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消费主义

消费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一个分身,可以说影响了这世界上几乎所有人,而且不是什么好的影响。在消费主义之下,你的消费并不是自己的选择,而是被媒体洗脑和同龄人压力逼迫的结果,你消费的不是自己所需要的产品和服务,而是被制造出来的虚假需求。

现在就让我们看看一些消费主义案例及其批判吧:

“自杀式消费”:90后人均负债12万,这届年轻人真敢穷

整整两天两夜,她不吃不喝不睡,在今年双十一抢了51件日化用品、32件衣服鞋帽、27份零食、17款美妆、9支口红、6件电器、4个包以及2箱减肥药……共计148个订单。48小时内,她不眠不休地花了2万多块钱。这个数字,相当于她三个月工资。

每次在商场的试衣镜前偷偷看吊牌上的价格时,晓文都会想起那句职场箴言:你消费了什么就代表你是谁。于是买,买,买。喝水要用迷你速热茶吧机,2000块。大牌包包买不起,上网租,每月1800。如影随形的,是越来越大的债务窟窿——两份网贷,三张信用卡,借呗花呗,分期白条。

升级的生活她憧憬过,可降级的生活她不敢想。在涨薪速度远远赶不上涨价、涨租和消费欲望增长时,她陷入一种被称作“自杀式消费”的死循环。

根据融360发布的消费调查数据,90后在借贷市场上的占比高达49.31%,在亚洲同龄人中排第一。不仅如此,这其中有28.57%的人使用消费贷款,就是为了偿还其他贷款。“办公室里三代人,70后存钱,80后投资,90后负债。而90后的父母在替孩子还贷。”这是一句戏谑,也是一个普遍性真相。

脏脏包批判:脏脏包就是一种典型的消费主义造物,包括其他网红食品、网红店都是。它们有两个鲜明特点:第一交换价值虚高,通俗讲就是,贵(从其原料成本和劳动力所需来看);第二是使用价值低,通俗讲就是“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好吃”或者更简单一点“既然卖到了这个价钱,那就应该更好吃一些啊”。这些产品提供的只是一种符号价值。

一些学者提出了需求经济学的主张,主要研究人们根据自己的真实需要而主动选择对产品的需求和消费;以此衍伸出了“欲求经济学”的理论:欲求经济学研究的领域是人们对产品的需求和消费不是真实的、自愿的和主动的,而是虚假的+胁迫的和被动的。即人已经被自身之外的某种强制力或心理暗示——如媒介的广告、社交媒体的软文、网络意见领袖的示范、他人体验甚至于虚假宣传等。总而言之这种需求不是来自于商品的真实需求,而是一种“欲望营造”的结果。就像你想买脏脏包不是想吃巧克力粉配面包,而是觉得现在怎么这么火,到处都在买、全网都在讨论、身边人都在买——我也买一个尝尝呗,这就落入了消费主义的陷阱。

鲍德里亚认为,当消费者要从这一产品或服务中获得差别的感受时,就要为这种感受支付差别溢价 ( difference premium) ,也就是消费者为了享受差别等观念而支付的数额。这个差别的感受,来源于符号的不同,因此这个溢价就是“符号价值”。

因此,我们来对上文的内容做一个总结,上面先后探讨了消费主义的三大内涵:第一,消费主义异化的商品交换过程中,消费者们更看重商品的符号价值而非其本身的价值,也因此商品的交换价值远高于其真正的使用价值和价值,这是购买象征意义的代价。第二,消费的需求并非其需要(needs),而是通过广告、大众媒介、他人示范等手段被创造出来的欲望——想要(wants)。第三,消费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建构了新型社会关系和社会权力。

法兰克福学派代表理论家指出,因为符合客观经济规律(有利可图),符号价值的培育得到了生产者、商家、媒体、广告主的积极响应,他们不断创造新的符号意义,使人们陷入不断膨胀、不断更新的消费欲望中,最终使消费产品市场也不断扩大、获得更多的利润。这些左翼学者们讲这种符号的创造与培育,定义为资产阶级的文化霸权。因为这种扩大也是在社会文化权力的控制下产生与进行的,大众传媒和广告业或者社交网络的营销号无非就是资本培育下的文化权力的承载者。消费者在这样的权力控制下,长期浸淫在符号意义的心理暗示与洗脑中,不断被种种媒体广告、APP促销、网红博主示范所吸引,最终完成了消费行为。资本权力与文化权力互相交织、互相影响,又由科技引发的传播革命一同助力,消费主义时代的狂欢,自然愈演愈烈。

消费主义在中国是如何崛起的:短短几十年的时间,中国就从一个“苦行者社会”蜕变为一个“消费者社会”。近日的中国社会如历史学者葛凯所描述的:“满街的豪华轿车,衣着时尚的中国人,无处不在的广告填满了城市的各个角落,大大小小的百货大楼和零售商店几乎让人们分辨不出各条街道之间的区别。”正如著名作家余华所言,“历史的差距让一个中国人只需四十年就经历了欧洲四百年的动荡万变”。

国家默认消费主义的兴起,其实是在用居民追求生活质量的改善来换取其政治让渡。“崛起中的消费主义其直接功能是容纳和消解日常生活的焦虑,以便将集体关注导向消费欲望。”也就是说,之所以国家鼓励消费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一是为了获得新的政治合法性以维护政治稳定,二是促进消费驱动型经济增长。

佛系青年:低欲望,就能逃离消费主义社会么?就消费环节而言,资本担忧的不是社会充满欲望或欲望过剩,而是缺乏欲望或低欲望。这一点是资本的梦魇,是其恐惧之所在,所以资本从一开始就要刺激欲望甚至生产欲望。整个资本体系在这个意义上无异于一台日益加速的“欲望机器”。刺激消费正是这一逻辑的展现。因此,消费主义之消费貌似一种个人权利或个人享受,其实是一种社会义务,是消费社会暗中强加的一种以权利形式出现的义务。社会成员被消费主义编码为所谓的“消费者”,同时社会则被构造为所谓的“消费社会”。

消费主义把一切事物、活动与关系都纳入消费框架中来衡量其存在的意义:能够消费或被消费则有意义,不能消费或被消费则无意义。消费天经地义,不消费自惭形秽。你没有权利不消费,正如你没有权利不幸福。消费直接关乎你的生存状态。这就是消费主义的基本逻辑。

因此,对于资本来讲,消费不仅可用来谋利,而且可用来控制。也就是说,在不断刺激消费以逐利的同时,资本把消费变成了一种吸纳、规训或控制整个社会生活的手段。这种意义上的消费已经完全沦为资本游戏的牺牲品,与其说是满足消费者之需要,不如说是满足资本操纵消费者的需要。消费不足因此伴随着财富丰裕而成为常态。

消費主義的問題:消費主義可能會造成公民社会的消逝。因為消費主義的基本意識形態是市場關係,也就是在所有的人際關係中,被市場意識滲透,而市場邏輯成為指導原則。例如,在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下,大規模私有化讓許多財貨都落入私人企業手中,而一般人要透過消費才可以獲得這些產品或服務。但公民的概念中,有許多權利,例如健保制度,是人人生而有之的。換句話說,不論貧窮或富有都享有同等待遇。然而在新自由主義的消費導向社會中,這些公民的基本權利變成需要透過消費所獲得,一般人必須要是積極的消費者,才能是好的公民。如此一來,便排除了經濟上弱勢的中下階層民眾。此外,消費社會中的企業可能透過各種手段,例如選舉資助、政治献金,而對政治造成影響,例如形成壓力團體,迫使立法機關做出對企業有利的立法,但卻不一定符合人民的利益。

第一批被“双十一”薅羊毛的年轻人,已经禁欲了

引言:“买买买”和理性消费之间,只隔了几个双十一 。

又是一年双十一,亲爱的朋友们,你参加这次令资本欢腾的盛会了吗?清空购物车了吗?修理过家里的网络了吗?预演过春节后收到包裹的心情了吗?

为了调查当下年轻人对这个购物狂欢节的态度,上周,土逗公社发布了一份消费习惯问卷:今年双十一,你属于那种人类? 。截至11月11日,我们共收到了225位朋友的回应,填写者的年龄集中在18-30岁之间。

这届青年真的越来越迷恋买买买吗?关于年轻人的消费行为和态度,我们有下面这些小发现。

 

  曾经放纵不羁爱剁手

根据我们的调查数据,68%的年轻人都表示曾经参与过双十一,其中也不乏提前一个月开始准备购物车的狂热分子。不过他们的购物体验却是一言难尽,看起来,在疯狂剁手之后,双十一多多少少都给大家留下了不小的心理阴影。

 

  毕竟,锦鲤体质是少数,零点成功抢到便宜货总是偶然的,被优惠规则绕晕、网速太慢秒杀失败、迟迟收不到快递才是双十一的常态,没有什么比这些更能让人感觉到生活的小确丧了。

在对过往双十一的吐槽中,62%的年轻人认为商家让利并不多,省不了几个钱。68%觉得优惠规则太复杂,既考语文又考数学,很容易被绕晕。近52%的青年表示,他们想买的东西并!不!优!惠…

 

  此外,还有读者用血的教训告诉大家,双十一的优惠规则不仅复杂,而且陷阱重重。商家总是想尽种种方法让顾客乖乖掏钱入坑,必须时刻提防。

@土逗读者summer

京东,先说会员有5000-500的全品类优惠劵,后来只能优惠家电了,害得我白充了一个会员。

@土逗读者Adele

参加预热活动,参加完感觉自己是个傻子。

@MISSJ

节后降价,比在双十一的时候购买还便宜,有些打折打好几天,感觉被欺骗。

电商设下天罗地网的折扣广告和商品推荐,只等待你头脑一热的临门一脚。据说没有在深夜怀疑过自己智商的人,不算过过双十一。那些一时冲动做出的蠢事,让我们如今无比贴近生活的真相(微笑.jpg)。

 

  @土逗读者*伟

那件劝自己贵点就贵点,反正能穿好几年的大衣,今年打开衣橱,就装作没有看见它了。

@土逗读者**迪

前年为了凑单买的洗衣液卫生巾,现在还没用完。

@土逗读者**锐

买了小一千块的折扣书,摊在地上心疼,最后被迫买了三千多的新书柜。

双十一的价格未必是最低的,但物流一定是最慢的。双十一的客服未必是最热情的,但退货一定是最困难的。一年又一年,当逐渐看穿了这一切,很多年轻人便越来越不买马云的账了。

如今众人皆醉我独醒

事实上,在今年看似漂亮的销售成绩背后,年轻用户的购物习惯却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当年在双十一交的智商税,都化作了今年冷静的头脑和消费时多长的心眼。

今年的双十一,大家纷纷化身理智型选手。在购物时间上,50%的年轻人今年在双十一购物上花费的时间少于5小时,70%的年轻人耗时在10小时以内。

在自我评价方面,许多年轻人(37%)表示自己今年是禁欲系购物者,绝不受诱惑,只买需要的,不需要的决不会买。其次是那些认为自己是懒虫(32%)的朋友,他们想要参与购物狂欢,却懒得研读复杂的规则和攻略。此外,还有一群在双十一进行“日用品救赎”的青年,他们是双十一的轻度参与者(30%),主要囤积牙膏、洗衣液、卫生纸等实用的日用品。

 

  图片来源:和讯名家

  相对地,仅有0.5%不到的年轻人热衷于当“队长”角色,到各个社交群里拉人组队、转发攻略、号召拼团。

当然,还有17%左右的年轻人会不断浏览购物页面,填充购物车,不过他们的墙头草人格会适时发作,不断对自己进行“我真的需要吗”、“这个划算吗”这样的灵魂拷问。虽然宝贝可能塞满5辆购物车,但最后大多数都不会付款。

总之,“理性”正在成为多数年轻人在今年双十一消费时遵循的原则。在145位读者对“我们应当以怎样的态度对待双十一”这一问题的回答中,“理性”被提到了30次,“根据需要(购买)”被提到了20次。当纠结“是否购买某样商品”时,是否符合个人需要是首先被考虑的因素,其次是优惠力度、工资收入和储蓄水平。而广告宣传却显得无足轻重。

 

  不同因素影响消费欲望的重要程度。

  双十一就像一道数学题,多做几遍就会了。它既是消费主义陷阱,也可以是一堂消费实践课。去年还在疯狂凑单的年轻人今年也开始提醒朋友要提防商家陷阱了,他们正是因为购物经验丰富,犯过蠢、受过骗,才会逐渐不受诱惑。毕竟,没有人会在同样的地方,跌倒多次。

有趣的是,在购物这件事上,许多年轻人自身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变得理性和冷静,可他们仍然认为身边不乏人傻钱多的同伴,有33%的年轻人认为身边的人参与双十一购物是被广告冲昏了头脑。15%认为他们疯狂剁手是受亲友影响。

@土逗读者**轩

别人买买买,而我自岿然不动

 

  读者关于“你认为身边的人参与双十一购物的原因”的回答。

  或许是商家创造的全民购物的氛围给了年轻人“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感受,可实际上,变理智变清醒的可不止一个人,省钱早已不再是部分个体的特征,而是一群人的习惯。这届年轻人,普遍比想象的更实在。

 

  这届年轻人,其实很实在

年轻人在花钱这件事上越来越理智,其实也是一种无奈。

节约是贫穷滋养出的美德。根据我们的调查,60%以上的年轻人人认为“没钱”是其省钱的主要原因。出生于改革之后的青年,不幸生活在新自由主义制造出的风险社会中。弹性制的工作之下,大量去技能化、灵活化的岗位被创造出来,使他们不得不面临缩水的薪酬与生计的不稳定。

 

  NHK纪录片《穷忙族》截图

  此外,市场经济之下,曾经是公共福利的住房、医疗如今变成了待价而沽的商品。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如果没有足够的家底,就很难轻松获得最基本的生活保障。

当下太穷,举步维艰;而未来又太贵,规划不起。致使这届青年不得不破罐子破摔——他们的省钱根本不是为了将来的买房、养老、育儿,对于这些,他们早已不抱希望。表现在数据上,只有18%的年轻人表示自己省钱是为了储蓄,给未来寻求保障。仅7%的年轻人认为自己省钱是因为面临居住、育儿等压力。

当人们自动卸下了未来的负担,贫穷、省钱便无法妨碍他们追求心目中的品质生活了。毕竟,相比买房、结婚和育儿,眼前的吃穿住行是他们唯一可以控制、有能力规划的事情。在调查中,超过50%的年轻人认为在优质生活和省钱之间寻找平衡是必要且有趣味的。许多年轻人表示,自己的生活局部改进,在某些类目上越来越舍得花钱。不过,仅有不多的年轻人表示他们的生活稳步前进,消费全面向更好更优、更精致前进。

 

  年轻人对省钱的态度。

可以说,年轻人节约不是因为他们期待未来,而是因为他们专注当下。和上一代一样,省钱固然是为了用最少的钱过最好的日子,只不过在年轻人眼里,这个“好日子”,不是指有房有车有娃的生活,而是指从眼前吃的穿住行、精神生活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幸福。

此外,年轻人的节俭与他们多年“买买买”积攒下来的一身功夫也不无关系。消费方式可以学习的,“买什么?怎么买?”不仅是社会经济结构塑造的惯习,也是人们吸取自身经验后采取的行动策略。这代青年,生活在消费时代,购物经验丰富,他们早已从无数次上当受骗、追悔莫及中深刻认识到了商家的狡猾嘴脸。

 

  也因此,商家的促销活动越来越不能够鼓动年轻人出手。在“双十一期间影响消费欲望的因素”当中,广告宣传是最无足轻重的一项,只有20%的年轻人认为广告对是否购买有重要影响。甚至有不少读者表示,自己对”淘宝爆款、抖音爆款“字样的商品避之唯恐不及。身经百战的年轻消费者们早就不再相信商家会给予什么真正的实惠,理性与实在已经成为了他们普遍的消费特质。

尽管还是有一小撮“佛系买手”,看起来紧跟“双十一”买买买大军,实际上却别有动机。购物不是目的,“减压”、“感受氛围”才是他们疯狂浏览降价商品的会场的真正理由,“双十一”最大的作用,不是给家里的衣橱添砖加瓦,而是疏解平日里巨大的工作、生活压力,释放内心的欲望,获得片刻的放松,至于最后买不买东西,那都随缘。

 

  图片来源:好奇心日报

  可喜的是,不仅“能省会买”,年轻人们看透商家本质的同时,也正在思考更加深刻的问题。

土逗读者 @**锐

求求你,一平几千几万的生活空间别做仓库用。

土逗读者 @匿名

买东西别忘保护环境,尽量少产生快递包装垃圾。

土逗读者 @**回天

按照自己的需求消费吧,不是出自自身需求实际上买回来的东西没有使用价值,还给商家生产方一种错觉,让他生产更多这种没有用的东西。

土逗读者 @*竹

大型狂欢带来大量资源浪费,这是我无法接受并且超级摒弃的。

这一年一度的双十一,氛围很嗨,宣传很暴力,资本很兴奋,好像网络世界里的每个角落,都已经被购物节的营销淹没,仿佛不买就与社会严重脱节。但由盛转衰的节点已经来临,消费主义似乎越来越不奏效,广大年轻消费者并没有紧跟这紧张刺激的节奏,盲目冲锋,他们只是在这纷繁炫目的购物节间,努力寻找着自己需要的实惠,寻找着疯狂双十一中属于自己的那份实在,在佛系、理智又实在的同时,年轻人们也正开始觉醒,戳破盈利资本的骗局,批评消费主义的破坏。

www.szhgh.com/Article/opinion/zatan/2018-11-12/184292.html

巴西大选之后:现在就开始抵抗!

