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国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

(写在前面:中文圈关于伊斯兰问题的文章基本都是反穆垃圾,这篇来自纸老虎博客的文章是难得写到点子上的,故此转载并推荐。所谓的欧洲穆斯林问题并非因为“政治正确”,而是由于新自由主义席卷世界导致贫富悬殊,穆斯林移民也深受其害,再加上极右政客和财团为了转移矛盾故意煽动对穆斯林移民的仇恨,美国政府和其马仔政权干涉侵略中东,才弄出穆斯林问题。 )

老虎君上次已经给大家预告了伊斯兰国的文章了。这篇文章写得老虎君好辛苦,字数也远远超过了以往,大家可一定要好好看啊~~~

另外快到年底了世界也不大太平。普京大大背后被土耳其人捅了一刀,中东的事情一次两次真心讲不清楚,老虎君争取趁此机会多搞几篇文章,敬请期待。

言归正传,这次我们要讲的是伊斯兰国,也就是ISIS。其实ISIS在伊拉克做大已经有几年了,而且这两年时不时就有抓几个外国人砍头的视频流出来,但是总的来说大家并不真正了解ISIS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也搞不清楚它跟基地组织之类的有何区别。

而11月13日的巴黎恐怖袭击事件,才让ISIS真正走到了大家的视线当中。

生而血腥的宗教?

 

这几年来老虎君明显感觉到网络上对于穆斯林全盘否定的态度尘嚣日上,尤其是出了几次暴恐事件之后,似乎黑穆斯林成为了一种“政治正确”,认为伊斯兰教生而血腥暴力反人类,恨不能完全消灭掉这个宗教而后快。

然而地球上可能有十六七亿穆斯林,广泛分布在五大洲,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挺和平的,并不恐怖。“巧合”的是,真正恐怖分子比较多的穆斯林地区,还就是美帝打过的那几个地方。关于美帝和恐怖分子之间相爱相杀的历史我们留到后面再说,但值得注意的是,与这些地区恐怖主义一道开始盛行的,是所谓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什么叫原教旨主义?简单讲就是看不惯社会的变迁,认为应当回到原本的经文,完全按照经文文本的字面解释来指导生活。这些经文也许从处事哲学的角度讲有可取之处,但吃喝拉撒都按一本一两千年前写的红宝书绿宝书教诲来做,这必然是要出问题的。

很重要的一点是,原教旨主义并不是伊斯兰教独创的,犹太教基督教印度教也都有原教旨主义流派[1]。也就是说,任何宗教在特定的历史和社会环境下,都有走向极端化的可能。但无论是哪个宗教,只要陷到了教义文本的条条框框里去,几乎就意味着愚昧、停滞和对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管制。

老虎君给大家举个例子。中世纪的欧洲大家都知道吧,就是那个看谁不惯就直接给人当做异教徒钉十字架上烧死的时代。所谓十字军东征的圣战运动,其实跟今天的ISIS比起来也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当时的天主教廷管制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大力推崇禁欲主义。毕竟说起来耶稣他老人家是无性繁殖出来的,圣母玛利亚到死都是贞洁之身,所以性欲神马的大家就省省好了。可笑的是,这帮道貌岸然的教皇们好多都是私生子一大堆,维基百科还专门有一个页面介绍那些性欲旺盛的教皇们,老虎君也是看醉了,也不知道这些教皇们是不是也可以无性繁殖[2]。

更有意思的是,公元七、八世纪伊斯兰教的兴起正好对应着基督教世界在西罗马帝国崩溃以后开始的黑暗中世纪。这里老虎君也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伊斯兰教的兴起。

简而言之,有一个叫穆罕穆德的人在六世纪末七世纪初的时候,声称自己被上帝选为先知,也就是亚伯拉罕、摩西和耶稣的继承人,然后说服了身边的人们相信自己接受了真主安拉的启示,这个启示也就是《古兰经》。这里要插一句,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虽然势同水火,但其实真心是同根同源,穆罕穆德自己都说了自己是耶稣的继承人,一般认为其学说也是受犹太教和基督教影响不小,他所说的真主安拉其实跟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上帝也是一个东西。

到632年穆罕穆德去世时,大多数阿拉伯部落已经承认他至高无上的地位,并向他进贡。而在他死后(当然免不了有很多争夺权力的撕逼行为,这里就先略去了),他的继承者被称为哈里发,同时作为世俗和宗教的领袖行使权力,其统治的地区则称为哈里发国。而我们下面要讲的这位ISIS领导人巴格达迪现在就是自称为新的哈里发。

在当时,新兴的伊斯兰教可以说是开疆扩土势如破竹。这一时期的伊斯兰教总体来说也是相当开明,非穆斯林的生活除了需要缴纳较高的捐税以外并没有受到干扰,也不会被要求皈依伊斯兰教。甚至于皈依伊斯兰教并不受统治者欢迎,因为这意味着税收降低。因此这一时期信奉伊斯兰教实际上是阿拉伯武士贵族的特权。这种情况一直到750年阿拔斯王朝建立才发生改变,这时候波斯人取代了旧有的阿拉伯贵族,而阿拔斯王朝进一步扩张了帝国的版图,最终将地中海变成了帝国的内海,也大大促进了当时地区间的贸易[3]。

这种宽松的宗教环境,在当时简直是甩动不动给人烧死的基督教几十条街啊。当时的一位基督教主教威廉•亚当用下面这段话来表达西方世界对穆斯林道德堕落的共同看法:“在穆斯林教派中,不仅未禁止任何性行为,而且还允许和赞扬各种性行为。”这话在当时的教皇们看起来大概是相当政治正确,但是放到现在来看,是不是要呵呵呢。

因此,不要以为基督教就一贯光明自由,伊斯兰教则一直黑暗愚昧不平等。你说伊斯兰教男的娶四个老婆,摩门教徒表示不服;你说伊斯兰教不让女人抛头露面,可惜《古兰经》可从来没要求过女人要戴头巾,最多只说不能露出首饰,而这在《新约》当中也有类似的描述[4]。

所以恩格斯老爷爷以前曰过,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顺便安利一下出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下面就让老虎君从恩格斯老爷爷曰的方向来探寻下ISIS崛起的原因。总的来讲,ISIS在伊拉克起家,在叙利亚做大,然后才成了现在这副模样。由于篇幅有限,叙利亚这错综复杂的局势下次会专门出一篇文章,这次老虎君主要给大家说说ISIS的发家地——伊拉克。

萨达姆的生前身后

 

别看现在ISIS搅和得挺起劲,要知道在萨达姆治下,伊拉克根本没有基地组织什么事儿(伊拉克的基地组织成立于2004年)。这大概有三方面的原因。

首先,基地组织和萨达姆同为逊尼派。逊尼派在伊拉克虽然人口比不上什叶派,但在萨达姆政权中一直占据主导,享有特权。其次,在萨达姆治下,伊拉克人民总体生活条件还是可以的。萨达姆在取得政权后,将石油行业收归国有,投资基础设施,给农民分田分地,大力发展经济,并逐步实现了免费的基本医疗和教育(从小学直到研究生哟)。虽说后来经济衰落了,但还是有点老本可以吃的,而且经济下滑跟美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第三,作为世俗专制政权,萨达姆政权对宗教组织、持不同政见者采取打压政策,逊尼派原教旨主义自然也不例外。

萨达姆跪了之后短短十年,ISIS就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美帝可以说功不可没。这还要从2003年小布什出兵伊拉克讲起。话说当年,小布什出兵时信誓旦旦给出了三个理由: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萨达姆勾结基地组织,萨达姆专制政权使伊拉克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前两个理由,咱们现在都知道是瞎扯淡,堂堂五角大楼连半个证据都给不出来[5][6]

至于这像模像样的第三个理由,老虎君要多说两句。萨达姆确实是个专制政权,但问题是世界上专制政权简直数都数不过来。比如美帝在中东的铁哥们儿沙特绝对是专制政权中的战斗机。它从1932年建国以来今年才第三次搞地方选举,之前两次(2005、2011年)还都只有男性公民才能参选和投票。所以说,民主、专制神马的理由,听听就好,不要当真。

至于说伊拉克人民的生活水平不好,其实还得要归功于美国1990年发动的海湾战争和维持多年的经济制裁。海湾战争中,伊拉克的石油生产设施和基础设施受到了大规模的破坏,国内生产总值跌至战前的1/3。从1991年到2003年,经济制裁造成了超过14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人民的生活也大大受其影响,用电、用水无法保证。1996年开始的“石油换食品”计划也因为美英的阻挠未能彻底实施。根据官方公布的数字,从海湾战争到2003年伊拉克战争前,伊拉克有173.2万人因缺医少药和营养不良而死亡,其中绝大多数是儿童。而美国曾在伊拉克南部(什叶派地区)投下了约300吨的贫铀炸弹,也对那里人民的健康造成了持续不断的负面影响。[7]

也就是说,前有老布什搞了个海湾战争把伊拉克搞得半死,然后小布什说哇塞你好惨我要来解救你们,于是率领多国部队“解放”了伊拉克。伊拉克人民也不知道跟这爷俩有多大仇,总之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多国联军就成功推翻了萨达姆政权,控制了伊拉克大部分地区,小布什也得意洋洋地发表了“任务完成”的演讲。

这次入侵不但导致数以万计的伊拉克平民伤亡,而且大规模损毁了各种生活设施和基础设施,包括:学校、医院、水处理设备、下水道等等[8]。2003年,伊拉克经济衰退超过五分之一。随着物价飞涨,实际收入降至比1980年更低的水平[9]。超过50%的劳动力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10]。43%的儿童(6个月至5岁)为长期或严重营养不良[11]。

这些并没有随着战后重建和GDP的持续增长而大规模改善。根据世界银行2014年的数据,伊拉克28%的家庭处于贫困线下,如果出现任何危机,这一比例将提高至70%[12]。虽然官方失业率在2013年降到了16%,但这主要是因为政府此前通过创造公共部门就业吸收劳动力,同时也有一部分人退出了劳动力市场。年轻人失业率非常惊人,其中15至24岁的青年人失业率最高,达40%[13]。断水断电的现象依然严重,今年夏天曾在多地引发抗议[14]。值得一提的是,伊拉克经济支柱石油产业在美国入侵之前基本都是国有的,2007年伊拉克政府通过美帝早在2004年起草的法案,允许外资进入。

而“民主”也完全不见踪影。萨达姆的专制政权倒台了,取而代之的则是多国部队的强权。虐待战俘、轰炸平民(特别是纳杰夫)、迟迟不撤军,民主自由的影子都看不到。好不容易搞了选举,一些逊尼派地区还受到攻击。民选政府上台后依然铁腕,多国部队还赖着不走,怎么看都有垂帘听政的样子。经过近十年的民主建设、两次民主选举,伊拉克也成功晋级全球十大最腐败国家,并排名第六。

在这样的政治、经济条件下,大家应该很容易脑补出民众对驻军的怨恨和对政府的不满。这种情况下其实本来是进步左翼力量发展自己的好机会。可惜的是,曾经强大的伊拉克左翼力量,但由于自身所犯的错误和之后的清洗,在2003年后已经非常弱小,难以成为引领民众的力量。于是取而代之的就变成了教派和民族力量。

悬而未决的宗教民族矛盾

伊拉克是个民族和宗教构成复杂的国家。它在民族上主要分为阿拉伯人(占75-80%),库尔德人(占15-20%)和土库曼等其他民族(占5%)。在宗教上,全国超过95%的人口为穆斯林,还有不到5%的基督教徒。穆斯林中什叶派占多数(约62%),逊尼派占少数(约35%)。由于库尔德人对于民族自决的诉求高于宗教派系,我们一般认为伊拉克境内主要有三大势力:什叶派阿拉伯人(约占55%)、逊尼派阿拉伯人(约20%)、库尔德人(约20%)。他们分别聚居在南部、中部和北部,而绝大多数的油田位于什叶派阿拉伯人居住的南部和库尔德人居住的北部。

这纷繁复杂的宗教和民族构成一直可以追溯到伊拉克的建立。事实上,现在的伊拉克原为奥斯曼帝国的三个省——摩苏尔、巴格达、巴士拉,分别是库尔德人、逊尼派阿拉伯人和什叶派阿拉伯人的主要地盘。把他们仨硬拼成一个国家,则是英国和法国瓜分没落的奥斯曼帝国的结果。不管是有意为之还是无心之举,这都为现代伊拉克的发展带来了挑战。

 

我们之前提到,萨达姆是逊尼派阿拉伯人,他所在的伊拉克复兴社会党也主要为逊尼派阿拉伯人所把持。因此,在人口上占少数的逊尼派阿拉伯人在他治下,占据统治地位。而人口占多数的什叶派阿拉伯人以及人口规模相似但坐拥油田的库尔德人都被打压。值得一提的是,萨达姆的政权一直采取世俗化的政策。反而是什叶派在共产主义运动衰落之后,受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启发,建立了宗教性更强的反对党,比如临时政府副总统贾法里和前总理马利基所在的达瓦党。他们曾针对萨达姆政府采取一系列恐怖主义行动,也因此遭到取缔和大规模处决。什叶派的宗教活动、宗教刊物也纷纷遭到查禁。而库尔德人则一直在闹独立,曾多次发动武装起义,也因此多次被萨达姆政权用飞机、坦克甚至化学武器镇压。

有意思的是,海湾战争时,什叶派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曾响应老布什的号召,在南部和北部纷纷起义。不料老布什最后还是留下了萨达姆,后来还任由其对他们进行了清算。后来小布什出兵的时候又喊了一次“狼来了”,结果人家吸取了经验教训,并没有积极响应。

推翻萨达姆政权之后,美帝就不得不面对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新政权应该依靠谁。一方面,逊尼派阿拉伯人中不乏萨达姆的旧党羽和拥护者,不太保险;另一方面,多年来受欺压的什叶派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似乎更加可靠,而且让他们翻身当家做主似乎能体现“民主”的优越性(毕竟什叶派阿拉伯在人数上占大多数),还能拉拢控制油田的他们。

于是乎,临时政府和之后的民选政府中什叶派阿拉伯人都占了主导。但是,任何一个政府想要在伊拉克这样的社会经济情况下执政,都非常难做。采取高压手段,可以说是必然。伊拉克政府对和平示威和工人运动都进行了打压,2012年通过的劳动法也对工人、特别是公共部门的工人的权利进行了种种限制。

但只有高压还是不够的。毛爷爷当年说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为了避免反抗来得太过猛烈,伊拉克政府和美国粑粑都机智地采取了“分而治之”的传统手段——尽可能拉拢什叶派,能稳住一个是一个。事实上,在2004年什叶派地区曾出现萨德尔领导的反抗运动,还一度获得了逊尼派的同情,这对美国而言是个极大的威胁,所以它果断分化再分化。对什叶派政府而言,这一策略也能加强它的合法性以及在什叶派中的支持。不管怎样,在这种政策下,逊尼派阿拉伯人损失了最多:生活条件已经如此不堪,政治地位也似乎丧失殆尽,曾遭到美军更多的轰炸(如费卢杰),还要忍耐什叶派政府的压迫。这也是逊尼派穆斯林中出现ISIS这种极端分子以及同情这些极端分子的基础。

ISIS的发家之路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伊拉克找到了生根发芽的土壤。ISIS的崛起离不开一个叫扎卡维的约旦人。这哥们儿早年去阿富汗打过圣战,后来回约旦坐过牢,1999年约旦国王登基的时候把他给特赦了。之后扎卡维效忠了本拉登,并于2004年在伊拉克建立了“伊拉克的基地组织”(Al-Qaedain Iraq)。扎卡维被视为基地组织的三号人物,仅次于本拉登和扎瓦西里。2006年,扎卡维在一次美军斩首行动中被炸死[15]。

不过现在看起来,扎卡维当时效忠基地组织更可能是一种权宜之计,他并不完全认同基地组织的路线。扎卡维对伊斯兰原教旨的解读比本·拉登更加极端,比如他认定什叶派穆斯林全都是“叛教者”,应当实施清洗。更重要的是,扎卡维以建立一个完全按照沙里亚法治国的“伊斯兰国”为己任,而这种目标也在他所建立的组织里一直延续下来。扎卡维的继任者穆哈吉尔在2006年11月将伊拉克基地组织重整为所谓的ISI,也就是伊拉克的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 in Iraq)。2010年,巴格达迪成为了ISI新的领导人。

事实上,到此为止,ISI依然是个比较边缘化的组织,以斩首、钉十字架等酷刑闻名。由于过于残暴,它主要在伊拉克西部的沙漠和部落地区活动。那里文化相对落后,伊拉克政府也鞭长莫及。ISI真正做大,还是在叙利亚国内发生骚乱之后。它趁着这个机会,将自己的势力扩大到了叙利亚。到了2013年,巴格达迪曾试图和“官方”的基地组织叙利亚分舵——“努斯拉阵线”(Al Nusra)合并,但因为种种原因并没有成功。但巴格达迪还是在原来的ISI后面加上了叙利亚,成立了ISIS(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伊斯兰国)[16]。

2014年,巴格达迪正式宣布建立哈里发国,不再使用ISIS这一名称而是直称伊斯兰国IS,在他和同伴们设计的“愿景”中,伊斯兰国将一统伊斯兰世界,号令全世界的穆斯林,占据广袤的国土,他同时自封为这个“国家”的哈里发。他也凭借这个目标,吸引了很多在叙利亚战斗的极端分子加入其中,其中包括不少“努斯拉阵线”的战士。ISIS还开始在占领区实施自己制定的严酷伊斯兰教法,并对异教徒和什叶派穆斯林进行清洗。另一方面则开始筹划南进巴格达[17]。

此后的故事大概大家也听得很多了,总之ISIS几乎是摧枯拉朽地席卷了半个叙利亚,又回来拿下了半个伊拉克。这简直亮瞎了所有在中东掺和的国家的狗眼。中东地区最大的两个逊尼派国家沙特和土耳其以为自己可以通过ISIS把什叶派阿萨德政府搞掉,坐收渔翁之利。而阿萨德政府又正好利用ISIS来获取国内的支持,并向美国和其他中东国家施压。大家都以为自己通过对ISIS暧昧不清和暗中支持能把别人玩的团团转,但其实并没有,反而搞出了这么个大bug。

总之,美国粑粑留了一个烂摊子甩手不干,伊拉克政府军烂泥扶不上墙,叙利亚反对派乱成一锅粥,再加上沙特和土耳其两根搅屎棍,这才有了ISIS今天的发展空间。不是ISIS有多厉害,而是三不管地带实在太多。

帝国幻梦

 

然而,世俗生活苦闷的宗教狂热者不会在乎什么三不管四不管的,他们看到的是几个世纪以来第一次有“真正”的哈里发国出现。

一方面,ISIS控制的区域从面积上看曾一度超过了英国本土,这种迅猛的发展势头无疑是令极端宗教分子欣喜若狂的。另一方面,与以往拉登、奥马尔等不同的是,从伊斯兰教义来说,巴格达迪的合法性非常高。为什么?因为他在巴格达大学拿到了伊斯兰神学院博士学位,坐过美国的监狱,又宣称是血统纯正的先知易卜拉欣后人,更重要的是,他宣称将会完全用逊尼派的“沙里亚法”治国。

这种近乎于偏执的幻想可能看起来很不可思议,但其实类似的事情并不少见。在激化的资本主义的矛盾面前,如果没有进步力量带领群众挑战这种矛盾本身,迷茫的群众常常会陷入极端的宗教主义和种族主义情节当中。对于许多穆斯林来说,现实世俗生活中被压迫的现实,和ISIS重现伊斯兰帝国往日荣光的愿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而成为了ISIS招兵买马的可靠来源。

而伊斯兰国也确实像模像样地在实行国家的职责。它所制定的所有主要决策和法律,都遵循它自己声称的,被广泛公布在其宣传板、车牌、文具和硬币上的“先知方式”,即事无巨细,都遵循先知穆罕默德的教诲,或者其实际行为[18]。在它统治的地区,伊斯兰国征收捐税、控制价格,而且据说采用了现代的财务管理,有专人负责会计、核数,将每天过百万计的卖油收益,以及略夺而来的金钱、税收,通通认真管理,大小战争牵涉的资源损耗和死伤,全部计算在内,年度财务报表制作得非常专业[19]。

我们的关注点总是放在ISIS残忍的斩首行为,然而这些对于长期在各种圣战组织的夹缝中求生存的老百姓而言其实早就习以为常了。九十年代甚至有圣战组织在家长面前,斩掉儿童头颅当足球踢的例子。现在政府不得民心、贪腐严重,当一位逊尼派百姓被问到对ISIS残暴的看法时,他却说:“当我看见这些人把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和警察的脑袋当成足球踢的时候,有什么感想?我觉得正义总算得以伸张了!”[20]

关于沙里亚法亦是如此,对当地老百姓来说,新鲜的不是那些各种古老雷人的惩罚方式(比如酗酒和淫乱处以鞭刑,通奸处以石刑,对杀人犯斩首,对小偷剁手),而是伊斯兰国提供的社会福利。曾在CNN激烈辩护ISIS的乔达瑞就认为沙里亚法被外界误解了,因为它未能在像沙特阿拉伯这样的国家得到全面实施,虽然他们也斩首杀人犯,也砍下小偷的手。“问题在于,”他解释说,“沙特阿拉伯这种地方只实行惩罚,而不提供沙里亚法规定的社会和经济平等,这是不全面的。他们只是在引起对沙里亚法的仇恨。”全面的沙里亚法,他说,应该包括给所有人免费住房、食物和服装,当然人们也可以通过工作获得这一切[21]。

很多消息都认为伊斯兰国在其控制范围内提供从医疗保健到教育通讯的各种服务,并降低燃气和食品等重要物资的价格,并恢复供电供水[22]。他们会划出一定比例的财政支出当作福利,提供免费的卫生保健,平均分配食物给归附他们的百姓,协助面包厂营运,甚至建设孤儿服务处,协助小孩寻找家人,教导人们如何维修电路,甚至为小童接种疫苗,防止疾病传播,等等[23]。

当然,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钱从哪里来?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24],ISIS的资金来源主要有以下这些:

1. 原油收入。ISIS控制的地区有很多油田,虽然美国切断了ISIS通过正规渠道出口石油的途径,ISIS还是可以通过漫长的边境线向土耳其等国走私原油。原油收入也是ISIS的最主要收入来源,不过在美国开始轰炸其炼油设施之后已经大不如前了。

2. 税收。ISIS与其他恐怖组织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其占据了一片国土并经营之,原油和税收收入都来自于此。

3. 绑架赎金。一份联合国报告显示2013年通过绑架收入3500到4500万美元

4. 金主捐款。据称ISIS在2013-2014年间从沙特、卡塔尔、科威特和阿联酋的富商那儿得到了大约4千万美元。

5. 在占领新的地区后没收银行里的现金,将无主房产充公出售,倒卖占领地区的古董文物等。

从上面这些数据我们可以看出,ISIS的资金来源其实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持续的扩张性战争。由于其占领地区缺少相关技术人员而且时常面临轰炸,生产活动很难持续,因此哪怕是前两项类似于其他“正常”国家的收入来源,其实也很难在其占领区提供稳定收入来源,其税收更多的来自于对新占领地区人民的勒索。

这一点其实跟当年的伊斯兰帝国有几分相似。伊斯兰帝国从公元六七世纪开始扩张,到公元八九世纪达到疆域的顶峰,十世纪以后就快速没落下去了。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讲伊斯兰帝国的存在依赖于不断的扩张,今天的ISIS也是如此。当然了,重要的事情老虎君要再强调一遍,以上这些不是伊斯兰教的特质,而是奴隶制帝国的惯常表现,前有罗马帝国,后有蒙古帝国,都是差不多的东西。

无论是不计后果的疯狂扩张,还是纯而又纯的伊斯兰原教旨,ISIS都像是在试图重现伊斯兰帝国的往日辉煌。然而,在距离那些故事已经一千多年的今天,这种单纯的模仿过去注定会以更快的速度遭到失败。今天的ISIS面对的外部军事压力使它的扩张将很快难以为继,而扩张的暂停则会加速内部的矛盾激化。

苦逼的欧洲穆斯林

且不说伊斯兰国在占领区的做法究竟能维持多久。但这种尝试至少给长期被资本和各大帝国压迫的人们带来一些希望,或是幻想。不过,它的吸引力更多局限于逊尼派阿拉伯人。根据报道,在去年六月摩苏尔被伊斯兰国攻陷之后,有一些之前逃难离开的市民因为低廉的物资价格和供水供电的恢复返回。而这些人似乎清一色的是逊尼派阿拉伯人,土库曼等其他名字都逃得远远的[25]。但这次的恐怖袭击让人们认识到,伊斯兰国的魅力似乎非同一般。中东本土的逊尼派阿拉伯人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还有在欧洲发达国家生活的一代甚至二代穆斯林加入他们,甚至还不乏一些在这些国家土生土长的基督徒。

据估计,从2011年以来,ISIS一共约吸引了2万至3万名外籍战士。除了中东、北非地区之外,俄罗斯是最主要的来源,这些从俄罗斯来的战士大多来自车臣。车臣以逊尼派穆斯林为主,在苏联解体后曾闹过独立,但又被重新打下,近年来也是恐怖主义盛行。乌兹别克斯坦、巴基斯坦等几个斯坦也来了不少战士,从宗教信仰和国家情况来看,倒也并不意外。但是,接下来的几个国家居然是法国、英国、德国,这让人大感不解:放着安逸的生活不过,居然愿意去为ISIS去送死,这些人到底怎么回事?

毋庸置疑,穆斯林移民在这些发达国家的生活要比在他们自己的国家好,没有战乱和流行病,教育医疗等各种条件都要好不少。但这并不是全部。首先,穆斯林移民和后代在这些发达国家中大多处于社会底层,虽然没有战乱的困扰,但生活也非常窘迫。欧盟权力署在2010年的报告中直接指出,穆斯林群体多生活在人口拥挤的贫困区,而他们生活的主要特征是高失业率、贫困和恶劣的居住环境[27]!有数据指出,欧洲穆斯林失业率是非穆斯林的2倍以上。在英国,巴基斯坦裔和孟加拉裔的失业率为20%,超过英国平均失业率的3倍;在德国,土耳其裔穆斯林的失业率为21%,接近德国平均失业率的3倍;而法国穆斯林群体的失业率则是非穆斯林的4倍以上[28]。

这一方面跟六十年代进入的第一代穆斯林移民主要从事制造业有关。上世纪九十年代工业外迁以来,西欧国家曾多年面对高失业率的问题。即使是土生土长的本国人,也有不少难以摆脱失业困扰,比如英国中部和北部的钢铁工人。而原本主要从事制造业的穆斯林工人也自然深受其害,他们要转投服务业又往往比不过欧洲人。另一方面,二代、三代穆斯林移民由于教育和成长背景等关系也大多竞争力不足。此外,他们还遭受雇主的歧视。比如在英国,穆斯林名字会大大降低申请者的雇佣可能性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早在2004年,BBC的记者通过调查发现穆斯林名字能获得面试机会的可能性是英语名字的三分之一[29]。2010年的一项调查也证实法国也存在这一现象[30]。最近还能看到有穆斯林年轻人逼急了试图改名找工作的新闻。

穆斯林移民所面对的问题还远远不止这些。穆斯林女性要为能不能戴头巾、穿罩袍伤脑筋。1989年,法国Creil的三个穆斯林女孩因为戴头巾被学校劝退。此后,德国、英国都有女教师因不愿摘下头巾而停职,比利时北部700所公立学校全面禁止佩戴头巾,2004年法国议会通过法案禁止学生在公立学校佩戴明显宗教标识。前几年,法国、丹麦、比利时等甚至开始着手禁止女性在公众场合穿戴罩袍。

穆斯林男性往往为讨老婆而发愁。贫困潦倒的他们往往只能回到更加贫穷的前居住国或者父母的前居住过找妹纸。有数据说,荷兰有70%、丹麦有90%的男性穆斯林和后代都迎娶了来自原籍的新娘[31]。而穆斯林青年还备受警察叔叔的眷顾。他们在大街上更有可能遭受警察的盘问,也更有可能被暴力相向。2011年参与伦敦郊区骚乱的不少穆斯林青年在接受卫报采访时,直接说警察的歧视是他们参与骚乱的原因[32]。不过,更让他们心塞的恐怕是来自普通人的歧视。欧盟2010年的报告指出,穆斯林比非穆斯林更容易被无理指摘,青少年也不例外[33]。

每次经济形势不容乐观时,主流政党都会把矛头指向移民,一会儿说他们抢占了工作机会,一会儿又说他们不工作坐收福利。等等,这两者难道不是矛盾的吗?媒体也时不时来一发这样的报道。就这样,移民们给政客和资本家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用的替罪羊。为什么有人要兼职好多份工作、有人要加班,但有人却要失业?为什么政府有钱炸叙利亚、有钱救助银行,却没钱提供福利?你说这些问题政客们和老板们如果不怪移民,能回答上来么?

