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肥宅快乐水”的黑暗面:可口可乐是如何在全球掠夺资源的?

(写在前面:我曾经很喜欢汽水,不过,我不会再喝一瓶可乐了!)

作为每秒卖出两万瓶的“肥宅快乐水”,可口可乐一向以其高超的营销能力著称。白胡子、红棉袄的圣诞老人形象就是可口可乐公司确立并推广开来的;从1928年开始,可口可乐就开始赞助奥运会,把品牌名称和这项国际赛事捆绑在一起;甚至连明星代言,也是可口可乐率先提出的战略。近些年,可口可乐把天然呆、喵星人、高富帅等网络热词印在瓶身上,鼓励消费者和朋友分享。

广告当中用来标识品牌形象、培养用户忠诚度的活力四射的足球明星、红扑扑的圣诞老人等等,为可口可乐营造并维持了一种热情亲民、常伴左右的形象。而实际上,可口可乐公司售卖的只是水、糖和咖啡因的低价混合物,必须要获得大量的原材料才能够维持产品生产。早在20世纪中叶,可口可乐公司就已经成为了世界饮料业最大的糖类、成品咖啡因和铝罐、塑料瓶的购买商,而它对水资源的消耗也堪称世界企业之最。在《可口可乐帝国:一部资源掠夺史》当中,俄亥俄州立大学环境史助理教授巴托·J.埃尔莫尔提出,可口可乐正是凭借着对自然资源的消耗获取了巨额的利润。

可口可乐聘请商业插画家Haddon Sundblom创作了圣诞老人形象。身着红白色衣服,带有亲切笑容,圆脸颊的圣诞老人手持可口可乐,念出广告语“The Pause That Refreshes (享受清凉一刻)”。

随着企业向全球的扩张,可口可乐的生态胃口越发难以得到满足:它消耗了所在地区大量的生活用水,并鼓励一些位于干旱地区的瓶装商不断向地下挖掘,超负荷地索取所需的水资源;它的蔗糖和咖啡供应商高度依赖于当地的土壤肥力和水资源;而与此同时,可乐空瓶也已经在垃圾填埋场堆积如山……巴托·J.埃尔莫尔看到,可口可乐公司一直以来都在利用世界各地纳税人资助建造的废弃物回收系统、公共水资源和接受政府补贴的种植园,让当地政府的隐形付出为自己节省下大笔费用,却逃避了应当承担的责任。

如今,企业社会责任一词风靡全球,可口可乐公司也向外界传达着这样的信息:可口可乐是为公众服务的企业公民,而不是公共服务的消费者。但另一方面,它依然是十足的采掘工业,不仅将大自然的馈赠变成廉价消费品,以此创造大量利润,而且还常常把采掘工序隐藏起来,将成本和风险转嫁给供应商、加盟商和政府。它要求世界各地的人们交出宝贵的资源,声称能够运用技术和商业头脑,把资源变成世界真正需要的产品。可是,我们真的需要这样的交易吗?

水:将公共用水转化为公司利润

2014年,距离当地人开始抗议已经过去了十余年,位于印度小村庄普拉齐马达(Plachimada)的可口可乐瓶装厂终于关闭了。2000年,在工厂建成6个月后,当地人就开始反映水质不再适宜饮用,水变成奶白色且开始变咸。随后便有村民感染了不知名的胃病和皮肤病;农民发现井水变少了,农作物产量也降低了。环保组织Corpwatch India发现,由于可口可乐公司过量汲取水资源,水中钙镁元素已经超标。为此,从2002年开始,当地社会人士成立了“抵制可口可乐委员会”,要求关闭当地的可口可乐瓶装厂。

“请停止偷窃水资源,可口可乐。”印度民众举牌抵制可口可乐。

与普拉齐马达的情况类似,20世纪初,在墨西哥小镇查姆拉,可口可乐公司也受到了当地人的攻击。他们称,时任墨西哥总统的维森特·福克斯曾任可口可乐墨西哥分公司的高官,他签发了“允许墨西哥中部的可口可乐瓶装厂在含水层获取数千加仑用水”的许可证,而且这些水完全是免费不限量的。可口可乐消耗了当地大量的水资源,却没有付出任何代价。在澳大利亚,可口可乐公司也在几乎以免费的价格使用着当地的水资源,加快了地下水的枯竭。但是,在很多类似的与当地民众的斗争当中,可口可乐公司取得胜利的次数远远要多于失败的次数。

为什么可口可乐的瓶装厂要大量攫取水资源?从根本上说,制作可口可乐最主要的原料是水。在开始兜售第一批浓缩糖浆(注:可口可乐公司在创办之初,主要是通过向瓶装商销售浓缩糖浆来赚取利润,因此,仅仅是促成糖浆供应商和瓶装商的生意,钱财就可以源源不断地流入公司)的19世纪80年代开始,可口可乐公司就开始将各地政府水管中流淌的公共用水转化为公司利润了。政府不仅修建了自来水厂,而且还投入大量资金,建立配套设施来处理废水。这并不仅仅包括每家每户的水管,还包括了水库、水坝、沟渠和过滤系统。截止1915年,美国城市公共用水系统的总价值超过了10亿美元。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城市为供水付出的成本还会不断上涨。不过与此同时,可口可乐只需要为其耗费的大量水资源支付少量的费用。各级政府知道,廉价的水费可以吸引企业,由于政府不惜赤字的代价也要确保自己的竞争优势,可口可乐这样的工业用水大户便成为了真正的赢家。

到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地方政府负债累累,缺乏足够的钱改善基本的供水设施。一种观念开始在美国盛行起来:瓶装水可以替代不够好的公共供水系统。80年代,里根总统坐镇的联邦政府则致力于消除限制商业自由发展的政府管制措施,任由事态恶化。这为可口可乐“承担新责任”提供了契机,他们认为可以抓住商机,替代政府提供产品和服务。当时的其它饮用水公司往往从泉水当中获取水源,百事公司率先开始使用当地的自来水,经过净化成为本公司出品的瓶装水,这样一来就可以充分利用既有的瓶装设备和城市公共用水的低价格优势了。

可口可乐公司决定效仿这种做法,充分使用公共用水,将其转化为公司利润。同时,为了确保瓶装商对公司的依赖,可口可乐将一定量的矿物盐增添到水中,矿物盐就相当于瓶装商必须购买的浓缩物。就这样,可口可乐公司开始通过瓶装水获取惊人的利润。据加拿大团体北极星研究所调查发现,2007年,可口可乐公司从佐治亚州玛丽埃塔市获得市政用水的价格是每加仑0.002美分,而每加仑瓶装水的价格是4.35美元。也就是说,在这座城市里,1加仑可口可乐瓶装水的价格是市政用水的20万倍。就这样,可口可乐公司一边把瓶装水包装为比自来水更加安全、纯净的饮用水,一边利用政府公共用水带来的便利,赚取大量利润。

可口可乐公司将世界各地的公共用水转化为企业利润。

可口可乐并没有满足于国内市场的成功,在20世纪末,公司向联邦政府寻求建设瓶装厂的援助,认为自己还可以为世界各地数百万缺水的人带来新鲜纯净的饮用水。1990年,公司获得了海外私人公司(美国按照1964年制定的对外援助法案成立的公司,其目的在于协助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私人投资)对其在巴巴多斯、牙买加、埃及、加纳、尼日利亚等国家的瓶装厂的贷款担保。海外私人投资公司相信,此举可以促进美国以及所在国的就业、技术传播和知识传递,促进本地的发展。可是,事实确实如此吗?在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关于尼日利亚的罐装项目合同中,有一条批注称,可口可乐公司在“基础设施”方面的主要贡献是“为所在国提供瓶装饮用水”。海外私人投资公司提供的4800万美元资助大部分用于提高可口可乐销量,仅有极少部分用于改善尼日利亚公共用水的基础设施。虽然实际上,这些国家需要的不仅仅是瓶装厂,而是对当地大型公共供水系统的投资。

今天,如果你来到普拉齐马达这样的小村庄,或许会因为当地的水质条件差而选择瓶装水或者可口可乐——显然,如果你饮用自来水,可能会患病。但是你应当意识到,可口可乐并非拯救者,它的到来并非缓解、而是加剧了这些地区的水资源枯竭和污染。

咖啡因和糖:破坏生态环境,拉大贫富差距

水不是可口可乐公司唯一大规模使用的自然资源。作为可口可乐配方中极为重要的成分,糖分和咖啡因的获取也离不开大规模的资源和社会掠夺。

早在1960年,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纪录片《可耻的丰收》当中,就揭露了可口可乐旗下美汁源柑橘种植园的罪恶:种植园里的黑人不仅无法得到充足的水和食物,而且他们的工作时间非常长。过了十年,农场工人的条件依然没有提高。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另一部纪录片《移民者》带领观众参观了可口可乐农场的普通工人家庭——破旧的棚屋里,设施简陋而匮乏,而且没有厕所。

为了平息众怒,可口可乐公司承诺要提高工人们的工资待遇。向工人支付更高的工资带来了经营成本的上升,意味着公司利益受到了损害。于是,可口可乐公司开始签外订合同,把种植的责任转移给拉丁美洲的一些公司。

可口可乐的咖啡业务一直使用这样的策略。可口可乐的配方需要公司大量购买咖啡因,其旗下的咖啡品牌也需要消耗大量的咖啡豆。将咖啡外包这一战略的高明之处在于,美国人对美国本土发生的不公正十分关注,但如果可口可乐从世界各地的独立生产商那里购买原材料,人们就不会将生产中出现的问题和可口可乐公司直接挂钩。

实际上,咖啡种植极具破坏性。由于喜阳而非喜阴的咖啡品种最受青睐,这就意味着,巴西农民不可能把咖啡种植在树木茂盛、阳光稀少的树林当中,他们用砍伐和烧毁的方法,使得八百多种树木品种最终灭绝,也让许多在其间生活的昆虫、鸟类、爬行动物和哺乳动物遭到了灭顶之灾。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清除一片森林所获得的土地的肥力,在仅仅20年之内,就被频繁密集的农作消耗殆尽。于是,种植者们不得不去开垦新的森林。为了满足可口可乐公司的需求,巴西农民将许多优质、多样化的生态地区转变为了单一的咖啡种植园。另一方面,流向砍伐工人和咖啡采摘工人的利润是极少的。在拉丁美洲的其它地区,生态模式也类似。到20世纪中叶,萨尔瓦多的富裕阶层把国土的1/4都变成了咖啡种植园,维持农场运作的重担则落在了穷人身上,造成了极大的贫富差距。

到上个世纪70年代,可口可乐公司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成品咖啡因购买者和美国第三大速溶咖啡生产商,对从热带地区获得廉价、稳定的咖啡豆有着极度的依赖。可口可乐公司的原材料采购,持续地支持着这个严重依赖热带国家的社会和环境资源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之下,生产国最珍贵的资源消耗殆尽,而穷人在这一过程中变得更穷。不仅如此,非洲、东南亚很多国家在90年代也开始纷纷效仿这一做法。仅仅在1994年,越南的咖啡种植者就砍伐了30多万英亩的原始森林。

与咖啡采购类似,可口可乐公司在海外使用蔗糖为饮料增加甜味的做法,也给热带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可口可乐公司及旗下的生产商使得生态多样化的热带森林变成了单一甘蔗作物种植园。2007-2012年期间,巴西南马托格罗索州地区的蔗糖产量增加了三倍,可口可乐公司的蔗糖供应商之一邦吉集团把种植区扩大到了当地瓜拉尼土著人居住的地区。瓜拉尼人指出,蔗糖种植中使用的农药污染了河道,秸秆焚烧则造成了大气污染。而在柬埔寨,可口可乐公司的一家蔗糖供应商被指控和当地企业联手,为了侵占69平方英里的甘蔗种植园驱逐了五百多户家庭。

在美国本土,因为国家补贴之下的原材料玉米很便宜,可口可乐公司使用高果糖玉米糖浆代替蔗糖。在玉米需求的不断增长之下,美国中部大平原各州脆弱的生态系统成为了无边无际的单一玉米种植地,需要大量水、化肥和农药来维持和提高产量。科学家已经指出,玉米种植地的化肥随着雨水流入密西西比河,导致藻类蔓延,造成了沿岸近两千平方英里的生态死区。而随着灌溉面积的持续扩大,地下水的水位也在不断下降。于此同时,虽然高果糖玉米糖浆降低了数千万美元的可乐生产成本,可口可乐公司却并未降低产品的价格,甚至还把可乐瓶变成了“超大量”:人们会为大瓶可乐多支付10美分,而增加分量只需要2-3美分的甜味剂。就这样,受到国家补贴的农产品鼓励人们朝着过度消费富含碳水化合物的不健康道路上越走越远。

包装:公民为包装废弃物掏腰包

可口可乐公司对资源的索取和对环境的破坏并不仅仅产生在获取原材料的环节。实际上,他们还在源源不断地生产大量污染物——金属罐和塑料瓶。这些瓶瓶罐罐堆积如山,让填埋场迅速达到饱和,垃圾堆放点不断地向低收入居民区靠近。

可口可乐空瓶堆积如山,造成环境破坏。

在产生一系列环境问题产生之前,可口可乐实际上是产品包装回收的先驱。最初,可乐生产商们购买了大量的玻璃瓶,价格非常昂贵,因此希望消费者喝完瓶中饮料之后重新把瓶子还给经销商。因此,在40年代,一个可口可乐玻璃瓶平均会经历22次重复利用。不过,到了50年代,可口可乐开始使用金属罐作为饮料容器,情况就发生了变化。金属罐饮料的优势显而易见:运送每千件金属罐装饮料所耗费的汽油,还不到每千件可回收容器的一半;此外还可以节省回收和清洁的劳动力成本,甚至可以减少仓储和机械成本。

在50年代,成千上万的一次性瓶子和罐子散落在美国的各个角落,河畔、公园、河床,随处都可以看到它们的影子。人们憎恨企业对大自然的滥用和破坏,开始呼吁酿酒公司、饮料公司和包装行业处理这些垃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可口可乐公司及其软饮界的竞争对手联合金属罐装公司、包装公司,创建了全美第一家反垃圾组织“美丽美国”。它的核心目标在于转嫁外界对企业造成饮料容器垃圾问题的责难,因此,它向消费者传达的理念是:“随手丢弃废弃瓶罐的行为,应该由公民个人,而不是企业来承担责任。”“美丽美国”制作了数以百万计的宣传册和电视广告,劝告群众承担起保护环境的义务和责任。除了“美丽美国”之外,可口可乐公司还依赖在首都华盛顿的游说团队美国软饮料协会来争取各界支持。该协会在各处张贴了上千万份的广告,试图告诉大家:“是人,而不是容器本身”需要为日益严重的垃圾问题负责。

