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正视杀渣男幻想:渣男图鉴为啥那么火?

(写在前面:定点杀渣男我非常支持,这是反抗私有制父权独裁制度的一种有效手段,既然父权独裁政权袒护渣男,那么darker们就只能自己动手了,呵呵。)

作者:大兔 / 大兔的滚筒洗脑机

《天朝渣男图鉴》成为了最近最火但是又被删得最快的影视作品,b站上的视频被删前据说已有60万点击量。我身边不少朋友表示她们在一个晚上不停循环播放直到深夜两点晕睡过去。

这个视频相信大家都看过,我就不再重复介绍它的内容了。它刻画的是当下异性恋女人受到“渣男”伤害后报仇杀人的想象,而这种想象得到了全网(女)观众的呼应。这引起了我们这群最硬核的女权行动者的注意,于是我们进行了一场讨论,这篇文章就是我们集体智慧的体现。

我们讨论的重点正是,为什么《天朝渣男图鉴》可以这么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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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真实,一定删”

我在看这个视频的时候,第一时间注意到的,是b站上大量彩色弹幕不停刷,“快缓存!一定被删!”这个细节背后有非常深刻的含义——你很少会看见男人杀女人的影视作品被观众如此着急地招呼“快缓存”。

大家的脑子是如此清晰而冷静地意识到,女人杀男人的作品,一定会被删。一方面我们为这个视频中表达出来的“女人恐怖主义”感到激动和充满复仇的快感;另一方面,则是我们心知肚明我们生活在男权恐怖主义的现实中,而现实就是,女人不被允许拥有暴力的反抗手段,而且最近这种不允许已经发展到“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说”,不要妄想解决问题,因为他们希望的是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热烈地赞许这个视频的女人们都有着一种作为女人才能深刻感知的集体创伤——并非自己一定遭遇过性别暴力,但是目睹、听闻、亲历其她女人遭遇性别暴力的我们,铁定触发了我们的替代性创伤。男权势力对女人的伤害是如此深刻,正如“胡同”、“萨克斯”、“龟儿子”、“十四楼”、“哔哔(立刻站出来声称自己名誉权受损的一家背着各种女人血债的打车公司)”、“妹儿睡着”一样,看似是现实魔幻的虚构脚本,却全部都是有根可循的真实故事。并且用了华丽的、轻描淡写的表演,把最娱乐但最深刻的现实送到你面前。

如果我们去看海量的妇女口述作品,柴静2005年的《女子监区调查》、陈敏的《呐喊-中国女性反家庭暴力报告》、宋美娅,薛宁兰的《受暴妇女口述实录》等等,我们会发现受暴杀渣男故事是多么普遍和真实,但是很多人,特别是男人们,则死活无法理解为什么女人要用暴力反抗。而《渣男图鉴》则一语道破了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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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如果在场,在当时当刻,正义的惩罚不该苛责

“当时当刻”是女权主义者非常重视的一个关键点。它指出每一个女人所处的每一个情境都是复杂的,情境决定一切,情境以外的人不能依靠自己想当然的常理来否定当事人的感受。被强奸时为何全身不能动弹?被家暴的女人为什么不离婚而要杀夫?被教授性骚扰为什么隔了20年才敢说出来?

女人是被性别暴力逼得退无可退,才会“选择”杀渣男这条道路。看似“有选择”实为“无选择”,很多时候受暴妇女并不是真的想杀了那个男人,而是只有从物理上消灭这个男人,她才能得到真正的安全和自由——即使代价是在监狱被终身监禁,也值。

而这个时候,我们的主流世界对“受暴妇女”的态度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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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别的“选择”。报警?告法院?别忘了被家暴致死的董珊珊八次报警无果,最后法院仅以“虐待罪”宣判家暴男王光宇监禁7年。6年后王出狱,据闻已经再婚并且继续家暴他的妻子。就在半个月前,一位朋友向我求助自己被前男友纠缠和各种死亡威胁,但是打电话报警警察认为没有实质伤害无法提供帮助。在整个世界都似乎与受害者为敌的时候,为了让自己成为幸存者而不是死者,她们唯一的出路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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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唆暴力和性别对立”

不少人,我猜他们是男人,在评论区和弹幕上留言“这是教唆暴力,教唆犯罪,不删你删谁?”很多观众一定也有类似的矛盾心理:甘地教我们要非暴力,所以我们不能使用暴力,不管什么理由。

上文已经说到有时候使用暴力是被迫无奈的选择,是唯一让自己安全的手段。而在看这个视频的时候,我看到“休想加我半点羞愧”的时候,我居然激动得鼻头一酸,差点落泪。我觉察了一下自己,这种激动是有快感的,这是共鸣,是愤怒,是不安全感,是难受,是恨意,是巨大的替代性创伤

他们给出一次又一次的承诺,描绘一张有一张伟大的壮观的蓝图,告知我们未来一定是安全的,能保护妳的,性别平等的,免于遭受暴力的。但是一次又一次地,女人死在了男性暴力者脚下,女人死在了男权公权力的眼前。一次又一次地,我们最终不再相信他们能够施舍保护,我们被迫选择相信极端的暴力才能保我一条命,保我人格尊严完整。

这一段话一定会成为郑楚然我这个恐怖女权分子教唆大家性别对立、排斥冤枉男人的罪证。“男人也有女权主义者,男人也可能成为性别歧视的受害者,应该接纳男性女权主义者,女权运动应该要有男性的参与”……这种乱七八糟的废话每一天都有人带着善意告知各种女权主义者:要宽容,要接纳,要微笑,要支持男人加入。

但是这视频非常聪明地给我们看到了施暴男人的普通:他们有多普通,手段有多常见,性别暴力就有多普遍。在这种普遍性下,要求女权主义者放下尖锐的分析和无视赤裸的现实,去“笑纳”声称支持女权运动的男人,承认他们,拥抱他们,甚至让他们领导,听他们每次长达40分钟的“你应该重视我”的发言,这不是个笑话是什么鬼?

这是男权社会要求女权主义者上缴的良民税。只有你们女权主义者乖乖听话,不要夺取我们男人的既得利益,不要多嘴,不要揭露,不要夺权,不要埋怨,你们才是“真正的女权主义者”,我们才容你们一点喘息的空间。不遵守这套规则,不按时缴纳良民税表忠心,就是反动的、极端的、嫁不出去的、仇恨男人、鼓吹对立的恶女。

视频用9个大字戳破了这种道德桎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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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想强加我半分惭愧*

定点清除的震慑作用

上文我说到男权恐怖主义,这是一种男权社会惯用的治理手段。恐怖主义就是不会只针对特定对象,而是针对所有人的暴力的警告。一个女人晚上出门被杀,一万个女人就不敢晚上出门,这种恐吓是有效的,持续多年的控制手段。而视频体现的女人恐怖主义,则是一场华丽的、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反杀。

我经常可以在微博上看到愤怒的女人说,应该组一个女子复仇队,谁强奸就杀谁,杀一个吓退十个,杀一打吓退十打。看谁还敢继续强奸妇女?

这就是非常明确的、愤怒却理性计算投入产出比的反杀。个体复仇和定点清除施暴男是一种直接行动,直接让暴力男感到震慑——真正让他们停止暴力的,不是爱,不是良知,而是有效的反抗,是恐惧,是权力的制衡。而现在,男人开始害怕了。

米兔运动就是一场定点清除施暴男的直接行动。幸存者们没有等待体制的慢慢变化,没有苦守法律的完美和司法人员的意识提升,她们直接说出自己的受暴事实,直接对施害者进行公开而尖锐的揭露。杀渣男的想象亦然。

当我们常说要建立机制、改变体制,这些当然是正确的,但也是空乏的,长期的。在长期的改变世界的时间里,女权主义者怎样看待女人用极端手段寻求平安的方式?

这必然是一个需要下重本去思考的难题。我自己也曾经认为不改变体制,只个体反抗,有什么用呢?

直到和同样硬核的女权伙伴们讨论后,我才明白自己对直接行动这个核心概念的理解还没有很透彻:如果我认为重视体制改变才是必要和重点的,那么就等于我就不自觉地把个体复仇和定点清除的行为扣上了不够合理的帽子。但是,每一个女人都没有义务放弃自己的权利和需求来让这个世界更美好。杀渣男并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在未来乐呵呵地生活而做的行为。杀渣男是迫不得已,是自保,是寻求解脱。

所以不要责怪视频作者“宣传暴力”,不要认为个体复仇是没有作用的。她们有用——因为我们能感受到施暴男们的恐惧:米兔运动中叫得最大声“程序正义”的,很可能就是瑟瑟发抖害怕自己被曝光的施暴者;评论区里跳得最青筋暴现的,很可能就是最害怕自己被定点清除的渣男,或者他的同谋。

反抗者被压制,不是仅因为她激怒了当权者。正如视频作者徒有琴被炸号,不是仅仅因为她道出了事实。被压制是因为反抗者孤立无援,力量单薄。朱军被弦子举报性侵案,一开始麦烧微博被冻结,但是当数以万计的网友开始关注不停传播时,朱军也就开始被“冻结”了,案件起码进入了常规法律途径和新闻报道范畴,而不是继续被遮遮掩掩企图蒙混过关。

所以我们反抗时,无法通过申请良民证和表现得温驯可人来得到男权统治的赦免,这种无效的尝试,我相信大家已经看得够多了。

在“妇女的冤仇深”再一次被《天朝渣男图鉴》尖刻地展示的当下,正在运作这个国家的当权者,必须开始重视女人们蕴藏这巨大能量的杀渣男想象力了。如果这样都不能引起当权者的重视和改变,那么他们可真够蠢的啊。

因为她背后隐含的愤怒和不满已经沸腾着要爆开高压锅,她们身上所承载的集体创伤、那些血淋淋的对女人被杀的愤怒,已经开始在脑海里一遍一遍地谱写杀害渣男的乐章。那些计划,那些快感,那些恐怖,那些仇恨,一遍一遍地高歌复仇,高歌痛恨。

一遍一遍,“我无可奈何,他非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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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atudatudatu.github.io/pages/shazhanan

澳洲倆同性企鵝在一起啦!還有了孩子?這是什麼「鵝」糧!

(写在前面:性少数是非常自然的,在动物世界中广泛存在,傻逼宗教才是不自然的。)

最近,雪梨海洋生物水族館宣布,10月19號,館內誕生了一隻小企鵝,剛出生的時候體重還沒有一個蘋果重,也太小太可愛了吧!

小企鵝在剛出生的5到6周,還比較脆弱,得呆在家長身邊,每天被投餵10次。等度過這段「肥宅」時期,它就要開始學習游泳課,逐漸掌握養活自己的技能了!

雖然雪梨水族館的這隻小傢伙現在除了做一個乖巧懂事但能吃的娃,還沒有什麼作為,但它很快就贏在了起跑線上:被水族館委以未來代言人的重任。

因為,這隻小巴布亞企鵝的出生很具有意義,它是水族館自2016年以來,第一隻誕生的亞南極企鵝,讓它擔任大使,是為了使公眾重視以它為代表的珍稀動物,正視全球變暖、塑料污染等問題為動物生存帶來的危害。

圖:巴布亞企鵝

並且,小傢伙還有另一個重要的身份:它是澳大利亞第一對同性企鵝,Sphen和 Magic的崽。小傢伙現在還沒有被正式取名,於是就被大家稱為Sphengic(Sphen與Magic合在一起)。

很多朋友應該會很納悶,兩個男孩子怎麼養出了娃?當然是因為愛啊,它們的愛,和人們對它們的愛!

要說Sphen和 Magic,簡直就是水族館裡的模範情侶,不知從何時起,工作人員注意到,他倆變得如膠似漆,不是我追著你。

就是你親親我。

再要不然就是鞠個躬,在企鵝世界裡,這表示「我喜歡你呀」,回一個鞠躬就是,「我也喜歡你呀」。

而就像人類會送鑽石定情,企鵝也有著他們的儀式感,雄企鵝一般會叼石頭送給配偶,表達自己的求愛之意。

於是,工作人員特意找了一塊心形的石頭,憨憨的Sphen火速趕來,在吃瓜企鵝熾熱的視線中,轉頭一個走位就叼到了Magic的身邊。

Sphen不知道什麼心形不心形,但是他知道石頭,就只能送到Magic那。

就這樣一天天的,整個水族館都瀰漫著他們戀愛的「酸臭味」,他們也成為了官配,不光工作人員被虐,全世界人民也被虐。

對不起我頭掉了,你們幫我撿撿……

當扛起CP大旗的工作人員,看到Sphen和Magic築了一個巢,並且渴望擁有孩子之後,他們先拿來了一個假蛋,想看看Sphen和Magic能不能有良好的孵化行為。

在這個過程中,Sphen和Magic每天都小心呵護,盡職盡責,證明了它們可以成為一對優秀的父親。於是,工作人員送來一顆真的企鵝蛋,讓他們孵化。

這裡需要說明的是,水族館聲明稱,巴布亞企鵝通常沒有足夠的資源和精力去孵化多個企鵝蛋,常出現小企鵝死亡的現象,所以這是保證小企鵝孵化存活的好辦法。

並且,在企鵝世界裡,孵蛋的事本就是雄性企鵝來做,所以對於Sphen和Magic來說,養娃娃不是啥壞事或難事。

就這樣,經過他倆的良好配合,小傢伙的出生也就很順利了,希望一家三口可以繼續撒「企鵝」糧啊!

