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工作是“狗屁工作”吗?

(写在前面:资本主义哈巴狗经常宣称资本主义“效率高”。呵呵,通过创造大堆狗屁工作来实现“高效率”?而且是谁的效率?代价又是什么?资本主义哈巴狗敢回答一下吗?)

摘要:你是否有一份暗地里觉得是毫无意义的工作?如果是这样,你就有了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所说的“狗屁工作”(bullshit job)。格雷伯是伦敦经济学院的教授,也是早期“占领华尔街”运动的领导者。他最近写了一本新书,名叫《狗屁工作论》(Bullshit Jobs: A Theory)。他认为,世界上有数百万人——文员、行政人员、顾问、电话推销员、公司律师、客服,还有许多其他的人——都在毫无意义的、不必要的工作中辛苦劳作,并且他们也心知肚明。本文为作者的访谈汇编。

什么样的工作是“狗屁工作”?

“狗屁工作”是一种毫无意义,甚至是有害的工作,即使是做这份工作的人暗地里也会觉得它不应该存在。当然,你不得不去“假装”(这就是它的狗屁之处所在)它有存在的理由。但私底下,你其实认为如果这份工作不存在,世界要么一如往常运转,要么会变得更好。

比如说,公司律师。其实大多数公司的律师私下都认为,如果不再有公司律师,世界可能变得更好。公关顾问、电话销售员、产品经理和不计其数的行政人员也是如此。人们花钱雇他们坐着,接电话,假装自己有用。

本书封面 图片来源:Simon & Schuster

事实上,在我们的社会中,工作越有用,他们付给你的报酬就越低。然而,“狗屁工作”通常都很受尊重,待遇也很好,但是完全没有意义,而且做这些工作的人也知道这一点。但是我们如果突然解雇老师、垃圾处理者、建筑工人……那就真的是件大事了。我们一定会注意到他们的失踪。但是如果“狗屁工作”消失的话,我们的生活不会变得更糟。

你在这本书的开头区分了“狗屁工作”和“糟糕的工作”(shit jobs),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

是的,人们经常会把它们弄混。当你说到狗屁工作的时候,他们只会认为是不好的、吃力的、条件糟糕的、没有福利的工作等等。但事实上,讽刺的是,这些工作并不是狗屁工作。你要知道,如果你有一份糟糕的工作,那么你很有可能实际上是在为这个世界做好事。事实上,你的工作对别人越有益,他们给你的报酬就越少,这份工作就越“糟糕”。所以,你几乎可以把“糟糕的工作”(shit jobs)看成是狗屁工作(bullshit jobs)的反面。

一方面,有些工作虽然糟糕,但实际上可能非常有用。如果你正在打扫厕所,厕所确实需要打扫,所以至少你是有尊严地知道你正在做的事情对其他人有好处——即使你赚的不多;另一方面,有些工作虽然很体面,并且有丰厚的报酬,良好的福利,但是你其实心里明了你的工作是完全没用的。

你在书中谈及了不同类型的狗屁工作,它们分别是“走狗型(或奴才型)”(flunkies), “打手型”(goons),“胶布型”(duct-tapers),“打勾型”(box-tickers),和“包工头型”(task-makers),能具体说一下么?

我收集了几百份来自狗屁工作者的证词。我问他们,“你做过的做无意义的工作是什么?你的动力是什么?你老板知道吗?……”我收集到了一些信息,然后对他们做了一些采访,跟进一些细节。然后,这些狗屁工作逐渐分成了五个类别。

首先,“走狗型”,这是不言而喻的,他们的存在只是为了体现出他们上司的重要性,或者让他们的上级脸上有光。接待专员、行政助理、看门人都属于这一类。我在书中描述了一位接待员,她每天只接到一个电话。为什么老板不去接那个电话呢?因为如果你走进一间办公室,发现没有接待员,那么它就不像是一个真正的公司。由于高管的声望越来越多地以为高管工作的人数来衡量,因此他们通常会雇佣那些无所事事的人。

“打手”们是指电话销售员、公司律师、公关、传销员、游说者等。他们会积极替雇主出面,但他们之所以存在,仅仅是因为其他公司也存在这种职位。比如,你不需要一个公司律师,除非其他的公司也有律师;另外一个例子是电话推销员,你需要他们仅仅是因为你的竞争对手有他们。我在书中举了一个牛津大学的公关人员的例子,他们的任务就只是让公众相信牛津是一所好大学。很多做这类工作的人和我说,“我们的工作是荒谬的,对社会没有任何贡献。”大多数的公司律师似乎都有这种感觉。

我还收到了一个在特效公司工作的人的邮件,他说他95%的工作是让名人在镜头前变得更美:美白他们的牙齿,让他们的皮肤看起来更完美,让他们的身材更苗条,同时,让观众对自己的身体变得越来越没有自信。他觉得自己很像一个“打手”,因为他的工作的本质就是在心理层面攻击人们,让人们感觉不好。

“胶布”们被雇来去修补一些缺陷和漏洞,但是这些漏洞完全是因为老板的懒惰或者不称职。比如,有一位在航空公司服务台工作的女士,她的职责就是在行李没有及时到达时去安抚愤怒的乘客。他们的存在是为了去解决那些原本就不应该存在的问题。

第四类,“打勾型”,就类似于在纸上打个勾,假装自己在做一些事情,比如一些企业的“慈善部门”和“社会责任部门”,它们根本没在做慈善,也没在承担社会责任。他们通常使用书面文件或者严肃的报告来暗示某些事情正在发生,但实际上事情并没有发生。比如,有一个从事咨询的人和我说:

“我为全球制药公司的市场营销部门做数字咨询,我经常与全球公关机构合作,并撰写一些题为《如何提高关键数字医疗股东的参与度》的报告。报告里是完全的、纯粹的废话,仅仅就是做给市场部门完成任务的。最近,别人付给我一万两千英镑,让我给制药公司的客户写一份两页的报告,并要在一次全球战略会议上发表。但是,这份报告最终并没有被使用,因为会议根本就没能进行到那个议程。”

另外,在学术界,我们花费越来越多的时间来评估、监控、描述和提议,而不去做一些现实的东西。“打勾”就是一种替代实际工作的仪式。

最后,“包工头”们要么让别人做不必要的工作,要么监督那些不需要监督的人。公司的中层管理者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有一些中层管理员会直截了当地和我说,“我心里清楚那些人根本不需要我来监督。”即使没有了这些中层管理者,办公室也能照常运转。

有很多不是狗屁的工作,即那些真正有用和必要的工作,如今都被机器取代了。另外,有些有用工作远比狗屁工作苦难和乏味。

图片来源:medium.com

技术可以替我们完成很多重要的任务,科学技术已经发展到可以用机器完成大部分困难的、劳动密集型的工作。凯恩斯曾经预言,随着科技的进步,在本世纪末我们将实现每周工作15小时的目标。但这并没有实现,相反地,我们一直在创造着这些毫无意义的狗屁工作。

在机器取代一些有用工作之后,我们完全可以解放出来去做一些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而不是每天在办公室里每周假装工作40小时。

我觉得有趣的是,这种情况正是我们不想要资本主义制度产生的结果。我们被教导说自由市场是很有效率的,它可以去除低效的、不必要的工作,但是结果却恰恰相反:我们有那么多本不应该存在的工作。

从经验上来看,自由市场的兴起确实造成了狗屁工作的繁荣。在之前的一本书里,我提到了我所称的“自由主义的铁律”(The Iron Law of Liberalism),就是说,任何旨在减少官僚主义的改革,实际上都将创造出更多的文书工作、法规条例,即更多的官僚主义。我所见过的最重要的统计数据之一,是在1991-2002年间,在俄罗斯经济私有化期间,公务员的数量实际上增加了25%,比苏联时期的官僚人数还多。

为什么会这样?

当你试图将事物市场化时,你必须对它们进行量化,虽然有些东西并不适合量化。你必须把所有东西都正式化,因为我们失去了社会信任。我记得好像是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说过,在老式社会里,我们有更多的社会信任和社会性的团体,这会增强规则和契约的执行。但在自由市场里,我们没有理由不去占其他人的便宜,所以你必须去监控并且用书面文件证明一切。因此律师和法律条文的数量在不断增加,你也需要更多的员工去承担这些工作。即使是在美国的大学里,私立学校中的管理部门也要比公立学校里的臃肿很多。

我很好奇你决定去相信人们对自己满意程度的主观报告,并以此作为他们是否在做狗屁工作的指标。如果一个公司律师说:“哦,我真的很喜欢我的工作,它既让我满意又很有意义。”这到底是人们潜意识的幻觉呢?还是说,在一份狗屁工作中可以得到满足感?

满足感和意义是两回事。根据我的发现,大约有6%的人认为他们的工作毫无意义,但是却依然很快乐。这有很多的原因,有些人是因为他们讨厌自己的家人,喜欢自己的同事。当然,这种衡量方法确实可能出差错。我并不认为人们都能准确地评断出自己的工作是有用还是无用。我们没有办法去客观地衡量这些东西,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去问问那些在那里工作的人。如果这种衡量方法真的有什么差错的话,那可能就是数据被少报了。人们更倾向于认为自己实际上无用的工作有用,更少地会去认为自己实际有用的工作无用。

一个在银行工作的人说,80%的银行职员都可以被机器取代或者被淘汰。但他也表示,这其中只有20%能够意识到他们的工作是毫无意义的。

或许这就是希望的来源。人们并不是完全被蒙蔽,有一些人还是能意识到他们的工作是无用的。

我觉得这本书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是,人们实际上比我们想象的更聪明、更有分辨力。经济学教给我们这样一种非常自私的逻辑:每个人都想最大化他们的利益,用最少的资源获得最多的回报,就好像我们每个人实际上都想要去不劳而获。但事实上,我们看到的却是这些从事狗屁工作的人,他们真的是在不劳而获,但他们心里却很悲惨,他们宁可去做一些有用的事情。这是个很有趣的现象,它表明人们实际上比我们想象的更加敏锐,更加有社区服务的精神。

那么,你认为为什么我们被教导要以如此自私利己的眼光看待人类呢?

这是我们社会压倒一切的哲学,也是精英们维持经济实力的一种方式。我们被告知一个基于公共原则的社会是行不通的,我们被告知那是一个乌托邦,资本主义之所以行得通,是因为它承认了人们本性丑陋的现实。

你对那些发现自己在做狗屁工作的人有什么建议?

如果你能把你的这份工作作为创造其他有用东西的平台,那么你就会更有力量。但这很难,似乎很少人能够将“属于”别人的时间重新利用。我书里面有一个人做药物营销的狗屁工作,但他在一周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做真正的医学研究。如果你能想出一种方法来做同样的事情,那就太好了。其他的建议是,不要去怨恨那些有“真正”工作的人,不要因为他们有一份真正的工作而试图惩罚他们。

本文作者大卫·格雷伯

你在书中也谈到了,随着狗屁工作的兴起,一些非狗屁工作也在兴起,你管它们叫关怀或照料工作(caring or care-giving jobs)。你能描述一下它们么?

我从女权主义理论中借鉴了这个概念,我觉得这种工作非常重要,因为传统的工作观念,好像都和生产有关。如今社会上典型的意识型态就是,女人生孩子,男人搞生产。这种观念让女性所做的工作——维护、关怀和照料——变得看不见了。

社会上产生的很多价值,有将近一半的价值,都是由那些没有得到报酬的人生产出来的。那些照顾家庭、做志愿工作或以其他方式做出牺牲的人,是在我们当前的经济体系中得不到回报的。如今有很多贡献社会的方式,但是它们大多数都被忽视了,因为我们并不会把这些事情看成是“工作”。

你在书中提到了我们需要“关怀阶层”反抗,而你认为占领运动可能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网上有一个名为“我们是99%”的主页,是为了那些太忙于工作没时间去持续地参与占领运动的人而建的。建这个主页的目的就是让人们去谈论生活的近况,说一说你为什么支持这个运动,每一个人的发言都以“我是99%”(I am the 99%)结尾。这个主页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成千上万的人都参与了进来。

当我在浏览他们的发言的时候,我发现,从某种意义上讲,发帖的人几乎都做着关怀类的工作。即使不在关怀领域工作的人,发言的主题也很相似。他们基本上就是在说:“听着,我想要一份至少是不去伤害任何人的工作,真的,我真的想要为人类做一些有益的事情,我想以某种方式帮助人们,我想去关心其他人,我想去帮助社会。”

人们在主页上的发帖 图片来源:wearethe99percent.tumblr.com

但是当你真的最终从事这些医疗、教育和社会服务类的工作去照顾他人时,他们会给你很少的报酬,让你负债累累,你甚至都无法照顾你自己和你的家庭。这是完全不公平的。

我觉得正是这种根本的不公正推动了占领运动。我们的社会创造了太多这样的狗屁工作,却给这些从事关怀工作的人如此恶劣的工作条件。因此我觉得我们需要“关怀阶层”(caring class)的反抗,我们需要去思考如何创造一场新的社会运动,来改变我们在生活和工作中所看重的东西。我们需要让人们知道,究竟是什么让一份工作有价值,否则,大多数人们并不知道他们正在从事一些狗屁工作。我们需要团结一致,为这一政治事业而努力。

http://wemedia.ifeng.com/67587624/wemedia.shtml

北漂青年加入奥派指南

你是一位外省来帝都打拼的男青年,有一份普通工作,收入中等偏下甚至贫寒。但你有些忧伤,因为每次去饭局都看见别人自带光环,而你没有。

时代不同了,上帝死后,脑残粉都长出了翅膀。方舟子粉、许知远粉、罗振宇粉、大象公会派、理性乐观派、知乎分答派,装逼的在飞,无知的在爬,你想要拥有天使般的生活。

而我,驰名海内外,美誉响奥派的京城圣母,能帮你插上翅膀。

不谢!

