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懒婚青年图鉴：既然不能让彼此变好，为什么要结婚？

2018年10月05日 13:58:22
来源：土逗公社

微博上，有人用“懒婚”一词形容时下年轻人对婚姻既不期待也不抗拒的状态。当婚姻褪下罗曼蒂克的外衣，成为安稳生活+亲密关系的代名词，它正与当代居无定所、人际关系疏离的青年渐行渐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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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老友记》

导语：如果你问现在的年青人：“有没有对象呀？怎么还不结婚？”

他们可能会白你一眼：“结婚有什么好玩的…”

是的，如今的年青人，要么不想结婚，要么不敢结婚，最后，他们都变成了“懒婚”人士。

当全社会都盼着这届年轻人多生几个娃的时候，他们却表示，自己连婚都懒得结了。

《中国青年报》的报道指出，全国结婚登记对数连续4年下降，很多地方的平均初婚年龄也在延后，江苏更是推到了34.2岁。

微博上，有人用“懒婚”一词形容时下年轻人对婚姻既不期待也不抗拒的状态。当婚姻褪下罗曼蒂克的外衣，成为安稳生活+亲密关系的代名词，它正与当代居无定所、人际关系疏离的青年渐行渐远。

我们和6位懒婚青年聊了聊他们对于爱情和婚姻的看法。他们之中有恋爱多年、不差一纸婚书的小情侣，有放纵不羁爱自由的情场老手，也有恐惧亲密关系的母胎单身。对于懒婚，他们各有各的说法，却也有许多不谋而合之处。

他们的回答令人清醒。

“ 

如果我想要的自己都能给自己，为什么还要找一可能带来麻烦的婚姻？

”

龙猫，女，23岁。坐标：上海。

新人设计师。单身。

对我来说，亲密关系是可有可无的。如果有，会珍惜；若是没有，也不碍着日常生活。但总体上，我更害怕亲密关系带来的风险和压力，害怕彼此伤害，所以还是倾向拒绝它。

其实很现实，我现在根本不敢展开一段恋爱关系。刚刚毕业，前途未卜，压力山大，平时心态不稳定，有很多无法命名、无法梳理的情绪。如果谈了恋爱，很容易把杂乱的情绪投射到对方身上，这样有点不负责任。Anyway，我更想专注于工作，工作赚钱才是最要紧的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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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欢乐颂》剧照。

不过说回来，我不喜欢大多同龄甚至更年轻的男孩子。他们眼里满是躁动和热血，看着就很浅薄无知，有些人都难说是有礼貌，所以也不期待与他们会有什么深入的交谈。

之前在知乎上看到一个回答，说女孩子谈恋爱，不要急于把自己错综复杂的根系拿出来，别人只是想亲亲你的花。但是事实是，如果我已经隐约意识到你将来不可能接受我的根，凭什么要把花给你闻嗅？

我也不想生孩子，社会上二胎、产后抑郁的新闻太多了，逐渐把单身女性都变得恐婚恐育。但是我对养育孩子倒是有些兴趣。

前段时间看新闻，将来上海会开放独身生育小孩，以后有实力的单身女性也可以带小孩上户口，甚至独立收养。看到这个新闻我非常感动，这预示着以后女性也能有更多选择的权利，更加有勇气面对世俗，更加自由。如果这个政策真的能出台，那我对结婚的期待就更小了。

“ 

同居让人意识到，婚姻可能易燃易爆炸，却不会让彼此变得更好

”

Sara，女，24岁。坐标：北京。

国内研究生毕业，刚考入某事业单位。与男朋友同居一年半。

同居之后，我认识的婚姻是两个星球的碰撞融合，有些爆炸会伤人伤己。

十六七岁时对婚姻充满了期待，和小男朋友约定要举办一场自行车的婚礼，要求所有宾客都骑自行车参加，要抱着一大捧气球坐在后座。所有的想象都是充斥着粉红色的泡泡。到后来逐渐明白，婚礼并不是婚姻的所有，婚姻背后真正的含义令人望而生畏。

和男友同居一年半的生活，让我看透了婚姻。有很多烦心事，大概都是生活里的鸡毛蒜皮：见面的时候玩手机太多，没空理我；说要一起收拾屋子最后都是我干的……我们为此争吵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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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女人迷

在一起久了，我学会了妥协和退让。最开始，我吵起架来很歇斯底里的，不吵完谁也别想睡觉，现在就温和多了，因为发现，好像过了那会儿，我也就不那么生气了。毕竟，如果真的有三观上的大矛盾，早就分手了。

我现在的状态，与其说是不愿意结婚，不如说是不期待也不抗拒。不是说这个人不好而让我恐惧婚姻，而是我逐渐明白，不管这个人好不好，婚姻都不能保证他变得更好。

我妈说，结婚最大的作用是保证财产和合法安全，但是我又没有什么财产，也不贪图别人的财产。而且，我也不想要孩子，不需要考虑户口问题。所以婚姻对我没有什么大意义。

“ 

一旦结了婚，还怎么潇潇洒洒，简直就是生活降级

”

Nancy，女，30岁。坐标：悉尼。

会计师。在澳洲完成学业后，就业、定居于海外。单身。

我一个朋友说，婚姻应该是让双方变得更好，而不是变成双方的负担。越来越多的人觉得婚姻不再是必需品了。现在，我也一样——不结婚我也能接受。

二十几的时候，我也觉得人得结婚啊！可是现在，对于婚姻思考多了，恐惧感却也多了。

最怕的是家庭生活、孩子教育的责任和压力。特别是孩子，我觉得我有很多毛病，缺陷和心理问题，自己都没活明白，怎么教育下一代？

还有，如果嫁给一个人，可能会把自己的生活水平拉低好几个层次。经济上面的压力会有：结婚以后就是两个人啦，所有事情都得从家庭的角度考虑安排。此外，我身边的朋友结婚后都不像婚前那样随心所欲了。真的不划算！

不结婚，那就自由多了，不用考虑别人。

“ 

男生在婚姻中要承担更多的物质责任，我还没准备好。

”

大黄，男，25岁。坐标：北京。

保险经理。留学法国一年后，为了寻找事业上的挑战，肄业来到北京。单身。

在我心中，恋爱，就是在懵懂的时候遇到一个人，产生好感，然后有连结，在彼此生命里留下一些印记，这是对另外一个生命的探索，让她融入到自己的生活轨迹中，充满了青春的灿烂、生命的美好。

不过，大概是受媒体和网络影响，我一直觉得婚姻是爱情的坟墓，结婚之后，或许会更像是朋友之间处久了之后，发现彼此“也就那样”。所以我对婚恋没有特别的冲动。

好了好了，作为一个母胎Solo，这些都是想象，你们别当真哈！

其实，我上大学的时候有很多关系不错的异性朋友，但从来没有谈过一场恋爱。经常有人把我和某个女生说成是一对，其实我们只是比较“铁”。不过等到工作了，就基本没时间考虑谈恋爱了。我到现在，还没遇到合适的人。

也有人怀疑我不喜欢女生…其实不是的，我只是比较看重精神的交流。生活不易，能有个人一起分担一下，彼此聊聊还是很好的。但你知道，男生在婚姻中要承担更多物质的责任，我还没做好准备。

“ 

我享受的是追逐的快感，而婚姻会把我捆死

”

菠萝，男，21岁，坐标：广州。

生物系本科生。单身。

我谈过5段恋爱，每段不超过4个月，大部分分手都是我提的，因为厌倦了。

实话实说，我对女性的欲望来源于和她们聊天吃饭而产生的审美快感，以及雄性动物的表现欲，再深入就是，想上床却不想负责。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有四性：植物性、动物性、政治性、神性，这四性在我眼里没有高低之别，婚姻是人类政治性的体现，而我没办法每时每刻都保持着政治性，所以婚姻对我是一种不匹配的状态。

我在很长时间内应该是不会考虑结婚的，一方面是没钱，另一方面觉得结婚对自己和对方都没好处。我喜欢的是追逐的快感，就像跑步的人不愿意停下脚步，而非设定一个目标。而结婚等于把两个人捆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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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女人迷

这样说来，结婚对我实在是没好处。如果我想要找爱情的感觉，那我就看看爱情片，然后谈谈恋爱。如果想要性，可以约炮、看片儿。

但我又是矛盾的。我理想的婚姻状态是老婆在家相夫教子，我天天出去和小姑娘吃喝玩乐睡。有这种想法，按理来说是需要接受开放性关系的。可是暂时还不行——可能我内心深处还是比较“传统”，不想被绿。

“ 

不以结婚为目的谈恋爱才是真爱。

”

豆子，男，25岁。坐标：广州

媒体编辑，恋爱4年。

我跟女朋友相识7年多，在一起4年。我们已经在一起生活了两年，渡过了磨合的阶段，到现在，跟刚结了婚的状态其实没多大区别。不过，我们还没有计划结婚。

很多人都把婚姻看成是爱情修成的正果。但我觉得，婚姻不仅不能为爱情提供保障，还会让爱情变得物质、不再单纯，还可能加重爱情的负担。所以，宁愿给爱情减负，我不想结婚。

我不是排斥结婚，只是不太看重，懒得结婚。我不太看重一纸婚书，更重视爱情的质量和感受，我对亲密关系的期待是彼此在爱情里不断学习、分享新东西，让爱情不断生长，保持活力。用结婚证把两个人绑起来，我只能说挺没劲的。

***

时下的中国，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宁可忍受孤独，也懒得结婚，家庭不再是必需品。

但别太悲观，懒婚有时来自个体的觉醒。家族的意见不再作为婚姻观念的决定因素。在个体化的作用和浪漫爱情文化的影响下，亲密关系中的主观体验越来越被放在了突出位置，年轻人甚至信奉“大不了就离”。 年轻人相信：没有该结婚的年龄，只有该结婚的爱情。

此外结婚率持续降低，意味着女性地位和经济能力的提高。当女性不再需要婚姻来确定自己的社会地位、获得经济保障，更多的女性得以自主选择结婚与否。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消解了婚姻的经济意义。

不过，懒婚青年的自主性却离“自由”还有很远。他们的想法多是：晚一天结婚，就多一天自在——懒婚的背后，往往是不敢结婚。

在我们的文化中，居住稳定、养育后代仍然是婚姻的标配。但近年来，房价节节攀升，赚取一套房简直遥不可及，不少初出社会没多久的年轻人尚且蜗居在自己的合租房里。他们既没有心思，也没有力气推开那扇沉重的婚姻之门。如果结婚不一定能让生活更好，甚至会适得其反，那么轻轻松松谈个恋爱，不好吗？

年轻人真正失去的，却是选择亲密的权利。改革开放之后，生活的安全网被彻底击破，市场化的浪潮中，为了寻找更好的生存机会，人们愈加频繁地在不同的工作、城市、居所之间流动。快速、剧烈的社会变迁摧毁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理解和联结的基础，稳定、亲密成了奢侈品。人们的生活环境都不稳固，生活于此的人们又怎敢轻易奢望天长地久？

说到底，婚姻观念映照出的，是一个社会带给人安全感的程度。我们可以想象，当住房、医疗、教育不再是压在年轻人身上的三座大山，当人们不再需要焦虑地通过频繁的位移来讨生活，那么，他们或许可以真正自由地选择恋爱或独身、懒婚或结婚，而不再是“不敢结婚”。

culture.ifeng.com/a/20181005/60096435_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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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聊中国性少数（LGBTQIA）群体的人权状况及内幕

众所周知，中国的人权状况非常糟糕。当然，性少数（LGBTQIA）群体，也绝不可能例外。但除了少数人权组织以外，几乎没人关心这些人。什么，你说民逗？呵呵，一群根本不懂民主更不懂人权的跪舔基督教的纳粹会关心性少数们的死活？想多了你。

当然，身为社会主义者，捍卫性少数群体的人权是标配。所以，我来关心！先来一起看看中国的性少数群体的人权状况吧，看之前请做好心理准备：

“你考虑过父母的幸福吗？”——中国对LGBT人士的扭转治疗：然而，中国公私立医疗院所持续提供所谓的“扭转治疗”，基于同性恋是需要治疗的精神障碍的错误假定，企图将同性恋或双性恋人士的性倾向转变成异性恋。虽然在法律上，精神病的诊断治疗必须遵守精神障碍分类和诊断标准，但中国有关当局从未采取必要措施禁止公私立医疗院所提供扭转治疗。

本报告记录扭转治疗涉及的各种侵权问题，包括强制和胁迫、肉体绑架、任意拘禁、强迫服药注射和使用电击。受访者包括17位曾因家庭、社会压力接受扭转治疗的人士，以及父母和维权人士。

所有受访者都坚决表示：若非家庭和社会压力，他们根本不会接受扭转治疗。部分受访者说，父母强迫把他们带到医院接受这种治疗：中国社会仍强烈期待子女传宗接代（独裁者们为了多几根韭菜剥削故意宣扬的垃圾文化）。对男同性恋或女同性恋人士而言，这种期待使他们承受强大的家庭压力，必须进入异性婚姻关系并生养子女。但无论如何努力，没有一个人的性倾向发生任何改变（当然无法改变了，因为这是天生属性啊）。

人权观察发现，扭转治疗案例大多发生在政府管理、监督的公立医院（这等于说共匪政府是一直默许的，不过纠正一下，这些医院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私有化了，政府有控制权，但是实际经营模式和私人公司是没差别的）。也有少数扭转治疗案例是由私人精神病院或心理治疗机构实施，其执照和营业行为受到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监督。（补充说明一点：现在对MtF和其他性少数的扭转治疗，集中在所谓的“戒网瘾学校”和“矫正中心”，本质上是私人老板开设的古拉格。资本主义成功的把古拉格都做成生意了，斯大林和希特勒当年都没做到。）

中国尚未立法保障个人不因性倾向或性别认同而受歧视。虽然中国心理学会的专业指导原则禁止在心理谘询中涉及性倾向歧视，但相关专业协会并未禁止医疗人员实施扭转治疗。除了两起知名法律诉讼，其中一案是一名男同性恋者起诉强迫扭转治疗，另一案是指对广告不实，但实施扭转治疗的人员并未遭到专业协会或法院的审查或问责。对于违反中国国内法和国际法的医疗或精神医疗行为，公众缺乏适当管道提出申诉或寻求救济。

中国的同性恋者：鲜有讲述的熟悉故事：

与此同时，我告诉自己要保持低调，因为农村人的保守思想和固守的传统不可能顺从这一事实。那时，身为同性恋者就像是折磨，而我喜欢的少年是异性恋者，就让情况变得更糟。

我发现身边有许多其他同性恋者，这种喜悦感在我脑海中依然清晰。但是，部分源于其偏远的地理位置，以及相对疲弱的经济状况，哈尔滨仍然无法为同性恋者、双性恋者、跨性别者、酷儿和双性人（LGBTQI）提供所需的空间。在那4年里，我的恋情全都是悄悄地进行，没有公开。

如今，我在首都北京攻读硕士学位。就这个美丽大都市中的性少数群体的现状，我还有许多话想说，但我的博文却已超过了500字。我会继续分享自己的真实故事，以及我对于性少数群体在中国这个背景及环境独特的国家生活的反思。这个国家拥有资本主义的经济，但思想却是保守的。（抱歉朋友，我要纠正一下，资本主义和其他私有制一样，都是原生敌视性少数的，因为私有制为了利润最大化，总是要强迫被压迫的人生韭菜用于剥削，而不生韭菜的性少数们就会被敌视。而欧美比中国环境好，是因为社会主义者们的努力。）

2017中国跨性别群体生存现状调研报告完整版（中文）：

看完了吧？没跳过其中某段吧？很好，我们继续。很多人是不是觉得，实在是没想到中国的性少数群体会这么惨呢？其实，看看中国一直都是个极右纳粹国家（前三十年是国家资本主义极权，后三十年是新自由主义极权），性少数们的处境这么悲惨也就不奇怪了。

那么不少人，包括以前的我，就会有一个想法：既然中国性少数群体的处境如此悲惨，面对的剥削压迫如此恶劣，那么其社区内部总应该是平等团结友爱的吧？毕竟都遭受着严重的剥削压迫，相互之间总该理解万岁吧？

