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其他左派理论

作为社会主义者，写这篇文章其实很奇怪，因为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是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而且直到现在都还是在理论上经常相互争吵的。但实际上，理论上吵架是一回事，实际反抗压迫的时候，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总是站在一起。

首先，“无政府主义”这个翻译就是极为不准确的。英语中的无政府主义“Anarchism”源于希腊语单词“αναρχία”，意思是没有统治者。没有统治者，更准确的说，是没有权威。对Anarchism准确的翻译，我的看法是“无权威主义”。

摘录两段详细介绍：无政府主义的基本理念是认为包括国家、教堂、首脑或经济精英在内的一切具有等级意义的权威集团或个人不仅没有必要存在，而且对人类潜能的最大发挥有着先天的危害性。无政府主义相信人类在创造，合作和相互尊重等领域具备自行管理的能力。他们认为权力先天地带有腐败性质，因为拥有权力的人所关心的注定是如何保持自己的权威不受威胁，如何永久维持并不断扩展它，而不是其统辖之下的成员的利益。无政府主义坚持伦理道德属于个人的私人领域，应该建立在关怀他人和造福社会的基础上，而不是由一个法律或宗教权利机制用强制的法规来衡定 (包括备受崇信的美国国会制度)。多数无政府主义者相信个人对其自身行为负有责任，而带有父权性的权力集团培植出的一套非人性化的思维模式却蜕化人的独立思想独立行动的能力，让人们期待精英界层来代替自己作决定，代替自己解决问题。

無政府主義包含了众多哲学体系和社会运动实践。它的基本立场是反对包括政府在内的一切统治和权威，提倡个体之间的自助关系，关注个体的自由和平等；其政治诉求是消除政府以及社会上或经济上的任何独裁统治关系。對大多數無政府主義者而言，「無政府」一詞並不代表混亂無政府狀態、虛無、或道德淪喪的狀態，而是一種由自由的個體自願結合，以建立互助、自治、反獨裁主義的和諧社會。

可以看到，无权威主义反对一切权威，包括政治权威（政府）经济权威（独裁公司）文化权威（教会），这和社会主义的“反对一切压迫”的关键价值观极为相近，甚至可以说是相同的。而衍生自奥派逻辑的狗屁ancap，不过是一群傻逼奥派的幻想而已，和无权威主义的反权威核心完全冲突。

但不同之处在于，社会主义认为为了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需要一个强有力无死角的民主政府（或者更准确的说，民主的提供公共服务的公共机构）捍卫所有人的人权，所以社会主义者不是主张大政府（《after capitalism》中的严格控制市场和提供福利国家的民主政府）就是主张超级政府（《democracy and economic planning》中的负责民主协商计划直接控制生产过程的民主政府），而这也是社会主义和无权威主义最大的理论分歧所在。

这也就是为什么当初社会主义者和无权威主义者最终在第一国际闹翻了：到了1864年，国际工人联合会—有時簡稱為「第一國際」成立了，聯合了歐洲各地革命的流派，包括法國那些普魯東和巴枯寧理念的擁護者、英國的工會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和社會民主主義者。由於它確實連結了各地激進的勞工運動者，第一國際成了相當重要的組織。

巴枯寧批評馬克思的理想為獨裁主義，並預言如果馬克思主義的政黨奪取了權力，他們將會變的和他們所反抗的統治階級一樣糟糕^[32]。在1872年，第一国际中冲突达到顶点，马克思主义者靠人数优势在海牙大会 (1872)投票逐出了巴枯宁和巴枯宁主义者，並將第一國際的總部遷往紐約。这通常被认为是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冲突的由来。

注意，巴枯宁是非常重要的无权威主义理论家，其在无权威主义中的地位，相当于马克思在社会主义中的地位。自巴枯宁和马克思的大战开始，社会主义者和无权威主义者之间的理论大战就再也没结束过，直至今日。

但社会主义者和无权威主义者之间的合作也没停过：据估计，20年代初中国有数千名安那其主义者，以及92个成立于1919-1925年间的安那其主义组织（晓星，于德里克1991:13中被引用）。当1920年共产国际在中国多个城市开创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时，安那其主义者起了显著的作用，广州的团体最初完全是由安那其主义者组成的，直到第二年一些小组成立中国共产党前，“共产主义”一词最通常地被理解为无政府共产主义（德里克1991:17）。贯穿整个20年代，很多新老安那其主义者相继展开对苏联的列宁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评判。同时他们也批判了当时执政的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和实践，尽管其余的不少人（尤其是在1927年国民党镇压共产党之后）跟民国政府合作，例如在上海试验性的“劳动大学”及其报纸《革命周报》的运营上。但在1928年，国民党将其对激进分子的镇压逐渐扩大到安那其主义者的身上，在1930年前基本上结束了中国的安那其主义运动。这与其他国家的情况大同小异，全球的安那其主义在二十年代逐渐被各种马克思主义、民族主义及自由主义所代替，直到60年代才开始复兴并于90年代迅速发展。（不得不提的例外是西班牙，它始于1936年的工农社会革命无疑是历史上最成功的由安那其主义者领导的群众运动，直到1938年才被法克斯等势力所镇压，之后仍留具有影响力的记忆。）

在1871年的鎮壓後，法國的無政府主義再度出現，影響了Bourses de Travails自治勞工團體和工會。到了1895年，法國總工會（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u Travail, CGT）成立了，成為第一個無政府工團主義的主要運動。1914年後CGT開始遠離無政府工團主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採納了合作主義。在俄國的布尔什维克革命成功後開始與馬克思主義的第三國際合作。

无政府主义者在近代革命运动历史上有着独特的角色。1789年发生的法国大革命具有强烈的原始无政府主义色彩。19世纪末日20世纪初，皮埃尔-约瑟夫-普鲁东(Pierre-Joseph Prodhon)、彼得-克鲁泡特金 (Peter Kropotkin)、米哈依-巴库宁 (Mikhail Bakunin)和艾里哥-马拉戴斯塔(Errico Malatesta) 对革命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无政府主义者广泛参与了1905年和1917年的俄国革命运动并起了重要的作用。但在布尔什维克政权一但得到功固后他们中间许多人却遭到残酷清洗。1936年至1939年的西班牙革命成为无政府主义著名的大规模抗议游行的实践舞台。他们成功地创立了一套有效的、无等级性的社会和经济模式，即无政府主义工会联合组织 型式 ( 依北利克无政府主义同盟会 Anarchist Federation of Iberique-FAI 和 全国工人联盟 National Confederation of Workers – CNT )。在美国，墨西哥和拉丁美洲，受到无政府主义工会联合组织型式的感召，出现过象世界制造工人这样的商会组织。著名无政府主义人士埃玛-哥得曼 ( Emma Goldman )和阿历山德-贝克曼 ( Alexander Berkman ) 在20世纪前期积极参加了各种激进活动。60年代发生的许多社会变革和生活方式多样化进程都有相当无政府主义认同者的参预，如部份女权主义运动、同性恋解放运动、反战运动和言论自由运动。但多数情况下他们的风采被马列主义者和毛主义者淹埋，有的干脆被压制下去。

顺便说一句，Antifa这种极左反法西斯主义组织，就是一种无权威主义组织。

很多人以为极左是毛派，其实无权威主义才是极左，毛派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的极右纳粹而已。我也不认为社会主义和无权威主义是敌对的，恰恰相反，无论是从两者的理论逻辑出发，还是从实际历史和现实出发，社会主义和无权威主义一直以来都是共同反抗压迫的盟友！

参考资料：《晦鸣录》一百年：为什么在21世纪还要谈20世纪初的安那其？

无政府主义

你知道无政府主义吗?