可口可乐公司的回收广告。

可口可乐公司、美国软饮料协会和“美丽美国”组织在六七十年代的公共宣传活动,确实帮助企业将公众的视线从自身转移开去,却并没有解决日益严重的垃圾问题。一些州开始颁布强制性污染税征收法令,美国国会也开始考虑针对一次性容器制定全国性的法律,众议院提议禁止在美国销售一次性饮料容器。软饮包装行业的代表则辩解称,如果只生产可回收玻璃瓶的话,“成千上万的工厂员工将面临失业。”在地方层面,这种说辞也十分有效。一谈到可能让多少个家庭失业的问题,议员们就无言以对了。

软饮料业、包装业和酿酒业采取了先发制人的方式,告诉大家,回收是替代强制性保证金的有效措施,因为保证金最终还是会转嫁到消费者的头上,增加消费者税负,而回收还可以保存就业机会。在70年代,各企业设立了多个回收中心,开始通过大量的广告宣传它们在回收工作方面所做的努力和贡献。可口可乐公司在广告中声称:“我们的政府不需要再为设立回收中心而烦心了!”实际上,回收系统需要耗费大量的财力物力,导致入不敷出,公司一方面进行大量宣传,自诩为回收项目的功臣,强调公司对环境的贡献,但另一方面,它们支持清理行动的热情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消退。据《华盛顿邮报》统计,这一时期涌现的三千多个回收中心由于无法收回成本而纷纷倒闭,到70年代末已所剩无几。在免于缴纳强制保证金之后,饮料商们又开始将责任转嫁:它们提出,回收工作的正常运转需要依靠联邦政府的资助。它们的提议再次成功了:197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资源保护与回收法案》,增加了联邦政府的支持力度。这让纳税人承担起了更多的责任,而可口可乐公司等企业得到了解救。

如今,没有人能够知道路边的回收系统到底耗费了多少公共资金。可口可乐公司等私有企业总是动用它们出色的游说能力,把原本属于企业的废弃物处理责任转嫁给公共部门。就这样,到最后,消费者和纳税人承担了大部分责任,补贴了饮料企业的包装物回收系统,使得可口可乐这样的公司无需为包装废弃物的泛滥承担任何代价。

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2325488.html

介绍一个美国的资本主义法西斯组织——TP USA

警告!这篇内容会比较恶心,因为会介绍一个满嘴纳粹狗屁的美国资本主义法西斯组织,为什么我要介绍呢?因为我看到资本主义哈巴狗又在抹黑社会主义了,同时宣称他们亲爱的资本主义是伟光正的,是尊重人权的。

当然,按照资本主义哈巴狗的标准,任何自称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人或政权,无论他们实际的言行是否符合社会主义的理论主张,都是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他们即使自己放个屁臭到别人了,那也是社会主义臭到了别人。既然如此,那就让我们用同样的标准,来看看自称资本主义者的TP USA(当然,他们实际上就是纯粹的资本主义者,而他们指责的苏联和中国和社会主义唯一的关联就是自称社会主义,这是最大的区别所在)的狗屁言论吧。

TP USA的全名是Turning Point USA,首先让我们一起看看他们的主张:

Turning Point USA is a 501(c)3 non-profit organization founded on June 5, 2012 by Charlie Kirk. The organization’s mission is to identify, educate, train, and organize students to promote the principles of freedom, free markets, and limited government.

Turning Point USA是一家501(c)3非盈利组织,由Charlie Kirk于2012年6月5日成立。 该组织的使命是识别,教育,培训和组织学生,以促进自由,自由市场和有限政府(注:就是小政府)的原则。

Turning Point USA achieves its mission of identifying, organizing, and empowering free market activists through the National Field Program, which aims to:

Turning Point USA通过国家实地计划实现了识别,组织和增强自由市场活动家的使命,目标是:

 

  • Launch, organize, and support student groups that exist to educate students about the benefits of limited government, capitalism, and freedom
  • 发起,组织和支持现有的学生团体,教育学生有限政府(小政府),资本主义和自由的好处。
  • Build and maintain the largest national database of students who believe in capitalism and free markets
  • 建立并维护最大的关于相信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的学生的国家数据库

来源于他们的官网:https://www.tpusa.com/aboutus/

按照资本主义哈巴狗们那种把朝鲜当民主国家的逻辑,这个组织肯定是支持资本主义的组织(当然它的确是,这和挂羊头卖狗肉的朝鲜不同)。那么这个组织的实际言论如何呢?

接下来让我们“欣赏”一下组织创始人Charlie Kirk的推特言论吧(警告!非常恶心,做好心理准备!):

自我介绍:Founder & President of @TPUSA Proud capitalist. Best Selling Author. We are all sinners, saved by Jesus. Opinions my own.(@TPUSA的创始人兼主席。 自豪的资本主义者,畅销书作者。 我们都是罪人,被耶稣拯救了。 观点是我自己的。(他自己说了是资本主义者,按照资本主义哈巴狗的逻辑,他肯定是资本主义者了,当然他的确是资本主义者。))

翻译:昨天我决定去看看这些抗议活动的全部内容。这些抗议活动不是为了帮助孩子。 这是关于仇恨美国和恨特朗普的。我从来没有见过一群人如此热爱MS-13,ISIS和打破法律的违法者。(反对唐纳德希特勒大大就是仇恨美国,这逻辑熟不熟悉?反对中共就是仇恨中国,对吧?)

保守主义者感谢生活在美国,自由主义者愤怒于生活在美国。(中国版:爱国者感谢生活在中国,卖国贼愤怒于生活在中国)

左派毁灭任何它接触到的东西(注意这里他说的左派是除了他们自己之外的所有人,包括右派的民主党,当然,他是在放屁)。

 

言论自由不仅仅是说你想说的,它也同时意味着听你也许不想听的。(而你们这些纳粹根本没有和社会主义者辩论的勇气,你们对社会主义者的质疑除了镇压就是装瞎,呵呵。)

(前面的狗屁是攻击民主党的,我懒得翻译了)爱国是超越政治的,但民主党或左派除外(纳粹嘴里的左派是指除了他们之外的所有人,很显然,又在鼓吹仇恨了,和共匪指责反共者不爱国一个套路。)

If you think your life sucks, just imagine being a Democrat – your spokesperson rotates between a 28 year old socialist, a low IQ con artist, a Marxist who honeymooned in the Soviet Union, a criminal who lost the most winnable election of our lifetime, and a fake Native American

如果你认为自己的生活很糟糕,那就想象一下,作为一名民主党人 – 你的发言人是一位28岁的社会主义者,一位低智商的骗子,一位在苏联度蜜月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位失去了我们一生中最可赢选举的罪犯, 和一个假的美洲原住民。(全是纳粹谎言狗屁。)

https://twitter.com/charliekirk11/status/1017009319009759232

 

大意说一下,就是这傻逼纳粹认为这世界上只有两种性别,也就是否定了跨性别者的存在。当然,纳粹畜生都是这么认为的。

这个傻逼纳粹曾经还嚷嚷过要那些反美国反资本主义的人都去死,然后被我臭骂,然后他连屁都不敢放一个,呵呵。

我不想再翻译这些肮脏无耻,只有谎言与仇恨的纳粹狗屁了,有兴趣的人自己去看吧,注意别被恶心到,以及,这傻逼纳粹说的,每一句都是谎言。

有人应该已经想到了,这种纳粹组织背后必然有大金主,事实上的确有:

In addition to the seed money from billionaire Foster Friess, the family foundation of Illinois Governor Bruce Rauner donated $100,000 to Turning Point in 2014.[20]

除了来自亿万富翁Foster Friess的启动基金外,伊利诺斯州州长Bruce Rauner的家族基金会还在2014年向Turning Point捐赠了10万美元。[20]

呵呵,看到了吧,亿万富翁,州长,商人和政客支持的纳粹组织,就如同当年的纳粹一样,想当年纳粹党和法本克虏伯大众们以及私人银行家们合作得也非常愉快呢。

此外,wiki上还有更多他们的破事:

First appearing on November 21, 2016, Turning Point USA also operates a website called Professor Watchlist.[4] Kirk has said the site is “dedicated to documenting and exposing college professors who discriminate against conservative students, promote anti-American values, and advance leftist propaganda in the classroom.”[22]

最初出现于2016年11月21日,Turning Point USA还运营着一个名为教授观察名单的网站。[4] 柯克表示,该网站“致力于记录和揭露歧视保守派学生的大学教授,宣传反美价值观,并在课堂上推进左派宣传。”[22](任何不同意他们的纳粹狗屁的,都是歧视保守派的反美左派,这就是他们的纳粹逻辑。)

The website has been criticized[by whom?] for using surveillance type propaganda to manipulate ideas of truth, equality, and freedom.[3][25][26] Critics have compared Professor Watchlist to the actions of U.S. Senator Joseph McCarthy, who tried to publicly identify American citizens as Communists and Communist sympathizers in the 1950s.[27][28]

该网站受到批评[由谁?]使用监视型宣传来操纵真理,平等和自由的观念。[3] [25] [26] 批评者将教授观察名单与美国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的行为进行了比较,后者试图在20世纪50年代公开认定那些被认为是共产党人和共产党同情者的美国公民。[27] [28](就是白色恐怖,麦卡锡当年的狗屁和文革是一个套路,我说你是共产党你就是共产党,我说你是反革命你就是反革命,然后公开批斗。

In December 2017, The New Yorker published an article by Jane Mayer showcasing interviews with former minority members of the organization. Former staff members said they witnessed widespread discrimination against minorities in the group, and stated “the organization was a difficult workplace and rife with tension, some of it racial.”[6][51] One former employee, an African-American woman, said she was the only person of color working for the organization at the time she was hired in 2014; she then said that she was fired on Martin Luther King Jr. Day. The article also revealed text messages sent by Crystal Clanton – who was a leading figure in the organization and served as the group’s national field director for five years – to another Turning Point employee saying “i hate black people. Like fuck them all . . . I hate blacks. End of story.” Kirk responded to the revelations by saying that “Turning Point assessed the situation and took decisive action within 72 hours of being made aware of the issue.”[6] The article also noted that Kirk had explicitly praised Clanton in his book Time for a Turning Point, saying that she had been “the best hire we ever could have made,” and that “Turning Point needs more Crystals; so does America.”[6]

2017年12月,“纽约客”发表了Jane Mayer的一篇文章,展示了对该组织前少数族群成员的采访。前工作人员说,他们目睹了该群体中对少数群体的广泛歧视,并表示“该组织是一个糟糕的工作场所,充满了紧张局势,其中一些是种族歧视。”[6] [51]一名前雇员,一名非洲裔美国妇女,她说,在2014年被聘用时,她是该组织唯一的有色人种工作者;然后,她说她在马丁路德金日被解雇了。文章还透露了Crystal Clanton发送的短信,他是该组织的领军人物,并担任该组织的国家现场主管五年 – 致另一位Turn Point员工说“我讨厌黑人。我想让他们都去死……”我讨厌黑人。故事结束。“Kirk对这些启示作出回应,称“Turning Point 评估了情况,并在知道这个问题的72小时内采取了果断行动。”[6]文章还指出Kirk在他的书“转向时间”中明确赞扬了Clanton。点,说她是“我们曾经做过的最好的雇佣”,而且“Turning Point需要更多水晶(想想水晶的颜色,意思就是白人);美国也是如此。”[6](不奇怪,看看这纳粹组织头目的纳粹狗屁就知道他们的内部会有多恶心。)

既然资本主义哈巴狗们认为资本主义是伟光正的,是尊重人权的,是人人平等的,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法西斯组织存在呢?你说为什么呢?

因为资本主义的本质就是纳粹啊,鼓吹利润至上,鼓吹竞争第一,为了利润不择手段戕害人权,最近的疫苗“新闻”(这事发生过很多次,都不算新闻了)不过是资本论的现实版罢了。

我看过很多社会主义网站的文章,和社会主义者的书籍,从来没有看到其中任何一个网站或任何一本书籍是鼓吹仇恨的。很多人也许不知道,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序章中是这么说的:为了避免可能产生的误解,要说明一下。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

从马克思开始,社会主义者一直以来反对的,就是资本主义制度,揭露的,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暴行,按照资本主义哈巴狗那种把公司当个人把制度当个人的狗屁,独裁政权和独裁制度也不能指责了,谁指责就是鼓吹仇恨?呵呵,真是荒谬啊!

从人的本质看人的异化——据《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卡尔·海因里希·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青年马克思主义向成熟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史观转变过程的中的一篇文章,马克思逝世后,由恩格斯整理后发表。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思想的影响和其在马克思理论的变化,马克思通过对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批判,表达了对劳动者的深切关照,在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发展了“人本主义”。形成了马克思自己独特的关于人的本质的认识,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关照现实,提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问题。

从词源上说,该词源自拉丁文,有转让、疏远、脱离等意。人的异化,直译而言,就是人脱离人的本质,人不再为人。德国古典哲学中,异化被提到哲学的高度。 黑格尔将“异化”理解为外化,并提出人的异化,用以说明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分裂、对立。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人的异化问题,提出异化劳动理论,指出异化是人的生产及其产品反过来统治人的一种社会现象。

马克思对“ 异化劳动”的阐述,在理论逻辑上包含两个端点:一是关于人的本质的哲学思考,也就是说,如果异化世界的本质不是人的本质,那么对于人的本质的理解就是十分必要的。第二,异化的未来—扬弃,这里所要回答的问题是我们该怎么办,处在异化世界中的人的归宿是什么?本文主要从前一个来探讨:从人的本质看人的异化问题。

人与人的本质相背离,原本是人统治物却反过来被物统治,这就是人的异化,既然人出现了异化,那么真正的人应该是什么样子?分别有什么特点?这些特点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发生了怎么样的变化?产生了什么样的后果?

