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门:能源业工人组建新工会

采访也门道达尔燃气公司工会代表Ahmed Ali Al-Qidani

在遭受道达尔石油公司(TOTAL)和杰富仕安保公司(G4S)这两家跨国企业的无情剥削和掠夺之后,100多名也门工人决定建立一个新的工会组织。

就在9月初进行这次采访的时候,也门多地正发生抗议。三年来无情的罪恶战争涂炭生灵、破坏基础设施,数百万工人和穷人陷入愈来愈严重的经济灾难。

最近也门货币贬值到历史新低,基本商品的价格涨至新高,令已经很可怕的人道主义灾难变本加厉。自2015年来,食品价格平均上涨了68%,凸显了战争带来的经济困境。现在这个国家超过一半的人口失业,大多数公职人员大约两年领不到工资,数百万人饱受饥荒和流行病的摧残。

与此同时,反动的帝国主义势力为了自己的利益,每天都在戕害无辜群众。据联合国披露,沙特和阿联酋对也门主要的货物和援助入境点荷台达港(Hodeidah)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可能导致“史上最严重的饥荒之一”。特朗普政府最近声称,沙特正在“尽一切努力降低平民伤亡风险”,但实际上沙特政权故意将大规模饥荒作为战争的武器。这再次表明了美帝国主义正是当前这场大屠杀的同谋。

92日开始,内战双方控制的地区均爆发抗议。尽管规模有限,这场抗议运动凸显出我们需要而且能够将全国工人、失业者和穷人团结在斗争之中,提出自己独立的阶级诉求,结束这场野蛮冲突和由各交战方所造成的贫困和饥饿。首先要对抗沙特政权及其西方盟国。他们拥有压倒性的火力,因此对于也门的灾难负有首要责任。

这场斗争须要复苏劳工运动,并寻求国际工人阶级的声援。在这种情况下,创建一个新的战斗性工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工国委对这个新工会表示敬意,并将跟进报导工会的发展状况,以及TOTALG4S工人长达数年的抗争。

最近,也门道达尔燃气公司于首都萨那(Sana’a)成立。能解释一下这个工会的目标是什么,以及为什么要创建它吗?

这个工会的目标是用一切手段捍卫工人的物质和道德权益,建立工会教育系统、提高工人的学识,并保护工会成员免受任何不公对待。

我们希望争取正义、平等,反对一切歧视,促进和发展我们工会与战斗性的阿拉伯工会和国际工会以及国内外相关工人团体之间的了解和合作。

过去部落领导人企图骑劫我们的斗争,这使我们特别意识到有必要制定团队合作和集体领导的原则。当然,我们也希望推进和协调为TOTAL/G4S工人伸张正义的斗争。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这个新工会源于我整个工作生涯的经历和斗争。在工作中我遭受了许多不公和歧视,令我意识到我们必须将为所有工人伸张正义的战斗进行到底。

这个新工会有多少成员?

目前我们有150名成员。

你们是否有计划扩大工会规模或与其他部门的工人联系起来?你们和也门工会联合会的关系如何?后者如何帮助你们对抗压榨工人的公司?

也门工会总联合会很大程度上已经瘫痪,他们只是提供“建议和声援”,有时发表一下声明。工人们曾于2016年4月13日在萨那的也门工会总联合会总部门前示威,要求它采取行动支持TOTAL/G4S的工人斗争。尽管一些工会成员也做出了少许努力,但是总联合会不怎么关心我们的斗争,也没采取什么行动,而且最近一段时间几乎什么都没做。

话虽如此,我们的工会还是注册为总联合会的成员。我们希望利用我们的新工会影响也门更广阔的工会运动,并与其他部门的工人建立联系。我们正在讨论将也门国内外的石油业和安保公司的工人和工会联合起来。

你认为你们与TOTALG4S的纠纷仍未解决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主要原因在于这两家公司。更详细地说:

  1. 两家公司以欺骗手段剥夺了工人应有的权益
  2. 公司提出的方案无法满足工人最低限度的权益,因此被工人拒绝
  3. 两家公司的股东多年来一直掠夺本应属于工人的收益,这也导致两家公司就谁应为工人被欠下的所有权益买单而产生分歧
  4. 两家公司大赚也门国难财,然后无视工人的处境和最基本的权利,单方面决定撤资
  5. 一些可疑人物最初对我们的斗争表示同情和支持,但其真实意图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浮现出来。他们试图利用两家公司的不良形象和我们的斗争所获得的广泛支持捞取好处。

你们的主要诉求是什么?

支付所有工人从雇用之日起直至获得这些权益之日的所有权益,包括未发的薪水、津贴、奖金、加班费、社会和健康保险、斋月补贴、危险工作津贴……此外,我们要求公司补偿被害工人的家属,并赔偿所有工人的一切物质和精神损失。这些公司如果恢复在也门的运营,必须重新雇用原来的工人,否则必须给付适当的遣散费。我们希望透过正规法律程序解决纠纷,并希望国际工会联合会(ITUC)和工国委跟进、监督我们的案件。

目前工人的士气如何?

我们这些工人处于以前从未经历过的非常困难的境地。3年来我们的命运被公司摆布,饱受不公、压迫和忽视。我们的三名同事被无情杀害,他们的家属孤立无援。大多数工人失业,一些人被迫出售家当来维持生计。

大多数公司拒绝雇用我们,因为我们没有正式解雇通知。正因为如此,一些工人为了养活家庭,不得不甘受一家自称G4S的冒牌公司剥削。这家公司用一点点小恩小惠骗工人签署声明放弃所有权益。

日子过得很艰难,但工人们仍然保持着耐心和决心。但我们需要加紧努力,在工人的坚定意志崩溃前尽快解决问题,否则斗争会更加艰难。总之,工人在非常困难的局势中不断斗争。

你对也门目前的战争有何看法?

也门正面临最困难的局面,冲突各方毫无怜悯和人性。我们已经受够了战争,我们完全反对这场战争。这场战争已经摧毁了也门社会,经济崩溃,生活极度困苦。

你认为也门和国际上的劳工运动可以对解决也门正在经历的灾难起到什么作用?

也门的经济危机和工人遭受的欠薪在各个方面都造成严重的影响,包括教育部门、卫生部门以及所有社会服务部门。我认为,发挥劳工运动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它可以透过一切可能的手段帮助工人和那些社会部门,使它们继续开展活动和避免更严重的灾难。

你们认为像工国委这样的组织可以做些什么来帮助你们的斗争,以及帮助也门人民争取更美好的未来?

它们可以促进工人和社区的政治和文化觉醒。特别是因为当前的战争和危机,也门的工人、工会和社区组织普遍缺乏资源,力量薄弱,因此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支持。

工国委在支持工人阶级和人道主义事业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例如也门的TOTAL/G4S工人斗争。我们一开始也没有预料到他们会提供这么多帮助。工国委无惧重重困难保卫也门工人。

我认为,工国委及其世界各地的支持者有能力激发也门和全世界的工人群众斗争,对抗剥削、种族主义和跨国公司的歧视。不过现在还需要做更多努力来对公司施压,帮助帮助工人发声,令工人的诉求得以满足。

最后,我非常乐观地认为,尽管面临目前的灾难,也门人民必将从战争的废墟中崛起,克服目前的困难,走向更美好的未来。

请接受我们由衷的感谢与敬意。

https://chinaworker.info/cn/2018/10/24/18957/

川普上台和美国民主衰退的根源

民主不等於選票,民主不等於選出一個獨裁者。如果人民自己不去做主,那就無所謂民主。

自从唐纳德川普上台之后,不少人惊呼美国民主衰退,而唐纳德川普也的确一直在和极右纳粹勾结,攻击揭露其黑幕的媒体,由着极右纳粹暴力攻击和平示威者(夏洛茨维尔事件),把难民儿童关进铁笼,削减福利对穷人宣战,对性少数人群宣战,最近甚至开始否认跨性别者的存在了!

但川普并不是导致民主衰退的原因。事实上,川普只是民主衰退的结果而已。先来看看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的投票率吧:55.7%。除去那些年龄不符合的人,有权投票的人中,有61.4%的人去投票了。也就是说,在所有拥有投票权的人中,只有61.4%的人去投票,也就是说将近40%都没去投票。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将近40%的人主动放弃了民主这一基本人权!而且这并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从1980到2016,这将近四十年时间里,投票率一直在60%左右浮动。等于说,一直以来都有40%左右的人主动放弃民主这一基本人权。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啊。

然后再看一组数据:

可以看到除了1996年和2008年,其他年份民主党和共和党候选人的得票数是非常接近的,即使是1996年和2008年,差距也不过是5%左右。这就造成了一个结果:60%左右的人中的一半左右选出的总统代表了所有人,也就是说,30%左右的人选出的总统代表了所有人,而这种结果根本就是反民主的!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川普得票比希拉里少,是美国特有的傻逼选举人制把川普推上了台。不过傻逼选举人制并不是美国民主衰退的主要原因。

接下来再看一个数据:

图中显示,越年老的人投票率越高,而越年轻的人投票率越低,而最年轻的18-29岁的人,投票率基本上不到50%。呵呵,很多政策都会对年轻人的生活产生极大影响,但年轻人却最不想投票。

这些数据要出现在某个新生的民主国家,倒也无可厚非,因为民主本身就需要学习和训练才能掌握,长时间被禁止走路的人一开始走路肯定走不好。可发生在美国这种政党轮替几十回的公认的“老牌成熟民主国家”,就非常奇怪了。

难道说美国人的民主素质不高,公民意识不强?哦,的确没人这么说美国人,但如果同样的数据换成其他某个非白人国家,绝对会有傻逼民逗这么说的,呵呵。当然,这种素质论不过是倒果为因的屁话而已。

那么究竟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这还得从现有的代议制民主模式说起。

代议制民主根据选举制度可分为两大模式:比例代表制和最高票当选制。根据政府架构也可分为两大模式:议会制和总统制。排列组合一下,就会发现总共有四种模式:比例代表制+议会制,比例代表制+总统制,最高票当选制+议会制,最高票当选制+总统制。

其中,西欧和北欧的多数国家采用比例代表制+议会制,英国采用最高票当选制+议会制,拉美部分国家采用比例代表制+总统制,美国采用最高票当选制+总统制。

现在具体来看一下这几种制度究竟是怎么回事(以下资料引用自罗伯特道尔的《论民主》,这是一本优秀的科普民主的书籍):

比例代表制:它是在老牌民主國家裡最為常見的選舉制度,其設計目的就是在黨派總體票數比例和黨派在立法機構獲得席位的比例之間建立關聯。例如,一個政黨獲得 53%的票數就會得到 53%的席位。我們通常把這種安排叫作“比例代表制”(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PR)。

最高票当选制:英國和美國就是採用了這種選舉制度,每個地區選出一名候選人,而這位候選人由得票最多的人當選。它跟賽馬相似,因此人們就把它叫做“最高票當選制”(first-past-the-post,FPTP)。在美國,像這種安排經常被看作是“相對多數制”(plurality system),因為候選人只要獲得相對多數的選票,而不必是絕对多數(majority),就能贏得選舉的勝利。

比例代表制很好理解,假设有三个政党ABC,A党得票40%,B党和C党都得票30%,那么实际议席就按照4:3:3的比例划分,大至国家级别的国家议会,下至小城市的市议会,都可以这么干。至于选区划分也无所谓了,反正不管如何划分,最终的议席是要根据总得票比例来的(当然前提是完全的比例代表制)。

而最高票当选制就问题很大了。如果按照最高票当选制,那么A党的候选人就会获胜,而B党和C党什么都得不到,但实际上B党和C党的支持者加起来有60%。等于说,60%的人被40%的人代表了。再举一个极端例子:設想一個只有 1000 名成員的小型民主體制,它被平均分成 10 個選區,並從每個選區的 100 人當中選出一名代表進入立法機構。假設,在這個微型的民主體制中,藍黨得了 510 票(51%),紫黨獲得 490 票(49%)。現在我們設想(儘管這種可能性很小)在這個微型的民主體系裡每個黨的支持率平均分佈:剛好每個選區的選票裡,藍黨占 51%,紫黨占 49%。選舉將會是什麼樣呢?藍黨在每個選區都取得了勝利,因而獲得 100%的議席,而對方則一無所獲(見圖 11-1 中的例 1)。可以把這個體系擴大到一個國家,而選區也大幅增加。其結果還是一樣的。也就是说,最高票当选制会造成51:49=1:0的结果,而实际上这两种结果差距极大!

而选区划分也会造成问题:選區劃分(gerrymandering)——或者說純粹出於政治目的而對選區進行劃分——是美國的一個傳統做法。它的名字跟格裡(ElbridgeGerry)有關,他就是我們在前面提到過的美國制憲會議的一個代表。格裡是麻塞諸塞州的民選州長,1812 年為了保住民主黨在州立法機構中的多數席位,他重新劃分了選區。有人發現其中一個選區就像一條 火 蛇 ( salamander ) , — 個 批 評 家 評 論 說 它 更 像 是 一 條 格 裡 蛇(gerrymander)。隨后“gerrymander”這個詞和它的動詞形式“togerrymander”就進入到美國人的詞典裡。当然,今天是共和党经常做这种破事了。

比例代表制下小党派也能获得和得票比例对应的议席,所以实行比例代表制的国家政党数目通常都比较多,边缘人群也倾向于通过支持小党派或索性自己建立新政党来产生政治影响力;而最高票当选制下小党连根毛都得不到,结果就是演变为两个大党轮流坐庄(如果不是如此,那么最高票当选制下的得胜党连代表多数这一最基本的民主要求都做不到了,参见前面的例子),边缘人群只能寄希望于已有的大党。而对于资产阶级来说,是收买两个大党容易还是一个个收买多个政党容易?很明显是前者更容易,而且新血进入大党之后也更容易被影响同化。顺便说一句,有人批评DSA不建党,但在最高票当选制下,建党只能是毛都得不到,DSA选择和民主党候选人联盟,是现有情况下唯一可行的方案。

所以民逗争吵什么“两党制”“多党制”其实傻逼无比,因为两党还是多党本身根本不是制度,而是不同的选举制度造成的结果。最高票当选制下,两个大党轮流坐庄,资产阶级两头下注,结果就是选择哪个党派并没有本质区别。就以美国为例吧,看起来民主党和共和党在很多地方都有分歧,但实际执政时两党的政策相同之处远大于不同之处:共和党削减福利,民主党的克林顿也一样搞狗屁“福利改革”大肆削减福利;共和党站在资本家一边,民主党的奥巴马同样站在资本家一边,镇压占领华尔街运动,镇压抗议祖地和水源被肮脏的石油管道污染的苏族印第安人;共和党支持美国帝国主义,和沙特当盟友,民主党一样支持无人机屠杀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平民,一样和沙特当盟友;共和党搞大规模监控,民主党一样继续这一政策,如果不是斯诺登揭露真相,美国人民到现在还会被蒙在鼓里。

有人说,至少民主党支持平权,推动了不少平权法案。我只能呵呵。这么说吧,如果你是老板,然后你歧视同性恋者,但平权法案规定你不能因为性取向开除员工或拒绝聘用,你会怎么办?事实是在自由市场环境下你有一万种方法bypass:给同性恋员工穿小鞋,故意找茬,逼员工自己辞职;给同性恋员工低工资,反正你可以强迫员工保密工资,这样员工就根本不知道被歧视;直接找其他借口开除同性恋员工,例如“工作表现不好”,反正标准是你定的,你怎么扯淡都行;直接以“能力不足”为由拒绝聘用同性恋员工,反正聘用决定权在你手上…….