被边缘化和被歧视的底层生活让穆斯林移民们越来越与所生活的国家梳理,而越来越向遭到歧视的身份靠近——毕竟穆斯林这一身份是他们受到歧视的最明显的原因。另一方面,穆斯林国家又大多境地不堪。明明有着丰厚的资源,却沦为现在这副狗样。这又跟以前的殖民者、现在的侵略者分不开关系。我们穆斯林为什么这么惨,我们穆斯林国家为什么这么惨?这些不满甚至仇恨就是以反抗帝国主义面目出现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生长的土壤,也是骁勇善战、撒播平等美梦的ISIS能吸引他们中一些人的原因。

说到这里,老虎君不得不吐槽下原本应该发挥作用的劳工团体和左翼政党。他们在这一问题上集体失语和错误认识,在这一群体中根本不作为。这直接导致生活在底层的穆斯林移民和后代们无法越过这第一层的身份,去从阶级的视角认识自身所受的压迫和帝国主义对他们国家的压迫;也使得其他工人阶级受到民族主义思想影响,错误地怪罪移民,而没有认识到老板们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

谈谈恐怖袭击

 

虽然这次恐怖袭击已经过去很久了,相关评论也很多了,但老虎君觉得还是有两点值得专门拿出来讲一讲。第一点是恐怖袭击是否说明ISIS空前强大了。在自由之都巴黎的闹市区搞恐怖袭击,而且还这么有计划有组织,这很容易让人觉得ISIS似乎明天就要称霸全球了。但如果仔细考量下恐怖袭击发生前的局势,它的发展似乎并不那么乐观。

俄罗斯从九月底开始的空袭其实对ISIS造成了很大的威胁。根据俄罗斯和叙利亚的说法,空袭在一星期后就摧毁了ISIS在叙利亚境内大约四成的基础设施[34],逼迫他们放弃据点,并方便叙利亚的武装对逃跑者进行围剿。而之前唯一坚持不懈真正打击ISIS的组织——叙利亚库尔德人在九月也基本控制了叙利亚的边境。这大大加大了国际支持者直接投奔ISIS的难度[35]。从伊拉克过来不方便,约旦的边境已经封锁,黎巴嫩的边境也颇为危险。恰恰是已经开始的退却和日益封锁的边境迫使伊斯兰国改变作战策略,号召国际支持者在本地作战,通过这种极端的恐怖主义方式来发声。而法国又是最早对伊斯兰国在叙利亚的领地进行空袭的国家之一,在这里闹腾一下,不但有震慑力,而且也颇能振奋一下支持者们。

第二点是怎么看待恐怖主义。老虎君上面说了这么多他们悲惨的生活和遭遇的歧视,想必大家在看了这些之后,也基本能理解为什么有人会愿意为原教旨主义奋斗终身。生活已经如此不堪,已经没有什么还能失去的了,不如放手一搏,做出些有意义的事。

虽然理解,但老虎君觉得还是要坚决地指出:恐怖主义无论从目标还是方式上来说都是不对滴。这并非出于人道主义的角度,那死于多国联合轰炸、美国入侵引起的贫困和疾病、以及政府迫害的那些逊尼派穆斯林的命难道就不是命了?他们的人数要远远多于这次恐怖袭击中丧生者。

恐怖主义真正的问题在于它不但不能达到削弱国家机器的目的,反而会增强它们。法国在这次事件后大大增加了警备力量,并取消了民众自由集会、抗议等权利,就是最好的例子。更重要的是,它会进一步分化工人阶级,甚至可能会暂时地将一部分工人阶级推向统治者。你看,法国总统奥朗德就赶紧趁着这个机会,呼吁“国家团结”,共同打击恐怖分子。但问题是,这恐怖分子的产生,跟这位总统所率领的政府去空袭叙利亚、支援反对派,难道没有关系吗?跟这位总统所代表的资产阶级歧视穆斯林,边说没钱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边砸钱轰炸,难道没有关系吗?

恐怖主义不但完全没有清楚地指出问题的症结,而且把问题指向了错误的导向,进一步把工人阶级推向民族主义。恰恰是因为恐怖袭击的发生,勒庞所领导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在法国月初进行的首轮地区选举中获得了历史性的成功。更可怕的是,恐怖主义者在一定程度上其实期盼着极右翼的兴起,因为这会促使更多人加入他们。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两者还真是互相依靠呀。

但是,不管是极右翼,还是恐怖主义,都不能解决战乱问题,更不能解决人民的生活问题。要真正解决这些问题,要消灭恐怖主义和种族主义滋生的土壤,只能通过改善中东国家人民和各国穆斯林青年的生活条件,只能通过停止帝国主义国家在中东的争夺。但这些在现在的社会经济制度下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全球经济日薄西山,第二轮危机似乎随时都会到来,中东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穆斯林怎么都无法逃脱现在的窘况。而恐怖事件后法国、美帝、英国等国政府又采取了“积极有效”的措施——加大空袭!这个逻辑也是让老虎君深深折服:因为对叙利亚的轰炸、对中东的乱搅和导致了恐怖主义的兴起,所以再多轰炸、再多搅和就能消除恐怖主义(orz)。

所以,这个方向可以说是条条大路通悲剧。那么,真正的出路只有靠各国、各种族的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反抗他们共同的敌人。让人欣慰的是法国劳工总工会的好几个支部不顾总会的观点,纷纷发表声明,反对政府以“紧急状态”为由取消集会自由,反对跟为银行和资本家服务、削减开支和搞下岗的政府“团结”[36]。其中巴黎支部还向工人们呼吁,不但要在这个悲伤的时刻团结起来,而且要为消除这个恐怖袭击的根源、消除社会危机的根源团结起来[37]!看来卢森堡姐姐在近一百年前曰过的那句话放到今天也完全适用:“不是社会主义,就是野蛮!”

 


[1]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E%9F%E6%95%99%E6%97%A8%E4%B8%BB%E7%BE%A9

[2]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sexually_active_popes

[3] 参考:斯塔诺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上P211-223,北京大学出版社

[4] http://www.15yan.com/story/dWog32M8LVU/

[5] 1625名联合国和美国专家花了两年时间花了超过10亿美元搜索了1700多个地方,最后得出结论,伊拉克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04/oct/07/usa.iraq1

[6] 2008年,五角大楼写报告说萨达姆跟基地组织没有“直接联系”。http://edition.cnn.com/2008/US/03/13/alqaeda.saddam/

[7]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3/23/content_793660.htm

[8] http://www.unicef.org/evaldatabase/index_29697.html

[9] http://edition.cnn.com/2005/WORLD/meast/05/12/iraq.livingsurvey/

[10] 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IRFFI/Resources/Joint+Needs+Assessment.pdf

[11] http://edition.cnn.com/2005/WORLD/meast/05/12/iraq.livingsurvey/

[12] http://www.al-monitor.com/pulse/originals/2014/02/iraq-poverty-rates-increase-government-failure.html

[13] http://english.cntv.cn/program/newsupdate/20130317/104162.shtml

[14] http://www.aljazeera.com/news/2015/08/iraq-electricity-services-protests-150803043651896.html

[15]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5%B8%83%C2%B7%E7%A9%86%E8%90%A8%E5%B8%83%C2%B7%E6%89%8E%E5%8D%A1%E7%BB%B4

[1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C%8A%E6%96%AF%E5%85%B0%E5%9B%BD

[17] :http://international.caixin.com/2015-11-14/100874203_all.html#page2

[18] 《ISIS到底要什么?》,原载美国《大西洋月刊》,作者:GraemeWood,翻译:乔华莘

[19] LorettaNapoleoni,《这才是伊斯兰国﹗》

[20] LorettaNapoleoni,《这才是伊斯兰国﹗》

[21] 《ISIS到底要什么?》,原载美国《大西洋月刊》,作者:GraemeWood,翻译:乔华莘

[22] http://bigstory.ap.org/article/only-days-after-mosul-fell-iraqis-start-returning

[23] LorettaNapoleoni,《这才是伊斯兰国﹗》

[24]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wonk/wp/2015/11/18/how-isis-makes-its-money/

[25] http://bigstory.ap.org/article/only-days-after-mosul-fell-iraqis-start-returning

[26]http://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islamic-state/11770816/Iraq-and-Syria-How-many-foreign-fighters-are-fighting-for-Isil.html

[27]Experience of Discrimination, Social Marginalisation and Violence: AComparative Study of Muslim and Non-Muslim Youth in Three EU Member States

[28]储殷、唐恬波、高远,欧洲穆斯林问题的三个维度:阶级、身份与宗教,《欧洲研究》,2015年1月

[29]http://www.theguardian.com/money/2004/jul/12/discriminationatwork.workandcareers

[30]http://blogs.discovermagazine.com/notrocketscience/2010/11/22/fake-cvs-reveal-discrimination-against-muslims-in-french-job-market/#.Vm2_iWSLRcw

[31]储殷、唐恬波、高远,欧洲穆斯林问题的三个维度:阶级、身份与宗教,《欧洲研究》,2015年1月

[32]http://www.theguardian.com/uk/2011/dec/08/muslim-rioters-police-discrimination-motivated

[33]Experience of Discrimination, Social Marginalisation and Violence: AComparative Study of Muslim and Non-Muslim Youth in Three EU Member States

[34]http://www.chinanews.com/gj/2015/10-11/7563089.shtml

[35]http://www.dailymail.co.uk/news/article-3244376/ISIS-verge-losing-constant-stream-foreign-fighters-boosting-ranks-Syrian-Kurds-prepare-capture-Turkish-border-crossing-held-Islamists.html

[36]http://www.filpac-cgt.fr/spip.php?article10548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33390240356739&id=100010572906113

[37]http://www.cgtparis.fr/Plus-jamais-ca

“如果我们有了大米,我们就能拥有一切”批判红色高棉的理论和实践(“If we have rice, we can have everything”: a critique of Khmer Rouge ideology and practice)

1. The Khmer Rouge have become synonymous with the terror of ‘communism’. Regardless of the context in which someone today makes the case for a different society, Pol Pot and his alleged ‘stone-age communism’ is always invoked as a counter-‘argument’, along with the KGB and the Berlin Wall, Stalin and the Gulag, all of which supposedly show what happens if people attempt to change society radically. ‘Democratic Kampuchea’1 seems to be made for this purpose: a group of left-wing students in Paris encounter what passes at the time for Marxism; they later join the Communist Party, return to their home country, go underground after some attempts at political reforms, come to power through a guerilla army, and then set up a regime of terror. All city-dwellers are driven out of town to the country, first money then private property is abolished; the population is obliged duty to dress uniformly and to build up ‘people’s communes’ to live, work and eat in common. Bourgeois common sense has always pictured communism like this, hence the outrage is great and there is little interest in finding out why the Khmer Rouge did what they did.

1,红色高棉被等同为“共产主义”的恐怖政权。无论今天的任何人在不同的社会中研究这一案例的环境如何,波尔布特和他所谓的“石器时代共产主义”总是被当成一种反驳“论据”,和克格勃与柏林墙,斯大林和古拉格这些一起证明如果人民试图激进的改变这个世界会发生什么。“民主柬埔寨”看起来是因为这一目的被制造出来的:一群巴黎的左翼学生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然后他们加入了共产党,回到他们的祖国,在试图进行政治改变之后转入地下,通过游击队夺取权力,然后建立了一个恐怖政权。所有城市居民都被赶去农村,金钱和私有财产都被废除;人民被强迫穿上制服然后在“人民公社”里生活,在一起工作和吃饭。资产阶级的“常识”总是如此形容共产主义,因此共产主义制造出了大量暴行,而他们并没有兴趣去查证为什么红色高棉这么做,而红色高棉到底做了些什么。

2. To avoid any misunderstanding: there is no doubt about the fact tha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Kampuchea killed millions of people through shootings and mass executions with pick axe and baton, through torture and the famines they brought about. It is clear as well that the Khmer Rouge forcibly imposed life in communes which has nothing to do with a ‘free association of free producers’, but closely resembles a work camp with uniform clothing, malnutrition, and everyone spying on and coercing everyone else. It is just about the opposite of what you would want for your own future.

2,以免误解:柬埔寨共产党通过射杀和用斧头和木棍大规模屠杀几百万人,带来了酷刑和饥荒,这些事实是毫无疑问的。但这一点也很明确:红色高棉强迫人民生活在公社中,这和“自由生产者的自由联合”一点关系都没有,而更接近于一个工作营地,人民被迫穿上制服,营养不良,每个人监视和强迫其他人。这和你想要的未来刚好相反。

3. Therefore it is of more than academic interest to explain why the Khmer Rouge established such a regime. To do this, it is necessary to examine factually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Pol Pot and his henchmen acted, what their aims and means, their self-understanding and fears were, who their real or imaginary opponents and allies were. A few problems arise with this. The Khmer Rouge only left a few written documents; much of the available information only exists in the memory of refugees or comes from radio reports wiretapped and translated by the US secret service, and from a few documents translated from Khmer into French, sometimes from French into English, and in the worst cases into German afterwards. They were translated by avowed opponents of the Khmer Rouge, who mostly had completely wrong theories abou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Kampuchea (CPK), and who read and translated the documents from this standpoint. The Vietnamese and Chinese archives are not accessible either; allies and opponents remain taciturn – and they certainly know why. In subsequent court proceedings Khmer Rouge cadres have simply lied (“all were Vietnamese agents”), and their testimony is probably influenced by their interest in acquittal or lenient sentencing. This fundamental and critical assessment of sources means some caution is needed with regard to the exact wording, and that biased readings as well as mistakes and inaccuracies in the translations must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as possible origins of contradictions.

3,因此解释为什么红色高棉建立了这样一个政权并不只是出于学术兴趣。为了做到这点,检查波尔布特和他的马仔们面临的局势,他们的目标和意义,他们的自我理解和恐惧,他们真正的或者想象出来的敌人和盟友是谁这些事实就很有必要了。出现了几个问题。红色高棉只留下了几份写下的文件;许多可用的信息只存在于难民们的记忆中或被美国秘密机构窃听和翻译的广播报告,和几份从高棉语翻译成法语的文档,有时又从法语被翻译为英语,最糟糕的是被翻译成德语。这些文档是被公开宣布反对红色高棉的人翻译的,这些人绝大部分对柬埔寨共产党(CPK)的理论是完全理解错误的,而他们也从这一点出发去阅读和翻译这些文档。而越南和中国的档案是无法被取得的;盟友和敌人都保持沉默——而他们很清楚为什么。在随后的法庭上红色高棉的管理层直接撒谎(“所有人都是越南间谍”),而他们的证词也许被想要得到豁免或宽容的欲望所影响了。这一基本的对资料来源的批判评价意味着在引用资料时需要谨慎,而那些有错误的文件,例如翻译中的不准确和错误,必须被考虑到可能与实际相反。

4. For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Khmer Rouge’s 1975 victory, a short synopsis of Cambodian history may be helpful.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Marxist-Leninist guerilla troops inflicted crushing defeats on the French colonial power. Together with Vietnam and Laos, Cambodia – under a king installed by the French – became independent. King Sihanouk determined Cambodian politics from 1953 to 1970, including a brief period when he renounced the throne. His politics were referred to as ‘Buddhist Socialism’, and this link between the idea of some kind of communal economy and a religious ideal based on abstinence and frugality already hints at its character: this ‘people’s socialism’2 had nothing to do with the people’s well-being or even partial fulfilment of their needs. More than 90 per cent of the population worked in agriculture, which, aside from a tribute portion reserved for the king was focused on subsistence. Living conditions were meagre, with bad harvests frequently leading to famine. Artificial fertilizers hardly existed, technical devices were rarely applied. Industrial production was mainly pushed by foreign aid and was oriented towards exports; foreign trade was marginal and under state control, the banks were completely in the hands of the state. Foreign policy was oriented towards friendly relations with France, Japan, the USSR and China and sought to profit from the Cold War and the Sino-Soviet disputes, in order to achieve as much independence as possible by remaining neutral. The Sihanouk regime even tried to keep out of the Vietnam War, but it did tolerate that the communist Vietcong crossed Cambodian territory to supply their comrades in South Vietnam.

4,为了更好的理解红色高棉在1975年取得的胜利,一个简短的柬埔寨历史概要会有帮助。在二战之后,马克思——列宁主义游击队造成了法国殖民统治的瓦解。和越南与老挝一起,柬埔寨——在一个法国扶植的国王下——独立了。西哈努克国王在1953至1970年间决定了柬埔寨政治,包括一个他走下王位的短暂时期。他的政策被称为“佛教共产主义”,这将一些公共经济和基于节制和节俭的宗教理想联系起来,而这一切击中了实质:这一“人民的社会主义”并没有给人民提供更好的生活,甚至没有部分得满足他们的需求。超过90%的人口是农民,他们向国王提供贡品,然后集中精力维持生存。生活条件非常简陋,收成不好经常会导致饥荒。人工肥料几乎不存在,科技设备几乎没有被采用。工业生产主要由外国援助推动,是出口导向的。对外贸易是边缘化的和被政府控制的,银行完全被政府掌控。外交政策是维持与法国,日本,苏联和中国的有好关系,并努力从冷战和反苏纠纷中获利,这是为了尽可能实现独立和维持中立。西哈努克政权甚至试图不参与越战,不过它默许了越共通过柬埔寨领土去给他们在南越的战友们提供支援。

5. The Khmer Rouge cadres often were students who had been sent to university in Paris by the Sihanouk regime in the 1950s and who came into contact with the Communist Party there – not quite the regime’s intention. Just like the few remaining cadre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Indochina, these students were above all fervent patriots, but quite dissatisfied with their nation’s soci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onditions and dependencies. They differed from ordinary patriots in that they had come into contact with ‘Marxism’. For most of them, this meant that history was the history of class struggles, that the capitalists – evil! – must objectively meet their end, and the workers – good! – would take over the whole thing sooner or later through the Communist Party. The subsequent Khmer Rouge – and many other intellectuals from recently or soon-to-be independent countries – do not seem to have learned more from Marx’s work than the hint that classes and class struggles existed in their countries as well. But even with this not particularly deep insight they could have gotten somewhere – for example they could have assumed, following Rosa Luxemburg, that nationalism was only “an expression of the aspiring indigenous bourgeoisie aiming at their own exploitation of the country for their own profit”2 Instead, the young dissatisfied nationalists did not even calm themselves down with Lenin’s thesis that every anti-imperialism was objectively and ultimately progressive because it weakened the system as a whole.3 In exact opposition to Lenin’s instrumental assessment (ideology of national liberation is good for socialism), they discovered in socialism the fulfilment of all the true patriots’ hopes, and set out to find out whether their home country’s social classes might be useful for the nation’s prosperity, or if those classes would rather do business with evil capitalist states. As radical idealists of their national state, they were ready at any time to regard every ‘true patriot’ as their ally; hence it is no surprise tha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60s three communists briefly became royal ministers. This might have worked out, not just because the Khmer Rouge took pride in the old Khmer Culture of Angkor Wat in a manner quite alien to class struggle, but also because they agreed with the Sihanouk regime that foreign countries were exploiting Cambodia, and that a great deal of national independence would be good. Everything bad and evil in Cambodia’s history had come from outside, and even neighbouring Vietnam and Thailand had tried to enslave the great Khmer people in the distant past4 .Nonetheless the alliance did not work out. Those who discover different class interests within the people’s national unity, or even suspect that the underclasses have some reason to oppose the insults delivered from above, are suspect in the eyes of the true patriot, appearing not as ‘patriots’ at all but as ‘insurgents’. Consequently the Cambodian communists were persecuted in the early and mid-1960s, with their cadres and alleged followers tortured and murdered. The CPK had to withdraw to the very poor mountain regions far from Pnomh Penh. They could not set their hopes on help from their Soviet, Chinese or Vietnamese comrades, all of whom were quite grateful to Sihanouk for not stabbing their backs in the Vietnam War and did not want to offend him by supporting a communist guerilla group against him. This strengthened the CPK’s conviction that nothing good could be expected from foreign countries, no matter whether they were capitalist or socialist. The people recruited by the CPK in this region were usually desperate, angry and undernourished, and generally had nothing much to lose.5

5,红色高棉的管理层经常是被西哈努克政权送到巴黎的大学的学生们,他们在那里联系上了共产党——这并不是西哈努克政权的意图。就像其他几个印度支那共产党的管理层一样,这些学生都是充满热情的爱国者们,但是他们对他们的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局势以及对外界的依赖非常不满。他们和普通的爱国者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对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来说,这意味着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资本家们——邪恶!——必须客观的面对他们的终结,而工人们——好人!——会通过共产党或早或晚的得到一切。在接下来的红色高棉——以及很多最近或很快就会独立的国家中的思想家们——看起来并没有从马克思的工作中学到更多东西,除了阶级和阶级斗争也在他们国家中存在这一点。但即便只有这一并不深入的认识,他们也可以学到其他东西——例如假设他们可以追随罗莎卢森堡,国族主义只是“一种崛起的本土资产阶级为了实现为了自己的利益开发自己的国家而进行的表达而已”。相反的是,这些年轻的不满的国族主义者甚至没能从列宁的理论“每个反帝国主义行动都是客观上非常进步的,因为这削弱了整个系统”中冷静下来。和列宁的工具评价(民族解放思想有利于社会主义)相反的是,他们发现社会主义填满了所有真正的爱国者们的希望,然后开始思考他们祖国的社会阶级是否对祖国的繁荣有用,或者这些阶级宁可和邪恶的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作为他们的国族国家的极端理想主义者,他们准备将每个“真正的爱国者”当成他们的盟友。因此并不令人惊讶的是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时三个共产主义者成为了皇室任命的部长。这也许指出了一点,不仅因为红色高棉为旧高棉文化中的吴哥窟感到自豪,而这一点表现出他们根本不了解阶级斗争(备注:这群爱国疯子们何止是不了解阶级斗争,他们大概连共产党宣言都没读过。),而且他们和西哈努克政权一样认为外国在剥削柬埔寨,而努力实现国家独立是很好的。任何柬埔寨历史上坏的和邪恶的东西都是来自外国,甚至相邻的越南和泰国也试图在过去奴役伟大的柬埔寨人民。(备注:红色高棉可真是些热情的爱国者啊,他们可真像那些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好就是好,一切坏事都是因为外国干涉中国内政造成的中国爱国者们,也很像那些要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美国爱国者们。)尽管如此,这一联盟并没有起作用。那些在人民的国家团结内部发现不同的阶级利益的人,或那些甚至怀疑下层阶级是否有理由反对上层的压迫的人,他们以真正的爱国者之眼进行探查,表现得一点也不像“爱国者”而更像“叛乱者”。在1960s的早期和中期,柬埔寨共产主义者们被频繁迫害,他们的管理层和号称的追随者被酷刑虐待和谋杀。红色高棉被迫逃向远离金边的穷困山区。他们无法寄希望于得到苏联,中国或越南战友们的帮助,因为这些势力都很感激西哈努克在越战中没有背后袭击,更不想因为支持一个共产主义游击队而冒犯他。这增强了柬埔寨共产党的这一信念:不能期待外国带来任何好事,无论那些外国人是资本主义者还是社会主义者。那些被柬埔寨共产党招募的这一地区的人通常是绝望,愤怒和营养不良的,没有什么可以失去了。

6. When the US decided to bombard Cambodian territory as well – one of the Nixon administration’s many secret operations – the Sihanouk regime broke off all relations with the US and intensified the persecution of the Khmer Rouge, who we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popular after long years of irrelevance. Some right-wing military men who were worried about a communist takeover did not regard the regime strategy as coherent, and staged a coup d’état in 1970, while the King was on a state visit to the USSR. All of a sudden, Cambodia had become a republic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General Lon Nol. This ‘republican’ regime collaborated closely with the US, allowing the bombardment of Cambodian territory and even asking for military help in fighting the communist guerillas. The guerillas’ support and success grew with the increasing ruthlessness of the war against the population and the large number of deaths caused by US bombing (between 200,000 and 700,000: the number can no longer be verified6 In this situation King Sihanouk was persuaded by China to take over the leadership of ‘Democratic Kampuchea’, with the Khmer Rouge as its main pillar. The equally corrupt, inefficient and brutal regime of Lon Nol had no chance against this strange coalition, especially as the US decided in the mid-1970s that it no longer needed to demonstrate its power in Indochina, leading it to abandon the South Vietnamese and Cambodian regimes. In Vietnam this led to the vic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n Cambodia the victorious Khmer Rouge paraded into Pnomh Penh on April 18, 1975.

6,当美国决定轰炸柬埔寨地区时——尼克松主导的许多秘密行动中的一个——西哈努克政权和美国断绝所有关系,并增强了对红色高棉的迫害,因为红色高棉在长期的忽视之后变得被越来越多的人民欢迎。一些担心共产主义夺权的右翼军人并不认为政权策略有效,然后他们于1970年在国王对苏联进行外交访问时发动了政变。突然之间,柬埔寨变成了郎诺将军领导的共和国。这一“共和的”政权和美国进行亲密合作,允许轰炸柬埔寨,甚至要求对与共产主义游击队作战提供军事帮助。在无情的战争导致的大量由美国轰炸(死亡人数在20万-70万之间,无法进行进一步确认)造成的死亡的推动下,红色高棉的游击队得到了支持和成功,同时西哈努克国王也被中国说服将政权交给“民主柬埔寨”,红色高棉是“民主柬埔寨”的支柱。郎诺的腐败低效残暴的政权无法与这一奇怪的联盟作战,特别是在美国于1970s中期决定不再需要在印度支那展示力量,抛弃了南越和柬埔寨政权。在越南共产党取得了胜利。在1975年4月18日,柬埔寨的红色高棉攻占了金边。(备注:1960年联合国试图停止南越和北越之间的战争,组织了联合大选,结果北越的胡志明赢得大选,而越南人民也认可越共的一些主张,结果南越势力和美国政府拒绝承认大选结果,执意继续战争,最终越战以南越和美国政府的失败告终。而从这一段可以看出,红色高棉是在郎诺政权的腐败残暴和美国政府的轰炸以及西哈努克的支持下才得以做大的,如果没有郎诺推翻西哈努克,如果美国政府不轰炸柬埔寨平民,那么红色高棉根本就没戏唱,最终只会被彻底镇压。

7. The first official act of the new rulers – initially calling themselves ‘Angkar’ (meaning something like ‘organisation’) – was to announce to all inhabitants via loudspeaker that they had 48 hours to clear Pnomh Penh. The capital’s population had grown from 600.000 to two million during the war.7 , ncluding many refugees, injured and maimed people. Now the new rulers told the inhabitants that bombardment by the US Air Force was imminent, and that the evacuation would only last a week8 From kindergarten to intensive care unit, all townspeople – in other towns it was about the same – had to set off on foot and were distributed to the rural communities. Insofar, that is, as they survived the marches lasting days or weeks, during which they had little food and were exposed to beatings, rapes and executions.Pol Pot claimed in 1978 that there had been no clear plan: the evacuation of the towns had arisen from the situation. This is unlikely, because the whole operation was meticulously prepared, at least with regard to the eviction of the population, and the Khmer Rouge had proceeded similarly in towns they had previously conquered. Pol Pot has cited the economic necessities of feeding the population and using it in production as a reason for the eviction. But according to what is known today, this was a pretext.9 The second aspect he mentions is the danger of a revolt inspired by US imperialism.10 Ieng Sary, one of the Khmer Rouge’s leading representatives, said the towns had been a danger to the revolutionary troops’ fighting strength because of money, alcohol and prostitution.11 A further gloomy picture of the whole operation is drawn by discussion minutes from the time before the takeover, if these are authentic. “The question of urban and rural population as opposites does not exist, because all towns are of foreign origin, inhabited by foreigners […] so the townspeople have emerged from the miscegenation with these foreigners; they are not of pure Khmer origin and can therefore be eliminated without any political or psychological difficulties.”12 Whether or not the source is real – this matches the Khmer Rouge’s actual approach.

