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其他左派理论

戴维·施威卡特

David Schweickart

如今，为任何类型的社会主义作辩护已不再时髦。那些权威人士已停止重复社会主义已经死了和自由资本主义是历史的终点的祷告。这都不是新闻了。它是一个已为人们认可的“事实”。社会主义死了。
这一死亡证书的签署不仅是对经典的命令的社会主义（classic command socialism），而且也是对所有形式的市场社会主义（Market socialism），无论它们是否由工人自我管理。曾是市场社会主义倡导者的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Janos Komai）现在自信地断言：

至于自我管理，“它是改革过程的一个死胡同。”^[2]
至少有两个充足的理由，一个是理论上的，另一个是实践上的，反对科尔内的这种流行的说法。首先，近二十年来，出现了一大批涉及代替资本主义的市场选择的理论论著，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3]其次，现今世界中最其活力的、包括十二亿人民在内的经济，是市场社会主义的。

中国

如果说现今为社会主义辩护已不流行，那为中国辩护就更不流行了。
同布尔什维克革命后俄国走上的道路，或同20世纪60年代很多左派认为的中国所走的道路，或同越南、尼加拉瓜或古巴一直坚持走的道路相比，中国现在并不令人鼓舞。人们希望中国社会的缺陷不要如此突出。^[4]在社会主义这样的政治方案中乌托邦式的描述是有作用的。我们需要激动人心的理想。我们需要能够想象现在还“不存在”的东西。然而，在评价实际历史实验的成败上也需要现实主义。由于几乎没有比正在中国显露的东西更为重要的实验，因此，我们需要仔细考虑从中国的实验我们能推断出什么东西和不能推断出什么东西。
如果我们以“社会主义”来意指一种主要生产资料不是掌握在私人手里的现代经济，那中国现在显然是一种社会主义的经济。不仅中国的确把自己说成是“市场社会主义的”，而这种自我描述是以充分的经验为根据的。在1990年，中国GNP中只有5.1%是由“私人的”部分生产的。^[5]尽管相当数量的外资流入这个国家，中国在固定资产投资中利用外资的部分只有13%（在1993年），仅仅雇佣了非农业劳动力的4%，约五、六百万工人。相比之下，在1991年，中国约240万个集体企业雇佣了3600万工人，而另外一亿工人则受雇于国有企业。
这种“不一以贯之”的市场社会主义经济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功。在过去15年甩，年增长率平均达到令人吃惊的10%。在这期间，实际的人均消费翻了一番，居住面积增加了一倍，婴儿死亡率减少了50%。医生的数量增加了50%，估计寿命从67岁增至70岁。除了所有这些以外，不平等的情况，按照基尼系数计算，实际上有相当程度的下降——由于城乡之间收入差别的降低。^[6]即使像罗伯特·韦尔（他曾于1993年在长春吉林科技大学教书）这种持相当怀疑态度的旁观者也承认：

经验的证据没有表明中国是乌托邦。中国取得的成就是令人惊异的。如果社会主义是关注改善人民实际物质条件的解放事业，而不是一种全然的乌托邦，那具有良好意愿的社会主义者（特别是我们中那些经常享用香蕉、草莓、靑菜和肉类的人）就不应当太性急以致无视这些成就。
此外，中国的发展轨迹还不清楚。中国社会主义的矛盾将加剧以至引发社会危机，这是可能的。中国有一天将加入到资本主义的行列，这也是可能的。然而，在我看来，那些坚持认为以上一种或两种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人关注的只是现象。我们还不知道中国的实验结果将会是怎样。中国也许能仍然掌握它释放出的生产能量，也许能走向自身的民主化并解决它在其他方面的严重问题。这也是可能的。
无论如何，面对如此有力的相反的证据而坚持认为市场社会主义是难以实行的这一做法，无疑是成问题的。那些如此自信地做出这些断言的和那些如此全心全意地着手他们自己经济的私有化和自由的市场化的东欧经济学家，应对由他们的改革导致的失败与市场社会主义带来的成果认真地做一比较。

什么是市场社会主义？

中国证明了一种市场社会主义的形式是与广泛扩大其物质利益的充满活力的经济相适合的。然而，对人们要得出很多可靠的结论而言，中国的现象又太复杂了，它太多地受到历史和文化的偶然性的影响，太多变化。为了超出仅仅是可能性的断言，在更理论化的层而上展开市场社会主义的争论会更富有成效。
我想为一个由两部分构成的理论做辩护：（a）市场社会主义，以社会主义者和非社会主义者广泛持有的标准来衡量，至少它的某些形式，是大大优于资本主义的可行的经济体制。（b）在人类发展的现阶段，它既是唯一可行的社会主义形式，也是唯一合乎需要的社会主义形式。非市场的社会主义形式或者在经济上是不可行的，或者从标准上看是不合需要的，而且常常同时是两者。
让我们更为准确地看看“市场社会主义”的含义。资本主义有三个限定的制度。它是一种以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雇佣劳动为特征的市场经济。这也就是说，社会的绝大部分经济交易是由看不见的供求之手来掌握的；社会的绝大部分生产资财或直接属于作为私人的个人，或通过对私人公司股份的所有而属于作为私人的个人；绝大多数人工作是为了得到由他们为之工作的私人企业的所有者直接或间接支付的工资。市场社会主义经济取消了或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而以某种形式的国家所有制或工人的所有制取代私人所有制。它仍然保留了作为协调绝大多数经济的机制的市场，尽管通常存在超出了资本主义下那些典型的对市场的限制。它也许以工厂的民主取代或不取代雇佣劳动，但工人的所得不是契约工资，而是一个企业纯收入的特定份额。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一制度就是“工人自我管理的”（worker-self-managed）市场社会主义。
近些年来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模式，但所有市场社会主义的倡导者都同意这样四个观点：

让我们逐一研究一下这些论点。

对“市场＝资本主义”的辨别

把资本主义等同于市场是保守的自由放任主义的辩护者和大多数市场改革的左翼反对者的致命错误。如果看看资本主义的主要辩护士的著作，如米尔顿·弗利德曼（Milton Friedman）的著作，或F.A.哈耶克（Hayek）的著作，人们就可发现，他们的辩护总是集中在市场的长处和中央计划的缺陷上。^[8]这是一种有效的策略，因为为市场辩护要比为资本主义另外两个限定的制度辩护更容易。资本主义的支持者很清楚地知道，将注意力直接集中在市场上而远离雇佣劳动和生产资料私有制问题是更好的办法。
左派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批判看上去与保守派为资本主义的辩护很相象。其注意力仍然是市场，但是市场的罪恶和不合理。实际上，攻击抽象的市场同为抽象的市场辩护是一样容易的，因为市场既有长处也有缺陷。资本主义的辩护士（他们把资本主义简单地等同于“市场经济”）关注的是市场的长处，认为市场的反面只能是中央计划，因而无视任何批评。市场社会主义的批判者关注的则是市场的缺陷，认为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实际上是类似资本主义的模式而无视任何辩护。这种策略是方便的，因为它们排除了仔细研究当市场被移植到一个不同于资本主义财产关系的财产关系体系中会如何运行的需要。这样做方便是方便，但过分轻率了。

对中央计划的批判

必须承认，对于直到不久前还盛行的社会主义的范例，即非市场的中央计划的经济，保守的批评家已被证明是正确大于错误。他们在无视中央计划取得的积极成果方而和低估市场的消极后果方面是不诚实的，但在辨别中央计划制度的主要缺点方面没有错，在论证“民主化”制度本身不能解决这些问题方面也没有错。
对中央计划的批评是人所共知的，但批评的要点还是值得重复一下。中央计划经济是这样一种经济，在这种经济中，一个中央计划机关决定这一经济应生产什么，进而再指令企业去生产一定数量和一定质量的这样的商品。这样的经济面临四个明显的问题：信息的问题，激励机制的问题，集权化向的问题和企业创新的问题。^[9]
就第一个问题而言，现代工业经济简直太复杂了以致无法在细节上加以计划。如果我们不是让消费者“用他们的钱来选择”，那就很难确定人们需要什么、需要的程度，以及所需东西的数量和质量。此外，即使计划者能够克服决定生产什么的困难，那他们还必须决定如何生产它，而且要一项一项地决定。生产包括投入和产出，由于对一个企业的投入来自其他很多企业的产出，这些投入的数量和质量也必须加以计划。然而，由于在技术确定之前投入是无法决定的，因而技术也必须加以确定。要制定一个最具连贯性的计划，计划中心必须把所有这些决定因素统统考虑进去。由于这些因素是相互依赖的，这种计算即使对最高级的计算机技术而言也还是太复杂。与它相比，星球大战不过是儿戏。
这种批评多少有些夸大。实际上，计划者是能计划一种完整的经济的。在苏联、东欧、中国和其他地方，计划者就这样做了几十年。通过把特定产品的生产集中到相对少数的（常常是大型的）企业，并以合计的形式颁布生产指标，允许企业经理在非合计形式上的机动性，产品和服务就生产出来了，而且常常以充足的数量造成使人印象深刻的经济增长。现在有很多人说事实证明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和哈耶克是正确的，即中央计划的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这种说法是荒谬的。仅以苏联的情况为例：面临严酷的国际敌视和德国的入侵而持续了四分之三世纪，并设法在一个巨大的半封建的国家实现了工业化，解决了其公民的衣、食、住及教育的问题，而任还创造了世界级的科学机构，这样一种经济制度不应说是“不可能的”。
然而，“不可能的”反面并不是“最理想的”。苏联的经济以及以苏联经济为模式的经济总是遇到效率的问题，而且这一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变得越来越严重。当生产数量相对说来还不多的商品的时候，当数量更重于质量的时候，信息问题还容易解决，当要求生产更多、更好的商品的时候，信息问题就变得不好解决了。所有的中央计划经济一旦达到一定的发展水平就不得不被迫引入市场的改革，这不是没有理由的。^[10]
从理论上讲，非市场的社会主义能够解决它的信息的问题。从理论上讲，市场是可以模仿的。计划者可以追踪商品的销售，调整价格，就好像供求在支配它们一样，并把这一信息传给生产者，指导他们好像是在相互竞争中取得最大利润那样去行动。但市场模仿和中央计划一般会在第二组问题上出事，它们涉及的是激励机制的问题。中央计划中存在很多固有的激励机制问题。其中理论上可以预见并通常也可以观察到的有：

与中央计划相关的还有政治方面的问题。计划者握有大权。有关生产定额（或价格）的决定对企业有重大的影响，这样，腐败的危险就很大。一种精心安排的可使定额减少或价格提高的贿赂，可使一个企业得到比认真关心产品质量，或开发新的生产线，或引进新的生产程序更多的直接的好处。
此外，即使计划者是谨慎而诚实的，他们也可将生产集中到更大的单位，即使这时过大的规模是低效的，因为对计划者而言，只与少数单位打交道会更容易。他们还会在他们与生产者或消费者之间设置尽可能多的障碍。计划一种大型的经济是一项极为复杂的任务，当计划被授权的公民不断批评、修改甚至拒绝的时候，会产生无数的困难。要想有效，计划就必须一以贯之，这样，对计划的一个部分的修改就要求必须调整其他部分。使愤怒的选民中的一个集团感到满意的调整会对其他集团产生相反的影响，会导致他们为了修改而吵闹。无论计划者发表什么声明支持参与民主制，实际上是不能期望他们喜欢它的。这个问题是任何民主制度中都固有的问题，它在选择和变通的范围受到限制时是容易控制的。但是，在经济中的每一问题一每种价格、每种产品、每种技术都要服从政治上的争论时，那可想而知的结果就或者是无政府状态，或者更有可能的是对民主要求的精巧的或不那么精巧的禁止。
最后是企业创新问题。无论人们想对中央计划经济的成就给予多么大的信任（比今天人们通常的信任还应更多的信任），人们还是不能相信它们具有高度的经济上的创新精神。几乎没有什么新产品或新的生产技术能在这些经济中发现。结构上的原因并不难确定。如果企业不去竞争，它们也就没有必要革新。它们也就不必担心是否没有跟上新技术的步伐，是否它们的对手将占领它们的市场，这样，消极的失败的威胁也就不存在。积极的鼓励方式也不多。有革新想法的个人是无法建立一个企业的，因为她的将会使人大大受益的伟大想法是要冒风险的。在最好的情况下，她可尽力说服她的上级一种新产品或一种新技术是值得花费时间的，成就与风险是并存的。中央计划经济的经理和计划者倾向于“保守”，这并不使人奇怪。错误以及由此而来的对生涯的威胁比革新的成功要更容易看清。风险一般是要避免的，除非冒险的主意来自于高层，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一种糟糕的想法人们也不愿意去批判，因为如果方案失败，他们是没有责任的。

