的财源。虽则如上文所述，王家法庭已在牺牲私人裁判权而扩大它们的范围，可是这事做得审慎周详，不用强迫手段，而只是提供效率显然较高的机构。
作为最后手段，诸侯仍有背叛的权利。如果国王无耻地破坏封建契约，并且一切纠正均归无效，诸侯就可以抛弃他对国王的效忠，用战争来强行自己的权利。这永远是无办法中的权宜办法，并且在王室力量最大而诸侯力量最小的英国，这儿乎是毫无希望的。当王室得到其他阶级和其他阶层人民的支持时，例如1095 和1106年，甚至最强大的诸侯联盟也不能击败王室。
安茹王朝最能干、最横暴的君主约翰，确企图越过王室所能要求而不破坏封建契约的权限。他以习惯所不许的方式，在习惯所不许的时机，征收额外的费用和附加捐；他不经法庭的裁判就没收封臣的田产；他任意把诸侯法庭的案件调到他自己的王家法庭。总之，他不尊重法律或习惯。他的行政机构直接威胁诸侯的权利，实际也威胁一切自由人民的权利，就是说，威胁一切从事于使封建国家维持有效而合用的秩序的人们的权利；我们须永远切记，封建国家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使农奴和贫苦农民大众安份守己。他这种新作法不仅限于诸侯方面。教会也受到同样的待遇。两世代以来日益意识到其自治权的城市，也被迫缴纳一切新捐税。
结果是，王室脱离了它从前最有力的支持者阶层而完全孤立。约翰特别不幸的是，他攻击教会的时候，正当教会在一位超群政略家教皇英诺森三世当权的时候，是教会的一个非常强盛的时期。——一他于
尽管这样，如果约翰的对外政策不遭失败也许能如愿以偿。他与他的侄儿阿瑟争继位，于是对法国作持久战。他一个又一个地失去他父亲曾掌握的领地，连诺曼底公国也在其内。诺曼底一告失陷，英国许多诸侯就丧失了极大的祖遗田产。从他们的眼光看来，约翰没有履行他的第一义务，即保卫封臣所有采邑的义务。同时，他们的国外领地既已失去，他们更惴惴不安，要保住他们在英国所仍有的领地。
在这已失去诸侯拥护的时刻，约翰又因坎特伯雷大主教的职位补缺问题而卷入与英诺森三世的直接争执。英诺森不顾国王指定的人，并且违反既定的习惯，竟任命斯提芬· 郎顿为大主教，并且为了厉行这种任命，禁止英国的宗教活动。他紧跟着宣告把约翰逐出教会并且不许他为王，同时劝告法兰西王和苏格兰王对他开战。约翰组织了一个包括佛兰德和德意志皇帝的反联盟。在1214年的布汶一战，他的军队大败，英国的诸侯拒绝作战。甚至他终于向英诺森表示屈服，也不能再得英国教会的拥护，郎顿仍作诸侯叛变的首脑。
约翰是孤立的。往昔王室与贵族斗争，常以民军为制胜之具，现在他甚至不能发动民军。由这事本身看来，可见反约翰的运动是有点人民运动的性质。他勉强屈服了，1215年6月15日，在兰尼梅德地方，他接受了诸侯列入大宪章内的要求提纲。
人们把大宪章看做英国史的转折点，这是对的，但所持的理由，却几乎总欠正确。大宪章不是个“宪法”文件。它没有体现“无代表则无权课税”的原则。它没有保证议会政治，因为当时还没有议会。它没有规定陪审裁判权，因为事实上陪审团是诸侯极力反对的一种王家机构。
大宪章的真实作用，是详述约翰如何逾越了他作为封建宗主的权限，要求停止他那种非法的行为。它坚决主张对商人不许任意课税，这是诸侯与伦敦公民联盟的标志。在其他方面，例如削减国王法庭权力的企图，这个宪章却是反动的。它最著名的一条宣称：“除按照同等人民的合法裁判和按照国家的法律外，不得对于一个自由人加以逮捕或监禁或强取财产或逐出境外或任何方式的杀害，我们也不得加以侵犯或拘捕”，但绝大多数的人民还处在农奴的地位，“自由人”一辞使他们不能享受这条法律的任何利益。以后农奴制没落，这个条文才取得新的意义和重要性。
比个别提出来的要求更为重要的条文，就是设立二十四位诸侯组成的常设委员会［据其他一些英国史著作所述，这个机构是由二十五个诸侯组成的。——校订者注］ ，来监督约翰是否遵守诺言。这个条文的真正企图是创立一个机构，以使人不必采用公开叛变的手段（这种叛变只有在1215年那种罕有情形下才能成功）, 或者，即使到了最坏的地步，也可以保证在尽量对诸侯有利的情形下发动叛变。这个特别策略不大有效，可是它确开辟了一条新路，诸侯们循此路线，就能以一个阶级而不以个人资格来作政治的斗争。这个策略也开辟了新兴阶级加入政界的道路。它也造成议会的发展，作为先是贵族而后资产阶级所借以保障其利益的工具。