7,这些新统治者的第一个官方行动——他们一开始称呼自己为‘Angkar’(意思是“组织”)——是发言人通知所有居民,他们有48小时时间撤出金边。在战争时期这个首都的人口从60万增长到两百万,包括很多难民,受伤的和残疾人。现在新统治者们告诉居民美国空军的轰炸即将到来,而车里只会持续一周。从幼儿园到重症监护室,所有市民——在其他城市也一样——不得不徒步出发然后被分散到农村社区。这意味着他们必须持续行军几天或几周,几乎没有食物,并且暴露在殴打,强奸和处决中。波尔布特在1978年宣称他们并没有清晰的计划:城镇撤离是由当时的局势所决定的。这不像真的,因为整个行动都是精心准备过的,至少红色高棉在他们之前征服的城市里进行了类似的人口驱逐。波尔布特引用了喂饱人民的经济需要和使用人民生产作为驱逐的理由。但根据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这是一种托词。他提到的第二个因素是城市有被美帝国主义鼓动暴动的危险。英沙里,其中一个红色高棉的代表领导者,说城市对于革命军队的战斗力会造成威胁,因为城市里有金钱,酒精和色情。关于整个行动的灰暗前景在夺权之前就已经在讨论中出现了,如果这些是真的。“关于城市和农村人口敌对的问题是不存在的,因为所有的城市都是外国领地,由外国人居住,所以城市里的人和外国人杂交了;他们不是纯种柬埔寨人,所以终结他们没有任何政治或心理上的困难。”无论来源是否是真实的——这很符合红色高棉的实际行动。(备注:红色高棉简直是爱国爱到极致了啊,爱到所有外国人和被外国人污染的柬埔寨人都要屠杀。

8. The brutal relocation of the urban population by the Khmer Rouge is often interpreted as an attempt to build ‘peasant communism’13 ‘an agrarian communist utopia’14 or ‘stone-age communism’15 or as the obsessive romantic illusion of ‘turning back the clock to something pure and authentic’16 . The often-quoted slogan “If we have rice, we can have everything”17 seems to mean exactly this: a narrow-minded limitation to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most of all to the product the Cambodian population’s life depended on (and still does), resulting in the strategy of emptying the towns and relocating everybody to the rural areas.

8,红色高棉的暴力迁移城市人口的行动经常被形容为一种建立“农民共产主义”“农业共产主义乌托邦”或“石器时代共产主义”或一种关于“回到纯洁和真实的过去”的浪漫幻想的强迫症的企图。被经常引用的口号“如果我们有大米,我们就能拥有一切”看起来意味着这些:对农业生产的思维狭窄的限制,绝大部分柬埔寨人民依赖大米生产(而至今还是如此),导致了腾空城市和把所有人迁移到农村的行动。

9. But was it really the reactionary utopia of a peasant ‘communism’? It may help to hear the rest of the quotation: “If we have rice, we have everything; our people can eat their fill and we can export it for hard currency. […] The more we export, the better we can afford to buy equipment, machines, and other instruments necessary for building our industry […] and for rapidly changing our agriculture.”18 This leaves us with ‘stone age communism’ in search of foreign exchange. And did it really sound like a peasant state when Pol Pot explained in 1977: “We take agriculture as the basic factor and use the fruits of agriculture systematically to build industry […]. We also intend to transform the backward agricultural Cambodia rapidly into an industrialized Cambodia by firmly adhering to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independence, sovereignty and self-reliance”19

9,但是这真的是反映了农民“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吗?看一下摘录的其他部分是有帮助的:“如果我们有了大米,我们就有了一切;我们的人民可以吃饱,而我们可以出口大米以换取硬通货。我们出口的越多,我们就能购买更多设备,机器,和其他建立我们的工厂的必须的部件,和迅速改变我们的农业。”这告诉我们“石器时代共产主义”是为了进行对外交易。当波尔布特在1977年这么解释:“我们将农业当成基础产业,用农业的成果系统性的建立工业。我们也寻求将落后的农业柬埔寨迅速转变为工业柬埔寨,秉承我们的独立,主权和自给自足的基本原则”,这听起来真的像是农民政权吗?(备注:这听取来当然不像农民政权,而更像公司国家,红色高棉把柬埔寨当成公司经营了。当然,事实证明他们非常傻逼。)

10. The ten-year plan introduced in 1976 speaks exactly the same language. The CPK assumed that Cambodia could not hope for disinterested help from anywhere (and it was right there, for a change), that it had no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at its industry was no good. But it did have a successful party and a hard-working population, so that it should be able to improve rice cultivation considerably. And being proud nationalists, they focused on the good aspects. The party decided to build up socialism by intensifying and extending rice cultivation in order to buy industrial facilities with the returns from exports. It was planned to reach a yield of three tonnes of rice per hectare by installing irrigation plants throughout the country. It was supposed to be the task of the whole population to build these irrigation plants and to cultivate rice. Anyone who did not want to participate or was unable to do so did not belong to the Cambodian people. In ‘Democratic Kampuchea’, this was usually a death sentence.

10,1976年的十年计划说了同样的话。柬埔寨共产党假设柬埔寨无法希望于得到任何地方的帮助(但就在这里,为了改变),柬埔寨没有自然资源,也没有工业。但柬埔寨有一个成功的党和一群努力工作的人民,所以应该能考虑提升大米耕作。作为自豪的国族主义者,他们聚焦于好的因素。党决定通过加强和扩展大米耕种建设社会主义,为了购买工业设施作为出口回报。他们计划通过在全国安装灌溉工厂以达到每公顷三吨大米的产量。建设灌溉工厂和种植大米被当成所有人民的任务。任何不想参与或无力这么做的人不属于柬埔寨人民。在“民主柬埔寨”,这通常意味着死刑。

11. Let’s talk about rice. Rice is no aquatic plant. But many varieties of rice grow better (also in regard to pests and weeds) if the fields are flooded. Rice can be grown in dry, mountainous regions as well, but this method is clearly less productive. The yields of many varieties can be enhanced by repeatedly flooding and draining the fields20 An elaborate system of canals, dams, water inflow and drainage is necessary to do so. The productivity of rice cultivation in Cambodia was relatively low in 1975: in 1970 – before the carpet bombing and the extension of the civil war – the average yield was one tonne per hectare; by comparison, the average was 7.6 tonnes per hectare in Australia and 3.3 tonnes per hectare in the USSR21he four-year plan of the second half of 1976 envisaged a yield of three tonnes per hectare on normal rice fields, six to seven tonnes on some particularly fertile fields22

11,让我们谈谈大米。大米并不是水生植物。但是许多种类的大米在产量被淹没的土地上长得更好(害虫和杂草也长得更好)。大米也能生长在干燥的山地,但很显然产量会下降。重复性的淹没和灌溉可以增强土地。要做到这些,一个由水渠,水坝,水流和排水渠组成的精密系统是必须的。在1975年,柬埔寨的大米产量很低:在1970年——在地毯式轰炸和内战扩张之前——平均产量为一公顷每吨;作为对比,在澳大利亚平均产量为7.6公顷每吨,在苏联平均产量为3.3公顷每吨。1976年的第二个半年的四年计划中设想在一般田地上增产到每公顷三吨,在一些特别肥沃的田地上增产到六到七公顷每吨。

12. The plan to treble agricultural yields within four years in a country destroyed by war might be called ‘bold’ – and with regard to a planned economy, ‘bold’ means ‘probably will not happen’ – but the method can only be called ‘foolish’. It might be doubted that it is a good idea to let nurses, teachers, pharmacists and taxi drivers dig mud and sow rice, although in times of need obtaining help from untrained people for urgent tasks can be a reasonable strategy. It is downright wretched and inhumane, however, to drive people out of their homes, segregate them according to gender and force them to work under murderous conditions. In addition, it was extremely counterproductive. What should we call those who, on top of all this, feed their workforce nothing but watery rice soup – or worse, rice glume soup – sometimes only once a day, while simultaneously fighting the private cultivation of spinach, cabbage and tomatoes in order to ‘combat capitalist tendencies’, while cadres and soldiers are provided with considerable rations23 , and while “thousands of tonnes of rice” are exported in order “to accumulate capital for national defence and reconstruction” (Pol Pot 1977)24 what should we call them? Assholes? Shit-bags? Villains? What they certainly can be called is nationalists.25

12,在四年内计划在一个被战争损坏的国家内将农业产量翻三倍,这也许被称作“冒失”——在计划经济下,“冒失”意味着“也许不会发生”——但这种模式只能被称作“愚蠢”。让护士,教师,药剂师和出租车司机们都去挖泥和种大米被怀疑是否是一个好主意,虽然在紧急情况下要求没有经过训练的人提供帮助是一个有道理的策略。然而,将人民赶出他们的家园,根据性别强行分开他们,强迫他们工作在危险的环境下,这是彻头彻尾的凄惨的和反人类的。还有一点,这是非常适得其反的。我们应该把这些只提供给劳动力水占多数的米粥——或者更糟糕的,没有米的粥——有时一天只有一次,同时为了“与资本主义趋势作战”与私自的种植菠菜,白菜和番茄作战,同时管理者和士兵们被提供足够的供应,同时“几千吨大米”为了“积累国防和重建资本”而被出口(波尔布特1977)的那些人叫做什么?我们应该把他们叫做什么?混蛋?狗屎?恶棍?他们真正的名字是国族主义者。

13. Because they did not stop at reducing everything in the world to the question of ‘Khmer or non-Khmer’ as defined by the Khmer Rouge, which in itself had the bitter consequence that everyone they did not like was deprived of citizenship and thus placed in perpetual danger of death. Additionally, whether out of patriotic pride or fear of foreign interference, they managed to throw all foreign aid organizations out of the country, despite a growing food shortage and a medical state of emergency. They proudly congratulated themselves on how they did everything differently from the Vietnamese, Chinese, North Korean or Soviet Communists, and thus they thought it beneath them to ask the state-socialist countries for help, even where it was simply a question of the survival of the people who had suddenly ended up under their rule. As the history of capitalist nation states proves, you do not need to have studied Stalin in depth in order to treat people so brutally and carelessly as mere material for state plans: all that is needed is the simple idea that the nation is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individual. Thus the Khmer Rouge were nationalists first and foremost.

13,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停止把这世界上的一切都以红色高棉定义的“高棉或不是高棉”这一问题评判,这一点造成了惨痛的后果:每个不喜欢被剥夺公民权的人都会因此陷入永远的死亡危险中。以及,或许是出于爱国者的骄傲,或许是处于对外国干涉的恐惧,他们成功的把所有外国援助组织都赶出了柬埔寨,尽管食物短缺越来越严重,药物短缺也进入了紧急状态。他们很自豪的庆祝他们所做的每件事都和越南人,中国人,北韩或苏联共产党员不同,因此他们把这些国家看得在他们下面,询问这些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是否需要帮助,即使在他们统治下人民突然变得无法生存了。就像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历史所证明的那样,你不需要深入学习斯大林以变得残忍和不在乎人民,将人民当成国家计划中的材料;你只需要一个简单的观点:国家比个人更重要。因此红色高棉是根本上的国族主义者。(备注:红色高棉证明了傻逼爱国者如果成了独裁者,除了灾难和悲剧之外其他什么都制造不出来,小粉红也一样。

14. And they were also idiots. A system of dams and canals requires at least some knowledge of how such canals are to be dug, how dams are made to last, and how to ensure that the water flows only – and we mean only – when it is intended to flow, to name just a few. It would also be a good idea if the canals were not so deep that the water had to be pumped laboriously onto the fields, and it might also help if the dams were able to survive heavy rain, for example. You guessed it: the majority of the new or rebuilt irrigation systems were a complete failure, in part ineffective and in part pointless. Some broke under the first rain, burying rice fields and sometimes also villages under mudslides26 After three years of massive failures, which caused rice production to decline drastically in certain areas, some of the irrigation systems eventually worked, thanks more likely to trial and error – and the productivity of undernourished, exhausted, traumatised and desperate people forced to work under conditions entirely unlike anything they knew – than to systematic theoretical thinking. But even this ‘success’ was nowhere near what the Khmer Rouge had planned for.

14,他们也是蠢货。一个由水坝和水渠组成的系统要求至少拥有关于这些水渠如何挖掘,水坝长度多少,如何保证水流只流向——我们的意思是只——它应当流向的地方的知识,这只是其中几个知识。如果水渠不足够深,水流必须被水泵喷入田地,思考一下水坝是否能在大雨中幸存也是很有帮助的,作为一个例子。你能猜到的:大多数新的或重建的灌溉系统完全失败了,部分无效部分没有指向。一些在第一场雨之后破了,掩埋了大米田,有时村庄都被泥土掩埋了。在三年的大规模失败之后,在一些地区造成了大米产量的大幅降低,一些灌溉系统勉强能工作,但更像是试验和错误——以及营养不良的,筋疲力尽的,受伤的和绝望的人民被强迫在和任何他们知道的都不一样的环境中工作——没有系统性的理论思考。但即使这一“成功”也完全不是红色高棉所计划的。

15. Khieu Samphan, the head of state of ‘Democratic Kampuchea’ from 1977, apparently declared: “Those who think politically, who have understood the regime, can do everything, technology comes later … we do not need engineers in order to plant rice or corn or to rear pigs”27 This Maoistically-inspired thought is first and foremost utter stupidity: Leaving aside what the Khmer Rouge meant with “politically” exactly, it surely helps to have intelligent political thoughts when developing, testing and applying technology, because it is a political aim one wants to realise using technology.28 But technology itself is also by no means properly understood this way. And it’s especially important, when dealing with something in such direct involvement with nature as agriculture, to have proper knowledge about nature and how and with what consequences it is influenced by man.

15,Khieu Samphan,1977年的“民主柬埔寨”政府头目,宣称:“那些有政治头脑的,理解政府的,可以做到一切,科技之后再说…..我们不需要工程师去种植大米或玉米或喂猪”。这种毛教鼓动的思维从根本上来说是绝对愚蠢的:先不管红色高棉所说的“政治”是什么,有智慧的政治思维在发展,测试和运用技术时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实现对技术的使用是政治目标。但是技术自身并不意味着会被恰当理解。特别重要的是,当对付一些会直接影响自然的东西,例如农业时,需要有合适的关于自然的知识,以及人类影响会造成什么后果。

16. And just to avoid any misunderstanding: of course it is good and correct to realise that existing circumstances can be changed and that often the people who suffer from such circumstances lack the imagination to think of alternatives. However, it’s doubtful whether you really need courage to dream in order to gain the strength for a fight: thus far our dreams have helped neither to organise our summer camps nor to design our website. But it is important to recognise the need for action against resignation to the given world, and to understand that some necessary changes and improvements will demand collective force. That means having to persuade some people, because even those who criticise something can be blinded by the power of existing relations.This is roughly the reasonable essence of anarchist sayings such as “be realistic, attempt the impossible”. When anarchists and Maoists insist that politically they want something that does not currently exist, and that without the will to change nothing will change, they are initially right with this fairly banal insight. And they come across as much more likeable than the Stalinists who every time they fuck something up have the good excuse that it was ‘historically necessary’ in this and no other way. You could even argue for the Maoists and the CPK that without a certain stubborn attachment to their own political programme, regardless of the concrete chances of its realisation, they would have never been in a position to change anything. But this argument against a dull and affirmative realism – against a perspective which cannot imagine anything different because it does not want to do so – is completely different from an idealism that declares reality to be negligible and replaces analysis with some more or less encouraging slogans, more suited to a church meeting (belief moves mountains) tha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real, beautiful planned economy.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 is no child’s game; a plan without a safety net is bullshit, and utopian thinking does indeed lead to catastrophe if it fails to address the conditions of realisation. And that is what happened, in addition to the directly intended brutalities, in ‘Democratic Kampuchea’.

16,为了避免误解:当然,认为现有环境是可以改变和受这一环境所害的人缺乏想像其他选择的能力的想法是很好和正确的。然而,你是否真的需要用梦想进行鼓励以获得战斗的力量,这一点是令人怀疑的:因为我们的梦想并不是组织我们的夏令营或设计我们的网页。但是意识到反对顺从被给予的世界是很重要的,以及理解一些必要的改变和改进会需要集中的力量。这意味着不得不说服一些人,因为即使那些不认可一些东西的人也能被存在的关系的力量所绑定。这大致是对无政府主义者说的“变得实际,尝试不可能”的说的通的解释。当无政府主义者和毛主义者坚持想要现在不存在的政治上的东西时,如果没有改变的意志那么什么也不会改变,他们是正确的,同时他们的见解相当平庸。他们更像斯大林主义者一样,每次他们把事情搞砸的时候都有很好的借口说这是“历史必然”,没有其他可能。你当然可以争辩说如果毛主义者们和柬埔寨共产党如果没有固执的坚持他们的政治计划,不管实际情况如何,他们就无法坐在这个能改变任何事情的位置上。但是这一辩解和这样一个平淡和肯定的事实——反对一种认为无法想象任何不一样的东西因为它们不想这么做的远景——完全不同于一种宣布真实是微不足道的,将分析替换成鼓舞人心的标语的理想主义,这更适合放在教堂会议上(信念移走高山)而不是建设一个真实的,美丽的计划经济。发展生产力量不是儿戏;一个没有安全网的计划是狗屎,而乌托邦设想如果不考虑现实状况就会走向灾难。而这就是在“民主柬埔寨”发生的,直接导向了暴行。(备注:这一段是对那些认为信念移走高山的信徒们的很好的批评,当然,毛主义本身就是一种一神教。

17. here must have been reasons for these obvious problems with ‘socialist development’, and the Khmer Rouge were quick to start looking for them. It could not be the party, of course – they had the right line – and the Khmer people, whose good characteristics a Cambodian patriot could not call into question, were also excluded from guilt. Thus traitors and saboteurs were clearly active just about everywhere. As a matter of principle, suspicion was directed against the Vietnamese and Chinese minorities who in the old society had mostly been artisans and merchants29 , and also against the Muslim minority, who in the eyes of the CPK did not belong to the traditional Khmer rice-farming people because of their belief and their trade (fishing). City dwellers were of course suspected to have been privileged under the old regime or even to have fled from Khmer Rouge troops. Generally, the Khmer Rouge distinguished between the ‘old people’ who had survived under their reign for a while and were thus more trustworthy, and the ‘new people’ who had only recently ended up under their control. And ultimately some saboteurs and traitors must have hidden within the CPK, as otherwise they could not have proceeded with their disgraceful work without Angkar noticing them.Initially, the Khmer Rouge mostly killed adherents of the old regime, soldiers of the Lon Nol troops, urban intellectuals and then people who had returned from exile, wrongly assuming that the war was over and that they could help to develop Democratic Kampuchea. But the Khmer Rouge soon started also to torture and kill people from their own ranks and to suspect everyone of being a spy.30 The terror was extended to the countryside – a terror against everyone who did not fulfil the required workload, who stole from the harvest or from food remnants out of hunger, or who dared secretly to slaughter an animal.The sick, the old, the weak, the injured, the handicapped etc. were, as useless eaters, at best left to their own devices and thus often subject to death from starvation, or they were simply killed. Those who joked about Angkar, criticised a measure or showed themselves to be ‘enemies’ of the regime in some other way rarely survived. But even if someone’s plough broke down, or if their buffalo didn’t obey or if they dared to have sexual relations without permission, they faced public humiliation at best, often more rigid forms of punishment and sometimes even death. It is estimated that Cambodia had about 7.4 million inhabitants in 1975. In 1979 there were about 5.8 million.31

17,在这些“社会主义发展”中存在的这些显而易见的问题必须是有原因的,而红色高棉很快开始寻找原因。当然,不可能是因为党——他们有正确的底线——也不可能是高棉人民,柬埔寨的爱国者们眼中的好人不可能有问题,也不会犯罪。因此叛徒和破坏者在每个地方活动。作为一个原则,对越南和中国的少数群体的怀疑开始增长(他们在旧社会最多的是成为艺术家和商人),穆斯林少数群体也值得怀疑,在柬埔寨共产党看来他们因为信仰和交易(捕鱼)而不属于传统高棉种大米的人。城市居民当然也被怀疑在旧政权中有特权或者甚至逃离红色高棉军队。通常来说,红色高棉区分了那些在他们的控制区生存了一段时间的“旧人”是更可信的,而那些“新人”最近才被他们控制。最终,一些破坏者和叛徒们一定藏在柬埔寨共产党中,否则他们不会在Angkar没有注意到的情况下推进他们肮脏的工作。一开始,红色高棉屠杀了绝大部分旧政权的成员,郎诺军队的士兵,城市知识分子和从外国回来的错误的假设了战争已经结束而他们可以回来帮助发展民主柬埔寨的人。但是红色高棉很快开始折磨和杀戮他们内部的人,怀疑每个人都是间谍。恐怖蔓延到了乡村——一种对于任何没有完成他们被要求完成的工作的人,因为饥饿偷了收获的食物或粮仓中的食物的人,任何敢于偷偷屠杀一只动物的人的恐怖。病人,老人,虚弱的人,受伤的人,残疾人,等等,都是没用的吃货,最好把他们丢下然后死于饥荒,或者他们就是简单的被杀了。那些开Angkar的玩笑的,在任何程度上进行批评的,或表现出他们自己是政权的“敌人”的几乎无法生存。但是甚至某人的犁破损了,或者他们的水牛不遵从他们的命令,或他们敢在没有许可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最好的情况下他们面临公开羞辱,经常面临更严格的惩罚,有时是死亡。估计在1975年柬埔寨有740万居民,在1979年只有大约580万居民。(备注:红色高棉是标准爱国者,每个人都不爱国除了他们自己,每个人都是间谍除了他们自己。此外,红色高棉也是丛林哲学的信奉者,弱者必须死,是吧?当然,红色高棉也是标准的反福利人士,也很符合“自发秩序”逻辑,如果不是因为自称柬埔寨共产党以及名声实在是太臭了,我相信哈耶克一定会为红色高棉说几句好话的。

18. After various border violations by Kampuchea’s army and a fierce reciprocal propaganda war, Vietnamese troops marched into Cambodia at the end of 1978 and in less than three weeks managed to drive out the Khmer Rouge. After that Pol Pot and his comrades (still internationally recognised as the ‘legitimate government’ of Cambodia) ruled over refugee camps in Thailand and some hard-to-reach camps in the border regions of Cambodia. There the Khmer Rouge’s terror continued. The largest part of Cambodia was now under Vietnamese control, and here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ambodia’ was founded. Now the Khmer Rouge were fighting a guerilla war against Vietnamese troops and against the new Cambodian army. The USA and European countries supported the Khmer Rouge in its fight against an ally of the USSR.

18,在柬埔寨军队多次越过边境以及激烈的相互之间的宣传战争后,越南军队在1978年末进入柬埔寨,在三周不到的时间内赶走了红色高棉。在此之后波尔布特和他的战友们(还是被国际上认为是柬埔寨的“合法政府”)在泰国的难民营里和一些柬埔寨边界上的难以到达的营地里建立了统治。在那里红色高棉的恐怖持续着。柬埔寨最大的部分被越南控制,“柬埔寨人民共和国”被建立。现在红色高棉与越南军队和新柬埔寨军队展开了游击战。美国和欧洲国家支持红色高棉作为与苏联对战的盟友。

19. How can the terror and mass murder be explained?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atrocities and the supposed gentle and friendly national character of the Cambodians is often emphasised. Behind this particular racist-idiotic national caricature, various kitchen psychologists discover another ‘reason’: the dark side of the Khmer ‘national soul’. Even sworn anti-communists, for whom Hegel and Marx are to be held directly responsible for the Killing Fields, will not do without national character as an explanatory pattern: in the case of Camobdia it is the “tradition of cruelty which slumbers behind the Buddha’s gentle face”. The supposed explanation lies in the beautiful Khmer word kum, as best defined by a ‘native’: “a Cambodian word for a particular Cambodian revenge mentality – more specifically, an ongoing grudge which eventually leads to an act of revenge whose damage is far greater than the original injury […] it is an infection that spreads in our (national soul)”.32 We see. In the light of this infection of the national soul, it seems strange that former adherents and enemies of the Khmer Rouge work together in the highest ranks of the new Cambodian kingdom. Perhaps the kum is taking a little break? Even assuming that such socially anchored and accepted mentalities were widespread across the country, the question of the origin of the undeniably real grudge remains.

19,这种恐怖和大屠杀如何解释呢?暴行和与之相反的被期待的绅士和友善的柬埔寨人的国家印象经常被强调。在这种特别种族主义——愚蠢的国家画像下面,许多厨房心理学家发现了另一个“原因”:高棉人“民族灵魂”的阴暗面。即使那些忠实的反共产主义者,对于他们来说黑格尔和马克思也对屠杀负有直接责任,也把国家印象当成可解释的模式:在柬埔寨的案例中是“在佛教的绅士脸面下的是沉睡的残忍传统”。被期待的解释基于美丽的高棉词kum,意思是“本土”:“一个柬埔寨的词汇,为了柬埔寨人的复仇心态服务——更特别的是,一种持续的憎恨导向了复仇,而复仇的结果是损伤比原先的伤口严重得多”。我们看到了。在民族灵魂感染的光照下,很奇怪红色高棉曾经的追随者和敌人在新柬埔寨王国中一起在最高机关内工作。也许kum正在休息?即使假设这样的社会存在和接受了这种心理在国家中扩散,关于这种无可否认的真实的残忍的起源的问题依旧存在。

20. Among other reasons, the Khmer Rouge’s reign of terror was presumably so brutal because the political-economic conflict between poor peasants and the urban middle classes – a leftover from colonial politics, administered latterly by the respective local elites – was fought out violently. (The same kind of conflict has led to all sorts of bloody carnage in Thailand recently.) This conflict was waged because the Khmer Rouge placed themselves at the head of a peasant guerilla campaign in a destabilised country and were able to win in a power vacuum created by imperialism. Thus one side was utterly inferior and for once it was the side that had previously always been slightly more successful at pushing its interests. And the conflict was waged so bloodily because the hate against the city people proved to be quite a good ideology for mobilising around the strategy of concentration on agriculture above all in the building of an independent Kampuchea. On top of that it fit the fascist33 ‘cleansing fantasies’ of these red-lacquered Khmer nationalists.