非市场的、分散化的经济为什么不行？

在论证市场社会主义者似乎认为市场的唯一的替代物是中央计划时，很多反对市场的社会主义者倾向反对这一观点。为什么计划应是唯一的替代物呢？为什么不能提倡一种非市场的、民主的、分散化的经济并为之奋斗呢？
对此，市场社会主义者的回答是，在当前经济发展的情况下，这样的经济既是不可行的，也是不合需要的。无疑，如果一种经济被分散为小的、半农业的、自给自足的共同体，那可以认为，一种民主的、非市场的经济也许是可能的。然而，现代的消费者（包括社会主义者在内）可以合理地从他们的经济中期望一定的当代科技的复杂产品和一定范围的商品，这样一来，小的、自给自足的共同体的梦想就成了一种没人支持的，一种全然的乌托邦的幻想。^[11]
如果人们想要的不是分散化的自给自足，而是那种会导致大工业经济的统一计划的分散化的、分享制的自下而上的计划，那它是不可能实现的。我可以想象，最好的证明就是请读者仔细看看迈克尔·阿伯特（Michael Albert）和罗宾·哈尼尔（Robin Hahnel）最近为这样一种经济提出的详细的设想，这种经济是一种分享制的经济，它利用的是个人的电脑、众多资料的银行以及大量的邻里、地区和国家的委员会。它是绝对无法运行的。此外，即使它能运行，它也是不合需要的。要花费太多的时间在电脑上。要开太多的会议。^[12]

罗默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

到此为比，我的论证一直是反面的。我论证了没有市场的社会主义是不可行的和不合需要的。因此，我还必须进而表明市场社会主义是一种可行的和合乎需要的选择。实际上，在现在的讨论中有很多不同的市场社会主义的方案。让我们看看其中的两个：约翰·罗默（John Roemer）的方案和我本人的方案。^[13]
从本质上看，罗默的市场社会主义看上去很像当代资本主义，但有五个基本的不同：

罗默有力地论证了这一模式在经济上是可行的。中央计划经济模式的基本矛盾被缓和了。这一经济中的企业在市场环境中相互竞争（包括国内外企业的竞争），这样一来，信息和激励机制的问题就解决了。这一模式也不存在集权主义的倾向，因为企业是独立于政治进程之外的，此外，还因为不存在所有企业都依赖其好处的中央计划机构。企业创新的问题是从两个方面解决的。首先，竞争迫使公有的企业注意开发和填补新产品和新技术。其次，经济中有资本主义企业家的一席之地，尽管这一席之地还没有大到使他们占统治地位的程度。
这一模式还涉及到与资本主义相关的两个最基本的问题：经济上的不平等和投资的不合理。由于明显减少了资本家收入的基本来源，即来自生产资料所有权的收入，经济上的不平等被明显地缩小了（尽管还没有消除）。全体公民大体上平等地分享社会的集体财产，因而大体上平等地分享来自生产的剩余产品。由公民交易其股票产生的财产拥有上的不平等不允许超出一个人的有生之年，所以，它们不能像资本主义下那样积累和集中。^[14]
投资的不合理也涉及到了。罗默的模式明确承认所有的经济学家都知道但很少公开谈论的问题，即市场在做出使经济长远健康发展的投资决定方面不是一种有效的机制。政府的看得见的手必须用来补充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看不见的手。事实上，当今世界上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在颂扬日本、德国、南韩和台湾的奇迹，这些国家和地区都知道要对投资过程予以指导。然而经验表明，对看得见的手不能过分重视，因而，罗默依赖的是对利率的控制。

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

我本人的、被称为经济民主的（Economic Democaracy）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不同于罗默的模式，我的模式把工人的自我管理置于这一制度的核心，以反对平均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如同在罗默的模式中一样，所有的企业都竞争。如同在罗默的模式中一样，新的投资资金主要来自银行，银行是公共的而不是私人的机构。
在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中不存在股票市场，因为不存在股票。国家的基本的财产被视为集体的财产，但它们是由利用它们的劳动者来控制的。这就是说，每一个企业都是民主管理的，工人合法地拥有一人一票的选举企业经理的权利。对经济民主下的企业而言，这一模式是政治的共同体，而不是私人财产。一个企业不是由它的工人所有的物，而是由他们控制的联合体。最终的权力属于企业的工人，尽管除小型企业以外，在所有企业中工人将选举代表以组成工人委员会，再由委员会选举和监督企业的经理。
工人的自我管理是经济民主模式的第一个明确的特征。使其与资本主义（以及与罗默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不同的第二个特征，是产生和分配新的投资资金的机制。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罗默的市场社会主义，都依赖私人储蓄作为投资资金的来源。经济民主的模式依赖的则是税收。每一企业都必须根据它所掌握的资本财产纳税。（这种税可被认为是付给社会的用于增加社会集体财产的租金。）从经济上讲，这一税收起的是基于资本的利率的作用——这样就避免了向私人储蓄者支付利息的必要。通过向企业收税而不是通过“诱使”个人储蓄来产生投资资金，不仅消除了资本主义不平等的主要根源，即向作为私人的个人支付利息，而且使经济摆脱了它对储蓄者和投资者的“生气”的依赖。
资本财产税的收入构成了社会投资的资金，这些资金全都反过来再投资于经济。这里讲的再投资的机制也不同于资本主义下的再投资机制。市场并不支配投资的流向。在经济民主的模式下，投资资金要返回以每个人为基础的共同体（因为每个人都有权利）。这样资本也就流向了人民所在的地方。人民不是被迫追随资本的流向。一旦投资资金到了共同体，那时它们就要被“贷”给共同体的企业，或“贷”给想要开办新企业的集体，这种贷款是通过公共银行网进行的，并要根据两个原则：规划的效益和职业的提供。市场的原则只是在这一阶段上起作用，而且，即使在这一阶段上，它们也不是唯一的原则。^[15]
总之，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可被视为有着三个基本结构的经济制度，这三个基本结构是：企业的工人自我管理、投资的社会控制、商品和服务的市场。这些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确定的组成部分：雇佣劳动，生产资料私有制，商品、服务、资本和劳动力的市场。
我在《反对资本主义》一书中详细论证了这一模式在经济上是可行的。基本的作法有这些：在企业的层面上，企业合作的本质保证了一个有效率的内部組织。（大量的经验证明，合作企业几乎总是同类似的资本主义企业一样有效率，而且常常是更有效率。）在企业与其他企业及消费者的相互作用的层面上，经济的竞争的本质保证了与中央计划相联系的信息问题和激励机制的问题不会出现。在经济长期发展的层面上，投资机制考虑到了那种与市场相一致的计划，绝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这种计划是优于不受限制的市场力量的。企业创新问题的解决也提到了，它非常类似在蒙德拉贡（Mondragon）的情况，即通过让地方银行建立企业家的分部以寻求新的投资机会，并为对发展新企业感兴趣的私人集团提供技术帮助和起动资本。竞争的压力将迫使现存企业与其领域内的技术发展同步前进。工人在一个企业内挣到更多的钱、或使劳动时间缩短、或得到更好的劳动条件的可能性为革新提供了一种积极的激励机制。
在《反对资本主义》一书中我还详细论证了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在方方面面都优于资本主义。它更平等，因为它消除了财产的收入。它更民主，因为它把民主向下延伸到工厂，向上延伸到宏观经济发展政策的制定。它还勇敢地正视了那种也许是现代资本主义唯一的最具毁灭性的特征：资本的过度的流动性。随着最近技术和政治的发展，资本现在拥有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更大的能力和更多的行动自由，可以迅速涌向世界任何可望得到最高回报的地方。这使得工作的不安全感、共同体的毁灭和大量的移民现在到处可见。
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将根本改变这一格局。工人管理的企业不会投票搬迁到本国或世界的低工资的地区。来自公众的资本不会跨越国界去寻求更高的回报；置于法律管理下的由税收而来的投资资金要返还于共同体。因而，共同体不需要为资本而竞争（通过提供低工资或更少的环境保护的限制）。此外，共同体可以保证获得定期的新的投资资本，因此比资本主义下的共同体更能掌握它们自己的经济命运。

但它是社会主义吗？

蒂克庭写道，“对一个反对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而言，社会主义要根据社会在多大程度上实行计划来定义。”^[16]根据这一定义，无论罗默的市场社会主义还是经济民主的社会主义都不是社会主义。的确，按照这一定义，“市场社会主义”本身就是一种用语上的矛盾，因为它明确指出社会经济活动的大部分要靠市场而不是靠自觉的社会范围的计划。
但我（也是一个反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同意这种把社会主义等同于更大范围的社会计划的定义。这里有一个重要的规范概念的问题需要谈及。对于社会主义的纲领，人们能够控制经济力量而不是为经济力量所控制当然是一个中心问题。但控制既有积极的意思又有消极的意思。在我训练我的狗耍把戏和服从我的指令时，我控制我的狗。在我教它不要咬邻居或不要在地毯上撒尿时，我也控制我的狗。在前一种情况下，我是从积极意义上使它服从我的意志。在第二种情况下，我是试图防止不愉快的意外。
我坚决主张，社会主义经济的目的的更应是消极的控制而不是积极的控制，如果已达到一个适当的发展高度就更应如此。我们不需要一种允许我们为所欲为的经济。我们需要这样一种经济，这一经济能使我们的生活有所前进，而无须过多担心经济方面的问题。诚然，在工厂，我们也许想要力图发展新产品和新技术，在共同体中，我们也许想要尝试组织我们集体福利的新方式。偶尔我们也许想要扩大视野，关注一下对整个国家有影响的重要规划，但总的说来，我们更应将注意力集中在地方事物上。但这意指的是地方的计划，在工厂和共同体层面上的计划，而不是国家的计划。当然，有些问题必须在全国和国际层面上提出，例如，环境的破坏或在许多地方存在的极度的贫困。但要能将注意力集中于这些要求国家和世界关注的大问题，我们就需要这样一种经济环境，在这种环境中，绝大部分活动的进行是相对自动的。实际上，即使集中全力于地方的大问题，我们也需要一种经济环境，在这种经济环境中，作为公民的我们不需要考虑绝大部分在经济领域中进行的事情。
长期以来，市场一直受到资本的辩护士的吹捧，他们把资本当作使我们摆脱不必要的复杂事物的管理者。遗憾的是，正如我们现在已看得很清楚的那样，一旦市场超出商品和服务而伸向资本和劳动，它就开始咬邻居，在地毯上撒尿，甚至更糟。而且它就是这样自动起作用的。市场社会主义的关键问题是要在这些消极的后果中起支配作用，而又不使经济服从无所不包的计划所包含的大量清规戒律。
这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叫？这里毕竟还存在竞争，还存在不公平，还存在广告，还存在潜在的失业。这里援引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区分是很重要的。社会主义并不等于共产主义的最高形式。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的母体脱胎而来，带有其由以产生的旧社会的痕迹。它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社会。它是一个非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它保留了资本主义取得的最好的成就，克服了资本主义的最坏的弊病。
市场社会主义的倡导者常常发觉他们自己被没有左派背景的人所激励，后者发现，前者想法的说服力不在于它们被称作是“社会主义”的主张，因为据说“社会主义”就包含这种消极的内涵。我从未被这种说法所诱惑。问题的真相是，市场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无论反对市场的左派是否这样叫它，每一个资本主义的拥护者都会这样叫它，而不关心我们把它称作什么。因为市场社会主义是坚决反对资本主义的，它是基于这样一种基本的洞察，即在当代世界，作为资本家的资本家其作用已经过时。现在已不需要资本家去筹集资本、管理工业、创造新产品或开发新技术。实现这些功能已有了其他的更好的方式。
市场社会主义不但坚决反对资本主义，而且还体现了社会主义传统的最美好的理想和价值，对于生产者控制经济而不是经济控制生产者的理想而言，它是可信的。市场社会主义不是“乌托邦”社会主义。它承认至少在我们发展的现阶段，我们的价值不会完美地实现，承认确实存在不得不做出权衡的问题。但这完全是可靠的（马克思主义的）常识。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market-socialism1998/1-1.htm