所以你以为在法律上写上“禁止歧视”就能实现平权?Naive!资本主义之下老板拥有独裁权力,这就意味着无数的暗箱操作,你如何防止老板的暗箱操作呢?要根治就必须终结资本主义,实现经济民主;要缓解,那就必须要限制老板的独裁权力,例如老板不能随意开除员工,必须有明确的标准和充足的证据;例如员工工资必须透明,相同岗位必须相同报酬;例如禁止故意找茬(当然实际执行难度很大就是了);例如规定必须雇佣一定比例的同性恋者,或者直接政府给同性恋者提供有尊严的工作。当然,以上这些都是和自由市场直接冲突的,呵呵。

而且民主党的平权法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默认所有少数群体都是中产阶级,所以不需要福利。实际上可能吗?当然不可能了!

再来说说“亚裔细分”。这事的根源是教育资源严重不足,大批人去争抢稀缺的优秀大学资源,结果导致直接给指标的平权法案被憎恨。实际上,就算没有给指标这事,对稀缺资源的争抢,或者说的更明白一点,竞争,本身就会制造仇恨,你怎么可能不去憎恨一个总是和你抢这个抢那个的人呢?所以资本主义之下人们必然会倾向于相互敌视憎恨,而不是同情互助。

说到竞争再多说几句,如果你发现某人总是和你竞争,那么你有什么应对方法吗?方法1:花大成本提升自己的能力(不一定成功),超过对方;方法2:直接干掉那人,让那人再也无力和你竞争。资本主义辩护士们强调方法1,但很多时候,方法2才是最有效的。当然,对老板来说也是如此,所以资本主义之下黑公关和虚假宣传之类的“下毒竞争”比烂模式是常态。

所以民主党对平权的支持,基本也就是停留在嘴上,目的是骗取少数人群的选票,仅此而已,至于我所说的那些实际方案,其中的主流右派是根本不肯用的。

接下来说说总统制和议会制的区别。在總統制國家裡,行政首腦的選出與立法機關沒有關係,並且憲法賦予了總統很大的權力。在議會制或內閣制國家裡,行政首腦的選舉和撤換都是由議會決定的。很明显,总统虽然是民选,但其上台之后对权力的实行是独裁的,例如唐纳德特朗普随意开除高级行政官员,单独推行政策,这些都根本没经过美国人民的同意。所以,总统制比议会制不民主得多。总统竞选的时候可以随便承诺,反正上台之后老子的权力是独裁的,老子一个承诺都不兑现,你们又能怎样?什么,4年之后不选我了?那有什么关系,老子的总统瘾过了,想推行的政策都推行了,那就行了!

“既然选择哪个党派都没有本质区别,既然候选人能够轻易被资产阶级收买,既然选出的总统根本不兑现承诺,那么我为什么还要去投票?反正我投票选出来的人也根本就不会为我说话。”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有40%左右的人不去投票,而年轻人对现有制度更失望,所以超过一半的年轻人都不去投票。这就是为什么川普这个垃圾纳粹会上台,因为他竞选的时候说得非常好听,骗到了不少人,而上台之后不兑现又如何?美国人民根本毫无办法。嗯,也不是毫无办法,办法就是废除不合理的最高票当选制与总统制,用比例代表制和议会制取而代之,而根治则需要实现社会主义!

参考资料:https://en.wikipedia.org/wiki/United_States_presidential_election,_2016#cite_note-turnout-1

https://www.census.gov/newsroom/blogs/random-samplings/2017/05/voting_in_america.html

https://edition.cnn.com/2016/11/11/politics/popular-vote-turnout-2016/index.html

http://longlanyu.blogspot.com/2014/04/blog-post_3799.html

https://zh.wikipedia.org/zh-hans/%E7%BE%8E%E5%9B%BD%E9%80%89%E4%B8%BE%E4%BA%BA%E5%9B%A2

被失踪、被暗杀:记者没了,真相还会来吗?

卡舒吉失踪事件引起全世界关注之际,土耳其报纸《新曙光报》(Yeni Safak)刊登了土耳其掌握的录音的部分文字记录,展现了卡舒吉在领馆内遭到杀害和折磨的过程,并有土耳其官员称刺杀小队的成员的大部分都和沙特王储萨拉曼(Mohammed bin Salman)关系密切。

卡舒吉的惨案,又一次让敢于报道真相的记者们颤栗。

批评,所以被杀?

外界猜测,如果卡舒吉遇害如若属实,很可能和他对于沙特王储的批评有关。作为一名记者,多年以来,卡舒吉对于沙特的民主改革有着执念,对于政治当局的批判更可谓直言不讳。

曾经,他多次采访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并曾试图利用两人的私交劝其放弃使用暴力手段的激进主义想法。他支持在国内推动真正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化进程,并曾明确呼吁沙特政府放松对于媒体和言论的管控。但自己却曾遭到沙特政府的全面封杀,因为他公开发表批评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的不当言论。

  卡舒吉失踪后,民众手举卡舒吉头像。图片来源:网络

但真正为他招来杀身之祸的很可能是近段时间以来他对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拉曼的尖锐批评。

今年9月11日,在他为《华盛顿邮报》撰写的最后一篇文章里,卡舒吉毫不避讳地指责萨拉曼王储莽撞地介入也门内战的“罪行”。他指出,这场莫名其妙的战争引发了世界上最为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削弱了沙特自身国力。对于这场战争中发生的大屠杀和民众伤亡,沙特王储萨拉曼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除此之外,在过去将近一年里,他还曾撰文指摘王储借反腐之机掌控媒体,扼杀言论自由,批评其对人权活动家、女权主义者、宗教学者、政治异见人士大规模抓捕;他也曾在沙特政府正式解除对于女性驾车的禁令后,提醒沙特国内的改革还远远不够;另外,他还批评王储正在沙特在国内推行的经济转型计划过程中,因为缺少必要的论证和思辩,以致于无法辨别其中可能存在的缺陷和失误……

正是基于卡舒吉的上述观点和言论,外界普遍认为沙特政府对卡舒吉的残忍行为,正是对政治异见人士的杀鸡儆猴。目前调查还在进行当中,沙特方态度不明,西方国家掺和其中,土耳其的证据遭到质疑,记者卡舒吉失踪案仍然扑朔迷离。

印度左翼女记者之死

当记者不容易,当一名想要改变世界的记者就是危机四伏。卡舒吉并不是唯一的一个。

2017年9月5日夜晚,印度著名记者、作家高瑞·兰克什(Gauri Lankesh),在自己家门外遭骑摩托车的枪手连开7枪。共有3枚子弹击中兰克什,其中一枚正中前额,另两枚射入肋部,事发时,兰克什家中无人,她的邻居发现罪案后报警,那时,兰克什已停止了呼吸。

兰克什之死在印度多地引发游行抗议。人们认为,这位女记者之死是“对印度民主的刺杀”,此案也被视为对印度左翼力量的一次重击。因为据警方调查,杀害兰克什的作案手法与2013年和2015年当地发生的针对左翼人士的谋杀案类似,因此凶手极有可能就是印度教极端主义者的雇凶。而生前,高瑞·兰克什常与人轻描淡写地谈及最近收到的死亡威胁。

  2017年9月6日,印度班加罗尔,民众举行游行,谴责不明枪手枪杀女记者蓝克希的行为。

图片来源:凤凰周刊

高瑞·兰克什是一位不知疲倦的批判者。兰克什是印度为数不多的女性新闻工作者之一,她专注于推广女权政治和文学;她因为反对迷信以及宗教干预政治的立场,她被外界视为“理性主义者”;她长期支持印度贫困人群和“贱民”群体,倡导新闻自由,谴责一切形式的暴力,以大胆的调查式报道而闻名。

同时,她也是一名活跃的社会活动家。2005年她创办了周刊读物《高瑞·兰克什·帕特莱克》,作为自己的左翼舆论阵地,此外,她还主创了为受压迫的社群服务的社区和谐平台——Komu Souharda Vedike。兰克什表示,她要“坚持以自己的方式,推动建立一个平等社会。”

就在印度总理莫迪在国内大推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时候,高瑞·兰克什却旗帜鲜明地反对右翼印度教政治。她公开表示,印度教不是一种宗教,而是一种“社会等级制度”,在这其中,“妇女被视为二等生物” 。

正因为如此,兰克什被印度教极端分子视为眼中钉。并且,由于长期批评总理莫迪掀起的印度教民族主义风潮,她频频惹上官司,甚至被判诽谤罪。最后兰克什被暗杀,那些右翼人士竟然在网上大声欢呼。在新闻界,此案被视为右翼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对于所有异见人士的警告。

有权益组织表示,印度新闻工作者近年来不断被激进民族主义势力打压,新闻从业者甚至被蔑称为“妓者”。在社交媒体上,新闻从业人员也饱受这股势力的网络暴力,不少女记者都曾受到过强奸和暴力威胁。此外,记者被杀害的现象并不罕见。“保护记者委员会”的数据显示,自1992年以来,有40名记者在印度遭到谋杀,那些受害者“挑战的是所在地区的既得利益集团,矛头常指向大规模的腐败”。

在全世界,新闻从业人员因为刺痛了某些政治或资本利益,正在越来越多地受到人身威胁。

“无冕之王”,十面埋伏

记者从来都是高危职业。根据全球记者保护协会(CPJ)的2016年的数据,自1992年以来,世界各地共有1216名记者遇难。

  1992年以来记者的遇害场景。

来源:全球记者保护协会(CPJ),新京报编译

记者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正愈演愈烈。“无国界记者”组织从他们的调查数中发现,自2000年以来,每年被杀害的记者数量已经从个位数到百位数。根据英国《查禁目录》公布调查报告,2017年,全球共有259名记者遭到各地政府的逮捕,79人被杀害。

那些被迫害的记者,往往冒着极大的风险,揭露被政府极力隐藏的消息,他们大多数被政治团体谋害。而作为真相的报道者,谋害他们的凶手却极有可能逍遥法外,甚至其死因都可能因为“神秘的力量”而不为世人所知。

  1992年以来记者遇害案件情况。

来源:全球记者保护协会(CPJ),新京报编译

记者,为何沦落至此?

记者处境的恶化,是媒体自由衰落的一个重要体现。而新闻自由被日益破坏,与它的拥有权的变化脱不了干系。

原本,新闻行业被称作“无冕之王” ,它曾经因为揭露真相而产生巨大影响力,作为公共利益的守护者,它是一股独立的力量,可以揭露现实的丑陋,还人民以真相。

但近年来,资本和权力的利益合流壮大,其势力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在新自由主义制造的艰难环境中,媒体难以避免地被步步收编:在不同的国家,媒体平台要么被政府掌控,要么由财团豢养,媒体成了政治力量或商业力量的喉舌,因此,任何伤害资本和官僚利益的报道被更多的限制——尽管当下最需要被报道的就是那些资本与政府的丑事。

就这样,权力因为失去了制约而变得肆无忌惮,最终化身成那把杀人的刀。就在上层社会独享民主自由,而人民群众只配享有沉默的畸形世界里,媒体沦陷,而那些仍然渴望真相、胸怀理想的记者就成了孤单英雄,一旦他们触碰到当权者的利益,就可能万箭穿心。而真相,却离人民群众越来越远。

参考文献:

1、瞭望智库:记者神秘失踪,竟遭15人“暗杀小组”酷刑和肢解?一个大国正面临50年未有之动荡!

2、多维新闻:土耳其曝光沙特记者被杀可怕细节 曾被砍手指斩首分尸

3、新京报传媒研究:记者节,纪念这些为新闻牺牲的灵魂 | 1992年以来,全球有1216名记者遇难

战乱误伤

4、好奇心日报:全球媒体自由正处于本世纪最低点,新闻记者面临困境

5、环球网:印度左翼记者家门口遇害 印高官:是对民主制度的刺杀

6、凤凰周刊:印度女记者之死

7、FT中文网:女记者遇害与印度政治的退化

8、维基百科:

Gauri_Lankesh(https://en.wikipedia.org/wiki/Gauri_Lankesh)

http://www.wyzxwk.com/Article/guoji/2018/10/394844.html

【專文】葛特曼在英國國會的控訴,台灣成了焦點(談話全文)

Thank you.
I’ll be speaking about Taiwan today, but I want to begin with four stubborn facts.
謝謝,我今天會講到台灣,但我想先提到四點不可否認的事實。

1) Our report, Bloody Harvest/The Slaughter: an Update, released in 2016, showed that China is not performing 10,000 or 15,000 transplants per year as Beijing claims, but 60,000 to 100,000 transplants a year. Huang Jiefu, China’s spokesman on the organ harvesting issue recently embraced that volume. He says that China will be doing 50,000 transplants in a few years. Where will the organs come from?

我們在2016年發布的報告《血腥的器官摘取/大屠殺:更新版》顯示,中國絕不只像北京宣稱的每年進行10,000至15,000次的器官移植,而是高達60,000到100,000件。中國政府在器官移植議題上的發言人黃潔夫最近也基本承認了這個數量,他說中國在幾年內就會達到每年50,000件器官移植的數量,這些器官都哪裡來的?

2) Over the last year, Beijing has blood-tested approximately 15 million Uyghurs – every man, woman and child in Xinjiang.