20,在其他原因中,红色高棉的恐怖如此参保是因为穷苦农民和城市中产阶级之间的政治经济冲突——殖民政策的遗留问题,被代表性的当地精英所管理——就暴力的反抗了。(相同类型的冲突导致了最近在泰国发生的大屠杀。)这一冲突被发动是因为红色高棉将他们自己放在一个位置上:一个农民游击组织,在一个不稳定的国家中,能够战胜被帝国主义创造出来的力量真空。因此一边完全劣等,而另一边曾经总是更成功的推动获取利益。被发动的这一冲突如此血腥,是因为对城市人民的憎恨证明是一个非常好的集中精力将农业放在独立柬埔寨的其他建筑之上的策略的意识形态。在最顶端的这些被染红的柬埔寨国族主义者符合法西斯的“清洁幻想”。

21. So what kind of people were these Khmer Rouge then? Of course it would be easiest to portray them as insane criminals, whose theory was a “morbid conglomerate of utopian ideas …which were not at all based on the insights of Marxist theories”34 ; this at least is how those in the GDR rejected any relation between Marxist-Leninism and the Khmer Rouge. But that is clearly insufficient. It is often said that the Khmer Rouge were ‘ultra-Maoists35, cultivating a ‘radical Maoism36 , with politics inspired by the ‘Great Leap Forward’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37 . That’s not supportable: the Great Leap Forward was meant to build communism in three years, whereas the 4-year-plan of the Khmer Rouge was meant to produce an export surplus for buying weapons and industrial plant. Bombing ‘headquarters’ regularly in order to terrify the party’s own bureaucracy was not Angkar’s thing.The Khmer Rouge even explicitly rejected the Maoist theory of an initially necessary pact with the national bourgeoisie: “There is no national bourgeoisie in Cambodia, all bourgeois are foreigners.”38 . The close alliance with China, which was already well on its way to a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at the time of the Khmer Rouge, was not so much based on what little ideological ground they shared but mostly on their common enemy: the Socialist Republic of Vietnam, which was well-known to be an ally of the USSR. The Khmer Rouge also took on little in terms of ideology from its other ally North Korea. They neither had a sun-like leader (the Cambodians only found out in 1977 that Pol Pot was their big guy, some claim it was even later than that), nor did they fall for the idiotic North Korean idea of developing an independent state ideology (Juche) whose main content is that the people’s unity is better than class struggle. That was how North Korea ‘further developed’ Marxism-Leninism ‘dialectically’. No doubt the Khmer Rouge were proud of starting on a daring path to building socialism, a path which was previously unknown and untried and was genuinely Kampuchean. But in many ways, despite all their Khmer national pride, they were very orthodox Marxists-Leninists.

21,所以红色高棉是一群怎样的人呢?当然,最简单的方法是把他们当成疯狂的罪犯,他们的理论是“乌托邦思想的病态集合…..并不是所有的思想都基于马克思的理论”;这至少为那些民主德国人切断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红色高棉的联系提供了依据。但这很显然没有效果。常见的说法是红色高棉是“极端毛主义者,追随一种”极端的毛主义,被“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政策所鼓舞””。这并没有支持证据:大跃进是为了在三年内建立共产主义,而红色高棉的4年计划是为了产生出口剩余以购买武器和工业设备。至于经常性轰炸“总部”以恐吓党内官僚(备注:这是指文革。)Angkar并没有做。红色高棉甚至在一开始就拒绝了毛主义理论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关键部分:“在柬埔寨没有民族资产阶级。所有资产阶级都是外国人。”他们紧密联系的中国盟友,在红色高棉时期已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上了,中国和他们联盟并不是基于共享的意识形态,而是因为他们共同的敌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众所周知是苏联的盟友。红色高棉和北韩的意识形态也没有相似之处。他们既没有一个像太阳一样的领袖(柬埔寨人在1977年才发现波尔布特是他们的头目,一些人声称他们发现得更晚),也没有采用北韩的愚蠢的发展一个独立国家意识形态(主体思想)的主意,主体思想的主要内容是人民团结比阶级斗争更重要。这是北韩如何“辩证的”“长远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当然关于红色高棉非常自豪于开始了一条建立社会主义的道路这点没什么一问,一条在之前不被知道和没有尝试过的伟大的柬埔寨的道路。但是在很多方面,除了他们所有那些高棉民族自豪感外,他们是非常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22. But did Pol Pot not attempt “up to the last consequence” to “introduce communism immediately and completely without the long transition period proper to the tenets of orthodox Marxism-Leninism”?39 Did the Khmer Rouge want to “build …a communist society after the revolution and simply skip the socialism stage”40 an approach which would raise some questions? Was it a matter of ‘war communism’?41And did the Khmer Rouge promise to build a ‘thriving communist future’ with their 4-year-plan?42 Even if Angkar never officially invoked Marxism-Leninism43 their theoretical documents show them as especially thickheaded-nationalist and paranoid Marxists-Leninists. The documents talk of “socialism”, not communism, all the way through44 , and the policies were about agricultural surplus and foreign currency income – however nuts the strategy to achieve this might have been and however unreal the other assumptions were (e.g. a constant rice price on the world market).

22,但是波尔布特的确没有试图“不惜一切代价”以“将共产主义即时和完全的介绍过来,没有正统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中说的长期的转变时期”?红色高棉是想要“在革命之后建立…一个共产主义社会,简单的跳过社会主义阶段”并且围绕这一点提出一些问题吗?这是一种“战时共产主义”吗?红色高棉承诺用4年计划建立一个“丰富的共产主义未来”?即使 Angkar从来没有官方的引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的理论文件显示他们是榆木脑袋的国族主义者和偏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文件从头到尾都在说“社会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而他们的政策是关于农业剩余和外国货币收入的——然而他们的策略非常白痴,建立在不真实的假设上(例如,世界市场上的一个稳定的大米价格)。(备注:红色高棉的主张和作为对不上马克思的理论也对不上列宁的理论,更和社会主义扯不上关系,看起来他们在听说了社会主义之后就想当然的自创了一种“柬埔寨特色社会主义”,而实际内容则是国族主义,屠杀一切外国人,国家比人民更重要。

23. Incidentally, this should not lead us to the converse fallacy that the Khmer Rouge’s reign had been some kind of ‘state capitalism’. The Khmer Rouge did indeed relate to the world market with their aims and would have loved to transform Cambodia into an agricultural supplier for international capitalism. But they never got that far. And unlike in the USSR they did not even try to turn wage, price and profit into factors of planning. Instead of trying to plan in terms of money, which would not have meant bad capitalism but a badly planned economy, it was rice that had to be delivered in Kampuchea. A ‘domestic market’, whether of a capitalist or state socialist kind, did not exist; the money of ‘democratic Kampuchea’, which had already been printed, was not introduced as currency.

23,注意一下,我们不该被引向相反的错误中去,认为红色高棉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红色高棉的确在他们的目标中和世界市场发生联系,并想要将柬埔寨转变成国际资本主义中的农业供应者。但是他们从没有走得这么远。与苏联不同的是,他们甚至没有尝试将工资,价格和利润这些元素加入计划中。与试图计划金钱,这不意味着坏资本主义而意味着坏计划经济不同的是,大米是必须带给柬埔寨的。一个“典型的市场”,无论是资本主义的还是国家社会主义的,都不存在;“民主柬埔寨”的金钱,虽然已经被印出,但并没有被作为货币使用。(备注:红色高棉建立的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奴隶制大米种植园。

24. For a long time the left refused to believe that ‘democratic Kampuchea’ was ruled by such an evil regime. There were reasons for this: “falsifications and intentional lies, subsequently proved to be false, made it hard to believe the few sources available.” For example a French doctor’s report from April 30, 1975 on various atrocities that definitely did not take place, supposed that witness reports supplied in exchange for dollars at the Thai border by people who had not been in Cambodia at the time in question, staged photographs produced by the Thai secret police to influence elections, or the most famous photograph, which circulated worldwide with the caption “A Khmer Rouge shops with a pistol on the day of liberation”: in fact he was asking looters to stop immediately.45 With this in mind, the attitude of the West European and North American Left may have been unpleasant but it was not incomprehensible. Given the complete closing-off of Kampuchea, the only available information came from opponents of the Khmer Rouge, and for the most part it was not exactly reliable. All this is alarming, but one minority definitely to be disregarded is the element of the Left that continued to hold onto the Khmer Rouge until much later. Of course, one thing most morally outraged anti-communists prefer to suppress is that after the expulsion by the Vietnamese Army it was the free West that financed the Khmer Rouge murder gangs and gave them military support, allowing them to continue their slaughter in the border regions edging on Thailand. “You can’t be squeamish about auxiliary forces”. The West in its fight against the USSR and Vietnam took the words of old-school conservative Franz-Josef Strauss truly to heart, and even the Khmer Rouge, after their fall, were welcome.

24,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左派们都拒绝相信“民主柬埔寨”是被这样邪恶的政权统治着。原因有以下这些:“伪造和故意的谎言,后来被证明是假的,很难相信只有少数几个信息源。”例如一个法国医生在1975年4月30日的报告,这时许多暴行还没有发生,虚构了目击者报告说物资在泰国边界被兑换成金钱,但问题是这人当时并不在柬埔寨,被泰国秘密警察提供的以影响选举的照片,或者最著名的一张照片,在世界范围内流传,标题为“解放日红色高棉在商店持枪”:事实上他在要求抢劫者立刻停止。有这些在头脑中,西欧和北美的左派们也许不高兴,但并不令人费解。由于柬埔寨的完全封闭,唯一可用的信息来自红色高棉的反对者,这并不完全可靠。这一切都是令人警醒的,但是忽视少数是左派持续不批评红色高棉的原因之一。当然,一个使得绝大多数道德上愤怒的反共产主义者选择隐瞒的事实是在被越南军队驱逐后是自由的西方资助了红色高棉谋杀黑帮,还给了他们军事支持,允许他们继续在泰国边境地区继续他们的屠杀。“你不能在辅助力量上过于谨慎”。和苏联以及越南作战的西方非常赞同旧时代的保守主义者Franz-Josef Strauss的这句名言,即使是红色高棉,在他们失败之后,也是受欢迎的。(备注:中国和美国都在红色高棉被推翻后资助了红色高棉,为了对抗越南。而前面也提到了,美国政府抛弃了郎诺政权,导致柬埔寨彻底被红色高棉占领。而红色高棉的做大又和美国政府对柬埔寨的轰炸以及郎诺发动政变赶走西哈努克直接相关。自称自由民主灯塔的美国政府轰炸柬埔寨,抛弃郎诺政权,又在红色高棉失败之后继续支持红色高棉屠杀人民;而自称共产主义的越南共产党政权却为了给被红色高棉屠杀的越南人报仇而直接出兵推翻红色高棉政权,呵呵,不知右派们该如何接受这一事实呢?

https://libcom.org/library/%E2%80%9Cif-we-have-rice-we-can-have-everything%E2%80%9D-%EF%BB%BF%EF%BB%BF-critique-khmer-rouge-ideology-practice#footnote45_fidw894

1858年「泔水奶」醜聞:百年前美國的「毒奶事件」

「用肉眼看上去,在市場上銷售的牛奶都很好,會覺得它們純凈而健康。可是如果當母親的給孩子買了帶回家餵孩子時,她怎麼會知道,她這是在給自己的孩子月良毒?雖然這是母親們花錢在公開的市場上買回來的牛奶。在法律制定者採取行動來制止那些毒牛奶和奶製品在市面上銷售以前, 已經有數以千計的兒童因此患病了。」

以上這段報導說的是 1858年發生在美國紐約的「泔水奶」醜聞。

需求造成牛奶熱

19世紀40-50年代,是美國北方工業經濟大發展的年代。大量來自全美甚至全球的外來人口涌人紐約這個城市,導致紐約的人口不斷膨脹。大批新生兒的誕生和快節奏的都市生活,又使得許多低收人家庭的年輕媽媽無法僅靠自身乳汁哺育兒女,對牛奶的需求與日俱增。

當時,紐約城市化發展迅速,但缺少製冷設備,所以很難提供充足的牛奶滿足市場需要。新鮮牛奶當時是在紐約上州的威切斯特和奧蘭多縣出產,但不足以滿足旺盛的需求。 50年代初,紐約鮮奶供需缺口已高達20%以上,牛奶的價格也隨之快速上漲,這顯然絕非以產業工人階層為主的牛奶消費群體所能負擔。

然而這一局面很快就被扭轉了:1853年,紐約市場鮮奶供應量由9萬夸脫/天飆升至12萬夸脫/天,而且供需迅速趨於平衡,牛奶價格也變得平穩,這讓廣大消費者感到十分欣喜,乳業迅速成為兩個產奶縣的支柱產業。此時,一些精明商人已經著手將牛奶產業規模化、晶牌化,並毫不遲疑地開始市場細分,將促銷的重點對準廣大新生兒市場,並打出了「兒童衛生奶」的堂皇旗號。

如果僅僅是商人的營銷行為,未必能達到預期的效果,此時紐約市政府內部出現了「推手」:屠宰商出身的市行政會成員、查爾斯敦選區民主黨眾議員候選人麥可·圖奧梅伊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上層人脈,開始不遺餘力地充當「兒童衛生奶」的代言人、傳聲筒。由於政府的倡導,「兒童衛生奶」迅速普及到全市範圍,在當時的許多廣告和媒體渲染下,這種奶不但被吹噓為「最衛生的牛奶」,甚至被誇張為「營養賽過母乳」。

衛生奶不衛生

事實上早在「牛奶熱」尚未興起的1842年,一個名叫「戒酒十字軍」的組織指出,牛奶有問題,如果不解決,將引發空前災難。一個名為羅伯特·哈特利的人也警告說,紐約市的牛奶有可能受到災難性的污染。在整個19世紀的50年代,報紙都在報導那些在酒廠附近的奶場出了狀況,並且要求政府關閉它們。一位女報人弗蘭克·萊斯利更是連篇累牘在其主辦的《萊斯利畫報》上揭露「兒童衛生奶」的真相。

原來,當兩個縣的奶農發現牛奶供不應求,而奶產量很難大幅度增加之後,就動起了歪腦筋。他們首先給奶牛餵食酒廠的酒糟,以刺激其多產奶。這些奶牛被幾百頭一群關在狹小的牛圈,四肢被固定,用減少活動量的方法強迫性催乳,許多牛因食物中毒和缺乏活動,導致牙齒和尾巴脫落、乳房潰爛,甚至蛆蟲遍體,渾身是病,但黑心奶農們卻不管不顧,將這些病牛所產的奶,供應市場。

隨著供需缺口的進一步擴大,奶農和黑心商人又想出更絕的招數:摻假。他們將污水、臭雞蛋、澱粉等各種雜物摻人原本就已經有問題的奶中,並按比例加進石膏、蜂蜜和其他藥物,以清除摻假所帶來的異色、異味,最後為了讓牛奶的顏色看起來更像奧蘭多縣產的牛奶,他們還在牛奶里加入深色的糖漿。由於加工過的奶和鮮奶的味道有明顯不同,他們便以「兒童衛生奶」的名義大肆促銷,因為喝「兒童衛生奶」而產生疾病和死亡的事件也越來越多。據當時的報紙披露說,因為這種無恥的做法而導致飲奶死亡的兒童,在一年裡竟然達到8000多名。

儘管有人發現,有人呼籲,但在圖奧梅伊這樣的「官人」和巧舌如簧的商家面前,這些聲音顯得蒼白無力:「戒酒十字軍」的主攻目標是不法酒商,奶農、奶商只是捎帶;《萊斯利畫報》雖然堅持不懈,可當時紐約類似小報多如牛毛,又會有幾個人關注到?

終子出事了

1858年,由於嬰兒死亡率不斷上升,而大多數夭折兒童都是「兒童衛生奶」的飲用者,這引起了社會越來越多的爭議和關注,《萊斯利畫報》也逐漸被許多人所矚目。5月,《萊斯利畫報》終於在一間牛奶廠找到確鑿證據,證明在紐約市曼哈頓和布魯克林兩區銷售的「兒童衛生奶」,實則是摻雜大量污物的「泔水奶」,6-7月,《萊斯利畫報》又以《牛奶交易大曝光》為題,圖文並茂地刊載了一系列文章,將「泔水奶」產、供、銷的一條龍黑幕,完整地展現在大眾面前。

如此駭人聽聞的消息很快引起全城轟動,不少政界、經濟界名人紛紛向市府施加壓力,要求他們組成專門調查機構,調查、懲處不法商人,還乳業市場以清白。

此時圖奧梅伊再次毛遂自薦,和哈里森·里德、威廉姆·圖科兩位政府官員組成「3人調查小組」,開始調查此次事件。「他們走馬觀花地巡視奶場和生產車間,和奶商們喝幾杯威士忌酒,說幾句閒話,就匆匆結束調查。」

圖奧梅伊等人將聽證會變成了為「兒童衛生奶」邀功擺好的發布會,他們不但用譏諷的口吻嘲笑一切試圖建立政府衛生管理機構的努力,還公然宣稱,「兒童衛生奶」是最衛生的牛奶。

由於圖奧梅伊等人一手遮天,對「兒童衛生奶」的調查懲處不了了之,紐約食品衛生機構也遲遲未能建立。

然而《萊斯利畫報》的努力並沒有白費,越來越多的年輕媽媽開始唾棄「泔水奶」,一些更有名的媒體也開始站出來抨擊這種黑心行為。 1878年10月29日,《紐約時報》以《這些傢伙應該挨揍》為題,嚴詞斥責官商勾結、用「泔水奶」毒害嬰兒的勾當,並給圖奧梅伊起了「泔水圖奧梅伊」的「美稱」。

1887年5月2日,「泔水圖奧梅伊」由於心臟病突發猝死,次日,《紐約時報》第8版刊出《這傢伙終於完蛋了》的文章,呼籲各界人士共同努力來凈化乳業市場。

19世紀末,巴氏低溫殺菌法終於在紐約乳業中普及。 1906年,《食品與藥品衛生法》生效,包括牛奶在內的食品、藥品總算有了統一的質量檢驗標準,此時距「泔水奶」事件被正式曝光,已過去了48年。由於時過境遷,當年的責任人和責任企業均物是人非,處罰也就成了一句空話。

https://kknews.cc/news/qq9av6r.html

聊聊芝加哥学派和他们的信徒们的无耻以及新自由主义的阴谋(更新)

话说中国的反共名人最喜欢吹捧芝加哥学派了,而芝加哥学派又是新自由主义最主要的吹鼓手。也许很多人并不清楚芝加哥学派到底是什么又做了什么,但要提起一本书,大概是反对派中最多人读过或听说过的一本了:《通往奴役之路》,而这是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哈耶克的大作。

我先介绍一下芝加哥学派到底是什么:芝加哥經濟學派是一個柔性的經濟學論述集團,其成員以美國芝加哥大學經濟系的師生所組成,其學派捍衛的核心價值是經濟學的新古典派经济学,相信市場機制自由放任,反對任何形式的干預,反對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凱恩斯主義

奧地利學派認為「企業家精神」是發展經濟的主導力量,主張私人財產是為了有效運用資源所不可或缺的,並主張政府對於市場過程的干預將會導致不良後果。

如同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奧地利學派否定有關生產成本的理論—亦即被稱為劳动价值的理論。相反的他們認為價值是由個人的主觀偏好所決定的,這項由門格爾在1世紀前提出的心理學觀點也象徵了奧地利學派的成立。奧地利學派認為供给和需求是取決於個人的各種決定,亦即方法論的個人主義的原則,強調經濟的決定是由個人而非集體所達成的,同時也包括边际主义的理論,以此來比較成本和利潤的增長改變[6]

来源:https://zh.wikipedia.org/zh/%E8%8A%9D%E5%8A%A0%E5%93%A5%E7%B6%93%E6%BF%9F%E5%AD%B8%E6%B4%B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5%A7%E5%9C%B0%E5%88%A9%E7%B6%93%E6%BF%9F%E5%AD%B8%E6%B4%BE

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的成员有所不同,但主张是相同的,所以这两者可以视为同一个学派,我在下文中都称为芝加哥学派。

现在诸位应该对芝加哥学派的主张有一个大致了解了。哦,当然,芝加哥学派是非常反对社会主义的,特别是那本通往奴役之路,不过关于这本书我后面再去分析。

先看看芝加哥学派最核心的观点:政府不能去干涉市场,一干涉就会坏事,必须放任企业做企业想做的任何事,财富是拥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家创造的。

很好,政府不能干涉市场对吧?一干涉就会坏事对吧?必须放任企业做企业想做的任何事对吧?财富是拥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家创造的对吧?

信徒们说:对对对对!

很好,信徒们,请你们“欣赏”如下事实,不准装瞎

1,津巴布韦:制烟工作有害儿童:2018年 04月 05日

“人权观察在今天发布的报告中指出,津巴布韦烟草农场的儿童与成年劳工不仅健康遭受威胁,劳动权利也受到侵害。津巴布韦烟草农场的童工和其他人权侵犯,使烟草业对该国经济成长与生活改善的贡献蒙尘。

这份105页的报告,《苦涩的丰收:津巴布韦烟草农场的童工与人权侵害》,记录儿童在危险条件下工作,其所承担的业务可能损害他们的健康与生命安全,或妨碍其接受教育。童工接触到尼古丁和含毒杀虫剂,许多儿童因处理烟叶而发生疑似尼古丁中毒症状。烟草农场的成年劳工同样面临健康危害和劳权侵犯。”

来源:https://www.hrw.org/zh-hans/news/2018/04/05/316588

2,情人节:珠宝供应链的人权瑕疵:2018年 02月 08日

“该报告并说明稀有矿物和金属开采可能涉及的侵权情况。儿童因为在小型黄金或钻石矿场从事危险工作而受伤甚至死亡。社区因为矿场毒性化学物污染河川而面临健康和环境损害。平民也因为横暴的武装团体通过采矿获利而遭受更大苦难。”

来源:https://www.hrw.org/zh-hans/news/2018/02/08/314965

3,莫桑比克:不负责任的中国采矿作业令沿海村落濒临灭绝:March 28, 2018

《“我们的生命一文不值”:中国在莫桑比克纳贡哈的采矿作业让当地人付出的代价》揭示出,海域公司的采矿作业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2015年纳贡哈村(Nagonha)的一场突发性洪水,是次洪水摧毁了48间房屋,令270人无家可归。此外,莫桑比克当局在此次灾难后对采矿业疏于规管,使得该村庄面临海域公司持续采矿作业的威胁。”

来源:https://zh.amnesty.org/more-resources/chinese-mining-operation-threaten-mozambique-coastal-village/

4,中国苹果用户的《1984》:“苹果极具影响力的广告《1984》挑战反乌托邦的未来,但该公司在2018年却协助创造这样的一个世界:苹果失信于数以百万计的中国iCloud用户,不计后果地使他们的个人资料更易遭到中国政府的随意审查。国际特赦组织为此发起了全新的社交媒体倡导行动。”

来源:https://zh.amnesty.org/more-resources/apple-privacy-betrayal-chinese-icloud-users/

5,外卖小哥好欺负?全欧洲的送餐员已经联合起来了!:Sep 27 2017 03:10

“不论欧洲哪里的送餐公司,它们都基于相同的基本商业模式。它们使用一个平台作为食物提供者、送餐工人和顾客的媒介。每一方都使用一个App与另外两方互动,而劳动过程则被“算法”管理控制。这意味着,他们大多数时候收到的都是来自一个自动化的系统产生的消息,这个自动化的系统被劳工学者特雷波·肖尔兹(Trebor Scholz)叫做“黑箱”(“black box”)。平台本身拥有的固定资产很少,它把所有的送餐成本外包给骑手,即骑手需要提供他们自己的单车、数据等等。不论怎么看,这些工人已经拥有了送餐过程所需的所有生产资料——除了重要的协调平台及其它的算法,而这些资料则完全被老板掌握。

这些工人是非正式的雇佣工,虽然不同的国家对非正式工人有着不同的确切定义,然而这些非正式用工普遍都有一个相同点:你是一名工人,但可以付你不到一个工人的工资。这是为了降低劳工成本。同时,非正式用工基本上成功破坏了此前工人运动的和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胜利果实。非正式用工是现有资本-国家关系的产物,而这种资本-国家关系也使得劳动力市场结构进一步改革,更加严重地压榨劳工:例如意大利伦齐总理的工作法、英国修改工会法律、英国的学徒身份和福利、法国的劳动法、德国长期地压低工资、西班牙2012年劳动法等等。像优步这样的平台经常使用从风投获得的资金去大力游说,以此改变法律和监管框架,并在这个过程中创造这种商业模式得以繁荣的条件。”

来源:https://libcom.org/blog/cant-couriers-zh

6,为什么要暴乱?Mar 15 2017 06:28

“最近的经济崩溃给我们造成了最严重的伤害 。Pew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表明 ,35岁以下人口净资产中位数从2005年到2009年之间下跌了55个百分点。于此同时,65岁以上人口的下跌比例只有6个百分点,这只占年轻人下跌的一小部分 。这个结果表明,我们计算收入时将债务考虑进去的话,财富不平等的代际化趋势越发明显。65岁以上人口的净资产中位数是170,494美元,比1984年增长了42个百分点。相比同一时期内的情况,35岁以下人口的净资产中位数下跌了68个百分点,使得现在年轻人的净资产中位数只有3,662美元 。

尽管有把懒惰与权利关联起来的文化叙述传统,这种代际差异并不能归因于教育和努力的缺乏(我的这一代人是受教育程度最好的一代人,同时也是工作时间最长而工资最低的一代人)。刚才提到的Pew中心的那份研究还提及到,美国老年白人就是这个“好时代”的直接受益者。他们在一个有着便宜的住宅和教育的年代成长起来,享受着国家的各种大众福利,以及享受紧跟在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的“创造型毁灭”之后的史无前例的经济增长——他们自己并没有经历过那些战争和危机。

然而我们并没有继承到老一代美国人的工作却继承了他们的债务 。现存少有的保障,例如他们的最低生活工资和在工会中的位置,当他们退休以后将会被取消掉。他们以前工种将会被拆分成三到四个不同的非熟练工的功能模块,并由临时工来完成。自从“复苏”以来,伴随着持续变高的失业率,所谓的就业增长整体上以低工资、工作临时性高或风险高的形式存在着 。”

来源:https://libcom.org/blog/why-riot-zh

OK,信徒们,以上这些事实“欣赏”完了没有?没有?那就请给我滚去仔细“欣赏”一下再说话。哦,千万不要说什么“个别现象”,我引用的只是上面这些网站收录的千千万万事实的冰山一角,而这些网站所收录的事实也只不过是这个世界上已发生的同类事实的冰山一角而已。

政府不能干涉市场对吧?一干涉就会坏事对吧?必须放任企业做企业想做的任何事对吧?财富是拥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家创造的对吧?我想请问一下,你们还能更无耻一点吗?

政府不能干涉市场,好的,我炒卖抬高房价,我把学校变成公司从学生身上骗钱,我市场化医疗然后把医疗费抬高到几十万,我做毒奶粉,我做毒疫苗,我做毒药酒,我做黑砖窑,我奴役童工,我奴役学生工,我和独裁政权勾结镇压工人反抗,我污染环境,我把一切都毁了然后拿着血钱到避税天堂逍遥自在,这就是你们亲爱的“企业家精神”。

既然你们认为经济发展是企业家个人的功劳,那就请这些企业家滚到南极去,不要依靠任何人,不要找任何人给你们干活,不要使用任何人发明的知识技术,不要去申请政府贷款,不要要求政府补贴减税,什么都不要要求,然后给我从零开始在南极创造财富出来。能不能做到啊,信徒们?企业家的功劳是吧,工人们活该被你们奴役压榨是吧,这种为独裁者洗地的逻辑怎么这么奴才呢?

无耻的把工人们创造的财富说成是所谓的“企业家精神”创造的,然后给不出任何可靠证据证明所谓的“企业家精神”实实在在的创造出了这些财富,呵呵,这种白痴逻辑等同于说中国人创造的财富都是来自于“中国共产党精神”,朝鲜人民创造的财富都是来自于“主体思想”。

注意我给出的事实的时间,都是今年和去年的事实哦。如果要算算从你们亲爱的资本主义出现开始的那些烂账,嗯…….:

圈地运动羊吃人,血腥抢掠农民的土地,然后再立法强迫失地农民当你们的奴工,不肯者会直接被鞭打和杀害;

为了掠夺黄金,屠杀印地安人并且故意传播疾病,造成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种族灭绝,五千万至一亿印地安人惨死95%;

为了利润进行黑奴贸易,造成超过一亿黑人惨死;

四处殖民侵略制造的死亡…….至少数亿,至于那些被饿死冻死病死的人,多得无法统计了。

体罚虐待工人……嗯,数不清了。

顺便推荐一本书:《美国人民的历史》,作者霍华德·津恩,“欢迎”信徒们前去“欣赏”。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howard-zinn/index.htm

说到这里,信徒们会说:我承认资本主义的确有不干净的地方,可是你说的那些不是竞争,是犯罪,犯罪政府当然要管,更何况社会主义不是更不干净吗?

犯罪?搞没搞错,谁告诉你犯罪就不是竞争了?为了利润最大化而不择手段,采取伤害别人的犯罪行为,这不就是一种竞争吗?而且这些都是企业行为,你们前面不是还在说政府不该干预企业,怎么现在又开始自打脸了呢?