张跃然/政见观察员 骆斯航/政见特约作者

本文原载于澎湃新闻“思想市场”栏目，原标题为《逝世八十年之后的今天，葛兰西的思想为何仍然重要？》，转载已获授权。

八十年前的1937年4月27日，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之一、著名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安东尼奥·葛兰西在罗马逝世，年仅46岁。与列宁、托洛茨基、罗莎-卢森堡等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葛兰西终其一生践行实践与理论的有机结合，在两方面均做出了伟大贡献。

出生于撒丁尼亚岛的葛兰西，青年时代在都灵见证了资本主义下阶级斗争的迅速激化，他投身激进左翼政治，1913年加入意大利社会党，全身心投入到工人动员和舆论宣传工作中，成为社会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然而，1919-1920年意大利工人占领工厂运动失败，使葛兰西开始反思斗争策略，逐渐意识到一个列宁主义政党的必要性。1921年，在葛兰西推动下，意大利共产党成立。然而，在工人运动低潮、法西斯主义兴起、第三国际和苏联施加压力、党内不断的路线斗争之下，这个新政党一直风雨飘摇。

1926年，随着墨索里尼政权对反对党的镇压升级，葛兰西被判以监禁。在极为匮乏的物质条件、异常严酷的政治环境和不断恶化的健康状况之下，他撰写了大量笔记。这些笔记被陆续从监狱中偷运出来，并在1950年代之后以《狱中笔记》的名义出版。这些艰难写就的零散笔记，成就了他的理论地位。

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之一，葛兰西极大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边界，并被广泛认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奠基性人物。逝世八十年之后的今天，葛兰西的思想为何仍然重要？它是否还能帮我们理解当代的重大政治问题？这要从葛兰西如何理解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如何理解理解意识形态的微观基础谈起。

祛魅“国家 vs 社会”想象

今天的知识界和舆论界，往往把公民社会想象成是一个独立于国家之外的存在。这种主流想象告诉我们：国家和社会之间有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在那些国家权力所无法企及的场域，人们主动组织起来、自发开展行动、自由表达观点。

这种想象，使我们倾向于把社会与国家对立起来，将社会视作国家权力的潜在挑战者和制衡者。不管是1980年代东欧国家的反对派，还是今天许多威权国家的自由派知识分子，都将对抗政权的希望寄托在一个独立而强大的公民社会上。比如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前夕，著名经济学家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撰文表示，美国的政治制度无法有效限制特朗普的所作所为，真正能对抗特朗普的最后一道屏障，就是公民社会的自主动员。

而葛兰西对此的分析，恰恰推翻了这种想象。他告诉我们：在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相对于国家的独立性，往往只是表面的假象；事实上，国家权力通过各种软性、间接、不易察觉的活动，向社会渗透自身的影响力。也许看起来，国家并没有禁止人们发表他们自己的观点，但人们自己的观点，恰恰在很大程度上被国家舆论机器的宣传所塑造；也许看起来，国家并没有干预非政府组织的具体运作，但非政府组织为了争取更大的活动空间，却在自觉地根据国家的政策议程来调整自己的活动重心；也许看起来，国家没有干涉研究机构的学术自由，但国家对于大量研究经费拨款的掌控，使得学者主动地把自己的研究向国家的政策目标靠近。

这种渗透所导致的结果是，国家根本不需要对社会进行直接的强力干预。社会的大部分“自发”行动，不断延续、巩固、再生产着国家的权威；社会中大部分被“自由”表达的观点，实质上强化了国家统治的合法性。社会成了拱卫国家的一道道屏障，虽然看起来，国家并没有出现在社会中。

葛兰西曾经在批判历史学家哈拉维时写道：“……（他）认为，国家是代议机关， 并且他发现，从1870年起直到当下，法国历史上的最重要事件不是由根据普选产生的政治机关决定的，而是由私人机构或不广为人知的公务人员所决定的。但这难道不是表明了，所谓的国家应该被理解为是既包含了政府机关、也包含了行使领导权的私人机关和公民社会吗？”

在这里，葛兰西极富创造地拓展了国家的定义。他眼中的国家机器，是由政府机关和社会共同组成的。社会是国家的触角和延伸。并不是只有在那些政府机关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全都管起来的极权主义体制中，国家才是无处不在的。即使国家在法律上承认了不对某些社会生活场域进行干涉，它依然是无处不在的，区别只不过是这种存在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显性的还是隐形的——换句话说，区别只不过是社会和国家之间是否有“名义上的”独立性。

葛兰西进一步指出，高度发达、同时又被国家高度渗透的社会的出现，是资本主义政治形态的重大发展。他对比了沙俄和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在俄国，国家就是一切，公民社会处于原始状态，尚未开化。在西方，国家与社会之间有一种适宜的关系，国家一旦动摇，就露出了其背后稳定的社会结构。”葛兰西所说的“适宜”的关系，就是指国家看起来和社会保持独立甚至对立、但实际上向社会高度渗透的关系。

当表面上独立于国家、实则是国家延伸的公民社会出现时，它昭示着一个政权的统治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葛兰西敏锐地认识到，一个只靠强迫和压制来维持统治的政权，是不可能长久牢固的。具有稳定性和弹性的政权，需要同时将统治基础建立在人们的“同意”之上：人们不仅对国家的权威表示认可，同时还通过“自发”的行动和“自由”的表达来强化、传播对于国家权威的认可。然而，对国家权威的认可并不真是自然而然产生的，而是国家通过持续向社会进行间接、隐性渗透而制造出来的。但另一方面，这种认可却又确确实实看起来是自然而然产生的，表面上的自然而然，恰是“同意”的力量所在。

这并不是说葛兰西认为强迫和压制对于西欧资本主义政权不再重要。强迫和压制，依然是一个资本主义政权运行的重要环节。但是，政权能否有效使用强迫和压制，取决于这些强迫手段是否被广泛认为是合理的、正当的。换句话说，“同意”变成了支撑国家使用强迫和压制的基础。反过来说，强迫和压制，也为国家通过渗透公民社会而“制造同意”提供了必要条件。因此，“强迫”和“同意”变成了互相补充、互相支撑、你中有我、水乳交融的关系。这种由强迫和同意所共同支撑的统治方式，构成了葛兰西理论体系中最为核心的概念——“领导权（hegemony）”。

在今天，无论什么国家、什么政体，都很难仅仅将“强迫”作为统治的基础，因此大多需要一个社会作为表达、传播、再生产“同意”的场域。相应的，在今天，任何看起来独立于国家、甚至对立于国家的社会组织场域和舆论空间，首先是作为国家权力渗透的对象、作为拱卫国家权力的战壕和工事存在的。

当然，国家对社会的掌控方式，并不是只有隐性渗透。在必要的时候，国家权力同样会用强迫性的干预手段直接压制公民社会中的某些活动，就像美国政府在麦卡锡主义时期对左翼社会组织和激进言论的镇压一样。但是，美国政府越是使用强迫手段干预社会，就越需要培育“自发”的组织和“自由”的表达，来证明一个“不受国家干预”的公民社会的的确确是存在的——只有不愿意老老实实待在公民社会边界之内的组织和言论，才会被强制干预。

在这一思想脉络下，我们可以看到：当威权国家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将政治变革的希望寄托在公民社会上时，许多威权国家却涌现出了较大规模的亲政权社会运动和言论表达——这些社会运动，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参与成员“自发”组织的结果；这些言论表达，也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们“自己的”观点的反映。也许我们应该承认，这些社运和言论不仅就是公民社会的一部分，更是任何公民社会最本质特征的典型表现。

在葛兰西眼中，那个完全超脱于国家权力范围之外、还能反过来有效制衡国家权力的公民社会，是一种必须被抛弃的浪漫幻想。和国家权力纠缠不清、一唱一和的公民社会，才是一个正常的公民社会应该有的样子。任何寻求政治变革的努力，只能在这个“丑陋”的公民社会中展开。

葛兰西的洞见在于，他一方面说明了在资本主义国家，社会本质上是被国家渗透、强化国家权威的场域，另一方面又指出：社会依然为各种运动提供了宝贵的可能性。当权力用间接、隐性的手段向社会渗透时，这种渗透不可能百分之百覆盖其全部角落，那些被遗漏的角落，就成了孕育反抗的土壤。

在葛兰西看来，任何斗争首先必须在社会这个空间里组织和展开，但这个空间本质上不是中立的，而是高度偏向国家权力的。只有意识到这一点，才能真正理解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反抗运动是多么艰难、才能理解为什么葛兰西要为这种反抗运动发明一个新的概念——“阵地战（war of position）”。这些斗争运动，要依托于在点点滴滴之间塑造、或者改造人们对于国家、政治、日常生活的理解。这种微观基础，葛兰西称之为“常识（common sense）”。

“常识”与意识形态

葛兰西意识到，所有人认识、理解社会，都依赖于“常识”。常识是结合了人们经验观察和逻辑反思的产物。然而，一方面，人们的逻辑反思总是有限的，而并不会真的去层层深入推演逻辑，它只是一些“道理”，而不是成体系的思想系统；另一方面，人们的经验观察也是有限的，它源于日常生活中周围的情境，也只能用来帮人们理解周围的情境。

这使得常识体现出一种内在冲突：它本身随着社会历史的变化而变化，因此是流动的、而非固定的；但身处常识当中的我们，未必能明确意识到这一点。在新的社会历史状况下，我们常常不能意识到眼前的状况新在何处，而是会转向“我们以为”的旧常识，试图为新现象提供符合常识的解读。

因此，常识的力量，并不来自于理性反思。恰恰相反，它深深地根植于我们的思考方式之中，使我们觉得一些事情是无需反驳、显而易见、不容置疑的。这样一来，常识将一些议题移出了我们日常讨论的范畴之外，使它们不需要接受事实证据或者理性思辨的检验。

这种“理所当然”的感觉具有重大的政治力量——它为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提供了操作空间。比如，在一个以自由主义为核心意识形态的社会里，人们经常很难回答“为什么人要自由”这样的问题。即便可以，人们的说理经常也是浅尝辄止，转而诉诸“理所当然”，反问“人怎么可以不自由呢”。同样地，在一个以爱国主义为主流的社会里，我们也很难要求人们对“我们为什么要爱国”提出系统的解释。

在葛兰西看来，意识形态之所以具有力量，正是因为它通过常识化，把很多未必经得住仔细推敲的问题，转移到了根本无需推敲、全靠“理所当然”的常识领域。葛兰西敏锐地察觉到，不同的常识系统之间，往往是缺乏对话基础的，因为他们诉诸完全不同的“理所当然”和“显而易见”。更有甚者，当人们接触到新的常识系统时，总是更倾向于固守自己的常识系统，而将那些不遵循自己常识系统行事的人视为不可理喻的，甚至敌意地将他们理解为“非我族类”。