在過去一年中,北京政府從超過1,500萬維吾爾族人身上抽取了血液樣本,包含新疆的每個男人、女人、小孩。

3) As I speak, over one million Uyghurs are in “Re-education Camps.”

在當下,超過一百萬維吾爾族人被關在所謂「再教育營」中。

4) And the CCP are building 9 crematoriums in Xinjiang. The first one in Urumqi has just opened. It has 50 security guards.

中共還在新疆建立9個火葬場,第一個剛剛在烏魯木齊開始營運,光是那一個就駐紮了50名保安人員。

We cannot – I cannot – stop Beijing, any more than a monk on the West coast of Ireland could stop the Vikings from pillaging European civilization. My job is to compile an accurate history. So, I am going to examine one factor – one among many – that I believe contributed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我不能阻止中共,就像當年在愛爾蘭西岸旁觀的僧人無法停止維京人橫掃歐洲文明一樣,但我的工作是要把歷史準確的陳述出來。今天我要講一個很關鍵的重點,這是我覺得促成了今天器官活摘現狀的重要因素。

It’s a medical technology known as ECMO. 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 And a man named Dr. Ko Wen-je, third from the right in this photograph of an ECMO conference at Wuxi Hospital in 2008. Dr. Ko is currently mayor of Taipei. Dr. Ko’s involvement in ECMO goes back to at least 2000.

那就是叫做葉克膜(ECMO)的技術,還有一個叫做柯文哲的醫生,就是這張照片右邊數來第三人,這是在2008年無錫市醫院舉辦的葉克膜研討會上拍攝的照片。柯醫師現在已經成了台北市的市長,柯醫師從最早2000年就開始涉及到中國的葉克膜發展。

In 2008, Dr. Ko told me in an interview that he knew first-hand about Falun Gong organ harvesting in at least one hospital in China back in 2005 – and that account of the interview, which was agreed on by both parties in writing, is now in my book, The Slaughter.

柯文哲在2008年的一次訪談中告訴我,他最早在2005年就親自知道,中國至少有一間醫院在活摘法輪功學員的器官。這場訪談現在被記錄在我的書《屠殺》裡,而且我們雙方當年都同意了我出版的內容。

That account will never change. But my view of Dr. Ko? That has changed.

書裡的內容永遠不會改變,但我對柯文哲的觀感已經徹底改變了。

As I discovered shortly before I went to Taiwan to promote the Mandarin publication of my book, Dr. Ko was at this conference only three months before our interview in 2008. I cannot un-see the picture. And I cannot un-see the schedule for the conference that Ko participated in.

在我最近出發到台灣推廣我的書中譯本之前,我發現柯文哲在2008年曾經參與了那場葉克膜研討會,而且就在我們訪談進行的三個月前。那張研討會的合照讓我看了想忘都忘不掉,我也不會忘記研討會的會議行程表,顯示柯參與其中。

Many Taiwanese researchers are far more equipped to investigate this conference than I am. And in fact, my own findings on this conference has already been surpassed by Falun Gong researchers. But if I use sources I trust – the 2016 Update with Kilgour and Matas, which I co-wrote, and documents from the World Organiz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which I co-edited – I can say a few words about the hospitals and individuals on this schedule.

許多在台灣研究這個議題的人都比我更有能力進一步調查這場葉克膜研討會,事實上法輪功的研究者已經超越了我自己收集到這個研討會的資料。但光就我在2016年與大衛·麥塔斯和大衛·喬高一同撰寫出版的報告,我可以講講這場研討會上出現的醫院和醫生。

Every individual and hospital that is suspected to have been involved in the organ harvesting of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prisoners is highlighted in red. Although there are ambiguities about Dr. Ko’s activities in China, for simplicity, I have also highlighted Ko Wen-je’s name in red. Ko was the only non-mainlander to give a presentation. He presents at the 12:00 session.

我們在這裡把每個懷疑曾涉嫌對政治和宗教良心犯進行器官活摘的個人和醫院都用紅體字標註起來,儘管我們對於柯文哲在中國究竟做了什麼還有疑慮,我們也先把他的名子改成紅色。柯文哲在當天中午12點進行了講座。

This schedule is a sea of red. I’ll just go down the list in order, starting with the conference venue:

可以看出,在這場研討會演講的許多人都有活摘器官嫌疑。

• Wuxi People’s Hospital was closely examined in our 2016 update because it is exclusively approved for lung transplants – and yet we know it also carries out eight other types – kidney, liver, heart, pancreas, cornea, stem cell, bone marrow, and vascular grafts. Because Wuxi claims to have completed more than half of all lung transplant surgeries in China, we suspect that some of those lungs are from Falun Gong.

• 我們在2016年的更新報告中特別觀察了無錫市人民醫院,該院不只獲得獨特的肺移植許可,還進行其他八種移植手術,腎臟、肝臟、心臟、胰臟、角膜、幹細胞、骨髓、和人工血管。因為無錫市人民醫院宣稱他們進行超過全中國一半數量的肺移植手術,我們懷疑法輪功學員是肺來源之一。

• Chen Zhonghua participated in multi-organ extractions from 65 “donors” from January 2000 to August 2006. When Chen ran the Wuhan Tongji hospital institute of organ transplantation in 2006, the hospital was asked if it could perform live organ transplantation from Falun Gong prisoners. The Kidney Transplant department replied: “Sure, it’s no problem…When you are ready, you can come over directly and we will discuss it in detail.”

•陳忠華從2000年1月到2006年8月對65個「器官捐贈者」進行了多個器官同時移除的手術。在2006年,陳忠華還是武漢同濟醫院器官移植研究所的所長的時候,海外的調查人員打電話向醫院詢問他們是否可以取得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移植時,該醫院的腎臟移植部門回覆「沒問題啊,當你準備好時,到我們醫院來跟我們進一步討論」。

• Liu Deruo: Department of Surgery in the China-Japan Friendship Hospital. 7 cases of single lung transplantation from brain-dead “donors” – a euphemism for live organ harvesting – before 2008. The hospital is a common destination for wealthy Japanese “organ tourists.”

•這是劉德若,中日友好醫院的外科主任醫師,在2008年前進行過7次的肺移植手術,都是從腦死的所謂「器官捐贈者」身上取得,通常那就意味著被器官活摘的受害者。中日友好醫院是日本「器官旅客」常來接受移植的熱門醫院。

• Chen Jingyu, the “No.1 Lung Transplant Surgeon in China.” Extracted lungs from 129 “donors” from 2002 to 2011. By 2014, Chen was doing up to five lung transplants per day. Taught perfusion preservation to 30 hospitals in 10 cities and provinces. If I am not mistaken, that’s Dr. Ko on the left, and Dr. Chen on the right.

•接下來是陳靜瑜,號稱「中國肺移植手術第一人」,2002年到2011年間從「捐贈者」身上取出了129個肺臟。到2014年為止,陳靜瑜每天平均做五個肺移植手術,他向10個城市和省分的30間醫院教導灌注保存器官的專業技術。陳靜瑜應該就是照片右邊那位,而柯文哲就在左邊。

• Fuwai Hospital, number 1 in heart transplants. Song Yunhu is the chief surgeon.

•北京阜外醫院,這個醫院進行中國最多的心臟移植,宋雲虎是主任醫師。

• Shanghai Chest Hospital, Gao Chengxin. The most bilateral lung transplants in China to date. Dr. Han Baohui, director of pulmonary medicine at Shanghai Chest Hospital, reported classmate Zhao Bin to the police for practicing Falun Gong. Mr. Zhao was arrested in April 2012 and was tortured to death at a Shanghai facility on October 19, 2013.

•接下來是上海市胸科醫院的高成新,進行了中國最多的雙肺移植手術。該院的肺內科主任韓寶惠韓寶惠,曾向當局告密自己的同學趙斌修煉法輪功。趙斌在2012年4月被捕,2013年10月19日在上海的監獄被摧殘致死。

• Chen Liangwen, VP of Fujian Medical University Union Hospital, extracted hearts from 111 brain-dead “donors” – average age about 25 years, no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Warm ischemia time of 0-15 minutes, suggesting pre-scheduled live organ harvesting.

•福建醫科大學附屬協和醫院副院長陳良萬,他破了16個「中國第一」紀錄,從111個腦死的「捐贈者」取出心臟,平均壽命25歲,都沒有心臟疾病,熱缺血時間為0-15分鐘,這又是另一項紀錄,說明了是事先計畫好了的器官活摘。

• Wang Chunsheng. Director of Cardiac Surgery, Zhongshan Hospital in Shanghai, Shanghai’s premier organ transplant center. From 2000 to 2011, Wang extracted hearts from 298 “donors”: average age 27 years; no cardiovascular problems. Since 2007, 238 live hearts have been extracted at Zhongshan.

•王春生,上海中山醫院的心臟外科主任。從2000到2011年,王從298名「捐贈者」身上取出心臟,平均壽命27歲,沒有心臟疾病歷史。2007年以來,他從取出了238個心臟。

• Here is a recorded phone call to Zhongshan from 2006:

Investigator: … So how long do I have to wait [for organ transplant surgery]?
Doctor: About a week after you come…
Investigator: Is there the kind of organs that come from Falun Gong? I heard that they are very good.
Doctor: All of ours are those types.
Here’s a quote from Tan Yunshan, director of Zhongshan Hospital’s liver disease department in 2015.

“All the donor livers are directly extracted at the source. Because we do the extraction ourselves and have access to the original information of the donor organ, we would know for sure whether a donor liver can be used or not…We don’t care whether it’s from a Falun Gong practitioner or not. We don’t get involved in politics. As doctors, we only care about the donor liver, about whether it meets the requirements of transplantation. If it meets the requirements, we don’t care who it’s from.”

•下面是對中山醫院肝調查的電話錄音:

調查員:要等多久呀?
醫生:來了一個禮拜左右就可以做了。
調查員:有沒有這種煉法輪功的這種提供的,這種提供的說是很好……
醫生:我們這兒的都是這種

「所有捐獻肝都是直接從源頭獲取的。因為我們自己進行提取,並且能夠獲得捐贈器官的原始信息,我們就能確定捐獻者的肝臟是否可以使用… 我們不關心它是否來自法輪功學員。我們不參與政治。作為醫生,我們只關心捐贈的肝臟,關心它是否符合移植的要求。如果它符合要求,我們不關心它來自誰。」

• Meng Xu, founder of the Beijing Heart Transplant Centre. From 1992 to 2006, Meng participated in the extraction of hearts from 51 “donors”: males; age range 21-43 years. No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Warm ischemia time, 3-8 minutes. Meng has independently completed nearly 10,000 surgeries, with over 800 operations every year.

• 這是孟旭,北京心臟移植中心的創始人,從1992年到2006年他參與了摘除51個「器官捐贈者」的心臟,都是男性,年齡21-43歲,沒有心臟疾病歷史,熱缺血時間為3-8分鐘。孟旭獨自完成了將近10,000次手術,每年都有超過800次。

I am going to skip ahead because we are short on time.

因為時間緣故,我在這裡要跳過一些內容。

• Last entry; Tianjin Central Hospital. Estimated to do 5000 transplants annually, essentially half of the entire transplant volume of China, according to Chinese official numbers, for over a decade. Over half of its patients are said to be foreign organ tourists.

• 最後一個是天津市第一中心醫院,估計每年有5000件器官移植,十幾年來幾乎占據官方統計全國移植數量的一半。過半數在這裡接受器官移植的是外國人。

So what was this conference about? Well, as the conference subtitle suggests: Medtronic ECMO. Medtronic is an American company based in Minnesota. And, Dr. Ko sells Medtronic ECMO machines and expertise on the Mainland.

這個研討會的重點是什麼?為什麼這些人會來參加呢?當然是為了葉克膜而來。柯文哲是為了推銷美敦力的葉克膜機器而到中國大陸。

ECMO can be used during harvesting, but the bottom line is that it prolongs the opportunity to use a lung or a heart up to eight hours. As Dr. Ko has pointed out, ECMO saves lives.

葉克膜可以用來作為活摘器官的工具,它可以將肺臟或心臟的壽命延長最長達8小時,如同柯所說的,葉克膜可以拯救生命

Indeed, it does. In Taiwan, in America, in Great Britain, in Japan, Australia. But in China, with a nearly inexhaustible supply of religious and political prisoners, do you think the majority of people at this

的確,葉克膜在台灣、美國、英國、日本、澳洲都發揮了拯救生命的角色,但在中國,因為有著幾乎無數的宗教和政治良心犯,把葉克膜帶進中國的結果是截然不同的

ECMO conference were interested in saving lives? I think they were interested in making mone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at conference, Dr. Ko was valuable – until 2008 at least – to the Mainland organ transplant industry in three ways:

參加這個葉克膜研討會的人是為了想拯救人命而來嗎?我想他們應該是因為想要賺錢而來的。從研討會的角度來看,柯文哲的參與是有價值的,至少到2008年為止,柯對於中國大陸器官移植產業的可利用處有三點:

1) As a conduit to “organ tourists” from Taiwan

扮演一個中間人的角色,讓台灣較為有錢的「器官旅客」前往中國

2) As a salesman of Medtronic ECMO equipment to the Mainland

扮演一個推銷員的角色,推銷美敦力的葉克膜器材到中國大陸

3) As a teacher of ECMO techniques.

扮演一個教師的角色,教導中國如何使用葉克膜技術

ECMO means that if you are harvesting a Falun Gong, or a Uyghur, or a Tibetan, you can make a lot more money from harvesting a single person. Here are the prices. And here is a picture of five Falun Gong refugees.

如果你在對法輪功學員、維吾爾人、或西藏人進行器官活摘,你可以利用葉克膜技術,來增加活摘一個人器官可以得到的利潤。這張就是器官的價格表,而這張照片就是五名法輪功的難民。

All of the women in this picture were in labor camp. All were tortured. One was sexually abused. And the woman on the left, Jing Tian, was examined for her organs. Before ECMO, if she was harvested while still alive, and tissue matched to foreign organ tourists who were present at the same hospital, she was worth $200,000 USD, maybe $250,000 USD, if we throw in the corneas. Let’s split the difference and call it $225,000 USD.