其實,像Sphen和Magic這樣的同性企鵝還有很多。

在紐約中央公園動物園,一對名叫Roy和Silo的雄性企鵝也曾引起廣泛的關注。

他們相識於1998年,不知不覺兩「鵝」就擦出了愛情的火花,會纏繞脖子,或者發出呼叫,這都屬於企鵝的交配儀式。

圖:《三口之家》

更讓人們心都融化的是,他們相識的第二年,還曾把一個石頭當成蛋,窩在上面試圖將其孵化。

於是,工作人員同樣從一對無法兼顧兩胎的企鵝夫妻那裡拿來了一個蛋,Roy和Silo成功將其孵化,並把小企鵝撫養長大,他們在一起生活了六年。

後來還有作家將他們寫成了兒童讀物《三口之家》,作家說:「我們創作這本書,是為了幫助父母向兒童講述同性家庭。」

儘管他們的愛情備受矚目,但造化弄「鵝」,後來這對還是分手了。

因為被其他企鵝趕出巢穴,他們失去了愛的小天地作為維繫,2005年Silo找到了一個雌性伴侶,Roy則加入了雄性企鵝單身俱樂部(開個玩笑,就是維持單身啦)。

不要因為這對就不相信愛情了,另一對同性企鵝,生活紐約水族館的Wendell 和 Cass,早在Roy和Silo出櫃前就已經在一起了,並且從未分開,直到2004年Cass去世,是真的「直到死亡把我們分開」。

在自然界中,也不只是企鵝間存在同性相吸的狀況,比如,雄性美洲野牛還會互相「愛撫」,雄性綠頭鴨會親親。

亞馬遜河豚有時會進行非交配性行動,不分性別以口鼻和鰭摩擦,有時雄性更以性器官進入另一個同性的噴氣孔,稱為「鼻交」。

我們《探索發現》欄目,也曾帶著我們發現過一對同性麋鹿的親密行為。

顯然,動物間的同性性行為是比較普遍的,加拿大生物學家布魯斯·貝哲米在1999年發表了一份文獻,涉及了近1,500個動物物種的同性性行為,但直到今天,人類還不能完全理解這些行為代表著什麼。

因為大部分物種本身就未被研究透徹,也因為就像貝哲米所說的,動物世界中同性、同性異性兼有及非交配性行為的普及性與多樣性,都遠超大部分科學學派和社會人士所願意接受的程度。對於這一現象的研究,往往也會遭到更為嚴格的審查。

但不管怎樣人類世界有怎樣的條條框框,它們相依偎的樣子,就已經很美好了呀!

https://kknews.cc/news/p9qxklp.html

女性和性少数群体遭受压迫的根源

为什么女性和性少数群体会遭受压迫?有人说,这是因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教义鼓吹压迫女性和性少数,的确如此,但并不信奉一神教的地区(例如中国)也出现了对女性和性少数的压迫,只是程度没有信奉一神教的地区严重;有人说,这是因为父权,那么为什么会出现父权?

在人类还处在狩猎采集制度时期,女性和性少数没有遭受到任何压迫,相反那时的人类社会组织形式是母系的,例如易洛魁联盟,甚至还在此基础上实现了参与式民主制度。

但当人类发明农业,开始定居时,人类也同时发明了一种东西:私有制。众所周知农活是力气活,而男性相对女性,力气上的确有优势,又不会因为生育而不得不暂停生产活动,所以男性在农活上也是有优势的,生产出的财富也会更多。但是,如果是在公有制下,那么优势只是优势而已,顶多个人获得的稍微多点(因为个人能力有限,不可能生产太多),不会也不可能转变为压迫。可是人类发明了私有制,那么问题来了,私有制下男性为了满足自己那不可能被满足的贪欲(本身私有制就是刺激贪欲的制度),发明专偶制婚姻制度(也就是所谓的一夫一妻)奴役了女性,并且把生育成本和抚养成本,以及无法直接兑换为可见财富的家务劳动都强加到女性身上。

这里说明一下为什么奴役女性要靠专偶制婚姻制度:私有制下有个大问题就是遗产如何继承,无论是土地和牲畜这类生产资料还是房屋和金钱这类生活资料,都需要找人继承,那么交给谁比较放心呢?当然是交给自己最熟悉也最容易控制的人最放心,也就是自己的后代。但女性无论如何都可以确定后代是自己的,男性就做不到了。所以,为了确保后代是自己的,男人发明出了专偶制婚姻制度,并且想方设法通过宗教和伦理道德污名化婚外(包括婚前)性行为以及非婚生子(私生子)。

有人会问:那么一夫多妻制不是也可以达到目的吗?没错,但一夫多妻制会导致另一个问题:私有制下贫富悬殊是常态,那么一夫多妻制就会导致少数富人霸占大量女性,而广大穷男人没老婆,那么社会必然会不稳定,所以最终男人之间通过一夫一妻制,也就是专偶制,达成了平衡。

而农业社会家庭是生产单元,后代是经济资产,儿童很小的时候就可以干农活带来收益,所以独裁的男人们为了贪欲,又通过宗教和伦理道德奴役了后代,把后代看成自己的私产而不是独立个体,并且尽可能多的强迫女性生育后代;资本主义下生产单元从家庭转移到公司,后代短时间内无法带来收益,相反现代资本主义要求后代经过长期的训练才能满足工作要求,所以人类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之后生育率大幅降低,但是私有制家庭想要控制奴役后代的本性还是没变。

家庭的私有制导致了专偶制婚姻和对女性的奴役,而当家庭的私有制扩大到国家层面时(也就是独裁专制),一个新的问题就出现了:对独裁者来说,能剥削压迫的韭菜自然是越多越好,但为了自己的口袋能最满,对应的成本肯定不能自己承担。所以,就只有强迫女人承担了,而如何强迫呢?还是通过宗教和伦理道德,以及暴力。

而男人霸占财产,自然害怕被女性反击,那么如何对付反击呢?暴力?不是长久之计,而且也不稳妥。把男人说成天生的财产占有者,把女人说成天生的服从男人的奴隶?好主意。而为了做到这点,独裁的男人们就创造出了各种性别刻板印象,例如“男人应该阳刚”“女人应该柔顺”之类的,目的就是要女人服从男人,以及尽可能的区隔男人和女人。讽刺的是,在这一过程中,失去自由的不仅仅是女人,男人自己也失去了自由,被迫服从于刻板印象。

而私有制下不同男人霸占的财产数量也不同,结果就是形成了相互压迫的金字塔,富男人压迫穷男人,大男人压迫小男人,而女人则沦为被争抢的生育机器。这就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父权独裁制度。

可是,同性恋是没有后代的,而同性恋者组成的家庭形式也根本不符合专偶制家庭形式,结果就是不被私有制父权独裁制度所容忍,特别是不被那些想要尽可能多的韭菜的独裁者们所容忍。而一神教的教条,正是为这些独裁者们所准备的。这就是为什么同性恋者一直以来都遭受着不同程度的压迫,而在一神教泛滥的地区遭受的压迫最严重。

而跨性别者则直接挑战了性别刻板印象:“什么,男人可以变成女人?”“女人可以变成男人?”这等于在奴隶时代说奴隶和奴隶主的位置可以互换,在封建时代说贵族和平民的位置可以互换,那么结果就很明显了:跨性别者遭到了私有制父权独裁制度的残暴压迫。

那么非传统二元性别呢?由于无法在私有制父权独裁制度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因此非传统二元性别(例如双性人和泛性别者)也被私有制父权独裁制度所排斥和压迫。

我们可以看到,女性被压迫和LGBTQIA被压迫是同一个根源造成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父权独裁制度,所以要消灭压迫,就必须要推翻私有制。当然,这是最终目标,在最终目标达成之前,缓和压迫的手段有很多,例如实现福利国家,政府承担抚养成本解放女性,以及为跨性别者提供必要的医疗护理(激素和手术);例如进行反歧视立法,禁止任何名义任何形式的古拉格,以及实行禁止鼓吹歧视和仇恨的Hate Speech Law;例如政府为性少数提供工作,并禁止企业随意解雇员工,规定同工必须同酬……..但有一点始终要记住,这些手段只能缓和压迫,无法消除压迫,而且私有制会随时展开反击毁灭这些手段带来的成果。所以,私有制必须死!

参考资料:The Socialist Feminist Project

What is Socialist Feminism?

A revolutionary strategy for gay liberation

Trump’s transphobic attack is deeper than definitions(川普的跨性别恐惧症攻击比其定义的更严重)

SHOCK AND sickness produced a heaviness in my body that kept me pinned me under the covers all Sunday.

震惊和疾病使我的身体变得沉重,整个星期天我都被钉在被子下面。

Moments after waking up that morning, I saw the notification on my partner’s phone. There among the night’s e-mails and missed messages, one word stood out with urgency: “transgender.”

那天早上醒来后,我看到了我的伴侣手机上的通知。 在夜间的电子邮件和错过的信息中,有一个词紧急的站出来了:“跨性别者”。

By now, many people have read and responded, in words and actions, to the New York Times article revealing a Trump administration memo that directs federal agencies to “define sex as male or female, unchangeable, and determined by the genitals that a person is born with,” the Times reported.

到目前为止,许多人已经在文字和行动中阅读并回应了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其中披露了一份特朗普政府的备忘录,该备忘录指示联邦机构“将性别定义为男性或女性,不可改变的,并且是由天生的生殖器决定“,泰晤士报报道。

But as I scanned the article in an anxious rush, all I could feel was a void left in place of the expectation of a comfortable Sunday spent with my partner. All I could feel was myself coming apart as my limbs drifted further and further from me.

但是当我急切地扫描这篇文章时,我所感受到的只是一片空白,而不是期待与我的伴侣度过一个舒适的星期天。 我只能感觉到我开始分裂了,我的四肢越来越远离我。

The administration memo was a reminder of that precarious knowledge: that to be out in the world is, for me, not a right.

行政备忘录提醒人们一个危险的知识:对我来说,存在这个于世界上不是一项权利。


ACCORDING TO the Times,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is spearheading an effort to establish a legal definition of sex” under federal civil rights law that rolls back decisions made by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to recognize that gender is not defined by the sex assigned at birth.

根据泰晤士报的报道,“健康与人类服务部正在率先努力建立性别的法律定义”,在联邦民权法案下,该法律废除了奥巴马政府的决定,即承认性别认同不是由出生时的生理性别所决定的。

The Times headline for the article — “‘Transgender’ could be defined out of existence under Trump administration” — was itself problematic, in that trans people are not at risk of being “defined out of existence.” Our existence is a fact and will never be up for question — just as systematic oppression, marginalization, violence, exclusion and the constant questioning of our legitimacy are also facts of trans existence.

“泰晤士报”的标题 —“’跨性别’可能在特朗普政府统治下被定义为不存在” —本身也存在问题,因为跨性别者并没有被“定义为不存在”的风险。我们的存在是事实和意志,这永远不会是问题—正如系统性的压迫,边缘化,暴力,排斥和不断质疑我们的合法性,这些也是跨性别者存在所导致的事实。

But in a way, that language about being “defined out of existence” — which could also be found at the Guardian, Washington Post and Reuters — reveals the precise intentions of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但在某种程度上,关于被“定义为不存在”的语言 —也可以在卫报,华盛顿邮报和路透社中找到 —揭示了特朗普政府的确切意图。

The project of erasing trans life from public consciousness depends, above all, on the notion that our existence is a matter of debate that can be resolved by appealing to some unquestionable formula, rooted in a warped sense of “biology” — by identifying the genitals one is born with, through some imagined genetic test that could clarify the matter, if necessary.

从公众意识中抹去跨性别者生命的项目首先取决于这样一种观念,即我们的存在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可以通过吸引一些基于扭曲的“生物学”感觉的无可置疑的公式来解决—通过识别一个人出生时的生殖器。 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通过一些想象的基因测试来解释这个问题。

Besides the fact that “sex characteristics” are expressed very differently in different bodies, even when those bodies have been grouped under the categories of “male” and “female” — and besides the fact of the existence of intersex persons — the very idea that social rights can be determined by a false binary created through an assessment of genitalia at birth is absurd enough to make clear how politically motivated any discussion of the invalidity of trans life really is.

除了“性别特征”在不同的身体中表达方式是非常不同的事实之外,即使将这些身体被归入“男性”和“女性”的类别—除了间性人存在的事实之外—这个观点是社会人权可以通过对出生时生殖器的评估所产生的虚假二元来确定,这是非常荒谬的,足以说明对于将跨性别者生命无效化的任何讨论是如何被政治驱动的。

Though the full legal implications of the administration memo are unclear, it will doubtless give further license to transphobes, especially those with power over trans lives.

虽然行政备忘录的全部法律意义尚不清楚,但无疑会给予跨性别恐惧症进一步许可,特别是对于那些对跨性别者的生命有权力的人。

According to the Times, Title IX civil rights law is to be enforced in a way that will allow federal institutions to permit discrimination against trans people in hiring, cases of sexual harassment, access to housing and education and protection from hate crimes. As trans activist Evan Greer wrote, the memo “allows for government-enforced poverty and homelessness.”

据泰晤士报报道,第九条民权法的执行方式将允许联邦机构允许在招聘,性骚扰案件,获得住房和教育以及保护免受仇恨犯罪方面歧视跨性别者。正如跨性别活动家Evan Greer所写的那样,这份备忘录“允许政府强加贫困和无家可归”。

There is precedent in the courts that understands “sex discrimination” to include discrimination against trans people, so there may be limits to the overall scope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memo.

法院有先例将“性别歧视”理解为包括对跨性别者的歧视,因此备忘录的总体范围和有效性可能会受到限制。

But for right now, trans activist and legal advocate Dean Spade rightly warns that administration officials will feel greater confidence to act in completely discriminatory ways — just as they have with regard to immigrants and detention centers. Spade writes:

但就目前而言,跨性别活动家和法律倡导者Dean Spade正确地警告说,政府官员将会以完全歧视的方式展现出更大的信心—就像他们对待移民和拘留中心一样。 Spade写道:

In areas where there has not been a clear definition or policy regarding how gender is established or changed, these plans could create a norm that keeps trans people out of basic services and makes us more vulnerable to discrimination and violence. In areas where advocacy has led to improved policies, it could roll those back. Trans people could see renewed and enhanced barriers in health care, education, employment, ID and other key areas.

