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资本主义黑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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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掛逼面、修車、女大神”：三和住民的愛、性與人生

（写在前面：被踩在底层，被剥削压迫，一无所有，连基本的性欲都被压迫殆尽，伴侣和小孩更是连想的条件都没有，他们和她们意识到了资本主义对他们和她们做了什么，却不知如何反抗，更不知如何解决。）

摘要：他們也許隱隱發現了：在醫療、教育、住房和司法上，在人生的方方面面，他們的父親並非是城邦的自由民。為了逃離巨大齒輪的暴力碾壓，年輕人們終日聚集在三和，徘徊，張望，流離失所。

三和大神，指的是聚集於深圳市的三和人才市場旁邊打日結零工的“遊民無產者”，由於他們往往年齡較小，熟悉互聯網文化，所以通過網絡創造出了屬於自己的一整套亞文化符號系統。

三和地區周圍是一片普通的住宅樓和一些並不太低檔的商場，人才市場就像一個異物，突兀地插入了小市民生活區內。三和的生存條件毫無疑問糟糕到了極限，這裡的街道垃圾遍地，深圳多雨的天氣使三和小巷臭氣熏天。

大神們就在這樣的環境裡活動，經常不得不在糞水堆旁邊聊天、玩手機乃至吃飯，衛生狀況非常堪憂。這裡的食物也都是最廉價的快餐，5元的“掛逼面”[1]是最流行的。

而晚上，大神們如果願意花15元，可以去睡8人一間的大廳，更多時候則是直接睡在三和附近的廣場或者臺階上。

充斥黑廠和黑中介的世界還會好嗎？

這次我們詢問了幾位大神，為什麼不願意進入工廠拿穩定的工資，過一般打工青年的日子？

據一位大神說：“中介黑廠多。”輾轉打工期間，他們遇到過各種各樣的不人道待遇。

有導致工人不孕不育的“毒車間”：“我當時聽說了，就沒去，不知道的人也就這樣進去了。”

有變相禁止請假的工廠，病假需要層層手續，通常處理結果就是“工頭給你扔一包退燒藥，讓你繼續幹活”。

管理層用各種理由剋扣工資，“一封警告信200塊”，並以工資為要挾限制工人行動，“一不小心一個月的工資就沒了。”

有的廠宿舍條件極差，盜竊頻發，也聽說過強姦案，甚至有好幾起“女的就在宿舍就生了”的事件。

扣押身份證等變相監禁行為也遇到過，他們也只能：“沒辦法，認了，只能幹完趕緊走，最多下次不去了。”

更別提一些工廠最常見的問題：伙食差，“吃豬食”；工資低；工作環境充滿噪音、熱浪；還有日復一日的流水線生活中的無力感。

比起在黑廠忍受非人待遇，“做一天可以玩三天”的日結人生更加自由。

日結工資在200左右，通常是一些苦力工作，大神們拿了一天的工資，可以在網吧或者旅館過三天什麼都不用做的日子。

“做長期工的話受約束，上班有壓力一樣，日結就不一樣了。”

雖然他們出身底層，但並不能以此默認他們就應該忍受普遍的不人道待遇和對人身尊嚴和權利的隨意侵害。從根本上說，他們過上大神的生活，正是因為不願意完成主流社會對體力勞動者的規劃和期望，不願被奴役。

在三和，我有幸請到兩位老哥吃飯。

一位老哥告訴我，16歲的他不懂事，剛出來被黑中介騙去幹活，一個月只有1000塊錢工資，每天工作12小時。流水線工人、木工、地鐵工人和環衛清潔工他都做過。每個月寄錢回家，用於還債和弟弟妹妹的學費，就沒有留給自己的錢了，還好工廠包吃包住。

這樣的日子，他過了兩年。

18歲他進了大廠，一個月工資3500。自己生活費漲到了500，其他都貢獻給父母、弟弟妹妹的生活費和回家的車票。

直到20歲，弟弟妹妹都有了不錯的工作，但他的工資仍然是3500。父母開始嫌棄他了，他們說他沒有用，賺不到錢，沒有女朋友沒有車。“打罵是常有的事。”

2016年，他的食品批發生意虧本，向弟弟妹妹求助8000元，卻遭到了拒絕。他說，他們現在都有了工作和家庭，嫌棄自己賺不了錢，卻忘記了哥哥曾把青春奉獻給了他們。

他心涼了，一氣之下來到了三和，幹日結，打遊戲，睡掛逼床，日復一日，一轉眼已經兩年了。

三和日結零工的性與愛

在三和，老哥們談論最多的話題就是“修車”（性交易）和賭博。

作為一名女性，其實我很難融入他們關於性的談話，在長達一個月的微信群聊中，我才得以瞭解到三和獨特的性“文化”。

談論龍華附近的性工作者，比如以價格低廉口碑好聞名的“紅姐”和白富美的“高傲妹”；偷拍路過三和的女性和中介女性（如“黑妹”），並加以調侃；在群內傳閱黃色圖片和視頻……這些都是老哥們喜歡的發洩方式。

但是他們大多沒有那麼多錢，“在三和，百分之七十的大神幾個月都沒有性生活的，可能百分之八十。”老哥們表示：“修一次可以掛好幾個月，還是擼好。”性工作者服務一次的價格是300元左右，日結工作很難存下錢，所以他們也只限於口頭調侃。

三和不是沒有女大神，流離失所的年輕女性來到三和後，更願意兼職性服務業，因為比起黑廠和缺乏保障的日結人生，出賣身體是一種成本低廉、代價不高、容易堅持的工作。

據老哥們說，天黑以後，在三和旁邊的龍華公園的隱蔽處，曾有30~50元一次的“快炮”服務：也就是女方只“脫一截褲子”，不脫上衣的速戰速決交易。

由於安全措施的缺乏，這些女性很容易沾染疾病，“只有到最後都破罐破摔的，才願意幹快炮，一般女的不幹的。”這些女性為了幾包煙或者一個月的話費，就要承擔起染上各種棘手性病的風險。如果不是徹底走投無路，很難想象任何人會願意這樣生活。

30元，在龍華公園的黑夜裡，從一個走投無路的人那裡，交到另一個走投無路的人手中。

其實，三和附近的性工作者一般都不是專職者，性服務對她們來說是一個暫時提升生活條件的“外快”。很多時候，她們還是深圳最普通的工廠女工。

　在更深入瞭解幾位大神後，我發現了一些意料之外的事：在本該性慾充沛的年齡，更多的人卻對性持一種消極，甚至是迴避的態度。他們告訴我，其實自己並沒有那麼大的性慾，“在那地方待久了都沒性慾”，睡不好，吃不飽，缺乏隱私，工作疲勞都是原因。

不管是對於“紅姐”還是其他三和女神，在私底下，大神們保持一種淡漠的姿態，他們說：“其實沒那麼大興趣了，也就那回事兒。”問到心儀的廠妹“小潘”，老哥說：“不太可能了，沒想那麼遠。”問是否嚮往婚姻家庭，他們總是回答“沒想過”，老哥們認為，其實在三和也挺好的，如果住宿條件再好一點，肯定會有更多人來當大神。

三和像一個空氣不清新的避難所，擁擠的視線，惡劣的環境，在這裡，連動手解決的念頭也一天天減少。

圍在一起開黃腔，可以說一部分是出於一種文化慣性。

這是一個在性這一層面上充滿矛盾的群體，一方面他們和大部分底層男性一樣“飢渴”，不受主流性道德的束縛；一方面他們好像又是禁慾主義的擁躉，從他們身上感受不到年輕人的迫切的幻想和真誠的渴望，彷彿一個被暴晒乾癟的陳年絲瓜。長期的壓抑使他們的性慾支離破碎，一方面無限膨脹而得不到滿足，一方面這一原始的、本能的衝動竟然在漸漸消失。

性的壓抑和扭曲的禁慾感，像三和空氣中的複雜臭味一般無時無刻不籠罩著他們。

徘徊、張望和流離失所的三和年輕人

三和大神們所受的教育決定了他們註定只能成為最底層的體力勞動者，而他們的階級地位決定了他們在婚姻市場幾乎不可能找到交易對象。

主流社會期望他們像自己的父輩一樣，年復一年，任勞任怨地裝手機、擰螺絲，在喪失壓榨價值之後回到農村、養豬、蓋房子、生孩子、老去，就此消失於主流視野之外。

可是在深圳——這個資本主義極度發達的超級城市，年輕一代工人可以比父輩獲取到更多的信息，這條道路由此喪失了吸引力，並展現出它的原貌：貧困、陰暗又汙濁的底層人生。

他們也許隱隱發現了：在醫療、教育、住房和司法上，在人生的方方面面，他們的父親並非是城邦的自由民。

為了逃離巨大齒輪的暴力碾壓，年輕人們終日聚集在三和，徘徊，張望，流離失所。

註釋：

[1]掛逼：三和的日結零工不再進廠打工，靠日結度日。日結並非每天都有，當連日結都沒得做、飯也沒得吃之時，大神們稱這種狀態為“掛逼”。

https://www.gooread.com/article/20128175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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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佳士运动如何蜕变为毛派秀场以及年轻学生成为毛派的原因分析

最近关于佳士运动，最显眼的新闻是：

今天是9月9日，部分佳士工人声援团成员奔赴韶山拜祭毛泽东。

基本上这新闻一来，之前很多持部分支持或中立态度的人被气得骂街，有不少人更是直接骂这群学生奴才。而我要说的是，这条新闻一出，其实已经正式宣告佳士运动的失败了。当然，在此之前，佳士运动就已经被毛派严重渗透了，但之前尚可用“打着红旗反红旗”解释，但这祭拜行为是没法解释的，因为这不是在抗争，而是在投诚：你看，我们不是反贼，不是境外势力，我们是忠于党魁毛主席的，我们非常忠心，请老爷们手下留情啊！

但为什么会如此？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整个事件：

wiki的介绍：2018年5月10日，佳士员工余浚聪被开除。5月10日，佳士科技有限公司工人向坪山区总工会反映情况，区总工会表示可以组建工会解决问题[10]。6月，深圳佳士科技管理层组建“职工代表大会”，實質上將要求組建工會的工人所提出的候選人排除在外[11]。6月7日，员工向坪山区总工会和下属的龙田街道总工会提交了组建工会的申请，区总工会的意见是员工可以先去发展会员。6月29日，工人们写下《致佳士科技职工代表换届选举筹备组的一封信》。7月12日，在区总工会指示下，筹建工会的员工广泛传播《申请加入佳士工会意愿表》，有89名员工签字。7月16日，组建工会的员工代表刘鹏华被两个陌生人殴打。7月18日，另一位员工代表米久平被扔出厂外。[12]

BBC的报道：抗议发生在中国广东省深圳市佳士科技工厂。工厂工人指公司存在超时加班、严苛罚款、欠缴公积金等违法行为，希望通过组建工会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今年5月，数名佳士工人开始筹备组建工会，但随后有积极组建工会的工人代表遭到不明身份人士殴打，也有涉事工人被开除。

可以看到，一开始佳士事件完全就是工人自发的维权行动，但与之前的维权行动不同的是，这次佳士工人明确提出了要建立独立工会。

而毛派是什么时候开始干涉的呢？

wiki介绍：7月27日下午，30名前往燕子岭派出所抗议的工人、声援者，共23男7女再次被警方拘捕，其中至少六人被燕子岭派出所以“尋釁滋事”的罪名刑事拘留[14][15]。29日，各地声援的学生、左派人士来到派出所，這些聲援者以年輕人為主，或席地而坐，或站成一圈，高喊口号并齐唱《国际歌》[16]。社交媒體上的視頻顯示，包括工人、學生等15名代表，在廣州工運人士沈夢雨的帶領下於30日下午四點半向坪山區委書記遞交了公開信。在宣讀完公開信之後，聲援者試圖進入區政府但被阻攔。約30分鐘後，警方又强制传唤了這15名声援者[11]。有消息稱這些聲援者在當晚9時許獲釋[17]。

BBC报道：7月27日事件进一步发酵，一些佳士工人及其支持者前往工厂要求复工，但遭到警方逮捕。工人们和到现场支援的学生自发组成了现场声援团，呼吁释放被捕工人。现场声援团成员岳昕表示，有29人遭到深圳坪山当地警方逮捕，目前仍有14名工人未被释放。

声援团在深圳坪山燕子岭派出所门前举行集会抗议，还向深圳市坪山区检察院递交公开信。26岁的声援团核心成员、中山大学统计系硕士毕业生沈梦雨在街头演讲的视频在推特、微信等社交媒体上广泛流传。

不过，上周六声援团称，沈梦雨遭到自称她叔叔伯伯的人绑架，目前下落不明，另外也有一名叫小胡的声援团成员失联。

而自从毛派开始干涉，事件就开始变味了：在社交媒体上出境的主角们由工人变成了由毛派学生主导的声援团，声援团成员的消息占据了绝大部分版面，而工人却被丢在一边，只是偶尔当个配角而已。

而自从8月24日声援团驻地被共匪暴力清场之后，几乎所有的相关新闻都是关于毛派声援团成员的了，被关押的工人却被绝大部分人遗忘。
工人们的诉求其实很简单：建立属于我们自己的独立工会。而毛派借机宣扬毛贼神教，实在是令人不齿，事实是他们也根本就没帮到工人，光顾着自己出风头了。
乌有之乡的那些老毛派没什么可分析的，他们就是想回到毛贼极权时代而已。但这些年轻的学生们，他们从小受的可不是毛贼语录洗脑，而是铅笔纳粹社洗脑，为什么铅笔纳粹社的洗脑之下会出现他们呢？
我不清楚他们的心路历程，但看过之前和他们接近的广州八青年的自述，看得出来，这些青年同情底层穷人，拒绝接受铅笔纳粹社逻辑，但他们在墙内唯一能接触到的看起来帮穷人说话的，就是毛贼语录了。他们并不清楚毛贼的真面目，不清楚毛贼时代发生的灾难和惨死的几千万人，不清楚毛贼是个说一套做一套，挂羊头卖狗肉的大骗徒，更不清楚毛贼根本不允许独立工会和反对派的存在。还有，铅笔纳粹社是反毛的，这也导致他们错误的认为“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从而相信了毛贼那套。
而自由派们也有责任，你们的经济学是奥地利芝加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这套垃圾是完全和劳工为敌的，这些青年如果看清了毛贼的真面目，也不会反过来接受奥地利芝加哥垃圾的。当然，工人们也不会接受，结果就是给毛派钻了空子。
最后送给这些青年几句话：想清楚你们到底想要什么？你们如果真的是想要工人阶级的解放，那么就记住：从来都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幻想毛贼帮你们解决问题，真是奴性！以及，你们信奉的毛贼神教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主张政治民主+经济民主，而你们的毛贼神教主张先锋队极权独裁（以“带领”，“指导”等名义），而这是列宁和布朗基学的，被马克思反对的纳粹破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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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 Okay to Have Children（生小孩是没问题的）

（写在前面：资本主义一边一毛不拔导致广大想生小孩的穷人生不起小孩，一边又无耻的以没有小孩为由攻击性少数，真是恶心。想生的生不起，不想生的被逼着生，一边是卖不出去的鬼城，一边是住不起房的人民，被扭曲的社会。）

Instead of challenging the pressures that capitalism puts on child-rearing, liberals surrender to it.

自由主义者没有挑战资本主义对抚养儿童造成的压力，而是向它投降了。

Having kids is bad for the environment.

生小孩对环境有害。

Or is it the deficit? Or wait, no, it’s selfish because the world has gone to hell. Whichever one you choose, the important thing to remember is that, according to a growing number of liberals, reproducing the species is the equivalent of buying a McMansion and running the A/C with all the windows open.

或者是亏损？ 或者等等，不，这是自私的，因为这个世界已经成为地狱了。无论你选择哪一个，重要的是要记住，根据越来越多的自由主义者，再生产这一物种相当于购买奢华豪宅并在所有窗户打开的情况下运行空调。

Or maybe having babies is more like, say, pouring the concrete on an illegal Israeli settlement? “The egoism of child-bearing is like the egoism of colonizing a country,” says the narrator of Sheila Heti’s critically acclaimed novel Motherhood. “How assaulted I feel when I hear that a person has had three children, four, five, more. . . . It feels greedy, overbearing, rude.”

或者，也许生下婴儿更像是将混凝土倒在非法的以色列定居点上？ “生育的利己主义就像殖民一个国家的利己主义一样，”Sheila Heti的广受好评的小说“母亲”的叙述者说道。 “当我听说一个人有三个孩子，四个，五个，甚至更多时，我感觉是被侮辱…….感觉贪婪，咄咄逼人，粗鲁。“

In the Guardian alone, the past two years have seen headlines such as “Would you give up having children to save the planet? Meet the couples who have”; “Want to fight climate change? Have fewer children”; “‘It’s the breaking of a taboo’: the parents who regret having children,” “Want to save your marriage? Don’t have kids.” In the New York Times, “No Children Because of Climate Change? Some People Are Considering It.” At Business Insider, “7 reasons people shouldn’t have children, according to science.” And this new logic is quickly making its way through liberal culture writ large: “Feminist funnywoman Caitlin Moran says the planet doesn’t need your babies.”

仅在卫报中，过去两年中就出现了诸如“你会放弃生小孩以拯救地球吗？ 看看那些这么做的家庭“; “想要反抗气候变化？ 少生小孩“; “’这是打破禁忌’：后悔生小孩的父母，”“想要挽救你的婚姻？ 别生小孩。“在纽约时报，”因气候变化而不要小孩？ 一些人正在考虑它。“在商业内幕”，根据科学，人们不应该生小孩的7个理由。“这种新的逻辑正在迅速通过自由主义文化变大：”女权主义者滑稽女人Caitlin Moran 说这个星球不需要你的宝宝。“

It’s hard not to get the message. Yet it seems to be falling on deaf ears.

很难不看到相关消息。 但它似乎被置若罔闻。

According to a recent CDC study, the gap between the number of children American women want to have and the number they’re likely to have “has risen to the highest level in forty years.” The number of women who want a child in the future has only increased since 2002. And the only age group that’s seen a slight uptick in fertility rates are women between forty and forty-four.

根据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最近的一项研究，美国女性想要拥有的小孩数量与她们可能实际拥有的孩子数量之间的差距“已经上升到四十年来的最高水平。” 自2002年以来，未来想要有小孩的女性数量一直在增长。而同时生育率略有上升的唯一年龄组是四十岁至四十四岁的女性。

“Americans are improving their ability to avoid unwanted pregnancies far faster than they are improving the ability to achieve desired pregnancy,” as the New York Times put it. With the most expensive health care in the world (and tens of millions still uninsured), decades of stagnant wages, and skyrocketing education and housing costs, having kids has never been so expensive. The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estimates that it’ll cost an average of $233,000 to raise a child born in 2015 through her seventeenth birthday — and that doesn’t even include college tuition, another uniquely American exorbitance. More and more, bringing a child into the world is a dream many simply can’t afford.

“正如”纽约时报“所说，”美国人正在提高的他们避免意外怀孕的能力远远超过他们提高实现想要的怀孕的能力“。由于世界上最昂贵的医疗保险（数千万人仍然没有保险），几十年停滞的工资，以及暴涨的教育和住房成本，生小孩从未变得如此昂贵。 农业部估计，在2015年养育一名孩子到她的17岁生日，平均花费为233,000美元—这甚至不包括大学学费，这是另一种独特的美国式高等教育。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带一个小孩进入这个世界是一个许多人根本无法承担的梦想。

It’s here in this misanthropic anti-natalism that liberalism finds an ally in conservatism. The Brookings Institute put deferring parenthood as one of their “Three Simple Rules Poor Teens Should Follow to Join the Middle Class.” It’s a line no different than what we’ve heard from conservatives like George Will for decades now: you’re poor because of the immoral choices you’ve made.

正是在这种讨厌人类的反生育主义中，自由主义在保守主义中找到了盟友。 布鲁金斯学会把延迟父母身份作为他们的“贫困青少年应该遵循以加入中产阶级的三个简单规则”之一。这与我们几十年来从像George Will这样的保守派所听到的没有什么不同：你穷是因为你做出的不道德的选择。

It recalls the unabashedly racist mid-1990s campaign when both Republicans and 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 joined together to denounce the scourge of “unwed teen mothers” as a mortal threat to children’s health and family values — “a bedrock issue of character and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as Clinton’s own 1994 proposal put it. At the time, another set of Democrats went even further and attempted to include a provision that denied all food stamp benefits and Aid to Families with Dependent Children to unwed mothers (and their children) under age twenty-one.

它让我们回忆起1990s中期的一场毫不掩饰的种族主义运动，当时共和党和克林顿政府联合起来谴责“未婚青少年母亲”的祸害，声称这是对儿童健康和家庭价值观的致命威胁—“一个关于性格和个人责任的基石问题”，正如克林顿自己在1994年提出的那样。当时，另一组民主党人甚至走得更远，并试图将一项禁止所有食品券福利和援助有需要抚养的儿童的家庭的条款包括未满21岁的未婚母亲（及其子女）。

Despite the fearmongering over these supposedly shameful and selfish young mothers, these women were in fact making the best decisions for their families. Dr Arline T. Geronimus has argued that, contra both conservative and liberal shaming of “poor teen moms,” the choice of low-income women to have children at a young age represents a logical decision when faced with the constraints of being poor in America:

尽管有着对这些被认为是可耻的和自私的年轻母亲的恐惧，但这些女性实际上是为了家人做出最好的决定。 Arline T. Geronimus博士认为，和对“贫穷的青少年妈妈”的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羞辱相反的是，低收入女性选择在年轻时生育小孩，在面对成为美国穷人之后所遇到的限制时，是一个合乎逻辑的决定。：

If she finds employment, the wages and benefits she can command may not offset the costs of being a working mother. She cannot expect maternity leave; nor is accessible or affordable day care available that would free her from reliance on kin for childcare once she does return to work . . . her greatest chance of long-term labor force attachment will be if her children’s pre-school years coincide with her years of peak access to social and practical support provided by relatively healthy kin.