所有這張照片裡的女子都被關進勞改營過,她們全都被刑求過。在勞改營中她們其中一人遭受了性侵害,而最左邊這名女士京田(音譯)還被檢驗過器官。如果她在沒有葉克膜的情況下被器官活摘了,而器官在醫院被配給外國來的器官移植旅客,她的器官總價值會是大約$200,000美元,如果加上眼角膜或許可以值$200,000美元,姑且估算為$225,000美元好了。

After ECMO? Jing Tian was worth $680,000 USD. And I think everyone at that ECMO conference in 2008 understood this calculation.

如果利用葉克膜呢?京田身上的器官價值會增加到$680,000美元,大概增加了兩倍。我認為參加那個2008年葉克膜研討會的人,都非常清楚這個數字代表什麼。

In short, no matter what the original intentions were, bringing ECMO to China created a perverse incentive to kill Falun Gong, Uyghurs, House Christians and Tibetans. We don’t know how many. We don’t know exactly how much Dr. Ko contributed to ECMO in China. Yet I have no doubt that ECMO accelerated the killing of innocent people. And I have no doubt that ECMO is a contributing factor to the spectacular growth of the transplant industry in China – and the spectacular human rights crisis that we see in Xinjiang today.

簡單說,無論最初把葉克膜引進中國的用意為何,它所帶來的結果就是讓中國有更多殺害法輪功學員、維吾爾人、西藏人的邪惡動機。我們不知道柯文哲對於中國的葉克膜技術到底幫助了多少,但我毫無疑問肯定把葉克膜引進中國造成了更多無辜的人被殺害。我也毫無疑問肯定葉克膜導致中國器官移植產業的急速發展,還有現在在新疆發生的巨大的人權危機。

But is all this fair to Taiwan? Dr. Ko is the respected mayor of Taipei. He’s running for reelection. So, does Taiwan really have to deal with questions about what Dr. Ko was doing at the conference-from-hell a decade ago? In conclusion then, I want to explain why I think it is my responsibility as a writer, and as a co-founder of the International Coalition to End Transplant Abuse in China – or ETAC for short – to ask these questions.

但講這些對台灣公平嗎?柯醫生現在是受人歡迎的台北市市長,他還在競選連任,台灣應該質疑柯過往在這個「地獄研討會」中究竟做了什麼嗎?我想說的是,我作為一個作者,還有做為「全球制止中國器官強摘聯盟」(ETAC)的發起人之一,我必須問一些問題。

One of the clearest voices in ETAC – a voice of constant wisdom, calm, and clarity – is that of David Matas. So, when some transplant patients warned us that our work was being used by anti-vax conspiracy theorists, I proposed that ETAC begin promoting voluntary organ donation. Matas stopped me short with a single phrase: “avoid mission creep.” And he was right; groups dilute their strength by adopting other agendas. And ETAC’s primary mission is to save lives in China.

全球制止中國器官強摘聯盟裡面,一向最有遠見、最冷靜、而又最清楚的專家是大衛·麥塔斯。當一些器官移植的病患開始提醒我們,說我們的研究被一些反疫苗接踵的陰謀論製造者濫用來作為假證據時,我當時提議聯盟可以開始鼓勵自願的器官捐贈註冊,大衛·麥塔斯則馬上制止我,他說「不要超越我們最開始的任務初衷」。現在想起來他是對的,我們的聯盟若是開始涉及其他的任務便會翻散注意力,而我們最主要的任務還是要在中國拯救生命。

And yet: David Matas recently compared organ harvesting of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prisoners in China to a virus, a virus which does not end at China’s borders, but has begun to infect pockets of the global medical community.

大衛·麥塔斯還將中國對於政治犯和宗教良心犯的器官活摘比喻為一種「病毒」,也就是說這種「病毒」並不會影響中國國內,而是會散布到全球各地的醫界。

Think of the Vatican conferences on human trafficking, where China’s organ transplant apparatus was presented as an example for the world to follow.

想想看梵諦岡舉辦的有關非法人口走私的論壇,中國的器官移植官員不但前往與會,還被論壇當作是全世界器官移植的典範

Think of The Transplantation Society’s high-profile visits to China, where members of their entourage referred to Falun Gong as an “evil cult” – to the delight of the Mainland Chinese Press.

可以想想看國際器官移植協會如何頻繁的高調造訪中國,他們的成員還將法輪功描述為「邪教」,這說法讓中共官方媒體大為吹捧

Think of Huang Jiefu’s promise to bring Chinese transplant methods, including the transport of human organs, as a sort of perk to participants in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可以想想看黃潔夫如何誇耀中國的器官移植系統,將它當成是獎勵支持中國一帶一路國家的禮物

So, if ETAC has another mission – a mission which clearly separates us from the sort of activism that can be reduced to a T-shirt slogan such as “Save the whales” or “Free Tibet”- it is this: history matters.

所以如果全球制止中國器官強摘聯盟有另一個任務,而不會淪於膚淺的像是常看到在T-shirt上「拯救鯨魚」或「拯救西藏」的口號,那就是「歷史是重要的」

Mass murder – or “Cold Genocide” if you prefer – permanently alters the DNA of a society, not only in the victim populations, where the trauma ripples through generation after generation, but in the perpetrator class as well, where mass murder becomes an accepted method, an option, a tactic, to solve a problem or cover up an inconvenient crime. And I submit that describes Chinese organ harvesting accurately over the last two decades. And that history must be exposed. And we have no choice but to call out anyone who actively seeks to suppress that history.

大規模屠殺、或者稱「冷血大屠殺」會永久性的改變一個社會的結構,當大規模屠殺普遍變成一個解決問題或掩蓋政治不正確罪行的方法時,它不只影響受害者、讓他們的家庭受到世代的創傷,也會影響加害者的那個群體。我這裡敘述的是過去二十年中國器官活摘的真相,而這個歷史的真相必須被揭露出來,我們沒有其他的選擇,我們必須持續揭穿那些主動在掩蓋這段歷史的人。

Just two weeks ago, I watched as Taiwan’s Ministry of Health showed a surprising new transparency regarding the number of Taiwanese organ tourists who went to the Mainland – and resolved to enforce penalties on those who continue to flaunt Taiwan’s regulations. And I sat down in Taipei with some of the most impressive research professionals in the world.

兩周前,我很驚訝地看到台灣的衛生部長突然對台灣人前往中國大陸接受器官移植的現象提供更為透明化的資訊,並且承諾將會以更嚴厲的懲罰來約束那些繼續違背台灣器官移植法規的人。我在台北也與許多調查這方面議題最為厲害的專業人士促膝長談。

And what is the focus of their investigations? It can be summarized in a single world: Complicity. It may be a minority at present, but many in Taiwan want to end medical complicity with the Mainland and they have opened multiple investigative lines. ECMO is only one piece of the puzzle. Several individuals – I won’t name them here – from several Taiwanese medical entities, possibly with different political affiliations – will likely be exposed.

他們調查的重點是什麼?我們可以用一個字來總結,那就受「共犯結構」,現在在台灣關心這個議題的人可能只是少數人,但台灣的確有許多人會希望終止台灣與中國醫界掛鉤的共犯結構,而他們開始了一系列的深入調查。葉克膜只是這個共犯結構謎團的一部分,台灣有好幾個人,涉及台灣多家醫院、跨級不同的政黨,他們都是可能被揭發的共犯,我在這裡就不提他們名子了。

This is the darkness that lies ahead. This is the unspoken fear that haunts Taiwanese society.

這是我們要面對的黑暗,這也是台灣社會當前面對的揭露黑暗前必然的恐懼。

Now, it is much easier to attack me – or my 15-year-old son’s Instagram page for that matter – than to face that fear. Or to threaten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Or my publisher. Or to dismiss the whole thing as a political stunt. Or to simply say that there is “no evidence.”

你們為了逃避這種揭露黑暗的恐懼,當然可以很容易地針對我、攻擊我,甚至跑去騷擾我15歲兒子的Instagram帳號,或是去威脅台灣的法輪功學員,或攻擊幫我出書的出版者,你們甚至把整個事件形容是「政治打手」,或說什麼「沒有證據」。

Human Rights Organizations around the world quietly said just that for many years, until there was a tipping point. Our reports were, to paraphrase the US Congress, simply too “persistent and credible” to be ignored. Hearings were held. The press reported. And professionals from around the world laid their reputations on the line by joining Doctors Against Forced Organ Harvesting and ETAC. It became simply too embarrassing for Human Rights NGOs to deny the harvesting issue. Yet they did not shout “bloody murder” from the rooftops. Neither did any China-based reporter who treasures their Beijing access. Because their own actions during the years of denial was a form of “soft complicity.”

事實上全世界的人權組織多年來都是抱持那樣的態度,直到後來真相水落石出才全面改變。在經過那些國會聽證會、各家媒體報導之後,美國國會都說我們的報告「太有一貫性和說服力」,全球各地的專業人士也都以他們的名聲替我們背書,支持反強摘器官醫生組織和全球制止中國器官強摘聯盟。正是因為證據確鑿,人權組織發現他們若要繼續否認器官活摘這件事會太過丟臉。但他們仍然沒有大聲的承認整件事是「血腥屠殺」,那些希望繼續留在中國進行報導的國際記者也沒有高調採訪這件事,因為他們那麼多年來不承認此事的做法正是「共犯結構」的一種。

So yes, Taiwan is hardly alone in complicity. And that complicity is why Beijing has been able to carry out a vast crime against humanity in plain sight of the world, with relatively little consequence. And the lethargic Western response has terrible implications for our collective future.

所以是的,台灣是共犯結構的一部分,而這種共犯結構正是為什麼中共可以繼續在世人關注下持續犯下反人類罪而不需擔心後果。西方世界對於中共暴行的軟弱反應對於我們的未來都會有可怕的影響。

And that is why the eyes of the world are on Taiwan today. Because Western, Japanese and South Korean medical entities – whether they have hard or soft complicity in Chinese organ harvesting – are watching. Medtronic, The Transplantation Society, and the Vatican are watching. The US Congress and Westminster are watching. How strange for such a small country to have such influence, such power. But, just this once, Taiwan has the whip hand.

這就是為什麼全世界現在都把焦點放在台灣因為西方、日本、南韓的醫療界都在觀望台灣,無論他們是否已是共犯結構的一環。美敦力、國際器官移植協會、梵諦岡也、美國國會、英國國會都在密切觀望。台灣這麼小一個國家竟然有這麼大的影響力和權力,這次台灣真的變成了決定未來的關鍵。

As someone who has taken a few punches – and as someone who has pushed back a little too – I respect Taiwan’s free press and democracy. Politics may be a contact sport, and the news cycle may come down to 6 hours rather than 24, but the energy? It is irresistible. I suspect that Taiwan will find the truth of these matters – and I will advocate for Taiwan as the forward base of ETAC investigative activities going forward.

我本人因為此事受到許多攻擊,我也毫無懼怕地反擊回去,但我尊重台灣的自由媒體環境和民主。政治就像是肢體格鬥一樣,媒體的新聞熱度可能只是以6小時為單位而不是24小時,但不可否認的是這個事件的力道是無法抵擋的。我推測台灣會繼續在這件事情上挖掘出真相,我也支持台灣成為全球制止中國器官強摘聯盟未來進行器官活摘調查的重要根據地。

While I was in Taiwan, the news came that Beijing, finally feeling the global heat for incarcerating a million Uyghurs in camps, has moved 300,000 Uyghurs to undisclosed locations. Those locations may – or may not – be near organ harvesting facilities and hospitals. That’s speculation. It’s too early to say. But we are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here – and it is theoretically possible that how Taiwan reacts might even influence how many Uyghur men, women, and even children will live or die.

我在台灣時看到新聞報導,中共因為世界開始關注它把一百萬維吾爾族人關在新疆集中營裡,而開始將300,000維吾爾族人強行移到別的地方,我們不知道他們被移到新的地方是否有可能就是器官活摘的設施和醫院。這目前還是臆測,但我們可以看出台灣對此事的反應有可能會影響如此多的維吾爾族男人、女人、小孩的未來,決定他們的生死。

So if Taiwan is listening? Show us the way, Taipei. This is your time to stand up for China’s victims, to speak up for those who have no voice. Show us that Taiwan will follow the truth, wherever it may lead.

所以如果台灣在聽我的證詞,台北市民們,請向全世界展現你們的勇氣,這是你們替中國的受害者挺身而出的機會、是你們替沒有聲音的受害者發聲的機會。請向全世界展現台灣追求真相的決心,不管挖掘出來的真相為何。

Thank you.