在关于性别认同如何被建立或改变的定义或政策尚未明确的领域,这些计划可以创造一种规范使跨性别者远离基本服务,使我们更容易遭受歧视和暴力。在通过倡议导致政策改善的领域,它可以推动这些政策回滚。跨性别者可以看到医疗保健,教育,就业,身份证和其他关键领域的障碍重新出现并增强。

In other words,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actions are part of a social battle over trans equality, over our communities’ access to society as a whole. The intent of the attack is to push us into the shadows, out of our jobs and our neighborhoods, and out of whatever sense of security we might have achieved after decades of struggle in the LGBT and feminist movements.

换句话说,川普政府的行动是针对我们社区争取整体进入社会的跨性别平等的社会斗争的攻击的一部分。攻击的目的是让我们退入阴影中,失去我们的工作和社区,以及我们在LGBT和女权主义运动的几十年斗争中可能取得的任何安全感。


ISSUES PERTAINING to trans oppression go to the basic question of participation in broader society.

关于对跨性别者的压迫的议题涉及参与更广泛的社会的基本问题。

Prior to this,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had already rescinded protections for students in public schools seeking to use the bathroom that best corresponds to their gender. In North Carolina, a 2016 bill barred transgender people from using bathrooms that don’t match their birth certificate.

在此之前,川普政府已经取消了对公立学校学生的保护,这些学生试图使用最符合其性别认同的浴室。在北卡罗来纳州,2016年的一项法案禁止跨性别者使用不符合其出生证明的浴室。

What is at stake here is not merely a choice between rooms, but a fight over whether trans people should have the ability to go out in public space.

这里的利害关系不仅仅是房间之间的选择,而是对跨性别者是否应该有能力在公共场所出现的斗争。

The memo further extends the attempt to exclude into basic needs — in particular, housing and jobs.

该备忘录进一步扩大了将其排除在基本需求之外的努力—特别是住房和工作。

One in five trans people has experienced homelessness, and one in four trans people have lost a job due to discrimination. For many trans women and trans femmes of color, the threats police violence and sexual violence are constant.

五分之一的跨性别者经历过无家可归,四分之一的跨性别者由于歧视而失去工作。 对于许多跨性别女人和非白人跨性别女性而言,警察暴力和性暴力的威胁是经常存在的。

Statistics attest to the rates of sexual violence against incarcerated trans people, the number of trans women murdered just this year, lack of access to health care and disproportionate levels of poverty — all of which points to the same thing: trans people, and particularly trans people of color, suffer uniquely in the degree to which marginalization is experienced.

统计数据证明,针对被监禁的跨性别者的性暴力发生率,今年被谋杀的跨性别女人数量,无法获得医疗保健以及不成比例的贫困—所有这些都指向同一个方面:跨性别者,尤其是非白人跨性别者,在遭受边缘化的程度上是独特的。

On a cultural and ideological level, there have been significant gains in terms of inclusion and recognition of our community since what Time magazine referred to in 2014 as a “transgender tipping point” in awareness and recognition of trans people in broader society.

在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自从时代杂志在2014年号称的更广泛的社会中对跨性别者的关注和认可的“跨性别转折点”以来,在包容和承认我们的社区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

These gains have meant a profound change in mainstream willingness to accept transgender people. Clearly, this has not meant a change in safety and stability for all trans people, but the recent attacks by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ndicate the growing far right’s intense desire to reverse the situation.

这些进步意味着接受跨性别者的主流意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显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跨性别者的安全和稳定都会发生变化,但川普政府最近的攻击表明,极右纳粹们强烈反对这种情况。


IN RECENT years, the movement for trans inclusion has become a rallying point for a growing far right.

近年来,跨性别者接纳运动已经成为势力越来越大的极右纳粹们的聚焦点。

For those with reactionary politics, complicated social issues can be explained in terms of the “decay” of traditional institutions like the family — and particularly the stability of male identity, which is all the more urgent for the right in the wake of the #MeToo movement.

对于那些有反动政治的人来说,复杂的社会问题可以用传统制度的“腐烂”来解释,比如家庭—尤其是男性身份的稳定性,这对于#MeToo运动之后的右派来说更加紧迫。

Trans rights are a paradigmatic case of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gains, and are thus highlighted for attack. In this sense, a political strategy undergirds the attacks we face, rooted in the questioning of the legitimacy of trans identity, as well as its presentation as a threat.

跨性别者权利是意识形态和文化进步的典型案例,因此被高亮以攻击。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战略巩固了我们所面临的攻击,其根源在于对跨性别身份合法性的质疑,以及它作为威胁的表现。

As trans socialist Alyssa Pariah argued recently, to the extent that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s unable to live up to its promises, issues which can bind and cohere a base around questions like trans rights and abortion becom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正如跨性别社会主义者Alyssa Pariah最近所说的那样,川普政府无法兑现其承诺,因此能够绑定和联合一个以跨性别权利和堕胎等问题为基础的基本盘变得越来越重要。

One feature of conservative politics in the U.S. has always been a desire to impose control on people’s bodies, whether that be through security, policing or abrogating the right to bodily self-determination. The Trump memo can be seen as an instruction on how the state might determine and restrict people’s rights based on their bodies.

美国保守政治的一个特点一直都是试图对人民的身体施加控制,无论是通过安全,监管还是废除身体自决的权利。 特朗普的备忘录可以看作是关于国家如何根据人民自己的身体来决定和限制人民权利的指示。

All this rests on the premise that the state has the right to know about people’s bodies in the first place. And then, of course, there is the limitation of access to medical resources, which directly inhibits people’s right to modify their body however they like.

所有这一切都取决于国家有权首先了解人民的身体。 然后,当然,存在医疗资源获取的限制,这直接禁止了人们根据自己的喜好修改自己的身体的权利。

This is quite close to the way that the right turns the bodies of many cis women and other people who can get pregnant into a battlefield through the fight over abortion. The conclusion to draw is that bodily autonomy is integral to all fights against gender oppression.

这与通过对堕胎的斗争使得许多顺性别女性和其他可以怀孕的人的身体进入战场的方式非常接近。结论是,身体自治是所有反对性别压迫的斗争的关键部分。

Marxist feminists Tithi Bhattacharya and Sue Ferguson have written about how capital has an interest in producing and regulating bodies of a certain kind.

马克思女权主义者Tithi Bhattacharya和Sue Ferguson写过关于资本如何拥有在生产和管制身体上的特定利益。

They write that the trans impetus to manipulate our bodies with hormones or surgeries reflects a “prioritizing [of] life over capital” and a resistance against the way that capitalism finds cis bodies to be cheaper to produce and regulate through “psycho-social investment in the heterosexist, cis-gendered norms.”

她们写道,用激素或手术来操纵我们的身体的跨性别动力反映了“优先考虑生命而不是资本”,并且反对资本主义通过“对异性恋顺性别规范进行心理—社会投资”来发现对顺性别身体进行生产和管制更便宜的方式。(资本主义想要新的工人和消费者以增加利润,但又不肯自己承担成本,那么鼓吹异性恋顺性别霸权洗脑强迫生育就是必然选项。)

Looked at this way, the defense of trans rights has something quite important to say about what socialist liberation might mean. Although it is not the same as freedom itself, the right to modify one’s body in whatever way one chooses is an exercise in self-ownership that stands in direct tension to capitalism’s constant appropriation of bodies that labor.

从这个角度来看,捍卫跨性别者权利对于社会主义解放可能意味着什么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虽然它与自由本身并不相同,但是任何人选择自己想要的方式修改自己身体的权利都是一种对自我所有权的实践,这种行为与资本主义对劳动者的身体的经常性的霸占直接关联。


AS I absorbed the news about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memo last Sunday, I turned my head into my partner’s shoulder and squeezed, and she squeezed back, hard enough to keep my rib cage from coming apart, hard enough to protect my heart and lungs.

上周日当我吸收有关特朗普政府备忘录的消息时,我把头转向我的伴侣的肩膀并挤压,然后她向后挤压,足以让我的肋骨分开,几乎无法保护我的心脏和肺部。

Maybe this feeling — of dissipating, of dissolving — will be familiar to my trans siblings. It is easier to ignore one’s body this way.

也许这种消散—消解的感觉对于我的跨性别兄弟姐妹来说会很熟悉。用这种方式忽略一个人的身体更容易。

I ask myself sometimes why I seek out this oblivion. It’s not quite right to say that it is simply because “my existence isn’t recognized.” Perhaps it is that I am indeed recognized — just continually and violently mis-recognized. This leaves me with an incessant tension that takes and takes, leaving me exhausted.

我有时会问自己为什么要寻找这种失去知觉的感觉。 说这只是因为“我的存在不被承认”并不恰当。也许是因为我确实得到了认可—只是不断地和暴力地被误认。这让我不断处于紧张状态,使我精疲力尽。

This is the feeling that encroaches when I sense eyes upon me, when I raise my gaze to meet them or ignore the looks and scurry past, when my moments of confidence and beauty feel stolen by the words of a passerby. It is the sense of alienation born of the knowledge that what I am is not what I am for so many people.

当我感觉到有眼睛盯着我时,当我抬起目光面对他们或忽视外表然后匆匆过去时,当我的信心和美丽的时刻被路人的话语偷走时,这种感觉会侵蚀我。 ”我是什么“不是”对于许多人来说我是什么“的认识产生了隔离感。

On Sunday, I stayed in bed, ignored my phone and missed a brilliant protest with a number of trans organizers as speakers. Many of my trans friends, acquaintances and ex-lovers posted photos. I would have liked solace of knowing that the protest had happened, but knowing I wasn’t there only left me emptier.

星期天,我一直躺在床上,无视我的电话,错过了与一些跨性别组织者作为演讲者的精彩抗议。 我的许多跨性别朋友,熟人和前恋人都张贴了照片。 我本来希望知道抗议活动已经发生,但我知道我不在那里只会让我更加空虚。

But as I write, I am also excited and hopeful. A new socialist movement is being born, and my sincere hope is that we can respond to this attack, and all attacks against trans people, with the force of the largest working-class movement we can build.

但正如我写的那样,我也很兴奋和充满希望。 一个新的社会主义运动正在诞生,我真诚地希望我们能够以我们能够建立的最大的工人阶级运动的力量来应对这次攻击以及对跨性别者的所有攻击。

Still, trans lives are being turned into a battlefield at a time when the gains of our movement continue to rest on precarious foundations.

尽管如此,在我们运动的成果继续停留在不稳定的基础上的时候,跨性别者的生命正在变成一个战场。


LIBERALISM ISN’T equipped to respond effectively to the kind of reactionary politics we are seeing, and it is therefo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Left to take the defense of trans life seriously.

自由主义没能力有效地回应我们所看到的那种反动政治,因此左派有责任认真捍卫跨性别者的生命。

Many articles since the administration memo was revealed have offered wonderful advice on how to better treat the trans people around us, and how to support direct services for the most vulnerable. But it’s also important for the left to focus on more than just mitigating existing oppression. We have to fight for something better.

自管理备忘录披露以来,许多文章就如何更好地对待我们周围的跨性别者提供了很好的建议,以及如何为最弱势的群体提供直接服务。 但是,重要的是左派关注的不仅仅是减轻现有的压迫。我们必须争取更好的未来。

The multiculturalism put forward by the mainstream Democratic Party is a paltry response to the profoundly social forms of oppression experienced by the trans community. The kinds of solutions that could make the most substantial changes in people’s lives — affordable housing, free education, free and universal access to health care — are the kind of things for which only the left can assume responsibility.

主流民主党提出的多元文化主义只是对跨性别社区所经历的深刻社会压迫形式的微不足道的回应。能够使人们的生活发生最大变化的各种解决方案—可负担的住房,免费教育,免费和普遍的获得医疗保障—是只有左派才能承担责任的事情。(如果人们要为了基本人权而相互竞争,那么必然会相互憎恨,没有其他结果。)

But “universalist” demands alone aren’t enough, either to truly change the circumstances of trans people, or to build an emancipated, socialist society.

但仅靠“普遍主义”的要求是不够的,要么真正改变跨性别者的处境,要么建立一个解放的,社会主义的社会。

Medicare For All must guarantee the right to all medical treatments requested by trans people — including facial feminization surgery, for example, a procedure which is almost never covered. Public works projects must come along with a serious commitment to hire all, and not repeat the employment segregation that accompanied the New Deal of the 1930s. The same goes for housing and education.

针对所有人的医疗保障必须保证对跨性别者要求的所有医学治疗的权利—包括面部女性化手术,一个例子,一种几乎从未涉及的程序。公共工作项目必须承诺雇佣所有人,而不是重复伴随20世纪30年代新政时期的就业隔离。 住房和教育也是如此。

All these require a particular attentiveness and commitment to the interests of trans people that goes beyond providing a universal right.

所有这些都需要特别注意和承诺超越提供普遍权利的跨性别者的利益。

Trans people also have a stake in other fights — against police brutality, immigrant detention centers and border violence, for example — not only for these struggles to be effective, but also for the socialist movement to mean more than the distribution of social resources.

跨性别者也应该参与其他斗争—例如反对警察暴力,移民拘留中心和边境暴力—不仅要使这些斗争有效,而且要使社会主义运动的意义超越对社会资源的分配。

An analysis which understands these linkages is crucial, but so is a sense of solidarity that goes beyond tactical considerations.

理解这些联系的分析至关重要,但团结的感觉也超出了战术考虑。(只有同时对分身出手,才有可能击败本体。)

Working class agency is the crucial lever for exercising this kind of power — and here, a fight for the inclusion of trans people and their struggles in our unions is important. In my union, I’m working to get a resolution passed in support of trans people and against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action.

工人阶级的机构是实践这种力量的关键杠杆—在这里,争取将跨性别者和他们的斗争纳入我们的工会是很重要的。在我的工会中,我正在努力通过一项支持跨性别者和反对川普政府行动的决议。

And in terms of the socialist movement, an awareness of trans issues must shape the propaganda that we put forward, and we must make sure candidates that we stand or support be prepared to not only respond effectively when there is a threat, but also articulate a positive vision, whenever possible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demands of trans activists.