Seven things you need to know about Antifa

《正义论》这本书在墙内还是有一定知名度的，作者是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罗尔斯本人并非社会主义者，但其提出的社会正义和无知之幕思想与社会主义价值观非常切合，而其思想也被不少社会主义者（包括我）所接受。

首先来看看罗尔斯的个人经历吧：

一九二一年，羅爾斯生於美國的巴爾的摩，從小看盡現代社會的不公。他兒時親眼目睹緬因州貧民區的悲慘不堪，許多同胞毫無機會，孤立無援，不像他父親是律師，母親是社運人士，獲得良好照顧。他的兩個弟弟無意間從他身上感染病菌，不幸賠上小命，這也讓他看到苦難的殘酷。如果這還不夠的話，他也目睹歐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是何其恐怖駭人，法律形同無物。這些全讓他在投身學界時懷著一個清楚目標：靠思想之力改變世界的不公。

羅爾斯在哈佛大學與康乃爾大學大放異彩，接著傾心伯林（Isaiah Berlin）、哈特（H. L. A. Hart）與罕布夏（Stuart Hampshire）等當代務實的哲學家：他們都一心改變世界，後來跟羅爾斯結為朋友。一九七一年，羅爾斯出版《正義論》，就此確立名聲，而且至今值得推崇。美國前總統柯林頓詳讀過他的著作，廣為討論，稱他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政治哲學家」，還常請他到白宮吃飯。

来源：政治哲學家羅爾斯：如果出身被「無知之幕」罩住，你想活在怎樣的社會？

而要说《正义论》中最核心的内容，就是无知之幕了：

社会正义（social justice）是罗尔斯理论中最核心的主题，它关心的是社会的基本结构（basic structure of society）以及人们合作所产生的利益的分配方式。社会的基本结构是指重要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包括法律制定个人的权利、义务，以及职能的公共规则体系。罗尔斯假设在一个良序的社会，人们在这个社会上共同认定一些正义原则，也共同接受这些正义原则的规范；而社会上权利、义务，以及经由合作所产生的利益，都有一个公平正义的分配方式。然而，要怎样合乎这一种理想呢？似乎我们必须依仗一个不同主张者都一致认同的指导原则来制定社会规范。这个原则，罗尔斯称之为社会正义原则。

但问题是，要如何找到这种社会正义原则？仅凭借我们的直觉就可以了吗？就算每个人都愿意寻求一个公平合理的正义原则，但要怎样确保这一个正义原则是众人会一致认同的呢？基于人们往往是自利的（self-interest），当我们在订立社会契约时候，如果事先知道自己在社会上的情况，难免大家只会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条款，由此制定的社会制度也只会是不公平和不受认同的。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罗尔斯认为我们在订立社会契约的时候，有必要依循一种纯粹程序正义（pure procedural justice）的公平程序来进行，他认为我们必需进入原初立场，站在一种他称作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的遮蔽下作契约的制定。

但是你可能会问：「原初立场是什么呢？无知之幕又有什么作用？」扼要来说，罗尔斯说的原初立场（the original position）是一种他对立约者在制定正义原则时的特殊情境描述，他并不是说这个情境在现实上可能存在，而是这个情境作为一种思想实验（thought experiment）的工具，它可以用来找出公认的正义原则。至于为什么可以，我们就要先知道这个思想实验的内容：

如前所述，假如现在要大家来签署一份社会契约，也就是要大家来合力制定这个社会的基本结构和资源分配方式。现在的情况是，我们都知道自己在社会上的生活情况，知道自己身处于一个怎样的社会、阶级、性别和经济条件等等可能你有楼或没有楼，毕业或者未毕业。如果要大家现在决定按什么指导原则来设计社会，似乎只会出现众人偏向自己具体情况的条款，甚至利用自己的谈判优势来促使弱势接受不利的条款，我们没理由认为如此产生的社会契约是合乎社会正义。

故此，罗尔斯提出这个思想实验来避免以上的情况：假设我们即将进入一个社会，然而这个社会上有不同的可能环境、有不同的社会角色，我们不知道自己将会是谁，也不知道自己将会是什么阶级、种族、性别、社会地位、甚至是先天的禀赋和价值观念。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虽然考虑到自己可能会是李嘉诚或者金成武，但搞不好亦可能是成龙八两金甚至一无所有。罗尔斯要问的是，作为一个会深思熟虑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选择怎样的指导原则？

正义二原则：（一）平等自由权原则 和（二）差异原则

从以上所述，可见罗尔斯正义理论的核心在于：建构一个决定正义原则的公平程序，并藉由这个公平程序找出一致认同的正义原则。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采用契约论的模式，并认为在原初立场下，立约者最终会选择以下两项正义原则作为制定社会基本结构的指导。我们会列出这两项原则后再作简单说明，这两个正义原则分别是：

（一）平等自由权原则：每一个人都拥有平等的权利享有最大的基本自由，而这个权利是兼容于其他拥有相同自由权利的人。这些基本权利包括是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人身自由等等。

（二）只有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才容许社会和经济上不平等的制度设计：

2.1 公平机会原则：社会或经济上的职务应该在机会均等的情况下对所有人开放。每一具有相同意愿和才能的公民，无论他的出身和社会地位，他都与其他具有相同条件的人一样，拥有均等的发展机会去竞争同一个职务。
2.2 差异原则：不平等的制度设计有利于弱势成员分配到最大的利益。罗尔斯所说的平等不是共产主义那种齐头式的的平等，他尤许社会上有不平等的情况，只是这种不平等必须是对于弱势的不利成员来说，是最好的分配方式，有助他们获最取最大利益。

我们有必要进一步说明罗尔斯这种想法，为什么在原初立场下人们会如此选择？罗尔斯尝试用最大化最小值原则（maximin tule）来说明。简单来说，这种说明是指在无知之幕的遮蔽下，立约者对即将身处的情况极不确定，他们会考虑到如果制定的指导原则太偏颇，则同样会使自己陷入可能的不利当中。因此，从保障最坏的情况来考虑，立约者在所有可能选择当中会倾向选择令人满意的最小值，罗尔斯认为这就是由正义二原则指导的社会。在揭开了无知之幕后，无论结果如何都保障了所有人拥有最起码的平等自由权，并尽量消除先天上不平等的差异，使人们可以站在相对平等的起点上，有均等的权利去实践自己的目标。

来源：陈培兴：入门介绍：罗尔斯的正义论

罗尔斯同时还在《正义论》中论证了公民不服从的正当性：

羅爾斯在”The Justification of Civil Disobedience”（1969）與《正義論》（1971）的表述，公民抗命之主要涵義為：

1. 它是一種針對不正義法律或政策的行為：它不僅包括直接的「公民不服從」——直接違反要抗議的法律，例如，在馬丁路德·金恩發動的黑人民權運動中，黑人故意進入被惡法禁止他們進入美國某些地方以顯示法例的不公義；也包括間接的「公民不服從」，例如，現代的社運或民運通過違反交通法規來引起社會注意某種政府政策或法律的不公義。
2. 它是違法的行為：它以違法方式來抗爭。故此，它是比一般示威行為激進的抗爭方法，因為後者是合法的，而它卻是非法的。
3. 它是一種政治行為：它是向擁有政治權力者提出來的，是基於政治、社會原則而非個人的原則，它訴諸的是構成政治秩序基礎的共有正義觀。
4. 它是一種公開的行為：它不僅訴諸公開原則，也是公開地作預先通知而進行，而不是秘密的。故此，它有如公開演說，可說具有教育的意義。
5. 它是一種道德的、非暴力的行為：這不僅因為它是一種表達深刻和認真的政治信念，是在試過其它手段都無效之後才採取的正式請願，也是因為它是在忠誠法律的範圍內（雖然是在這範圍的邊緣上）對法律的不服從。這種忠誠是通過公開、和平以及願意承擔違法的後果來體現的。它著重道德的說服，故此一般都是和平的、非暴力的。