謝謝

Westminster
3rd Round Table Briefing on Organ Harvesting in China
Ethan Gutmann
16 October, 2018
英國西敏寺
中國強摘器官的第三次發佈會
伊森‧葛特曼
2018年10月16日

http://www.peoplenews.tw/news/9244ccfe-15af-4252-8aaf-d19b2377556f

经济危机引发的大火,烧毁了万年的文明

(写在前面:巴西,又一个被新自由主义毁灭的国家。)

一场大火让整个巴西国家博物馆近乎全毁,而起火原因更令人愤怒。近几年,巴西右翼政府一直削减公共艺术文化设施的维护支出,导致博物馆的消防设施老旧失修。毫不客气地说,正是巴西资产阶级政府的贪婪与吝啬,直接造成了巴西历史文化的惨重损失。而这背后,右翼政府将经济危机转嫁给劳动群体,紧缩政策之下,巴西早已危机四伏。

2018年9月2日晚,位于首都里约热内卢的巴西国家博物馆突发大火,消防人员经过5个多小时才勉强控制住火势。整个博物馆几乎完全被毁,仅有10%的藏品得以幸存。

巴西国家博物馆成立于1818年,至今已有200年历史。馆藏有约2000万件文物,包括:至今为止发现的最古老的人类化石“露西亚”(距今约1.2万年)、记录拉丁美洲土著文化艺术的诸多珍稀文物,以及埃及木乃伊、太空陨石残骸,等等。

巴西国家博物馆火灾现场。图片来源:Left Voice

惋惜之余,令人愤怒的是,导致火势一发不可收拾的主因竟然是:离着火点最近的两个消防水栓在关键时刻出故障,放不了水。多年来,巴西右翼政府一直削减公共艺术文化设施的维护支出,导致博物馆的消防设施老旧失修。

数据显示,从2013年至2018年,巴西国家博物馆的预算分别为53.1万、42.7、25.7、41.5、34.6和5.4万雷亚尔,折合人民币(按2018年9月17日的汇率)分别为87.4万、70.3万、42.3万、68.3万、56.9万和8.9万。对于一个承载着巴西200多年历史记忆的、拥有2000万件藏品、占地6000多亩的世界级博物馆而言,这样的维护费预算用“杯水车薪”来形容绝不为过。

可以毫不客气地说,巴西资产阶级政府的贪婪与吝啬,直接造成了巴西历史文化的惨重损失。

经济危机是如何转嫁给劳动群体

这并非个案。自从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蔓延全球以来,欧洲、拉丁美洲的国家大都面临高失业率与通货紧缩并存的困境,而希腊、意大利、西班牙、阿根廷、委内瑞拉、巴西更是先后陷入债务危机的漩涡。

为了将经济危机转嫁给工人阶级等劳动群体,各国资产阶级绞尽脑汁编造出各种动人的故事,渲染“企业家精神”、“有恒产者有恒心”、“拒绝养懒汉(法国)”等虚伪的口号。

政治上,扶植法西斯主义团体,试图粉碎工人阶级的组织力量(例如美国2017年8月11日的“夏洛茨维尔事件”),强化国家机器的镇压职能,并利用工会的改良主义官僚层来管控工人运动的势头。

经济上,大力推行紧缩性财政与私有化政策,包括在劳动力市场推行灵活用工,增加法定工作日(例如奥地利塞巴斯蒂安·库尔茨的右翼政府要求工人每日工作12小时,每周工作60小时以上),推行延迟退休,将正式合同工贬斥为临时工或劳务派遣工,大量裁减公共部门雇员等等。

公共支出方面,一边哭穷喊穷要大幅削减甚至立法冻结对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社区基建等民生领域的财政投入,一边巧立各种名目为本国的大企业和国外资本减税免税。

在这点上,巴西资产阶级也不甘为人后。从卢拉政府到迪塞尔政府,再到2016年以弹劾式政变上台的特梅尔政府,巴西右翼对工人阶级发动了一揽子攻击——包括冻结教育与医疗的公共预算,破坏劳工权利立法,推动将导致数百万巴西人失去养老金福利的社保改革。

近几年巴西国内失业率(单位:%)。图片来源:Trading Economics

巴西左翼媒体Esquerda Diario(隶属于拉丁美洲的一个左翼新闻网络LID)的记者Jean Ilg写道:“这个靠政变粉墨登场的特梅尔政府,企图让巴西沦为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社会。所以,它将我们的石油资源奉送给外国资本家,削减我们的科学与教育开支,毁灭了我们巴西人200多年的历史记忆,它要推行无限制的劳务派遣与灵活用工来奴役我们工人阶级。正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我们被迫亲眼目睹我们巴西人的历史与文化烙印在大火中毁于一旦。”

劳工党、工会官僚和资本家的暧昧关系

巴西的前执政党劳工党充其量只是改良主义政党。前总统卢拉曾是工会领袖,在反对军政府独裁的1979—1980年金属工人罢工运动中上位。

当时,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工人政权开始萌芽,军政府的统治濒临覆灭。作为地方工会的领导,卢拉却阴谋压制工会内部的民主自组织倾向,打击工运势头。他并未带领工人为推翻独裁政权作斗争,而是选择与之谈判,这种改良主义性质的阶级合作战略成为了他以后组建的劳工党的主要路线。

2002年,卢拉以巴西劳工党候选人的身份当选总统,并与大资本及右翼势力结盟。卢拉政府的政策重心在于通过放松市场管制、降息、大幅度税收优惠、扩大劳务派遣比例等新自由主义政策吸引资本投资。与此同时,为笼络人心,卢拉政府还为巴西的贫困群体提供基本生活保障(所谓的“零饥饿计划”),这种“胡萝卜加大棒”的伪善政策,让巴西的穷困人口对卢拉政府抱有幻想。

在工会政策上,劳工党政府通过巴西最大的工会“劳工统一中心”(简称CUT,于1983年由卢拉参与组建)、通过工会的保守官僚层把持着当时巴西工运的领导权,确保工人的组织斗争不会严重妨碍新自由主义紧缩性政策的实施。这些工会官僚甚至与资本家和商会勾结在一起。劳工党、工会官僚和资本家的暧昧关系在特梅尔(他曾任巴西民主运动党党魁)政府上台执政亦依然如此。

2017年6月30日,巴西爆发了反对特梅尔政府改革的总罢工,包括里约热内卢、圣保罗市、萨尔瓦多、阿雷格里港市、大坎皮纳、纳塔尔等地都有工人组织起纠察队并上街活动。但是工会官僚却首鼠两端,一方面,他们曾拼命拖延发动总罢工的时间,企图藉此消磨工人的斗争热情;而在总罢工发动后,有些工会领导还发表声明攻击罢工。

无法避免的内爆:新自由主义与巴西的危机

特梅尔政府在通过弹劾式的政变将迪尔玛赶走从而上台执政后,照样与大资本结成统治联盟,不遗余力地推行新自由主义紧缩性政策。

在养老金制度上,特梅尔政府搞延迟退休政策,规定工人要比以往多工作10年时间方可退休,而要想领取全额的养老金则必须比以往多工作平均17年时间;在劳动权益上,特梅尔政府立法加强劳动力市场的弹性化,放松企业主裁员降成本的法律限制,还试图将法定工作日恢复到19世纪水平的12小时工作日;为了填补外债窟窿,特梅尔政府坚持前任的公共部门私有化政策。在公共支出上,推行所谓PEC241和PEC55法案,将公共教育与医疗卫生支出冻结在现有水平上,并维持20年不变,这足以影响整整一代巴西劳动群众的生计。

以教育投入为例,除了冻结财政支出水平,特梅尔政府还推行了名为MP746的紧缩政策。MP746要求裁减高校的哲学、社会科学、艺术、体育课和外语等课程,同时要放松教师任职的资格证要求。这一政策逻辑,一方面企图减少所谓“无用的学科”的聘用成本,另一方面降低高校老师的准入门槛,加强教室内部的就业竞争。

巴西公立学校广受批评的建筑物老旧残破、课室拥挤和教学资源短缺等现象持续恶化。在巴西米纳斯吉拉斯联邦大学,教学楼经常在大雨天受到洪水侵袭,午餐供应跟不上,学校只能给学生提供饼干充饥。

巴西凯鲁市的一位叫阿瑞尔·山德斯的学生讲述了他的经历:“当我姐姐想考大学时,我家里人告诉她‘大学不是我们这些穷人能呆的地方’。我本人则立志要当一名好的医生,但学校和政府官员都有对我说:‘阿瑞尔,你不要想太多,你连做梦的资格都没有。’我读的学校已经有一个月没有开数学课了,因为它连一位数学老师都请不起。我又怎么可能有条件去到实验室学习呢?我现在明白我的家里人是对的:我们的政府明摆着是要说‘大学不是你们这些穷鬼能呆的地方’。”

可笑的是,巴西政府一面喊穷,另一方面则又大力筹办当年的里约奥运会:大兴土木建造奥运场馆,增加警备力量,为支持奥运工作的巴西电力公司提供8500万雷亚尔(折合美元2000万)的补贴,声言要办成一场创新型的、友好的奥运。

在2016年4月,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爆发教师讨要欠薪的罢工,并得到当地学生的行动支援;在同年11月初,巴西多地爆发学生与教师占领高校运动,当时共有1000多所学校被占领。学生们反对特梅尔政府的紧缩性政策,并要求他马上下台。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占领运动中的师生还要求废除名为Escola sem Partido的言论管制政策。这项政策禁止教师在课堂内外对学生进行所谓“意识形态的骚扰”,其实质是为了禁止左翼思想在高校中的传播,鼓动 “有巴西特色的小粉红”体质的家长与学生主动向当局举报揭发有左翼立场的老师。但事与愿违,学生们反而站在老师的一边争取公正与权益。

巴西群众抗议特梅尔政府的紧缩政策。图片来源:Left Voice
危机之中,没有哪国的工人阶级处境会是例外

特梅尔政府的紧缩性政策,正是要将巴西经济衰退危机的代价转嫁给巴西劳动群众,因此在公共部门、私营部门和青年学生群体当中都激起了剧烈反抗。

除了上文提到的事件,还有多起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爆发。例如在2017年4月28日还有另外一场总罢工发生:来自运输部门、制造业、学校老师(既有公立,也有私立学校的)、医生、出租车司机等劳动者群体都参与其中,斗争矛头直指特梅尔政府的养老金制度改革;在今年1月爆发了圣保罗市地铁工人反对私有化(伴随着蛮横的裁员举措)的罢工;在5月爆发了卡车司机的全国性罢工。

在一些罢工运动当中,还牵涉到种族平等运动。由于特梅尔政府的统治基础是白人资本家等右翼势力,他们大力鼓吹种族主义思想,压榨黑人工人。巴西目前约有1200万名劳务派遣工,其中大多数为黑人,尤其是黑人妇女。说是当年美洲大庄园奴隶制的翻版也不为过。

有位叫卡卡乌的巴西公立学校教师指出:“要想打赢这场反紧缩性政策的斗争,我们必须团结起正式合同工和劳务派遣工,团结起黑人劳动者和白人劳动者。我们要有一个反资本主义和反种族主义的革命纲领!”

正如前文所提及,发生在巴西的这些新自由主义紧缩性政策和劳动群众的反抗,几乎是每一周乃至每一天都在全球各地发生——没有哪国的工人阶级的处境会是例外,自我安慰丝毫改变不了被剥削被奴役的现实。

巴西的资产阶级并不孤独。虽然表面上与其他国家的大资产阶级有利益冲突,但在清洗劳动群众特别是工人阶级革命力量的立场上,它们相当一致。不仅如此,他们还要利用种族、民族、性别、年龄、宗教等问题破坏国内外工人阶级的团结。因为它们清楚,一旦工人阶级实现了国际主义的联合行动,将会是资本主义的末日。

一位叫维多利亚·巴罗斯的巴西贫困家庭的大学生,在里约的国家博物馆失火后写下的评论:“对于我们穷人来说,最珍贵的博物馆被大火吞没了!对许多穷苦孩子而言,这是我们少有的了解历史文化的好机会。因为公立学校还是会组织我们去博物馆参观的。像我这种来自贫民窟的孩子,并没有多少机会去其他博物馆学习,单纯是在城市里坐车穿梭就要花不少交通费。走进里约博物馆是一种很舒坦的享受。如今数以百万计的穷人子弟没有机会再去了解我们过去的历史了,也没有什么机会去体会什么叫‘扎根历史,畅想未来’。”

大火后,巴西群众在博物馆外相互抱头痛哭。图片来源:Left Voice

维多利亚·巴罗斯在评论最后写:“而这种悲剧之所以发生,全都是因为我们巴西的统治者只会将我们的血汗钱用来补贴那些反动的司法官员的薪水、用来偿还外国大财团的借贷,却不会花钱投入到我们的教育上,如今,还要让我们的历史文化记忆被一把火烧走!”

www.ngocn.net/news/2018-10-16-0f885c5b4c052e21.html

谷歌向中共妥协 试图重返中国市场

如其他资本主义企业和跨国公司一样,谷歌对於利益的追求远大於其所谓的自由民主的价值观追求。

肇维 中国劳工论坛

据报道,谷歌正在开发一个自我审查的搜索引擎以配合中国的网络审查体系,进而重回中国市场。这个「清洁版」搜索引擎可能於6-9个月内完成。它可以屏蔽政府黑名单上的网站,以及六四屠杀和其他政治异议内容。而且回到中国後,谷歌随时可能将中国用户的个人资料交给政府。在被曝光之前,在这个有近9万名员工的互联网公司中只有几百人知道该项目。谷歌和其他资本主义企业本身就在工作场所施行专制!事件曝光後,约1400名谷歌员工联署,反对帮助中共政府进行网络审查,并要求公司提高决策透明度。

2010年,谷歌公司以无法接受中国政府的互联网审查为由退出中国,并以此在中国大陆赢得了「不作恶」的美名。但这更像是一场政治作秀而已。从2006年直到退出中国,谷歌中国(google.cn)其实一直在帮助中共封锁政治敏感资讯。当时中国异见人士郭泉批评说:「Google从此为了钱,成了中共脚边的一条摇尾乞怜的哈巴狗了。」因此在当时的中美冲突中,谷歌成了美国资产阶级建制的攻击目标。最後由於中共试图进一步收紧对谷歌的控制,并指使黑客盗取谷歌邮箱用户的资料,才导致谷歌不情愿地退出中国。

但谷歌一直没有放弃与中国企业的合作(包括开发被中共用於社会监控的人工智能)。现在中国从许多方面来说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互联网市场,对於谷歌的诱惑愈发变大。如其他资本主义企业和跨国公司一样,谷歌对於利益的追求远大於其所谓的自由民主的价值观追求。如果谷歌最终以服从审查制度为条件重返中国,中共政府会是另一个受益者。这会被宣传为中国网络审查制度的「重大胜利」,而其他跨国公司也可以以此为藉口,为自己顺从中共政权或者其他政府的专制措施辩护。

我们坚决反对中国政府对於政治异议的打压,支持言论自由和其他所有民主权利。要实现这些,依靠的不是跨国资本集团及其政治代表的虚伪言辞,因为它们将利润看得比民主更加重要,而是依靠群众性运动。只有终结专制的资本主义制度,将互联网公司民主公营,才能实现真正的丶彻底的网络和言论自由。

http://chinaworker.info/cn/2018/10/11/18837/

资本主义下的私有化教育

學生自殺、學債與貧窮

丽芬 社会主义行动

 

“状元”丶”尖子”等字眼,每缝七月考试放榜都会遍布报章头条,彷佛正在告诉我们这些”菁英”的出类拔萃就是未来社会的典范。灌输式教育制度生产这一小撮”菁英”,同时也制造了为人垢病的学习文化。学生创意思维被扼杀,学习态度往往被动,变成考试机械。香港商业化和私有化的教育制度令学生面对重重考试功课压力丶债务缠身,”精英教育”和巿场主导排除学习能力和经济能力较低的学生,扭曲平等教育的原意。资本主义制度令社会裹足不前,学生在这制度下成为牺牲品。

巿场化与学生自杀率飙升

香港青年协会最近访问了3,000多名中学生及大专生,发现有超过一半人有抑郁的情绪问题,平均每9.3日就有一宗青年自杀个案。政府自2004年开始推行TSA系统评估,社会一直存在极大反对声音,家长指TSA令学生不停操练试题和加大考试压力,有研究更显示因此而造成的幼稚园丶小学和中学生每周平均学习时数增至62小时。

