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文合集9

对于政客们来说,他们没有任何动机去维护一个新自由主义傻逼纳粹们幻想的“理想的完全利他的自由市场”,对于他们来说,官商勾结永远是最符合利益的,呵呵,当然这种“完全利他的自由市场”本身就不可能出现。

别以为竞争是什么好东西,这世界上最喜欢竞争的就是纳粹,竞争从一开始就是个恶心的纳粹概念。

竞争的本质就是:我用各种手段把你踩在脚下,然后在你的头上拉屎,所以竞争是和平等完全不兼容的,更是反平权的。

鼓吹竞争的傻逼纳粹的共性是:天真的幻想竞争者不会为了竞争戕害人权,事实是为了竞争戕害人权是必然发生的,只要有竞争就会有践踏人权的行径出现,区别只是有没有被发现而已。战争就是一种竞争,所以傻逼纳粹们基本都会为战争洗地,呵呵。

新自由主义傻逼纳粹们幻想靠狗屁“自由竞争”去解决问题,却不知自由竞争的本质就是互相残杀屠戮,你没有不参与屠杀的自由,呵呵。而民主是人民自决,人民控制政府,才不是什么狗屁竞争。

顺便说一句,民主是公有制的,是反自私的,独裁才是自私的,笨蛋。

对付你和你亲爱的无耻老板,只要收重税就可以了,哈哈哈哈,你亲爱的老板们无耻的竟次的责任竟然是工人们不肯当中国奴工?恶心。

垄断只是将资本主义戕害人权的本质表现得更明显而已。

奥地利芝加哥哈巴狗们的可笑之处在于,一边嚷嚷人只会自利,一边又认为当人成了老板之后就只会利他,不会剥削压迫,不会欺诈坑骗,不会勾结游说,真是可笑。

C:我开办企业创造就业机会有什么错? S:是啊,共匪建立政权为人民提供公共服务又有什么错呢?

这傻逼幻想的是一个没有大企业垄断的“自由市场”,殊不知这根本就不可能出现,因为竞争的结果就是垄断,而且就算出现了,资本主义为了利润戕害人权的本性是不会变的,被谁剥削不是剥削呢?

这傻逼最可笑的地方在于以为跪舔中小企业就能解决资本主义本身的问题了,哈哈哈哈,这种脑回路堪比改良派公知鼓吹“扶植体制内健康力量”。

对富人减税就是对穷人增税。

芝加哥哈巴狗们拒绝参与民权运动,支持种族隔离,眼看越战胜利无望才开始反对战争,敌视民主,敌视独立工会,为右翼独裁者们洗地,活脱脱的一群纳粹。

政府拿穷人的钱补贴富人,扩大监控与镇压践踏人权的时候,鼓吹小政府的纳粹们从来都不放一个屁。但如果政府要帮助穷人,他们就开始汪汪汪汪汪了。

如果某人反平权,那么他鼓吹民主自由就是不可信的。

自由的边界就是他人的自由,但资本可从来不会管这些,为了利润戕害人权,是资本的本性,也是资本主义的本性。

商人和政客勾结毁灭民主,总是如此。

自由市场的本质就是相互杀戮的屠宰场。

一个基本人权得不到保障的人是不可能自由的。

对于那些拿着上帝传统国家民族之类的狗屁来支持自己的论点的白痴,他们拿着这些狗屁的原因是:他们知道自己的狗屁论点毫无逻辑毫无道理完全是垃圾,所以只能选择诉诸权威来强迫别人接受。

为了老板之间的竞争,工人要牺牲;为了国家民族之间的竞争,人民要牺牲;和竞争逻辑共生的,就是牺牲逻辑,所以,让狗屁竞争和纳粹们一起成为历史的尘埃吧!

压迫搭配压迫,反压迫搭配反压迫,这就是为什么资本主义哈巴狗们总是和父权宗教种族主义等压迫搭配在一起。

此外,你要否定自由市场是老板们胡作非为的市场这一定义,先想想办法把TP USA之流和自由意志主义者们开除出“资本主义者”圈吧,哈哈哈哈。

对付那些竟次老板最有效的手段是:取消他们的国籍,让他们滚去他们把工厂搬去的国家,呵呵。然后我敢说没有一个美国老板敢搬出去了。

烧了也不给没衣服的穷人,这就是资本主义。

把中共称作“土共”的都是傻逼,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出现过的政权中,没有比中共更洋的了。

一个小女孩看到了一个乞讨食物的无家可归者。她问“妈妈,为什么我们不能给他食物?”母亲试图转身离开。女孩继续说“我们家里有食物,为什么我们不能分享呢”? 这就是在资本主义腐蚀之前的人类本性。

资本主义哈巴狗们经常把社会主义等同于主张福利国家,事实是:福利国家只是社会主义者为了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而提出的一个分支主张,社会主义的核心是政治民主+经济民主。而社会主义者的分支主张除了福利国家之外,还有女权,性少数平权,自决权等。

我曾经看到有社会主义者写文章分析疫苗恐慌的根源,文章的结论是资本主义下疫苗生产管理运输过程的不透明导致了不信任。

不要以为制度只是制度,任何制度都要搭配相应的价值观才能运转下去,否则如果大部分人都不认可,那么制度本身是无法运转的。而资本主义搭配的价值观就是纳粹,否则资本主义无法运转,穷人们会联合起来掀桌。
资本主义是民主人权的敌人。
当然不能,因为道德是利他的,而资本主义的本质是只有自利,为了自己利益最大化而不择手段的,所以资本主义逻辑根本发展不出道德来。

反抗剥削是破坏自由市场;(战争即和平)捍卫人权是妨碍自由竞争;(自由即奴役)经济民主是通往奴役之路。(无知即力量)

进步右派最恶心的地方就在于把社会主义者的主张无耻的拿去为资本主义贴金。

普选权,女权,性少数平权,福利国家,自决权,呵呵,都是社会主义者率先主张并完善的,如果没有社会主义者,这个世界还停留在奴隶时代呢。

但工人们就没权决定自己的命运,一定要被你们亲爱的老板们所独裁专制压迫奴役,老板们跑去中国竟次也是工人们不肯当中国人的错,呵呵。更可笑的是,你的狗屁住民自决实际上是民族自决和殖民地革命论的混合,而这是你最痛恨的列宁首先提出的,呵呵。你既然那么讨厌社会主义,就不要把社会主义的主张拿来无耻的据为己有!

注意到一点:那些挂着美国国旗的,无论是说中文的还是说英文的,都非常傻逼脑残,果然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庇护所啊。

资本主义是一种建立在剥削压迫之上的极权独裁的制度,所以资本主义哈巴狗们总是和其他的剥削压迫制度相勾结,例如宗教压迫,例如父权压迫,例如国族主义压迫,但社会主义是反对所有压迫的,所以社会主义必然反对其他压迫。

资本主义哈巴狗们鼓吹:努力就能富有。(if p(努力),then q(富有)) 其逆否命题为:穷困(不富有)说明不努力。(if 非q(穷困),then 非p((不努力)) 原命题和逆否命题的真假是必然等同的,所以鼓吹“努力就能富有”等同于鼓吹“穷困说明不努力”,而后者很明显是对穷人的妖魔化。有些资本主义哈巴狗诡辩说努力只是富有的一个条件而已,但如果是这样,那么就无法从穷困推出不努力,但很明显他们妖魔化穷人的时候才不会这么说。所以,资本主义哈巴狗们的宣传就是纳粹宣传,证明完毕。

幻想老板们会主动服从你的狗屁“自由市场”,和幻想共匪主动下台没什么区别。

资本主义才是强制利他的制度,老板们强迫员工为了公司无私奉献牺牲,呵呵。

因为你亲爱的资本主义为了利润最大化故意制造短缺,就这么简单,蛋糕商丢掉几亿吨蛋糕也不肯给免费送给穷人,一样的道理。

住房这一基本人权本就应当由政府来捍卫,笨蛋,只要政府入场,哪个傻逼房东还敢压榨租客?

他最傻逼的地方就是拿香港的情况套全世界,却不知香港这个金融城市是资本主义剥削金字塔的顶端,怎么可能世界所有地方都是顶端啊?这和指着共匪高官鼓吹成功学是一样恶心的逻辑。

他的幻想就是扶植小企业,然后小企业主就会大发慈悲主动让自己沦落到抢工人的地步,呵呵,他以为老板们是傻逼吗?哪个老板会允许自己沦落到无法剥削压榨剩余价值的地步?真要到这部资本主义本身就直接解体了,呵呵。

强迫人成为劳动力商品,就是奴役。

资本主义哈巴狗们,如果资本主义的真的是尊重人权的,那么为什么资本主义下会有那么多践踏人权的暴行不断出现?你亲爱的资本主义怎么没有主动采取过任何措施消除这些暴行呢?所以,你亲爱的资本主义是反人权的,是暴行的同谋和制造者!

基本上evil的态度是:工人们乖乖的拿点UBI就好了,老板们无论怎么做都是对的(除了黑砖窑这种实在洗不了地的),想要什么平等公正福利国家经济民主,不肯服从精英的,都得死(看看他对我的态度就知道,他曾经亲口对我说为了改变我的思想不介意使用暴力)!

记得evil这个白痴曾经一直对我吹捧马云,说马云是“富一代”,后来我实在不胜其烦,把马云和共匪权贵勾结的资料扔给他,然后他总算闭嘴了。

饿死四分之一爱尔兰人的爱尔兰土豆饥荒是一场人祸,当时的英国殖民政府不仅不肯救灾,反而为了谷物商人的利益人为把价格维持在高位,并大量出口粮食,使得大批爱尔兰穷人因为没钱买粮食而活活饿死。 这就是资本主义。至于共匪制造的大饥荒,完全是毛贼这个大独裁者的疯狂所致,其根源在于极权独裁,关社会主义屁事。

美国这种资本主义商人国家从来都是生意第一的,价值观不过是粉饰罢了。
这位是我曾经的朋友,现在的死敌,资本主义哈巴狗,欢迎各位战友前去拿他练手,这傻逼把我拉黑了,根本不敢面对我,呵呵,懦夫,和TP USA的那些傻逼纳粹一样,除了自己扎稻草人之外什么都不敢做!

之前我还有兴趣反驳他,结果昨天发现这傻逼在被我打脸过后依旧声称纳粹是社会主义,是左派,呵呵,那么对于这种傻逼纳粹市场教徒,我想我没必要废话了,纯属浪费时间罢了。有兴趣的战友可以和其过过招,锻炼一下自己,呵呵,他的那些屁话基本上被我骂过无数回了。

资本主义把人当劳动力商品,和共匪把女人当生育资源,是同样的逻辑。

按照你的逻辑,对富人收税会导致富人逃走的,所以一分钱都不能收,然后也别谈什么UBI了,呵呵。

在和你对骂的过程中,我深切体会到了资本主义的无耻,老板们无耻的跑中国竟次,明明是老板们的问题,你竟然骂工人们要求提高待遇是错的,呵呵,你根本是想要全世界都和中国学习吧!老板们怎么做都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工人们除了跪舔之外其他做什么都不行,恶心!把老板竟次说成工人的责任,呵呵,这和把六四屠杀说成示威者的责任一样恶心。

美国这种极右纳粹和新自由主义哈巴狗四处蹦达,社会主义在主流媒体上除了抹黑之外都看不到踪影的超级右派国家,evil这白痴竟然还把老板竟次的责任按在社会主义者头上?看来中国才是他的理想国,呵呵。

资本主义哈巴狗说自己支持福利帮助穷人,我是从来不信的,因为他们从来都是骗人的。
弗里德曼当坦克国师,无视六四屠杀鼓吹中国“自由”“繁荣”,而坦克是拒绝任何福利的,所以,弗里德曼的UBI不过是拿来骗人的狗屁罢了,他真正想要的是坦克和皮诺切特极权。

C:福利国家是侵犯财产权!S:掀桌!C:等等等等,福利国家的事可以商量!

滚去看看你亲爱的马尔萨斯前辈的狗屁,那才是纯粹的资本主义,你喜欢的NHS,UBI,全都是社会主义者的主张或者是被社会主义者威胁出来的,呵呵。

你喜欢的北欧“资本主义”就是有价格管制的,对地价和房价的管制,你怕什么?

福利是社会主义者的主张,你亲爱的奥地利芝加哥哈巴狗可是反对的,呵呵。

你亲爱的ancap就是希望无政府的,自己滚去看。

老板压迫员工。 C:工人们要跪舔老板,千万不能反抗,不然老板们就跑了。 S:工人们反抗吧!老板们无论如何都会跑到中国,我们在政府的帮助下自己组建民主合作企业吧!

所以工人们就该乖乖被老板剥削是吗?就算如此,老板们依然会跑到中国竟次,呵呵,面对独裁暴政,资本主义哈巴狗们总是选择下跪,恶心。顺便说一句,美国的去工业化恰恰就是你亲爱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结果,滚去看看《新自由主义简史》吧!

这种把共匪说成底层支持的傻逼,很显然是不知道中共是如何在苏联的直接支持和影响下从一开始的一个追求社会主义的组织蜕变为斯大林操纵的国家资本主义极权走狗的。
中产阶级民主就是狗屁,中产阶级本身就是一个资本主义哈巴狗故意制造出的伪概念,基本上他们都是把收入水平前10%(在中国大部分是前5%)的资本主义剥削金字塔上层的人说成是所谓的“中产阶级”,事实是民主都是靠大众革命或外部战争争取到的,没有什么狗屁中产。
资本主义哈巴狗天天嚷嚷反对政府干预,恰恰疫苗是必须政府干预的,因为疫苗起作用需要形成群体免疫,也就是说必须所有人都注射疫苗才行,否则防不住传染病的,而要所有人都注射,只能靠政府强制。如果你反对捍卫他人人权,那么你就是在奴役他人,无论你用什么借口粉饰自己。
古典自由主义有两个分支:一个是以卢梭和潘恩为代表的主张普适人权的分支,还有一个是以柏克为代表的反民主分支,前者逐渐发展为社会主义,后者发展为保守主义(也就是纳粹主义)。
evil,建议你个白痴去欣赏一下自称”proud capitalist” 的法西斯组织”Turning Point USA”的狗屁言论,他们可是公开说要反资本主义的人去死啊,呵呵。还有你亲爱的芝加哥哈巴狗“大师”们,攻击福利国家,抹黑社会主义,敌视民主,为右翼独裁者们洗地,支持屠杀反对右翼屠夫的人(无论是否是社会主义者),所以,到底是谁在践踏人权呢?
我看了很多社会主义者的网站,结果发现根本没有社会主义者主张要虐待或屠杀资本主义的支持者,就连挂羊头卖狗肉的国家资本主义毛派,不少人都认为必须要给政治反对者一定的人权,倒是资本主义者对社会主义者的镇压和屠杀从没停止过,呵呵。
啊,然后你们亲爱的自由市场害死了超过十亿,并且直接破坏民主,导致法西斯崛起。
哈哈哈哈,社会主义的核心是政治民主+经济民主,至于价格管制之类的,你认为是自由市场的北欧玩得很开心哦,知道吗?
呵呵,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理论家,在当年能接受教育有条件当理论家的会是底层?放到今天也不可能是底层穷人,DSA的副主席可是大学教授,欧美不少社会主义者都是大学教授或类似的类公职人员,底层穷人忙于生计,有研究的条件吗?不过纠正一下,中国是国家资本主义极权,和从没实现过的共产主义没关系。
C:你们社会主义者总是鼓吹仇恨! S:开什么玩笑? C:你们主张阶级斗争,鼓吹对公司和老板的仇恨! S:我们反对的是资本主义制度,笨蛋,按照这种白痴逻辑,所有反对极权独裁的人也都是在鼓吹对独裁政府的仇恨了?
刺客信条枭雄里有个刺杀目标是银行家,这个银行家无耻的侵吞抢掠伦敦人民的财富,而他在街上碰到乞丐的时候,踢翻了乞丐的碗,并且要乞丐“快去工作”。 每次我在看到资本主义哈巴狗们攻击福利国家的纳粹狗屁时,我都会想起这个银行家。
今天,56个儿童死于容易防治的疾病或饥荒。56个会在明天死去,然后如此继续。 经济不平等谋杀儿童。 经济平等拯救他们。 你如何选择?
顺便说一句,我一向反对政府禁毒,因为吸毒并没有伤害他人人权,根本就不是犯罪。
又看到傻逼把克林顿当左派了,滚去查查当年克林顿是如何大规模削减本就几乎没有的福利的,这货是个如假包换的右派好吗?
资本主义屠杀了超过十亿人,除了奴役和虐待之外什么也没创造,财富是工人阶级创造的。
资本主义哈巴狗最恶心的一点在于天天吹捧狗屁个人理财,强迫个人像公司一样,我靠,人就是人,根本不是你们亲爱的狗屁公司好吗?凭什么强迫个人成为公司?
马克思曾经在资本论中提到,当时的英国自由市场上有几十种假酒,假面包,假神像等等等等,无货不假,而如今要加上假疫苗了!
资本主义哈巴狗们这会儿又开始嚷嚷监管了?你们不是一直反对政府干预,鼓吹自由市场能解决一切的吗?怎样,现在傻逼了吧?
曼德拉早就是共匪五毛狗和极右纳粹们的抹黑对象了,你没发现?他们亲爱的白大爷种族隔离时期治安更差,只是他们的白大爷根本不统计黑人区的治安状况,制造虚假数据而已。 顺便说一句,evil之前也骂曼德拉,然后被我打脸打到死,呵呵。
奴才才守法,因为法律是奴隶主制定的。
民主是公有制,独裁是私有制。
竞争不过是极少数的稀有情况,垄断才是市场的常态,无论这垄断是通过与政府勾结完成的还是通过单纯的资本攻击完成的。
金钱就是权力。
这些傻逼枪棍怎么不嚷嚷每人一辆坦克呢?枪在坦克面前有个屁用?
不想着如何提升民主程度,如何终结精英专制,想靠破枪来解决问题,真是天真。
1,阿兰德时期的经济崩溃是因为其将铜矿国有化得罪美国政府和财团,导致被经济封锁,智利这种卖铜矿的国家遭受封锁的结果自然是毁灭性的;2,共匪和皮诺切特是好朋友,还给皮诺切特借钱,呵呵;3,皮诺切特的政变背后就是有着美国政府的支持,不承认事实吗?
反对福利国家的纳粹应该主动脱光了滚去南极,既然你们不要别人的帮助,那就以身作则吧!
私人监狱,呵呵,不就是古拉格吗?如果你把任何基本人权相关的产品或服务交给私人,那么你只能得到虐待和杀戮。

这种纳粹的狗屁每一句都是谎言,法国的穆斯林从比例上看的确比其他欧洲国家要高,但这是因为法国在殖民时期殖民了北非的几个穆斯林国家,而这些穆斯林就是来自这些国家的,这关法国社会党屁事?社会主义者从来都是反殖民的。这些傻逼纳粹鼓吹仇恨,制造谎言,其目的不过是为了给共匪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洗地罢了,无耻!