换句话说,想要真正理解马克思的异化理论,首先要弄清楚马克思思想中真正的人的本质的概念,从而在具体资本主义情境中清晰的看到人的异化,才能更直观的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异化劳动问题。

对于人的本质的讨论由来已久,我们从给过马克思重大影响的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开始,从理解存在与本质的关系开始。

这里的逻辑是,人的现实存在是一种客观存在,而人本来应该有的样子即人的本质,即,人的异化则表现为人的存在(人的现实生存状况)和人的本质(人本来的样子)相背离。

所以要理解费尔巴哈的关于人的本质的思想,首先要理解存在与本质之间的关系,不同于黑格尔的思想(黑格尔把存在、物质、自然看成自我意识的规定,外化了的自我意识的一种形式),费尔巴哈认为,思维从存在而来,存在决定思维。从存在的角度出发,费尔巴哈思考了存在与本质的关系:本质是思维的结果,是存在的人的思维的结果,在这个环节中,人成为了一切问题的关键。成为了连接存在和本质的桥梁。

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抛开其繁杂的概念,主要有两个立场:自然主义和人的类本质。

前者认为,人首先是自然的存在物(唯物主义),后者是人独立于自然界其他动物的独特性(类本质)。这两点,在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论述中都有体现,唯一的不同是,关于类本质的理解,费尔巴哈将人的类本质归结为一种感性的思维存在,而马克思则从实践的劳动的层面理解的人的本质。

那么人的本质如何和劳动挂上钩的呢?这里涉及一个对象化的概念,因为人的本质并非精神实体,因此,人的本质是从对象中显现出来。即人的本质的外化。主体的人把自我设定在客体上,由此建立了一个不是我的我——“异己”的过程。也许我们可以用社会学家库利的“镜中我”的概念来理解,人们可以通过镜子中自己来认识自己(库利认为人的自我意识是通过社会关系中其他人而得知的)。我们把这里的镜子换成人类的劳动成果,即,人们可以通过自己劳动所得的创造物认识自我,这就是对象化。人的本质的对象化,就体现为劳动。劳动的对象化就体现为劳动产品。

追本溯源之后,我们可以来看看,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类本质是从自然界的角度,着重强调人类整体的抽象共同性)的三个方面设定。

马克思认为: “ 类生活从肉体方面说来就在于:人靠无机界生活,而人比动物越有普遍性,人赖以生活的无机界的范围就越广阔。从理论领域说来,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表现在把整个自然界—— — 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 — 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

从上段论述,我们可以看出——

首先,人是一种客观的感性的存在。承认人的肉体存在的客观性就必须承认维持这种存在、满足这种生物组织的生理需要的合理性。所以马克思曾说:人的需要即人的本质。这一点,马克思继承了费尔巴哈的自然主义思想(人是一种自然存在物)。和黑格尔的存在是自我意识的设定和外化的思想完全颠倒,我们可以把它归结为唯物主义的立场。我们必须首先得吃饱穿暖才能进行文化艺术上的追求。可以说,这是一切的前提。

在这种前提下,作为人的本质的体现的劳动因而也具有了这样的特点:马克思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劳动必然是一种对象化的劳动(通过实际存在来展现),人必然要通过对象,通过与对象发生的能动关系,体会和确认自己的本质。

总结而言,无论是人还是人的本质的体现最终都是一种客观的实践的存在。

其次,人具有理性的意识。这种意识是自我的认识,可以将自我投射到对象上进行认识,这也是人和动物的最大的区别。唯有人才能通过自我意识超越出自身的个体性,把自己的类当作对象,这样,人的生活就具有了双重性,外在的物质生活和内在的理性生活。人类劳动和动物劳动的不同,也在于人类在劳动中体现出来的类尺度——能动性和创造性。

最后,人具有社会性,马克思曾经说过,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里我们可以和上文所讲的人的类本质联系起来。人和动物的区别之一,通过将自我意识投射到对象物上来认识自己,并且可以超越个体,从人类整体的类上来把握自己。马克思曾说:“死似乎是类对特定的个体的冷酷的胜利,并且似乎是同它们的统一相矛盾的,但是特定的个体不过是一个特定的类存在物,而作为这种存在物迟早是要死的。”对这段话,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作为客观自然的个体存在是必然随着自然规律死亡,但作为类的存在,则是永生的。这种对于类的整体性把握,对社会关系的具体化认识,正是人的本质。

由此,作为人的类本质的外化和真正实现的劳动也是一种社会性的劳动,人们在这种社会性的劳动中找寻到对自己的认识。

这些是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认识,说的也是真正的劳动,肯定性的劳动,正是马克思把这样意义上的劳动当成人的本质的外化,所以,否定意义上的劳动变成了人的异化。通过对经济、政治等方面的考察,马克思发现在实际生活中,人与人的本质相背离的情况。而立足于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认识,我们也可以更为清晰看到这种异化情况。

关于人的异化,从主体上讲,有两条线,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的两大阶级:资本家和工人阶级。马克思主要论述了工人阶级的异化,但关于资本家的异化虽少但也有提及。

由于劳动是人的本质,所以马克思关于异化的观察紧紧的劳动联系在一起。关于劳动的考察和规定则有三个方面,劳动产品、生产活动、以及人的本质。

先来看工人阶级在这三个方面的异化情况:首先,劳动产品,这是劳动结果,也是最直接的表现,工人生产出的劳动产品不再为工人所有,被资本家以货币工资的方式掠夺,原本应该主宰自己的劳动产品的工人反而被劳动产品所主宰(工人为了生计而劳动)。其次,生产活动,真正意义上的劳动应当是人的类本质,是人类本质和自由本性的实现,是人之为人的生存方式和生存目的,但是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中,劳动变成了一种否定性的劳动,人们求生的手段,人们在劳动中只感受到痛苦。这就是异化。这样,劳动的结果就是人的存在处境和人的类本质之间的相异化。

那么,在资本家层面,马克思主义也认为存在着异化,只是这种异化被认为是自身力量的象征,是一种虚幻的幸福和肯定。首先,劳动产品上,资本家并不生产劳动产品,也就无所谓将自身本质外化的过程,并且他虽然拥有劳动成果,但这种劳动成果也并不是他的类本质的外化。再者,在生产过程上,资本家并不参与生产活动,他参与的是资本活动,为了赚取更多的资本,他虽然可以决定工人的生产,却也不得不服从资本市场的要求,沉浸在逐利行为中,使其本身成为资本的奴隶,这样,资本家在资本主义市场中,虽然拥有了劳动产品,但是这也并非出自于自己的本愿,尽管最终得到了物质上的劳动产品,拥有了虚幻的物质满足,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的本质并没有得到外化和体现,这是资本家的异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类本质无法实现和沦为资本的奴隶。

于是,两大阶级的异化,造成了人和人相异化的局面,原本是一个类,一个整体的、社会性的人类整体都背离了他的本质,相互之间都异化了。

那么异化的结果就是产生了私有财产,私有财产实际上一种对劳动产品的异己的占有,它的出现则进一步加深了资本家和工人阶级、无产者和有产者之间的沟壑,加深了两大阶级的对立。马克思其后提出的,要想实现人的类本质,让劳动的本质回归,就必须废除私有制,解决异化问题的根源在于生产力的全面发展,也正是在此基础上生发的观点。

当然作为过渡时期的作品,马克思在这里的关于人的本质的认识距离真正的唯物主义还有一定的距离,比如,从人的本质来规定人的感性存在等问题,但是却可以看出,马克思由始自终的实践态度和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关切。这和我们普遍认为的马克思主义是冷冰冰的强调物质存在的哲学是大相径庭的。

补充:梳理

人的异化——即,人的存在和人的本质相背离——即,存在和本质相背离——要问什么是人的本质——追溯费尔巴哈关于存在和本质的关系——从而在这种关系中把握马克思人的本质设定——与现实情境相比较,看发生了那些异化——工人阶级和劳动产品、生产活动,最终和人的类本质异化——资本家和劳动产品、生产活动,最终和人的本质异化——两大阶级都异化——造成人和人之间的相异化——产生私有财产(允许拥有私有财产也是异化劳动产生的前提,两者是辩证关系)

https://www.jianshu.com/p/89c9b3bcc39e

We can’t let net neutrality die(我们不能让网络中立死去)

(写在前面:自由浏览互联网是基本人权,如果失去网络中立,那么所有人都会成为ISP们的奴隶。)

THE OFFICIAL expiration date for “net neutrality” has come and gone. So what happens now?

“网络中立”的官方到期日已经过去了。 那么现在发生了什么?

On June 11, regulations passed by the Obama-era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FCC) preventing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s (ISPs) from prioritizing certain websites — and slowing down others — came to an end.

6月11日,奥巴马时代的联邦通信委员会(FCC)通过的阻止互联网服务提供商(ISP)对某些网站进行优先排序—并放慢其他网站的速度—的规定结束了。

Internet companies will now have the freedom to charge varying rates to access “premium” content, creating a two-tiered system for the internet, where only those who can pay can access information freely.

互联网公司现在可以自由地收取不同的费用来访问“高级”内容,为互联网创建一个双层系统,只有那些可以付费的人才能自由访问信息。

The net neutrality debate has understandably taken a back seat to the myriad of other crises hitting working people in the Trump era. But it’s an issue whose impact extends far beyond the tech industry and Silicon Valley.

对于在特朗普时代打击工人的无数其他危机,关于网络中立性辩论已经退居二线。 但这是一个造成的影响远远超出了科技行业和硅谷的问题。

Changing our access to web content is an attack on the right of ordinary people to access the Internet as a basic public utility. As socialists, we should stand firmly against new legislation undermining net neutrality, and we shouldn’t allow the June 11 to be the end of the fight.

改变我们对网络内容的访问权限是对作为基本公共事务的普通人访问互联网的权利的攻击。作为社会主义者,我们应该坚决反对破坏网络中立性的新立法,我们不应该让6月11日成为战斗的终结。

THE STORY of net neutrality begins decades before anyone ever heard of the internet.

网络中立的故事开始于几十年前,甚至在任何人听说过互联网之前。

In 1934, Congress passed the Communications Act, which created the FCC as THE central commission to ensure that all wired and radio communications were regulated as interstate commerce.

1934年,国会通过了“通信法案”,该法案创建了FCC作为中央委员会,以确保所有有线和无线电通信都作为州际贸易被监管。

Franklin Roosevelt’s New Deal administration aimed to make sure that telephone and radio providers wouldn’t give special treatment to certain signals, whether phone calls or broadcasts, over others, based on whether their senders paid more.

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政府旨在确保电话和无线电提供商不会根据他们的发件人是否支付更多费用,对某些信号(无论是电话还是广播)进行特殊处理。

Eighty-one years later, FCC chair Tom Wheeler decided in 2015 that internet and broadband internet should be regulated in the same way — over the objections of Republican FCC member Ajit Pai, who is now the agency’s chair.

八十一年后,FCC主席Tom Wheeler在2015年决定互联网和宽带互联网应该以同样的方式加以监管 – 共和党F的CC成员Ajit Pai现在是该机构的主席。

Industry trade associations like the National Cable & Telecommunications Association (NCTA), along with their political supporters like Ajit Pai, would have us believe that this deregulation has “liberated” the internet from silly and costly government intrusions into the “free” market that have only hurt consumers.

像国家电缆和电信协会(NCTA)这样的行业协会,以及他们的政治支持者们,如Ajit Pai,让我们相信这种取消管制已经“解放”了互联网,使其免于愚蠢而昂贵的政府入侵“自由”市场,这只会伤害消费者。

According to this logic, it’s government regulations that have prevented broadband corporations like Comcast — which reported $80 billion in revenue for 2016 — from expanding access and reliability, as opposed to coldhearted capitalist reluctance to expand access into what are seen less profitable or more “difficult to service” areas.

根据这一逻辑,是政府法规阻止了像康卡斯特这样的宽带公司—其2016年的收入达到800亿美元—扩大了接入和可靠性,而不是冷酷的资本家不愿意扩大接入,因为利润较低或是更“服务困难”的地区。

Comcast’s earnings report exceeded expectations from investors concerned about the growing number of users who are “cutting the cord” on traditional cable and satellite TV in favor a-la-carte services like Netflix, HBO and Hulu.

康卡斯特的收益报告超出了投资者的预期,投资者担心越来越多的用户在传统的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上“切断电线”,转而支持像Netflix,HBO和Hulu这样的单点服务。

Variety reported last year that “22 million will have canceled cable, satellite TV by the end of 2017,” — and that number is expected to grow, both from more people ditching traditional TV and from increasing numbers of young people who never knew that model to begin with.

去年多个报告称,“到2017年底将有2200万人取消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而这一数字预计会增长,无论是放弃传统电视的人还是越来越多的从未知道过传统模式的年轻人。

As “cord-cutting” has grown, advertising revenue has dropped accordingly, presenting some of today’s telecom behemoths with a massive problem on the horizon.

随着“切断电线”的增长,广告收入也相应下降,在今天的一些电信巨头面前呈现出即将出现的大问题。

It isn’t difficult to draw a connection between the revenue losses to cable and satellite TV created by cord-cutting, and the push to end FCC regulation of the Internet as a basic utility. It’s also not difficult to see the contradiction in deregulating the broadband market, and the increase in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in the Internet and broadcast companies.

将切断电线产生的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的收入损失与推动终止FCC将互联网作为基础设施的管制联系起来并不困难。 不难看出,在取消对宽带市场的管制以及增加互联网和广播公司的兼并和收购方面存在矛盾。

In most parts of the country, people’s cable and satellite TV provider is the same as their ISP, and many locations in the U.S. have fewer than two ISP options. In fact, Americans have on average one and a half providers to choose from. So even as millions are jumping ship from cable to internet, they still find themselves beholden to the same handful of monopolies.

在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人们的有线和卫星电视提供商与其ISP相同,而且美国的许多地方只有不到两种ISP可供选择。 事实上,美国人平均有一个半供应商可供选择。 因此,即使数百万人从有线电视上跳到互联网上,他们仍然发现自己仍然受到同样少数垄断者的青睐。

The FCC and NCTA would like us to believe this is the result of irresponsible government regulations that prevent companies from providing a wide array of options for consumers at a competitive price.

FCC和NCTA希望我们相信这是不负责任的政府管制的结果,这些管制阻止公司以具有竞争力的价格为消费者提供广泛的选择。

In reality, it’s our extremely unregulated economy that has given license to a handful of corporate behemoths to engage for the last 30 years in a veritable “arms” race to gain the largest market share, either by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or by cartel-like non-competition agreements with one another.

实际上,这是我们极度不受管制的经济授予了少数企业巨头在过去的30年中参与真正的“武装”竞赛,以获得最大的市场份额,无论是通过兼并和收购,还是通过和另一家签订类似卡特的不竞争协议。

If the desire of super-sized communication conglomerates to dictate the terms of the market is one important factor driving the FCC’s decision to end the net neutrality regulations, another is the desire of economic and political elites to shape and control our media.

如果超大型通信集团的独占市场的欲望是推动FCC决定终止网络中立管制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么另一个欲望是经济和政治精英们希望塑造和控制我们的媒体。

The political danger of telecom monopolization was made apparent when the right wing Sinclair Broadcast Group was exposed for airing a propaganda script — ironically about the dangers of “fake news” — across their dozens of television and radio stations. The Orwellian fiasco showed how concentrated media monopolies can create and distribute completely false information because they have total control over the content being produced.

当右翼的辛克莱广播集团(Sinclair Broadcast Group)在他们的数十家电视台和广播电台播放宣传剧本—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关于“假新闻”的危险性—时,电信垄断的政治危险就显而易见了。 奥威尔式的惨败表明,集中媒体的垄断可以创造和分发完全错误的信息,因为他们完全控制着被生产出的内容。(备注:看来美国的媒体基本都是被右派们控制的,所以上面根本找不到社会主义内容,除了稻草人抹黑之外。)

Control of the media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what Noam Chomsky and others have dubbed “manufacturing consent” for ruling-class policies that lead to wars, poverty, mass incarceration and the continued deterioration of conditions for the working class.