不过，事实证明，这一想法纯属一厢情愿。以下我会展现一些由亲自询问性少数朋友而得到的事实，不过为了保护隐私，我不会说出身份，并且会抹去和个人隐私相关的细节：

首先是来自一个男同性恋朋友的内幕：男同性恋相关NGO内部极权独裁，等级森严，官僚化严重。“整个就是一地下党的操作模式，很多事情没有公开资料。”“国内的男同NGO，就我所知，应该已经被淡蓝网整合得差不多了。”“淡蓝网是一个商业网站，早期受到爱白网的帮助提携，不过后来居上。”“淡蓝，爱白，以及一大票同时代的男同性恋NGO基本上都是万延海的爱知行扶持的下游机构。自从老万跑路之后，大部分即使没倒闭也转做纯商业了。”“所以你指望从中国大陆的男同NGO里发现社会主义同道我觉得是没希望的，拜金拜到极致。”“爱白的组织架构是教主+CEO+教团议会这种模式。”“教主是金主+对外关系总管&策略顾问，和CEO是和教主共享权力的独裁者，并且负责在国内运营。教团议会（当然实际不叫这个名）的成员一般由教主或CEO从忠实信徒里选拔，作用是”民主“决策时的橡皮图章。”“其他关于，活动经费来源，预算，发展规划，等等全部是黑箱，我这样的普通（中层教徒）无权过问。”“谁可以申请经费，申请多少，如何审批，全部是教主和CEO幕后决定。”“爱白已经算是国内男同NGO的一股清流了~（不是自吹是公认），可想而知，浊流是什么。”

“各地的男同性恋NGO，多半起名叫某某彩虹小组。多数都挂靠在各省各市的疾控中心之下，算是和”朝阳大妈“类似的政府外围组织。只有这样才有合法的经费来源。类似爱白这样号称独立的NGO，风毛菱角。后来，外国援助政策收紧以后，连从各地CDC能拿到的一点钱也基本上断了。”“中国男同性恋关于平权的认知，总体上来说基本等于0。大多数停留在防治艾滋病层面上。上海北京等要好一些，不过都是照搬西方的。”“就我个人的观察，【同性恋平权】这个概念在中国，更多是被共匪利用来作为打击基督教家庭教会的道具。”“环球时报英文版和环球时报中文网站也经常报道一些貌似正面的同志资讯，来给共匪政权化妆。”“不过习包子上台以来，这土包子完全反感同性恋。现在同性恋平权议题就连这一点借题发挥的余地都没了。”

“就男同这一块而言，多年来迫害和剥削男同性恋的，最严重最恶劣的可能是男同性恋者自己。”“我看过很多，敲诈，勒索的案例，开始都是恋爱，约炮做借口，后来就变成了要挟，约炮也有可能直接变成设局抢劫。早些年还有被拍裸照的。很多人说不敢报警，有被警察敲诈的案例。大连，薄熙来治下，曾有警察突袭同性恋酒吧，全部抓走管拘留所，交钱一个放走一个。这些都没有公开案例。”“报警有可能导致身份曝光，这比财产损失更加可怕，因为如我所说，中国的男同性恋者很多是结婚的，结婚以后继续出来找人。”“我就听说过很多次，某地NGO老大性侵小男生，不是个案，很普遍。”

“推特上很多NGO的脑残粉，以为带个彩虹手镯，穿个文化衫就是争取平权了。但是，真心不是那么一回事。”“中国的同性恋NGO，无一例外的回避民主议题，几乎拒绝参与一切其他社会问题的讨论。他们的设想是，避免参与政治能换取共匪容忍其存在。早年偶尔搞一些行为艺术类小品（如拍同性婚纱照）就是他们线下活动的极限了。”（没错，如果人权得不到捍卫，具体的说，如果法律上无法落实对性少数的人权的保护，如果践踏性少数人权的言论和行径得不到阻止和惩罚，那么“平权”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

接下来是一个跨性别者朋友的披露：“我对这些NGO唯一知道的地方是：他们对那些所谓“好吃懒做”的被救助者没有兴趣（有很多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关闭的）。”“有部分真的品行败坏的MtF，摧毁了一个圈子的信任。”“有几个MtF组建的跨性别救助所倒不是这样，是真的在靠爱发电，但也没几个了。”“我倒是知道Les圈有一堆傻逼直女，你说一群直女，故意装成Les，然后玩完就把对方甩了，这不是傻逼这是啥？”“有一群直男，为了逃避被强迫“传宗接代”或者要出去卖淫，结果开始乱吃药，这帮败类成功降低了社会对MtF圈的好感。”“还有些直男有所谓的性欲倒错（这些男性的性唤起方式，是把自己想象成女人），也来乱吃药，这些玩意，成功把一个圈子拉去陪葬。”“尤其是所谓的“易性症诊断证明”（这东西完全就是官方抹黑，故意把跨性别这一天生属性歪曲成疾病），最为傻逼，再加上圈子里的败类抹黑一下，这就是MtF自杀率高的社会原因。”

“相比于十年前，Gay和Les的生存环境相对好了些，MtF、FtM、MtX（男性→无性别）、FtX的生存环境，简直可以用呵呵来形容，没有一点改变，甚至还恶化了。”“十多年前，还有医院敢说自己的变性手术技术取得了xx进展；现在，411医院研究出了最新技术，却只能私下传这个好消息。”

而资本主义在其中的表现相当垃圾：“讲个药圈里面公开的秘密，有家叫做秋明源的药商，一直在兼并其他的淘宝药商。秋明源人在泰国（这人是个中国人），中国没办法把他拉回来，于是他就利用这种优势给中国的MtF卖药。一开始我没关注这人，但后来传出来一个传闻：秋明源有自己的压片机，专门用来做假药。结果后来出了这么一个事情——有人发现秋明源卖药是真假对半卖。等到发现这点之后，秋明源已经接近“垄断”了MtF的买药渠道。虽然还有很多秋明源以外的渠道，但秋明源是最大的那个，很多新入坑的人都会去秋明源那里买。”“以及，秋明源为了发展客户，故意拉那些不是MtF（就是我之前提到过的，性欲倒错的直男）来买药。可以说，秋明源的发展史，就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发展史。”

是不是，很惊讶啊？我一开始也极为惊讶，想不到真是想不到，性少数群体内部完全复制了外部的剥削压迫模式。不过，这其实也不奇怪：这世界上那么多无产阶级，其中还不是有大批精神老板，有不少表现得甚至比老板们都还要恶劣。事实证明，被剥削压迫这一事实本身并不会让一个人学会平等待人，相反更有可能让这人为了获得心理补偿而去剥削压迫更弱势的人，真是悲哀。

最后，这世界上只有一种意识形态是原生支持性少数平权的：社会主义！全世界的性少数们，联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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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is Democratic Socialism?（什么是民主社会主义？）

（写在前面：这是DSA的FAQ，适合初学者了解社会主义）

Democratic socialists believe that both the economy and society should be run democratically—to meet public needs, not to make profits for a few. To achieve a more just society, many structures of our government and economy must be radically transformed through greater economic and social democracy so that ordinary Americans can participate in the many decisions that affect our lives.

民主社会主义者们认为经济和社会都应该以民主方式运作——用来满足公众需求，而不是为少数人攫取利润。 为了建立一个更公正的社会，我们的政府和经济的许多结构必须通过实现更大的经济和社会民主来彻底改变，以便普通美国人能够参与影响我们生活的许多决策。

Democracy and socialism go hand in hand. All over the world, wherever the idea of democracy has taken root, the vision of socialism has taken root as well—everywhere but in the United States. Because of this, many false ideas about socialism have developed in the US.

民主与社会主义手拉手共同前进。 在世界各地，无论民主的概念扎根于何处，社会主义的愿景也已经扎根于世界各地——除了美国（实际上中国比美国的情况糟糕得多，当然DSA也许把范围限定在了民主国家）。 正因为如此，许多关于社会主义的错误观念在美国得到了发展。

Doesn’t socialism mean that the government will own and run everything?

社会主义不是意味着政府会拥有和运作一切吗？

Democratic socialists do not want to create an all-powerful government bureaucracy. But we do not want big corporate bureaucracies to control our society either. Rather, we believe that social and economic decisions should be made by those whom they most affect.

民主党社会主义者们并不想建立一个全能的政府官僚机构。 但我们同样也不希望大企业官僚机构控制我们的社会。 相反，我们认为社会和经济决策应由受其影响最大的人做出。

Today, corporate executives who answer only to themselves and a few wealthy stockholders make basic economic decisions affecting millions of people. Resources are used to make money for capitalists rather than to meet human needs. We believe that the workers and consumers who are affected by economic institutions should own and control them.

如今，只对自己负责的企业高管和少数富有的股东做出了影响数百万人的基本经济决策。 资源用于为资本家们赚钱而不是满足人类需求。 我们认为受经济机构影响的工人们和消费者们应该拥有和控制这些经济机构。

Social ownership could take many forms, such as worker-owned cooperatives or publicly owned enterprises managed by workers and consumer representatives. Democratic socialists favor as much decentralization as possible. While the large concentrations of capital in industries such as energy and steel may necessitate some form of state ownership, many consumer-goods industries might be best run as cooperatives.

社会所有权可以采取多种形式，例如工人所有的合作企业或由工人和消费者代表共同管理的公有企业。 民主社会主义者赞成尽可能多的去中心化。虽然能源和钢铁等行业的大型资本可能需要某种形式的国家所有，但许多消费品行业可能最适合的形式是合作企业。

Democratic socialists have long rejected the belief that the whole economy should be centrally planned. While we believe that democratic planning can shape major social investments like mass transit, housing, and energy, market mechanisms are needed to determine the demand for many consumer goods.

民主社会主义者长期以来一直拒绝相信整个经济应该被中央计划。虽然我们认为民主计划可以塑造公共交通，住房和能源等重大社会投资，但需要市场机制来确定对许多消费品的需求。

Hasn’t socialism been discredited by the collapse of Communism in the USSR and Eastern Europe?

难道社会主义不是已经被苏联和东欧的共产主义的崩溃证明是不可信的吗？

Socialists have been among the harshest critics of authoritarian Communist states. Just because their bureaucratic elites called them “socialist” did not make it so; they also called their regimes “democratic.” Democratic socialists always opposed the ruling party-states of those societies, just as we oppose the ruling classes of capitalist societies. We applaud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s that have transformed the former Communist bloc. However, the improvement of people’s lives requires real democracy without ethnic rivalries and/or new forms of authoritarianism. Democratic socialists will continue to play a key role in that struggle throughout the world.

社会主义者们一直是对威权共产主义国家最严厉的批评者之一。 仅仅因为他们的官僚精英称他们为“社会主义的”并不能证明他们的确是社会主义; 他们还称他们的政权是“民主的”。民主社会主义者总是反对这些社会的执政党，正如我们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阶级一样。我们赞扬改变前共产主义集团的民主革命。然而，改善人民生活需要没有种族对抗和/或新形式的威权主义的真正的民主。民主社会主义者们将继续在全世界的斗争中发挥关键作用。

Moreover, the fall of Communism should not blind us to injustices at home. We cannot allow all radicalism to be dismissed as “Communist.” That suppression of dissent and diversity undermines America’s ability to live up to its promise of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not to mention the freedoms of speech and assembly.

而且，共产主义的垮台不应该使我们无视国内的不公正。 我们不能让所有的激进主义都被贬低成“共产主义者”。压制异议和多样性会毁灭美国实现机会平等这一承诺的能力，更不用说言论和集会自由。

Private corporations seem to be a permanent fixture in the US, so why work towards socialism?

私人公司看起来被永久固定在美国了，所以为什么为迈向社会主义而努力呢？

In the short term we can’t eliminate private corporations, but we can bring them under greater democratic control. The government could use regulations and tax incentives to encourage companies to act in the public interest and outlaw destructive activities such as exporting jobs to low-wage countries and polluting our environment. Public pressure can also have a critical role to play in the struggle to hold corporations accountable. Most of all, socialists look to unions to make private business more accountable.

在短期内我们的确无法终结私人公司，但我们可以将它们置于更有效的民主控制之下。政府可以使用管制和税收激励措施来激励公司为公共利益行事，并禁止破坏性活动，例如向低工资国家出口工作和污染环境。公共压力也可以在使企业承担责任的斗争中发挥关键作用。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者们通过工会使私营企业变得更负责任。

Won’t socialism be impractical because people will lose their incentive to work?

社会主义不会因为人们会失去工作的诱因而变得不实际吗？

We don’t agree with the capitalist assumption that starvation or greed are the only reasons people work. People enjoy their work if it is meaningful and enhances their lives. They work out of a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to their community and society. Although a long-term goal of socialism is to eliminate all but the most enjoyable kinds of labor, we recognize that unappealing jobs will long remain. These tasks would be spread among as many people as possible rather than distributed on the basis of class, race, ethnicity, or gender, as they are under capitalism. And this undesirable work should be among the best, not the least, rewarded work within the economy. For now, the burden should be placed on the employer to make work desirable by raising wages, offering benefits and improving the work environment. In short, we believe that a combination of social, economic, and moral incentives will motivate people to work.

我们不同意资本主义的假设：饥饿或贪婪是人们工作的唯一原因。 如果工作有意义并且改善人们的生活，那么人们就会喜欢工作。他们在对社区和社会的责任感的驱动下工作。虽然社会主义的长期目标是消除除了最令人愉快的劳动之外的所有劳动，但我们也意识到没有吸引力的工作将长期存在。 这些工作将分散在尽可能多的人中，而不是在阶级，种族，民族或性别的基础上分配，就像它们处于资本主义之下的时候。这种没有吸引力的工作应该是受到最好的而不是最少的经济支撑的工作。目前，应该通过提高工资，提供福利和改善工作环境来减轻雇主的负担。简而言之，我们认为社会，经济和道德激励的结合将鼓动人们工作。

Why are there no models of democratic socialism?

为什么没有成为现实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

Although no country has fully instituted democratic socialism, the socialist parties and labor movements of other countries have won many victories for their people. We can learn from the comprehensive welfare state maintained by the Swedes, from Canada’s national health care system, France’s nationwide childcare program, and Nicaragua’s literacy programs. Lastly, we can learn from efforts initiated right here in the US, such as the community health centers created by the government in the 1960s. They provided high quality family care, with community involvement in decision-making.

虽然没有一个国家完全建立了民主社会主义，但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和工人运动却为其人民赢得了许多胜利。 我们可以从瑞典人维护的综合福利国家，加拿大的国家医疗保障系统，法国的全国儿童照料计划以及尼加拉瓜的扫盲计划中学习。 最后，我们可以从在美国发起的努力中学习，例如政府在20世纪60年代创建的社区卫生中心。 他们提供高质量的家庭护理，而社区参与决策。

But hasn’t the European Social Democratic experiment failed?

但欧洲的社会民主实验不是失败了吗？

Many northern European countries enjoy tremendous prosperity and relative economic equality thanks to the policies pursued by social democratic parties. These nations used their relative wealth to insure a high standard of living for their citizens—high wages, health care and subsidized education. Most importantly, social democratic parties supported strong labor movements that became central players in economic decision-making. But with the globalization of capitalism, the old social democratic model becomes ever harder to maintain. Stiff competition from low-wage labor market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the constant fear that industry will move to avoid taxes and strong labor regulations has diminished (but not eliminated) the ability of nations to launch ambitious economic reform on their own. Social democratic reform must now happen at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must be brought under democratic controls, and workers’ organizing efforts must reach across borders.