如果她找到工作，她所能获得的工资和补贴可能无法抵消作为工作母亲的成本。 她不能指望产假; 并且无法获得负担得起的一旦她重返工作岗位就可以帮她从对亲属的依赖中摆脱出来的日间儿童照料….. 她小孩的学前时期是她最需要社会的和来自亲属的实际的支持的时期。（后面这段是意译的，直译意思太别扭）

With this enormous gap between the desires of women and the grueling realities of being a working-class mother in America, what could possibly explain so many liberals’ strange new anti-natalism?

由于女性的愿望与在美国成为工人阶级母亲的艰苦现实之间存在巨大差距，有什么能够解释这么多自由主义者的奇怪的新反生育主义？

Even in France, long known for their generous natalist welfare state, their new thirty-five-year-old minister for gender equality is signaling a willingness to rewrite commitments to mothers down to threadbare American levels. “I always notice the energy and the volunteerism that exist in America,” France’s Marlène Schiappa recently told the New Yorker. “Regarding the place of women, the reflex in France is to say, ‘What’s the state going to do for me?’” Quelle horreur!

即使在长期以其慷慨的生育福利国家闻名的法国，他们的新的三十五岁的性别平等部长也表示愿意重写对母亲的承诺，将其降到美国的水平。 “我总是注意到美国存在的能量和志愿精神，”法国的MarlèneSchiappa最近告诉纽约客。 “关于女性的地位，法国的反应就是说，’国家要为我做什么？’”这真恐怖！

Diminished horizons, lowered expectations, and doing more with less — this is the twenty-first-century liberal program for the toiling masses. In other words, it’s a continuation of liberalism’s forty-year program of austerity, a result of its total abandonment of the trade union movement. A decent living, a home of your own, and a comfy retirement — a meager share in our society’s immense collective wealth — are all long-abandoned promises. Now, apparently, so is having kids.

减少视野，降低期望，用更少的钱做更多的事— 这是二十一世纪的为劳苦大众设计的自由主义计划。换句话说，这是自由主义四十年紧缩计划的延续，这是其彻底放弃工会运动的结果。一个体面的生活，一个属于你自己的家，一个舒适的退休生活—一份我们社会中的巨大的集体财富中的微薄份额—都是长期被抛弃的承诺。现在，显然，生小孩也是如此。

More and more, liberalism finds itself unable to imagine any way out of the hell of life on the margins in 2018. Instead, they’ve begun to see their role as something like moral sentinels: piously observing and managing the collapse. It’s a liberal-left that no longer believes it can change the world and instead, in the words of Adolph Reed, finds its most important mission in simply “bearing witness to suffering.” They either believe a mass political challenge to capital and climate collapse is impossible, or simply undesirable. Either way, their answer is the same — not a revived labor movement but a new moralism of austerity and self-sacrifice.

自由主义越来越多地发现自己无法想象在2018年边缘人群摆脱地狱生活的任何出路。相反，他们开始将自己的角色视为道德哨兵：虔诚地观察和管理崩溃。 这是一个自由主义的左派，他不再相信它可以改变世界，相反的是，用Adolph Reed的话来说，发现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见证痛苦。”他们要么相信对资本和气候崩溃的大规模政治挑战是不可能的，或者只是不想要的。无论哪种方式，他们的答案都是一样的 —不是复兴工人运动，而是紧缩和自我牺牲的新道德主义。

That inevitably means asking women to adapt to the logic of raising children under the dictates of the market instead of challenging those strictures. “Lean In” and call it victory.

这不可避免地意味着要求女性适应在市场独裁下抚养小孩的逻辑，而不是挑战那些刁难。“屈服它”并称这为胜利。

It’s an attitude that would have bewildered men and women alike in East Germany. Women in the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 (GDR) had both a robust welfare state to help them raise children — free daycare started just weeks after a child’s birth and included breakfast and lunch — as well as a much higher workforce participation rate. Abortion was legalized in 1972, years before West Germany. For women in the East, divorce too was quick, easy, and cost nothing. They were also more likely to feel confident in their physical appearance and reported higher rates of sexual satisfaction than their cousins in the West. For all its political authoritarianism, the ability to raise kids in the GDR didn’t hinge on the ability to keep a nuclear family together.

这种态度让东德的男人和女人都感到困惑。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GDR）的女性有一个强大的福利国家来帮助她们抚养孩子—在孩子出生后几周开始提供免费日间照料服务，包括早餐和午餐—以及更高的劳动力参与率。 堕胎在1972年合法化，比西德早几年。对于东德女性来说，离婚既快捷又简单，而且不需要任何费用。她们也更可能对自己的外貌充满信心，并且报告显示性满意度高于她们在西方的堂兄妹。对于其所有政治威权主义而言，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抚养子女的能力并不取决于将核心家庭聚集在一起的能力。

Now, in a unified Germany, daycare openings are expensive and competitive, with a national shortage of 120,000 nursery workers — all low-paid work, of course. In the East, birth rates plunged immediately after the fall of the Berlin Wall. Yet today, women in the eastern half of the country still have children significantly younger than their western sisters and boast a smaller pay gap between men — in the western half of the country, that gap is comparable to ours in the United States.

现在，在一个统一的德国，日间照料是昂贵的和竞争激烈的，全国短缺12万名托儿工人—当然，所有低薪工作都是如此。在东部，柏林墙倒塌后，出生率立即暴跌。 然而今天，该国东部地区的女性仍在比西部姐妹年轻得多时生小孩，并且与男性之间的薪酬差距更小—在该国西半部，这一差距与我们在美国的差距相当。

Today, the only nations that come close to East Germany’s commitment to providing women this kind of freedom are the countries where the organized working classes have made successful incursions against capitalism’s imperatives. Dutch women — not “Lean In” American women — are, according to studies, the happiest in the world. And hardly any of them work full time. Thanks to trade union mobilization, their working class won the ability to prioritize their freedom over any “duty” to the job market or husbands.

今天，接近东德致力于为女性提供的这种自由的唯一国家是有组织的工人阶级成功对抗了资本主义的关键的国家。根据研究，荷兰女性—不是“屈服它”的美国女性—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性。几乎没有任何一个人全职工作。 由于工会动员，她们的工人阶级赢得了将自由优先于对工作市场或丈夫的任何“义务”的能力。

Here, then, we have the root of liberalism’s newfound anti-natalism — the very logic of capital. Capitalism needs new workers and consumers; it just doesn’t want to pay for their upbringing. Those costs, in the logic of capital, should be passed off onto the individual and the household.

在这里，我们拥有自由主义新发现的反生育主义的根源—资本的逻辑。资本主义需要新的工人和消费者; 它只是不想为他们的增长付出代价。在资本逻辑中，这些成本应该被转嫁给个人和家庭。

Which is why today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FBI and ICE are called in to prevent baby formula theft — locking it behind glass cases in the grocery store is preferable to simply socializing it and distributing it for free. Instead of the state providing collectively for the upbringing of children, our police literally chase down biological fathers to collect child support. In this view, it’s better to coerce a nuclear family into staying together than for the state to collectively provide childcare, education, and health care services to parents and their children. It’s shotgun marriage as public policy.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在美国，FBI和ICE被要求防止婴儿配方奶粉被盗—将它锁在杂货店的玻璃柜后面，比简单的社会化和免费分发它更可取。我们的警察实际上是追捕亲生父亲以收集儿童抚养费，而不是政府集体提供儿童抚养。在这种观点中，最好是强迫核心家庭待在一起，而不是政府集体为父母及其小孩提供儿童照料，教育和医疗保障服务。 它瞄准婚姻作为公共政策。

We’ve gone from the conservative postwar view of women as dutiful baby-factories, to telling them that they should delay pregnancy as long as it takes for them to get a career off the ground and build their brand — possibly forever. While reproductive medicine is currently making enormous strides, in vitro fertilization (IVF), ovulation-enhancing medicines, egg storage, and artificial insemination are prohibitively expensive. Without a truly universal health care system, these scientific advances will always be reserved for the affluent.

我们已经从保守的把女性当作孝顺的婴儿工厂的战后观点，变成告诉她们应该延迟怀孕，只要他们能够实现职业生涯并建立自己的品牌—这可能永远也不会实现。 虽然生殖医学目前正在取得巨大进步，但体外受精（IVF），促排卵药物，卵子储存和人工授精都非常昂贵。如果没有一个真正普适的医疗保障系统，这些科学进步将总是被留给富人。

Asking women to wait to have kids until they have launched a career and saved up enough money is just the obverse of commanding women to stay at home and make babies for their husbands. Both ask women to defer not to their desires, but to an all-powerful abstraction: the market, the environment, patriarchy, or even a twisted faux feminism.

要求女性等到直到她们开始了职业生涯并节省了足够的钱才能生小孩，这只是和要求女性留在家里为丈夫生孩子互为镜像。两者都要求女性不要追求自己的愿望，而是服从一种全能的抽象：市场，环境，父权制，甚至是扭曲的人造女权主义。

It’s important for those of us in the professional classes to remember that, for the vast majority of working people, the labor market is not a potential site of self-realization and never will be. Instead, it’s a brutal arena where you’re forced to trade a third of your life in order to survive. In 2018, a “do what you love” career is far out of reach for all but the affluent. What the professional classes will never understand — both conservatives who shame young single mothers or liberals who demand that women defer parenthood until they can afford Baby Bjorn — is just how rewarding child-rearing is for those who are under no delusions that capitalism will ever provide validation.

对于我们这些处在专业阶级的人来说，重要的是要记住，对于绝大多数工人来说，劳动力市场不是一个进行自我实现的潜在场所，而且永远不会。相反，它是一个暴虐的竞技场，你为了生存而被迫交易你生命的三分之一。在2018年，除了富豪之外，所有人都无法实现“做你喜欢做的事”。专业阶级永远无法理解—保守派羞辱年轻的单身母亲或自由主义者要求女性推迟父母身份直到她们能够负担得起养育小孩—这只是在鼓励这种想法：儿童抚养只适合那些没有幻想资本主义会提供帮助的人。

How can we ever win a program that socializes the costs of bringing children into the world if so many liberals still see the desire to have kids as something like a timeshare in Vegas — a costly, foolish, and tacky investment mostly for the rubes? Instead of parroting this gross and misanthropic politics, we should demand that capital stop shirking off the costs of childhood onto workers and instead socialize them — free Finnish baby boxes and a Medicare for All program that covers not only all prenatal and pediatric care, but that makes IVF a right and not a luxury. A program that hires and trains hundreds of thousands to work in high-quality state day cares. The only way we’re going to get any of this is through a revived labor movement — not creepy (and inevitably racist) “population control” thinkpieces.

如果有这么多自由主义者仍然把想要小孩的愿望看做是像拉斯维加斯的分时度假一样的事，那么我们怎么能够赢得一个社会化将孩子带入世界的成本的计划—这对于无知者们来说是一项昂贵，愚蠢和俗气的投资？与重复这个恶心的和敌视人类的政策相反，我们应该要求资本停止将照顾儿童的成本转移到工人身上—免费的芬兰婴儿用品盒和全民医保计划不仅涵盖了所有产前和儿科护理，而且还使IVF成为人权而非奢侈品。 这项计划雇用并培训数十万人在高质量的国立日间照料机构中工作。我们要做到这一点的唯一方法是通过复兴劳工运动—而不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并且不可避免地是种族主义）的“人口控制”思想。

Why shouldn’t a twenty-something be able to have a kid and still have the freedom to embark on a career? Why shouldn’t a young single mother be able to go to college while leaving her child safely in the care of the state? And why should she need to find or “keep” a relationship with a man just to be able to provide for her kids?

为什么一个二十几岁的人不能拥有一个小孩并且仍然可以自由地开始职业生涯？ 为什么一个年轻的单身母亲不能上大学，同时让孩子安全地被政府照顾？ 为什么她需要找到或“保持”与一个男人的关系才能为她的孩子提供服务？

A true freedom for women would mean the ability to walk away from the false choice of “babies, education, or career?” altogether. Right now, however, only the affluent can truly have it all.

真正的女性自由意味着能够完全摆脱“婴儿，教育或职业？”的错误选择。 然而，现在只有富豪才能真正拥有这一切。

That’s anything but just.

这不公正。

https://jacobinmag.com/2018/08/its-okay-to-have-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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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ero for their class, not for ours(一个他们阶级的英雄，不是我们的)

SINCE ARIZONA Sen. John McCain’s death, the American political establishment has staged a succession of patriotic and militarist commemorations of his life that implicitly attack the billionaire bigot in the White House, Donald Trump, who was told not to attend any of them.

自从亚利桑那州参议员约翰麦凯恩去世以来，美国的政治机构已经举行了一系列爱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的生涯纪念活动，这些活动暗中攻击了白宫里的亿万富翁流氓，唐纳德特朗普，他被告知不要加入他们中的任何一个。

McCain planned these events in collaboration with other leaders of both parties to send a political message.

麦凯恩与两个政党的其他领导人合作策划了这些活动，以发出政治信息。

Their goal was to not only to rebuke Trump, but to celebrate the old order in Washington — the so-called “Washington consensus,” where the U.S. government presided over neoliberal globalization through diplomacy and a system of alliances, while reserving the right to use unilateral force against “rogue states” that buck American dictates.

他们的目标不仅是要谴责特朗普，而且要庆祝华盛顿的旧秩序 – 即所谓的“华盛顿共识”，美国政府通过外交和联盟制度主导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同时保留对那些反对美国的独裁的“流氓国家”使用单方面力量的权利。

Trump’s hard-right politics, economic nationalism, attacks on the FBI and CIA, and undermining of various U.S. alliances are a challenge to this consensus. His slogan of “Making America Great Again” by putting “America First” has disrupted political and trade relations with almost every state in the world, whether or not they are a U.S. ally or enemy.

特朗普的硬右翼政治，经济民族主义，对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的攻击，以及对各种美国的联盟的破坏都是对这一共识的挑战。 他的口号“让美国再次伟大”通过“把美国放到第一位”，已经破坏了与世界上几乎每个国家的政治和贸易关系，无论他们是否是美国的盟友或敌人。

Thus, at each ceremony for McCain, from Arizona to Washington, D.C., a Who’s Who of ruling-class politicians, from Barack Obama to George W. Bush, took the opportunity to celebrate McCain as a hero willing to buck his own party, take supposedly principled positions and stand up to Trump.

因此，在每一个为了纪念麦凯恩而举行的仪式上，从亚利桑那州到华盛顿特区，统治阶级政客的名人堂，从巴拉克奥巴马到乔治W.布什，都借此机会赞美麦凯恩，作为一个愿意为自己的政党效力的英雄， 据称是有原则的立场，并与特朗普敌对。

At the Washington commemoration, Obama declared, in an obvious reference to Trump: “So much of our politics, our public life, our public discourse, can seem small and mean and petty, trafficking in bombast and insult, in phony controversies and manufactured outrage. It’s a politics that pretends to be brave, but in fact is born of fear. John called us to be bigger than that. He called us to be better than that.”

在华盛顿纪念活动中，奥巴马明确提到了特朗普：“我们的政治，我们的公共生活，我们的公共话语，看起来都很小，吝啬和琐碎，贩卖轰炸和侮辱，虚假的争议和制造的愤怒。 这是一种假装勇敢，但实际上是出于恐惧的政治。 约翰呼吁我们比那更大。 他呼吁我们做得更好。“

Many liberal commentators followed this lead, seeing the funeral tour as the long-awaited birth of bipartisan opposition to Trump. Writing in the New Yorker, Susan Glasser even called it “a meeting of the Resistance, under vaulted ceilings and stained-glass windows.”

许多自由派评论家都遵循这一主张，将葬礼看作期待已久的两党联合反对特朗普的诞生。 Susan Glasser在“纽约客”中写道，甚至称其为“一场抵抗运动的会议，在拱形天花板和彩色玻璃窗下。”

But McCain’s political positions and legacy are the opposite of everything claimed by his eulogists, as Mehdi Hassan (at the Intercept), Tom Bramble (for Red Flag and Socialist Worker) and Branko Marcetic (at Jacobin) have amply documented. Certainly, they offer no basis for galvanizing the resistance to Trump.

但麦凯恩的政治立场和遗产与他的赞颂者所声称的一切相反，正如Mehdi Hassan（在Intercept），Tom Bramble（在Red Flag 和 Socialist Worker）和Branko Marcetic（在Jacobin）的充分记录。 当然，他们没有提供激励抵抗特朗普的基础。

DESPITE THE many tributes to his military service, McCain was no war hero, but a war criminal. He started his career bombing the people of Vietnam and followed it up as a mouthpiece for the Pentagon in the Senate, ramming through massive defense expenditures and supporting every U.S. military operation, right up through Afghanistan, Iraq and Yemen today.

尽管许多人对他的服兵役表示敬意，麦凯恩不是战争英雄，而是战争罪犯。 他的职业生涯开始于轰炸越南人民，并随后成为五角大楼在参议院的喉舌，通过大规模的国防开支，支持美国的每一次军事行动，直到阿富汗，伊拉克和今天的也门。

He infamously bastardized a Beach Boys song, turning it into a call for the U.S. to bomb Iran. And he despised any and all opponents of the U.S. military machine, going so far as to call Medea Benjamin and Code Pink activists “low life scum” for protesting war criminal Henry Kissinger.

他臭名昭著的污染了海滩男孩这首歌曲，将其变成了美国轰炸伊朗的号召。而且他鄙视所有反对美国军事机器的人，甚至称抗议战争罪犯亨利基辛格的Medea Benjamin和Code Pink活动者为“低等败类”。

McCain was also a devoted representative of capital and enemy of workers in the Senate. Like other politicians before him, he got caught fleecing working-class people who lost their retirement savings when the savings-and-loan industry collapsed in the 1980s.

麦凯恩也是参议院里的资本和工人的敌人的忠实代表。与他之前的其他政治家一样，他在1980s时储蓄和贷款业崩溃时，被发现搜刮了那些失去退休储蓄的工人阶级人民。

McCain survived this scandal, but he never stopped serving the bosses, ending his career by supporting Trump’s tax cut for the rich. Unsurprisingly, the U.S. Chamber of Commerce gave him an 80 percent grade on his voting record, while the AFL-CIO ranked him at 16 percent over his Senate career.

麦凯恩在这场丑闻中幸免于难，但他从未停止为老板服务，通过支持特朗普对富人的减税来结束他的职业生涯。 不出所料，美国商会在他的投票记录中给了他80％的评分，而AFL-CIO对他的参议院职业生涯评分为16％。

Like most fellow Republicans, McCain had a long history of bigoted statements and positions. He repeatedly used the racist term “gooks” to describe Vietnamese, opposed divestment and sanctions against apartheid South Africa, voted against Martin Luther King Day becoming a national holiday, supported a ban on abortion and verbally unleashed his temper on his own wife in the crudest misogynist language imaginable.

像大多数共和党人一样，麦凯恩有着悠久的狂信的声明和立场。 他多次用种族主义术语“gooks”来描述越南人，反对撤资和对种族隔离的南非进行制裁，投票反对马丁路德金日成为国定假日，支持禁止堕胎，并口头上用可以想象的厌恶女性的语言对他自己的妻子发脾气。

Even McCain’s opposition to Trump is exaggerated. Despite his sometimes sharp disagreements with Trump, McCain is responsible for helping open the way for him when he pandered to the Republican right by selecting Sarah Palin as his running mate in 2008.

甚至麦凯恩对特朗普的反对也被夸大了。 尽管他与特朗普有时会产生尖锐的分歧，但麦凯恩在2008年选择Sarah Palin作为他的竞选搭档时，在帮助特朗普开道进入共和党右翼内是有责任的。

And even though McCain and Trump traded shots over the past two years, McCain voted for Trump-supported legislation 83 percent of the time in the Senate.

即使麦凯恩和特朗普在过去两年中相互敌对，麦凯恩在参议院的83％的时间里都投票支持特朗普支持的立法。

His most famous moment of actual opposition to the Trump regime was his vote that doomed Republican attempts to repeal the Affordable Care Act in July 2017. But he undermined this action with his support for a provision in last year’s tax-cut legislation that further gutted Obamacare by ending the individual mandate without any mechanism to replace it.

他最有名的地反对特朗普政权的那一刻是他的投票毁灭了共和党人在2017年7月废除“可负担医疗法案”的企图。但他支持去年减税立法中的一项规定，通过结束个人授权而没有任何机制来取代它进一步扼杀了奥巴马保障，从而破坏了这一行动。

BACK IN 2008, when McCain ran for president against Barack Obama, his reactionary record led liberal Democrats and many on the left to describe him as the greatest threat to peace, justice and democracy yet.

回到2008年，当麦凯恩与巴拉克•奥巴马竞争总统时，他的保守记录导致自由派民主党人和左派将他描述为对和平，正义和民主的最大威胁。

But all that has been flushed down the memory hole in the many tributes to him since his death.

但自从他去世以来，许多向他致敬的人的记忆中所有这一切都被冲刷掉了。

The Democratic and Republican Party establishments have more in common than differences, and they both defend a wretched status quo. For readers of this website, it’s not surprising when McCain is praised by the likes of Obama, Joe Biden or Chuck Schumer.

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机构有更多的共同而不是不同，它们都捍卫了一种悲惨的现状。 对于本网站的读者来说，麦凯恩受到奥巴马，乔拜登或Chuck Schumer等人的称赞并不奇怪。

But what was shocking was to read statements from socialists Bernie Sanders and Alexandria Ocasio-Cortez that echoed the same themes. Sanders, the senator from Vermont and 2016 candidate for the Democratic presidential nomination, called McCain “an American hero, a man of decency and a friend of mine,” while Ocasio-Cortez, the surprise primary winner for a congressional seat from New York City, tweeted praise for his legacy as “an unparalleled example of human decency and American service” and for his friendship with the late Democratic Sen. Ted Kennedy.

但令人震惊的是阅读社会主义者伯尼·桑德斯和Alexandria Ocasio-Cortez的声明，这些声明呼应了同样的主题。来自佛蒙特州的参议员和2016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候选人桑德斯称麦凯恩是“一个美国英雄，一个体面的人和我的朋友之一”，而Ocasio-Cortez，纽约市国会席位的令人惊讶的初选赢家，在推特上称赞他的遗产是“人类尊严和美国服务的无与伦比的榜样”以及他与已故民主党参议员特德肯尼迪的友谊。

Not only are these statements praising McCain groundless, but they do nothing to challenge — as socialists must — the patriotism and militarism that is being celebrated as a “lesser evil” to Trump among liberals and the Democratic Party.