资本主义哈巴狗说出有钱人把钱给穷人这话真够可笑的,你们不是认为有钱人的钱都是自己赚的吗?你们不是认为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吗?还在歌颂撒切尔啊,煤矿本就应该属于所有英国人民,而不是成为少数人劫掠利润的工具!顺便说一句,当财产多到能够影响政府甚至世界的时候,那么财产权就不是权利了,而是特权了。

资本主义没有威权专制?没有蔑视人权?哈哈哈哈哈,你这白痴学的是火星历史吗?知道纳粹和私企勾结得非常开心吗?知道英国的资本家们把穷人扔进古拉格吗?知道一战是资产阶级之间分赃不均引发的狗咬狗吗?最后,正如这篇论文已表明的那样,纳粹并没有发明一个经济模式。他们的剥削方法并不比资本主义强迫人类充当劳动力商品更为恶劣。

因为你们的自由市场的确如此啊,自由的是资本,而不是个人,个人在自由市场中根本就毫无自由可言。中国当然是国家资本主义了,请问中国有过一秒钟的民主吗?既然没有,那么关社会主义屁事?

再说一次,社会民主本来就是社会主义者提出的和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相区分的概念,有人拿凯恩斯主义当社会民主,那是那人自己概念错误,和社会民主的原始定义无关,社会民主的原始定义就是民主社会主义,笨蛋。

资本主义下的言论自由:资产阶级和走狗们的谎言铺天盖地,无产阶级连个说话的地方都找不到。

如果政府不能控制资本,那么资本就会控制政府。

军国主义的两种形式——战争和武装和平——是一个合法的后代,是资本主义的逻辑结果,只能通过毁灭资本主义被克服。——罗莎卢森堡

自由市场就是老板们自由的胡作非为的市场。

社会主义主张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而目的是为了推翻等级制,终结剥削压迫,终结精英专制(无论是政治上的还是经济上的还是其他地方的)

真是被殖民出奴性来了,都不动脑子了,殖民和你鼓吹的自决难道不是冲突的吗?

evil真是有意思啊,当我认为北欧模式是终极目标的时候,他不停攻击北欧模式,认为北欧模式无法推广,认为美国更好;而当我被气得成为社会主义者之后,他又开始吹捧北欧模式了,还胡扯北欧是自由市场,呵呵。

北欧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什么时候允许政府控制房价禁止炒卖了?

保守主义就是纳粹 保守主义就是纳粹 保守主义就是纳粹

《美国人民的历史》中提到:19世纪时美国政府拒绝救助遭受旱灾的农民,但是却同时拿千万美金补贴富人,然后这些保守派屁都不放一个。

C:资本主义主张公平竞争。 S:那我怎么在你们控制的主流媒体上,怎么都找不到社会主义者的专栏呢?

毛派根本就是披着极左外衣的极右纳粹,社会主义者标配的这几个价值观:支持性少数平权,支持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捍卫人权,支持言论自由,支持被压迫的民族自决,这些他们一个都没有,他们的价值观根本就是纳粹的。

而且说中文圈一堆社会主义者可真是够可笑的,中文圈什么都不缺,就是缺社会主义者,除了马克思主义文库之外我就没找到其他类似的中文社会主义网站,而社会主义的书籍要么根本没翻译,要么翻译进来之后也没几个人知道,呵呵。补充:中国劳工论坛也算一个,但除此之外就再也没有了。

社会主义者从来都主张福利国家保护所有人,反对狗屁审批制度,反正对富人已经有了重税,还要审批个屁啊。恰恰是你亲爱的狗屁资本主义哈巴狗们反对帮助失业者,才搞出狗屁审批制度来。此外,社会主义者是最反精英独裁的人了,所以才会主张尽可能实现参与式民主,以及将民主扩展到经济领域啊。事实上我认为民主应当被扩展到一切可扩展领域,例如学校。

科技只有被民主的控制才能造福人类,否则只会成为剥削阶级奴役的工具。

义战的概念倒不是中国人发明的,而是美国政府为了给侵略洗地发明出“警察行动(policing action)”这种狗屁说法,然后被那些傻逼纳粹民逗们抄袭了而已。

反民主的精英主义垃圾不比川粉更好。

世界人权宣言明文写明民主是基本人权,还狗屁精英统治,几千年来哪个独裁者不是精英呢,呵呵。

战争就是大规模的抢劫与屠杀,没有其他的。

1,中共当初骗人的那套说辞根本就没有什么计划经济,而是号称要建立美国式民主国家,按照毛贼自己的说法,当时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根本没有社会主义,中共开启中央计划经济(指令经济)的道路是1953年的事了; 2,中国不是民主国家,因为中国既没有政治民主也没有经济民主3,社会主义内部有不同流派,你贴的这个只是其中一个流派而已,敢不敢贴DSA的主张? 4,人类的贪欲当然是无穷的,但是满足所有人的基本需求,现在的生产力是绰绰有余的,而社会主义者主张的是满足基本需求,而不是贪欲!5,社会主义者并不满足于代议制民主,而是主张尽可能实现参与式民主(直接民主),政府的种种问题说到底不都是因为不够民主导致的吗?

乔姆斯基的这几个看法是社会主义者的共识,你才知道啊?不当工作奴隶就要饿死,难道不是被奴役吗?

社会主义者是如何思考的——介绍唯物主义并批判唯心主义

想要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光是背诵马克思恩格斯等理论家的著作可是远远不够的,事实上,如果只会死记硬背,只会成为只会闹笑话的教条主义者。换句话说,只有知道这些理论是如何思考出来的,以及如何运用这些理论分析社会问题,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主义者。

而社会主义者的思维模式是怎样的呢?是一个很多人都听说过,但却几乎没什么人真正理解的词——唯物主义。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思想源自哲学家费尔巴哈(来源:马克思主义导论):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是“唯物主义者”——他拒斥自己所认为的黑格尔哲学中的“唯心主义”。他不是将现实视为先在观念的反映,而是将物质现实视为先在的,并从中产生观念。

简单来说,就是“物质决定意识”:一个人的思想观念并不是其出生时就自带的,而是后天社会环境影响的结果,例如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家庭条件,社会文化,地理环境等等,而在这其中,家庭条件和社会文化又是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结果,一个社会中的主流文化必然是与其制度适配的,制度需要文化以维护自身,如果不适配,那么制度本身离崩溃也就不远了(当然,不适配的情况是很少见的);当然,文化也需要制度以维护自身,当制度发生改变之后,不适配的文化也就无法维持,并很快消散。

不过,上面说的只是一个大趋势,具体到个人来说,很多时候个人的命运都会被偶然因素所左右,也就是运气,例如出生在怎样的家庭里就是偶然的,是否被罪犯袭击也是偶然的。但要注意的是,个人身上的偶然是由社会的必然造成的,个人的灾难背后是社会的灾难,例如穷困是因为系统性的压迫制度造成的(例如资本主义制度),而性犯罪的背后是私有制父权压迫制度。如果有人对这两点有疑问,请自行翻看我博客上的社会主义理论。

当然人也不是木偶,社会会影响并改变人,人也同样会影响并改变社会,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具有主观能动性”。但个人的力量相对于社会来说是非常弱小的,所以被压迫的人们要联合起来才能改变社会。

将唯物主义用在历史分析上,就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

历史不是由与个人无关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力量所创造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力量都是由人民的活动和生活所组成的。人民创造了历史。但是,人们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人们所存于其中的经济、社会以及政治结构规定着他们的创造活动。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最有名的一部使用历史唯物主义逻辑进行分析的著作就是《枪炮,病菌与钢铁》了:一个民族的命运,不是单靠自我奋斗就能决定的;他们所在的自然环境,早就注定了他们在几千年后将会成为征服者还是被征服者。(国家投胎指南:”生在哪里”比”认谁当爹”更重要 |《枪炮、病菌与钢铁》

有人可能已经想到了:如果按照唯物主义思维对社会问题进行分析,那么问题的根源就会指向当前制度,这很明显对于剥削阶级来说是不利的(无论是政治剥削阶级还是经济剥削阶级),所以剥削阶级不会喜欢唯物主义,而会拥抱唯心主义。

的确如此,宗教就是典型的唯心主义思想,特别是一神教,把一切都归咎于一个人格化的上帝,人只是上帝的奴隶(请告诉我羔羊和奴隶有什么区别),否定人能对社会造成影响,鼓吹跪下来服从一个根本不存在的神,不加思考的接受“神的话语”,是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很明显,斯大林教和毛贼神教这类鼓吹大救星救世主的思想也是一神教,也是唯心主义的。

而社会主义基于唯物主义,所以和宗教从根本上就是不兼容的,社会主义者要么是非信神者(无神论者),要么是极度世俗化的教徒(把教义当神话故事看待的那种教徒),而绝不可能是虔诚的教徒。因此,社会主义也一直被教会和虔诚教徒们所痛恨,特别是被华人基督徒们(余杰王怡刘军宁苏小和之流)所痛恨。

有人说:“资本主义也非常痛恨社会主义,那么资本主义也是喜欢唯心主义的了?”

没错!看看那些历史上和现实中出现的为资本主义洗地的理论就知道了:

最早为资本主义洗地的,当属新教,事实上新教本身就是新生资产阶级拿来对抗旧封建土地贵族的工具,新教把资产阶级的巨量财富说成“勤俭节约得来的”(用唯物主义思考即可发现,个人如何勤俭节约也不可能拥有巨量财富,因为个人的劳动创造的财富是极为有限的,受到个人有限的时间精力的限制,更别说富人从来不勤俭节约。),后来由马克思韦伯写了本集大成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把所谓的新教伦理吹捧成资本主义精神的根基,当然这套破烂现在除了虔诚新教徒之外基本没人买账了。

然后登场的洗地理论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过剩论”,他把资本主义制造的贫困说成是“人口过剩”的结果,并且主张人口必然以及一定过剩(用唯物主义思考即可发现,这种狗屁完全无视了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以及穷人们也能通过劳动创造财富,是资本主义故意制造失业大军以压低工资和控制工人从而造成贫困),反对帮助穷人(相当纳粹了),后来这套破烂也逐渐臭街了(在中国除外,共匪进行计划生育的时候就使用并推广了这套破烂)。

和马尔萨斯同时登场的,还有斯宾塞主义。斯宾塞主义由英国的赫伯特斯宾塞提出,后来他扯上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为其破烂背书(达尔文很明确的说过自然选择理论不能用于人类社会内部,并且适者是特定自然环境下的适者,而不是某个人为制度下的胜者),因此又被不恰当的称作“社会达尔文主义”,斯宾塞主义认为自由市场是公平的,就像大自然一样,起点平等,优胜劣汰(用唯物主义思考即可发现,这种纳粹狗屁的“起点平等”前提是根本不存在的,贫富悬殊在当时和现在绝大部分社会中都是既成事实,起点完全不平等,至于所谓的优胜劣汰更是鬼扯,资本主义下的竞争是逆淘汰的,胜出的都是为了利润没下限的,而且人类社会本就不应扯什么优胜劣汰,每个人都是平等的,而且所谓的优劣是后天的资源环境和运气决定的,这根本不是个人能左右的),后来这种纳粹狗屁也随着社会主义者的战斗和纳粹的战败而臭街了(Well,实际上相当多的老板们和精神老板们还是这套纳粹价值观,但至少他们大部分时候都不敢明说了)。

这些都臭街了之后呢,奥地利芝加哥学派的垃圾就登场了。他们凭空捏造出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老板们都是大善人,绝对不会为了利润戕害人权,绝不会为了利润制造失业大军,绝对不会为了利润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绝对不会为了利润游说政府侵蚀民主,绝对不会为了利润做掉其他竞争者然后实现垄断的“自由市场”(用唯物主义思考即可发现,这种建立在完全利他之上的“自由市场”完全没可能存在,可笑的是他们是鼓吹人只会利己的)。任何资本主义的问题,都被他们说成是因为政府或工会或社会主义者进行干预,破坏了他们完美的”自由市场“造成的。很明显,按照他们的脑残逻辑,一个没有政府只有他们神圣的私企的社会是最好的,这就是自由意志主义和其衍生的无政府资本主义这类纳粹的由来。可笑的是他们同时鼓吹法治,但法治本身就要求一个强有力的能够制止他们神圣的私企作恶的政府,这和他们鼓吹的小政府又是冲突的,哈哈哈哈(用唯物主义思考即可发现,所谓的法治本身就是政治的产物,更准确的说是力量博弈的结果,在老板们的力量远大于个人的情况下(芝加哥哈巴狗们敌视民主敌视独立工会反对福利国家,在这种社会中老板们的力量必然远大于个人,例如中国,法律怎么可能不为老板服务呢?)。奥地利芝加哥哈巴狗们的垃圾借助上世纪70年代末爆发的经济停滞以新自由主义的名义席卷世界,结果?结果就是世界上最富有的8个人的财富总量相当于最穷困的50%的人的财富总量,经济危机席卷全球并且长期走不出,绝望的人民在社会主义缺位的情况下倒向法西斯主义,至于这其中因为福利被削减而被饿死冻死病死的人,光中国就有几亿了!

同时,特别是在美国和中国,还流行所谓的成功学,成功学鼓吹”努力奋斗就能成功“,把失败的责任推到个人身上,当然用唯物主义思考就会发现社会制度环境资源运气等因素比所谓的”努力奋斗“更重要,甚至”努力奋斗“的思想也必须要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下才能出现在一个人的头脑中,这世界上大部分富人都是来自中上层,所谓的白手起家不过是个骗人的鬼话而已,穷人通过”努力奋斗“暴富的概率还没买彩票中头奖的概率高呢。

还有一种比较有欺骗性的唯心主义理论是文化决定论。文化决定论的鼓吹者会以”文化是后天的“为由否定其唯心主义的本质,但他们把文化当作问题的根源而拒绝探寻文化形成的原因,实际上就是唯心主义,而鼓吹文化决定论和鼓吹种族主义是一个效果(因为都是唯心主义,把社会的问题推到个人身上)。举个例子:https://plus.google.com/+LynxEvil/posts/ckG6QDtknRB,这个白痴说黑人穷困是因为”黑人文化“的问题,但为什么黑人会形成这种文化?是什么导致了黑人形成这种文化?这白痴认为没有为什么,等于说黑人天生如此,和鼓吹种族主义的效果是一致的。当然事实是黑人穷困完全是被压迫的结果,跟所谓的”黑人文化“毫无关系:(我在监狱里阅读了《新吉姆克劳》。这改变了我的生活)I read The New Jim Crow in jail. It changed my life

唯物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当你接受了唯物主义,你就能很轻松的接受社会主义,同时不被资本主义和宗教等唯心主义破烂欺骗。

Common Ground: The Queerness of Welfare Policy(共同点:同性恋和福利政策)

“Why is welfare policy a gay issue?” In my years as the executive director of Queers for Economic Justice, I was asked this question countless times. For the most part, welfare is not considered “a gay issue.” As I discuss in the introduction to this issue of S&F Online, our national LGBT organizations have a constructed a paradigm of what constitutes “a gay issue” that I find to be too narrow. The same is true for many antipoverty organizations. To assume that the only issues that are queer issues are those that deal exclusively with queer people is to erase the multiplicity of each of our identities. To assume that welfare is not a queer issue is to assume that there are no queer people who are poor or women or people of color or transgender or HIV-positive or immigrants or parents—because all of these groups are directly affected by welfare policy. In addition, to assume that welfare is not a queer issue also assumes that being queer means that we have no connection to what happens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It assumes that, even if we are well off, we have no interest in what happens to poor people, communities of color, or the labor movement. It also assumes that we will not need their support on “our” issues and thus we can afford to ignore “their” issues. Such myopic thinking has left our political movement isolated and more importantly, it has left the most disenfranchised in our communities without a social safety net.