至于“社会主义”更不干净,呵呵,请问社会主义是什么?我引用一下考茨基的话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不在于是否获取利润,而在于获取到的利润是被个人占有还是被人民的社区所有。

简单来说,社会主义就是:没人有权霸占财富,财富应当被其创造者(很明显创造者是劳工们和农民们而不是你所谓的企业家们)民主的分配,为社会服务,而不是被少数人霸占,政府的职责是捍卫所有人的基本人权。

很显然,只有在民主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因为独裁者(们)必然会霸占财富。所以,没有任何独裁政权是社会主义的,包括那些自称“社会主义”的斯大林和毛贼政权。哦,对了,朝鲜的全名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但朝鲜可不是民主国家。

至于中央计划经济,《通往奴役之路》的说法是政府是因为要实行中央计划经济而变得独裁的,但事实可不是如此。事实上,无论是苏联还是毛贼时期的中国,都是先建立独裁政权,然后才开始实行中央计划经济。布尔什维克于1917年的十月革命中夺权,但直到1927年斯大林才开始推动中央计划经济;而共匪于1949年夺权,但直到1953年才开始推行中央计划经济。换句话说,这些政权本来就没打算民主,无论是否实行中央计划经济都只会独裁到死,哈耶克的鬼扯是因果倒置。

至于所谓的价格由供求决定,对不起,供求本身是可以通过饥饿营销广告洗脑(例如钻石代表爱情的谎言)炒卖(例如温州炒房团)等手段进行扭曲和操纵的,所以价格根本不是消费者决定的,而是企业老板们决定的。

哦,说到独裁,信徒们,你们亲爱的芝加哥学派是支持独裁的哦:

哈耶克雖然強調經濟自由但卻對政治自由不夠重視,甚至反對將政治慘與擴大到社會中下層,在他的《通往奴役之路》中說:「民主本質上紙是一種手段,一種保障國內安定和個人自由的實用措施。它本身絕不是一貫正確和可靠無疑的。我們絕不能忘記,在一個專制統治下往往比在某些民主制度下存在更多文化和精神自由——至少可以想像一個高度同質化和教條的多數民主政府其統治的壓迫程度,或許並不亞於最壞的獨裁統治。」這洋的思想傾向使得他對皮諾切特薩拉查佛朗哥等右翼獨裁者持贊賞態度,[90]南非種族隔離制度辯護,[91]甚至將《自由憲章》贈送給薩拉查並附言:妳看了我這本書,妳就知道怎麼對付那些喜歡講民主的人了。[90][92]這與古典自由主義支持民主和人權的理念相差甚遠。[93]

在哈耶克的學說傳入中國大陆以後,由於中國大陆所存在的問題並不是工會過於強大、社會福利過多,而是根本沒有獨立的工會、高稅收低福利,於是其學說被一些經濟學家扭曲和利用,反而變成了為權貴資本主義洗地的借口。中國大陆的“左派”為政府擴大管制權和稅收卻不提高社會福利,“右派”則以哈耶克的名義反對社會福利卻不真正追求政治自由,於是也就形成了尺蠖效應。中國大陆學者高連奎則認為“當今中國最需要的就是加強公民權利,完善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制度,而這都是哈耶克所極力反對的,哈耶克主義是中國走向文明最大的敵人。中國老百姓所痛恨、痛罵的那些經濟學家絕大部分屬於哈耶克主義者”。[92]

来源:https://zh.wikipedia.org/zh/%E5%BC%97%E9%87%8C%E5%BE%B7%E9%87%8C%E5%B8%8C%C2%B7%E5%93%88%E8%80%B6%E5%85%8B#%E9%80%9A%E5%BE%80%E5%A5%B4%E5%BD%B9%E4%B9%8B%E8%B7%AF

哈耶克为独裁洗地,敌视独立工会:https://www.opendemocracy.net/benjamin-selwyn/friedrich-hayek-dictatorship

哈耶克为种族隔离洗地:http://www.thephora.net/forum/showthread.php?t=82629

“我记得最清楚的一回是他在刚刚筹办的第一次朝圣山学社上的发言:“你们统统是社会主义份子。”我们那时正在讨论收入的分配问题,以及是否应该设立累进收入税。在那次会议上有些人认为应该能找到一个公平的方案。”(备注:嗯,不能讨论分配收入的问题,一讨论就是给该死的社会主义分子,很好,这专制霸道程度堪比共匪。)

许多米塞斯的批评者,包括经济学家J. Bradford DeLong和社会学家Richard Seymour,都曾批评过米塞斯在1972年出版的《自由主义》一书中肯定过法西斯主义:

“不能否认,法西斯以及类似的运动旨在建立的独裁国家满怀着最良好的愿望,并且他们的干预的确拯救了欧洲文明于一时。为了这一功绩,法西斯主义将彪炳史册。(备注:米塞斯在这里洗的是墨索里尼政权的地,至于墨索里尼干了些什么,我想我不用多说,不清楚的人自己去补二战史的课。而纳粹则是法西斯的一个分支,核心都是“个人服从集体,集体服从领袖”。集体主义是吧?呵呵,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都是一种集体主义,这锅社会主义不背。)

来源:https://zh.wikipedia.org/zh-hans/%E8%B7%AF%E5%BE%B7%E7%B6%AD%E5%B8%8C%C2%B7%E9%A6%AE%C2%B7%E7%B1%B3%E5%A1%9E%E6%96%AF

“许多人特地到现场观察智利实验室,包括哈耶克本人,他前往皮诺切特统治下的智利数次,并在1981年选择在比尼亚德尔马市(策划政变的城市),举行反革命智囊团朝圣山学会的区域会议。哈耶克为了给皮诺切特的经济自由化站台,曾经有如下的奇谈怪论:”我个人更愿要一位自由主义的独裁者,而不愿要一个缺乏自由主义的民主政府。””(智利军政府)个人自由比民主制度下更安全。”哈氏经济自由的正义性是来源于对个人自由的保障,他在文宣册子里也写道私有财产是保卫公民自由的最好武器。我无法理解,哈氏可以一边无视军政府做出每天把人从街上抓走投进大海这种严重侵犯个人自由的恶行,一边却可以大言不惭地说出”(智利军政府统治下)个人自由比民主制度下更安全”这等瞎话。这种无视经济自由同个人自由在智利发生的分裂,睁眼说瞎话的本领我赵日天也是服。哈耶克一直致力于对”共产主义限制自由导致极权”口诛笔伐,然而,为了一部分人的自由就需要去剥夺另一部分人的自由乃至生命?呵呵呵,作为一个学者,哈大师满嘴跑火车的本领比起政客来也是不遑多让。”

“在1982年,虽然智利严格遵守芝加哥教条,经济仍无法幸免于崩溃:债务激增,恶性通货膨胀复发,失业率飙高到30%–是阿连德时代的十倍。主要原因是食人鱼–芝加哥男孩解除所有管制所释放出来的安然(Enron)式金融机构–以借贷的钱买光智利的资产,累积高达140亿美元的庞大债务。”

“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原来是弗里德曼的学生,他在芝加哥大学老是听人讲智利的左翼政策多么多么地失败,最后他感到很好奇,一定要跑到智利亲眼看看。当他到了智利之后,马上喜欢上了这个国家,留下来在智利大学教书。弗兰克目睹“芝加哥小子”给智利经济带来的痛苦,写了一封致弗里德曼和哈伯格的公开信,里面就写到:在阿连德时代,一个普通的工薪阶层,用其17%的收入就足够支付食物和交通费,但在皮诺切特时代,普通工薪阶层用其收入的74%,只够购买面包一项支出。家里买不起牛奶,孩子们饿着肚子到学校,学校里也没有牛奶,因为这项公共福利被砍掉了,很多孩子晕倒在学校,还有很多孩子索性退学了。”

来源:https://plus.google.com/109790703964908675921/posts/8VTe6fmZ3vR

而新自由主义本身就是一个阴谋:

一批以“芝加哥帮”(the Chicago boys)著称于世的经济学家(因为他们和当时在芝加哥大学任教的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关系密切)被召集起来帮助重建智利经济。他们被选拔的过程很有趣。美国自1950年代起便资助智利经济学家,让他们到芝加哥大学进行培训,这项目是为平衡拉丁美洲左翼势力的冷战计划中的一部分。在芝大受到培训的经济学家逐渐在圣地亚哥的天主教私立大学占据主导。1970年代初期,经济精英通过一个名为“星期一俱乐部”(the Monday Club)的团体组织起来,反对阿连德政府,并与这些经济学家建立了工作关系,由研究机构资助他们的工作。在皮诺切特政治上的对手、凯恩斯主义者古斯塔夫·雷将军(General Gustavo Leigh)于1975年被逐出政府后,皮诺切特将这些经济学家引入政府,他们的首要工作就是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谈判贷款。在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展开工作的过程中,这些经济学家根据他们的理论重组了智利的经济结构。他们中断了国有化进程并将公共财产私有化、开放自然资源(水产业、木材等等)给私人开采且对剥削不加管制(在很多情况下对当地居民的要求置之不理)将社会保险私有化、促进国外直接投资和更自由的贸易。这保障了外国公司有权将其在智利的获利转回本国。出口导向型发展取代了进口替代型发展。保留给国家的仅有部分是主要资源铜(正如伊拉克的石油)。这被证明对国家财政预算的稳定非常关键,因为铜收入完全流人国库。智利经济在增长率、资本积累、外资的高盈利率等方面的快速复苏只是昙花一现。它在1982年拉丁美洲债务危机上就出了大问题。结果,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出于更为实际的目的而非意识形态考虑,诸种新自由主义政策得以实施。所有这些,包括实用主义在内,为随后(撒切尔领导的)英国和(里根领导的)美国在1980年代转向新自由主义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然而,在这一过渡期中有一项因素值得特别关注。每个人都因失业率上升和快速通胀而受到了1970年代资本积累危机的影响(图1.1)。不满情绪广泛蔓延,许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劳工和城市社会运动的结合似乎隐约暗示着一种社会主义替代性方案的出现,以取代资本家和劳工之间的社会妥协——这种妥协在战后曾成功地为资本积累打下基础。在欧洲许多地方,甚至在美国,共产党和社会党开始发展壮大(如果不是开始夺权的话),群众力量激烈要求大规模的改革和政府干预。这一回,所有经济精英与统治阶级都感到了一种明显的政治威胁,不管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像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还是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像智利、墨西哥和阿根廷)。例如,瑞典提出了“雷恩-梅德纳计划”(Rehn—Meidner plan),逐步收购企业主拥有的股份,并逐步将国家转为工人民主制或集体所有民主制。但除此之外,对统治精英和统治阶级地位的经济威胁也愈加明显。几乎所有国家在战后安排上都有一个特点,即上层阶级的经济权力受到限制,而劳工则在经济馅饼上分得很大一块。例如,美国收入最高的1%人口收人从战前占国民收入的16%跌落到二战结束时的8%不到,这个水平几乎保持了三十年。经济增长稳定的时候,这种限制似乎无伤大雅。在一个越来越大的馅饼上占有稳定的份额,这是一回事。但是,当经济发展在1970年代崩溃、实际利率呈负增长、股息和利润少得可怜时,各地的上层阶级都感到了威胁。在美国,人口中收入最高的1%对财富(与收入相对)的控制在整个二十世纪都保持了相对稳定(图1.2)。但在1970年代这一控制却随着资产价值(股份、地产、储蓄)的下跌而迅速跳水。上层阶级不得不做出决断以保护自己免于政治和经济的失利。

在这方面美国不是特例:英国收入最高的1%人口,其收人在国民收入中占的份额从1982年起翻了一倍,从6.5%到13%。如果我们看得更远一些,就会发现世界各地的财富和权力都出现了惊人的集中现象。俄罗斯在1990年代实施新自由主义“休克疗法”后,出现了一个规模虽小却非常强势的寡头集团。中国在开始自由市场导向的实践后,极大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现象也开始产生。墨西哥1992年后的私有化浪潮使一小撮人(例如卡洛斯·斯里姆[Carlos Slim])几乎一夜之间登上福布斯世界富人榜。就全球来说,“东欧国家和独联体国家在社会不平等方面呈现出急剧增加。经济合作发展组织诸国也在1980年代后呈现出巨大的不平等”,而“生活在最富裕国家的五分之一人口与生活在最贫穷国家的五分之一人口之间的收人比,从1960年的30:1和1990年的60:1,上升到1997年的74:1”。尽管这一趋势存在例外(一些东亚和东南亚国家仍然将收入不平等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像法国那样——见图1.3),这一证据有力表明新自由主义转向在某种程度上与经济精英力量的恢复或重建密切相关。

正如一些论者指出,这种理论框架并不完全自洽。其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科学严密性并非严丝合缝地与其政治上的个人自由理念相合,而其对一切政府力量的不信任前提,也与如下要求不合:要求一个强大且在必要时具强制性的政府,保护私人财产、个人自由和企业自由。在法律面前将企业规定为个人,这一法律伎俩使铭刻在纽约市洛克菲勒中心铜牌上的约翰·洛克菲勒信条显得颇为反讽,上面第一条写着“个人价值至上”。

朝圣山学社获得了财政和政治上的支持。特别是在美国,一个由那些心底里反对一切形式政府干预和管制,甚至反对国际主义的富人和企业领导所组成的力量集团,力图组织起来反对一种他们视之为寻求混合经济的新兴共识。由于担心二战期间与苏联的联合以及美国内部建立起来的指令型经济可能会在战后政治格局中破产,他们准备将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完全纳入到新自由主义智囊中,以保护和提升自己的权力。

简言之,新自由主义化就是将一切都金融化。这一过程深化了金融,后者从此不仅掌控其他一切经济领域,而且掌控国家机器和——如兰迪·马丁(Randy Martin)所说——日常生活。这一过程还使全球交易关系发生剧烈波动。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david-harvey2007/01.htm

在1982年的经济最萧条时期,企业破产的进程逐渐加快,并扩大到国家经济的所有部门。一年内智利的国内生产总值下降14%,仅仅在纺织业估计有35%—45%的公司倒闭。虽然有“芝加哥弟子”一再吹嘘“不成功工便成仁”的理论,也大吹大擂一些幸存者的成功,但政府以前推崇的教条式的不受保护的市场和货币纯粹主义的政策开始发生变化:关税从10%提高到20%—35%,比索迅速贬值,从而在防止进口商品的大量涌入方面起到了保护作用。一些业主面对这种冲击,对生产过程采取了“合理化”的改革步骤。如一些公司购买新的设备和技术,以提高效率和产品的质量;另一些则采用新的营销技巧,还有一些则更多地依靠进口产品的零部件。到目前为止,最合理化的措施是降低劳动成本。达到这一目标的途径是大规模裁减冗员,提高剩余工人的工作量,并把工人工资压低到最低水平。例如,通过购买新设备,减员和提高工作进度等一系列综合措施,一家名为苏玛的纺织公司在维持现有生产力水平的同时,将其1970年的2600名员工裁减到了1800人。
裁员在智利造成了大批工人的失业。据官方的统计,1974—1987年的平均失业率为20%。这种积重难返的高失业率使雇主在确定工作条件和工资水平时享有很大的活动余地。通过宣布破产,公司可以不需给予任何补偿就能解聘资历高的工人。公司重组后,再以更低的工资雇佣他们。皮诺切特政府统治时期的前10年里接连不断的破产使工人们提心吊胆。那些遭到解聘的工人被迫失业,或者至多只能找一些临时的活计来谋生。一位30岁的失业工人害怕找不到一份稳定的工作而陷入窘境。人们经常在圣地亚哥看到许多失业的工人去开出租车或在智利南部的捕鱼船上打工。无怪乎那些勉强保留工作的工人愿意在雇主的苛刻条件面前作出让步,而且为了得到一份工作往往逆来顺受。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chilean-revolution-1995.htm

“天安门事件揭露的真相之一是,极权共产主义与芝加哥学派资本主义采用的策略有着鲜明的雷同──它们都乐于让反对者失踪,使抗拒者变回空白石板,以便重新来过。

虽然傅利曼鼓励中国官员推动痛苦而不受欢迎的自由市场政策几个月后就发生屠杀事件,但他从未「为提供建议给一个如此邪恶的政府,面对像雪崩般的抗议」。和以前一样,他不认为他提供的建议,与执行它所需要的暴力有任何关联。尽管谴责中国使用镇压,傅利曼仍继续以中国当作「自由市场的安排能有效促进繁荣与自由」的例子。

就像许多有关国家转型的故事,这一则故事同样大部分是神话。但它比真相更动听:在波兰,民主被用作武器,用来对抗街道上的「自由市场」,也被用在选举中。在同一时期的中国,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背后的势力辗过天安门广场上的民主,震撼与恐怖开启了现代史上获利最丰厚也最长久的投资热潮。又一个在屠杀中诞生的奇迹”

http://closerworld.org/phpBB/viewtopic.php?p=17111

芝加哥学派们还有一个观点:劳工权利越被削弱,那么创业难度就越低,然后就能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这是完全的胡扯。资本主义压榨剩余价值靠的就是制造失业大军以压低工资外加控制工人,资产阶级们怎么可能允许失业大军的数目变少?至于所谓的创业难度更是扯淡,劳工权利被削弱,大公司能从中多压榨的剩余价值远多于小公司,只会导致大公司更轻易的把小公司和创业公司踢出局。最重要的是,老板们开公司是为了最大程度的压榨剩余价值(而利润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和剩余价值是正相关),如果失业大军的人数不够多,那么就不能获取到让老板们满意的利润,那么老板们就根本不会选择开公司或招人,也就是说失业大军必然会在资本主义下维持在一个让老板们觉得利益最大化的水平上。

接下来,信徒们,你们打算如何洗地?还是装瞎?

你说具体理论?对不起,驳倒你们的核心观点就够了,既然芝加哥学派们的核心观点是垃圾,那么支持核心观点的那些扯淡理论一样是垃圾,对不对啊?

顺便补充说明一点:哈耶克还提出了一个“自发秩序”理论,其本质就是丛林哲学,为压迫和奴役洗地用的。事实上人类社会从来没有什么“自发秩序”,一切秩序皆人为制造。

总结一下:从芝加哥学派们获得的政治和经济支持以及其代表人物对政治的积极主动参与这些事实可以看出,新自由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什么书斋学者拍脑袋想出的纯粹的乌托邦理论,而是为资产阶级们精心准备的洗地理论,这一理论唯一的作用就是帮助资本主义对抗社会主义,实现政客和财团们的利润最大化。

 

流氓的版权,版权的流氓

版权,或者说知识产权,是一个很常见的资本主义概念(社会主义是否定版权的)。其支持者最常用的说辞是:“没有版权,那么原作者就得不到足够的收入以维持创作动力!”

听起来,似乎是有几分道理。但是,现行版权法律是保护原作者的吗?版权真的是为了原作者的利益服务的吗?

事实上,绝大多数版权都并不被原作者所掌握,而是被雇佣(奴役)原作者的公司老板们所掌握,例如游戏迷们非常熟悉的合金装备系列,其版权就被KONAMI公司的老板们而不是被系列原核心作者小岛秀夫所掌握,而小岛秀夫被KONAMI踢走,然后KONAMI找了其他一些人做了个垃圾作品:合金装备生存,至于死在EA手下的被收购工作室都不知有多少了,而这些工作室虽然死了,但其作品版权却被EA霸占,也就是说EA的老板们可以出大批顶着作品名号的垃圾骗钱了。

更不要说在原作者死后,版权还持续,公司们还拿着死人的作品卖钱,请问,按照版权吹鼓手们的逻辑,这时候不该用冥币付钱吗?否则你怎么能保证原作者收到钱呢?

严格来说,没有完全原创的知识,因为所有知识都是在别人的免费知识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当然有人说即使如此原创者也花费了时间精力应当收费,但收费有理可不等于垄断有理,没有人有权垄断知识,把知识隔绝在金钱柏林墙外,理由很简单:一个人垄断了知识,其他人要么不得不重新发明轮子,浪费资源降低效率(那些最喜欢鼓吹效率的,这时候通常会闭嘴),要么其他人也学着垄断知识,结果就是整个人类社会分裂为一个个知识孤岛,最终除了少数垄断者之外,其他绝大部分人都深受其害!

特别是当版权被独裁政权所把持时,就会直接变成践踏人权的借口,例如共匪就在墙内以版权为名删除禁书和相关视频。事实上,版权本身的垄断性就意味着如果不与政府合作,那么任何知识都别想进入社会。同时,支付方式也会将大部分人挡在柏林墙外(很显然现在没有一种世界通用的支付手段,而且支付本身就意味着破坏匿名,方便政府追踪迫害)。

受害?是的,这世界上的版权流氓们可不少,我举两个例子说明一下:

1,超级版权流氓苏州思杰马克丁公司:

“为什么微软更新了数字签名补丁,中国地区的会声会影就无法使用了,而其他地区的会声会影却能不受影响?答案显而易见,原来,马克丁公司对会声会影的数字签名进行了修改,嵌入了自己公司的数字签名,把软件安装完成后指向的官方地址修改成了自己做的“官方网站”,同时还对里面诸多版权信息等签名信息完完全全修改成了自己的信息。至于是否还加入了其他后门程序,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但是可以确定的是,这次补丁,完善了数字签名认证系统,马克丁对数字签名进行了修改,直接导致了微软认证数字签名发生了错误,所以软件无法安装。而这个问题,直到下一个版本更新后,才得到了解决。

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的数字签名事件,在马克丁旗下代理的所有软件中,均发现了数字签名被篡改的情况,这也不由得引人深思,你丫是谁你就把这软件签上你自己的名字?还要不要点碧莲?

马克丁再次以维权斗士的形象站了起来,马克丁的律师团队如明朝时候的锦衣卫,哪里有软件哪里就有他们,马克丁到处招蜂引蝶,拳打南山敬老院,脚踢北海幼儿园,抓shi如泥,大街有人谁怕他,大街无人他怕谁?总之,虽然引得骂声一片,但是充分体现了自己维权斗士的形象,还雇佣大批水军,企图淹没对其讨伐的声音。

然而,他对数字签名更改的同时除了侵犯到软件制作方的著作权以外,还同时已经侵犯到了软件使用者的各种权益,由于中国只对版权法律有明确的规定,在关于数字签名的法律问题上并没有完善的法律条款,而马克丁的这种做法,实质上在国外已属违法行为。一个侵犯着制作方与使用方双方权利的人站起来维权?这种做法难道不是贼喊捉贼?“

你知道思杰马克丁是怎么赚钱的么?他们代理软件销售权,篡改软件数字签名的目的为的是不让用户接触到软件真正的官方网站,他们代理的软件官网售价是199美元,和约1400人民币,他们的售价却高达1900元乃至2000元,远超汇率的同时,还拿着高额的代理反水。不让用户接触到真正的官网原因就是这个。通过用破解软件手段的威胁,很多给他代理的软件无法撕破脸皮,但是不少软件厂商已经停止了对思杰马克丁代理的软件的售后服务,换句话说,你从他那里买来的软件,在官网很可能是享受不到售后保障的。不过马克丁并不担心,万一哪家软件不给他代理了,他依然会继续销售,只不过数字签名,秘钥全都换成他自己的,国外起诉也起诉不到这里来,他在国内依然活的逍遥自在。

来源:http://www.carrotchou.blog/3572.html

”因为我在贴吧、博客、Q群上发布Deep Freeze相关资源,思杰马克丁在无任何代理权、版权的情况下,他的法务部给我发来维权通知,而且邮件内容还发错了,竟然说成Zbrush软件。

上mathtype的英文官网 MathType – Equation Editor 下载mathtype,是可以输入序列号的(用google或bing找序列号)。英文官网的售价是:商版$97(97×6.6=¥640.2),教育版$57(57×6.6=¥376.2),而思杰马克丁卖的价格是:商业版¥788(原价¥1088),另一个不确定是不是教育版卖¥498(原价¥688)。

由于我已经安装了不便截图了,大家可以打开链接自己体验一下,英文官网安装包安装可以选择30天试用或是输入激活码,而“正版授权”的中文版则是强制只能试用,而且强制勾选同意软件收集信息,这不是流氓软件的标志吗!真正的正版会这么做?

所以这家公司的实质其实是盗版软件的垄断者,采用流氓的方式(律师函、举报、假盗版链接)迫使或欺骗用户使用收费的盗版软件。无奈国内的很多热门软件被他血洗了,若想用正版请务必使用开发商的购买渠道,千万别上当受骗。“

来源: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6746200

”发布一款mounty这款软件被疯狂举报,这款软件本身是免费的,用于ntfs格式的硬盘写入的,难道就因为这款软件免费,影响他们的销量了吗?“

来源:https://www.zhihu.com/question/60166627

这里还有个视频链接:用事实说话,看清苏州思杰马克丁公司的真实面目

总结一下,这家流氓公司通过欺骗和破解威胁骗取代理权(事实上还有大批所谓被其代理的软件根本没有授权),然后篡改软件本身,不让用户看到软件的真正作者和官网,目的就是为了高价欺诈用户购买其”正版“(篡改数字签名属于破解行为,所以这所谓的正版实际上和破解版无异,当然这是从技术角度说的,从法律角度,这垃圾的所谓正版还真是正版),对于敢发布其他软件获取渠道者一律进行恶意举报和威胁,而且这些流氓行径还是合法的!对,合狗屁版权法!

2,为防盗版不择手段的starforce防copy软件(默认状态下的软件是能自由copy的,这也是使用者的基本权利,但是老板们为了利益最大化,就搞出防copy软件这种用来搭建柏林墙的垃圾):

“1998年,俄罗斯的程序员开发了这一软件加密程序,针对当时市面上多数游戏采用光盘作为载体,starforce通过测量CD中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写入扇区之间的物理角度来工作。
遗憾的是,starforce采用的加密方式,会使用Ring0级别权限(系统层),此后除非将硬盘格式化,否则即便是卸载了starforce软件,但是对系统设置的改变却不会撤销。
这就让starforce取得了硬件的最高权限,只要玩家的电脑开着,就被随时、永远、监控着。一旦starforce发现你的计算机有可疑行为,不管你是不是在玩游戏,它会强制计算机重启,打断可疑的程序进程。
此外,由于要频繁读取光盘,对于光盘和光驱的伤害是所有玩家最直接感受到的。最可怕的是,当starforce程序的运作发生错误时,会将电脑完整诊断信息传送给starforce公司,资料多达3千7百多行,这其中包括了私人信息。有鉴于此,starforce在国外被当成了一个流氓工具,长期出于舆论的风口浪尖,在美国还被法院判决禁止使用。”

Starforce 要求安装后重新启动,它要对你的计算机进行最高级别的控制,当然需要这样做。为了取得最高权限,大部分杀毒软件都会要求重启,但目的与SF有所不同
如果做了系统的 Ghost光盘,事后格掉重做系统就行了,就当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不过,如果它窃取了你的个人信息,并传出去,就不是能轻易挽回的了。好像一个人在大街上被人扒光了衣服,春光外泄之后穿好衣物就能当没事一样么(SF并不会将这些信息与你本人相关联)?
Starforce 在验证失败后点击“信息”会收集系统信息送至SF公司进行分析,在获取信息的过程中过程中硬盘狂转,看来读取了不少信息,来看看它都干了些什么。在报错后生成了信息文件,我把这个文件保存下来,这是个将要发送给Protection Technology的文件。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这个文本文件竟有 288,214 字节,3467 行之多,详细记录了系统的全部信息。
文件首先记录了系统的详细信息,包括 Windows序列号、安装位置、用户名称、常规设置信息等等。然后是硬件信息,包括所有的硬件设备的资源信息、运行状况、驱动的全部详细信息等等,网络信息,包括 IP 地址、MAC 地址、全部使用协议资料等等,随后是硬盘的信息,包括所有分区的设置和使用状况、分区起始字节等等,接着是光驱和外设的全部信息,全部的驱动信息、动态链接库、所有进程的详细信息、所安装全部软件的信息…….总之,这些个人隐私,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不窃取的。不知道这个流氓软件有没有把我的资料外泄,还好,使用该光盘的时候我在断网状态,随后 Ghost 恢复了系统。
估计 Starforce 可以打着验证正版的幌子为自己辩护,但我很想知道,窃取用户的全部个人资料,就是为了验证光盘是否正版?我安装了哪些应用软件你也需要全部知道么?我安装了些什么游戏你也这么感兴趣?我的IP地址对验证光盘正版也有用?
流氓就是流氓,无论批什么外衣,本质都是流氓。

来源: 为了正义不则手段的防盗版软件

这两个臭流氓不过是流氓世界的冰山一角,关于商业软件的流氓事迹,可以看一下自由软件协会提供的信息:Proprietary Software Is Often Malware(商业软件经常是恶意软件)

关于自由软件运动,我要介绍一下:自由软件运动的创始人是Richard Stallman,自由软件运动致力于通过自由软件使计算机用户获得自由权利。自由软件的用户可以自主控制自己的计算。非自由软件使用户受制于软件开发者。

自由软件意味着使用者有运行、复制、发布、研究、修改和改进该软件的自由。

自由软件是权利问题,不是价格问题。要理解这个概念,你应该考虑“自由”是“言论自由”中的“自由”;而不是“免费啤酒”中的“免费”。

更精确地说,自由软件赋予软件使用者四项基本自由

  • 不论目的为何,有运行该软件的自由(自由之零)。
  • 有研究该软件如何运行,以及按需改写该软件的自由(自由之一)。取得该软件源代码为达成此目的之前提。
  • 有重新发布拷贝的自由,这样你可以借此来敦亲睦邻(自由之二)。
  • 有改进该软件,以及向公众发布改进的自由,这样整个社群都可受惠(自由之三)。取得该软件源码为达成此目的之前提。

来源:GNU是什么?