1

奥派的好处。两个字,省钱。

不用穿鼻环打耳洞纹刺青,不用看现代艺术展,不用长途跋涉去摇滚节,也不用买西装燕尾服,不用去古典音乐会,不用IMAX看好莱坞片,但你拥有最丰富的文化生活。

你不用改变自己,外表越普通越好。你继续穿你的美特斯邦威,用你的小米和锤子,在家里看央视新闻,在地铁读官场小说,在公司浏览微博微信热点,一切都要低调。

很多人也低调,但你不一样,你是纯天然。很多人选名牌里的低端型号,但你只选普通品牌的低端产品。

不一样。他们的低调是去做了缩乳手术,而你是天生贫乳。你才是低调界的天王天后。

2

你只需要书。

但不要逛书店,浪费钱。真正有用的书只有两套:米塞斯的《人的行为》和罗斯巴德的《人、经济和国家》。

看书名,就会知道它们沉闷又厚重。这就是你要的。你一定要放在书架拍照片,发在朋友圈。记住,你书架上其他的书都是陪衬,或者仅供批判使用。如果有人问,你要说,你看过十遍的书只有这两套。

你不用真的去读。放心,别人也没读。你往书上倒点咖啡或茶,把书角弄卷书页弄皱,拿荧光笔把某些段落划一划,然后拍照片发朋友圈。你知道它们是经济学就行。

你的微信微博QQ的头像要用米塞斯和罗斯巴德的肖像。他们是奥派的郭德纲和岳云鹏。你甚至不用知道奥派是什么,你只要在平时发表意见时加上“我们奥派认为”这一句就够了。

假如有人问你奥派是什么。你就神秘一笑:奥利奥派、奥修派、奥林匹克派。你越神秘,别人就越羞愧。

《奥地利学派的大师们》

《人的行动》

《人、经济与国家》

3

京城名奥。

中国奥派都在北京。不认识他们,没有经过他们许可,无法成为奥派。他们隔三差五就开会,如果想进入这个圈子,你必须对他们了解。他们非常低调,所以以下我提供的资讯非常重要,你要烂熟于心。

国奥三巨头:李子暘、邓新华、郑旭光。

李子暘有两篇脍炙人口的文章:《提高税费与罚款令人民更富裕》、《央视财经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宣传基地》。因此,他有“共和国卫士”称号。

邓新华是哲学家,他引用率最高的论文是《自愿为奴与被迫自由的先验性原理》。他QQ的签名是:我希望,每个商户可以自由选择收保护费的黑社会。

郑旭光,奥派国资委主任,作为奥派圈子饭局的买单人,他提出“国企是私有产权的一种特殊形态”的先进理论,得到广大奥派群众的一致好评。

国奥五小花:李松、吴主任、菁城子、布尔费墨、周克成。

李松钻研态度认真,不怕重复。他有七十多篇文章的结论是“哈耶克没有超越米塞斯”,但每篇提供的论据都是全新的。他还考证出罗斯巴德写给安兰德的情书是伪造的。

吴主任每周天下午五点准时写一条微博批评计划生育,聚沙成塔,装订成册厚度超过辞海。他公众号的最新一期文章是《想不出更好的标题,只想骂傻逼》,上一期也是这个标题,去年的第1、第8、第16、第23、第24、第46期全都是。

菁城子是律师,辩才一流。张五常说“中国的制度世界上最好”受到攻击,他为此写了一篇气势磅礴的辩护词。但由于中国的制度太好,检测出他文章里敏感词太多,因此至今无法在网上发出。

布尔费墨是儿童问题专家。他主张“孩子天然是父母任意处置的财产”,在铅笔社发表了《论建国后三年自然灾害中易子而食的正当性》,引起海内外轰动。

周克成被誉为“经济学界梵高”,老婆生气,他就让她使劲揪自己的耳朵。他攻克的课题有“如何让核武器走进千家万户”、“兽交和乱伦是为了降低交易费用”。

4

奥派的标准问答。

Q:是否支持自由贸易?支持零关税。

A:当然。

Q:是否支持小政府?

A:应该无政府。

Q:是否支持童工、高利贷非罪化?

A:是。

Q:是否支持道路私有化?

A:是。

Q:各国是否应该撤销央行?

A:是。

Q: 是否支持取缔国企?

A:是。

Q:是否支持私人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A:是。

Q:是否支持卖淫、贩毒、赌博合法化?

A:是。

Q:是否支持知识产权?

A:否。

Q:你支持张维迎还是郎咸平?

A:张维迎。

记住以上答案。当你想进入奥派的QQ群和微信群,他们会有入群考试,你答对了才能混进去。

5

看到上面的问答后,你可能有顾虑:原来奥派是无政府主义者啊,我不是怎么办?

别担心,以上答案仅限于聊天群。奥派是一个社交工具,并不是意识形态。在群外公开讨论问题,答案要以张五常和薛兆丰的答案为准。

这两个都不是无政府主义者,张五常是“好政府干部”主义者,薛兆丰是“精彩政府”主义者。京城名奥拥护他们,是因为他们都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都有一颗拳拳爱国心。

这就像中国马列主义者,挂的圣像是马克思列宁,但解答现实问题,用的是毛泽东思想。

你看周克成,无政府主义长者,但在薛兆丰面前,他是华国锋,鼓吹“两个凡是”。布尔费墨,无政府主义巨婴,林彪式的鬼才。过年时薛兆丰寄了张贺卡,他把上面的祝福话做成广告,当成对自己接班人地位的背书。

不过接班人之争,从来都是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比如在厦门的连岳,面朝大海,心系天下。多年来他关心国家大事,关心失足女青年,他群众基础更好,更重要的是长得帅。布尔费墨是王宝强,他就是宋喆,一定会撬走嫂子的。他从前额头刻着民主派,现在换成了奥派。从青春期教育到家庭理财建议,样样精通。

连金牌妇女之友都扎堆奥派,可见国奥是安全的,讲团结顾大局。国奥也是克制的,一有批评自家政府的冲动,就赶紧去批评美国政府。你看李松,他痛斥哈耶克的小政府,但不会提及薛兆丰的爱政府。

你要相信中国人的智慧。拿来主义,奥派自有奥妙,能让你在现实中游刃有余。低调不奢华。明天开始做一个奥派,吃饭、睡觉、关心宏观经济,学激进的理论,做一个安分守己的人。

祝你早日发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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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得了便宜还卖乖,叫做老板很烦恼

(写在前面:这篇文章很有力的打了资本主义哈巴狗的脸。顺便说一句,我就是从一个曾经的朋友对我说”血汗工厂的工人是自愿的“这句资本主义屁话开始怀疑资本主义,并最终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的。)

导语:富士康老板郭台铭在股东会上吐槽工人和“某些NGO组织”,我们是来打脸的。

郭总的困扰

6月22日,在台北举办的鸿海精密股东会上,富士康董事长郭台铭表示,对富士康的大陆工人和某些NGO组织的行为,感到肥肠困扰。

第一大困扰是加班。之前有NGO组织调查发现,富士康工人的劳动时间过长,呼吁富士康缩短工时。对此,郭总表示hin无辜:明明是工人自己要加班的哦,不能怪我。

第二大困扰是工人闲着也只会打游戏。对此,郭总除了叫他们闲不下来,真是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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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看原视频的,可以直接戳↓↓↓

https://v.qq.com/x/cover/zutfadqnykvpb74/q1427t3ahvb.html

乍一看,郭总不仅关心工人的工作,还关心他们的闲暇生活,简直劳心费力,操碎了心。而为了让工人珍惜光阴、不打游戏,更为了满足他们对加班的热切要求,富士康不惜冒着为千夫所指的风险,延长工人的工作时间。啧啧,真是可歌可泣郭台铭,感天动地富士康!

可是,事实果真如郭总所言吗?

富士康女工的一夜,实力诠释“血汗工厂”

事实上,郭台铭的黑点只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手动微笑)。富士康工人的遭遇想必您就算不甚了解,也早有耳闻吧?

非营利组织中国劳工观察(也就是郭总口中的“某些NGO组织”)在今年6月初发布了《衡阳富士康调查报告》。亲身进厂打工的调查员,写下了自己每天的打工日记。

刚进厂时,调查员负责上夜班。

每晚7:30,调查员与工人们打卡进入车间。7:50左右,生产线上人基本已经到齐,车间的温度比外面的高好几度,没有空调。

8点左右生产线开工,该车间生产的是亚马逊智能小音箱。一条流水线上,两边都有工人,面对面坐着做同样的工作,每个工种两到三个工人负责,整条流水线一刻不停的运行着。

我和工友胡分到了03 线坐在一起看外观:每一个音响都拿起来把贴好的膜撕开看有没有划痕,试手感看每一个按键是否灵活,上面有没有黑点,有没有缝隙,看好后把标签贴好,又把底部的膜撕开看有没有鼓包,所有检查完之后放回传送带上面,接着下一个人贴膜。每个人每天要经手上千台音箱,不断机械重复这些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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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车间一角(图片来源:Nikkei Asian Review)

在厂线上需要戴防静电手套,那个手套不透气,戴上之后一会手就出汗了。胡看得特别仔细,一直不停地在撕膜检查,从晚上8点到第二天早上5点,除了指定的休息时间她都没有去上过一次厕所,我周围的四个工友也都没有去过一次厕所,我总共去了五次。全技术员一直在我旁边坐着,一会儿去其他地方,一会儿又过来,把我们新来的盯得特别紧。每次去都要给她说一下,同意了才能去。

11:35,工人们可以休息一个小时。调查员看见有一些人在开水房外面喝牛奶吃面包,吃泡面。还有好多人趴在生产线上睡觉,有些拼了几张凳子躺着睡,也有些拼了几张泡沫板躺地上睡。

凌晨12:40,流水线继续运行, 车间还是又闷又热,调查员工作了一会儿就感觉很累,又渴……

大约4点的时候,她对面的工友停了下来,说不用看了,厂量已经够了。这时后面的工人也停了下来,坐着没有做事。

我感觉很累,就趴在生产线上。

线长说,我和胡可以5点下班,其他人要6点才能下班。我们这一班的人下周一开始早上7:50来上班,从夜班倒成白班了。上班期间一定不要打瞌睡,抓紧时间,动作要快,动作慢了不行。晚上7点之后就可以打卡下班了。我排队过安检,脑子已经很不清醒,前面排队的工友不停地打着哈欠。安检员也是一脸疲惫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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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富士康工人下班(图片来源:路透)

通过她的记述,我们可以真实地感受到一个年轻的生命,如何在富士康,在流水线,在千千万万由他们制造、却根本买不起的电子产品中沦为异化的廉价劳动力。

工人爱加班,是因为底薪太低

无论是在深圳,还是衡阳,郭总所表述的富士康工友们争相加班、愿意加班的现象,确实属实。据土逗了解,工友们进入富士康的第一件事就是填写“自愿加班表”。

深圳富士康现在已经基本杜绝强制加班现象,但是普工们几乎没有人拒绝加班。按时下班,以及取消加班资格,甚至是基层管理人员惩罚员工的方式。一个按时下班一个月的工人往往会主动选择离职。

工友们为什么这么爱加班呢?

据媒体披露,湖南衡阳富士康里的一线普工底薪(即每周工作5天,每天8小时的工资)只有1750元,而衡阳市居民2017年的平均月薪为4647元。刚入职的深圳富士康工友的底薪在全国富士康中水平较高,但也只有2250元。考虑到在深圳的生活成本,这个底薪简直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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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漂白领晒出的每月开支明细(图片来源:融360)

这些工人,拿着微薄的薪资,住在一个12人1间、白班夜班不停倒、充满灯光噪音和烟味的空间里,每日吃盛在没有洗净的盘子里的饭菜,不交友、不娱乐,只买生活必需品,除了单调重复地工作、吃饭、睡觉就啥也不干。他们是工厂这台庞大机器里的一颗真真切切的螺丝钉,被剥夺了几乎一切生机、活力和情感。食物的鲜美、劳动的快乐、生活的安逸都不属于他们。他们自己也不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生产线、属于生产出的标准化商品、属于城市尽头灰头土脸的工厂。

更可悲的是,螺丝钉已经摆脱不了富士康这个庞大的机器了。为了改善生活境况,除了干更多活,赚更多钱,当一颗“更有用”的螺丝钉,他们别无他法。为了努力 “活得像人一样”,他们只能通过加班,来满足自己最基本的生活需求。

工人希望能住得好点。工厂宿舍的住宿费虽然只需每月110元,但住宿条件很差,舍友和自己错开白夜班,影响休息之余又没什么交流,所以很多工友会在厂外租房自住。

但随着深圳城中村的房屋改造,龙华富士康北门城中村的单间月租在3年间已经从500元涨到近800元,有的甚至上千。在嚣张的房租面前,为了一点下班之后的自由,为了睡个好觉,工友们不得不选择加班。

工人们还希望能吃得好点。富士康的食堂确实不贵,少则一顿4、5块,多则一顿7、8块。但是“盘子都不怎么洗,菜还很难吃”。工友们在午餐、晚餐时间也往往会选择厂外相对干净的小餐馆,即使价格可能是工厂食堂的2-3倍。这不是奢侈,而是生而为人对放入口中之物的基本要求。为此,工人们只能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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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阳富士康食堂饭菜和价格(图片来源:CLW)

除了吃饭、睡觉,工友们还有养家糊口的需求、交友的需求。恋爱、结婚要钱,走出工厂、自己做小生意也要钱,而这些钱都要靠加班才能攒出来。

在市场经济的裹挟中,工友们为了做一个“人”,几乎没有选择。而郭台铭这些资本家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先剥夺他们作为“人”的基本权利,再把微薄的利益一点一点地放在工友们面前,诱使他们不断“主动”加班、加班、加班,最后在股东大会上得了便宜还卖乖。

近期,富士康一些部门又进入高产模式。法律虽然规定7天必须休1天,但是只要“打卡”换“签卡”,一个工友可以连续工作四五十天,每天在工厂的时间大于12小时。

工人“底薪”不足以让他们活成真正的“人”,工人被当做机器对待。他们只能加速“运转”、不断加班、掏空身体,才能够换来一副似人的皮囊。

工厂构建了一个牢笼,工人们逃无可逃。

连游戏都不让我打,信不信我打你?