由于社会民主党所施行的政策，许多北欧国家享有巨大的繁荣和相对的经济平等。这些国家利用其相对财富来确保公民的高生活水平—高工资，医疗保障和教育补贴。最重要的是，社会民主党支持强大的劳工运动，成为经济决策的核心参与者。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旧的社会民主模式变得越来越难以维持。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低工资劳动力市场的激烈竞争以及对于工厂将采取措施避免税收和强有力的劳动法规的持续担忧削弱了（但并没有消除）各国自行实施有野心的经济改革的能力。社会民主改革现在必须在国际级别上进行。跨国公司必须受到民主控制，而工人的组织工作也必须跨越国界。

Now, more than ever, socialism is an international movement. As socialists have always known, the welfare of working people in Finland or California depends largely on standards in Italy or Indonesia. As a result, we must work towards reforms that can withstand the power of multinationals and global banks, and we must fight for a world order that is not controlled by bankers and bosses.

现在，社会主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国际化。 正如社会主义者们所知道的，芬兰或加利福尼亚的劳动者们的福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意大利或印度尼西亚的标准。 因此，我们必须努力进行能够抵御跨国公司和全球银行力量的改革，我们必须为一个不受银行家和老板们控制的世界秩序而战。

Aren’t you a party that’s in competition with the Democratic Party for votes and support?

你们不是一个正在和民主党竞争选票和支持的政党吗？

No, we are not a separate party. Like our friends and allies in the feminist, labor, civil rights, religious, and community organizing movements, many of us have been active in the Democratic Party. We work with those movements to strengthen the party’s left wing, represented by the Congressional Progressive Caucus.

不，我们不是一个单独的政党。 像我们在女权主义者，劳工，民权，宗教和社区组织运动中的朋友和盟友一样，我们许多人一直活跃在民主党中。 我们与这些运动合作，增强党的左翼，由国会进步核心小组代表。

The process and structure of American elections seriously hurts third party efforts. Winner-take-all elections instead of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rigorous party qualification requirements that vary from state to state, a presidential instead of a parliamentary system, and the two-party monopoly on political power have doomed third party efforts. We hope that at some point in the future, in coalition with our allies, an alternative national party will be viable. For now, we will continue to support progressives who have a real chance at winning elections, which usually means left-wing Democrats.

美国选举制度的进程和结构严重损害了第三政党的努力。 赢者通吃而不是比例代表制，严格的要求因州而异的政党资格，总统制而不是议会制，以及两党对政治权力的垄断毁灭了第三政党的努力。 我们希望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在与盟友的联盟中，另一个国家级别的政党将是可行的。目前，我们将继续支持有真正有机会赢得选举的进步人士，这通常意味着左翼民主党人。

If I am going to devote time to politics, why shouldn’t I focus on something more immediate?

如果我要将时间花费在政治上，那么为什么不聚焦于一些更直接的事呢？

Although capitalism will be with us for a long time, reforms we win now—raising the minimum wage, securing a national health plan, and demanding passage of right-to-strike legislation—can bring us closer to socialism. Many democratic socialists actively work in the single-issue organizations that advocate for those reforms. We are visible in the reproductive freedom movement, the fight for student aid, gay, lesbian, bisexual and transgender organizations, anti-racist groups, and the labor movement.

虽然资本主义将长期与我们共存，但我们现在赢得的改革—提高最低工资，确保一个国家健康计划，以及要求通过支持罢工的立法—可以使我们更接近社会主义。 许多民主社会主义者积极参与倡导这些改革的单一议题组织。我们在生育自由运动（堕胎自由是生育自由的关键），争取对学生的资助，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组织，反种族主义团体和劳工运动中都可以被看见。

It is precisely our socialist vision that informs and inspires our day-to-day activism for social justice. As socialists we bring a sense of the interdependence of all struggles for justice. No single-issue organization can truly challenge the capitalist system or adequately secure its particular demands. In fact, unless we are all collectively working to win a world without oppression, each fight for reforms will be disconnected, maybe even self-defeating.

正是我们的社会主义愿景为我们日常的争取社会正义的活动提供了信息和启发。作为社会主义者我们带来了所有争取正义的斗争的相互依存感。任何单一议题组织都不能真正挑战资本主义制度或充分保障其特定需求。 事实上，除非我们团结起来共同努力赢得一个没有压迫的世界，否则每一场改革斗争都会是相互没有联系的，甚至可能会自己打败自己。

What can young people do to move the US towards socialism?

年轻人能做些什么以使美国迈向社会主义呢？

Since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of the 1950s, young people have played a critical role in American politics. They have been a tremendous force for both political and cultural change in this country: in limiting the US’s options in the war in Vietnam, in forcing corporations to divest from the racist South African regime, in reforming universities, and in bringing issues of sexual orientation and gender discrimination to public attention. Though none of these struggles were fought by young people alone, they all featured youth as leaders in multi-generational progressive coalitions. Young people are needed in today’s struggles as well: for universal health care and stronger unions, against welfare cuts and predatory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自20世纪50年代的民权运动以来，年轻人在美国政治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年轻人是这个国家政治和文化变革的巨大力量：限制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选择，迫使企业撤离种族主义的南非政权，改革大学，以及使性取向和性别歧视问题得到公众关注。尽管这些斗争中没有一个是由年轻人独自进行的，但他们都将青年作为多代进步联盟的领导者。 在今天的斗争中也需要年轻人：全民医疗保障和强大的工会，反对福利削减和掠夺性的跨国公司。

School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re important to American political culture. They are the places where ideas are formulated and policy discussed and developed. Being an active part of that discussion is a critical job for young socialists. We have to work hard to change people’s misconceptions about socialism, to broaden political debate, and to overcome many students’ lack of interest in engaging in political action. Off-campus, too, in our daily cultural lives, young people can be turning the tide against racism, sexism and homophobia, as well as the conservative myth of the virtue of “free” markets.

学校，学院和大学对美国的政治文化来说很重要。 他们是观点被创造和政策被讨论和发展的地方。积极参与讨论是年轻社会主义者的一项重要工作。我们必须努力改变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误解，扩展政治辩论，并克服许多学生缺乏参与政治行动的兴趣的缺点。在校外，在我们的日常文化生活中，年轻人可以扭转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同性恋恐惧症的潮流，以及反对保守主义的“自由”市场美德神话。

If so many people misunderstand socialism, why continue to use the word?

既然这么多人都误解了社会主义，那么为什么还继续用这词？

First, we call ourselves socialists because we are proud of what we are. Second, no matter what we call ourselves, conservatives will use it against us. Anti-socialism has been repeatedly used to attack reforms that shift power to working class people and away from corporate capital. In 1993,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was attacked as “socialized medicine” and defeated. Liberals are routinely denounced as socialists in order to discredit reform. Until we face, and beat, the stigma attached to the “S word,” politics in America will continue to be stifled and our options limited. We also call ourselves socialists because we are proud of the traditions upon which we are based, of the heritage of the Socialist Party of Eugene Debs and Norman Thomas, and of other struggles for change that have made America more democratic and just. Finally, we call ourselves socialists to remind everyone that we have a vision of a better world.

首先，我们称自己为社会主义者是因为我们为自己是什么而感到自豪。其次，无论我们称自己为什么，保守主义者都会用它来对付我们。 反社会主义一再被用来攻击将权力转移给工人阶级并且远离企业资本的改革。 1993年，国家健康保险被攻击为“社会化医疗”而失败。 自由主义者经常被谴责为社会主义者，以诋毁改革。 在我们面对并击败“S词”所带来的耻辱之前，美国的政治将继续被扼杀，我们的选择也会继续受到限制。我们也因为我们为我们所依据的传统，Eugene Debs和Norman Thomas的社会主义党遗产以及其他使美国更加民主和公正的变革斗争感到自豪而称我们自己为社会主义者。最后，我们称自己为社会主义者是为了提醒所有人我们有一个更好的世界的愿景。

What is Democratic Soci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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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study probes the genetic roots of transgender identity （新研究探测到了跨性别认同的基因根源）

（写在前面：之前我曾经根据对跨性别者的了解猜测性别认同是基因决定的天生属性，现在有研究证实了这一点。不过，纳粹要是会看研究，也就不会是纳粹了。）

A new study led by researchers from the Hudson Institute of Medical Research in Australia has identified 12 significant genetic differences between transgender women and non-transgender males. It is hypothesized that these genes, known to be involved in sex hormone signaling, possibly contribute to a person’s ultimate sense of gender identity.

由澳大利亚哈德森医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领导的一项新研究发现，跨性别女性和非跨性别男性之间有12个明显的基因差异。 据推测，这些已知参与性激素信号传导的基因可能有助于塑造一个人对性别认同的最终认识。

The study analyzed the DNA of 380 transgender woman, compared to a control of 344 non-transgender males. The results identified twelve functional genetic variants in transgender women correlating with genes involved in regulating the sex hormones estrogen and androgen.

该研究分析了380名跨性别女性的DNA，并与344名顺性别男性对照比较。 结果是确定了跨性别女性中的12种功能性遗传变异，这些变异与参与调节雌性激素和雄性激素的基因相关。

“This is the world’s largest and most comprehensive study examining changes in genes that control sex hormone signaling in transgender women,” says lead author on the study, Vincent Harley. “It identifies several new genes or genetic variations never before looked at in gender dysphoria.”

“这是世界上规模最大和最全面的研究控制跨性别女性性激素信号传导的基因变化的研究，”该研究的主要作者Vincent Harley说。“它确定了几种新的基因或遗传变异，而这些之前从未在性别焦虑中被关注过。”

The new study is part of a growing body of research examining the possible biological origins of gender identity. Earlier this year a team from Augusta University presented some results from a yet to be peer-reviewed study identifying a number of genetic variants suggested to play a role in transgender identity.

这项新研究是越来越多的研究性别认同的可能的生物起源研究的一部分。 今年早些时候，Augusta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提出了一项尚未经过同行评审的研究结果，该研究确定了许多被认为在跨性别身份中发挥作用的遗传变异。

Another study, again presented in early 2018, examined brain activity in transgender children. The results claimed the MRI scans revealed patterns of brain activation in the transgender children that more closely resembled their desired gender, as opposed to their biological sex.

另一项研究于2018年初再次发表，研究了跨性别儿童的大脑活动。研究结果声称MRI扫描显示跨性别儿童的大脑激活模式更接近他们所期望的性别，而与他们的生理性别相反。

An even larger study that sets out to comprehensively examine the genomes of 10,000 subjects (of which 3,000 are transgender) is currently underway. Spanning five institutions across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is work is again on the hunt for genetic markers that can offer clues to a biological origin underpinning gender identity.

目前正在进行一项更大规模的研究，该研究旨在全面检查10,000名受试者（其中3,000名是跨性别者）的基因组。在跨越欧洲和美国的五个机构的支持下，这项工作再次开始寻找可以提供支持性别认同的生物起源线索的遗传标记。

These studies are undeniably provocative, with much debate still circling over questions around the origins of gender identity. In an interview with ABC News in Australia, Sally Goldner from Transgender Victoria fairly sums up the pros and cons of this kind of scientific essentialism.

这些研究无疑是具有挑战性的，围绕性别认同起源的问题仍然存在很多争论。 在接受澳大利亚ABC新闻采访时，Transgender Victoria的Sally Goldner公平地总结了这种科学本质主义的利弊。

“It’s good to see [the research] back up what we already know — that we are who we are,” says Goldner. “It’s not so good if people don’t seem to fit some sort of genetic test, if that was ever developed.”

“很高兴看到[研究]支持我们已经知道的东西 —我们就是我们自己，”Goldner说。 “但如果某些用于跨性别检测的基因测试甚至发展出来了，要是有些人没办法得到吻合的结果而被否定，那就不大好了。”

Vincent Harley certainly agrees that the goal of his research is not to reduce gender identity to a simple genetic origin. Instead, he hopes the work helps to lessen discrimination and distress experienced by transgender people.

Vincent Harley肯定同意他的研究目标不是将性别认同降低到简单的遗传起源。 相反，他希望这项工作有助于减少跨性别者所遭受的歧视和苦难。

“What makes you feel like a male or female is complex and involves interactions between many different genes, much like height, weight or blood pressure,” says Harley. “However, while genes play a role, they are not the only factors involved in determining gender identity.”

“让你觉得是男性或女性的因素是复杂的，涉及许多不同基因之间的相互作用，就像身高，体重或血压一样，”Harley说。 “然而，尽管基因发挥了作用，但它们并不是决定性别认同的唯一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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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如何在美国骗取政治庇护？ — — 严打已开启，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写在前面：对于唐纳德希特勒将其粉丝赶出去的行动，我非常支持，你们不是支持唐纳德希特勒吗？你们不是反对政治正确吗？那么你们这些纳粹就亲身体验一下什么叫做政治不正确吧，哈哈哈哈！）

打击非法移民行动已转向华人：美国政府正在重新审查 3,500 个政治庇护案子，涉及13,500 人，大部分是 2012 年前获得庇护的中国人，包括10,000 多名家属的庇护案，以决定是否驱逐……提前声明，这是个很反胃的故事。我们还为此写了一个编者按，在文章最后。欢迎来到五味杂陈的世界。

NPR 的 Planet Money 已经了解到，美国政府正在对多年前获得庇护身份的超过 13,500 名移民（主要是中国人）开启重新审查，他们可能面临着被驱逐出境的“前景”。

美国公民和移民服务局、移民和海关执法局以及移民审查执行办公室正在考虑剥夺几年前赢得庇护身份的移民的居留权。

移民官员正在全面抵制这些移民，联邦政府称这与 2012 年对“庇护工厂”的调查有关。在那次调查期间，纽约联邦检察官围捕了30名移民律师、律师助理和口译员，他们帮助移民在曼哈顿唐人街和法拉盛以欺诈手段获得庇护。该案件被称为 Operation Fiction Writer。

联邦政府表示，在“Operation Fiction Writer”期间被定罪的人已经实际帮助了 3500 多名移民，其中大多数是中国人，他们成功获得了庇护。当局指控他们使用“样板语言”编造遭受迫害的故事，指导客户记忆并向移民官员背诵虚构的细节，并伪造文件以支持假庇护申请。

在起诉后的几年里，移民官员一直在审查这些庇护案件，以确定哪些客户在其庇护申请中撒了谎，因此应该被驱逐出境。

恶心人的情节就在这里：“Operation Fiction Writer”调查期间，其中一名被调查的人与当局合作抓捕他自己的朋友，以换取自保的准允。那位要求媒体称他为“劳伦斯”的男子在2011年至2014年期间为政府提供了帮助。他说，他为制造假庇护案的律师工作，那些律师向客户保证，他们捏造在中国遭受迫害的经历是没有危险的，只要他们能悉心听取“法律建议”。

下面讲述这个故事的详细内容。

<一个前所未有的重审>

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证实了劳伦斯对媒体所讲述的实质内容 — — 移民官员正在审查多年前于“Operation Fiction Writer”行动中被定罪的欺诈律师所处理的 3,500 起庇护案件。移民局还确认他们正在审查 10,000 多名家庭成员的庇护案件，这些家庭成员被授予了所谓的“衍生庇护身份”。

因此，总共有超过 13,500 名在 2012 年12月之前获得庇护的移民可能会因此被驱逐出境。

在 2012 年宣布起诉时，奥巴马政府的官员、包括当时在纽约南区 Preet Bharara 的美国检察官，都决定不对任何客户进行刑事起诉。但现在风向变了。

如今，“USCIS，ICE 首席法律顾问办公室和移民审查执行办公室正在重新审查这些案件，以维护我们国家庇护制度的完整性，并确保合法获得庇护者的补助金，”Katherine Tichacek 说，这是他写在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发言人的一份书面声明中的。

事实上，移民官员审查被判庇护欺诈罪的前律师的前客户案件并不罕见。但移民律师表示，他们在 ICE 历史上从未见过官员系统性地审查如此大规模的旧庇护案件。

很难确切地说，有罪的律师处理的案件究竟有多少是欺诈性的。每项事实检查都要求确认涉嫌多年前所发生的故事，以及涉及其他具有不同法律制度的国家。

Tichacek 解释说，在本次审查中发现旧的庇护案件可能存在欺诈行为时，ICE 的律师将向移民审查执行办公室提起诉讼，以重新审理此案。如果移民法官批准该动议，庇护者将获得听证会。然后，法官将重申是否给予庇护或终止庇护身份。