这些声明不仅在毫无根据的赞扬麦凯恩，而且他们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挑战—作为社会主义者所必须的—爱国主义和军国主义在自由主义者和民主党中被称为相对于特朗普的“较小的邪恶”。

Was this simply a matter of Sanders and Ocasio-Cortez issuing a standard statement on the death of another politician? In a critical article in The Call, Joe Allen argues that the root of their mistake was falling into adoption of ritual expressions of condolence.

这只是桑德斯和Ocasio-Cortez关于另一位政治家死亡的标准声明吗？ 在The Call中的一篇重要文章中，Joe Allen争论说他们错误的根源在于陷入了对哀悼的仪式性表达中。

By contrast, journalist Arun Gupta argues that their praise for McCain flows from their participation in the Democratic Party, where “the gravitational force of the media, lobbyists and Democratic Party honchos will pull them ever closer to elites.”

相比之下，记者Arun Gupta认为，他们对麦凯恩的赞扬源于他们参与民主党的活动，“媒体的引力，游说者和民主党的荣誉将把他们推向更接近精英”。

Gupta makes the case that there is a logic of accommodation at work: “In all likelihood, as soon as Ocasio-Cortez won, Sanders and other political insiders told her, “You must ‘moderate’ to win. If you don’t, elites will destroy you. You will never get elected to Congress.”

Gupta认为工作中存在着适应性逻辑：“很有可能，一旦Ocasio-Cortez获胜，桑德斯和其他政治内部人士告诉她，”你必须’温和’才能获胜。 如果你不这样做，精英们会摧毁你。 你永远不会被选入国会。“

THE LIBERAL establishment denounced McCain as the very incarnation of the “greater evil” in 2008. Now he is seen as an ally in defending the good old days of Washington bipartisanship against Trump.

自由派在2008年谴责麦凯恩是“更大的邪恶”的化身。现在，他被视为华盛顿两党同盟对抗特朗普，捍卫美好旧日时光的盟友。

Nothing could be worse for the resistance to Trump than to accept the idea that the alternative to him and his right-wing agenda is the bipartisan U.S. political establishment and its two capitalist parties.

对抵抗特朗普来说，没有什么比选择两党美国政治机构及其两个资本主义政党的观点更糟糕，除了接受他和他的右翼议程之外。

Both the Republicans and Democrats are responsible for precipitating the rise of Trump and Trumpism. Their “Washington consensus” immiserated workers at home and abroad, deepened institutionalized oppression, led the U.S. into unending wars for global domination and drove the world economy into the Great Recession.

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都对促成特朗普和特朗普主义的崛起负有责任。 他们的“华盛顿共识”使国内外的工人受到伤害，加剧了制度化的压迫，导致美国陷入无休止的全球统治战争中，并推动世界经济陷入大衰退。

Trump and the new right — encouraged by McCain when he selected Palin as his running mate — took advantage of the real crises in our world to put forward reactionary solutions. Trump was able to win because the Democrats ran the very embodiment of the neoliberal status quo against him: Hillary “America is already great” Clinton.

特朗普和新右派—被麦凯恩选择佩林作为竞选伙伴所鼓舞—利用我们世界真正的危机来提出保守的解决方案。特朗普之所以能够获胜，是因为民主党人用可见的新自由主义现状反对他：希拉里“美国已经很伟大了”克林顿。

Now, watching the commemorations for McCain, there was no question that members of both parties wanted to use the flag-waving to rally support for a different brand of nationalism to Trump’s. As The New York Times described it: “The two-and-a-half-hour ceremony blended the majesty of the officially designated national house of prayer, the discipline of his cherished Naval Academy and the unabashed, unapologetic patriotism of a Fourth of July fireworks display.”

现在，看看为麦凯恩举办的纪念活动，毫无疑问两党成员都希望利用这一旗帜来支持和特朗普的品牌所不同的民族主义品牌。正如纽约时报所描述的那样：“两个半小时的仪式融合了官方指定的国家祈祷殿堂的威严，他珍视的海军学院的纪律以及七月四日烟火表演中展现的毫不掩饰的，毫无歉意的爱国主义精神。 ”

Daughter Megan McCain took advantage of this atmosphere to resuscitate Hillary Clinton’s campaign slogan: “The America of John McCain has no need to be made great again because America was always great.”

他的女儿梅根麦凯恩利用这种气氛来复苏希拉里克林顿的竞选口号：“约翰麦凯恩的美国没有必要再次变得伟大，因为美国总是伟大的。”

Socialists ask: For whom has America ever been great? Certainly, it has been a great ride for the rulers of America, from the slaveholders and architects of Native genocide who founded the nation to today’s robber barons like Jeff Bezos.

社会主义者问：谁的美国已经很伟大了？ 当然，对于美国的统治者们来说，这是一个伟大的旅程，从建立国家时对原住民的种族灭绝的奴隶主和建筑师到今天像杰夫贝佐斯这样的强盗贵族。

But the same can’t be said for the exploited workers and oppressed peoples who have paid for this wealth in blood, sweat and tears. Even more obviously, America has never been great for the countries it has occupied and bombed, beginning with the Philippines in 1898 and extending to “war on terror” of the 21st century.

但对于那些以血，汗和眼泪为这笔财富付出代价的被剥削的工人和被压迫的人民来说，情况并非如此。更为明显的是，从1898年的菲律宾开始到21世纪的“反恐战争”，对于那些被它所占领和轰炸的国家来说，美国从未伟大过。

As in every country, the American ruling class has always used patriotism to bind workers and the oppressed to them — to encourage the idea that U.S. workers have more in common with their bosses and political leaders than with the people of countries that are deemed to be enemies of America.

和其他所有国家一样，美国的统治阶级一直利用爱国主义将工人和压迫他们或她们的人捆绑在一起—鼓励这种观点，即美国工人与他们的老板和政治领袖有更多共同点而不是那些被认为是美国的敌人的国家的人民。

THUS, AT the heart of socialism is internationalism: the idea that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class has a common interest of opposing their own rulers in every country.

因此，社会主义的核心是国际主义：一个这样的观点，即国际工人阶级拥有一个共同利益：在每个国家反对他们或她们自己的统治者。

For Sanders and Ocasio-Cortez to call McCain “an American hero” and praise his “American service” compromises this fundamental cornerstone of socialism.

桑德斯和Ocasio-Cortez称麦凯恩为“美国英雄”并称赞他的“美国服务”破坏了这一社会主义的基本基石。

The rejection of nationalist fealty is all the more important given the intensifying inter-imperial rivalries taking place today — most importantly with China, but also with Russia and regional powers like Iran.

鉴于今天发生的帝国主义之间的激烈争斗—最重要的是与中国的争斗，以及与俄罗斯和像伊朗这样的地区大国的争斗，拒绝民族主义崇拜更加重要。

Trump has obviously used nationalism to whip up support for his confrontations with those powers, but the party leaders of both the Democrats and Republicans do exactly the same. McCain made an art of that during his decades of beating the drums of war, and far from dissenting, the Democratic Party has always been a devoted servant of U.S. imperialism.

特朗普显然煽动民族主义来发动支持他与这些大国的对抗，但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党派领导人也是这么做的。 麦凯恩在几十年中创造了一种打响战鼓的艺术，并且离异议很远，民主党一直是美国帝国主义的忠实仆人。

Today, Trump often finds more support for his policies toward China among Democrats than Republicans.

今天，特朗普经常发现民主党人对他对中国的政策的支持度比共和党人更高。

Senate Minority Leader Chuck Schumer, for example, echoed Trump’s talking points in praising the administration’s imposition of new tariffs: “China takes total advantage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y steal our intellectual property using cyber theft…China will bark back. But they need us more than we need them — President Trump is right about that — and we should be strong. So I thought what he did on China is right.”

例如，参议院少数派领袖Chuck Schumer，在赞扬政府实施新的关税时重复了特朗普的谈话要点：“中国完全在利用美国的优势。 他们利用网络窃取窃取了我们的知识产权……中国将咬回来。但他们需要我们超过我们需要他们—特朗普总统是对的—我们应该坚强。所以我认为他对中国所做的是对的。“

On Russia, the Democrats have staked out an even more hawkish position than Trump, using alleged interference in the 2016 election to whip up the conflicts. In general, their criticism of Trump is that he has upset the U.S. imperialist alliance structure, compromising relationships with states like Canada and Germany.

对俄罗斯，民主党人比特朗普更加强硬，使用据称对2016年大选的干涉来煽动冲突。 总的来说，他们对特朗普的批评是，他打乱了美国帝国主义的联盟结构，破坏了与加拿大和德国等国家的关系。

In this regard, Sanders falls short of where socialists need to stand.

在这方面，桑德斯没有做到社会主义者所需要坚持的。

By comparison to other officeholders in Washington, including many liberal Democrats, Sanders has voiced greater opposition to national chauvinism and imperialist policies. His comments are often a welcome contrast to the hawkish Democratic Party leadership.

与华盛顿的其他公职人员（包括许多自由民主党人）相比，桑德斯表达了对国家沙文主义和帝国主义政策的更大反对。 他的言论常常与鹰派民主党领导层形成鲜明对比。

But his record is not consistently anti-imperialist. Sanders supported Bill Clinton’s war on Serbia in 1999, voted in favor of Bush’s war in Afghanistan and cast a “yes” vote on many military budgets, including those that funded the Iraq War. Sanders is also an endorser of boondoggle military program in his home state: the basing of the F-35 fighter at the airport in Burlington.

但他的记录并非始终是反帝国主义的。 桑德斯支持比尔克林顿发动的1999年对塞尔维亚的战争，投票支持布什在阿富汗的战争，并对许多军事预算投了赞成票，包括那些资助伊拉克战争的预算。桑德斯也是他所在州的军事计划的代言人：伯灵顿机场的F-35战斗机基地。

On trade issues, Sanders has lined up with Trump’s trade protectionism, tweeting, “I strongly support imposing penalties on countries like China, Russia, South Korea and Vietnam to stop illegal dumping of steel and aluminum.”

在贸易问题上，桑德斯已经与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联系在一起，他发推文说：“我强烈支持对中国，俄罗斯，韩国和越南等国家实施处罚，以阻止非法倾销钢铁和铝。”

His position echoes the labor movement’s support for protectionism over many years, which has disastrously deflected attention from the real culprits for U.S. poverty and job losses — the American bosses who laid off workers in the U.S. and super-exploited them internationally — by making workers taking “American jobs” in other countries into the “enemy.”

多年来，他的立场与劳工运动对保护主义的支持相呼应，这种做法灾难性的摧毁了对美国的贫困和失业的真正罪魁祸首的关注—美国老板在解雇了美国的工人并在国际上超级剥削他们—通过让工人接受 “美国的工作”陷入了其他国家的“敌人”手中。

ALL THIS is important background for understanding the controversy over Sanders’ and Ocasio-Cortez’s statements honoring McCain. They are more than a ritual — the ideas they represent should be confronted and challenged by the left.

所有这些都是了解桑德斯和Ocasio-Cortez关于纪念麦凯恩的声明的争议的重要背景。 它们不仅仅是一种仪式—它们所代表的思想应该被左派们对抗和挑战。

By contrast, Seattle City Councilor and Socialist Alternative member Kshama Sawant sent a very different message with her statement on McCain:

相比之下，西雅图市议员和”社会主义选择“成员Kshama Sawant在她对麦凯恩的发言中发出了一个非常不同的信息：

A politician’s legacy is a political not personal question. An enthusiastic supporter of every imperialist war while in office, John McCain shares responsibility for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deaths. To whitewash that is to disrespect those who died in Iraq, Afghanistan, elsewhere…Not to mention the countless working people’s lives damaged by McCain’s support, as a Senator, for brutal neoliberal social and economic polic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Our solidarity belongs with the millions of families suffering under such policies here and abroad.

政治家的遗产是一个政治问题而非个人问题。 作为每一次帝国主义战争的热情支持者，约翰麦凯恩共享了对数十万人死亡所负有的责任。 粉饰这些是不尊重那些在伊拉克，阿富汗和其他地方死亡的人……更不用说麦凯恩作为参议员支持美国野蛮的新自由主义社会和经济政策而损害了无数劳动人民的生活。我们的团结属于数百万受国内外此类政策影响的家庭。

The new socialist left should follow this example in challenging McCain as a lesser evil and protesting the supposedly kinder, gentler form of imperialism put forward by the bipartisan establishment against Trump’s version.

新的社会主义左派应该效仿这一榜样，挑战将麦凯恩视为一种较小的罪恶的观点，并抗议两党为了对抗特朗普的版本所提出的更为温和，更绅士的帝国主义形式。

We should argue for an entirely different kind of politics and strategy, one of working class independence from both capitalist parties, international solidarity with workers and oppressed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and opposition across the board to U.S. imperialism as, in Martin Luther King Jr.’s words, the “greatest purveyor of violence in our world today.”

我们应该争论一种完全不同的政治和战略，一种是工人阶级独立于两个资本主义政党，和世界各地的工人们和被压迫的人民进行国际团结，以及全面反对美国帝国主义。 用马丁路德金的话来说，“今天世界上最大的暴力传播者”。

The resistance to Trump — in all its forms, from the Women’s Marches to Black Lives Matter, to the immigrant rights movement, to the teachers’ strike wave — can’t take its lead from the eulogies at McCain’s funeral, but from a left-wing politics that opposes all forms of exploitation, oppression and injustice.

对特朗普的抵抗 – 在所有的形式中，从妇女游行到黑人的命也是命，到移民权利运动，到教师的罢工浪潮—都不能从麦凯恩葬礼上的颂词中得到指引，而是从反对一切形式的剥削，压迫和不公正的左派政治中得到指引。

https://socialistworker.org/2018/09/04/a-hero-for-their-class-not-for-o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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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US Prison Strike Takes us to the Dark Heart of Capitalism（最近的美国监狱罢工将我们带到资本主义的黑暗心脏中）

New US Prison Strike Takes us to the Dark Heart of Capitalism
（写在前面：“民主”“自由”灯塔美国拥有全世界比例最高的监狱人口，甚至超过中国这种极权国家，而这只是为了给私人公司提供足够多的奴隶！）

Prison labour is a billion-dollar industry, and the corporate beneficiaries of this slave labour include some of the largest corporations and most widely known brands. There are literally hundreds of corporations and firms that exploit prison labour.

监狱劳工是一个十亿美元的产业，这种奴隶劳动的企业受益者们包括一些最大的财团和最知名的品牌。 有数百家财团和公司剥削监狱劳工。

One year ago the largest prison labour strike in US history took place. More than 24,000 prisoners across 29 prisons in 12 states protested against exploitation and inhumane conditions. It was timed to mark the anniversary of the Attica Prison uprising1 of 46 years ago over prisoners’ demands for better living conditions and political rights. Attica prisoners rioted and took control of the prison, taking 42 staff hostage. When the uprising was over, at least 43 people were dead, including ten prison staff, and 33 inmates.2

一年前，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监狱劳工罢工发生了。 12个州29个监狱的24,000多名囚犯反抗剥削和不人道的环境。 现在是时候进行46年前阿提卡监狱起义的周年纪念了，当年囚犯要求改善生活条件和拥有政治权利。阿提卡囚犯暴动并控制了监狱，将42名工作人员扣为人质。 起义结束后，至少有43人死亡，其中包括10名监狱工作人员和33名囚犯。

One year on, another major prison strike is now spreading across the US and Canada which has entered into its second week. The strike began on August 21 and is set to last a total of 19 days. Naturally, it has been subjected to a media blackout by the mainstream media in the US; and reliable information about the progress of the strike is difficult to come by.

一年后，另一场重要的监狱罢工正在美国和加拿大扩散，现在已进入第二周。 罢工于8月21日开始，总共持续了19天。 当然，它一直受到美国主流媒体的信息封锁; 关于罢工进展的可靠信息很难得到。

Prison reform advocacy groups liaising with strike organisers, have reported that protests had been confirmed in three states, with further unconfirmed reports emerging from Florida, Georgia, South Carolina and North Carolina as well as Washington State and up to Nova Scotia in Canada.

与罢工组织者联络的监狱改革倡导组织报告称，反抗活动已在三个州得到确认，其他未经证实的报道来自佛罗里达州，佐治亚州，南卡罗来纳州和北卡罗来纳州以及华盛顿州和加拿大新斯科舍省。

One of the intentions of the prisoners in the current dispute is to bring to public attention the spate of deaths in custody, which in some states has reached epidemic proportions. In Mississippi, 10 inmates3 have died in their cells in the past three weeks alone, with no firm indication of the cause of their deaths.

目前的争端中囚犯的意图之一是提请公众注意羁押中的死亡人数，这在一些州已达到流行病的程度。 在密西西比州，仅在过去的三个星期里就有10名囚犯在他们的牢房中死亡，没有确切表明他们的死因的迹象。

In addition to concern over unexplained deaths of prison inmates, the strikers, led by a network of incarcerated activists who call themselves Jailhouse Lawyers Speak4, have put out a set of 10 demands5 to reform the US’s penal system, including more investment in rehabilitation services and better medical treatment for mentally-ill prisoners. High up on the list is an end to forced or underpaid labour that the protesters call a form of modern slavery.

除了对没有解释的监狱囚犯的死亡事件的关注外，由被监禁的活动者网络领导的罢工者称自己为说话的监狱律师，他们提出了一系列项要求，以改革美国的刑事制度，包括增加对康复服务的投资和为患有精神病的囚犯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在名单上高位的是终结强迫或低薪劳动，反抗者称之为一种现代奴隶制形式。

Among the main tactics that are being deployed in the strike are a refusal to work, a boycott of purchases at prison commissaries, sit-ins and hunger strikes.

在罢工中部署的主要策略包括拒绝工作，抵制在监狱食堂中购买，静坐和绝食。

Filling the Prisons

塞满监狱

In 2016 there were 2.29 million people in US prisons which is equivalent to 716 per 100 000 of the population. This is one of the highest rates of incarceration in the world. (In England and Wales the equivalent number is 144 per 100 000 of the population.) The vast majority of prisoners in the US are working class, and a disproportionate number of them are African-Americans and Hispanics. In states like Virginia and Oklahoma one in every 15 African American men6 is put in prison. This is no accident since these groups predominantly come from some of the most deprived parts of towns and cities in the US. It is also no accident that the US bourgeoisie has been deliberately targeting these groups by passing draconian sentences on them in order to fill up the prisons. This policy accelerated in 1994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three-strikes law.”7 These laws require a person guilty of committing both a severe violent felony and two other previous convictions to serve a mandatory life sentence in prison. In California, these convictions can even be minor and a prisoner is sentenced for life.

2016年，美国监狱中有229万人，相当于每10万人口中有716人。这是世界上监禁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是每10万人口144人。）美国绝大多数囚犯都是工人阶级，其中不成比例的人是非洲裔美国人和西班牙裔美国人。在弗吉尼亚州和俄克拉荷马州等州，每15名非洲裔美国人中就有6人被关进监狱。这不是偶然的，因为这些群体主要来自美国城镇中最贫困的那部分地区。美国的资产阶级故意瞄准这些团体也不是偶然的，这是为了塞满监狱而对他们进行重判。这项政策在1994年随着“三击法”的通过而被加速推行了。这些法律要求一个犯有严重的暴力重罪和其他两个以前的定罪的人被判处终身监禁。在加利福尼亚州，这些定罪甚至可能是轻微的，然后一名囚犯因此被判终身监禁。

In this way, the US has been able to readily fill up its prisons with cheap labour and keep them filled. For example, from 1982 to 2000, California’s prison population increased 500%. To accommodate this population growth, the state of California built 23 new prisons at a cost of $280 million to $350 million apiece.8 California is by no means unique in showing such a phenomenal growth in prisons and prison populations. While California’s prisons are public and are financed by the Public Works Department and operated by the 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Corrections and Rehabilitation; many other states encourage the building of private prisons. New Mexico incarcerates over 40% of its prison population in private facilities. Private prisons in the US incarcerated 128,063 people in 2016, representing 8.5% of the total state and federal prison population. Since 2000, the number of prisoners in private prisons has increased 47%.9

通过这种方式，美国能够以廉价的劳动力迅速填满监狱并让他们持续被塞满。 例如，从1982年到2000年，加利福尼亚州的监狱人口增加了500％。 为了适应这种人口增长，加利福尼亚州建造了23座新监狱，每座监狱的费用为2.8亿美元至3.5亿美元。加利福尼亚州在监狱数量和监狱人口中显示出如此惊人的增长并不是独一无二的。 加利福尼亚州的监狱是公共监狱，由公共工程部门资助，由加州矫正和重生部门管理; 许多其他州鼓励建造私人监狱。 新墨西哥州的私人设施监禁了40％以上的监狱人口。 2016年，美国的私人监狱监禁了128,063人，占州和联邦监狱总人口的8.5％。 自2000年以来，私人监狱的囚犯人数增加了47％。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 influenced by enormous corporate lobbying, enacted the Prison Industry Enhancement Certification Programme10 in 1979, which permitted US companies to use prison labour. Coupled with the drastic increase in the prison population during this period, and particularly after 1994, profits for participating companies and revenue for the government and its private contractors soared. The Federal Bureau of Prisons now runs a programme called Federal Prison Industries (UNICOR)11 that pays inmates under one dollar an hour. The programme generated $500m in sales in 2016 with very little of that cash being passed down to prison workers. California’s prison labour programme produced some $232m in sales in 2017. Prison labour in the US is referred to as insourcing. Under the Work Opportunity Tax Credit (WOTC), employers receive a tax credit of $2,400 for every work-release inmate they employ as a reward for hiring “risky target groups.”

受大规模的公司游说影响的美国国会于1979年颁布了监狱行业增强认证计划，允许美国公司使用监狱劳工。再加上在此期间，特别是1994年以后，监狱人口急剧增加，参与公司的利润和政府及其私人承包商的收入飙升。联邦监狱局现在开展一项名为联邦监狱工业（UNICOR）的计划，该计划每小时支付1美元以下的囚犯费用。 该计划在2016年产生了5亿美元的销售额，其中很少的现金到了监狱工作人员手中。 加利福尼亚州的监狱劳工计划在2017年产生了约2.32亿美元的销售额。美国的监狱劳工被称为内包。 根据工作机会税收抵免（WOTC），雇主可以获得他们雇佣的每个工作-释放的囚犯的2,400美元的税收抵免，作为雇用“风险目标群体”的奖励。

Your Favourite Brands

你最喜欢的品牌

Prison labour is a billion-dollar industry, and the corporate beneficiaries of this slave labour include some of the largest corporations and most widely known brands. There are literally hundreds of corporations and firms that exploit prison labour. According to the Left Business Observer, the federal prison industry produces 100% of all military helmets, war supplies and other equipment.