郭总提到95%的工友“不加班也是在打游戏”,流露出一股酸臭的“既然如此为何不加班”的霸道总裁气息。但是土逗通过调查发现,打游戏其实也是工友们没有选择的选择。

首先,单调、重复、枯燥的繁重工作让他们“只能打游戏”。富士康工人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这严重挤压了休息、娱乐的时间。在富士康的工人业余生活宣传之中,确实也有跳舞、跑团、篮球比赛等等。但是这些活动都是通过邮件发送到各部门的,只有坐办公室的文职人员才能看到,工厂领导根本没想要普工们参与。

工厂提供的游泳馆、图书馆、健身房都在晚上9点关门,而加班的工友们8点多才下班,这些被夸大其词的工厂娱乐休闲对于一线普工来说根本是无效资源。而咖啡厅、餐厅这些地方消费高,工友们是去不起的,经济压力也使他们不得不宅在宿舍里玩游戏、看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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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龙华富士康附近的城中村一角(图片来源:尖椒部落)

此外,工人们似乎“只有通过打游戏,才能认识一些人。”富士康工厂的管理模式向来以对工人的原子化而闻名,工友们也反映工厂的任何角落都没有“谈心的氛围”。“进了那个大门,就觉得一切都是和利益相关的,不是特殊情况根本就不会讲话,不会有私人关系,怕得罪人。”

在实地调查中,一位性格内向、说话吞吞吐吐的工友表示,在富士康的7年严重消磨了他的性格,甚至对他的语言能力都有一定的影响。这样一个区隔的、寂静的工厂机器里是没有人的温度的。而游戏,则为工友们开启了共同话题,成了他们为数不多的集体活动。 “中午休息的时候,我们几个可能就在吸烟区里打一盘游戏。”一名工友说。他们的社交需求,在游戏中得到了满足。

郭总担忧工人们只会打游戏,却不关心工人们为什么打游戏。近期工友们玩得比较多的是王者荣耀和吃鸡。这两款游戏与其他的之前火爆的游戏类似,都具有一定的投机性,且能较强地体现玩家的能动性。这些性质都足以让对工厂生活绝望的工友们投入游戏,寻找那种自主的幻觉。游戏胜利的成就感更衬托出工厂工作的无意义感。

此外,郭总“工人天天打游戏”的陈述也并不完全符合事实,很多工友已经“丧”到连游戏都玩不动了。土逗从一位网吧老板处了解到,深圳龙华富士康北门的城中村网吧数量在近4年中,从60多家减少到30多家,网吧的钱越来越难挣了。几位受到土逗采访的工友都表示,“下班之后啥也不想干,连游戏也不想打,就是颓在床上睡觉一直睡到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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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龙华富士康外的网吧(图片来源:尖椒部落)

8年前,深圳富士康工人用连环跳,向世界呈现了跨国品牌和经济奇迹背后的血汗淋漓。

8年后,富士康从深圳扩展到了衡阳,客户从苹果变成了亚马逊,产品从iPad、iPhone变成智能音箱和电子书。唯一不变的,却是工人超长的劳动时间、超低的工资水平、恶劣的劳动和生活条件。

当苹果和亚马逊这样的跨国垄断资本拿走产品一半以上的利润,当郭台铭这种资本家对工人极尽剥削,当工人继续日复一日地生产着自己买不起的商品,每月微薄的薪水也要先“贡献”给房东,深圳是越来越美了,苹果、亚马逊和富士康股东们也越来越富了,可工人却没有在这日益做大的蛋糕中拿到自己应有的份额。相反,无论是生产还是再生产,他们都不断地被剥夺。

最可恨的是,工人们试图摆脱现状的努力,竟也成了富士康剥削他们的理由。面对此情此景,郭总的理直气壮,恐怕已经不是蠢,而是资本家对工人敲骨吸髓的下流无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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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在员工宿舍装上铁网防止工人自杀

https://www.jianshu.com/p/aab547652fb7

聊聊资本主义下教育的本质

当初高考的时候有人建议我写批判高考的文章,其实单纯批判高考的文章很多,我推上也有转载了两篇:北大飞 | 高考日 讲讲我的往事说说我所经历过的高考地域歧视 ,但实际上,单纯批判高考的意义不大。或者说,高考本身也并不是根源,而是根源造成的症状。而根源是什么?且听我慢慢道来。

很多人都把高考比作科举,这个类比不能说错,但是是很不准确的。古代皇权专制帝国的科举,面向占社会总体少数的地主士绅阶级,古中国有条件读书识字参加科举的,基本上是地主或官宦家庭,而商人和手工工匠则被朝廷打压,规定不准参加科举,而普通平民则更是想都别想,连读书条件都没有还参加个毛?古中国可没公共教育啊。而科举的目的,是为朝廷选拔官僚(文举选文官,武举选武官)。

参考资料:首先,宋代的科举放宽了录取和作用的范围。宋代进士分为三等:一等称进士及第;二等称进士出身;三等赐同进士出身。由于扩大了录取范围,名额也成倍增加。唐代录取进士,每次不过二、三十人,少则几人、十几人。

南、北宋三百二十年,总共开科一百一十八次。取进士二万人以上。

元朝自仁宗至顺帝时灭亡止,科举停办两次,共举办过十六次,取进士1,139人,国子学录取284人,总计1,423人。

来源: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_中国网

整個唐朝的科舉取士約一萬人。

明朝二百七十七年開科八十九次,取進士24,536人。

清朝二百六十七年間開科一百一十二次,進士二萬六千人;

来源:中国科举制度

而在这些帝国当时的总人口数是多少呢?

唐朝唐朝後來取代了隋朝在全國的統治,到唐太宗貞觀十三年即公元639年時,全國人口大約為1235萬人,比隋朝巔峰時候整整少了3000多萬人。到唐玄宗天寶十四年,史書記載全國人口達到了5200多萬人,接近漢朝最鼎盛時期的人口。歷史學家預計,當時的實際人口應該還不止這些,可能要達到8000萬—9000萬人。

經過一系列戰爭之後,元朝建立後實際統治人口數估計約1100萬,在滅亡南宋統一全國之後,納入元朝統治的人口達6300多萬,但實際人口應該有8700萬左右。鼎盛時期的元朝,人口達到了1億2359萬人。

鼎盛時期明朝人口最多應該在1億以上,但是由於有大量戶口隱匿、流民逃亡、不入戶籍的市民階層的存在,導致官方無法統計出確切的人口數字,官方統計數據一直在5000到6000多萬之間。不過,一般認為明朝中期之後全國人口就已經達到了1億6000萬到1億8000萬之間。

清朝清朝建立之後,明末各種大戰亂又將全國人口縮小到了1億零300萬,減少了6000萬以上的人口。一直到康熙末年,人口才恢復到了明朝最鼎盛的1億5000多萬人。自此之後,中國人口就一路狂飆,康熙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全國人口突破2億,僅僅26年之後的1790年中國人口就增加了1億人達到3億,道光十四年(1834)增至4億。

稍微算算就会发现,帝国科举取士总人数占帝国总人数的比例,最高都不到千分之一,不少帝国时期更是万分之一都不到,如果按照每年取士人数去计算,那是连百万分之一都不到了,有些傻逼喜欢吹捧古中国帝国的科举制度,呵呵,这有什么可吹的?靠这个去“改变命运”,还没现代人出车祸的概率高呢。

而高考呢?先不说实际上有多少人能够读到能参加高考那天,至少比起古代帝国科举的参与人数比例,那是高多了的:

数据显示,中国高考人数一直在持续变化。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报名人数一度每年只有100多万人。高考人数顶峰时期是2008年,为1050万,到2013年下降到912万,2014、2015年分别增加到939万、942万,2016、2017年稳定为940万。

来源:首批00后高考:报名人数975万,创8年新高_搜狐新闻_搜狐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截至2017年12月,中国大陆人口总数达到13.9亿人,占世界人口总量18.7%[1]

来源:中国大陆人口

算一下就会发现,每年参加高考的人数占总人数比例,接近百分之一,当然也不是什么高比例,但比起古中国帝国时期的科举制的那百万分之一的比例,真的高很多啊。

但请注意:高考和科举的目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前面已经说了,科举的目的是朝廷选拔官僚,而高考的目的则是上大学。从目的来说,科举更类似公务员考试,而和高考完全不同。

所以高考和科举,无论从参与人数比例还是从目的来看,都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机制。但有一点两者是相同的:参与者都想靠这一机制改变命运,或者,更准确的说,实现阶层上升。

至于能否实现阶层上升,我之前转载的两篇文章已经明确说明了,不能。但如果这篇文章止于此,那么我也不必浪费时间写这么一篇文章了。

诸位,先思考一个问题吧:为什么我们非要追求阶层上升?

我想有一个答案肯定很多人都会说:“当然是为了能够得到更好的生活了!”

那么,思考第二个问题:能爬到金字塔顶端的人,是多数还是少数?

很明显,答案是:在全世界都是少数,极少数。如果有人对这个答案有疑问,去看看这篇文章吧:赵皓阳:生而贫穷(转载)

既然是极少数,那么,第三个问题就出来了:为什么不推翻这个制造金字塔的压迫性的制度,而非要追求什么阶层上升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1,大部分人不知道推翻之后该拿什么制度进行替代,害怕血泪之后历史又一次循环;2,资本主义无孔不入的洗脑宣传,导致大部分人有“我可以阶层上升”的幻觉。

对于1,替代制度是核心为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的社会主义;对于2,资本主义灌输“阶层上升”幻觉的一个重要说辞,就是“通过教育可以实现阶层上升”。

而事实上呢?有人说,教育的不平等直接断了底层上升的道路,精英垄断教育资源进行精英教育,而平民只能待在资金不足的公立学校,而公立学校都没有的地方(例如教育市场化的中国)就更糟糕了。

单看这话是没什么问题,但通常这么说的人都有一个幻想:教育平等之后底层就能上升了。但是啊,先不说资本主义下根本不可能实现教育平等,因为政客和财团老板等精英们必然垄断教育资源;就算假设某个资本主义社会教育平等了,那么底层也还是底层,绝大多数都别想上升。为什么呢?因为资本主义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压迫性的制度,少数政客和财团老板联手剥削压迫大部分人,那么,这种制度本身就决定了必然是少数人剥削压迫大部分的结构,只不过,如果教育平等,那么政客和财团老板们会采用其他手段垄断资源,并让后代继承,而广大平民依旧只能给他们打工, 被他们剥削压迫。

资本主义的所谓“教育实现阶层上升”,其实就是:奴隶们,你们通过自己的努力,是可以成为奴隶主的!呵呵,说起来,“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不就是这类奴才洗脑狗屁吗?当然,奴隶也有奴隶和奴才之分,相对来说奴才们得到的主子的赏赐会多一些,这是主子的收买策略。而还有一种被收买的人就是掌握一定技术的奴隶,掌握技术本身需要资源投入,所以掌握技术的人是少数,而这些人本身可以依靠掌握的技术创造出更多财富,故此对奴隶主来说,他们有收买价值,而大部分奴隶就没这么值钱了。

的确,有些人追求的“阶层上升”并不是成为奴隶主,而是低级奴隶成为高级奴隶。可是,奴隶还是奴隶啊!而且能成为高级奴隶的也必然是少数,因为人多了就没有收买价值了。

所以,资本主义下的教育,一是维持阶级固化保证精英的后代继承特权,二是对奴隶们进行洗脑制造“可以实现阶层上升”的幻觉,三是制造一批掌握技术的奴隶加以收买利用。

有人说:教育的目的是让一个人成为最好版本的那个自己。这是个理想,而这一理想是无法在资本主义下实现的,只有在社会主义下,才能实现!

 

 

 

特朗普离贸易战更近一步

金属关税激怒美国盟友,中美谈判亦重陷僵局

Vincent Kolo 中国劳工论坛

随着特朗普政府推出“美国优先”的贸易政策,向美国的亲密盟友和主要竞争对手同时展开猛烈进攻,贸易战已从多个方向进一步逼近。

6月1日,美国将长期以来的威胁付诸实行,开始对来自欧盟丶加拿大和墨西哥的钢铁和铝分别征收25%和10%的关税。这些政府立即表示要对从摩托车到酒类的数百种美国产品征收报复性关税。

特朗普则进一步威胁对进口汽车和卡车征收25%的关税。对德国丶墨西哥和日本来说,这是比金属关税更大的打击。美国的钢铁和铝进口总额约450亿美元,而汽车进口额达到2080亿美元。对德国汽车巨头梅赛德斯-奔驰和宝马来说,美国占其全球销售额的15%左右。而对日本来说甚至更严重,因为他们生产的汽车有五分之一是卖到美国的。

就在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并对与伊朗进行贸易的公司施加制裁措施仅仅几周后,特朗普贸易战的第一枪严重加剧了资本主义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

6月2日,G7集团财长会议在加拿大举行,除了美国之外的6个国家发表了联合声明,谴责美国加征关税的行动。法国财政部长布鲁诺·勒梅尔表示:“我们还有几天时间采取必要措施避免欧盟与美国爆发贸易战。”

中美谈判重陷僵局

与此同时,在北京举行的第三轮中美贸易谈判陷入僵局。如拉里·艾略特在英国《卫报》上所说,特朗普要求中国——“贸易战真正的目标”——削减对美贸易顺差(目前为每月300亿美元)。

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是从美国进口的四倍。尽管特朗普说这是因为中国的“欺骗”,但是其实这是全球资本主义经济深层结构性转变的结果。中国崛起为世界工厂并位居全球化产业链的中心就是其中的一部分。中国制造业规模是美国的1.5倍。中国政府将大量贸易盈余用于购买美国国债,也是在为向美国的进口提供资金。

随着谈判丶威胁和反威胁的进行,再加上特朗普一系列相互矛盾的推文,人们开始清楚地看到贸易逆差不是真正的焦点,美国政府的真正目的是遏制中国的科技发展和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地位的计划。

北京和华盛顿之间仍有可能达成贸易协议,但就目前而言,这看起来还很遥远。即使达成了协议,也可能很快破裂。

中美双方在最近的谈判中都表现出更加强硬的立场。5月在华盛顿举行的第二轮会谈之后,中美关系出现了明显但短暂的“突破”。当时双方签署了一份联合声明,尽管没有什么实际内容,但双方同意在谈判继续进行期间不开征关税。作为回报,中方同意“大幅”增加对美国商品的进口,以减少贸易顺差,不过它拒绝就此提出具体数字。这相当于双方“停火”,但仅9天后就破裂了。

正当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前往北京参加第三轮会谈时,特朗普再次威胁要对中国价值500亿美元的“具有重大产业意义的技术产品”征收25%的关税。一位中国官员对英国《金融时报》说,特朗普的180度转向“出乎意料,但也不令人意外”。

特朗普多变的丶难以预测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是故意向对手施加压力丶迫使其让步的策略。但在中美谈判重新陷入僵局之后,中方拒绝做出进一步的承诺,除非美方保证不征收关税。

如何树敌?