当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试图进入一个社会时，它所面对的永远都不是一个空白的思想环境，而是这个社会中人们已经潜移默化习得的常识系统。正因为此，葛兰西强调，意识形态的社会动员能力并不仅仅取决于其逻辑层面的自洽性，因为任何一种新的意识形态，都无法无视社会中已经存在的常识结构、直接取而代之，都无法凭空捏造出一套全新的理念加以推广、使人们信服。

因此，任何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想要获得受众，都需要和社会中既有的常识有机结合——它需要重新阐释旧常识，为旧的常识系统中已有的共同意识、记忆和价值观念提供符合新的意识形态的解读，从而悄无声息地扭转这些常识的内在意义，使之为新的意识形态服务。葛兰西说：

每种哲学流派都留下了“常识”的沉淀，这就是其历史效力的证明。常识不是固定不动的，而是持续地自我发展的。一些科学理念和哲学概念进入了日常生活，常识就与之结合，发展得更加丰富。常识是民俗化的哲学，且总是处在纯粹的民俗和专业化的哲学、科学和经济学之间。常识创造了未来的民俗，民俗就是某个具体的时间地点上的相对固定的通俗知识。

在人类历史上我们每每看到，一种意识形态——不管这种意识形态的内容是什么——的成功塑造和动员，往往是通过借用、转译、重新阐释社会中的旧常识来实现的。在二十世纪的南非，废除种族隔离运动时期的社会动员，使得人们养成了两种“常识”来理解种族问题：对白人而言，他们面对种族关系的时候怀有负罪感；对黑人而言，他们对白人抱有仇恨。但在废除种族隔离后，南非当局推动“真相与和解”，希望建立一套有利于种族和解的意识形态来重建南非的社会秩序。面对这种情况，南非的中学历史教师一方面循循善诱地重新阐释白人学生的负罪感——种族隔离时期施暴的白人是少数，大多数白人对此并不知情、甚至也是种族隔离的受害者；另一方面努力将黑人学生的愤怒向一个特定的方向“引导”——愤怒的对象应该是万恶的旧社会，今天的种族关系已经完全不同，“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这样一来，旧的常识被赋予了新的意义，而通过与旧常识的有机结合，一种淡化种族矛盾、强调种族和解的意识形态被传播到学生中间。

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时空——1920年代的中国，一种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过程也遵循相同的逻辑。1921年，李立三在安源动员工人时，就着重留意了安源当地的风俗，尤其是工人中流行的秘密会党结社的习惯。李立三没有直接举着外来的马克思主义大旗发动工人，而是深入到工人之中，开办夜校帮工人识字，和当地工人拜把子，在工人之中树立了威信，潜移默化地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信条与安源工人的社会习俗有机结合，最终取得了1922年路矿工人罢工的胜利。这两个例子虽然发生的情境迥异、意识形态的内容也相差甚大，但都佐证了葛兰西的观点：即使是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它们的成功动员都有赖于相同的过程：总是需要与社会现存的常识系统相结合，为旧常识提供新的解读。

和一些左翼社会理论家不同，葛兰西并不认为社会意识形态全面压制了人的能动性、让人在意识形态面前完全无能为力。在葛兰西眼中，人的能动性恰恰在意识形态的塑造、传播、再生产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南非的例子中，我们看到，中学历史教师通过转化“旧常识”来传播“种族和解”意识形态的工作，并非出于官方要求，而是教师自发的行为。在李立三的例子中我们看到，革命者主观采取的不同革命策略可能对运动的结果产生根本的影响。这说明了，意识形态如果要在一个社会中传播开来、甚至成为一个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恰恰要借用千千万万个体的能动性。

很多人以为，意识形态是一元化的，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机械方式推行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现代社会中，个人生活经验逐渐多样化，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常识系统很难完全一致。而正如上文所说，一种意识形态如果想要在社会中有效推行，势必要和每个人已有的常识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就意味着，一元化的意识形态和机械的宣传，描绘不出对所有人都具说服力的图景。

相反，只有让每个人发挥自己的能动性、主动地用自己的常识来理解意识形态、让同一种意识形态适应每个人不同的生活体验，才会让意识形态发挥最大的效用。基于自己的常识，每个南非人对“种族和解”意识形态的理解都不是完全相同的，但正因为每个人都在“种族和解”中体会到了他们想体会的东西，才使他们真正拥抱了这一意识形态。

这也意味着，在现代社会中最容易获得成功的意识形态，恐怕不是单一的、明确的教条式意识形态，而是那些充满不同解读可能性的意识形态。这些意识形态，往往是一些观念碎片的松散拼接，包含着巨大的多面性、模糊性甚至是不自洽——这不仅不会阻碍这些意识形态的传播，反而正是它们成功的关键。

葛兰西认为，公民社会中展开的“阵地战”，在很大程度上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是关于如何塑造、转化、争夺“常识”的斗争。即使这一斗争难度巨大，葛兰西依然保有一份希望：一方面，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巩固，靠得不是消除个人能动性、而恰恰是通过个人能动性实现的；而另一方面，只要个人还有能动性，就还有反抗的可能。

葛兰西由衷相信，尽管不是每个人都有学者的专业知识，但每个人都有超越自身常识的潜能——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人都是“哲学家”。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靠的就是让每个人意识到自己成为“自己的哲学家”的潜力，靠的就是让每个人在自身常识的基础上批判常识、超越常识。

特别要注意的是，这种批判，并非象牙塔内知识分子的批判——那只不过是用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内部的有限常识，来批判他人的常识，是用自己的“理所当然”和“显而易见”来批判他人的“不可理喻”和“顽固不化”。葛兰西所呼唤的批判，是每个人在持续不断反思自身常识的过程中所实现的批判。 这响应了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说法，将这种来源于常识、又超越常识的哲学称为“实践哲学”——只有在实践的过程中，我们才能真的成为“哲学家”。

http://cnpolitics.org/2017/04/gramsci/

这是一个位于墙内的左派博客，从文章内容来看作者偏向托派，内容绝大部分为分析国外局势，质量很高，很有价值，故此进行推荐。

博客地址：http://blog.sina.com.cn/u/1945999114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马克思主义文献网络档案库”（Marxists Internet Archive (MIA)）发展迅速，目前它已经涵盖了几乎全部左派的大量文献。马丁·爱默生采访了几位志愿者，希望了解他们做这件事情的目的，以及他们的工作方式。

• 你们能讲一下MIA是怎么兴起的吗？来自不同左翼派别的人们是如何在一起工作的呢？

  David Walters: 关于MIA的历史，读者可以通过这个网址详细地进行了解（http://marxists.org/admin/intro/ history/index.htm）。最早大概是在1993年，一批网络先锋比如Zodiac（网名）组织起来，他们最初是在早期的网络服务器如Gopher以及其他一些网络文献服务器上开始建立马克思主义文库。到1995年我参加进来的时候，Zodiac已将已经建立起比较丰富的“马恩文献网络档案库”（Marx Engels Internet Archive (MEIA)）。不过后来，Zodiac转而去做别的事情了。Juan Fajardo：他遭受了很大的政治与人身压力，因为当时的美国政客们正努力试图把左翼网站赶出网络。

  David Walters：我们来到MEIA志愿工作的很多人以前都想过做网络版的“托洛茨基百科全书”（这现在已经是MIA的一部分了）。既然这个核心团队所做的事情与我们的设想有关，我们五六个人就开始着手建立MIA，同时也可以继承MEIA的成果。从那时至今，我们的文献已经有30多种语言，志愿者也有几十个人了。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团队并不专制，对任何问题大家都进行平等讨论。

• MIA的文献浩如烟海。您能介绍一下你们收集的范围和数量吗？

  Andy Blunden: 我们现在收集的文献有38种语言，包括阿拉伯语、乌尔都语、越南语等等，总共2500兆的数据中有1500兆都是英语的，其他语言的文献很少。这些作品的作者总共有430人，他们中间有103个人的作品几乎都是英文。英文文献的大部头作品有列宁的3900篇，马恩的3260篇，托洛茨基的1264篇。 另外还有一些作者的作品是，共产主义运动和劳工运动史，以及一系列传记和马克思主义百科全书的条目等等。我们大部分的资料是从以前的进步书籍上扫描的，但也有一部分是我们从作者的手稿或原著上抄录与翻译的，有些资料已经上百年了。现在我们每天能上传45万条数据。

  Brian Baggins: 我们收录的内容范围广泛，还包括了艺术和女权方面的资料。因此我们专门为那些初学者和学生们筛选了一些易于阅读的资料，为那些有批判性思考与阅读能力的读者编写了马恩文库的阅读指南。最后呢，由于马克思主义文献涉及了太多领域的知识点，我们把这些知识点链接到我们的百科全书上。

  Ted Crawford: 我现在在忙的事情是联系出版社，计划把我们网络收录的罗莎·卢森堡的全部英语文献整理出版，一旦成功，这将是迄今为止最全的一套卢森堡全集。我和Einde O’Callaghan也一直关注在1917年前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献。现在我正在努力做一个完整的Belfort Bax（厄内斯特·贝尔福特·巴克斯）传记，他在一战期间由于对妇女的态度和对帝国主义的投降而被赶出了运动。但他早期确实对帝国主义、宗教等方面做出了卓越的研究，确切地说，这些研究对现在的很多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都还有较大的影响。

  我也在收集托派早期运动方面的资料，如CLR James的早期作品以及Felix Morrow等其他人的作品。我希望能从一些重要的期刊如《新国际》（New International）上获取信息

  我们所做的对全世界人来说也就只是建造一个图书馆供大家使用。而无论你是否喜欢，英语现在是世界语言。我们甚至收到了从玻利维亚和印度南部的一些小城镇发来的感谢信，这些地方的人们，可能在以前从未有几乎看到过这些文献。

  Einde O’Callaghan: 非英语的文献目前也在日益增长。我负责德国部，整天和德语文献打交道。我正努力做到使德语文献和英语文献同步增加。我认为这些人的资料也应该让新生的社会主义者了解，如快被人们忘记的革命者，如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雷戴克(Karl Radek)，列维(Paul Levi)，一些先驱、以及与马克思同时代的人，如托马斯·闵采尔（Thomas M?ntzer）, 威廉·魏特林（Wilhelm Weitling），威廉·沃尔夫（Wilhelm Wolff），斐迪南·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

  我也看到了许多重要的亚洲语言文献的增长。我尤其感到高兴的是看到反斯大林派马克思主义者文献的增加，如托洛茨基和中国的陈独秀等等。当然，我们印度次大陆语言、阿拉伯语、波斯语的文献发展的也很迅速。

  Andy Blunden: 乌尔都语文献的发展也很迅速，比如我们已经利用一个主流的语言程序首次翻译了《资本论》。我们现在还联系到北印度语（Hindi）和泰米尔语（Tamil）的朋友，并正在讨论如何进行翻译的技术问题。现在我们还翻译出了孟加拉语（Bengali）的《共产党宣言》。

  最近我们还在南非取得了一个重大突破，在南非共产党和南非全国总工会(Cosatu)的帮助下，我们整理了整套的非洲马克思主义文献。

  Mitch Abidor: 我主要负责法语文献，我们现在已经有了海地独立斗争、阿尔及利亚解放战争以及魁北克革命史方面的文献。我还负责收集法西斯倒台后的意大利以及1974年后的葡萄牙两国马克思主义的文献，并将它们翻译成法语。

• 你们收集的资料非常广泛，单从作者来看，有传统马克思主义列宁、托洛茨基以及近期的托尼·克里夫（Tony Cliff）和邓肯·哈勒斯（Duncan Hallas），还包括其他领域的人物如乔姆斯基（Chomsky），达尔文（Darwin）和福山（Fukuyama），还有毛泽东和斯大林。你们能解释一下吗？