媒体的控制在诺姆乔姆斯基和其他人称为“制造共识”的统治阶级政策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政策导致战争,贫困,大规模监禁以及工人阶级的处境的持续恶化。

By contrast, the internet has provided the working class — so far — a potential platform to inject our ideas and interests into public discussion.

相比之下,互联网为工人阶级—迄今为止—提供了一个将我们的想法和兴趣注入公共讨论的有潜力的平台。

Social media campaigns like #BlackLivesMatter and #MeToo have played a critical role in enabling grassroots activists and everyday people to build awareness and solidarity against oppression. Nor should we forget the role social media played in the Arab Spring. The FCC’s June 11 decision will compromise access to what has become a vital tool for social change.

像#BlackLivesMatter和#MeToo这样的社交媒体运动在帮助草根活动者和普通人建立反对压迫的意识和团结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我们也不应该忘记社交媒体在阿拉伯之春中扮演的角色。 FCC在6月11日的决定将会使获取已成为社会变革重要工具的内容的能力打折扣。

In the last decade, members of Congress, both Democrats and Republicans, have tried to pass three bills — the Combating Online Infringement and Counterfeits Act (COICA), PROTECT IP Act (PIPA) and the Stop Online Piracy Act (SOPA) — that would have enabled the Justice Department to censor and shut down websites containing “confidential or copyrighted material.”

在过去的十年中,国会议员,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试图通过三项法案—打击在线侵权和假冒法案(COICA),保护知识产权法案(PIPA)和停止在线盗版法案(SOPA)—使司法部能够审查和关闭包含“机密或受版权保护的材料”的网站。

The loose definitions in these bills about what constitutes confidential or protected material created widespread fears of corporate abuse, and ultimately all three failed to gain passage, due in large part to pressure from activists around the U.S.

这些法案中关于什么构成机密或受保护材料的宽泛定义引发了对公司滥用的普遍担忧,最终三者都未能获得通过,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各地活动者们的压力。

The FCC’s decision potentially puts this power of censorship fully in the control of corporate ISPs, and provides ordinary people with few avenues to challenge their decisions to block access or throttle bandwidth to any chosen site for any reason.

FCC的决定可能将审查权完全置于公司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的控制之下,并为普通人提供了几乎不存在的途径来挑战他们阻止访问或因任何原因限制任何选定网站的带宽的决定。

Deregulating net neutrality could give Comcast the ability to censor YouTube videos of Black men being shot by police on the basis that the videos constitute “inflammatory content” or are “not in alignment with our corporate culture.” Or an ISP could decide to only stream the video if either YouTube or the consumer (or both) pays a premium fee.

取消对网络中立的监管可以让康卡斯特能够审查警察开枪杀死的黑人男子的YouTube视频构成“煽动内容”或“与我们的企业文化不一致”。或者ISP可以决定只对支付了额外费用的YouTube或消费者(或两者)提供视频流。

Some large media corporations like Facebook and Amazon have come out in support of net neutrality. Of course, their interest is less about consumer choice or political freedom than about keeping their costs down, as they make obscene amounts of money through their own monopolistic practices, as well as by collecting and selling our data to the highest bidder.

一些像Facebook和亚马逊这样的大型媒体公司已经出来支持网络中立。 当然,他们对消费者的选择自由或政治自由的兴趣少于保持低成本的兴趣,因为他们通过自己的垄断行为赚取令人恶心的大笔金钱,以及向最高出价者收集和出售我们的数据。

WHILE THE FCC has made its decision, but the fight for net neutrality isn’t over.

虽然FCC做出了决定,但争取网络中立的战斗没有结束。

Even if these telcom monopolies start imposing a fee-based structure for various packages, users will inevitably find ways around it — like using paid or free virtual private network (VPN) services that appear to access the internet outside of the U.S., thereby circumventing restrictions.

即使这些电信垄断企业开始对各种套餐强加基于收费的结构,用户也会因此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比如使用可以访问美国以外的互联网的付费或免费的虚拟专用网络(VPN)服务,从而绕过限制。

If states such as California follow through on their pledges to become “net neutral states,” this in turn could give rise to VPN services that appear to access the internet from California, effectively “opening the gates” on internet content.

如果像加利福尼亚这样的州履行其承诺成为“网络中立州”,这反过来又会产生从加利福尼亚进入互联网的VPN服务,有效地为互联网内容“打开了大门”。

The internet is a battleground that we need to win. It was designed as a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system. We’ve seen its benefits to education, medicine, organization, and social change. On the other hand, if it passes wholly over into the unregulated hands of capitalists, it can become a tool of social control and mega-profits to a far greater extent than it already is.

互联网是我们需要取得胜利的战场。它被设计为通信和信息系统。 我们已经看到它对教育,医疗,组织和社会变革的好处。 另一方面,如果它完全被控制在资本家的不受管制的手中,它可以成为一种社会控制和攫取超级利润的工具,其程度远远超过现有的程度。

While we stand in solidarity with #BLM, #MeToo, #FreePalestine, #BDS, we need to also make sure we protect a media platform that belongs to us and that has been so vital in all of these movements.

虽然我们与#BLM,#MeToo,#FreePalestine,#BDS团结在一起,但我们还需要确保我们保护了属于我们的媒体平台,并且这些平台在所有这些运动中都至关重要。

https://socialistworker.org/2018/07/19/we-cant-let-net-neutrality-die

Free markets and the decline of democracy(自由市场和民主的衰退)

(写在前面:如果人民不能控制资本,那么资本就会控制人民。)

What is the source of the 21st century tendency to authoritarianism? The central purpose of neoliberal re-regulation is to remove economic policy from control by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21世纪威权独裁主义趋势的根源是什么? 新自由主义的重新管制的核心目的是将经济政策从代议制民主的控制中移除。

lead

“Adam Smith’s ahistoric view”: John Kay engraving, 1790. Wikicommons/United States Library of Congress. Public domain.

“亚当·斯密的非历史观”:John Kay雕刻,1790年。维基共有/美国国会图书馆。 公共区域。(备注:亚当斯密是现代经济学创始人)

It is difficult to find a major country in which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are not under stress, in many cases under aggressive attack. The United States has a profoundly anti-democratic regime. In Europe long-standing authoritarian tendencies have enjoyed a quantum leap under the neoliberal austerity regime fostered by the German government under cover of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很难找到一个民主机构没有受到压力的主流国家,在许多案例下民主都被激进的攻击。美国有一个极度反民主的政权。在欧洲,在德国政府在欧盟委员会的掩护下推动的新自由主义紧缩政权下,长期以来的独裁趋势已经有了巨大的飞跃。

The draconian austerity measures that were imposed on Greek citizens represent an obvious and shocking example of the mainstream authoritarian trend in Europe.   Authoritarian movements and political parties hold power in Austria, Italy, Poland and Hungary. Outside the EU, efforts of the government of Europe’s most populous country, Russia, to undermine democracy domestically and in the rest of Europe are well-documented.  The few developments in major countries supportive of democracy come in Spain where the Socialists hold government and the progressive and participatory Podemos is a strong political force; and the shift of the British Labour Party to social democracy with the imminent possibility of an election victory.

强加给希腊公民的严厉紧缩措施是欧洲主流专制趋势的一个明显的和令人震惊的例子。威权运动和政党在奥地利,意大利,波兰和匈牙利掌权。 在欧盟之外,欧洲人口最多的国家俄罗斯政府在国内和欧洲其他地区破坏民主的行径都有充分的记录。在主流国家支持民主的少数发展来自西班牙,社会主义者控制政府,进步和参与性的Podemos是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 英国工党转向社会民主主义,即将有可能获得选举胜利。

Beyond North America and Europe no major country counters the authoritarian trend, not China, where the government oversees a transition from socialist to market authoritarianism. Superficial flowering of democratic participation in Brazil and India proved short-lived, with a rightwing semi-legal coup undermining representative institutions in the former, and the ruling government in India fostering ethnic-religious intolerance.  In VietNam where I have worked for 25 years, an authoritarian government has completed a transition from central planning to capitalism only slightly less repressive than in China. The Philippines’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dubious in the past, now suffer under the most brutal regime in Asia.

除了北美和欧洲之外,没有一个主要国家反对威权主义趋势,中国也没有,在中国政府负责监督从社会主义到市场威权主义的过渡。 民主参与在巴西和印度的表面开花被证明是短暂的,右翼的半合法政变破坏了前者的代议制,而印度的执政政府则助长了种族—宗教不容忍。在我工作了25年的越南,一个威权独裁政府已经完成了从中央计划到资本主义的过渡,其压制性仅略低于中国。 过去可疑的菲律宾民主体制现在受到了亚洲最残酷政权的折磨。(备注:看起来作者很不了解中国,中国从来都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国家资本主义,越南也是国家资本主义。)

“Bourgeois democracy”

“资产阶级民主”

What is the source of this twenty first century tendency to authoritarianism?  The end of WWI, now 100 years past, ushered in authoritarian regimes provoked by the excesses of capitalism. The Great War, as my parents named it, was the most catastrophic conflict in human history. Ten years later came the most devastating economic crisis the world had known. The excesses of capitalism and the apparent incapacity of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s to contain those excesses induced many, especially in Europe, to dismiss “bourgeois democracy” as degenerate and dysfunctional. As the Great War ended, revolutionaries in Russia overthrew capitalism and pledged a governance system in the interests of the working-class and peasantry. The promise and hope for popular democracy went unfulfilled as the workers’ state transformed into thinly disguised authoritarian rule.

这种二十一世纪威权主义趋势的根源是什么? 距离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已经过去了100年,迎来了由过度的资本主义激活的威权独裁政权。 正如我的父母所说,一战是人类历史上最具灾难性的冲突。十年之后,发生了世界上最具破坏性的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的过度行为以及代议制政府明显无力控制这些过度行为,导致许多人,特别是在欧洲,将“资产阶级民主”视为退化的和功能失调的。随着一战的结束,俄罗斯的革命者推翻了资本主义,并承诺建立一个符合工人阶级和农民利益的治理体系。随着工人国家转变为威权独裁统治的薄弱伪装,大众民主的承诺和希望落空了。

In Italy, Germany and Japan discrediting of “bourgeois democracy” led to unabashed dictatorships that celebrated their authoritarian nature. The regimes proved appallingly successful not only in crushing labor movements but also in rolling back the principles of the Enlightenment. Destruction of these savage regimes required a war even more catastrophic than the 1914-1918 conflict.

在意大利,德国和日本对“资产阶级民主”的诋毁导致了毫不掩饰的独裁政权,这些独裁政权颂扬了他们的威权性质。 事实证明,这些政权不仅在破坏劳工运动方面,而且在从启蒙运动的原则倒退方面都被证明是令人震惊的成功。破坏这些野蛮政权需要一场比1914—1918年冲突更具灾难性的战争。

The “inner nature of capital”

“资本的内在本性”

In the wake of economic depression, fascism, war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whose military had borne the major burden of the war against fascism, there developed a near-consensus among mainstream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Over thirty years of economic catastrophe, dictatorship and war demonstrated even to major elements of the capitalist class the need to manage capitalism. During its brief life this consensus maintained that stability and consolidation of capitalism required control mechanisms to prevent the excesses of the economic system, excesses generated by competition, what Marx called “the inner nature of capital”.

在经济萧条,法西斯主义,战争和苏联的巩固之后(苏联军队承担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主要负担),在美国和欧洲的主流政党中几乎形成了共识。 三十多年的经济灾难,独裁统治和战争甚至向资产阶级的主要元素展示了管理资本主义的必要性。 在其短暂的生命中,这种共识认为,实现资本主义的稳定和巩固需要控制机制来防止经济体系的过度行为,这是由竞争所产生的,马克思称之为“资本的内在本性”。

In the immediate aftermath of WWII this recognition of the excesses of capitalism appeared even in the foremost economics journal of the time, The Economic Journal.  In 1947 the British economist K. W. Rothschild wrote an article that should be on the reading list of every progressive course in microeconomics,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之后,即使在当时最重要的经济学期刊“经济日报”中也出现了对资本主义过度行为的认识。1947年,英国经济学家K. W. Rothschild写了一篇文章,而该文章应该列入微观经济学的每一个进步课程的阅读清单,

…[W]hen we enter the field of rivalry between [corporate] giants, the traditional separation of the political from the economic can no longer be maintained… Fascism…has been largely brought into power by this very struggle in an attempt of the most powerful oligopolists to strengthen, through political action, their position in the labour market and vis-à-vis their smaller competitors, and finally to strike out in order to change the world market situation in their favour…

…… 当我们进入[公司]巨人之间的竞争领域时,政治与经济的传统分离就再也无法维持……法西斯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这场斗争来实现的。 强大的寡头垄断者通过政治行动增强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以及与较小的竞争对手的关系,最后为了将世界市场形势改变为符合他们心意的而攻击……

…The imperialistic aspects of modern wars or armed interventions must be seen as part of a dynamic market theory just as the more traditional ‘economic’ activities like cut-throat pricing…For there is no fundament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Rothschild 1947, 319)

……现代战争或武装干预的帝国主义方面必须被视为动态市场理论的一部分,正如更为传统的“经济”活动,如割喉定价……因为两者之间没有本质区别。 (Rothschild 1947,319)

The rise of financial capital since the 1970s has returned us to the capitalist authoritarianism that flourished in the 1920s and 1930s. Market competition is the source of authoritarian rule, and by its nature competition among oligopolies extends to social and political conflict.

自1970s以来金融资本的崛起使我们回到了1920s和1930s时蓬勃发展的资本威权主义。市场竞争是威权独裁统治的源泉,其本质上是垄断寡头的竞争延伸到社会和政治冲突中。

The current authoritarian tide in Europe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comes from the excesses generated by capitalist competition, unleashed and justified now not by fascism but by neoliberalism.  Neoliberalism pretentiously claims to be the guarantor of freedom – “free markets, free men” was the title of Milton Friedman’s infamous lecture to London businessmen in 1974. Reality is quite the contrary. Neoliberal market re-regulation over the last thirty years has destroyed freedom.

欧洲和美国目前的威权独裁主义浪潮来自资本主义竞争所产生的过度行为,而现在不是通过法西斯主义而是通过新自由主义来释放和合理化过度行为。新自由主义无耻的声称自己是自由的保障—“自由的市场,自由的人”是米尔顿弗里德曼在1974年对伦敦商人的臭名昭著的演讲的标题。事实恰恰相反。过去三十年来新自由主义市场的重新管制毁灭了自由。

“Re-regulation”

“重新管制”

I am careful to use the term “re-regulation” not “de-regulation”.  During the New Deal period, and during the European post-war social democratic and Christian Democratic consensus, governments regulated capital in the specific sense of limiting its freedom of movement. Tariffs and “non-tariff barriers”, limitations on conversion of national currencies and strict oversight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constrained the form and intensity of competition. The explicit purpose of these policies was to prevent the “free flow of goods”, to restrict capital’s cross-border mobility, and narrowly contain financial speculation.