为了对抗版权(copyright),Stallman发明了Copyleft(拒绝版权):

一个人所做的每个决定都源自这个人的价值观和目标。人们有很多不同的价值观和目标;名誉、利益、爱情、生存、快乐和自由,这些只是常人会有的部分目标。当目标是原则性问题的时候,我们称之为理想主义。

一个理想主义的目标激励着我从事自由软件的工作:弘扬自由和合作。我要鼓励自由软件的转播,让它替代禁止合作的专属软件,从而使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好。

这就是为什么GNU通用公共许可证按照—copyleft那样写的基本原因。所有为遵循GPL的程序而添加的代码都必须是自由软件,即使这些代码是单独的文件。我把我的代码给自由软件使用,而不给专属软件使用。我认为专属软件开发者使用版权来禁止我们分享,那么我们就使用版权来给予互相合作的程序员自己的优势:他们可以使用我们的代码。

如果嘲笑者挖苦自由、讽刺社区…如果“顽固的现实主义者”说利益是唯一的理想…只需忽略他们,并一如既往地使用copyleft。

来源:Copyleft:实用的理想主义

可以看到,自由软件运动实际上就是软件界的共产主义运动(digital communism),软件的代码,运行软件的权利,分发的权利,二次修改的权利,这些都公平的为所有人所共有,而利润至上捞钱第一不管其他任何后果的商业软件是无法做到赋予软件使用者这些基本人权的,事实上,商业软件还经常盗窃用户隐私,强行塞给用户洗脑广告,拿着用户的隐私去掠取巨额利润(例如FB的精准推广)但用户却毫不知情更分不到一分钱,活生生的把用户们变成了数字奴工(digital labor)!而这无法通过更换其他商业软件解决,因为商业软件为了逐利必然会伤害用户以实现利润最大化!

为了贪欲去伤害别人的人,很多很多,但幸运的是,这世界不是所有人都像思杰马克丁和starforce一样去当”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像Stallman(顺便说一句,Stallman是个非信神者)这样的为了一个把人当成人而不是商品的社会而战斗的人们,都是英雄!

PS:最近我无意中看到了一篇无耻的文章,为什么说无耻,因为这无耻的作者把自由软件当成”市场提供的福利“(原文翻不到了,诸位可自行用google查找,文章主题是引号中内容),请允许我说一声:呸!

我看见

我看见

资本主义者们

描述了一个美好的世界:

在那个世界里

每个人生而自由

在法律上是平等的

自由的在市场上选择自己想要的

自由的在市场上与其他人签订合约

自由的获取财富

自由的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富翁,成为成功人士

 

但是我看见

资本主义在这个地球上带来了

无尽的灾难

贪婪的政客和财团们

为了自己那永远无法被满足的贪欲

残忍的剥夺了别人的一切

他们夺走了农民的土地(1)

他们毁灭了手工作坊

他们颁布法律,鞭打流浪者

强迫那些失去一切的人们

在他们的呵斥与体罚下

工作到筋疲力尽

却不敢停下来,喘口气

 

我看见

你们宣称人人平等(2)

却拒绝给穷人选票

你们说

穷人们愚蠢

无法统治自己

可是,穷人们再愚蠢

也不会愚蠢过

贪婪残暴的你们

污染地球的你们

发动战争的你们

毁灭社会的你们

 

我看见

官僚和富商们

垄断了知识

以版权的名义

压榨可怜的原作者(3)

即使原作者死了几十年

他们还是不肯放过

那残余的价值

 

我看见

政客,财团,教士和贵族们垄断了国家

垄断了民族

把所有不堪忍受压迫的反抗者们

都诬蔑为国家的叛徒

都诬蔑为民族的败类

呵呵,奴隶们

从来就

没有祖国!

 

我看见

你们所谓的自由合约

不过是不平等的双方之间的

不平等条约

一个高度组织,资产丰厚

一个一无所有,只能出卖劳力

这样的两方签订的合约

又怎么可能有

丝毫的公平?

 

我看见

你们以私有化的名义

霸占了大片土地

然后为了获取最大利润

将土地荒废

你们以私有化的名义

霸占了水源

然后向那些没有选择的穷人们

索取巨额水费

你们以私有化的名义

霸占了矿山

然后不顾一切的

虐死无数矿工

再扔下堆满尸骨的矿山

带着沾满鲜血的金钱

来到避税天堂里(4)

逍遥自在

 

我看见

你们鼓吹的先进文明的公司制

实际上却是极权独裁

你们独裁压迫着员工们

强迫员工为你们创造利润

源源不断的利润

然后塞到自己的腰包里

员工们在你们的压迫下

变得痛苦

变得忧郁

变得对这个社会

没有任何希望(5)

而你们却无耻的宣称

这一切的一切

都是员工们

自己的问题

 

我看见

你们霸占大量财富

你们制造无数贫穷

却拼命的否认

阶级的存在

拼命的否认

阶级斗争的存在

你们说:

阶级斗争只不过是

那些卑鄙无耻的左派们

捏造出来的概念(6)

但是你们忘了

阶级斗争只不过是

说了一个简单不过的道理:

哪里有压迫

哪里就有反抗!

 

我看见

你们为了自己的贪欲

为了能继续攫取血汗

不惜扯下民主自由的伪装

推翻阻止他们剥削掠夺的

民选左派政府们(7)

然后你们说:

我们是为了

对抗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造成了

超过一亿人的死亡

哦,是吗?

可是我怎么看到

你们所指责的“共产主义”

除了实行中央计划经济之外

其他一切的做法

都和贪婪残暴的你们

一模一样呢?(8)

 

我看见

你们因为贪婪

疯狂的寻找黄金

从而开始几百年的

对全世界的

殖民压迫与杀戮

你们的贪婪

造成的死亡

早已超过了

纳粹和你们嘴里的“共产主义”的总和(9)

但是你们却

把这段残忍的历史

伪装成浪漫的冒险

鼓吹所谓的冒险精神

鼓吹所谓的企业家精神

直至今日

 

我看见

你们控制学校

把小小的学生们

洗脑成你们

最忠诚的拥护者

你们强调竞争

你们在学校排名

你们告诉小小的学生们

他们不应该和其他人合作

而应该将其他人

看成可恨的

看成该死的

竞争对手

当小小的学生们长大了

进入公司时

你们告诉他们:

他们的竞争对手

是其他和他们一样

被你们压迫的奴隶

 

我看见

你们鼓吹竞争

你们说竞争创造财富

却不说

你们之间为了相互竞争(10)

把食品变成了毒药

把疫苗变成了凶器

把矿山变成了坟地

把河流变成了臭水沟

你们还欺骗学生们

然后将他们奴役

你们以版权的名义

将知识圈入了高墙

柏林墙早就倒塌了

但你们制造的金钱柏林墙

却到处都是

 

我看见

你们诞生于血腥

你们成长于恐怖

你们和独裁者们(11)

愉快的勾结

双手沾满鲜血

但是却对哭泣的人民

没有任何同情

 

我看见

你们所做的一切

我不会相信

你们的任何宣传

你们没有公平

你们没有正义

你们鼓吹法治

但在你们的法律里:

富人不承担任何义务

穷人的权利是一句空谈!(12)

如果人民没有束缚住你们

那么你们就一定会

残忍的伤害人民

 

你们是公司,是教会,是政府,是法院,是军队

但这一切不过是表象

你们的真实身份是

建立在压迫和贪婪之上的

资本主义制度

和文化

 

而我相信

联合起来的

被压迫的奴隶们

最终能够成功的

终结你们!

 

备注:1,指圈地运动,最早在英国从15世纪开始,领主贵族们为了生产羊毛掠夺农民们的土地,强迫失地农民们去恶劣的工厂工作,史称“羊吃人”运动。此外,也泛指一切富人掠夺穷人土地的行径,例如共匪的强拆。

2,美国独立宣言中宣称人人平等,但实际上对投票权进行财产限制,穷人没有投票权。

3,现行版权制度下版权属于公司而不是原作者,结果导致原作者被公司压榨完毕后就直接被一脚踢开,而版权在作者死后继续延续的制度使得即使作者死了老板们还是能以版权的名义垄断知识抢掠财富。

4,参考ICIJ的巴拿马文件和天堂文件对富人精英逃税状况的披露。

5,新自由主义鼓吹的奋斗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崩溃,而在中国也出现了反奋斗文化的丧文化。

6,和马克思同时代的右派经济学家巴师夏最早否认阶级斗争,鼓吹阶级和谐,此后芝加哥学派完美继承这一观点,而芝加哥学派是新自由主义最主要的吹鼓手。

7,危地马拉的阿本斯政府,智利的阿兰德政府,刚果的卢蒙巴政府,尼加拉瓜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政府,都是因为实行左派政策被美国政府扶植当地右翼势力推翻,而除了尼加拉瓜政府保持民主之外,其他几个民主政府都被右翼独裁政权取代。

8,他们的所谓“共产主义”政府指斯大林和毛贼政权,但斯大林和毛贼政权都是中央计划经济下的国家资本主义政权,政府成为公司,以国家为单位对外贸易,除了中央计划经济这一点,其他所有暴行都是右翼独裁者们早就干过的,例如在南非发明集中营和制造印度大饥荒的大英帝国。至于大清洗等政治方面的屠杀,也不过是基督教宗教裁判所和宗教法庭的翻版。

9,仅仅几百年殖民历史中,五千万至一亿印地安人就在欧洲人的杀戮和故意传播的疾病下惨死95%,而黑奴贸易更是造成超过一亿死亡,至于几大殖民帝国制造的饥荒压迫杀戮,造成的死亡至少数亿,实际上已经多得无法统计了。

10,为了竞争而不择手段造成的灾难全世界都有,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就是一例,而大赦国际有更多报告,例如津巴布韦的奴隶烟草种植园,例如泰国的渔业奴工。

11,跨国公司和所在国独裁者勾结已经不是新闻了,除了中国的富士康,还有尼日利亚的壳牌石油,对普京政权主动出卖源代码的硅谷…….

12,引用自国际歌第三段。

 

 

 

 

 

 

 

 

 

 

 

 

 

 

迈向自由:民主社会主义者的理论和实践(Toward Freedom: Democratic Socialist Theory and Practice)

The Democratic Socialist Vision

民主社会主义者的视野

by Joseph Schwartz and Jason Schulman

Democratic socialists believe that the individuality of each human being can only be developed in a society embodying the values of liberty, equality, and solidarity. These beliefs do not entail a crude conception of equality that conceives of human beings as equal in all respects. Rather, if human beings are to develop their distinct capacities they must be accorded equal respect and opportunities denied them by the inequalities of capitalist society, in which the life opportunities of a child born in the inner city are starkly less than that of a child born in an affluent suburb. A democratic community committed to the equal moral worth of each citizen will socially provide the cultural and economic necessities—food, housing, quality education, healthcare, childcare—for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individuality.

1,民主社会主义者认为每个人只有在一个认可自由,平等和团结的社会里才能发展自己的个性。这些信念并不意味着只是一种认为人类在尊严上是平等的粗糙概念。事实上,如果人类想要发展他们的相互不同的天赋能力,他们必须被给予平等的尊严和机会,但这却被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不平等给否定了,例如一个出生在内城(备注:美国城市中的内城是穷人区,可以看成贫民窟)的小孩的改变命运的机会绝对少于一个出生在富裕的郊区的小孩。一个民主的社区的宗旨是:任何公民社会化的提供文化和经济必需品——食物,住房,优质的教育,医疗,儿童抚养——为了人类个性的发展。

Achieving this diversity and opportunity necessitates a fundamental restructuring of our socioeconomic order. While the freedoms that exist under democratic capitalism are gains of popular struggle to be cherished, democratic socialists argue that the values of liberal democracy can only be fulfilled when the economy as well as the government is democratically controlled.

2,要实现多元化和机会平等,必须对我们的社会经济秩序进行重建。当存在于民主资本主义社会里的自由中诞生了值得珍惜的大众抗争时,民主社会主义者们认为自由民主的价值只有当经济像政府一样被民主控制的时候才能真正体现出来。

We cannot accept capitalism’s conception of economic relations as “free and private,” because contracts are not made among economic equals and because they give rise to social structures which undemocratically confer power upon some over others. Such relationships are undemocratic in that the citizens involved have not freely deliberated upon the structure of those institutions and how social roles should be distributed within them (e.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pital and labor in the workplace or men and women in child rearing). We do not imagine that all institutional relations would wither away under socialism, but we do believe that the basic contours of society must be democratically constructed by the free deliberation of its members.

3,我们无法接受资本主义自称其经济关系是“自由和私人”,因为合约并不是在经济平等的前提下签订的,也因为资本主义的社会架构是不民主的,一些人压迫另一些人。这种不民主的关系导致身在其中的公民们无法自由的商讨社会结构中的机构应当是怎样的,以及社会角色如何在其中分配(例如,资本和劳工在工作场所的关系,男人和女人在照顾儿童上各自承担怎样的责任)。我们并不幻想所有这些关系(备注:联系上下文,这里指不平等的关系)会在社会主义中消亡,但我们相信社会的基础轮廓必须是在社会成员自由的商讨下民主的建立。

The democratic socialist vision does not rest upon one sole tradition; it draws upon Marxism, religious and ethical socialism, feminism, and other theories that critique human domination. Nor does it contend that any laws of history preordain the achievement of socialism. The choice for socialism is both moral and political, and the fullness of its vision will never be permanently secured.

4,民主社会主义者的视野并不局限于某个单独的传统;它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宗教和民族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和其他批判人类压迫的理论。它也不认为任何历史规律决定了社会主义一定会被实现。社会主义的选择是道德的和政治的,社会主义的视野永远也不会被充满(备注:这是直译,意思应该是社会主义的探索永无止境)。

Marx’s Analysis of Capitalism: Social Production Versus Private Control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社会生产 VS 私人控制

Karl Marx—whose work is particularly relevant in our era of “globalization”—recognized that capitalism represented an increase in human freedom and productive power. Under feudalism, political and economic life had been merged. Born a serf, one remained a serf, subject to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omination of one’s lord. Capitalism freed the economic sphere from the domination of the political. Under capitalism, the worker and capitalist contracted with one another free of the burdens of traditional religious or status relations.

5,卡尔马克思——他的工作和我们的“全球化”时代有特别紧密的联系——意识到资本主义提升了人类的自由和生产力。在封建社会下,政治和经济生活是合一的。生下来是农奴,一个人就一直是农奴,在经济和政治上都被他或她的领主压迫。资本主义将经济领域从政治压迫下解放出来。在资本主义下,工人和资本家签定合约,同时摆脱了传统宗教或其他地位关系的重担。

Though the rise of capitalist economic relations in Europe predates political democracy by over two centuries, the rhetoric of freedom of contract and legal equality that arose during capitalism’s infancy in the 17th century contributed to the growth of movements for political democracy. In a capitalist democracy, one’s economic status, in theory, does not affect one’s political and legal status. All members of society are to be judged equally before the law and have the equal right to participate politically (one person, one vote). But Marx illustrated that the inequalities in “civil society” (or economic life) undercut the promise of political equality. In the political “free market” for votes, capital has more influence than labor, and this structural inequality erodes the promise of political democracy. But Marx argued against authoritarian socialists who dismissed political democracy as merely “bourgeois,” as it is the existence of political democracy that enables the working class to mobilize its numbers against concentrated economic power.

6,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在欧洲崛起从而实现政治民主已经两百多年了,关于自由合约和法律平等的修辞在资本主义初期,也就是17世纪的时候对争取政治民主的运动是有贡献的。在资本主义民主下,一个人的经济地位,理论上不会影响这个人的政治和法律地位。所有社会成员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同时也有平等的参与政治决策的权利(一人一票)。但是马克思指出,在“公民社会(或者说经济生活)”上的不平等损害了承诺的政治平等。在政治上的选举“自由市场”中,资本比劳工的影响力更大,这种结构性的不平等侵蚀了承诺的政治民主。但是马克思同时也反驳了威权社会主义者把政治民主贬低为“资产阶级的”,认为政治民主的存在使得工人阶级有能力动员其成员以反对集权资本力量。

In retrospect, however, Marx did not make clear his commitment to political democracy. Marx often implied that under advanced socialism—communism—control of production by the “free association of producers” would end the need for politics. But even a society characterized by worker self-management of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would need political pluralism; there is no reason to think that there is one exact “right” answer as to how socialism should be constructed, or that there is no politics apart from economic issues. Democratic debates over policy are, therefore, inevitable.

7,然而,回想起来,马克思并没有明确在其表述中支持政治民主。马克思经常说在先进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下生产由“自由生产者的联合体”控制,而这会终结对政治的需求。但是即使是一个实现了工人对生产和分配自我管理的社会也需要政治多数。没有理由认为对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有一个完全“正确”的答案,或者认为对于经济问题不会再有政治上的不同派别。对政策的民主辩论是必然会有的。

Marx did not only argue that capitalism undermined democracy. He argued against the very essence of it as an economic system. In his analysis, capitalism was an exploitative mode of production in which the capitalist class extracted “surplus value” from the working class. For the first time in human history, labor power itself was sold as a free commodity on the market. No longer were people slaves or serfs to their masters. Workers were free to sell their labor power to whatever capitalist chose to employ them. But the asymmetry of power in this alleged “free exchange” is that while the capitalist class owns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the working class only has their labor power to sell. This asymmetry means that while capitalists pay labor a “living wage,” the value of this wage (the value of labor power) is always less than the value of the commodities produced by the workers’ labor—if capital could not make a profit it would not employ labor. Workers’ needs under capitalism are always subordinate to the bottom line.

8,马克思不仅质疑资本主义破坏民主,他对资本主义这一经济系统本身是否有存在必要也进行了质疑。在他的分析中,资本主义是一种对生产的剥削,资产阶级从工人身上榨取“剩余价值”。在人类历史上,劳动力第一次在市场上作为商品被出售。人们不再是奴隶或主子的奴才。工人们自由的向那些选择雇佣他们的资本家售卖劳动力。但是经济力量的不对等使得号称的“自由交易”变成了资产阶级拥有生产资料,工人阶级却只有劳动力可卖。这一不对等意味着当资本家付给劳工“可供生活的薪水”时,薪水的价值(劳动力的价值)总是少于工人的劳力实际生产出的价值——如果资本家无法获得利润那么他们就不会雇佣劳工。劳工们的需求在资本主义下总是被压制在底线附近。

Marx explained that capitalism required a high level of organization and direction, which the profit motive alone could not provide. Production was becoming a more “social” enterprise, touching all of society’s diverse interests. Yet these social forces of production are still controlled by private capitalists, and now also by top-level corporate managers who share an interest in long-run profitability.

9,马克思解释了资本主义要求高度组织和导向,这是利润动机本身所不能提供的。企业的生产变得更“社会”了,触碰到了社会上的多种利益。(备注:这句话是说,企业行为不仅只影响到本企业的老板和员工,同时也影响到了社会上的其他人)。迄今为止,这些社会生产力量还是被私人资本家们控制着,最顶端的企业管理者在长期利润获取上共享利益(备注:这是在说企业主之间为了利润会相互勾结,形成企业联盟之类的组织)。

Socialists therefore argue that private corporate property is not only wrong, but also nonsensical. Wealth is a social creation and should be controlled by society as a whole. Of course, socialists must take seriously objections that there would be a need for expertise (say, for surgeons and engineers) and job specialization under socialism. The division of labor might well be eroded by the rotation of menial tasks, frequent sabbaticals, job retraining, shortening the workweek, and increasing the creativity of “leisure” activity. But however we organize the division of labor—the structure of careers and life opportunities—it should be decided democratically and not by the accident of chance or of opportunities conferred or denied by one’s class position.

10,社会主义者因此认为私有企业财产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无厘头的。财富是社会创造的,那么就应该被全社会控制。当然,社会主义者必须清楚的认识到在社会主义下专家(例如外科医生和工程师)和特殊工作是有存在的必要的。劳工的差异也许会被卑鄙的任务,频繁的休假,工作再培训,工作时间的缩短,和“闲暇”活动的创造所造成(备注:这句话的意思是这些因素会制造劳工之间的差异)。但是无论我们如何组织起有差异的劳工——事业的结构和生活的机会——这些都应该被民主的决定,而不是依靠偶然因素授予或否定一个人的阶级位置。

Class Structure and Political Agency: The Imperative of a Coalition Strategy

阶级结构和政治机构:联盟战略的必要性

Marx did not believe that workers’ revolution would occur because of socialism’s moral desirability or the wisdom of socialists. Rather, he posited that the increasingly interdependent nature of capitalist production would come into conflict with the private ownership and control of economic resources. For Marx, only the working class had a common interest in revolution and the structural power within the mode of production to carry it out. But it would take political organization for the working class to fulfill its potential as the social agent of revolution.

11,马克思并不相信工人革命会因为社会主义的道德吸引力或社会主义者们的智慧而发生。相反,他指出资本生产的相互依存的本性会导致在私有制和和对经济资源的控制中产生冲突。对于马克思来说,只有工人阶级共同的革命利益,才能实现生产模式中的结构性力量。但是,只有代表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才能作为社会革命机构发挥出工人阶级的潜能。

It turned out that Marx was overly optimistic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class-consciousness and revolutionary activity on the part of the working class. Though Marx recognized that the working class was divided by functional tasks, ethnicity, and race, he believed that trade union struggle and political activity would engender a universal identity on the part of the working class committed to socialism. But the paradox of mature capitalism is its coexistence with universal suffrage. In no country has there yet been mobilized a conscious majority for socialism. This is not to deny the significant popular support for social democratic and labor parties that favor a mixed economy and greater socioeconomic equality. But even in Sweden there has yet to develop a conscious electoral majority for a cooperatively-run economy.

12,事实表明,马克思对于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和革命行动的发展过于乐观了。虽然马克思意识到工人阶级被功能性工作,民族,种族这些所分裂,他相信独立工会的抗争和政治活动会赋予工人阶级一个全民的身份认同,从而实现社会主义。不过成熟资本主义和普选权共存了,这导致了悖论的出现。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实现社会主义。这不是否定显著的大众对社会民主和工人政党的支持,对混合经济的喜爱,对社会经济平等的进一步追求。但是即使在瑞典,对于合作经济的选举支持还是需要进一步的发展(备注:意思是合作经济还没有在瑞典变成主流)。

Why is it that in the 20th century there never emerged a conscious majority for socialism under liberal democracy? It is partially due to socialism’s identification with authoritarian Communism. It may also be because prosperity after World War II enabled capitalist welfare states to satisfy the material needs of most of their populations. What’s more, the “capital strike” by business, which has confronted ambitious Socialist governments such as the Allende regime in Chile and the Mitterrand regime in France, makes clear the risks governments take when they try to limit the rights of capital.

13,为什么在20世纪没有国家在自由民主下实现社会主义呢?部分原因是社会主义的定义被威权共产主义者(备注:指主张先锋队独裁的毛派)霸占了。同时,也因为二战之后的繁荣使得资本主义下的福利国家可以满足绝大部分人口的物质需求。还有,生意人的“资本攻击”,袭击了有野心的社会主义政府,例如智利的阿兰德政权和法国的米特兰德政权,使得政府试图限制资本权利的危险变得明显。

Marxists have often underestimated the functional differentiation among working people and the growth of a “middle strata” made up of those who are neither professionals nor blue-collar manual laborers. Today the number of working people who exercise some control over their labor and over others but who are not top-level managers is large (e.g., legal, financial, and medical professions). Socialists must also address the changing nature of capitalist production, which has led to a proliferation of low-skilled workers in the clerical and service sectors. These workers have difficulty organizing into unions because of the decentralized nature of their workplaces. The trade union movement is only beginning to adjust to an increasingly female and minority workforce, with different needs than male blue-collar workers. Organizing this “new working class” is critical to the future of socialism.

14,马克思主义者经常低估工人和不断增长的“中间阶层”的区别,中间阶层由那些既不是专家也不是蓝领工人的人组成。今天,那些对他们的劳动力和其他人有一定控制权但又不是顶层管理的人的人数很多(例如法律,金融和制药专家)。社会主义者们必须意识到资本生产的本性在改变,这导致了低技术劳工在办公室职员和服务业中的扩散。对这些劳工们进行组织是有困难的,因为他们的工作场所是分散的。工会运动只是刚刚开始适应女性和少数群体的工作力量的增长,而他们和男蓝领工人们的需求是不同的。如何把这些“新工人阶级”组织起来,对于社会主义的未来来说非常关键。

One way of appealing both to the “middle strata” and the working class is to stress democratic control over consumption and social provision, in addition to Marxism’s traditional focus on democratic control over produc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today, large sectors of the middle class cannot afford decent healthcare, housing, education, and childcare. The challenge for the left is to unite these sectors with the working class and poor in favor of universal, progressively financed, public provision. Providing these goods for the middle class through tax credits and private insurance will only insure the further impoverishment of social services for the bottom third of society. Thus, building a majority coalition between the middle strata and lower-income people becomes not only a moral imperative, but also a political necessity. The large number of workers in the helping professions and the public sector provides the structural basis for such a coalition, particularly if these sectors are increasingly unionized. But middle class opposition to an expanded public sector will decrease only if progressive taxation is restored and democracy and efficiency increasingly characterizes social welfare provision.

15,一种对于“中间阶层”和工人阶级来说都很吸引人的设想是对社会供应和消费都进行民主控制,作为对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集中于民主控制生产的补充。在今天的美国,大批中产阶级无法负担基本的医疗,住房,教育和儿童抚养。对左派们来说,将这些人和工人阶级以及穷人联合起来对普世的,进步的金融,公共的供应产生兴趣是个挑战。通过税收优惠和私人保险为中产阶级提供这些服务只会导致针对底层第三世界的社会服务的缺乏。因此,在中间阶层和低收入人权之间建立联合已经不仅是一个道德上迫切的选择,而是一个政治上的必须选项。帮助专业人士的大批工人和公共部门为这样一种联合提供了结构基础,特别是如果这些部门之间增强联合。但是只有进步的税收制度(备注:这里应该指的是多重累进税率制)被恢复,社会福利供应被显著增加,中产阶级对于扩大公共部门的反感才会降低。

Some Marxists have also overestimated the centrality of work to identity. Community, ethnic, and regional identities have often competed with class loyalties. Racial divisions and the initial organization of immigrants into ethnic-based political machines rather than class-conscious parties have weakened class ident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Democratic socialists recognize the pre-capitalist origins of racism and sexism. While capitalism clearly structures these forms of oppression (for example, the use of racism and sexism to channel women and minorities into low-paying, service sector jobs), there is a relatively autonomous cultural and psychological dimension to these forms of domination. Socialist-feminists analyze how the sexual division of labor in child rearing produces different gendered attitudes towards nurturing and moral judgment. Socialist analyses of racism examine the psychological underpinnings of racism in cultural fears of “the other” and anxieties about group identity and status.