“为什么福利政策是一个和同性恋有关的议题?”在我担任同性恋经济正义的执行董事的这些年里,我被无数次地问到了这个问题。在大多数情况下,福利不被视为“同性恋议题”。正如我在S&F Online的这个问题的介绍中所讨论的那样,我们的国家LGBT组织构建了一个范式,即什么构成了“和同性恋有关的议题”,我发现范围太窄了。许多反贫困组织也是如此。假设和同性恋有关的议题的唯一问题是那些应付同性恋人群的人消除我们每个身份的多样性。假设福利不是一个和同性恋有关的议题,就是假设同性恋群体中没有穷人或女性或有色人种或跨性别者或艾滋病阳性的人或移民或父母—因为所有这些群体都直接受到福利政策的影响。此外,假设福利不是一个和同性恋有关的议题,也是假设成为同性恋意味着我们与世界其他地方的情况无关。它假定,即使我们处境变好,我们也不会对穷人,有色人种群体或劳工运动所发生的事情感兴趣。它还假设我们不需要他们对“我们的”议题的支持,因此我们可以忽视“他们的”议题。这种近视思维使我们的政治运动孤立无援,更重要的是,它在没有社会安全网的情况下让我们的社区被剥夺了最多的权利。

Despite the LGBT movement’s inability to make a connection between welfare rights and gay rights, the right wing of this country definitely sees a connection.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similarities of these two movements can be seen clearly in the strategies with which they have attacked both. There are many similarities between the language and tactics of those fighting against LGBT rights and of those who advocate for the complete end of the social safety net. By understanding the ways the right has used similar methods of oppression against these movements, both movements can be better equipped to fight back collectively.

尽管LGBT运动无法将福利权利与同性恋权利联系起来,但这个国家的右翼们肯定会看到一种联系。 他们对这两种运动的相似性的理解可以从他们攻击两者的策略中清楚地看出来。 在反对LGBT权利的人和那些主张完全消除社会安全网的人的语言和策略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通过了解右派们如何使用类似的压迫这些运动的方法,两种运动都可以更好地进行集体反击。

Dismantling the Social Safety Net

拆毁社会安全网

In 1996, Congress and President Clinton passed and implemented the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and Work Opportunity Reconciliation Act (PRA). With the passing of the PRA, the federal government sharply reduced basic “safety net” programs for low-income individuals, children, families, elderly and disabled people, and immigrants. The bill replaced Aid to Families with Dependent Children (AFDC) with Temporary Assistance to Needy Families (TANF). Although it is important to support AFDC, it is also important to recognize that until the 1960s and the rise of the welfare rights movement, AFDC served relatively few single mothers, especially black single mothers; was administered in an arbitrary fashion by local welfare agencies; and highly scrutinized and regulated the lives of women who did receive welfare. The welfare rights movement had made AFDC more of an entitlement in the sense that more people received it and many arbitrary and intrusive practices of local welfare officers were eliminated, at least for a time.

1996年,国会和克林顿总统通过并实施了“个人责任和工作机会和解法案”(PRA)。随着PRA的通过,联邦政府大幅减少了针对低收入个人,儿童,家庭,老年人和残疾人以及移民的基本“安全网”计划。该法案取代了援助受抚养子女家庭(AFDC)和贫困家庭临时援助(TANF)。虽然支持AFDC很重要,但同样重要的是要认识到,直到1960s和福利权利运动的兴起,AFDC服务的单身母亲相对很少,特别是黑人单身母亲;由当地福利机构以任意方式管理;并且对接受福利的妇女的生活进行了高度审查和监管。福利权利运动使AFDC更多地成为一种权利,因为更多的人接受了AFDC,并且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消除了当地福利官员的许多任意和侵扰性的做法。(克林顿和民主党的主流都是右派,是资本主义哈巴狗,他们自然是憎恨福利国家的,呵呵。)

As the focus on the PRA was to move people off assistance and into employment, TANF was a block grant program created under the PRA where states received time-limited blocks of money for welfare programs. In order to qualify for these block grant funds, states were required to enact programs aimed at forcing welfare recipients to “work” for their individual or family benefits (without valuing child rearing as work or providing sufficient child care options for those mothers forced to leave their children to go to work). Workfare was a relatively limited program in terms of the numbers of women who formerly would have been eligible for AFDC. The vast majority of low-income single mothers were affected in two ways: 1) by being forced to take low-paying jobs in order to access job-related benefits such as childcare assistance, housing subsidies, transportation vouchers, etc., and; 2) by being sanctioned for not meeting requirements, that is, denied any benefits, including job-related ones. PRA basically allowed states to deny aid to needy families. States are actually prohibited from using block grant money to provide benefits to families receiving aid past a lifetime five-year limit. Welfare changed from a needs-based entitlement program to a short-term aid program. The language of PRA states repeatedly that much of the motivation for this reform is to discourage the irresponsible behavior (code for “laziness,” “unwed motherhood,” etc.) that allegedly leads people to depend on welfare checks. However, the main effect of PRA was not that people had to work for their benefits but that the numbers of single mothers receiving cash assistance plummeted.

由于对PRA的关注是让人们脱离援助和就业,TANF是在PRA下创建的整笔拨款计划,各州为福利计划提供了有时限的资金。为了有资格获得这些整笔拨款资金,各州必须制定旨在强迫福利领取者为其个人或家庭福利“工作”的计划(不将抚养儿童工作视为工作或为被迫离开的他们的孩子去上班的母亲提供充分的托儿服务)。就曾经有资格获得AFDC的女性人数而言,工作福利计划相对有限。绝大多数低收入的单身母亲受到以下两种方式的影响:1)被迫从事低薪工作,以获得与工作有关的福利,如儿童保育援助,住房补贴,交通代金券等; 2)因不符合要求而受到制裁,即被剥夺任何福利,包括与工作相关的福利。 PRA基本上允许各州拒绝向有需要的家庭提供援助。实际上,禁止各州使用整笔补助金为接受援助的家庭提供终身限额五年的福利。福利从基于需求的权利计划转变为短期援助计划。 PRA的语言反复指出,这项改革的大部分动机是阻止不负责任的行为(例如“懒惰”,“未婚母亲”等)据称导致人们依赖福利。然而,PRA的主要影响并不是人们不得不为他们的福利而工作,而是接受现金援助的单身母亲的数量急剧下降。(剥削阶级的懒鬼们指责被压迫的单身母亲们“懒惰”,真是恶心)

How did the complete dismemberment of this limited yet important entitlement program come to pass? It happened through years of work by the right wing in this country to demonize the poor, and they did so by using the same tactics they used against LGBT people. For decades the right has been engaged in mounting a moral panic. This moral panic was stimulated by the changing roles of women and queer people; the rise of single motherhood; and changes in economic structures, including de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xpansion of global competition. The right has used hot-button issues like homosexuality and welfare (and abortion and immigration) as a strong rallying cry to draw a complex coalition of people into efforts to stem the tide of change that threatens the historical power and control of rich, white, heterosexual men. The people who are recruited into this coalition, while they tend to be heterosexual, are often those who are not insulated from the consequences of a turbulent and insecure economy. Although they are not the rich, they tend to be invested in their whiteness and marital status as a source of pride and identity. Given these investments in the embodiment of identity, it is not coincidental that these hot-button issues have trafficked in stereotypes and have been based in conservative notions of what families should look like and how much control we can have over our own bodies.

完全拆毁这个有限但重要的权利计划是如何实现的?它通过这个国家右翼的多年工作发生了,通过妖魔化穷人,他们通过使用他们用来压迫LGBT人群的相同策略来实现这一目标。几十年来,这项权利一直在引发道德恐慌。女性和同性恋者角色的变化刺激了这种道德恐慌;单身母亲的崛起;和经济结构的变化,包括美国的去工业化和全球竞争的扩大。右派们利用热门问题,如同性恋和福利(以及堕胎和移民)作为一种强烈的号召力,将人们的复杂联盟吸引到阻止威胁到富人,白人和异性恋男人们的历史权力和控制权的变革潮流的努力中。被招募进入这个联盟的人,虽然他们往往是异性恋者,但往往是那些没有受到动荡的和不安全的经济后果影响的人。虽然他们不是富人,但他们倾向于将自己的白人身份和婚姻状况作为骄傲和身份的来源。鉴于这些对身份体现的投资,这些热点问题在刻板印象中被贩卖并且基于保守观念,即家庭应该是什么样子以及我们对自己的身体有多少控制权,这并非巧合。

Perpetuating Stereotypes

延续刻板印象

In order to justify cutting public assistance and other social welfare programs, the right has been relentless in its use of stereotypes and myths about people receiving welfare. The images of the welfare cheat (who steals for years from taxpayers because he does not want to work), and of the welfare mother (who keeps giving birth to child after child to increase welfare benefits) are two lies that have been successfully seared into the brain of the average American. The idea that welfare has been a strain on the nation’s economy has also become widely accepted. The truth—that even before 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s welfare reform the average adult on welfare was a woman with recent work experience who was caring for children; that the average mother on welfare had only two children; or that even before welfare reform, welfare to the poor amounted to less than 6 percent of the national budget—is apparently completely irrelevant.

为了证明削减公共援助和其他社会福利计划的合理性,右派们一直坚持使用关于接受福利的人的刻板印象和神话。福利欺骗的图像(由于他不想工作而从纳税人那里偷窃了多年),以及福利母亲(在生孩子之后继续生孩子以增加福利待遇)这两个谎言已经成功地融入了普通美国人的大脑。 福利对国家经济造成压力的想法也已被广泛接受。 事实是——甚至在克林顿政府的福利改革之前,普通成年人的福利不过是给一位有近期工作经验的正在照顾孩子的女性提供的; 福利母亲平均只有两个孩子; 或者甚至在福利改革之前,穷人的福利金额不到国家预算的6%——这显然完全是无关紧要的。

Similarly, for decades the right has used stereotypes to justify discrimination against LGBT people. Queer people are all too familiar with the long list of stereotypes and myths that have historically been used against us. For example, the myth that we are child molesters, long proven false, still rears its ugly head when conservatives want to challenge our ability to adopt children or to openly serve as teachers.

同样,几十年来,右派们一直使用刻板印象来合理化对LGBT人群的歧视。同性恋者们对历史上一直被用来反对我们的长长的刻板印象和神话列表都非常熟悉。例如,当保守派想要挑战我们收养孩子或公开担任教师的能力时,我们是儿童骚扰者,长期以来被证明是错误的,仍然有着丑陋的头脑。

Negative stereotypes such as these about welfare recipients and about LGBT people have been used to control public opinion and to promote specific social policies. By constantly perpetuating these stereotypes in the media, the right has enabled them to become part of the public discourse and embedded them in the public consciousness. This makes it easier for politicians to tap into these public sentiments to create social policy based upon these stereotypes.

诸如福利受益者和LGBT人群的负面刻板印象被用来控制公众观点和促进特定的社会政策。通过在媒体中不断延续这些刻板印象,右派们使他们能够成为公共话语的一部分并将其嵌入公众意识中。这使得政客们更容易利用这些公众情绪来制定基于这些刻板印象的社会政策。

One of the stereotypes that has been perpetuated about both poor people and queer people is the idea that these groups have made bad lifestyle choices. By depicting poverty and queerness as simple choices that could be easily changed if one truly desired, the right has created an excuse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to ignore (or worsen) the problems faced by those populations.

关于穷人和同性恋者长期存在的一种刻板印象是,这些群体已经做出了糟糕的关于生活方式的选择。通过将贫困和同性恋描述为一个如果真正想要改变就很容易改变的简单的选择,右派们为美国人民忽视(或恶化)这些人面临的问题创造了借口。

The poor are depicted as lazy or irresponsible people who are choosing not to work. The facts—that they may not have the education or skills needed to find a job; that they may have health problems that prevent them from working; or the reality that there are not jobs available—are ignored. Instead, the right perpetuates a myth that depicts poor people as choosing to take advantage of a society that cannot afford it. Right-wing leaders also seem to love discussing single motherhood as simply a bad choice. They have succeeded in creating in the public the unfounded (and illogical) belief that poor women are casually, lazily, selfishly choosing to have extra children so that they can get an extra three dollars a day in welfare from the government.

穷人被描述为选择不工作的懒惰的或不负责任的人。 事实是——他们可能没有找到工作所需的教育或技能; 他们可能有妨碍他们工作的健康问题; 或者没有工作岗位的现实——被忽略了。 相反,右派们延续了一个神话,它描绘了穷人选择从一个无法承受的社会中获得好处。右翼领导人似乎也喜欢讨论单身母亲只是一个糟糕的选择。他们成功地在公众中创造了毫无根据(并且不合逻辑的)的信仰,即贫穷的妇女随便的,懒散的,自私的选择生育额外的孩子,这样他们每天可以从政府那里获得额外的三美元福利。(三美元连塞牙缝都不够,还养小孩?右派们可真是无耻啊。)

Queer people are also accustomed to being depicted as having made a bad “lifestyle” choice. Right-wing editorials, position papers, lobbying, ad campaigns, and sermons continue to talk about homosexuality as a destructive choice that can be easily unchosen by those who see the error of their ways. Nowhere in their arguments is there room for the idea that most people (straight or queer) believe that changing their orientations is not an option. And even less acceptable is the idea that people who do actively choose homosexuality have made a perfectly good choice.

同性恋者们也习惯于被描绘为做出了糟糕的“生活方式”选择。右翼社论,立场文件,游说,广告宣传和布道继续将同性恋视为一种破坏性的选择,这选择很容易被那些看到他们的方式是错误的人所抛弃。他们的观点中没有任何地方存在这样的想法:大多数人(直的或同性恋)认为改变他们的取向不是一种选择。他们更不可接受这样的观点,即积极选择同性恋的人做出了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Both groups are also told that their sexual behavior is a bad choice. Single mothers are accused of irresponsible sexual behavior and left to raise their children without financial support, in the same way that people with AIDS were accused of irresponsible sexual behavior and left to die without support. Having been depicted by the right as guilty of making bad choices, the gay community should be especially skeptical when we see those same tactics being used against poor people.

两组人群都被告知他们的性行为是一个糟糕的选择。 单身母亲被指控不负责任的性行为,并在没有经济支持的情况下抚养孩子,就像艾滋病患者被指控不负责任的性行为并在没有支持的情况下被丢在一边死去一样。 由于这些被右派们描述为做出错误选择的罪行,当我们看到同样的策略被用来压迫穷人时,同性恋社区应该特别怀疑他们。

Regulating Behavior

控制行为

A big part of the 1996 welfare reform was directed at lowering the rate of “illegitimate” pregnancies among women on welfare. Through “family caps,” the government denied benefits for additional children born to women on welfare. In addition, the PRA provided 100 million dollars to be divided among the top five states that reduced “out-of-wedlock” births without increasing abortions. Those rules represented legislators’ efforts to tell poor women what they can and cannot do with their bodies, as politicians attempted to impose their morality upon poor citizens by denying them basic safety net survival provisions. The rules imposed by the PRA are not unlike the Hyde Amendment, which banned the use of federal funds for abortions, making it harder for poor women to get abortions, but had no effect on wealthier women who could afford to pay for abortions themselves. Other efforts exist to control the reproductive behavior of poor women, such as the program in Kansas that provided free Norplant (a five year sterilization) to women on welfare.