  Andy Blunden: 那些不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资料，是为了方便理解马克思主义而收集的参考文献。MIA非常重视它们的作用，有些类别的文献不仅对理解马克思主义很重要，而且还是MIA所独有的。首先是斯大林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改良主义的文献。我们已经有了大量的斯大林和毛泽东的文献，还有巴枯宁等的人。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的文献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政治对手间的论辩，因此如果不参考他们原著以外的资料，就很难理解他们的思想，尤其是那些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人的思想。你想想，如果你不知道巴枯宁，你怎么可能完全了解第一国际？你不了解斯大林，你就不可能完全认识第四国际！

  其次是马克思以前的革命者。因为马克思站在了先驱英雄们的肩膀上的，了解这些先驱不仅很有助于认识马克思主义，而且我们也会领会到我们和那些希望推翻资本主义先驱们具有某种密切的内在联系，如布朗基（Blanqui），欧文（Robert Owen）和温斯坦利（Gerard Winstanley）等等。

  第三， MIA还将黑格尔的文献待若上宾，我们翻译的英语文献中黑格尔的资料最为全面。黑格尔是马克思的哲学前辈，正如列宁说的那样，如果你不首先理解黑格尔，就不能理解马克思。

  第四部分是知识档案库，主要摘录了从伽利略（Galileo）到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Zizek）等人哲学著作的内容。这部分文献的目的是为了方便那些不想放弃自己的政见、而想奋斗终生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整个历史进行批判性研究。同样地，我们也创设了政治经济学文献库，它收集了马克思当时批判过的所有作品。这可以有助于读者了解当时马克思所讨论的事情，比如费尔巴哈（Ludwig Feuerbach）和普鲁东（Proudhon）的作品就很多。

  最后，我们还有一小部分文献，主要是部分著名的古代辩论家以及有重大影响的自然科学家们的文献。

  Brian Baggins:孙子和老子那种非科学的辩证法，对于我们完整理解科学的辩证法也是大有裨益的。

  Mike Bessler:毛泽东和斯大林文献库在MIA的访问量中名列前茅，而我们也和毛派及斯大林派的同志保持着友好的工作关系。

  Juan Fajardo:西班牙语部分是一个最好的案例，这可以充分体现我们对所收集的文献都持一种尊重的态度和方法，我们希望能够创造一个让不同的民族和组织进行评论和受助的空间，无论他们是正统托派国际中心（the International Center of Orthodox Trotskyism）还是光辉道路组织（the Shining Path）。

• 考虑到这些文献的特殊性，它们有的来自发行范围狭隘的小报刊，有的摘自国际公开发行的文献。你们是如何确保它们的准确性呢？

Ted Crawford: 这一点确实很难。我知道我们虽然做了大量的校对工作，我们变成数字格式的资料还是有很多录入错误。在这一点上，我们更依赖于广大读者的纠错。对于因为政治偏见和审查产生的问题，我们只能依赖于供稿人的诚实和学术品质。我们有一条规定，如果我们认定某人（如Bax）是作品的作者，我们就一定要争取作者的同意，才能将他的作品放到文库里。但是还是有人违反规定的。如果我不经Bax的同意就把他的《虚伪的女权主义》（The Fraud of Feminism）放到MIA里，我是会感到脸红的。因此我们对于志愿者也是有一定的选择标准的。如果你认为我们疏忽了某位著名思想家版权问题，那就请你告诉我们。你也不必做技术处理，你只需通过网络将该作品的电子版发给我们即可。

Einde O’Callaghan:为了确保准确，我们努力使MIA的电子版资料与原始文献保持一致，并保留文献的详细出版信息。这样可以使读者找到原著，并进行比较。对于翻译的资料，我们通常使用公开出版的标准译本。我们也努力收集文献的原始语言文本，我们建立了很多了非英语文献库，就是为了这一点。读者可以通过对比来确认翻译的准确程度。

我们希望读者能够通过比较原著语言和翻译文本，指出两者的矛盾之处和翻译不准的地方。我们也知道，一些经典著作的英语版本，特别是在20世纪三十年代非斯大林派出版的英语译本并不精确，如对罗萨·卢森堡一些作品的翻译等等。但这些译本已经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占有了一定的地位。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希望能有更好的翻译版本的。

我们认为，如果我们在故意地出版不够精确的作品，就会使我们所有作品的真实性受到影响。因此我们要尽我们所能地保证作品的精确性。我们对志愿者和信息管理员有一条重要的资格认证：他们应该是社会主义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同时他们又很乐意精确地传输社会主义信息。

• 你们有什么进一步的规划吗？

Mike Bessler: 每年我们都会将文库的资料做成CD进行全球范围内的发送。虽然我们鼓励大家通过捐款来换取CD光盘，但是我们对于那些上网困难或网费较高国家的个人与组织，则是免费赠送的。

在那些由于政府干涉或国内动荡以致邮递渠道不同的地方，我们会鼓励一些个人或组织去拿到承担发行商的角色，在他们各自的国家内发送MIA的CD。我们已经在南亚几个国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今后我们希望将文库的资料压缩成DVD光盘。

• 我们读者能对你们有什么帮助吗？当然我已经知道的是在翻译和资金两方面，还有其他方面嘛？假如有人找到一些他认为对你们有用的资料，他该怎么办呢？

  Andy Blunden:帮助MIA的最好方式是负责创建一个文库，你可以挑选一个你感兴趣的作者，然后就查找他的作品，并将它们发给我们。你要总是首先跟我们沟通，因为我们一贯这样要求，否则你必须有足够的理由（比如版权方面等）。如果你能胜任翻译，特别是小语种的翻译，那是最好不过的了。读者也可以向我们举报文本错误，或者帮助我们校对文献。你也可以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到mia-admins@marxists.org（中文文库请发至：lamchi@marxists.org） ，我们可以给你安排任务。

  Einde O’Callaghan: 我们非常欢迎新的志愿者到来。我们也会帮助大家学习网络编辑的技能。一旦你开始工作，就会有很大的自主空间，除了作者的问题。每当一位新作者的作品要加入时，我们都要首先讨论一下这位作者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虽然我们的原则是包容的，但对于20世纪三十年代与共产党有关的人，我们经常会争论得面红耳赤。

• 你们怎么看待互联网对社会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所带来的变化？

David Walters:这个问题很简单，但回答起来却比较麻烦。互联网可以使社会主义者可以和那些由于地理或资金的原因而无法接触到社会主义文献的人们或组织建立起联系。以前学习马克思主义、阅读马克思主义文献需要通过图书馆或者是有社会主义作品的书店，但现在这些限制条件已经不复存在了。这尤其是对于那些发展中国家的进步学生和社会主义激进分子有利。随着网吧数量的剧增，即使在一些不发达国家，世界上最贫穷、最受压迫的人民都有更好的机会组织起来学习社会主义。

Andy Blunden: 最近十多年，世界各地的群众性运动被破坏，人民的生活被打乱，民族间的距离越来越大。但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使人们联系得越来越密切，相互间的信息得到了共享。

在某种程度上，MIA成长于这种环境里：虽然我们都持有各自不同的观点，但我们为了一个共同而具体的任务团结在一起；这项任务指导我们如何与别人相处；我们不再自扫门前雪；我们是在一个共同的框架里团结合作。

David Walters:互联网的作用也有坏的一面，它容易导致依赖和替代，即把互联网和网络组织当作真实的东西。这样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存在就只是虚无缥缈的了。我们的任务是要在街头鼓动工人阶级，而不是在网上。在网上鼓动，说到底只是一种手段。网络也只是一种工具。

Brian Baggins:目前我们在世界各地随时都会有40位热情的志愿者在用30多种语言为300多各作者上传资料。每位志愿者都有平等的发言权与投票权。我们认为不应该有任何政权和特权能够限制马克思主义教育。透明和民主是我们未来需要的，也是我们也将能看到的。我们希望你也能受惠于我们的努力，并希望你能考虑加入我们。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Who_we_are3.htm

推荐一些左派书籍，都是我亲自看过的：

《The No-Nonsense Guide of Democracy》介绍与下载：https://democraticsocialism.noblogs.org/post/2018/06/09/%e4%b9%a6%e7%b1%8d%e6%8e%a8%e8%8d%90%ef%bc%9a%e3%80%8athe-no-nonsense-guide-of-democracy%e3%80%8b/

《After capitalism》介绍与下载：https://democraticsocialism.noblogs.org/post/2018/05/10/%e7%bb%8f%e6%b5%8e%e6%b0%91%e4%b8%bb%e6%a8%a1%e5%bc%8f%e4%bb%8b%e7%bb%8d/

《Democracy and Economic Planning——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 Self-governing Society》介绍与下载：https://democraticsocialism.noblogs.org/post/2018/09/22/%e4%b9%a6%e7%b1%8d%e6%8e%a8%e8%8d%90%ef%bc%9a%e3%80%8ademocracy-and-economic-planning-the-political-economy-of-a-self-governing-society%e3%80%8b/

《精英与社会》介绍与下载：https://democraticsocialism.noblogs.org/post/2018/04/26/%e4%b9%a6%e7%b1%8d%e6%8e%a8%e8%8d%90%ef%bc%9a%e3%80%8a%e7%b2%be%e8%8b%b1%e4%b8%8e%e7%a4%be%e4%bc%9a%e3%80%8b/

《 Forging Democracy: The History of the Left in Europe, 1850-2000 》介绍与下载：https://democraticsocialism.noblogs.org/post/2018/06/27/%e4%b9%a6%e7%b1%8d%e6%8e%a8%e8%8d%90%ef%bc%9a%e3%80%8a-forging-democracy-the-history-of-the-left-in-europe-1850-2000-%e3%80%8b/

《毛泽东之后的中国》介绍与下载：https://democraticsocialism.noblogs.org/post/2018/05/22/%e4%b9%a6%e7%b1%8d%e6%8e%a8%e8%8d%90%ef%bc%9a%e3%80%8a%e6%af%9b%e6%b3%bd%e4%b8%9c%e4%bb%a5%e5%90%8e%e7%9a%84%e4%b8%ad%e5%9b%bd%e3%80%8b/

《人民的英国史》介绍和下载：https://democraticsocialism.noblogs.org/post/2018/05/13/%e3%80%8a%e4%ba%ba%e6%b0%91%e7%9a%84%e8%8b%b1%e5%9b%bd%e5%8f%b2%e3%80%8b%e8%8a%82%e9%80%89/

《枪炮，病菌与钢铁》介绍和下载：国家投胎指南:”生在哪里”比”认谁当爹”更重要 |《枪炮、病菌与钢铁》

《正义论》介绍和下载：https://democraticsocialism.noblogs.org/post/2018/07/16/%e4%b9%a6%e7%b1%8d%e6%8e%a8%e8%8d%90%ef%bc%9a%e3%80%8a%e6%ad%a3%e4%b9%89%e8%ae%ba%e3%80%8b/

《雷劈的真相：神奇的概率事件》：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0BwUXn4-xokBPd1EzbVdGbm1SSXc

《骗局，神话与奥秘：考古学中的科学与伪科学》：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0BwUXn4-xokBPTjRNT0xPT0NLbjg

《批判性思维：带你走出思维的误区》：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0BwUXn4-xokBPTVNmWkRoRVBCQ2c

《资本论》，作者卡尔马克思，在线阅读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capital/index.htm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作者恩格斯，在线阅读和下载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engels/1844-1845/index.htm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作者恩格斯，在线阅读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engels/marxist.org-chinese-engels-1884-3.htm

《新自由主义简史》，作者大卫哈维，在线阅读链接：https://yuedu.163.com/source/95164b3989dc400fa0ebd331d3e83ebb_4 ，下载链接：http://www.tushutxt.com/article/1217632.html