16,一些马克思主义者高估了工作的身份认同作用。社区,民族,地区这些身份认同经常会与阶级忠诚竞争。极端的分裂和初始的移民组织被卷入基于民族的政治机器中而不是基于阶级的政党,这削弱了美国人的阶级认同。社会民主主义者认识到前资本主义时代的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传统。当资本主义明显的结构化了这些压迫(例如,利用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来强迫女性和少数群体接受服务部门的低工资),对于这些形式的压迫,就形成了一种文化和心理学的自治维度(备注:这句话意思是资本主义会设法利用文化和心理学说辞合理化这些压迫)。社会女权主义者对种族主义进行了分析,检验了种族主义的心理学基础,种族主义是一种文化上的对“其他人”的害怕和对团体认同和团体状态的焦虑。

Democratic socialists, influenced by the Black Liberation, Women’s Liberation, and Gay and Lesbian Liberation movements, also recognize that “different” identities provide meaning for people. The orthodox Marxist desire to subsume all ethnic, racial, and cultural groups under the universal identity of “the working class” threatens the particular communities that provide sustenance to individuals. A democratic socialist society would facilitate the autonomy and enrichment of various cultural and ethnic traditions. But some “post-modern” theorists go too far in celebrating “particularity.” While particular identities and the autonomy of movements against oppression are central to a free, pluralist society, so is the development of a sense of common citizenship. Vibrant political life and a strong welfare society must be grounded in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al membership. Citizenship should not be viewed as a “homogenizing” category that reduces all to the pursuit of the same interests and needs. Rather, if human beings and the particular communities with which they identify are to be accorded equal respect they need to live in a society that guarantees that all members will be able to fulfill their unique potential.

17,民主社会主义者,在黑人解放运动,女性解放运动,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解放运动的影响下,也认识到了“不同的”身份认同为人提供了意义。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试图将所有民族,种族,文化团体包括在同一个“工人阶级”认同下,这威胁到了那些对个人提供营养的社区(备注:意思应该是威胁到了多元社会)。一个民主社会主义社会应当促进自治和丰富多种多样的文化和民族传统。但是一些“前现代”理论家在庆祝“特别”上走得太远了。当不同的认同和反抗压迫的自治运动成为一个自由,多数决定的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时候,正常的公民权才能被发展起来。公民权不应被看作一个“均质”的分类,把不同的追求都降级为相同的利益和需要。相反,如果人类和那些特别的社区想要他们的身份认同被平等的尊重,他们需要生活在一个保证所有成员都能满足他们独一无二的潜能的社会中。

Strategy: The Role of the Party and the State

战略:政党和国家的角色

While Marx never adequately described how socialism would be achieved by crossing the terrain of a democratic capitalist society, V. I. Lenin claimed there was no choice but insurrection. Socialists could not use the capitalist state to abolish capitalism; they would have to overthrow the state and then “smash” its machinery. What institutions of government would take its place Lenin never made fully clear, except for vague references to the self-governance of workers’ councils (soviets) in The State and Revolution. Obviously the Bolshevik party rapidly supplanted the councils as the main governing institution in Lenin’s Soviet Union.

18,当马克思并没有明确表述社会主义如何在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下实现时,列宁认为除了起义之外没有其他选择。社会主义者无法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终结资本主义;他们不得不推翻政权然后“砸烂”社会机器。列宁并没有明确说明替代的政府机构是怎样的,除了在《国家与革命》中模糊提到了自我治理的工人议会(苏维埃)。很明显,布尔什维克党很快抛弃了在列宁的苏联作为主要政府机构的议会。

In What Is To Be Done, Lenin claimed that trade union activity would produce only a reformist desire for “more” economic goods rather than revolutionary consciousness. Lenin may not have inaccurately predicted the nature of predominant working class consciousness during “normal” periods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Workers under capitalism have more to lose than just their chains. But Lenin’s belief in the privilege of the “vanguard” party—that it can do whatever it wants once it takes power because it represents the workers’ “true” interests—contradicts Marx’s belief in working-class self- emancipation. Though an effective strategy for clandestine organization in repressive societies, Leninism’s track record in democratic capitalist societies is dismal, perhaps because self-described Leninist parties are usually thoroughly authoritarian.

19,在《怎么办》中,列宁宣称工会活动会产生一种改良主义的对“更多”经济资源的诉求而不是革命诉求。列宁准确预测到工人阶级在“正常”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对统治的意识是自然形成的。资本主义下的工人们除了锁链之外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但是列宁对“先锋队”政党特权的信仰——当他们得到政治权力时,他们会做任何他们想要的,因为这体现了工人们的“真正”利益——这和马克思相信的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刚好相反。尽管在一个压迫性的社会里,成立一个秘密组织是很有效的策略,列宁主义在资本主义民主社会里的追踪记录是惨淡的(备注:意思是列宁主义的名声很差),也许是因为自称列宁主义的政党经常从根本上来说是独裁的。

Any possible transition to socialism would necessitate mass mobilization and the democratic legitimacy garnered by having demonstrated majority support. Only a strong majority movement that affected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army rank-and-file could forestall an armed coup by the right. Even when a repressive regime necessitates a minority road to revolution, democratic socialists stand with Rosa Luxemburg—revolutionary Marxist leader in Germany a century ago—in her advocacy of the restoration of civil rights and liberties once the authoritarian regime has been overthrown. There has yet to be a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which the “vanguard” party then allows itself to be voted out of office. The end of Communism in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and Eastern Europe, and the inspiring struggles against “Communist capitalism” in China, will hopefully lead to movements for democratic socialism in these countries.

20,任何可能的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都必须动员多数人,以及在民主下得到多数支持以获取合法性。只有一个强大的主流运动才能影响到军队的意识,反抗者才能将军队控制在正确的一边。即使在一个压迫性的独裁政权下一小部分人能发动革命,社会民主主义者和罗莎卢森堡站在一起——一个世纪之前在德国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领导人——她认为当一个独裁政权被推翻后恢复公民权利和自由是很有必要的。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个“共产主义”革命中“先锋队”政党允许自己被选下台的。苏联和东欧的共产主义的终结,令人鼓舞的在中国发生的对“共产党的资本主义”的反抗,将会在这些国家中产生对民主社会主义运动的希望和追求。

Leninists often argued the state under capitalism was nothing more than a tool of the capitalist class. What this “instrumentalist” view of the state cannot explain is why numerous reforms have been implemented under democratic capitalism against the fierce resistance of capitalists. Nor can it explain why some capitalist societies have stronger welfare states and greater democratic controls over capital than do others. Certainly structural dependence upon corporate investment to reproduce conditions of prosperity constrains democratic governments. The flight of capital has hindered liberal and social democratic reforms. But in times of depression, war, or mass political mobilization (e.g., the 1930s, World War II, the 1960s), the state has implemented reforms that have curtailed the rights of capital and increased popular power. To preserve the legitimacy of democratic government (and, in the long run, democratic capitalism itself), the state must respond to popular mobilization.

21,列宁主义者经常说资本主义国家只是资产阶级的工具。这种对于国家的“乐器”视角无法解释为什么不少社会变革发生在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内反抗资本家压迫的过程中。同样这种说辞也无法解释为什么一些资本主义社会比另一些资本主义社会的福利国家更强大,对资本的民主控制也更有力。当然,对公司投资以提供繁荣的结构化依赖束缚住了民主政府。资本的外逃妨碍了自由和社会民主变革。但是,在衰退,战争,或多数政治动员(例如1930s,二战,1960s),政权接受了缩减资本权利的变革,增强了多数的力量。为了实现民主政府(长远来说,实现社会民主主义)的合法性,政权必须响应多数动员。

In part, this is possible because the capitalist class does not directly rule under capitalism. While the demands of corporate and defense industry lobbyists heavily influence politicians and state bureaucrats, the major goal of politicians is to guarantee reelection through steady economic growth. Capitalist interests are often divided among themselves (importers versus exporters, finance versus manufacturing, etc.), thus providing state officials with a certain degree of autonomy. In times of economic crisis and/or popular mobilization, state managers and political elites will sometimes advocate programs for economic recovery which are initially opposed by most capitalists. Politicians need to win elections and capitalists simply do not have enough votes to guarantee victory.

22,部分来说,这一切成为可能是因为在资本主义下,资产阶级并不直接统治。尽管公司的要求和工业游说者对政客和政府官僚产生很大影响,政客的主要目标是通过稳定的经济增长保证再次被选上。资本家的利益通常会在他们自己中发生分裂(进口者VS出口者,金融VS制造业,等等),因此提供给政府官员一定程度上的自治。在经济危机或大众动员中,政权管理者和政治精英有时会支持那些和大部分资本家的利益都冲突的为了实现经济恢复的计划。政客们需要在选举中获胜,但资本家们没有足够选票保证获胜。

In the long run, however, if popular mobilization does not persist, reforms will often be restructured to shift the balance of power back towards capital (e.g., the reintroduction of regressive taxation; cutting of benefits; deregulation; weaker enforcement of labor laws, and so on). State officials are always constrained by the need for business confidence and continued private investment. State policy results from class and political conflict, but the asymmetry of the capital-labor relationship stacks the deck against popular movements. Only by building strong trade unions,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and socialist parties can the left redress this imbalance of forces.

23,然而,长远来说,如果大众动员不被坚持下去,那么就会发生将权力重新返回给资本的改变(例如,压迫性的税收制度被重新使用,削减福利,放松对资本的管制,对劳工的法律保护的削弱,以及类似的)。政府官员总是会被私人投资和商业信心所束缚住,但是资本和劳工的不对等关系会威胁大众动员。只有建立了强大的独立工会,社区组织和社会主义政党,左派们才能将不平衡的力量重新拉扯平衡。

Class Consciousness and Struggle in Civil Society

在公民社会中的阶级意识和阶级斗争

Marx believed that capitalist ideology would have a powerful sway over the working class (“The ruling ideas of the day are the ideas of the ruling class”). But Marx underestimated the predominance of ideas of individualism and competition in popular culture. In part, this is because such ideologies are not completely false. There is more political freedom and social mobility under Western capitalism than in all previous societies. The early 20th century Italian Marxist theoretician Antonio Gramsci better understood how bourgeois ideology underpinned the “common sense” of capitalist culture. The capitalist class not only disproportionately influences the state, but ideas of “consumer sovereignty,” “freedom” and “choice” also dominate public opinion in the institutions of civil society, such as schools, religion, and the media.

24,马克思相信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会对强烈动摇工人阶级(“毁灭性的思想会毁灭阶级”)。但是马克思低估了个人主义思想的统治地位和大众文化中的竞争。部分原因是,这些意识形态并不是完全错误的。在西方资本主义下,人们拥有的政治自由和社会流动性比所有在此之前的社会都要多。在20世纪早期,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Antonio Gramsci(葛兰西)更好的理解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如何以“常识”的形式巩固在资本主义文化中的。资产阶级不仅对政权产生了不成比例的影响(备注:这里是说资产阶级对政府的影响远大于他们所拥有的选票数产生的影响),而且“消费主权”,“自由”和“选择”这些思想也在公民社会的机构中主导了大众观点,例如学校,宗教和媒体。

Gramsci believed that the dominance of capitalist modes of thought could be countered by a conscious, “counter hegemonic,” leftist cultural presence throughout civil society. The left would have to organize not only in the formal political arena, but also in the workplace, the neighborhood, the church, and the PTA. Though those who hold electoral state power set the boundaries within which political struggle occurs, organizing in civil society (at the grassroots) is critical for the growth of the left. Cultural, educational, and ideological work is as “political” as are elections.

25,葛兰西认为资本主义模式对思想的主导能够被一种意识所反驳,“文化霸权”,左翼文化始终在公民社会中存在着。左派们不仅必须在形式上的政治竞技场(备注:意思是政党之间的竞争)上组织起来,而且必须在工作场所,邻居之间,教会里,以及家长委员会中组织起来。虽然那些控制选举政权权力的人对政治斗争设立了边界,在公民社会(草根)中的组织对于左派力量的发展是非常关键的。文化上的,教育上的以及意识形态上的工作和选举是同样政治化的。(备注:意思是政治本身不仅只存在于选举中,而且存在于生活中的各个方面。)

In order to affect state power and to change the balance of forces in civil society, democratic socialists believe it is necessary to work both in electoral politics and in community and trade union organizing. In light of the peculiar structure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ystem (the absence of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the absence of coalition governments because of an executive rather than parliamentary system; open party membership and open primaries; single district, winner-take-all electoral districts), most progressive forces, when doing electoral work, pragmatically choose to work in the left wing of the Democratic Party. Hence, electoral class conflict runs through the Democratic Party, not around it.

26,为了影响政权和改变公民社会中的力量平衡,民主社会主义者认为在选举政治中开展工作和在社区与独立工会中进行组织都是很有必要的。根据美国政治系统的奇特架构(比例代表制的缺席;联合政府的缺席,因为总统取代了议会系统;政党成员资格的开放和初选的开放;单区域,赢者在选区通吃(备注:这几句的意思是美国的政治系统属于总统制搭配最高票当选制,这导致没有议会代议制下那种政党合组政府,也没有比例代表制下的小政党也能在议会拥有席位)),绝大多数进步力量,在进行选举工作的时候,都务实的选择为民主党中的左翼工作。于是,阶级冲突在选举上表现在民主党内部,而不是围绕民主党。(备注:民主党主流是右派,而共和党是极右派)

Given the structure of the US government, any third party in the United States rapidly has to become a second or first party to survive. The critical question facing socialists in the United States today is not whether to form a nation-wide third party. Rather, it is how best to build those progressive constituencies which alone can push politicians—whatever their party affiliation—to the left. Forming a party is pointless if few will join it. If and when the mass constituencies of the American democratic left decide to leave the Democratic Party, only then will a credible national third party be on the political agenda.

27,在美国政府的架构中,任何第三政党不得不成为第二或第一大党才能生存下去(备注:在最高票当选制下,必然会变成两党争霸,因为赢者通吃的制度导致小党派根本无法进入议会)。对于美国的社会主义者来说,关键问题并不在于如何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第三政党。相反的是,如何建设进步选区使得政客们——无论他们属于哪个政党——偏向左派。如果几乎没有人会加入,那么建立政党就是没用的。只有在大量美国民主左派所属的选区决定离开民主党时,一个可靠的全国性的第三政党才会被提上政治议程。

The Transition to Socialism

过渡到社会主义

Hopes for a rapid democratic transition to socialism were shattered by the horrors of Stalinism and the failure of social democratic governments to discern a socialist road out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After World War II, “democratic socialism” increasingly became identified with the “Keynesian” welfare state. Post-war growth and the concomitant expansion of welfare provision enabled governing working class parties to put socialization of ownership on the back burner. As British Labor Party leader Tony Crosland argued in 1956 in his book The Future of Socialism, a state-regulated capitalism could respond to the needs of the people if income was equitably distributed. But even if the stronger welfare states of Northern Europe did significantly redistribute income across classes, with the crisis of the welfare state due to the end of post-WWII growth in the 1970s, the mainstream left again faced a crisis of vision and program.

28,对于在民主制度下快速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希望被斯大林主义的恐怖所粉碎了,同时民主社会主义政府辨识大萧条之外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努力失败了(备注:这是直译,但看起来很难理解,结合下文,作者的意思大概是社会民主主义在大萧条之后被等同于凯恩斯主义了)。在二战之后,“民主社会主义”越来越多的被等同于“凯恩斯式”的福利国家。战后增长和福利供应作为附属使得主导政府的工人阶级政党将所有权的社会化抛之脑后。英国工党领导人Tony Crosland在1956年出版的《社会主义的未来》中宣称,一个国家控制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如果做到收入公平分配,那么就能满足人民的需求。但是即使在最强大的对不同阶级的收入进行显著再分配的北欧福利国家中,由于1970s时战后增长的终结危机,占据主流的左派们又开始在视野和方案上面临危机。

While expanded public provision and a strong infrastructure increases long-run productivity, it is impossible to achieve this when not only capital, but also significant populist movements (based both among the middle class and skilled unionized workers) demand that taxation and public provision be curtailed. Again, the left’s task is both moral and programmatic. It must reintroduce the values of equality and solidarity which support universal public provision through progressive taxation. And it must also advance a compelling vision of economic growth through greater democratic control over capital. A strategy of gradually encroaching upon the prerogatives of capital will involve creative experiments in workers’ buy-outs, democratic control over pension funds, and mandated worker and consumer representation on corporate boards. But these can only occur through the growth of trade union and socialist political power. Socialism will be the achievement of an epoch in which the power of labor vis-à-vis capital will be constantly contested. If the relative power of labor grows, this terrain will take on increasingly favorable contours.

29,增长的公共供应和强壮的基础架构长期来看提高了生产率,但是当不仅资本而且典型的民粹运动(基于中产阶级和联合起来的技术工人)要求缩减税收和公共供应时,要实现这些是不可能的。再说一次,左派们的任务是道德的和纲领性的。平等和团结的价值必须被重新介绍,因为这些支持建立在进步的税收制度上的全体性的公共供应。还有,必须进一步拥有一个对经济增长的强迫性的视野:增强对资本的民主控制。一种慢慢削除资本特权的战略会包括创造性的工人赎买企业的试验,对养老金的民主控制,经过授权的劳工和消费者代表在公司董事会中拥有位置。但是,这一切只有在独立工会的成长和社会主义政治力量的增长下才会发生。社会主义会在一个劳工和资本力量不断竞争的时代里实现。如果劳工的力量增长了,形势会变得令人高兴。

Transitional Strategy: Strengthening Public Provision and Democratic Control over Production

过渡战略:增强公共供应和对生产的民主控制

The strategy outlined above is borne out by sociologist John Stephens’ historical argument that the stronger the “counter- hegemonic” strength of unions and left parties, the stronger the welfare state and the more egalitarian the distribution of economic and political power. There is a reason why health and safety regulations are much stricter in the Scandinavian countries than in the United States; why Sweden and West Germany, under social democratic governments, funneled almost half of their respective GNPs through the public sector while the United States only transfers 25 percent; why social democratic welfare states are financed through progressive taxation while others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are financed by regressive taxation. The structure of the welfare state is profoundly affected by relative trade union and political party strength. As the fight for reforms usually involves struggle “from below,” in liberal democratic capitalist societies there is no radical divergence between strategies for reforms or revolution. Welfare state reforms that redistribute income and radical structural reforms that increase workers’ control both necessitate stronger political and union organization.

30,这一战略的提纲已经被社会学家John Stephen的历史性的论证所支持:联合团体和左派政党的“反霸权”力量越强大,福利国家才会越强大,经济和政治力量的分配才会越平均。为什么健康和安全法令在斯堪迪那维亚国家(备注:也就是北欧国家)比在美国更严格;为什么瑞典和西德,在社会民主主义政府下,将几乎一半的GNP花费在公共领域上,而在美国却只有四分之一;为什么民主社会主义福利国家都有着进步的税收制度而其他国家(美国和日本)的税收制度是压迫性的,这些都是有原因的。福利国家的架构被相互关联的独立工会和政党力量深深影响着。要求改变的抗争经常包括“来自下层”的斗争,在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改变或革命的战略并没有明显分歧。建立福利国家的改变:重新分配收入和激进的增强劳工们的控制力的结构改变都需要建立在增强的政治和联合团体组织的力量上。

Young radicals today often act as though street protest and direct-action tactics—even confrontation with the police—could bring about revolution. While direct action has its place in left politics, achieving serious social reform—let alone “full” socialism—requires movement-building and mass action. To refrain from struggles for reform (living wages, union organizing rights, police accountability, defense of reproductive rights and affirmative action) is to ensure marginality.

31,年轻的激进者们今天经常在街上抗争,策略是直接性的——甚至和警察对抗——会带来革命。直接行动的确在左派政治上有一席之地,但是要实现严肃的社会变革——“填满”社会主义——需要建设运动和大规模行动。为了避免要求变革的斗争(得以维生的工资,组织独立工会的权利,对警察的问责,捍卫再生产的权利和正面行动),维持边缘化是必要的。(备注:这句话是说,压迫者们为了消除被压迫者的反抗,会选择将被压迫者们边缘化)

Socialists must take part in concrete struggles to improve peoples’ living conditions—and do so in ways that increase their self-organization,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and capacity for collective action.

32,社会主义者们必须参与具体的斗争以提升人民的生活质量——然后通过这些增加他们的自组织程度,政治意识和集体行动的能力。

Towards a Vision of Democratic Production and Social Provision

展现一个民主生产和社会供应视野

When socialists argue for “decommodifying”—taking out of private market provision—such basic human needs as healthcare, childcare, education, transport, and housing, we have in mind a decentralized and more fully accountable welfare state than exists in Western democracies. While state financing of such goods is necessary to insure equity, decentralized social provision through community-based institutions must make welfare provision more human-scale and accessible. Democratic control of consumption should be as central to the socialist vision as democratic control over production, particularly given popular mistrust that socialism would be a bureaucratic nightmare which treated people as clients rather than citizens.

33,当社会主义者们争论“改造”——取消私有市场供应——例如人类基本需求:医疗,儿童抚养,教育,交通,住房这些,我们有个想法:一个分布式的问责制福利国家比存在于西方民主下的福利国家更好。政府对于这些服务的拨款对确保公平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分布式的通过基于社区的机构实现的社会供应必然会使得福利供应更人性化和无障碍。对资源消耗的民主控制应当在社会主义者的视野中和对生产的民主控制同等重要,特别是社会主义给了公众这样一种怀疑:社会主义会成为一个官僚主义的噩梦,将人民当成客户而不是公民。(备注:这一怀疑很显然是由斯大林和毛贼的官僚控制的指令经济下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所引发的。)

While the exact details of a socialist economy are open to debate, it will most likely be a mixture of democratic planning of major investments (e.g., expenditure o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in natural monopolies such as telecommunications, utilities, transport) and market exchange of consumer goods. Large, concentrated industries such as energy and steel would be publicly owned and managed by worker and consumer representatives. Many consumer-goods industries would be run as cooperatives. Workers would design the division of labor within their workplaces and thus overcome the authoritarianism of the traditional capitalist firm. Economic planning would set a guiding strategy by means of fiscal and monetary policy, with the daily coordination of supply and demand left to the market. But this market would be socialized by rendering it transparent. Enterprises would be obliged to divulge information about the design, production processes, price formation, wage conditions, and environmental consequences of the goods that they make. Publicly supported collectives—consumers’ unions—would analyze this data and propose norms to govern various aspects of these practices. Information about actual production processes and proposed norms would then be disseminated via universal, publicly supported communication networks such as the Internet. This would encourage dialogue between producers and consumers over what is socially needed.

34,尽管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具体细节还有待辩论,这一模式最可能像是一个对主要投资的民主计划(例如,在基础建设上的支出,对自然垄断领域的投资,比如说电信,公益事业,交通)模式和对消耗性服务的市场交换模式。往大了说,集中性的工业,例如能源和钢铁工业会被公有,同时被劳工们和消费者们的代表所管理。许多消费性工业会以合作方式运营(备注:就是民主合作社模式)。劳工们将会亲自在他们的工作场所设计劳动分工,从而克服传统资本主义模式下的威权主义(备注:指老板们对员工们的独裁专制和老板们对利润的独裁支配)。经济计划会制定一个财务和金融方面的战略方向,同时日常的供应上的协作和需求留给市场。但是,这个市场通过透明化实现了社会化。企业将会被强制透露其设计,生产进程,价格制定,工资状况,和他们提供的产品服务所造成的环境后果等信息。公共支持的集体——消费者联合会——会分析这些数据,然后提出用于指导不同方面的实践的规范。关于实际生产进程的信息和提出的规范将会通过覆盖所有人的,被公共支持的通信网络传播,例如互联网。这会鼓励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关于什么是被社会需要的的对话。

Again, there is no final blueprint for socialism. But only under socialism will fully democratic debate over the use of society’s wealth be possible and the satisfaction of people’s basic needs assured. Productive activity will become not merely a way to acquire money, but a means to develop the whole creative potential of all working women and men.

35,再次说明一下,并没有什么关于社会主义的最终蓝图。但是只有在社会主义下,完全民主的关于如何使用社会财富的辩论才会成为可能,对人民的基本需求的满足才能被保证。生产活动将会变得不仅是一个获得金钱的方式,而且更意味着发展所有工作的女人们和男人们的创造潜能。

Socialist Internationalism versus Capitalist Globalization

社会国际主义VS资本主义全球化

Marx may have underestimated the capitalist state’s ability to regulate the business cycle, but the stagnation and restructuring of capitalism since the 1970s demonstrates that the system is less stable than its apologists contend. The growing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apital (which Marx envisioned) erodes the ability of nation-states to control their economic destiny. Thus, if socialism is to be a viable movement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t must become as international as is capital. How to maintain living standards in the First World while promoting equitable development in the (former) Third World poses a major challenge for democratic socialists.

36,马克思也许低估了资本主义国家对商业循环的调节能力,但从1970s开始资本主义的停滞和重构显示出这个系统比他们的辩护士所宣称的更不稳定。资本全球化的增长(马克思预见到了这一点)侵蚀了民族国家控制他们经济命运的能力。因此,如果社会主义要在21世纪成为一个可行的运动,就必须和资本主义一样国际化。如何在维持第一世界生活标准的同时促进(前)第三世界的公平发展是摆在社会民主主义者面前的一个挑战。

Lenin’s theory of imperialism was dominant on the socialist left until the 1960s. His theory held that the advanced capitalist nations would export their surplus capital to the less developed world. While the developed capitalist nations would control this capital, Lenin envisioned rapid development in the colonized nations and the eventual rebellion of their emerging working classes. In fact, few Third World countries experienced vigorous industrial growth until the 1960s and most overseas capital investment went to other First World nations. In the post-war period, as radical economists acknowledged the relative stagnation of less developed economies and the overall flow of capital out of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the First World, the the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 (or “dependency theory”) emerged. Rather than industrializing the Third World, First World imperialism, according to dependency theory, relegated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producers of cheap raw materials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s. If industrialization occurred it was limited to “export platforms” producing relatively cheap goods for export to the imperial country.

37,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在社会主义左派内部都是主导性的,直到1960s。他的理论认为一个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会将剩余价值出口到不发达世界。当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会控制他们的资本时,列宁预言被殖民国家会得到迅速发展,而他们的工人阶级的革命也会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事实上,直到1960s,几乎没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业积极发展了,而大部分海外资本投资都流向了其他第一世界国家。在战后时期,激进经济学家确认了非发达经济的停滞和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大量流向第一世界,“基于发展中的发展”(或“依赖理论”)理论出现了。比起工业化第三世界,第一世界的帝国主义们,依据依赖理论,将发展中国家贬为便宜的新鲜原料和农产品产地。如果工业化发生了,那么它也是被限制在“出口平台”,提供便宜的商品用于向帝国主义国家出口。

While dependency theory partly explained the evolution of the poorest Third World nations (though it ascribed too much causal power to the world market and too little to internal class relations), it could not explain the emergence of significant industrial producers in East Asia and parts of Latin America. Nor could it explain how abject poverty could coexist with advanced industrial production. “Post-dependency” analysis explained how a strong state bureaucracy could ally with foreign and domestic capital to foster industrial growth. But such development rarely served the needs of the local economy for light industry and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addition, as it was heavily financed by foreign borrowing, this industrialization’s “success” was often based on low-wage production guaranteed by state repression of labor unions. In “newly industrializing countries” such as Brazil, Mexico, and South Korea, industrialization is no longer the question. The question is whether this industrialization can benefit domestic workers rather than domestic elites and foreign consumers.