反对博索纳罗!捍卫民主权利!粉碎退休金改革阴谋!

自由、社会主义与革命党(LSR,工国委巴西)

巴西大选第二轮投票结束,曾任陆军上尉的极右候选人博索纳罗(Jair Bolsonaro)胜出。对于整个国家和巴西人民来说,这个结果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退步。

我们不认同那些虚伪的资产阶级分析人士所说的“制度公义”、“强化民主架构”云云。

博索纳罗公开支持独裁制度和酷刑,煽动街头暴力攻击反对者。他不应该被视作“正常”的候选人。

博索纳罗煽动的暴力已经导致了人命伤亡,其中包括身中12刀的反博索纳罗教师Mestre Moa do Catendê,和23岁的Charlione Lessa Albuquerque。Charlione是巴西全国统一工会(CUT)的成员的儿子,他在一场支持工人党候选人阿达(Fernando Haddad)的集会中被博索纳罗的支持者射杀。

在选举前一个星期,博索纳罗公开恐吓要将反对者放逐或收监。他担任国会议员的儿子爱德华多(Eduardo Bolsonaro)在一段疯传的短片中扬言要关闭最高法院。

博索纳罗不会是个“正常”的总统。他的胜利是建基于议会政变推翻工人党前总统罗塞夫之后的一连串政变与滥权。我们必须要清晰大声地指出,民主权利正面临极大威胁。

在胜选后,博索纳罗试图缓和气氛,但同时仍继续做出威吓。他在《环球电视网》的访问中解释说,他曾经说要将所有“赤匪”驱逐出国,其实“只是”针对工人党和社会主义与自由党(PSOL,工国委巴西LSR是该党成员)的领袖。他亦点名攻击PSOL候选人及“无家工人运动”(MTST)领袖Guilherme Boulos。

2016年政变后的变相“紧急状态”将会加剧。司法部门在这个进程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我们必须谨记,当局拘禁了这次选举的大热候选人卢拉,并对博索纳罗竞选运动的贪污问题视若无睹,让他得以突围而出。

据估计博索纳罗收受至少120万雷亚尔(32.5万美元)的非法资金。这些钱都是来自大财团,用来在社交媒体上大肆散播假新闻。连美洲国家组织(OEA)也说这在民主国家中是前所未见的。

但最高选举仲裁法庭对此视若无睹。这宗丑闻后来被《圣保罗页报》揭发出来,而该报社及相关记者至今仍然受到博索纳罗的恐吓。

在第二轮选举前夕,军警闯入至少17所大学,打压反对博索纳罗的法西斯倾向的学生、教师和工人。这一切都不是巧合。

在博索纳罗当选之前,反对派和民主权利都已经备受打压。未来会怎样呢?

法西斯倾向与极端新自由主义政策

虽然博索纳罗并不是大资本家的首选,但他们一开始还是容忍博索纳罗,到后来更加是直接支持他。资本家现在打算控制住他某些过火的做法,但同时借助他的“铁腕”去实行残酷的极端新自由主义政策。

他们甚至会容忍博索纳罗滥权腐败,以进行大规模紧缩、私有化与退休金改革。

他们亦知道大部分投票给博索纳罗的民众不会接受自己的生活水准下降、权利倒退,因此这些民众早晚会对博索纳罗感到不满。

博索纳罗拿到39%的选票(5700万票),其中只有一小部分是公开的反对派,而大部分人是对现在的政治制度感到厌恶沮丧,希望出现激进改变,但左翼替代未能提供给他们一个替代方案。

而剩下那61.8%没有投给博索纳罗的人(8900万人,包括阿达的得票、白票、废票和弃权票),更加不会接受任何会打击他们基本权利的政策。

纵使如此,就算新政府承诺会遵守宪法,它亦会加重现在的波拿巴主义倾向。同时间,博索纳罗正为那些极右暴力团体和法西斯分子打开空间,来为他的威权政府提供支援。

未来面对政府不断增加的波拿巴主义,统治阶级可能会出现分裂和内讧。我们需要了解、激发并利用这些分裂。不过我们也要明白到,只有群众、工人阶级及所有被压迫者有组织的力量才能打倒博索纳罗的专制统治和他的反群众政策。

我们不会放弃街头斗争

博索纳罗胜选,是工人运动的一大挫败,这个结果会令社会政治局势对受压迫者更加不利。但是,眼前的景况还未明朗,要等到未来一段时间才能确定。工人阶级和抗争组织的行动能够改变力量对比。

因此,至关重要的是参加10月30日“无畏人民阵线”在各州首府召集的群众示威。我们必须明确表示,我们不会放弃街头斗争,我们不怕右翼的威胁和恐吓。

选举隔天,多所大学举行针对亲博索纳罗右翼势力的反抗议。我们应该以此为榜样在街头、职场和社区中采取行动、占据阵地,以防给法西斯主义萌芽留下任何进一步滋长的空间。

捍卫民主自由将成为我们所有斗争的基本诉求。我们也必须警告,博索纳罗和特梅尔很快会在国会内结成联盟,推动养老金改革等打击群众生活水平的政策。

如果在博索纳罗就任前就削减公共养老金,就可以让他免受民意冲击。特梅尔又再一次充当起刽子手。

特梅尔还建立了一个新的情报部门,由反动的现任国安部长艾契哥颜将军领导,这是在为博索纳罗的统治铺路。博索纳罗将会用它来更猛烈地打压公开反对者。

工会和其他社运团体,必须动员起来反对这些反改革措施,特别是退休金改革和对民主权利的攻击。我们必须发动和组织工人运动采取有力的手段,像是2017年4月成功遏止退休金改恶的总罢工。

在第二轮选举的前几天,社运人士重新展开反对极右翼和博索纳罗的广泛行动,派发传单、上门同群众交流、在城镇广场举行大会、在社交媒体上宣传等等。他们的行动大多是自发的。

许多斗争委员会、民主团体和反法西斯组织建立起来。新一代的社运人士从中诞生,亦有许多人重返运动,这带来了巨大的希望和团结精神。

这场运动需要继续下去并得到强化。基层斗争组织能赋予运动真正强大的力量,并保证民主的参与和决策。至关重要的是,要在全国的职场、中小学和大学里,建设起民主的群众性组织抵抗政府和极右翼匪帮。

只有集体组织才能保证我们的安全。只有集体地组织起来,才能确保声援行动、政治施压、群众行动、自卫手段能够奏效。藉由每个委员会和团体的参与,工人阶级的群众性组织必须明确地承担起这项任务。

建设社会主义左翼联合阵线

当前的任务是建立有所有工人阶级组织参加的联合战线,以抵抗博索纳罗、极右翼、及其新自由主义的专制计划。

联合阵线可以将工会联合会、社运团体和工人阶级政党聚集在一起。但除此之外,我们还必须团结民运组织和其他民间团体。这主要是为了保卫民主权利。

但是,我们必须明白,只有工人阶级和受压迫者的团结、协调的行动才能推动这场斗争。只有我们的组织才明白,为什么捍卫民主权利的斗争和反对新自由主义反工人政策的斗争必须联结起来。现在独裁专制和新自由主义政策携手而行,所以我们必须同时反对二者。

在这场斗争中,社会主义左翼必须推动人们讨论重组左翼。如果不能更深刻地认识到为什么会出现眼前的局面,我们就无法击败极右翼。因此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巴西劳工党和卢拉派阵营所采用的阶级调和政策和体制内改革路线已经破产。

如果想让这次的失败经验能为未来所用,必须要达到这样一个条件:广大工人、青年、女性和其他受压迫者明白须要在基层工人斗争的基础上建立一支新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左翼政治力量,以反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纲领来解决当前的危机。

这种左翼的替代方案须要得到社会主义自由党及其支持者的支持,但还得吸纳更广泛的力量,包括联合“无家工人运动”和其他社运。这将能推动重组工人阶级左翼,以及工运、学运和其他群众运动中具有战斗性的部分。

群众的不满为极右翼提供了发展空间,部分原因在于极右翼将自己装扮成一种新的、激进的、反主流体制的政治势力。然而事实上,它们只体现了当前社会混乱的持续和不断深化。

我们社会主义左派必须为工人阶级和穷人提供一面代表平等、团结、民主和社会主义理念的旗帜,一面真正能开创新局的、激进的、而且具有战斗性的政治旗帜。

奋起战斗吧!

https://chinaworker.info/cn/2018/11/02/19005/

404的长江学者:总有些教授 烂得让我们泪流满面(图)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梁莹和她涉嫌学术不端的操作火了。39岁的她是同行中的佼佼者,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计划,先后在苏州大学、南京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在北京大学、美国芝加哥大学做过博士后。

从头衔上看,这应该是以为学术拔尖的教授。可就是这么一位学术明星,她署名的超过120篇中文文献,包括她的硕士、博士毕业论文,竟然慢慢从论文数据库里删除了。中国青年报记者发现,这些论文里至少有15篇涉嫌抄袭和一稿多投,甚至有的文章只是他人论文的缩减版!

因为觉得自己中文论文水平比较低,梁莹便联系数据公司撤了稿。她向中国青年报的记者表示,自己早年确实不清楚学术规范,而强调学术规范是2005年开始的。梁莹向中青报记者表示:“你这样查,全中国所有的人,很多教授、博导都有问题。”

梁莹的一些论文与别人的论文存在大面积雷同。图片来源:中国青年报

除了涉嫌学术不端,中国青年报还批露了梁莹授课敷衍的行为。学生反映,梁莹经常占用课堂时间处理私事,让研究生甚至自己的父亲代为讲课。近年来,她还玩起了“翻转课堂”,让学生做展示、自学,自己在下面玩手机。学生在评教时给她打低分,她还威逼利诱班长交出给自己打低分的学生名单。

事迹随着媒体报道在网络流传后,南京大学随即成立了调查组。越来越多的人也站了出来,揭露自己身边的“梁莹”。学术不端、糊弄教学的老师在今天的高校里并不是个例。

论文工厂的老板也是大学教授

钱晓亮曾经在一个论文公司兼职过半年。“当时招聘广告上说公司是什么专注于‘科研成果转化和企业孵化’,看起来挺牛X的,就投简历了”。

“那家公司是几个大学老师一起开的,去的时候我还以为是一个那种科研机构,开始工作了之后才发现根本不是这样”。钱晓亮开始工作后,发现原本说好的学术编辑工作,其实是整理来自全国各地的论文,把它们调成统一的格式。

“我当时一看觉得不对啊,虽然我不懂信息科技啥的,可是我都能看出这些论文非常的‘水’,为啥还要我改格式,整理信息呢”,钱晓亮没有料想到,发到自己手里这些逻辑混乱、格式错误的文章居然是来自各个高校研究生和老师的期刊投稿。

这家公司分为国内事业部和国际事业部。国内事业部的旗下和好几本业内期刊、职业教育期刊有合作关系(甚至有的老师是这些期刊的编委会成员),国际事业部主要组织一些国际会议、承诺能够被“SCI, EI”检索。

发表论文的版面费标准

工作了一段时间后,钱晓亮发现,这间公司有一大部分员工就是某教授带的研究生。他们几乎全职在公司上班,干着和钱晓亮差不多的工作。“他们就是加入了这个老师的课题组,然后以课题组的名义实际上在老师的公司打工,和我一样,没日没夜干着重复简单劳动,一个月八百块钱”,晓亮笑道。

晓亮的工作主要是负责改格式、用谷歌翻译将中文摘要转成英文、整理论文信息并上载到公司的系统后台。整理好的论文会交给“审稿老师”筛选或者提出修改意见,再反馈给作者。“后来,我才知道审稿的也是这个老师的几个学生,有在读的、毕业在家的,审稿意见一般就说你的稿子通过了,还有哪里可以修改,版面费多少”,钱晓亮说。

对于那种过来咨询发文章,但自己又不会写的,坐在晓亮旁边的客服人员还会介绍写手。甚至,经常有人电话咨询客服,几个人一起投稿,有没有团购优惠。“真的是一条鱼都不放过。但是写手的稿子说实话,看上去要比大部分投稿像那么回事,至少格式和语句都是顺的”。

干了两个月后,钱晓亮调到了隔壁桌的“国际事业部”。然而他每天的工作内容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只不过稿件从中文变成了英文。但是那些文章处理起来依然让晓亮头痛,“好多文章你一看就是直接谷歌翻译的”。这些谷歌翻译的文章,钱晓亮的同事会反馈不通过,然后给投稿人介绍英文的代写。这样除了国际会议论文的版面费,客户还要交一大笔额外的“修改费”。

和钱晓亮一个部门的同事,基本都是高中水平的哑巴英语。后来教授觉得每次开会请翻译实在太贵了,就每周雇了个老外过来教商务英语。“还开国际会议,我看开国际玩笑差不多,我编过那个会议手册,全是中国人,请了几个老外就是国际会议了”,钱晓笑道。

强调科研产出的今天,论文是升学升职的敲门砖,是职业水平的试金石。无论知识水平如何,专业工作者为了评职称都要写论文。从大学生、大学教授到中学老师、医护人员,论文和表发就像是一条通向未来的独木桥,路只有一条,犹豫片刻便会被人流挤下去。人人都在发表的高压下自顾不暇,留下开论文公司的老板教授们声色犬马。

有过这样的灰色兼职经历,钱晓亮经常觉得眼前看红墙绿瓦、庄严肃穆大学虚伪得可怕,“他们喜欢把楼都刷上红漆,显得底蕴很深的样子,其实里面可能已经烂透了”。

“所谓的科研,拿着纳税人的钱,根本就不是为了社会生产知识,而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生产垃圾。只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垃圾不是自己造的,而是去买来现成的”。

授课只是费力不讨好的副业

本来,教师考评晋升主要看科研成果,授课只是费力不讨好的副业罢了。副业上省力,“主业”才能给力。

混了几年大学,林晓真见过一字一句用川普念教材的老教授,见过抄整节课板书的学术带头人,下课防止学生提问脚底抹油的短跑选手,还有酷爱提前一小时下课的“脱口秀女王”。

“很多老师根本不备课,只能用尽浑身解数拖时间”,林晓真觉得很无奈,每年几千学费只是买来一张要用“自学”换来的证书。

影视剧里那些课堂上的思想碰撞、那些热情授业的知识分子,在林晓真的身边屈指可数。“绝大部分老师都不备课,甚至完全不懂自己要教的课,这样怎么会有东西可以讲呢?”

教授专业课的老师姓王,同学们管他叫“手表王”,因为他上课每十分钟就要看一次手表。同学们戏称,“他比我们还盼着下课”。

通常“手表王”会比上课时间迟几分钟到教室,然后不慌不忙地开始点名。一堂60人的课,光点名就要十分钟。点完名,手表王会祭出“念PPT讲课大法”。当然,PPT是买教师参考教材的时候附带光盘里送的,字特别多。“手表王”一瞅着瞅着表盘上的指针,一边把每个字的尾音拖长。

另外一位陈老师是学校里出了名的电影放映员。他靠着一块硬盘和学校的百兆宽带上了几百个小时的西方美术史。“这个东西不能讲太深,你们不懂,就这样吧”,陈老师对着台下稀稀拉拉的同学,打开了硬盘里一部两小时的系列纪录片。而另外一门“建筑欣赏”课,那老师干脆连话都不讲,每周直接放俩小时建筑纪录片走人。不点名不签到,有几节课,他甚至直接播别人的讲课视频,变身网络课堂。

面对这样的老师,很多人投诉过,却依旧敌不过评教时分超高的好评率。同学们普遍认为,这门课随随便便都有90分,万一换了个严格的老师,就没这么轻松了。

相比其它老师的沉默,黄教授的聒噪十分抢眼。在一门国际双语课上,他总带着得意的笑容,打开了自己电脑里的相册,用一口流利的山西普通话,一张张介绍自己在美国访学时期的旅游见闻。“上他的课,你总觉得是在酒桌听长辈吹牛逼”,学生吐槽道。整节课90分钟,前80分钟基本在尬聊装逼。

往课程里灌水只是教授混日子的初级做法!老师为了更多、更快的发表,奋力实践教学和科研相结合,利用水课这个机会,给科研创造免费劳动力。

刘杰的硕士导师就是个中好手。因为学校图书馆的数据库过期就得收费,就让研究方法课的学生下载整理他课题需要的文献。上百个关键词,摊下来一人负责十来个,就当作一次课程考核了,美其名曰科研能力训练。

还有的老师一开学就给画起大饼,说自己在做某个课题,感兴趣的可以参与一个子项目,能当期末论文上交。不想参与的话,期末论文题目也可以自选。结果成绩出来,做课题的都上了90分,自选的只有70来分。

刘杰的导师平时流窜于几个跨度极大的二级学科。实验自己不会做就让刘杰去蹭课去自学,问学生拿数据的时候心安理得、面不改色。久而久之,同学们发现,有时候学生写过的题,他过会儿就能发一篇主题相似度极高的。难怪科研如此高产,评职称跟坐火箭一样。

最搞笑的是,老师们还窝里斗,一开学就私下联系抢学生,弄得最后有老师一个学生都没有。一开始以为他想培养你,内心激动得要死,其实不过是想使役你。

今天的学术界跟贩毒团伙差不多

教授们为了论文表发和课题经费奔波。而师命难违的学生,往往沦为教授的廉价劳动力。

毕业于国内Top2 高校的研究生小雪表示,导师为了自己发文章费劲心思压榨学生。他自己一篇文章要憋好几年,就逼得好多同学延期毕业,充当劳动力,为他的论文服务。但是同学们拿个第五第六作者,根本没有啥用。自己的研究生还有区别对待。只有顺眼的,才给一些好的课题,否则什么都没有。为此,很多同学即便看不惯,也不得不去“争宠“。