在社会主义运动方面,对跨性别者议题的认识必须塑造我们推动的宣传,我们必须确保我们推出的或支持的候选人不仅要做好准备,不仅只在有威胁时做出有效回应,还要明确表达一个积极的愿景,只要有可能就与跨性别者活动家的要求相结合。

The possibilities for our bodies and our lives are limited under capitalism. The socialist impulse is to fundamentally change this condition.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我们的身体和生命的可能性是被限制的。社会主义的渴望是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

Those of us who are trans are often people who so can’t bear the weight of this constraint on our very bodies that we live in a way which subjects us to further oppression. That impulse is, however, one that doesn’t solely belong to us.

我们这些跨性别者往往是那些无法承受这种对我们身体进行限制的人,我们生活的方式使我们受到进一步的压迫。 然而,这种渴望不仅仅属于我们。

A socialist emancipation will have to be an emancipation from the way capitalism organizes gender and alienates our bodily life. Toward that end, the defense of trans life must be a principle for the movement that we today seek to build.

社会主义解放必须是对资本主义组织的性别和隔离我们身体的生活方式的解放。 为此,捍卫跨性别者生命必须成为我们今天寻求建立的运动的原则。

Thanks to Rachel Himes for her help with this article.

http://socialistworker.org/2018/10/25/trumps-transphobic-attack-is-deeper-than-definitions

David McReynolds, 1929-2018

Jason Schulman(这位是DSA的成员,和DSA副主席Joseph Schwartz合写了迈向自由:民主社会主义者的理论和实践

David McReynolds也是DSA的成员,并且是一个同性恋者,我之前翻译过他的一篇文章:Queer Reflections(关于同性恋的思考)

September 27, 2018

David McReynolds/Photo: Ed Hedemann

David McReynolds was a titan of the peace and justice movement, a socialist, pacifist, Socialist and Green party political candidate, and photographer.  He helped organize one of the earliest draft-card burning protests against the Vietnam War and served on the staff of the War Resisters League for 40 years, remaining active with the organization afterwards.  He was the first openly gay presidential candidate for any party, running on the Socialist Party ticket in 1980. His photography included his international travel, civil rights, demonstrations, the War Resister’s League, the Socialist Party, and cats, among other topics.

David McReynolds是和平与正义运动的巨人,社会主义者,和平主义者,社会党和绿党政治候选人,以及摄影师。他帮助组织了一场反对越南战争的最早的选秀卡片抗议活动,并在反对战争联盟作为工作人员服务了40年,之后继续活跃于该组织中。 他是第一个公开的同性恋总统候选人,在1980年作为社会党候选人参加竞选。他的摄影包括他的国际旅行,民权,示威游行,反对战争联盟,社会党和猫等等主题。

Jason Schulman, who knew McReynolds, discusses his activist history and political views.

Jason Schulman是了解McReynolds的人,讨论了他的活动家历史和政治观点。

David McReynolds was the first “Old Leftist” I ever met, back in 1996, at one of a number of ill-fated 1990s meetings of representatives of socialist organizations in New York City hoping for some sort of “left unity” around a common project. Strictly speaking, David wasn’t an “Old Leftist” – that label was affixed to members of the Socialist Party (SP), Communist Party (CP) or the Trotskyist groups of the 1930s and 1940s. David was “inbetween” the Old and New Lefts, joining both the SP and the radical-pacifist War Resisters League (WRL) in 1951.

David McReynolds是我见过的第一个“老左派”,是于1996年在纽约市作为社会主义组织代表参加的一系列命运多变的会议之一上见到的,这些会议希望在一个共同的项目中有某种“左派团结”。严格地说,David不是一个“老左派” —这个标签被贴在社会党(SP),共产党(CP)或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托洛茨基主义团体的成员身上。1951年,大卫在新旧左派”之间“加入社会党和激进和平主义的反对战争联盟(WRL)。

David’s main inspiration was the Communist-turned-socialist-pacifist Bayard Rustin (1912-1987), who by 1949 was the organizer for “race relations” in the Fellowship of Reconciliation (FOR), an interfaith nonviolent-action organization. David – who refused being drafted into the Korean War and won his case “on a technicality” – began working for Liberation magazine in 1957 under Rustin and A.J. Muste (1885-1967), who was a founder of the FOR (and a former Trotskyist). In 1960 he became a “peace movement bureaucrat,” becoming part of the WRL staff where he remained until retiring in 1999. He helped Rustin organize the 1963 March on Washington for Jobs and Freedom, organized one of the first draft card burnings, wrote often for the explicitly pacifist WIN magazine, and played a major role in some important demonstrations against the Vietnam War.

大卫的主要灵感来自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平主义者Bayard Rustin(1912-1987),他在1949年是一个跨宗教非暴力行动组织:合作与和解(FOR)的“种族关系”的组织者。David—拒绝被卷入朝鲜战争并以“技术性”赢得他的案件 —于1957年开始在Rustin和A.J. Muste(1885-1967)的解放杂志上工作,他是FOR(和一个前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创始人。 1960年,他成为了一名“和平运动官僚”,成为WRL工作人员的一员,直到1999年才退休。他帮助Rustin组织了1963年在华盛顿的为工作和自由的游行,组织了最初的卡片烧毁运动之一,经常为明确的和平主义WIN杂志写作,并在一些反对越南战争的重要示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In the early 1970s, David’s anti-war Debs Caucus finally split from the Cold Warriors who dominated the re-named SP, the Social Democrats USA (SDUSA), taking the name “Socialist Party USA.” The SPUSA would be David’s primary “socialist home” until 2015, when he resigned, claiming that the party had neither a healthy internal life nor political relevance. He also paid dues to the 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 (DSA) from the 1980s until his death.

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David的反战Debs Caucus最终从冰冷战士中脱离出来,这些人统治了重新命名的SP,美国社会民主党(SDUSA),取代了原先的“美国社会党”.SPUSA将成为David的主要“社会主义之家”“直到2015年,当他辞职时,声称该党既没有健康的内部生活也没有政治相关性。从1980s到他去世,他还一直向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DSA)支付会费。

But long before 2015, David was the first openly gay man to run for president, on the SP ticket in 1980. He did the same again in 2000, leading to an appearance on Bill Maher’s “Politically Incorrect” show on ABC, winning over much of the audience to Maher’s chagrin. Unlike Rustin, who had been “outed” in 1953 via being “busted” for “lewd conduct” in a parked car with another man, David came out in the pages of WIN in 1969. He revealed that he’d been aware of his sexual orientation since 1949, when he began a brief relationship with Alvin Ailey at UCLA, where both men were undergraduates. Ailey, of course, later became a celebrated  choreographer, popularizer of modern dance, and founder of the Alvin Ailey American Dance Theater. (Ironically, before running for president, David had run for Congress from Lower Manhattan as a candidate of the Peace and Freedom Party in 1968 – when the Party’s presidential candidate was the notoriously homophobic Eldridge Cleaver of the Black Panther Party.) He would again run for office as a Senate candidate for the New York State Green Party in 2004.

但早在2015年之前,大卫就是1980年代表SP成员竞选总统的第一个公开的男同性恋。他在2000年再次做了同样的事情,导致Bill Maher在ABC的节目上出现了“政治不正确”,赢得了很多观众对Maher的愤怒。与于1953年因与另一名男子在一辆停放的汽车中进行“猥亵行为”而被“殴打”的Rustin不同的是,David于1969年在WIN的页面中出柜。他透露说自1949年以来已经知道他的性取向,他开始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Alvin Ailey建立短暂的关系,当时两人都未毕业。当然,Ailey后来成为著名的舞蹈指导,现代舞的普及者,以及Alvin Ailey美国舞蹈剧院的创始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竞选总统之前,David曾在1968年作为和平与自由党的候选人在曼哈顿下城竞选国会议员—当时党的总统候选人是黑豹党的臭名昭著的恐同的Eldridge Cleaver。)他于2004年再次作为纽约州绿党候选人参与参议院选举。

Although for a time David was on the editorial board of the “Third Camp” socialist magazine New Politics and he considered himself a Marxist, his overall political orientation was fairly distant from the heterodox Trotskyism that informed the outlook of NP’s founding editors, the late Julius and Phyllis Jacobson. Undoubtedly this was partly due to David’s anger at having been “burned” by the Jacobsons’ former comrades in the Independent Socialist League (ISL), particularly by its leader Max Shachtman. The ISL had dissolved their organization and joined the SP as individuals in 1958. David, who was on the left edge of the SP, expected that the ex-ISL members would push the Party to be more radical. The exact opposite happened, as many “Shachtmanites” – who became the dominant faction in the SP – soon expressed support (“critically,” of course) for the Bay of Pigs invasion, the Lyndon Johnson administration, and the Vietnam War. (Tragically, Bayard Rustin joined this faction, abandoning his socialist pacifism.) David also believed that the orthodox Trotskyists of the Socialist Workers Party (SWP) played a “splitter” role in the anti-Vietnam War movement. So it isn’t that surprising that David decided that “Stalinism versus Trotskyism” was really little more than a remnant of a power struggle between two authoritarian individuals, though he did admire “Shachtmanites” who retained their old political perspectives, such as Hal Draper and others around NP.

虽然有一段时间David在“第三阵营”的社会主义杂志New Politics的编辑委员会中,他也认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的整体政治取向与非正统的托洛茨基主义相当遥远,这影响了NP的创始编辑,已故的Julius的和Phyllis Jacobson的观点。毫无疑问,这部分是由于David对被Jacobsons在独立社会主义联盟(ISL)中的前同志,特别是其领导人Max Shachtman(Max Shachtman)“烧伤”感到愤怒。 ISL解散了他们的组织并于1958年作为个人加入了SP。David位于SP的左翼,他们希望前ISL成员能够推动党变得更加激进。恰恰相反,正如许多“Shachtmanites”—他们成为SP中的主导派系— 很快表达了对猪湾入侵,林登约翰逊政府和越南战争的支持(当然是“批判性的”)。(悲剧的是,Bayard Rustin加入了这个派系,放弃了他的社会和平主义。)David还认为社会主义工人党(SWP)的正统托洛茨基主义者在反越战运动中发挥了“分裂者”的作用。因此,大卫认为“斯大林主义对抗托洛茨基主义”只不过是两个威权主义者之间权力斗争的残余而已,这并不令人惊讶,尽管他确实钦佩保留旧政治观点的“Shachtmanites”,如Hal Draper以及NP周围的其他人。

David was a very warm person and was my only connection to deceased figures of the “literary left” such as Allen Ginsberg and James Baldwin. I admired him. Over time, however, it became clear that our outlooks were rather different. That said, most of the time, David was on the right side, and I will miss him.

David是一个非常热情的人,是我与 Allen Ginsberg和James Baldwi等“文学左派”已故人物的唯一联系。 我很钦佩他。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眼界变得明显不同。也就是说,大多数时候,大卫在右侧,我会想念他。

Jason Schulman is a co-editor of New Politics. He is the editor of Rosa Luxemburg: Her Life and Legacy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and author of Neoliberal Labour Governments and the Union Response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Jason Schulman是New Politics的联合编辑。 他是罗莎卢森堡:她的生活与遗产(Palgrave Macmillan,2013)的编辑,和对新自由主义工党政府和联盟回应的作者(Palgrave Macmillan,2015)。

David McReynolds, 1929-2018

社会主义者支持性少数平权的历史

支持性少数平权是社会主义者的标配之一。但有无耻的右派因此指责社会主义者“拿支持性少数平权来为自己贴金,从而掺杂反自由市场私货”,我只能说这种垃圾不是傻逼就是无知到极点,社会主义者开始支持性少数平权的时候,你们这种进步右派的爷爷还没出生呢(进步右派上世纪六十年代之后才开始出现)。现在就让你们这些垃圾看看,世界上最早支持性少数平权的是谁吧。

社会主义并不是在诞生之日就明确宣布支持性少数平权的,事实上恩格斯还公开表示过对同性性行为的厌恶(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有相关内容),这是恩格斯的个人偏见,需要批评(我是没有“为尊者讳”这种臭毛病的,该批评的就是要批评,无论是谁)。但恩格斯的个人偏见可不等于社会主义观点。

1898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之一的August Babel(倍倍尔)率先公开支持同性恋平权,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在公开辩论中支持性少数平权的政治人物。简单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On 13 January 1898, the leader of the great German Social Democracy, August Bebel, took the floor of the Reichstag, during a discussion of penal code reform, to argue for a petition being circulated by the Scientific Humanitarian Committee calling for the repeal of Germany’s sodomy statute, Paragraph 175. The Scientific Humanitarian Committee (wissenschaftlich-humanitäre Komitée), the world’s first activist homosexual rights organization, was itself only nine months old at the time, having been founded on 15 May 1897 by Magnus Hirschfeld, Max Spohr, and Erich Oberg.

1898年1月13日,伟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August Bebel在讨论刑法改革时,发表了国会大厦的讲话,为了支持科学人道主义委员会要求废除德国刑法的第175段的鸡奸法律而辩论。科学人道主义委员会(wissenschaftlich-humanitäreKomitée)是世界上第一个活跃的同性恋权利组织,当时只有九个月大,由Magnus Hirschfeld,Max Spohr和Erich Oberg于1897年5月15日成立。

While he may not have been the first politician to support homosexual emancipation — before him we should at least have to give credit to Napoleon’s Chancellor, Cambacérès — Bebel so far as we know was the first to speak out in public debate.

虽然他可能不是第一个支持同性恋解放的政治家 – 在他之前,我们至少应该赞扬拿破仑的首相Cambacérès——迄今为止Bebel是我们知道的第一个在公开辩论中为此发言的人。

Bebel was one of the first four men to sign the Scientific Humanitarian Committee’s petition, which originally was in the form of a manifesto (the other three were Ernst von Wildenbruch, Richard von Krafft-Ebing, and Franz von Liszt). With the prestige of Bebel and the support of the Social Democracy behind it, the early homosexual rights activists were at least assured of a hearing, although their main goal, the repeal of Germany’s sodomy statute, was only to be realized seven decades later. The support of the Social Democracy for the homosexual emancipation movement continued for three and a half decades — until both movements were destroyed by the triumph of Nazism in 1933. and just as the socialists were the strongest (almost the only) supporters of homosexual rights, the most zealous opponents were to be found in the Center Party, the political arm of the Roman Church.