“各机构正在审查每个案件的档案，并根据正当法律程序作出合法决定，”Tichacek 说。

即使没有欺诈行为，其案件被“重新再审”的人也需要支付数千美元的法律费用来抵御指控。

<华裔移民在纽约的奋斗 — — 和一个“机会”>

2005 年 7 月，劳伦斯登上了从中国飞往纽约市的飞机。在他的脑海中，毫无疑问，都是在美国的新生活将如何发展的美妙构想。“我想我会成为百万富翁……或类似的东西”，他说，“我对自己总是很有信心。”

但劳伦斯记得他在美国的第一年是绝对糟糕的一年。他陷入了在法拉盛地区非法务工的一连串可怜的工作 — 在一家门窗公司、一家玻璃厂和其他类似的地方工作。

直到 2007 年1月，他偶然看到了一则小广告：唐人街旁边的移民律师办公室需要一名中文翻译。他把简历传真过去后，对方立即打来了电话，问他何时可以开始工作。

事实证明，这个小型律师事务所专门处理庇护案件。劳伦斯很快就会知道，他已经进入了一个拥有巨额赌注的世界。

政治庇护是一个快速的且直接的道路，让你留在该国。这并不容易，但如果你这样做并成功了，你就可以立即获得工作许可。您还有资格在一年内获得绿卡 — — 然后在五年后获得公民身份。

多年来，中国人比其他任何国家的移民都更多地走了政治庇护的路径。根据 USCIS 的最新数据，2016 年获得庇护的 20,455人 中约有 22％ 是中国移民。第二大群体是来自萨尔瓦多的移民（10％），再其次是来自危地马拉的移民（约占9％）。

2007 年劳伦斯加入的移民办公室的律师名叫 Ken Giles。劳伦斯说，Giles 的律师事务所只有三张办公桌，挤在一间小房间里：“那里发生的一切都是在公开的”。

他说：“我意识，这种事在中国移民社区是公开的秘密……许多中国人都在进行庇护欺诈。”

根据劳伦斯的说法，客户会走进去告诉办公室经理他或她想要寻求庇护，因为这是朋友或亲戚所建议的。

劳伦斯说：“办公室经理会与客户讨论他们应该追求什么样的说法、以及他们应该填写什么样的故事，他们应该提供什么样的假文件”。“[经理]编写了这些故事。他把故事记录下来，并要求那些客户用他们自己的话熟练地复述它。”

中国移民能成功获得政治庇护的一个原因是，中国申请人提交的最常见的故事完全符合庇护官员和移民法官用来给予庇护的标准。

在美国，您获得庇护之前，政府希望听到您的故事 — — 一个关于“有充分理由担心遭受迫害”的故事。这种迫害必须基于你的种族、宗教或政治观点，或者你所属的某些“特定社会群体” — — 而且必须是专门针对你的迫害，你需要证明这点。

中美洲移民多年来因为声称他们正在逃离犯罪团伙的暴力行为，而使获得庇护的过程更加艰难，因为很难证明威胁是针对性的，或者政府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阻止这种行为。但中国移民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 — 他们最常见的庇护故事涉及到将他们直接作为目标的政府。

这些说法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下的迫害、政府基于个人宗教信仰的迫害，或人民的积极行动追求民主变革而遭受的迫害。

<在庇护工厂内>

劳伦斯说他观察并了解了 Ken Giles 律师办公室中庇护欺诈业务的来龙去脉。大约一年半之后，他说他最终开始了更大规模的行动：在另一家律师事务所，由一位名叫刘凤玲（音）的女子经营。

劳伦斯说，像 Ken Giles 一样，刘女几乎专注于庇护案件。劳伦斯将办公室与工厂进行了比较，每个工人都有指定的任务，无论是翻译、辅导还是编故事。

劳伦斯说，他最初是在刘凤玲的公司担任“故事作家”。他将从一些客户的某些细节开始，这些细节实际上是真实的，他的工作是将细节编织成更大的政府迫害剧。劳伦斯了解到这些故事必须生动，并能够讲述巨大的痛苦。只有某些种类的痛苦才能申请成功：即 政府有针对性的迫害，这种迫害是基于宗教、政治或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

劳伦斯估计他在几年内为客户写了 500 到 600 个假故事。他还编写了大量的学习指南，供客户使用。他让律师事务所的口译员收集这些指南发挥作用的实地数据 — — 通过庇护官员倾向于提出的问题以及他们似乎更喜欢的答案来改进这些指南。

劳伦斯说，他在这一点上开始理性化他的行为：“有时我会以这种方式证明自己：我说，’好吧，我在助人为乐。我正在帮助那些中国下层人士在美国获得自己的地位。这不是犯罪。他们想要什么？只是在这里找到工作而已，在中国餐馆的工作。“

2010 年11月左右，刘凤玲的办公室解雇了劳伦斯。她说他们厌倦了处理他的兼职时间表。几个月后，劳伦斯又回到了 Ken Giles 的办公室，继续帮助解决一些庇护案件。

那是 2011 年的春天。当时劳伦斯遇到了一个移民叫“李”，李说她的姨妈告诉她，她已经没有办法继续留在美国了，怎么办？“去申请庇护”。

“感觉就和我周围的人说的一样 — 和我一起工作的那些人，我圈子里的人，”李说，“据我所知，申请庇护以留在这个国家只是一件很正常的事。”

对于劳伦斯来说，李的到来就像中了头彩一般：她年轻，29岁，受过大学教育，李还曾经选择在中国堕胎，并在成长期间偶尔去教堂。

这些都是劳伦斯在她的庇护申请中可以使用的有用事实。几天之内他就为李制作了一个耸人听闻的庇护故事，叙述了中国政府强迫的残酷堕胎、以及对李的基督教信仰的暴力镇压。

今天，当劳伦斯重温这个故事时，他开始大笑。

“我每天都写很多荒谬的案子，”他说，“对于那些庇护官员和那些移民法官来说，他们每天都被这种假的故事所覆盖，所以他们根本不知道真实的故事应该是什么样的。”

当李第一次看为她撰写的故事时，她简直想笑：“这不是我的故事，那根本不是我，’”她说，“这太夸张了。你可以简单描绘，但肯定不是这样，这根本不是我的生活。”

最终李还是接受了这些故事。并且在她第一次尝试申请时就成功了，于2011年6月28日获得了庇护身份。

<事发了>

感恩节前两周，劳伦斯接到了联邦调查局的电话。他说，他很快就会知道联邦调查局已经瞄了他一年多的时间。他被告知，一场大规模的袭击即将来临，劳伦斯无法阻止它。他们告诉他，他可以选择和他的同事们一起入狱，也可以帮助联邦调查局抓到更多的和他一样的人。

他说他同意立即合作。

“我对过去几年所做的事情感到非常沮丧，”他说，“然后我突然发现，现在可以找到机会说出一切。”

他向调查局方面详细介绍了所有参与唐人街和法拉盛欺诈性庇护申请的人员；他仔细阅读照相簿以识别嫌犯；他翻阅自己写的学习指南，明确地阐述了从故事编纂、到证据伪造、到面试演练的欺诈流程的每一步。

他带着隐藏的相机再次回到了庇护工厂，共制作了16个秘密录音。他的目标是抓住尽可能多的和他一样的人。而他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自己的前雇主：Ken Giles。劳伦斯还帮助拉来了三个合伙做证的人。

其中一位就是那个李，她说调查局给了她一笔交易。

“他们说，如果我合作，他们就不会起诉我。他们提出帮助我移民。他们说我帮助 FBI 的移民官员有功，”李说，“他们说如果我合作，其结果肯定不会更糟。”

2014 年，刘凤玲被审判并被判犯有共谋移民欺诈罪。无法联系到她发表评论；Ken Giles 承认犯有串谋移民欺诈罪，并被判处两年徒刑。

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Giles 坚称他从不建议客户在庇护申请上撒谎。

“我从来没有告诉任何人去假装什么。从来没有，”Giles 说，“这是谎言。是谎言。”

如果在他的办公室里有其他人做这样的指导，Giles 说他不会知道，因为他不会说中文。但他说他认罪，因为他觉得自己别无选择。

至于劳伦斯，他发现做合作证人并不会给他新生。

联邦政府决定对劳伦斯起诉三项重罪 — — 两项移民欺诈罪和一项串谋实施移民欺诈罪 — — 这意味着他想成为美国公民要困难得多了。并且他面临最高 25 年的监禁，但法官对他与调查局的合作表示赞赏，最终他被判处六个月的缓刑。

<一个新开始的终结>

劳伦斯后来离开了纽约市，搬到西南地区，希望重新开始生活 — — 但在 2014 年秋天，他得知“Operation Fiction Writer”调查并没有因他而结束。ICE 的律师追踪他，并表示他们继续需要他的帮助，“只是为了几个案子”：他们希望他能帮助找出他所知道的在他们的庇护申请上撒谎的前客户。

“Operation Fiction Writer“调查此前一直在关注造假律师的行业。而现在，劳伦斯终于意识到了，政府的关注重点正在向这些律师的客户转移。

目前尚不清楚这一新的调查阶段何时开始认真起来的。移民局官员说他们在 2014 年开始审查客户的案件。

但这更可能是由于 2015 年政府问责办公室关于“Operation Fiction Writer”调查行动的报道引起了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弗吉尼亚州共和党人鲍勃·古德拉特的注意。他给当时的司法部长 Loretta Lynch 写了一封信，要求她审查并重新开启与“Operation Fiction Writer”有关的数千个庇护案件，以确定哪些客户对他们的申请撒了谎。

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律师特雷西·肖特（Tracy Short）在此问题上为 Goodlatte 带头。他于 2017 年初离开委员会成为特朗普政府领导下的 ICE 新任首席法律顾问，现在在国土安全部内部指挥着一千多名律师的队伍，负责为政府提供诉讼服务。

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劳伦斯说 ICE 的电话在 2017 年初开始愈演愈烈。

首先，移民局官员告诉他，他们还有大约 20 个客户的案件需要他的帮助。然后在 2017 年3月，劳伦斯又接到该机构的另一个电话：“他们说他们还有 200 个案子。”

又三个月后，ICE 再次打电话来。这一次，他们说需要他再合作 2000 多个案子……

劳伦斯说他并不感兴趣，并决心继续自己的生活。

“我很害怕，我拒绝了，”劳伦斯说。“我说，’不 — 我无法帮助你。我真的不想帮你们了。’ “

移民局官员不会承认他们是否曾要求劳伦斯重返这些案件。虽然他曾经以此为生，但这个故事的一部分已经确定：政府确实正在对“Operation Fiction Writer”中的客户案件进行大规模审查。

劳伦斯说，他知道自己需要找到一种可以消失的方法。所以他再次逃走了。Planet Money 在 Skype 上与他交谈，但不知道他的确切位置。

与此同时，政府的审查已向前推进。在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和 ICE 的联合声明中说，“作为致力于维护合法移民的机构，我们将继续努力打击存在的欺诈行为。当我们的政府对这些行为视而不见时，美国人民、守法的人和真正寻求保护的人、以及我们的法治，都受到了损害。“

<枪口调转：合作变成了弹药>

2016 年12月，在获得庇护五年多之后，李 — 就是被劳伦斯拉来做合作证人的那位华裔移民 — 收到了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的一封邮件，标题上写着：“意图终止庇护状态的通知”。

那时，李正在等她的绿卡。该邮件告诉她，她将不得不再次参加庇护面谈，并且这次新面谈将基于她原来的庇护故事 — — 她已经向政府承认的那个故事是一个膨胀的谎言。

因为李在 2012 年签署的与政府合作协议表明，如果她提出要求，联邦调查局可以帮她对 ICE 说好话。她还尚未向联邦调查局提出正式请求，与此同时，移民官员已经得到了她在调查过程中所做的每一项自证其罪的陈述。

事实上，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在他们发给李的通知中详细说明了这些陈述：“2012年10月22日，你向联邦调查局提供了证词。你作证说，Giles 先生和他的律师事务所工作人员伪造了你的庇护申请，你的整个庇护故事都是由 Giles 律师事务所编造的。“ 该文件随后详细列出了她的证词。

联邦调查局曾答应，如果她愿意帮助移民局官员，就可以得到衍生庇护身份。但正是她与联邦调查局的合作给移民官员提供了驱逐她的证据 — 以及她的丈夫一起驱逐了。

“是的，我确实欺骗了政府，”李说，“但最终，政府欺骗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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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sands Could Be Deported As Government Targets Asylum Mills’ Clients

more than 13,500 immigrants, mostly Chinese, who were granted asylum status years ago by the U.S. government, are facing possible deportation

编者按：翻译这个故事的过程令我们感觉非常痛苦。我们曾经听闻过伪造庇护申请的一些案例，在多年前，也是为什么制作了《逃离中国》这个纪录片的策划（虽然由于没有足够的资金，一直没能投入拍摄）。

站在中国社会权利利益的立场上，我们厌恶这类行为，因为他们造假的做法玷污了真正的异议。在中国，有很多人一直在遭受着真正的迫害，而那些人也许永远没有逃离苦难之地的途径（当然也无力站起来抵抗）。而美国的做法不仅影响“2012年前”的假政治庇护申请，甚至会影响未来真正的政治避难申请 — 移民官员有可能对华裔“另眼相看”。

并且，很多时候以美国为首的五眼国家的行动往往一致，未来华裔的政治避难有可能面临严峻的形势。

就如您所了解的那样，我们的立场从来都是支持反抗而不是“逃跑”，但是，对于那些没有技术能力、没有联合实力，并且正在遭受着难以忍受的迫害和威胁的人群，我们的态度是支持给予他们必需的保护。

然而说良心话，的确有许多选择“逃离中国”的人并非真的如此，并且更加令人惋惜的是，他们中包括了不少头脑清醒、有一定能力和文化知识的人，换句话说就是，这些人如果选择留下反抗，将为中国社会的民主变革带来相当显著的力量。

但是并没有。就如我们在纪录片策划中所指出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些离去的人是“看明白了一些问题”的人，但他们就这样悄无声息的离去了，没有回响。逃离中国的人们有着各种各样的原因和理由，只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都选择了“逃”，而不是正面反对，联合起来与恶势力抗衡。这和他们中一部分人所鄙视的、“只会上网喊口号的国人”，并无区别。

另一方面，令我们感觉不快的是，这篇文章中隐含着某种地缘政治的味道，虽然多次引述官员的话在声称法治。我们不喜欢地缘政治，它往往基于权力的利益而不是公民的利益而变得扭曲。ICE 和 FBI 在美国臭名昭著，不仅在于“把难民儿童关进笼子里”的近期新闻，还在于某层次的不透明方面，于是很难了解这项调查的真实操作。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是整个事件的一个侧面。

总之，还是那句话：做为世界主义者，我们信仰文化借鉴对人类发展的正面作用，流动胜于封闭、混血优于同族。并且，一个人应该在非母语的国度中获得理解，应该追求在流亡的过程中获得归属感。我们真心祝福每一位华人朋友都能得到自己理想的生活，但我们更支持留下来反抗的勇士们，因为民主化才是解决根本性问题的方法。有太多的问题，就如您所体会的那样。

https://medium.com/@iyouport/%E4%B8%AD%E5%9B%BD%E5%8D%8E%E8%A3%94%E5%A6%82%E4%BD%95%E5%9C%A8%E7%BE%8E%E5%9B%BD%E9%AA%97%E5%8F%96%E6%94%BF%E6%B2%BB%E5%BA%87%E6%8A%A4-%E4%B8%A5%E6%89%93%E5%B7%B2%E5%BC%80%E5%90%AF-%E6%8E%A5%E4%B8%8B%E6%9D%A5%E4%BC%9A%E5%8F%91%E7%94%9F%E4%BB%80%E4%B9%88-304d1e1d9c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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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聊为什么香港人普遍厌恶社会主义

一个问题：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你认为哪个地方的人最难接受社会主义？

有人说：当然是中国大陆，共匪长期挂羊头卖狗肉，宣传纳粹价值观，在中国当个社会主义者太困难了！

有人说：不对，是台湾，台湾人民长期被蒋特勒政府的反共宣传洗脑，又接受了新自由主义，对社会主义的误解非常严重。而中国大陆由于共匪不敢完全否定毛贼，反倒给左派留下了一点活动空间。