监狱劳工是一个几十亿美元的产业，这种奴隶劳动的企业受益者包括一些最大的财团和最知名的品牌。 有数百家财团和公司剥削监狱劳工。据“左派商业观察者”报道，联邦监狱工业生产100％的军用头盔，战争用品和其他设备。

Prison workers supply 98% of the entire market for equipment assembly services; 93% of paints and paintbrushes; 92% of stove assembly; 46% of body armour; 36% of home appliances; 30% of headphones/microphones/speakers; and 21% of office furniture. Aeroplane parts, medical supplies and much more: prisoners are even raising guide dogs for blind people. While prison workers are generating huge amounts of surplus value, they only receive between 90 cents to $4 a day depending on the prison factory they are incarcerated in. The current federal minimum wage is $7.25 per hour which means prison labour is paid between 1/15th and 1/65th of the minimum wage. Below is a review of just some of the biggest US corporations that take advantage of this:

监狱工人为整个设备装配服务市场提供98％的服务; 93％的油漆和油漆刷; 92％的炉子组装; 46％的防弹衣; 36％的家电; 30％的耳机/麦克风/扬声器; 和21％的办公家具。 飞机零件，医疗用品等等：囚犯甚至为盲人养狗。 虽然监狱工人创造了大量的剩余价值，但他们每天只能收到90美分到4美元，这取决于他们被关押的监狱工厂。目前的联邦最低工资是每小时7.25美元，这意味着监狱劳工的支付额在最低工资的1/15和1/65之间。以下是对一些利用此优势的最大的美国公司的回顾：

UNICOR manages 83 factories and more than 12,000 prison labourers who earn as little as 23 cents an hour working at call centres, manufacturing items such as military body armour. In 2013, federal inmates made $100m worth of military uniforms. UNICOR has also provided prison labour in the past to produce Patriot missile parts for defence contractors Raytheon and Lockheed Martin, and parts for others such as Boeing and General Dynamics.

UNICOR管理着83家工厂和12,000多名监狱工人，他们在呼叫中心工作时每小时收入仅为23美分，制造军用防弹衣等物品。 2013年，联邦囚犯制造了价值1亿美元的军装。 UNICOR过去还提供监狱劳工为国防承包商Raytheon和Lockheed Martin生产爱国者导弹部件，并为波音和通用动力公司等其他公司生产部件。

Since 2011, Whole Foods has benefited from prison labour. This company, acquired by Amazon in 2016, purchases food from Haystack Mountain Goat Dairy and Quixotic Farming, two private vendors that use cheap prison labour to raise fish, produce milk and herd goats.

自2011年以来，Whole Foods受益于监狱劳工。 该公司于2016年被亚马逊收购，从Haystack Mountain Goat Dairy和Quixotic Farming购买食品，两家私人供应商使用廉价的监狱劳工来养鱼，生产牛奶和放牧山羊。

Walmart, one of the biggest retailers in the US uses prison inmates for manufacturing purposes. The company “hires” inmates to clean products of UPC bar codes so that products can be resold. The company has purchased produce from farms, where women prisoners face bad working conditions, inadequate medical care and very low pay. And Starbucks uses prison labour to cut costs as well. Starbucks’ subcontractor Signature Packaging Solutions hired Washington state prisoners to package holiday coffees.

沃尔玛是美国最大的零售商之一，他将监狱囚犯用于制造目的。 该公司“雇佣”囚犯清洁UPC条形码产品，以便产品可以转售。 该公司从农场购买农产品，在那里女性囚犯面临恶劣的工作条件，缺少医疗保障和极低的工资。星巴克也使用监狱劳工来削减成本。 星巴克的分包商Signature Packaging Solutions雇佣了华盛顿州的囚犯来包装假日咖啡。

McDonald’s uses prison labour to produce frozen foods and process beef for patties. Workers flipping burgers and frying French fries for minimum wage at McDonald’s restaurants wear uniforms that were manufactured by prison labourers. Prisoners also process bread, milk and chicken products for McDonald’s. McDonald’s rival Wendy’s has also been identified as relying on prison labour to reduce its cost of operations.

麦当劳利用监狱劳工生产冷冻食品和作为肉饼的加工牛肉。在麦当劳餐厅，工人们翻汉堡，炸薯条以获得最低工资，他们穿着由监狱工人制造的制服。 囚犯还为麦当劳加工面包，牛奶和鸡肉产品。麦当劳的竞争对手温迪也被认定为依靠监狱劳工来降低其运营成本。

Sprint, the telecoms company uses prison inmates to provide telecommunication services by using them in call centres and Verizon, another telecoms company, does the same thing. While American Airlines and the car rental company Avis use inmates to take reservations.

Sprint，这家电信公司通过在呼叫中心使用监狱囚犯来提供电信服务，另一家电信公司Verizon做同样的事情。 美国航空公司和汽车租赁公司Avis使用囚犯进行预订。

Victoria’s Secret uses prison labour to cut production costs. In South Carolina, female inmates were used to sew products. Prison workers reportedly have also been used to replace “made in” tags with “Made in USA” tags! While, Kmart and J.C. Penney both sell jeans made by inmates in Tennessee prisons.

Victoria’s Secret使用监狱劳工来降低生产成本。 在南卡罗来纳州，女性囚犯被用来缝制产品。 据报道，监狱劳工也习惯用“美国制造”标签取代“制造”标签！ 然而，Kmart和J.C. Penney都卖掉了田纳西州的监狱中囚犯制作的牛仔裤。

Some proportion of pension and other investments owned by the US public are invested by Fidelity Investments in prison labour or in other operations related to the prison industrial complex. The investment firm funds the American Legislative Exchange Council (ALEC), which has created laws authorizing and increasing the use of prison inmates in manufacturing.

美国公众拥有的一部分养老金和其他投资由Fidelity投资公司投资于监狱劳工或与监狱工业园区相关的其他业务。 该投资公司为美国立法交流委员会（ALEC）提供资金，该委员会制定了法律，授权并增加监狱囚犯在制造业中的使用。

Making America Great Again

让美国再次伟大

One way of trying to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has been to ensure wages are suppressed in the US to the point where production becomes profitable again for the US bourgeoisie. Median real wage growth in the US was stagnating before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but has gone down even more since then, so that average wages in the US are lower than they were ten years ago. Prison labour has been an important source of very cheap labour and a means of suppressing wages. Prisoners are not only cheap labour, they are also easier to control. Companies are free to avoid providing benefits like health insurance or sick pay. They don’t need to worry about demands for paid leave, wage rises or family issues. In principle use of prison labour is not very different from Stalin’s gulags. Of course, this cannot be admitted because the US pretends it is the great defender of human rights, American values and so on. The Federal Prisons Industry Inc. actually advertises its services as “bringing jobs back to America” with long lists of services the prisoners can perform which can feed into other US industries. They do not say they are bringing the jobs back for US prisoners and so reducing wages of “free” workers.12

试图“让美国再次伟大”的一种方法是确保美国的工资受到抑制，以至于美国资产阶级的生产能够再次获利。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美国的实际工资增长中位数停滞不前，但自那以后下降幅度更大，因此美国的平均工资低于十年前的水平。监狱劳工一直是非常廉价的劳动力的重要来源，也是压低工资的一种手段。囚犯不仅劳动力便宜，而且更容易控制。公司可以自由地避免提供健康保险或病假工资等福利。他们不需要担心带薪休假，工资上涨或家庭问题的要求。原则上使用监狱劳工与斯大林的古拉格并没有太大区别。当然，这是不能被承认的，因为美国假装它是人权和美国价值观等伟大的捍卫者。联邦监狱工业公司实际上将其服务称为“将工作带回美国”，囚犯可以提供长期服务，这些服务可以用于其他美国工业。他们并没有说他们正在把工作带回给美国囚犯，从而压低“自由”工人的工资。

It comes as no surprise that “making America great again” also involves the use of foreign prison labour in countries where conditions are even worse than in the US prisons. China uses prison labour to make commodities a lot of which are directly exported to the US or form parts of products exported to the US. According to research by the Financial Times, China, which has a prison population of 2.3 million, virtually the same as the US, is using prison labour to offset the reduced profitability of its manufactures caused by rising wages. This is more or less what the Federal Prisons Industry is arguing for its services in the US. Agricultural products such as garlic, consumption products such as handbags and assembly of wiring for industrial products are examples of the type of work carried out by Chinese prisoners. Although the US tries to disguise the fact that the work of prison labour is imported into the US this often cannot be concealed. A woman in Arizona, for example, found a note, written in Chinese, hidden in a handbag she bought from Walmart saying:

毫不奇怪，“让美国再次伟大”也涉及在条件比美国监狱更糟糕的国家使用外国监狱劳工。中国使用监狱劳工制造大量商品，这些商品直接出口到美国或组成出口到美国的产品的部分。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的研究，中国监狱人口为230万，与美国几乎相同，中国正在利用监狱劳工来抵消工资上涨导致的制造业盈利能力下降。这或多或少是联邦监狱行业在美国提供服务的主张。大蒜等农产品，手袋等消费产品以及工业产品的配线组装都是中国囚犯开展工作的例子。虽然美国试图掩盖监狱劳工的产品进口到美国的事实，但这往往是无法掩盖的。例如，亚利桑那州的一位女士发现了一张用中文写成的纸条，藏在她从沃尔玛购买的手提包里，上面说：

“Prisoners in the Yingshan Prison in Guangxi are working 14 hours every day. Whoever does not finish his work will be beaten…being a prisoner in China is worse than being a dog in the US”

“广西英山监狱的囚犯每天工作14个小时。 谁没有完成他的工作将被殴打…在中国作为一个囚犯比在美国做一条狗更糟糕。“

The prisoner obviously realised his work was going to the US but clearly has no idea that US prisoners are in a similar condition. Another prisoner who had been in Tonghua prison in Jilin province told the FT:

囚犯显然意识到他的产品是去美国，但他显然不知道美国囚犯处于类似的状况中。 另一名曾在吉林省通化监狱的囚犯告诉英国金融时报：

“We often needed to work from five in the morning to nine at night so the prison is able to make more money.”

“我们经常需要从早上五点工作到晚上九点，这样监狱才能赚到更多钱。”

A spokesman for China Labour Watch Mr Li states that in China:

中国劳工观察的发言人李先生表示在中国：

“Prisons are run like companies, with their own sales teams.”13

“监狱就像公司一样，拥有自己的销售团队。”13

This is exactly how US prisons are being run as shown by the Federal Prisons Industries website mentioned above.

正如上面提到的联邦监狱工业网站所示，这正是美国监狱的运作方式。

But what lies behind the increased exploitation of the US and world labour force is the law of the tendency of the rate of profit to fall. Increasing the rate of exploitation, reductions in working benefits, reducing pensions, as well as simple wage cuts are all ways to offset the tendency of the rate of profit to fall in an attempt to make production profitable again. Of course the phenomenon of falling profit rates is not just a US one and the capitalist crisis is hitting the US’ rivals equally hard. The financial crash in 2008 was an indirect product of the fall in the rate of profit because firms have been reducing investment in production, because it is simply not profitable enough, and have been investing in speculation instead. And ten years since the last financial crash the global capitalist system now has ten times the debt it had when the system last collapsed to the tune of some $250 trillion!

但是，对美国和世界劳动力的剥削增加背后的原因是利润率下降的趋势的规律。 提高剥削率，减少工作福利，减少养老金以及简单的降薪都是抵消利润率下降趋势的方法，以使生产再次获利。当然，利润率下降的现象不仅仅是美国的现象，资本主义危机也同样严重打击了美国的竞争对手。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利润率下降的间接产物，因为公司一直在减少对生产的投资，因为它根本没有足够的盈利，相反进行投机。 自上次金融危机爆发的十年之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现在的债务已经是该体系最后一次崩溃时的250万亿美元的债务的十倍！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clearly thinks continuing the exploitation of prison slave labour is the way to go. It has decided to reverse the Obama-era plan to phase out private prisons and enact new law-and-order policies to increase arrests and keep the prisons filled. This is an acknowledgement that in order to try to maintain profits the working class must be exploited even more ruthlessly. It will also increase opportunities for the US government’s corporate donors and lobbyists to profit from their many investments in mass incarceration.

特朗普政府显然认为继续剥削监狱奴隶的劳动是可行的方法。 它已决定推翻奥巴马时代的计划，这一计划试图逐步淘汰私人监狱，制定新的法律和秩序政策，以增加逮捕并使监狱塞满。 这是一种承认：为了保持利润，工人阶级必须更加无情地被剥削。它还将增加美国政府的企业捐赠者和游说者从大规模监禁的投资中获利的机会。

In recent years there have been leftist campaigns to reform the prison system and end prison labour. But this is similar to other reformist campaigns such as calls to restore social housing. It is simply never going to happen under a capitalism that is now in its fifth decade of open crisis. Despite the assurances of left politicians like Bernie Sanders in the US and Corbyn in the UK that capitalism can be reformed, the system simply cannot afford to make any concessions. Sanders’ and Corbyn’s election promises will never be kept. There will be no free education in the US, just as there will be no scrapping of student debt in the UK, to take just a couple of examples.

近年来，有一些左翼运动尝试改革监狱系统并终结监狱劳工。但这类似于其他改良主义运动，例如恢复社会住房的呼吁。 在现在处于第五个十年的公开危机中的资本主义下，它永远不会发生。 尽管美国的伯尼·桑德斯和英国的科尔宾等左派政客保证资本主义可以被改良，但该制度根本无法承受做出任何让步。 桑德斯和科尔宾的选举承诺永远不会被保持。 美国将不会有免费教育，就像在英国不会取消学生债务一样，这只是举几个例子。

Capitalism is in an advanced stage of its crisis. Short of a massive devaluation and destruction of capital, which has come about in the past through imperialist world war, the only other course open to it is ruthless exploita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This means real cuts in wages, increases in the rate of exploitation, reductions in pension provision, cuts in social benefits, housing and healthcare, etc.

资本主义处于危机的后期阶段。 除了过去通过帝国主义世界大战而产生的大规模货币贬值和资本毁灭之外，对其开放的唯一的其他方法是对工人阶级的无情剥削。 这意味着实际削减工资，提高剥削率，减少养老金供应，削减社会福利，住房和医疗保障等。

The only way the US and world working class can find a way out of their daily exploitation and, at the same time get rid of prison factories, is to put an end to wage labour, commodity production and the law of value. We can replace this rotten system, which cares only about profits with a world of “freely associated producers”. We need to recognise that capitalism is long past its sell by date. Let’s get rid of it and scrap the wages system at the same time!

美国和世界工人阶级唯一可以找到摆脱日常剥削的，和同时摆脱监狱工厂的方法，就是结束工资劳动，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我们可以将这个只在乎利润的腐烂的系统替代为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的世界。我们需要认识到，资本主义早已超过保质期。让我们摆脱它，同时废除工资系统！

ERGOSUM
29 August 2018

https://libcom.org/blog/new-us-prison-strike-takes-us-dark-heart-capitalism-0309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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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握大权的特朗普：最初的一百天

来源：惊雷公众号

丹·拉·波特兹(Dan La Botz)  著

苏一百  译

五叶  校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既不像一些他的支持者所认为的那样是工人阶级失败者们的民粹主义战士，也不是有些人担心的法西斯独裁者。由共和党建制派所指派的特朗普是一个危险的，专制的军国主义者，他的计划威胁着美国人民，世界和平以及整个地球的未来。

当特朗普就职时，大多数美国人都焦虑不安，忧心忡忡。

特朗普的就职演说并没有使他们安心。许多人被他简短而强烈的言论而震惊和恐吓住了，其中就包括“美国的浩劫”、“在内城中生活的母子们深陷贫穷，工厂锈迹斑斑好似墓碑，学校充斥权钱交易却让年轻学子得不到应有的知识。犯罪、黑帮还有毒品已经夺去了太多生命，盗走太多未能发觉的天赋”[ Donald Trump, “Inaugural Address,” transcript and notation by Aaron Blake, The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20, 2017, available here.](译者注：以上来自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就职演说，这里用的是搜狐网站的翻译)。他引用了1940年代早期美国右翼运动——反犹主义飞行员查尔斯·林德伯格是其代言人——的“美国第一”的口号，震惊了成百上千人。正如美国前总统布什所说：“这真是一坨奇怪的狗屎!”[ Brooke Seipel, “Report: Bush called Trump’s inauguration speech ’some weird s—t’,” The Hill, March 29, 2017, available here.]

特朗普仅仅在他的基本盘之中很受欢迎。他在民意调查史上最糟糕的公众支持率中当选总统。这可以通过首月执政的支持率的对比来证明：特朗普：44%、罗纳德·里根：51%、乔治·W·H·布什：57%、比尔·克林顿58%、理查德·尼克松：59%、吉米·卡特：66%、德怀特·艾森豪威尔：68%、约翰·肯尼迪：72%，以及巴拉克·奥巴马达到的惊人的76%。

如果考虑到特朗普只赢得了所有适格选民中19.5%的选票，同时希拉里克林顿则赢得了19.8%，其他候选人赢得了2.2%，还有29.9%的选民没有参与投票，以及28.6%的不合格票(因为他们要么没有注册要么是失去了选举权的重刑犯)[ Dave, Wasserman, “How America Participated in the Election,” Data from U.S. Election Project, U.S. Census Bureau, availablehere.]，特朗普糟糕的支持率就不会让人感到奇怪了。特朗普是如此的不受欢迎以至于在他执政的头12天里面有大约12000条记录下来的推特上面写着“暗杀了特朗普吧!”，想必是一种想法、建议或者愿望。[ Sasha Lekach, “12,000 assassination tweets: Trump’s social media presence is a new challenge for the Secret Service,” Mashable, Feb. 2, 2017, available here.]但是，不论特朗普有多么的不受欢迎——有53%的选民投了反对——特朗普依旧宣誓就职，并且入主白宫。许多美国人大惊失色。

令许多自由主义者和左翼人士感到极度恐慌的是，特朗普有可能会带来一个专制的、反动的政府，甚至他的执政可能会为现实中的法西斯主义提供跳板。同样或甚至更令人担忧的是，那些投票给特朗普的美国人并没有分享这些担忧。在各种政治派别的美国人当中产生了一个疑问：我们能从这样一个蛊惑民心的、尖酸刻薄的、如此喜欢诉诸暴力、如此浮躁并且不可预知的美国总统身上期待什么?

心理学家猜测了特朗普的心理可能存在的问题。其中，“自恋”是最为普遍的说法，但也有其他各种各样的心理疾病。在《大西洋》杂志中，心理学家丹·麦克亚当斯(Dan P. McAdams)写道：

唐纳德·特朗普的基本人格特征预示了一段不稳定的总统任期。一个可能的好处是(他是)一个精力充沛并且积极主动的总统，他与真相之间的关系并不那么融洽。他可能会是一个勇敢、无情、好斗的决策者，拼命地想创造一个最强最、高最、最闪耀，并且最惊人的结果的人——同时也是一个不会仔细考虑自己造成的连带伤害的人。强硬、好斗、危险、易爆。[ Dan P. McAdams, “The Mind of Donald Trump,” The Atlantic, June 2016, available here.]

真是一个可怕的分析。另一位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工作了二十年的心理学家，约翰·加特纳(John Gartner)发起了一个由25000人署名的请愿书，其内容如下：

我们，在下面签名的这些精神卫生专业人士，相信我们的专业判断：唐纳德·特朗普表现出了严重的精神疾病，使得他在精神上无能力履行美国总统的职责。根据宪法第二十五修正案第三条中“如果总统不能履行其职务的权力和责任”，那么他就应该辞职的规定，我们恭敬地请求免去其总统职务。[ Emily Willingham, “The Trump Psych Debate: Is It Wrong To Say He’s Mentally Ill?”, available here.]