中方谈判代表表示,如果美国实施关税或其他制裁(特朗普威胁从6月15日起实施制裁),他们将完全退出谈判。这表明中国政府的态度也变得更加强硬。在先前的会谈中,中方代表明确表示,他们准备向美国作出让步,特别是购买更多的美国农产品和天然气。但特朗普在第三轮谈判前几个小时向欧洲丶日本和其他美国盟友征收关税的举动,无疑使中方有了更多底气同美国对抗。

现在的局面极度不稳定。欧盟和日本本身也与中国有争端,很大程度上与美国政府的立场是一致的。今年4月,27位欧洲驻中国大使签署了一份报告,批评习近平标志性的一带一路海外投资计划。这些大使表示,“一带一路计划偏向那些接受政府资助的中国公司,这与欧盟的贸易自由化计划相冲突”。

中国政府特别担心这些国家会与特朗普联手对付中国。但特朗普“敌我不分”的外交方式至少暂时降低了这种可能性,给了北京更大的回旋余地。

民族主义

中国和美国的民族主义情绪都在升温。中国政府准备向特朗普做出让步,但前提是它能够将被迫让步伪装成出于自身利益的自愿行为。这样,购买更多美国商品将被解释为“向需求不断增长的中国消费者提供更多外国商品”。减少外资投资限制丶保护知识产权和放开外资在国企垄断行业的所有权限制则是“深化中国经济改革开放”。

一个明显的迹像是,中国政府上个月关闭了最着名的毛派网站“乌有之乡”,因为担心该网站可能成为愤怒的民族主义者批驳政府“向美帝国主义投降”的渠道。

在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国会议员对于“美国优先”的热衷正在超过特朗普。他们看到特朗普的那种民粹主义有助于中期选举的选情,因此这两个资产阶级政党的政客都在提高反华调门,特朗普团队只要露出任何对华立场软化的迹象就会受到他们的抨击。

两党政客都想通过国会立法阻止特朗普“挽救”中国电信巨头中兴通讯。今年4月,美国政府以中兴违反美国对伊朗和朝鲜的制裁为由,禁止它在未来7年内从美国购买微芯片或软件。由于中兴90%的产品要使用美国元器件,因此该这相当于判了中兴的死刑。

共和党反华鹰派参议员马尔科·鲁比奥称,绝大多数国会议员不仅反对撤销对中兴通讯的禁令,而且要求对华为等其他中国科技公司采取同样的措施。这些压力使特朗普政府不敢轻易同中国达成任何协议。

减少2000亿美元贸易顺差

特朗普在2016年竞选时曾承诺,他当选总统后会将美中年度贸易逆差减少1000亿美元。现在他要求中国在两年内减少2000亿美元。这个目标被广泛认为是不现实的。

经济学家阿米特拉吉特·巴塔贝尔评论说:“美国经济短期内根本无法增加足够的产量供中国购买”。美中贸易谈判的重点是农业和能源。美国可以增加这两个行业的对华出口,但去年美国农产品出口总值为690亿美元,能源出口1500亿。中国要想减少2000亿美元的对美顺差,几乎要把这两个行业的所有出口商品全都买下来。

中国也希望大幅增加美国科技产品的进口和增加对美国科技企业的投资,但目前美国政府正出于“国家安全”理由考虑采取限制措施。

中国政府不愿给出削减贸易顺差的具体目标。一方面是因为美国可能会以中国未达成目标为由发动更猛烈的攻击。另一方面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尽管习近平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审查和宣传机器,但他仍然难以让人相信这不是迫于美国的压力,因此他用来压制党内反对派的“强人”形像也将受损。

不同的模式

中美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并不只是因为贸易问题。美国政府宣传攻势的目标已从贸易逆差转向金融投资和中国涉嫌盗取美国技术。特朗普的贸易谈判代表越来越多地说到中国需要“结构性改革”,也就是要求中国打破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丶停止政府对重点行业的支持以及废除对外资所有权的限制。

习近平当局甚至同意解除对金融和汽车行业的投资限制。但这些让步只是为了吸引有影响力的海外资本,因而都很有限。从整体上来说,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会继续保持下去,甚至还会增强。事实上,如果中美之间的技术战升级,中国政府为了加快本土科技行业的发展,势必要加大国家干预。习近平在5月28日(也就是第三轮谈判前几天)发表演讲,主题就是高科技领域的“自力更生”。

在与经济和地缘政治冲突同时展开的“意识形态”斗争中,中国统治集团认为其威权国家资本主义优于西方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这种像想法是基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在西方资本主义陷入停滞和政治动荡的同时,中国却保持了相对较快的经济增长。然而,中国取得“成功”的基础,是有史以来耗资最大的警察国家和前所未有的债务水平。政府知道堆积如山的债务可能会触发严重的金融危机。但是,在这场不同模式的资本主义的对弈中,习近平方面最有力论点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混乱。

帝国主义冲突

这场“意识形态”斗争是正在加剧的全球帝国主义斗争(特别是中美之间)的一部份。美国资本主义建制的各个派系(特别是军方)正在形成一个共识:一现在是击退中国这个最强大的对手的时候了。

今年4月9日,特朗普的贸易顾问丶«致命中国»一书的作者彼得·纳瓦罗在《金融时报》上撰文,将矛头指向中国的科技发展及其庞大的工业现代化计划“中国制造2025”。“中国制造2025”计划旨在使中国在机器人丶高级信息技术丶航空引擎丶环保汽车和生物制药等尖端科技领域取得全球领先地位。如果中国的计划成功,纳瓦罗称:“美国经济将根本没有前景”。

2008年全球危机之后,由于帝国主义竞争愈演愈烈,贸易也日益变成一种代替军事行动的武器。在危机发生前,全球贸易增速是全球GDP增速的两倍,但此后一直停滞不前。

世界银行去年的一项调查显示,自2008年以来,全球前60大经济体推出了7000多项保护主义措施。美国和欧盟各以1000多项位居榜首。特朗普的“美国优先”也是这一进程的表现。

这些贸易保护措施标志着以美国为首的各国政府正从所谓的自由贸易转向贸易管制。社会主义者指出,自由贸易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的神话,因为大多数贸易是由几百家大公司控制的。我们支持“管制”贸易,但反对资本家和像特朗普这样的反工人阶级政客进行管制。

在社会主义社会,在消灭了资本主义和建立起工人阶级民主管理的计划经济之后,贸易和国际关系也将以民主计划的方式发展。这将为全球经济提供空前的发展动力,去满足人民和环境的需要。

特朗普的钢铁和铝关税等贸易制裁措施以“国家安全”的理由绕过了WTO体系及其全球规则。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政府过去一手建立起来的。特朗普在贸易上背离“自由市场”原则,但在其他大多数政策领域却支持极端的去管制,例如他最近取消了2008年后为避免金融危机再次爆发而实施的银行业监管措施。

军事角力

在21世纪,与其全球主要竞争对手相比,美国资本主义在经济和地缘政治方面的地位都在下降,尽管美国的军事实力仍是无与伦比的。美国政府近期的多份文件都表现出对正在逼近的危机的担忧。例如去年12月出版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和俄罗斯是“挑战美国权力丶影响力和利益”的竞争者。

今年1月份发布的《国防战略报告》指出,“目前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问题是大国的竞争,而不是恐怖主义”。这种对抗性的论调,加上越来越倾向使用经济制裁(关税)去对付对手(中国)和“朋友”(欧盟丶加拿大丶日本),标志着美国的政策出现了历史性转变。

对中国来说,这标志着40多年来与美国共和党或民主党当局相对稳定丶友善的关系结束了。香港《南华早报》评论说,特朗普是“自1971年尼克松访华破冰以来第一位明确将中国认定为『对手』的美国总统。”。

特朗普的贸易政策受到美国贸易代表莱特西泽和纳瓦罗等强硬反华理论家的重要影响,而新任命的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也因主张对抗中国和对朝鲜发动“预防性战争”而着称。

特朗普政府也在通过其他与贸易无关的问题对中国加压。在最近的新加坡安全论坛(香格里拉对话)上,美国国防部长吉姆·马蒂斯指责中国将南海人造岛屿军事化以“恐吓和胁迫”邻国。特朗普政府对此的“初步反应”是,拒绝让中国参加今年5月的“环太平洋军演”。

美国及其盟国英法两国宣布将在中国与邻国的争议海域进行更多“自由巡航”行动。而中国也在南海加注。它在其控制的岛屿上安装了先进的雷达和监控设备,最近还在其中一个岛屿着陆了可携带核武器的轰炸机。

和传统的外交作法不同,特朗普并不反对将南海和台湾等地缘政治问题(中国反对美国与台湾建立更紧密关系或提供军事支持)与经济问题混在一起,时而利用这个问题丶时而利用那个问题做为筹码,去达到他的目的。这造成全球局势更加不稳定,也增加了冲突升级的风险。尽管中国政府准备在贸易问题上做出让步,但对它来说台湾和南海问题是不可逾越的“红线”。

对社会主义者来说,现在的事态并不完全令人意外。资本主义危机及其所带来的特朗普和“习皇帝”正在破坏世界的稳定。社会主义者强调,工人运动需要独立的立场和行动,不应该被本国的统治阶级欺骗和左右。我们的主张是,建立工人阶级民主控制的计划经济和贸易,取代混乱丶暴虐的资本主义。

http://chinaworker.info/cn/2018/06/04/17907/

The American way of tearing families apart(美国拆散家庭的手段)

THE NATIONAL outrage over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zero tolerance” policy of separating refugee and migrant children from their parents has resulted in much greater awareness of the traumatic effects of policies that tear apart families.

全国性的对特朗普政府将难民和流动儿童与父母分开的“零容忍”政策的愤怒使得人们更加意识到拆毁家庭的政策带来的创伤效应。

Journalists digested and highlighted information long known to clinicians and social workers about the effects of removing children from their parents on the children’s short- and long-term development and mental health. One Washington Post article described some of the research:

记者消化并强调了临床医生和社会工作者们早就知道的关于将父母和孩子分离对孩子的短期和长期发展以及心理健康造成的影响的信息。 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文章描述了一些研究:

Their heart rate goes up. Their body releases a flood of stress hormones such as cortisol and adrenaline. Those stress hormones can start killing off dendrites — the little branches in brain cells that transmit messages. In time, the stress can start killing off neurons and — especially in young children — wreaking dramatic and long-term damage, both psychologically and to the physical structure of the brain.

他们的心率上升了。 他们的身体释放出大量的压力荷尔蒙,如皮质醇和肾上腺素。 那些压力荷尔蒙可以开始杀死树突 – 脑细胞中传递信息的小分支。 随着时间的推移,压力可以开始杀死神经元 – 特别是在幼儿中 – 在心理上和大脑的物理结构上都会造成巨大的长期的损害。

“The effect is catastrophic,” said Charles Nelson, a pediatrics professor at Harvard Medical School. “There’s so much research on this that if people paid attention at all to the science, they would never do this.”

“这种影响是灾难性的,”哈佛大学医学院儿科教授Charles Nelson说。 “对此有如此多的研究,如果人们关注了科学,他们就永远不会这样做。”

The left is welcoming the surge of resistance to this latest manifestation of Trump’s cruel xenophobia. It’s also important, however, to use this moment of heightened awareness of the humanitarian crisis at the border to educate more people about the fact that the horrors of family separation aren’t unique to imprisoning refugee and migrant children.

左派欢迎对特朗普的残忍仇外心理的最新表现的抵制。 然而,利用这一时刻提高人们对边界人道主义危机的认识来教育更多的人认识到,恐怖的家庭分离并不是监禁难民和移民儿童的唯一手段。

Indeed, many politicians have declared in recent days that Trump’s zero-tolerance policy is alien to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事实上,最近几天许多政客都宣称特朗普的零容忍政策与美国的经历格格不入。

Republican Sen. John McCain said that separating immigrant families was “contrary to principles and values upon which our nation was founded.” Democratic Rep. Elijah Cummings declared: “[W]e all should be able to agree that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e will not intentionally separate children from their parents. We will not do that. We are better than that. We are so much better.”

共和党参议员John McCain说,分离移民家庭“违背了我们国家建立所依靠的原则和价值观。”民主党众议员Elijah Cummings宣称:“所有人都应该同意在美利坚合众国 ,我们不会故意将孩子与父母分开。 我们不会这样做。 我们比那更好。 我们好多了。“

The outrage from both sides of the political mainstream is entirely justified, but the suggestion that this policy is unprecedented in the American tradition is — like most expressions of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 simply false.

来自政治主流双方的愤怒是完全合理的,但是这一意见:这一政策在美国传统中前所未有的— 就像大多数“美国例外主义”的表达一样 —是假的。


WHETHER THROUGH direct government action or nonfeasance, or through the state-sanctioned actions of powerful private actors, the purposeful separation of parents and children has a long history in the U.S. — most often linked to racial oppression or oppression based on national origin or religion.

无论是直接的政府行为还是不作为,或者是通过强大的私人行为者进行的政府认可的行为,将父母和子女进行有目的的分离在美国有着悠久的历史 – 通常与基于民族或宗教的压迫或种族压迫有关。

Under slavery, the slaveholder had the legal right to separate enslaved parents and children, whenever and for whatever reason he wished — and that right was backed by the state.