而我的答案是：香港。没错，香港没有共匪蓄意宣传纳粹价值观，也没有台湾那种激烈的反共宣传，但是香港有两点足以使其成为社会主义工作最难开展的地方：1，香港是国际金融城市，资本主义剥削金字塔的顶端；2，1967年在香港发生了由毛派主导的六七暴动。

首先聊聊第一点。其实香港也并非没有其他产业，但是最近几十年工厂普遍北移至中国，原因很简单，中国劳动力廉价，所以金融就成为了香港的绝对支柱产业了（甚至香港的中学都专门开了商科）。因此，很多跨国公司把总部设立在香港，因为香港几乎没有金融管制，资本流动非常自由。而香港政府呢，在97之前也一直都采用“积极不干预”政策，这可以说是奥派的理想政策了，政府除了维持商业环境（维持老板们自由的剥削压迫）之外，其他什么都不管（当然人民的死活也不管），所以香港曾经是弗里德曼的理想国（后来港共政权一边为了自身利益强加了很多管制，一边为了欺骗香港人民通过了一些表面上有利于劳工的政策，例如最低工资标准，所以现在的香港已经不是奥派们的理想国了）

香港人生活在这种地方，自然会被这里的社会存在决定意识，对吧？结果就是香港产生了一种非常典型的商业文化，具体内容是（以下是我从曾经的香港朋友那里听来的）：

1，剥削压迫？不存在的东西，别人付钱让你做事是完全自愿的，你不爽可以走啊；（这种逻辑的错误之处我就不再重复了，现在重点不在这里，重点是绝大部分香港人都这么想）

2，别人如果付钱让你做事，那么你就不该因为事情本身而抱怨（例如抱怨事情太烦人之类的），因为你拿了别人的钱；

3，搵食（香港话，意思是打工）是宇宙真理，我没夸张，举个例子，香港的社会运动，如果有集体抗议行动，那么最迟必须要在半夜散场，为什么？因为第二天参与者们还要上班，不能影响上班。事实上大部分集体抗议行动都是专门挑选假日的，为什么？还是因为不能影响上班（我曾经和香港朋友聊罢工问题，结果他直接要我洗洗睡，因为香港人手停口停，组织罢工的难度堪称世界最高；你说省港大罢工？那是共匪提供了大量资源进行支持才做成的，后来的六七暴动也一样）；

4，自由市场是宇宙真理，占中要求真普选是因为共匪的管制太多了，伤害了自由市场所需的自由，没错，这就是为什么占中最早是由自由主义教授“占中三子”提出，并且严格非暴力，完全反对任何暴力（包括砸玻璃），和平的故意违反法律以进行的公民不服从表演（注意公民不服从是自由主义概念而非社会主义概念，社会主义者是不拿公民这种不是按照阶级划分的模糊共同体说事的），当然后来10万人上街引发雨伞运动是当初的占中三子没有想到的，但严格非暴力原则（这是典型的自由主义主张之一，因为暴力容易损害私有财产，所以被支持私有产权的自由主义所厌恶）和诉求严格局限在要求真普选这两点是贯穿整个雨伞运动的。而在当时唯一有民族主义诉求的香港本土派，恰恰是反占中的，他们嫌占中不够“勇武”，在占中进行期间拆大台，后来又煽动大学学生会退出学联，起到的完全是破坏作用。

5，香港人相互拜年，走亲戚，庆祝，用的一个永恒的主题就是：钱，相互祝愿发财是最常见的。

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在香港宣扬社会主义的难度可想而知，从大陆流亡去香港的托派们和香港的社民连主席梁国雄（托派，绰号长毛）在香港是被极度边缘化的（要说名气长毛有一些，但是是对抗港共政权积攒的名气，至于其本身的托派主张，在香港基本处于无人理睬的境地）也就不奇怪了。

再来说说第二点。1967年毛派利用当时香港的严重劳资矛盾，在中共的支持下发起了六七暴动，后来也是在中共的命令下停止了暴动。而去年是六七暴动五十周年，一堆毛派借机要求平反，呵呵，你们有什么资格要求平反：

北京支持的消息對左派產生鼓舞，《文匯報》、《大公報》等報章廣泛報道，左派陣營更在16日於土瓜灣工聯會工人俱樂部舉行會議，成立「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成員有104人，而工聯會理事長楊光出任主任委員，通過對「港英政府法西斯迫害」的抗議書[17]。

暴徒为阻碍警察行动在街头摆放地雷阵，在港九各處鬧市放置真假炸彈[15]。炸彈上多數以大字寫有「同胞勿近」，電車、巴士、街道上都有發現。炸彈襲擊除了擾亂市民生活，導致人心惶惶外，更造成無辜死傷。一名7歲女童及其兩歲弟弟在北角被一包裝成禮物的土製炸彈炸死。負責拆除炸彈的警隊爆炸品處理課及英軍拆彈專家亦有死傷[26]。

直至10月以前，真假炸彈未告平息。左派學校校園、門口、左派機構門口也都出現炸彈，炸弹风潮也波及左派自身。10月底，香港政府為提高市民信心及製造太平氣氛，推出香港節，以抗衡左派親中共的十一國慶及右派親國民黨的雙十國慶，左派以數百大小真假炸彈试图阻止市民參加。12月中旬，周恩來要求香港的左派停止炸彈風潮，持續8個月的左派暴亂和六七暴动結束。

8月24日，林彬離開窩打老道山寓所往商台上班，途中被人伏擊。兩名偽裝成修路工人的激进分子將林駕駛的汽車截停後，放火將林及其堂弟林光海燒至重傷，二人其後死於醫院。林在救護車一度甦醒，並向妻子大喊：「左仔害死我咯！」林彬死后其家属被中華民國政府接往台湾，入祀臺灣的中華民國忠烈祠。[34]

《大公報》在他遇害翌日以「地下突擊隊鋤奸 敗類林彬受重傷」為題，譴責他為「對於愛國同胞極盡污辱誣蔑之能事」、對殖民地政府「認賊作父」。該報又稱呼林彬為「林逆」，細數其「罪狀」，「此人一向在反華宣傳中充當爛頭蟀角色……他天天叫囂，用盡無恥無良低能邋遢下流賤格的語言，把祖國的革命群眾稱為暴民。」林彬被殺後，左派中有人匿名稱林彬為「民族敗類，港英走狗」；並稱仍會繼續「制裁其他敗類」。事件中無人被捕[35]。

7月8日上午10時，約300名中共民兵持輕重武器由中英街非法越境進入香港邊境禁區，並且包圍沙頭角警崗、集會示威，同時向警崗擲石及使用漁炮攻擊，警方首先以催淚彈及木彈驅散，然而未果。10時30分，當中約100名民兵使用機槍（或是衝鋒槍）攻擊警崗，雙方因而爆發槍戰[25]。

来源：六七暴動

注意到林彬被活活烧死的案件了吧？迄今为止凶手还未知呢，这些毛派对当年的暴行毫无悔意，顶多一句轻描淡写的“策略错误”“极端化”，呵呵，你们对被你们害死的平民就那么不在乎吗？

此事过后，多数香港人就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再无任何好感，后来港共政权给当年的主谋颁发金紫荆勋章，又粉饰涂抹这段历史，更引发了香港人的憎恨。用我曾经的香港朋友的说法，今天的香港人依旧视这些香港红卫兵们为暴徒。不过他们也的确是暴徒。

“恭喜”你们成功在香港为左派招黑，傻逼毛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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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是强大的武器 — — 如何使用它？社交工程攻击演示继续：致命的诱导

我们回来啦。

上一次关于“诱导”的介绍中我们谈到了：通过不断练习，基于我们介绍的技巧，你将越来越熟练，不仅能将这一技术用于正义的目的，而且可以防范自己被高超的诱导者操控。

这篇文章将具体介绍：您应该如何练习以掌握这些技巧。

成为成功的诱导者需要几个关键要素：

  • 不惧与他人交谈，包括处于非“常规”场景中 — — 热情好客的“有人缘儿”形象是完全可以装出来的；
  • 真心关心他人，即使是陌生人。乐于并享受倾听 — — 这点很重要。真心还是假意很容易让你暴露，基本上无法伪装，你需要尝试让自己富有爱心，真的去关心他人的心情。还记得我们强调过的吗：杰出的交流者是擅长倾听的，而不是擅长表达；
  • 只在有了真正的解决方案时才提供建议或帮助。在他人说出自己的问题时，不做主观判断 — — 这也很重要，尤其是在中国+超个人主义时代的大环境下。中国社会由于同理心很差，超个人主义时代人们倾向于主观意见，这会让“交流”变成自说自话，从而浪费了探索对方心理的可能性。杰出的社交工程人员绝不会看起来像一个高傲的利己主义者。

确实存在成功诱导的关键元素。美国国土安全部有一个供内部员工使用的有关诱导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中有一些十分精彩的观点。基本上看，诱导的应用在于其有效性、很难察觉及不具威胁性。该手册采用了“怎样避免”的角度来描述诱导，但是其后续章节中也给定了一些场景以展示其要点。你能在上面的链接中看到英文原版。

现在我们来梳理一下它提供的要点。

1.唤醒他人的自我

美国国土安全部的手册中的场景如下。

攻击者：“你的工作一定很重要，某某认为你很厉害。”

目标：“谢谢，谬赞了，但是我的工作并不那么重要，也就是……”

唤醒他人自我的方式简单有效，但是要注意，如果滥用这一强大的工具、或者不是出自真心，则会让目标失去热情。你不会到处和人说：“哇噢，你真是全球最重要的人，长得还那么帅。”这样说只会引起别人的警觉，适得其反。

唤醒他人的自我需要微妙的处理。如果你碰到的是一个真正的自我陶醉者，在听他夸耀自己的过往成就时，眼珠不要转，不要叹气，也不要争论。微妙的自我唤醒要像这样，“你的那个研究改变了很多人在……方面的观点”；或者“我无意中听到张先生在那边说，你是他最敏锐的数据分析师”……等等。要达到目的，但不能说得太明显。

据美国国土安全部的手册介绍，精心的吹捧会促使他人说出一些从未透露过的信息，而这正是社会工程人员想要的结果。

2.表达共同的兴趣

考虑如下的模拟场景。

攻击者：“哇噢，你有 ISO 9001规范数据库的背景？那么你该看看我们开发的辅助认证的报告引擎模型，我可以发给你一个副本。”

目标：“太好了。我们正琢磨着在系统中添加一个报告引擎呢。”

表达共同兴趣是诱导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上面的特殊情境里，甚至比“唤醒自我”更加有效，因为它迅速拓展了关系，超越了初始交流范畴。目标同意进一步接触，同意接收攻击者发送的软件，且表达了以后继续讨论公司软件计划的兴趣。所有这些都会导致大规模安全入侵。

此时的危险在于攻击者完全掌控了形势。他控制了下面的步骤，发送什么信息、多少信息以及何时发送。对社会工程人员来说，这一步相当有利。

当然，如果是长期目标，可以找一个能共享的软件，那就更有利了。共享有用的、非恶意软件能够构建信任及和谐的关系，使目标产生进一步交流的责任感。

3.故意说错

不经意间说错一些事似乎会适得其反？不，这点如果处理得好，却也能是一件利器。

攻击者：“所有人都知道 XYZ公司这方面的软件销售得最多。”

目标：“事实上并不是这样。我们公司从1998年就开始销售类似的产品了，通常我们的销售记录会超过他们的23%以上”。

再比如这样。

攻击者：“我觉得某某人他们的团队很大啊，有几百人，分布在至少三四个城市”。

目标：“这有什么，我们有一千一百人，不仅在***等城市建立了根基，还正在向***国家发展……”

有效使用这种方式能诱导目标说出真实的数据。大部分人在听到错误的表达时都有一种校正的欲望，似乎他们自己的正确性受到了挑战。人们喜欢告诉他人、显示自己的博闻强识，不能容忍错误是人类的天性。没错，也是人类的弱点。⚠️

充分理解这一点，可以让这一攻击变得更强大。你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让目标说出真实的全部细节，也能在一群人中立刻发现对这一主题最为了解的人。以便发起下一步针对性的攻击。

可怕吗？我相信99%的人都能中招。尤其是在社交网络上！想想你平时给网络上的陌生人“纠错”的冲动吧。

不过对于社交工程师来说，这种方法不宜多用，过多的使用会变假，反而引起某些人的怀疑，尤其是那些掌握了很多秘密信息的人。他们的确有弱点，但也有着比普通人更加强烈的警惕性。他们会在下意识中犯错“说走嘴”，但不可能经常走嘴，于是作为攻击者，要见缝插针式地使用这一技巧，切勿贪婪。

4、主动提供信息

美国国土安全部的手册中对人的共性做了很好的概括。其中责任感就是一种很强大的力量。作为社交工程师，在交流中主动提供信息会迫使目标提供具有同样价值的信息。

我的一位朋友看上了一位姑娘，希望获得追求的机会。这位朋友很实在，是以结婚为目的的追求，于是很想了解下姑娘的年龄、学历等信息。你知道的，对女士来说这些是禁忌话题，你无法直接提问。于是我建议他先介绍自己，把介绍性信息穿插在一堆其他话题之间，以掩盖目的性，并让对话环境变得自然。结果不出所料，姑娘果然主动说出了自己的年龄：“哎呀你比我大五岁呢”。很不错吧。

想试一下吗？下次在聊天中这样说，比如：“唉你听说没有啊，同事A被辞退了！现在找工作好难的，他这个年龄恐怕……真是不幸啊”。

大部分人在听到你这么说的时候都会附和一些近似的情绪，并带出近似的信息：“啊，我没听说啊！太惨了，最近很多人都遇到了麻烦，同事B正在办离婚呢，房子都保不住了”。

因为人类倾向于制造气氛和谐，表达自己的同病相怜心态，于是很多人喜欢分享类似的信息，社交工程人员可以利用这一点，为谈话设置一个基调或氛围，从而构建出责任感。

5、假装高深

看起来与上述中“说错话”的装傻相反。但这是另一个非常强大的工具。

一般情况下，如果对方具有某方面的知识，和他讨论相关问题并无不当。攻击者可以审慎地利用这一点，首先展示一些信息，假装知道一些内情，然后使用诱导技术展开话题。过程中把别人的观点当成自己的说出来，进一步强化自己的专家假象。你笑了吗？哈哈，我知道的，我们的读者中 90% 的人在网上交流中遇到过这样的人 — — 他们把自己读过的他人的观点当成是自己的观点说出来。俗称“装13”，他们应该没有恶意，但是，请注意，这种方法如果被恶意者有目的地使用，效果将非常强大。

下面举个例子。

你的任务是到一家完全不熟悉的公司谈一笔交易。你需要在前往见面之前搞明白该公司的详细信息。你发现另一些人似乎对该公司有一定了解，知道与该公司的人打交道的技巧。但是你不认识这些人。你应该如何打探到关于该公司的细节？

以“求问”开头？再发个红包？不不，这样你不可能得到全面的真实的信息。

你可以以闲谈者的身份加入这群人的交流。首先是要基于你的目的了解到一些可以钓出有价值信息的引线知识。比如你应该对“搞关系”这个话题本身很熟悉，去找一些资料来读，记住其中的关键技巧，在和那群人闲谈中将你记下的东西随便说出来，假装自己是这方面专家。

这番发言要自然，由于话题近似肯定能引起那群人的兴趣，从而对你的发言“做出更多补充”，而这些补充就是你想要的东西了。如果你觉得信息还不够充分，那就继续使用上述以及前文中介绍过的方法，比如装傻、故意说错话等等，穿插应用它们，能更多激发目标人深入的阐述。

6、酒精的作用

在中国，这件事基本不必多说了，几乎所有人都明白它是什么意思，连秘密警察都知道邀请目标人 — 即被他们监视的人 — 吃饭喝酒，以加强诱导的可能性。所以你应该避免和心怀不轨的人一起用餐。