1996年福利改革的很大一部分旨在降低领取福利的女性的“非法”怀孕率。通过“家庭上限”,政府否认了领取福利的女性生的其他子女的福利。此外,PRA还提供了1亿美元,用于分配给减少“非婚生子女”出生而不增加堕胎的前五个州。这些规则代表了立法者努力告诉贫困女性他们能够做什么和不能用自己的身体做什么,因为政客们试图通过剥夺他们基本的安全网生存条件来将他们的道德强加给穷人。PRA规定的规则与海德修正案没有什么不同,海德修正案禁止使用联邦资金进行堕胎,使贫困女性更难以堕胎,但对那些有能力支付堕胎费用的富裕女性没有影响。还有其他措施来控制贫困女性的生殖行为,例如堪萨斯州为领取福利的女性提供的免费Norplant(五年绝育)方案。(强加道德,呵呵,这和共匪的计划生育也没什么本质区别。)

All of these efforts parallel the way the government has used social policy to deny LGBT people control over their own bodies. We live in a country with a history of multiple states outlawing consensual oral or anal sexual intercourse for heterosexual or homosexual couples, and other states applying those laws exclusively to homosexual couples. Throughout our history, penalties for engaging in sodomy have ranged from death to a 500 dollar fine to a 20-year prison sentence. Transgender people are confronted with government control of their bodies every day. In a society where gender is narrowly defined (by mainstream culture, by doctors, by mental health organizations, and, of course, by government) in dichotomous terms, transgender people are constantly being told to use their bodies in ways that are not natural for them. Deviation from cultural and legal norms is severely stigmatized, and the government often fails to protect transgender people from the resulting violence.

所有这些努力都与政府利用社会政策阻止LGBT人群控制自己身体的方式相似。 我们生活在一个有多个州有着禁止异性恋或同性恋伴侣进行双方同意的口交或肛交的历史的国家,而其他州则将这些法律专门适用于同性恋伴侣。 在我们的整个历史中,对从事鸡奸的处罚从死亡到500美元罚款到20年监禁。跨性别者每天都面临政府对自己身体的控制。在一个社会中,性别被狭隘地定义(通过主流文化,医生,精神卫生组织,当然还有政府)为两种,跨性别者经常被告知以他们以不自然的方式使用他们的身体。偏离文化和法律规范的行为受到严重污名化,政府往往无法保护跨性别者免受暴力伤害。

These examples illustrate how elected officials have imposed very serious consequences for LGBT people and welfare recipients who do not comply with what the government considers appropriate uses of our bodies. It is rare that LGBT organizations publicly make this connection between these two populations. Many (but not all) in the LGBT movement have mad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sodomy laws and the anti-abortion movement; many queer people understand the connection between controlling women’s reproductive rights and controlling LGBT people’s sexual activities. However, the connection of LGBT people to welfare reform’s family caps has not often been made explicit. We must fight any attempt to legislate sexuality, regardless of who is being targeted.

这些例子说明民选官员如何对不符合政府认为的适当使用我们身体的LGBT人群和福利接受者施加非常严重的后果。LGBT组织很少公开在这两个人群之间建立这种联系。LGBT运动中的许多(但不是全部)已将鸡奸法与反堕胎运动联系起来;许多同性恋者理解控制女性生殖权利与控制LGBT人群性活动之间的联系。 然而,LGBT人群与福利改革的家庭联系之间的联系并不常见。 无论谁被当成目标,我们都必须打击任何对性行为进行立法的企图。

Promoting “Family Values”

推动“家庭价值”

“We need a system that can support people who are trying to do the right thing—who choose the right marriage partner, get married and have children.”[1] This quote, from Christian American magazine in 1995, was made by Christian conservative, then presidential candidate Alan Keyes. It summarizes his views on both welfare and gay families. His rhetoric, like that of most on the far right, is so similar when it comes to these two issues that it is impossible to distinguish about which subject he was speaking. (In this case, it was welfare.) The right’s relentless promotion of the “traditional” family is very much connected to (but separate from) the issue of government control of our bodies. The right portrays both welfare recipients and LGBT people as threats to its notion of family.

“我们需要一个系统,可以支持那些正在努力做正确的事情的人—选择合适的婚姻伴侣,结婚并生孩子。”[1] 1995年基督教美国杂志的这句引文是由基督教保守派提出的,然后是总统候选人Alan Keyes。它总结了他对福利和同性恋家庭的看法。 他的言论,就像极右的大多数言论一样,在这两个问题上是如此相似,以至于无法区分他所讲的是哪个主题。(在这个案例中,这是福利。)右派们对“传统”家庭的不懈推动与政府控制我们身体的问题密切相关(但又是分开的)。右派们将福利接受者和LGBT人群描述为对其家庭观念的威胁。(所谓的传统家庭,不过是私有制父权专制压迫下的奴隶制原子家庭罢了。)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welfare myths conjured by the right is that of the pregnant, unwed, black welfare mother whose constant state of pregnancy and unrepentant laziness are not only a strain on the economy, but also a threat to traditional families everywhere. Despite the fact that this stereotype is not accurate, it is used relentlessly by the right to promote its own agenda, which is symbolized by a very particular family structure. This ideal family is comprised of a heterosexual married couple with children (and this family is usually white and headed by the father). Right-wing leaders have been very upfront and consistent in claiming that one of the goals of welfare reform is to stigmatize single motherhood and to promote two-parent married households.

最流行的福利神话之一就是怀孕,未婚,黑人福利母亲,她的不断怀孕状态和不悔改的懒惰不仅是对经济的压力,也是对各地传统家庭的威胁。尽管这种刻板印象并不准确,但它被右派们无情地用于推动其自身议程,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家庭结构的符号化象征。这个理想的家庭由一对有孩子的异性恋已婚夫妇组成(这个家庭通常是白人,由父亲领导)。右翼领导人一直非常坦率和一贯地声称,福利改革的目标之一是污名化单身母亲并推动双人结婚家庭。

This stereotype of the pregnant, black, unwed welfare mother has been used as a link in portraying all unmarried mothers (across class and racial lines) as dangerous threats to the institution of marriage, contributing to the breakdown of families everywhere. The cries of concern about increased “illegitimacy” rates are voiced by those who describe the breakdown of the “traditional” family as heralding the downfall of the entire society. As right-wing pundit Ann Coulter claims in her 2009 book Guilty, “Countless studies on the subject make [it] clear, look at almost any societal problem, and you’ll find it is really a problem of single mothers.”[2]

怀孕,黑人,未婚的福利母亲的这种刻板印象被用作将所有未婚母亲(跨越阶级和种族界线)描绘为对婚姻制度的危险威胁,导致各地家庭破裂。那些把“传统”家庭的破裂描述为预示着整个社会垮台的人们表达了对增加“非法”生育率的担忧的呼声。正如右翼评论家Ann Coulter在其2009年出版的书“罪恶”中所说的那样,“关于这一主题的无数研究使得它变得清晰,几乎可以看到任何社会问题,然后你会发现它确实是单身母亲的问题。”[2]]

Similarly, the right also portrays LGBT people as threats to the traditional family unit (and blame them for all of the societal ills that allegedly follow). Gay marriage is depicted by conservative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leaders as capable of undoing centuries of heterosexual marital bliss. (This is despite the fact that many queer people believe that gay marriage is essentially a conservative element of the LGBT movement’s agenda, which, through the emulation of heterosexual rituals actually reinforces the validity of the institution of marriage, instead of challenging or undermining it). Right-wing religious organizations have also lobbied relentlessly against domestic partnership and queer adoption rights.

同样,右派们也将LGBT人群描述为对传统家庭单位的威胁(并怪罪他们为所谓的所有社会弊病负责)。同性恋婚姻被保守的政治和宗教领袖描绘为有能力消除几个世纪的异性恋婚姻的幸福。 (尽管许多同性恋者认为同性恋婚姻本质上是LGBT运动议程的保守元素,通过仿效异性恋仪式实际上强化了婚姻制度的有效性,而不是挑战或破坏婚姻制度)。右翼宗教组织也在不遗余力地反对内部伙伴关系和同性恋者的收养权。

The right clearly has a deep investment in sustaining the patriarchal structure of American society. To maintain its powerful and influential position, the right uses these unfounded warnings about the threats presented to families by welfare illegitimacy and by homosexuality. Any discussion by the right about “illegitimate pregnancies” and family structures immediately has implications for LGBT parents. The LGBT movement must recognize the dangers that exist for us when the Right attacks welfare recipients in order to promote a two-parent heterosexual family.

右派们显然对维持美国社会的父权制结构有着深入的投入。为了维持其强大而有影响力的地位,右派们使用这些毫无根据的警告,来说明福利非婚生和同性恋对家庭造成的威胁。 右派们关于“非法怀孕”和家庭结构任何讨论都会立即对LGBT父母产生影响。当右派们攻击福利接受者以促进双人异性恋家庭时,LGBT运动必须认识到我们存在的危险。

Rewarding ‘Deserving’ Families

奖励“应当的”家庭

The right has lobbied hard for tax breaks for some families. For example, around the same time as welfare was being dismantled, right-wing Senator Don Nickels sponsored the bill S.1134 that would provide family tax relief. This bill essentially provided welfare to middle-class families with stay-at-home mothers (but not to working mothers, divorced mothers, single mothers, etc.). As explained earlier, tax breaks are forms of welfare that come without the stigma that accompanies welfare to the poor. Impoverished families and single mothers that rely on TANF are told by our elected officials that they are undeserving of government aid in support of their efforts to raise their children. And yet, those same right-wing politicians then turn around and advocate for that same aid to families with mothers who fit their “traditional” image of family.

右派们为一些家庭的税收减免游说。 例如,在福利被拆毁的同时,右翼参议员Don Nickels赞助了S.1134法案,该法案将提供家庭税减免。 该法案基本上为留在家中的母亲(但不包括职业母亲,离婚母亲,单身母亲等)的中产阶级家庭提供福利。如前所述,税收减免是一种福利形式,没有伴随接受福利的穷人受到的耻辱。依靠TANF的贫困家庭和单身母亲被我们民选的官员告知,他们不应得到政府援助来支持抚养子女的努力。然而,那些同样的右翼政客们随后转而向拥有母亲的家庭提供同样的援助,这些母亲符合他们“传统”的家庭形象。(拿穷人的钱补贴狗屁中产,呵呵,恶心的歧视压迫。)

The poor are not the only ones who do not fit that traditional image. The right (in its battles against LGBT marriage, domestic partnership, and adoption rights) has also lobbied relentlessly against any government recognition of LGBT families. For example, the same Senator Nickels was also the prime sponsor of two other bills that forbade gay marriages (and eventually evolved into and passed as the Defense of Marriage Act). This means that those tax breaks (welfare) that Nickels wanted for middle-class families would only be available to heterosexual middle-class families.

穷人并不是唯一不符合传统形象的人。 右派们(在反对LGBT婚姻,家庭伴侣关系和收养权的斗争中)也在不遗余力地反对任何政府对LGBT家庭的承认。例如,同一个参议员Nickels也是禁止同性婚姻的两个其他法案的主要担保人(最终演变为并通过了“婚姻保护法”)。这意味着Nickels想要为中产阶级家庭提供的税收优惠(福利)只适用于异性恋的中产阶级家庭。

The right has been very clear about determining what kind of family is entitled to government aid, and LGBT people must realize that we are placed with poor single mothers on the “undeserving” side in this equation.

右派们对关于确定什么样的家庭有权获得政府援助的已经非常明确,LGBT人群必须意识到我们与贫困的单身母亲在这个等式中处于“不应得”的一面。

Blaming the Victims

责备受害者

The conservatives in this country have a long history of blaming people for situations beyond their control. Conservative attacks upon poor people and LGBT people are very similar in this way.

这个国家的保守派长期以来一直把责怪人们,要他们为他们无法控制的局面负责。保守派们以这种方式对穷人和LGBT人群的攻击是非常相似的。

Poor people on welfare are portrayed as being responsible for their own poverty. Either they are too lazy to work, or they lack employable skills, or they never developed a proper work ethic and habits. As a result, workfare programs (like NYC’s Work Experience Program) were immediately set up after welfare reform, with the goal of teaching employable skills, ethics, and habits to welfare recipients, while punishing those too “lazy” to participate.

领取福利的穷人被描绘为要对自己的贫困负责。 要么他们懒得工作,要么缺乏就业技能,或者他们从未养成适当的职业道德和习惯。因此,在福利改革之后立即建立了工作福利计划(如纽约市的工作经验计划),其目标是向福利领取者教授可雇用的技能,道德和习惯,同时惩罚那些过于“懒惰”而不肯参与的人。(资本主义哈巴狗们最常用的就是污名化穷人了,无耻的把资本主义制造的灾难推到穷人身上。)

However, missing from these discussions is the reality of life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re are not enough jobs. Even when the economy was booming, as it was during the Clinton era, there were still more people than there are available jobs. And there will never be enough jobs. In order to keep wages competitively low, capitalism, by design, will never allow for full employment.

然而,这些讨论中缺少的是真实的美国生活:没有足够的工作。 即使经济蓬勃发展,就像在克林顿时代一样,工人数目永远都会比工作岗位数目多。 而且永远也不会有足够的工作。为了保持具有竞争力的低工资,资本主义在设计上永远不会允许完全就业。(资本主义永远都会为了压低工资和控制工人而制造失业大军,这是资本主义的本性。)

While making welfare recipients work has appeal for conservatives as a punitive measure, it requires an answer to the question: Work at what jobs? Perpetuating the idea that the poor are responsible for their own poverty and mandating that they receive job training will not change the fact that there will never be enough jobs available for them once they are trained. This issue is a complicated one, and yet the right does not present it as such. They are content to present it as a simple problem (people on welfare are lazy) with a simple solution (let them get jobs like the rest of us.)

虽然让福利受益人工作对保守派来说是一种有吸引力的惩罚措施,但它需要回答这个问题:做什么工作? 使穷人对自己的贫困负责并强制他们接受职业培训的想法永远不会改变一旦他们接受培训就永远不会有足够的工作岗位这一事实。这个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右派们并没有这样说。他们满足于将它作为一个简单的问题(领取福利的人是懒惰的)提出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让他们像我们其他人一样工作。)

Queer people are familiar with the tactic of blaming the victim. The example of AIDS is a clear one. When the epidemic began in this country, gay men who were infected were called “too promiscuous” and blamed for the disease, whereas heterosexual people (particularly those who contracted AIDS through blood transfusions or “cheating” husbands) were presented as “innocent” victims who did not deserve their fate. That reality has not changed sufficiently—a gay man who contracts AIDS through sexual contact will likely be blamed (“well, he should have known better by now”) for his circumstance. Discussions of black gay men on the “down low” continue to be dominated by a public discourse that simplistically vilifies men for not being safe enough to come out.

同性恋者们熟悉这种责怪受害者的策略。艾滋病的例子很明显。当这个疾病在这个国家开始流行时,被感染的男同性恋者被称为“过于淫乱”而被责怪要对这种疾病负责,而异性恋者(特别是那些通过输血或“欺骗”丈夫感染艾滋病的人)被称为“无辜”的受害者,不应遭受他们的命运。这种现实并没有发生足够的变化—一个通过性接触感染艾滋病的男同性恋者很可能会因为他的处境受到指责(“好吧,他现在应该更好的知道了”)。 关于“低下”的黑人同性恋者的讨论继续受到一种公共话语的支配,这种话语简单地诋毁了男人因为不够安全而不能出柜。

The conservative organization Focus on the Family made this very clear in a 1999 article, “Homosexuals Live Dangerously, Demand Protection.” The article stated that gay men “take sexual risks” and “live dangerously” and “then turn to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to take care of them.” Gay men were worse than other risk takers, according to the article, because “skydivers and balloonists never insist that the government set aside millions of dollars to pay for their accidents.”[3]

保守组织“集中关注家庭”在1999年的一篇文章“同性恋的生活是危险的,需要保护”中明确表达了这一点。文章指出男同性恋者“冒着性风险”和“危险地生活”,然后“转向健康与人类服务部照顾他们” 。据文章称,“同性恋者比其他冒险者更糟糕,因为跳伞运动员和气球运动员从未坚持政府拨出数百万美元来支付他们的意外费用。“[3]

The appeal of blaming the victim is clear. It abdicates society from responsibility and deflects it onto the individual. Rather than looking for the larger, harder solutions for AIDS (finding a cure or providing access to care for all people with AIDS [PWAs] until a cure is found or establishing universal health care) or for welfare (creating jobs or acknowledging that full employment will never happen and planning accordingly), it is much easier to blame PWAs or the poor for their own problems.

指责受害者的呼声的目的很明确。 它推卸了社会的责任,并将其转移到个人身上。比起寻找更大,更困难的艾滋病解决方案(找到治疗方法或为所有患有艾滋病的人提供护理[PWA],直到找到治疗方法或建立全民医疗保障)或福利(创造就业机会或承认完全就业将永远不会发生并相应地进行计划),将PWA或穷困归咎于受害者自己的问题要容易得多。

The LGBT community must advocate for a government that provides basic survival support for all of our members. We must realize that an injury to one is an injury to all. When we remain silent and allow society to determine who is and who is not deserving of help, we will inevitably be placed in the “undeserving” category.