Bebel是签署科学人道主义委员会请愿书的最前面的四人之一,该请愿书最初是以宣言的形式出现的(其他三人是Ernst von Wildenbruch, Richard von Krafft-Ebing, 和Franz von Liszt)。在Bebel的声望和社会民主党的支持下,早期的同性恋权利活动家至少得到了被听取的保证,尽管他们的主要目标—废除德国的鸡奸法律,在七十年后才实现。社会民主党对同性恋解放运动的支持持续了三十五年—直到1933年纳粹主义的胜利摧毁了这两个运动。正如社会主义者是同性恋权利的最强(以及几乎唯一的)支持者一样, 最热心的对手是在罗马教会的政治分部中央党中找到的。

来源:On Homosexuality and the Penal Code

可以看到,在当时并非只有倍倍尔一人支持同性恋平权,事实上支持同性恋平权是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共识,而在当时唯一支持同性恋平权的,只有社会主义者。什么?你问奥派在干什么?奥派忙着抹黑社会主义和给法西斯主义洗地,而法西斯主义从来都是标配敌视性少数的,无论是墨索里尼的意大利还是希特勒的纳粹德国,都把本国的性少数抓进集中营。

然后,再猜猜世界上第一个废除压迫性少数的法律的国家是哪个?

答案揭晓:苏俄!别不相信,看看资料吧:Within two months of taking power,the Soviet government abolished all laws against homosexual acts.This reform wa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Bolsheviks` social legislation designed to wipe out the medieval and even earlier oppressions perpetuated by capitalism for its own purposes.”It was necessary, it was said,”Wilhelm Reich wrote,”to take down the walls which separated the homosexuals from the rest of society.”

在掌权后的两个月内,苏维埃政府废除了所有反对同性性行为的法律。这项改革是布尔什维克的社会立法的一个组成部分,旨在为其自身目的而长期存在的资本主义的甚至更早的中世纪的压迫。“这是必要的,有人说,“Wilhelm Reich写道,”砸烂将同性恋者与社会中的其他人分开的隔离墙。“

The Bolsheviks` attitude was not merely a formal one, for incorporation into law but violated in practice. For example, the poet Mikhail Kuzmin, the first important Russian writer to make homosexual love a central theme of his work, published Zanaveshannye Kartinki, a collection of erotic verse illustrated with homoerotic drawings , in 1920. He continued publishing until 1929,well after the Stalinist bureaucracy had consolidated its hold on political power.

布尔什维克的态度不仅仅只是一种形式上的态度,形式上的态度是说法律上符合但在实践中被违反。 例如,诗人Mikhail Kuzmin是第一位将同性恋爱作为其作品中心主题的重要俄罗斯作家,于1920年出版了Zanaveshannye Kartinki,这是一部用色情绘画搭配的同性色情诗集。他继续出版直到1929年, 斯大林主义的官僚机构巩固了对政治权力的控制。

Between them,Stalinism and fascism destroyed the gay liberation movement for a generation . Only small, cautious groups survived in a few countries.

在他们之间,斯大林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在一代人的时间内摧毁了同性恋解放运动。 只有少数谨慎的小组在少数几个国家幸存下来。

It was not until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 youth radicalization in the 1960s that the opportunity again opene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 militant and mass homosexual rights movement. Beginning with anti-imperialist issues, this radicalization has gradually broadened to effect oppressed nationalities , women ,homosexuals, and now,increasingly the organized working class. The June 1969 Stonewall riots, announcing the birth of the gay liberation movement, proved the truth of the observation that in this period of radicalization , there is no group that is too oppressed to struggle.

直到20世纪60年代现代青年激进化发展,才再次为发展激进和大规模的同性恋权利运动开辟了机会。 从反帝国主义问题开始,这种激进化逐渐扩大到受压迫的民族,女性,同性恋者,以及现在越来越多地变得有组织的工人阶级。 1969年6月宣布同性恋解放运动诞生的石墙暴动证明了这一观察的真实性,即在这个激进化时期,没有任何一个群体过于受压迫而无法抗争。

来源:A revolutionary strategy for gay liberation (这份资料中详细讲述了性少数平权的历史,以及对性少数的压迫的起源,我这里只摘录了一小部分,以后我会逐渐翻译介绍其他内容。)

苏俄是世界上第一个实现性少数平权的国家,这听起来非常难以置信,但就是事实。但不幸的是,布尔什维克对民主的毁灭最终导致了斯大林的崛起,而斯大林这个披着红皮的沙皇取消了之前的社会主义法律,重新将苏联拉入了沙俄的黑暗中。与此同时,苏联的变化也直接影响了受第三国际控制的各国共产党,当然也包括中国共产党,使得各国共产党都蜕变为了挂羊头卖狗肉的纳粹党。直到1956年匈牙利爆发十月起义和1968年捷克爆发布拉格之春,不少欧洲共产党才断了和苏联的关系。

当然,除了挂羊头卖狗肉的骗徒之外,社会主义者是一直都支持性少数平权的。不过我想你也注意到了,一开始性少数只包括男同性恋(Gay)和女同性恋(Lesbian),而彩虹旗实际上只是G和L的标志。而我们今天所说的LGBTQIA呢,除了B(Bisexual:双性恋)之外,其他的几个(Transgender:跨性别,Queer:非传统性别,Intersex:间性人,Asexual:无性别)形成社区都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才开始的。当然,社会主义者一直以来都是谁受压迫就去支持谁的,所以也一直都同步支持所有性少数平权运动。

进步右派无耻的盗窃了社会主义者的主张,回过头来还反咬一口,此等行径真是恶心得不能再恶心了啊。社会主义者很少刻意强调多元化,因为社会主义的基础价值观是自决,自决的结果必然是多元化,反倒是进步右派盗窃了性少数平权的主张,但自身的资本主义价值观不支持,所以只能不停重复“我们要多元化”了。

最后,欣赏一下性少数们自己的旗帜吧(资料来源LGBT symbols):

Gay和Lesbian:

Lesbian也有单独的旗帜:

Bisexual:

Transgender:

Pansexuality(泛性别):

Intersex:

Asexual:

Queer是对非传统性别的统称,所以就没有自己的旗帜了。

 

聊聊中国性少数(LGBTQIA)群体的人权状况及内幕

众所周知,中国的人权状况非常糟糕。当然,性少数(LGBTQIA)群体,也绝不可能例外。但除了少数人权组织以外,几乎没人关心这些人。什么,你说民逗?呵呵,一群根本不懂民主更不懂人权的跪舔基督教的纳粹会关心性少数们的死活?想多了你。

当然,身为社会主义者,捍卫性少数群体的人权是标配。所以,我来关心!先来一起看看中国的性少数群体的人权状况吧,看之前请做好心理准备:

“你考虑过父母的幸福吗?”——中国对LGBT人士的扭转治疗:然而,中国公私立医疗院所持续提供所谓的“扭转治疗”,基于同性恋是需要治疗的精神障碍的错误假定,企图将同性恋或双性恋人士的性倾向转变成异性恋。虽然在法律上,精神病的诊断治疗必须遵守精神障碍分类和诊断标准,但中国有关当局从未采取必要措施禁止公私立医疗院所提供扭转治疗。

本报告记录扭转治疗涉及的各种侵权问题,包括强制和胁迫、肉体绑架、任意拘禁、强迫服药注射和使用电击。受访者包括17位曾因家庭、社会压力接受扭转治疗的人士,以及父母和维权人士。

所有受访者都坚决表示:若非家庭和社会压力,他们根本不会接受扭转治疗。部分受访者说,父母强迫把他们带到医院接受这种治疗:中国社会仍强烈期待子女传宗接代(独裁者们为了多几根韭菜剥削故意宣扬的垃圾文化)。对男同性恋或女同性恋人士而言,这种期待使他们承受强大的家庭压力,必须进入异性婚姻关系并生养子女。但无论如何努力,没有一个人的性倾向发生任何改变(当然无法改变了,因为这是天生属性啊)。

人权观察发现,扭转治疗案例大多发生在政府管理、监督的公立医院(这等于说共匪政府是一直默许的,不过纠正一下,这些医院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私有化了,政府有控制权,但是实际经营模式和私人公司是没差别的)。也有少数扭转治疗案例是由私人精神病院或心理治疗机构实施,其执照和营业行为受到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监督。(补充说明一点:现在对MtF和其他性少数的扭转治疗,集中在所谓的“戒网瘾学校”和“矫正中心”,本质上是私人老板开设的古拉格。资本主义成功的把古拉格都做成生意了,斯大林和希特勒当年都没做到。)

中国尚未立法保障个人不因性倾向或性别认同而受歧视。虽然中国心理学会的专业指导原则禁止在心理谘询中涉及性倾向歧视,但相关专业协会并未禁止医疗人员实施扭转治疗。除了两起知名法律诉讼,其中一案是一名男同性恋者起诉强迫扭转治疗,另一案是指对广告不实,但实施扭转治疗的人员并未遭到专业协会或法院的审查或问责。对于违反中国国内法和国际法的医疗或精神医疗行为,公众缺乏适当管道提出申诉或寻求救济。

中国的同性恋者:鲜有讲述的熟悉故事

与此同时,我告诉自己要保持低调,因为农村人的保守思想和固守的传统不可能顺从这一事实。那时,身为同性恋者就像是折磨,而我喜欢的少年是异性恋者,就让情况变得更糟。

我发现身边有许多其他同性恋者,这种喜悦感在我脑海中依然清晰。但是,部分源于其偏远的地理位置,以及相对疲弱的经济状况,哈尔滨仍然无法为同性恋者、双性恋者、跨性别者、酷儿和双性人(LGBTQI)提供所需的空间。在那4年里,我的恋情全都是悄悄地进行,没有公开。

如今,我在首都北京攻读硕士学位。就这个美丽大都市中的性少数群体的现状,我还有许多话想说,但我的博文却已超过了500字。我会继续分享自己的真实故事,以及我对于性少数群体在中国这个背景及环境独特的国家生活的反思。这个国家拥有资本主义的经济,但思想却是保守的。(抱歉朋友,我要纠正一下,资本主义和其他私有制一样,都是原生敌视性少数的,因为私有制为了利润最大化,总是要强迫被压迫的人生韭菜用于剥削,而不生韭菜的性少数们就会被敌视。而欧美比中国环境好,是因为社会主义者们的努力。)

2017中国跨性别群体生存现状调研报告完整版(中文)

看完了吧?没跳过其中某段吧?很好,我们继续。很多人是不是觉得,实在是没想到中国的性少数群体会这么惨呢?其实,看看中国一直都是个极右纳粹国家(前三十年是国家资本主义极权,后三十年是新自由主义极权),性少数们的处境这么悲惨也就不奇怪了。

那么不少人,包括以前的我,就会有一个想法:既然中国性少数群体的处境如此悲惨,面对的剥削压迫如此恶劣,那么其社区内部总应该是平等团结友爱的吧?毕竟都遭受着严重的剥削压迫,相互之间总该理解万岁吧?

不过,事实证明,这一想法纯属一厢情愿。以下我会展现一些由亲自询问性少数朋友而得到的事实,不过为了保护隐私,我不会说出身份,并且会抹去和个人隐私相关的细节:

首先是来自一个男同性恋朋友的内幕:男同性恋相关NGO内部极权独裁,等级森严,官僚化严重。“整个就是一地下党的操作模式,很多事情没有公开资料。”“国内的男同NGO,就我所知,应该已经被淡蓝网整合得差不多了。”“淡蓝网是一个商业网站,早期受到爱白网的帮助提携,不过后来居上。”“淡蓝,爱白,以及一大票同时代的男同性恋NGO基本上都是万延海的爱知行扶持的下游机构。自从老万跑路之后,大部分即使没倒闭也转做纯商业了。”“所以你指望从中国大陆的男同NGO里发现社会主义同道我觉得是没希望的,拜金拜到极致。”“爱白的组织架构是教主+CEO+教团议会这种模式。”“教主是金主+对外关系总管&策略顾问,和CEO是和教主共享权力的独裁者,并且负责在国内运营。教团议会(当然实际不叫这个名)的成员一般由教主或CEO从忠实信徒里选拔,作用是”民主“决策时的橡皮图章。”“其他关于,活动经费来源,预算,发展规划,等等全部是黑箱,我这样的普通(中层教徒)无权过问。”“谁可以申请经费,申请多少,如何审批,全部是教主和CEO幕后决定。”“爱白已经算是国内男同NGO的一股清流了~(不是自吹是公认),可想而知,浊流是什么。”

“各地的男同性恋NGO,多半起名叫某某彩虹小组。多数都挂靠在各省各市的疾控中心之下,算是和”朝阳大妈“类似的政府外围组织。只有这样才有合法的经费来源。类似爱白这样号称独立的NGO,风毛菱角。后来,外国援助政策收紧以后,连从各地CDC能拿到的一点钱也基本上断了。”“中国男同性恋关于平权的认知,总体上来说基本等于0。大多数停留在防治艾滋病层面上。上海北京等要好一些,不过都是照搬西方的。”“就我个人的观察,【同性恋平权】这个概念在中国,更多是被共匪利用来作为打击基督教家庭教会的道具。”“环球时报英文版和环球时报中文网站也经常报道一些貌似正面的同志资讯,来给共匪政权化妆。”“不过习包子上台以来,这土包子完全反感同性恋。现在同性恋平权议题就连这一点借题发挥的余地都没了。”