科技的进步也让导师的控制手段花样翻新。一些理工科导师在实验室安装了打卡机,要求研究生每天上下班必须打卡。一名研究生将其所在实验室工作时间称为“7-11”模式——即每天工作11小时,每周工作7天,春节和暑假也只能休息一周,工作时长超过了大部分上班族。

许多实验室,导师不但要求学生打卡上班,还要求学生如奴仆一般,处理他们的生活杂事。2018年3月,研究生杨德宝自杀身亡。其姐姐在网上批露,导师王攀大量占用陶崇园的学习乃至个人生活时间去给自己做家务事,并让陶叫他“爸爸”。

2018年1月,不堪导师重压自杀的博士杨宝德,需要帮导师浇花、打扫办公室、拎包、拿水、去停车场接她、陪她逛超市、陪她去家中装窗帘等。导师不但要求学生半夜12点前随时待命,还经常在十点之后找学生聊各种与学术无关的琐事。

2014年厦大教授吴春明性骚扰事件轰动一时。考据被吴春明性骚扰的女生“青春大篷车”在媒体采访中指出,吴春明在厦大考古专业可以说是学术垄断,所有年青教师、学生都必须听命于他。他还是学刊《南方文物》杂志“民族考古”专栏的主持人,发稿不发稿他起到很关键的作用。吴春明作为一方学阀可以说完全掌握了学生的生杀大权。作为其学生的“青春大篷车”就是在“发表压力”和“学术权威”的双重不平等下面成为了吴春明嘴里的猎物。

教授抄袭、学术不端、性侵、奴役学生。近年来,这些关于高等教育界的丑闻层出不穷。看似圣洁的最高学府,早已成了学阀割据,藏污纳垢之地。

然而在学校里处于弱势的学生,被导师压迫以后没有任何申诉的渠道。导师始终掌握着学生毕业的生杀大权。你的“老板”就是你最重要的科研指导人、考评者和补贴来源,而师门则直接影响到未来的就业机会。许多学生为了自己的前途,只能选择忍气吞声熬到毕业,独自面对大大小小的折磨。要么,只能忍痛退出自己感兴趣的学术之路。

Alexandre Afonso(英国国王学院政治经济学系比较政治学讲师)将当下的学术体制戏称为“贩毒团伙”。在贩毒团伙里,收入分配是极度由上端向下倾斜的,而底层的街头毒贩挣得甚至比麦当劳都少,还面临着被枪击、落入大牢或被比你位高阶的人痛打的风险。为什么这样的活儿还有人干,而不直接去麦当劳?因为只要隐忍负重,爬到顶端就可以拥有无尽的财富和名声。

随着不断有新的底层研究生进学习而且愿意(不得不)被剥削,学术大佬们才能有越来越多的成果,名利双收,而不用将他们的财富分配给学生。顶层大佬的风光和权力,很大程度上就是以牺牲大多数人为代价。

作为老师,他们拿着纳税人的钱,不仅学术造假,还奴役学生给自己谋私利。作为教授,他们利用学生的尊重和恐惧,性侵学生,做尽禽兽之事。而这一切的温床,就是当下这个类似贩毒团伙的学术体制本身。

 

经济危机引发的大火,烧毁了万年的文明

(写在前面:巴西,又一个被新自由主义毁灭的国家。)

一场大火让整个巴西国家博物馆近乎全毁,而起火原因更令人愤怒。近几年,巴西右翼政府一直削减公共艺术文化设施的维护支出,导致博物馆的消防设施老旧失修。毫不客气地说,正是巴西资产阶级政府的贪婪与吝啬,直接造成了巴西历史文化的惨重损失。而这背后,右翼政府将经济危机转嫁给劳动群体,紧缩政策之下,巴西早已危机四伏。

2018年9月2日晚,位于首都里约热内卢的巴西国家博物馆突发大火,消防人员经过5个多小时才勉强控制住火势。整个博物馆几乎完全被毁,仅有10%的藏品得以幸存。

巴西国家博物馆成立于1818年,至今已有200年历史。馆藏有约2000万件文物,包括:至今为止发现的最古老的人类化石“露西亚”(距今约1.2万年)、记录拉丁美洲土著文化艺术的诸多珍稀文物,以及埃及木乃伊、太空陨石残骸,等等。

巴西国家博物馆火灾现场。图片来源:Left Voice

惋惜之余,令人愤怒的是,导致火势一发不可收拾的主因竟然是:离着火点最近的两个消防水栓在关键时刻出故障,放不了水。多年来,巴西右翼政府一直削减公共艺术文化设施的维护支出,导致博物馆的消防设施老旧失修。

数据显示,从2013年至2018年,巴西国家博物馆的预算分别为53.1万、42.7、25.7、41.5、34.6和5.4万雷亚尔,折合人民币(按2018年9月17日的汇率)分别为87.4万、70.3万、42.3万、68.3万、56.9万和8.9万。对于一个承载着巴西200多年历史记忆的、拥有2000万件藏品、占地6000多亩的世界级博物馆而言,这样的维护费预算用“杯水车薪”来形容绝不为过。

可以毫不客气地说,巴西资产阶级政府的贪婪与吝啬,直接造成了巴西历史文化的惨重损失。

经济危机是如何转嫁给劳动群体

这并非个案。自从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蔓延全球以来,欧洲、拉丁美洲的国家大都面临高失业率与通货紧缩并存的困境,而希腊、意大利、西班牙、阿根廷、委内瑞拉、巴西更是先后陷入债务危机的漩涡。

为了将经济危机转嫁给工人阶级等劳动群体,各国资产阶级绞尽脑汁编造出各种动人的故事,渲染“企业家精神”、“有恒产者有恒心”、“拒绝养懒汉(法国)”等虚伪的口号。

政治上,扶植法西斯主义团体,试图粉碎工人阶级的组织力量(例如美国2017年8月11日的“夏洛茨维尔事件”),强化国家机器的镇压职能,并利用工会的改良主义官僚层来管控工人运动的势头。

经济上,大力推行紧缩性财政与私有化政策,包括在劳动力市场推行灵活用工,增加法定工作日(例如奥地利塞巴斯蒂安·库尔茨的右翼政府要求工人每日工作12小时,每周工作60小时以上),推行延迟退休,将正式合同工贬斥为临时工或劳务派遣工,大量裁减公共部门雇员等等。

公共支出方面,一边哭穷喊穷要大幅削减甚至立法冻结对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社区基建等民生领域的财政投入,一边巧立各种名目为本国的大企业和国外资本减税免税。

在这点上,巴西资产阶级也不甘为人后。从卢拉政府到迪塞尔政府,再到2016年以弹劾式政变上台的特梅尔政府,巴西右翼对工人阶级发动了一揽子攻击——包括冻结教育与医疗的公共预算,破坏劳工权利立法,推动将导致数百万巴西人失去养老金福利的社保改革。

近几年巴西国内失业率(单位:%)。图片来源:Trading Economics

巴西左翼媒体Esquerda Diario(隶属于拉丁美洲的一个左翼新闻网络LID)的记者Jean Ilg写道:“这个靠政变粉墨登场的特梅尔政府,企图让巴西沦为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社会。所以,它将我们的石油资源奉送给外国资本家,削减我们的科学与教育开支,毁灭了我们巴西人200多年的历史记忆,它要推行无限制的劳务派遣与灵活用工来奴役我们工人阶级。正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我们被迫亲眼目睹我们巴西人的历史与文化烙印在大火中毁于一旦。”

劳工党、工会官僚和资本家的暧昧关系

巴西的前执政党劳工党充其量只是改良主义政党。前总统卢拉曾是工会领袖,在反对军政府独裁的1979—1980年金属工人罢工运动中上位。

当时,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工人政权开始萌芽,军政府的统治濒临覆灭。作为地方工会的领导,卢拉却阴谋压制工会内部的民主自组织倾向,打击工运势头。他并未带领工人为推翻独裁政权作斗争,而是选择与之谈判,这种改良主义性质的阶级合作战略成为了他以后组建的劳工党的主要路线。

2002年,卢拉以巴西劳工党候选人的身份当选总统,并与大资本及右翼势力结盟。卢拉政府的政策重心在于通过放松市场管制、降息、大幅度税收优惠、扩大劳务派遣比例等新自由主义政策吸引资本投资。与此同时,为笼络人心,卢拉政府还为巴西的贫困群体提供基本生活保障(所谓的“零饥饿计划”),这种“胡萝卜加大棒”的伪善政策,让巴西的穷困人口对卢拉政府抱有幻想。

在工会政策上,劳工党政府通过巴西最大的工会“劳工统一中心”(简称CUT,于1983年由卢拉参与组建)、通过工会的保守官僚层把持着当时巴西工运的领导权,确保工人的组织斗争不会严重妨碍新自由主义紧缩性政策的实施。这些工会官僚甚至与资本家和商会勾结在一起。劳工党、工会官僚和资本家的暧昧关系在特梅尔(他曾任巴西民主运动党党魁)政府上台执政亦依然如此。

2017年6月30日,巴西爆发了反对特梅尔政府改革的总罢工,包括里约热内卢、圣保罗市、萨尔瓦多、阿雷格里港市、大坎皮纳、纳塔尔等地都有工人组织起纠察队并上街活动。但是工会官僚却首鼠两端,一方面,他们曾拼命拖延发动总罢工的时间,企图藉此消磨工人的斗争热情;而在总罢工发动后,有些工会领导还发表声明攻击罢工。

无法避免的内爆:新自由主义与巴西的危机

特梅尔政府在通过弹劾式的政变将迪尔玛赶走从而上台执政后,照样与大资本结成统治联盟,不遗余力地推行新自由主义紧缩性政策。

在养老金制度上,特梅尔政府搞延迟退休政策,规定工人要比以往多工作10年时间方可退休,而要想领取全额的养老金则必须比以往多工作平均17年时间;在劳动权益上,特梅尔政府立法加强劳动力市场的弹性化,放松企业主裁员降成本的法律限制,还试图将法定工作日恢复到19世纪水平的12小时工作日;为了填补外债窟窿,特梅尔政府坚持前任的公共部门私有化政策。在公共支出上,推行所谓PEC241和PEC55法案,将公共教育与医疗卫生支出冻结在现有水平上,并维持20年不变,这足以影响整整一代巴西劳动群众的生计。

以教育投入为例,除了冻结财政支出水平,特梅尔政府还推行了名为MP746的紧缩政策。MP746要求裁减高校的哲学、社会科学、艺术、体育课和外语等课程,同时要放松教师任职的资格证要求。这一政策逻辑,一方面企图减少所谓“无用的学科”的聘用成本,另一方面降低高校老师的准入门槛,加强教室内部的就业竞争。

巴西公立学校广受批评的建筑物老旧残破、课室拥挤和教学资源短缺等现象持续恶化。在巴西米纳斯吉拉斯联邦大学,教学楼经常在大雨天受到洪水侵袭,午餐供应跟不上,学校只能给学生提供饼干充饥。

巴西凯鲁市的一位叫阿瑞尔·山德斯的学生讲述了他的经历:“当我姐姐想考大学时,我家里人告诉她‘大学不是我们这些穷人能呆的地方’。我本人则立志要当一名好的医生,但学校和政府官员都有对我说:‘阿瑞尔,你不要想太多,你连做梦的资格都没有。’我读的学校已经有一个月没有开数学课了,因为它连一位数学老师都请不起。我又怎么可能有条件去到实验室学习呢?我现在明白我的家里人是对的:我们的政府明摆着是要说‘大学不是你们这些穷鬼能呆的地方’。”

可笑的是,巴西政府一面喊穷,另一方面则又大力筹办当年的里约奥运会:大兴土木建造奥运场馆,增加警备力量,为支持奥运工作的巴西电力公司提供8500万雷亚尔(折合美元2000万)的补贴,声言要办成一场创新型的、友好的奥运。

在2016年4月,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爆发教师讨要欠薪的罢工,并得到当地学生的行动支援;在同年11月初,巴西多地爆发学生与教师占领高校运动,当时共有1000多所学校被占领。学生们反对特梅尔政府的紧缩性政策,并要求他马上下台。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占领运动中的师生还要求废除名为Escola sem Partido的言论管制政策。这项政策禁止教师在课堂内外对学生进行所谓“意识形态的骚扰”,其实质是为了禁止左翼思想在高校中的传播,鼓动 “有巴西特色的小粉红”体质的家长与学生主动向当局举报揭发有左翼立场的老师。但事与愿违,学生们反而站在老师的一边争取公正与权益。

巴西群众抗议特梅尔政府的紧缩政策。图片来源:Left Voice
危机之中,没有哪国的工人阶级处境会是例外

特梅尔政府的紧缩性政策,正是要将巴西经济衰退危机的代价转嫁给巴西劳动群众,因此在公共部门、私营部门和青年学生群体当中都激起了剧烈反抗。

除了上文提到的事件,还有多起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爆发。例如在2017年4月28日还有另外一场总罢工发生:来自运输部门、制造业、学校老师(既有公立,也有私立学校的)、医生、出租车司机等劳动者群体都参与其中,斗争矛头直指特梅尔政府的养老金制度改革;在今年1月爆发了圣保罗市地铁工人反对私有化(伴随着蛮横的裁员举措)的罢工;在5月爆发了卡车司机的全国性罢工。

在一些罢工运动当中,还牵涉到种族平等运动。由于特梅尔政府的统治基础是白人资本家等右翼势力,他们大力鼓吹种族主义思想,压榨黑人工人。巴西目前约有1200万名劳务派遣工,其中大多数为黑人,尤其是黑人妇女。说是当年美洲大庄园奴隶制的翻版也不为过。

有位叫卡卡乌的巴西公立学校教师指出:“要想打赢这场反紧缩性政策的斗争,我们必须团结起正式合同工和劳务派遣工,团结起黑人劳动者和白人劳动者。我们要有一个反资本主义和反种族主义的革命纲领!”

正如前文所提及,发生在巴西的这些新自由主义紧缩性政策和劳动群众的反抗,几乎是每一周乃至每一天都在全球各地发生——没有哪国的工人阶级的处境会是例外,自我安慰丝毫改变不了被剥削被奴役的现实。

巴西的资产阶级并不孤独。虽然表面上与其他国家的大资产阶级有利益冲突,但在清洗劳动群众特别是工人阶级革命力量的立场上,它们相当一致。不仅如此,他们还要利用种族、民族、性别、年龄、宗教等问题破坏国内外工人阶级的团结。因为它们清楚,一旦工人阶级实现了国际主义的联合行动,将会是资本主义的末日。

一位叫维多利亚·巴罗斯的巴西贫困家庭的大学生,在里约的国家博物馆失火后写下的评论:“对于我们穷人来说,最珍贵的博物馆被大火吞没了!对许多穷苦孩子而言,这是我们少有的了解历史文化的好机会。因为公立学校还是会组织我们去博物馆参观的。像我这种来自贫民窟的孩子,并没有多少机会去其他博物馆学习,单纯是在城市里坐车穿梭就要花不少交通费。走进里约博物馆是一种很舒坦的享受。如今数以百万计的穷人子弟没有机会再去了解我们过去的历史了,也没有什么机会去体会什么叫‘扎根历史,畅想未来’。”

大火后,巴西群众在博物馆外相互抱头痛哭。图片来源:Left Voice

维多利亚·巴罗斯在评论最后写:“而这种悲剧之所以发生,全都是因为我们巴西的统治者只会将我们的血汗钱用来补贴那些反动的司法官员的薪水、用来偿还外国大财团的借贷,却不会花钱投入到我们的教育上,如今,还要让我们的历史文化记忆被一把火烧走!”

www.ngocn.net/news/2018-10-16-0f885c5b4c052e21.html

资本主义下的私有化教育

學生自殺、學債與貧窮

丽芬 社会主义行动

 

“状元”丶”尖子”等字眼,每缝七月考试放榜都会遍布报章头条,彷佛正在告诉我们这些”菁英”的出类拔萃就是未来社会的典范。灌输式教育制度生产这一小撮”菁英”,同时也制造了为人垢病的学习文化。学生创意思维被扼杀,学习态度往往被动,变成考试机械。香港商业化和私有化的教育制度令学生面对重重考试功课压力丶债务缠身,”精英教育”和巿场主导排除学习能力和经济能力较低的学生,扭曲平等教育的原意。资本主义制度令社会裹足不前,学生在这制度下成为牺牲品。

巿场化与学生自杀率飙升

香港青年协会最近访问了3,000多名中学生及大专生,发现有超过一半人有抑郁的情绪问题,平均每9.3日就有一宗青年自杀个案。政府自2004年开始推行TSA系统评估,社会一直存在极大反对声音,家长指TSA令学生不停操练试题和加大考试压力,有研究更显示因此而造成的幼稚园丶小学和中学生每周平均学习时数增至62小时。

林郑政府漠视社会反对TSA的声音,重推小三TSA考试,目的是利用高压考试制度将学生分成不同阶级,并且迫使学生在课外参与私人补习,促进每年数十亿元的补习市场获利。

教育开支不足

香港拥有庞大盈馀,但是投放在教育上却非常吝啬,教育占政府的总开支由2008年的24.7%下跌至现时的17.8%。教育占本地GDP的比率上更是只有可怜的3.3-3.4%,对比起英国和芬兰等欧洲国家的5.4-7%,香港教育只能与危地马拉丶毛里裘斯等国家齐名。

每年大学的资助学位只有15,000个,只是报考人数的一半,令未符合条件入读资助学士学位的学生”被迫”走向自资院校市场,承受昂贵的学费,经济能力有限的学生只能借贷求学。但从各大专院校的财政报告显示它们每年盈利达数亿元以上,根本与”学店”无异。教育质素远高於香港的国家如芬兰丶德国都提供免费教育,实行小班教学,其他欧洲国家如瑞典丶丹麦的大学教育也是全免学费。这都能提高教育质素,并保障每名学生享有接受教育的权利。

中小学教育私有化

除传统资助学校外,政府实行另有一种名为直接资助计划(直资)予私立学校发展,直资学校现时在港共有61间。过去数十年,传统名校纷纷转为直资,觊觎其可享有收生和索取学费等自由。直资学校每年学费可由9,000元至超越100,000,这根本完全脱离一般基层家庭可以负担的水平。可见私有化的教育制度扭曲平等教育的原意,变相教育成为富裕家庭才可承担的权利。

“国际学校”数目上升

去年,”国际学校”数目达到51间,当中有15间收录本地学生数目多於政府规定的三成上限,更有学校的本地收生占总学生的七成以上,这教人质疑”国际学校”的定义。”国际学校”的本地学生比例上升,这与”国际学校”有更大的教学自主权和不用跟随本地学校严苛的教育制度有关,但”国际学校”学费却绝非一般家庭可以承担,能入读的学生非富则贵。而政府一方面向外宣称本地学生数目不断减少而合理化其”杀校”政策,但却不愿推行小班教学。

香港政府实行新自由主义,大力削减公共教育开支,为大财团的私有化和巿场化铺平道路,基层巿民接受教育的权利被剥夺,自然制造跨代贫穷,学生自杀数字飙升等社会危机。社会主义者认为只有透过群众抗争,反对教育私有化及商品化,要求取消所有学债,将教育全面公共化,大幅增加教育资源,让所有学生免费读书。

http://chinaworker.info/cn/2018/09/29/18773/

公益人,怎么就变成营销官了?