诸侯们一经分散，约翰就立刻否认宪章，集合军队。诸侯们的答复是宣告废掉约翰，请法国国王的儿子路易即王位。跟着来了一场内战，到1216年10月，约翰身死，内战始停。他的儿子亨利只有九岁，路易的拥护者不久就投归这位幼年王子。王子即位，彭布鲁克伯爵威廉· 马谢尔和胡伯特· 德· 柏格领导一群诸侯，用他的名义掌理政事。在亨利未成年的长时期中，大宪章的原则渐被承认为法律的基础。‘在以后几世纪里，自亨利三世至亨利六世，每一国王都郑重地重新确认大宪章。
大宪章后来的历史颇为奇特，并且可分为三段。封建制度衰落的时候，它不再有明显的实际用途，于是归于遗忘。都铎王朝的资产阶级与君主政体有极亲密的联合，不愿抑制它，而贵族的势力又在玫瑰战争中被摧毁。莎士比亚写他的剧本《约翰王》时，从没有提到大宪章，很可能是从没有听到过大宪章。
在斯图亚特王朝统治之下，资产阶级进入革命时期，大宪章才又被发现出来，但因它是用封建的术语制定的，所以全被误解，被用来做为议会权利的一种根据。人们固守这种认大宪章为民权基石的看法，经过十九世纪的大半时间，没有改变。只是到了最近五、六十年间，历史家才用批判的眼光把它当作封建的文件来考查，才发见了它的真正意义和重要性。
正因为大宪章标志着封建制度发展的极峰，并且极准确地表现着封建阶级关系的性质，所以它也标志着社会已转到这些关系以外的变迁。它既是个结局，又是个出发点。在取得宪章上，诸侯们得到极大的胜利，但也须付出代价，即他们采取了不属于严格封建方式的行动，造成他们自己内部的和对其他阶级的新联合。
四 1688年的妥协
1681年的各种事件，乍看起来，似乎是一场圆满而胜利的反革命，把长期议会、内战和共和国的成绩一扫而光，而这些事件的继续发展似乎证实了这种看法。继胜利之后，查理二世改组地方行政机构。处处以托利党人代替辉格党的治安法官，辉格党当权时，克拉伦登法典已有些作废，现在又复力加执行。托利党被选充伦敦郡守等要职，而因为郡守有选择陪审员之权，这就使政府确有把握，能把任何被传讯的辉格党领袖判决有罪。沙夫茨伯里、罗素、阿尔基农·悉尼和其他辉格党人开始作武装抵抗的计划，同时旧日克伦威尔部下的一群军人也打算暗杀查理二世和詹姆斯［我们很有理由认为这个所谓“莱好斯阴谋”（Rye House Plot）自始就是煽动者制造的——作者注］。沙夫茨伯里觉得没有成功的希望，并且恐怕被捕，于是在1682年11月逃往荷兰。在次年6月间，两桩阴谋都被人密告政府，阴谋的首领连罗素和悉尼在内都被捕获处决。辉格党的支持者被迫一言不发，甚至在伦敦，拥护教会和国王的徒从也一时控制街巷。现在沙夫茨伯里派完全消灭，因而任何反对王室的联合行动的最后可能性也跟着完全消灭。
在1683和1684两年间，托利党进攻辉格党最后的根据地，很各自治城市。他们宣布伦敦市违反特许证上的规定，于是把它的特许证没收，只有以使王室控制市政会为条件，才发还特许证。许多地方城市不待有更坏的遭遇，就赶紧把特许证交出，而其他城市也在种种借口之下被撤销凭照。他们在约克所用的借口，说约克“市长不准持有国王荐书的一位江湖医生在该市搭台卖药”，或许与用在其余大多数城市上的借口并无二致。因为市自治会大半选举议会议员，所以查理二世现在可以确信，如果有一天他需要召集议会，他一定有个托利党的下议院。辉格党溃散了，并且似乎是消灭了。
然而这个反革命却不象它外表上那样圆满和坚固。辉格党在富裕商人中的社会基础其实是空前强大的。自1660至1688年期间是商业扩展一日千里的时期。英国与葡萄牙联盟并且与西班牙及其属地建立较为密切的贸易关系，结果替英国货物开辟了新的市场。北美殖民地和西印度的种植园不断发展，提供市场和原料，同时东印度公司不但成为一个重要商行，而且成为英国国内政治的一个力量。由于对各处殖民地的剥削，辉格党的商人已获得大量积累的资本。
查理二世在追求专制主义中所能纠集来作他后盾的社会力量虽然不小，但他们并不是绝大数量资本的支配者。由于路易为了他自己的政治理由而预备给予查理二世的补助费，王室暂时而偶然地能自立了。但这种补助费不是可以无止境地依赖的，并且最拥护王权的议会也不会准备给王室充分的收入，以保持专制政体所需要的常备大军。实际上，乡绅的保守主义和没有远见，使他们不能领会当时正在发展的复杂国家组织那种日增的需要，所以差不多总是特别吝啬。政府迟早必有一天不得不恭恭敬敬地求助于伦敦的财阀，而财阀则非有条件不肯施助。
这所以没有成为事实，是因为詹姆斯力求使反革命迅速进行，超过拥护他的托利党人所准备达到的速度和限度，以至给辉格党以有利的机会。由于他企图在英国恢复天主教，他不得不依赖国内最反动分子的支持，即耶稣会士和较为卤莽和短见的天主教绅士的支持。他的企图甚至不为大部分的天主教徒所欢迎，他们预知这事必归失败，而失败就使他们陷于较前更坏的地位。