“就男同这一块而言,多年来迫害和剥削男同性恋的,最严重最恶劣的可能是男同性恋者自己。”“我看过很多,敲诈,勒索的案例,开始都是恋爱,约炮做借口,后来就变成了要挟,约炮也有可能直接变成设局抢劫。早些年还有被拍裸照的。很多人说不敢报警,有被警察敲诈的案例。大连,薄熙来治下,曾有警察突袭同性恋酒吧,全部抓走管拘留所,交钱一个放走一个。这些都没有公开案例。”“报警有可能导致身份曝光,这比财产损失更加可怕,因为如我所说,中国的男同性恋者很多是结婚的,结婚以后继续出来找人。”“我就听说过很多次,某地NGO老大性侵小男生,不是个案,很普遍。”

“推特上很多NGO的脑残粉,以为带个彩虹手镯,穿个文化衫就是争取平权了。但是,真心不是那么一回事。”“中国的同性恋NGO,无一例外的回避民主议题,几乎拒绝参与一切其他社会问题的讨论。他们的设想是,避免参与政治能换取共匪容忍其存在。早年偶尔搞一些行为艺术类小品(如拍同性婚纱照)就是他们线下活动的极限了。”(没错,如果人权得不到捍卫,具体的说,如果法律上无法落实对性少数的人权的保护,如果践踏性少数人权的言论和行径得不到阻止和惩罚,那么“平权”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

接下来是一个跨性别者朋友的披露:“我对这些NGO唯一知道的地方是:他们对那些所谓“好吃懒做”的被救助者没有兴趣(有很多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关闭的)。”“有部分真的品行败坏的MtF,摧毁了一个圈子的信任。”“有几个MtF组建的跨性别救助所倒不是这样,是真的在靠爱发电,但也没几个了。”“我倒是知道Les圈有一堆傻逼直女,你说一群直女,故意装成Les,然后玩完就把对方甩了,这不是傻逼这是啥?”“有一群直男,为了逃避被强迫“传宗接代”或者要出去卖淫,结果开始乱吃药,这帮败类成功降低了社会对MtF圈的好感。”“还有些直男有所谓的性欲倒错(这些男性的性唤起方式,是把自己想象成女人),也来乱吃药,这些玩意,成功把一个圈子拉去陪葬。”“尤其是所谓的“易性症诊断证明”(这东西完全就是官方抹黑,故意把跨性别这一天生属性歪曲成疾病),最为傻逼,再加上圈子里的败类抹黑一下,这就是MtF自杀率高的社会原因。”

“相比于十年前,Gay和Les的生存环境相对好了些,MtF、FtM、MtX(男性→无性别)、FtX的生存环境,简直可以用呵呵来形容,没有一点改变,甚至还恶化了。”“十多年前,还有医院敢说自己的变性手术技术取得了xx进展;现在,411医院研究出了最新技术,却只能私下传这个好消息。”

而资本主义在其中的表现相当垃圾:“讲个药圈里面公开的秘密,有家叫做秋明源的药商,一直在兼并其他的淘宝药商。秋明源人在泰国(这人是个中国人),中国没办法把他拉回来,于是他就利用这种优势给中国的MtF卖药。一开始我没关注这人,但后来传出来一个传闻:秋明源有自己的压片机,专门用来做假药。结果后来出了这么一个事情——有人发现秋明源卖药是真假对半卖。等到发现这点之后,秋明源已经接近“垄断”了MtF的买药渠道。虽然还有很多秋明源以外的渠道,但秋明源是最大的那个,很多新入坑的人都会去秋明源那里买。”“以及,秋明源为了发展客户,故意拉那些不是MtF(就是我之前提到过的,性欲倒错的直男)来买药。可以说,秋明源的发展史,就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发展史。”

是不是,很惊讶啊?我一开始也极为惊讶,想不到真是想不到,性少数群体内部完全复制了外部的剥削压迫模式。不过,这其实也不奇怪:这世界上那么多无产阶级,其中还不是有大批精神老板,有不少表现得甚至比老板们都还要恶劣。事实证明,被剥削压迫这一事实本身并不会让一个人学会平等待人,相反更有可能让这人为了获得心理补偿而去剥削压迫更弱势的人,真是悲哀。

最后,这世界上只有一种意识形态是原生支持性少数平权的:社会主义!全世界的性少数们,联合起来!

 

New study probes the genetic roots of transgender identity (新研究探测到了跨性别认同的基因根源)

写在前面:之前我曾经根据对跨性别者的了解猜测性别认同是基因决定的天生属性,现在有研究证实了这一点。不过,纳粹要是会看研究,也就不会是纳粹了。

A new study led by researchers from the Hudson Institute of Medical Research in Australia has identified 12 significant genetic differences between transgender women and non-transgender males. It is hypothesized that these genes, known to be involved in sex hormone signaling, possibly contribute to a person’s ultimate sense of gender identity.

由澳大利亚哈德森医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领导的一项新研究发现,跨性别女性和非跨性别男性之间有12个明显的基因差异。 据推测,这些已知参与性激素信号传导的基因可能有助于塑造一个人对性别认同的最终认识。

The study analyzed the DNA of 380 transgender woman, compared to a control of 344 non-transgender males. The results identified twelve functional genetic variants in transgender women correlating with genes involved in regulating the sex hormones estrogen and androgen.

该研究分析了380名跨性别女性的DNA,并与344名顺性别男性对照比较。 结果是确定了跨性别女性中的12种功能性遗传变异,这些变异与参与调节雌性激素和雄性激素的基因相关。

“This is the world’s largest and most comprehensive study examining changes in genes that control sex hormone signaling in transgender women,” says lead author on the study, Vincent Harley. “It identifies several new genes or genetic variations never before looked at in gender dysphoria.”

“这是世界上规模最大和最全面的研究控制跨性别女性性激素信号传导的基因变化的研究,”该研究的主要作者Vincent Harley说。“它确定了几种新的基因或遗传变异,而这些之前从未在性别焦虑中被关注过。”

The new study is part of a growing body of research examining the possible biological origins of gender identity. Earlier this year a team from Augusta University presented some results from a yet to be peer-reviewed study identifying a number of genetic variants suggested to play a role in transgender identity.

这项新研究是越来越多的研究性别认同的可能的生物起源研究的一部分。 今年早些时候,Augusta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提出了一项尚未经过同行评审的研究结果,该研究确定了许多被认为在跨性别身份中发挥作用的遗传变异。

Another study, again presented in early 2018, examined brain activity in transgender children. The results claimed the MRI scans revealed patterns of brain activation in the transgender children that more closely resembled their desired gender, as opposed to their biological sex.

另一项研究于2018年初再次发表,研究了跨性别儿童的大脑活动。研究结果声称MRI扫描显示跨性别儿童的大脑激活模式更接近他们所期望的性别,而与他们的生理性别相反。

An even larger study that sets out to comprehensively examine the genomes of 10,000 subjects (of which 3,000 are transgender) is currently underway. Spanning five institutions across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is work is again on the hunt for genetic markers that can offer clues to a biological origin underpinning gender identity.

目前正在进行一项更大规模的研究,该研究旨在全面检查10,000名受试者(其中3,000名是跨性别者)的基因组。在跨越欧洲和美国的五个机构的支持下,这项工作再次开始寻找可以提供支持性别认同的生物起源线索的遗传标记。

These studies are undeniably provocative, with much debate still circling over questions around the origins of gender identity. In an interview with ABC News in Australia, Sally Goldner from Transgender Victoria fairly sums up the pros and cons of this kind of scientific essentialism.

这些研究无疑是具有挑战性的,围绕性别认同起源的问题仍然存在很多争论。 在接受澳大利亚ABC新闻采访时,Transgender Victoria的Sally Goldner公平地总结了这种科学本质主义的利弊。

“It’s good to see [the research] back up what we already know — that we are who we are,” says Goldner. “It’s not so good if people don’t seem to fit some sort of genetic test, if that was ever developed.”

“很高兴看到[研究]支持我们已经知道的东西 —我们就是我们自己,”Goldner说。 “但如果某些用于跨性别检测的基因测试甚至发展出来了,要是有些人没办法得到吻合的结果而被否定,那就不大好了。”

Vincent Harley certainly agrees that the goal of his research is not to reduce gender identity to a simple genetic origin. Instead, he hopes the work helps to lessen discrimination and distress experienced by transgender people.

Vincent Harley肯定同意他的研究目标不是将性别认同降低到简单的遗传起源。 相反,他希望这项工作有助于减少跨性别者所遭受的歧视和苦难。

“What makes you feel like a male or female is complex and involves interactions between many different genes, much like height, weight or blood pressure,” says Harley. “However, while genes play a role, they are not the only factors involved in determining gender identity.”

“让你觉得是男性或女性的因素是复杂的,涉及许多不同基因之间的相互作用,就像身高,体重或血压一样,”Harley说。 “然而,尽管基因发挥了作用,但它们并不是决定性别认同的唯一因素。”

【國際不再恐同日特稿】反資本主義的同性戀運動

5月17日是國際不再恐同日,是紀念LGBT(女/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權利的日子。在這一天全球大大小小的LGBT社群都會舉辦各種各樣的倡導活動來提升公眾對同性戀者所遭受的暴力和不公正對待的認識。在過去的二十多年裡全球的同性戀運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們每天都可以看到一個有一個的地域承認同性婚姻,一個又一個名人驕傲得承認自己的同性戀身份。

全球的觀眾會為高官、富豪、明星們的出櫃歡呼喝彩,但很少有人知道在流水線上每天工作18小時女同性戀女工的處境。我們很少會覺得後者和我們的生活有什麽關係,哪怕是性別運動的參與者和研究者,我們其實很難想象能夠和後者發生什麽聯合。同性戀運動逐漸變成了一場單獨的中產運動。從被壓迫、反抗、進步到社會接納、同性婚姻,我們其實生活在一種對同性戀運動的線性論述中,同性之間的婚姻權視被為運動的終點。這樣的論述省略了歷史中那些反對異性戀霸權以及各種壓迫制度的同性戀鬥爭。如果說無法想象是因為對過去和現在的選擇性遺忘,那麽本文希望以另一種歷史為線索打開關於左翼立場的同性戀運動的敘述。我們會發現許多現在看起來仍然引人注目的抗爭聯動和令人不安的激進立場,在很多方面都可以在半個世紀前的左翼同性戀運動中找到先驅。

【同性戀左翼的興起與消逝】

需要指出的是,我們目前所熟知的「男/女同性戀者」並非一直以我們現在熟悉的方式存在著,相反,男/女同性戀是一定歷史時期的產物,是在具體的歷史是時空中出現的。

現代同性戀身份(有別與其它許多其他歷史時空中的同性戀身份)興起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中產階級。這樣的同性戀身份認同之下,「同性戀」所指涉的是以同性為情欲和情感對象、不進入異性戀的情感與婚姻家庭關係、不改變自己的「原生」性別、認為自己從屬於一個男/女同性戀群體人。同性戀歷史學家John D’Emilio在對二十世紀美國同性戀運動的考察中解釋道:正是資本主義發展為這樣的身份認同形式創造了條件。當勞動力可以在市場中自由買賣的體制出現後,一大群男/女性在十九世紀後期開始自稱為同性戀者,她/他們認為自己屬於同類型人群中的一員並以某種身份認同在組織參與政治鬥爭。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出現使得「以家庭為生產單位」的佃農轉換成「自由」的勞動者。一些脫離異性戀家庭的雇傭勞動者得以在異性戀家庭以外發展自己對同性的愛戀,進而建立起個人獨特的生活方式。到了20世紀初,在大都市許多男/女同性戀者的小圈子開始形成。同時,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也改變了人們對家庭的看法,家庭成為個人生活的場所,在此男人、女人形成歡愉和相互鼓勵的關系;而不再是以往作為工作、生產的公共場所。於是乎,一對一的異性戀關係成為一種建立親密關係、促進喜悅歡樂經驗的方式。家庭意義的轉變令得一些人可以有機會來發展自己同性愛為中心的個人生活。

二戰以後,面對美國政府嚴酷的打壓和麥卡錫主義的白色恐怖,同性戀組織開始逐步激化,同性戀認同開始變得組織化和運動化。1950年,以Henry Hays為首的五名美國共產黨人創辦了同性戀地下組織Mattachine社。充滿左翼色彩的Mattachine和當時主要以「同性愛」為中心的地下聯誼會有著顯著的不同。通過在不同地區開展讀書小組,Mattachine一直堅持與勞工和少數族裔合作,認為必須要組織同性戀的集體行動才能改變壓迫同性戀的社會結構,爭取全世界所有少數群體的自由。這種將同性戀的受壓迫狀況和更廣大弱勢群體的命運聯繫在一起的視角,對於當時還將同性戀作為小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主流左翼來說是難以想象的。

1969年6月,由警方惡意臨時檢查所引發的「石墻暴動」被認為是當代同志運動的起源和導火線。但這樣的起源論一直受到質疑,同性戀組織在1969年之前絕非處在偷偷摸摸孤魂野鬼的狀況中;同性戀者能在一夕之間發動起草根性的解放運動也正建立在二戰後散落各地的同性戀圈子之上。而石墻之所以成為一個政治化的符號很大程度上在於當時許多同性戀組織的反應無法喚起民權運動年代群眾的情感,左翼出身的同性戀運動者們用當時流行的革命話語把石墻運動發展成重要的運動象征。

1969年夏天,同性戀解放陣線在美國成立並在隨後的一年內發展到全美各地。同性戀解放陣線深深的收到了當時高漲的黑人運動和女權主義運動的影響,在它們各自的策略中考量文化和階級的歷史關係,地方和國際力量。

1960年代衍生的這些運動被統稱為新左派運動。事實上,當時許多人都同時參與好幾個運動,很多同性戀解放運動中的積極分子早期就是新左派運動的成員。與新左翼運動一脈相承的同性戀解放運動將資本主義視為壓迫性的社會制度,強調資本主義、性壓迫、性別主義、種族主義、帝國主義之間的聯系。同性戀解放運動也絕對不是完全受到了馬克思主義或者社會主義聯合陣線的影響。在運動中,有那些提到資本主義但是將焦點局限在文化變革的倡導上的,也有很多公然宣稱自己馬克思主義立場的組織,他們會強調文化的問題必須要和全球的經濟結構結合在一起。盡管當時左翼同性戀僅僅是同性戀解放運動的一支,但這些團體的運動立場和分析在我們今天看來仍然沒有過時。