《21世纪资本论》，作者托马斯皮凯蒂，下载链接：http://www.downcc.com/soft/129877.html

《海盗与君主》，作者诺姆乔姆斯基，下载链接（中文版）：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0BwUXn4-xokBPMXNQSC1vSVc4QVk

英文版：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0BwUXn4-xokBPX2tZN2ptSndObVE

《美国人民的历史》，作者霍华德津恩，中文版在线阅读和下载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howard-zinn/index.htm

《休克主义：灾难资本主义的兴起》，作者娜奥米·克莱恩，中文版在线阅读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the-shock-doctrine/index.htm

《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作者卡尔考茨基，在线阅读和下载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pdf/kaociji/191906.pdf （这本书在墙内迄今为止都是禁书）

《社会民主主义对抗共产主义》，作者卡尔考茨基，在线阅读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kautsky/1930s/demvscom/index.htm （英文版，我实在是找不到完整的中文版）

如果发现其他优秀书籍，我会即时更新。

（泡泡特约）在中文界已流行数年的“精神脱支”一词如今似乎变了味道，就如“假新闻”曾经指向真正的造谣而如今成为抨击政敌的武器、“政治正确”曾经代表道德和正义而如今变成了一种讽刺，“精神脱支”在中国人范围内的理解也偏离了它最初提出时的目的。

综合几位早期主张“精神脱支”的华裔朋友的结论，这个词原本的意思带有：吐狼奶、开拓视野、改变被应试教育植入的思考习惯等积极的主张，如今似乎另一种需求正在压倒上述，那就是：摆脱中国社会和人际关系。

离开中国意味着什么？充分拥抱另一种文化和社会，还是把自己置于真空中、忐忑于无处安放的归属？

曾经被视为全人类智慧结晶的互联网，如今充斥着各种陈词滥调，不论你使用哪种语言，真正能带来新知识和更大眼界的信息都是少之又少。这种状况是如何造成的？如今又该如何更好的获得知识和力量？

悲观主义就如同一场威力无比的自杀式炸弹袭击，且波及面极广，令主张者及其周边完全陷入虚无。就在短短几年前，“中国人不适合民主”这句话还是亲政府人士的口头禅、被异议嘲讽和抨击的对象，然而如今，异议人士们纷纷“认同”了这一观点，他们被悲观主义炸弹摧毁了，陆续有人退出政治参与。

为什么会这样？

Evans 邀请了四位朋友，一起探讨这些话题。他们来自四个不同的国家，使用三种不同的语言对话，就同一个问题进行探讨。他们是：

欧洲密码学研究者、公民权利活动家：Noël

北美异议人士、无政府主义者：Shaw

亚裔流亡人士、设计师：Duncan

中国时政观察者、老媒体人：郑

一、“精神脱支”

Duncan：我已经在这个民主国家拿到了政治避难身份，经历了漫长的充满焦虑的等待折磨，身心疲惫。然而直到现在我才忽然发现，很多东西变得越来越远了，却没有什么能弥补这一大片空白。

Evans：首先恭喜 Duncan 的移民梦如愿。我想我能理解你说的意思，我们曾经在去年发布的《逃离中国》这篇调查中分析过一些华裔海外移民的心态和困境。说实话我很好奇为什么如 Duncan 这样的新移民很难和老移民结盟，华裔难以融入当地社会是普遍现象，但同为华裔却无法联合似乎有点难以解释。

Duncan：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和我一样，是为了摆脱中国的一切而选择移民的，想必不多。我们这样的人最大的困惑就是，发现在异国他乡遇到的同乡人满身都是“中国味儿”。往往都是属于劣习的所谓中国传统、没逻辑的中国式思考习惯、不讲理的中国式沟通技巧、复杂而微妙的中国式社交关系网，无不令我头疼。那些拿着民主国家护照的人随时都能勾起你的威权主义噩梦。是我很想躲却一直躲不开的东西。

Noël：抱歉我无法理解你的意思。你的话里透露出的一个关键字是“躲／逃”，中国并没有发生内战，大部分中国人离开家乡并非由于生命威胁，就如 Duncan，他们是逃离一种文化、生态，一个社会或民族，准确说是在厌倦自己身上的某些特质。你抱着这样的想法是永远也无法真正逃离的，因为你所恨的东西其一部分就在你的血液里。

每个国家都有异议人士、都在鄙视自己国家的弊端，我也是，我的国家并不完美，并且近年来每况愈下。全球民主指数普遍下跌你一定了解，我们是其中之一，已经濒临有缺陷的民主。政府在加紧对互联网的控制，要求科技公司配合给情报机构开放可监控的后门，加上传统的腐败、权力关系错综复杂，意识形态之争焦头烂额。所有权力在控制社会方面都是高度共识的，矛头一直指向公民。但这正是为什么我们还站在这里，我们要去改变它。

如果你厌恶的是一个民族整体，在我们的文化里将被质疑种族歧视。

郑：我理解 Duncan 的意思。在我身边也有许多这样的现象，主张民主自由的人们其行动和思考的方式无处不带有共产党的影子，共产党的文化残留，他们既不能真正的离开中国，也无法从精神层面摆脱党文化的影响。他们只是中国共产党的敌人，而不是威权主义的对手。

我曾经组织身边可信的朋友一起练习使用民主的方式来决定一件事，然而很快就在其中发现了独裁者的影子。多年来这个团体不断地更换成员，目前已疲惫不堪。这是个残酷的游戏，当你希望严肃对待关键问题的时候，曾经看起来志同道合的朋友纷纷暴露，常年如此，无法不令人怀疑某些弊端就存在于民族文化中。

而且，很多鄙视“中国性”的中国人，自己并没能摆脱“中国性”，没能塑造出令自己满意的风格，虽然他们知道自己不喜欢什么。结果是只能停留在鄙视层面上，而没有改变任何。从眼界到思考维度，从深度到价值意义，从人格到社会性，几乎全方面都如此。也于是，“中国性”持续稳固，只为了缩在小圈子里享受被簇拥的美意，沾沾自喜。

Shaw：朝鲜人也会逃离自己的国家，但不会仇恨自己的民族。把对一个政权的厌恶转嫁到社会民族和文化上，的确很奇怪。尤其是当你带有这种情绪却什么都不做的时候，你的情绪几乎毫无意义。

当年逃离东德的人也是这样简单的逃离，只留下一片沉默。然而他们继续被称为Ossi(东德佬)，这个歧视性的称呼在柏林墙倒掉后几十年内一直存在着。我厌恶任何一种歧视，但也不会赞同怯懦的逃离，如果你的民族和国家不能根本性改变，你的身份将永远带有起源的劣迹。

其实，你不如行动起来，Duncan，当你身边的人都在抱怨和顺服的时候，如果你能行动起来，你就和他们真正区别开了。

记住，没有任何一种文化和社会是完美的。

Noël：我会为自己的理想的实现寻找一块适合的领地，冰岛、瑞典、全球互联网自由度最高的地方，去实现我的梦想。移民是为了能更好地继续战斗，而不是躲避和逃跑。

二、行动

Evans：我的一位朋友在刘晓波去世后主张行动，他说“这（刘晓波去世）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然而他因为这句话被一群人误解和鄙视，那些他一直认作是战友的人完全不能理解他的意思。这类交流中出现的理解错位在中国非常常见。行动派是稀罕的，如今就连行动的意识都是稀罕的，虚无的空气正加速浓郁，人们调侃，哀叹，习以为常。

近29年来没有任何值得被记录和分析的群体行动，然而当年广场的枪声依旧在压制人们的想象力。

郑：审查越来越严重，就连简单的批评也被扼杀，那些提出意见的人统统被政权视为敌对，当权者在拼命制造反对派。

Evans：昨天中国的突发新闻是共产党修宪，取消主席的任期限制，在中英文消息里都是热门。然而中文消息只有调侃，以及对“换届”的痴迷。如果不能结束一党专政，换届是毫无意义的，对无限任期的批评也同样没有意义。

而且中国舆论绝大多数没能抓住要点。监察机构在新宪中被与行政审判检察机构并列。也就是说，监察机构变成不在现行司法体制框架内、不受其他法律约束的机构，今后不只有共产党员，所有中国人都可以被其无限期“双规“（拘押），可能还不需要什么法律手续，更谈不上律师介入。

我反而羡慕这个话题的热度，如果抵抗暴政的技术技能话题能达到这个话题的一半热度，中国社会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Noël：批评者和给政权提意见的人根本算不上反对派，顶多是异议。我们这些人对和政权理论丝毫不感兴趣，不论是批评还是赞美，声讨还是问责，我们一概不关心，唯一要做的就是想尽一切办法让权力的黑手失去效用。

Cypherpunk 们有句口头禅：“Cypherpunks write code”。这些反抗一切权力暴力的无政府主义行动家们不屑于浪费时间和现实世界中的政客辩论什么规则，他们用行动去创建自己的世界。有了它，你就有了自己的规则。互联网协议就是互联网世界未被公开的立法者，编码就是法律，程序能改变世界。

这个时代所有人都有机会这样做。用强大的密码学对抗权力和暴力，将力量从那些垄断暴力的人手中转换到那些理解数学和安全性设计的反抗者手中。

很多人太过痴迷法律，却忘了基本的道理，道德拥有比法律更高的权威，这就是为什么要赞成在国家法律明显不正义或没有合法的渠道来反抗时，公民有不服从法律的权力。对于“法律”的偏执不仅是一种自我囚禁，更已形成广泛的误解、误导和阻碍。

Duncan：绝大多数中国的异议人士没有技术，知识分子也没有技术，知识严重缺乏，很多idea对他们来说犹如纸上画饼，无法充饥。中国社会的异议陷入口头文学一点也不奇怪。

Shaw：这就太可怕了。当权者一直掌握着先进的科技、把控着知识，但他们自己并不是高手，他们用利益收购民间高手。如果民间的反对派真的有正义感，就应该比那些趋炎附势的家伙技高一筹。然而事实却相反。其原因似乎与 Duncan 刚才提到的观点有联系，那就是反抗意识的问题，人们在逃离和隐藏自己的心意，放弃希望，这样下去只能是帮助当权者加速对社会的控制。

只要你想要，一切都不难学。真正的难点在于心意的建立——你究竟想不想？如果你一个人生活又怀疑外卖不卫生，你坚持说自己不会烹调而饿肚子，这是合理的吗？饥饿会告诉你马上去厨房，打开烹调书用心研究。

Evans：去年开始我们一直在着眼于介绍技术和知识，我希望有更多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士加入进来。

郑：曾经一位欧洲记者指着一则中国当局强行监视社会的消息问我，“中国人对这是什么反应？”我回答“短暂的愤怒”。事实就是如此。想起纽约时报的一则消息，展示了他们在西藏采访时感知到的社会焦虑，对监视社会（Surveillance society）的普遍焦虑。消息有中文版，然而中文读者对它的回应是“哈哈哈”。我无法肯定一项事业能带动什么，如果它不符合这个社会普遍的行事风格。

Noël：Evans 曾经问过我，为何不给中国异议以事实上的支援。我们不做这种事，当我们看不到这个社会有发自内心的主动的反抗时，任何一种介入都是侵略。如果中国社会真的选择了威权，民主宣讲是徒劳无功的。

中国人在美国大使馆官方账号下乞讨关注，在互联网上所有人都看得到，说明至少有人想要改变，他们只是走错了方向，为了摆脱一种权威而选择依赖另一个权威，这不是自由之路。

我不信任行事风格处世哲学这类标签，饥饿是原生态，没人能挡得住欲望。

Evans：我在鼓励人们使用多语种。中国人的外语并不差，英法德美的电视剧和电影翻译得非常快，但一谈到政治，几乎所有人都使用中文，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传播和海外朋友的参与。