这企图所以更不容易成功，是因为它正值1685年法国取消南特敕令，使胡格诺派不能享受有限的信教自由之时。南特敕令取消以后，继之以酷烈的迫害，几十万胡格诺派教徒拚命逃走，散到整个西欧各地。其中有五、六万人移居英国，差不多全是熟练的工匠。他们是丝织工人和帽匠、造纸匠和玻璃匠，把他们的工业技术和添枝加叶的天主教暴行故事一齐带来。不久以后，就有个一般的信念传播开来，以为全欧洲都在酝酿着一个共同毁灭新教的阴谋。反对詹姆斯的运动所以那样广泛和激烈，大部分是当时法国局势所造成的结果。
可是当詹姆斯二世即位之初，情形还很顺利，议会因以往王室对市自治会的操纵而满布托利党议员，慷慨地通过预算。但第一个攻击是从左翼来的。在英国和荷兰，都有人计划以蒙默思公爵为首的起事和同时在苏格兰的登陆。那些曾支持平均派的阶级，以及二、三十年前习于视王室为天主教和社会反动的工具的阶级，都把他们的希望集中在这次起事的成功。
7月间，蒙默思登陆于莱姆里季斯的时候，他从雇工、小自耕农尤其是西部织工方面，受到自凯特时代以来英国任何地方所未尝见的热烈欢迎。当时西部的呢绒业因与爱尔兰的低工资和贱羊毛相竞争而陷于不景气，织工自发的拥护可能与此有关，但显然那时也有个新式的群众政治运动。在象征往日平均派的绿色旗帜下，蒙默思进趋内地，所过之处，拥护者日增。
然而不久就明显了，这些拥护者仅属于一种人。辉格党的大富豪没有一个响应蒙默思，绅士也很少，这种缺乏热情实是这次起事的大众性直接造成的。辉格党最后发生了叛卖行动，他们的代表奥伦治君威廉派遣驻在荷兰的英国军队回英平乱。遭到这种破坏，蒙默思的起事注定失败。可能拥护他的大中心位于伦敦四围的半圆形地带，汤顿区与这地带的关系是个孤悬在敌境或中立地区内的地方。辉格党既不支持蒙默思，政府就能牢固地控制伦敦及其周围各郡。
起事群众进趋布里斯托尔，为一支强大的政府军所逐回，退到布里季沃特。在这里，他们企图出其不意地夜袭塞季木厄的敌营。企图失败了，而袭击的优势一经消失，这些缺乏训练的、武器恶劣的农民和织工，与一支统帅中有两位名将约翰·丘吉尔和帕特里克·萨斯菲尔德的军队相抗，实在是毫无希望。他们作战很英勇，但终于溃败，被王家骑兵踏死或枪杀。接着就是追捕起事余众，在血腥的巡回裁判所里，被处决的有几百人，被流放到西印度群岛种植园的为数更多。蒙默思本人也被捕获斩首。
政府甚至利用这次事变，作为扩充常备军的借口。在复辟的时候，克伦威尔的队伍，除少数警卫队外，都迅速地被解散了。以后政府招募了儿支卫戍丹吉尔的队伍，在苏格兰又经常保持着一支二万人的军队。但查理二世每次想在英格兰驻一支常备大军，都遭到强烈的抵抗。现在詹姆斯二世把兵力扩充到三万人左右，为了威吓伦敦，在杭兹洛荒原驻扎了一万三千人。
与法律的规定相反，这支军队尽可能用天主教徒为军官。兵士绝大多数不是天主教徒，因而想使他们改教的笨拙做法，只激起他们的愤怒。詹姆斯二世派驻爱尔兰的总督提康内尔伯爵却能成立一个天主教大军。
现在詹姆斯二世开始用天主教徒代替国教会里托利党的牧师，重建为长期议会所取消的高等法院，任命天主教徒为官吏，甚至为主教。他觉得，天主教徒仍苦于依法无权参政，甚至他那托利党的议会也不会同意消除这种状况，于是他决心特别行使他的王权，加以消除。在1687年和1688年的4月，他两次发布信教自由令，停止一切使天主教徒不得充文武官吏的法律。为了争取新同盟，解禁令也把非国教徒包括在内，但旧日清教徒畏俱和厌恶天主教的心情非常强烈，并且信教自由显然被利用为造成政治上解禁的工具，所以非国教徒不为所动。
詹姆斯二世命教士在礼拜堂内宣读信教自由令，国教教士不肯实行，并且得到主教的支持。当七个主教被捕，经审讯而被释放的时候，他们与以前的上议院主教团不同，成为伦敦清教群众的英雄。从前查理二世以其较锐敏的政治眼光，认为只有托利党乡绅的支持仍可作为专制君主政治的基础，所以争取他们，现在詹姆斯二世既与英国国教会破裂，也就是与托利党的乡绅破裂。因此，失败是绝对无疑的。
因蒙默思失败而获利的毕竟是辉格党而不是政府。这次失败毁灭了左翼，于是他们能平安无事地发动一个革命，一个正因为没有大众参加而后来可称为“光荣”的革命。推翻詹姆斯二世和斯图亚特王室，而詹姆斯二世出走以后又绝不会使国内产生一个使穷人向富人提出不便要求的共和政体，这是件安全的事。
辉格党和托利党联合起来与奥伦治君威廉进行谈判，到了6月30日，一群首要贵族给他一封邀请书，约定积极援助他反对詹姆斯二世。在整个夏季，威廉集合舰队和陆军，焦急地守候着，以防路易直接进攻尼德兰而使他不能开航。詹姆斯二世和他的大臣在进退上犹豫不决，最后到了11月5日，威廉在托尔湾登陆，未遇抵抗。詹姆斯二世的拥护者一个个地逃往海外或投归威廉。一个名叫约翰·丘吉尔的投归威廉，大概有决定的作用，他在军队里已是个最有势力的军官，不久以后，就成为更著名的马尔博罗公爵。没有军队，詹姆斯二世就无法可想，到了12月，他逃走了，威廉的力量却在进趋伦敦时日益强大，于是威廉成为唯一可能的现存权威。