在奴隶制下,奴隶主拥有合法的权利:无论何时何地出于任何理由,将被奴役的父母和子女分开 – 而且这种权利得到了政府的支持。

An 1849 narrative by a former slave, Harry Bibb, described a mother who refused to put down her baby and climb up on the auction block, even as she was whipped.

1849年,一位前奴隶Harry Bibb描述了一位母亲,她拒绝放下她的孩子并爬上拍卖区,即使她被鞭打。

“But the child was torn from the arms of its mother,” Bibb wrote, “amid the most heart-rending shrieks from the mother and child on the one hand, and the bitter oaths and cruel lashes from the tyrants on the other.”

“但是这个孩子从母亲的怀抱中被扯走了,”Bibb写道,“在母亲和孩子最令人心碎的尖叫声中,另一方面是来自暴君的残酷的诅咒和残忍的鞭挞。”

For nearly a century, the Bureau of Indian Affairs removed Native American children from their families and tribes, and sent them to boarding schools to be “Americanized.” As Brian Ward wrote for SocialistWorker.org:

持续了将近一个世纪,印第安事务局将美洲原住民的子女从他们的家庭和部落中移除,并将他们送到寄宿学校进行“美国化”。正如Brian Ward在SocialistWorker.org写道:

In these schools, the basic premise was to “Kill the Indian, save the man.” These were trade schools, which were seen as a way to assimilate Native children into U.S. society, where they could become another working-class cog to generate more capital. Children weren’t allowed to speak their language, practice their culture or have any contact with their families — if they broke these rules, they were often beaten. This was about as destructive as any massacre the tribes had faced in previous decades.

在这些学校里,基本的前提是“杀死印第安人,拯救这个人”。这些学校是贸易学校,它们被看作是将土着儿童吸收到美国社会的一种方式,在那里他们可以成为另一个工人阶级的齿轮来生产出更多资本。儿童不被允许说他们的语言,实践他们的文化或与他们的家人有任何联系— 如果他们违反了这些规则,他们经常遭到殴打。 这种做法与几十年来部落遭遇的屠杀一样具有破坏性。

Then there was the foster boarding home model, established by wealthy reformers who feared a “dangerous class” of children of impoverished immigrants. Upon becoming wards of the state, thousands were sent west by railroad to be raised on farms and in small towns by “proper” American families.

然后是富裕的改革者们建立的寄养寄宿家庭模式,他们害怕贫困移民的孩子们成为“危险的阶级”。 在成为政权的牢房后,数千人被铁路送往西部,由“适当的”美国家庭在农场和小城镇抚养长大。

The trainloads of children became known as the “Orphan Trains,” but most of the children sent west had living parents. The problem was that their families weren’t able to support them under the brutal conditions of the developing industrial economy.

火车上的孩子们被称为“孤儿列车”,但是大部分被送往西部的孩子都有活着的父母。 问题是他们的家庭无法在发展中的工业经济的残酷条件下支持他们。

Poor and working-class parents of children with developmental and other significant disabilities were usually given no option other than to turn them over to the state to be raised in often-horrific institutions far from their families. This policy continued in most places into the 1970s.

发育迟缓和其他重大残疾儿童的贫困和工人阶级的家长除了把他们交给远离家庭的和经常是恐怖的州机构养育外,通常别无选择。 这一政策在大多数地方持续到1970s。


THIS HISTORY demonstrates that the U.S. was not, in fact, founded on the principle that the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is inviolate. But one doesn’t need to go back to the 19th or even 20th century to see government policies of family separation far from the border.

这些历史证明了事实上美国并非建立在亲子关系不受侵犯的原则之上。 但是,人们不需要回到19世纪甚至20世纪来看到政府的远离边界的家庭分离政策。

The most obvious example is the foster-care system, which houses approximately 400,000 U.S. children, with Black and Native American children represented in foster care at about double their percentage of the general childhood population.

最明显的例子是寄养系统,该系统容纳了约40万名美国儿童,其中黑人和美洲原住民儿童的寄养比例约为平均儿童比例的两倍。

Common causes of children being removed from their homes are poverty, homelessness, domestic violence perpetrated against the mother and lack of access to childcare or mental health care.

儿童被赶出家园的常见原因是贫困,无家可归,对母亲的家庭暴力以及缺乏儿童保育或心理健康保障。

Removal rates vary from city to city, with no real correlation to child safety, nor any evidence that foster care makes children safer. On the contrary, incidence of child maltreatment may be higher in foster care — so in many cases, removal may place children in greater jeopardy than they were in at home.

移除率因城市而异,与儿童安全没有实际关联,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寄养使儿童更安全。 相反,寄养儿童被虐待的事件发生率可能更高— 因此在许多案例下,移除可能会使儿童比在家中受到更大的危害。

What is accomplished by removal is the protection of institutions responsible for monitoring the child welfare system. By removing children from their families, these institutions are inoculated from criticism of “dropping the ball” in highly publicized cases of abuse.

从移除行动中所取得的成果是保护了负责监督儿童福利系统的机构。通过将儿童从家庭中移除,这些机构对关于在高度公开的虐待案件中“丢球”的批评免疫。

As a result, the instinct is to remove a child based on speculation about what might happen at home, without necessarily considering the harm that removal might cause.

结果是,这些机构的本能是根据对家中可能发生的事情的猜测来移除儿童,而不必考虑移除可能造成的伤害。

What isn’t speculative, however, is that trauma and long-term effects on development are extremely likely, as shown in the Washington Post article and other mainstream media reports spurred by Trump’s border policy.

然而,正如华盛顿邮报的文章和特朗普的边界政策激发的其他主流媒体报道所显示的那样,这极有可能造成对发展的创伤和长期的影响。

Then there are the ways that policies of mass incarceration — set into fast motion in the final decades of the 20th century — result in the coercive power of the state forcibly removing parents from children.

然后,大规模监禁政策的方式 – 在20世纪最后几十年迅速发动 – 导致了政府具有了强制性地将父母从孩子身边带走的力量。

With the highest incarceration rate in the world, the U.S. had, as of 2010, 2.7 million children with one or more parents who was incarcerated.

美国的监禁率是世界最高的,截至2010年,有270万名儿童的父母有一人或多人被监禁。

That’s one in 28 kids, up from one in 125 a quarter century earlier. And of course, as is the case with foster care, these policies of separation are disproportionately deployed against families of color.

每28个儿童中就有一个父母被监禁,高于一个半个世纪前的每125个儿童中有一个的比例。 当然,与寄养的情况一样,这些分离政策对有色人种家庭的执行是不成比例的。

Sometimes, the U.S. government hasn’t aided and abetted the separation of children from their parents through its actions, but through its inactions.

有时候,美国政府并没有通过行动协助和怂恿儿童与父母分离,而是通过其不作为。

After the catastrophic incompetence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s response to the disaster in New Orleans after Hurricane Katrina in 2005, and with recovery planning efforts deliberately targeting affluent areas first at the expense of many poor, Black neighborhoods, about 100,000 New Orleans residents were separated from their families.

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过后,联邦政府对新奥尔良的灾难表现出了灾难性的无能,并且许多穷人,黑人社区付出了代价,故意针对富裕地区的复苏计划将约10万新奥尔良居民与他们的家庭分离。

Many children were sent to stay with relatives, not only because their homes were inundated, but also because their schools failed to reopen as part of the city’s privatization scheme.

许多儿童被送去与亲戚住在一起,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的房屋被淹没了,而且还因为他们的学校作为城市私有化计划的一部分而未能重新开放。

Other parents left their kids in the care of relatives in New Orleans because the only way they could earn money to support their children was to leave the city and seek work elsewhere.

其他父母将他们的孩子丢给新奥尔良的亲戚照顾,因为他们挣钱养家的唯一方法就是离开这个城市去其他地方寻找工作。

There are anecdotal reports that many families in Puerto Rico are experiencing a similar pattern of separation following Hurricane Maria.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policies deliberately separating families and policies that have the effect of separating families is unlikely to mean much to the families affected.

有传闻称,波多黎各的许多家庭在飓风玛丽亚之后也经历了类似的分离模式。 故意将家庭分开的政策与影响家庭分开的政策之间的区别对受影响的家庭来说不太可能有多大意义。(备注:是不是感觉和共匪的户籍奴隶制很像?没错,别以为全世界就中国人民最惨,美国人民也一样被迫骨肉分离。)

The notion that the separation of families occurring at the border is unique and unprecedented is clearly incorrect — but this isn’t to say that Trump’s policy should be accepted in the way that mass incarceration and the foster care and adoption industry are largely accepted.

关于在边境发生的家庭分离是独特的和前所未有的想法显然是不正确的—但这并不是说特朗普的政策应该以大量接纳大规模监禁和寄养与收养行业的方式被接受。

On the contrary, what’s happening to migrant children is just as unacceptable as people like John McCain and Elijah Cummings say, and resistance to this atrocity should continue.

相反,移民儿童身上所发生的事情与John McCain和Elijah Cummings这样的人所说的一样令人无法接受,对这种暴行的抵抗应该继续下去。

But we should extend the principle that families should not be separated to other contexts — and to try to reverse the processes by which the horrors of mass incarceration and the foster care industry long ago became normalized.

但是,我们应该将家庭不应该分开的原则扩展到其他案例中 – 并尝试将恐怖的大规模监禁和寄养行业扭转为很久以前的正常的过程。

http://socialistworker.org/2018/06/25/the-american-way-of-tearing-families-apart

以色列建国70周年

社会主义者为巴勒斯坦的解放和工人团结而斗争

工人国际委员会

1948年5月以色列国成立,至今已70年。然而,对于巴勒斯坦难民来说,这是一场“Nakba”,即阿拉伯语中的“灾难”。当时超过75万人被迫离开自己的家乡,流离失所,生活在贫困之中。

在1967年的六日战争中,又有30万巴勒斯坦人陷入同样的命运。自那时以来,约旦河西岸和加沙的巴勒斯坦人生活在以色列的野蛮占领之下,处境愈发难以忍受。

在今年5月15日的灾难日大游行之前,愤怒和沮丧的情绪已经促使巴勒斯坦人每周在加沙边界围墙附近举行抗议活动。从一开始就有超过3万人参加抗议。抗议者要求以色列政府允许难民返回家乡。以色列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担心抗争升级,因此批准士兵开枪射杀抗议者,造成数十人遇害,数千人受伤。

5月15日,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更是给群众的怒火火上浇油。将大使馆迁往耶路撒冷的作法表明美国总统特朗普支持以色列政府控制这座城市,同时也是拒绝了巴勒斯坦人以耶路撒冷为首都建立自己的国家的要求。

特朗普也削减了美国提供给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援助机构的资金,使以色列占领区的可怕状况进一步恶化。人口稠密的加沙地带缺乏电力丶自来水和基本物资,而且有50%的劳动力失业。

从约旦河西岸到东耶路撒冷和加沙的巴勒斯坦居民面临着土地被没收丶房屋被拆毁和以色列士兵定期入侵等事件。而且在发生此类事件时,巴勒斯坦人经常会有死伤。

此外,右翼犹太定居者经常骚扰或攻击巴勒斯坦人。根据以色列国家安全局的说法,这些“仇恨犯罪”目前呈上升趋势。

条件恶劣的拘禁也是占领的常用工具。这片土地上的大多数成年男子都曾被拘禁过。而且目前有6000多名巴勒斯坦人(包括儿童)正处在拘禁之中。

17岁的埃赫德·塔米米(Ahed Tamimi)因为踢打一名拒绝离开她家院子的以色列士兵而被监禁,此事之后为国际社会所知。在此之前,塔米米已知道她的堂弟因被以色列军队的子弹射中脸部而受重伤。

 

群众行动

面对内塔尼亚胡政府的暴行,巴勒斯坦人的斗争显然需要良好的组织;民主地运作丶评估和升级,以实现最大的影响和成功。1987年爆发的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义表明,反对占领的群众行动可以取得很大的成果。

去年夏天,当以色列当局在耶路撒冷阿克萨清真寺周围设置检查站时,巴勒斯坦人在东耶路撒冷的大规模静坐抗议迫使政府改变了主意。

加沙边境附近的抗议活动面对着非常严厉的镇压,最初也采取了群众动员的形式。以这种方式进行斗争,而不是采取绝望的行动(比如第二次大起义中针对以色列平民的个人或团体恐怖袭击),才是前进的方向。

这些恐怖行动只会适得其反,反而帮助了以色列右翼政客。虽然社会主义者完全支持巴勒斯坦人武装自卫和斗争的权利,但同时我们也呼吁向以色列普通群众发出号召,向他们解释:巴勒斯坦人不是要攻击他们,而是要终结残酷的占领和封锁。

以色列的阶级分化

不管是在以色列还是巴勒斯坦人当中,工人阶级或中产阶级无论都无法从冲突中得到任何好处。亲资产阶级政党提供给群众的只是贫穷和不稳定的生活。

在以色列,占人口少数的巴勒斯坦人的贫困程度最为严重,但也有约20%的犹太儿童生活在贫困之中,而且以色列的大批犹太人承受着低薪丶不稳定的工作以及可负担住房的严重短缺。总的来说,他们为了糊口而挣扎着。以色列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35个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中生活成本最高的国家之一,而政府干预后的可支配收入却是经合组织中的倒数第二,仅高于墨西哥。

以色列是与世界其他地方一样的阶级社会,而且是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社会顶层的少数“大亨”家族控制着以色列经济。以色列工人经常不得不发起抗争。例如去年12月,梯瓦制药的工人占领了该公司在耶路撒冷的一座工厂,以抗议公司要裁减1,750个工作岗位。全国工人发起半日总罢工以示支持。

接下来的几个月,特拉维夫成千上万的以色列犹太人和寻求庇护者(主要是非洲人)发起数次示威,抗议政府强制驱逐难民。而且每周都有反对政府高官贪腐的示威活动,抗议者曾一度多达上万人。包括内塔尼亚胡在内,许多国会议员和官员正在接受警方调查。警方已经建议起诉内塔尼亚胡。

 

民族矛盾

当提到民族矛盾时,没有任何一个主流政党提出了解决方案。统治阶级所煽动的反对情绪仍然影响着大多数犹太人。刻意渲染以色列遭受巴勒斯坦民兵丶个人或者或邻国(尤其是伊朗)攻击的危险丶煽动犹太人的恐惧情绪,是以色列政府的惯常做法,而内塔尼亚胡的联合政府也是如此。在4月份加沙发生抗议时,内塔尼亚胡政府发动了密集的宣传攻势。国防部长阿维格多·利伯曼宣称加沙地带“没有无辜的人”,“每个人都与哈马斯有联系”。

现在以巴冲突处于僵局,没有任何有意义的谈判。如果内塔尼亚胡做出让步,就会在他所属的利库德党内受到攻击,联合政府也会瓦解(一个重要原因是支持定居者的犹太家园党也加入了联合政府)。

内塔尼亚胡的右翼政府一直在议会通过一些分化群众的法律,来限制那些帮助巴勒斯坦人的非政府组织,并打压以色列180万巴勒斯坦人的权利,例如宣称以色列是犹太人的民族国家。

但是占领也给以色列统治阶级造成了很大的麻烦,使他们在下一步的政策上出现了分歧。一些高层主张向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让步,换取一段时期的稳定。占领和镇压的代价是高昂的,军队开支占了以色列国家预算的13%,而且以色列还要因其暴行而面对全球的批评和一定程度的孤立。

此外,尽管内塔尼亚胡继续制造“既成事实”,扩建定居点和只供犹太人使用的基础设施,但以色列的统治阶级面临着一个关系到其民族基础的人口问题,因为它控制的所有地区,巴勒斯坦人口都将很快超过犹太人口——如果现在还没有的话。

一个国家还是两个国家?