羅爾斯認為，公民抗命如果引起社會動盪，其責任不在「抗命」的公民，而在那些濫用權力和權威的人^[2][3][4]。

来源：罗尔斯wiki

面对罗尔斯提出的问题，出现了两种回答：一种是，建立福利国家，并通过再分配实现公平，同时消除针对先天特征（种族，性别，性取向，国籍，民族等）的歧视言行；还有一种是，建立福利国家，实现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消灭私有制，同时消除针对先天特征的歧视。

前一种是北欧模式，但北欧模式是不稳定的，在全球资本主义的攻击下，福利国家很容易崩溃，上世纪90年代时瑞典就差点受新自由主义毒害而变成美国，而现在在挪威，极右纳粹的泛滥也成为了一个大问题。而另一种就是社会主义的主张，彻底拔除私有制这一不平等的根源，实现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消除私有制父权压迫制造出的一系列歧视。

资本主义这种基于剥削压迫的制度，是不可能实现社会正义的，更不可能公平，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罗尔斯的构想。

《正义论》下载链接：https://www.bannedbook.org/forum2/topic4552.html

乔尔·柯维尔　迈克尔·洛威[1]
Ecosocialist Manifesto
by Joel Kovel and Michael Lowy

21世纪在一种灾难性氛围中开场。前所未有的生态环境的破坏，世界秩序的混乱，恐怖和分裂的战争，在一条带状大陆上分布开来，沿着中非、中东直到南美洲西北部等地区的国家在战争中震荡不安。在我们看来，生态危机与社会崩溃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并且应当被视为同样的结构力量的表现。
生态危机主要是因为疯狂的工业化进程超过了地球所能承受的限度而引起的。社会的崩溃则根源于帝国主义，即全球化所带来的影响——它会碾碎所有在它前进道路上的人类社会。这些力量实际上是同一推动力的不同方面。这个推动力就是世界资本主义系统的扩张，我们必须将它视为工业化和全球化进程的根本动力。
我们反对对这种体制的凶残性的轻描淡写：粉饰其所带来的生态代价，借用民主及人权的名义使其所带来的生命代价模糊化。
我们坚持只能根据资本主义的实际表现来看待它。
这个体制，由于对利润的持续增长的迫切追求，不断影响着大自然和生态平衡，使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使从远古演变至今才适宜各种生物蓬勃生长的地域支离破碎，挥霍资源，并且为了积累资本的需要而把自然生命力变成冷冰冰的交换价值。
人类是需要有自决权、群体情感以及生活意义的，资本却把世界上大多数人仅仅当作是劳动力的储备，剩余者则被弃之若草芥。
资本已经通过消费主义和非政治化的大众文化侵入并且破坏了社区的整体性。
它已经使财富和权力上的不平等扩至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水平。
它已经同腐败的依附国家勾结起来，构成了一张网络，让依附国家本地的精英集团来干镇压国内人民的勾当，而中心国家免受声誉上的伤害。
资本还撒开了一张完全在西方列强尤其是美国这个超级大国监视之下的跨国网络，破坏周边国家的自主性，用债务束缚他们，并且维持一个强大的军事力量以迫使他们顺从于资本主义中心。
我们坚信：现存的资本主义体系无法调节它所带来的危机，更别提战胜它们了。它无力解决生态危机，因为这样做需要限制资本的积累，而这正是这个系统所无法接受的。因为它的信条就是：“增长！否则就灭亡！”
它也不能解决恐怖以及其他形式的暴力反抗行为所带来的危机，因为这样做就意味着放弃这个帝国的逻辑基础，就要对资本增长以及帝国的整个生存方式加以无法接受的限制。它仅有的选择就是诉诸暴力，这样就更加使人心疏离，埋下恐怖主义未来的种子。然后再反恐，由此演变出一个新的危险的法西斯政权的变种。
总之，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已经在历史上破产了，它变成了一个无法适应世界现状的帝国，其空前庞大恰恰暴露其根本虚弱。以生态学的观点来看的话，它是不可持续发展的，所以如果我们还想要一个可供我们生存的未来的话，我们必须改变它，要从根本上替换掉它。
于是，又回到了罗莎·卢森堡那句直截了当的名言：“要么社会主义，要么野蛮主义！”而野蛮主义的面貌现在反映出最近一个世纪的印记，表现为巨大的生态灾难，恐怖对恐怖，以及它们向法西斯主义的堕落。
但是为什么要选择社会主义呢？为什么要重新拾起这个字眼呢？它不是似乎由于20世纪中它的各流派都失败了而已经被抛到历史垃圾堆去了吗?
其实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尽管社会主义没有实现，它的实质却依然代表着对资本统治的取代。如果要战胜资本，使文明能够延续，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社会主义，因为只有它代表着向后资本主义社会的突破。如果我们说资本主义根本上是不可持续发展的，并且会崩溃成为如上文所说的“野蛮主义”，那么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它能够战胜资本主义目前的危机。并且，如果社会主义在过去没能完成这项任务的话，那么这就将成为我们的义务，因为如果我们不愿走向一个野蛮的终点的话，我们就必须向一个能够可持续发展下去的世界奋斗。正如卢森堡所指出的野蛮主义的变化所反映出的世界现实，社会主义，不仅是在名义上，并且在实际上将成为这次的选择。
正是基于上述理由，我们决定将我们对于社会主义的阐释命名为生态社会主义，并且我们将尽我们所能来实现它。

为什么是生态社会主义？

我们并不将生态社会主义视为对社会主义的否定，相反，我们认为它是在生态危机情况下对20世纪“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的实现。如社会主义一样，生态社会主义是建立在这样一种理解上的，即资本不过是物化的死劳动，而生态社会主义则是建立在所有的生产者自由发展的基础上，换句话说，它要中止生产者和生产资料之间的分离。我们也清楚这个目标在过去直到现在一直未能实现，原因太过复杂，很难一一列举。但我们可以大致上将这些原因总结为，在遭到现存的资本主义国家敌视包围压迫的情况下，一些国家由于经济欠发达，使得生产者和生产资料之间重新结合的社会主义初衷未能实现。这种困境对现实的社会主义有着很大的负面影响，简单来说就是这些国家拒绝内部的民主化，并且模仿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主义，最终导致这些社会的崩溃以及自然环境的破坏。生态社会主义具有和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相同的解放目标，并且反对社会民主主义卑贱的改良主义目标和官僚社会主义的增长主义取向。生态社会主义坚持在一个生态学的框架内重新定义社会主义生产的途径和目标。它是通过“限制增长”这样一个维持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来达到目的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匮乏、艰苦或压迫。
我们的目标实际上是对人类需求的一种转化，是将其导向重质量的方向，而非重数量的方向。从商品生产的角度来说，这意味着重视使用价值高于重视交换价值。这是一个立足于当前经济活动之上的计划，意义深远。
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生态主义的生产方式是解决当前日益严重的危机的基础。一个由生产者自由组织而成的社会，并不会止步于它自身的民主化，它要进一步坚持以全人类的自由为自己的立足点和目标。这就要求它要克服主观上的和客观上的帝国主义冲动。在实现这个目标的道路上，它要努力克服一切形式的压迫，特别包括性别的和种族的压迫，并且，它消除了导向原教旨主义混乱和恐怖主义的条件。总之，这个世界性的社会与自然界能够保持生态上的和谐。这样一种社会在当前是无法想象的。这种趋势的一个实际结果将会是，比如，渐渐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它一直同工业资本主义相始终。而这反过来会使被石油帝国主义所占据的土地解放出来，同时使全球变暖以及其他一些生态危机带来的影响得到控制。
任何人在读到上述倡议的时候，无法不为其隐含着多少实际及理论上的困难而苦恼，也无法不为其距离当前世界的实际情况太远而沮丧。要知道，现状本身是得到现实的制度和现有主流意识的维护的。我们并不需要详细地说明这点，因为这显而易见。我们坚持的只是要正确地衡量这些问题。我们的计划不需要列出方案中的每一步，更不是向占据优势的敌人妥协，相反，我们只想促进一种有别于现状的发展逻辑，一种能够对现状带来足够和必要的改变的发展逻辑。此外，就是开始促成能够导向最终目标过渡的中间步骤。我们开展这个工作，是为了更深入地思考改变的种种可能性，同时还想吸引志同道合者。如果这些主张有任何可取之处，那么类似的想法以及实现这些想法的实践，将会在全世界无数个角落一起萌芽。生态社会主义将是国际化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否则它将什么都不是。我们视我们时代的危机为一个革命机会。我们的义务就是证实它，并且实现它。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marxist.org-chinese-ecosocialist.htm