上周 techrights 的一篇文章关注中国的专利申请和保护问题，它指中国的专利被用于民族主义的保护主义。文章中有一句话对我来说很醒目，它写道：“很多相关诉讼案件的新闻报道均由简体字写成，西方媒体无法阅读和跟进报道”。

Duncan：语言不是全部问题所在。在互联网上，使用两种及以上语言的中国人也不少，但他们只是在用非母语表达母语文化、母语中领略的思想、母语中培养的思考方式和价值观，于是多语种并没有变成他们的优势，反而暴露了其母语国家在教育和文化等方面的弊端。

郑：中国社会的自闭不是一朝一夕的问题了，根植于传统的陋习。中国在国际角度上的孤岛生态已经影响到中国人的心态—— 他们的错觉认为自己真的处于孤岛之中、与世界无关，他们不关注人类的时代问题、气候问题、战争威胁、新科技迫使人类面对的另类生存危机… 种种知识和思考对他们来说宛如隔世。哪怕他们自己正处于这一切所带来的无尽的焦虑中。

Shaw：我们能和 Evans 交流顺利，有理由相信，自我封闭并不是华人社会的标准特质，它更像是一种选择。很少有华文媒体和中国活动家制造我们今天这样的跨文化交流机会，不知道 Noël 那边怎样，我身边几乎没有人了解中国，我们了解伊朗、以色列社会，了解俄罗斯和菲律宾的反对派，能对索马里的乱局中各派系如数家珍，但是不了解中国。语言已经不是障碍了，这种状况持续下去是不合理的。

Noël ：Duncan 着眼于弊端，我则会建议挖掘潜力，不去确保成功的可能性，但这样做至少让你摆脱自怨自哀的泥潭。人们在使用“所有人都”这个句式时能举出的例子不超过五十个，甚至不超过五个，所以谨慎使用这个句式，它只会加重你的偏见。

三、“流行”的悖论

Duncan：我们曾经都吹嘘过社交媒体对联合的史无前例的支持，但如今社交媒体变成了全球最平庸乏味的地方，老生常谈的话题，包括海外华人异议人士，都在使用老旧的模式、着眼于在中文网络上的自身影响力营销，沉迷于常识的重复和口水，完全无法感知他们的联合价值。

从众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热门的生活方式。我很理解人们对共识的追求，它能让我们看起来更加团结。但我不理解为什么要追求眼界、风格、深度和角度的完全一致，如果真的全面一致了那将意味着我们互相之间的作用不存在任何补充和增益，这样的交流是没有意义的。

郑：我已经懒得和人辩论了，他们自己不能理解的东西别人讲出来就认为是错的。尤其是中国的伪知识分子，听他们叨念常识纯属浪费时间。

Noël ：如果你不能通过交流提升自己，任何一种交流都是浪费时间。互联网只是提供了交流的便捷和便宜，并没有义务保证交流质量，你自己的水平有多高，就不难找到和自己一致或者更高的交流对象。关键在于目的是学习，而不是凑热闹。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大部分也是常识，但如果你能从中获得力量和视野，它就是你所需要的。

常识不一定平庸，但每一种流行都是平庸的，甚至已经发臭。而粉丝经济正是在鼓励平庸。因为它要求人们为了获得被流行而努力。人们忘记了，智慧永远在极小范围内诞生。

Shaw：我喜欢 Evans 的文章中说的，当今的人们必须超越前人，去思考前辈们所不能做到的方式来强化我们的技术性变革。“停留在老生常谈是没有未来的。

“有你这样的想法的人很多”，我最怕听到的就是这句话。这意味着我的观点已经烂大街了，是没有深度的，甚至已经开始过时和错误了。

这个时代对知识分子来说非常尴尬，他们通过知识来谋生的传统模式出现了悖论，因为你想要获得大众认同就无法不顺从大众的浅薄，这完全背离了知识分子的职能。知识分子应该告诉大众他们值得了解却尚未了解的道理，而不是重复他们已知的东西。

意大利作家 Umberto Eco 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一个人杀害了自己的母亲时，如果公众都认为这是罪恶的举动，作为知识分子的我则没必要写文章谴责他，因为那样做无非是简单激发一下大众的同情心；如果大部分公众都认为弑母行为是正确的，并且符合法律程序的话，那倒是值得写上几句自己的看法。

Evans：我们采访 Tim Marlowe 的用意就在这里。我们并不是在鼓励苦行僧式知识分子，而是提醒那些沉迷于名利追求的人们，这个时代还存在其他完全不同的行动方式。

Noël：我知道 Marlowe，他是个行动派。有能力的人都有机会追求用自己的行动成就时尚，但绝不能追求成为流行，流行是腐烂的开始。

郑：粉丝经济让很多人开始变态，为了获得关注不惜造假、夸张、胡言乱语。作为媒体人，我最头疼的一件事就是，中国人的取证意识非常薄弱，他们可以在毫无根据的情况下脱口而出，还绘声绘色。我们和海外媒体交流中经常遇到被对方求证的信息都是假的。包括所谓的学者、海外华人领袖，根本没有对事实的挖掘意识，他们根据自己的偏好、立场的凸显和偏见来信任传闻，这倒是很有政客范儿，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在中国的后真相政治中，要一拍即合了。

Shaw：每个国家都不缺乏造假者，权力斗争中造假是一种战略。但虚假永远不会赢得最终胜利，只要人民不间断地寻求真相。最可怕莫过于人民和统治者合谋隐瞒真相。

泄密文化已经在近十年内掀起了全球性的政治狂潮，这是调查性新闻之价值的最大化，是民主摆脱数字极权危机的希望。然而这其中却没有中国这个最庞大的威权政体，从哪个角度上讲都是不可思议的。

Duncan：理解的基础是听者与说者具有同等或近似的知识水平、认知层级、心态欲求、立场、思考习惯，否则只有误解和无视。能获得启示的人必须具有足够程度的谦逊、自主学习素养，社交媒体，尤其是中文社交媒体上极少存在。

Noël：这是需要改变的。很高兴你观察到了需要被改变的东西，下一步就是行动。联络那些志同道合的人，掀起一场丢弃名利欲的运动。

四：自杀式悲观

郑：我就是被自杀式悲观淹没的人。当你常年感觉不到有人在继续努力的时候，常年看不到反抗方式的创新时，你根本无法保持希望。我钦佩那些孤独的战斗者，但我自己不是。

Duncan：当你拼命移民到自由国家却看到海外的同胞们一样落伍得一塌糊涂时，那种绝望语言都无法描述了。

Noël：我感知到的是一个单枪匹马者的哀叹。如何你有机会联合到哪怕五位同道，你们所考虑的内容就会变成行动策划，而不是悲观。

郑：Noël 你可能真的不懂中国社会，你能看到亲密交流的人们，但每个人的内心都包着一层锡纸。信任度非常低，尤其是当涉及敏感的时候。中国政府的审查为敏感这个词赋予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意思，而且他们（政府）无处不敏感，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拉低了人们之间的信任——因为你几乎没机会畅所欲言。

下面这这张图正在中国局域网里热传。我厌恶这种调侃，如果它也能称之为调侃的话。

价值观也非常离谱，如果有人对一个勇敢发言的中国人说“注意安全”，那是意味着鼓励自我审查，而在中国，则意味着体贴关爱。是的，我只是意识到了错误，而无力改变。这就是我的悲观。

Noël：只要是人类就具有人类心理的基本特征。当人们诉说互信危机的时候，内心的至少一半潜意识是对自己无法信任他人的哀叹。发动人们开启自己的信任，就是一场基础性的运动。

你首先应该明白信任和毫无戒备的盲信盲从完全是两个概念，一个好的判断力能在根本上帮你抑制被下套的危险。于是还要强调知识技能。政治事件的复杂程度自古以来只有加强从未减弱，要是认为反对派不会内讧，那就太天真了。但反对派应该有更高明的应对和尝试的勇气，尤其是当政权拼命想要破坏你们之间的信任的时候。

Evans：我们发表过这篇文章《当权者为什么如此猖狂？因为你们互不信任》。

Shaw：我要确定我们不是仅仅为了谴责悲观主义，我们是在想办法突破悲观主义。

Evans：是这样的，Shaw。在中国当下，悲观令整个社会失去了活力，那些释放悲观情绪的人恰恰是曾经被人们信赖为带头人的人，于是这种情绪的感染力非常大。尤其是此后，这些释放源为了证实自己的悲观是正当的，他们开始谴责不信邪的试错者，以前辈的姿态谴责，继而又吓退了年轻人。这是一个连环效应。社会被低迷的情绪所冻结，而不完全是禁令和法律。

Noël：永远不要无视社会的创造力，只有不能进入社会的人才会这样。勇气是社会变革的引擎，尤其是当人们面对政治压力和暴力危机的时候，更需要强调公民社会的能力。

Shaw：从打破信任危机开始，到联合，到公民社会。把传统和前人放在意识中的什么位置完全由你个人掌握，顺从无法强迫，它只是在意识层面强加给你的压制。当前人是明显错误的时候，继续顺从就是错上加错。

非常感谢四位朋友的精彩发言，我们将继续投入对行动者的支持。

文／林岛

破土编按：近日，经济学教授谢作诗「穷人合伙娶老婆论」，谢教授认为目前的「光棍问题」是一场重大的社会危机，为了度过危机，防止单身汉引起社会动荡，低收入的男人可以合伙取一个老婆。有许多批评者指出了「穷人合伙娶妻」背後的男权逻辑，把女人视为工具而不问光棍问题背後的重男轻女文化。本文则从谢作诗的自由市场逻辑出发，质疑了经济学家提出的社会治理方案。在这些经济学公式的假设里，经济学家们往往默认了既有的社会不平等，并把人当做市场里的商品。我们所有人都成为了「看不见的手」之下的奴隶，服务於少部分人的效率和利益最大化。

经济学家总能给我们带来快乐

在网络上流行的关於经济学家的笑话中，有这麽一条：「学生：既然市场是万能的，那麽我们还要经济学家有什麽用？老师：因为经济学家能给我们带来快乐，而这是市场做不到的。」

其实，这不是笑话，而是现实，经济学家的名气是跟他们给民众带来的欢乐相称的。他们总是能够在我们意想不到的地方，抖出一个用你平凡的智商怎麽都想不到的包袱，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快乐。比如着名的经济学家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魏尚进前几年用「看不见的手」来分析婚姻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得出了房价高是由丈母娘推高的结论。 这个经济学家的逻辑是，在婚姻市场存在着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支配着，当这个社会存在着三千万光棍的时候，丈母娘在婚姻市场就会占据优势地位，男方父母就要拼命储蓄买房子才能讨得丈母娘的欢心。

而笔者觉得，房价高不仅仅是由丈母娘推动的，还是由异性恋把持的婚姻制度决定的。丈母娘从哪里来的？是从一夫一妻式的婚姻制度中产生的，没有这种婚姻制度就没有丈母娘！如果人与人都选择另外一种组织方式，丈母娘不就没有用武之地了吗？所以笔者认为，如果不消灭异性恋，就没法从丈母娘手里拿回婚姻的主导权，也就没办法压低房价。

同笔者一样，经济学教授谢作诗先生也同样对现在这种一夫一妻的异性恋婚姻模式提出了质疑。面对即将在中国社会出现的3000万到4000万光棍的问题，一些媒体和公众表现得忧心忡忡。但是谢教授以经济学一贯的乐观态度，认为这不是什麽大问题，「我不否认3000万光棍的事实，但我否认一定会出现这样严重的社会问题。」

经济学家这种乐观来源於对市场和「看不见的手」的充分自信。有人问，要多少个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才能把一个坏灯泡换掉？回答是：「一个也不用。要是灯泡坏了，市场机制自然会把它更换。」是的，市场会解决一切问题，经济学家只是负责给我们讲笑话的。最近，普林斯顿一位经济学家由於感觉经济学家太废物太没用，就改行研究韩剧去了，很多人感觉很可惜。笔者不同意这种看法，同样都是娱乐大众的事业，怎麽能说成是改行呢？