⚠️ 注意，如果你经常在社交网络上晒高级酒品或酒局的照片，对方将能够借此了解到你的弱点！

更麻烦的是，有些时候人们并不清楚谁是心怀不轨的人，也不知道自己在攻击者眼中的价值何在。这就有些棘手了，而且很危险。有一个著名的例子能说明这个问题。

80年代，某实验室的一位资深科学家访问某国的一个研究院，举办一个关于核聚变的讲座，这是他的专业。他在核武器方面有着丰富的知识，但他也深深明白，这方面是禁区，所以需要将讲座的内容限定于他的研究主题。

讲座很成功。为他庆祝的酒会上，人们不断走上前来赞扬他的知识学术，每次都要祝酒干杯，就像你知道的那种场面。逐渐的，人们开始和他打听一些绝密的信息，例如氘和氚的点火要求，这两种元素是中子弹的组成部分。

他可没醉，他对这些问题防护得很好。但是吹捧激烈，他似乎有点架不住了，于是打算浅浅的做一个类比。于是他说，如果将这两种元素混合在一起成为一个球，从桌子上滚下来，它们就能点燃，因为它们的燃点很低。

这个看起来打趣式的无用消息实际上已经为该国的核武器研究者提供了清晰的指引。他们会以此为引线和另一位科学家交谈，然后得到更多的知识，由此类推以获得更多的知识。最终掌握了清晰的蓝图。

这可是完全真实的故事。

在重要的社交工程攻击中，所有必要信息往往不会来自于同一个攻击目标，而是这样：你从第一个人口中套出关于时间地点的信息，再利用这些信息，假装是自己的了解，而从第二个人口中套出更多信息。以此类推，不断深入，最终将这些信息聚合在一起。这不是件容易事，但完全可以做到。后面还会继续分析这点。

⚠️ 所以为了防止被诱导，你需要记住，并不是自己感觉自己说出来的东西“无关紧要”它就真的无关紧要了，你说出的话可以作为一个引子，从而进一步对其他人使用诱导。

提问的学问

提问是一门大学问。不仅能让自己长知识，还能成为攻击的绝佳武器。作为社交工程人员，你必需认识到，诱导绝不是走上前去问对方：“你的服务器密码是什么？”

好吧这是个玩笑。但是要知道，你的目的是利用一些琐碎的信息，然后通过它们构建出你所寻求的答案的全貌，或者通过搭梯子的形式一步步获得你想要的东西。

不论使用哪种方法，这类信息收集方式都会为社交工程人员达成目标清晰的方向。作为一个防御社交工程攻击的人，你应该有意识的去捕捉对方的话题引导是否具有台阶的效果，基于你需要保密的东西来说，这些话题是否正在打造某种路径。

好的，我们还是以攻击者的身份来演示这个问题。

下面分析较常见的几类提问方式，以及社交工程人员如何使用它们。

1、开放式问题

开放式问题就是那些无法用“是”或者“不是”来回答的问题。如果你问：“今天外面很冷，是吧？”得到的答案只能是：啊、嗯、是啊，之类的玩意。如果你的问题是：“今天外面的天气怎么样？”那么就能引导出更有效的答案，而不仅仅是“是、不是”。

这个方法不难，很多“优秀的”记者都会，尤其是那些商业媒体记者或者党刊记者，这就是为什么这里的“优秀”带有引号。它是指在社交工程学利用层面上的优秀，它本身有可能违背新闻原则。

想象这样一个场景。我约你见面，而临时你取消了约定，我希望知道原因。我会这样说：“你怎么了？到底出了什么事？”

“我感觉不太舒服”。

我：“啊，希望你现在感觉好一点了。哪里不舒服啊？”

这样继续下去，通过一连串的提问我就能知道为什么你没有赴约。假设我仅仅是责备，那我很可能什么信息都得不到，比如这样：“嗨伙计，你到底搞什么啊，居然放我鸽子！”

开放式问题的一个强大之处就在于，可以加入更多的为什么和怎么样。如果问题中包含为什么或怎么样，就有机会得到对方更深入的解释，其中会暴露一些你感兴趣的细节。简单说就是，让对方有机会说得更多，必然会露出线索。

2、封闭式提问

看起来封闭式提问和开放式提问截然相反啊，为什么也会有用呢？

因为封闭式提问的目的通常不是要得到详细信息，而是要对目标进行进一步的引导。

司法人员和律师经常运用这样的推理。如果想要目标遵循特定的回答路径，他们的提问往往是封闭式的，不允许答案出现天马行空的可能。比如这样：

“你认识被告人张三吗？”

“是的我认识”。

“6月9号夜晚你在ABC酒店见到了张三？”

“见到了”

“当时是什么时间？”

“晚上十一点半左右吧”

你看，所有这些提问都是封闭式的，其答案只能一两种。

3、引导式提问

引导性提问结合了开放式和封闭式的特征，是具有答案暗示的开放性问题。比如这样：“6月9号晚十一点半左右，你和张三在ABC酒店见面了，是吗？”这种类型的提问会引导对方，为其提供表达自己观点的机会，但其发挥的空间很窄。同时，引导性的问题能暗示你对答案已经有所了解了。

如果你被秘密警察做出这样的提问，要注意，他们有可能已经拿到了一些信息，这种时候你需要谨慎回答，避免被进一步套出更多信息。因为他们既然找你谈话，那就意味着他们掌握的信息至少很不充分。并且，你提供的任何信息都将被他们用来实施进一步的操控，对你、或者对更了解此事的人。

如果他们只是在宣传“我们现在什么都知道了，你要是撒谎对你可没什么好处”，等等，这种情况下说明他们根本没有了解什么关键信息，这只是恐吓，所以不用害怕，专心致志在谨慎发言的关键点上。

英国心理学家 Frederic Bartlett 总结过一个关于记忆重构的研究结果，很著名。他告诉实验对象一个故事，然后让他们立即回忆其中的部分事实，然后两周、四周之后，再次进行回忆。

Bartlett 发现，实验对象根据他们各自的文化背景、信仰和个性，修改了故事的细节，没有人可以正确的回忆完整的故事。这证明了记忆并非是对过去的正确记录，很多人会*构造记忆*来契合自己对世界的已有认知。

在被询问时，很多情况下我们的记忆库是基于自己的感知和对自己重要的事情而形成的。正是因为这样，通过引导性问题来操纵人们的记忆是可行的。最经典的记忆操纵案例就是保罗英格拉姆案了，当事人的记忆被完全扭曲，在压力和逼问下竟然真的觉得自己就是个变态狂。我们两年前在“劝导术”的文章中介绍并分析过这个案子，你可以在这里看到。

Elizabeth Loftus 是一位目击证词研究专家，也是这方面的开拓者，她曾经演示了利用引导性问题扭曲人们记忆的可能性。例如，给目标人看一张没有泰迪熊的儿童卧室照片，然后问目标人：“你有没有看到一只泰迪熊在房间里？” 你并没暗示房间里有泰迪熊，所以他会按照自己的想法回答：“有”还是“没有”。然而，如果提问变成这样：“你看到泰迪熊了吗？”这就在暗示房间里有泰迪熊，大多数时候对方会回答“看见了”，因为人们有一种印象，即泰迪熊和儿童房间存在相关性。

并不是看起来这么简单。这样的问题往往会混在一大堆无关紧要的问题中间，过渡会非常快，如果你放松警惕就很容易中招。反过来看，学习怎样使用引导式提问能明显增强社交工程人员收集信息的能力。

4、假设性提问

就是字面的意思 — — 你假设目标人已经拥有特定的知识（对特定事件的了解）。通过假设性提问，社交工程人员能够确定目标是否真的拥有他想要的信息。

这种提问在司法调查中很常见。比如审讯者并不知道目标人是否认识张三，以及和张三的熟悉程度如何。那么这样问：“张三住在哪儿？”通过目标人的回答可以分析出想要的东西。

使用假设性提问时有一点需要注意，就是：不要让目标人了解事情的全貌。这点很关键，如果目标人了解了整个意图，社交工程人员就会丧失对环境的部分控制能力，控制权会反转。并且，你也不能通过假设性问题指责目标的失误，这样会疏远目标，同样会失去控制权。

如果你是社交工程人员，在使用假设性提问时，最好已经对事实有了部分了解，然后将事实贯穿在问题中。这点非常重要！也是中国情报机构、甚至国宝会使用的方法。它唬人的效果很强大，你一害怕就输了。

假设性提问中绝不能含有虚假信息，否则目标会迅速失去兴趣，你不可能再得到真话了。并且，你必须做一个充分的前期研究，积累一些关键知识，这样就可以作出精妙的假设性提问。但请注意，如果你无法满足目标对你的知识水平的预期，反而会把整件事搞砸！所以，不能装得太大。

回到上面的核物理学家的例子，假设我的问题是：“氘和氚的温度阈值都很低，在处理它们的时候怎样避免燃烧呢？” 如果我本人不是核物理学家，可能很难得到后续的内容，这样提问只会适得其反，没什么用处。你需要对假设性提问进行合理的规划，才能获得最大的效果。

警方和司法人员很擅长这手。“进去”过的人都熟悉这个，司法人员有一个“法宝”，那就是他们会这样说：“在回答下一个问题之前，请考虑清楚……”。这句话给对方的暗示是：在回答时一定要诚实。这招很好用的。我们展示的是一个模式。你可别直接用原话哦，因为你没有那身制服，你说出这句话很可能吓唬不了别人。

好啦差不多了，我们来总结一下。

— — 如何精通诱导 — —

诱导在应用中有一系列的原则，请记住以下几个要点：

  • 问题太多会吓跑目标。如果你用一堆问题轰炸，不会有任何收获，只会让对方害怕。记住，对话是一种有来有往的交互，你想要提问，就需要告诉对方一些信息，这样才能让对方感觉自然。
  • 问题太少也会让对方不自在。你一定碰到过那种“尴尬的沉默”，直接把天儿聊死了。这样不会有效果对吧？不要假设目标善于交谈，会长篇大论、滔滔不绝，你需要控制整个局面。你必须做足准备工作，针对你需要进行的话题，以便让对话有趣。
  • 一次只问一个问题。我们后面会介绍“思维缓冲区溢出”，但是在这里，你的目的不是使对方溢出，而是收集信息，构建答案的轮廓。所以你必须掌握一个平衡，不能显得太急切，也不能兴味索然。

这些原则有助于你掌握这一惊人的才能。不论是用于社交工程，还是普通的学习交往的技巧，都应该遵循以下的方法：将谈话想象成一个漏斗，上面是最大的、最“中性”的部分，底部是最窄的、最直接的部分。

开始问一些相对中性的问题，通过这些问题收集一些情报线索。在对话中要你来我往，然后问一些开放性的问题。如果有需要，使用几个封闭式问题将目标引到我们最感兴趣的部分。如果情况允许，进入漏斗底部，询问最直接的问题 — — 从这个漏斗中流出的就是源源不断的有价值的信息。

在中国，你有很多机会使用这样的方法来预防被诱导，而且这种机会只会越来越多，随着中国当局对所谓“间谍”的防御兴趣加强，普通人都可能有机会直面来自国安部门的、经过高端心理训练的诱导人员。我们已经收到了类似的报告。所以，你知道这些技术的价值，它有可能事关人身安危。

小结

诱导技术是强有力的，不仅能提升社交工程攻击能力，也能提高日常沟通的水平。明白如何提供正确的节奏和方式给出恰当的问题，可以得到更多的机会。作为社交工程人员，这是一个成败的分水岭。第一印象往往取决于外表，但是，从你口中说出的话更是成败的关键。

精通诱导技术几乎可以确保社交工程人员的成功，也能为你扮演的角色大大加分。

我们上面开了一个玩笑：“你没有司法部门的制服就无法使用那套原话来强迫对方说出真相”，因为不管用。其实这不仅仅是个玩笑。诱导攻击往往要结合伪装的使用，成功的伪装能极大程度上给诱导效果加分。怎么做？后面我们会慢慢介绍。下次见。◾️

https://medium.com/@iyouport/%E8%AF%AD%E8%A8%80%E6%98%AF%E5%BC%BA%E5%A4%A7%E7%9A%84%E6%AD%A6%E5%99%A8-%E5%A6%82%E4%BD%95%E4%BD%BF%E7%94%A8%E5%AE%83-%E7%A4%BE%E4%BA%A4%E5%B7%A5%E7%A8%8B%E6%94%BB%E5%87%BB%E6%BC%94%E7%A4%BA%E7%BB%A7%E7%BB%AD-%E8%87%B4%E5%91%BD%E7%9A%84%E8%AF%B1%E5%AF%BC-a545ca831d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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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聊游戏开发者们所遭受的剥削压迫

游戏开发（gamedev）在很多人，特别是玩家眼中，是一个非常美好，快乐，收入又高的行业。因为游戏很好玩，所以你们就这么觉得了，对吧？

但事实和你们这些玩家的想象刚好相反，这行业就是个血汗行业！而开发者们的收入看起来的确不低（和资本主义金字塔最底层的行业相比算得上“工人贵族”，但和老板们相比，呵呵），可这是拿命换钱！

一起来看看真实的gamedev现状吧：

Crunch: The Video Game Industry’s Notorious Labor Problem（超长时间加班：视频游戏行业中臭名昭著的劳工问题）：

Due to some “unlucky business negotiations” with publisher Ubisoft, Techland hadn’t been given enough time to finish the game. With a release date looming and far too much work left to complete, the team turned to one of the video game industry’s most notorious practices: crunch.

由于与出版商Ubisoft的一些“不幸的商业谈判”，Techland没有被给予足够的时间来完成游戏。 随着发布日期迫在眉睫但还有太多工作要完成，团队转向视频游戏行业最臭名昭著的做法之一：超长时间加班。

“We all had the enthusiasm and drive to create a good game, but there simply weren’t enough hours around the clock to fit everything in,” Nosek says. “Out of exhaustion we were making stupid mistakes, which required even more patching later on. We would lose our tempers easily, and at some point we developed a pretty surrealistic attitude to the project as a whole.”

“我们都有热情和动力来创造一款优秀的游戏，但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实现所有内容，”Nosek说。 “因为精疲力尽，我们犯了愚蠢的错误，导致后来需要更多补丁。我们会轻易地发火，而且在某些时候我们对整个项目产生了一种非常超现实主义的态度。”

Another former Techland developer (who asked to remain anonymous) explains that, “from Monday to Friday it was around 10 hours a day on average,” but it often went well above this. Saturday was usually an eight-hour shift, with a few extra hours on Sunday to “tie up loose ends that would help the team with their planned work for the following week.”

另一位前Techland开发商（要求保持匿名）解释说，“从周一到周五平均每天大约工作10个小时，”但它通常远高于此。 星期六通常是一个8小时的轮班，周日需要额外的几个小时才能“捆绑松散的末端，这将有助于团队在接下来的一周内完成计划的工作。”

The long weeks soon turned into long months, and the crunch began to take a personal toll. Life became work; work became life.

漫长的几周很快就变成了漫长的几个月，而超长时间加班开始造成个人损伤。 生活变成工作; 工作变成生活。

How crunch is more than a labor issue in the video game industry(超长时间加班在游戏行业中不仅仅是一个劳工问题)：

A piece recently published by Game Informer features interviews from various people working in the game industry, discussing a massive labor problem that has been plaguing developers for years: crunch.

Game Informer最近出版的一篇文章介绍了游戏行业各种人士的访谈，讨论了多年来困扰开发者们的大规模劳工问题：超长时间加班。

“Crunch has been prevalent in the games industry for decades, and while it’s not unique to the games industry, it has become a negative practice that has perpetuated for too long,” explains former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IGDA Kate Edwards. “It burns people out, discourages them from continuing in the industry, and has seriously negative effects on physical, mental, and social health.”