LGBT社区必须支持一个为我们的所有成员提供基本生存支持的政府。 我们必须意识到,对一个人的伤害就是对所有人的伤害。当我们保持沉默并让社会确定谁是谁以及谁不应当被帮助时,我们将不可避免地被置于“不应当”的范畴中。

Replacing the State with the Church

将政府替换为教会

The religious right has the same response to both welfare and homosexuality: Accept Christ and all will be solved. Right-wing magazines and leaders who oppose any gay rights legislation repeatedly urge homosexuals to change their sexual orientation by joining their churches. Gay-conversion organizations like Exodus Ministries use language like, “there is hope for change through the power of God,”[4] when they try to “recruit” homosexuals into their organizations. Likewise, many political leaders have been arguing for years that welfare should be dismantled completely and replaced by private charities, such as churches. For example, in one article, “A Faith-Based Alternative to the Welfare State,” the right-wing Family Research Council makes the argument that “dependence on God obviates the need for dependence on the state.”[5]

宗教右派们对福利和同性恋都有同样的反应:接受基督,然后一切都将得到解决。反对任何同性恋权利立法的右翼杂志和领导人一再敦促同性恋者通过加入他们的教会来改变他们的性取向。像Exodus Ministries这样的同性恋转化组织使用的语言就像“通过上帝的力量有改变的希望”,[4]当他们试图将同性恋者“招募”到他们的组织中时。类似的是,许多政治领导者多年来一直争论说,福利应该被彻底摧毁,取而代之的是教会等私人慈善机构。例如,在一篇文章“福利国家的基于信仰的替代方案”中,右翼家庭研究委员会提出这样的论点:“依赖上帝就不需要依赖政府。”[5](剥夺基本人权,然后强迫穷人跪舔教会,呵呵,真是恶心啊。)

The immediate impact of the 1996 welfare reform upon queer people was not so different from the impact it had upon other low-income people. However, the next 15 years brought about welfare policies and programs that have had very distinct implications for queer people.

1996年的福利改革对同性恋者的直接影响与其对其他低收入人群的影响并没有太大差别。然而,接下来的15年带来的福利政策和项目对同性恋者有着非常明显的影响。

Marriage Promotion

促进婚姻

One major product of welfare reform was marriage promotion, such as programs like the “Healthy Marriage Initiative.” These programs include a range of provisions designed to encourage women on welfare to get and stay married: deducting money from welfare checks when mothers are living with men who are not the fathers of their children, providing extra cash bonuses to recipients who get married, offering relationship and marriage education classes, and increasing monthly welfare checks for married couples. Several provisions specifically target Latino and African American communities. These programs were widely criticized by women’s organizations concerned about victims of domestic violence. However, the silence from the mainstream LGBT movement was rather widespread. Apparently, the threat that such programs posed to low-income lesbians who cannot legally get married was not of concern to most of our national LGBT organizations, presumably because the lesbians in question were low-income, and thus not of concern to our national organizations. I believe that economic security is a right that should apply to all people—single or married—and coercing poor women to get married in order to be able to survive is ineffective and disgusting public policy. We must also ask to what extent the push for gay marriage aligns with conservative and neoliberal modes of marriage promotion that are about establishing security and benefits through coupledom, rather than through public assistance provided by the government. New York Governor Andrew Cuomo’s support of gay marriage coexists with his overall economic austerity plan, including his various attacks on public services.

福利改革的一个主要产品是促进婚姻,例如“健康婚姻倡议”等计划。这些计划包括一系列旨在鼓励领取福利的女性接受并维持婚姻的规定:当母亲与不是孩子的父亲同住时,从福利支票中扣除金钱,为已经结婚的受助人提供额外的现金奖励,提供关系和婚姻教育课程,并增加已婚夫妇的每月福利支票。一些条款专门针对拉美裔和非裔美国人社区。这些方案受到关注家庭暴力受害者的女性组织的广泛批评。然而,主流LGBT运动的沉默相当普遍。显然,这些项目对无法合法结婚的低收入女同性恋者所构成的威胁并未引起我们大多数的国家级别的LGBT组织的关注,大概是因为问题中的女同性恋者是低收入者,因此被我们的国家级别的LGBT组织关心。我认为,经济安全是一项权利,适用于所有人—单身或已婚—并且强迫贫穷妇女结婚以维持生存是无效和恶心的公共政策。我们还必须问,同性婚姻的推动在多大程度上与保守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促进婚姻模式保持一致,即通过耦合建立安全和利益,而不是通过政府提供的公共援助。纽约州州长Andrew Cuomo对同性婚姻的支持与他的整体经济紧缩计划共存,包括他对公共服务的各种攻击。(促进婚姻的本质是方便男人更好的利用核心家庭奴役女人,特别是穷困的女人。)

Fatherhood Initiatives

倡议父权

Various fatherhood initiatives are related to these programs. In 2006, Congress enacted a new program, “Grants For Healthy Marriage Promotion and Responsible Fatherhood,” authorizing grants of up to 50 million dollars per year for activities promoting “responsible fatherhood.” These programs have their roots in welfare reform, which allocated millions of dollars for things like “Responsible Fatherhood Programs” and “Partners for Fragile Families.” These programs targeted unemployed and underemployed noncustodial fathers with a range of services designed to force fathers to provide things such as child support and to undergo parenting instruction. As with marriage promotion programs, these programs raise the question of what happens to women, such as lesbian mothers (not to mention domestic violence victims), who do not want biological fathers involved in their children’s lives.

各种对父权的倡议与这些计划有关。 2006年,国会颁布了一项新计划,“为促进健康婚姻和负责任的父亲提供补助”,每年拨款高达5000万美元用于促进“负责任的父亲身份”的活动。这些计划的根源在于福利改革,这些改革分配了数百万美元用于 “负责任的父亲计划”和“脆弱家庭的合作伙伴”等项目。这些计划针对的是失业和未充分就业的非监护者父亲,为他们提供一系列服务,旨在强迫父亲提供诸如子女抚养费和接受父母教育等事情。与婚姻促进计划一样,这些计划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女性会发生什么,例如女同性恋母亲(更不用说家庭暴力受害者),她们不希望亲生父亲参与其子女的生活。(只补助臭男人?真是恶心的性别歧视啊。)

Charitable Choice

慈善选择

Created as part of PRA, “charitable choice” allowed government officials to purchase social services from religious providers using TANF, Welfare to Work, and other funds. In 2009 under President Obama, it became the White House Office of Faith-Based and Neighborhood Partnerships.

作为PRA的一部分,“慈善选择”允许政府官员使用TANF,工作福利和其他资金从宗教提供者那里购买社会服务。 2009年,在奥巴马总统任期内,它成为了白宫基本信仰和邻里伙伴关系办公室。

Many have voiced concern that charitable choice blurs the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Critics argue that federal financial support of churches creates the potential for the biased funding of groups affiliated with a particular religious denomination. Issues of proselytizing to clients and discriminatory hiring policies have already led to lawsuits. For queer people, the concerns should be obvious. Although there are many religious communities and organizations that are welcoming to LGBT people, many other American religious institutions (particularly those large enough to secure government funding) have a long history of intolerance of homosexuality. The prospect of having to seek help at a church where they feel unwelcome is enough to prevent many low-income queers from accessing needed services. This is an issue that should be of concern to all LGBT people, regardless of their income bracket.

许多人表示担心慈善选择会模糊政教分离。 批评者认为,联邦政府对教会的财政支持可能会导致对与特定宗教派别有关联的团体的偏见。 向客户传教的问题和歧视性招聘政策已导致诉讼。 对于同性恋者来说,问题应该是显而易见的。 虽然有许多宗教团体和组织欢迎LGBT人群,但许多其他美国宗教机构(特别是那些达到足以获得政府资助的机构)有着长期的不容忍同性恋的历史。 不得不在他们感到不受欢迎的教堂寻求帮助的前景足以阻止许多低收入的同性恋者获得所需的服务。这是一个应该引起所有LGBT人群关注的问题,无论他们的收入水平如何。

Abstinence Only

仅限禁欲

When PRA passed in 1996, it allocated 50 million dollars per year over a five-year period for state abstinence-only education programs. In 2002, Congress voted to extend funding for these programs. Abstinence-only education programs (which are also funded by other federal programs, in addition to using welfare money) teach young people in schools that abstinence from sexual activity until marriage is the expected norm in this country. These programs teach that sexual expression outside of marriage will have harmful social, mental, and physical consequences, and that abstinence is the only way to avoid 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s and unwanted pregnancy. These programs are not allowed to include discussion of the proper use of contraception, including condoms, as a way to reduce the risk of contracting HIV or other 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s. Only failure rates of condoms can be discussed in these programs. These programs also leave out vital information about safe sex practices, sexual orientation, and abortion, as well as lacking education and socialization that would empower young people to live out their values and ideals in sexual relationships. Every reputable sexuality education organization and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have denounced abstinence-only education. The implications for queer people should be self-evident. When queer sexuality is, by definition, taking place outside of marriage, what message are these programs teaching our young people about themselves and their desires? When condom use is being dismissed as both immoral and ineffective, how many new cases of HIV are these programs responsible for?

当PRA于1996年通过时,它在五年期间每年拨出5000万美元用于州禁欲教育计划。 2002年,国会投票决定为这些计划增加资金。仅限禁欲的教育计划(除了使用福利金之外,还由其他联邦计划资助)教育学校的年轻人禁止性活动,直到婚姻,这是这个国家所期望的规范。这些计划教导婚外性行为会产生有害的社会,心理和身体后果,禁欲是避免性传播疾病和意外怀孕的唯一途径。这些计划不允许包括正确使用避孕措施的讨论,包括使用避孕套以减少感染艾滋病毒或其他性传播疾病的风险。在这些计划中只能讨论安全套的失败率。这些计划还遗漏了关于安全性行为,性取向和堕胎的重要信息,以及缺乏教育和社会化使年轻人能够在性关系中实现自己的价值观和理想。每个声誉良好的性教育组织和美国医学协会都谴责禁欲教育。对同性恋者的影响应该是不言而喻的。根据定义,当同性恋在婚姻之外发生时,这些节目教导我们的年轻人关于他们自己和他们的欲望的信息是什么?当安全套的使用被认为是不道德和无效的时候,这些计划需要负责的艾滋病病例有多少?(告诉你们这些傻逼右派,禁欲就是奴役,自愿的性行为是基本人权!)

Moving Forward

前进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or not poor people are entitled to government support has been debated in this country since its founding. The debate about who deserves help (and what kind, and how) is not over, even with the PRA’s dismantling of previous welfare policies. As we face reauthorization of welfare reform and engage in public policy debates about the social safety net in general, it is crucial that LGBT organizations get involved in the debates. To ignore these discussions, on the premise that they are not “gay issues,” is to assume that all LGBT people are middle class, which is simply not so. It also assumes that these policy debates have no implications for middle-class or affluent queer people. But looking at the tactics and results of the right’s attacks on poor people and queer people should make clear that welfare policy is indeed a queer issue—one that we can no longer afford to sit out.

自成立以来,这个国家一直在讨论穷人是否有权获得政府支持的问题。关于谁应该得到帮助(以及什么样的,如何)的争论还没有结束,即使PRA拆毁了以前的福利政策。当我们面临福利改革的重新授权并参与有关社会安全网的公共政策辩论时,LGBT组织参与辩论是至关重要的。忽视这些讨论,在不是“同性恋议题”的前提下,假设所有LGBT人群都是中产阶级,而事实并非如此。 它还假设这些政策辩论对中产阶级或富裕的同性恋者没有任何影响。 但是,看看右派们对穷人和同性恋者的攻击的策略和结果应该明确的表明了,福利政策确实是一个同性恋议题 – 我们再也不能坐视不管了。

http://sfonline.barnard.edu/a-new-queer-agenda/common-ground-the-queerness-of-welfare-policy/

以资本主义哈巴狗Lynx Evil为例,批判资本主义的种种洗脑狗屁

我曾经和Lynx Evil是很好的朋友,但我后来实在受不了他的资本主义狗屁,从而最终和他闹翻(事实上是他先察觉到了这点然后主动和我闹翻的),而他的资本主义狗屁呢,很有代表性,是资本主义哈巴狗洗脑的常见说辞,此外,我也厌倦了总是跟在他屁股后面反驳他那重复了无数次的狗屁了,所以,我今天写一篇专门的批判文章作为了结。

狗屁1:社會主義者的「新語」,姑且說來當笑話聽聽: 「創立企業就是製造失業」、 「支付工資就是侵吞剝削」、 「公平交易就是欺凌壓搾」。

https://twitter.com/LynxEvil/status/1021734409106382848

反驳:社会主义说资本主义制造失业,说的是资本主义为了控制工人和压低工资故意制造失业大军,而他故意偷换为“创立企业”,呵呵;而侵吞剥削,说的就是老板们剥削了工人们的剩余价值,支付的工资不过是工人创造的价值的一部分而已;至于“公平交易”,呵呵,你都剥削剩余价值了,还算个屁的公平交易啊?顺便说一句,《1984》的作者奥威尔是社会主义者哦,他自己亲口说是社会民主主义者(democratic socialist)哦:介绍著名社会民主主义者George Orwell(乔治奥威尔)

狗屁2:

https://twitter.com/LynxEvil/status/1021977944296759300

反驳:大致翻译一下大意,他认为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指责是在指责人自利,对不起,社会主义者没这么无聊,从马克思开始社会主义者就是在指责资本主义践踏人权,独裁专制(老板们在公司独裁专制),主张经济民主,什么时候指责过自利了?真是可笑。

狗屁3:

https://twitter.com/LynxEvil/status/1021972636878946312

反驳:这哈巴狗说什么房东有房也不出租是因为不是“自由市场”,呵呵,会初中数学的人应该都记得吧,计算利润最大化的题目,要用到二次函数(抛物线)的,最终计算结果无论如何,定价都不可能是成本值的,而必然要比成本值高很多,如此才能实现利润最大化,特别是住房这类具有天然垄断特性的基本人权商品,价格被炒卖得极高也会有不少人买,因为买不起也得买,而他反对价格管制 ,结果?看看中国就知道了,呵呵。顺便,他认为是“自由市场”的瑞典是严格管制地价和房价的:茉莉:瑞典和中国住房政策之比较

狗屁4:玩過音樂椅的小朋友都知道,
當少了一張椅子,就會發生搶奪,
當少了兩張椅子,搶奪會更劇烈。

當供應滿足不了需求,就會有人搶。
這就是競爭。

要是有人和你說世界不需要競爭,這個人很可能是白痴,更可能是騙子。

https://plus.google.com/+LynxEvil/posts/WHgjpPhwFqD

反驳:资本主义哈巴狗眼里的供需是神圣的,超自然的,不可能被人的活动所影响的,所以他们才会否认这样一个事实:供需本身就是人为操纵洗脑的结果,例如市场营销制造虚假需求(网红食品,钻戒神话等等),例如垄断房地产然后抬价,例如制造失业大军以压低工资和控制工人,那么,既然供需是人为操纵洗脑的结果,那么竞争也同样是人为操纵洗脑的结果,例如共匪极权独裁下有人为了一块钱大打出手,资本主义哈巴狗会认为这是没问题的,而社会主义者则会指出这是共匪极权独裁人为造成的!