左翼有其道德標準，知道世上有是非善惡，而道德的實踐端靠自由。為此，建立及維護一個可令所有人實現自主和展現精神的自由社會，可謂左翼根本的道德。

左翼較少宣揚道德原則，面對個別人士的是非善惡，很少有直接的反應。皆因一個人之行為、善惡，並不單是其人之決定。例如一個人犯案，罪名是否成立，端看其人的意圖。看其個人意志同時，量刑亦著重其人的成長和社會背景。如果是生活環境困難，犯案逼於無奈，往後再犯機會少的，刑罰就相應較少。此外，左翼認為道德勸說或譴責並不是引導人為善去惡的關鍵。譴責個別的惡行，不如改變社會條件，創造自由、互相尊重的空間。

在一個鼓勵惡性競爭的社會，為善的人被懲罰，為惡的人得獎勵。人的價值觀自然被扭曲。竊鈎者誅竊國者侯，一方面是個強烈的批判，另一方面卻也造成許多人對權力和施壓者的膜拜和寬容。我們欣賞面對強權誓不低頭的人，但在極權下苟且偷生也可體諒。然而苟安者為了心理的平衡，迴避自我的道德譴責，難免扭曲自己的價值觀甚至曲解事實。當扭曲者奉迎權力而得到獎勵，就更可能埋沒良心。獎勵不一定是榮華富貴，也可以是實踐精神的機會，對人類文明也可以有價值。例如在極權下的音樂家，以支持極權來換取繼續創作音樂的機會。而這就造成更複雜的考慮，為了人類的精神發展，變相得作出取捨，甚或幫忙打壓異端，到底是否合理？「良心」在這些處境，可以有非常不同的判斷。尤其是當你身處於在一個極其殘酷的社會，幾乎沒有依從良心而生活的空間，每日只是在不同的邪惡中選擇。

以為這是在講中共治下？可不止呢，活在資本主義下，要找沒有任何壓迫下生產的產品也不容易。喝一杯咖啡、買一件衫，可能就站到壓迫的一方。而想實踐精神與創造，只要埋沒良心換取幾個企業的資助，事情不就容易好多？

所以問題不在於我們能否在社會中守住道德，而是社會根本沒有機會讓我們過有道德的生活。面對這種社會條件，我們當然可以嘗試離群索居，與所有的邪惡和剝削的體制脫離關係。但在左翼，這不是真正的答案。真正的道德在於不朽，而不朽在於人類精神的實踐。任何人精神的不能發展，也是人文世界和所有人精神實踐的虧欠。我們見到戰亂中兒童流離、喪命，覺得特別心痛。一方面因為稚子何辜；另一方面也因為年輕的生命失去在世上建立和實踐自己的機會。難道不是所有人都有權尋找自己的幸福嗎？我們要做的是參與及促成這個自由與道德的世界。用了facebook、iphone，不是真正的問題。我們當然希望擺脫這些體制，但個人罷用不是關鍵。相反在各種政治關係的間隙中找尋和拓展自由的空間，累積反抗的力量才是重點。

如果我們向不自由社會下的人作道德譴責就更加是一種傲慢。一方面我們知道苟且偷生的艱難，另一方面我們也了解弱者向弱者抽刀，更多時是逼於無奈。在資本宰制的社會中，倒是越有資本的人越有條件去「為善」，例如罷吃連鎖快餐、罷買超市、血汗成衣，對基層可以是沉重的負擔。我們日常的道德判斷和說辭，不免受我們身處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影響，就是會對權貴更推崇和寬容，而對弱勢者更嚴苛。道德判斷應該是要彰顯價值，揭露邪惡的，但我們慣常的道德往往變成自身的矛盾。在不自由的世界去講論個人道德，容易錯把批評落在弱者身上，隱沒了社會的不平等和不自由。

所有社會壓迫都來自體制，例如國家機器、極權、資本、自由市場，父權。體制之可怕不獨是因為它壓迫，而是它的生產力和創造力，讓人願意放棄一些自主自由，與之合謀，賺取生計，以至實現理想。既然我們了解道德與否是社會問題，那我們向個人宣揚道德，叫他們在「自己崗位」盡力為善、保持良心，就是叫人用一己之力去抗衡體制及其生產和創造的力量，難免離地。在極度壓迫之下，少數的道德堅持者可說是文明和自由的最後防線，也是所有社會改革的起點，但要促成改變，只靠少數人的努力怎可能足夠？

極權或資本主義，在今日已是社會的霸權/統識(hegemony)。以往獨裁者依靠強硬武力維持對社會的控制，一旦其武力被推翻，整個極權就瓦解。這是暴力革命在以往能成功的原因。但今日獨裁者已進化，其體制深入到社會的肌理中，媒體、商業運作、民間團體、宗教組織、學術界、工會、法庭、文藝，全都是體制要控制的對象。目的就是全面控制生產和創造，所有工業必須認同霸權才能生存。就算一時間用武力推翻獨裁者，利益集團還是會用盤根錯節的社會關係網維持控制，借屍還魂。

要對抗體制，必定要由個人結成組織。在各個層面奪回自主自由的空間。當自由自主的空間越多，整體社會實踐道德的條件就越好。我們要從將道德和自由從體制的綁架中解放，直至所有社會的構成都是自由自主的。左翼關注的是在切實的社會狀況中，如何增加自主的空間。就此舉幾個實際例子，作為運動方向。

在香港，雖然關注民主發展的人大多認為主流媒體如無綫新聞是偏頗的，但無綫仍然是大多數人接受政治世界、公共討論的媒介。偏頗的新聞取向，也是延續壓迫的關鍵。在尚有資訊自由的香港，有志者可以從兩方面挑戰。一是想用盡方法去顯露無綫的偏頗，令更多人意識到無綫新聞不是個可信的媒體，營造睇無綫就是睇假新聞的「常識」。另外就是提供別的資訊媒介，建立與無綫同樣的方便入屋的新媒體。當然在香港鬱悶的政治環境，更要回應政治疲勞和冷感的問題。但這也是有志之士組織和努力的方向。