我谨慎使用“重新管制”一词而不是“取消管制”。 在新政时期,以及欧洲战后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民主党的共识中,政府在限制其行动自由的特定意义上管制了资本。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对本国货币兑换的限制以及对金融机构的严格监督限制了竞争的形式和强度。这些政策的明确目的是防止“财富自由流动”,限制资本的跨境流动,并狭窄地遏制金融投机。

The neoliberal re-regulation does not merely reverse regulation of capital. Neoliberal re-regulation replaces progressive containment of capital with legal rules that actively facilitate the collective power of capital and undermine the collective power of labour.  Neoliberal re-regulation is not the negation of restrictions on capital. Rather, it is the implementation of active policies to limit the scope for governments to act and intervene in economic, social and political spheres.

新自由主义的重新管制不仅仅是反转了对资本的管制。新自由主义的重新管制取代了逐步控制资本的法律规则,积极增强资本的集体力量,并破坏了劳工们的集体力量。新自由主义的重新管制不仅仅是否定对资本的限制。相反,新自由主义正是实施积极的政策来限制政府在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采取行动和进行干预的范围。

Neoliberal re-regulation… is the implementation of active policies to limit the scope for governments to act and intervene in economic, social and political spheres.

新自由主义的重新管制……是实施积极政策,限制政府在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采取行动和进行干预的范围。

During the New Deal and social democracy in Europe governments regulated capital. In the neoliberal era capital regulates government.

在新政期间和欧洲的社会民主政府管制资本。 在新自由主义时代,资本管制政府。(备注:准确来说,欧洲并没有出现过社会民主政府,战后的欧洲一样是凯恩斯主义政府,不过相比当时的美国更靠近社会主义。)

The central purpose of neoliberal re-regulation is to remove economic policy from control by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This requires not only economic re-regulation but also social and political re-regulation.

新自由主义的重新管制的核心目的是将经济政策从代议制民主的控制中移除。这不仅需要经济上的重新管制,还需要社会和政治上的重新管制。

“Ordoliberalism”

“秩序自由主义”

Perhaps the clearest example of enforcing limits o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is the right-wing German economic ideology “ordoliberalism”.  The term combines two words, “order” and “liberalism”.  This is not a philosophy of de-regulation; rather it is a philosophy of restricted democracy that advocates strict rules – “order” – to limit governments from enacting legislation that deviates from neoliberal principles.

也许对代议制政府强加限制的最明显例子是右翼德国经济意识形态“秩序自由主义”。这个词结合了两个词,“秩序”和“自由主义”。 这不是一种取消管制的哲学; 相反,它是一种限制民主的哲学,它倡导严格的规则—“秩序”—限制政府制定偏离新自由主义原则的立法。(备注:当这种限制被打破而又无法短期内在民主框架内重新被建立时,新自由主义者就会选择毁灭民主,例如芝加哥学派对右翼独裁者皮诺切特的支持。)

Ordoliberalism’s combination of neoclassical economics and emphasis on the state establishing rules to enforce that ideology yields an explicitly anti-democratic system of governance that is now deeply embedded in the two major treaties that serve as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European Union. The current German government has spent over a decade successfully inducing other EU governments to legislate limits on their legal scope to design and implement economic policy. Examples of the ordoliberalism approach in the United States are the legislation setting the public debt ceiling and central bank inflation targeting.

秩序自由主义将新古典经济学与强调国家建立强制执行意识形态统治的规则相结合,产生了一种明确的反民主的治理体系,现在已深深植根于作为欧盟宪法的两大条约中。目前的德国政府已经花了十多年时间成功地促使其他欧盟国家政府立法限制其设计和实施经济政策的法律范围。美国的秩序自由主义方法的例子是制定公共债务上限和央行通胀目标的立法。

Media control

媒体控制

The most odious re-regulation in the interests of capital has been legal measures to weaken trade unions and other popular organizations and movements.  Central to that weakening has been the consolidation of financial capital’s control of the media, itself facilitated by legal changes. This control of the means of communication is central to the re-regulation process that liberates capital. Media control facilitates the propaganda to minimize and deflect criticism, even recognition, of the criminal excesses of capitalism. Imposing legal and extra-legal limits to personal freedom in the neoliberal era derives both ideologically and in practice from the dogma of market freedom.

为资本利益而进行的最可恨的重新管制是削弱工会和其他大众组织和运动的法律措施。这种弱化的核心是巩固金融资本对媒体的控制,这本身就是由法律改变促成的。这种对通信手段的控制对于释放资本的重新管制过程至关重要。 媒体控制促进宣传,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和转移对过度的资本主义犯罪的批评甚至承认。 在新自由主义时代对个人自由施加法律和法律之外的限制,这在意识形态和实践中都源于市场自由的教条。

Democratic facade

民主前线

Imposing legal and extra-legal limits to personal freedom in the neoliberal era derives both ideologically and in practice from the dogma of market freedom. Adam Smith’s ahistoric view that markets arise as a “consequence of a certain propensity in human nature… to truck, barter, and exchange one thing for another” could not be further from the reality of capitalism. So-called free markets must be enforced, enforcement achieved by re-regulation by capital. Over the last forty years this re-regulation involved a decommissioning of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while maintaining it as a rhetorical facade.

在新自由主义时代对个人自由施加法律和法律之外的限制,在意识形态和实践中都源于市场自由的教条。 亚当·斯密的非历史观认为,市场是“人性中某些倾向的结果……运输,物物交换,和将一件物品交换为另一件物品”,这种观点不可能远离资本主义的现实。必须强加所谓的自由市场,通过资本的重新管制实现执法。 在过去的四十年里,这种重新管制涉及代议制政府的退役,同时将其作为一种修辞立场。

The active regulation of market processe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1930s and Western Europe after WWII suppressed the authoritarian tendency inherent in capitalism.  The re-regulation by capital, especially financial capital, unleashed that authoritarianism.  The emergence of finance capital, so-called financialization, brings to full expression the anti-democratic nature of market processes.

1930s的美国和二战后的西欧对市场进程的积极监管压制了资本主义固有的威权独裁主义趋势。资本的重新管制,特别是金融资本,释放了威权独裁主义。金融资本的出现,即所谓的金融化,充分体现了市场进程的反民主本质。

At the outset of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 the great oligopolies and powerful industrial corporations about which Rothschild wrote no longer drive the destructive force of capitalist competition. Finance capital not the huge industrial predator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drive competition in this the globalized twenty-first century. The hegemony of finance capital brings forth overtly authoritarian political dictatorship undisguised by democratic trappings.

在二十一世纪初,Rothschild所写的巨大的垄断寡头和强大的工业公司不再是推动资本主义竞争的破坏性力量。在这个全球化的二十一世纪,金融资本而不是二十世纪的巨大工业掠食者驱动竞争。金融资本的霸权带来了毫无掩饰的没有民主外衣的威权独裁政治。

https://www.opendemocracy.net/can-europe-make-it/john-weeks/free-markets-and-decline-of-democracy

最新报告:是谁在提供先进的监控技术协助压迫性政府对人权的侵犯?

写在前面:谁在践踏人权?独裁政府和私人公司,所以,只有终结资本主义,才能终结监控!

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加强监视既得益于全球威权主义的增强,又有助于增强其权威主义,并对民主、权利和法治造成严重攻击。谁正在这样做?是如何做的?

监控能力正在全球迅速蔓延。所有期待权力稳固的政府、以及热衷于出售监视技术能力的行业,在互联网构建的圆形大监狱中感受着异常的兴奋。监视正在作为解决一切政治经济社会等棘手问题的最有效方案。作为人权捍卫者,我们需要更多的技术能力以抵御不断升级的压迫,同时,努力曝光那些作恶的政府和企业非常必要,我们需要更多人来关注监视技术行业,揭露公司、买家以及其交易行为对人权的侵害,让恶行接受国际人权法的审判。

国际隐私组织发布新报告,显示了欧盟的资金被如何用于培训世界各地的军队建立监视和压迫结构。这是曾经绝大多数人完全没有想到的。

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加强监视既得益于全球威权主义的增强,又有助于增强其权威主义,并对民主、权利和法治造成严重攻击。

除了提供问题的背景外,该报告还提供了有关如何在全球范围内实施此类援助计划的数据和示例:

> 2001年,美国在安全援助(监视技术援助)方面花费了 57 亿美元; 2017 年,该国则花费了 200 多亿美元。 2015 年,美国的军事和非军事“安全援助”估计占据其整个外援支出的 35%

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和司法部都在促进外国的监督能力,大型武器公司利用并深深植入这些项目,包括在美国的监视培训基地

数据显示了这些机构如何提供通信拦截技术和其他监控技术、如何为窃听计划提供资金,以及他们如何培训外国间谍机构在世界各地使用监控技术。

> 欧盟和欧洲各国已经花费数十亿美元在国外开发边境控制和监视能力,主要是为了确保这些技术能够阻止流入欧洲的移民。

例如,欧盟正在支持苏丹的领导者,为其花费了数千万欧元用于边境管理的能力建设。欧盟正在寻求在即将出台的多年融资框架下大规模增加其旨在建立全球边境控制和监视能力的支出,该框架将确定其 2021–2027 年的预算。

其他欧盟项目包括在多个威权国家如突尼斯、布基纳法索、索马里和伊拉克以及其他地方,发展安全机构的监视能力。

法国、德国和英国等欧洲国家正在全球范围内提供监视技术,例如,为乌克兰的“网络警察”、以及沙特阿拉伯和非洲各地的机构提供培训和监视设备。

> 中国政府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其他扩展国际市场的努力中,其监视能力也得到了支持。

据报道,中国公司向玻利维亚、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提供监控技术能力。在厄瓜多尔,中国电子公司向该国 24 个省提供了监视摄像头网络 — — 包括一些配备面部识别功能的摄像头、以及一个定位和识别手机的系统

这种援助正在促进权力滥用、加强威权主义、破坏治理、促进腐败、非法装备非国家行为者,以及危害社区间关系。

这些计划也是以牺牲其他外国支出为代价的,特别是援助和发展支出。例如,公开资料显示,欧盟正在将数十亿欧元的发展资金转用于旨在加强监控和边境控制以解决移民问题的项目。

但实际上,欧盟正在花费数十亿美元资助外国,包括威权国家的领导人,只要他们能承诺让人们远离欧洲海岸。并且,欧盟现在正在计划将这一数字增加数十亿!

这种赞助不仅推动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监视行为,并且还是间谍机构如何从外国同行那里获得合作和情报的基石,也是各国施加政治影响力和渗透力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两年前丹麦就开始向中国输送监控技术

从丹麦企业管理局(负责监督监控技术出口的部门)获得的文件显示,该国政府授权了丹麦的一家公司向未命名的中国公司出口互联网监控系统。

监视系统需要事首先获得政府批准才能出口,因为它属于瓦塞纳尔规定的“受控货品清单”。

2013 年,在有证据表明 Gadaffi 政权利用法国公司提供的监视技术窃听整个国家的事实被曝光后,这些系统在 2013 年受到全球出口的限制。

但显然,这些限制基本没鸟用。对于属于受控商品列表的项目,必须从“运营商级”(大规模) IP 网络分析、提取和索引元数据,然后允许使用者搜索基于该元数据的所有个人数据,如姓名、电子邮件、街道地址、电话号码或团体联盟。

中国目前正在打压社会,人权维护者、记者、律师和其他积极人士面临严厉的限制和暴力。新的“国家安全法”正在进一步破坏人权和限制互联网。根据欧盟法规,丹麦有义务在批准出口此类系统之前进行彻底的人权评估,以确保出口不会被用于侵犯人权。但事实上并没有做任何评估。

丹麦有多家监控公司,包括 2010 年以 2.11 亿美元被英国国防承包商 BAE Systems 收购的 ETI-A / S,这是个大型监控技术公司。

所谓的恐怖主义、围绕移民的政治问题以及来自拥有既得利益的军火公司的政治游说等不安全因素,意味着赞助外国的监视能力将继续存在。

隐私国际组织认为,应该提供既可持续又以人为本的实际安全。他们给出了以下几个标准:

  • 确保没有发展或援助资金被转用于边境控制或监视。不安全因素和移民问题的最佳长期解决方案是人们可以获得教育、医疗保健和经济公正待遇;
  • 在向各国安全机构提供的任何援助应优先支持善政,法治和人权
  • 确保存在有效的保障措施,如果存在可能导致侵犯人权的风险,则禁止向任何机构或个人提供支持;
  • 确保这些项目更加透明,特别是在谁得到了支持、什么支持、以及如何减轻风险等方面;
  • 确保对接收者如何使用这些技术的功能进行充分的监督和问责
  • 在促进监视能力方面促进遵守国际人权法:例如,不应支持非法技术 — — 即大规模监视系统、无目标监视系统、直接访问网络的窥视系统、非法数据保留、或国家级骇客攻击。相反,融资、培训或装备应以促进遵守“人权应用于通信监督的国际原则”为基础。

Privacy International 组织正在努力实现这一目标。这样做是通过发现提供了哪些监视能力、以及谁提供的、如何使用它们、哪些军火公司正在获利,以及找出它们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权力滥用和授权威权主义。

我们需要对机构,部门和政策制定者施加同样大的压力,并与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活动家和维权人士合作,以实现我们所需要的变革。

你可以在这里看到这份报告的英文版。

https://medium.com/@iyouport/%E6%9C%80%E6%96%B0%E6%8A%A5%E5%91%8A-%E6%98%AF%E8%B0%81%E5%9C%A8%E6%8F%90%E4%BE%9B%E5%85%88%E8%BF%9B%E7%9A%84%E7%9B%91%E6%8E%A7%E6%8A%80%E6%9C%AF%E5%8D%8F%E5%8A%A9%E5%8E%8B%E8%BF%AB%E6%80%A7%E6%94%BF%E5%BA%9C%E5%AF%B9%E4%BA%BA%E6%9D%83%E7%9A%84%E4%BE%B5%E7%8A%AF-a78ed7d635fe

Why Socialists Should Believe in Human Nature(为什么社会主义者应该相信人性)

Let’s set a scene. You’re with your extended family, and discussion meanders to an observation about you. Someone notes that, “Hey, on Facebook, it looks like you been going to protests — looks like you’ve been casting aspersions on capitalism, American imperialism, Ezra Klein. You’ve been using words like neoliberalism and reading Trotsky. It seems like you’re a socialist — maybe even be a commie?”
 