2月间，一个协商会议开会，请威廉和玛丽共即王位。会议宣布自己为议会，进而在“权利法案”中，规定辉格党富豪和资产阶级乐于让君主制度继续存在的条件。事实上，国王不得再控制军队或审判官。他尤其不得废除法律或停止法律的执行。财政管理权永久归于议会，议会至少须每三年召集一次，并且每次不得存留三年以上［1716年，辉格党把议会的寿命延长到七年，因为如在当时办理选举，大概就会造成托利党的多数。1911年，议会的任期定为五年，但任何议会无限延长自己的寿命是无法预防的事，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就是如此。——作者注］。在这些条件之下，辉格党变成忠实热烈的君主主义者，因为现在的君主政体是他们的君主政体，并且依赖他们而存在。这是他们异于托利党之处，托利党反而觉得他们的存在有赖于君主政体的存在，所以他们给与支持时，条件远较宽大。
马克思说：“‘光荣革命’，把地主、资本家这些谋利者同奥伦治的威廉三世一起推上了统治地位。他们开辟了一个新时代，使以前只是有节度地进行的对国有土地的盗窃达到了巨大的规模。这些土地被赠送出去了，被非常便宜地卖掉了，或者被用直接掠夺的办法合并到私人地产中去了。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丝毫不遵守法律成规的情况下完成的。用这种欺骗的方法攫取的国有土地和从教会夺来的土地，既然在共和革命中没有再度失去，就构成现今英国寡头政治的贵族领地的基础。市民资本家鼓励这种做法，为的是把土地变成纯粹的商品，扩大农业大规模生产的范围，增加来自农村的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的供给等等。并且，新土地贵族又是新银行巨头这一刚刚孵化出来的金融显贵和当时靠保护关税支持的大手工工场主的自然盟友。”［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791一792页。——译者注］
1688年的“革命”使辉格党在下一世纪，除几次短短的间断外，掌握中央政治机构的控制权。为了行使这种控制权，他们迅速发展出必要的财政机构和相应的政治方法。然而他们的胜利并不圆满。他们不得不让托利党乡绅掌握乡村地方政府的控制权，这就造成十八世纪很多政治冲突所围绕的双重体制。
当时荷兰正进入与法国长期作战的时期，威廉只要能取得英国的财力和人力以供抵抗法国之用，他本人就准备接受任何条件。但在这些资源可供利用以前，他先要巩固他的政权，不但要巩固他在英格兰的政权，而且要巩固他在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政权。1689年，詹姆斯二世在爱尔兰登陆，在这里，他有一支现成的军队，并且不难煽动本地天主教徒对新教徒“驻防军”举行民族起义。
1690年7月，威廉在博因河一战击败詹姆斯党的军队，1691年10月，爱尔兰最后的将军萨斯菲尔德在一次辉煌而无望的挣扎之后，在利默里克投降。作为投降的一个条件，威廉许给爱尔兰天主教徒以信教自由，但他立即背信，通过剥夺他们一切公权和信教权的苛酷刑律。爱尔兰再次被征服以后，接着又来一次土地的没收，最受其利者是威廉的荷兰籍宠臣班廷克勋爵，自此以后，英国人比以前更公开地拿这块地方当作专为英国资产阶级利益而存在的殖民地，比以前更残暴地加以统治。
苏格兰人不甚反抗地接受了新政权，高地区的起义开头在基利克兰基获得一次胜利，以后就逐渐消灭。拥护国民誓约的低地区极其喜欢詹姆斯二世的被逐，到1692年，不列颠群岛全境己无人反抗威廉的统治权。在下一时期，我们注意的中心由国内政治转移到对法国的斗争和导致产业革命的经济变化。
三、土地革命
观察任何历史时期的时候，如果太坚决地注目于将来，或太固执地注目于过去，同样会使我们陷于错误。在十六世纪那种显系过渡的时期，当封建特征与资本主义特征错综拥挤在一起形成一个既非封建又非资本主义的整个世界时，尤其如此。以上两节所叙述的，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而是一些必然产生资本主义社会的条件的发展，即商品在生产和销售上的自由市场的创立。最关重要的自由市场无过于土地和劳力的自由市场，而当时在英国，农业仍占绝大的优势，所以两者互为因果。