导语:公益市场化不仅将公民身份降格为消费者,公民参与社会议题的内涵与结构性反思也被极大地斧斫。公益市场化最大悖缪就是,面对源于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所产生的社会疾苦,社会组织却只能接受商业殖民或与权力媾和,而仅仅起到改良的作用。

消费的兴起是公民的堕落,越是有技术的消费者,越是愚蠢的公民。——齐格蒙特·鲍曼

平台化的公益捐款成了冷漠的买买买? 

腾讯公益基金会发起的99公益日刚刚落下帷幕。许多99公益日的捐赠者形容自己捐赠的过程就像在淘宝上买买买,唯一不同的是“付款后”,并不会收到快递。

99公益日至今已经持续四年,无论是公众捐款与参与、企业捐款、在公益行业的影响力都逐年增长。同时,互联网公司的产品逻辑,也凭借其资本力量植入到公益领域。而腾讯,已然成为公益市场化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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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99公益日的公众捐款总额与去年基本持平,而捐款人次较2017年增加50%。也就是说,99公益日为更多人所了解,但人均捐款的减少。图片来源:微信公众号 公益资本论

注意力刺激、饥饿营销、制造紧迫感拼抢配捐,就像是拼抢优惠卷一样……运营的手法上,99公益日的与双十一狂欢节并无二致。素材的呈现上,99公益日制造了一种消费他者苦难叙事的巨大景观堆叠:社会疾苦被扁平化地投射为荧幕上的消费景观,环境污染的创伤,留守儿童/流动儿童通红淳朴的笑颜,人们被诱导着认为,消费这些公益商品,就能减少这个社会的苦难。

就算是作为筹款主体的一线服务者也感到被戏弄了。2017年的99公益募捐活动,许多社会组织一线服务者本能地感受到侮辱与宰制:“今年对腾讯99的好感与期待明显不如往年……配捐结果太意外,我们马上决定中止、放弃……感觉被玩弄了”。( 详见《99公益日:公益人有话讲》)今年,除去那些对腾讯失望而放弃参与的机构,腾讯设置的复杂的游戏规则占去了一线行动者们大量的工作时间,但最终的筹款效果却不如人意。

讽刺的是,近几年99公益日筹款总额排行榜前排基本都是大资本或官方背景的基金会,而不少扎根基层,关注性别、劳工、残障等议题的草根行动者反而因为文化和社会资本的不足而筹款艰难,2018年99公益期间,两个以“反性骚扰”为主题的筹款项目被平台方下架。

是的,实际筹款过程中,能否雇佣专业的传播官员做出精美的文案影像来打动消费者,能否设计策划专业的营销方案、邀请明星大V来扩大传播力,或能够调用足够多的“熟人”社群,以及是否在官方划定的敏感线以上,都决定了其最终的筹款能力——而以上的一切,却和公益行动本身对接的社会议题、社会群体并没有多大的关系。

这是一场消费式的公益狂欢。在公益市场化或产品化的叙述中:公益活动被转化为一种商业模式,强调效率,并量化成本收益。社会组织被迫加入商品-生产-消费的市场逻辑,即:社会组织的公益项目被设计、包装、上架、推广,最终出售给捐赠者。

公益实践,根本上是要站在弱势群体立场,在具体的社会条件下改善人的处境,对多样可能性个体的体恤与善待。实践来源于一线行动者的社会互动经验,从具体的生命经验和困惑出发,用自己的经验理解别人的经验,用别人的经验想象自己另一种生活的可能。

而互联网产品逻辑却天生反公益之道而行之。它把人作为用户,作为可操作的对象,成为单向度的由有限个参数定义的用户群体画像,琢磨其痛点痒点,榨取欲望,收割流量,忽视个体在具体社会关系中的困境。

最终,99公益日在社交媒体上创制了一种迷人/吊诡的后人类数码景观。供应商(社会组织)要将社会疾苦打包转化为可识别的文件格式上传到唯一的垄断平台,成为其流量的一部分,用户(捐助人)的操作不断被腾讯捕捉与挖掘。而他者的苦难横亘于冰冷屏幕之中,人们目睹资本算法推送到面前的精美公益宣传,却与贫苦大众的真实境遇渐行渐远。

商业精英掌握了公益,社会矛盾就会“被消失” 

如果说,社会组织是生产者,公益项目是产品(消费品),捐赠人(企业、政府部门、市民…)是消费者,那么底层所承受的社会疾苦就是用于制造“公益产品”的原材料。在平台资本开始进军公益圈之后,在地的社会组织显然成为了社会疾苦的搬运工——为了满足企业社会责任CSR、政府主导的社会治理、市民公益消费等等“消费方”的需求,他们开发、包装社会苦难,将之变为符合市场口味的商品。

不知不觉中,对社会问题的关注被边缘化,更快的中介、更高的销量、更好的顾客评价却重要起来。公益市场化置换了公益组织真正的服务对象,即由面向被压迫者服务,转而为向付费者负责。同时,严肃的公共议题被消解了,有关社会正义的诉求被转化为技术官僚与管理官僚可以解决的、自上而下的治理问题。

而被忽略的是,现代社会中日常生活的种种苦难其实来源于诸多权力关系下的经济与政治结构。2018年1月22日,国际扶贫发展机构乐施会的最新报告《请回报劳动,不要酬谢财富》指出:全球贫富差距正在加速扩大。2017年,全球所创造的财富总值中,高达82%流向了顶层1% 的人口,而全球财富底层50%人口的财富却几乎颗粒无收。危险的是,正是那些工资低廉、人数庞大的劳动者们支撑起了少数富豪的巨额财富。妇女们从事着最糟糕的工作,而超级富豪几乎全为男性。正是大公司在资本积累过程,把诸如劳动剥削与资源环境破坏的问题转嫁给整个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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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绿色和平贫困报告

而NGO的主要社会工作议题,如流动儿童、留守儿童、农村孤寡老人、环境污染等不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么?正是资本制造了空间、地理上的不平衡,把个体从原来的社会土壤中连根拔起,驱逐到城市出卖劳动力。资本主义文明不断强化空间发展的不平衡的,用以维持其利润来源——资本主义核心地区剥削外围地区,发达国家剥削发展中国家,城市剥削乡村,优势产业剥削基础产业……只要根植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社会疾苦就会源源不断的生产出来,即使局部个案获得了关注,底层的社会苦难不会从根本上得到改善。然而,精美的公益传播作品却往往对那些问题的根源只字不提。

而景观化、市场化的明星慈善机制成为压迫性结构的减压阀与润滑剂,并巩固着少数富人主导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索罗斯、比尔·盖茨等超级富豪就宣称,将自己的财产捐赠给慈善事业。2010年,比尔·盖茨发起了一项慈善活动——“捐赠承诺”(Giving Pledge),这项运动以全球亿万富豪为目标群体,鼓励他们捐出大部分财富。夸张的个人财富带来了夸张的捐赠,经媒体报道,这些超级富豪的道德光环异常耀眼。

而明星慈善话语本身就是为自身服务的,目的往往是为了积累明星企业家的声望与企业利益。相关研究表明,企业拿出总利润一部分进行慈善事业与宣传能大幅提高消费者对其产品的好感,其本质上是一种品牌营销。

真正的行动者面临被商业收编的命运 

值得注意的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也不是企业“良心发现”的结果,而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 在政府未能有效监管大公司的背景下,媒体、NGO、受害人团体和工会这些社会力量针对“血汗工厂”斥责、抗议,不断倒逼跨国企业,令其承担责任的结果。1984年,印度博帕尔联合碳化物化工厂发生爆炸,造成约2.5万人死亡。波士顿大学管理学教授詹姆斯·波斯特(James Post)说,灾难发生后,“全球化学工业认识到,在公众对工业安全标准缺乏信心的情况下,要获得经营许可证几乎是不可能的。化学制造商协会( CMA )通过了一项行为准则,对产品管理、披露和社区参与都制定了新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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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博帕尔事故发生30年,未获得赔偿的受害者举行抗议。

到了90年代中期,企业社会责任运动逐渐形成。许多跨国企业如Nike(耐克)、Adidas(阿迪达斯)、沃尔玛、麦当劳等为了避免品牌形象受影响,不得不采取拿出资金,改善工人待遇、生产流程等等。不过近年来,明星慈善模式盛行,企业家、演艺明星、新闻记者等诸多跨界精英凭借自己拥有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摇身一变,成为创业梦想导师、公益合伙人、青年领袖。籍由其掌握的媒介权力,一种精英式的意识形态塑造了大众对公益的认知,而真正的社会矛盾被那些披上了真善美袈裟的资本权力精英掩盖起来。

这样的风潮也渗透到了年轻人中。如今,许多年轻人加入了短期志愿服务或者大型国际NGO实习,但其中不少人却对底层社会经验、批判性的公共讨论一无所知。实际上,他们参与公益实习往往成为其留学申请的镀金手段——借由公益项目,一群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化身为富有社会责任感的青年领袖,为他们日后成为政商学媒界的权力精英做准备。

当今,社会创新、社会创业、社会设计等等时髦华丽的公益话语不断翻新,意图与草根NGO与一线社会服务划清界限,但极少有公众注意到,这些话语是去政治化的,它们遮蔽了真实的议题,消解了改变社会结构的诉求,是一种伪装的“行动主义”。

去年冬天的北京,我在一家高档酒店的慈善晚宴现场打杂,慈善晚宴的贵宾通过VR眼镜观看大凉山/肯尼亚贫困人口的生活,这场景彷佛《景观社会》的封面,那个冬天,还有一场大火,我永远无法忘记。

NGO行动,如何突破商业的围剿? 

资本权力对公益的殖民,不仅改造公益行业资源配置,生产机制,更制造了一种臣服于资本的意识形态,即市场化的慈善公益话语成为NGO场域的霸权意识形态。

背后,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影响不可忽视。社会学家布迪厄指出,新自由主义之下,公共服务形式正在从集体福利到针对个体的救济方式转变,这意味着直接针对分配结构的政策正在转化为简单地纠正社会风险个案,加上工会衰弱、组织群体弱化等原因,具有动员潜力的民众变成了由碎片化的、孤立的穷人组成的、充满异质性的乌合之众,用官方说法,即弱势群体。因此,NGO发展的思路要重新破题,不得不将受压迫者的重新联结提上日程。

面对NGO行业今天的诸多困境,不得不重新审视中国妇联举办的95世界妇女大会之后那段被遮蔽的历史。当时,国际NGO进入所倡导的参与式发展理念,促进了中国现代公益行业的萌芽,这段实践经验也启发着今天NGO理念的另类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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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召开。图片来源:网易新闻

所谓的“参与式发展”,是指二战以后,伴随着“国际援助项目”的兴起,国际NGO成为了国际援助项目的主要执行方而登上国际政治舞台,同时伴随着国际援助项目和国际NGO工作的推进,“发展”这个概念作为国际援助的目标、国际NGO工作的总议程而成为主流叙事。但是,随着国际NGO工作的推进,许多困难、挑战、障碍和不足都显现了出来。

在马克思主义学者葛兰西关于“有机知识分子”的论述和反科学主义流派学者费耶阿本德对于“知识和文化多元论”的论述影响下,在拉丁美洲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的斗争实践中,由缪尔达尔在《亚洲的戏剧》、舒马赫在《小的便是好的》、弗里埃在《受压迫者教育学》等一系列著作的深入讨论的启发下,强调反对外来专家干预、否思社会现象的规律性和客观性、强调尊重本土知识和强调多元价值-文化视角的工作理念开始进入到NGO的实践中。并最终在Norman Long和Robert Chambers等一大批发展学家的系统梳理下,成为一整套关于NGO应该如何尊重本地知识、如何发掘本地经验、如何觉察外来专家和本地村民之间的权力关系、如何基于本地人真实意愿开展在地工作的范式。(刘滔,2017)

现代发展理论强调的是尊重差异、平等协商,在外来者的协助下,通过社区成员积极主动的广泛参与,实现社区可持续的有效益的发展,使社区人员能够共享发展的成果。其关键在于,激起社区和社群自身的动力、愿景和行动自信。

只有当社区与社区成员参与发展项目的计划决策过程,被授权管理和控制他们自己的资源和未来时,平等发展才有可能实现。本地人不仅是研究的对象,而应是研究工作各个阶段的参与者、是自己的信息的生产者和主人。如此,才能够保证那些已经在第一次与第二次分配中被剥夺的人,免于在那些带着假面的“第三次分配”中再次受到伤害。

参考文献:

布迪厄,《反思社会学导引》

鲍曼,《工作,消费,新穷人》

格奥尔格·卢卡奇 ,《历史与阶级意识》

张和清,《社会转型与社区为本的社会工作》

http://gwww.tagtic.cn/tech/29440651/“两光之争”的背后: 公益事业、资本主义和意识形态|文化纵横

http://www.chinadevelopmentbrief.org.cn/news-20271.html从“参与式发展”到“公益市场化”:中国NGO场域的范式转移

https://mp.weixin.qq.com/s/gMRoCCHZRXoAv2o9ItevYg99公益日:公益人有话讲 | 公益反思专栏

https://36kr.com/p/5139328.html打着慈善的名号,扎克伯格等富豪们正在疯狂赚钱

https://user.guancha.cn/main/content?id=40629&s=fwtjgzwz

A Blueprint for Universal Childhood(一份普世童年的蓝图)

Children deserve to spend their days in the company of peers, having fun, and discovering the world with the help of loving, well-compensated adults.

小孩们应该在同伴的陪伴下度过他们的日子,享受乐趣,并在充满爱心的,被好好补偿的成年人的帮助下探索这个世界。

In September 2017, feeling the first twinges of labor, I walked beyond the ten-block radius my ob-gyn had prescribed me, defying her bed-rest orders for one reason: to tour day-care centers and get my unborn kid on as many wait lists as possible.
2017年9月,感受到了第一批劳动力的痛苦,我走出了我的妇科医生给我规定的十寸半径,因为一个原因违抗了她的卧床休息命令:去日间护理中心,让我未出生的孩子出现在尽可能多的等待名单上。I knew I had to take the risk only because I’d worked for three years on youth and family programs at a high-quality New York nonprofit.

我知道我必须承担风险,这只是因为我在一个高质量的纽约非营利组织为青年和家庭项目工作了三年。

When I’d started in 2012, our preschool had a two-year wait list. By the time I left, the wait list had swelled to almost four years, which meant that most children who had been added to the list never got into the program. We had at least twenty applications for children in utero, and two for children who hadn’t yet been conceived. Sometimes mothers mentioned to me that they’d miscarried, but would like to keep their application open, and did in fact conceive again before receiving an offer of admission. One baby died while on the list.

当我在2012年开始时,我们的幼儿园有两年的等待名单。 当我离开时,等待名单已经膨胀到将近四年,这意味着大多数已被添加到列表中的小孩从未进入该项目。我们在至少有20份还在子宫内的儿童的申请,还有2份尚未怀孕的儿童的申请。有时母亲向我提到他们已经流产,但是希望保持他们的申请公开,并且在收到录取通知之前确实再次怀孕。 一名婴儿在名单上的时候死了。

My program was unusual in that it featured a first-come/first-serve “need blind” admissions process and substantial tuition assistance to families who could prove that they needed it — but its $37,000 a year price tag was all too typical for American childcare.

我的项目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它以先到先得的“支付能力无关”的入学流程为特色,并为能够证明自己需要服务的家庭提供大量学费援助—但每年37,000美元的价格标签对美国儿童抚养来说太典型了。

For the Church, life begins at the moment of conception. For an American baby, life starts much sooner — the moment a parent (almost always a mother) begins to think about how and when she can afford to have a child, and who will care for the child when she returns to work, as the vast majority of parents must do. If she has been in the same job for a year and worked at least 1,250 hours for an employer who also happens to employ at least fifty people within a seventy-five-mile radius of her workplace, then she will be eligible for twelve weeks of unpaid time off and continuation of health benefits under the Family Medical Leave Act (FMLA). She may be able to extend that slightly further with unused sick time — assuming she has any.