“超长时间加班在游戏行业已经流行了几十年，虽然它并不是只存在于游戏行业中，但它已经成为一种长期存在的负面做法，”IGDA的前执行董事Kate Edwards解释道。 “它将人们摧毁，阻止人们继续从事该行业，并对身体，心理和社会健康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A survey conducted by the IGDA in 2015 found that 62 percent of developers said their jobs involved crunch and of those nearly one-third said crunch meant 50-59 hours of work a week. A 2014 IGDA survey found the most common reason for developers leaving the video game industry was “poor quality of life.”

IGDA在2015年进行的一项调查中发现，62％的开发者们表示他们的工作涉及超长时间加班，而近三分之一的人表示，超长加班意味着每周工作50-59小时。 2014年IGDA调查发现，开发者们离开视频游戏（视频游戏就就是中国玩家所熟悉的单机游戏）行业的最常见原因是“生活质量糟糕”。

Krzysztof Nosek, the multiplayer programming lead on Call of Juarez: The Cartel discusses how crunch forced him to take a step back and reflect on the repercussions. Not only was it bad for hi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but it was affecting his personal life. “In retrospect you see the different directions that you and the world around you have taken, and you must judge whether it was worth it or not,” Nosek says. “It’s a tough moment that can quite often bring bouts of depression or low morale – the infamous ‘post-crunch realizations,’ as they are known.”

Krzysztof Nosek是Call of Juarez：The Cartel的多人游戏部分的开发者，他讨论了超长时间加班如何强迫他退后一步并反思其后果。这不仅对他的身心健康不利，而且影响了他的个人生活。 “回想起来，你会看到你和周围世界的不同方向，你必须判断它是否值得，”Nosek说。“这是一个艰难的时刻，经常会带来一阵沮丧或士气低落—臭名昭著的’后加班意识’，这是被众所周知的。”

The Horrible World Of Video Game Crunch（一个视频游戏行业超长时间加班的糟糕的世界）：

In February of 2011, fresh off nine months of 80-hour work weeks, Jessica Chavez took a pair of scissors to her hair. She’d been working so hard on a video game—14 hours a day, six days a week—that she hadn’t even had a spare hour to go to the barber.

2011年2月，从为期九个月的80个小时的工作周中解脱出来之后，Jessica Chavez对着她的头发拿起了一把剪刀。她一直在努力制作一个视频游戏—每天工作14小时，每周工作6天—她甚至没有空闲时间去理发店。

As soon as the overtime came to an end, so did 18 inches of hair. “[It was] retaliation for the headaches the weight of it had given me while working,” she’d later tell me. “It got so heavy… it was unbearable after a while.”

加班一旦结束，18英寸的头发也一样被终结了。 “这是对工作中这些重量给我带来的头痛的报复，”她后来告诉我。 “它变得如此沉重……过了一段时间后，这是无法忍受的。”

Chavez, who writes and edits text for the boutique publisher XSEED Games, says she dropped 10% of her body weight during this period, where she handled just about all the dialogue for the text-heavy role-playing game Legend of Heroes: Trails in the Sky. By the end of the project, she weighed 99 lbs. (She’s 5’4.)

为精品出版商XSEED Games撰写和编辑文字的Chavez说，在她处理了多文本角色扮演游戏“英雄传说：空之轨迹”中的所有对话期间，她减少了10％的体重。到项目结束时，她的体重为99磅（45kg）。 （她的身高为5’4英尺（1.62m）。）(算了下BMI为17，属于偏瘦，被超长时间加班摧残的)

Spend any amount of time talking to people who make video games and you’ll hear thousands of stories like this. Crunch, as it’s called, has become status quo for the video game industry, as routine to game developers’ lives as daily commutes or lunch breaks. From multimillion-dollar blockbusters like Call of Duty to niche RPGs like Trails, just about every video game in history is the net result of countless overtime hours, extra weekends, and free time sacrificed for the almighty deadline. This crunch comes in many different forms—sometimes it’s long and drawn-out; other times it’s just a few weeks at the end of a project—but for people who work in video games, it’s always there. And because most game developers work on salaries, it’s almost always unpaid.

如果花费任何长度的时间与制作视频游戏的人交谈，你会听到成千上万的类似的故事。 正如所谓的“超长时间加班”已经成为视频游戏行业的普遍现状，就像日常通勤或午休时间一样成为游戏开发者们的日常生活。从像使命召唤这样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大片到像Trails这样的小众角色扮演游戏，历史上几乎所有的视频游戏都是无数的加班时间，额外的周末以及为全能截止日期牺牲的空闲时间的最终结果。这种超长时间加班有许多不同的形式—有时它持续很久; 其他时候，在只需要在项目要结束时进行几周时间—但对于从事视频游戏领域工作的人来说，它始终存在着。 而且由于大多数游戏开发者们都是固定工资，因此超长时间加班几乎总是没有报酬的（赤裸裸的剥削啊）。

Conversations about the morality and necessity of crunch have dominated the industry for over a decade now, ramping up in 2004, when the game designer Erin Hoffman wrote an exposé about practices at video game publisher Electronic Arts. Hoffman, who went by the name EA Spouse, wrote about how various forms of crunch were destroying her significant other’s life, hammering EA for practices she said were unethical and illegal. The blog went viral, causing widespread outrage and triggering a series of class-action lawsuits that led EA to settle for tens of millions.

关于超长时间加班的道德和必要性的对话已经在这个行业占据了十多年的主导地位，在2004年，当游戏设计师Erin Hoffman写了一份对电子游戏发行商Electronic Arts（单机玩家们最熟悉的名字之一）的揭露时，她以EA Spouse为名写到了各种形式的超常加班如何摧毁对她重要的其他人的生活，并指责EA所做的那些她认为不道德的和非法的做法。该博客像病毒一样迅速传播，引发了广泛的愤怒并触发了一系列集体诉讼，导致EA赔偿了数千万美元。（资本主义辩护士们会说为什么她不辞职，呵呵，让受害者滚然后老板们继续胡作非为剥削压迫？呸！更别说其他公司一样是血汗工厂！）

Today, however, things haven’t changed much. Developers regularly lament having to suffer through unrelenting crunch cycles where they go weeks or months without seeing their families. A 2014 survey by the International Game Developers Association found that 81% of polled game developers had crunched at some point over the previous two years. (50% felt crunch was expected in their workplaces and a “normal part of the job.”)

然而，今天事情并没有太大变化。 开发者们经常感叹不得不遭受不间断的超长时间加班周期的折磨，这使得他们和她们经常数周或数月都看不到他们和她们的家人（这和血汗工厂的流水线奴工有得一比了）。国际游戏开发者协会在2014年的一项调查中发现，81％的受访游戏开发者在过去两年中曾经处于某种程度的超长时间加班上。 （50％的人认为他们在工作场所总是会出现超长时间加班，而且这是“正常工作的一部分。”）

Why is this still happening? Why do people so often have to work crazy hours just to make video games? Should companies be doing more to prevent it? Over the past few weeks, I’ve talked to some two dozen current and former game developers—some of whom spoke on the record and others who asked to be kept anonymous—to try to answer some of these questions. The stories are candid and ugly: Some speak of nights sleeping in the office; of going weeks without seeing their families; of losing friendships and relationships because of endless unpaid overtime. Some say crunch drove them away from the video game industry. Some say they’ve taken vows to never work more than 10 hours a day.

为什么这仍然发生？ 为什么人们经常为制作视频游戏而工作令人疯狂的时间？ 公司应该采取更多措施来阻止它吗？ 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我与二十多位现任和前任的游戏开发者们进行了交谈—其中一些人在记录中发言，另一些人则要求保持匿名—试图回答其中一些问题。 故事坦率而丑陋：有些人谈到在办公室睡觉的夜晚（我想起了被迫睡在机器下面的工人）; 几周都见不到家人; 由于无休止的无偿加班而失去了友谊和关系。有人说，超长时间加班使得他们远离视频游戏行业。 有人说他们从此发誓从不工作超过10小时。

“Crunch is any time a milestone is behind schedule,” the developer said. “Crunch is any time a project is due for review by management. Crunch is any time an issue comes up that prevents other people from working. Crunch is any time a publisher decides they want to see something now or wants new features that weren’t planned previously. Crunch is when any trade show or article requires a demo/trailer/screenshots/you name it. Crunch is after the public sees said PRE-RELEASE content and starts tearing apart something that’s not finished… Crunch is not uncommon. It is the norm.”

“任何时候当里程碑落后于时间表时，超长时间加班就会出现”，开发者们说。 “任何项目需要由管理层审核的时候，超长时间加班就会出现。任何出现导致其他人无法工作的问题的时候，超长时间加班就会出现。任何发布商决定他们想要现在看到东西或想要以前没有计划过的新功能的时候，超长时间加班就会出现。任何贸易展览或文章需要演示/预告片/截图/你命名的东西的时候，超长时间加班就会出现。在公众看到先行版内容并开始撕裂未完成的东西之后，超长时间加班就会出现…..超长时间加班并不罕见。这是常态。“

在游戏行业，他们正在被疯狂加班文化摧毁：

这样的故事在该行业很常见。去年美国的电子游戏行业创造了304亿美元的产值，但是人们付出的代价无法计算。设计师克林特·霍金(Clint Hocking)描述，游戏开发过程中的密集加班导致的压力和焦虑令他出现失忆。资深游戏程序员布雷特·杜维尔(Brett Douville)说，有一次他连续工作太久，一时无法自己走下车子。
像《质量效应》(Mass Effect)和《神秘海域》(Uncharted)这样的现代电子游戏开发费用高达数千万美元，需要数百人的劳动力才能完成，他们每周可以工作80甚至100小时。在游戏开发中，密集加班并不局限于项目的最后两三周。一个团队可能会在任何阶段开始密集加班，一次密集加班可能会持续数月。程序员会在周末深夜修改漏洞，动漫人员会利用周末对角色做最后的修饰，而团队中的每个人都会感到压力，要去加班，以与超负荷工作的同事们保持一致。

 

虽然很多工作都要求人们付出时间精力，但游戏行业的情况格外严酷。美国大多数游戏开发者不会因为加班得到额外补偿。他们可能会羡慕电影界的同行，因为电影行业的工会可以帮助从业者规范工作时间，并确保他们能拿到加班费。与银行和法律行业等同样以工作时间极为残酷著称的其他领域相比，游戏开发者的收入水平相形失色。根据Gamasutra网站的一项调查，2013年美国游戏开发者的平均收入是83060美元，不到纽约律师事务所菜鸟合伙人的一半。

当我为一本关于制作电子游戏的书做采访时，许多老牌游戏从业者告诉我，他们失去了和家人相处的时间，亲密关系充满压力，产生严重的倦怠感，因此考虑离开这个行业。

Why ‘crunch time’ is still a problem in the video game industry（为什么”超长时间工作“在视频游戏行业内始终是个问题）：

In an interview with GamesBeat, Edwards said that surveys for the past two years show at least 37 percent of game developers say they are not compensated for crunch time, when they work long hours in a day or week to finish a game.

Edwards在接受GamesBeat采访时表示，过去两年的调查显示，至少有37％的游戏开发者们表示，他们在一天或一周内进行超长时间工作以完成游戏时，不会因此而得到补偿。

This will be the third year of the Developer Satisfaction Survey. We’re launching today. We have two years of data, which is built on several years of older quality of life data we’ve been doing since 2004. Looking back over the stretch, it’s been obvious from the data we’ve collected — we all know crunch is an issue.

这将是开发者满意度调查的第三年。 我们今天要发布了。 我们有两年的数据，这是基于我们自2004年以来一直做了几年的旧生活质量数据的。回顾过去，从我们收集的数据中可以明显看出 – 我们都知道超长时间加班是一个问题。

We also know compensation can be an issue around crunch. Seeing the numbers in the last couple years has given us an indication. Between 2014 and 2015 we saw 38 and 37 percent of developers, respectively, stating they don’t get compensation for crunch time. That’s ringing an alarm. That’s a huge percentage. More than a third of developers get no compensation for something that’s common in our industry.

我们也知道补偿可能是一个关于超长时间加班的问题。 看到过去几年的数字给了我们一个指示。 2014年至2015年间，我们分别有38％和37％的开发人员表示他们没有获得针对超长时间加班的补偿。这是一个很大的警告。这是一个很大的比例。超过三分之一的开发者无法从我们行业中常见的东西中获得赔偿。

以下是对《Blood, Sweat, and Pixels（鲜血，汗水和像素）》这本书的书评，这本书详细的描述了游戏开发者们的故事，以及这些人所遭受的剥削压迫：

Why It’s a Damn Miracle Any Video Game Gets Made（为什么任何视频游戏的制作都是一个该死的奇迹）：

I think there’s that widespread sentiment that game developers need to be quiet unless they’re talking on-message. I think that’s changing a little bit; Twitter has helped, with developers sharing personal opinions on things. Even that is different from five years ago—five years ago if you were at a triple-A [high-profile] game studio, you would get in trouble for even voicing an opinion on a new game that just came out and has nothing to do with your studio. If you were like “Oh, I really like Bioshock” or “I didn’t like The Walking Dead,” you might get in trouble with your boss at a game studio.

我认为有一种广泛存在的观点认为游戏开发者们需要保持安静，除非他们正在被采访。 我认为这有点变化; Twitter帮助开发人员分享个人意见。 即使这与五年前不同 – 五年前如果你在一个三A [高调]游戏工作室，你甚至会对因为对即将发布的和你的工作室无关的新游戏表达意见而陷入麻烦中。如果你说像“哦，我真的喜欢生化奇兵”或“我不喜欢行尸走肉”之类的话，你可能会在游戏工作室被老板麻烦。

That’s not to excuse the crumbier practices game companies can partake in, but I still think the more that anger goes towards educated criticism as opposed to ‘oh those lazy developers.’ If my work or this book or anything else that we have done convinces gamers to, instead of going online and posting ‘I hate those fucking developers’ they’ll say ‘ I hate this but I understand why they did it.’

这并不是原谅游戏公司可以参与的愚蠢行为的原因，但我仍然认为愤怒会越来越多地趋向变成受过教育的批评，而不是“那些懒惰的开发者”。 如果我的工作或这本书或我们做过的任何其他事情让玩家信服，而不是上网并发布’我讨厌那些他妈的开发者’他们会说’我讨厌这个，但我明白为什么他们这样做。’

Let’s talk a bit about those practices. Every story in your book involves a grueling crunch period, where the developers work 12- or 16-hour days for weeks on end to meet a deadline. Video games aren’t unionized and don’t have established labor standards or practices—how do you examine that when there’s no structure or regulation?

我们来谈谈这些做法。 你书中的每个故事都包括一个艰苦的超长加班时期，开发人员每周工作12或16小时，以追赶截止日期。视频游戏行业没有工会，也没有已经建立的劳工标准或行为—如果没有结构或规则，您如何检查？

Who knows as far as the work and the human cost, whether it’s sustainable. There are no real stats on any of this. You can’t get stats on people who are burnt out or leave the industry. Nothing like that exists. I hear anecdotally about how it’s impossible to find senior leads on games because so many people have just stopped, and so the industry skews towards youth. It’s a lot of people who have just joined, or have been working on games for a few years and haven’t burnt out yet. I think it’s something a lot of people are talking about, but because there are no numbers there’s no way of knowing.

没人知道工作和人工成本如果继续维持现状，它是否可持续。 这些都没有真正的统计数据。 你无法获得被摧毁或离开这个行业的人的统计数据。 没有类似的东西存在。 我听到有关在游戏行业中找到高管是如何不可能，因为很多人刚刚停止了，所以这个行业偏向于年轻人。 很多人刚刚加入，或者已经从事游戏制作工作几年并且还没有被摧毁。我认为这是很多人都在谈论的事情，但因为没有数字，所以没有办法知道。

‘Blood, Sweat, And Pixels’: For Designers Of Video Games, It’s Always Crunch Time（“鲜血，汗水和像素”：对于视频游戏的设计者们来说，超长加班时间总是存在）：

Again, given the essence of contemporary game design, Blood, Sweat, and Pixels quickly becomes a book about The Crunch — the months leading up to a game’s launch, during which the staff works long hours over weekends and holidays to meet the deadline. Vastly different developers of various sizes, working on a wide variety of game designs, greet The Crunch in exactly the same way — by churning out the necessary code with a kind of communal, masochistic pride.