让我们设置一个场景。你和你的大家庭在一起,讨论中提到了对你的观察。有人注意到,“嘿,在Facebook上,看起来你一直在抗议—看起来你一直在抨击资本主义,美国帝国主义,Ezra Klein。 你一直在使用新自由主义和正在阅读读托洛茨基这样的词。看起来你是一个社会主义者—甚至可能是一个共产主义者?“

Someone at this gathering immediately responds to this revelation with disdain — maybe a cousin who overdosed on econ classes at college. This cousin turns to address you: “Socialism is all well and good on paper. Caring, sharing, all sounds great. But you’re preaching to the wrong species. Humans aren’t hippies. They’re selfish and care only about themselves — hence war, plunder, exploitation, violence. With the raw materials that are human beings, you’ll never build anything other than what we have today.”

在这次聚会中,有人立即回应这一启示,不屑一顾的—也许是一位在大学里上了过量经济课的堂兄。这位堂兄转过身来对你说:“社会主义在纸面上一切都很好。 关怀,分享,听起来都很棒。 但是你正在向错误的物种布道。人类不是嬉皮士。 他们是自私的,只关心自己—因此有了战争,掠夺,剥削,暴力。拿着组成人类的原材料,除了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东西之外,你永远建造不了其他任何东西。“

When confronted with this objection, I’m guessing that most of us respond in roughly the same way — something like, “Look, cuz: the humans you know, they are monsters. Not only because you only hang out with douchebags, but also because you only know ‘capitalist man.’ Capitalist man sucks. But socialist man, on the other hand — he would be caring and compassionate.”

当面对这个反对意见时,我猜我们大多数人都以大致相同的方式回应—比如,“看,因为:你认识的人,他们是怪物。 不仅因为你只和二逼们一起出去玩,还因为你只知道’资本主义者’。资本主义者很糟糕。但另一方面,社会主义者 —他会关心别人和富有同情心。“

Finishing with a flourish, we’d probably say something like, “The bottom line is,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human nature.” Humans are made, they aren’t born.

以一个吸引人的语句作为结尾,我们可能会说,“最重要的是,没有人性这种东西。”人类是被制造的,而不是天生就是如此。

In short, in response to the argument that humans are inherently competitive and selfish, you argued that in fact, there are no attributes or drives that adhere in humans.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 human nature. Let’s call this the “Blank Slate Thesis.”

简而言之,为了回应人类具有内在的竞争性和自私性的论点,你认为事实上,没有任何属性或驱动力可以固定在人类身上。没有人性这东西。 我们称之为“白板理论”。

The Blank Slate Thesis is wrong. It’s the wrong way to confront your cousin’s objection to socialism, and it’s the wrong way to defend the possibly of another type of society.

白板理论是错误的。这是对付堂兄反对社会主义观点的错误方式,而这是捍卫另一种可能的社会的错误方式。

The Moral Problem

道德问题

The Blank Slate Thesis leads socialists into three kinds of insoluble problems; three difficulties that reveal that most of us don’t even believe that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 human nature, even if we’ve made the opposite argument to stubborn cousins. There’s a moral difficulty, there’s an analytical difficulty, and there’s a political difficulty.

白板理论引导社会主义者们陷入三种无法解决的问题; 三个难题表明我们大多数人甚至不相信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即使我们对固执的堂兄做出了相反的论证。存在道德上的难题,存在分析上的难题,并且存在政治上的难题。

First, the moral difficulty. The thesis that humans have no inherent human nature makes our moral project incoherent.

一是道德难题。 人类没有固有人性的理论使我们的道德项目模糊不清。

By this, I mean one very simple thing. When you or I look at the world around us and find that something is amiss, that something immoral is afoot, we fixate on certain elemental forms of deprivation.

这么说吧,我的意思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 当你或我看到周围的世界并发现某些事情不对劲,那些不道德的事情正在发生时,我们会注意某些基本的剥夺形式。

People are deprived of the basic things that they need in order to reproduce themselves comfortably. Many people in this world go to sleep hungry. They’re worried they may not survive their next pregnancy, their next illness, their next marriage. They’re worried that the oceans may rise to flood their home. They work meaningless jobs for petty tyrants. They can’t send their children to decent schools.

人们被剥夺了他们所需要的以便舒适地再生产自己的基本资源。这世界上的很多人都饿着肚子睡觉。他们担心他们可能无法在下次怀孕,下次疾病,下次婚姻中幸存下来。他们担心海洋可能会淹没他们的家园。他们为小暴君们做着毫无意义的工作。他们不能把孩子送到体面的学校。

We agree that these things are terrible, they ought to be eliminated from our world. But you think these things are outrageous because you correctly believe that the people living in these conditions must themselves be outraged.

我们同意这些事情是糟糕的,它们应该从我们的世界中被消除。但是你认为这些事情是令人愤怒的,因为你正确地认为生活在这些环境下的人们他们自己必须被激怒。

You believe that the average human being should not be forced to live impoverished, stunted lives because you impute to the average human being certain unshakeable interests — being fed when hungry, quenched when thirsty, free when dominated.

你相信普通人不应该被迫生活在贫困中,以及发育不良的生活中,因为你把认为人有着均等的不可动摇的利益—饥饿时被喂饱,口渴时能解渴,主导自己时是自由的。

Consider the glorious socialist invocation, “Workers of the world unite, you have nothing to lose but your chains.” That’s a universal injunction. And why is that compelling? Because we all know that nobody likes being in chains.

考虑一下这个光荣的社会主义口号,“全世界的工人们团结起来,除了锁链你们没有什么可失去的。”这是一个普遍的命令。为什么这引人注目? 因为我们都知道没有人喜欢被束缚。

The slogan is not, “Workers of the world unite, you have nothing to lose but your chains. Unless, in some cultures, people like being in chains, in which case, we demand that those people be allowed to keep their chains.”

口号不是,“全世界的工人们团结起来,你除了锁链没有什么可失去的。 除非在某些文化中,人们喜欢被束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求允许这些人保留他们的锁链。“

This belief that these universal interests exist is rooted in a belief that humans universally are everywhere basically the same. You believe that people are meaningfully animated by their human nature whatever the influence of culture or history on them.

认为这种普遍利益存在的这种信念植根于这样一种信念,即人类普遍在每个地方都是基本相同的。 你相信无论文化或历史对他们的影响如何,他们都有着有意义的本性。

The Analytical Problem

分析问题

So that’s the first point. Our moral projects are normative projects that require a commitment to some model of what human beings demand everywhere by virtue of their very nature.

所以这是第一点。 我们的道德项目是规范性项目,这要求承诺人类因其本性而在所有地方都需要某种模式。

Second, an analytical point. If humans were blank slates, it would be very difficult to make much sense of the laws of motion of human societies. It would lead to an analytical impasse.

第二,一个分析点。 如果人类是白板,那么就很难理解人类社会的运动规律。 这将导致分析陷入僵局。

As Vivek Chibber recently argued, socialists fixate on class because class analysis holds diagnostic and prognostic insight. Both of these claims are versions of a more general claim that socialists make about human history, which is referred to a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正如Vivek Chibber最近提出的那样,社会主义者注重阶级,因为阶级分析具有进行诊断和预测的洞察力。 这两种主张都是社会主义者对人类历史的更普遍的主张的版本,这被称为“历史唯物主义”。

The claim is that given certain information about how the total pie in any given society is produced — about who does the producing, who does the appropriating, who owns, who rents, who works — we can make certain inferences about who has power and who is powerless, about who will do well for themselves and who will do poorly.

这一声称是关于任何一个特定社会中的总馅饼是如何产生的—关于谁生产,谁分配,谁拥有,谁出租,谁工作—我们可以做出关于谁有权力和谁没有权力,以及关于谁会为自己做得好,谁会做得很差的推论。

We can say something intelligent, in other words, about the rhythms of economic life in that society, about the character of political conflict that might emerge, and even about the nature of ideas or ideologies that agents in that society will find compelling.

我们可以说一些聪明的东西,换句话说,关于社会中经济生活的节奏,可能出现的政治冲突的特征,甚至是社会中的积极参与者会发现的引人注目的思想或意识形态的本质。

What’s relevant for our purposes is that it is impossible to make this argument without being committed to some stable expectations about what humans are like across time and across space. At its essenc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s a set of claims about how an abstract human is likely to behave when she finds herself with or without certain resources and arrayed against other humans who are similarly or differently positioned.

与我们的目的相关的是,如果不致力于对人类在跨越时间和空间的情况下的某些稳定期望,就不可能做出这一论证。从本质上说,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一个抽象的人类在发现自己有或没有某些资源时会如何表现并且与其他类似或不同位置的人排列在一起的主张。

If you take out the anchoring model of what humans are like in the abstract, if you reject any and all claims about human nature, the whole edifice comes crashing down. You lose the ability then to make sense of these core questions.

如果你在抽象中取出关于人类是怎样的的锚定模型,如果你拒绝任何和所有的关于人性的主张,那么整个大厦就会崩溃。你失去了理解这些核心问题的能力。

Anyone who wants to change society has to ask: why are some people poor? Why are other people rich? Why are some people powerful? Are other people powerless? How do we counter the power of the powerful? If you take out the anchoring model, human societies become nothing more than a blooming, buzzing, confusion of an infinite number of hierarchies, roles, ideas, beliefs, and rituals, etc.

任何想要改变社会的人都要问:为什么有些人穷困? 为什么其他人富有? 为什么有些人有权力? 其他人没有权力吗? 我们如何抵抗掌权者的权力? 如果你拿出锚定模型,那么人类社会就变成了无数盛开,嗡嗡,混乱的层次,角色,观念,信仰和仪式等元素。

People on the Left are very fond (and rightly so) of quoting thesis eleven from Marx’s “Theses on Feuerbach”: “Philosophers have only interpreted the world, the point is to change it.” Thesis ten-and-three-quarters is definitely, “If you want to change the world, you have to make sense of it first.” The Blank Slate Thesis makes that impossible.

左派们非常喜欢(并且也是正确地)从马克思的“费尔巴哈提纲”中引用提纲第11篇:“哲学家只解释世界,而关键在于改变世界。”提纲的十分之四和四分之三肯定的是,“如果你想要改变这个世界,你必须首先理解它。”白板理论使这变得不可能。

The Political Problem

政治问题

So we’ve had a moral problem, and we’ve had an analytical problem. The third problem is a political problem: the Blank Slate Thesis leads to ruinous political analysis. It makes it very difficult for socialists to apprehend the tasks ahead of us in a non-socialist world. It leads to bad diagnoses and bad strategy.

所以我们有道德问题,而且我们有分析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政治问题:白板理论通向毁灭性的政治分析。这使得社会主义者很难理解我们在非社会主义世界中面临的任务。 它会导致糟糕的诊断和糟糕的策略。

What do I mean by this? Why would our position on human nature bear on our ability to win people to our politics? Let’s start with some sobering reminders first. We live in a society in which our politics are not mainstream.

这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我们对人性的立场会影响我们赢得人们认可我们的政策的能力? 让我们先从一些清醒的提醒开始。我们生活在一个我们的政策不占主流的社会中。

It’s not a surprise. The enormous growth of socialist groups after Bernie Sanders, the widespread support for something like socialism among a younger generation at the polls — I don’t want to deny any of that.

这并不奇怪。Bernie Sanders之后社会主义组织的巨大增长,民意调查中年轻一代对社会主义的广泛支持—我并不想否认这些。

But at the same time, we cannot forget that we’re still small, we’re still weak, and we’re still operating on the margins of this society.

但与此同时,我们不能忘记,我们仍然很小,我们仍然很弱,而且我们仍然行动在这个社会的边缘。

When a small, weak, and marginal group looks out from its minoritarian vantage point onto society, there are two ways in which it tends to make sense of its own marginality. The first one is to believe that people aren’t signing up because they fail to see what we see. They don’t get it.

当一个小的,弱的,边缘的组织从其少数主义的视角看待社会时,有两种方式可以使自己的边缘感变得有意义。第一个是相信人们没有参与,因为他们没有看到我们所看到的。 他们没有明白过来。

On the Left, enormous energy goes into these kinds of explanations. People aren’t with us because they aren’t woke. And why aren’t they woke? Because they’re bigoted, they’re stupid, they’re ignorant, they’re sexist, they’re racist, they’re nationalist, they’re xenophobes, and on and on.

在左派这边,巨大的能量进入了这类解释中。 人们不和我们在一起因为他们没有清醒过来。 他们为什么没有清醒? 因为他们是顽固的,他们是愚蠢的,他们是无知的,他们是性别歧视者,他们是种族主义者,他们是民族主义者,他们是仇外者,以及其他的。

That’s one way to make sense of why people don’t get it. And if I convince you of nothing else, please let me convince you that this is the wrong way.

这是解释人们为什么不能明白过来它的一种方法。 如果我不让你信服,请让我说服你,这是错误的方法。

The correct way, the better way, to make sense of our marginality is to invert this view — to flip it on its head entirely. We are few and they are not with us, not because they’ve failed to understand what we see, but because we’ve failed to understand what they have seen. We have failed to put ourselves in their shoes and take a walk through the world as they’ve experienced it.

正确的方法,更好的方法,来理解我们的边缘性是倒转这种观点——完全翻转它的头。我们是少数,他们没有和我们在一起,不是因为他们不理解我们所看到的,而是因为我们无法理解他们所看到的。 我们没有穿上自己的鞋子,然后走遍他们经历过的世界。

What do I mean by this? Let’s take the enormous orange-haired elephant in the room. How are we to understand a white worker in West Virginia voting for a billionaire windbag? Or how 53 percent of white women could vote for the same man? Good answers to these sorts of political questions are distinguished from bad answers by one simple fact: they take seriously what it means to have lived the life of the person whose actions or beliefs you’re trying to explain.

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来看看房间里巨大的橙色大象。 我们如何理解西弗吉尼亚州一位投票给废话连天的亿万富翁的白人工人? 或者53%的白人女性如何投票给同一个男人? 对这些政治问题的好的答案与的不良答案用一个简单的事实就能区分开来:他们认真对待了那些过着你正试图解释的行为或信仰的人的生活所意味着的东西。

In other words, a good political answer is one which puts you in the shoes of the person you’re trying to account for.

换句话说,一个好的政治答案就是让你穿上你想要解释的人的鞋子。

What does it mean to put yourself in their shoes? This is the critical point. It means remembering that a Trump voter is a human being animated by the same kinds of interests that animate you. She cares about her livelihood, her dignity, her autonomy, her family in much the same way that you do.

把自己穿上他们的鞋子是什么意思? 这是关键点。 这意味着要记住特朗普的选民是一个受到被激励你的利益同样激励的人类。她关心的是她的生计,尊严,自主权,她的家庭,就像你一样。

Your explanation and practice, in other words, should past a simple litmus test: could it explain why I would have voted Trump, had I been born her?