对于教会来说,生命始于受孕的那一刻。 对于一个美国婴儿来说,生命开始得更早—在父母(几乎总是母亲)开始思考如何以及何时能够生育小孩,以及在她重返工作岗位时谁将照顾小孩, 绝大多数父母必须这样做。如果她在同一份工作中工作了一年,并且至少为在工作场所七十五英里范围内雇用至少五十人的雇主工作了至少1,250小时,那么她将有资格在家庭医疗休假法(FMLA)下获得十二周的无薪休假和继续享受健康福利。她可能会用未使用的病假稍微延长一点—假设她有。

FMLA is an accommodating piece of legislation passed during the labor-punishing Clinton era, which applies to a little over half of US workers. It was the Democrats’ polite throat-clearing sigh, a gentle nudge in the general direction of our bosses, asking “Please sir, can I have my job back after taking care of my dying daughter?” when working families needed a paid family leave program comparable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s, and a universal, federally funded childcare program. Since 1985, the majority of mothers of preschool children have participated in the workforce, and in the thirty years since, unprecedented growth in wealth inequality has transformed an urgent need into a moral and economic crisis. Now, as Baby Boomers age and a smaller percentage of the population has young children, there are fewer adult advocates for their needs.

FMLA是惩罚劳工的克劳顿时代通过的一项适应性立法,适用于美国一半以上的工人。这是民主党人礼貌的清醒叹息,在我们老板的大方向上轻轻推动,问道:“先生,在照顾我快要死去的女儿之后,我可以找回工作吗?” 当工人家庭需要带薪的家庭假时,这能与世界其他地区相当的计划,以及由联邦政府资助的全球儿童保育计划相提并论。自1985年以来,大多数学龄前儿童的母亲都进入了劳动力队伍,在此后的三十年里,财富不平等的空前增长将迫切的需求转变为道德和经济危机。 现在,随着婴儿潮一代的长大,拥有小孩的人数比例越来越低,成年人的需求也越来越少。

There is no reason we can’t have nationally subsidized, paid parental leave and childcare today. At present, public spending o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care in the United States represents less than 0.5 percent of GDP, less than any OECD country besides Croatia, Latvia, and Turkey.我们没有理由今天不能享受全国性的补贴,带薪育儿假和儿童照料服务。目前,美国的儿童早期教育和护理方面的公共支出不到GDP的0.5%,低于除了克罗地亚,拉脱维亚和土耳其以外的任何OCED国家。

At the time of its bipartisan passage in 1993, the Chamber of Commerce warned that FMLA set a “dangerous precedent,” and John Boehner muttered something about “the light of freedom growing dimmer,” but twenty-five years later, a vast majority of employers report that complying with FMLA is easy and has had a positive or neutral effect on their workplaces. It is the sole non-means-tested federal provision for American families in the first few weeks of their children’s lives. Still, the burden is on parents to obtain doctor’s notes and coordinate it — and even it can hardly be called universal.

在1993年两党通过法案时,商人联合会警告说,FMLA设置了一个“危险的先例”,John Boehner嘀咕着“自由之光越来越暗淡”,但二十五年后,绝大多数雇主报告说遵守FMLA很容易,并且对他们的工作场所产生了积极或中立的影响。在小孩生命的最初几周内,这是美国家庭唯一的免入息审查的联邦供给。尽管如此,父母仍有责任获得医生的记录并进行协调 —甚至它也很难被称为普遍的。

Employers approve, but how has it turned out for families? Many of those who are eligible can’t actually afford to take it. A full quarter of American mothers return to work less than two weeks after giving birth. Marissa Mayer aside, those who return soonest are most likely to be working class. Mothers who do not have housekeepers or nannies are constrained in their parenting choices, such as whether and how to breastfeed, and are more susceptible to depression.

雇主接受了,但对于家庭来说结果如何呢? 许多有资格的人实际上无法负担得起。四分之一的美国母亲在分娩后不到两周就重返工作岗位。除了Marissa Mayer,那些最快回来的人最有可能是工人阶级。没有管家或保姆的母亲在育儿选择方面受到限制,例如是否以及如何进行母乳喂养,以及更容易患上抑郁症。

One factory worker described breaking down in tears of exhaustion while pumping in a parking lot after a twelve-hour shift. The cheerful slogan “breast is best” is more likely to produce heart pangs than an eye-roll in the 88 percent of women who have no paid time off.

一名工厂工人描述了在十二小时轮班后在停车场抽水时,在精疲力竭中崩溃了。在88%没有带薪休假的女性中,令人振奋的口号“乳房是最好的”更容易产生的是心脏痛而不是吸引眼球。

Nurri Latef, an early childhood teacher who I spoke to about her experience returning to school when her son was two months old, says, “I hated it. I felt like I was leaving my child at such a critical bonding time for the two of us, and he was premature. He spent a month in the hospital, so … I was only at home for one month with Nasir before I had to jump back into toddler-teacher mode so I could keep a roof over our heads.” No parent in any job should have to feel this way, but there’s a unique cruelty to forcing women to leave their own children before they feel ready to take care of other people’s children.

Nurri Latef是一位幼儿教师,我和她讨论了她在她的儿子两个月大时回到了学校的经历,“我讨厌它。我觉得我要在我们两个人的关键时期离开我的孩子,这为时过早。他在医院度过了一个月,所以……在我不得不重新回到幼儿教师模式以保住头顶上的瓦片之前,我只在家里待了一个月。“无论做什么工作,没有哪个父母应该遭受这些,但是在她们准备好照顾别人的孩子之前强迫女性离开自己的孩子是一种独特的残忍。

Meanwhile, Apple and Google employees get eighteen weeks of paid leave and backup or on-site day care. Googlers are awarded $500 cash referred to as “Baby Bonding Bucks.” Of course, not every worker shares in the benefits even at these seemingly enlightened firms: tech companies often outsource security, food service, and janitorial work by hiring private contractors, who are not eligible. Overall, about a third of American workers in management and other professional jobs have paid parental leave, while just over 5 percent in service occupations do.

与此同时,Apple和Google的员工获得了18周的带薪休假和帮助或现场日托。Google员工被奖励500美元的现金,这被称为“Baby Bonding Bucks”。当然,并不是每个工人都能分享到这些看似开明的公司的福利:科技公司经常通过雇用私人承包商来外包安全,食品服务和清洁工作,这不容忽视。总的来说,大约三分之一的美国管理和其他专业工作者已经有了带薪育儿假,而服务职业只有5%左右。

Here’s how Julia Roitfeld, the daughter of the editor of French Vogue, describes impending motherhood: “It was like a detox — I ate healthy, I slept a lot, and I didn’t drink. All of my hormones were at the perfect levels. I was super-happy, and I really didn’t give a shit about work. Usually I’m so on top of work, but I was in a little cloud. But in August I thought, ‘Okay, I need to go back to work and start making a living again.’”

以下是French Vogue的编辑的女儿Julia Roitfeld如何描述即将到来的母亲生活:“这就像一个排毒—我吃得健康,我睡了很多,而且我没有喝酒。 我所有的荷尔蒙都处在完美的水平上。我非常高兴,我真的没有对工作嗤之以鼻。 通常我是在工作之上,但我在一点点阴云中。但在八月,我想,“好吧,我需要回去工作并重新开始谋生。“

How long can a parent stay in that “little cloud” and “not give a shit” about the cost of diapers, formula, and rent? That depends both on one’s class and nationality. Brazilian mothers get seventeen weeks of leave to take care of their little ones at their full salary; Canadian parental leave was recently extended from one year to eighteen months at about 55 percent pay; Russia offers mothers twenty-four weeks paid. I could go on. The United States, Papua New Guinea, and Lesotho are the only countries in the world that don’t guarantee all workers paid time off to care for a new child — here, parental leave is a luxury reserved for the rich.

如果父母在尿布,配方奶粉和租金的成本方面停留在“小小的阴云”和“什么都不给”,他们能维持多久? 这取决于一个人的阶级和国籍。 巴西母亲得到17周的假期,以全薪照顾他们的小孩; 加拿大育儿假最近从一年延长到十八个月,薪酬约为55%; 俄罗斯为母亲提供二十四周的报酬。我可以继续 。美国,巴布亚新几内亚和莱索托是世界上唯一不保证所有工人都有时间照顾新生儿的国家—在这里,育儿假是为富人保留的奢侈品。

At the same time we thrust new parents back into the labor market, we also insist that they comparison shop for childcare in a country with no national standards for quality, accessibility or safety. Nearly 11 million children, including over half of children below the age of one, spend an average of twenty-seven hours a week in some kind of childcare setting, yet the burden is on individual parents to assess the risks and benefits of a confusing, unaccountable, generally private system pieced together state by state for the care of our littlest and most vulnerable children. In essence, giving birth or adopting a child in America means you also take on the job of government regulator. It’s an impossible task, with occasionally tragic consequences.

与此同时,我们将新父母扔回劳动力市场,我们也坚持他们在一个没有国家级别的质量,可获得性或安全的标准的国家比较购买儿童照料服务。 近一千万儿童,包括超过一半的一岁以下儿童,平均每周在某种儿童照料环境中度过二十七小时,但让个体父母去负担评估风险和好处是令人迷惑的,不负责任的,通常是由国家将私人系统拼凑在一起来照顾我们最小的和最脆弱的小孩。本质上来说,在美国生育或收养小孩意味着你也要接手政府监管机构的工作。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偶尔会产生悲剧性的后果。

In 2013, a day-care worker in Mississippi handed a ten-week-old baby boy over to his father at pickup time without noticing that the child’s skin was blue and he was unresponsive. The father directed the staff to call 911 while he performed CPR — none of the staff knew how — and his son was finally rushed to the emergency room, where he died. After an investigation, the state concluded that the childcare center met all legal requirements for operation. It remains open.

2013年,密西西比州的一名日托工作人员在接送时间将一名10周大的男婴交给他的父亲,却没有注意到孩子的皮肤是蓝色的并且他没有反应。当父亲指示工作人员拨打911时,他进行CPR—没有一个工作人员知道如何做—他的儿子最后被送往急诊室,在那里他去世了。经过调查,该州得出结论,儿童照料中心符合所有法律要求。 它仍然开放。

In 2014, Kellie Rynn Martin suffocated at the age of three months in a day-care center run out of a middle-class suburban home in South Carolina, where her mother suspects she was put to sleep in a bassinet with a blanket or even another infant. When forensics searched the house, they found fourteen children playing “the quiet game” in the eighty-five-degree basement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the owner’s daughter. In an interview, Martin’s mother stressed that the day-care owner’s home had appeared clean and the owner appeared competent when she toured the program only a few weeks earlier.

2014年,Kellie Rynn Martin在南卡罗来纳州一个中产阶级郊区住宅中运营的一个日托中心里窒息了,在那里她的母亲怀疑她是被毯子包裹然后被丢在摇篮里或者甚至是和另一个婴儿一起。 当法医搜查这所房子时,他们发现有十四个小孩在主人的女儿的监视下,在八十五度(这是华氏温标,换算成摄氏温度是29.4度)的地下室玩“安静游戏”。 在一次采访中,Martin的母亲强调说日托所有者的房子看起来很干净,而且主人在几周前她参观这个项目时表现得很有竞争力。

On March 22, 2016, three infants died in three different unlicensed and illegally operating day-care programs in Connecticut, one from Sudden Infant Death Syndrome (SIDS), another from an overdose of Benadryl, and the third from a blunt injury to the head. One of the providers had had her license revoked by the state the previous year for failure to comply with safety regulations — and yet continued to operate her center. The Connecticut assistant child advocate Faith Vos Winkel blamed parents, telling the Hartford Courant that they have ample opportunities to find licensed providers through the Office of Early Childhood’s website and the 211 Infoline.

2016年3月22日,三个婴儿在康涅狄格州的三个不同的无证和非法经营的日托项目中死亡,一个是因为婴儿猝死综合症(SIDS),另一个是因为被使用了过量的镇静剂,第三个是因为头部的钝伤。其中一家供应商因前一年因未遵守安全规定而被政府吊销许可证—但仍继续经营其中心。 康涅狄格州助理儿童权利倡导者Faith Vos Winkel指责家长,告诉Hartford Courant他们有充分的机会通过早期儿童办公室的网站和211 Infoline找到有执照的提供者。(明明是政府失职,由着奸商无证经营,却指责家长?那么是不是买到假货了也是因为消费者没有自带质检实验室?)

The death rate of children enrolled in home-based day care — which is far more likely to be unlicensed than a center-based program — is twelve times that of center-based care. But home-based and unlicensed childcare is simply more plentiful and affordable. Licensed childcare centers are either geographically or financially out of reach for the majority of families.

参加以家庭为基础的日托护理的儿童的死亡率——比基于中心的护理计划更可能没有执照—是基于中心的护理的12倍。 但是,以家庭为基础的无证儿童保育服务更加多且可承担。有执照的托儿中心在地理上或经济上都不适合大多数家庭。

Nearly half of American children under five live in areas where the demand for openings in childcare centers surpasses availability. (Spots for infants and toddlers in childcare centers are even more limited than those for three-to-four year olds, since the low teacher-to-child ratio necessary to ensure safety also make them difficult to profit from.) Where licensed, high-quality care is available, individual families shoulder most of the cost — and it is often prohibitively expensive.

近五分之一的五岁以下的美国儿童生活在对开放的儿童保育中心的需求超过供应的地区。 (儿童保育中心的为婴儿和幼儿的提供服务的机构甚至比为三到四岁儿童提供服务的机构更有限,因为确保安全所需的低教师—儿童比也使他们难以从中获利。)当有执照的,高质量的照料服务可以获得时,个人家庭承担了大部分费用—而且往往极其昂贵。

Nationally, the average cost of tuition at a childcare center is over $10,000 per year — nearly 20 percent of the median household income. In the majority of states, childcare costs more than college tuition. Because it is largely private, our system is deeply inefficient, placing parents in competition against each other for coveted spots, instead of allowing them to negotiate prices collectively. Famil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spend 25.6 percent of their income on childcare, compared to an OEDC average of 13 percent, while getting significantly lower quality care.

在全国范围内,儿童保育中心的平均学费每年超过10,000美元—几乎占家庭收入中位数的20%。在大多数州,儿童保育费用高于大学学费。 因为它主要是私人的,所以我们的系统效率非常低,让父母相互竞争以争夺令人垂涎的地方,而不是让他们集体谈判价格。 美国的家庭将其收入的25.6%用于托儿服务,而OEDC国家的平均数据为13%,同时获得的护理质量显着降低。

Further, the grossly inadequate twelve weeks of job protection offered by FMLA means that many American children start day care at the exact time that the risk of dying from SIDS is highest: two to three months of age. Experts theorize that the reason why day-care deaths often happen in the first week or so that a child attends a new program is because children whose parents practice safe sleep practices at home are especially susceptible to SIDS when they are moved to unsafe sleep environments.

此外,FMLA提供的十二周工作保护严重不足意味着许多美国儿童在SIDS死亡风险最高的确切时间开始日托:两到三个月大。专家推测,日托死亡经常发生在小孩参加新项目的第一周左右是因为父母在家中实行安全睡眠操作的小孩在被转移到不安全的睡眠环境时特别容易感染SIDS。

Derek Dodd relied on the recommendation of a friend when looking for childcare for his eleven-week-old son. But despite having been cit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just ten days earlier for unsafe sleep practices, the home-based provider “put our child in an unbuckled car seat on the floor, swaddled, where he wiggled down until he lost his airway and suffocated to death.” The baby was left unmonitored for two hours behind a closet door before the provider checked on him and found him blue.

Derek Dodd在为十一周大的儿子寻找托儿所时依赖了朋友的推荐。 但是,尽管在十天之前因为不安全的睡眠习惯而被卫生部提及,但基于家庭的服务提供者“把我们的孩子放在地板上的一个未扣紧的汽车座椅上,被包裹着,一直抽搐,直到他失去呼吸并窒息。”在服务提供者检查他并发现他是蓝色的之前,婴儿被丢在衣柜门后面两小时没人照看。

Amber Scorah, whose son died on his first day in an unlicensed program in New York City, writes, “It’s possible that even in a different system, Karl still might not have lived a day longer; but had he been with me, where I wanted him, I wouldn’t be sitting here, living with the nearly incapacitating anguish of a question that has no answer.” Neither family wanted their child to be in day care so young — both were refused additional unpaid leave by their employers, and could not afford to quit.

Amber Scorah的儿子在纽约市一个无执照项目的第一天死了,他写道:“即使在不同的系统中,卡尔仍然可能不会再活一天; 但如果他和我在一起,我想要他,我就不会坐在这里,和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生活在一起,这是一种几乎无能为力的痛苦生活。“两个家庭都不希望他们的孩子在如此年幼的时候被交给日托机构—他们的雇主拒绝了额外的无薪假,他们也无力退出。

Simply put, the deaths of these children must be counted as casualties of capitalism, an economic system which prioritizes profit over human life, especially those who do not yet add tangible value to the societies in which they live.

简而言之,这些儿童的死亡必须被视为资本主义的牺牲品,资本主义是一种利润优先而非人类生活的经济体系,特别是那些尚未为其所生活的社会增加有形的价值的人。

It’s easy to imagine negligent and abusive providers as monsters, but childcare is an exceptionally difficult job, demanding patience, creativity, compassion, self-control, and sometimes, selflessness. To consistently provide safe, quality care requires serious social investment in the well-being of children. For the most part, childcare workers and day-care directors devote an extraordinary amount of time and energy to filling in the immense gaps left by lack of federal guidance, funding, and support. The first year I worked as a teacher, I subsisted entirely on Red Bull and smoked-turkey slices I kept in my purse, so I could use the twenty-five minutes students were given for lunch to talk to them about things other than “content.” I do not know a single teacher who hasn’t routinely given up lunch breaks or taken work home to do into the wee hours of the morning, after putting their own kids to bed.