另一些人则认为特朗普患有脑瘤、中风，或处于痴呆症或老年痴呆症的早期阶段，这是他父亲患有的一种遗传性疾病。无论这些分析和猜测是基于什么根据，这些言论都显示出公众对新总统的极大担忧。

也有大量的文章将特朗普及他的追随者同阿道夫·希特勒及纳粹的崛起做了比较。知识分子——除移民和军事人员之外对其他国家有更多了解的唯一一类美国人——将特朗普和维克托·欧尔班(Viktor Orban)和“为了更好的匈牙利”运动或者和由玛丽娜·勒庞领导的法国国民阵线做了比较。但大多数更熟悉希特勒的美国人，更想知道特朗普到底是不是一个类似的独裁者。读者们如饥似渴地翻阅图书馆或者书店，查阅着希特勒和纳粹的相关书籍，甚至脸书上也充斥着关于希特勒与特朗普的讨论。另外一些人转而去阅读黑暗的、未来主义的小说，比如乔治·奥威尔所著的《1984》、奥尔德斯·赫胥黎所著的《美丽新世界》，或者其他的有关法西斯主义在美国崛起的小说，比如说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所著的《它不可能在这发生》或者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的《密谋反对美利坚》，所有这些小说在实体书店和亚马孙网站上的销量都有了增加。

特朗普或许是疯狂的和反动的，但他同时也是很精明的。在他执政后的第四天，特朗普会见了建筑工会领导人们，他们对新总统的大型基建项目计划交口称赞：高速公路、桥梁、当然还有边界墙。肖恩·麦加维(Sean McGarvey)，北美建筑工会的主席，将其和特朗普的会谈称之为“难以置信的会议”、“在华盛顿参加的最棒的会议”。“我们和总统有一个共同的联系”，加维说道，“我们来自于同一行业。他明白推动发展、推动人们走向中产阶级的价值。”[ Noam Scheiber, “Union Leaders Meet With Trump, Construction on Their Minds,” The New York Times, Jan. 23, 2017, available here.]特朗普也同样会吸引历史上属于自由派的汽车工人联合会的会长，尽管公共雇员和服务业工人工会一直在反对他。特朗普向历史上的民主党劳工基本盘发出号召，并且在那里找到了一些盟友。

抵抗的开始

但有许多人展开了积极的反抗。唐纳德·特朗普在2016年11月当选为美国总统的冲击引发了一个自命为“抵抗”的新的社会和政治运动。特朗普在他上任第一天就表现出的恐伊斯兰主义、种族主义及厌女症主张和右翼、独裁、民粹主义政策掀起了数百万美国人的抗议，他们发起了名为“(特朗普)不是我的总统!”的运动。由于担心特朗普由亿万富翁和将军组成的内阁、被他终结奥巴马医疗改革方案的计划所激怒、因他向独裁者弗拉基米尔·普京的示好而感到不满、为他对外国领导人和外国政府的无理辱骂以及令人震惊的穆斯林禁令所震惊，在美国各地，成千上万的人开始了两个世代内从未有过的游行和示威。

1月21日，特朗普就职后的第一天，超过500000人集结参与了华盛顿特区的“妇女游行”，旨在抗议特朗普就任总统，以及他粗鲁且歧视女性的言行和反对女性的政策。尽管华盛顿特区是示威游行的主场，同时还有700个姊妹游行——人数从数十万到一万不等——在美利坚合众国的大街小巷举行。总共估计有四百万人参加了这场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全国性示威游行。[ Erica Chenoweth and Jeremy Pressman, “This is what we learned by counting the women’s marches,” Washington Post, Feb. 7, 2017, available here.]妇女们的抗议重新唤醒了沉眠已久的妇女运动。

当特朗普的首周执政结束时，1月27日下午，他发布了一道针对移民和难民的行政命令，以他自称的“禁穆令”而为大家所熟知的。从纽约市到西雅图，有上千人于1月28日来到国家的主要机场抗议该行政命令。由移民权利团体通过社交媒体发起的示威不仅发生在诸如纽约肯尼迪机场——这里已经聚集了数千名抗议者——和洛杉矶机场等等的主要机场，而且也同样发生在波特兰(美国俄勒冈州的城市)这样的小城市。1月28日到29日，数万人参加了反对穆斯林禁令的抗议。反抗的情绪正在全国的大街小巷蔓延。

特朗普的头几周执政并没有做什么来减缓群众恐慌。他不断深夜发推来攻击他的政治对手，时不时冒犯外国领导人，并且常常发表异想天开的、毫无根据的看法。同时，他也以大胆的手法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亿万富翁和将军组成的内阁

唐纳德·特朗普是站在本土主义、民族主义的经济纲领上竞选总统的，他承诺要通过鼓励增加就业和阻止外来资本及外国劳工抢走这些就业岗位的方式“让美国再次伟大”。特朗普承诺重建国家基础设施，并向企业施压，要求其保留工作岗位，或将工业岗位撤回美国。他承诺要保护这些工作不被墨西哥人和其他“非法移民”抢走，同时也要保护美国免受来自中国的经济竞争和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压力。当他发誓要保障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的时候，他承诺将会用一个“更大更好”的医保方案来取代和停止饱受诟病的奥巴马医疗改革。最后，特朗普发誓要终结美国的对外战争和美国干涉外国政权更迭的政策，将精力集中在“美国优先”上。正是通过这个民族主义的经济纲领，特朗普才在几个关键州赢得了刚刚足以进行选举人团投票的选票，才赢得了总统大选。

为了实现他的计划，特朗普承诺要“排干华盛顿的沼泽”，即是说消除那些将自己的私人利益置于美国人民之上的企业说客和国会议员所造成的腐败。在他的竞选活动中，特朗普指责华尔街的银行家们，并经常以亲近克林顿的金融企业高盛集团为靶子。他发誓要限制国会人员的任期，禁止前国会议员在五年内成为说客，以及禁止外籍说客。[  “Campaign 2016 Updates,” Los Angeles Times, , Oct. 16, 2016, available here.]特朗普宣称，一旦沼泽被排干，他的民族主义政策将会使美利坚再次伟大。当特朗普于2017年1月入主白宫，人们普遍怀疑：谁会成为他执政队伍的人选?他将如何执政?他能完成他的承诺吗?第一条线索就是内阁。

因为他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而不是一个政治家——正是“局外人”的特征让他得以当政——大多数历任总统通常都有的政治基础他都没有：没有精明的政治顾问、没有党内支持者圈子、没有立法机构的盟友、没有和军队强有力的联系、在媒体领域也没有可信赖的朋友。这些政治联系的缺失迫使他依赖他的家庭和朋友，比如说他的女儿伊万卡和她的丈夫贾里德·库什纳以及他最近获得的伙伴——激进右翼记者史提芬·班农。由于没有可靠的顾问和政治幕僚，他在组建他的内阁时不得不求助于共和党和建制派。他们对于此事是非常开心的。

正如美国税制改革协会(Americans for Tax Reform)——一个反对几乎所有的税收的团体——的保守派领袖格罗夫·诺奎斯特(Grover Norquist)于2012年发表的评论：

我们需要做的一切就是替换奥巴马……我们不是在寻找一个无畏的领袖。我们不需要一个总统来告诉我们何去何从。我们知道该往哪走。我们想要瑞安预算(Ryan budget)……我们只需要一个总统来签署它。我们并不需要有人来构思或者设计它。未来20年的现代保守主义运动的领袖将从众议院和参议院中走出来。[ Hunter, “Grover Norquist on the GOP candidates: All we need is someone who can ’handle a pen’,” Daily Kos, Feb. 13, 2012, available here.]

现在，2017年，共和党人找到了那个人，他的手指虽然短，却足以握住笔。民粹主义者特朗普正迅速地被他曾承诺要推翻的建制派所收编，他一上任就把国之重器交给了他们。

特朗普曾发誓要结束华盛顿的腐败，但从他就任总统并组建首任内阁的第一天起，几乎所有人选都轻易地得到国会共和党多数派的支持，很明显，他只不过反而是在用新的沼泽怪物来重新填充华盛顿的沼泽。特朗普的许多内阁成员都是华尔街的金融大鳄，甚至还有几个是亿万富翁——他的内阁成员的总身价估计为140亿美元——还有几位任命的官员都是将军。这使得他的批评者评论说，他的政府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军政府而非平民政府。

与所有国家一样，最关键的四个内阁职位是财政部、国务卿、国防部和司法部长，而这四个岗位中的三个人选是由特朗普从建制派中代表着过去政策的延续的人中挑选出来的，而最后一个岗位他挑选了一个代表着倒退回到这个国家狭隘的过去的右翼种族主义者，这种人在过去一定会主张限制黑人和穷人的投票权。对于较为次要的位置，他选择了富有的保守派、对共和党和他的选战有大贡献的人，他们都是福利国家的敌人，自由市场的支持者。

尽管在他还是一名候选人时，他曾猛烈抨击过华尔街，特别是反对高盛集团，但是在担任总统后，他却在他的内阁和顾问等高低不等的职位上任命了很多高盛集团的人员。正如麦特·泰比(Matt Taibbi)对高盛集团所写的评价一样，“……它无处不在，世界上最强大的投资银行是一只的缠绕在人类面前的巨大吸血乌贼，它无情地将它的吸血漏斗插进一切闻起来像钱的东西中。”[ Matt Taibbi, “The Great American Bubble Machine,” Rolling Stone, April 5, 2010, available here.]特朗普把巨大的吸血乌贼放在他的政府的最顶端，以便让它的触手能抓住整个国家。

高盛人是军团。特朗普选择了史蒂文•姆努钦(Steven Mnuchin)，一个有着17年经验的高盛老兵作为他的财政部长，这是最高的几个职位之一。史蒂芬·班农，也是前高盛集团银行家，被特朗普选为他的首席谋士，这是一个新头衔。高盛集团的现任总裁盖瑞•柯恩(Gary Cohn)被特朗普任命为国家经济委员会的主任，该委员会为总统提供经济问题的指导。特朗普选择了一名高盛的外部律师——来自苏利文·克伦威尔(Sullivan & Cromwell)律师事务所的杰伊·克莱顿(Jay Clayton)——来担任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是负责监管华尔街的政府机构。克莱顿的妻子也是高盛的一名副总裁。此外，还有几位高盛银行家也在政府的高层职位上工作。[ Pam Martens and Russ Martens, “Here’s How Goldman Sachs Become the Overlord of the Trump Adinistration,” Wall Street on Parade: A Citizen Guide to Wall Street, Jan. 9, 2017, available here.](特朗普)正如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和巴拉克·奥巴马所做的那样，将高盛集团置于政府的中心位置，表明在最基本的层面上，资本家阶级的金融家与政府机构之间的关系仍保持不变。[ On Bill Clinton and Sachs, see: William D. Cohan, Money and Power: How Goldman Sachs Came to Rule the World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2), p. 309-311; and on Obama and Sachs, see: Greg Gordon, “Goldman’s White House connections raise eyebrows,” McClatchy Newspapers, Sept. 18, 2013, available here.

在另外三个关键的内阁职位上，特朗普选择了一位企业首席执行官、一位退休将军和一位右翼政治家。雷克斯·蒂勒森(Rex Tillerson)成为了国务卿，他是美国最大的公司之一埃克森美孚的首席执行官。特朗普选择了詹姆斯·“疯狗”·马提斯(James “Mad Dog” Mattis)来掌管国防部长办公室，他曾担任中央司令部的负责人，负责美国在中东、非洲东北部和中亚地区的军事行动。对于马提斯的选择是饱受争议的，因为长期以来，民众对军方的控制一直被认为是美国民主的基础。

Steve Benen, “Why Trump’s Pentagon pick may prove to be deeply controversial,” MSNBC, Dec. 2, 2016, available here.]选择马蒂斯(Mattis)表明了与克林顿、布什和奥巴马政府的外交政策的连续性。前三个关键的内阁职位——财政部、国务卿和国防部长——都代表着建制派的选择。在第四个关键位置司法部长上，特朗普确确实实打破了自民权运动以来连续了50年的政策，他选择了极端保守的、返祖的本土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杰夫·希森斯(Jeff Sessions)，他也同样反对堕胎、同性恋者，以及有关仇恨犯罪的法律。[ Matt Apuzzo, “Specter of Race Shadows Jeff Sessions, Potential Trump Nominee for Cabinet,” The New York Times, Nov. 16, 2016, available here and Erich Lichtbau and Matt Apuzzo, “Jeff Sessions Says He Would Be Independent and Stand Up to Trump,”The New York Times, Jan. 20, 2017, available here.]

至于商务部长——考虑到特朗普关于对外贸易的竞选承诺，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顶级职位——他任命了威尔伯·罗斯(Wilbur Ross)，一个身价值25亿美元的银行家、“秃鹫”投资者，他以“破产之王”的称号而被众人所熟知。罗斯专精于精简工业企业，经常将员工数量减少一半，把工人养老金的问题留给他人，而把利润留给自己和其他投资者。多年来，罗斯曾在数十个国家开展业务，一直是以自由贸易倡导者的面貌出现的，但是现在，他必须兑现特朗普的承诺，将美国放在首位，并在国内扩大就业。[ Max Abelson, “Wilbur Ross and the Era of Billionaire Rule,” Bloomberg, Jan. 26, 2017, available here.]

国家安全——外部和内部安全——的职位当然同样也是十分重要的，就整个美国历史而言，它通常是由平民领导的。但与他的前任不同的是，特朗普用军人填满了这些职位。至于他的国家安全顾问，退役中将迈克尔·F·福林(Michael T. Flynn)成为了特朗普首先挑选的人选，他是一个反复无常、好战的、有伊斯兰恐惧症的人。但当福林向副总统迈克·彭斯就与俄罗斯政府官员进行接触一事而撒谎的时候，他就被迫辞职了，他仅仅上任了几周。为了填补福林的空缺，特朗普选择了另外一名陆军上将麦克马斯特(H. R. McMaster)将军，他是一名军事战略家，他以自己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的作为而闻名。为了领导国土安全部，特朗普选择了另一位退伍军人约翰·F·凯利(John F. Kelley)，他是一名退休的四星海军陆战队上将，曾在伊拉克指挥过多国部队。为了掌管中情局，特朗普选择了一个平民，一个共和党政客麦克·庞皮欧(Mike Pompeo)，但他也有军事资历，他是1986年的西点军校毕业生，他曾经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服役。总而言之，特朗普任命了许多武人，表明了文职政府军事化的重大转变。

特朗普的首席谋士史蒂芬·班农表示，其他几位内阁成员正是被挑选出来“解构国家行政管理”的，即是说为了摧毁那些由他们领导的监管机构或社会服务机构。[ David Z. Morris, “Steve Bannon Says Trump’s Cabinet Picks Are Intended to ‘Deconstruct’ Regulation and Agencies,” Fortune, Feb. 25, 2017, available here.]美国最大的石油生产商、前德州共和党州长里奇·佩里(Rich Perry)被选为美国能源部部长，而在过去的一次总统竞选活动中，他曾经承诺要彻底废除这一机构。佩里没有学术资质，也没有什么经验可以帮助他管理17个国家级的实验室、监督国家的核储备、消除冷战时期的武器设施，以及进一步推进核不扩散运动。为了领导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EPA)，特朗普选择了斯科特·普鲁特(Scott Pruitt)，一位来自俄克拉荷马州(同样也是个石油大州)的共和党政客，他曾经多次起诉EPA，试图限制并削弱该机构。佩里和普鲁特的任命无疑是大大有利于石油和煤炭公司的，但是对应对环境危机的一切努力却是大大的不幸。

特朗普对社会福利机构的内阁任命也同样吓人。就城市发展部长而言，特朗普任命了极端保守的非洲裔美国人卡·本森博士(Dr. Ben Carson)，这个人在城市和住房问题上没有任何经验，并且还是该机构的反歧视法律的反对者。或许在这些监管机构和社会服务机构中，特朗普最令人吃惊的任命或许是教育部长，他选了亿万富翁贝琪·狄维士(Betsy DeVos)、前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成员，他是公共教育和教师工会著名的死敌。[ Kristina Rizga, “The Senate Just Confirmed Betsy DeVos as Education Secretary. Every Single Democrat Voted Against Her,”Mother Jones, Feb. 7, 2013, available here.]就劳工部长而言，特朗普一开始选择了安德鲁·普泽(Andrew Pudzer)，他是CKE餐饮的首席执行官，该公司是哈迪餐厅(Hardee’ s)和小卡尔餐厅(Carl’s Jr.)的母公司，而他本人则是劳工法和最低工资标准的反对者，他在自己的公司里都蔑视工人。普泽因为被发现雇佣无证工人和被前妻指控虐待而被迫撤销了他的提名。为了代替他的位置，特朗普选择了一位拉丁裔人亚历山大·阿克斯特(Alexander Acosta)，他是一名共和党保守派分子，曾经在全国劳工关系委员会里面任职，也曾在乔治·W·布什的政府中担任司法部律师。

为了掌管行政管理和预算局，特朗普选择了米克·马尔瓦尼(Mick Mulvaney)，他是一个未能向他的家庭保姆支付含税工资15500美元的人。他就要被证明是一个极其反动和卑鄙的人。为了为特朗普削减学校课后食品计划的预算辩护——这是数百万贫困儿童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说，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获得这些食品的儿童在学校有更好的表现。

特朗普领导团队中裙带关系给他的执政染上了准君主制的色彩。特朗普任命他36岁的女婿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为白宫高级顾问，他是一个在政治和政府活动中没有任何经验的房地产大亨，并且给他指派了各种各样的任务：管理美国创新办公室、作为特使参与中东和平谈判、担任与20多个国家外交的主要联络人。[ Alana Abramson, “Here Are All the Jobs Jared Kushner Is Doing at the White House,” Fortune, Mar 27, 2017, available here.]特朗普的女儿和库什纳的妻子伊万卡也同样成为了父亲的全职无薪白宫顾问。[ Maggie Haberman and Rachel Abrams, “Ivanka Trump, Shifting Plans, Will Become a Federal Employee,” New York Times, March 29, 2017, available here.]把他的孩子提拔到这些职位也是为特朗普的政治王朝打下基础。

特朗普由亿万富豪和将军、肮脏的富翁和极右翼、家人和朋友组成的内阁毫无疑问成为了美国现代历史上最为保守的一任。人们将可以预见到可与格兰特总统或者沃伦·哈丁总统在任时相媲美的腐败丑闻。但最让许多美国人感到不安和恐惧的是，特朗普选择了自己的前竞选经理史蒂芬·班农作为他的首席谋士。班农，一个前美国海军军官和前高盛银行家，是布莱特帕特新闻的创始人，那是一家与欧洲极右翼组织和美国白人权力组织一样的激进的另类右翼刊物。布莱特帕特不仅站在了白人的民族主义和本土主义的立场上，还推广理查德·斯宾塞(Richard Spencer)这类白人至上主义者。每天都有歇斯底里的反穆斯林、反LGBT运动、和厌女的新闻报道。[ Elizabeth Sherman, “10 Most Despicable Stories Breitbart Published Under Bannon” Rolling Stone, Nov. 23, 2016, availablehere.]一些人将班农描述为“秘密法西斯”。[ Jim Naureckas, “A Guided Tour of the Racist, Crypto-Fascist “Alt-Right” By Breitbart News,” In These Times, Aug. 31, 2016, available here.]

几周以来，班农作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一事让很多美国人十分恐慌。班农在白宫的出现、站在总统的右手边导致了不仅仅是左翼和自由主义者而且还有保守派和建制派的巨大的忧虑。然而，当建制派掌握了特朗普的时候，事情又回到了一个相当保守的常态。班农被移出国家安全委员会，国会也挫败了特朗普的民粹主义纲领。[ Kyle Cheney, “Freedom Caucus thwarts Boehner, Ryan — and now Trump,” Politico, March 26, 2017, available here and Daniel Stid, “Why the GOP Congress Will Stop Trump from Going Too Far,” Washington Monthly, Jan.-Feb. 2017, available here.]尽管特朗普已经适应了共和党的建制派，他的深夜推特和大选后的几场运动式集会则继续向他的基本盘献上民粹主义纲领。保守派和另类右翼的电台主持人和作家也开始暗示特朗普已经出卖了自己。

与俄罗斯的纠葛

在他的竞选活动中，特朗普以其对俄罗斯独裁者普京的过分赞誉而震惊了许多美国人，因为后者以监禁或谋杀他的政治对手、无视国际法，从乌克兰手中夺取了克里米亚，并在乌克兰东部进行了武装干预并而声名远播。特朗普甚至表示，美国和俄罗斯可能会克服分歧，乃至会成为盟友。

这也是疑点重重，后来美国安全机构证实，俄罗斯政府干涉了美国大选。特朗普的许多助手，比如他的前竞选主席保罗·曼纳福特(Paul Manafort)就与俄罗斯有着悠久的关系，并曾与俄罗斯高官会晤。[ Michael S. Schmidt, Mark Mazzetti, and Matt Apuzzo, “ Trump Campaign Aides Had Repeated Contacts With Russian Intelligence,” The New York Times, Feb. 14, 2017, available here.]贾里德·库什纳，特朗普的女婿，也曾与一个和普京关系密切的银行家谢尔盖·N·高尔科夫(Sergey N. Gorkov)有过会面。小罗杰·J·斯通是一名曾与古奇费尔2.0(黑客组织)有联系的资深共和党特工，有人认为该组织与俄国情报部门有关。卡特·佩奇(Carter Page)曾是特朗普竞选团队的外交政策顾问，他在俄罗斯进行了广泛的商贸活动。[ Scott Shane and Mark Mazzetti, “Trump Adviser’s Visit to Moscow Got the F.B.I.’s Attention,” April 19, 2017, available here.]特朗普的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T·福林(Michael T. Flynn)曾与俄罗斯官员举行会谈并且次撒了谎，这导致对他进行了泄露国家秘密和接受俄罗斯贿金的调查。[ Emmarie Huetteman and Mathew Rosenberg, “Pentagon Inquiry Seeks to Learn if Flynn Hid Foreign Payment,” New York Times, April 27, 2017, available here.]问题随之而来，特朗普的同僚们是否曾与俄罗斯合作并干预美国大选?美国司法部已经授权联邦调查局调查特朗普团队与俄罗斯在美国大选之前的接触。参议院和众议院甚至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用以调查特朗普与俄罗斯的关系。

一些民主党人受此影响，想证明特朗普和共和党人与俄罗斯人的合作，窃取了希拉里·克林顿的选票，但是两党的成员和许多普通美国人都对此事可能被解读为破坏美国主权的叛国行为而感到担忧。无论如何，与俄罗斯的纠葛，将不会消失。

特朗普的战略与议程

自从1933年民主党人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第一个总统任期以来，新总统的“头百日”已经成为新一届政府的重要举措。对于一个曾经依靠民粹主义议程进行竞选活动的政治新人而言，这或许更为重要。从1月20日到4月29日，特朗普将走完他上任的首个一百天，在这段时间内，他迅速地行动，采取了一种旨在履行其对自己以白人为主的选民许下的要把那些威胁他们就业的墨西哥人挡在门外、阻止那些威胁他们生命安全的穆斯林们的竞选承诺的战略。因此，在就职五天之后，特朗普就发出了立即在美墨边境修筑隔离墙的命令，并且通过扩大犯罪性移民的定义的方式，更加主动地寻找并驱逐无证移民。[ Alicia Parlapiano and Karen Yourish, “Where Neil Gorsuch Would Fit on the Supreme Court,” The New York Times, Feb. 1, 2017, available here.]仅仅两天后，特朗普就在叙利亚战争难民大规模转移的时候发布了一项命令——暂时禁止7个穆斯林国家的移民入境，并且暂停难民入境120天。他的命令中还包含了一个宗教测试，允许穆斯林国家的基督教难民进入美国。

这场由特朗普首先自称又广为人知的“穆斯林禁令”，导致了在全国各地机场进行的大规模抗议活动。美国联邦上诉法院推翻了这一禁令。正如纽约时报报道的那样，“三人法官裁判委员会认为这项禁令并没有提高国家安全，并且声称行政机构‘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七个国家的任何人——伊朗、伊拉克、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叙利亚和也门——曾在美国犯下恐怖主义罪行” [ Jeffrey Toobin, “The Conservative Pipeline to the Supreme Court,” The New Yorkers, March 17, 2017, available here.]。特朗普的第一个主要动议，因计划不周、执行不力而彻底失败。特朗普接着又发布了第二份行政命令，但是法院同样将其推翻。