狗屁5:Sanders 還是退出民主黨吧。 你們這些看不慣 centrists 的左派去組個 社會主義黨 呀!

https://twitter.com/LynxEvil/status/1021787097030696961

反驳:美国的选举制度是最高票当选制,简单来说就是赢者通吃,取得相对多数的政党占有全部议席,51:49=100:0,在这种制度下,小党派根本就活不下去,而刚成立的政党一开始肯定不会是大党,所以,成立政党也没屁用。

狗屁6:支持 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1/2

https://twitter.com/LynxEvil/status/1021709244750618625

反驳:哈耶克和弗里德曼支持福利制度?恰恰相反:“哈耶克雖然強調經濟自由但卻對政治自由不夠重視,甚至反對將政治慘與擴大到社會中下層,在他的《通往奴役之路》中說:「民主本質上紙是一種手段,一種保障國內安定和個人自由的實用措施。它本身絕不是一貫正確和可靠無疑的。我們絕不能忘記,在一個專制統治下往往比在某些民主制度下存在更多文化和精神自由——至少可以想像一個高度同質化和教條的多數民主政府其統治的壓迫程度,或許並不亞於最壞的獨裁統治。」這洋的思想傾向使得他對皮諾切特薩拉查佛朗哥等右翼獨裁者持贊賞態度,[90]南非種族隔離制度辯護,[91]甚至將《自由憲章》贈送給薩拉查並附言:妳看了我這本書,妳就知道怎麼對付那些喜歡講民主的人了。[90][92]”“我无法理解,哈氏可以一边无视军政府做出每天把人从街上抓走投进大海这种严重侵犯个人自由的恶行,一边却可以大言不惭地说出”(智利军政府统治下)个人自由比民主制度下更安全”这等瞎话。这种无视经济自由同个人自由在智利发生的分裂,睁眼说瞎话的本领我赵日天也是服。哈耶克一直致力于对”共产主义限制自由导致极权”口诛笔伐,然而,为了一部分人的自由就需要去剥夺另一部分人的自由乃至生命?呵呵呵,作为一个学者,哈大师满嘴跑火车的本领比起政客来也是不遑多让。”虽然傅利曼鼓励中国官员推动痛苦而不受欢迎的自由市场政策几个月后就发生屠杀事件,但他从未「为提供建议给一个如此邪恶的政府,面对像雪崩般的抗议」。和以前一样,他不认为他提供的建议,与执行它所需要的暴力有任何关联。尽管谴责中国使用镇压,傅利曼仍继续以中国当作「自由市场的安排能有效促进繁荣与自由」的例子。“在同一时期的中国,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背后的势力辗过天安门广场上的民主,震撼与恐怖开启了现代史上获利最丰厚也最长久的投资热潮。又一个在屠杀中诞生的奇迹

聊聊芝加哥学派和他们的信徒们的无耻以及新自由主义的阴谋(更新)

芝加哥哈巴狗们就是一群纳粹而已,铅笔纳粹社不过是说出了他们在欧美没敢说出的真心话罢了,皮诺切特有UBI政策吗?邓坦克有UBI政策吗?呵呵。

狗屁7:強制性的 利他法律/規則 是不切實際和不現實的。

https://twitter.com/LynxEvil/status/1021627976490864640

反驳:社会主义主张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反对压迫,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什么时候要人强制利他了?别告诉我反对剥削压迫叫做强制利他,那么反对独裁也是强制利他了,白痴!哦,当然有强制利他的制度,就是亲爱的资本主义,老板们对员工进行洗脑奴化,强迫员工为了公司奉献牺牲:军训公司“向钱看”:暴力与奴化如何承包青

狗屁8:搞罷工是驅使僱主去其他國家僱用低技術勞工, 和用自動化取代低技術勞工的最有效方法. 這些 DSA 白痴們專門和 低技術勞工 過不去. 底特律 今時今日的經濟困境, 就是這些白痴工會製造出來的.

https://twitter.com/LynxEvil/status/1021620958963150850

反驳:呵呵,这傻逼知道DSA才多少人吗?在唐纳德希特勒上台之前,DSA成员不过几千,这几千人是神仙吗?能赶走你亲爱的公司们?美国公司工会入会率算上公共部门才百分之十几,和北欧的平均70%完全没得比,你还无耻的臭骂工会?你亲爱的公司老板们无耻的跑来中国竟次(比烂),而按照你的逻辑,这是因为美国工人不肯当中国的血汗奴工,不肯被剥削压榨奴役虐待,这和五毛狗嘴里的“六四示威者被镇压是因为他们自己要上街”有什么不同?

至于无耻的新自由主义是如何制造了工人们的灾难的,看这篇:Toward an Economic Justice Agenda(迈向经济正义的议程)

狗屁9:看到一堆社會主義者說 警察 是國家恐怖主義的權力機構 power architecture, 那不如取消掉 警察 吧. 社會主義者真係講嘢唔經大腦. 沒有警察靠什麼來維持治安呢? 靠全民擁槍嗎? 這不正正是 NRA 和 GOP 的主張嗎?

https://twitter.com/LynxEvil/status/1021616277310369798

反驳:又在制造稻草人,现在的警察制度本身就是为了镇压工人运动而设置的,的确是国家恐怖主义机构,有什么问题?把指责现在的警察制度等同于完全不要警察,和把批评独裁政权等同于无政府主义有什么区别?狗屁逻辑。

狗屁10:很多年青人完全不知道社會主義是多麼可怕。 我來自香港,我親眼目睹過社會主義經濟模式的恐怖。 請記住這3點 ①沒有私人公司 ②沒有財產權 ③沒有自由市場 查一查看1949 – 1976年的中國歷史,主張社會主義的都是要建造通往饑鬼地獄的奴役之路。

https://twitter.com/LynxEvil/status/1021596027533459456

反驳:共匪是抄袭自斯大林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社会主义主张的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毛贼中国和苏联有哪一个了?既然都没有,凭什么说是社会主义?至于后面的,呵呵,没有私人独裁公司,有公有民主合作公司;没有私人财产(对生产资料和资本的私人独裁占有),有个人财产(生活资料,消费品之类);没有自由市场,当然,狗屁自由市场是老板们自由的胡作非为四处比烂剥削压迫洗脑奴役官商勾结的市场,这种“自由市场”当然还是没有比较好,呵呵。

狗屁11:

https://twitter.com/LynxEvil/status/1021540322109665280

反驳:鉴于这白痴把纳粹当资本主义,还鼓吹把人当成劳动力商品肆意买卖没问题,那么我就直接贴一篇分析纳粹如何与私企勾结的文章吧:“最后,正如这篇论文已表明的那样,纳粹并没有发明一个经济模式。他们的剥削方法并不比资本主义强迫人类充当劳动力商品更为恶劣。纳粹分子完满地实现了神圣的竞争、灵活性和生产率的三位一体,这也是我们的“后工业家们”最心爱的三位一体。推行到疯狂极限的纳粹制度正确无误地表明,此乃逻辑的必然。”法西斯主义与资本主义:大企业如何从希特勒的兴起中获得巨额利润的

狗屁12:找一堆又蹭福利又逃稅避稅的中國人去瑞典,就能捅破這種靠限制移民的福利國家的福利神話。

https://twitter.com/LynxEvil/status/1020947290603773953

反驳:按照这种傻缺逻辑,瑞典人天生不蹭福利不逃税,中国人天生逃税,嗯,真是种族主义啊,知道瑞典人曾经是维京海盗吗?呵呵。

狗屁13:2000年,奥巴馬連參加民主黨大會都没資格。 2008年,奥巴馬被提名總統候選人。 一個人不努力等運到等政府分配是不可能成功的。

https://twitter.com/LynxEvil/status/1020875040424726528

反驳:原来美国黑人都能成为奥巴马,呵呵,这么说中国人也都能成为周永康(周是平民出身)了。

狗屁14:

https://twitter.com/LynxEvil/status/1020675824586928128

反驳:保障就业?哈哈哈哈,你亲爱的资本主义本身就是建立在对工人的剥削压迫上的,为了做到这点,老板们必然会制造失业大军以压低工资和控制工人,你指望靠跪舔所谓的中小企业解决问题?哈哈哈哈,你以为中小企业就不剥削压迫?中小企业的老板就是傻逼,会主动让自己沦落到跪舔工人的地步?而且你亲爱的中小企业在大企业的资本攻击面前屁都不是,呵呵。

狗屁15:這對 Trans 真是一個壞消息。 TERF 和 男權社會都會用這個極端案例來反平權,就像社會主義者用違反自由市場的事來反對自由市場。

https://twitter.com/LynxEvil/status/1020484690279403520

反驳:社会主义者反对的是资本主义本身,对你的狗屁自由市场毫无兴趣,事实是你的狗屁自由市场纯粹是拿来洗脑欺骗的狗屎而已,当然,你的定义是血汗工厂的奴工是自由的,呵呵,滚去问问那些工人如果有其他选择会不会待在血汗工厂吧!

狗屁16(他转推认同的):资本主义没有原罪,威权专制,蔑视人权,反智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有。 不要把法西斯,极右,专制的恶果说成是资本家压迫人民。

https://twitter.com/Hana_Kosuzu/status/1020370452697485315

反驳:资本主义哈巴狗们大概读的都是火星历史,滚去看看《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滚去看看血腥的圈地运动,滚去看看资本家们为了争夺市场和原材料而发动的种种殖民战争以及两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虐杀了十多亿人!资本主义的核心是利润至上,而且老板们专制独裁不受控制,那么必然会为了利润戕害人权,所以资本主义的本质就是践踏人权的,并且无法和民主兼容,笨蛋。

狗屁17:一個人的膚色並不決定一個人的成就,但一個人的性格往往就決定了際遇,決定了命運。
黑人群體的文化更是這樣,把自己的失敗動不動就歸咎於別人是種族歧視,歸咎於家貧,歸咎於各種各樣社會因素,絕不可能在競爭中獲勝。

https://plus.google.com/+LynxEvil/posts/4vsmiLppH9r

反驳:原来种族歧视和贫困压迫是不存在的吗?恶心,滚去好好看看:“民权运动之后,美国黑人们得到了投票权,但是共和党和他们的极右纳粹垃圾支持者们并不会就此停手,他们一边推行新自由主义削减福利活活饿死病死冻死穷黑人,削减教育经费剥夺黑人的受教育的基本人权,一边以“法律和秩序”的名义进行狗屁“反毒战争”,以打击毒品的名义,一边故意向无助绝望的穷人兜售毒品(为此美国政府和哥伦比亚毒贩民兵组织勾结,在哥伦比亚造成几百万死亡),一边以反毒战争的名义肆意抓捕迫害黑人和拉丁裔,随意搜查抢掠黑人的个人财产,然后把黑人扔进监狱当监狱奴工。在美国,有很多外包给私人的监狱,其中囚犯被强迫劳动,而监狱的老板们则无耻的压榨着剩余价值。”(我在监狱里阅读了《新吉姆克劳》。这改变了我的生活)I read The New Jim Crow in jail. It changed my life

狗屁18:(暂时找不到链接)有社会主义攻击资本主义者主张小政府的本质是不要政府,但经济学早就否定了无政府的可能性,资本主义者不会主张无政府。

反驳:这傻逼看来真是不知道自由意志主义和其衍生的无政府资本主义是什么东西:而無政府資本主義則反對全部的稅賦,排斥任何政府提供的保護服務,主張那是不必要的。他們希望政府遠離司法和保護的服務,認為這些服務應該由私人團體所進行。無政府資本主義者主張,小政府主義者讓政府壟斷保護的服務,將造成政府能以此制定一切不合實際的限制,而強迫在任何方面建立制度化的體制都將會產生不良後果。

除了一些真正的無政府主義和正統的客觀主義者,無政府資本主義和小政府主義在政治立場上的差異往往難以分辨,因為兩者都視現行的政府權力過大。一些自由意志主義哲學家,如Tibor R. Machan便表示:或許正確的來說,無政府資本主義和小政府主義之間是沒有矛盾的。

来源:自由意志主義

铅笔纳粹社和他们的祖师爷奥地利学派就是自由意志主义,呵呵。

这些无耻的纳粹狗屁他之前和我重复过很多次,试图把我变成资本主义的支持者,结果……..结果成功把我恶心成社会主义者了,哈哈哈哈!我没有这样的朋友,我和你是敌人,evil!

“肥宅快乐水”的黑暗面:可口可乐是如何在全球掠夺资源的?

(写在前面:我曾经很喜欢汽水,不过,我不会再喝一瓶可乐了!)

作为每秒卖出两万瓶的“肥宅快乐水”,可口可乐一向以其高超的营销能力著称。白胡子、红棉袄的圣诞老人形象就是可口可乐公司确立并推广开来的;从1928年开始,可口可乐就开始赞助奥运会,把品牌名称和这项国际赛事捆绑在一起;甚至连明星代言,也是可口可乐率先提出的战略。近些年,可口可乐把天然呆、喵星人、高富帅等网络热词印在瓶身上,鼓励消费者和朋友分享。

广告当中用来标识品牌形象、培养用户忠诚度的活力四射的足球明星、红扑扑的圣诞老人等等,为可口可乐营造并维持了一种热情亲民、常伴左右的形象。而实际上,可口可乐公司售卖的只是水、糖和咖啡因的低价混合物,必须要获得大量的原材料才能够维持产品生产。早在20世纪中叶,可口可乐公司就已经成为了世界饮料业最大的糖类、成品咖啡因和铝罐、塑料瓶的购买商,而它对水资源的消耗也堪称世界企业之最。在《可口可乐帝国:一部资源掠夺史》当中,俄亥俄州立大学环境史助理教授巴托·J.埃尔莫尔提出,可口可乐正是凭借着对自然资源的消耗获取了巨额的利润。

可口可乐聘请商业插画家Haddon Sundblom创作了圣诞老人形象。身着红白色衣服,带有亲切笑容,圆脸颊的圣诞老人手持可口可乐,念出广告语“The Pause That Refreshes (享受清凉一刻)”。

随着企业向全球的扩张,可口可乐的生态胃口越发难以得到满足:它消耗了所在地区大量的生活用水,并鼓励一些位于干旱地区的瓶装商不断向地下挖掘,超负荷地索取所需的水资源;它的蔗糖和咖啡供应商高度依赖于当地的土壤肥力和水资源;而与此同时,可乐空瓶也已经在垃圾填埋场堆积如山……巴托·J.埃尔莫尔看到,可口可乐公司一直以来都在利用世界各地纳税人资助建造的废弃物回收系统、公共水资源和接受政府补贴的种植园,让当地政府的隐形付出为自己节省下大笔费用,却逃避了应当承担的责任。

如今,企业社会责任一词风靡全球,可口可乐公司也向外界传达着这样的信息:可口可乐是为公众服务的企业公民,而不是公共服务的消费者。但另一方面,它依然是十足的采掘工业,不仅将大自然的馈赠变成廉价消费品,以此创造大量利润,而且还常常把采掘工序隐藏起来,将成本和风险转嫁给供应商、加盟商和政府。它要求世界各地的人们交出宝贵的资源,声称能够运用技术和商业头脑,把资源变成世界真正需要的产品。可是,我们真的需要这样的交易吗?

水:将公共用水转化为公司利润

2014年,距离当地人开始抗议已经过去了十余年,位于印度小村庄普拉齐马达(Plachimada)的可口可乐瓶装厂终于关闭了。2000年,在工厂建成6个月后,当地人就开始反映水质不再适宜饮用,水变成奶白色且开始变咸。随后便有村民感染了不知名的胃病和皮肤病;农民发现井水变少了,农作物产量也降低了。环保组织Corpwatch India发现,由于可口可乐公司过量汲取水资源,水中钙镁元素已经超标。为此,从2002年开始,当地社会人士成立了“抵制可口可乐委员会”,要求关闭当地的可口可乐瓶装厂。

“请停止偷窃水资源,可口可乐。”印度民众举牌抵制可口可乐。

与普拉齐马达的情况类似,20世纪初,在墨西哥小镇查姆拉,可口可乐公司也受到了当地人的攻击。他们称,时任墨西哥总统的维森特·福克斯曾任可口可乐墨西哥分公司的高官,他签发了“允许墨西哥中部的可口可乐瓶装厂在含水层获取数千加仑用水”的许可证,而且这些水完全是免费不限量的。可口可乐消耗了当地大量的水资源,却没有付出任何代价。在澳大利亚,可口可乐公司也在几乎以免费的价格使用着当地的水资源,加快了地下水的枯竭。但是,在很多类似的与当地民众的斗争当中,可口可乐公司取得胜利的次数远远要多于失败的次数。

为什么可口可乐的瓶装厂要大量攫取水资源?从根本上说,制作可口可乐最主要的原料是水。在开始兜售第一批浓缩糖浆(注:可口可乐公司在创办之初,主要是通过向瓶装商销售浓缩糖浆来赚取利润,因此,仅仅是促成糖浆供应商和瓶装商的生意,钱财就可以源源不断地流入公司)的19世纪80年代开始,可口可乐公司就开始将各地政府水管中流淌的公共用水转化为公司利润了。政府不仅修建了自来水厂,而且还投入大量资金,建立配套设施来处理废水。这并不仅仅包括每家每户的水管,还包括了水库、水坝、沟渠和过滤系统。截止1915年,美国城市公共用水系统的总价值超过了10亿美元。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城市为供水付出的成本还会不断上涨。不过与此同时,可口可乐只需要为其耗费的大量水资源支付少量的费用。各级政府知道,廉价的水费可以吸引企业,由于政府不惜赤字的代价也要确保自己的竞争优势,可口可乐这样的工业用水大户便成为了真正的赢家。

到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地方政府负债累累,缺乏足够的钱改善基本的供水设施。一种观念开始在美国盛行起来:瓶装水可以替代不够好的公共供水系统。80年代,里根总统坐镇的联邦政府则致力于消除限制商业自由发展的政府管制措施,任由事态恶化。这为可口可乐“承担新责任”提供了契机,他们认为可以抓住商机,替代政府提供产品和服务。当时的其它饮用水公司往往从泉水当中获取水源,百事公司率先开始使用当地的自来水,经过净化成为本公司出品的瓶装水,这样一来就可以充分利用既有的瓶装设备和城市公共用水的低价格优势了。

可口可乐公司决定效仿这种做法,充分使用公共用水,将其转化为公司利润。同时,为了确保瓶装商对公司的依赖,可口可乐将一定量的矿物盐增添到水中,矿物盐就相当于瓶装商必须购买的浓缩物。就这样,可口可乐公司开始通过瓶装水获取惊人的利润。据加拿大团体北极星研究所调查发现,2007年,可口可乐公司从佐治亚州玛丽埃塔市获得市政用水的价格是每加仑0.002美分,而每加仑瓶装水的价格是4.35美元。也就是说,在这座城市里,1加仑可口可乐瓶装水的价格是市政用水的20万倍。就这样,可口可乐公司一边把瓶装水包装为比自来水更加安全、纯净的饮用水,一边利用政府公共用水带来的便利,赚取大量利润。