又如，區議會已長期被建制派把持，變成體制控制資源、利益輸送的溫床。但大部分市民對區議會掌控的資源和真正的影響力仍是沒有了解。將建制派把持的區議會之腐敗公開，令人了解區議會用公帑資助建制的實況，是重奪區議會、截斷建建制派資源的關鍵。另外，建制派的區議會令市民認為社區政治是沒有實質效果的，不必在意的。這也從軟性一面形成更普遍的政治冷感。組織區內人士，發現真正的社區問題，用民間組織方式去解決，令市民發現社區政治及其力量，也是直接開拓政治自由自主的努力。

最後一例，近年學術界同時受政治和市場邏輯的打壓。新自由主義化令學校變成工廠，學位變成產品。真正本土有意義的學術空間狹窄。建制為了控制大學老師，削去其自由參與政治的空間，褫奪知識份子的光環，於是用行政手段逼走有志的學人，令其餘的學者更服從非政治的潛規則。結果是大學作為社會良心、理性和知識的聲音被禁絕。社會的道德和自由就在這過程中流失。有志之士，此時可以組織起來，力陳學術自主自由的重要，發起行動令大學的商業化、體制化減慢或中止。再不然，在民間建立自由的學術空間，令建制壟斷學術界的企圖落空。

以上只是一些開拓道德和自由的例子，重點是從具體的社會關係中開始組織和抗爭。左翼對道德的基本想法是，如果社會逼使我們不道德，我們就去奪回和擴充道德的空間。如果Facebook 和iphone 是邪惡的，個人罷買不是出路，而是提供新的選擇或集體罷買/用逼使這些企業轉變。面對國際難民問題也一樣，不是在接收和趕走難民中做抉擇，而是尋求國際社會停止戰亂和氣候變化，令難民不再出現，令所有人有家可歸。

組織是有效行動的關鍵，亦是保持個人道德的良方。在瘋狂的社會，保持理智的方式就是找到有理智的同伴一起前行。當我們找到有意義的方向，就從內在找到更多堅持道德的力量。不求結果的道德堅持是最崇高的理念，但在組織之中我們更能感受道德的力量叫我們邁步。

當然，這一切壓迫者早了然於胸，所以資本主義和極權都盡力地將人個體化、原子化。「成為孤立的個人吧！」絕大部份人好快就放棄道德的堅持，只關心個人的福樂。在香港，我們還是比中國大陸幸運的。我們的連結和組織尚未被嚴重打壓。我們還可以在不完整的公共領域進行推動和組織。把握機會吧，讓我們在寒冬未至前先生好火，也許可以成為春天的準備。

https://www.inmediahk.net/node/1057233

（写在前面：恩格斯对家庭，私有制和国家形成的历史的研究清晰的表明了：私有制是人类在进入农业时代之后才人为发明出来的，而不是右派鼓吹的“人类本性”，而一夫一妻家庭和相应的婚姻制度是人类发明私有制之后，男性为了独占财产和后代继承财产，才发明出来的一种对女性的压迫制度。对，是人为的分财产的压迫制度，而不是基督徒鬼扯的“神圣的为了人类繁衍的制度”。而国家，或者说文明，都是基于私有制的产物。）

劳动越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越受限制，社会制度就越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然而，在以血族关系为基础的这种社会结构中，劳动生产率日益发展起来；与此同时，私有制和交换、财产差别、使用他人劳动力的可能性，从而阶级对立的基础等等新的社会成分，也日益发展起来；这些新的社会成分在几个世代中竭力使旧的社会制度适应新的条件，直到两者的不相容性最后导致一个彻底的变革为止。以血族团体为基础的旧社会，由于新形成的各社会阶级的冲突而被炸毁；代之而起的是组成为国家的新社会，而国家的基层单位已经不是血族团体，而是地区团体了。在这种社会中，家庭制度完全受所有制的支配，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从此自由开展起来，这种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构成了直到今日的全部成文史的内容。

这种对偶制家庭，本身还很脆弱，还很不稳定，不能使人需要有或者只是希望有自己的家户经济，因此它根本没有使早期传下来的共产制家户经济解体。但是共产制家户经济意味着妇女在家内的统治，正如在不能确认生身父亲的条件下只承认生身母亲意味着对妇女即母亲的高度尊敬一样。那种认为妇女在最初的社会里曾经是男子的奴隶的意见，是18世纪启蒙时代所流伟下来的最荒谬的观念之一。在一切蒙昧人中，在一切处于野蛮时代低级阶段、中级阶段、部分地还有处于高级阶段的野蛮人中，妇女不仅居于自由的地位，而且居于受到高度尊敬的地位。这种地位到了对偶婚时期是怎样的情形，可以由在塞讷卡部落的易洛魁人中做过多年伟教士的阿瑟·莱特作证明。他说：

“讲到他们的家庭，当他们还住在老式长屋(包含几个家庭的共产制家户经济)中的时候……那里总是由某一个克兰(氏族) 占统治地位，因此妇女是从别的克兰(氏族)中招来丈夫的……通常是女方在家是支配一切，贮藏品是公有的；但是，倒霉的是那种过于怠惰或过于笨拙因而不能给公共贮藏品增加一分的不幸的丈夫或情人。不管他在家里有多少子女或占有多少财产，仍然要随时听候命令，收拾行李，准备滚蛋。对于这个命令，他不可有反抗的企图；他无法在这栋房子里住下去，他非回到自己的克兰(氏族)去不可；或者像他们通常所做的那样，到别的克兰内重新结婚。妇女在克兰(氏族)里，乃至一般在任何地方，都有很大的势力。有时，她们可以毫不犹豫地撤换酋长，把　他贬为普通的战士。”24在共产制家户经济中，大多数或全体妇女都属于同一氏族，而男子则来自不同的氏族，这种共产制家户经济是原始时代普遍流行的妇女占统治地位的客观基础，发现妇女占统治地位，乃是巴霍芬的第三个功绩。——为补充起见，我还要指出：旅行家和传教士关于蒙昧人和野蛮人的妇女都担负过重工作的报告，同上面所说的并不矛盾。决定两性间的分工的原因，是同决定妇女社会地位的原因完全不同的。有些民族的妇女所做的工作比我们所设想的要多得多，这些民族比我们欧洲人常常对妇女怀着更多的真正尊敬。外表上受尊敬的、脱离一切实际劳动的文明时代的贵妇人，比起野蛮时代辛苦劳动的妇女来，其社会地位是无比低下的；后者在本民族中被看作真正的贵妇人(lady，frowa，Frau＝女主人)，而就其地位的性质说来，她们也确是如此。

根据母权制，就是说，当世系还是只按女系计算的时候，并根据氏族内最初的继承习惯，氏族成员死亡以后早先是由他的同氏族亲属继承的。财产必须留在氏族以内。最初，由于财物不多，在实践上大概总是转归最亲近的同氏族亲属所有，就是说，转归母方的血缘亲属所有。但是，男性死者的子女并不属于死者的氏族，而是属于他们的母亲的氏族；最初他们是同母亲的其他血缘亲属共同继承母亲的，后来，可能就首先由他们来继承了；不过，他们不能继承自己的父亲，因为他们不属于父亲的氏族，而父亲的财产应该留在父亲自己的氏族内。所以，畜群的所有者死亡以后，他的畜群首先应当转归他的兄弟姊妹和他的姊妹的子女所有，或者转归他母亲的姊妹的后代所有。他自己的子女则被剥夺了继承权。

