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是个国际金融城市，是资本主义剥削金字塔的顶端，是连续十多年世界经济自由度第一的地区，同时也是全世界贫富悬殊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基尼系数超过0.5）。我曾经的一个香港朋友就天天拿香港做例子来吹捧资本主义。不过，香港存在的麦难民们相当打脸：
夜幕初降，这家连锁快餐厅演变成暂住旅舍，这时候已出现数十名贫困者。
尽管这个现象在亚洲其他地方也有出现，特别是在日本和中国大陆；但香港人口老化、房产价格高昂和工资停滞不长等情况，均令香港的“麦难民”现象特别严重。
在这家餐厅“留宿”的常客大部分是老人家，他们的笑容似乎遮掩了背后伤感的个人故事。他们以54岁的阿陈为马首是瞻，他曾当过警察，很会说话。
他说他在附近租了一个小房间，但大部分晚上均在这个餐厅度过，说可以舒适地与朋友聊天打发时间。
阿陈以流利英语对我说：“这是个熟悉的地方，有熟悉的面孔。这些人都是流浪汉，部分人最近才出现，其他是常客。他们大部分人都无家可归。”
66岁的何大卫（译音）到去年为止仍然在打工，他是护卫员，月薪港币一万元（约1300美元或840英镑），但中风后他失去工作能力。
现在他要吃多种药物，全部在公立医院领取，每个月获得政府3870港元的救济。
“你必定觉得我非常懒惰。这并非事实，我渴望工作，但我这个年龄找不到工作，所以我要领取政府救济。”
即使有政府的救济，何大卫也无法负担高昂的租金，这个城市的房价全球之冠。
虽然香港有公共房屋，但供应短缺，等候名单长达好几年。
香港社区组织协会最近一份“24小时快餐店无家者研究”，在去年12月28日凌晨走访香港其中73间24小时营业快餐店，发现一晚就有384人夜宿，其中约225人集中在九龙西旺区，日间则在区内寻找“散工”挣钱。
社协亦访问了当中116人，男性占88.8%、女性为11.2%，平均年龄约为52岁。受访者平均在麦当劳已度宿超过23个月。而该机构另一份“‘再露宿’研究2017”报告显示，其余露宿街头者的露宿时间平均达8.7年。
为何这些人选择在快餐店夜宿？，36.5%受访者指因为“租金太贵”、26%与失业有关、也有5.9%受访者是希望“节省金钱”、以及3.9%受访者本来的“居住环境过于恶劣”。在女性受访者中，夜宿快餐店的主要原因是认为比较安全、以及有免费冷气/暖气。
调查发现，这些受访者平均月入中位数达9600元，其中近40%受访者有达高中、预科、大专或以上学历。数字较2015年增加67%，増幅明显。
这些受访者平均月入中位数达9600元，但㓥房租金中位数已经高达4500元。
年前统计处公布的另一项数据显示，香港约有250户家庭，而居所则有270万个，轮候公屋的家庭却多达80万户。港媒曾形容，有关数据反映港府房屋政策错配。联合国早于1991年提出，住屋是基本人权，政府需要提供稳定、有基本设施、可负担、适合居住及确保每个人都有公平住屋机会的环境，然而港府目前的房屋政策正在与该理念背道而驰，在与商界的“紧密合作”中，将房屋沦为谋财商品。
邱立本·香港“麦难民”启示录：
他们被称为“麦难民”（McRefugee）。这也许是牛津字典的新词，但还没收录在新华字典。这似乎是美国所没有的夜景，因为在麦当劳的美国故乡，这样的午夜“睡客”肯定会被赶走。但香港的麦当劳集团似乎很有人情味，说欢迎任何背景的顾客，即使他们逗留的时间特别的长。
麦难民的背后，正反映香港窘迫的居住问题。目前房地产价格飙升，是回归20年的最高峰。香港政治的重中之重，不是政治改革、全民普选，而是房屋的死结，导致“无屋者”与“有屋者”的巨大鸿沟，也导致年轻一代无法购屋，租金高昂，居住在房屋品质越来越差的环境中，形成了一股怨气，引爆了政治上不稳定的局面。可以想像，如果那些年轻人都拥有自己的房子，就不会跑到旺角街头向警察丢砖头，卷进暴乱的风波。（这里这个新加坡人说的有几分道理，即使香港有了政治改革有了全民普选，如果按照我曾经那朋友的想法，香港的资本主义现状不变，那么香港社会的问题，年轻人的愤怒，还是得不到解决。当然，有了真普选之后，香港的现状也很难保持不变了。）
但香港的房屋问题，必须看到铜板的另一面。香港人口差不多有一半买了房子在很（拥有住房的人只有差不多一半，香港的房价真是疯狂，不愧是连年经济自由度第一的城市啊，呵呵），有些不止一套。约300万的“有屋者”，其实是房价飙升的受益者。如果房价下跌，他们就会奋起抗议。回归后金融风暴来袭，以及后来的非典（SARS），都曾导致楼价下跌，不少业主陷入“负资产”的困境。
我曾经看到一个新加坡人羡慕香港人为真普选而战的新闻，结果下面的评论中，大批香港人都在羡慕那个新加坡人的大房子，我曾经那朋友说这是自由的代价，笨蛋，这不是自由的代价，这是该死的资本主义剥削压迫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