换句话说,你的解释和实践应该通过一个简单的试金石:它能否解释为什么我会投票给特朗普,如果我出生时成为了她?

If we fail to do this, we will find the tasks ahead of us impossible. Organizing is not really the task of preaching to the woke, but in large part, the task of awakening the not-yet-woke.

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就会发现我们面临的任务是不可能的。进行组织并不是一个向觉醒者宣传就能完成的任务,而是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唤醒未觉醒者才能完成的任务。

But if you can’t put yourself in their shoes, you will invariably find yourself talking down to them. Rather than meeting them where they are at, you will find yourself livid that they are not yet where you are. And that will lead to a lot of vigorous, condescending, and elitist finger-wagging.

但如果你不能穿上他们的鞋子,你总会发现自己正在居高临下的和他们说话。 比起在他们所在的地方见到他们,你会发现自己不在他们所在的地方。这将导致许多猛烈的,居高临下的和精英主义的手指摇摆。

So this is the third problem, the political problem: the Blank Slate Thesis encourages you to forget that people are always meaningfully animated by certain unshakeable concerns. If we’re going to win people to our side, we have to take these concerns seriously. We have to take their human nature seriously.

所以这是第三个问题,政治问题:白板理论鼓励你忘记人们总是因某些不可动摇的问题而有意义地被激励。 如果我们要赢得人们的支持,我们必须认真对待这些问题。 我们必须认真对待他们的人性。

Human Nature in Capitalism

资本主义下的人性

If you commit to the Blank Slate Thesis, as a socialist you face three kinds of problems. A moral problem, an analytical problem, and a political problem. So don’t do it. Don’t let your friends do it and don’t do it yourself.

如果你认可白板理论,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你面临三类问题。 道德问题,分析问题和政治问题。 所以不要这么做。不要让你的朋友这么做,不要自己这么做。

But so far I haven’t made an argument on how to respond to our annoying cousin — just how not to respond. In fact, I’ve conceded that our cousin, our family free-marketeer, is right on two points. He’s right to argue that there’s a universal human nature, and he’s right to note that this means that people everywhere care about themselves and the interests of their loved ones.

但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就如何回应我们讨厌的堂兄的问题提出意见——只是如何不回应。 事实上,我已经承认,我们的堂兄,我们家中的自由市场鼓吹者,在两点上是正确的。 他认为存在一种普遍的人性是正确的,他也正确的指出这意味着世界各地的人都关心自己和所爱的人的利益。

Given these concessions to his argument, what distinguishes us as socialists from him? How should socialists respond? How do we defend the idea of a new society different from this one — a society in which people aren’t just out to maximize returns to themselves, a society which takes care of the weak, the vulnerable, the unfortunate?

鉴于对他的这一论点的这些让步,我们作为社会主义者与他的区别是什么? 社会主义者应该如何回应? 我们如何捍卫一个与这个社会不同的新社会的观念——一个人们不仅仅是为了让自己获得最大回报的社会,一个照顾弱者,弱势群体,和不幸者的社会?

To defend this vision against his, we have to make two clarifying arguments — one about this thing that we’re calling “human nature,” and one about how it expresses itself in social life.

为了捍卫这种反对他的观点,我们必须提出两个明确的论点—一个是关于我们称之为“人性”的事物,另一个关于它如何在社会生活中表达自己。

The major mistake made by our family free-marketeer is that he paints a flat, simplistic portrait of what human nature entails. So of course he’s partly correct. Humans everywhere care about themselves. They care about having enough to eat, they want to be cared for when sick, they care about having a roof over our heads. We also care deeply about certain intangibles. Our autonomy, our dignity, and maybe even some unsavory things about ourselves — what people think of us, our standing in the eyes of our peers.

我们家中的自由市场鼓吹者的主要错误在于他描绘了一幅关于人性的平面的,简化的画面。 所以他当然是部分正确的。 人类在所有地方都关心他们自己。 他们关心有足够的食物,他们想要在生病时得到照顾,他们关心的是在我们头上有一个屋顶。我们也非常关心某些无形资产。 我们的自主权,尊严,甚至可能是关于我们自己的一些令人讨厌的事情—人们对我们的看法,我们在同龄人眼中的地位。

But our antagonist’s view of human nature is one in which we care only about these things, in which we only care about maximizing returns from the world to ourselves.

但是我们的敌人对人性的看法是我们只关心这些,我们只关心将世界到自己的回报最大化。

This is the bourgeois view. The abstract human is basically like a two-year-old on an airplane. Nobody else matters. And if this were true, our project would be doomed. Out of toddlers on an airplane, I think you’d probably be able to build a world of an Ayn Rand novel, but you wouldn’t be able to build socialism.

这是资产阶级的观点。 这个抽象的人基本上就像飞机上的两岁小孩。 不在乎其他任何人。如果这是真的,我们的计划将注定失败。在飞机上的幼儿们,我想你可能能够建立一个Ayn Rand小说中的世界,但你将无法建立社会主义。

But the bourgeois view is only partly correct. Humans are capable of many things other than simple selfishness. We’re capable of caring for others, we’re capable of empathy and compassion, we have the capacity to distinguish fairness from unfairness, and the capacity to hold ourselves to those standards.

但这一资产阶级的观点只是部分正确。除了简单的自私之外,人类还能做很多事情。 我们有能力照顾他人,我们有同情心和恻隐之心,我们有能力区分公平与不公平,以及有能力坚持这些标准。

The bourgeois view inflates our selfish drives and ignores these other qualities. Socialists do not have to do the same. Human nature is not infinitely plastic. Its contain a variety of drives and capacities — some inner demons and some better angels, to quote Steven Pinker.

这一资产阶级的观点夸大了我们自私的动力,忽视了其他这些品质。社会主义者们不必这样做。 人性不是无限可塑的。 引用Steven Pinker:它包含各种驱动和能力—一些内部的恶魔和一些更好的天使。

Here’s the second point. Notice what our antagonist’s argument entailed: that whatever the character of the society in which humans find themselves, their underlying selfishness, their underlying competitiveness, is going to eat away at social structures until those social structures have been rendered irrelevant or totally transformed. Biology overpowers society.

这是第二点。 注意我们的敌人的论证所包含的内容:无论人类发现自己时所处的社会特征是怎样的,他们潜在的自私,潜在的竞争力,都会蚕食社会结构,直到这些社会结构变得无关紧要或完全转变为止。生物学压倒了社会。

In response, it is tempting to argue that human nature does not matter at all. But this is wrong, for the three reasons already outlined. So what should we say, in response? We should argue that human nature is always relevant, but never decisive.

作为回应,人们很容易认为人性根本不重要。 但由于已经概述的三个原因,这是错误的。 那么我们该怎么回应呢? 我们应该争辩说,人性总是相关的,但从不起决定作用。

Think about the way in which society is organized. What do people have to do to reproduce themselves? What do they have to do to other people in order to reproduce themselves? These facts exercise selectional pressures on the set of drives that constitute our human nature. The socialist wager, in a sentence, is that a better society would encourage our better tendencies.

想想社会组织的方式。 人们需要做些什么来再生产自己? 为了再生产自己,他们必须对其他人做些什么? 这些事实对构成我们人性的驱动集合施加了选择压力。 一句话,社会主义的保证是一个更好的社会会鼓励我们的更好的倾向。

This is not to argue that the other aspects of our nature can ever be ignored. A better society will no doubt have to respect certain limits. It will have to satisfy our needs. It will have to grant us our desires for freedom, for autonomy, our need to be respected. Socialism will most definitely fail if it requires us to be altruistic or saints, because the vast majority of people are not built to be either of those things.

这并不是说我们的人性的其他方面可以被忽视。 一个更好的社会无疑必须尊重某些限制。 它必须满足我们的需求。 它必须给予我们对自由,自治和我们需要得到尊重的渴望。 如果社会主义要求我们是利他主义者或圣人,那么社会主义肯定会失败,因为绝大多数人并不会成为他们。

Whatever else socialism might mean, it cannot mean a society in which people are called upon to systemically sacrifice themselves for some ideal, be it the fatherland, the working class, the world revolution, the supreme leader. That road leads straight to Pyongyang.

无论社会主义可能意味着什么,它都不能指一个人们被要求为一些理想而系统地牺牲自己的社会,无论是祖国,工人阶级,世界革命,还是最高领导人。 那条路直接通往平壤。

However, a society which caters to everyone’s universal needs, which helps everyone flourish — this is a society that would encourage and nurture the good that lies inside all of us.

然而,一个满足每个人的普遍需求的社会,这有助于每个人都蓬勃发展—这个社会将鼓励和培育存在于我们所有人内部的利益。

It is true in some important sense that our free-marketeer cousin knows only capitalist men and women. Socialist men and women would be different. They would still care about themselves and their needs, but a better society would also encourage them to take seriously the interests and needs of others.

的确,在某种重要意义上,我们的自由市场鼓吹者堂兄只知道资本主义的男女。 社会主义的男女会有所不同。 他们仍然会关心自己和他们的需求,但一个更好的社会也会鼓励他们认真对待他人的利益和需求。

Human Nature in Socialism

社会主义下的人性

How would it do this? We can only speculate, of course. But I can think of two ways. First, a society which meets everyone’s needs is a society in which there would be less to quarrel about. Less reason for aggression, less reason for violence, less reason for predation. Compare the person you are when you’re sharing a box of cookies with your brother or sister, to the person you are when you’re sharing one cookie.

社会主义会如何做到这些? 当然,我们只能推测。 但我可以想到两种方式。 首先,满足每个人需求的社会是一个不会争吵的社会。 减少侵略的理由,减少暴力的理由,减少掠夺的理由。 将与兄弟或姐妹共享一盒曲奇饼时的你与共享一个曲奇饼时的你进行比较。

The second point is that socialism would also be a much more egalitarian society. People would be each other’s equals — not subordinates or superiors.

第二点是,社会主义也将是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 人们彼此是平等的—不是下属或上级。

I’m sure many of you have heard of the 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 which illustrated that hierarchies can make monsters out of ordinary humans. Well, the absence of these hierarchies should make it easier to bid farewell to the monsters inside us.

我相信你们中的许多人都听说过斯坦福大学的监狱实验,这个实验表明,等级制度可以使怪物冲出普通人类的体内。 嗯,缺少这些等级制度应该可以更容易让我们告别我们内部的怪物。

In a more developed, and more egalitarian society, better humans will flourish. Socialists one, libertarian cousin zero.

在一个更发达,更平等的社会中,更好的人类将蓬勃发展。 社会主义者一,自由主义堂兄零。

You have perhaps been tempted in the past to make the argument that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 human nature. That temptation is understandable — I’ve been there. But it’s wrong for three reasons: a moral reason, for an analytical reason, and for a political reason.

在过去,你或许曾经受过诱惑,认为没有人性这种东西。 这种诱惑是可以理解的——我曾经也是如此。 但这是错的,因为有三个原因:道德原因,分析原因和政治原因。

Socialists do believe — we must believe — that there is something called human nature. In fact, I believe that you believe it, whether or not you believe that you believe it. But we make two arguments that distinguish us from our bourgeois antagonists.

社会主义者确实相信—我们必须相信—有一种叫做人性的东西存在。 事实上,我相信你相信它,不管你是否相信你相信它。 但我们提出了两个将我们与我们的资产阶级敌人区别开来的论点。

First, human nature comprises not just an interest in ourselves, but also compassion, empathy, capacity for reflection, capacity to be moral. And second, the way in which society is organized can amplify these drives and downplay others.

首先,人性不仅包括在乎自己的利益,还包括同情心,同理心,反思的能力,拥有道德的能力。 其次,社会组织的方式可以增大这些驱动力并减少其他驱动力。

All this means that another world is definitely possible. Don’t let the fools get you down and don’t let anyone tell you otherwise.

这一切意味着另一个世界绝对是可能的。 不要让傻瓜们使你失望,不要让任何人告诉你相反的东西。

https://www.jacobinmag.com/2017/04/human-nature-socialism-capitalism-greed-morality-needs/

打倒“贵族学校”!打倒阶级歧视!

(写在前面:香港政府拿穷人的钱补贴富人,真是无耻的新自由主义啊。)

裘青 社会主义行动

近日,私立的哈罗香港国际学校宣布将于明年新学期取消中文科繁体字教育,一律只提供简体中文课程,引发争议。据报导称,香港本地学生家长对此反应激烈,认为学校并未事前咨询家长。此事亦触动了部份人对于中港两地对立的神经,认为校方有意迎合中共政权打压香港语言及文字的地位。毫无疑问,哈罗作为一所私立学校必然尽一切手段迎合中共与香港政府的好恶。而政府优惠贵族学校的政策,令教育资源分配更集中在富人手上,制造阶级倾斜。

现时全港约有五十间此类私立“国际学校”。加之在政府政策的倾斜下,这些学校更成为“精英”“优质”教学的代名词。当然,入学的费用同时亦相当 “精英”和“优质”。以此次事件的主角哈罗香港国际学校为例,学校发行所谓的“个人或公司资本证书”及“个别债券”,认购金额分别为300万及60万港元,供家长认购作为子女必要入学条件,2016年“个人或公司资本证书”金额更增至500万,另外学费约15-18万一年,还未包括每年6万元的住宿费用,相当于一个香港一般工人全年收入,根本远非一般香港家庭可承担。

而政府政策亦大幅向此类私立学校倾斜,哈罗香港校舍占地3.79公顷,政府每年竟然只收取1000元的租金,另外还有6间国际学校也是如此!相比之下,面向本地绝大多数学生的公立学校所得的待遇却惨不忍睹,政府投放于公共教育系统的支出占GDP比例在全球处于垫底位置,甚至不如埃塞俄比亚,不但坚决拒绝推行小班教学,连学位安排都毫无章法得过且过,以致个别公立学校出现数年间由收生不足几乎被“杀校”、转眼间新学年扩编至一级九班每班40多人的情况。政府对公立教育系统不仅欠缺长远规划,连短期的安排都一塌糊涂。

社会主义者故然支持学生、家长和学校民主地决定教学政策;学生有选择接受哪一种语言和文字教育的权利。但在此之前,我们亦同时要求废除一切私立贵族学校,所有学校全面公营,大幅增加教育开支,提供面向全民的免费优质公共教育。

http://chinaworker.info/cn/2018/07/14/18207/

为什么说资本主义无法解决生态环境问题

人类对地球生态环境的破坏自从人类出现之后就开始了,冰河时代的大型动物就是被人类捕杀灭绝的,但在资本主义成为主流之前,总体来说人类对于地球的破坏还是极为有限的。但是,自从18世纪工业革命之后,资本主义逐渐成为世界主流,而与此同时,人类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也迅速增加,导致了大量的环境公害事件(英国伦敦烟雾事件,美国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日本镉污染事件,印度博帕尔惨案,美国拉夫运河案等等)与全球气候变暖。导致这一切的有两个原因:1,科技的发展使得人类拥有了破坏环境的能力,特别是化石燃料制造了大量污染;2,资本主义的“扩张或死亡”的特性导致大量资源被浪费以生产过剩商品,满足虚假需求,同时老板们为了利润最大化把环境成本丢给其他人和地球承担。

资本主义哈巴狗们要么根本不承认环境问题的存在(例如否定全球气候变暖的唐纳德希特勒),要么把环境问题粉饰为“发展的必要代价”(例如共匪五毛狗),还有一种承认环境问题的存在,但认为不是资本主义造成的问题,而是因为空气和水的产权不明确导致维权困难(奥地利芝加哥学派就是这类哈巴狗)。

第一种哈巴狗属于装瞎的,直接扔事实即可,没必要废话;第二种哈巴狗纯属放屁,资本家们有的是钱,为什么不去治理污染?为什么不去投资环境科学研究?环境污染直接践踏了无数人的基本人权(特别是穷人),这种犯罪行径有什么可洗地的?