可口可乐公司将世界各地的公共用水转化为企业利润。

可口可乐并没有满足于国内市场的成功,在20世纪末,公司向联邦政府寻求建设瓶装厂的援助,认为自己还可以为世界各地数百万缺水的人带来新鲜纯净的饮用水。1990年,公司获得了海外私人公司(美国按照1964年制定的对外援助法案成立的公司,其目的在于协助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私人投资)对其在巴巴多斯、牙买加、埃及、加纳、尼日利亚等国家的瓶装厂的贷款担保。海外私人投资公司相信,此举可以促进美国以及所在国的就业、技术传播和知识传递,促进本地的发展。可是,事实确实如此吗?在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关于尼日利亚的罐装项目合同中,有一条批注称,可口可乐公司在“基础设施”方面的主要贡献是“为所在国提供瓶装饮用水”。海外私人投资公司提供的4800万美元资助大部分用于提高可口可乐销量,仅有极少部分用于改善尼日利亚公共用水的基础设施。虽然实际上,这些国家需要的不仅仅是瓶装厂,而是对当地大型公共供水系统的投资。

今天,如果你来到普拉齐马达这样的小村庄,或许会因为当地的水质条件差而选择瓶装水或者可口可乐——显然,如果你饮用自来水,可能会患病。但是你应当意识到,可口可乐并非拯救者,它的到来并非缓解、而是加剧了这些地区的水资源枯竭和污染。

咖啡因和糖:破坏生态环境,拉大贫富差距

水不是可口可乐公司唯一大规模使用的自然资源。作为可口可乐配方中极为重要的成分,糖分和咖啡因的获取也离不开大规模的资源和社会掠夺。

早在1960年,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纪录片《可耻的丰收》当中,就揭露了可口可乐旗下美汁源柑橘种植园的罪恶:种植园里的黑人不仅无法得到充足的水和食物,而且他们的工作时间非常长。过了十年,农场工人的条件依然没有提高。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另一部纪录片《移民者》带领观众参观了可口可乐农场的普通工人家庭——破旧的棚屋里,设施简陋而匮乏,而且没有厕所。

为了平息众怒,可口可乐公司承诺要提高工人们的工资待遇。向工人支付更高的工资带来了经营成本的上升,意味着公司利益受到了损害。于是,可口可乐公司开始签外订合同,把种植的责任转移给拉丁美洲的一些公司。

可口可乐的咖啡业务一直使用这样的策略。可口可乐的配方需要公司大量购买咖啡因,其旗下的咖啡品牌也需要消耗大量的咖啡豆。将咖啡外包这一战略的高明之处在于,美国人对美国本土发生的不公正十分关注,但如果可口可乐从世界各地的独立生产商那里购买原材料,人们就不会将生产中出现的问题和可口可乐公司直接挂钩。

实际上,咖啡种植极具破坏性。由于喜阳而非喜阴的咖啡品种最受青睐,这就意味着,巴西农民不可能把咖啡种植在树木茂盛、阳光稀少的树林当中,他们用砍伐和烧毁的方法,使得八百多种树木品种最终灭绝,也让许多在其间生活的昆虫、鸟类、爬行动物和哺乳动物遭到了灭顶之灾。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清除一片森林所获得的土地的肥力,在仅仅20年之内,就被频繁密集的农作消耗殆尽。于是,种植者们不得不去开垦新的森林。为了满足可口可乐公司的需求,巴西农民将许多优质、多样化的生态地区转变为了单一的咖啡种植园。另一方面,流向砍伐工人和咖啡采摘工人的利润是极少的。在拉丁美洲的其它地区,生态模式也类似。到20世纪中叶,萨尔瓦多的富裕阶层把国土的1/4都变成了咖啡种植园,维持农场运作的重担则落在了穷人身上,造成了极大的贫富差距。

到上个世纪70年代,可口可乐公司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成品咖啡因购买者和美国第三大速溶咖啡生产商,对从热带地区获得廉价、稳定的咖啡豆有着极度的依赖。可口可乐公司的原材料采购,持续地支持着这个严重依赖热带国家的社会和环境资源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之下,生产国最珍贵的资源消耗殆尽,而穷人在这一过程中变得更穷。不仅如此,非洲、东南亚很多国家在90年代也开始纷纷效仿这一做法。仅仅在1994年,越南的咖啡种植者就砍伐了30多万英亩的原始森林。

与咖啡采购类似,可口可乐公司在海外使用蔗糖为饮料增加甜味的做法,也给热带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可口可乐公司及旗下的生产商使得生态多样化的热带森林变成了单一甘蔗作物种植园。2007-2012年期间,巴西南马托格罗索州地区的蔗糖产量增加了三倍,可口可乐公司的蔗糖供应商之一邦吉集团把种植区扩大到了当地瓜拉尼土著人居住的地区。瓜拉尼人指出,蔗糖种植中使用的农药污染了河道,秸秆焚烧则造成了大气污染。而在柬埔寨,可口可乐公司的一家蔗糖供应商被指控和当地企业联手,为了侵占69平方英里的甘蔗种植园驱逐了五百多户家庭。

在美国本土,因为国家补贴之下的原材料玉米很便宜,可口可乐公司使用高果糖玉米糖浆代替蔗糖。在玉米需求的不断增长之下,美国中部大平原各州脆弱的生态系统成为了无边无际的单一玉米种植地,需要大量水、化肥和农药来维持和提高产量。科学家已经指出,玉米种植地的化肥随着雨水流入密西西比河,导致藻类蔓延,造成了沿岸近两千平方英里的生态死区。而随着灌溉面积的持续扩大,地下水的水位也在不断下降。于此同时,虽然高果糖玉米糖浆降低了数千万美元的可乐生产成本,可口可乐公司却并未降低产品的价格,甚至还把可乐瓶变成了“超大量”:人们会为大瓶可乐多支付10美分,而增加分量只需要2-3美分的甜味剂。就这样,受到国家补贴的农产品鼓励人们朝着过度消费富含碳水化合物的不健康道路上越走越远。

包装:公民为包装废弃物掏腰包

可口可乐公司对资源的索取和对环境的破坏并不仅仅产生在获取原材料的环节。实际上,他们还在源源不断地生产大量污染物——金属罐和塑料瓶。这些瓶瓶罐罐堆积如山,让填埋场迅速达到饱和,垃圾堆放点不断地向低收入居民区靠近。

可口可乐空瓶堆积如山,造成环境破坏。

在产生一系列环境问题产生之前,可口可乐实际上是产品包装回收的先驱。最初,可乐生产商们购买了大量的玻璃瓶,价格非常昂贵,因此希望消费者喝完瓶中饮料之后重新把瓶子还给经销商。因此,在40年代,一个可口可乐玻璃瓶平均会经历22次重复利用。不过,到了50年代,可口可乐开始使用金属罐作为饮料容器,情况就发生了变化。金属罐饮料的优势显而易见:运送每千件金属罐装饮料所耗费的汽油,还不到每千件可回收容器的一半;此外还可以节省回收和清洁的劳动力成本,甚至可以减少仓储和机械成本。

在50年代,成千上万的一次性瓶子和罐子散落在美国的各个角落,河畔、公园、河床,随处都可以看到它们的影子。人们憎恨企业对大自然的滥用和破坏,开始呼吁酿酒公司、饮料公司和包装行业处理这些垃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可口可乐公司及其软饮界的竞争对手联合金属罐装公司、包装公司,创建了全美第一家反垃圾组织“美丽美国”。它的核心目标在于转嫁外界对企业造成饮料容器垃圾问题的责难,因此,它向消费者传达的理念是:“随手丢弃废弃瓶罐的行为,应该由公民个人,而不是企业来承担责任。”“美丽美国”制作了数以百万计的宣传册和电视广告,劝告群众承担起保护环境的义务和责任。除了“美丽美国”之外,可口可乐公司还依赖在首都华盛顿的游说团队美国软饮料协会来争取各界支持。该协会在各处张贴了上千万份的广告,试图告诉大家:“是人,而不是容器本身”需要为日益严重的垃圾问题负责。

可口可乐公司的回收广告。

可口可乐公司、美国软饮料协会和“美丽美国”组织在六七十年代的公共宣传活动,确实帮助企业将公众的视线从自身转移开去,却并没有解决日益严重的垃圾问题。一些州开始颁布强制性污染税征收法令,美国国会也开始考虑针对一次性容器制定全国性的法律,众议院提议禁止在美国销售一次性饮料容器。软饮包装行业的代表则辩解称,如果只生产可回收玻璃瓶的话,“成千上万的工厂员工将面临失业。”在地方层面,这种说辞也十分有效。一谈到可能让多少个家庭失业的问题,议员们就无言以对了。

软饮料业、包装业和酿酒业采取了先发制人的方式,告诉大家,回收是替代强制性保证金的有效措施,因为保证金最终还是会转嫁到消费者的头上,增加消费者税负,而回收还可以保存就业机会。在70年代,各企业设立了多个回收中心,开始通过大量的广告宣传它们在回收工作方面所做的努力和贡献。可口可乐公司在广告中声称:“我们的政府不需要再为设立回收中心而烦心了!”实际上,回收系统需要耗费大量的财力物力,导致入不敷出,公司一方面进行大量宣传,自诩为回收项目的功臣,强调公司对环境的贡献,但另一方面,它们支持清理行动的热情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消退。据《华盛顿邮报》统计,这一时期涌现的三千多个回收中心由于无法收回成本而纷纷倒闭,到70年代末已所剩无几。在免于缴纳强制保证金之后,饮料商们又开始将责任转嫁:它们提出,回收工作的正常运转需要依靠联邦政府的资助。它们的提议再次成功了:197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资源保护与回收法案》,增加了联邦政府的支持力度。这让纳税人承担起了更多的责任,而可口可乐公司等企业得到了解救。

如今,没有人能够知道路边的回收系统到底耗费了多少公共资金。可口可乐公司等私有企业总是动用它们出色的游说能力,把原本属于企业的废弃物处理责任转嫁给公共部门。就这样,到最后,消费者和纳税人承担了大部分责任,补贴了饮料企业的包装物回收系统,使得可口可乐这样的公司无需为包装废弃物的泛滥承担任何代价。

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2325488.html

介绍一个美国的资本主义法西斯组织——TP USA

警告!这篇内容会比较恶心,因为会介绍一个满嘴纳粹狗屁的美国资本主义法西斯组织,为什么我要介绍呢?因为我看到资本主义哈巴狗又在抹黑社会主义了,同时宣称他们亲爱的资本主义是伟光正的,是尊重人权的。

当然,按照资本主义哈巴狗的标准,任何自称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人或政权,无论他们实际的言行是否符合社会主义的理论主张,都是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他们即使自己放个屁臭到别人了,那也是社会主义臭到了别人。既然如此,那就让我们用同样的标准,来看看自称资本主义者的TP USA(当然,他们实际上就是纯粹的资本主义者,而他们指责的苏联和中国和社会主义唯一的关联就是自称社会主义,这是最大的区别所在)的狗屁言论吧。

TP USA的全名是Turning Point USA,首先让我们一起看看他们的主张:

Turning Point USA is a 501(c)3 non-profit organization founded on June 5, 2012 by Charlie Kirk. The organization’s mission is to identify, educate, train, and organize students to promote the principles of freedom, free markets, and limited government.

Turning Point USA是一家501(c)3非盈利组织,由Charlie Kirk于2012年6月5日成立。 该组织的使命是识别,教育,培训和组织学生,以促进自由,自由市场和有限政府(注:就是小政府)的原则。

Turning Point USA achieves its mission of identifying, organizing, and empowering free market activists through the National Field Program, which aims to:

Turning Point USA通过国家实地计划实现了识别,组织和增强自由市场活动家的使命,目标是:

 

  • Launch, organize, and support student groups that exist to educate students about the benefits of limited government, capitalism, and freedom
  • 发起,组织和支持现有的学生团体,教育学生有限政府(小政府),资本主义和自由的好处。
  • Build and maintain the largest national database of students who believe in capitalism and free markets
  • 建立并维护最大的关于相信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的学生的国家数据库

来源于他们的官网:https://www.tpusa.com/aboutus/

按照资本主义哈巴狗们那种把朝鲜当民主国家的逻辑,这个组织肯定是支持资本主义的组织(当然它的确是,这和挂羊头卖狗肉的朝鲜不同)。那么这个组织的实际言论如何呢?

接下来让我们“欣赏”一下组织创始人Charlie Kirk的推特言论吧(警告!非常恶心,做好心理准备!):

自我介绍:Founder & President of @TPUSA Proud capitalist. Best Selling Author. We are all sinners, saved by Jesus. Opinions my own.(@TPUSA的创始人兼主席。 自豪的资本主义者,畅销书作者。 我们都是罪人,被耶稣拯救了。 观点是我自己的。(他自己说了是资本主义者,按照资本主义哈巴狗的逻辑,他肯定是资本主义者了,当然他的确是资本主义者。))

翻译:昨天我决定去看看这些抗议活动的全部内容。这些抗议活动不是为了帮助孩子。 这是关于仇恨美国和恨特朗普的。我从来没有见过一群人如此热爱MS-13,ISIS和打破法律的违法者。(反对唐纳德希特勒大大就是仇恨美国,这逻辑熟不熟悉?反对中共就是仇恨中国,对吧?)

保守主义者感谢生活在美国,自由主义者愤怒于生活在美国。(中国版:爱国者感谢生活在中国,卖国贼愤怒于生活在中国)

左派毁灭任何它接触到的东西(注意这里他说的左派是除了他们自己之外的所有人,包括右派的民主党,当然,他是在放屁)。

 

言论自由不仅仅是说你想说的,它也同时意味着听你也许不想听的。(而你们这些纳粹根本没有和社会主义者辩论的勇气,你们对社会主义者的质疑除了镇压就是装瞎,呵呵。)

(前面的狗屁是攻击民主党的,我懒得翻译了)爱国是超越政治的,但民主党或左派除外(纳粹嘴里的左派是指除了他们之外的所有人,很显然,又在鼓吹仇恨了,和共匪指责反共者不爱国一个套路。)

If you think your life sucks, just imagine being a Democrat – your spokesperson rotates between a 28 year old socialist, a low IQ con artist, a Marxist who honeymooned in the Soviet Union, a criminal who lost the most winnable election of our lifetime, and a fake Native American

如果你认为自己的生活很糟糕,那就想象一下,作为一名民主党人 – 你的发言人是一位28岁的社会主义者,一位低智商的骗子,一位在苏联度蜜月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位失去了我们一生中最可赢选举的罪犯, 和一个假的美洲原住民。(全是纳粹谎言狗屁。)

https://twitter.com/charliekirk11/status/1017009319009759232

 

大意说一下,就是这傻逼纳粹认为这世界上只有两种性别,也就是否定了跨性别者的存在。当然,纳粹畜生都是这么认为的。

这个傻逼纳粹曾经还嚷嚷过要那些反美国反资本主义的人都去死,然后被我臭骂,然后他连屁都不敢放一个,呵呵。

我不想再翻译这些肮脏无耻,只有谎言与仇恨的纳粹狗屁了,有兴趣的人自己去看吧,注意别被恶心到,以及,这傻逼纳粹说的,每一句都是谎言。

有人应该已经想到了,这种纳粹组织背后必然有大金主,事实上的确有:

In addition to the seed money from billionaire Foster Friess, the family foundation of Illinois Governor Bruce Rauner donated $100,000 to Turning Point in 2014.[20]

除了来自亿万富翁Foster Friess的启动基金外,伊利诺斯州州长Bruce Rauner的家族基金会还在2014年向Turning Point捐赠了10万美元。[20]

呵呵,看到了吧,亿万富翁,州长,商人和政客支持的纳粹组织,就如同当年的纳粹一样,想当年纳粹党和法本克虏伯大众们以及私人银行家们合作得也非常愉快呢。

此外,wiki上还有更多他们的破事:

First appearing on November 21, 2016, Turning Point USA also operates a website called Professor Watchlist.[4] Kirk has said the site is “dedicated to documenting and exposing college professors who discriminate against conservative students, promote anti-American values, and advance leftist propaganda in the classroom.”[22]

最初出现于2016年11月21日,Turning Point USA还运营着一个名为教授观察名单的网站。[4] 柯克表示,该网站“致力于记录和揭露歧视保守派学生的大学教授,宣传反美价值观,并在课堂上推进左派宣传。”[22](任何不同意他们的纳粹狗屁的,都是歧视保守派的反美左派,这就是他们的纳粹逻辑。)

The website has been criticized[by whom?] for using surveillance type propaganda to manipulate ideas of truth, equality, and freedom.[3][25][26] Critics have compared Professor Watchlist to the actions of U.S. Senator Joseph McCarthy, who tried to publicly identify American citizens as Communists and Communist sympathizers in the 1950s.[27][28]