由于主流政党未能提供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各自拥有自己的国家的解决方案,以及定居行动在很大程度上使约旦河西岸变成了两民族共同居住的地区,所以国界线两边都有小部分人认为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拥有一个共同的国家是唯一可行的方案。

在社会主义社会(无论是在早期还是在稍后的阶段),可以通过民主的方式,建立一个能够同时满足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各自的需要和愿望的国家。但是在当前的状况下,在经过数十年的流血冲突和双方都担心在一个共同国家内受到歧视(就像今天在以色列境内的巴勒斯坦人一样)的情况下,大多数人都不认为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可以拥有一个共同的国家。

这一观点在以色列犹太人中很强烈,因为统治阶级欺骗他们说,在经历过东欧和其他地区对犹太人的众多迫害乃至大屠杀之后,以色列国会保护他们的利益。今天, 邻国叙利亚的战争以及中东民众对巴勒斯坦人的支持,强化了以色列犹太人的“受困心态”和他们对以色列国的认可与支持。

 

巴勒斯坦权力机构

以色列政府剥夺了巴勒斯坦人的基本权利,也使巴勒斯坦人强烈痛恨自己所受的镇压与迫害。但是,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中掌权的政党与以色列的资产阶级政党一样都没有为群众提供出路。

随着群众生活水平恶化,以及恳求世界帝国主义列强帮助建立巴勒斯坦的策略一再失败,法塔赫领导人丶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的支持度急速下跌。

那些大国认为,它们与以色列的商业和地缘政治联系更为重要。而且无论如何,它们也不可能无视以色列统治阶级的反对,自行同意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的旁边建立自己的国家。

被美国和欧盟列为恐怖组织的右翼伊斯兰主义政党哈马斯控制着加沙地带,但它的实际权力很薄弱,所以它除了采取比法塔赫更强烈的反帝国主义立场之外别无选择。

但哈马斯也没有办法推进巴勒斯坦解放斗争。它永远不会想到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可能途径,即基于社会主义纲领丶以民主的方式组织起来的斗争,因为这会推翻哈马斯的地位和特权。

为了保住自己的精英“权利”,以及应对来自埃及和其他阿拉伯政权的压力,哈马斯试图与法塔赫和解,同意正式放弃对加沙地带的控制权,但双方尚未最终达成一致。

今年早些时候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超过50%的加沙居民和西岸居民不相信当前任何的政治或宗教派别。在以色列上次大选中,只有16.7%的人投票支持内塔尼亚胡的利库德党。选民中最大的一部分是27.7%根本没有投票的选民。

工人阶级的替代方案

在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当中都需要建立新的丶独立的工人组织,由工人民主地管理和控制,并通过捍卫普通群众的利益来吸引群众的支持。

要想获得群众支持,就必须采取社会主义纲领,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结束当今中东资本主义下泛滥的不安全丶战争丶不平等丶强征丶歧视和贫穷。

70年前,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先驱反对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国,因为它不会为犹太人带来安全,而且会给巴勒斯坦人带来苦难。

然而, 自那时以来的几十年里,马克思主义者认识到,以色列人已经发展出了民族意识,现在绝大多数以色列人是在以色列出生的,而且以色列统治阶级拥有全球最强大的军队之一。而且关键的是,我们也认识到,数百万以色列工人阶级有能力挑战和推翻本国的资产阶级剥削者。

反对犹太复国主义丶以色列右翼和以色列资本家,绝不是反对犹太人,也不是反对以色列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

我们在以巴的姐妹组织“社会主义斗争运动”在耶路撒冷丶特拉维夫和海法都有支部,支持以色列工人丶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抗争,并主张各民族群众需要团结在一个新的工人政党之下。

他们积极反对以色列政府占领和封锁加沙,支持难民返回家乡的权利,并呼吁建立两个社会主义国家,同时让各自国内少数民族享有充分的权利。

http://chinaworker.info/cn/2018/06/18/17880/

How capitalism uses immigrants(资本主义如何利用移民)

IN HISTORY books, we’re remind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a “nation of immigrants,” and that immigrants played a key role in building the U.S. Yet right-wing politicians tell us today that immigrants are responsible for crime, economic decline and other problems in the U.S.

在历史书籍中,我们被提醒说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移民对于建设美国发挥了关键作用。然而,右派政治家今天告诉我们,移民对犯罪,经济衰退和其他美国的问题负有责任。

This love-hate view of immigration and immigrants stems from the role that immigration plays in the capitalist economic system under which we live.

这种对移民行为和移民个人的爱恨观念源于移民在我们生活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

The capitalist system is international, with products manufactured and sold worldwide. Capitalists–the tiny minority that owns and controls the international banks and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rely on a global pool of labor. To enable the capitalists to fill their demands for labor, this labor pool has to be somewhat mobile.

资本主义系统是国际性的,产品在世界范围内制造和销售。 资本家 – 拥有和控制国际银行和跨国公司的少数派 – 依赖全球劳动力池。为了使资本家满足他们对劳动力的需求,这个劳动力池必须有一定的流动性。

The central mechanism of control over the movement of labor is the nation-state. National border controls ensure that capitalism, through its state, maintains control over labor, rather than allowing people to move at will.

控制劳动力流动的中心机制是民族国家。 国家边境控制确保资本主义通过其国家维持对劳工的控制,而不是让人们自由流动。

The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NAFTA) between the U.S., Canada and Mexico aimed to promote easy transport of goods and services across the three countries’ borders. But NAFTA explicitly bars free immigration.

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之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旨在促进三国边境的货物和服务的便捷运输。 但NAFTA明确禁止自由移民。

When economic growth produces a demand for workers that can’t be satisfied by the existing workforce, a “labor shortage” results.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women filled the labor shortage in military industries created because millions of men entered the armed forces.

当经济增长造成现有工人数无法满足对工人的需求时,就会造成“劳动力短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女性填补了因为数百万男性进入武装力量而造成的军事工业的劳动力短缺。

It is likewise with immigration. When the domestic workforce can’t fill demands for labor that capitalists need, governments often promote immigration. Immigration is not an accident.

移民行为也是如此。 当国内劳动力无法满足资本家对劳动力的需求时,政府往往会促进移民。 移民行为并不是偶然。

Nor do rich countries accept the world’s poor out of generosity. Labor migration is essential to the capitalist system. The purpose of immigration policy, then, is to regulate the flow of labor–to control the borders so as to control the workers themselves.

富裕国家也不是因为慷慨才接受世界上的穷人的。 劳工移民对资本主义系统来说至关重要。 那么移民政策的目的就是要规范劳动力流动 – 控制边界以便控制工人自己。

Immigration laws serve capitalism in two ways. First, they ensure cheap foreign labor when the domestic economy needs it. Second, they allow for greater control of the whole workforce.

移民法以两种方式为资本主义服务。 首先,当国内经济需要时,他们确保廉价的外国劳工。 其次,它们可以更好地控制整个劳动力队伍。

Most of the advanced economies of the capitalist world were built on migrant labor. They have actively sought foreign-born workers in some historical periods. The same countries have also clamped down on immigration at other times.

资本主义世界的大多数发达经济体都是建立在移民劳工之上的。 他们在一些历史时期积极寻找外国出生的工人。 在其他时候,同样的国家也限制了移民。

The U.S. government’s previous bracero program shows clearly how immigration policy is shaped to the needs of capital. The bracero program was initially implemented as a wartime emergency program in 1942 to fill a labor shortage in agriculture by importing farm workers from Mexico. The program became the largest foreign-worker program in the history of the U.S., contracting over 5 million braceros to growers and ranchers over the next 22 years.

美国政府之前的支柱计划清楚地表明移民政策是如何被资本需求塑造的。 该项目最初是作为战时应急计划在1942年实施的,通过从墨西哥进口农业工人填补农业劳动力短缺。 该计划成为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外籍员工计划,在未来22年内向种植者和牧场主提供了超过500万劳动力支撑。

Yet the government maintained control over the movements of these workers, and at any time could (and did) restrict the numbers of Mexicans crossing the border and clamp down on Mexicans in the U.S. The passage of workers from Mexico was crucial to the economy, but the workers themselves, at any given moment, could be treated like unwanted criminals, refused entry or deported.

然而政府仍然控制着这些工人的流动,并且随时都可以(并且确实)限制墨西哥人越过边境和限制墨西哥人在美国的流动。墨西哥工人的流动对经济至关重要,但在任何特定时刻,工人本身都可以被视为不受欢迎的罪犯,被拒绝入境或驱逐出境。

Reducing labor costs, a key aim of capitalists at all times, can be achieved by paying lower wages. To this end, companies can either move production to sites with cheaper labor supplies, or they can bring cheap labor supplies to production sites.

降低劳动力成本是资本家在所有时候的关键目标,这可以通过支付较低的工资来实现。为此,公司可以将生产转移到劳动力更便宜的地点,也可以将廉价的劳动力供应带到生产基地。

A perfect illustration of moving production to the labor supply is the maquila zone along the U.S.-Mexico border, created after the bracero program ended. Here, advanced country multinationals gain immigrant workers’ skills without having to pay to develop them. The social costs of child benefits and education have been provided by another state (in this case, Mexico).

将生产转移到劳动力供应的一个完美案例是美国和墨西哥边境沿线的配料区,这个配料区是在支柱项目结束后创建的。 在这里,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获得移民工人的技能,而无需支付发展他们所需的费用。 另一个政府(本案例中是墨西哥)提供了儿童福利和教育所需的社会成本。

But if the workers come across the border to work as undocumented labor in the U.S., employers gain the same advantages.

但是,如果工人跨越边界在美国从事无证工作,雇主可以获得同样的好处。

What are the specific conditions that make immigrant labor especially attractive to business? Immigrant workers are less likely to be unionized, and an immigrant workforce is often more controllable. Employers use the threat of deportation and criminalization to exploit immigrants ruthlessly and quell immigrants’ efforts to fight for their rights.

使移民工人对企业特别有吸引力的具体条件是什么? 移民工人不太可能参加工会组织,而移民工人往往更易于控制。 雇主利用驱逐和定罪的威胁来无情地利用移民并镇压移民为争取权利而作出的努力。

Legal immigrants waiting for confirmation of citizenship are subject to this pressure, as well as undocumented workers. The presence of a criminalized section of the workforce is crucial for the employers to maintain their control.

等待确认公民身份的合法移民将受到这种压力,还有无证工人。 对劳动力进行犯罪化的部分的存在对雇主保持控制是至关重要的。

New immigrants often don’t speak English and are desperate for work. Employers exploit this vulnerability to the fullest–paying below-average wages, violating safety standards and workers’ rights.

新移民通常不会说英语,并且渴望工作。 雇主利用这个缺陷得到最充分的——支付低于——平均水平的工资,违反安全标准和侵犯工人的权利。

Meatpacking companies in the Midwest, for example, send personnel managers on tours of the U.S. to recruit Asian and Latino immigrants from California and New York, according to sociologists Louise Lamphere, Alex Stepick, and Guillermo Grenier. One company representative for Dupaco, a meatpacking firm in Nebraska, was typically up-front about the aims of recruitment: “We need to get us a minority group in here.”

据社会学家Louise Lamphere,Alex Stepick和Guillermo Grenier称,中西部的肉类加工公司派经理人参观美国,招聘来自加利福尼亚州和纽约的亚裔和拉丁裔移民。 Nebraska州的一家肉类加工企业Dupaco的一名公司代表对公司招聘的目标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我们需要让我们在这里获得一个少数群体。”

The Dupaco executive’s statement illustrates another important benefit employers gain from hiring immigrants: keeping the workforce divided. Employers use every possible difference between workers–sex, race, sexual orientation, skill and citizenship status–to sow division in the workforce. Employers know that a divided workforce is less likely to unite to demand union representation and higher wages and benefits.

Dupaco高管的声明表明雇主从雇用移民中获得的另一个重要利益:保持工人之间的分裂。 雇主利用工人之间的所有可能的差异 – 性别,种族,性取向,技能和公民身份 – 来在工人队伍中播种分裂。雇主知道,分裂的劳工们不太可能联合起来要求工会代表和更高的工资和利益。(备注:独裁者常用的分而治之策略,挑拨工人之间互斗,然后老板们就可以稳坐钓鱼台了。)

It’s clear that when it comes to making profits, U.S. business sees no borders.