林郑政府漠视社会反对TSA的声音,重推小三TSA考试,目的是利用高压考试制度将学生分成不同阶级,并且迫使学生在课外参与私人补习,促进每年数十亿元的补习市场获利。

教育开支不足

香港拥有庞大盈馀,但是投放在教育上却非常吝啬,教育占政府的总开支由2008年的24.7%下跌至现时的17.8%。教育占本地GDP的比率上更是只有可怜的3.3-3.4%,对比起英国和芬兰等欧洲国家的5.4-7%,香港教育只能与危地马拉丶毛里裘斯等国家齐名。

每年大学的资助学位只有15,000个,只是报考人数的一半,令未符合条件入读资助学士学位的学生”被迫”走向自资院校市场,承受昂贵的学费,经济能力有限的学生只能借贷求学。但从各大专院校的财政报告显示它们每年盈利达数亿元以上,根本与”学店”无异。教育质素远高於香港的国家如芬兰丶德国都提供免费教育,实行小班教学,其他欧洲国家如瑞典丶丹麦的大学教育也是全免学费。这都能提高教育质素,并保障每名学生享有接受教育的权利。

中小学教育私有化

除传统资助学校外,政府实行另有一种名为直接资助计划(直资)予私立学校发展,直资学校现时在港共有61间。过去数十年,传统名校纷纷转为直资,觊觎其可享有收生和索取学费等自由。直资学校每年学费可由9,000元至超越100,000,这根本完全脱离一般基层家庭可以负担的水平。可见私有化的教育制度扭曲平等教育的原意,变相教育成为富裕家庭才可承担的权利。

“国际学校”数目上升

去年,”国际学校”数目达到51间,当中有15间收录本地学生数目多於政府规定的三成上限,更有学校的本地收生占总学生的七成以上,这教人质疑”国际学校”的定义。”国际学校”的本地学生比例上升,这与”国际学校”有更大的教学自主权和不用跟随本地学校严苛的教育制度有关,但”国际学校”学费却绝非一般家庭可以承担,能入读的学生非富则贵。而政府一方面向外宣称本地学生数目不断减少而合理化其”杀校”政策,但却不愿推行小班教学。

香港政府实行新自由主义,大力削减公共教育开支,为大财团的私有化和巿场化铺平道路,基层巿民接受教育的权利被剥夺,自然制造跨代贫穷,学生自杀数字飙升等社会危机。社会主义者认为只有透过群众抗争,反对教育私有化及商品化,要求取消所有学债,将教育全面公共化,大幅增加教育资源,让所有学生免费读书。

http://chinaworker.info/cn/2018/09/29/18773/

懒婚青年图鉴:既然不能让彼此变好,为什么要结婚?

2018年10月05日 13:58:22
来源:土逗公社

微博上,有人用“懒婚”一词形容时下年轻人对婚姻既不期待也不抗拒的状态。当婚姻褪下罗曼蒂克的外衣,成为安稳生活+亲密关系的代名词,它正与当代居无定所、人际关系疏离的青年渐行渐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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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老友记》

导语:如果你问现在的年青人:“有没有对象呀?怎么还不结婚?”

他们可能会白你一眼:“结婚有什么好玩的…”

是的,如今的年青人,要么不想结婚,要么不敢结婚,最后,他们都变成了“懒婚”人士。

当全社会都盼着这届年轻人多生几个娃的时候,他们却表示,自己连婚都懒得结了。

《中国青年报》的报道指出,全国结婚登记对数连续4年下降,很多地方的平均初婚年龄也在延后,江苏更是推到了34.2岁。

微博上,有人用“懒婚”一词形容时下年轻人对婚姻既不期待也不抗拒的状态。当婚姻褪下罗曼蒂克的外衣,成为安稳生活+亲密关系的代名词,它正与当代居无定所、人际关系疏离的青年渐行渐远。

我们和6位懒婚青年聊了聊他们对于爱情和婚姻的看法。他们之中有恋爱多年、不差一纸婚书的小情侣,有放纵不羁爱自由的情场老手,也有恐惧亲密关系的母胎单身。对于懒婚,他们各有各的说法,却也有许多不谋而合之处。

他们的回答令人清醒。

“ 

如果我想要的自己都能给自己,为什么还要找一可能带来麻烦的婚姻?

龙猫,女,23岁。坐标:上海。

新人设计师。单身。

对我来说,亲密关系是可有可无的。如果有,会珍惜;若是没有,也不碍着日常生活。但总体上,我更害怕亲密关系带来的风险和压力,害怕彼此伤害,所以还是倾向拒绝它。

其实很现实,我现在根本不敢展开一段恋爱关系。刚刚毕业,前途未卜,压力山大,平时心态不稳定,有很多无法命名、无法梳理的情绪。如果谈了恋爱,很容易把杂乱的情绪投射到对方身上,这样有点不负责任。Anyway,我更想专注于工作,工作赚钱才是最要紧的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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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欢乐颂》剧照。

不过说回来,我不喜欢大多同龄甚至更年轻的男孩子。他们眼里满是躁动和热血,看着就很浅薄无知,有些人都难说是有礼貌,所以也不期待与他们会有什么深入的交谈。

之前在知乎上看到一个回答,说女孩子谈恋爱,不要急于把自己错综复杂的根系拿出来,别人只是想亲亲你的花。但是事实是,如果我已经隐约意识到你将来不可能接受我的根,凭什么要把花给你闻嗅?

我也不想生孩子,社会上二胎、产后抑郁的新闻太多了,逐渐把单身女性都变得恐婚恐育。但是我对养育孩子倒是有些兴趣。

前段时间看新闻,将来上海会开放独身生育小孩,以后有实力的单身女性也可以带小孩上户口,甚至独立收养。看到这个新闻我非常感动,这预示着以后女性也能有更多选择的权利,更加有勇气面对世俗,更加自由。如果这个政策真的能出台,那我对结婚的期待就更小了。

“ 

同居让人意识到,婚姻可能易燃易爆炸,却不会让彼此变得更好

Sara,女,24岁。坐标:北京。

国内研究生毕业,刚考入某事业单位。与男朋友同居一年半。

同居之后,我认识的婚姻是两个星球的碰撞融合,有些爆炸会伤人伤己。

十六七岁时对婚姻充满了期待,和小男朋友约定要举办一场自行车的婚礼,要求所有宾客都骑自行车参加,要抱着一大捧气球坐在后座。所有的想象都是充斥着粉红色的泡泡。到后来逐渐明白,婚礼并不是婚姻的所有,婚姻背后真正的含义令人望而生畏。

和男友同居一年半的生活,让我看透了婚姻。有很多烦心事,大概都是生活里的鸡毛蒜皮:见面的时候玩手机太多,没空理我;说要一起收拾屋子最后都是我干的……我们为此争吵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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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女人迷

在一起久了,我学会了妥协和退让。最开始,我吵起架来很歇斯底里的,不吵完谁也别想睡觉,现在就温和多了,因为发现,好像过了那会儿,我也就不那么生气了。毕竟,如果真的有三观上的大矛盾,早就分手了。

我现在的状态,与其说是不愿意结婚,不如说是不期待也不抗拒。不是说这个人不好而让我恐惧婚姻,而是我逐渐明白,不管这个人好不好,婚姻都不能保证他变得更好。

我妈说,结婚最大的作用是保证财产和合法安全,但是我又没有什么财产,也不贪图别人的财产。而且,我也不想要孩子,不需要考虑户口问题。所以婚姻对我没有什么大意义。

“ 

一旦结了婚,还怎么潇潇洒洒,简直就是生活降级

Nancy,女,30岁。坐标:悉尼。

会计师。在澳洲完成学业后,就业、定居于海外。单身。

我一个朋友说,婚姻应该是让双方变得更好,而不是变成双方的负担。越来越多的人觉得婚姻不再是必需品了。现在,我也一样——不结婚我也能接受。

二十几的时候,我也觉得人得结婚啊!可是现在,对于婚姻思考多了,恐惧感却也多了。

最怕的是家庭生活、孩子教育的责任和压力。特别是孩子,我觉得我有很多毛病,缺陷和心理问题,自己都没活明白,怎么教育下一代?

还有,如果嫁给一个人,可能会把自己的生活水平拉低好几个层次。经济上面的压力会有:结婚以后就是两个人啦,所有事情都得从家庭的角度考虑安排。此外,我身边的朋友结婚后都不像婚前那样随心所欲了。真的不划算!

不结婚,那就自由多了,不用考虑别人。

“ 

男生在婚姻中要承担更多的物质责任,我还没准备好。

大黄,男,25岁。坐标:北京。

保险经理。留学法国一年后,为了寻找事业上的挑战,肄业来到北京。单身。

在我心中,恋爱,就是在懵懂的时候遇到一个人,产生好感,然后有连结,在彼此生命里留下一些印记,这是对另外一个生命的探索,让她融入到自己的生活轨迹中,充满了青春的灿烂、生命的美好。

不过,大概是受媒体和网络影响,我一直觉得婚姻是爱情的坟墓,结婚之后,或许会更像是朋友之间处久了之后,发现彼此“也就那样”。所以我对婚恋没有特别的冲动。

好了好了,作为一个母胎Solo,这些都是想象,你们别当真哈!

其实,我上大学的时候有很多关系不错的异性朋友,但从来没有谈过一场恋爱。经常有人把我和某个女生说成是一对,其实我们只是比较“铁”。不过等到工作了,就基本没时间考虑谈恋爱了。我到现在,还没遇到合适的人。

也有人怀疑我不喜欢女生…其实不是的,我只是比较看重精神的交流。生活不易,能有个人一起分担一下,彼此聊聊还是很好的。但你知道,男生在婚姻中要承担更多物质的责任,我还没做好准备。

“ 

我享受的是追逐的快感,而婚姻会把我捆死

菠萝,男,21岁,坐标:广州。

生物系本科生。单身。

我谈过5段恋爱,每段不超过4个月,大部分分手都是我提的,因为厌倦了。

实话实说,我对女性的欲望来源于和她们聊天吃饭而产生的审美快感,以及雄性动物的表现欲,再深入就是,想上床却不想负责。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有四性:植物性、动物性、政治性、神性,这四性在我眼里没有高低之别,婚姻是人类政治性的体现,而我没办法每时每刻都保持着政治性,所以婚姻对我是一种不匹配的状态。

我在很长时间内应该是不会考虑结婚的,一方面是没钱,另一方面觉得结婚对自己和对方都没好处。我喜欢的是追逐的快感,就像跑步的人不愿意停下脚步,而非设定一个目标。而结婚等于把两个人捆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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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女人迷

这样说来,结婚对我实在是没好处。如果我想要找爱情的感觉,那我就看看爱情片,然后谈谈恋爱。如果想要性,可以约炮、看片儿。

但我又是矛盾的。我理想的婚姻状态是老婆在家相夫教子,我天天出去和小姑娘吃喝玩乐睡。有这种想法,按理来说是需要接受开放性关系的。可是暂时还不行——可能我内心深处还是比较“传统”,不想被绿。

“ 

不以结婚为目的谈恋爱才是真爱。

豆子,男,25岁。坐标:广州

媒体编辑,恋爱4年。

我跟女朋友相识7年多,在一起4年。我们已经在一起生活了两年,渡过了磨合的阶段,到现在,跟刚结了婚的状态其实没多大区别。不过,我们还没有计划结婚。

很多人都把婚姻看成是爱情修成的正果。但我觉得,婚姻不仅不能为爱情提供保障,还会让爱情变得物质、不再单纯,还可能加重爱情的负担。所以,宁愿给爱情减负,我不想结婚。

我不是排斥结婚,只是不太看重,懒得结婚。我不太看重一纸婚书,更重视爱情的质量和感受,我对亲密关系的期待是彼此在爱情里不断学习、分享新东西,让爱情不断生长,保持活力。用结婚证把两个人绑起来,我只能说挺没劲的。

***

时下的中国,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宁可忍受孤独,也懒得结婚,家庭不再是必需品。

但别太悲观,懒婚有时来自个体的觉醒。家族的意见不再作为婚姻观念的决定因素。在个体化的作用和浪漫爱情文化的影响下,亲密关系中的主观体验越来越被放在了突出位置,年轻人甚至信奉“大不了就离”。 年轻人相信:没有该结婚的年龄,只有该结婚的爱情。

此外结婚率持续降低,意味着女性地位和经济能力的提高。当女性不再需要婚姻来确定自己的社会地位、获得经济保障,更多的女性得以自主选择结婚与否。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消解了婚姻的经济意义。

不过,懒婚青年的自主性却离“自由”还有很远。他们的想法多是:晚一天结婚,就多一天自在——懒婚的背后,往往是不敢结婚。

在我们的文化中,居住稳定、养育后代仍然是婚姻的标配。但近年来,房价节节攀升,赚取一套房简直遥不可及,不少初出社会没多久的年轻人尚且蜗居在自己的合租房里。他们既没有心思,也没有力气推开那扇沉重的婚姻之门。如果结婚不一定能让生活更好,甚至会适得其反,那么轻轻松松谈个恋爱,不好吗?

年轻人真正失去的,却是选择亲密的权利。改革开放之后,生活的安全网被彻底击破,市场化的浪潮中,为了寻找更好的生存机会,人们愈加频繁地在不同的工作、城市、居所之间流动。快速、剧烈的社会变迁摧毁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理解和联结的基础,稳定、亲密成了奢侈品。人们的生活环境都不稳固,生活于此的人们又怎敢轻易奢望天长地久?

说到底,婚姻观念映照出的,是一个社会带给人安全感的程度。我们可以想象,当住房、医疗、教育不再是压在年轻人身上的三座大山,当人们不再需要焦虑地通过频繁的位移来讨生活,那么,他们或许可以真正自由地选择恋爱或独身、懒婚或结婚,而不再是“不敢结婚”。

culture.ifeng.com/a/20181005/60096435_0.shtml

聊聊为什么香港人普遍厌恶社会主义

一个问题: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你认为哪个地方的人最难接受社会主义?

有人说:当然是中国大陆,共匪长期挂羊头卖狗肉,宣传纳粹价值观,在中国当个社会主义者太困难了!