Carl Whitman在1969年的《同性戀宣言》中將同性戀鬥爭矛頭直指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家庭制度和異性戀霸權的意識形態。

「爭取平等和尊重的婦女運動和我們一樣,都是在對資本主義對少數群體的角色劃分和剝削,對那些自大的白人直男癌發出挑戰。我們和婦女運動之間當然有差異和問題,其中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我們同性戀群體自身的『男權思想』」

「同性戀的解放必須要和女權運動,少數族裔解放和白人中的思想進步者聯合在一起…我們要在同性戀聚集的地區建立自己的制度,重新定義自己,建立免費的學校、糧食合作社還有非『異化』的休閑娛樂場所。」

「直人對同性戀的偏見很大程度上來源於那些僭越了異性戀規範的同性戀。這時候我們當中的很多人會去譴責那些很娘的同性戀。許多同志現在還不敢公開自己的身份。如果有人因為公開了自己而遭受到許多否定和歧視,一個解放了的同性戀應該將矛頭指向異性戀社會,而不是他們。」

同性戀左翼團體「紅蝴蝶」對這樣一份空前的宣言做出了回應,認為這樣的一份宣很好地將每個同性戀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的壓迫同社會經濟現實結合在一起,而這些恰好是造成壓迫的元兇。和紅蝴蝶還有Whitman相類似,當時有許多團體都是把性壓迫的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分析作為行動的基礎,比如洛杉磯研究小組、淡紫紅色聯合會、同性戀左翼共同體、同性戀社會主義行動計劃等。同性戀左翼共同體在他們刊物《同性戀左翼》中寫道:「(這份刊物)希望促成一種同性戀壓迫的馬克思主義分析,在同性戀運動中推動一種將反對性壓迫和社會主義鬥爭聯系在一起的論述…由於和性別的勞動分工捆綁在一起,性壓迫將無法在資本主義中消除。因此,在性解放中至關重要的是,同性戀需要將自己面臨的壓迫同在資本主義系統運作的更廣泛的剝削和壓迫機制聯繫起來。」

有些同性戀左翼團體也注意到了同性戀內部的性別不平等以及女同性戀受壓迫的特殊性。一個名為「復仇女神集體」的女同性戀團體在她們的工作中聚焦於運動中的「階級特權」、商業資本主義等問題,並開始發展一種超越局限在個人、文化和公民權利議題上的女同性戀論述。

【誰得以驕傲?呼喚反全球資本主義的同性戀運動】

盡管從未成為主流,曾經充滿了進步想象的同性戀左翼運動也從80年代開始急轉直下。當時許多創始人甚至都逐漸放棄了這些組織成立之初所堅守的原則。主要的社會主義社團都堅決的拒絕去認真處理性和同性戀的議題,在無數沒有結果的黨內鬥爭中,這些同性戀社會主義者的激情也逐漸燃盡。全球的艾滋恐慌、右翼勢力的上台和新自由主義開始新洗刷我們對運動和政治的想象。

Lisa Duggan在全球新自由主義的背景下提出了「新的同性戀正統」(new homonormativity)的說法。針對80年代以來的同性戀運動,她發現絕大多數的同性戀運動不但不挑戰以異性戀正統為前提的霸權制度,並且支持並繼續維持這套體制。同時,這樣的政治向國家和異性戀霸權許諾,只要「性少數」能夠獲得同等的(局限在婚姻、參軍、養育方面)權利,那麽被政治動員的同性戀群體將會被遣散,同志文化將全面的私有化、去政治化並且固定在家庭生活與消費領域。

這樣一套運作方式建立在都市中產階級同性戀的日常實踐和生活訴求之上。同性戀的身份認同在一種前所未有的程度上和商品消費捆綁在了一起。一種「市場友好」的同性戀身份開始在商業空間中怒放,我們有了同性戀的餐廳、夜店、化妝品、洗浴、民宿、酒店、旅行團。同性戀成為了商家們夢寐以求的市場,「她/他們有兩份收入卻都沒有小孩」。

一種「無差別」的同性戀敘事將財力充沛和享有特權的經驗說成是全體同性戀的生活經驗,並將這一種敘事作為指導同性戀應該如何生活的腳本。「同性戀喜歡用蘋果不用三星、護膚品的消費力很強,喜歡去酒吧、夜店、影院,買國品牌…」這些充斥在《中國LGBT群體消費調查報告》中「發現」的也在向我們不停的宣告,同性戀的身份早已被物化成了一種關於商品消費的生活方式,人和人之間的關係變成了人和商品之間的關係。學會如何「正確」的消費幾乎成了做一個同性戀的通過儀式。

沒錯,雇傭勞動和家庭結構功能的轉變讓許多人得以脫離異性戀核心家庭在都市的空間中發展自己的同性情欲和關係。問題在於消費資本主義到了今天,我們在工作以外的一切生活和空間都被私有化、商品化,我們只能依靠極低的工資和福利來消費商品滿足生老病死還有幾乎所有的社交需要。要做一個能交到朋友的同性戀,你必須要有消費的品味和能力,會穿衣打扮,能夠出席同性戀的社交場合,長得不可以難看(不好看就花錢去整啊)。有許多人相信一個個以同性戀友好為標語兜售產品的「彩虹經濟」能夠讓社會變得更好。沒準不久的將來,國際不再恐同日也會變成另外一個購物狂歡節。可是誰會變得更好呢?是庫克和他的同性伴侶還是富士康流水線上正在為國際不在恐同日購物節加班趕貨的同性戀工人? 在反對對同性戀的暴力的一天,我們需要厘清的是究竟要反對誰對誰的暴力?在同性戀的驕傲的日子裡,究竟誰才可以驕傲?

「驕傲」的話語曾經1960年代各個邊緣社會運動的凝聚點,從黑人解放、反戰運動、婦女運動到同性戀解放,代表著要改變不公社會制度的反叛精神。而今天驕傲似乎也換了另一重意涵,變成了我優秀我驕傲、我消費我驕傲,而不再是我不是我反叛(建制)我驕傲。同性戀運動半個世紀過去,很多事情都變了。我們曾經有過許多顛覆性的政治想象,質問為什麽我們必須靠商品便能將自己定義為獨一無二的個體、便能確保自己的幸福;我們嘗試著從性別的壓迫出發尋找與各種受壓迫群體的連接,探尋為什麽我們的文化是建立在少數精英壓迫其他人的勞動、性、族群和文化之上;我們曾努力的創造新的方式、新的組織去改變這個帝國主義、種族主義和性別壓迫相互勾結在一起的資本主義世界。但是,半個世紀過去了,很多東西還沒變,今天我們仍然面臨著這些問題。那麽在新的時代裡,同志們我們拾起前輩的遺產再出發吧,走出一個反全球資本主義的同性戀運動。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34326

TERFs have no place on the left(敌视跨性别者的“女权主义者”在左派中没有位置)

写在前面:TERF的本质是另一种形式的父权压迫,只是把压迫者换成了女性而已,所以TERF不是左派的,而是极右的。

THIS YEAR, at the annual Socialism conference hosted by the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Organization (ISO) in Chicago, we were quite dismayed by the appearance and participation of a local Chicago socialist (not in the ISO) notorious for her outspoken support for trans-exclusive “feminist” (TERF) ideology.

今年,在国际社会主义组织(ISO)在芝加哥举办的年度社会主义会议上,我们对一个当地芝加哥社会主义者(不是ISO成员)的出现和参与感到非常惊讶,因为她直言不讳地支持反跨性别“ 女权主义“(TERF)的意识形态。

For years, this person, who is a signer on an atrocious open letter advocating the rights of TERFs to express their bigotry in left spaces, has had opportunities to engage and learn that these “ideas” are not welcome in the ISO or our events. This person, however, did not limit herself to attendance.

多年来,这个一封残暴的主张TERF在左翼空间表达偏见的公开信上签字的人有机会参与并了解到这些“想法”在ISO或我们的活动中不受欢迎。 然而,这并没有限制她自己出席。

We learned on the final day of the conference that she was there to organize, when she handed an old friend, previous political collaborator and out non-binary ISO member an anti-trans treatise colored in Marxism.

我们在会议的最后一天得知,她在那里参与组织,同时她交给一位老朋友,以前的政治合作者和非二元ISO成员一份涂抹了马克思主义的反跨性别者论文。

We do not know how many other conference attendees received this piece of garbage — one comrade receiving it was one too many. We celebrate that other than this infringement on our well-being, the remainder of the conference was an overwhelmingly safe and beautiful space for people of all genders and expressions.

我们不知道有多少其他参会者收到了这片垃圾 ——一位战友收到都太多。我们庆祝除了这个造成了对我们的福祉的侵犯之外,会议的其余部分对于所有性别和表达的人来说都是绝对安全和美丽的空间。

This reinforces our pride as members of a socialist organization that demonstrates in practice a deep and thorough commitment to trans liberation, and against TERFism. Immediately after the conclusion of the conference, the organizers released an unequivocal statement on the conference Facebook page condemning the actions of this person and reporting the organizers have banned her from future ISO events.

这增强了我们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组织成员的自豪感,这个组织在实践中表现出对跨性别解放和反对TERF主义的深刻彻底的承诺。会议结束后,组织者们立即在会议Facebook页面上发表明确声明,谴责此人的行为并报告组织者们已禁止她参加未来的ISO活动。

Given that some confusion seems to exist about whether TERFism is just one among a “diversity of opinions” that are equally worthy of engaging on the left, we thought we would take some steps to review the absolute bankruptcy of these garbage ideas.

考虑到关于TERF主义是否只是同样值得参与左派的“多样性意见”之一,似乎存在一些混淆,我们认为我们会采取一些措施来检查绝对破产的垃圾思想。

Despite being a very small minority in the left, TERFs — aka radfems — have caused havoc for trans folks for decades. Despite claiming to be part of the left of the feminist movement, TERFs’ politics on gender tend to align more with that of the far right.

尽管在左派中是极少数,但几十年来,TERFs(又名极端女权主义)已经给跨性别者们造成了严重破坏。尽管声称自己是左派女权主义运动的一部分,但是TERF的性别政治倾向于与极右更一致。

So much so that TERFs have both collaborated with and have been heavily funded by far right groups in their quest to fight any legislation that betters the lives of trans people and in their push for legislation that makes life worse for trans folks.

因此,TERFs与极右团体合作并获得大量资金,以寻求打击任何能改善跨性别者生活的立法,以及他们推动立法使得跨性别者的生活更加糟糕。

If we do not rid the left of this toxic movement, it will continue to grow like a tumor and persist in making the lives of our trans and gender non-conforming comrades hell, while also serving as a significant barrier to winning broader gains for the feminist movement overall.

如果我们不将这种有毒的运动排除出左派,它将继续像肿瘤一样生长,并坚持使我们的跨性别和非顺性别的同志生活在地狱中,同时对女全主义运动整体来说,它也成为赢得更广泛进步的重大障碍。


TERFISM IS a break off of radical feminism, a movement that came out of second wave feminism in the 1960s. Radical feminists believe that instead of the capitalist class and the working class being the two competing class interests in society, the two competing interests are that of (the immutable categories of) men and women.

TERF主义是激进女权主义的中断,这一运动源自1960s的第二波女权主义。激进的女权主义者认为,不是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是社会中两个相互竞争利益的阶级,而是两个相互竞争利益的阶级是(类别不变的)男性和女性。

They believe that men are innately the oppressors of women, and that all things masculine are the source of the problems in the world. The views of radical feminism are very much that of gender essentialism.

他们认为男人天生就是女人的压迫者,男性的一切都是世界上的问题的根源。 激进女权主义的观点非常类似于性别本质主义。

Valerie Solanas, in her 1968 book SCUM Manifesto — SCUM being an acronym for the Society for Cutting up Men — puts a call out for women to get rid of the male sex altogether. The more mainstream solution of the radical feminists was complete separatism from men as opposed to fighting the capitalist system.

Valerie Solanas在其1968年出版的“SCUM宣言”——SCUM是与男性切割的社会(The Society for Cutting up Men)的首字母缩略词——呼吁女性完全摆脱和男性进行性行为。 激进女权主义者的主流解决方案是与男性完全分开,而不是与资本主义制度作斗争。

One of their main projects was fighting against pornography. The radical feminists’ ideas began to wane in the mid-1970s as third wave feminism began to change the landscape of feminists ideas as it added an intersectional approach to feminism and incorporated the ideas of Black feminism in a way mainstream second wave feminism did not.

他们的主要项目之一是打击色情。 1970s中期激进女权主义者的思想开始衰落,因为第三次浪潮女权主义开始改变女权主义思想的格局,因为它在女权主义中增加了交叉方法,并将黑人女权主义的思想用主流第二波女权主义没有的方式纳入。

One of the first known splits where trans-exclusive feminism began to become a full-fledged ideology among radical feminists was in 1973. Beth Elliot, a trans woman, was set to perform at the West Coast Lesbian Conference. In response, a group called the Gutter Dykes leafleted the conference calling for Beth to be removed from the bill.

1973年,反跨性别女权主义开始成为激进女权主义中的一个成熟的意识形态,并第一个分裂出来。跨性别女性Beth Elliot将参加西海岸的女同性恋会议。 作为回应,一个名为Gutter Dykes的团体宣传要求将Beth从会议中剔除。

After Robin Morgan, who was the keynote speaker, gave a horrendous speech defaming Beth, a group began to storm the stage in attempt to beat Beth when she went on stage to play her set. Comedy duo Harrison and Tyler, who were set to play the conference later, jumped on to the stage to defend Beth and were beaten as well.