将疏忽和虐待的服务提供者视为怪物很容易,但儿童照料是一项异常艰巨的工作,需要耐心,创造力,同情心,自我控制,有时甚至是无私。 为了始终如一地提供安全,优质的护理,需要对儿童的福祉进行认真的社会投资。 在大多数情况下,儿童照料工作者和日托主任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填补由于缺乏联邦指导,资金和支持而留下的巨大空白。我作为一名教师工作的第一年中,我完全依靠红牛和存放在我的包里的烟熏火鸡切片,所以我可以利用二十五分钟的学生午饭时间与他们谈论“内容“以外的事情。 我不认识一位老师在自己的小孩上床睡觉之后,没有经常放弃午休或将工作带回家做到凌晨。

It’s a hell of a lot to demand of people making $20,320 a year, the national median wage for early childhood teachers, which is below the poverty threshold for a family of four. These working-class women and men are increasingly being required to pay thousands of dollars out of their own pockets for college classes and state exams, while receiving wages far lower than the value they are providing — and lower than those of teachers who work with older kids. In essence, we are subsidizing our current system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on their backs. It’s unfair, and it leads to high turnover — which can be dangerous. It’s also inefficient: there is a strong and well-documented relationship between higher teacher salaries and higher childcare program quality.

对于年收入20,320美元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是全国幼儿教师的工资中位数,低于一个四口之家的贫困线。 这些工人阶级的女性和男性越来越多地被要求自费支付数千美元用于大学课程和州考试,同时获得的工资远低于他们提供的价值—并且低于和年龄较大的小孩一起的教师的工资。从本质上讲,我们正在补贴我们目前的幼儿教育制度。这是不公平的,它导致高流动率—这可能是危险的。这也是效率低下的:更高的教师工资与更高的儿童照料项目质量之间存在着明确的且记录良好的关联。

Yet all human beings are fallible, which is why we need consistent federal regulations in place for the protection of both children and the day-care workers who care for them. Systems like those used effectively in the community-based early childcare center I ran are critical to ensure that no child experiences the tragic negligence endured by Dodd’s son.

然而,所有人都是会犯错误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一致的联邦法规来保护儿童和那些照顾儿童们的日托工作者。 在我所运作的以社区为基础的早期儿童照料中心有效使用的系统对于确保没有小孩经历Dodd的儿子所遭受的悲惨疏忽至关重要。

Our infant/toddler classroom consisted of ten children cared for by four teachers, who supported each other and kept each other responsible with extraordinary grace and effort in a demanding job. Every single teacher was trained annually in CPR and safe sleep practices, even though it meant closing the school for a couple days a year. We hired two substitute teachers who showed up every day to enable us to meet the child/teacher ratios suggested by experts, even when teachers were out sick. The presence of a program director and assistant director — as well as regular unannounced visits from the state — ensured that teachers followed guidelines at all times. Infant/toddler teachers kept a log (as required by New York state law) in which teachers initialed that they had checked on a baby in its sleep every fifteen minutes. The inspectors always examined the logs when they came to visit.

我们的婴儿/幼儿教室由十名由四名教师照顾的儿童组成,这些教师们互相支持,并在一份要求很高的工作中保持彼此的非凡的优雅和努力。每年都有一名教师接受过心肺复苏和安全睡眠训练,尽管这意味着每年会关闭学校几天。 我们聘请了两名代课教师,他们每天都出现,以便我们能够达到专家建议的儿童/教师比例,即使教师生病了。项目主任和助理主任的出席—以及政府的定期暗访—确保教师始终遵循指导方针。 婴儿/幼儿教师保留了一份记录(按照纽约州法律的要求),教师们每隔十五分钟就会在检查一个在睡眠中的婴儿。检查员在访问时总是会检查日志。

Unfortunately — and contrary to the suggestion of Connecticut’s assistant child advocate — even regulated childcare in America is not uniformly high quality. In a recent report on childcare quality and oversight of regulated centers compiled by the advocacy organization Child Care Aware of America, not one state earned an “A.” The only program to earn a “B” was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s, which is run by the federal government. Ten, including New York, earned a “C,” twenty-one states earned a “D,” and nineteen failed.

不幸的是—与康涅狄格州助理儿童倡导者的建议相反—即使在美国受到监管的儿童照料服务也不是一贯的高质量。在最近由倡导组织Child Care Aware of America编制的关于儿童照料质量和监管中心的监督质量的报告中,没有一个州获得“A”。唯一获得“B”的项目是国防部的,该项目由联邦政府运作。包括纽约在内的十个州获得了“C”,二十一个州获得了“D”,十九个州失败了。

It was a simple survey: the organization used fifteen basic benchmarks representing research-backed criteria. It revealed that only thirty-one states plus the dod require a fingerprint check for childcare center staff, and just twenty-three require a check of the sex-offender registry. Thirty states plus the dod inspect centers two or more times per year, but nine states do not require any type of annual inspection. Only sixteen states addressed each of ten basic health and safety requirements recommended by pediatric experts in their licensing requirements. Just thirty-nine states in the wealthiest country in the world even have a program that rates the quality of day-care centers.

这是一项简单的调查:该组织使用了十五个代表了基于研究的标准的基础标准。据透露,只有三十一个州加上dod需要对儿童照料中心的工作人员进行指纹检查,而只有二十三个州需要在性犯罪者登记处进行检查。30个州加上dod每年两次或更多次检查中心,但9个州不要求任何类型的年检。 只有十六个州要求了儿科专家在许可要求方面建议的十项基本健康和安全要求。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中只有三十九个州甚至有一个项目来评估日托中心的质量。

Privatized Care

被私有化的照料服务

No wonder day care has a bad name in this country. But why do we fault the idea itself, rather than the well-documented failures in executing it?

难怪日托在这个国家有一个坏名声。 但是,为什么我们责怪这个想法本身,而不是在执行它时有效记录失败?

When a National Institute of Child Health and Human Development (NICHD) study found a link between long hours in day care and behavioral problems, some headlines crowed with perverse joy, “Sorry Working Moms, Daycare is Bad For Your Kid.” The New York Times took a more concerned tone (“Poor Behavior is Linked to Time in Daycare”), and then there was the gleeful, literary, “A generation of ‘little savages’ raised in nurseries as daycare is linked to aggression in toddlers.”

当国家儿童健康与人类发展研究所(NICHD)的一项研究发现长时间的日间照料与行为问题之间存在联系时,一些头条新闻中充满了不正常的喜悦,“抱歉工作妈妈,日托对你的孩子不好。”纽约时报采取了更为关注的语气(“不良行为与日托时间相关联”),然后有一种欢乐的文学修饰,“托儿所养育了一代’小野人’,日托与幼儿的侵略有关。”

What few reporters stopped to mention was that the quality of childcare is an essential piece of the puzzle. It was children in low-quality care who experienced behavioral problems later in life — and even those problems seemed to disappear over time. In fact, by middle school, researchers were able to detect little difference between kids who went to day care and those who didn’t. Not a single one wrote about the fact that the percentage of childcare-center classes observed by the NICHD meeting guidelines for adult-to-child ratio was 36 percent for children aged six months, 20 percent for children aged 1.5 years, and 26 percent for children aged 2 years.

几乎没有记者提到,儿童照料的质量是这个难题的关键部分之一。被低质量护理的小孩在以后的生活中经历过行为问题—甚至那些似乎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的问题。事实上,通过初中,研究人员能够发现去日托的小孩与没有上过日托的小孩之间的区别很小。没有一个人写过这样一个事实,即NICHD观察的儿童照料中心课程中的达到指导标准的成人与儿童比例的对于6个月的儿童为36%,对于1.5岁的儿童为20%,对于2岁儿童为26%。

More significantly, and equally underreported: family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income and access to “emotionally supportive and cognitively rich” environments where “mothers experienced little psychological distress” — in other words, social class — were far more predictive of developmental outcomes than who cared for a child and for how long. And of course, no one questioned the long hours parents put in at work, which necessitated those long hours logged by kids at day-care centers in the first place.

更重要的,同样不被报道的是:家庭特征,如收入和获得“情感支持和认知丰富”的环境,其中“母亲经历过很少的心理困扰” —换句话说,社会阶级—比谁照顾儿童和照顾多久更对发展结果具有预测性。当然,没有人质疑父母的工作时间太长,这决定了日托中心记录下了这些关于儿童的长时间工作。

Well, not exactly no one. The Norwegians were on it. In a study of 75,000 children, researcher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Norway not only found zero link between childcare and behavioral problems, but noticed that when they examined their sample using the same methods as the NICHD researchers, their own results were skewed as well. “Norway takes a very different approach to childcare than we do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at may play a role in our findings,” one of the report’s authors delicately noted.

好吧,不是完全没有人。 挪威人做了。 在一项针对75,000名儿童的研究中,来自美国和挪威的研究人员不仅发现儿童照料与行为问题之间没有任何联系,而且注意到当这些人使用与NICHD的研究人员相同的方法检查这些样本时,这些人自己的结果也是有偏差的。 “挪威对儿童照料的态度与我们在美国采取的方式截然不同,这可能在我们的研究结果中发挥作用,”该报告的一位作者明确指出。

Children are legally entitled to early childhood care in Norway, like most advanced capitalist countries. Where childcare programs are seen as a universal right, austerity measures cannot erode them into oblivion as has happened with the means-tested Head Start program in the United States.

与大多数进步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儿童在挪威依法有权享受幼儿照料。 在将儿童照料项目视为普世人权的情况下,紧缩措施不能像美国的经过经济状况调查的“头部启动”计划那样将儿童照料项目扔进湮灭中。

Congress doesn’t hesitate to use the full power of the state to force fathers to pay child support. Child protective services commonly takes unsupervised children into custody and deems them “abandoned” — which happened recently to a South Carolina mother who could not afford the cost of summer camp and left her nine-year-old daughter to play in a park while she worked at a local McDonald’s. (The mother was jailed.) Already this year, a Chicago mother has been arrested for allowing her children to walk to the Dollar Store alone while she was at work — as well as for allowing her family to live in “deplorable conditions.” In other words, for being poor.

国会毫不犹豫地利用政府的全部权力迫使父亲支付子女抚养费。儿童照料服务通常将无人监管的儿童拘留并认为他们“被遗弃”—这最近发生在南卡罗来纳州的一位母亲身上,她无力承担夏令营的费用,并让她九岁的女儿在她在当地的麦当劳工作时在公园里玩耍。(母亲被判入狱。)今年,一名芝加哥母亲因为允许她的孩子在她工作期间独自走到美元商店而被捕—以及允许她的家人生活在“悲惨的环境中”。 换句话说,因为穷。(把被剥削压迫的人扔进监狱,资本主义,呵呵。)

Meanwhile, the federal government owes practically nothing to children younger than five or any child outside of the school year. The result of this system is clear: young children in America are more likely to live in poverty than any other age group.

与此同时,联邦政府几乎没有对五岁以下的孩子或学龄以外的任何孩子付过任何责任。该系统的结果很明确:美国的儿童比任何其他年龄组的人更容易生活在贫困中。

In contrast to Europe, where unions agitated for and won comprehensive, federally subsidized social programs, the weakness of un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meant that the only social programs on offer here were those offered by bourgeois nongovernmental institutions. Instead of solidarity, the poor got sympathy; progressives were more concerned about vagrants running wild in the streets than they were about the suffering kids experienced as laborers in factories.

与工会凶猛的争取并赢得了全面的联邦补贴社会项目的欧洲相反的是,美国工会的衰弱意味着这里提供的唯一社会项目是资产阶级的非政府机构提供的。与团结相反的是,穷人得到了同情; 进步右派们更关心在街头狂奔的流浪者,而不是在工厂工作的童工遭受的苦难。

The plight of mothers whose children were taken from them in Chicago and South Carolina is an echo from a time when “child savers” rounded up children off the streets and forcibly sent them away to labor on western farms on “orphan trains,” whether or not they already had home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overty was viewed as a contagious disease, and being poor was justification for having your children taken from you.

在芝加哥和南卡罗来纳州的被带走孩子的母亲的困境是从“儿童拯救者”围捕街头儿童并强迫他们通过“孤儿列车”去西部农场工作的时代的回音,无论这些小孩是不是已经有了家。在十九世纪,贫穷被视为一种传染病,而贫穷是让你的孩子从你身边被带走的理由。

This viewpoint began to shift in the 1970s when Congress passed the Comprehensive Child Development Act, which would have provided federally funded, universal childcare and education. But conservatives echoed Progressive-era private charitable organizations in their objections: Nixon vetoed the bill, coming down on the side of “the family-centered approach” rather than committing “the vast moral authority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to the side of communal approaches.” Nixon continued the conservative viewpoint of earlier reformers like Lydia Maria Child, sentimentalizing mothers, while denying them economic support.

这种观点在1970s开始转变,当时国会通过了“综合儿童发展法案”,该法案将提供联邦政府资助的普世儿童照料和教育。 但是,保守派反对进步时代,主张私人慈善组织:尼克松否决了该法案,采取了“以家庭为中心的方法”,而不是将“国民政府的巨大道德权威置于公众的一边。 “尼克松继续比如Lydia Maria Child这样的早期改革者的保守观点,对母亲情感化,同时拒绝对她们提供经济支持。

In the famous “kitchen table” debate, in which he debated Khrushchev while they toured a model American suburban home, Nixon points to a dishwasher, “built in thousands of units” because, “In America, we like to make life easier for women.” Khrushchev shuts down this line of thinking with a simple, “Your capitalistic attitude toward women does not occur under communism.… We build firmly, we build for our children and grandchildren.” Actually, that’s the point, Nixon responds: consumption drives the economy. But, says Khrushchev, “In Russia, all you have to do to get a house is to be born in the Soviet Union. You are entitled to housing. In America, if you don’t have a dollar, you have a right to choose between sleeping in a house or on the pavement.”

在着名的“厨房餐桌”辩论中,尼克松在他们参观模范美国郊区住宅时和赫鲁晓夫进行了辩论,尼克松指向洗碗机,“这建造了数千个单元”,因为“在美国,我们希望让女性的生活更轻松。 “赫鲁晓夫用一种简单的方式关闭了这种思路,”在共产主义下,你们资本主义的女性态度不会发生……我们坚定地建设,我们为子孙后代建设。“实际上,这是关键所在,尼克松的回应是:消费驱动经济。但是,赫鲁晓夫说,“在俄罗斯,你为了得到住房所要做的就是在苏联出生。你有权获得住房。在美国,如果你没有美元,你有权选择在房子里睡觉或在人行道上睡觉。“(赫鲁晓夫说美国说对了,但他并没有在苏联做到这一点。)

Most women took on work outside the home in the 1970s not because their values had changed, but because it became economically necessary to do so. But mainstream feminists did little to challenge the idea that having children is an individual choice, which must be paid for individually. In contrast to Europe, where women’s emancipation was spearheaded by workers, many liberal American second-wavers ignored or were openly hostile to mothers. Little urban zines called them “oppressors”; others viewed them as retrograde traditionalists or bad role models for their kids.

在1970s,大多数女性在家外工作并不是因为她们的价值观发生了变化,而是因为经济上有必要这样做。 但是,主流女权主义者几乎没有挑战这样的想法,即生孩子是个人选择,必须被单独支付。与女性的解放是由工人带头的欧洲相比,许多自由派的美国第二波人士忽视或公开对母亲怀有敌意。 小城市的杂志们称她们为“压迫者”; 其他人认为她们是逆行的传统主义者或小孩们的坏榜样。

Wages for Housework, an international campaign which was far more grounded in economic demands and challenging the family wage than say, Ms. magazine, brought visibility to cooking, cleaning, and caring for children as labor and sparked debate. But it failed to successfully transform itself into a broad working-class movement. Mainstream Americans were never forced to reckon with the fundamental reason women are devalued and discriminated against in the public workplace, or stuck at home: we are the presumed primary caregivers of children. Whether we plan on having children or not, until we live in a country with adequate social provisions, we will walk into any job interview with the weight of the expectation that we will one day become less productive workers or leave the workforce altogether.

争取家务劳动的工资是一项国际运动,它更多地基于经济需求和挑战家庭工资,而不是像杂志女士那样,将烹饪,清洁和照顾孩子变得可见,作为劳动和激发辩论。但它未能成功地转变为广泛的工人阶级运动。 主流美国人从未被迫考虑女性在公共场所的被贬值和歧视,或被困在家中的根本原因:我们是被假定的儿童的主要照顾者。无论我们是否计划生育小孩,在我们生活在一个有充分社会条件的国家之前,我们都会参加任何面试,期望我们有朝一日会成为生产力较低的工人或完全离开劳动力队伍。

Some American feminists even shared Nixon’s predilection for constructing private solutions to collective problems. They may not have been moving to suburban houses and stroking their dishwashers fondly while thanking the free market, but they did retreat into private enclaves, founding parent cooperatives on college campuses with volunteer schedules that were doable for artists and the self-employed, but not for the vast majority of parents with full-time work schedules. While these programs may have been personally necessary, they were certainly not political — and access to them was limited by race and class.

一些美国女权主义者甚至认为尼克松偏爱建立私人解决集体问题的方法。 他们可能没有搬到郊区的房子,并且在感谢自由市场的同时深情地抚摸他们的洗碗机,但是他们确实撤退到了私人飞地,在大学校园里建立了家长合作社,其中志愿者时间表对艺术家和自雇职业者来说是可行的,但不是针对绝大多数有全职工作的家长的。 虽然这些计划可能对个人来说是必要的,但它们肯定不是政治性的—而且对他们的采纳受到种族和阶级的限制。

Historian Christine Stansell quotes one woman whose son was enrolled in a feminist center: “one Black mother did join the group,” but left “because she didn’t feel at ease with the other mothers who seemed like hippies to her.” If, as Stansell writes, hostility towards motherhood was “a white woman’s sentiment,” obliviousness to the pressing need for subsidized day care was a rich woman’s privilege.