有人说:不对,是台湾,台湾人民长期被蒋特勒政府的反共宣传洗脑,又接受了新自由主义,对社会主义的误解非常严重。而中国大陆由于共匪不敢完全否定毛贼,反倒给左派留下了一点活动空间。

而我的答案是:香港。没错,香港没有共匪蓄意宣传纳粹价值观,也没有台湾那种激烈的反共宣传,但是香港有两点足以使其成为社会主义工作最难开展的地方:1,香港是国际金融城市,资本主义剥削金字塔的顶端;2,1967年在香港发生了由毛派主导的六七暴动。

首先聊聊第一点。其实香港也并非没有其他产业,但是最近几十年工厂普遍北移至中国,原因很简单,中国劳动力廉价,所以金融就成为了香港的绝对支柱产业了(甚至香港的中学都专门开了商科)。因此,很多跨国公司把总部设立在香港,因为香港几乎没有金融管制,资本流动非常自由。而香港政府呢,在97之前也一直都采用“积极不干预”政策,这可以说是奥派的理想政策了,政府除了维持商业环境(维持老板们自由的剥削压迫)之外,其他什么都不管(当然人民的死活也不管),所以香港曾经是弗里德曼的理想国(后来港共政权一边为了自身利益强加了很多管制,一边为了欺骗香港人民通过了一些表面上有利于劳工的政策,例如最低工资标准,所以现在的香港已经不是奥派们的理想国了)

香港人生活在这种地方,自然会被这里的社会存在决定意识,对吧?结果就是香港产生了一种非常典型的商业文化,具体内容是(以下是我从曾经的香港朋友那里听来的):

1,剥削压迫?不存在的东西,别人付钱让你做事是完全自愿的,你不爽可以走啊;(这种逻辑的错误之处我就不再重复了,现在重点不在这里,重点是绝大部分香港人都这么想)

2,别人如果付钱让你做事,那么你就不该因为事情本身而抱怨(例如抱怨事情太烦人之类的),因为你拿了别人的钱;

3,搵食(香港话,意思是打工)是宇宙真理,我没夸张,举个例子,香港的社会运动,如果有集体抗议行动,那么最迟必须要在半夜散场,为什么?因为第二天参与者们还要上班,不能影响上班。事实上大部分集体抗议行动都是专门挑选假日的,为什么?还是因为不能影响上班(我曾经和香港朋友聊罢工问题,结果他直接要我洗洗睡,因为香港人手停口停,组织罢工的难度堪称世界最高;你说省港大罢工?那是共匪提供了大量资源进行支持才做成的,后来的六七暴动也一样);

4,自由市场是宇宙真理,占中要求真普选是因为共匪的管制太多了,伤害了自由市场所需的自由,没错,这就是为什么占中最早是由自由主义教授“占中三子”提出,并且严格非暴力,完全反对任何暴力(包括砸玻璃),和平的故意违反法律以进行的公民不服从表演(注意公民不服从是自由主义概念而非社会主义概念,社会主义者是不拿公民这种不是按照阶级划分的模糊共同体说事的),当然后来10万人上街引发雨伞运动是当初的占中三子没有想到的,但严格非暴力原则(这是典型的自由主义主张之一,因为暴力容易损害私有财产,所以被支持私有产权的自由主义所厌恶)和诉求严格局限在要求真普选这两点是贯穿整个雨伞运动的。而在当时唯一有民族主义诉求的香港本土派,恰恰是反占中的,他们嫌占中不够“勇武”,在占中进行期间拆大台,后来又煽动大学学生会退出学联,起到的完全是破坏作用。

5,香港人相互拜年,走亲戚,庆祝,用的一个永恒的主题就是:钱,相互祝愿发财是最常见的。

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在香港宣扬社会主义的难度可想而知,从大陆流亡去香港的托派们和香港的社民连主席梁国雄(托派,绰号长毛)在香港是被极度边缘化的(要说名气长毛有一些,但是是对抗港共政权积攒的名气,至于其本身的托派主张,在香港基本处于无人理睬的境地)也就不奇怪了。

再来说说第二点。1967年毛派利用当时香港的严重劳资矛盾,在中共的支持下发起了六七暴动,后来也是在中共的命令下停止了暴动。而去年是六七暴动五十周年,一堆毛派借机要求平反,呵呵,你们有什么资格要求平反:

北京支持的消息對左派產生鼓舞,《文匯報》、《大公報》等報章廣泛報道,左派陣營更在16日於土瓜灣工聯會工人俱樂部舉行會議,成立「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成員有104人,而工聯會理事長楊光出任主任委員,通過對「港英政府法西斯迫害」的抗議書[17]

暴徒为阻碍警察行动在街头摆放地雷阵,在港九各處鬧市放置真假炸彈[15]。炸彈上多數以大字寫有「同胞勿近」,電車巴士、街道上都有發現。炸彈襲擊除了擾亂市民生活,導致人心惶惶外,更造成無辜死傷。一名7歲女童及其兩歲弟弟在北角被一包裝成禮物的土製炸彈炸死。負責拆除炸彈的警隊爆炸品處理課及英軍拆彈專家亦有死傷[26]

直至10月以前,真假炸彈未告平息。左派學校校園、門口、左派機構門口也都出現炸彈,炸弹风潮也波及左派自身。10月底,香港政府為提高市民信心及製造太平氣氛,推出香港節,以抗衡左派親中共的十一國慶及右派親國民黨的雙十國慶,左派以數百大小真假炸彈试图阻止市民參加。12月中旬,周恩來要求香港的左派停止炸彈風潮,持續8個月的左派暴亂和六七暴动結束。

8月24日,林彬離開窩打老道山寓所往商台上班,途中被人伏擊。兩名偽裝成修路工人的激进分子將林駕駛的汽車截停後,放火將林及其堂弟林光海燒至重傷,二人其後死於醫院。林在救護車一度甦醒,並向妻子大喊:「左仔害死我咯!」林彬死后其家属被中華民國政府接往台湾,入祀臺灣的中華民國忠烈祠[34]

《大公報》在他遇害翌日以「地下突擊隊鋤奸 敗類林彬受重傷」為題,譴責他為「對於愛國同胞極盡污辱誣蔑之能事」、對殖民地政府「認賊作父」。該報又稱呼林彬為「林逆」,細數其「罪狀」,「此人一向在反華宣傳中充當爛頭蟀角色……他天天叫囂,用盡無恥無良低能邋遢下流賤格的語言,把祖國的革命群眾稱為暴民。」林彬被殺後,左派中有人匿名稱林彬為「民族敗類,港英走狗」;並稱仍會繼續「制裁其他敗類」。事件中無人被捕[35]

7月8日上午10時,約300名中共民兵持輕重武器由中英街非法越境進入香港邊境禁區,並且包圍沙頭角警崗、集會示威,同時向警崗擲石及使用漁炮攻擊,警方首先以催淚彈及木彈驅散,然而未果。10時30分,當中約100名民兵使用機槍(或是衝鋒槍)攻擊警崗,雙方因而爆發槍戰[25]

来源:六七暴動

注意到林彬被活活烧死的案件了吧?迄今为止凶手还未知呢,这些毛派对当年的暴行毫无悔意,顶多一句轻描淡写的“策略错误”“极端化”,呵呵,你们对被你们害死的平民就那么不在乎吗?

此事过后,多数香港人就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再无任何好感,后来港共政权给当年的主谋颁发金紫荆勋章,又粉饰涂抹这段历史,更引发了香港人的憎恨。用我曾经的香港朋友的说法,今天的香港人依旧视这些香港红卫兵们为暴徒。不过他们也的确是暴徒。

“恭喜”你们成功在香港为左派招黑,傻逼毛派。

聊聊游戏开发者们所遭受的剥削压迫

游戏开发(gamedev)在很多人,特别是玩家眼中,是一个非常美好,快乐,收入又高的行业。因为游戏很好玩,所以你们就这么觉得了,对吧?

但事实和你们这些玩家的想象刚好相反,这行业就是个血汗行业!而开发者们的收入看起来的确不低(和资本主义金字塔最底层的行业相比算得上“工人贵族”,但和老板们相比,呵呵),可这是拿命换钱!

一起来看看真实的gamedev现状吧:

Crunch: The Video Game Industry’s Notorious Labor Problem(超长时间加班:视频游戏行业中臭名昭著的劳工问题):

Due to some “unlucky business negotiations” with publisher Ubisoft, Techland hadn’t been given enough time to finish the game. With a release date looming and far too much work left to complete, the team turned to one of the video game industry’s most notorious practices: crunch.

由于与出版商Ubisoft的一些“不幸的商业谈判”,Techland没有被给予足够的时间来完成游戏。 随着发布日期迫在眉睫但还有太多工作要完成,团队转向视频游戏行业最臭名昭著的做法之一:超长时间加班。

“We all had the enthusiasm and drive to create a good game, but there simply weren’t enough hours around the clock to fit everything in,” Nosek says. “Out of exhaustion we were making stupid mistakes, which required even more patching later on. We would lose our tempers easily, and at some point we developed a pretty surrealistic attitude to the project as a whole.”

“我们都有热情和动力来创造一款优秀的游戏,但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实现所有内容,”Nosek说。 “因为精疲力尽,我们犯了愚蠢的错误,导致后来需要更多补丁。我们会轻易地发火,而且在某些时候我们对整个项目产生了一种非常超现实主义的态度。”

Another former Techland developer (who asked to remain anonymous) explains that, “from Monday to Friday it was around 10 hours a day on average,” but it often went well above this. Saturday was usually an eight-hour shift, with a few extra hours on Sunday to “tie up loose ends that would help the team with their planned work for the following week.”

另一位前Techland开发商(要求保持匿名)解释说,“从周一到周五平均每天大约工作10个小时,”但它通常远高于此。 星期六通常是一个8小时的轮班,周日需要额外的几个小时才能“捆绑松散的末端,这将有助于团队在接下来的一周内完成计划的工作。”

The long weeks soon turned into long months, and the crunch began to take a personal toll. Life became work; work became life.

漫长的几周很快就变成了漫长的几个月,而超长时间加班开始造成个人损伤。 生活变成工作; 工作变成生活。

How crunch is more than a labor issue in the video game industry(超长时间加班在游戏行业中不仅仅是一个劳工问题):

A piece recently published by Game Informer features interviews from various people working in the game industry, discussing a massive labor problem that has been plaguing developers for years: crunch.

Game Informer最近出版的一篇文章介绍了游戏行业各种人士的访谈,讨论了多年来困扰开发者们的大规模劳工问题:超长时间加班。

“Crunch has been prevalent in the games industry for decades, and while it’s not unique to the games industry, it has become a negative practice that has perpetuated for too long,” explains former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IGDA Kate Edwards. “It burns people out, discourages them from continuing in the industry, and has seriously negative effects on physical, mental, and social health.”

“超长时间加班在游戏行业已经流行了几十年,虽然它并不是只存在于游戏行业中,但它已经成为一种长期存在的负面做法,”IGDA的前执行董事Kate Edwards解释道。 “它将人们摧毁,阻止人们继续从事该行业,并对身体,心理和社会健康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A survey conducted by the IGDA in 2015 found that 62 percent of developers said their jobs involved crunch and of those nearly one-third said crunch meant 50-59 hours of work a week. A 2014 IGDA survey found the most common reason for developers leaving the video game industry was “poor quality of life.

IGDA在2015年进行的一项调查中发现,62%的开发者们表示他们的工作涉及超长时间加班,而近三分之一的人表示,超长加班意味着每周工作50-59小时。 2014年IGDA调查发现,开发者们离开视频游戏(视频游戏就就是中国玩家所熟悉的单机游戏)行业的最常见原因是“生活质量糟糕”。

Krzysztof Nosek, the multiplayer programming lead on Call of Juarez: The Cartel discusses how crunch forced him to take a step back and reflect on the repercussions. Not only was it bad for hi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but it was affecting his personal life. “In retrospect you see the different directions that you and the world around you have taken, and you must judge whether it was worth it or not,” Nosek says. “It’s a tough moment that can quite often bring bouts of depression or low morale – the infamous ‘post-crunch realizations,’ as they are known.”

Krzysztof Nosek是Call of Juarez:The Cartel的多人游戏部分的开发者,他讨论了超长时间加班如何强迫他退后一步并反思其后果。这不仅对他的身心健康不利,而且影响了他的个人生活。 “回想起来,你会看到你和周围世界的不同方向,你必须判断它是否值得,”Nosek说。“这是一个艰难的时刻,经常会带来一阵沮丧或士气低落—臭名昭著的’后加班意识’,这是被众所周知的。”

The Horrible World Of Video Game Crunch(一个视频游戏行业超长时间加班的糟糕的世界):

In February of 2011, fresh off nine months of 80-hour work weeks, Jessica Chavez took a pair of scissors to her hair. She’d been working so hard on a video game—14 hours a day, six days a week—that she hadn’t even had a spare hour to go to the barber.

2011年2月,从为期九个月的80个小时的工作周中解脱出来之后,Jessica Chavez对着她的头发拿起了一把剪刀。她一直在努力制作一个视频游戏—每天工作14小时,每周工作6天—她甚至没有空闲时间去理发店。

As soon as the overtime came to an end, so did 18 inches of hair. “[It was] retaliation for the headaches the weight of it had given me while working,” she’d later tell me. “It got so heavy… it was unbearable after a while.”

加班一旦结束,18英寸的头发也一样被终结了。 “这是对工作中这些重量给我带来的头痛的报复,”她后来告诉我。 “它变得如此沉重……过了一段时间后,这是无法忍受的。”

Chavez, who writes and edits text for the boutique publisher XSEED Games, says she dropped 10% of her body weight during this period, where she handled just about all the dialogue for the text-heavy role-playing game Legend of Heroes: Trails in the Sky. By the end of the project, she weighed 99 lbs. (She’s 5’4.)

为精品出版商XSEED Games撰写和编辑文字的Chavez说,在她处理了多文本角色扮演游戏“英雄传说:空之轨迹”中的所有对话期间,她减少了10%的体重。到项目结束时,她的体重为99磅(45kg)。 (她的身高为5’4英尺(1.62m)。)(算了下BMI为17,属于偏瘦,被超长时间加班摧残的)

Spend any amount of time talking to people who make video games and you’ll hear thousands of stories like this. Crunch, as it’s called, has become status quo for the video game industry, as routine to game developers’ lives as daily commutes or lunch breaks. From multimillion-dollar blockbusters like Call of Duty to niche RPGs like Trails, just about every video game in history is the net result of countless overtime hours, extra weekends, and free time sacrificed for the almighty deadline. This crunch comes in many different forms—sometimes it’s long and drawn-out; other times it’s just a few weeks at the end of a project—but for people who work in video games, it’s always there. And because most game developers work on salaries, it’s almost always unpaid.