因此，随着财富的增加，财富便一方面使丈夫在家庭中占据比妻子更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又产生了利用这个增强了的地位来废除传统的继承制度使之有利于子女的原动力。但是，当世系还是按母权制来确定的时候，这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须废除母权制，而它也就被废除了。这并不像我们现在所想象的那样困难，因为这一革命——人类所经历过的最深刻的革命之一，——并不需要侵害到任何一个活着的氏族成员。氏族的全体成员都仍然能够和以前一样。只要有一个简单的决定，规定以后氏族男性成员的子女应该留在本氏族内，而女性成员的子女应该离开本氏族，转到他们父亲的氏族中去就行了。这样就废除了按女系计算世系的办法和母系的继承权，确立了按男系计算世系的办法和父系的继承权。这一革命在文化民族中是怎样和在何时发生的，我们毫无所知。它是完全属于史前时代的事。不过这一革命确实发生过，关于这一点，特别是巴霍芬所搜集的关于母权制的许多遗迹的材料可以充分证明；至于这一革命是怎样容易地完成的，可以从许许多多印第安部落的例子上看出来；在那里，部分地由于日益增长的财富和改变了的生活方式(从森林移居大草原)的影响，部分地由于文明和传教士的道德上的影响，这一革命不久以前方才发生，现在还在进行。在密苏里河流域的八个部落中，有六个是实行男系世系和男系继承制的，只有两个还按女系。在肖尼人、迈阿密人和德拉韦人各部落中，已经形成一种习俗，即用属于父亲氏族的一个氏族人名来给子女取名字，用这种方法把他们列入父亲的氏族，以便他们能继承自己的父亲。“借更改名称以改变事物，乃是人类天赋的决疑法!于是就寻找一个缝隙，当实际利益提供足够的推动力时在传统的范围以内打破传统!”(马克思语)28因此，就发生了一个不可救药的混乱，这种混乱只有通过向父权制的过渡才能消除，而且确实这样部分地被消除了。“这看来是一个十分自然的过渡。”(马克思语)29至于研究比较法的法学家们对这一过渡在旧大陆的各文化民族中是如何完成的说法，——当然几乎全部只是一些假说而已，——见马·柯瓦列夫斯基《家庭及所有制的起源和发展概论》1890年斯德哥尔摩版[40]。

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单纯的生孩子的工具了。妇女的这种被贬低了的地位，在英雄时代，尤其是古典时代的希腊人中间，表现得特别露骨，虽然它逐渐被粉饰伪装起来，有些地方还披上了较温和的外衣，但是丝毫也没有消除。

这样确立的男子独裁的第一个结果，表现在这时发生的家长制家庭这一中间形式上。这一形式的主要特点不是多妻制(关于这一点后边再讲)，而是

　　“若干数目的自由人和非自由人在家长的父权之下组成一个家庭。在闪米特类型的家庭中，这个家长过着多妻的生活，非自由人也有妻子和子女，而整个组织的目的在于在一定的地域范围以内照管畜群”30。

这种家庭的根本之处在于，一是把非自由人包括在内，一是父权；所以，这种家庭形式的完善的典型是罗马人的家庭。Familia这个词，起初并不表示现代庸人的那种由脉脉温情同家庭龃龉组合的理想；在罗马人那里，它起初甚至不是指夫妻及其子女，而只是指奴隶。Famulus的意思是一个家庭奴隶，而familia则是指属于一个人的全体奴隶。还在盖尤斯时代，familia，id　est　patrimonium(即遗产)，就是通过遗嘱遗留的。这一用语是罗马人所发明，用以表示一种新的社会机体，这种机体的首长，以罗马的父权支配着妻子、子女和一定数量的奴隶，并且对他们握有生杀之权。

　　“因此，这一用语不会比拉丁部落的严酷的家庭制度更早，这种家庭制度是在采用田野耕作和奴隶制合法化以后，也是在雅利安意大利人同希腊人分离以后发生的。”31

　　对这一点，马克思补充说：“现代家庭在萌芽时，不仅包含着奴隶制(servitus)，而且也包含着农奴制，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是同田野耕作的劳役有关的。它以缩影的形式包含了一切后来在社会及其国家中广泛发展起来的对立。”

这种家庭形式表示着从对偶婚向专偶婚的过渡。为了保证妻子的贞操，从而保证子女出生自一定的父亲，妻子便落在丈夫的绝对权力之下了；即使打死了她，那也不过是行使他的权利罢了。[41]

根据我们对古代最文明、最发达的民族所能作的考察，专偶制的起源就是如此。它决不是个人性爱的结果，它同个人性爱绝对没有关系，因为婚姻和以前一样仍然是权衡利害的婚姻。专偶制是不以自然条件为基础，而以经济条件为基础，即以私有制对原始的自然产生的公有制的胜利为基础的第一个家庭形式。[50]丈夫在家庭中居于统治地位，以及生育只可能是他自己的并且应当能继承他的财产的子女，——这就是希腊人坦率宣布的个体婚制的唯一目的。其实，个体婚制对希腊人说来就是一种负担，是一种必须履行的对神、对国家和对自己祖先的义务。在雅典，法律不仅规定必须结婚，而且规定丈夫必须履行一定的最低限度的所谓婚姻义务。[51]

可见，个体婚制在历史上决不是作为男女之间的和好而出现的，更不是作为这种和好的最高形式而出现的。恰好相反。它是作为女性被男性奴役，作为整个史前时代所未有的两性冲突的宣告而出现的。在马克思和我于1846年合写的一个旧的、未发表的手稿中，我发现了如下一句话：“最初的分工是男女之间为了生育子女而发生的分工。”43现在我可以补充几句：在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制下的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同时发生的。个体婚制是一个伟大的历史的进步，但同时它同奴隶制和私有制一起，却开辟了一个一直继续到今天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相对的退步，因为在这种进步中一些人的幸福和发展是通过另一些人的痛苦和受压抑而实现的。个体婚制是文明社会的细胞形态，根据这种形态，我们就可以研究文明社会内部充分发展着的对立和矛盾的本质。

但是，在这两种场合，婚姻都是由当事人的阶级地位来决定的，因此总是权衡利害的婚姻。[58]这种权衡利害的婚姻，在两种场合都往往变为最粗鄙的卖淫——有时是双方的，而以妻子为最通常。妻子和普通的娼妓不同之处，只在于她不是像雇佣女工做计件工作那样出租自己的身体，而是把身体一次永远出卖为奴隶。所以，傅立叶的一句话，可适用于一切权衡利害的婚姻，他说：

　　“正如在文法上两个否定构成一个肯定一样，在婚姻道德上两个卖淫则算作一个美德。”47

以上全部论述证明，在这种顺序中所表现的进步，其特征就在于，妇女越来越被剥夺了群婚的性的自由，而男性却没有被剥夺。的确，群婚对于男子到今天事实上仍然存在着。凡在妇女方面被认为是犯罪并且要引起严重的法律后果和社会后果的一切，对于男子却被认为是一种光荣，至多也不过被当作可以欣然接受的道德上的小污点。但是，自古就有的淫游制现在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影响下变化越大，越适应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越变为露骨的卖淫，它在道德上的腐蚀作用也就越大。而且它在道德上对男子的腐蚀，比对妇女的腐蚀要厉害得多。卖淫只是使妇女中间不幸成为受害者的人堕落，而且她们也远没有堕落到普通所想象的那种程度。与此相反，它败坏着全体男子的品格。所以，举例来说，长期的未婚夫状态，十中有九都是婚后不忠实的真正的预备学校。

由于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所以它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生产的每一进步，同时也就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对一些人是好事的，对另一些人必然是坏事，一个阶级的任何新的解放，必然是对另一个阶级的新的压迫。这一情况的最明显的例证就是机器的采用，其后果现在已是众所周知的了。如果说在野蛮人中间，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不大能够区别权利和义务，那么文明时代却使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和对立连最愚蠢的人都能看得出来，因为它几乎把一切权利赋予一个阶级，另方面却几乎把一切义务推给另一个阶级。