很明显,攫取利润时,美国的商业是没有边界的。

That’s why it’s even clearer that the U.S. labor movement needs to continue organizing among immigrants. Improving wages and conditions for immigrants shouldn’t be seen as a way indirectly to boost “American” wages and conditions, separate from immigrants’ conditions. On the contrary, jobs performed by immigrants are crucial to the U.S. economy. Improving their wages and conditions will benefit all workers, no matter what side of the Rio Grande (or Rio Bravo) they were born.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劳工运动需要继续在移民中组织起来。 不应该将提高工人的工资和条件视为间接促进提高“美国人”的工资和条件,而与移民的条件分开。 相反,移民工作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 改善他们的工资和条件将使所有工人受益,无论他们出生在Rio Grande (或Rio Bravo)的哪一边。(备注:当移民工人的劳工权利受到捍卫时,老板们为了剥削掠夺相同数量的剩余价值,就不得不多雇佣一些工人,从而减少失业大军的数量。否则,老板们会选择剥削掠夺移民,继续中制造失业大军,并且借助煽动鼓吹对移民的仇恨破坏民主。)

http://socialistworker.org/2006-1/585/585_07_Capitalism.php

拉美人民的悲惨现状

很多中国人都有个很糟糕的毛病:受害者心态非常严重,总是以为全世界就他最惨,就中国人最惨,告诉你们,拉美人民,特别是中美洲地区的人民,处境不比中国人要好多少,政府腐败专制,人权被肆意践踏,基督徒们无耻的压迫女性和LGBT人群,记者被肆意攻击和谋杀,黑帮横行霸道,贫富悬殊,大部分人被困死在贫民窟里,看不到任何希望!

接下来就来看看拉美人民的悲惨现状吧。

首先看看总体情况:

这是透明国际2017世界腐败状况报告中的图示,颜色越深越腐败。可以看到,大部分拉美国家,特别是中美洲国家,颜色非常深。

这是RSF(无国界记者)的2018全球新闻自由状况报告图示。同样,颜色越深新闻自由程度越低。而拉美国家中,中美洲大部分国家和南美的哥伦比亚与委内瑞拉的颜色很深。

这是2017世界民主指数,不同颜色代表的不同分数在图示中已经有说明。可以看到,大部分拉美国家都处在独裁专制的边缘,而中美洲的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加勒比海上的海地(海地的右翼独裁者杜瓦利埃也是长期被美国政府所支持的),和南美的玻利维亚已经是独裁国家了。

这是2014年世界基尼系数图示(更近的数据都很不全,所以只能引用这个了),可以看到,大部分拉美国家的基尼系数是很高的,远超0.4警戒线。

这是IMF的2018全球人均GDP图示,可以看到大部分拉美国家的人均GDP和中国处于同一水平,而中美洲和南美部分国家的人均GDP更低。

呵呵,是不是很惊讶?中国远不是世界上人权状况最烂的地方?(这里说的是总体情况,新疆西藏等特定地区的人权状况是世界倒数的)。当然,中国的人权状况很烂,但要觉得全世界就中国人权状况最烂,全世界都得优先关注中国人,这种巨婴奴才狗屁真的很恶心。

现在再来看看美国拉美难民的主要来源国的具体状况如何?拉美难民的主要来源国是这四个国家:墨西哥,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危地马拉

Thousands of women flee their homes in parts of Central America and Mexico each year to escape armed gangs and domestic violence and seek refuge in the United States, a flow that is becoming a refugee crisis, the UN refugee agency says.(联合国难民署称,成千上万的妇女每年都从中美洲和墨西哥部分地区的家中逃离,以逃避武装黑帮和家庭暴力,并在美国寻求庇护,这一人流正在成为难民危机。)

The number of women, some with children, fleeing rampant gang violence in parts of Mexico, and the Northern Triangle region of El Salvador, Honduras and Guatemala, is rising, the UNHCR said in a report published on Wednesday.(联合国难民署周三公布的一份报告称,在墨西哥部分地区以及北部三角地区的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和危地马拉的逃离猖獗黑帮暴力事件的妇女人数不断增加,其中一些人带着儿童。)

墨西哥:

Overview:Violence increased throughout Mexico. The armed forces continued to undertake regular policing functions. Human rights defenders and journalists were threatened, attacked and killed; digital attacks and surveillance were particularly common. Widespread arbitrary detentions continued to lead to torture and other ill-treatment, enforced disappearances and extrajudicial executions. Impunity persisted for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and crimes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Mexico received a record number of asylum claims, mostly from nationals of El Salvador, Honduras, Guatemala and Venezuela. Violence against women remained a major concern; new data showed that two thirds of women had experienced gender-based violence during their lives. The rights to housing and education were compromised by two major earthquakes.(墨西哥全境暴力事件不停增加。 武装部队继续定期执行警务职能。 人权捍卫者和记者遭到威胁,袭击和杀害; 数字攻击和监视特别常见。 广泛的任意拘留继续导致酷刑和其他虐待,强迫失踪和法外处决。 侵犯人权和犯罪行为有罪不罚违反国际法。 墨西哥收到的庇护申请数量创了纪录,主要来自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和委内瑞拉的国民。 对妇女的暴力仍然是一个主要的需要关切的问题; 新的数据显示,三分之二的妇女在其生活中经历过基于性别的暴力。 两次大地震使住房和教育权受到了损害。)

Mexico: Authorities must refocus investigation into enforced disappearance of 43 students(43个学生被强迫失踪)

Mexico isn’t only a country where deportees are sent – it’s also a country that deports people illegally(政府非法把人民驱逐出境)

Mexico: Justice for Sergio Sánchez after 7 years in prison(七年冤狱)

Arbitrary detentions in Mexico: ‘We never thought this could happen to us’(政府任意关押人民)

Mexico/Central America: Authorities turning their backs on LGBTI refugees(拒绝帮助在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和危地马拉被迫害的LGBTI难民,至于他们为什么被迫害?因为傻逼脑残奴才纳粹的恶心基督教啊。)

Alarming details about election-related violence against journalists in Mexico(针对记者的暴力)

Monterrey reporter becomes 5th journalist murdered in Mexico in 2018(2018年第5个记者在墨西哥被谋杀了,话说共匪都没这么狠吧?至少还会先喝茶再关押。)

萨尔瓦多:

Overview:El Salvador’s high rate of gender-based violence continued to make it one of the most dangerous countries to be a woman. A total ban on abortion persisted, and women were convicted of aggravated homicide after suffering miscarriages or other obstetric emergencies. To combat violence, the government implemented a series of security measures, which did not comply with human rights standards. Measures were taken to address impunity for historical abuses; however, the executive and legislative branches of government admitted being in contempt of a 2016 Supreme Court judgment that declared the 1993 Amnesty Law unconstitutional.(萨尔瓦多性别暴力率居高不下,继续使其成为对女性来说最危险的国家之一。 全面禁止堕胎,妇女因流产或其他产科紧急情况而被定罪,罪名是加重杀人罪。 为了打击暴力,政府实施了一系列不符合人权标准的安全措施。 已采取措施处理对历史上发生的虐待行为的有罪不罚现象; 然而,政府行政和立法部门承认藐视2016年最高法院判决,这一判决宣布1993年“大赦法”违宪。)

El Salvador: Failure to decriminalize abortion is a terrible blow to human rights(拒绝合法化堕胎,呵呵,连独立生命都算不上的胎儿可以奴役女人,恶心的基督徒,就是要把女人变成他们的性奴隶。)

Nowhere to run: The trans woman trapped between El Salvador’s gangs and Trump’s America(基督教黑帮虐待跨性别女性,呸)

El Salvador: Rape survivor sentenced to 30 years in jail under extreme anti-abortion law(强奸受害者被判30年监禁,又是恶心的基督教干的,呵呵。)

洪都拉斯:

Overview:The level of insecurity and violence remained high. Widespread impunity continued to undermine public trust in the authorities and the justice system. Protests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were brutally repressed by security forces. Honduras remained one of the most dangerous countries in the Americas region for human rights defenders, especially for those working to protect land, territory and the environment. The government announced the creation of a Ministry for Human Rights and Justice, to become operational in 2018. (不安全和暴力程度依然很高。 普遍的有罪不罚继续破坏公众对当局和司法系统的信任。 总统选举之后的抗议活动受到安全部队的残酷镇压。 洪都拉斯仍然是美洲地区对于人权捍卫者来说最危险的国家之一,特别是那些致力于保护土地,领土和环境的人。 政府宣布成立人权与司法部,于2018年开始运作。)

Honduras: Authorities are denying due process to people arrested during post-election protests(政府抓捕和平示威者)

Honduras: Failure to identify those behind Berta Cáceres’ murder puts other activists at risk(谋杀人权捍卫者。话说中国这些“维权人士”有多少被谋杀的?)

Honduras: Government deploys dangerous and illegal tactics to silence population(人民被政府肆意镇压)

Honduras: Historic opportunity to decriminalize abortion(堕胎非法,呵呵,恶心的基督教,恶心的基督徒,残忍的奴役女人!)

Three investigative reporters get death threats in Honduras(三名记者遭受死亡威胁)

危地马拉:

Overview:Thousands continued to flee the country to escape high levels of inequality and violence. Human rights defenders, in particular those working on land, territorial and environmental issues, were at great risk and faced smear campaigns. Impunity and corruption persisted, undermining public trust in local authorities and hindering access to justice. Recent progress to consolidate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and the rule of law was challenged. High-profile cases of past crimes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remained stalled. (数千人继续逃离该国,以逃离高度的不平等和暴力。 人权捍卫者,特别是那些从事土地,领土和环境问题工作的人,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并面临着诽谤攻击。 有罪不罚和腐败依然存在,破坏了公众对地方当局的信任并妨碍诉诸司法。 最近巩固刑事司法系统和法治的进展受到了挑战。 根据国际法处理过去的高调犯罪案件的进展依然停滞不前。)

Guatemala: Seven human rights defenders killed in four weeks(七个人权捍卫者在四周内被杀,话说共匪对那些“民运”真是不错了啊,至少没把他们直接杀了。事实上那些所谓的“维权人士”也就是被喝茶骚扰一下,比危地马拉人民的处境好多了。)

Honduras/Guatemala: Attacks on the rise in world’s deadliest countries for environmental activists(环保活动者被攻击,嗯,话说中国发生过这种事吗?好像是没有吧?)

Two journalists found murdered in southwestern Guatemala(两个记者被谋杀,呵呵,共匪还真没这么狠。)

为什么这几个国家人民的处境会如此悲惨呢?原因主要有两个:1,美国商人政客通过联合果品公司进行长期的殖民掠杀;2,美国芝加哥学派的新自由主义在这几个国家(以及拉美大部分国家)泛滥成灾,制造无数人权灾难。具体分析在被切开血管的拉丁美洲这篇文章中。

最后,拉美国家都很糟糕吗?也不是,从上面的图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国家的人权状况是明显好过其他拉美国家的:乌拉圭,在南美洲右下角,巴西下方的小国,无论是民主程度还是新闻自由程度都高过其他拉美国家,基尼系数也比不少其他拉美国家要低。而这是因为,乌拉圭民选总统José Batlle y Ordóñez建立了一个民主的福利国家。

所以,罗莎卢森堡在一百年前的那句话还是对的:不是社会主义,就是野蛮!

被切开血管的拉丁美洲

唐纳德希特勒最近残忍无耻的把拉美难民的孩子与父母强行分离,把孩子关进铁笼里,这一暴行最近终于在抗议下被终结了,然而,有些人说,美国政府有权拒绝这些难民,而我要说的是,美国政府无权拒绝这些难民,因为拉美难民是美国政府一手制造的!

什么?你不信?那不妨看看你亲爱的美国灯塔做了什么吧。

首先看看联合果品公司的暴行吧:

香蕉的血是紅色的——從一樁跨國併購案談起

由於中美洲國家氣候潮濕炎熱,非常適合香蕉和其他熱帶作物生長,加上當地勞動力便宜、土地價格低廉等等,引來聯合水果公司和其他跨國水果公司一同在這片土地上開墾荒田、種植香蕉,並雇用大量貧困的當地人作廉價勞動力。根據《香蕉戰爭》一書,20世紀初起,聯合水果公司便快速地在整個拉丁美洲獲得約300萬英畝的種植地,然而在一年當中,有絕大部分的土地並未被妥善利用,因為這些大公司需要每10至20年間轉移種植耕地,來預防害蟲並維持土地養分。由於從種植到販售香蕉的過程利潤非常驚人,在賺足資金之後,聯合水果公司便開始擴張它的事業版圖,以獲得的利潤不斷增購土地、修築鐵路和港口提升香蕉運輸的效率,接二連三控制中美洲很多國家的貨運業、郵政業和金融業。最終,美國聯合水果公司在拉丁美洲所擁有的土地和投資,令其到達前所未有的暴利與跨國公司規模,在全美香蕉市佔率更高達一半。

然而,在資本家眼中經濟體永遠不夠大,市場上出現更多競爭對手後,他們也汲取規模更高的壟斷利潤。要獲得中南美洲土地的壟斷權,必須同時也從政治層面下手。於是有美國政府做為後盾,操作中美洲國家的政局變換;這些國家的政府也礙於對美國經濟過度高的依賴性,逐漸成為美國政府與資方聯手的傀儡。

20世紀50年代的瓜地馬拉,在聯合水果公司的貿易活動下,瓜地馬拉的農民不僅失去很多土地,該國的自然經濟生態也被嚴重破壞,只剩下了由美國牢牢掌控的水果種植業這條生路。這些國家的老百姓在內被貪腐獨裁的政府暴政統治、在外受到聯合水果公司的瘋狂掠奪,生活在雙重壓迫下困苦不堪。

在美國的影響下,中美洲地區一直以水果和經濟作物種植為主的單一經濟結構,至今仍未改變;因此在國際政治中,這樣的國家被稱做「香蕉共和國」。美國政治家們對水果商創造出的「香蕉共和國」是樂見其成的,因為這代表美國又在海外多了一個經濟佔領地。很快地,洪都拉斯、薩爾瓦多、瓜地馬拉、哥斯大黎加等中美洲國家都相繼淪為被美國插滿了粗大管子的香蕉共和國。在歐‧亨利(O. Henry)的小說《白菜與國王》中,作者就曾影射了被美國控制下的洪都拉斯。