同样，鉴于当代游戏设计的精髓，《鲜血，汗水和像素》迅速成为一本关于超长时间加班的书 ——这在游戏发布前的几个月被启动，在此期间，开发者们在周末和假期长时间工作以追赶截止日期。不同大小的项目的不同开发者们，各种各样的游戏设计，以完全相同的方式迎接超长时间加班—通过一种公共的，自虐的骄傲来制作必要的代码。

He also clearly respects these developers and their achievements, and treats their rueful tales of selfless struggle with an admiring deference one sees among civilian guests at the American Legion. There are times when the reader hungers for a more critical, or at least more objective eye, as when Schreier feels compelled to include a quote like, “But at this company, [we] all want to create the best games out there. And we are driven by challenges, [even] a huge challenge which is almost impossible to do.”

他也明确地尊重这些开发者们和他们的成就，并且用在从美国退伍军人协会的平民客人中看到的令人钦佩的尊重对待他们进行无私斗争的悲惨故事。 很多时候，读者渴望得到一个更为关键，或者至少更客观的眼睛，就像Schreier感到被迫包含的一句话一样，“但在这家公司，我们都想创造最好的游戏。” 我们受到挑战的驱使，[甚至]是一项几乎不可能做到的巨大挑战的驱使。“

游戏给很多人带来了快乐，包括我自己，但开发者们却被残忍的剥削压迫，被强迫超长时间加班，并且很多时候连补偿都没有。更糟糕的是，几乎没有玩家了解这一切，因为那些游戏媒体们早就和游戏发行公司的老板们相互勾结了，他们只会帮着老板进行炒作，并且把所有游戏中出现的问题都推到开发者身上。而事实上，为了利润最大化，把开发者们的生活几乎完全摧毁的老板们才是罪魁祸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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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红包：让你欣然接受被实名

在愈演愈烈的网络管制之下，网民对墙内应用的兴趣逐渐下降中，一时没有全面弃用墙内应用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方面是既有人际关系的情感牵扯，另方面就是墙内应用在技术方面的一些独特“吸引力”，比如：红包功能。

逢年过节发红包是中国传统风俗之一，在没有网络的时代里，基本都是由长辈发给晚辈的，不会反过来，而同辈人之间也没有这样的规矩。收支双方大致框定在亲属关系内。网络时代来临，社交应用借其沟通便捷的优势笼络人脉范围庞大的能力，推出了电子红包收支的新功能，一时间颇具吸引力。电子红包打破了年龄段的限制，也取消了家族辈分的禁锢，甚至时段也不再仅限于年节，只要是互为好友的用户就随时可以使用其沟通感情。上网收红包已成为一大流行趋势。

“电子红包”业务最早是由银行推出的，这种红包无须争得对方的同意，封顶数额5000元。但当时并没有过多宣传。随着电子商务的普及，第三方平台开启红包应用，以此吸纳会员和用户。2014年春节期间，“微信红包”一夜走红。据去年腾讯发布的数据，从除夕到初八，超过800万用户参与了微信红包活动，超过4000万个红包被领取，平均每人抢了4-5个红包。微信红包活动最高峰是在除夕夜，最高峰期间每分钟有2.5万个红包被领取，平均每个红包在10元内。数据显示，目前微信用户总数已超过6亿，其中海外用户超过1亿。近期推出的最新版微信还添加了“查看我发出和收到的红包数据”功能，随即“晒数据”就引起了一大热潮，发出的多、数额大成了“新概念荣耀”，更进一步刺激了红包功能的大量使用。

（图片来源：微信公号）

据估测，如有30%的用户发100元红包，就能形成总共60亿的资金流动，延期支付的时间为一天，民间借贷目前月息2%，每天保守收益就420万元；若30%用户没选择领取现金，那么其账户可以产生18亿的现金沉淀，无利息。那些因为没有绑定银行卡而沉淀下来的资金，总量是个不小数字。到目前为止，腾讯方面和微信支付团队还没有公布这个具体数额。

能让你“喜欢”的被实名方法

但使用微信红包实现到账功能有一个重要前提：必须绑定银行卡。没有绑定的用户可以收取红包，数额会显示在“零钱包”中，但无法提现，也无法消费。唯一的用途就是做成红包发出去，其效用也只是为红包游戏增添活力。微信在自诞生之初就迅速改版为只能使用手机号注册了。但还是有一些用户为了维护隐私信息安全和言论相对自由而想办法绕避被实名，于是选择“回到旧版”，用QQ号注册使用。实名制最大的得利方就是网络监控部门，为能更方便地对网民施行言论管制，网信办在去年8月7号颁布的《即时通信工具公众信息服务发展管理暂行规定》中提出微信正式实名的意见。据网信办2014年底对即时通信工具进行的复核结果显示，微信实名认证用户已达到80%。而其他即时通信工具，实名用户已达到90%以上。看起来，微信在完成实名制覆盖率任务上需要“更多努力”。

（图片来源：来自网络）

据报道，今年新版微信的摇一摇功能配置了定时派红包，腾讯推出了65亿红包，其中微信红包有5亿现金（单个最大红包为4999元）和30亿卡券，QQ红包则有30亿。除夕夜10点半央视春晚送红包，微信摇一摇的使用次数达72亿次，峰值8.1亿次每分钟，送出微信红包1.2亿个。“抢红包时间表”或许是近日网上传播量最高的一篇文章了。连朋友关系稀少或收发红包数量小而暂时不考虑绑定银行卡的用户都有机会参与到“主动实名的行动”中来。据2月18号晚，蓝鲸财经媒体官方微博透露，仅仅2天时间内微信绑定个人银行卡达2亿张，这个数额支付宝大致需要8年才能完成。的确是个不小的“战绩”，腾讯又为网络管制立了一功。直接说“实名认证上网”，或许很多网民会有抵触，不利于网络应用公司维护和壮大用户群，而通过植入功能“悄悄”实现实名制，借用人们的参与意识、群体效应和基础物质诱惑带动使用，既完成了当局下达的任务，又能在一定程度上笼络客户群，可谓一箭双雕的“聪明”策略。

信息安全

银行卡、手机号是最广为人知的私密信息，也是多数网民排斥实名制的主要理由，而当局强推实名制的目的则是针对言论的管控。“微信十条”管制措施的推出显示腾讯公司的主动自我审查并没有得到官方的信任，“有关部门”要亲自动手监察做为新生事物的微信中出现的“敏感”言论。因言获罪的案例中，微信用户的比例在升高。仅维权网的历史记录就足以证实，去年已有多名微信用户因朋友圈异议言论而被喝茶甚至被抓捕。

今年情人节当日，昆明公安以“散播谣言，扰乱公共秩序”为名将网民周敏行政拘留10日。周敏是80后女性，网名@美女美食家，原本是一个经营餐饮软件的个体户，因为出于生存环境的考量，成为2013年昆明px抗议事件的发起人之一，据悉，她经常在个人微信上发表一些对社会及社会热点事件的看法。据昆明维权人士透露，周敏此次被刑拘是因为“转发了几篇有关习近平的负面文章”。经验显示，周敏的被捕或许不仅是因那几篇文章的转发，她平日里的异议言论有可能早被当局注意到而实施了定位追踪，收录在案，此次获罪疑似“积累效果”。

在大陆使用客户端应用，被定位也是比较容易的，如果选择非国行机、境外手机卡，并在设置中关闭定位功能，一定程度上可以令准确追踪比较难以实现。而实名制若全面推行，则很大程度上协助了当局的监控。社交需求、情感联络是网民选择使用社交平台的基础理由之一，微信红包功能正是利用这点骗取实名认证的。关注时事、经常发表政治评论和转载敏感文章或消息的用户，如果不想绑定银行卡被实名，又能使用红包功能沟通友情，那就需要注册至少两个微信账号，一个绑定另一个不绑定，因为一台设备上只能使用一个微信号。虽然身边有两台或以上移动设备的网名不少，但肯定不是全部，这就降低了一部分实现可能性。而“一人多账号”措施本身就加大了微信客户端下载量，在腾讯角度上看，怎么都是赚了。

此外，将政治立场和政治观点写入红包祝福语中，也是今年比较热的玩儿法，基于微信连图片都要审查的力度，这种表达方式不会持续安全，仅是目前为止在红包方面的监控还没有完全到位，基于管制的全面彻底性，可以预测，应该很快会覆盖到此。

红包功能引发的其他安全隐患

自从去年微信推出红包功能后，随即网上便出现了一些诸如抢红包神器、刷红包插件等具有“外挂”性质的第三方工具，不仅破坏用户体验，还有很大的安全隐患。据腾讯反病毒实验室透露，这些抢红包“外挂”通常被植入木马病毒程序，很容易造成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

据相关报道，这些“外挂”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个是安卓模拟器，可以在电脑上模拟运行微信：

其中，一个是按键工具，可以模拟鼠标重复操作动作，实现在电脑上自动刷红包。

 

如果有流氓软件、盗号木马、后门程序植入到外挂中，便可以窃取用户个人隐私、网银密码等等。

陆媒 中国网科技报道，2015(第十四届)中国互联网大会将于今年7月21日-23日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中国互联网协会副秘书长杨一心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布了这届大会的主题，称设置了六大板块：未来畅想、产业融合、众创空间、E路护航、我@生活和技术殿堂。其中“E路护航”版块的内容显示为：“邀请各界人士共同探讨网民权益保护、互联网安全、网络版权、网络法治建设等问题，为建设网络法治空间出谋划策”。当局概念中的“网络安全”就是审查监控便利和统治的安全，既能保证“稳定”和利益又能全面推行实名制，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不知届时微信红包功能的策划是否要被当做“优秀成功作品案例”推出？一笑。或许也只有这样能令更多使用者醒悟。

https://pao-pao.net/article/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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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农夫与中间派毒蛇：新农夫与蛇（更新）

写在前面：这是一份给主动送上门的死妈货拉的清单，凡是主动惹我毫无下限的死妈货，都会被我挂在这里，一个都不放过，哈哈哈哈！

补充第三条毒蛇：https://twitter.com/hino__tamako/status/1063058792689139712

此人原名珠玖，加拿大留学生，自称中左，不过实际上，呵呵呵呵，看到了吧，和傻逼纳粹一起骂人的货色，有什么资格自称左派？亏得我之前还答应过此人不再追究傻逼杜小玲冒犯我的事，行行行，对垃圾纳粹有什么可承诺的！傻逼毒蛇就一起在我的blog上被拉清单吧！

最近我碰到了些非常令人生气的事，不过鉴于我之前做过承诺，我先不说具体的蛇的身份，我就先说说我这个农夫碰到的事情，当然，我也对他们说了，如果再有类似的事发生，我就直接把他们拿过来当反面教材。当然，我可以随时更新博客文章，把他们的身份公开。（他们都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至于个人信息，一个我就从来没告诉过，还有一个我告诉他的信息是根本无法用于定位的，呵呵。自从和evil吵翻之后，我就多了个心眼，不再随意相信别人。）

毒蛇总共有两条，这两条的共同点是都自认左派，但实际上是中间派（Centrist），不过相比之下一条比另一条更右。不过今天我不是来讨论中间派这一意识形态如何的，实际上令我生气的也不是这点。我生气的是，这两条毒蛇之前都来主动找我，向我请求帮助，而我的确也提供帮助了，但我得到了什么？感谢？笑脸？你想多了，我得到的是无耻的攻击！

先说相对比较左的那条毒蛇吧。这条在一开始以新人的面目出现，自称左派，对社会主义和社会党抱有好感，然后我帮其解答了很多疑问（对新人我的态度一向很好，除了太傻逼的），也和他一起嘲笑过极右纳粹。但后来此人不再和我交流，我也没在意，和谁交流本来就是别人的自由。

但这个混蛋最近有两件事令我非常生气：第一件事和另一条毒蛇有关，另一条毒蛇惹到了一些专门负责人肉别人的垃圾，然后他来找我商量对策，此时还没什么问题。但是，后来那些人肉垃圾人肉了另一个其憎恨的人，而他此时跑去支持这些人肉垃圾，并且和极右纳粹们一起落井下石，看着那些纳粹们借机抹黑左派（实际上那个被憎恨的人并非左派）而无动于衷。我提醒他这点，但是没有用。呵呵，此等做法无异于看到共匪的坦克碾死了一个憎恨的人而为坦克叫好，却不顾坦克本身就是暴虐的极权。落井下石切割批斗，这种混蛋还真的没资格指责文革。

然后，落井下石之后，这个混蛋又来无耻的抹黑我，私信骂我是脑残，还无中生有的指责我支持“物物交易”。别逗了，我怎么可能去支持这个？捏造谎言也请动动脑子好吗？意识形态不同没什么关系，但私信骂我？无中生有抹黑？落井下石？此等下作手段真是令我不齿！

像evil那种意识形态不同，选择公开对垒，不捏造谎言，不攻击辱骂的，在右派中真是稀有动物啊，呵呵。当然，如果他不是这样有原则的人，我也不会和他成为几年的朋友。但很显然这条意识形态比evil左（仅限经济）的毒蛇是没有原则的。

刚才看到毒蛇一号又在骂我，很好，那么我就公开其身份：  ，https://twitter.com/KurodaMasaki324/with_replies ，这是其推特主页，欢迎有兴趣者前去欣赏，呵呵。哦，这傻逼纳粹自称天主教徒，反对堕胎这一基本人权，他可真应该滚去萨尔瓦多这个完全禁止堕胎的天主教国家啊。PS：萨尔瓦多是美国难民来源地之一的“北方三角”国家之一，人权状况极为糟糕（大赦国际有专栏报告，人权状况惨不忍睹），贫富悬殊，女性和性少数被肆意歧视压迫虐待甚至被黑帮屠杀。上世纪后期该国曾经发生内战，亲苏偏左的农民反抗军起来反抗右翼独裁政府，结果美国政府支持右翼独裁政权大肆屠杀平民，最终这一独裁政府也没被推翻，呵呵。

然后该说说另一条毒蛇了。另一条毒蛇也是一开始自称左派，主动找到我，然后我也真心当此人是战友。结果后来我无意中提到了一些左派观点，说了些工人运动相关的话，此人就直接把我拉黑，还无耻的嘲笑我。有个第三方看不下去，为我说了几句公道话，就被此人撒泼打滚的威胁，第三方一怒之下找到我，告诉我此人的嘴脸，然后我把此人反拉黑了，就当自己当初眼瞎；

但几个月之后，此人主动通过朋友找到我，请求原谅；我取消拉黑之后试探了一些问题，结果发现此人概念混乱左右不分，更无法理解我的意识形态；不过此人的朋友也同时告诉我此人有严重的心理疾病，所以我也不打算计较了。

而此人有严重的心理疾病这点不假，后来我也通过公开推文看出了这点，所以决定把意识形态放在一边，一起安慰此人，稳定此人的情绪。

看到这里，你是不是觉得此人应该至少表示个感谢什么的？你想多了，此人不仅没有任何反应（其实没有任何反应也不是不可以理解），反而还主动再次攻击我，想要纠集一群人开我的批斗会！

幸亏我主动发现，出言警告此人要把她也放到我的博客上，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此人才删除攻击我的文字。调侃？呵呵，我不接受任何调侃，更别说是一个奥派的了。

此傻逼纳粹叫杜小玲，推特账号：https://twitter.com/kosuzu_to/ ，欢迎参观，呵呵。以及，更新一下杜傻逼的无耻嘴脸：https://twitter.com/kosuzu_to/status/1063037842132209664

这三条毒蛇不过是中国特色右们的缩影而已。把资本主义当作宇宙真理，反对民主自由人权，但又不敢公开捍卫自己的宇宙真理，于是只能使用一些下作手段，例如在背后断章取义抹黑，公开人肉等等。不过这也不是什么新手段了，他们的前辈们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时代就已经对当时的社会主义者，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无数次使用这类下作手段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会被这些下作手段吓退，我也不会。同时我也不会相信以及进入他们的任何圈子，无论他们套话的时候说得有多好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