但是，这并不是应该如此的。凡对统治阶级是好的，对整个社会也应该是好的，因为统治阶级把自己与整个社会等同起来了。所以文明时代越是向前进展，它就越是不得不给它所必然产生的坏事披上爱的外衣，不得不粉饰它们，或者否认它们，——一句话，是实行习惯性的伪善，这种伪善，无论在较早的那些社会形式下还是在文明时代初期阶段都是没有的，并且最后在下述说法中达到了极点：剥削阶级对被压迫阶级进行剥削，完全是为了被剥削阶级本身的利益；如果被剥削阶级不懂得这一点，甚至想要造反，那就是对行善的人即对剥削者的一种最卑劣的忘恩负义行为。[117]

现在把摩尔根对文明时代的评断引在下面作一个结束：

　　“自从进入文明时代以来，财富的增长是如此巨大，它的形式是如此繁多，它的用途是如此广泛，为了所有者的利益而对它进行的管理又是如此巧妙，以致这种财富对人民说来已经变成了一种无法控制的力量。人类的智慧在自己的创造物面前感到迷惘而不知所措了。然而，总有一天，人类的理智一定会强健到能够支配财富，一定会规定国家对它所保护的财产的关系，以及所有者的权利的范围。社会的利益绝对地高于个人的利益，必须使这两者处于一种公正而和谐的关系之中。只要进步仍将是未来的规律，像它对于过去那样，那么单纯追求财富就不是人类的最终的命运了。自从文明时代开始以来所经过的时间，只是人类已经经历过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只是人类将要经历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社会的瓦解，即将成为以财富为唯一的最终目的的那个历程的终结，因为这一历程包含着自我消灭的因素。管理上的民主，社会中的博爱，权利的平等，普及的教育，将揭开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经验、理智和科学正在不断向这个阶段努力。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摩尔根《古代社会》第552页)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engels/marxist.org-chinese-engels-1884-3.htm

问题所在

我们每天醒来，上班，接过任务。我们坐着工作，计算着何时回家，何时周末，何时放假，做着白日梦。或者更糟糕，我们没找到工作，靠着救济勉强度日。我们为一张账单焦虑不安，为赚取租金四处奔波，事实上每个月末我们银行存款只有那么丁点变化。我们怀疑能否在将来一天成家立室，想了想或许是明年吧。我们为政府再次发起战争而愤怒，因为我们被无视了。我们看着气候变化的新闻，想象不出孩子的未来。1

问题在于，我们每天都在重建一个不服务于我们的世界，而且是失控的世界。我们不再是人类，我们是人力，是一个机器上的齿轮，这个机器只有一个目的：利益。对利益的无尽追求使得我们深陷在枯燥的工作中，或者失业时四处游走寻找工作。这使得我们每月都要为房租或者房贷思虑。这使得这个星球环境灾害频发，而世界领袖自命不凡。

在这个世界，每样东西都有价格。每天，越来越多的东西进入市场。一个世纪前，这个东西是汽车，今天连DNA和地球空气都有价格。对于生命中愉悦我们的东西——友谊，爱，玩乐——有标上价格的想法那就是荒谬的，甚至是可憎的。这会令我们感到荒谬，是因为市场运作的原则与我们生活运作的原则并不相同。市场力量使得亿万饥荒和食物过剩能同时发生。数百万人无法承担起治愈艾滋病的药物，而制药公司在营销和管理上花费过半的预算。市场不能辨别人类的需求，除非需求能用现金交易。获得现金的唯一方法是为老板打工或者申请救济。为工资而工作，我们的身体和智力进入了市场，成为了可以买卖的东西。

当我们工作，我们创造的东西比放在市场上卖的还要多。但是我们没有得到符合创造价值的回报，否则就没有什么东西作为利润留给老板了。如果公司不能得到足够的利润，它就会倒闭，我们被解雇，资金投资到别处。老板的利益和我们的利益不是一致的。市场的问题不是价格太高或者供应不足。问题是踏跺规则或者太少。问题是所有物品都有价格。在市场的世界里，人们的需求多样只因那些富人能用金钱满足自己。所有政府为维护这个秩序而运作，有时抛出民主和福利的萝卜，有时挥舞独裁和战争的大棒。这不是属于我们的世界。

每一天都有普通人在反击。工人组织罢工，占领反抗，在这个非人道的世界为人类需求而站起来奋争。这个网站就是为他们而建。你们。我们。除了劳动力没有别的可以卖，除了枷锁没有别的可以失去的人们。被寂静的世界无时无刻不被吸着血的人们。当我们为我们的需求奋起抗争，我们能够预见一个不同的世界，一个遵循“从人人各尽所能发展成人人各取所需的社会”原则的世界。一个属于自由和社区的世界——自由共产主义。

思想

libcom是自由共产主义（libertarian communism）的缩写，自由共产主义是我们认同的政治理念。自由共产主义是伴随人类社会发展，紧密绞合的互助和团结的政治表达。人类互助的倾向贯穿整个社会。每天细微之处都可做例证，人们组织集体聚餐，在楼梯间帮助陌生人抬婴儿车。人们也可以更直白的方式表达自己，例如工人团结罢工声援另一地方的工人团体，就像2005年英航行李搬运工为盖特美食公司员工做的那样。工人们也可以爆发并发展成社会中有影响力的力量，如同这些工人运动，2001年阿根廷，今天的希腊，1980年韩国光州，1974年葡萄牙，1968年法国，1956年匈牙利，1936年西班牙，1917年俄罗斯，1871年巴黎……

我们首先认同工人们团结互助和抗争的历史，无论他们是不是作为一个自由共产主义者去运动（如西班牙革命的工人）。我们也受到别的理论上和实际上的传统的影响，例如无政府共产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极左，左翼共产主义，自由马克思主义，议会共产主义等。我们支持撰写者和组织，包括卡尔马克思，Gilles Dauvé, Maurice Brinton, Wildcat Germany, Anarchist Federation, Solidarity Federation, prole.info, Aufheben, Solidarity, the situationists, Spanish CNT等。

但是，我们意识到要在当前社会实现这些理念和组织形式有不少限制因素。我们注重于理解和转变此时此地我们经历着的社会关系，在每天的生活将它导向有益于环境和保护这个星球。同时从以往的工人阶级运动的成败和理念中吸取经验。

这个网站

这个网站涵盖了有关工人斗争的新闻及分析，讨论和过万文章的归档，这些文章由上万的历史，列传，理论原本，巨著和单行本领域的用户贡献。我们多年来已经合并了其他几个在线归档，并且添加了数百则由我们自己编写或扫描的独家文本。我们完全独立于所有工会和政党。这个网站完全由候补志愿管理员和用户的捐赠来资助运行。

如果你和我们有共同情趣，为什么不注册并开始参加呢？

（请见本网站的中文资料库。）

https://libcom.org/guanyu-libcomorg

前言

台灣過去台代的市場經濟機制正常運作下，只要經濟持續成長，就會帶來各種正面社會效益，年輕人不怕找不到工作，不會沒有職場成功機會；中年人可以重新創業、發展事業第二春；弱勢者、偏遠地區民眾可到都市辛苦打拚賺錢寄回老家等。一個正面成長的市場經濟就會帶來良性的社會生活發展──但這正面循環，在近10年來顯然已難以繼續了，未來也似乎看不到新希望。