封建农业大部分是集体农业，其基础为互助耕作和共耕公田，二者都是远古部落时期的遗物。这种集体农业不能直接过渡到资本主义农业，我们已提到十五世纪的自耕农业是由庄园瓦解而来的过渡形式。农民阶级必先个体化了，分裂成为孤立而无保障的单位，而后才能再合成一群参加资本主义生产的工资劳动者。都铎时代圈地运动的重要性即在于此。
圈地并不是新现象。自黑死病时期以来，这事就一直在进行，并且十六世纪上半的圈地速度是否大于十四世纪中叶，尚属疑间。圈地并没有实行于全国一切部分，并且任何部分也没有把土地完全圈起。许多土地直到十八世纪末年仍行公田制。然而都铎时期的圈地具有决定的重要性。土地由公地到圈地、由耕地到牧地的量变继续进行到这时，就取得普遍强夺农民土地的质变性质。这个转变恰发生在人口增加到五百万左右之时，五百万人口可认为是土地在固有的生产方式之下所能赡养的最高额。在这种情形之下，往日也许几乎无人注意的规模的圈地，势必掀起广大的社会变化。再者，这些转变也与物价开始高涨同时，其原因是贵金属流入欧洲，以至到了本世纪末年，利润倍增而工资却几乎减半。都铎后期的“繁荣”实际上是财富由劳动阶级转到少数商人和农业资本家阶级之手的绝大转移。物价高涨又促使人赶快圈地，因为现在土地的价值突飞猛进。地租和工资远落在物价之后，以至农业家要不发财，也儿乎不可能。
莫尔在他的《乌托邦》里曾以无比激动的心情，详细地描写圈地的结果说：
圈地所造成的无地者和无产者大军，又因另外两群人加入而数目大增，一群在本时期初期加入，一群在将近中期时加入。玫瑰战争以后，亨利七世着手解散大贵族所雇用的家兵队，这是预防内乱续起的必要政策。他所以能在这事上达到成功，一部分因为贵族们为长期战争所削弱，不能作有效的抵抗，一部分也是因为国家既已不那末纷乱，贵族既转向和平地经营其田产，他们自己也认为这些家兵队是多余之物，是应该尽早消除的一笔浪费。
这些被遣散的家兵形成失业者中名声最恶劣的一部分。他们多半是骄傲的、徽惰的、摆空架子的恶汉，在田产被夺的农人尽可能设法寻找新工作的场合，这种恶汉自然变成盗匪。正是由于这些人，使为对付乞丐而制定的野蛮法律，有了借口。
1536和1539年解散寺院使成千上万的人流离失所，于是第三批失业者又潮涌而来。僧侣本身大半得有恩捧，但人数远较众多的寺院仆役却没有那末幸运。寺院的解散与圈地运动的关系从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所谓寺院不圈起它们田产上的土地，是不确的。据现有的材料证明，在这方面，僧侣和俗人地主并无分别。实际上寺院土地大部分已由地方绅士承租或经理，僧侣只是纯粹领受地租的寄生虫。但在寺院解散以后，其土地大部分落在一种新式地主之手，他们已积累大量资本、廉价收买这些地产而想尽量加以剥削。教堂土地的新主人是带头人，给较为保守的邻人一个他们所愿仿效的榜样。
因为这一切原因，十六世纪上半的英国面对着大群失业者无工可做的问题。过了相当时间，他们或他们的儿女为新兴的呢绒工业或城市商业所吸收，但这是个缓慢过程，政府无法使它加速。他们试用两种补救法，一种是制定法规阻止圈地，一种是制定残酷的刑律对付受圈地之害者。两者无一证明有效，这些法律的三令五申就表明它们的失败。早在1489年，就有一个法规禁止毁坏那些至少带有二十英亩土地的房屋。另外的法规企图规定耕地与牧地的比例，或企图限制一个农人可以饲养的羊数。一切所以都被置之不理或规避，实因有最好的理由，即负责执行这些法律的人们，治安法官，就是享圈地利益的实际地主。总之，新兴的资本主义在有意或无意中所需要的，不是自由而繁荣的农民阶层——培根所谓“使耕犁掌握在所有者手中”——而是“人民群众处于奴隶地位，使他们本身转化为雇工，使他们的劳动资料转化为资本。”［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788页］
为达到这个目的，那一串对付失业者的刑律，虽或无补于失业，却较为有效。1536年，法令规定，“强壮的游民”应处刖刑，犯这罪三次的应．处死刑。1547年，任何人拒绝工作，就判归告发人为奴。主人要用鞭子和锁链逼他工作，如果他想逃走，就要把他追获带回，烙上火印。1572年，十四岁以上的无执照乞丐，除非有人愿意雇用，要遭到鞭打和烙印。再次犯罪的，除非有人要雇用，应处死刑。第三次犯罪的应以犯重罪论，处死无赦。