历史学家Christine Stansell引用了一位女人,她的儿子参加了一个女权主义中心:“一位黑人母亲确实加入了该组织”,但是“因为她对其他看起来像嬉皮士的母亲感到不安。而离开。”如果, 正如Stansell 所写,对母亲的敌意是“白人女性的情绪”,那么将补贴日托的迫切需要的遗忘是富裕女性的特权。

Recollecting that heady time, Ellen Willis writes in an essay about finding a nanny for her daughter, “as feminist activists we, along with the thousands of other young, childless women who dominated the movement, had of course understood that sexual equality required a new system of child-rearing, but the issue remained abstract, unconnected with our most urgent needs; as mothers in the political vacuum of the eighties, along with millions of working parents, we pursue our individual solutions as best we can. The political has devolved into the personal with a vengeance.”

回忆起那段令人兴奋的时光,Ellen Willis写了一篇关于为女儿寻找保姆的文章,“作为女权主义活动者,我们和成千上万的其他年轻无子女的女性一起主宰这一运动,性别平等需要一个新的养育儿童的制度,但这个问题仍然是抽象的,与我们最紧迫的需求无关; 作为八十年代政治真空中的母亲,以及数百万工人父母,我们尽最大努力追求个性化的解决方案。 政治已经转变为个人的报复。“

How to Build a Public Day-Care System

如何建立一个公共日托系统

Today, Americans are finally beginning to understand that our seemingly personal struggles in finding childcare are actually a political problem. Universal childcare is wildly popular among the entire electorate, regardless of political affiliation, and people are willing to pay for it. At least 70 percent of Americans favor using federal money to make sure high-quality preschool education programs are available for every child in America. Eighty-two percent say mothers and 69 percent say fathers should receive paid family leave upon the birth of a child.

今天,美国人终于开始明白,我们在寻找儿童照料服务方面看似是个人的斗争,实际上是一个政治问题。普世儿童照料服务在整个选民中广受欢迎,无论其政治派别如何,人们愿意为此付钱。至少有70%的美国人倾向于使用联邦资金来确保为美国的每个儿童提供高质量的学前教育课程。82%的人说母亲和69%的人说父亲应该在孩子出生时领受带薪的育儿假。

It’s certainly feasible. We’ve done it before when it became necessary to prevent working-class revolt or to go to war. The 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tion (WPA) opened “emergency” nurseries in 1933 under the control of local and state agencies (and sometimes, the public school system) through the Federal Emergency Relief Agency. Their explicit function was to serve first as a jobs program for teachers, nutritionists, janitors, and nurses, and second, to educate children. The women who became teachers observed profound improvements in those they taught, such as the disappearance of a stutter in one child, as well as their own lives (“I never knew before that it was fun to work,” historian Barbara Beatty quotes one staff member exclaiming). Enrollment by race reflected the general population at the time, but because it was primarily working-class families who used them, the stigma of the schools as anti-poverty measures meant that most of them did not endure beyond the Depression, despite the best efforts of many.

这当然是可行的。我们之前已经完成了它,以防止工人阶级的暴动或开战。工程进展管理局(WPA)于1933年在地方和州机构(有时是公立学校系统)的控制下通过联邦紧急救济局开设了“紧急”托儿所。它们的明确功能是首先为教师,营养师,门卫和护士提供就业计划,其次是教育儿童。成为教师的女性观察到他们所教导的人的明显的进步,例如一个儿童的口吃的消失,以及他们自己的生活(“我以前从未知道工作很有趣”,历史学家Barbara Beatty引用一名工作人员的感叹)。基于种族入学反映了当时的一般人口,但由于主要是工人阶级家庭使用它们,将学校作为反贫困措施的耻辱意味着尽管做出了最大的努力,但大多数学校并没有在大萧条之后被继续保持。

When women flocked to factory jobs during World War II, the federal government approved funding for 3,102 childcare centers under the Lanham Act. These programs were even better than the centers, with teachers trying out various responsive pedagogical approaches, and administrators ensuring that teachers and families worked together to ensure the happiness and success of the children enrolled. They hoped the schools would serve as models for a free, public, universal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program that could continue after the war, but the government shuttered it when men returned from overseas and took back their jobs. Beatty records one government official justifying the closures: “To some it connotes an inability to care for one’s own; to some it has a vague incompatibility with the traditional idea of the American home; to others it has a taint of socialism.”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女性蜂拥到工厂工作时,联邦政府根据“兰哈姆法案”批准了3,102个儿童照料中心的资金。这些项目甚至比中心更好,教师尝试各种启发式教学方法,管理人员确保教师和家庭共同努力以确保入学儿童的幸福和成功。 他们希望这些成为免费,公开,普世的早期儿童教育项目的模板的学校能在战争之后继续存在,但是当男性从海外归来并收回工作时,政府就关闭了它。 Beatty记录了一位政府官员合理化关闭的理由:“对一些人来说,它意味着无法照顾自己; 对某些人来说,它与美国家庭的传统观念模糊不清; 对其他人来说,它有一种社会主义的污点。“

More recently, we have the example of the military’s childcare centers — consistently the highest-rated program in the United States — and the only non-means-tested program that is federally subsidized and regulated. In the 1980s, when a report found that Department of Defense centers were failing to meet safety codes, Congress took action, passing the Military Child Care Act, which raised teacher salaries and provided funding for increased training, subsidized tuition, and rigorous and quarterly inspections — assessing teacher qualifications and pedagogical approaches as well as health and safety.

最近,我们举了军队儿童照料中心的例子—一直是在美国评价最高的项目—也是联邦政府补贴和监管的唯一经过非经济状况调查的计划。 在1980s,当一份报告发现国防部中心未能达到安全法规时,国会采取了行动,通过了“军事育儿法”,该法提高了教师工资,并为增加培训,补贴学费以及为严格的季度检查提供资金—以评估教师资格和教学方法以及健康和安全。

A parent I spoke to with two children in a DOD childcare center told me that she initially chose the program based on its cost. Her family falls into the highest bracket of its sliding tuition scale and pays $600 per month per child, below the national average and far below the average for the area where she lives. She was also drawn to its reliable coverage: the program operates year-round, Monday-Friday, from 6 am to 6 pm, and is only closed on federal holidays — unheard of in the world of early childhood care. But above and beyond these practical benefits, she’s come to appreciate the experience, skill, and communicativeness of the teachers. They keep portfolios of her children’s work, and discuss developmental milestones they’ve reached in regular conferences. One teacher is so beloved by the children that they “erupt into joyful shouting” when she arrives to the classroom.

我在国防部儿童照料中心与一个拥有两个小孩的家长交谈时告诉我,她最初根据费用选择了该计划。她的家庭成为其滑动的学费规模的最高级别,每个孩子每月支付600美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远低于她所居住地区的平均水平。 她也被宣传其可靠的报道所吸引:该计划全年开放,周一至周五,早上6点至下午6点,并且仅在联邦假期时关闭—在儿童照料领域闻所未闻。 但除了这些实际的好处之外,她还欣赏老师们的经验,技巧和交际能力。他们保留了小孩的工作组合,并讨论了他们在常规会议中达到的发展里程碑。 一位老师深受小孩们的喜爱,当她到达教室时,小孩们“爆发出快乐的喊叫”。

Teachers provide daily reports of children’s activities, which are developmentally appropriate and play-based, and the school has a nutritionist who coordinates meals with whole grains, vegetables, and healthy snacks like hummus.

教师每天都会提供有关儿童活动的报告,这些活动在发展方面是合适的,基于游戏,学校里有一名营养师,他们用全麦,蔬菜和例如鹰嘴豆泥的健康零食协调膳食。

If we can offer this high-quality, affordable program to military families, why can’t we offer it to all families? Aside from the benefits to her children’s well-being and her family’s finances, the parent notes:

如果我们能够为军人家庭提供这种高质量的,价格合理的计划,为什么我们不能将它提供给所有家庭呢? 除了对儿童的幸福和家庭财务的好处外,家长还指出:

It has drastically improved my mental health and marital health, which I didn’t foresee. I am no longer losing sleep or spending the same mental energy coordinating not just my own work schedule but my children’s care schedule also. I’m not constantly wondering whether I need to choose between my job and my family.

它大大改善了我的心理健康和婚姻健康,这是我没有预见到的。我不再失眠或花费同样的心理能量以配合不仅仅是我自己的工作时间表,还有儿童的照顾时间表。我不是经常想知道我是否需要在工作和家庭之间做出选择。

She also adds, if paid parental leave and universal childcare were available nationally, “I’d probably be pregnant with a third child.”

她还补充说,如果在全国范围内有带薪育儿假和全民托儿服务,“我可能会怀有第三个孩子。”

New York provides an interesting case study of what can happen to teachers’ working conditions — and children’s learning conditions — when early childhood programs are integrated into the public education system. Recently, the state-subsidized, free, universal pre-K system went from serving a tiny number of families, to being open to all families in New York. In the next few years, coverage will expand to include all of the city’s three year olds, rich or poor. Now, certified early childhood educators can share in the higher wages, benefits, and collective bargaining powers of unionized K-12 educators, which has led to an exodus from lower-paying private or nonprofit community centers to the public system. Program directors at lower-paying private schools have accused th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of “poaching” employees.

纽约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案例研究,说明了当幼儿教育计划融入公共教育系统时,教师的工作条件——儿童的学习条件会发生什么变化。最近,政府补贴的,免费的,普遍的学前教育系统从为少数家庭服务,到向纽约的所有家庭开放。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覆盖范围将扩大到包括所有城市的三岁儿童,无论贫富。现在,经过认证的幼儿教育工作者可以分享和组合工会的K-12教育工作者相同的更高工资,福利和集体谈判能力,从而从低薪私人或非营利社区中心迁移到公共系统。低薪私立学校的项目负责人指责教育部“偷猎”员工。

What if this happened on a national level? I asked Nurri if and how America’s early childcare could improve. “It will take some backbone,” she said. “We need to ask more questions and not be afraid to defend ourselves respectfully and professionally without fear of losing our jobs. The more educators become aware of how powerful we are, the more we can band together and fight for fair and equal wages, emergent curriculums, and make access to receiving certifications and degrees more accessible to employees. We need to feel like our work matters to people and makes a difference.”

如果这发生在全国范围内怎么办? 我问Nurri美国早期儿童照料服务是否需要改善以及如何改善。 “这需要一些支柱,”她说。 “我们需要提出更多问题,不要害怕在尊重和专业方面为自己辩护,不必担心失去工作。意识到我们有多么强大的教育工作者越多,我们就越能团结一致并争取公平和平等的工资和紧急课程,并使员工更容易获得接受证书和学位。 我们需要觉得我们的工作对人们很重要并且有所作为。“

Banding together is key. Recently, when parents at one NYC childcare center advocated for an increase in wages for their children’s teachers, the center warned them that tuition would rise — an obvious attempt to divide the interests of the parents and teachers once they united against management.

联合在一起是关键。 最近,当一个纽约市儿童照料中心的家长们主张增加孩子教师的工资时,该中心警告他们学费会上升—这显然一旦他们团结起来反对管理就分裂父母和老师的利益的企图。

History reveals that paid parental leave and universal childcare will not be won on the basis of liberal appeals to fairness, equal opportunity for women, or demands for a more diverse elite — and that Sheryl Sandberg’s benefits do not trickle down to factory workers, garbage collectors, and the nannies and early childhood workers whose underpaid labor keeps our society running. Corporations may offer these benefits to attract highly educated and skilled workers, but they will not provide them for all workers at the expense of their bottom line. By definition, capitalism seeks to maximize profit, not the quality of life of workers.

历史表明,带薪育儿假和普世儿童照料不会在自由派诉求公平,女性机会均等或要求更多元化的精英的基础上被赢得——而且Sheryl Sandberg的好处不会渗透给工厂工人,垃圾收集者以及那些用过低的工资使得我们的社会保持运转的保姆和幼儿工人。公司可以提供这些好处来吸引受过高等教育的和技术熟练的工人,但他们不会以牺牲自己的利润为代价为所有工人提供这些福利。 根据定义,资本主义寻求最大化利润,而不是工人的生活质量。

But having a child is not just a personal choice — it’s a matter of reproducing the species. It is not an act of selfishness that one should pay for, but an act of optimism and investment in society. Until the United States can do what the rest of the world has done and commit its vast resources to child welfare, the ties that bind families together will be as tenuous as their employment status.

但生孩子不仅仅是一个个人选择—这是一个再生产这一物种的问题。 这不是人们应该为之自己付出成本的自私行为,而是一种乐观的表现和对社会的投资。 除非在美国能够做到世界其他地方所做的事情并将其巨大的资源用于儿童福利之前,将家庭联系在一起的关系将与其就业状况一样脆弱。

It doesn’t matter whether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would make the American economy stronger. What matters is that we need it. Parents need to know that their children are safe and happy while they’re at work, without spending a fortune. They deserve to enjoy their children, not lie awake at night worrying about how to afford them. And children deserve to spend their days in the company of peers, having fun, and discovering the world with the help of loving, well-compensated adults.

幼儿教育是否会使美国经济更加强大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它。 家长们需要知道孩子们在家长工作时是安全的和快乐的,不用花钱。他们应该享受他们的小孩,而不是在晚上醒着担心如何负担他们。小孩们应该在同伴的陪伴下度过他们的日子,享受乐趣,并在充满爱心,得到良好补偿的成年人的帮助下发现这个世界。

Some liberals try to justify the expense of childcare as a social program that will save us money down the line. Senator Bob Casey of Pennsylvania notes on his website that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is “critical to our nation’s economic strength.” Invest in children today, exploit them as toothless workers with no collective bargaining tomorrow.

一些自由主义者试图用将会节省金钱作为对儿童保育费用作为一项社会项目的合理化。宾夕法尼亚州的参议员Bob Casey在他的网站上指出,幼儿教育“对我们国家的经济实力至关重要。”今天投资于儿童,将他们剥削为明天不会进行集体谈判的无牙工人。

This is a mistake. Evidence abounds that redistribution is a far more effective way of reducing poverty and improving academic outcomes for children from low-income families than childhood education.

这是个错误。 有证据表明,与儿童教育相比,再分配是减少贫困和改善低收入家庭儿童的学业成果的一种更有效的方法。

And when education is seen as compensatory — when it is directed at poor children and intended to make up for the inadequacies of a child’s background — it becomes a thing that we do to children, which must be quantified, rather than a lifelong process that they get to be part of. These types of programs teach children that they are beneficiaries, not citizens, and they have no place in a democracy.

当教育被认为是补偿性的—当它针对贫困儿童并且旨在弥补儿童背景的不足时—我们对儿童做了一件必须被量化的事情,而不是他们成为其中一部分的终身过程。 这些类型的项目教育儿童们是受益者,而不是公民,儿童们在民主中没有地位。

https://jacobinmag.com/2018/08/a-blueprint-for-universal-childhood

新自由主义(奥地利芝加哥学派)洗脑术分析

最近有些事情让我想起了一些很不愉快的回忆,不过我已经作出了承诺,所以我这里就不把具体的人拿来当反面教材了,这已经是我对一个奥派的最大的仁慈了。

不过这事也促使我重新思考了一下奥派,然后我发现:奥派洗脑术和共匪洗脑术是很相似的,但相比共匪,奥派欺骗性更强,因为其利用了一些没有公认定义的概念,蓄意进行误导。接下来,我就来好好分析一下,奥派是如何把人洗脑成纳粹的。

奥派的主张说起来并不复杂,也就这几点:主张私有产权,主张自由市场,鼓吹企业家精神,鼓吹财富来自自愿交易,鼓吹资本主义伟大光荣正确,敌视社会主义,敌视福利国家,敌视独立工会,反对政府干预经济,反对大政府。

当然,主张本身不是来自空气中的,而是搭配着相应的推导逻辑。而奥派的推导逻辑是这样的:自愿的交易增加财富,老板和工人间的交易也是自愿交易,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所以独立工会没用),企业的财富来自老板们的企业家精神,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是自由市场,政府什么也别管是最好的(所以反对大政府),而对平等的要求(例如福利国家)会损害自由市场,而否定私有产权(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更是不可接受的,会通往奴役之路。

相信我博客的读者都能看出奥派的逻辑是有很大问题的。但请注意,奥派在大部分时候并不会明说其推导逻辑(因为很容易被反驳),而是抓住几个主张说事,基本上是以“自由市场”“自愿交易”打头,然后带你游花园(香港俗语,意思是把你带到对方的逻辑中进行误导)。

而奥派是如何吹捧资本主义的呢?我们先看看共匪的新闻联播吧。有个段子很好的概括了新闻联播的内容:前十分钟领导很辛苦,中间十分钟人民生活很美好,最后十分钟外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

而奥派也是如此吹捧资本主义的:一部分说辞是老板很辛苦,老板们辛苦冒险创业,非常非常非常不容易,管理大批员工更不容易之类的;另一部分说辞是资本主义创造了财富,创造了我们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人民在资本主义的美好生活之下非常快乐,然后举出一些例子,通常是通过个人奋斗成为中产阶级的例子,例如那部美国电影《当幸福来敲门》以及各路鸡汤成功学;最后一部分是社会主义下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例如“共产主义造成了一亿人的死亡”“社会主义的委内瑞拉爆发了经济危机”之类的。简单概括一下就是:老板很辛苦,中产很美好,社会主义下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