特朗普的第二个主要动议是试图推翻并取代平价医疗法案，即众所周知的奥巴马医改：由政府协调和补贴的私人保险和医疗保险计划。保罗·D·瑞恩(Paul D. Ryan)，共和党众议院议长早在特朗普就职前就开始推动废除医疗法案，并在三月尝试过通过废除案，但他没能获得众议院多数席位，因为更加右倾的保守派想更加彻底地破坏奥巴马的医疗改革，而温和派由于受到来自于担心失去他们健康保险的选民压力，而抛弃了他。市政厅的抗议活动动员了大量群众，给温和派共和党议员施加了很大的压力，他们中的一些人拒绝投票支持废除。对于特朗普和共和党而言，未能废除奥巴马的医疗改革是一个更大的失败。特朗普再次尝试了一种医疗保健法案，希望在他的头一百天内将其通过，但该法案同样遭到了反对，因此目前仍然滞留在国会中。

特朗普上任头几个月取得的一个胜利是，参议院认可了他提名的最高法官尼尔·格尔索契(Neil Gorsuch)，这是一位极其保守的法官，他有可能会投票支持限制同性恋的权利、坚持对堕胎的限制、废止平权法案以及削弱工会的力量等等[ Alicia Parlapiano and Karen Yourish, “Where Neil Gorsuch Would Fit on the Supreme Court,” The New York Times, Feb. 1, 2017, available here.]。格尔索契是由莱昂纳多·里昂(Leonard Leo)提拔的，后者是非常保守的联邦主义者协会的领导人，该协会在最高法院的构成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在现任三个大法官的人选问题上也举足轻重。[ Jeffrey Toobin, “The Conservative Pipeline to the Supreme Court,” The New Yorkers, March 17, 2017, available here.]尽管在参议院的听证会上格尔索契回避了他的观点，但在参议院近期举行的一场政党路线投票中以54票对45票的得票被共和党人外加三名民主党人认可。

预算和税收计划

头百日里特朗普的另一项重大动议是一项拟议中的预算案，该预算案理应在4月28日之前作为一项持续决议案通过国会审议。特朗普的年度财政预算提案总额超过4万亿美元：呼吁大幅增加国防(上涨10%)、国土安全部(7%)、退伍军人事务部(上涨6%)，同时削减环境保护署(下降31%)，农业部和劳工部(两者都下降21%)、司法部(下降20%)——通过例如削减给犯罪受害人的支持的方式来达成，不过FBI的预算将会见涨——健康与人类服务部(下降16%)、教育(下降14%)的调整。[ Alicia Parlapiano and Gregor Aisch, “Who Wins and Loses in Trump’s Proposed Budget,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16, 2016, available here.]正如华盛顿邮报所观察到的：

如果你是美国的穷人，那么特朗普总统的预算提案不适合你。特朗普公布了一项预算，该预算将削减或废除那些为低收入美国人提供几乎所有方面的帮助的项目，包括经济适用房、银行、环保御寒住房、就业培训、支付家用燃油费以及在民事事务中获得法律顾问等。[ Tracy Jan and Steven Mufson, “ If you’re a poor person in America, Trump’s budget is not for you,” The Washington Post, March 16, 2016, available here.]

预算还取消了19个小型项目，这些项目的成本仅为5亿美元，但其中许多项目受到了保守派的憎恶，其中包括：公共广播公司、法律服务公司、美国志愿队和国家艺术与人文基金会。[ Sharon LaFraniere and Alan Rappeport, “Popular Domestic Programs Face Ax Under First Trump Budget,” The New York Times, Feb. 17, 2017, available here and Aaron Blake, “The 19 agencies that Trump’s budget would kill, explained,” The Washington Post, March 16, 2016, available here.]目前，特朗普的预算似乎正在国会中面临着来自民主党和共和党自由党团的反对，这加大了再次出现政府资金危机的可能性，也可能导致政府停摆。

特朗普提出的税收计划也是为了进一步增加富人的财富。它于四月提出，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该计划“将数万亿美元从联邦政府的国库转移到美国最富有的家族和他们的继承人那里去”。[ Julie Hirschfeld Davis and Patricia Cohen,“Trump Tax Plan Would Shift Trillions From U.S. Coffers to the Richest,”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27, 2017 available here.]该计划将废除州税，将公司税从35%削减至15%，并终止为平价医疗法案提供资金的附加税。与前总统罗纳德里根和他之前的乔治布什一样，特朗普认为，减税将导致经济扩张，从而弥补损失的税收，因此赤字不会增加。巫毒经济学再次出现，几乎没有人相信它。目前该预算案仍停留在国会之中。

特朗普颠倒了自己的一切

大选时，候选人特朗普曾对他的追随者说，他反对美国军事干预和尝试颠覆外国政权的对外政策，他特别承诺不会涉足叙利亚事务。但是，当他收到一次化学武器攻击导致72人死亡，(包括男人、女人、儿童和婴儿)，还有数十人患病的消息时，他立马下令对据称是实施了该化学攻击的空军基地发动了导弹袭击。根据五角大楼的说法，美军向叙利亚的Al Shayrat机场发射了59枚战斧巡航导弹，尽管没有关于伤亡和伤亡的报告。今年4月，美国对叙利亚发动的另外三次空袭只是引起少量媒体注意，而据报道，在这些空袭中有数十名平民丧生。

而民主党人，尽管批评该行动，但“要么纵容，要么不反对军事行动”：

参议院少数派领袖查理斯·舒默(Charles Schumer)于周四晚间表示：“让阿萨德明白犯下如此卑鄙的暴行要付出相应的代价是正确的事。”与此同时，众议院少数派领袖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表示，美国的空袭是对化武袭击的“相称回应”。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则表示，“叙利亚政权必须被追究责任”，而参议院马克·沃纳(Mark Warne)则表示，阿萨德“不能逍遥法外”，参议院迪克·德宾(Dick Durbin)则声称这是“慎重的回应”。[ Aaron Bernstein, “Trump’s Support From Democrats on Syria,” Reuters, The Atlantic, April 7, 2017, available here.]

民主党领导人支持特朗普的空袭，尽管民调显示，61%的民主党人不赞成美国最近的交战行为。[ Jeff Stein, “Few Democratic voters back Syria bombings. So why do so many Democrats in Congress?”, Vox, Apr 14, 2017, available here.]

为了报复化武袭击而对叙利亚空军基地进行的空袭及其余波，构成了特朗普外交政策立场的一系列戏剧性转变。此前，特朗普曾将叙利亚视为对抗伊斯兰国(ISIS)的事实上的盟友，但是现在，不仅特朗普下令发动对叙利亚的空袭，数日之后，他的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也表示，阿萨德的时代“即将结束”。[ Gardiner Harris, “Tillerson Warns Russia on Syria, Saying Assad Era Is ‘Coming to an End’,”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11, 2017, available here.]其次，特朗普将不再是俄罗斯的盟友，后者曾谴责美国对叙利亚的空袭违反了国际法。俄罗斯还否认了叙利亚需要对此次化学武器袭击负有责任，并表示该次化武袭击是由阿萨德政权的反对派实施的。俄罗斯还取消了协调叙利亚空中行动的协议(该协议旨在避免在那里潜在的美俄冲突)。第三，特朗普之前曾认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是过时的，但是现在却把它成为保卫欧洲和美国的堡垒，而且肯定“不会过时”。[ Peter Baker, “Trump’s Previous View of NATO Is Now Obsolete,”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13, 2017, available here.]

特朗普在其他一系列问题上也改变了自己以往的态度。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后，他打破了自己的一项竞选承诺，称他不会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他还宣称，进出口银行是“一件非常好的事物”，而他不久前还将其描述为不必要的东西。《纽约时报》记者阿兰·赖泊德(Alan Rappeport)写道：“特朗普先生的转变使许多他的支持者感到困惑，并暗示，他从华尔街带来的温和派金融家，正在遮蔽史蒂芬·K·班农所领导的白宫民粹主义一翼，后者作为政治战略家越来越被总统所冷落”。[ Alan Rappeport, “Trump Reversals Hint at Wall Street Wing’s Sway in White House,”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12, 2017, available here.]民粹主义的特朗普已经屈服于华尔街和华盛顿建制派。

特朗普对朝鲜的攻击性的言辞，如最近声称与“社会主义”朝鲜发生“巨大冲突”是有可能的，代表了美国对朝鲜一贯的敌视政策的延续，因朝鲜的核武器生产和远程导弹开发，并将它们的打击范围逐步扩展到美国。总统布什曾以“邪恶轴心国”来称呼朝鲜、伊拉克和伊朗，而奥巴马也曾警告总统当选人特朗普，称朝鲜问题是“国家安全第一要务”。尽管特朗普采取了更具威胁性的态度，并且派遣海军部队前往该地区，但他的政策实际上是一如既往的。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管理？

事实证明，特朗普的政府既不是他的支持者所希望的民粹主义政府，也不是许多自由派和左翼人士所担心的法西斯政权——不过，这并不是说我们不应该担心他的政府明显的威权主义倾向。至少在最初的一百天里，似乎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即由于特朗普缺乏经验和被各种事件所压倒，他已经被建制派所吸收。在那些较为温和，但仍相当保守的共和党人的指引下，特朗普所采取的外交政策与前几届政府：布什、克林顿和奥巴马的政策更为一致。更为明确地说，正如空袭叙利亚空军基地和在阿富汗的ISIS据点上投下重磅炸弹表明，特朗普的政策是基于——按照比尔克林顿的国务卿所言——“美国是不可或缺的国家”的基本观点。

同样，特朗普的国内政策尽管有民粹主义的外表，但也不过延续了两党在过去几十年采取的紧缩预算的共和党加强版。我们现在还没有面对铁拳，不过我们可以预料国家戴着手套的手将不断向下层人民施压。最让人担心的是司法部长杰夫·希森斯那将法律和秩序结合起来，以及对黑人和穷人投票权的破坏，因为有特朗普监管和社会福利部门的大臣们确保他们消亡。

逐步升级的反抗

人们认识到了特朗普政府的危险。在特朗普宣誓就职后的第二天就开始的抵抗运动在头百日内没有间断，因为各种团体都进行了街头抗议，或向他们的代表施加政治压力。

无移民日——2月16日，来自全国各地的成千上万的移民为了抗议特朗普总统关于移民和难民的政策而停止工作。一些雇主，要么是因为他们是移民，要么是因为他们同情移民的事业，也关闭了他们的企业，以便他们的工人能够参与抗议活动。在其他情况下，移民工人就直接不去上班，实际上就是一次移民工人罢工，而在不同城市，至少有100名工人因参与罢工而被解雇。在一些城市，比如密尔沃基，在无移民日抗议运动中，成千上万的移民和他们的支持者游行示威，抗议特朗普的政策。

“这不是我的总统”日——不到一个星期后，成千上万的示威者在纽约、芝加哥、洛杉矶、亚特兰大和其他24个城市举行了游行示威以反对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和他的政策，而这一天通常被称为“总统日”(2月20日星期一)，但是今年，这个日子却被很多人称为“这不是我的总统”日。在中西部和东部，这是一个美丽的春天——多亏了气候变化和全球变暖——抗议者游行抗议特朗普的环境和移民政策，以及这位新总统所代表的一切。

市政厅抗议——二月下旬，成千上万的人在美国各地的市政厅会议上露面，挑战共和党的国会议员和参议员。愤怒的选民要求保留医疗保健计划的基本特征、尊重移民的权利、环境保护署得到资助。自2009年和2010年右翼茶党的示威活动以来，在当地的市政厅集会上，还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这些抗议活动为当前的中左翼抗议活动提供了范例。

许多的抗议活动是通过与民主党有关的反特朗普运动进行组织的，该运动被称为“不可分割”，在全国范围内声称有7000个附属组织。该组织的名字来自由前国会工作人员林恩·格林堡(Leah Greenberg)和安杰尔·帕迪利亚(Angel Padilla)撰写的，于最近出版的手册《不可分割：一份抵制特朗普议程的使用指南》。在纽约，支持进步民主党候选人的工薪家庭党也参与了抗议活动的组织。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也提供了资源。

尽管这些活动与之前的抗议活动在政治上有重叠部分，比如妇女游行、机场的移民权利抗议以及移民日示威游行，但是这次发生在市政厅的示威却代表着不同的人群。老年人和中年人经常大量出现，不过那些构成了街头示威大多数的二三十岁人群在许多地点仍然大量涌现。由于在很大程度上由民主党相关组织所领导，激进的市政厅抗议活动往往比几个月来的街头抗议在政治上更为温和。不过仍然有人在市政厅内看到“单一支付医疗保健”和“取消穆斯林禁令”的标语，在一些城市，从发言席上不仅能听到反对企业的演讲，而且偶尔也会有反对资本主义的言论。今年2月，在被重点强调市政厅会议的情况下，民主党似乎在争取抵抗运动的领导权，所有对特朗普的反抗都被叫作抵抗运动。

反战抗议——在特朗普轰炸叙利亚之后，全国主要城市爆发了许多反战抗议活动，但抗议者只有数百人，而来自诸如“答案”组织的组织者则是阿萨德、俄罗斯和伊朗的支持者。与妇女、移民和市政厅集会的大规模抗议活动不同，反战游行和他们的宗派领袖一样，缺乏一种真正受欢迎的品质。而我们所需要的反战运动，则应该是反对美帝国主义，也反对普京、真主党和阿萨德政权，不幸的是，它还没有出现。

科学游行——4月22日，在美国和世界各地的城市，成千上万人(其中有很多是科学家)参加了科学游行。在美国，大约有400个游行队伍，估计在纽约和洛杉矶有2万人，大约15000人聚集在华盛顿广场，在几个城市有1万人。从伦敦到东京，世界各地的数百个城市也举行了其他游行。

这次游行的主要意图是反对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提出的预算方案，该预算将削减包括美国环境保护署(EPA)在内的许多科学项目的资助，而该项目目前被削减了31%。华盛顿的游行者们举着牌子，写着“拯救环境保护署”、以及“拯救国家卫生研究院”，国家卫生研究院也被削减了18.3%或58亿美元。其他城市的游行者举着牌子，写着“没有第二个地球”和“让科学再次伟大”的标语，以及其他标语。

这次游行是由许多科学组织赞助的，其中包括美国科学促进会、美国地球物理联合会、美国化学学会和古生物学学会。公共卫生医生、护士和其他卫生工作者大量参与。许多科学家在东海岸的蒙蒙细雨中与家人一起游行。

最初是通过社交媒体网站Reddit，然后通过Facebook的活动网站，在一周内，支持者从200人增加到了30万人。有著名的教育家“科学人”比尔·奈(Bill Nye)、儿科医生和弗林特水危机的关键检举人蒙娜·汉娜—阿蒂莎(Mona Hanna-Attisha)，以及一位细胞生物学家莉迪亚·维拉-科马洛夫(Lydia Villa-Komaroff)，还有美国第一批获得科学博士学位的美籍墨西哥裔女性担当游行的公众人物。

尽管科学游行的领导没有其他抗议那么中心化，但在一些城市，民主党的政客们在集会上发表了讲话。在洛杉矶，民主党国会议员布拉德·舍曼(Brad Sherman)告诉游行者，“自从伽利略被宗教法庭裁判以来，反科学主义者还从未有过如此强大的朋友”。

然而在旧金山，所有政客都被禁止发言。“科学无党派，这就是我们尊重它的原因，因为它的目的是减少偏见。这就是我们有科学方法的原因。我们非常强烈地认为，让政客参与进来会在某种程度上扭曲这一点。”本月早些时候，一位公共卫生研究员兼游行的联合组织者卡洛琳·温伯格(Caroline Weinberg)在国家新闻俱乐部如是说。

需要一种政治上独立的运动

尽管反对特朗普政府的运动已经遍及整个社会，并且有许多社会团体也参与，但这场运动却没有一个明确而独立的政治立场。民主党，依然是彻底的站在企业和新自由主义的立场上，因而是不可靠的——正如其未能支持单一支付者医疗保健(“全民医疗保险”)一事所证明——已经取得了大部分抵抗运动的领导权，特别是在那些具有较多政治表达的活动中。如果运动想要在阻止特朗普和共和党，乃至反抗企业的民主党，更重要的是反抗资本主义制度中取得胜利，我们将需要建立一种创造自己的政治认同的运动，即使我们没有自己的政党。

2017年4月30日

作者丹·拉·波特兹(Dan La Botz)是争取民主卡车司机工会(Teamsters for a Democratic Union)的创建者。著有《Rank-and-File Rebellion: Teamsters for a Democratic Union》。他是“新政治”(New Politics)的编辑之一，也是“墨西哥劳工新闻与分析”(Mexican Labor News and Analysis)的编辑。

本文译自：http://www.internationalviewpoint.org/spip.php?article4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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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verty pulls the trigger（贫穷扣动了扳机）

THE END of summer in Chicago is near and the hope is that with it will come an end to–or at least a slowing of–the tragic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murders and gun violence the city has seen over the past year.

芝加哥的夏天即将结束，希望随之而来的是这个城市在过去一年中发生的悲剧的谋杀和枪支暴力事件数量的的增加将会结束—或者至少是减缓增加。

In the last year, murders in the city have jumped by almost 40 percent, making Chicago one of the most dangerous cities in the country. Chicago’s murder rate is quadruple that of New York City and double that of Los Angeles.

在过去的一年里，该市的谋杀案增加了近40％，使芝加哥成为美国最危险的城市之一。 芝加哥的谋杀率是纽约市的四倍，是洛杉矶的两倍。

One recent comparison dramatized the danger in Chicago by pointing out that more people have been killed in Chicago this year than the number of American troops killed in Afghanistan during the same period. As of mid-June, 228 Chicagoans had been killed–compared to 144 U.S. troops in Afghanistan for the year to that point.

最近的一项比较戏剧化了芝加哥的危险程度，指出今年在芝加哥被杀死的人数多于同期在阿富汗遇害的美军人数。 截至6月中旬，已有228名芝加哥人被杀—相比之下，到目前为止，在阿富汗有144名美军被杀。

That is true over the past decade as well. Since 2001, 2,000 troops have been killed Afghanistan but more than 5,000 Chicagoans have been killed by gun violence in the same time span.

在过去十年也是如此。 自2001年以来，已有2,000名士兵在阿富汗被杀，但同一时期内有超过5,000名芝加哥人被枪支暴力杀害。

The escalating violence and murder in Chicago streets has become an embarrassing national news story for the city powers that be. After all, Chicago is the home of President Barack Obama, and powerful Democratic Party operative Rahm Emanuel is the city’s current mayor.

芝加哥街头的不断升级的暴力和谋杀已经成为一个令人尴尬的全国性新闻故事。 毕竟，芝加哥是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的故乡，强大的民主党执政官Rahm Emanuel是该市现任市长。

The bad press has prompted city officials to try and “get in front” of growing murder statistics and the macabre body count that the local newspapers engage in every Monday morning after neighborhood shootings spike over the weekends.

糟糕的媒体报道促使市政官员们试图“抓住”不断增加的谋杀统计数据和当地报纸每周一早上报道的在周末飙升的社区枪击事件的可怕的参与人数。

DESPITE THE media focus on the numbers of people killed, there is little in the way of serious discussions on how to address the violence that is shattering some Chicago neighborhoods. Perhaps if the violence were taking the lives of white children, there would be much more of an urgency to end the carnage. Instead, it is young African American and Latino bodies that are fueling Chicago growing murder rate.

尽管媒体关注的是被杀的人数，但关于如何解决撕裂芝加哥的一些社区的暴力行为的认真讨论几乎没有。 也许如果暴力夺走了白人儿童的生命，那么结束这场大屠杀的紧迫性就会更强。 相反，正是年轻的非裔美国人和拉美裔美国人正在助长芝加哥的不断增长的谋杀率。

More than half of the murders in the city happen in a handful of neighborhoods that are Black or Latino–and it is the kids in those communities that are paying the price with their lives. Since 2008, more than 530 young African Americans and Latinos have been killed, more than any other city in the country. Nearly 80 percent of youth homicides occurred in 22 Black or Latino communities on the city’s South, Southwest and West Sides.

超过一半的在这个城市发生的谋杀事件发生在少数几个黑人或拉美裔街区——这些街区的孩子们正在付出生命的代价。 自2008年以来，已有超过530名年轻的非洲裔美国人和拉美裔美国人被杀，超过美国其他任何城市。近80％的青少年凶杀案发生在该市南部，西南部和西部的22个黑人或拉美裔街区。

The daily tragedy of children and teenagers being murdered on the streets of the nation’s third-largest (and third most segregated) city have been reduced to the media fueled moniker of so-called “Black-on-Black crime.” The description of violence in Black communities and neighborhoods as “Black-on-Black” crime is a way pathologizing violence that is not actually intrinsic to the race or ethnicity of those engaged in it.

在这个国家第三大（和第三大隔离的）城市的街头被谋杀的儿童和青少年的日常悲剧已被沦为媒体推动的所谓“黑人对黑人的犯罪”的绰号。 将黑人街区和街区中的暴力描述为“黑人对黑人的”犯罪，是污名化暴力的一种方式，这种暴力实际上并不是参与其中的人的种族或民族所固有的。

In the deeply segregated U.S., most crime happens between people of the same race. Most crimes experienced by whites are committed by whites, but there is no such description as “white-on-white” crime. In other words, when a white person commits a crime, it is not seen as connected to that person’s race–it is seen as an act committed by an individual.

在被深深隔离的美国，大多数犯罪发生在同一种族的人之间。 白人经历的大多数犯罪都是由白人犯下的，但没有“白人对白人的”犯罪这样的描述。 换句话说，当一个白人犯罪时，它并不被视为与该人的种族有关—它被视为个人所做的行为。

Simplistic explanations for serious issues help to produce simplistic solutions that make for good sound bites but do nothing to actually address the real problem of crime and violence in poor and working-class communities of color. For example, a recent report made it clear that these murders are concentrated in the poorest and most-segregated neighborhoods in the city.