到本世纪末发生了一个变化。城市的工业已吸收了失业者的大部分，而这些城市的发达使面包、肉类和其他食物的需要增加。结果农业耕种较为人所注意，圈地养羊的事不如以前急迫。但我们要注意，这个运动不仅是耕地变成牧地而后再变成耕地。这运动是从农夫的小规模耕种到大规模牧羊业，而后回到大规模的耕种，即回到资本主义的耕种。
在本世纪最后几十年，熟练的农业劳动者甚至感到缺乏，这是圈地运动逼人离开农场而往城里去找工作的结果。1563年，“工匠法令”规定，一切身强体壮而无他业的男人女人，必要时即须到田里工作。同时，治安法官应当每年集会，“按该年的丰歉”，规定工资最高额。有时人们声称，这法令无意压低工资，可是它的实际作用却是把规定最高工资额并惩罚一切支付或领受超额工资者之权，置于雇主阶级代表们之手。
几年以后，在1572年，通过了第一个征收强迫救贫税的条例。每一教区须对其贫民负责，任何须由救贫税负担的人可以被遣回原籍。1601年较为著名的救贫法不过调整已有的惯例，其中包有许多办法，使贫民就“现存的亚麻、竺麻、羊毛、毛线、铁及其他必需材料”来制造用品，并且使贫民的儿童为学徒。从这个条例，发展出救贫税、贫民院和教区安置等整个制度，这种制度一直存留到为产业革命所摧毁之时。
就十六世纪晚期社会立法的性质看来，可见间题已经转变，原始资本积累的时期，强取和掠夺土地的时期已成过去。资产阶级现已取得坚固基础，取得充分资本，只要对所造成的无产阶级实行合法而和平的剥削，就足以保证持续的和自动的积累。然而他们的胜利却不是未经拚命的斗争就” 4 赢得的，在结束本节之时，我们必须略述十六世纪的农民起义。第一次而且在外表上最足以使人误解的，就是1536年的求恩巡礼。在形式上，这是北方天主教徒的反动运动，为首的是仍属半封建的北方贵族，目的是反对宗教改革，反对解散寺院。但虽然首领是贵族，队伍却大半来自田产被夺和受到威胁的农民阶级，这起义的民众性就表明人民的深怀不满。政府没有常备军可与起义党相对抗，却只因两事而得救。一件事是南方和东方拥护政府，这或者是他们不忘昔日陶顿之战所致。另一件事是起义党非常幼稚，他们与政府进行长期的谈判，在谈判期间，他们的部队渐渐消失，而敌方的队伍却集合起来，终至他们与对方众寡悬殊，旋即溃散。在此后的恐怖时期中，起义首领和部下一同受害，在亨利八世在位的余年，英国处在暴力和密探间谍的严密组织的威吓控制之下。
幼小的爱德华六世在位时，谘议会内部意见分歧，政府的控制力削弱，于是发生了几次起义。其中最重要的是德文和康沃尔的暴动及诺福克的暴动，两者都发生在1549年。前者与求恩巡礼相似，在形式上也是个天主教运动，但较富于群众性，因为这时上等阶级己吞噬教会土地太多，不愿恢复夭主教。西部仍激烈反对宗教改革，并且在康沃尔，人民仍讲一种克尔特方言，新的英文祈祷书特别不受欢迎，因为它与其所代替的拉丁文弥撒书一样难懂，却不及弥撒书那样耳熟。在埃克塞特市外一场苦战之后，这个起义为德意志佣兵所平。
诺福克起义在性质上与以上的迥不相同，并且是1381年暴动之后最重大的英国农民战争。诺福克大概是英国新教徒最多的一郡，这次起义完全为反对圈地而起。英格兰东部有很发达的家庭工业，那里的农民仍然相当富裕，他们已世世握有土地，对于任何夺取土地的企图都急起抵抗。我们有清楚的材料证明，在1549年以前，暴动就酝酿已久，当它因一件琐事而爆发时，便异常迅速地蔓延起来。
阿特尔博罗地方一个名为格林的地主在他所圈的土地周围竖起篱笆，在6月20日夜间，有一群人拆毁他的篱笆。翌日，格林劝他们拆毁一个与他有宿仇的邻人凯特的篱笆。凯特在他的地界上与众人相会，自认错误，表示愧悔，自愿领导一场反对整个圈地制度的起义。
他在起义中所起的作用是不鲜明的。他是个地主，是诺福克一个世家子弟，在起义期间，看来他始终致力于温和政策，致力于降低起义的阶级性。仿佛他与本阶级的人有私斗，希望利用起义来进行。然而，他却是个擅长组织的人，不久以后，就聚集了两万兵进攻英国第二大城诺里季。这样一个部队就等于全郡都已动员起来。拿这个数目来与以后政府估计诺福克能在战时出兵的数目相比较，就可证明此说之不谬。1557年，政府估计该项人数为二千六百七十名。1560年，政府估计该项人数为九千名，这是估计的最高数字。这是一种乐观的猜测，是写在纸上的人而不是武装备战的人。
7月22日，诺里季陷落，不久以后，北安普敦侯爵所率领的一千二百人被击溃。政府准备了一支一万二千人的大军，由以后称为诺森伯兰公爵的沃里克伯爵统率，他是个良将，但在统治英国的恶棍中，或许是最大的一个。经过两天的战斗，沃里克靡下的德意志骑兵击破农民军，凯特和他的兄弟骑马跑出战场，遗弃他的部下，让他们自谋生路。义军残部集合起来，在车辆构成的工事后，坚决抵抗，以至取得沃里克亲自做出的安全保证，而后放下武器。