谢教授的方案：婚姻市场化才能解决光棍危机

那麽光棍的问题怎麽通过市场机制来解决呢？谢教授认为，人类的一切关系都是交易关系，婚姻本身就是一种交易，而光棍及其相关的性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收入问题。收入高的男人，会优先找到女人，因为他们出得起高价。那麽收入低的男人怎麽办呢？谢教授认为，只有几个穷人合起来找一个老婆才能解决。

听起来确实是个好办法。当婚姻被简化成性，性被简化成了交易的时候，光棍就是这个性交易市场的失败者。在这个市场中，女性负责卖，男性负责买，决定女性价格的主要因素是市场的供需比，也就是当前社会的性别比例。在谢教授看来，只要破除掉一些妨碍市场规律发挥作用的一些法律丶道德因素，市场就会自然「出清」。

谢作诗是天则经济研究所的成员。大家都知道，由茅於轼先生领衔的天则所是中国主流经济学的重要阵地。从八十年代以来，我们在主流经济学家的鼓吹和带领下，相继完成了劳动力丶住房丶医疗丶教育等方方面面的市场化改革。虽然在市场化过程中出现了买不起房丶看不起病丶上不起学等问题，但这只是市场化不彻底造成的，只有在进一步的市场化中才能解决。

谢作诗教授提出低收入者可以实行「一妻多夫」的重要意义在於，它第一次把长期被忽视的婚姻领域纳入了主流经济学的视野，把婚姻领域的市场化丶产业化提上了日程。既然我们可以通过彻底的市场化来解决住房短缺问题，那麽我们凭什麽不能通过婚姻的彻底市场化来解决光棍的问题呢？当前改革既然进入了深水区，那就必须要对长期被政府和法律干涉的婚姻领域下重手丶下狠手，用看不见的手来代替政府的有形之手。

婚姻市场化的後果：穷光蛋配娶老婆吗？

如果我们用经济学的视野来分析当前的婚姻制度的话，就会发现建国之後实行的一夫一妻制一定程度上带有严重的「计画经济」色彩，是「票证」经济的一种残馀。在婚姻市场上，不管你多有钱，哪怕像王思聪那样富可敌国的「国民老公」，不管外面包多少个老婆，名义上也只能娶一个。这就相当於国家给每个男人只发放一张「老婆票」，决定市场上对女人的需求的，不是男人的实际收入，而是这种「票证」，一人只能娶一个。

这种充满着严重「计画经济」色彩的票证式婚姻，严重降低了市场对女性的需求，从而扭曲丶压低了女性商品的价格，带来了严重的女性「短缺」现象，三千万光棍就是这样诞生的。它不仅严重干涉了人们的婚姻自由和市场自由，而且会导致一种不管挣多挣少丶官大官小，都只能娶一个老婆的平均主义丶大锅饭现象，会严重挫伤了人们的生（育）产（女）积极性。既然婚姻问题实际上是一个交易问题丶收入问题，那麽收入高的人完全拥有多娶老婆的自由。房叔房姐能买几十套丶上百套房子，凭什麽王思聪这样的「国民老公」不能娶几十个上百个老婆呢？

所以要真正解决光棍的问题，就必须要靠完全的市场化才能实现。而要实现完全的市场化，仅靠谢教授之前提出的「一妻多夫」是不够的（一妻多夫只是针对娶不起老婆的那三千万光棍的），而必须要彻底打碎一夫一妻制，打破一个男人只能娶一个老婆的票证制度对婚姻的束缚，拒绝一切有形之手对市场的干涉。谢作诗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接受采访时除了继续强调穷人可以搞「一妻多夫」之外，也明确提出了富人可以搞「一夫多妻」：「多几个女的去嫁一个男的也没关系啊，（市场）依然会自动平衡啊」。

在废除一夫一妻制丶婚姻市场全面放开之後，对女性的需求一定会大大上涨。以现在的女性价格，胡润富豪榜上的那些富豪每个人怎麽都得囤积几百上千个老婆啊？不管能不能用的上，反正先囤着等着涨价。社会上的女性就这麽多，富人囤的老婆多了，穷人能够娶到的老婆就更少了。所以到时候就肯定不是现在的三千万光棍的问题，而可能出现五千万丶八千万甚至上亿光棍。在供求规律的作用下，被这种配给制丶票证制所扭曲的女性价格一定会上涨到应有的水平，笔者目测应该会比房价涨的更快。那时候的刚性需求就不是房子，而是老婆了。

那麽，这表明婚姻市场化失败了吗？不！现在住不起房子的人越来越多，有几个经济学家认为房地产改革失败了？在我们经济学家看来，价格暴涨才是改革成功的标志，这才是它真正的市场价格。在价格的暴涨的情况下，商品的供给就会自然增多。到那个时候，大家都再也不会去炒房地产丶炒股票了，而是都跑回家生女儿去了，造人产业一定会成为继房地产之後我们国家新的支柱产业。在利益的刺激下，很多男人也会选择做变性手术，这样既减少了供给，又促进了需求，也会成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我们相信，婚姻市场和男女比例一定会在「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恢复平衡，就像我们相信房价一定会降下来一样。

那麽问题来了，等到女性价格暴涨的时候，那麽多光棍娶不起老婆可怎麽办呢？市场化以前只有少部分偏远地区的穷人才娶不起老婆，市场化之後连都市里的白领丶金领都娶不起了，天天在网上嚷嚷，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这个时候，经济学家就站出来说话了：「穷人永远都娶不起老婆，老婆价降了也买不起，作为经济界人士，不想只说老百姓爱听的话而不说真话」丶「不可能让百姓都买娶老婆，在供应量很少的情况下，一定是先满足最富的人」丶「廉租老婆不能配置生殖器」（经济学家茅於轼）丶「北京的老婆要是卖不出30万1厘米是开发商的耻辱」（经济学家金岩石）丶「不是老婆价过高而是居民收入过低」（经济学家张五常）……

总而言之，穷人配娶老婆吗？

不过，总觉得哪儿有点不对——当初经济学家鼓吹搞婚姻市场化改革不就是为了解决穷人娶不起老婆的问题吗？

经济学家的世界：没有男人丶女人，只有商品

写罢此文，笔者仿佛看到一大波女权主义者正向作者袭来，黑压压一大片呀！「你们是物化女性。女人生来就是给你们当老婆的麽？你们怎麽能把女性当成商品呢？！」你们这些女权主义者呀，幼稚！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我今天倒是要请教你们一些人森的道理：我们经济学家啥时候把人当成人看过？

在我们经济学家眼里，只有菜市场里的大白菜。你们这些男人嘛，跟大白菜没啥区别。女人呢，连白菜都不是，顶多算是被白菜插的那块土。你看人家大白菜，生产得多了过剩了，价格就跌了，跌了就扔掉丶倒掉。没见人家发过牢骚，也没见过人家要搞白菜工会丶最低白菜价格丶白菜罢工来破坏神圣的自由市场规则。

明白富士康的工人为什麽跳楼吗？跟白菜过剩的时候被扔掉是一个道理——这就是经济学家和自由市场人士眼中的世界。我们当成笑话来听，他们却讲的一本正经——经济学家都是反人类的。

当我们不是像经济学家那样，把人当成冷冰冰的商品，而是当成有血有肉丶有情有义丶懂得喜怒哀乐丶需要有尊严地活着的人来看待的时候，我们当下所面临的所有这些问题或许也就豁然开朗，迎刃而解了。「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没法解决光棍问题，是因为婚姻背後的社会（性别）等级制度和产权私有并没有发生改变。当婚姻仅仅是「性交易」的变体的时候，「一夫多妻」和「一妻多夫」仅仅是男人之间「女人购买力」的差别。同样，既然房子是一个人正常生活所不可缺少的必需品，那为什麽不能从一个有血有肉丶有尊严的人的合理需求出发，像《婚姻法》规定的一夫一妻制一样，设置一个一户一房的票证制度呢？如果这样做的话，这麽多房叔房妈房哥房姐多出来的房产，再加上各地没人住的鬼城丶鬼楼，是足够中国人一户购买一套的。屌丝们都能买得起房之後，丈母娘看起来也没那麽厉害了，小伙子结婚也就容易一些了。可是那只看不见的手哪去了呢？

也许只有斩断那双看不见的手，这个社会才能变得更美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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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恩格斯对虚伪的富人慈善的批评，供诸位战友参考：

但是千万不要以为“有教养的”英国人会公开承认这种自私自利。相反地，他用最可耻的伪善的假面具把它遮盖起来。怎么，难道英国的财主就不关心穷人？他们不是已经创办了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的慈善机关吗？呵，不错，慈善机关！你们吸干了无产者最后的一滴血，然后再对他们施以小恩小惠，使自己自满的伪善的心灵感到快慰，并在世人面前摆出一副人类恩人的姿态（其实你们还给被剥削者的只是他们应得的百分之一），好像这就对无产者有了什么好处似的！这种布施使施者比受者更加人格扫地；这种布施使得本来就被侮辱的人遭到更大的侮辱，要求那些被社会排挤并已失掉人的面貌的贱民放弃他最后的一点东西——人的称号；这种布施在用施舍物给不幸的人打上被唾弃的烙印以前，还要不幸的人卑躬屈膝地去乞求！但是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呢？让我们来听听英国资产阶级自己说的话吧。大半年以前，我在“曼彻斯特卫报”上读到一封给编辑部的信，编辑部把这封信当做极为自然的和合乎情理的东西，不加任何按语就登了出来。下面就是这封信：

“编辑先生！
近来在我们城里的大街上出现了大批乞丐，他们时常企图用他们那褴褛的衣服和生病的样子，或者用令人作呕的化脓的伤口和残废的肢体，以极端无耻的和令人讨厌的方式来唤起过路人的注意和怜悯。我认为，一个不仅已经付过济贫捐而且还给慈善机关捐过不少钱的人，应该说已经有充分的权利要求不再碰到这种不愉快的和无耻的纠缠了。如果城市的警察连保证我们安安静静地在城里来往都做不到，那我们究竟为什么要付出那样多的捐税来供养他们呢？我希望这封信在你们这个拥有广大读者的报纸上发表以后，能促使当局设法消除这种恶劣现象（nuisance）。

永远忠实于您的一位太太”

看吧！英国资产阶级行善就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不会白白地施舍，他们把自己的施舍看做一笔买卖。他们和穷人做买卖，对穷人说：我为慈善事业花了这么多钱，我就买得了不再受你们搅扰的权利，而你们就得待在自己的阴暗的狗窝里，不要用你们的那副穷相来刺激我的敏感的神经！你们不妨继续悲观失望，但是要做得让人觉察不到。这就是我提出的条件，这就是我捐给医院20英镑所换取的东西！呵，基督徒资产者的这种慈善是多么叫人恶心！“一位太太”就是这样写的！是的，一位太太！她这样署名是很恰当的。幸亏她没有足够的勇气称自己为一个女人！既然“太太们”是这个样子，那末“老爷们”又该怎样呢？人们会说，这封信所说的只是个别情形。不，它正好表现了绝大多数英国资产阶级的想法，否则编辑部就不会把它登出来，否则一登出来就会引起某种异议，我留意了以后几天的报纸，没有找到这种异议。至于这些慈善行为的效果，帕金逊掌教就亲口说过，穷人从他们的穷弟兄那里得到的帮助，比从资产阶级那里得到的要多得多。淳朴的无产者深知饥饿的苦楚，所以他们虽然自己也不够吃，还是乐意舍己救人。他们这种援助的意义是与穷奢极欲的资产者所扔出来的那点布施迥然不同的。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engels/1844-1845/1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