直接批判上面这些吹捧的资料文章我的博客上有很多,我这里就不再重复了,不过你是否觉得这些说辞和共匪五毛狗的洗脑说辞很像呢?事实是,不是很像,而是一模一样:

奥派:独裁专制的老板很辛苦,要冒险,管理不容易,所以工人理应服从;五毛狗:独裁专制的政府很辛苦(也要冒险,冒着被推翻被内斗做掉的风险),党中央在下一盘大棋,政府管理这么大个国家不容易,所以人民理应服从。(多数时候奥派和五毛狗都是连独裁专制这点也不承认的,呵呵。)

奥派:老板用企业家精神创造出了财富,工人应该感恩;五毛狗:政府养活了14亿中国人民,所以人民应该感恩。(请政府和老板们都单独演示一下如何创造出财富的,呵呵。)

奥派:老板和工人是命运共同体,不是敌人;五毛狗:党和人民是命运共同体,生死与共。(老板给工人提供了工作机会,党给人民提供了和平环境,呵呵。)

奥派:老板们的暴行(例如性侵犯)与资本主义无关,是老板们的个人素质问题;五毛狗:官员们的贪污腐败是个人作风问题,与中央无关。(都是反贪官不反皇帝的逻辑。)

奥派:富人富有是因为其个人奋斗,看看某某某某某某,而穷人穷困说明其没有努力奋斗,所以穷人活该(有些奥派为了掩饰其纳粹本质不会说出“穷人穷困说明其没有努力奋斗”这句,但“富人富有是因为其个人奋斗”=“穷人穷困说明其没有努力奋斗”,理由如下:富人富有是因为其个人奋斗=因为个人奋斗,所以富人富有,其命题格式为因为p(个人奋斗),所以q(富人富有),而其逆否命题为因为非q(穷人穷困),所以非p(没有努力奋斗),也就是“穷人穷困说明其没有努力奋斗”;而原命题和逆否命题的真假必然是同时成立的,所以肯定前者为真等于肯定后者为真。而如果承认要推出富人富有除了个人奋斗之外还有其他必要条件需要满足,那么“富人富有是因为其个人奋斗”这一命题逻辑上就不成立了。顺便,拿个体来等价整体,在逻辑上也是不成立的。);五毛狗:那些抱怨的都是些不肯奋斗的Loser,他们活该。(奥派和五毛狗共享丛林哲学,呵呵。)

奥派:(实在招架不住了)我没说资本主义是完美无缺的,但要是因此就否定资本主义,那等于说因为民主制度出了问题而否定民主;五毛狗:(也是实在招架不住了)我没说中国政府是完美无缺的,但这么大的国家出现问题很正常,要慢慢解决,而不是直接粗暴的要推翻政府。(奥派和五毛狗都在偷换概念,“民主制度出了问题”都是因为代议制本身不够民主造成的,并不是民主制度本身造成的问题,而资本主义和中国政府的问题,都是其本身造成的,不推翻如何解决问题?)

奥派:社会主义要求大公无私,这不符合人性,所以行不通;五毛狗:中国人素质太差,不适合民主。(社会主义从来不要求大公无私,倒是资本主义一直在无耻的要求员工将劳动果实大公无私的奉献给老板,例如“公司是你家”“工人要感恩”之类的纳粹狗屁。而民主是基本人权,没有额外要求,呵呵。)

奥派:老板和工人是自愿交易;五毛狗: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既然不被剥削就得饿死是“自愿交易”,那么在内战的暴力之下被迫接受也是“自由选择”。)

奥派:政府是低效的,私人公司是高效的;五毛狗:民主是低效的,独裁是高效的。(在说效率如何之前,先明确一下是怎样的效率:私人公司在剥削压迫上当然是非常高效的,但是在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上是根本没效率可言的,还制造了大批根本就不创造财富的狗屁工作出来,例如把资源浪费在广告洗脑而不是改善工人待遇上;而独裁政府也是类似的 ,在剥削和镇压时相当高效,但捍卫人权的效率就别指望了。)

奥派:自由市场上人民可以进行自由选择(但前提是你要足够有钱,而奥派基本不会明确指出这一前提);五毛狗:中国很自由,可以让你干这个干那个(但前提是你要足够有权或有钱,而五毛狗也不会明确指出这一前提)。(这里涉及到如何定义自由,引用一下大卫哈维的话:“自由是匹好马,但要看骑向何处”,而骑向何处由骑马的人决定,奥派鼓吹让老板骑马,结果就是马蹄践踏人权,骑向法西斯主义;五毛狗鼓吹让独裁政府骑马,结果也是马蹄践踏人权,骑向法西斯主义。)

奥派:你质疑资本主义,就是反对自由,开启通往奴役之路,看看苏联中国朝鲜越南古巴委内瑞拉…….社会主义更糟!;五毛狗:你质疑政府,就是反对中国/中华民族,看看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民主更糟!(五毛狗的上帝是中国和中华民族,奥派的上帝是自由(当然是他们自定义的老板们胡作非为的自由),只要没词了,就会把各自的上帝丢出来压人。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一秒钟的民主都没有过,同样苏联中国朝鲜越南古巴委内瑞拉也一秒钟的社会主义都没有过。)

奥派:老板们相互之间竞争,就会去讨好消费者,争抢工人;五毛狗:党中央从来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因为国家崩溃了对它也不利啊。(嗯,完美的老板,完美的党中央,而事实是老板们的竞争是为了获取更多利润,为此会残忍的制造出更多的失业大军以提升利润率和控制工人(一般来说,市场越小,经济越萧条,竞争就越激烈),并且使用假冒伪劣原料来降低成本,把资源花在广告洗脑上以操纵消费欲望;而党中央也早就在避税天堂找好了后路。至于“老板争抢工人”,这和中国梦一样是白日做梦,老板才不会允许自己沦落到争抢工人的地步呢。)

奥派:政府最好什么也别管;五毛狗:别给政府添麻烦。(所以说奥派和五毛狗都主张小政府,不管人民的死活,呵呵。)

奥派:福利国家会导致人民依赖政府;五毛狗:高福利养懒人。(穷人的基本人权得到捍卫就会“养懒人”“依赖政府”,富人掠夺亿万甚至万亿却没有懒死,傻逼们就是不承认人类的贪欲是无限的,呵呵。)

奥派:老板们根据种族性取向性别认同等天生属性拒绝提供服务是老板们的自由,政府不应干涉(参见安兰德);五毛狗:国家大事,由政府自由决策,人民不该评论。(奥派和五毛狗都把践踏人权和自由等同,呵呵。)

奥派:独裁比民主对自由市场更有利,反对自由市场的民主就是多数人的暴政(参见米塞斯哈耶克弗里德曼们是如何为右翼独裁者们和法西斯主义洗地的);五毛狗:独裁比民主更能让国家强大。(奥派和五毛狗都反民主,亲独裁,当然,民主和老板们胡作非为的自由市场以及政府胡作非为的强大国家的确是冲突的。)

奥派:独立工会会破坏正常的经济秩序(参见铅笔纳粹社和哈耶克的狗屁);五毛狗:上街抗议是破坏社会秩序。(都是“你反抗我就是寻衅滋事”的逻辑,呵呵。)

奥派:社会主义就是苏联和中国那种计划经济(实际上更准确的称呼是指令经济),这是让政府控制一切,通往奴役之路;五毛狗:民主就是乱,就是枪击,就是穷困,就是弱小。(奥派和五毛狗这扎稻草人的技术都很娴熟啊,呵呵。顺便说一句,苏联和中国不仅没有任何平等,反而处在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国家之列。至于朝鲜,那基尼系数都逼近1了,因为全国只有三胖子这么一头霸占了大部分财富的肥猪。)

奥派:平等和自由是冲突的;五毛狗:民主和和平幸福的生活是冲突的。(都是假命题,平等是自由的保障(当然和奥派那种老板们胡作非为的自由是冲突的),民主也是和平幸福的生活的保障(中国那几亿被饿死病死冻死打死的人有个屁的和平幸福生活)。)

总结一下,奥派的洗脑术和共匪是基本一致的,但奥派比共匪高明的地方在于利用“自由”“效率”“平等”这些没有公认定义的概念蓄意进行混淆,把无知的人误导进他们的脑残逻辑中。而且不到必要时刻,奥派多数不会露出反民主的真面目,而是会虚构“某些情况下民主会和自由冲突”这种假命题以进行洗脑。

最后,诸位应该也看出来了,奥派的理论逻辑是建立在反人权的基础之上的,根本就不管别人的死活,所以奥派和反女权反LGBTQIA平权这些搭配出现是符合逻辑的,情理之中的,反倒是如果一个奥派宣称支持平权,那么此人很可能是个无耻的骗徒,至少是不值得信任的。

“掛逼面、修車、女大神”:三和住民的愛、性與人生

写在前面:被踩在底层,被剥削压迫,一无所有,连基本的性欲都被压迫殆尽,伴侣和小孩更是连想的条件都没有,他们和她们意识到了资本主义对他们和她们做了什么,却不知如何反抗,更不知如何解决。

摘要:他們也許隱隱發現了:在醫療、教育、住房和司法上,在人生的方方面面,他們的父親並非是城邦的自由民。為了逃離巨大齒輪的暴力碾壓,年輕人們終日聚集在三和,徘徊,張望,流離失所。

三和大神,指的是聚集於深圳市的三和人才市場旁邊打日結零工的“遊民無產者”,由於他們往往年齡較小,熟悉互聯網文化,所以通過網絡創造出了屬於自己的一整套亞文化符號系統。

三和地區周圍是一片普通的住宅樓和一些並不太低檔的商場,人才市場就像一個異物,突兀地插入了小市民生活區內。三和的生存條件毫無疑問糟糕到了極限,這裡的街道垃圾遍地,深圳多雨的天氣使三和小巷臭氣熏天。

大神們就在這樣的環境裡活動,經常不得不在糞水堆旁邊聊天、玩手機乃至吃飯,衛生狀況非常堪憂。這裡的食物也都是最廉價的快餐,5元的“掛逼面”[1]是最流行的。

而晚上,大神們如果願意花15元,可以去睡8人一間的大廳,更多時候則是直接睡在三和附近的廣場或者臺階上。

充斥黑廠和黑中介的世界還會好嗎?

這次我們詢問了幾位大神,為什麼不願意進入工廠拿穩定的工資,過一般打工青年的日子?

據一位大神說:“中介黑廠多。”輾轉打工期間,他們遇到過各種各樣的不人道待遇。

有導致工人不孕不育的“毒車間”:“我當時聽說了,就沒去,不知道的人也就這樣進去了。”

有變相禁止請假的工廠,病假需要層層手續,通常處理結果就是“工頭給你扔一包退燒藥,讓你繼續幹活”。

管理層用各種理由剋扣工資,“一封警告信200塊”,並以工資為要挾限制工人行動,“一不小心一個月的工資就沒了。”

有的廠宿舍條件極差,盜竊頻發,也聽說過強姦案,甚至有好幾起“女的就在宿舍就生了”的事件。

扣押身份證等變相監禁行為也遇到過,他們也只能:“沒辦法,認了,只能幹完趕緊走,最多下次不去了。”

更別提一些工廠最常見的問題:伙食差,“吃豬食”;工資低;工作環境充滿噪音、熱浪;還有日復一日的流水線生活中的無力感。

比起在黑廠忍受非人待遇,“做一天可以玩三天”的日結人生更加自由。

日結工資在200左右,通常是一些苦力工作,大神們拿了一天的工資,可以在網吧或者旅館過三天什麼都不用做的日子。

“做長期工的話受約束,上班有壓力一樣,日結就不一樣了。”

雖然他們出身底層,但並不能以此默認他們就應該忍受普遍的不人道待遇和對人身尊嚴和權利的隨意侵害。從根本上說,他們過上大神的生活,正是因為不願意完成主流社會對體力勞動者的規劃和期望,不願被奴役。

在三和,我有幸請到兩位老哥吃飯。

一位老哥告訴我,16歲的他不懂事,剛出來被黑中介騙去幹活,一個月只有1000塊錢工資,每天工作12小時。流水線工人、木工、地鐵工人和環衛清潔工他都做過。每個月寄錢回家,用於還債和弟弟妹妹的學費,就沒有留給自己的錢了,還好工廠包吃包住。

這樣的日子,他過了兩年。

18歲他進了大廠,一個月工資3500。自己生活費漲到了500,其他都貢獻給父母、弟弟妹妹的生活費和回家的車票。

直到20歲,弟弟妹妹都有了不錯的工作,但他的工資仍然是3500。父母開始嫌棄他了,他們說他沒有用,賺不到錢,沒有女朋友沒有車。“打罵是常有的事。”

2016年,他的食品批發生意虧本,向弟弟妹妹求助8000元,卻遭到了拒絕。他說,他們現在都有了工作和家庭,嫌棄自己賺不了錢,卻忘記了哥哥曾把青春奉獻給了他們。

他心涼了,一氣之下來到了三和,幹日結,打遊戲,睡掛逼床,日復一日,一轉眼已經兩年了。

三和日結零工的性與愛

在三和,老哥們談論最多的話題就是“修車”(性交易)和賭博。

作為一名女性,其實我很難融入他們關於性的談話,在長達一個月的微信群聊中,我才得以瞭解到三和獨特的性“文化”。

談論龍華附近的性工作者,比如以價格低廉口碑好聞名的“紅姐”和白富美的“高傲妹”;偷拍路過三和的女性和中介女性(如“黑妹”),並加以調侃;在群內傳閱黃色圖片和視頻……這些都是老哥們喜歡的發洩方式。

但是他們大多沒有那麼多錢,“在三和,百分之七十的大神幾個月都沒有性生活的,可能百分之八十。”老哥們表示:“修一次可以掛好幾個月,還是擼好。”性工作者服務一次的價格是300元左右,日結工作很難存下錢,所以他們也只限於口頭調侃。

三和不是沒有女大神,流離失所的年輕女性來到三和後,更願意兼職性服務業,因為比起黑廠和缺乏保障的日結人生,出賣身體是一種成本低廉、代價不高、容易堅持的工作。

據老哥們說,天黑以後,在三和旁邊的龍華公園的隱蔽處,曾有30~50元一次的“快炮”服務:也就是女方只“脫一截褲子”,不脫上衣的速戰速決交易。

由於安全措施的缺乏,這些女性很容易沾染疾病,“只有到最後都破罐破摔的,才願意幹快炮,一般女的不幹的。”這些女性為了幾包煙或者一個月的話費,就要承擔起染上各種棘手性病的風險。如果不是徹底走投無路,很難想象任何人會願意這樣生活。

30元,在龍華公園的黑夜裡,從一個走投無路的人那裡,交到另一個走投無路的人手中。

其實,三和附近的性工作者一般都不是專職者,性服務對她們來說是一個暫時提升生活條件的“外快”。很多時候,她們還是深圳最普通的工廠女工。

 在更深入瞭解幾位大神後,我發現了一些意料之外的事:在本該性慾充沛的年齡,更多的人卻對性持一種消極,甚至是迴避的態度。他們告訴我,其實自己並沒有那麼大的性慾,“在那地方待久了都沒性慾”,睡不好,吃不飽,缺乏隱私,工作疲勞都是原因。

不管是對於“紅姐”還是其他三和女神,在私底下,大神們保持一種淡漠的姿態,他們說:“其實沒那麼大興趣了,也就那回事兒。”問到心儀的廠妹“小潘”,老哥說:“不太可能了,沒想那麼遠。”問是否嚮往婚姻家庭,他們總是回答“沒想過”,老哥們認為,其實在三和也挺好的,如果住宿條件再好一點,肯定會有更多人來當大神。

三和像一個空氣不清新的避難所,擁擠的視線,惡劣的環境,在這裡,連動手解決的念頭也一天天減少。

圍在一起開黃腔,可以說一部分是出於一種文化慣性。

這是一個在性這一層面上充滿矛盾的群體,一方面他們和大部分底層男性一樣“飢渴”,不受主流性道德的束縛;一方面他們好像又是禁慾主義的擁躉,從他們身上感受不到年輕人的迫切的幻想和真誠的渴望,彷彿一個被暴晒乾癟的陳年絲瓜。長期的壓抑使他們的性慾支離破碎,一方面無限膨脹而得不到滿足,一方面這一原始的、本能的衝動竟然在漸漸消失。

性的壓抑和扭曲的禁慾感,像三和空氣中的複雜臭味一般無時無刻不籠罩著他們。

徘徊、張望和流離失所的三和年輕人

三和大神們所受的教育決定了他們註定只能成為最底層的體力勞動者,而他們的階級地位決定了他們在婚姻市場幾乎不可能找到交易對象。

主流社會期望他們像自己的父輩一樣,年復一年,任勞任怨地裝手機、擰螺絲,在喪失壓榨價值之後回到農村、養豬、蓋房子、生孩子、老去,就此消失於主流視野之外。

可是在深圳——這個資本主義極度發達的超級城市,年輕一代工人可以比父輩獲取到更多的信息,這條道路由此喪失了吸引力,並展現出它的原貌:貧困、陰暗又汙濁的底層人生。

他們也許隱隱發現了:在醫療、教育、住房和司法上,在人生的方方面面,他們的父親並非是城邦的自由民。

為了逃離巨大齒輪的暴力碾壓,年輕人們終日聚集在三和,徘徊,張望,流離失所。

註釋:

[1]掛逼:三和的日結零工不再進廠打工,靠日結度日。日結並非每天都有,當連日結都沒得做、飯也沒得吃之時,大神們稱這種狀態為“掛逼”。

https://www.gooread.com/article/20128175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