对严重问题的简化解释有助于产生简化的解决方案，这些解决方案可以产生良好的声音效果，但却无法真正解决贫困和工人阶级社区中真正的犯罪和暴力问题。例如，最近的一份报告清楚地表明，这些谋杀案集中在该市最贫穷的和最隔离的街区。

In fact, it would be more descriptive and accurate to describe the wave of violence in Chicago as “poverty-on-poverty” or “segregated-on-segregated” crime because that is the actual source of the tensions that have boiled over and led to the heightened murder rate in the city.

事实上，将芝加哥的暴力浪潮描述为“贫困对贫困”或“被隔离对被隔离”的犯罪将更具描述性和准确性，因为这是导致这个城市的紧张局势爆发和谋杀率上升的实际根源。

While Rahm Emanuel recently described the Chicago economy as “booming,” in the two-thirds of the city that is predominantly Black and Brown, there is an economic depression.

尽管Rahm Emanuel最近将芝加哥经济描述为“蓬勃发展”，但在该市三分之二的地区，主要是黑人和棕色人种，处在经济萧条中。

Over 30 percent of African Americans in Chicago live in poverty and more than 20 percent are out of work. More than 30 percent of Latinos in Chicago live in poverty. In the face of such obvious facts, one would assume that jobs and anti-poverty strategies would be a part of any attempt to curb the violence in these communities. Instead, repression and moralism are deployed as the only responses to what actually is a crisis of racism and poverty

超过30％的芝加哥非洲裔美国人生活在贫困中，以及超过20％的人失业。芝加哥的超过30％的拉美裔美国人生活在贫困中。 面对这些明显的事实，一个人会认为就业和反贫困策略将成为任何遏制这些社区暴力的企图的一部分。 恰恰相反，压制和道德主义是对实际上是种族主义和贫困造成的危机的唯一反应。

THE POLICE have pledged to flood the streets with police, conduct mass arrests and revoke bond for misdemeanor offenses for those they decide are members of gangs. Undoubtedly, this police gimmickry will only compound the existing problem–poverty and unemployment.

警方已承诺用警察淹没街头，进行大规模逮捕并撤销对他们认定为黑帮成员的轻罪保释。 毫无疑问，这种警察噱头只会加剧现有的问题—贫困和失业。

As Michelle Alexander’s The New Jim Crow points out, in the Black neighborhood of North Lawndale, 70 percent of the men aged 18 to 45 have a criminal record–making employment in an already tight market almost an impossibility.

正如Michelle Alexander的《新吉姆克劳》所指出的那样，在North Lawndale的黑人街区，70％的18至45岁的男性有犯罪记录——这使得他们几乎不可能在一个本已紧张的市场中就业。

Where more policing and imprisoning will not suffice, public officials and others have offered up dumbed-down responses to what seem like the more obvious strategies. For example, when President Obama was recently in Chicago for a series of fundraisers, he gave a taped statement commenting on the murders and violence. His solution? “We need better role models…we have to provide stronger role models than the gang-banger on the corner.”

如果更多的警务和监禁是不够的，那么公职人员和其他人就会对看起来更明显的策略提出愚蠢的回应。 例如，当奥巴马总统最近在芝加哥进行一系列筹款活动时，他发表了一份评论谋杀和暴力的录音声明。 他的解决方案？ “我们需要更好的榜样……我们必须提供更强大的榜样，而不是角落里的黑帮。”（说这种屁话，奥巴马不愧是右派啊，呵呵。）

Weeks earlier Emanuel made a similarly vague comment: “It’s not about crime, it’s about values.”

几个星期前，Emanuel发表同样模糊的评论：“这不是关于犯罪，而是关于价值观。”

In a breathtaking display of arrogance and delusion, heir to the multibillion-dollar Pritzker family fortune and charter school mogul Margot Pritzker suggested that the city collect a penny from each citizen “…including children. Let’s use the money toward equipping community centers, security cameras, neighborhood watches. It won’t be enough, but it will help our broken city and show we are serious.”

在令人惊叹的傲慢和妄想的表演中，这位价值数十亿美元的Pritzker家族财产和特许学校大亨mogul Margot Pritzke的继承人建议，该城市向每位公民收取一分钱“……包括儿童。让我们用钱来装备社区中心， 安全摄像头，街区监控。这还不够，但它会帮助我们破碎的城市并显示我们是认真的。“（靠监控来“解决”问题，和共匪一样的思路啊，而且都不肯自己出钱，呵呵。）

Popular Chicago Catholic priest, Father Michael Pfleger, at least, identified what he called, “a perfect storm of unemployment, failing schools and program cutbacks,” but Pfleger also collapsed into patronizing cliché when he suggested as the cure: “Parents have to step up. Neighbors have to step up. Communities have to step up.”

至少，广受欢迎的芝加哥天主教神父Michael Pfleger确认了他所谓的“完美的失业风暴，失败的学校和项目削减”，但当他提出治疗时，Pfleger也陷入了陈词滥调中：“父母必须迈出一步。 邻居必须迈出一步。社区必须卖出一步。“

Moreover, Pfleger invited police chief Garry McCarthy to march with him through a South Side neighborhood as a gesture of solidarity with the police.

此外，Pfleger邀请警察局长Garry McCarthy与他一起行军通过南边街区，作为与警方团结一致的姿态。

In New York City, which has its own crime issues, Obama adviser and talk show host, Rev. Al Sharpton, has suggested that people “occupy the corners” to diffuse flashpoints of tension and stop violence before it starts.

在纽约市有自己的犯罪问题，奥巴马的顾问和脱口秀节目主持人Al Sharpton牧师曾建议人们“占据角落”以分散局势紧张的关键点并在暴力开始前制止暴力。

Dozens of other pundits, politicians and commentators have suggested parents do more, have called on celebrities to speak out against violence and offered many other prescriptions against the violence–except for the painfully obvious.

许多其他权威人士，政治家和评论员都建议父母做得更多，呼吁名人大声反对暴力，并提出许多其他处方来反对暴力—除了痛苦的显而易见的那个。

Where is the demand, just as a starting point, for meaningful jobs in these economically depressed communities, full funding for all public schools, a moratorium on evictions and foreclosures, and the restoration of budgets for the array of social and welfare services that have made poverty much harsher in the U.S.?

在这些经济萧条的社区为所有公立学校提供全额资金，暂停驱逐和丧失抵押品赎回权，以及恢复提供一系列使得美国的贫困程度更严重的社会和福利服务的预算，这些需求的起点在哪里？

IN THE political age of budget cuts and shrinking government services, politicians of all stripes, and the people who support their agendas, have a vested interest in blaming a “lack of values and morality” for the problems of crime and violence in communities of color. It makes it a “personal” problem and not one produced by a system of economic and racial inequality at its root.

在一个预算削减和政府服务缩减的政治年代，各种各样的政治家和支持他们议程的人都有动机将有色人种社区的犯罪和暴力问题归咎于“缺乏价值观和道德”。它使犯罪成为一个“个人”问题，而不是一个由经济和种族不平等的系统产生的问题。

Crime and violence are not mysterious nor are they diseases; they are the predictable outcomes of the economic violence that provides the ravaging context within which the gun violence and murders are happening in Chicago.

犯罪和暴力不是神秘的，也不是疾病; 它们是经济暴力带来的可预测的结果，经济暴力提供了在芝加哥发生枪支暴力和谋杀的肆虐环境。

When people have no realistic possibility of meaningful employment because of either a criminal record or just the simple absence of jobs, then joining a gang becomes a viable alternative, if not a necessity, for economic survival.

当人们由于犯罪记录或者只是简单因为地缺乏工作而没有实际就业的可能性时，加入黑帮成为经济生存的可行替代方案，如果不是必需的话。

Minority neighborhoods in Chicago have been devastated by budget cuts, unemployment, entrenched poverty and a despondent hopelessness that the future will ever be different.

芝加哥的少数族群街区因预算削减，失业，根深蒂固的贫困以及对未来不会变得不同的沮丧的绝望而受到严重破坏。

Mayor Rahm Emanuel made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his own kids’ lives of privilege and luxury and those of Chicago’s Black and Brown children when, after an extravagant South American vacation, he quipped to a local newspaper, “Every year, we try to take the kids to a different part of the world to see. When you…grow up…you want to be an Emanuel child. It’s unbelievable.”

Rahm Emanuel市长将他自己孩子的特权和奢侈生活与芝加哥的黑人和棕色儿童的生活区分开来，当在一次奢侈的南美假期后，他在当地一家报纸上开玩笑说：“每年，我们都会尝试带孩子们到世界的另一个角落看。当你……长大……你想成为一个 Emanuel的孩子。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Truer words have never been spoken when compared to the poverty and segregation in which most Black and Latino kids in Chicago grow up. In the ghettos of Chicago, public schools are starved of resources and shuttered, desperately needed mental health clinics are shut down and thousands of home and building foreclosures perpetuate an atmosphere of insecurity, anxiety and unpredictability that compounds the tensions that give way to violence.

与芝加哥的大多数成长在贫困和隔离中的黑人和拉丁裔孩子相比，真实的话语从未被说出过。在芝加哥的贫民区，公立学校缺乏资源和被关闭，迫切需要的精神卫生诊所被关闭，成千上万的家庭和建筑处在丧失抵押品赎回权导致的不安全的，焦虑的和不可预测的长期持续的气氛中，加剧了导致暴力的紧张局势。

Violence in poor and working-class communities is a serious issue for those who live there, to be sure. But all too often the “solutions” offered are more police and relying on the racist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that has created many of these problems in the first place–or self-blame.

对于那些住在那里的人来说，贫困和工人阶级社区的暴力当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但是，提供的“解决方案”往往更多是警察，并依赖于种族主义的刑事司法系统，这种系统首先造成了这些问题中的许多问题—或者是自责。

But crime and violence do not exist or take place in a vacuum. Martin Luther King Jr. said more than 40 years ago that the U.S. government was the “greatest purveyor of violence in the world” and that as long as that reality existed, he could not condemn the poorest people who committed violence in this country–because they are the actual victims of American greed, racism and corruption:

但犯罪和暴力不会存在或发生在真空中。40多年前，马丁·路德·金说，美国政府是“世界上最大的暴力传播者”，只要存在这种现实，他就不能谴责在这个国家犯下暴力的最贫穷的人—因为他们是美国的贪婪，种族主义和腐败的实际受害者：

As I have walked among the desperate, rejected and angry young men I have told them that Molotov cocktails and rifles would not solve their problems. I have tried to offer them my deepest compassion while maintaining my conviction that social change comes most meaningfully through nonviolent action. But they asked–and rightly so–what about Vietnam? They asked if our own nation wasn’t using massive doses of violence to solve its problems, to bring about the changes it wanted. Their questions hit home, and I knew that I could never again raise my voice against the violence of the oppressed in the ghettos without having first spoken clearly to the greatest purveyor of violence in the world today–my own government. For the sake of those boys, for the sake of this government, for the sake of hundreds of thousands trembling under our violence, I cannot be silent.

当我走进那些绝望的，被拒绝和愤怒的年轻人时，我告诉他们莫洛托夫鸡尾酒和步枪不会解决他们的问题。 我一直试图向他们提供最深切的同情，同时坚持我的信念，即通过非暴力行动导致的社会变革是最有意义的。 但他们问—而且是正确的问—越南呢？ 他们问我们自己的国家是不是在使用大量暴力来解决问题，以实现它想要的改变。 他们的问题击中了家里，我知道如果没有首先明确地向当今世界最大的暴力传播者—我自己的政府说话，我再也无法反对贫民区中被压迫者的暴力行为。为了这些男孩们，为了这个政府，为了数十万在我们的暴力事件中颤抖的人，我不能保持沉默。

Poor and working-class communities that suffer violence are looked at as exceptional or aberrations to the “mainstream,” when, in fact, the violence acted out in neighborhoods is only a reflection of the violence that is often glorified and celebrated throughout American politics and culture. From Hollywood bloodbath movies, to the death penalty, to wars and occupations, to the criminal support and subsidization of the genocidal state of Israel, the U.S. ruling class worships at the alter of violence, mass murder and mayhem.

遭受暴力的贫困和工人阶级社区被视为相对“主流”的特殊或异常，事实上，社区中发生的暴力事件是对在整个美国政治和文化中经常被美化和庆祝的暴力事件的反射。从好莱坞的血腥电影到死刑，再到战争和占领，再到对以色列这种种族灭绝国家的犯罪支持和补贴，美国的统治阶级都崇拜暴力，大规模谋杀和混乱的祭坛。

Is it any wonder then that when deep cynicism replaces hope for the future that some act out in a way that is completely consistent with many of the values promoted by those who rule this country: brutality, vengeance and destruction?

当深深的犬儒主义取代对未来的希望时，有些人会以一种与统治这个国家的人所宣扬的许多价值观完全一致的方式行事：残忍，复仇和毁灭，这有什么疑问吗？

Of course, the violence acted out by the oppressed against each other is an expression of powerlessness, desperation and profound social alienation–but it also reflects the absorption and influence of ruling-class mores.

当然，被压迫者互相针对的暴力行为是无能为力，绝望和深刻的社会异化的表现—但它也反映了对统治阶级的习俗的吸收和影响。

The alternative to this is not more police, and it is not debates about morality and values, it is about giving the young people of this country hope that there is a future worth living for. It means not closing their schools, stealing their homes, or brutalizing, arresting and imprisoning them.

替代方案不是更多警察，也不是关于道德和价值观的争论，而是给予这个国家的年轻人希望的一个值得生存的未来。这意味着不要关闭他们的学校，偷窃他们的家园，或者暴力，逮捕和监禁他们。

“Hope,” in this context, is the simple belief that another world, free of racism, poverty and repression is possible. It is a future worth fighting for.

在这种情况下，“希望”是一种简单的信念，即没有种族主义，贫穷和镇压的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 这是一个值得为之战斗的未来。

https://socialistworker.org/2012/08/20/poverty-pulls-the-trig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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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难民相关资料，香港的另一面

香港是个国际金融城市，是资本主义剥削金字塔的顶端，是连续十多年世界经济自由度第一的地区，同时也是全世界贫富悬殊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基尼系数超过0.5）。我曾经的一个香港朋友就天天拿香港做例子来吹捧资本主义。不过，香港存在的麦难民们相当打脸：

特写：香港“麦难民”现象：

夜幕初降，这家连锁快餐厅演变成暂住旅舍，这时候已出现数十名贫困者。

尽管这个现象在亚洲其他地方也有出现，特别是在日本和中国大陆；但香港人口老化、房产价格高昂和工资停滞不长等情况，均令香港的“麦难民”现象特别严重。

在这家餐厅“留宿”的常客大部分是老人家，他们的笑容似乎遮掩了背后伤感的个人故事。他们以54岁的阿陈为马首是瞻，他曾当过警察，很会说话。

他说他在附近租了一个小房间，但大部分晚上均在这个餐厅度过，说可以舒适地与朋友聊天打发时间。

阿陈以流利英语对我说：“这是个熟悉的地方，有熟悉的面孔。这些人都是流浪汉，部分人最近才出现，其他是常客。他们大部分人都无家可归。”

66岁的何大卫（译音）到去年为止仍然在打工，他是护卫员，月薪港币一万元（约1300美元或840英镑），但中风后他失去工作能力。

现在他要吃多种药物，全部在公立医院领取，每个月获得政府3870港元的救济。

“你必定觉得我非常懒惰。这并非事实，我渴望工作，但我这个年龄找不到工作，所以我要领取政府救济。”

即使有政府的救济，何大卫也无法负担高昂的租金，这个城市的房价全球之冠。

虽然香港有公共房屋，但供应短缺，等候名单长达好几年。

什么是“麦难民”？贫富悬殊下的香港一角：

香港社区组织协会最近一份“24小时快餐店无家者研究”，在去年12月28日凌晨走访香港其中73间24小时营业快餐店，发现一晚就有384人夜宿，其中约225人集中在九龙西旺区，日间则在区内寻找“散工”挣钱。

社协亦访问了当中116人，男性占88.8%、女性为11.2%，平均年龄约为52岁。受访者平均在麦当劳已度宿超过23个月。而该机构另一份“‘再露宿’研究2017”报告显示，其余露宿街头者的露宿时间平均达8.7年。

为何这些人选择在快餐店夜宿？，36.5%受访者指因为“租金太贵”、26%与失业有关、也有5.9%受访者是希望“节省金钱”、以及3.9%受访者本来的“居住环境过于恶劣”。在女性受访者中，夜宿快餐店的主要原因是认为比较安全、以及有免费冷气/暖气。

调查发现，这些受访者平均月入中位数达9600元，其中近40%受访者有达高中、预科、大专或以上学历。数字较2015年增加67%，増幅明显。

这些受访者平均月入中位数达9600元，但㓥房租金中位数已经高达4500元。

年前统计处公布的另一项数据显示，香港约有250户家庭，而居所则有270万个，轮候公屋的家庭却多达80万户。港媒曾形容，有关数据反映港府房屋政策错配。联合国早于1991年提出，住屋是基本人权，政府需要提供稳定、有基本设施、可负担、适合居住及确保每个人都有公平住屋机会的环境，然而港府目前的房屋政策正在与该理念背道而驰，在与商界的“紧密合作”中，将房屋沦为谋财商品。

邱立本·香港“麦难民”启示录：

他们被称为“麦难民”（McRefugee）。这也许是牛津字典的新词，但还没收录在新华字典。这似乎是美国所没有的夜景，因为在麦当劳的美国故乡，这样的午夜“睡客”肯定会被赶走。但香港的麦当劳集团似乎很有人情味，说欢迎任何背景的顾客，即使他们逗留的时间特别的长。

麦难民的背后，正反映香港窘迫的居住问题。目前房地产价格飙升，是回归20年的最高峰。香港政治的重中之重，不是政治改革、全民普选，而是房屋的死结，导致“无屋者”与“有屋者”的巨大鸿沟，也导致年轻一代无法购屋，租金高昂，居住在房屋品质越来越差的环境中，形成了一股怨气，引爆了政治上不稳定的局面。可以想像，如果那些年轻人都拥有自己的房子，就不会跑到旺角街头向警察丢砖头，卷进暴乱的风波。（这里这个新加坡人说的有几分道理，即使香港有了政治改革有了全民普选，如果按照我曾经那朋友的想法，香港的资本主义现状不变，那么香港社会的问题，年轻人的愤怒，还是得不到解决。当然，有了真普选之后，香港的现状也很难保持不变了。）

但香港的房屋问题，必须看到铜板的另一面。香港人口差不多有一半买了房子在很（拥有住房的人只有差不多一半，香港的房价真是疯狂，不愧是连年经济自由度第一的城市啊，呵呵），有些不止一套。约300万的“有屋者”，其实是房价飙升的受益者。如果房价下跌，他们就会奋起抗议。回归后金融风暴来袭，以及后来的非典（SARS），都曾导致楼价下跌，不少业主陷入“负资产”的困境。

我曾经看到一个新加坡人羡慕香港人为真普选而战的新闻，结果下面的评论中，大批香港人都在羡慕那个新加坡人的大房子，我曾经那朋友说这是自由的代价，笨蛋，这不是自由的代价，这是该死的资本主义剥削压迫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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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權臨近的反省：經濟並非人生存之目的

「並非是中共消滅了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而是以更壟斷、更有利於權貴不斷積累資本的強勢，併合加固又同時極化了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需要的恐怕不是訴諸『資本主義』五十年不變的承諾，而是嘗試….尋找壟斷和金錢積累之外的另類生活和價值。」

 

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的許寶強教授在其新著有這樣的說法。《回歸人心：極權臨近的香港情感經濟》（牛津，2018） 註更多近期在香港出版後，在知識份子圈子引起不少討論。但是，這本書的觀點不只適用於香港，對台灣以至當下的國際社會都有參考價值。

當資本主義成為全球信仰

 

許氏上述的洞見看似普通，則香港一國兩制名存實亡不是指社會主義勝過資本主義，而是中共實行的極端資本主義壓過港英政府原有的資本主義而已。但是，這種擺脫「社會主義 vs. 資本主義」或「中國 vs. 普世」的想法，其實不多見於大眾的論述之中，反之比較像許氏所言，我們很多時都誤以為「支持『兩制』（或與中共的「社會主義」不同者）則表示守護『私有財產』、『自由市場』、『普世價值』」。

 

許氏正正提醒我們，中國和全球化下的其他國家其實都聚焦對經濟發展的崇拜，所以真正的問題在於一種把東西都單以經濟向度的詮釋視野，而它逐漸把人心以至社會導向沒有人性，只會享樂不問道德的獸性。如是者，我們才可以明白中國倡議的專制何以愈來愈得到和應。

 

新自由主義自上世紀80年代開始由柴契爾夫人等人帶起而成為全球主旋律，「小政府大市場」、「私有化」、「去規管」成為現今還有人深信不疑的「經濟基礎學」，尤其當有工會罷工或政府減利得稅，總有人以「自由（市場）」為名批判反對者阻攔經濟發展和損害社會整體利益云云。

 

政商界近數十年開始在高舉「自由」的氛圍創立有利自己的經濟宗教，並催眠群眾成為教徒，以鞏固勢力。他們提供資金予智庫以說服眾人和政府相信新自由主義的高尚，又改造著名經濟學者的學說，令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社會有責任為窮人提供能夠據以『改善他們狀況』或進行競爭的手段」（國富論，1776）和海耶克（Friedrich Hayek）「如果政府什麼事也不做，將沒有任何一種制度能被合理地維護」（通往奴役之路，1944）種種不利的說法消聲匿跡，淪為只為他們背書的歷史人物。

 

另一邊廂，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者對打壓持批評態度者不遺餘力。以阿根廷著名經濟學家普雷維什（Raúl Prebisch, 1901 ~ 1986）為例，他在二戰後提出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條件由於長期存於劣勢，所以容易被已發展國家透過貿易手段變相掠奪，立刻招來已發展國家和其經濟學家的口誅筆伐，並成功令大部分發展中國家進入自由貿易的大家庭，開展了新帝國主義、後殖民主義的時代。

 