到了二十世紀的中期,中南美洲在過度仰賴生產香蕉的單一農作經濟模式下,讓這些跨國企業的政治勢力大抵滲透,其中最惡名昭彰的莫過於聯合水果公司,更是不斷插手國際事務。1954年瓜地馬拉第一位民選出左傾總統科沃‧阿本斯‧古斯曼(Jacobo Árbenz)頒布土地改革法,希望透過私有土地收歸國有,還給本國農民自力生存的機會。

此舉雖說是溫和改革,卻惹毛當時大地主聯合水果公司,透過他們的大股東,同時也是美國國務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向美國政府揭發,指控古斯曼有共產主義傾向。美國中情局在同年以「Operation PBSUCCESS」為行動代號,扶植右翼獨裁軍卡洛司上校(Castillo Armas)發動政變,推翻民選的阿本斯政府,並讓瓜地馬拉地馬拉陷入長達36年的內戰。期間統治者數度更替,但都不改其軍事獨裁性質,一味接受美國政府的政治支持。1982年的總統里奧斯(Efraín Ríos Montt)將軍更藉掃蕩反政府遊擊隊為名,發動掠殺超過600個馬雅原住民部落的焦土作戰,內戰累計下來共造成至少20多萬人喪亡,其中也波及到無辜的原住民與農民之死傷與流亡。

進到21世紀後,更名為金吉達的聯合水果公司,試圖重新出發。然而,他們近期正因出資援助非法武裝隊殺害約4000多名哥倫比亞人,面臨一場由被害者家屬聯合提出的訴訟法案。根據《紐約郵報》的報導:金吉達已經於2007年承認,曾於過去七年間陸續支付共170萬美元給右翼恐怖份子哥倫比亞聯合自衛軍(The United Self-Defense Forces of Colombia,英文簡稱AUC),並為此支付了2500萬美元罰款。站出來代表這些受害家庭提起訴訟的人權律師之一保羅‧沃爾夫(Paul Wolf)在《愛爾蘭郵報》訪問中指出:「這筆罰款在金吉達眼裡,不過是銷售香蕉的一筆必要投資罷了。」他也補充到,其中這支付給AUC的170萬美元不單純只是用來保護香蕉農作地,更涵括金吉達非法輸運武器的中介費用等等。

关于阿本斯被美国政府推翻导致危地马拉彻底被毁灭的历史,我博客之前有介绍过:被美国推翻的民选政府,支持极权独裁的“民主灯塔”

然后再看看民主灯塔在萨尔瓦多的暴行:

薩爾瓦多 – 我不敢再去的國家

薩國630萬人口中,混血最多約87%,白人佔12%,原住民不到1%,鄰國瓜地馬拉則有超過50%的的瑪雅人口。原因是1932年抗暴結束後,薩國政府實行獨裁統治,以鐵腕壓制原住民。原住民為免遭迫害,放棄自己服裝語言及習俗,加速同化的結果。1960和1970年代,貧富不均再度引起社會動盪。農民在天主教士和共產黨的支持下,組織起來向地主爭取權益,政府和地主掛鉤,派軍鎮壓。美蘇兩國介入薩國衝突,蘇俄支持以農民為主的解放陣線(FMLN),美國支持政府軍。內戰最激烈時期,美國金援達到每天120萬美元。政府成立並授權“死亡衛隊”,可以射殺任何反對人士。1980年,政府軍涉嫌姦殺四個修女,及槍殺講道中的大主教Oscar Romero(安葬於天主教堂中,見下圖),引起全世界震驚。1980-1992年內戰期間,超過1%人口,約7萬多無辜平民死亡,受害的家庭不計其數。

美国政府在萨尔瓦多内战中支持右翼独裁政权屠杀萨尔瓦多人民,这段历史在《pirates and emperors,old and new(海盗与君主)》中有详细叙述。

美国政府可不仅仅是直接干涉拉美各国内政,还用新自由主义残害拉美人民!而新自由主义是谁创造的?是美国的芝加哥学派一手创造的,同时唐纳德希特勒的脑残粉们基本上也都是芝加哥哈巴狗们的粉丝:聊聊芝加哥学派和他们的信徒们的无耻以及新自由主义的阴谋(更新)

墨西哥的新自由主義政策─ ─加入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之觀察:2007-2008年美國爆發次貸金融海嘯墨西哥受到波及,兩年內造成墨西哥360萬人失業。依照墨西哥社會保險局(Instituto Mexicano del SeguroSocial, IMSS)的統計,2008年10月到2009年1月間,正職員工有50萬人遭到解雇,失業率高達百分之7.6,為近十年最高記錄(Moreno-Brid,2009:61-62)。此外貿易自由化引起外來競爭加劇,來不及轉型和升級的國內中小企業倒閉,公司併購後進行結構調整,伴隨企業瘦身進行裁員,也造成失業問題。除了私人公司,隨著國營企業開放民營,人事精簡,工作機會減少,公務員也失業。

接著觀察NAFTA是否改善勞工薪資所得,1994-2006年間墨西哥製造業的勞工生產力提升百分之69.6,但勞工所得生活水準並未見明顯改善,尤其1994年年底金融風暴披索貶值的影響,一直到2000年勞工所得才回升到加入NAFTA之前的水準。1994-2002年墨西哥全國平均工資下降了百分之36。美國國會的研究調查報告(Villarreal, 2010: 9)顯示,2002-2009年間墨西哥平均薪資呈現下降的趨勢,除了2001年出現百分之1.9、2006年出現百分之2.3的成長,其他年份都是負成長,2009年時甚至高到負百分之5。

墨西哥勞動市場就業和薪資的總體狀況惡化導致墨西哥人口流向美
國。墨西哥不能滿足人民就業和收入需求導致人口外流,美國則因給付薪
資相對較高,因而吸引移民,但即使是近年來美國經濟陷入衰退、失業率
上升,墨西哥對美移民浪潮仍在,表明對美移民的模式中,墨西哥國內的
推力作用較大(中歐農技中心,2003)。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91調查示,2003-10年每年移民人數皆維持在千分之五,以墨西哥總人口數1億800萬估算,墨西哥每年約「出口」54萬人到美國;依照2007年的非正式估算,每年約有45萬墨西哥人「偷渡」到美國謀生(徐世澄,2007)

所以说,墨西哥的“非法”移民是美国出口的新自由主义一手制造出的!

击败德意志的墨西哥,也在夺取食物主权来捍卫自己的国家

2000年1月,成千上万名玻利维亚民众涌上街头,抗议政府将科恰邦巴(Cochabamba)市的水资源私有化。与以往的社会运动相比,这场“水权运动”具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抗议者不是来自某个单一的社会群体(如工人、农民、中产阶级),而是由不同阶级、不同种族的民众组成的联合阵线。他(她)们跨越了不同群体间的社会区隔,组成了“饮水与生命联盟”,采取了占领广场、封锁道路、全市大罢工等集体行动,共同反对跨国公司垄断科恰邦巴的水资源,要求政府保障民众的用水权。

无独有偶,墨西哥也经历了因生活必需品被过度市场化而激发的社会抗争。随着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实行,墨西哥的玉米价格越来越受到国际市场波动的影响。2006年底,玉米价格大幅度上升激发了民众的普遍不满,一场“玉米抗争”应运而生。与玻利维亚的水权运动相似,这场玉米抗争也促进了民众间形成超越城乡壁垒、阶层隔阂的团结行动:不仅工会团体和农民组织采取了联合行动,甚至一些以前没有被组织起来的民众,如家庭主妇、家政工人、商人等也加入了这场行动。2007年1月,农民开着拖拉机、工人和城市居民从各地乘坐巴士纷纷来到墨西哥城的中心广场举行集会。迫于民众压力,墨西哥政府快速做出反应,采取措施调整玉米价格。

科恰班巴是玻利维亚的第三大城市。由于地处高原、水资源稀少,基层民众一直面临用水困难的问题。1997年,陷入财政困境的玻利维亚政府为了获得世界银行的贷款,只好接受世界银行的要求,将科恰班巴市的水务私有化,引入跨国公司Aguas del Tunari。该公司在接管科恰班巴的水务系统后,立刻将自来水的价格提高30%-50%,有的地区水价甚至上涨100%。(备注:这就是帝国主义的门户开放政策啊,呵呵。)

但是,墨西哥的玉米文化也受到新自由主义市场化的侵袭。1992年,墨西哥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使得该国玉米价格日益受到国际价格的影响,出现大幅波动。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通过高额农业补贴压低玉米价格并向墨西哥倾销玉米,导致墨西哥的玉米价格一度大幅下跌,大量墨西哥小农破产、甚至自杀。相反,在2006年底,由于芝加哥期货交易所上玉米价格大幅上涨,墨西哥国内玉米饼的价格也相应快速攀升。在短短几周时间内,一些地区的玉米饼价格从每公斤约7比索上涨到15比索。玉米饼价格暴涨增加了墨西哥居民的生活负担,也引发了社会团体的快速回应。城市的工会团体和农村的农民组织率先组成同盟,共同反对玉米饼价格上涨,要求政府进行干预。随后消费者组织、主要政党、家庭主妇、商人等也纷纷加入抗争群体。

水权运动和玉米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市场改革在不断加深生活必需品商品化的程度。盲目的市场化进程不仅会威胁民众的日常生活,特别是底层群体的基本生活,而且会损害民众文化传统、地方习俗和国家认同,对社会有机体造成伤害。

墨西哥新自由主義的炮製

福克斯的說法是,商人沒有像政客那樣腐敗,因為他們生意的財富是他們自己工作的結果。其實,這是詭譎的,因為俗話說,“私產即盜竊。” 然而,國家行動黨(PAN)聲稱自己不是竊盜,不像政客革命制度黨(PRI)。當然,我們認為,階級剝削也是竊盜。

但一旦國家行動黨(PAN)掌權,像革命制度黨(PRI)一樣,他們也成為粗俗的盜賊。 一個例子是瑪塔·薩阿貢(Marta Sahagún)[福克斯總統任期時的墨西哥第一夫人,據說,她用自己的影響力來幫助其兒子的公司獲得墨西哥國家石油公司的大合同]的兒子。 另一例是葉真理[中國商人牽連到2007年墨西哥的販毒醜聞],在他的客廳裡發現有巨量的現金,他同卡爾德龍(Calderón)政府的勞工秘書哈威爾·洛薩諾·阿拉爾孔(Javier Lozano Alarcón)來往。

洛薩諾·阿拉爾孔還負責破壞國家電力公司“光電中心”(Luz y Fuerza del Centro) [由卡爾德龍政府在2009年拆除,它的工人,在中小企業組織(SME)的組織下,繼續奮鬥,以期恢復他們的工作]。 他基本上成了墨西哥工人階級的頭號公敵。 他的情況清楚說明了政治階級—黨和政府—與有組織犯罪之間的共謀。

新自由主義對拉美國家的影響和拉美左翼運動的興起:如前所說,拉美國家在實行新自由主義之初,有些國家經濟有所增長,但從總體來看,經濟發展速度不僅沒有加快,反而大幅降低,只相當於改革前的50%。經過幾年的反思,到2004年,受惠於國際經濟形勢的好轉,拉美經濟有所復甦,但仍低於改革前的水平。在上世紀八末、九十年代初,拉美地區經濟年均增長1.2%,從1992年-2002年的十年間,經濟年均增長只有2.4%,僅相當於80年代以前的45%。阿根廷和巴西可稱為是拉丁美洲的「已開發國家」,人均GDP曾經達到過8000美元。但在新自由主義改革以後,到2002年,阿根廷人均GDP已經跌到2665美元。巴西東北部幅員遼闊的亞馬孫州,至今文盲仍占全州人口的一半。與經濟蕭條相伴隨的是高失業率。拉美地區的失業率在最近二十年持續上升,阿根廷、秘魯、厄瓜多、尼加拉瓜等國的失業和半失業人口占總勞動人口的40%以上。就是到了本世紀初,拉美地區2001、2002、2003年平均失業率仍然分別達到9.2%、9.3%、10.7%,其中阿根廷2002年還曾高達23%。阿根廷學者說:「我們沒有想要的生活質量,沒有效率,也沒有尊嚴和所需要的安全,因為我們阿根廷人失敗了。」「新自由主義使阿根廷這個遼闊而富饒的國家變成了本地區最貧困的國家之一。」
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最大後果,就是產生嚴重的社會兩極分化。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拉美20%的最富的人和20%最窮的人在社會總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大約相差6倍,而實行新自由主義後這一差距迅速拉大,1999年拉美10%最富的人和10%最窮的人在社會總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大約相差40倍,2002年竟然上升到46.6倍。據阿根廷學者提供的數字,1960年拉美國家有1.1億人口處於貧困狀態,到1994年達到了2.093億,2004年竟高達2.22億。該地區60%的兒童處在貧困中,5300萬人面臨飢餓的威脅,4200萬人仍然是文盲。在拉美國家大城市的邊緣地帶,密密麻麻的極其簡陋的貧民區漫無邊際,成為城市的一個獨特現象。比如,巴西聖保羅市有1700萬人口,其中700萬人住在貧民區。這些貧民區沒有自來水、沒有下水道,骯髒、混亂,當地警察都不敢輕易進入,基本為黑社會所控制。
呵呵,傻逼川粉们看到了没有?你亲爱的美国政客和财团们无耻的剥削掠夺拉美人民,你亲爱的美国政客和财团们无耻的推翻拉美人民的民选左派政府,你亲爱的美国政客和财团们和芝加哥哈巴狗们无耻的剥削压迫掠夺奴役拉美人民,你们亲爱的美国政府自己拉的屎,滚去自己擦去!
PS:这篇文章我写了三次了,前两次有对拉美现状的详细介绍,结果都被莫名其妙的吞了,没办法,先把美国灯塔的“光辉历史”发出来吧,拉美人民的悲惨现状我另外单独写篇文章详细介绍吧。有兴趣者可自行查询大赦国际的人权报告,中美洲各国人民的处境并不比中国人民好多少,奉劝有些中国人别以为世界上只有中国人最惨,拉美人民也一样很惨,知道吗?顺便,拉美都是基督教国家,而拉美的基督徒们制造人权灾难制造得可欢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