如果花费任何长度的时间与制作视频游戏的人交谈,你会听到成千上万的类似的故事。 正如所谓的“超长时间加班”已经成为视频游戏行业的普遍现状,就像日常通勤或午休时间一样成为游戏开发者们的日常生活。从像使命召唤这样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大片到像Trails这样的小众角色扮演游戏,历史上几乎所有的视频游戏都是无数的加班时间,额外的周末以及为全能截止日期牺牲的空闲时间的最终结果。这种超长时间加班有许多不同的形式—有时它持续很久; 其他时候,在只需要在项目要结束时进行几周时间—但对于从事视频游戏领域工作的人来说,它始终存在着。 而且由于大多数游戏开发者们都是固定工资,因此超长时间加班几乎总是没有报酬的(赤裸裸的剥削啊)。

Conversations about the morality and necessity of crunch have dominated the industry for over a decade now, ramping up in 2004, when the game designer Erin Hoffman wrote an exposé about practices at video game publisher Electronic Arts. Hoffman, who went by the name EA Spouse, wrote about how various forms of crunch were destroying her significant other’s life, hammering EA for practices she said were unethical and illegal. The blog went viral, causing widespread outrage and triggering a series of class-action lawsuits that led EA to settle for tens of millions.

关于超长时间加班的道德和必要性的对话已经在这个行业占据了十多年的主导地位,在2004年,当游戏设计师Erin Hoffman写了一份对电子游戏发行商Electronic Arts(单机玩家们最熟悉的名字之一)的揭露时,她以EA Spouse为名写到了各种形式的超常加班如何摧毁对她重要的其他人的生活,并指责EA所做的那些她认为不道德的和非法的做法。该博客像病毒一样迅速传播,引发了广泛的愤怒并触发了一系列集体诉讼,导致EA赔偿了数千万美元。(资本主义辩护士们会说为什么她不辞职,呵呵,让受害者滚然后老板们继续胡作非为剥削压迫?呸!更别说其他公司一样是血汗工厂!)

Today, however, things haven’t changed much. Developers regularly lament having to suffer through unrelenting crunch cycles where they go weeks or months without seeing their families. A 2014 survey by the International Game Developers Association found that 81% of polled game developers had crunched at some point over the previous two years. (50% felt crunch was expected in their workplaces and a “normal part of the job.”)

然而,今天事情并没有太大变化。 开发者们经常感叹不得不遭受不间断的超长时间加班周期的折磨,这使得他们和她们经常数周或数月都看不到他们和她们的家人(这和血汗工厂的流水线奴工有得一比了)。国际游戏开发者协会在2014年的一项调查中发现,81%的受访游戏开发者在过去两年中曾经处于某种程度的超长时间加班上。 (50%的人认为他们在工作场所总是会出现超长时间加班,而且这是“正常工作的一部分。”)

Why is this still happening? Why do people so often have to work crazy hours just to make video games? Should companies be doing more to prevent it? Over the past few weeks, I’ve talked to some two dozen current and former game developers—some of whom spoke on the record and others who asked to be kept anonymous—to try to answer some of these questions. The stories are candid and ugly: Some speak of nights sleeping in the office; of going weeks without seeing their families; of losing friendships and relationships because of endless unpaid overtime. Some say crunch drove them away from the video game industry. Some say they’ve taken vows to never work more than 10 hours a day.

为什么这仍然发生? 为什么人们经常为制作视频游戏而工作令人疯狂的时间? 公司应该采取更多措施来阻止它吗? 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我与二十多位现任和前任的游戏开发者们进行了交谈—其中一些人在记录中发言,另一些人则要求保持匿名—试图回答其中一些问题。 故事坦率而丑陋:有些人谈到在办公室睡觉的夜晚(我想起了被迫睡在机器下面的工人); 几周都见不到家人; 由于无休止的无偿加班而失去了友谊和关系。有人说,超长时间加班使得他们远离视频游戏行业。 有人说他们从此发誓从不工作超过10小时。

“Crunch is any time a milestone is behind schedule,” the developer said. “Crunch is any time a project is due for review by management. Crunch is any time an issue comes up that prevents other people from working. Crunch is any time a publisher decides they want to see something now or wants new features that weren’t planned previously. Crunch is when any trade show or article requires a demo/trailer/screenshots/you name it. Crunch is after the public sees said PRE-RELEASE content and starts tearing apart something that’s not finished… Crunch is not uncommon. It is the norm.”

“任何时候当里程碑落后于时间表时,超长时间加班就会出现”,开发者们说。 “任何项目需要由管理层审核的时候,超长时间加班就会出现。任何出现导致其他人无法工作的问题的时候,超长时间加班就会出现。任何发布商决定他们想要现在看到东西或想要以前没有计划过的新功能的时候,超长时间加班就会出现。任何贸易展览或文章需要演示/预告片/截图/你命名的东西的时候,超长时间加班就会出现。在公众看到先行版内容并开始撕裂未完成的东西之后,超长时间加班就会出现…..超长时间加班并不罕见。这是常态。“

在游戏行业,他们正在被疯狂加班文化摧毁:

这样的故事在该行业很常见。去年美国的电子游戏行业创造了304亿美元的产值,但是人们付出的代价无法计算。设计师克林特·霍金(Clint Hocking)描述,游戏开发过程中的密集加班导致的压力和焦虑令他出现失忆。资深游戏程序员布雷特·杜维尔(Brett Douville)说,有一次他连续工作太久,一时无法自己走下车子
像《质量效应》(Mass Effect)和《神秘海域》(Uncharted)这样的现代电子游戏开发费用高达数千万美元,需要数百人的劳动力才能完成,他们每周可以工作80甚至100小时。在游戏开发中,密集加班并不局限于项目的最后两三周。一个团队可能会在任何阶段开始密集加班,一次密集加班可能会持续数月。程序员会在周末深夜修改漏洞,动漫人员会利用周末对角色做最后的修饰,而团队中的每个人都会感到压力,要去加班,以与超负荷工作的同事们保持一致。

 

虽然很多工作都要求人们付出时间精力,但游戏行业的情况格外严酷。美国大多数游戏开发者不会因为加班得到额外补偿。他们可能会羡慕电影界的同行,因为电影行业的工会可以帮助从业者规范工作时间,并确保他们能拿到加班费。与银行和法律行业等同样以工作时间极为残酷著称的其他领域相比,游戏开发者的收入水平相形失色。根据Gamasutra网站的一项调查,2013年美国游戏开发者的平均收入是83060美元,不到纽约律师事务所菜鸟合伙人的一半。

当我为一本关于制作电子游戏的书做采访时,许多老牌游戏从业者告诉我,他们失去了和家人相处的时间,亲密关系充满压力,产生严重的倦怠感,因此考虑离开这个行业。

Why ‘crunch time’ is still a problem in the video game industry(为什么”超长时间工作“在视频游戏行业内始终是个问题):

In an interview with GamesBeat, Edwards said that surveys for the past two years show at least 37 percent of game developers say they are not compensated for crunch time, when they work long hours in a day or week to finish a game.

Edwards在接受GamesBeat采访时表示,过去两年的调查显示,至少有37%的游戏开发者们表示,他们在一天或一周内进行超长时间工作以完成游戏时,不会因此而得到补偿。

This will be the third year of the Developer Satisfaction Survey. We’re launching today. We have two years of data, which is built on several years of older quality of life data we’ve been doing since 2004. Looking back over the stretch, it’s been obvious from the data we’ve collected — we all know crunch is an issue.

这将是开发者满意度调查的第三年。 我们今天要发布了。 我们有两年的数据,这是基于我们自2004年以来一直做了几年的旧生活质量数据的。回顾过去,从我们收集的数据中可以明显看出 – 我们都知道超长时间加班是一个问题。

We also know compensation can be an issue around crunch. Seeing the numbers in the last couple years has given us an indication. Between 2014 and 2015 we saw 38 and 37 percent of developers, respectively, stating they don’t get compensation for crunch time. That’s ringing an alarm. That’s a huge percentage. More than a third of developers get no compensation for something that’s common in our industry.

我们也知道补偿可能是一个关于超长时间加班的问题。 看到过去几年的数字给了我们一个指示。 2014年至2015年间,我们分别有38%和37%的开发人员表示他们没有获得针对超长时间加班的补偿。这是一个很大的警告。这是一个很大的比例。超过三分之一的开发者无法从我们行业中常见的东西中获得赔偿。

以下是对《Blood, Sweat, and Pixels(鲜血,汗水和像素)》这本书的书评,这本书详细的描述了游戏开发者们的故事,以及这些人所遭受的剥削压迫:

Why It’s a Damn Miracle Any Video Game Gets Made(为什么任何视频游戏的制作都是一个该死的奇迹):

I think there’s that widespread sentiment that game developers need to be quiet unless they’re talking on-message. I think that’s changing a little bit; Twitter has helped, with developers sharing personal opinions on things. Even that is different from five years ago—five years ago if you were at a triple-A [high-profile] game studio, you would get in trouble for even voicing an opinion on a new game that just came out and has nothing to do with your studio. If you were like “Oh, I really like Bioshock” or “I didn’t like The Walking Dead,” you might get in trouble with your boss at a game studio.

我认为有一种广泛存在的观点认为游戏开发者们需要保持安静,除非他们正在被采访。 我认为这有点变化; Twitter帮助开发人员分享个人意见。 即使这与五年前不同 – 五年前如果你在一个三A [高调]游戏工作室,你甚至会对因为对即将发布的和你的工作室无关的新游戏表达意见而陷入麻烦中。如果你说像“哦,我真的喜欢生化奇兵”或“我不喜欢行尸走肉”之类的话,你可能会在游戏工作室被老板麻烦。

That’s not to excuse the crumbier practices game companies can partake in, but I still think the more that anger goes towards educated criticism as opposed to ‘oh those lazy developers.’ If my work or this book or anything else that we have done convinces gamers to, instead of going online and posting ‘I hate those fucking developers’ they’ll say ‘ I hate this but I understand why they did it.’

这并不是原谅游戏公司可以参与的愚蠢行为的原因,但我仍然认为愤怒会越来越多地趋向变成受过教育的批评,而不是“那些懒惰的开发者”。 如果我的工作或这本书或我们做过的任何其他事情让玩家信服,而不是上网并发布’我讨厌那些他妈的开发者’他们会说’我讨厌这个,但我明白为什么他们这样做。’

Let’s talk a bit about those practices. Every story in your book involves a grueling crunch period, where the developers work 12- or 16-hour days for weeks on end to meet a deadline. Video games aren’t unionized and don’t have established labor standards or practices—how do you examine that when there’s no structure or regulation?

我们来谈谈这些做法。 你书中的每个故事都包括一个艰苦的超长加班时期,开发人员每周工作12或16小时,以追赶截止日期。视频游戏行业没有工会,也没有已经建立的劳工标准或行为—如果没有结构或规则,您如何检查?

Who knows as far as the work and the human cost, whether it’s sustainable. There are no real stats on any of this. You can’t get stats on people who are burnt out or leave the industry. Nothing like that exists. I hear anecdotally about how it’s impossible to find senior leads on games because so many people have just stopped, and so the industry skews towards youth. It’s a lot of people who have just joined, or have been working on games for a few years and haven’t burnt out yet. I think it’s something a lot of people are talking about, but because there are no numbers there’s no way of knowing.

没人知道工作和人工成本如果继续维持现状,它是否可持续。 这些都没有真正的统计数据。 你无法获得被摧毁或离开这个行业的人的统计数据。 没有类似的东西存在。 我听到有关在游戏行业中找到高管是如何不可能,因为很多人刚刚停止了,所以这个行业偏向于年轻人。 很多人刚刚加入,或者已经从事游戏制作工作几年并且还没有被摧毁。我认为这是很多人都在谈论的事情,但因为没有数字,所以没有办法知道。

‘Blood, Sweat, And Pixels’: For Designers Of Video Games, It’s Always Crunch Time(“鲜血,汗水和像素”:对于视频游戏的设计者们来说,超长加班时间总是存在):

Again, given the essence of contemporary game design, Blood, Sweat, and Pixels quickly becomes a book about The Crunch — the months leading up to a game’s launch, during which the staff works long hours over weekends and holidays to meet the deadline. Vastly different developers of various sizes, working on a wide variety of game designs, greet The Crunch in exactly the same way — by churning out the necessary code with a kind of communal, masochistic pride.

同样,鉴于当代游戏设计的精髓,《鲜血,汗水和像素》迅速成为一本关于超长时间加班的书 ——这在游戏发布前的几个月被启动,在此期间,开发者们在周末和假期长时间工作以追赶截止日期。不同大小的项目的不同开发者们,各种各样的游戏设计,以完全相同的方式迎接超长时间加班—通过一种公共的,自虐的骄傲来制作必要的代码。

He also clearly respects these developers and their achievements, and treats their rueful tales of selfless struggle with an admiring deference one sees among civilian guests at the American Legion. There are times when the reader hungers for a more critical, or at least more objective eye, as when Schreier feels compelled to include a quote like, “But at this company, [we] all want to create the best games out there. And we are driven by challenges, [even] a huge challenge which is almost impossible to do.”

他也明确地尊重这些开发者们和他们的成就,并且用在从美国退伍军人协会的平民客人中看到的令人钦佩的尊重对待他们进行无私斗争的悲惨故事。 很多时候,读者渴望得到一个更为关键,或者至少更客观的眼睛,就像Schreier感到被迫包含的一句话一样,“但在这家公司,我们都想创造最好的游戏。” 我们受到挑战的驱使,[甚至]是一项几乎不可能做到的巨大挑战的驱使。“

游戏给很多人带来了快乐,包括我自己,但开发者们却被残忍的剥削压迫,被强迫超长时间加班,并且很多时候连补偿都没有。更糟糕的是,几乎没有玩家了解这一切,因为那些游戏媒体们早就和游戏发行公司的老板们相互勾结了,他们只会帮着老板进行炒作,并且把所有游戏中出现的问题都推到开发者身上。而事实上,为了利润最大化,把开发者们的生活几乎完全摧毁的老板们才是罪魁祸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