而第三种哈巴狗的说辞,看似有理,有一定迷惑性。但这种说辞经不起推敲:空气和水如何产权明确?私有化吗?私有化之后就等着穷人连呼吸和喝水的权利都没有吧。退一步,就算明确产权的同时不影响穷人,然后穷人有钱维权?公司们有的是钱请优质律师打官司,有的是钱游说收买政府,穷人如何维权?资本主义的本性就是追逐利润,而对于老板们来说,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把环境成本扔给别人承担(例如把洋垃圾丢到中国)永远是最优策略,而资本主义本身为了制造需求,用消费主义进行洗脑,更是加剧了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这些能在资本主义框架内得到解决吗?很明显,不能!

有资本主义哈巴狗说:如果一个地方的人民同意公司的金钱补偿,那也是可以的,也算是解决问题了,你说污染还存在?可当地人自愿接受污染了啊。

呵呵,先不说当地人有多大程度上是“自愿”而不是因为无力维权而被迫接受,就算当地人完全自愿,也不行!

为什么不行?因为地球的生态环境是一个循环的整体,一个地方的污染会漂移到另一个地方,就算一个地方的人民是完全自愿的,其他地方的人民呢?你亲爱的公司们经过他们的同意了?

接下来就“请”这些哈巴狗们看看资料吧:

洋流不只是課本上知識,氣候和漁獲都跟它息息相關

大氣層由空氣組成,海洋則由海水組成。空氣的流動是風,而海水的流動是水流。風雖然是看不見的事物,但我們可以直接感受到它的吹拂,及至它那可怕的威力(如在颱風吹襲時)。但至於水流或更大規模的洋流,我們由於較少直接的體驗,往往會忽略了它們的重要性。

事實上,對於漁民和經常進行水上活動的人,水流是絕對不容忽視的事物。而對於全球的氣候甚至生態而言,洋流 (oceanic circulation)的影響絕對不在大氣環流 (atmospheric circulation)之下。大家對洋流的認識究竟有多少呢?好吧,現在就讓我們一起來看看。

世界主要洋流,紅色為暖流,藍色為冷流。在寒暖流交匯處或上升補償流區,往往形成較大漁場,世界四大漁場:北海道魚場、北海魚場、秘魯魚場和紐芬蘭魚場就是這些因素下產生。 Photo Credit: Dr. Michael Pidwirny , public domain

與風(或全球性的大氣環流)一樣,洋流形成的主因乃是溫度上的差異。赤道附近的海水受熱膨脹因而密度較低,高緯度(即遠離赤道)的海水受寒收縮因而密度較高,後者於是流向前者的區域形成洋流,其原理與空氣由高壓區流向低壓區相若。

且慢!這兒有一個關鍵的分別:如果我們把大氣層看成是一個「空氣海洋」,則我們是生活在這個海洋的底部。與此相反,我們接觸到的海洋卻是它的頂部。也就是說,在考慮到這兩個海洋之內的垂直翻動時,如果海洋底部的流動與大氣於地面的流動相若的話,則它的頂部(也就是我們一般接觸的部分)將會以相反的方向流動。

具體地說,較高緯度的氣流會不斷向赤道匯聚,而洋流則會從赤道附近向南、北兩個方向的高緯度進發。
大氣環流大氣環流是指地球表面上大規模的空氣流動,以及(與較小規模的海洋環流一起[1])重新分配熱量水汽的途徑。
热力环流在现实生活中存在较为广泛,例如山谷风海陆风城市风等都是热力环流的具体体现。[1]
纬度环流亦称行星风系气压带风带,地球上的風帶和湍流由三個對流環流(三圈环流)所推動:哈德里環流(低緯度)、費雷爾環流(中緯度)以及極地環流。有時候同一種環流(譬如低緯度)可以在同一緯度(如赤道)有數個同時存在,隨機地隨時間移動、互相合併與分裂。為了簡單起見,同一種環流通常當作一個環流處理。

水循环水循環是指地球不同的地方透過吸收太陽以來的能量轉變存在的模式到地球中另一些地方,例如:地的水分被太陽蒸發成為空氣中的水蒸氣。而水在地球的存在模式包括有固態液態氣態。而地球中的水多數存在於大氣層中、地面、地底、湖泊河流海洋中。水會透過一些物理作用,例如:蒸發降水滲透、表面的流動和表底下流動等,由一個地方移動至另一個地方。如水由河川流動至海洋。

生态循环从来都是无视人为划分的国界的,更不会像资本主义哈巴狗们幻想的那样,“把污染扔到其他地方就等于没有污染了”,而如果想要解决环境问题,那么会和资本主义喜欢的国界冲突,也会和资本主义喜欢的利润冲突,所以,资本主义下生态环境问题不可能有解!

最后,用恩格斯的一段话作为对所有不在乎环境问题的白痴的警告:我們統治自然界,決不像征服者統治異民族一樣,決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樣,——相反地,我們連同我們的肉、血和頭腦都是屬於自然界、存在於自然界的。

书籍推荐:《正义论》

《正义论》这本书在墙内还是有一定知名度的,作者是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罗尔斯本人并非社会主义者,但其提出的社会正义和无知之幕思想与社会主义价值观非常切合,而其思想也被不少社会主义者(包括我)所接受。

首先来看看罗尔斯的个人经历吧:

一九二一年,羅爾斯生於美國的巴爾的摩,從小看盡現代社會的不公。他兒時親眼目睹緬因州貧民區的悲慘不堪,許多同胞毫無機會,孤立無援,不像他父親是律師,母親是社運人士,獲得良好照顧。他的兩個弟弟無意間從他身上感染病菌,不幸賠上小命,這也讓他看到苦難的殘酷。如果這還不夠的話,他也目睹歐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是何其恐怖駭人,法律形同無物。這些全讓他在投身學界時懷著一個清楚目標:靠思想之力改變世界的不公。

羅爾斯在哈佛大學與康乃爾大學大放異彩,接著傾心伯林(Isaiah Berlin)、哈特(H. L. A. Hart)與罕布夏(Stuart Hampshire)等當代務實的哲學家:他們都一心改變世界,後來跟羅爾斯結為朋友。一九七一年,羅爾斯出版《正義論》,就此確立名聲,而且至今值得推崇。美國前總統柯林頓詳讀過他的著作,廣為討論,稱他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政治哲學家」,還常請他到白宮吃飯。

来源:政治哲學家羅爾斯:如果出身被「無知之幕」罩住,你想活在怎樣的社會?

而要说《正义论》中最核心的内容,就是无知之幕了:

社会正义(social justice)是罗尔斯理论中最核心的主题,它关心的是社会的基本结构(basic structure of society)以及人们合作所产生的利益的分配方式。社会的基本结构是指重要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包括法律制定个人的权利、义务,以及职能的公共规则体系。罗尔斯假设在一个良序的社会,人们在这个社会上共同认定一些正义原则,也共同接受这些正义原则的规范;而社会上权利、义务,以及经由合作所产生的利益,都有一个公平正义的分配方式。然而,要怎样合乎这一种理想呢?似乎我们必须依仗一个不同主张者都一致认同的指导原则来制定社会规范。这个原则,罗尔斯称之为社会正义原则。

但问题是,要如何找到这种社会正义原则?仅凭借我们的直觉就可以了吗?就算每个人都愿意寻求一个公平合理的正义原则,但要怎样确保这一个正义原则是众人会一致认同的呢?基于人们往往是自利的(self-interest),当我们在订立社会契约时候,如果事先知道自己在社会上的情况,难免大家只会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条款,由此制定的社会制度也只会是不公平和不受认同的。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罗尔斯认为我们在订立社会契约的时候,有必要依循一种纯粹程序正义(pure procedural justice)的公平程序来进行,他认为我们必需进入原初立场,站在一种他称作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的遮蔽下作契约的制定。

但是你可能会问:「原初立场是什么呢?无知之幕又有什么作用?」扼要来说,罗尔斯说的原初立场(the original position)是一种他对立约者在制定正义原则时的特殊情境描述,他并不是说这个情境在现实上可能存在,而是这个情境作为一种思想实验(thought experiment)的工具,它可以用来找出公认的正义原则。至于为什么可以,我们就要先知道这个思想实验的内容:

如前所述,假如现在要大家来签署一份社会契约,也就是要大家来合力制定这个社会的基本结构和资源分配方式。现在的情况是,我们都知道自己在社会上的生活情况,知道自己身处于一个怎样的社会、阶级、性别和经济条件等等可能你有楼或没有楼,毕业或者未毕业。如果要大家现在决定按什么指导原则来设计社会,似乎只会出现众人偏向自己具体情况的条款,甚至利用自己的谈判优势来促使弱势接受不利的条款,我们没理由认为如此产生的社会契约是合乎社会正义。

故此,罗尔斯提出这个思想实验来避免以上的情况:假设我们即将进入一个社会,然而这个社会上有不同的可能环境、有不同的社会角色,我们不知道自己将会是谁,也不知道自己将会是什么阶级、种族、性别、社会地位、甚至是先天的禀赋和价值观念。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虽然考虑到自己可能会是李嘉诚或者金成武,但搞不好亦可能是成龙八两金甚至一无所有。罗尔斯要问的是,作为一个会深思熟虑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选择怎样的指导原则?

正义二原则:(一)平等自由权原则 和(二)差异原则

从以上所述,可见罗尔斯正义理论的核心在于:建构一个决定正义原则的公平程序,并藉由这个公平程序找出一致认同的正义原则。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采用契约论的模式,并认为在原初立场下,立约者最终会选择以下两项正义原则作为制定社会基本结构的指导。我们会列出这两项原则后再作简单说明,这两个正义原则分别是:

(一)平等自由权原则:每一个人都拥有平等的权利享有最大的基本自由,而这个权利是兼容于其他拥有相同自由权利的人。这些基本权利包括是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人身自由等等。

(二)只有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才容许社会和经济上不平等的制度设计:

2.1 公平机会原则:社会或经济上的职务应该在机会均等的情况下对所有人开放。每一具有相同意愿和才能的公民,无论他的出身和社会地位,他都与其他具有相同条件的人一样,拥有均等的发展机会去竞争同一个职务。
2.2 差异原则:不平等的制度设计有利于弱势成员分配到最大的利益。罗尔斯所说的平等不是共产主义那种齐头式的的平等,他尤许社会上有不平等的情况,只是这种不平等必须是对于弱势的不利成员来说,是最好的分配方式,有助他们获最取最大利益。

我们有必要进一步说明罗尔斯这种想法,为什么在原初立场下人们会如此选择?罗尔斯尝试用最大化最小值原则(maximin tule)来说明。简单来说,这种说明是指在无知之幕的遮蔽下,立约者对即将身处的情况极不确定,他们会考虑到如果制定的指导原则太偏颇,则同样会使自己陷入可能的不利当中。因此,从保障最坏的情况来考虑,立约者在所有可能选择当中会倾向选择令人满意的最小值,罗尔斯认为这就是由正义二原则指导的社会。在揭开了无知之幕后,无论结果如何都保障了所有人拥有最起码的平等自由权,并尽量消除先天上不平等的差异,使人们可以站在相对平等的起点上,有均等的权利去实践自己的目标。

来源:陈培兴:入门介绍:罗尔斯的正义论

罗尔斯同时还在《正义论》中论证了公民不服从的正当性:

羅爾斯在”The Justification of Civil Disobedience”(1969)與《正義論》(1971)的表述,公民抗命之主要涵義為:

  1. 它是一種針對不正義法律或政策的行為:它不僅包括直接的「公民不服從」——直接違反要抗議的法律,例如,在馬丁路德·金恩發動的黑人民權運動中,黑人故意進入被惡法禁止他們進入美國某些地方以顯示法例的不公義;也包括間接的「公民不服從」,例如,現代的社運或民運通過違反交通法規來引起社會注意某種政府政策或法律的不公義。
  2. 它是違法的行為:它以違法方式來抗爭。故此,它是比一般示威行為激進的抗爭方法,因為後者是合法的,而它卻是非法的。
  3. 它是一種政治行為:它是向擁有政治權力者提出來的,是基於政治、社會原則而非個人的原則,它訴諸的是構成政治秩序基礎的共有正義觀。
  4. 它是一種公開的行為:它不僅訴諸公開原則,也是公開地作預先通知而進行,而不是秘密的。故此,它有如公開演說,可說具有教育的意義。
  5. 它是一種道德的、非暴力的行為:這不僅因為它是一種表達深刻和認真的政治信念,是在試過其它手段都無效之後才採取的正式請願,也是因為它是在忠誠法律的範圍內(雖然是在這範圍的邊緣上)對法律的不服從。這種忠誠是通過公開、和平以及願意承擔違法的後果來體現的。它著重道德的說服,故此一般都是和平的、非暴力的。

羅爾斯認為,公民抗命如果引起社會動盪,其責任不在「抗命」的公民,而在那些濫用權力和權威的人[2][3][4]

来源:罗尔斯wiki

面对罗尔斯提出的问题,出现了两种回答:一种是,建立福利国家,并通过再分配实现公平,同时消除针对先天特征(种族,性别,性取向,国籍,民族等)的歧视言行;还有一种是,建立福利国家,实现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消灭私有制,同时消除针对先天特征的歧视。

前一种是北欧模式,但北欧模式是不稳定的,在全球资本主义的攻击下,福利国家很容易崩溃,上世纪90年代时瑞典就差点受新自由主义毒害而变成美国,而现在在挪威,极右纳粹的泛滥也成为了一个大问题。而另一种就是社会主义的主张,彻底拔除私有制这一不平等的根源,实现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消除私有制父权压迫制造出的一系列歧视。

资本主义这种基于剥削压迫的制度,是不可能实现社会正义的,更不可能公平,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罗尔斯的构想。

《正义论》下载链接:https://www.bannedbook.org/forum2/topic455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