凯特弟兄与另外几百人一样，都被追获绞死。诺福克绅士本来见这次起义的公开阶级性质而心惊胆战，现在哗然要求大规模的屠杀，甚至沃里克的残酷也不能满足他们。据叙述这次起义的记载说，沃里克不得不提醒他们，使他们知道起义军是他们一切财富的来源，提出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你们要做农夫去耙自己的田地吗？”
这次起义虽被镇压，却有些显著的结果。它有助于制止圈地运动，有助于使东盎格利亚得到农民占优势的特色，这种特色长存于此地，使之成为议会的堡垒，成为内战期间新模范军最进步的部队的堡垒。它的直接结果是造成摄政大臣萨默塞特政府的颠覆。萨默塞特本是个贵族政客，他露出愿与起义党商谈而不加以镇压的意思，贵族们又疑心他想要制止圈地运动。代替他的是沃里克，但四年以后，他也因为曾在诺福克逞凶而遭到惨重的失败。1553年，爱德华六世死，沃里克宣告简·葛雷郡主为女王以代爱德华的姊姊玛丽。玛丽避难于诺福克，这里的人痛恨沃里克，以至英国新教徒最多的一郡群起拥护一位天主教女王，抵抗这自命为宗教改革战士的沃里克。
五、英国的宗教改革
中古教皇制度是个中央集权的国际组织，竟能建成一个获利很丰的神恩垄断事业。我们已知，甚至在封建时期，这种垄断也常引起各国国王和君主的愤恨。随着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的发生，这种垄断势必酿成普遍而公开的冲突，因为打破教皇垄断是创造君主专制政体的一个必要步骤。同时，教会既堕落而又豪富，不免成为国王和地主易得而可艳羡的猎物。因此，新教改革本质上是个借宗教为掩饰的政治运动，是欧洲富豪阶级为争取政权而作的长期斗争的一部分［须知这里所谓“富豪阶级”包括新的资本主义地主在内——作者注］。①
反抗教皇垄断的情绪以种种方式表现出来，不一定总是公开的冲突。最大的强国法兰西和西班牙从没有与教皇决裂，因为他们希望能控制和利用它以遂其私图。例如，当教皇居于阿维尼翁之时，法兰西王就是这样。在十六世纪，法国与西班牙在意大利的斗争大部分是夺取教皇支配权的斗争。它们最衰弱的时候也有力量勒索教皇赃物的一大部分。例如，西班牙的查理五世和法国的弗兰西斯一世都因为准许在他们境内出卖免罪券而收得巨款。同样，哈布斯堡王家需要教皇的支援，以维持他们在许多诸侯混合而成的神圣罗马帝国的霸权。较为贫苦和落后的国家，苏格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各国以及北德意志那些小王国和公国，才被迫公开反叛，而在其中大多数的国家里，宗教改革都有广大的民众性，都取得民主的形式。
说到富强，英国处于两极端之间。渥尔塞和亨利八世起初以为他们能与法国和西班牙争取支配教皇之权，直到迷梦觉醒以后，他们才采取使英国脱离教皇管制的初步办法。在英国，宗教改革最初并不是个民众运动，而在某几方面，确遭到人民大多数的反对。这个宗教改革可以分为三方面，它们不一定互相关联，也不全合于各阶级的意思。第一是对罗马断绝关系，连带着停付教皇的大批赋税，第二是没收教会在英国本土的财产，第三是所谓新教的一套神学教条的胜利。
对罗马绝交是几乎普遍受人欢迎的。我们已见，教皇的需索甚至为大部教士所憎恶，当1531年亨利八世宣告自己为教会元首时，除僧侣外，无人反对。另方面，没收寺院土地却是王室和地主阶级的事，绝不那样得民心，甚至酿成暴动，其中最重大的就是求恩巡礼运动。神学上的改革则是中等阶级和下等阶级的事，他们曾保存威克利夫的教义，现在欢迎路德的教义。新教是激起人民大众运动的一套思想，英国宗教改革既是由上面发动的，起初的进展自属缓慢。大多数人民在信仰上仍是天主教徒，直到夭主教因与敌国西班牙有瓜葛而失其政治信用的时候，他们才改变信仰。
1526年前后，亨利八世急欲与他的来自阿拉贡的王后卡德璘离婚，或者严格说来，急欲使教皇宣布他的婚姻无效，因为卡德磷从前是亨利八世之兄阿瑟的妻室。这个离婚有两个极好的政治理由。第一，卡德璘是西班牙的公主，在十六世纪时，王家通婚是巩固两国同盟的公认办法。在亨利八世想要与法国联盟的时刻，这个与西班牙的婚姻关系很不方便。第二，卡德璘没有生一个男嗣，而到了现在，似乎也没有这种希望。