正是在這市場失靈、政府失能的極端嚴峻局勢下，台灣主流菁英開始警覺到這危機趨勢，籌謀因應之策。而這答案就是近年來，開始不斷出現在主流媒體，許多知識份子琅琅上口的「社會企業」（注1）。
相對於以追求私人資本利益一般公司企業來說，市場經濟若能發展出社會企業固然是有正面意義，但若從翻轉資本主義根本性質，來追求一個合乎公義與經濟效益的新經濟模式的角度來看，筆者認為目前所提倡的社會企業，其實是為德不卒。目前所謂的社會企業，不僅基本保留了私人資本、僱用勞動的基本屬性，而且在邁向公義社會的新經濟模式上，還不如以經濟民主製為本的合作社企業。

本文將簡要分析這兩種經濟體型態的區別，並釐清為何合作社才是較適合邁向左翼者經濟民主制的企業組織。

一、合作經濟的五大要素

過去幾年來，筆者在此專題版的相關文章中，曾一再指出：今後對於台灣左翼運動者的真正挑戰，不在於重複批判現實資本主義之市場經濟重大缺失與危機，或宣揚社會主義社經體制的基本理念（雖然這些都很重要），而在於如何以一個小規模，甚至有相當侷限性，但卻是能實際運作的經濟機制，來證明一個沒有私人資本利益為前提的互助合作經濟生活是可行的，更是可欲的。

筆者（以及台灣公共化協會的其他夥伴們）在此專題版中，陸續引介、評論了合作經濟的基本模式以及其成功的例證（注2）。
筆者所倡導的合作經濟，乃是以「經濟民主制」為其根本前提（上位概念），並在實際運作上表現出五點要素。即，

（一）在經濟決策上是：民主決策，一人一票，人人平等；

（二）在勞動管理上，則應是自主管理（雖有專業管理階層，但卻必須有相應的工會來平等監督）；

（三）而在勞動成果分配上（即盈餘、利潤），應是以按勞分配為原則（即做出多少成績，得到多少報酬）但輔之以公義價值來考量（即並不盡然以工作成果來分配，而考慮到相對弱勢勞動者的不利條件或額外需求，而在一定程度上，不平等地多予分配）。

這按勞以及公義分配的原則，帶出了非常關鍵的第四點：
（四）參與這合作經濟組織的成員，不僅僅是出資入社而已，而必須同時是該經濟組織的勞動者之一。也就是說，在合作經濟組織內，沒有資本的僱用勞動之生產關係（有人出資來僱用沒有資本但有勞動力的勞動者來從事勞動生產），而是每個成員都是自己老闆，這生產關係乃是自我僱用。

要做到上述四點，則其前提必須是：
（五）這經濟組織的所有權須為人人平等的分享，而非容許任何人以資本、才能來得到更多的所有權比例（如公司的股份制度，是以出資比例的多寡來決定其不同比例的利潤分享、不同比例的決策權）。換言之，這合作經濟組織必須是人人平等的出資，人人平等的擁有其所有權，這合作經濟體始能落實經濟民主。

二、成功的合作經濟案例：蒙德拉貢合作社集團

當前實際的經濟機制能表現出上述五點要素，就是合作社（但並非每一類型合作社或每一地區合作社均能符合上述五要素）；而目前各國、各類型合作社組織表現近乎完美地符合這五要素的合作社，就是筆者曾多次介紹的西班牙巴斯克地區的蒙德拉貢合作社集團（Mondragon Cooperative Corporation，注3）。

如果這合作社組織（不論規模大小），能以此五要素來成功運作，那幾乎我們今日所習見的資本主義經濟大多數弊病都一掃而空。例如，由於組織所有成員人人都有平等的決策權與勞動者權益，其內部決策民主化與管理的自主化可獲得有力保障；而當合作社經營大環境不佳時，也不會有裁員情事發生，因為每個人都是社員；所以，除非自願退出，否則在原則上不會有解僱結果（也根本沒有僱用關係）。

西班牙蒙德拉貢合作社集團創始於1956年，是世界上第一間勞工合作社，目前也是西班牙第7大集團，圖攝於2012年4月16日。

（圖／Colaborativa dot eu攝　來源／Flickr創用CC）

但另一方面，這有內部平等、民主的合作經濟體，卻並不是一個讓大家只吃大鍋飯，績效很差的受政府政策保護的單位。合作社還是處身於市場經濟的激烈競爭中，所以一個經營良好的合作社企業，如蒙德拉貢，依然講求效率、業績，內部依然有其按勞分配的原則，也依然有企業經營的專業管理。所以，在蒙德拉貢雖然沒有僱用關係來解僱其社員，但其內部工作規章還是有工作態度、能力的要求，以保證其績效能有市場競爭力。

所以，總體來說，合作社經濟是一方面能實質上增加社會生產力，有其客觀經濟效益，另一方面，則有其社會效益，例如提供安穩的就業機會、降低失業率，而且由於其整體運作是以社員權益為根本，透過互助合作方式來共同成長，所以合作經濟對於社區、弱勢者的幫助，乃是無可取代的機制。

三、主流媒體的社會企業

目前有許多富有公益愛心的專業者，包括曾在職場經營過企業或為高階企管者，或曾在海外、台灣偏遠地區當過志工服務的年輕人，因為公益價值觀以及自身專業素養、人脈資源等，開始逐漸集結、籌組、倡議各類型社會企業。而一直被台灣高失業率、為弱勢者工作機會所苦惱的勞委會更是樂觀這種新型態社會企業的興起，而開始擬議社會企業法草案，以在法令規章上催生這新型態的企業體，以期能多少解決台灣高失業、貧富不均等社經問題。

但什麼是「社會企業」？未來可預見的有法律明確定義之社會企業能夠符合上述的經濟民主制嗎？

首先，在目前台灣法令規章中，商業組織大致可分為非營利與營利者，而合作社是前者，其餘就都是營利事業（包括獨資商號、合夥、有限、無限、兩合與股份有限公司等）。而目前所謂標榜為社會企業者，不過是在公司法所明定的公司須以營利為目的之外，自己在公司章程上再附加其他社會或公益責任而已。例如，筆者所知一家總部在南部的資訊產品流通大廠，就宣稱其公司會每年盈餘總額中提撥20％來做公益，這就是台灣目前典型的社會企業之一了。

換言之，所謂社會企業的最寬鬆定義，就是在既有的私人資本之公司結構上，除了基本的營利目標外，另外增加了公益捐助額度，或增加了企業對社會責任事項（如環保之生產政策等），其餘一切不變。

其次，更進一步的社會企業標準是：創立這個公司以公益為主要目的，而營利乃是次要目的或甚至是手段，這也是目前許多有心倡導社會企業者所擬議的社會企業法之方向（注4）。

在這些擬議中組織法令草案中，仍然是保留的股東制度、仍然是以資本僱用勞工為其生關係，並明言說，這類社會企業總目標是要在股東利益與社會公益中達到平衡而已。即使我們設想，未來這些社會企業體明定其所有利潤都作為公益（例如，台灣社福機構另行成立一家社會企業來將其利潤轉為社福資源），但其所僱用的勞動者依然是沒有平等決策權、管理權，依然不是經濟民主制的一部分。

在邁向左翼的經濟民主制的新社經模式中，但願台灣公共協會過去幾年來的一些摸索心得能提供給立報讀者們一些良性刺激，謹以此文暫與各位告別。（作者：姚欣進，台灣公共化協會成員）

• 注1：參考聯合報一系列的社會願景工程的社會企業報導與分析：http://goo.gl/r8mnf
• 注2：潘欣榮，〈從蘇花高到美麗灣 談環境抗爭邁向合作經濟的可能性〉，http://goo.gl/0qjJD
• 注3：〈經濟民主制的範例–蒙德拉貢合作企業公司〉，http://goo.gl/sFsZ9G
• 注4：請參考社企流網站相關資訊：http://goo.gl/ElxEmW

http://www.seinsights.asia/news/131/13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