全球的平民百姓開始成為跨國企業的人肉提款機，政府亦礙於失去經濟主權而難有作為，群眾開始在經濟風險增加的處境下對政府的無能和民主商議失去耐性。既然道德被置於一隅，經濟至上，無怪乎許氏以為新自由主義是培育極權的土壤，「與中國（市場）作對毫無益處」之說近年在台港均有共鳴者就是絕佳例子。

 

香港連續24年被美國保守派重要智庫之一的美國傳統基金會評為最自由經濟體，但基尼係數卻高得驚人，誠然是破解新自由主義神話的實證。（攝影：黃樂祈）

 

解藥在「經濟至上」外發掘另類價值

 

許氏看得很通透，強調保障一國兩制某程度並不到位，因為中國的制度自改革開放已轉向資本主義。是以，討論香港的未來，談的不是如何維持過去的「繁華穩定」，如何保障「香港制度五十年不變」云云，而是重新思想自由的內涵。同理，台灣和國際社會亦當細嚼箇中的意義。

 

全球民主倒退，不能只強調專制的勢力與利誘，也當檢視新自由主義如何綁架了民主體制。英國著名地理學家大衛‧哈維（David Harvey）就指出，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運作其實建基於商品化和掠奪性累積，私有化把社群的共同資源如交通、土地、教育、醫療變成私人謀利途徑，同一時間，金融資本則透過財技和國家再分配扶持 註更多，這樣，民主體制往往已成為服務富人的工具，與專制的差異也就大大拉近。

 

日前屏東縣議員蔣月惠公勇路拆屋拓寬案中獲得不少關注與同情，正正是這個富者愈富、貧者愈貧之時代的一個寫照。空有民主的外衣，卻陷入政商界創立的新自由經濟宗教，最終只會產生提倡自由卻失去自由的現實。

 

於是，許氏想起了馬克思。當然，這位二百年前出生於德國的學者難免備受爭議，但許氏卻希冀校正讀者的眼光，與其說馬克思是社會、共產主義的藍圖家，其實他是一個致力批判資本主義的思想家。回顧馬克思活躍的世代，正是工業革命在大英帝國發展迅速的日子。

 

可是，劇變的不啻是帝國版圖擴大和經濟表面欣欣向榮，童工、環境污染、工人罷工、貧富懸殊等社會問題也接踵而起，形成一個汰弱留強，只有贏家與輸家的世界。丁學良亦以為，馬克思是站在人本位的立場上對資本主義制度作出控訴， 註更多所以在《共產黨宣言》當中，才有「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之條件」這一句。摒棄後來馬列主義對馬克思的扭曲，或許我們能從這位思想家看到現今世界實際需要處理的問題。

 

當然，共產主義在上世紀已證明其政治上之不切實際，但也是時候解決新自由主義編織多時的謊言。市場需要管控，市場價值不是金科玉律，更重要是需要一個非經濟層面的想像，一個容許不服從「主流」權利的空間和制度，人才有自由和活得有尊嚴的可能。就如最近一期《新新聞》（第1614期）說，統促黨在台灣基層得以生存，不在靠勢力讓人臣服，而在於它滿足基層某些需求，如果基層需求得不到舒緩，北京還是能找到代理人填補。面對專制的輕狂，不宜站在「我們的制度較你們好」的道德高地，而是不斷檢討自己的惡，使民主的社會再次展現不一樣的生命力。

 

蔡英文政府推行的稅改有劫貧濟富之嫌，其實並不叫人意外，因為只要新自由主義繼續主導全球政經的意識形態，各國的執政政府也難以扭轉傾商的方針，台灣自然也沒有例外。（攝影：黃樂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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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保姆 是她最后的避难所 还是她的新牢笼？

如今的中产夫妇越来越爱抱怨家政阿姨飞涨的工资，却往往对家政工本身的困境视而不见。家政阿姨的劳动者地位却不被法律承认，也意味着当家政工遭遇家政公司跑路、雇主欠薪、性骚扰和暴力伤害时，她们每一笔“高收入”都将是最后一笔。

同村妇女天南海北往外面跑，韩姐做了“贤妻”；年轻的姑娘去工厂做女工，韩姐做了“良母”；直到债务缠身，已经不那么年轻的韩姐不得不几经辗转来到北京，为家庭、孩子赚取读书生活的费用。

在北京，老龄化问题、二胎政策以及中产工作的高强度制造了庞大的家政工市场。韩姐做不了流水线工人、做不了服务人员，家政行业成了她的职业归宿。然而，十几年的家政生涯，却如渡劫渡难。

第一难，克制的爱

2005年10月，韩姐从天水西口镇铁炉村出来。05年的望京是一片荒地，杂草丛生，根本没有家乡人吹得那么天花乱坠。靠着当地妇联跟北京市家政公司的联系，韩姐和一百号人几夜间纷纷找到雇主。

来北京第三天，韩姐得到第一份面试。女主人和丈夫是北京土著，在商海翻滚难以抽身，长辈们身患重疾无法帮衬，家里两个月大的女儿一天到晚不睡觉，一家人被折腾地死去活来。实在招架不住，决定雇个帮手。

中产妇女雇佣家政工主要看服从和可控制性。韩姐瘦弱，三十五岁，比女主人小几岁，外貌和口才普通，生养过三个女儿是加分项，面试结束。韩姐被录用。

“她一回家，就躲进卧室。”上户第一天，韩姐诧异女主人对孩子的厌倦。“也不是产后抑郁，好像不喜欢孩子。”女主人简单交代几句，要给孩子念三字经，启迪心智。之后，像是企划案有了专人负责，女主人对孩子不闻不问。

韩姐却是第一次舒坦地扮演“母亲”。大女儿一岁时，韩姐怀上老二，挺着大肚子，给老大换尿布。等到老三就更费事，两个小家伙在脚边绕着跑，动不动就要抱。公婆没出什么力，最后还是靠着自己硬挺着撑了下来。出村口时，小女儿追着客车跑了半里路，一家人的活路在前面，她不能够回头抱起自己的姑娘。

韩姐把对三个闺女的爱全部倾注在“小不点”身上。韩姐陪着“小不点”唱儿歌、玩游戏，费了心思背下三字经，比紧箍咒还好使，一念“小不点”就安静。没多久，女主人一碰“小不点”，她就哇哇大哭，女主人闲暇时间挤出的笑容突然僵住。

孩子的错认令女主人非常焦虑和慌张。先是不许“小不点”跟韩姐同睡，后来又要亲自帮孩子洗澡，孩子爱玩水，把水溅到她身上，又埋怨韩姐太惯着孩子。25斤的“小不点”整天挂在韩姐身上，身体瘦弱的韩姐胳膊每天“像被皮鞭抽过一样”。四个月后，韩姐的身子终于吃不消，女主人松了一口气，“你离开吧。”

“孩子有没有哭？”离开雇主家才两天，韩姐打给女主人。“孩子没哭，很乖。以后就不用你费心。”女主人掐断电话。

后来韩姐才明白，“婴儿最多只让带到一岁，七个月就会认人。离开之后，雇主也不希望再联系。”

家政工只是女主人短暂的“替身”。刚做家政的韩姐还不懂这个道理。

第二难，求助无门

2007年2月7日，轰动一时的富平案的发生。这一天，一位家政工小雷照顾的小孩因为呕吐弄脏了衣物，小雷将小雨置于沙发后，将脏衣服拿去衣服清洗。而就在此时，孩子从沙发落地，头部遭受特重型闭合性颅脑损伤。次日凌晨三点，小雨经抢救无效死亡。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富平家政服务公司因雇员过失赔偿幼女父母47万元。而案件的争议焦点是保姆应当尽何种注意义务，以及保姆与家政中心之间是否是劳动关系。

这个案子对于家政工来说并不是一个好消息。“富平案”之后，许多员工制家政公司为了规避潜在的法律风险转型为中介制。这就意味着，无法确定劳动关系的家政女工，当面临雇主违约、欠薪、打骂、虐待、超长的工作时间及糟糕的食宿条件等劳动权益受损的情况，很可能无法利用《劳动法》捍卫自己的劳动权益。

09年，韩姐被一个“富婆”雇佣，这是她头一回去高级小区当保姆。起初觉得挺新鲜，没几天，韩姐就被富婆各种挑刺。那阵子，“富婆”的老公出轨，跟一个大学生好上，和她离了婚，只给她留下了一笔钱。而“富婆”的女儿出国留学不在身边，“她得了抑郁症”，一个人苦闷，冲着韩姐大吼大叫，韩姐像丫鬟似的被她欺负。不想干了。“富婆”不是没钱，但是像是神经质般地要守住这笔“分手费”，一分不给韩姐，还扭着韩姐的胳膊，要将她扔出门外。

韩姐反抗，但身形瘦弱的韩姐敌不过体态丰满的富婆。韩姐伤了尾椎骨。打电话报警，警察来了，富婆一亮身份，警察一看是“官家人”，二话不说，扭头就走。韩姐孤立无援，打电话找公司，公司也支吾没法处理。韩姐去劳动仲裁局，被告知没有签署劳动合同，无法受理。没多久，韩姐从电视新闻上看到那个女人在自家的天台，把家里的现钞洒向天空。

韩姐在医院住了多半个月，每晚都梦见富婆在天台的嚎叫和大口吃肉时的狰狞。到最后，她也没从“富婆”那里要回自己的工钱。

第三难，恶意欠薪

2013年，患白血病的赵阿姨出院。出三千，请韩姐照顾。她老公得癌症去世，家里欠了几十万，赵阿姨换血又花了几十万，家里积蓄都花光了。赵阿姨把二居室租了出去，租了间一室一厅，租金几乎刚抵了房租。韩姐睡折叠沙发，但赵阿姨不许晚上十一点以前打开沙发，韩姐累了也没地休息。

早起韩姐熬了一锅红枣粥，煮了几个鸡蛋，端上桌。赵阿姨挑出韩姐碗里的红枣，又从韩姐手里夺去剥好的鸡蛋，“你没生病，我是病人，给我吃。”女儿女婿每天晚上都过来吃饭，做了肉菜都端在他们面前，韩姐够不到，赵阿姨倒是直接，“我女儿女婿工作忙，他们辛苦，都给他们吃。”

冬天，赵阿姨喜欢通风透气。韩姐穿着单衣、凉拖，赵阿姨把自己裹得紧实，打开窗户，冷风飕飕窜进来。家里衣物都得手洗，韩姐在阳台上搓着使不上劲，手冻得通红，双腿发软。感冒了，脑袋沉想找个地方歇一歇，赵阿姨有洁癖，还不让她躺到自己床上，女婿坐在沙发上打游戏，韩姐去厨房摊开凳子眯了会儿，女儿见了非常生气，“付你钱让你干活，叫你睡觉啊。”

“我感冒了，别给老太太传染了，我现在就走。”韩姐说完，女儿呸了一口，“是你说要走，一分钱没有！”韩姐给家政公司打电话，没人愿意来。“没人管，是吧。哪里来的小偷，滚出去。不然我报警了。”一直耗到晚上十点，女婿下班回来，扬言要把韩姐铺盖卷丢到门外。公司给赵阿姨女儿一通电话，说“钱给她结了，我们给你找人。”赵阿姨闺女不答应，让公司重新找到人，再结韩姐的工资。韩姐背着铺盖卷，无处可诉，花了5块钱在公司大通铺过了夜。

那阵子，孩子要交学费，韩姐迟迟拿不到工资，韩姐丈夫向各路亲朋借了笔款子，孩子上学的事才有了着落。公司派人上户那天，韩姐跑去赵阿姨家，被她女儿堵在门口，“你进来我告你入室行窃。你再纠缠，等我老公回来，不撕了你才怪。”韩姐被雇主打过，吃药看病花过不少钱，韩姐怕了，最后赵阿姨从门缝里塞给她四百块钱，韩姐离开了。

第四难，严苛监工

2014年，韩姐拿到高级母婴护理证，当时北京高级月嫂月收入可以轻松过万。韩姐所在的家政公司没有合适的雇主介绍给韩姐，家政行业明令禁止家政工接私单，否则会被拉入“行业黑名单”。

没得挑，韩姐接着做育儿嫂。女雇主是外企主管，男雇主则是国家电网的，家里一对龙凤胎，上小学，住校，韩姐照顾两个月大的双胞胎，月薪六千。

韩姐大女儿刚上了大学，老二老三考上了市重点高中，韩姐的老公跟着去天水市，做保安，一个月一千八，租了二十平米的屋子。每个月一大家子吃穿用度都靠着韩姐担着，“没活，一家人只能喝西北风。”

女雇主要求十分苛刻。韩姐需要在8开纸上准确记录自己的工作日志，包括孩子的作息、活动内容、洗澡、喂奶时间和份量、辅食份量、钙片的数目。她还经常向高级育婴师请教，指导韩姐的工作。

中午做完孩子辅食后，韩姐才能吃饭。家里还雇有一位四川人张阿姨，负责家里伙食，月薪三千五。韩姐工资远高于她，张阿姨心里不平衡，常常不给韩姐留饭。雇主一家来自湖北，爱吃米饭，爱吃辣，韩姐胃受不了，吃米饭反酸，就想喝点稀的。张阿姨不搭理她，做了肉菜，雇主家吃完，把肉全部夹到碗里自己吃光。到韩姐吃饭，只能干蹬着一盘辣椒，扒拉两口米饭。女雇主知道后也只是劝韩姐不要计较，“张阿姨节省，她怕剩下。”

没多久，韩姐胃病犯了，买了香砂养胃丸。吃药的时候，黑色的小丸药掉在地上，女雇主看见又哭又骂，“你得啥病啊，你的药要掉我儿子辅食里怎么办啊，你要毒死他们啊！”韩姐生气又委屈，指着药瓶，“我这是治胃病的药。”拿出体检报告，“你看，我没有传染病！”女雇主自知理亏，晚上回家，对韩姐说，“你有胃病，给孩子做辅食的时候，也给自己做点。我给张阿姨交代了，以后每顿给你做点稀的。”

带孩子辛苦，带两个孩子更让韩姐吃不消。做了两个月，日夜颠倒，腰疼眼胀，身子垮了。韩姐想走，女雇主退了一步，少五百，让韩姐只带管一个孩子。原先韩姐跟女雇主睡一屋，两孩子睡里间，夜里孩子哭闹，她就得起身去哄。现在，女雇主让一个孩子跟自己睡，另一个孩子睡另一个房间，由韩姐照顾。但女雇主又不放心，专门把孩子姥姥从县城里叫来，监视韩姐。

姥姥刚来第一天，韩姐心就凉了。累了一天，韩姐倒头就睡，没多久响起鼾声。姥姥一把揪起她，“打工的，你吵着我了。”韩姐被惊醒，“你别揪我啊，我以为我犯啥错了。”等姥姥睡熟，韩姐眼皮撑不住了，听见打呼声，被自己吓醒，接着几天不敢合眼。

年三十，韩姐过年回家。离开的早晨，女主人告诉韩姐，“年后不用来了。”

第五难，负荷超重

家政工市场的竞争愈加激烈，家里几张嘴等着吃饭的韩姐没性子等好活，只要酬劳不会太低，大都接受。

2015年12月，韩姐的月薪再次下滑。女雇主在物流公司上班，每个月四千五，“我挣的钱刚够付你工资。”奶奶带了田田两年，女雇主不愿意公婆再插手孩子教育，干脆花钱请人。又担心韩姐虐待孩子，在客厅安了监控器，除了去厕所，不允许韩姐离开监控器范围。即便如此，女雇主还是不放心，每天都要问田田，“阿姨给你吃了什么，玩了什么，有没有骂你、打你？”田田被惯坏了，淘气，每天对韩姐拳打脚踢，“每天都想教训这个捣蛋鬼”，但有监控，只能忍在心里。

爸妈不在家，韩姐每天喂他吃饭，玩耍，时间久了，田田接受了韩姐。田田三岁生日很快就到了，女主人买了15寸的巧克力蛋糕，田田先切了一块给韩姐。女主人瞥了一眼，韩姐没有拿。买了草莓，女主人自顾自地吃，田田看见问，“阿姨没有吃，为什么不给阿姨？”田田妈说，“那你给阿姨拿一颗。”韩姐吃了。田田又说，“阿姨吃完了，我再给她拿一颗。”女主人烦了，“人家要吃自己会拿，你管那么多事干嘛！”田田被呛哭，韩姐心里也烧起火。

2016年3月24日，新修正的《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于条例》实施标志着北京市全面二孩政策正式落地。观望很久的田田爸下了决心买了新房，为生老二做准备。这位每晚都要去新家开窗、关窗，除甲醛，经常11点以后才回来。韩姐睡在客厅，男雇主走动的脚步声和开关门声，常常吓醒熟睡的孩子。韩姐刚合上眼又得起身去哄。

起先女雇主不愿意韩姐接送田田。但是产期近了，只好让韩姐送田田上学。雾霾天，女雇主给田田和老公戴上口罩，唯独没有给韩姐，韩姐心里很不是滋味。

就是这一年，韩姐家的老二跟老三一起考上大学。高昂的学费和生活费压得韩姐喘不过气。牙疼、肩周炎，被各种疼痛折磨到翻来覆去的韩姐将两个家庭的绳索系在腰间，打个死结，一步一步拖着往前走。

忍不住牙痛，去附近的小诊所种后槽牙，牙没种好，还把两颗前臼齿磨坏，因为小诊所消毒不好，其他的牙齿也受了影响。白搭了六千，协商了大半个月，诊所不愿全赔。去北大口腔医院治疗，又花了两千。正规医院的医生说了，要补之前的后槽牙，还得再花六千。这就得一万五。为了补上这个窟窿，韩姐打算多做点活。

田田妈生了二胎，坐月子雇了月嫂照顾，熬过几天后，觉得人家伺候得不好，辞退了。韩姐帮忙做月子餐，照料幼儿。韩姐有高级母婴护理证，可以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按当时市场价格韩姐照顾大半月，服务费用七千块，而女雇主认为这是韩姐应尽的职责，只给了五百块钱。

月子刚过，女主人看见韩姐在吃药，“我看你身体不好，你换一家吧。”韩姐没有想到人会这么绝情。已经是17年的秋天，韩姐从雇主家里出来，天阴沉沉，没有阳光，脸却像被炉碳炙烤过一样发烫。

“三个闺女还在上学，三天半月没活，她们就得饿肚子。”韩姐的苦衷，田田妈大概不会在乎。

第六难，养老难题

赶在入冬前，韩姐找到一份新活，照顾老太。老太据说是中国计算机领域的领头人，“她写的书全是英语的，我看不懂。”老太太老年有些痴呆，而且看起来不好相处，但是两儿子都好，清华毕业，知识分子，挺斯文的，好说话。“每个月给5000元，平时给不少零花钱，他们跟我说我和老太太想吃什么就去买，吃好一点。”

这个工资比当育儿嫂的低，但韩姐急需用钱，凑合了。但韩姐开始愁，“两人咋说话啊？”老太去年是去年突发脑溢血落下的后遗症，老犯糊涂。半夜两三点，老太起来嚷嚷要吃牛肉面。住在次卧的韩姐听到动静，跑过去，跟对待不懂事的孩子一样，拉开窗帘，指着外面，告诉老太太：“黑，别出去。”老太一把推开韩姐，拿着钥匙要走。说不动，韩姐连哄带骗，折腾小半晚，老太乏了，躺回床上休息。

也不是每次都能哄住。老太“痴呆脾气又燥”，一不高兴，就摔东西打人。刚去的时候，韩姐老是挨打，也不敢还手，躲进卧室里，老太踹门，要她的退休金。韩姐哭笑不得，“你钱又不在我这。”老太儿子知道后，留下一句，“那你态度不够硬。”毕竟八十多岁的老太，力气弱小，老太再动手，韩姐一把抓住她，她还不上手，“被震住了”。

没几天，韩姐就遭到老太“报复”。老太有风湿，一丝凉风都不能吹，屋子门窗紧锁，韩姐却被闷得喘不过气。韩姐借着倒垃圾，出去透口气，老太听到响动，将屋门反锁。钥匙插进锁孔，转不开，韩姐慌神了，担心她开煤气，或者乱吃药。使劲敲门，没人搭理，向老太儿子“求救”，听他儿子的建议，往屋子里塞纸条，“我被困在外面三四个小时，才进了门。真是怕了，再不敢出去了。”

今年夏天的夜，溽热又黏长。韩姐吃完去火药，拉开窗户又合上，最后露出一丝窗缝，躺在床上，额头的汗在皮肤褶皱处交汇，沿着脖颈和脊背，渗进枕头和床褥。韩姐脑袋沉了下去，传来阵阵鼾声，梦里被一只手捂住嘴巴，猛地惊醒。

已经48岁，家政平台注册的最后年纪。韩姐在四十多个家庭里扮演“厨娘”、“丫鬟”、“侍从”、“奶妈”的角色，却从来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母亲。三个女儿靠着她的辛劳都上了大学，但感情疏离，每年都得靠着丈夫的提醒才记得给韩姐祝福。

帮助数个家庭解决养老问题的韩姐，对于自己将来的养老却没有自己的答案。

家政行业是我最后的避难所

韩姐并不想做家政工，更不想去北京。留在家乡但凡有一条活路，她也不想抛家弃子。

包干到户、包产到户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实施，集体劳动被瓦解，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方式被恢复。男人们拿起锄头誓要征服土地，创产增收；“撑起半边天”的农村妇女们退回家庭，洗衣做饭，照顾老幼。“家家都想要男娃，女娃耕不了地，继承不了土地和宅基地。”

正是激进化市场改革将照料的重负抛给家庭和个人，不论是中产女性还是底层妇女，都不得不重新背负家庭照顾责任各种繁重事务，又在市场化的浪潮中，这两个女性群体之间形成了微妙的关系——她们既是完成家庭照顾任务的主体，同时又是雇主和劳动者的关系。

如今的中产夫妇越来越爱抱怨家政阿姨飞涨的工资，却往往对家政工本身的困境视而不见。家政阿姨的劳动者地位却不被法律承认，也意味着当家政工遭遇家政公司跑路、雇主欠薪、性骚扰和暴力伤害时，她们每一笔“高收入”都将是最后一笔。

对于来自西北农村的韩姐来说，在北京做家政工的这十年，受的委屈太多，但家政行业却是她供养她那逐渐疏离的家庭的唯一方式。她已经分不清，做保姆，是她的避难所，还是她的牢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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