亨利八世向教皇克利门特七世请给离婚书，在寻常状况下，教皇必照准无疑。但在1527年，罗马刚遭到德意志和西班牙军队的攻占劫掠，克利门特实际上是卡德璘的侄儿查理五世手中的俘虏。他只要敢支吾就支吾下去，希望找到一个和解办法。但是对于亨利八世，这是个试验，试验他逼勒教皇的力量。当他发觉这事不能做到时，他就决计与罗马断绝关系。对于渥尔塞的外交本领，这也是个试验，他一失败，就被革职，并且幸而及时身死，免受处决。亨利八世转向一个较为粗鲁的谋臣，此人在着手执行其所拟定的剥夺寺院财产计划时，可以不致过于犹豫。这就是托玛·克伦威尔，一个典型的“新”人物，他生长在何处，无人清楚知道，他用当时最可疑的方法发家致富。
自1529至1536年的七年间，宗教改革的议会一直开会，没有异议地通过一串法令，这些法令割断英国教会与罗马的关系，把它置于国家管制之下。向教皇上诉被禁止了。缴纳首年教士官僚和“彼得辨士”等也被禁止了。国王成为教会的元首，有任命其长官和决定其教义的权力。专就英国而言，教会现今不再是国际组织的一部分而是国家机构的一部分，它的盛衰与王室的盛衰结合起来。这种改革产生一个矛盾的结果，即从此以后，教会首要人员在国务上所占的地位不但不比以前尊显，反而不如以前。在渥尔塞以前，俗人作主要大臣的极少。在渥尔塞以后，教士没有一个任王室高等官职的。教会在中世纪时本是个独立的势力，有些方面与国家平等，自此以后，就居于附属地位，严格囿于它自己的有限范围之内。
1536年，对寺院的直接进攻开始了。一个调查团已奉派出去搜集或罗织足够的丑闻，以为没收院产的道德根据。议会里的地主们收到他们的报告，欢呼“不要它们！”就凭着这种报告，封闭了三百七十六个较小的寺院。1539年，剩下的寺院也步其后尘。解散寺院的原因及其几个结果已见上文。僧侣孤立太甚，不能抵抗，他们往日与教区教士相敌对，因而连教会人员的大量援助也得不到。
政府利用没收来的产业创办了少数学校，又用一小部分来补助六个新主教区。其余的都为王室所夺去，卖给贵族、朝臣、商人和投机者集团。他们又把大部分转卖给小地主和农业资本家，以至造成一个巨大的势力雄厚的阶级，一个有最好的理由来保持宗教改革决定的阶级。政府这样分散寺院土地的办法在经济上是个失算，但在政治上却是个妙着，它绝对可靠地保证了宗教改革当时所达到的成绩的永久性。
迄今为止，改革只是政治的和经济的改革。亨利八世仍旧自命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并且终身如此，他的宗教信仰并不因为他与教皇有政治争执而改变。至于寺院，它们是为了道德和真正宗教的利益而解散的。这种见解终至不能维持，特别因为教皇和天主教国家绝不赞同。克伦威尔有见及此，努力敦促亨利八世，使他走向完全新教和与北德意志路德教各国联盟。英国向这方面进行了几年，但亨利八世见这种政策将使英国脱离欧洲一切大国而孤立，感到恐慌。克伦威尔与渥尔塞无异，也把他能决定亨利八世政策的能力估计太高，于是在1540年，克伦威尔被控叛逆，遭到斩首。亨利八世恢复旧日的均势策略，并且发现查理五世现在很愿受异教徒的支持以杭其法国敌人。
国内也有与之相当的反应。六条教规法规定，否认天主教主要教义的得处死刑。拉提摩尔和其他著名的新教徒都被革职。当他在位的余年，亨利不偏不倚，既处决否认“化体说”的新教徒，也处决否认他是教会元首的天主教徒。很少例外，主教和教士都应当时的要求，立誓服从国王，留居原职。旧的礼拜形式依然不变，仅间或有个改革派的传教师宣讲新的教义而已。
有一件新事物，传布虽然迟缓，可是产生了很大的效果。这就是一种英译圣经的出版。圣经一旦成为公众所有物而不是一本除教士之外大家都不认识的文字的书，神秘事物的钥匙就操在一切能读书的人之手。新教徒把圣经作为他们的课本，把研究圣经作为业务的中心。对于十六世纪的人们，尤其对于十七世纪的人们，这是一本真正的革命手册，使神甫们的神恩垄断权永远失其依据。
在传播新教上一个更强大更直接的力量就是数以千计的教会土地执有者。他们深知，只有使新教广被于大众，才能保证他们对于这些土地的占有权。他们又深知，新教的发达可以使他们取得那仍然留在教会手中的不少财富。特别在伦敦和东部各郡，上等阶级对于“彻底神圣的宗教改革”，成为虽非无私却是热烈的拥护者，吸引他们许许多多的佃户、学徒和工人步其后尘。
这就是1547年亨利八世死时的情况。对罗马绝交已告完成。没收教会财产已一部分见于实行。教义的革命尚未开始。在全国人口中，新教徒确乎仍占少数，但这少数人的声势和影响却与其人数不成比例，他们的愿望恰恰合乎历史发展的自然趋势。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morton1951/09.htm#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