在作为主要发言人的Robin Morgan发表诽谤Beth的骇人听闻的演讲之后,一群人开始闯入讲台,试图在她上台扮演她的角色时殴打Beth。后来准备参加会议的喜剧二人组Harrison和Tyler跳上讲台为Beth辩护并遭到殴打。

Robin Tyler of the duo said in a later interview, “You know what’s interesting? Rather than fighting who’s oppressing us, TERFs go after the most oppressed people instead of building a coalition. It was all just shocking to me!”

二人组中的Robin Tyler在后来的采访中说:“你知道有趣的是什么吗? 比起打击压迫我们的人,TERF们追逐受压迫最严重的人,而不是建立一个联盟。 这对我来说非常震惊!“

In 1974, Janice G. Raymond published The Transexual Empire: The Making of the She-Male, a book that cemented TERF politics and attempted to curb gender reassignment surgeries. The book was accepted by mainstream psychiatrists and set back the transgender movement significantly.

1974年,Janice G. Raymond出版了“跨性别帝国:制造女性化的男人”,这本书巩固了TERF政治并试图压制变性手术。这本书被主流精神病学家接受,并显着损害了跨性别运动。

The 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care Technology sought out Raymond to write its statement on trans medical care. Her statement allowed health insurances to reject claims for trans-related health care and made it impossible for working-class trans people to safely access the life-saving care they needed for decades.

国家医疗保障技术中心寻求Raymond撰写关于跨性别医疗的声明。 她的声明允许医疗保险拒绝对跨性别医疗保障的索赔,并使工人阶级的跨性别者几十年来无法安全地获得他们生存所需的护理。


IN THE summer of 1991, at Michigan Womyn’s Music Festival (Michfest), the largest gathering of women each year in the U.S., lead organizers released a widely disseminated statement proclaiming a new policy that the festival was for “womyn-born-womyn” only.

在1991年夏天,在密歇根Womyn的音乐节(Michfest),这是每年在美国举行的最大的女性聚会,主要组织者们发布了一个被广泛传播的声明,宣布了一个新的政策,即该节日仅用于“生理女性”。

When Nancy Burkholder went to the festival that year with her partner for the second time, she was escorted to the gates and kicked out of the festival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for being outed as a trans woman — sparking the “Where’s Nancy” movement.

当Nancy Burkholder第二次和她的伴侣一起去那个节日时,她被押送到大门,并在半夜被踢出节日,因为她是一个跨性别女人—引发了“Nancy在哪里”运动。

Riki Wilchins, a trans activist, created a place to protest the exclusionary and transphobic policy held at the same time of the festival nearby called “Camp Trans.” Camp Trans’ goal was to create a dialogue with the attendees of MichFest to advocate for the inclusion of trans women in the festival.

跨性别活动家Riki Wilchins创造了一个地方,抗议在附近的节日的排他性的和敌视跨性别者的政策,叫做“跨性别者的营地”.跨性别者的营地的目标是与MichFest的参与者建立对话以倡导将跨性别女人纳入节日中。

Leadership emerged from Leslie Feinberg and a group calling themselves the Lesbian Avengers [founders of the Dyke Marches that happen across the country as an alternative to commercial Pride festivals, and now known as the more inclusively named Queer Avengers], a trans-inclusive group that formed in 1992 to fight for lesbian issues with direct action.

被来自Leslie Feinberg和一个自称为女同性恋复仇者的团体[Dyke Marches的创始人,发生在全国各地,作为商业化的Pride节日的替代品,现在被称为更为包容的同性恋复仇者]的领导所鼓舞,一个跨性别包容团体成立于1992年,以直接行动对抗女同性恋问题。

Members of Camp Trans successfully entered the grounds of Michfest in 1994 for a dialogue, which seemed at the moment to be relatively successful. However, in following years, the TERFs of Michfest, including founder Lisa Vogel, continued with their volatile exclusion of trans women from the land and spreading their hateful ideas under the guise of “creating a safe space for women.”

跨性别营地的成员于1994年成功进入Michfest,进行对话,目前看来相对成功。 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包括创始人Lisa Vogel在内的Michfest的TERF们继续不断地将跨性别女人排斥在地域之外,并以“为女性创造安全空间”的幌子传播他们的仇恨思想。

It is worth noting, however, the divisive and contradictory position they held, wherein trans men were allowed on the land because TERFs considered them “women-born” as part of their transmisgynist ideology.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所持有的分裂和矛盾的立场,其中跨性别男性被允许在内,因为TERF们认为他们是“出生时是女性”,作为他们的敌视跨性别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

TERF leadership promoted the ideology of sexualizing trans women’s bodies as inherently endangering other women’s safety, while at the same time celebrating other forms of gender non-conformity and queer sexuality on festival grounds. (See Julia Serano’s account of Camp Trans’s intervention into MichFest in her 2013 Excluded for more on this.)

TERF领导层提倡将跨性别女人的身体性别化的意识形态视为危害其他女性的安全,同时在节日的基础上庆祝其他形式的性别不一致和同性恋。(请参阅Julia Serano关于跨性别者的营地在2013年对MichFest进行干预的说明。)


IN 1999, the Lesbian Avengers attempted to enter the land as a group bringing a 16-year-old trans girl with them. They were all sold tickets after disclosing to festival organizers that there were members of their group that was trans. They were hosting a workshop the next day to have a dialogue.

1999年,女同性恋复仇者们试图将一名16岁的跨性别女孩带进这里。在向节日组织者披露他们的团体成员是跨性别者之后,她们都被卖了门票。 她们第二天主持了一个工作室进行对话。

As soon as they arrived on the land they were harassed by attendees shouting things like “Man on the Land.” The festival organizers escorted them to a tent where TERFs verbally attacked and threatened the life of the 16-year-old. Here is an excerpt from an interview with Cristan Williams about the groups experience.

当他们到达这里时,他们受到了参与者们的骚扰,他们大喊“这里有男人”之类的。节日组织者押送他们到一个帐篷里,在这里TERF们口头攻击并威胁着这个16岁的人的生命。以下摘录自对Cristan Williams关于团体经历的采访。

“S. [Lesbian Avenger]: About 10 TERFs were waiting for us when we came in. The whole ‘MAN ON THE LAND!’ started as soon as we walked in. I mean, at the time, we’re kids, we’re teenagers and these are all adults. I mean, when I think about it now, it was just so fucked up. We were trying to give out T-shirts and stickers about being inclusive. But it was getting bad.

S. [女同性恋复仇者]:当我们进来的时候,大约有10个TERF在等着我们。他们在我们一进门就开始喊’这里有男人!’。我的意思是,当时我们是孩子,我们是青少年,而她们都是成年人。 我的意思是,当我现在想起来的时候,它真是太糟糕了。我们试图给出关于包容的T恤和贴纸。 但它变坏了。

K. [trans girl in the group]: A huge crowd of yelling people formed around us, and I started crying at that point. It got so loud that Nomy Lamm, who was performing there as part of Sister Spit, came over and stood up for us…The crowd and me were walked over to a tent area. The way that it worked was that there was a queue of people who were going to get to say whatever they wanted to say. I remember, specifically, one woman looking right at me and telling me that I needed to leave the Land as soon as possible because she had a knife and didn’t know if she would be able to control herself if I was around her.

K. [团体中的跨性别女孩]:在我们周围形成了一大群大喊大叫的人,我开始哭泣。它变得如此响亮以至于作为Spit Sister的一部分在那里演出的Nomy Lamm过来为我们说话……人群和我走到了帐篷区。 它的工作方式是,那里有一列人会说出他们想说的话。 我记得,具体来说,有一个女人看着我并告诉我,我需要尽快离开这里,因为她有一把刀,她不知道如果我在她身边,她是否能控制自己。

Cristan Williams: WHAT? How did people react to that death threat?

Cristan Williams:什么? 人们是如何应对这种死亡威胁的?

K: Because of the way they were queuing, as soon as one person stopped speaking, another would start, so nobody said or did anything about the death threat. At that point, I checked out. At first I was sobbing and [B] was holding my face close to hers, telling me that it would be over soon, but then I just checked out.

K:由于他们排队的方式,一旦一个人停止说话,另一个人就会开始,所以没有人对死亡威胁说或做任何事情。 那时,我观察了一下。 起初我抽泣着,[B]抱着我的脸靠近她,告诉我这一切会很快结束,但之后我只是观察。

S: The moderator did nothing. It was just a mud-slinging, hatred pouring out. It was just like one by one by one being like, ‘You’re a rapist! You’re raping the Land! You’re destroying womanhood! I don’t know what I’m going to do to you!’ — it was just violent, hatred, and I know that most of it was geared at [K]. I was up there being attacked, but I wasn’t getting the brunt of it. This went on for at least two hours.

S:主持者什么也没做。 这只是一种冒犯,仇恨倾泻而出。 这就像一个接一个地说,’你是一个强奸犯! 你在强奸这里! 你正在摧毁女人! 我不知道我要对你做什么!’ —这只是暴力,仇恨,我知道大部分都是在针对[K]。 我在那里受到攻击,但我没有受到冲击。 这持续了至少两个小时。

At least 30 people were allowed to speak at us, but there were around 75 under the tent, and if you included the people around the tent who were watching and listening, well over 100.

至少有30人被允许对我们说话,但帐篷下面大约有75人,如果你把帐篷里的人包括那些在观看和收听的人的话,那就超过100人了。


IN 2011, trans women defied the “women-born-women” policy and bought tickets and attended the festival as part of a group called “Trans Women Belong Here.” They handed out T-shirts and buttons to be worn by allies throughout the weekend and passed out flyers and zines condemning the policy.

在2011年,跨性别女人蔑视“生理女性”的政策并购买门票并作为一个名为“跨性别女人属于这里”的团体的一部分参加了节日。她们分发了T恤和纽扣,供盟友穿着度过周末,传出传单和杂志谴责这项政策。

The next few years, a huge boycott was called of the festival. Petitions went out calling on the artist to pull out of the festival, and ticket sales plummeted. In 2015, Lisa Vogel decided that rather than change the policy and open up the festival,she would rather shutter its gates for good in the name of trans exclusion.

接下来的几年里,一场巨大的呼吁针对节日的抵制开始了。请愿书们要求艺术家退出音乐节,门票销售量急剧下降。 在2015年,Lisa Vogel决定,比起改变政策和开放节日,她宁愿以反跨性别者的名义关闭它的大门。

The TERFs now have a new leader. Cathy Brennan who runs the website Gender Identity Watch, where she doxxes (outs and publicly shames) not only trans adults, but also trans youth on her website genderidentitywatch.com. She has internet-bullied multiple trans youth to the point where they almost took their own lives.

TERF们现在有了新的领导者。 Cathy Brennan负责管理“性别认同观察”网站,她在网站genderidentitywatch.com上不仅doxxes(赶走和公开羞辱)成年人,还有跨性别青少年。 她通过网络欺凌多个跨性别青年直到到她们几乎拿走了自己的生命。

She submitted a letter to the United Nations opposing legislation that would outlaw discrimination based on gender identity and gender expression. She is, quite plainly, a garbage person from garbage island.

她向联合国提交了一封信,反对立法禁止基于性别认同和性别表达的歧视。 很明显,她是个来自垃圾岛的垃圾人。

In the UK, the left has experienced an infiltration of TERF ideology.

在英国,左派经历了TERF意识形态的渗透。

During Pride season of 2018, the TERFs used their internet platform to threaten violence against trans people who participate in Pride festivals. At London Pride, a small group of TERFs protested the front of the parade and were allowed by the London Pride to lead the parade.

在2018年的骄傲时节期间,TERF们使用他们的互联网平台威胁对参加骄傲节日的跨性别者使用暴力。在伦敦骄傲节日上,一小群TERF走在抗议游行队伍的前面,伦敦骄傲节日允许他们领导游行。

In an age where trans and gender non-conforming folks are murdered at alarming rates, 23 in 2016, 28 in 2017 and 16 so far this year, the ideology promoted by TERFs is incredibly dangerous to our community.

在一个跨性别和非顺性别的人以惊人的速度被谋杀的时代,2016年23人,2017年28人,今年迄今为止16人,TERF们推动的意识形态对我们的社区来说是极其危险的。

While some on the left may dismiss TERFs as just having “bad ideas about gender,” their actions have very real material consequences for trans people every day. We need to be very clear that we stand in solidarity with all of our trans and gender non-conforming comrades and will stand up for them and with them against these bigots anywhere they try to spread their hate.

虽然左派的一些人可能会认为TERF只是“对性别有不好的看法”,但他们的行为每天都会给跨性别者带来非常实际的后果。我们需要非常清楚地表明,我们声援所有跨性别和非顺性别的战友,并且会在她们试图散布仇恨的任何地方与跨性别者们站在一起对抗这些偏执狂。

As socialists, we are fighting for a world where all are free to express their gender freely without fear. The solidarity among and between folks of all gender identities is not only needed to win trans liberation, but also essential to undermine all forms of gendered oppression, no matter who is impacted.

作为社会主义者,我们正在为一个所有人都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性别而不用因此恐惧的世界而战。所有性别认同的人之间的团结不仅只是赢得跨性别者解放所需要的,而且对于终结所有形式的性别压迫都至关重要,无论谁是受到影响的人。

TERFism is not only transphobia dressed in leftist language — it is a dead end that will only hamper any anti-oppression movement or campaign. As socialist and feminist fighters committed to full liberation, we must remain steadfast to defeat the pull of hateful and deadly ideologies, whether found on the left or the right.

TERF主义不是唯一的以左派语言伪装的跨性别恐惧症—它是一个死胡同,只会阻碍任何反压迫运动或联盟。作为致力于完全解放的社会主义和女权主义战士,我们必须坚持下来打败仇恨和致命的意识形态,无论是左派中发现的还是在右派中发现的。

Solidarity is truly the only way to win.

团结是胜利的唯一途径。

https://socialistworker.org/2018/08/21/terfs-have-no-place-on-the-lef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