38,依赖理论部分的解释了最穷困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演化(即使它过多的归咎于世界市场的相关力量,而对内部阶级关系关注过少),但它无法解释在东亚和部分拉美国家中显著的工业生产者们的出现。它也无法解释极度贫困和先进的工业生产是如何共存的。“后依赖”分析解释了强大的政府官僚如何能够和外国资本勾结以助长工业增长。但是这种发展几乎不为本地经济对轻工业和农业发展的需求服务。补充说明一下,这种发展被外国借贷所大力资助,这种工业化的“成功”经常建立在由政府对独立工会压迫而导致的低工资生产的确保上。在“新工业化国家”里,例如巴西,墨西哥和韩国,工业化不再是个问题。问题在于,这种工业化什么时候才能对工人有利,而不是对那些精英和外国消费者有利。

Democratic socialists favor an industrialization that will not repeat the social and ecological horrors of recent industrial experiences. We want ecologically sound growth of “qualitative gross national product,” not simply quantitative product. Expending funds on environmentally sound technology is one way of increasing the qualitative product. Improvements in human services and growth in leisure time would also enhance the quality of life. There may well be ecological limits to strictly “quantitative” growth, but socialism will prove attractive to the world’s population only if it both quantitatively and qualitatively enhances the standard of living of people in the less developed world.

39,民主社会主义者认可的是一种不会继续重复在最近的工业化经历中发生的社会和生态灾难的工业化。我们想要生态化的关于“全国总体生产性质上”的增长,而不仅仅是生产量。在环境科技上增加投入是一种增加这种高质量生产的方法。对人类服务的提升和空闲时间的增加同时也会增加生活质量。也许会有一个生态限制严格限制了“高质量的”增长,但是对于这个世界上的人来说,只有质量和数量上的对于非发达世界的人民生活标准的提升,才会使社会主义对他们具有吸引力。

Over twenty-five years of a “deregulated” world economy, imposed by conservative and “Third Way” center-left governments in the developed world and by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throughout the rest of the planet, has severely increased global inequality. Masked in the rhetoric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economic efficiency, “free market” policies impose the gutting of living standards and labor rights. By demanding that all nation-states remove regulatory constraints on corporations, cut social welfare programs, enact fiscal austerity, and declare war on unions,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ensures that capital will be able to move labor-intensive forms of production to the “lowest cost producers”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While more knowledge-intensive production remains in advanced industrial nations, such as software design and computerized tool production, the disproportionate share of the benefits of productivity increases goes to the top twenty percent of the population, the “symbolic manipulators” who organize production itself.

40,超过25年的对于世界经济的“放松管制”,被保守主义的和“第三条道路”的中左派在发达国家的政府,还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这个星球上的其他地方所推行。被“比较优势”和经济效率的修辞所掩盖的是,“自由市场”政策强加了对生活标准的降低和对劳工权利的损害。通过命令所有民族国家移除对公司的限制,削减社会福利投入,制定财政紧缩政策,对独立工会宣战,WTO保证了资本可以流向劳动密集型生产模式下的拥有“最低生产成本”的发展中世界。当知识密集型生产留在先进工业国家时,例如软件设计和计算工具生产,不成比例的对于生产利润的分享使得增长的利润流向了这世界最顶层的20%人口,这些“符号化的操纵者”自己组织生产。

Contrary to mainstream propaganda, nation-states can still influence corporate behavior. To do so they must engage in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imed at instituting a new global social contract that would level up living standards, impose labor 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upon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regulate global financial actors in the interests of equitabl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 rebuilt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movement must work towards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mong states to re-institute capital controls and reverse the unfavorable economic conditions of developing nations. If the social democratic welfare state can no longer be sustained strictly on a national level, it must be created on an international level. Absent a worldwide New Deal, even the “privileged” workers of the advanced industrial nations may join the global majority in poverty and hunger. If global social democratic capitalism proves impossible, there will be no chance for an international movement towards the full socialization of the world economy.

41,与主流宣传相反的是,民族国家还是能影响公司行为。为了做到这点,他们必须联合地区性的和国际性的目标为建立一个新的全球性的社会合约以提升生活标准,强迫跨国公司遵守劳工和环境保护法律,和为了实现公平和可持续发展对全球性金融活动立法的合作组织。一个重新建立的国际性的社会主义运动必须努力实现政府间的国际合作以从资本手中夺回控制权,以及逆转发展中国家不受欢迎的经济状况。如果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无法严格的在国家这一级别上实现,那么它必须在国际级别上被创造。由于世界范围内的新政的缺席,即使是那些在先进工业国家的“有特权的”工人们也会加入全球主流的的贫困和饥饿中。如果说全球性的资本主义民主社会被证明是无法实现的,那么就更没机会去实现一个国际性的通往对世界经济进行社会化的运动。

The Promise of Socialism

社会主义的承诺

Socialism is no longer a pure, innocent ideal. Its appeal has been tarnished by the authoritarian, statist regimes that have ruled in its name. In the name of social equality (which they did not achieve), these regimes abolished formal political equality. To fulfill the promise of political democracy, which is eviscerated by economic inequality, democratic socialists work towards a society characterized by equality, solidarity, and participation. Participation will not be orchestrated from above by a paternalist state, but will occur from below in the workplaces, neighborhoods, and schools of civil society.

42,社会主义并不是一个纯洁无辜的理想。它的呼吁被独裁者所玷污了,中央集权的独裁政权用它的名义统治。在社会公平的名义下(事实上他们并没有实现),这些独裁政权抛弃了形式上的政治平等。为了履行政治民主的承诺,而政治民主被经济不平等破坏了,民主社会主义者为了缔造一个平等,团结和参与的社会而工作着。政治参与不会被家长式政权自上而下设计,只会发生在工作场所,邻居之间,以及公民社会的学校中。

This democratic commitment to social pluralism does not negate the need for a democratic state that would ensure the rule of law,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and insure a basic level of equity for each citizen. It is predominantly through cooperative, voluntary relationships that people will develop the social bonds that render life meaningful. In these institutions, there will be different roles conforming to the varied talents citizens bring to different pursuits. The subjugation of authoritarian collectivism has little to do with the liberty of democratic socialism.

43,这一民主的对于社会多数的承诺并不否定对民主政府的需求会保证法治,环境保护,对每个公民的基本生活质量的保障。统治建立在合作的基础上,人与人之间自愿的关系会发展为将生活变得有意义的社会连结。在这些机构中,拥有不同天赋的公民们会扮演不同的角色,进行不同的追求。独裁集体主义的征服比起社会民主主义中的自由几乎毫无吸引力。

Democratic socialism only promises the possibility of human fulfillment. It cannot guarantee human happiness. Human failure will exist under democratic socialism, but suffering will not be imposed by institutions over which we have no control. We will finally eliminate the gross inequalities engendered by a capitalist social order. No longer will the accident of a child’s class, race, or sex influence his or her life opportunities.

44,民主社会主义只承诺人类自我实现的可能性,它无法保证人类获得快乐。在社会民主主义下,人们还是会失败,但是痛苦不会被我们无法控制的机构所强加(备注:例如宗教压迫,例如资本鼓吹的成功文化的压迫)。我们最终会终结资本主义社会秩序造成的严重的不平等。一个小孩的阶级,种族,性别再也不会影响他或她的生活机会。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s of the 18th century envisioned a world characterized by “liberty, equality, and fraternity.” The inequalities of power and wealth perpetuated by capitalism frustrated that vision. Democratic socialism proposes nothing less than to complete that long revolution.

45,18世纪开始的民主革命设想了一个充满“自由,平等和博爱”的世界。被资本主义所延续的在权力和财富上的不平等损害了这一设想。民主社会主义只是在倡议完成这个长久的革命而已。

http://www.dsausa.org/toward_freedom

一些常见问题的FAQ

最近发生了一些事情,这些事情让我意识到,中文圈对于很多基本概念和常见问题都是极为模糊且混淆的,所以我在此写一份FAQ,欢迎其他人作为参考。

有人问:左派和右派的区别到底在哪里?

我:一般来说,左派重视平等,右派重视自由;左派主张无国界主义,右派主张国家民族主义;左派强调民主,重视人民的决策权,诉诸民众;右派强调法治,诉诸精英。就实际情况而言,一个人可以在某一观点上左,而在另一观点上右。

但如果要对一个人标定左派还是右派,那么有几个关键标准:如果一个人主张无产阶级专政,那么必然是极左;如果一个人主张种族主义,反对平权,那么必然是极右;如果一个人经济上支持自由市场,但同时支持平权,那么这人属于现代右派,或者叫做进步右派;只有一个人认为政府应当干涉经济(例如福利国家),同时支持平权,那么这人才能被叫做左派。

 

有人问:到底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

我:关于这两个概念,胡乱自定义的人实在太多,但鉴于本身也没有公认定义,我就说一下我的定义吧。我的定义是:资本主义是一种制度和文化的集合体,其核心是利润(利益)至上,认为少数人拥有巨额财富没问题,认为人类的本性是自私的,也只能表现为自私,表现为为了利润互相竞争,世界由竞争主导,自由竞争的市场(也就是自由市场)是最终形态,也是最好的形态;

社会主义也是一种制度和文化的集合体,核心是善待所有人,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人,认为少数人无权霸占巨额财富,财富本身应当尽可能公平分配,贫富差距越小越好,人类的本性是自私的,但可以通过外在制度设计和文化配合促使人类合作互利,认为竞争必须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更不应主导人类,市场本身只是一种机制而不是什么最终形态。

可以看到,极右那套国家民族种族主义之类的垃圾,以及压迫歧视性的宗教教义, 和资本主义是可以兼容的,但和社会主义是互斥的。这就是为什么社会主义在19世纪被正式作为理论提出时,就是反宗教的和主张无国界主义的。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自称社会主义者但又主张压迫歧视的垃圾,那么这人要么是白痴要么是骗子。

 

有人问: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吗?

我:计划经济本身只是一种经济制度,和主义无关,只是左派中有主张计划经济的分支而已。但是,右派们喜欢的金融业恰恰就是建立在政府计划之上的,例如货币就是靠政府信用保值的,国债也是政府发放的,而官商勾结也一直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常态。官商勾结在法西斯主义中达到巅峰,大商人控制政府,镇压劳工运动,控制工会,这种模式被成为 corporatism (统合主义),具体可参看:法西斯主义与资本主义——大企业如何从希特勒的兴起中获得巨额利润的

“最后,正如这篇论文已表明的那样,纳粹并没有发明一个经济模式。他们的剥削方法并不比资本主义强迫人类充当劳动力商品更为恶劣。
  纳粹分子完满地实现了神圣的竞争、灵活性和生产率的三位一体,这也是我们的“后工业家们”最心爱的三位一体。推行到疯狂极限的纳粹制度正确无误地表明,此乃逻辑的必然。”

有人问:中国的国企,以及类似的苏联和东欧的国企,是社会主义的吗?

我:不是。无论是中国还是苏联东欧的所谓国企,实际上都是党官僚私企,被党官僚独裁占有。看一样东西是什么,要看本质,而不是表面上宣称什么,否则朝鲜也是民主国家了。

因此,中国苏联东欧,都是国家资本主义,其特点为一小部分党官僚假借人民的名义私人占有生产资料,成为人民的独裁老板们,通过中央计划的形式(或者其他形式,不一定非要中央计划,例如法西斯公司国家)奴役人民。并非中央计划导致独裁,而是独裁之后才能推行中央计划。

参考资料:http://www.sinistra.net/lib/pro/whyrusnsoc.html#u9

https://libcom.org/history/chinese-roads-state-capitalism-stalinism-bukharinism-chinas-industrial-revolution-bill-r

有人问:什么是保守主义?

我:保守主义就是经过粉饰的纳粹,其祖师爷伯克明确反对民主,鼓吹贵族独裁和基督教政教合一,是素质论的创始人。

 

有人问:有人说社会民主主义者是支持资本主义的?

我:社会民主主义者主要有两个分支:一个认为北欧福利国家和多重累进税率再分配模式是最终形态,另一个则认为北欧模式是过渡模式,经济民主才是最终形态,但无论哪个分支,很显然都不认同资本主义的“利润至上,少数人占据巨额财富没问题”的核心价值观,自然更谈不上支持资本主义。有些人故意把社会民主主义向右扯,是为了给名声太臭的资本主义洗地。

顺便说一下,社会民主主义的英文是social democracy,最早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第一国际时被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使用:The term “Social-Democracy” has been used by Marxists since the time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of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The term is both an organizational appellation, meaning it describes a particular political affiliation within a political culture and an adjective describing a “kind” of politics within the broader socialist movement. Simply put, a social-democrat was for democratic socialism. That is, the extension of political democracy to the economic level, the elimination of capitalism and the institution of a broad based workers democracy.(社会民主主义就是民主社会主义,内容是将政治民主扩展到经济领域,终结资本主义,实现广泛的基于工人民主的社会变革。)所以,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是同义词。

https://www.marxists.org/glossary/terms/s/o.htm#social-democracy

 

有人问:进步右派是如何产生的?他们和“白左”之间又是什么关系?

我:从历史来看,直到20世纪初期,都没有进步右派的踪影,当时只有主张平权的左派和反对平权的极右保守派。进步右派的真正大规模出现要到二战结束之后了,在欧美不少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的人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吸取了教训,开始接受左派思想中关于平权的部分,同时部分接受了福利国家(例如凯恩斯主义),但是他们同时还是认可资本主义价值观,否认资本主义的本质是压迫性的。至于“白左”,据说是一个名为李硕的鼓吹满洲国的极右纳粹创造出来的垃圾词,通常被用来攻击任何反对种族主义的人。很显然,进步右派是被攻击的。但是,进步右派同时也拒绝认为阶级存在,敌视左派。

有人问:最低工资最高工时这类是福利吗?

我:不是。福利是用来捍卫所有人的基本人权的,例如公费教育,公费医疗,公费养老,公费住房这些,以及对女性的生育补贴,对儿童提供的学校免费午餐,这些属于福利,而最低工资最高工时这些只和劳工相关的,属于劳工权利范围,而不是福利。

 

有人问:那么公司给员工发的奖金是福利吗?

我:不是,公司给员工的任何东西,无论是奖金还是股票还是实物奖励之类,都属于工资,而不是福利。而工资本身属于人工成本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无论如何,现代独裁公司制下,公司产生的所有利润都是被老板们(所有人,大股东,高管)独占的。

 

有人问:政府破产的原因是福利发的太多吗?

我:政府破产的原因有很多,但迄今为止,没有哪个政府是因为福利发的太多而破产的,被广泛误传的希腊政府,实际上希腊的福利水平低于欧盟平均水平,同时希腊富人逃税严重,又控制政府随意借贷,最终导致希腊政府破产。

参考资料:https://democraticsocialism.noblogs.org/post/2018/04/05/%e5%b0%8f%e6%96%b0%e5%af%b9%e8%af%9d%e8%80%81%e8%99%8e%e5%90%9b-%e5%b8%8c%e8%85%8a%e4%ba%ba%e5%be%88%e6%87%92%e5%90%97%ef%bc%9f/

 

有人问:经济危机是不可避免的吗?

我:这要看如何定义经济危机了。如果把任何经济增长减缓都看成经济危机,那么经济危机的确不可避免,因为经济增长本身就不能无限持续,很多时候都是需要科技发展政府投资等外部因素进行刺激;同时,由于集体性参与庞氏骗局造成的经济危机(例如郁金香狂热)也是几乎无法避免的,这类经济危机找不出具体责任人。但是,由金融寡头随意投机造成的经济危机,其实是有办法避免的,通过法律禁止金融投机行为,或者实现经济民主彻底消除金融寡头,但迄今为止这两点都因为财团阻挠而未能变为现实。

 

有人问:新自由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的区别在哪里?

我:古典自由主义并不敌视民主,而新自由主义有敌视民主的论述,哈耶克曾公开在《通往奴役之路》中表示民主只是一种手段,而这种手段有的时候不比专制更能保护自由。这种思想直接导致新自由主义者选择支持右翼独裁者推翻民选左派政府,例如哈耶克本人就为萨拉查独裁政权和皮诺切特独裁政权洗地。

同时,新自由主义还主张“自发秩序”,认为社会形态是自发而不是人为形成,实际效果就是为社会上存在的压迫歧视偏见洗地。

新自由主义同时把自由偷换为“自由竞争”,但实际上“自由竞争”中自由的是资本而不是人,而自由竞争的结果是贫富极度悬殊和大部分人的不自由,具体可参看大卫哈维的《新自由主义简史》。

不要被新自由主义者所主张的“小政府”骗了,“小政府”本身是个伪概念,现代任何民主国家的政府都比古代皇权专制政府要大,因为现代政府负担的责任比古代皇权政府多多了,但皇权专制还是专制,现代民主就是民主。事实上,新自由主义者的“小政府”只在捍卫基本人权的时候是小政府,至于在协助老板们胡做非为拿穷人的钱补贴富人这一方面上,是彻头彻尾的大政府。

 

有人问:民主到底是什么?

我:民主是人民决定政府,每个人都对公共事务有平等的决策权。也就是说,民主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反压迫的制度。很显然,允许任何形式的政治游说都会破坏平等本身,将民主蜕变为金钱独裁。

 

有人问:独裁就只是一个人控制政府吗?

我:不是。一个人控制政府只是独裁制度的一种:个人独裁。还有一种独裁是一小部分人控制政府:寡头独裁。这一小部分人,可以是党的高层,可以是教士,也可以是大财团的老板们。

 

有人问:人民和公民有什么区别?

我:人民:people,公民:citizen,从原意来看,人民指社会上的所有人,而公民指市民。但在实际应用中,人民通常等同于被压迫的多数穷人,而公民则被等同于反抗独裁暴政的人。人民这个词,左派喜欢用;公民这个词,右派喜欢用。

 

有人问:阶级存在吗?

我:自从人类有了文明开始,阶级就一直存在,而阶级斗争更是一直存在,从未停息过。实际上,任何被压迫者对压迫者的反抗,都是阶级斗争。

 

有人问:贫穷的原因是什么?

我:压迫。贫穷不是因为别的,就是因为压迫,至于那些把贫穷推到个人身上的说辞,都是为压迫性的制度和文化洗地的借口。具体可看这篇文章:https://democraticsocialism.noblogs.org/post/2018/03/29/%e8%b5%b5%e7%9a%93%e9%98%b3%ef%bc%9a%e7%94%9f%e8%80%8c%e8%b4%ab%e7%a9%b7/

 

有人问:关于北欧模式,有什么资料可供参考吗?

我:中文资料非常少,不过我有两个链接可以提供:

瑞典:http://column.creaders.net/columnViewer.php?id=294409&actid=287398 ”政府有意识地控制地价。不但调控城市公有土地的出售、出租价,而且限制购买昂贵的私有土地。此外,瑞典还有严密有效的住房管理体制,不允许投机商哄抬地价和房价。“看到了吧,瑞典政府对于地价是严格控制的,而价格控制是右派,特别是新自由主义者极力反对的。

荷兰:https://helanonline.cn/article/15991荷兰医疗体系运营决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医疗专业人士和病人共同制定,这是荷兰医疗体系结构的一项重要的决策特色。“这其实已经有一些经济民主的影子了,医疗体系由专业人士和病人共同决策,而不是政府官僚包办。

至于英文资料,我会挑选一些,然后慢慢找时间翻译过来。

 

有人问:美国是民主灯塔吗?

我:”美国是民主灯塔“是个在中文圈非常流行的无耻的谎言,我对此进行了系统批驳:https://democraticsocialism.noblogs.org/post/2018/03/25/%e8%a2%ab%e7%be%8e%e5%9b%bd%e6%8e%a8%e7%bf%bb%e7%9a%84%e6%b0%91%e9%80%89%e6%94%bf%e5%ba%9c%ef%bc%8c%e6%94%af%e6%8c%81%e6%9e%81%e6%9d%83%e7%8b%ac%e8%a3%81%e7%9a%84%e6%b0%91%e4%b8%bb%e7%81%af/

 

有人问:很多人鼓吹贵族精神,这是好东西吗?

我:当然不是,贵族的本质是压迫阶级,贵族精神不过是为贵族压迫洗地用的,我这里有系统批驳:https://democraticsocialism.noblogs.org/post/2018/03/26/%e7%b3%bb%e7%bb%9f%e6%89%b9%e9%a9%b3%e6%89%80%e8%b0%93%e7%9a%84%e8%b4%b5%e6%97%8f%e7%b2%be%e7%a5%9e/

 

有人问:殖民导致社会进步吗?

我:这是屁话,世界上最落后的那些国家,恰恰就是被长期殖民的非洲前殖民地国家(刚果,中非共和国,卢旺达,苏丹,索马里,津巴布韦),殖民者毁灭了这些国家原有的文化和文明,虐待杀戮当地人,强迫当地人接受基督教垃圾,强迫当地人当殖民者的奴工,即使在当地人独立之后,还是想方设法扶植代理人当独裁者,对当地进行经济殖民。同时殖民者乱划国界,蓄意挑拨不同民族之间的矛盾,导致遗祸至今。殖民从来不会带来什么进步,摆脱殖民才会。

想要了解殖民史的,推荐两本书:《全球通史》和《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

 

假免费,真剥削;假民主,真极权;假自由,真奴役

不要误会,我不是要批驳哪个独裁政权的洗地言论,这几句话是我送给所有自由市场的鼓吹者的。自由市场的鼓吹者们发明了很多鼓吹自由市场的理论,我读到过以下几种:

1,自由市场提供了免费产品,例如小摊的试吃,例如免费软件;

2,自由市场是民主的,所谓民主的是指自由市场上的商家是民选的,商家只有讨好消费者才能生存,所以消费者会自动选出最好的,淘汰最差的;

3,自由市场下劳工们是自由的,劳工们自由的和老板们签订契约,不想干就可以换老板。

well,对于第3点,我之前已经写过多篇文章反驳了:https://democraticsocialism.noblogs.org/post/2018/03/23/%e4%b8%ba%e4%bb%80%e4%b9%88%e8%af%b4%e5%85%ac%e5%8f%b8%e5%89%a5%e5%89%8a%e5%8e%8b%e8%bf%ab%e5%91%98%e5%b7%a5%ef%bc%9f/

https://democraticsocialism.noblogs.org/post/2018/03/23/%e5%9f%b9%e8%ae%ad%e6%9c%ba%e6%9e%84%e7%9a%84%e5%8f%af%e7%ac%91%e8%a8%80%e8%ae%ba%e4%b8%8e%e8%87%aa%e7%94%b1%e5%b8%82%e5%9c%ba/

我再简单说一下吧,任何鼓吹第三点的人都有意无意忽视了一个事实:对大部分老板和员工们来说(少数被收买者除外),老板找新员工的成本要远小于被扔出去的员工找新老板的成本,而失业大军的数量越多,这个成本差距就会越大。对,是“远小于”,因为老板们拥有充足的资源寻找和等待新员工(除了那些小到少一个人运行都会出现严重问题的小公司,但这种小公司并不是多数,而且即使是这些小公司的资源也是多过个人的),但员工却远没有那么多资源,这就导致员工必须在生活崩溃之前尽快找到工作,而能否找到工作是不一定的,所以相对老板员工是绝对的弱势,更不要说那些被老板们压迫得一无所有,连根毛都剩不下的血汗工厂奴工们了。总之,如果不考虑做出不同选择所耗费的成本,那么“自由选择”不过是个骗局,只有选择成本没有明显差距的选择项才能并列作为自由选择项。否则就会出现一个很可笑的结论:共匪的局域网是自由的,因为共匪并没有禁止访问被墙网站(因为可以翻墙),这就是不考虑选择成本导致的笑话。

接下来批驳第1点。先说说小摊的试吃,这其实是一种广告,是小摊老板为了吸引更多顾客而做的广告,而广告的投入是为了卖出更多食物,这怎么可以说是免费的呢?难道说有谁能够靠蹭试吃而解决吃饭问题的吗?同样道理,有些网盘和APP初期的所谓免费也是一种广告行为,等到吸引足够多的用户们(韭菜们),就开始进行各种VIP限制提价收割韭菜了,例如百度网盘的无耻VIP分级和限速。说到底,广告的目的是从消费者口袋里掏取更多银子,消费者们从头到尾都是韭菜,算什么免费?你能说猎人为兔子设的胡萝卜陷阱里的胡萝卜是免费的吗?

至于免费软件,有两种情况:1,软件本身是开源软件或自由软件,软件开发者不会从软件上获取到一分收入。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开发者们本身就不是商人,他们做软件就是为了共享给其他人用而不是卖的,换句话说他们把他们开发的软件给共产了,这其中完全没有交易,又怎么能拿来去为自由市场贴金?告诉你们这些自由市场鼓吹者,这些软件开发者本身就是反商业交易反市场逻辑的,他们和我一样认为知识理应被所有人共同所有而不是被少数人以知识产权的名义垄断霸占!

2,软件会霸占你的电脑,在你不知情更没同意的情况下盗窃你的隐私,塞给你大堆广告,顺便安装大堆全家桶,例如360之流。这算个屁的免费啊?把我的隐私给盗窃了拿去卖钱,我不知情没同意,更拿不到一分钱,这根本就是对我的剥削压榨好不好?社交网站也是类似的,所谓的免费用户实际上起到了吸引人气的作用,而用户数越多广告收入就越高,可是这些帮助吸引人气提高广告点击率的用户们拿到一分钱了?完全就是在当社交网站的免费奴工!也难怪为什么FB这种垃圾公司会捞到那么多钱了,因为亿万用户在当FB的免费奴工啊!内购制游戏对用户的剥削压榨更为厉害,所谓的免费用户不仅免费当了付费大爷们的陪玩,还免费给游戏公司提供了可供分析的大数据,而免费用户们不仅一分钱都拿不到,还被付费大爷们歧视,被骂“伸手党”,真是颠倒黑白啊!

这里还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数字劳动(digital labor),任何提供能给大公司们拿去捞钱的数据的用户,实际上都是数字劳动者,但是他们一分利润也拿不到,所以,他们是彻头彻尾的数字奴工,我希望诸位左派战友们能够意识到这一点。记住,数字奴工们是在不知情更没同意的情况下被迫当了互联网公司们的奴工的!

然后接着批驳下第2点。实际上我也有批驳过:https://democraticsocialism.noblogs.org/post/2018/03/28/%e7%ab%9e%e4%ba%89%e9%80%bb%e8%be%91%e4%b9%8b%e5%ae%b3/

https://democraticsocialism.noblogs.org/post/2018/03/27/%E6%95%99%E8%82%B2%E5%9F%B9%E8%AE%AD%E6%9C%BA%E6%9E%84%E7%9A%84%E7%9C%9F%E7%9B%B8%E4%B8%8E%E8%87%AA%E7%94%B1%E5%B8%82%E5%9C%BA/

民主的前提是信息对称,但消费者和商家的信息是完全不对称的,消费者只能看到那些表面上的东西,那些商家们想要他们看到的东西,至于那些更重要的东西,例如,这巧克力是不是用了童工们采摘的咖啡豆?这衣服的工人工资比例究竟占了价格的多少?这房子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工地的防护措施如何,工人待遇如何?这培训机构的广告费用占了成本的多少,教师是从哪里来的水平怎样?这蛋糕店剩余的蛋糕如何处理了?对不起,这一切的一切,消费者们都完全看不到!既然看不到,那也根本谈不上进行什么选择了,商家们就可以尽情的压迫奴工,使用血矿,制造尘肺病然后把得病的工人像垃圾一样丢出去,为了利益最大化丢弃几亿吨食物,同时铺天盖地广告洗脑欺诈,制造非理性消费,至于其中造成的浪费?被压榨致死的工人?环境污染?求告无门的欺诈受害者?老板们表示,关我屁事,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啊?事实上老板们根本不需要讨好消费者,他们只需要欺骗洗脑消费者,然后无下限的压榨奴役员工以达到利润最大化,再去游说一下政府,官商勾结开些方便捞钱和制造失业大军的绿灯,例如给富人减税和削减福利,然后就可以做大成为极权寡头了,然后就可以为所欲为啦!

所以,免费是假的,剥削才是真的;民主是假的,极权才是真的;自由是假的,奴役才是真的。假免费,真剥削;假民主,真极权;假自由,真奴役,这才是自由市场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