该网站受到批评[由谁?]使用监视型宣传来操纵真理,平等和自由的观念。[3] [25] [26] 批评者将教授观察名单与美国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的行为进行了比较,后者试图在20世纪50年代公开认定那些被认为是共产党人和共产党同情者的美国公民。[27] [28](就是白色恐怖,麦卡锡当年的狗屁和文革是一个套路,我说你是共产党你就是共产党,我说你是反革命你就是反革命,然后公开批斗。

In December 2017, The New Yorker published an article by Jane Mayer showcasing interviews with former minority members of the organization. Former staff members said they witnessed widespread discrimination against minorities in the group, and stated “the organization was a difficult workplace and rife with tension, some of it racial.”[6][51] One former employee, an African-American woman, said she was the only person of color working for the organization at the time she was hired in 2014; she then said that she was fired on Martin Luther King Jr. Day. The article also revealed text messages sent by Crystal Clanton – who was a leading figure in the organization and served as the group’s national field director for five years – to another Turning Point employee saying “i hate black people. Like fuck them all . . . I hate blacks. End of story.” Kirk responded to the revelations by saying that “Turning Point assessed the situation and took decisive action within 72 hours of being made aware of the issue.”[6] The article also noted that Kirk had explicitly praised Clanton in his book Time for a Turning Point, saying that she had been “the best hire we ever could have made,” and that “Turning Point needs more Crystals; so does America.”[6]

2017年12月,“纽约客”发表了Jane Mayer的一篇文章,展示了对该组织前少数族群成员的采访。前工作人员说,他们目睹了该群体中对少数群体的广泛歧视,并表示“该组织是一个糟糕的工作场所,充满了紧张局势,其中一些是种族歧视。”[6] [51]一名前雇员,一名非洲裔美国妇女,她说,在2014年被聘用时,她是该组织唯一的有色人种工作者;然后,她说她在马丁路德金日被解雇了。文章还透露了Crystal Clanton发送的短信,他是该组织的领军人物,并担任该组织的国家现场主管五年 – 致另一位Turn Point员工说“我讨厌黑人。我想让他们都去死……”我讨厌黑人。故事结束。“Kirk对这些启示作出回应,称“Turning Point 评估了情况,并在知道这个问题的72小时内采取了果断行动。”[6]文章还指出Kirk在他的书“转向时间”中明确赞扬了Clanton。点,说她是“我们曾经做过的最好的雇佣”,而且“Turning Point需要更多水晶(想想水晶的颜色,意思就是白人);美国也是如此。”[6](不奇怪,看看这纳粹组织头目的纳粹狗屁就知道他们的内部会有多恶心。)

既然资本主义哈巴狗们认为资本主义是伟光正的,是尊重人权的,是人人平等的,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法西斯组织存在呢?你说为什么呢?

因为资本主义的本质就是纳粹啊,鼓吹利润至上,鼓吹竞争第一,为了利润不择手段戕害人权,最近的疫苗“新闻”(这事发生过很多次,都不算新闻了)不过是资本论的现实版罢了。

我看过很多社会主义网站的文章,和社会主义者的书籍,从来没有看到其中任何一个网站或任何一本书籍是鼓吹仇恨的。很多人也许不知道,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序章中是这么说的:为了避免可能产生的误解,要说明一下。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

从马克思开始,社会主义者一直以来反对的,就是资本主义制度,揭露的,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暴行,按照资本主义哈巴狗那种把公司当个人把制度当个人的狗屁,独裁政权和独裁制度也不能指责了,谁指责就是鼓吹仇恨?呵呵,真是荒谬啊!

从人的本质看人的异化——据《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卡尔·海因里希·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青年马克思主义向成熟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史观转变过程的中的一篇文章,马克思逝世后,由恩格斯整理后发表。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思想的影响和其在马克思理论的变化,马克思通过对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批判,表达了对劳动者的深切关照,在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发展了“人本主义”。形成了马克思自己独特的关于人的本质的认识,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关照现实,提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问题。

从词源上说,该词源自拉丁文,有转让、疏远、脱离等意。人的异化,直译而言,就是人脱离人的本质,人不再为人。德国古典哲学中,异化被提到哲学的高度。 黑格尔将“异化”理解为外化,并提出人的异化,用以说明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分裂、对立。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人的异化问题,提出异化劳动理论,指出异化是人的生产及其产品反过来统治人的一种社会现象。

马克思对“ 异化劳动”的阐述,在理论逻辑上包含两个端点:一是关于人的本质的哲学思考,也就是说,如果异化世界的本质不是人的本质,那么对于人的本质的理解就是十分必要的。第二,异化的未来—扬弃,这里所要回答的问题是我们该怎么办,处在异化世界中的人的归宿是什么?本文主要从前一个来探讨:从人的本质看人的异化问题。

人与人的本质相背离,原本是人统治物却反过来被物统治,这就是人的异化,既然人出现了异化,那么真正的人应该是什么样子?分别有什么特点?这些特点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发生了怎么样的变化?产生了什么样的后果?

换句话说,想要真正理解马克思的异化理论,首先要弄清楚马克思思想中真正的人的本质的概念,从而在具体资本主义情境中清晰的看到人的异化,才能更直观的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异化劳动问题。

对于人的本质的讨论由来已久,我们从给过马克思重大影响的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开始,从理解存在与本质的关系开始。

这里的逻辑是,人的现实存在是一种客观存在,而人本来应该有的样子即人的本质,即,人的异化则表现为人的存在(人的现实生存状况)和人的本质(人本来的样子)相背离。

所以要理解费尔巴哈的关于人的本质的思想,首先要理解存在与本质之间的关系,不同于黑格尔的思想(黑格尔把存在、物质、自然看成自我意识的规定,外化了的自我意识的一种形式),费尔巴哈认为,思维从存在而来,存在决定思维。从存在的角度出发,费尔巴哈思考了存在与本质的关系:本质是思维的结果,是存在的人的思维的结果,在这个环节中,人成为了一切问题的关键。成为了连接存在和本质的桥梁。

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抛开其繁杂的概念,主要有两个立场:自然主义和人的类本质。

前者认为,人首先是自然的存在物(唯物主义),后者是人独立于自然界其他动物的独特性(类本质)。这两点,在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论述中都有体现,唯一的不同是,关于类本质的理解,费尔巴哈将人的类本质归结为一种感性的思维存在,而马克思则从实践的劳动的层面理解的人的本质。

那么人的本质如何和劳动挂上钩的呢?这里涉及一个对象化的概念,因为人的本质并非精神实体,因此,人的本质是从对象中显现出来。即人的本质的外化。主体的人把自我设定在客体上,由此建立了一个不是我的我——“异己”的过程。也许我们可以用社会学家库利的“镜中我”的概念来理解,人们可以通过镜子中自己来认识自己(库利认为人的自我意识是通过社会关系中其他人而得知的)。我们把这里的镜子换成人类的劳动成果,即,人们可以通过自己劳动所得的创造物认识自我,这就是对象化。人的本质的对象化,就体现为劳动。劳动的对象化就体现为劳动产品。

追本溯源之后,我们可以来看看,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类本质是从自然界的角度,着重强调人类整体的抽象共同性)的三个方面设定。

马克思认为: “ 类生活从肉体方面说来就在于:人靠无机界生活,而人比动物越有普遍性,人赖以生活的无机界的范围就越广阔。从理论领域说来,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表现在把整个自然界—— — 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 — 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

从上段论述,我们可以看出——

首先,人是一种客观的感性的存在。承认人的肉体存在的客观性就必须承认维持这种存在、满足这种生物组织的生理需要的合理性。所以马克思曾说:人的需要即人的本质。这一点,马克思继承了费尔巴哈的自然主义思想(人是一种自然存在物)。和黑格尔的存在是自我意识的设定和外化的思想完全颠倒,我们可以把它归结为唯物主义的立场。我们必须首先得吃饱穿暖才能进行文化艺术上的追求。可以说,这是一切的前提。

在这种前提下,作为人的本质的体现的劳动因而也具有了这样的特点:马克思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劳动必然是一种对象化的劳动(通过实际存在来展现),人必然要通过对象,通过与对象发生的能动关系,体会和确认自己的本质。

总结而言,无论是人还是人的本质的体现最终都是一种客观的实践的存在。

其次,人具有理性的意识。这种意识是自我的认识,可以将自我投射到对象上进行认识,这也是人和动物的最大的区别。唯有人才能通过自我意识超越出自身的个体性,把自己的类当作对象,这样,人的生活就具有了双重性,外在的物质生活和内在的理性生活。人类劳动和动物劳动的不同,也在于人类在劳动中体现出来的类尺度——能动性和创造性。

最后,人具有社会性,马克思曾经说过,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里我们可以和上文所讲的人的类本质联系起来。人和动物的区别之一,通过将自我意识投射到对象物上来认识自己,并且可以超越个体,从人类整体的类上来把握自己。马克思曾说:“死似乎是类对特定的个体的冷酷的胜利,并且似乎是同它们的统一相矛盾的,但是特定的个体不过是一个特定的类存在物,而作为这种存在物迟早是要死的。”对这段话,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作为客观自然的个体存在是必然随着自然规律死亡,但作为类的存在,则是永生的。这种对于类的整体性把握,对社会关系的具体化认识,正是人的本质。

由此,作为人的类本质的外化和真正实现的劳动也是一种社会性的劳动,人们在这种社会性的劳动中找寻到对自己的认识。

这些是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认识,说的也是真正的劳动,肯定性的劳动,正是马克思把这样意义上的劳动当成人的本质的外化,所以,否定意义上的劳动变成了人的异化。通过对经济、政治等方面的考察,马克思发现在实际生活中,人与人的本质相背离的情况。而立足于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认识,我们也可以更为清晰看到这种异化情况。

关于人的异化,从主体上讲,有两条线,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的两大阶级:资本家和工人阶级。马克思主要论述了工人阶级的异化,但关于资本家的异化虽少但也有提及。

由于劳动是人的本质,所以马克思关于异化的观察紧紧的劳动联系在一起。关于劳动的考察和规定则有三个方面,劳动产品、生产活动、以及人的本质。

先来看工人阶级在这三个方面的异化情况:首先,劳动产品,这是劳动结果,也是最直接的表现,工人生产出的劳动产品不再为工人所有,被资本家以货币工资的方式掠夺,原本应该主宰自己的劳动产品的工人反而被劳动产品所主宰(工人为了生计而劳动)。其次,生产活动,真正意义上的劳动应当是人的类本质,是人类本质和自由本性的实现,是人之为人的生存方式和生存目的,但是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中,劳动变成了一种否定性的劳动,人们求生的手段,人们在劳动中只感受到痛苦。这就是异化。这样,劳动的结果就是人的存在处境和人的类本质之间的相异化。

那么,在资本家层面,马克思主义也认为存在着异化,只是这种异化被认为是自身力量的象征,是一种虚幻的幸福和肯定。首先,劳动产品上,资本家并不生产劳动产品,也就无所谓将自身本质外化的过程,并且他虽然拥有劳动成果,但这种劳动成果也并不是他的类本质的外化。再者,在生产过程上,资本家并不参与生产活动,他参与的是资本活动,为了赚取更多的资本,他虽然可以决定工人的生产,却也不得不服从资本市场的要求,沉浸在逐利行为中,使其本身成为资本的奴隶,这样,资本家在资本主义市场中,虽然拥有了劳动产品,但是这也并非出自于自己的本愿,尽管最终得到了物质上的劳动产品,拥有了虚幻的物质满足,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的本质并没有得到外化和体现,这是资本家的异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类本质无法实现和沦为资本的奴隶。

于是,两大阶级的异化,造成了人和人相异化的局面,原本是一个类,一个整体的、社会性的人类整体都背离了他的本质,相互之间都异化了。

那么异化的结果就是产生了私有财产,私有财产实际上一种对劳动产品的异己的占有,它的出现则进一步加深了资本家和工人阶级、无产者和有产者之间的沟壑,加深了两大阶级的对立。马克思其后提出的,要想实现人的类本质,让劳动的本质回归,就必须废除私有制,解决异化问题的根源在于生产力的全面发展,也正是在此基础上生发的观点。

当然作为过渡时期的作品,马克思在这里的关于人的本质的认识距离真正的唯物主义还有一定的距离,比如,从人的本质来规定人的感性存在等问题,但是却可以看出,马克思由始自终的实践态度和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关切。这和我们普遍认为的马克思主义是冷冰冰的强调物质存在的哲学是大相径庭的。

补充:梳理

人的异化——即,人的存在和人的本质相背离——即,存在和本质相背离——要问什么是人的本质——追溯费尔巴哈关于存在和本质的关系——从而在这种关系中把握马克思人的本质设定——与现实情境相比较,看发生了那些异化——工人阶级和劳动产品、生产活动,最终和人的类本质异化——资本家和劳动产品、生产活动,最终和人的本质异化——两大阶级都异化——造成人和人之间的相异化——产生私有财产(允许拥有私有财产也是异化劳动产生的前提,两者是辩证关系)

https://www.jianshu.com/p/89c9b3bcc39e

We can’t let net neutrality die(我们不能让网络中立死去)

(写在前面:自由浏览互联网是基本人权,如果失去网络中立,那么所有人都会成为ISP们的奴隶。)

THE OFFICIAL expiration date for “net neutrality” has come and gone. So what happens now?

“网络中立”的官方到期日已经过去了。 那么现在发生了什么?

On June 11, regulations passed by the Obama-era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FCC) preventing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s (ISPs) from prioritizing certain websites — and slowing down others — came to an end.

6月11日,奥巴马时代的联邦通信委员会(FCC)通过的阻止互联网服务提供商(ISP)对某些网站进行优先排序—并放慢其他网站的速度—的规定结束了。

Internet companies will now have the freedom to charge varying rates to access “premium” content, creating a two-tiered system for the internet, where only those who can pay can access information freely.

互联网公司现在可以自由地收取不同的费用来访问“高级”内容,为互联网创建一个双层系统,只有那些可以付费的人才能自由访问信息。

The net neutrality debate has understandably taken a back seat to the myriad of other crises hitting working people in the Trump era. But it’s an issue whose impact extends far beyond the tech industry and Silicon Valley.

对于在特朗普时代打击工人的无数其他危机,关于网络中立性辩论已经退居二线。 但这是一个造成的影响远远超出了科技行业和硅谷的问题。

Changing our access to web content is an attack on the right of ordinary people to access the Internet as a basic public utility. As socialists, we should stand firmly against new legislation undermining net neutrality, and we shouldn’t allow the June 11 to be the end of the fight.

改变我们对网络内容的访问权限是对作为基本公共事务的普通人访问互联网的权利的攻击。作为社会主义者,我们应该坚决反对破坏网络中立性的新立法,我们不应该让6月11日成为战斗的终结。

THE STORY of net neutrality begins decades before anyone ever heard of the internet.

网络中立的故事开始于几十年前,甚至在任何人听说过互联网之前。

In 1934, Congress passed the Communications Act, which created the FCC as THE central commission to ensure that all wired and radio communications were regulated as interstate commerce.

1934年,国会通过了“通信法案”,该法案创建了FCC作为中央委员会,以确保所有有线和无线电通信都作为州际贸易被监管。

Franklin Roosevelt’s New Deal administration aimed to make sure that telephone and radio providers wouldn’t give special treatment to certain signals, whether phone calls or broadcasts, over others, based on whether their senders paid more.

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政府旨在确保电话和无线电提供商不会根据他们的发件人是否支付更多费用,对某些信号(无论是电话还是广播)进行特殊处理。

Eighty-one years later, FCC chair Tom Wheeler decided in 2015 that internet and broadband internet should be regulated in the same way — over the objections of Republican FCC member Ajit Pai, who is now the agency’s chair.

八十一年后,FCC主席Tom Wheeler在2015年决定互联网和宽带互联网应该以同样的方式加以监管 – 共和党F的CC成员Ajit Pai现在是该机构的主席。

Industry trade associations like the National Cable & Telecommunications Association (NCTA), along with their political supporters like Ajit Pai, would have us believe that this deregulation has “liberated” the internet from silly and costly government intrusions into the “free” market that have only hurt consumers.

像国家电缆和电信协会(NCTA)这样的行业协会,以及他们的政治支持者们,如Ajit Pai,让我们相信这种取消管制已经“解放”了互联网,使其免于愚蠢而昂贵的政府入侵“自由”市场,这只会伤害消费者。

According to this logic, it’s government regulations that have prevented broadband corporations like Comcast — which reported $80 billion in revenue for 2016 — from expanding access and reliability, as opposed to coldhearted capitalist reluctance to expand access into what are seen less profitable or more “difficult to service” areas.

根据这一逻辑,是政府法规阻止了像康卡斯特这样的宽带公司—其2016年的收入达到800亿美元—扩大了接入和可靠性,而不是冷酷的资本家不愿意扩大接入,因为利润较低或是更“服务困难”的地区。

Comcast’s earnings report exceeded expectations from investors concerned about the growing number of users who are “cutting the cord” on traditional cable and satellite TV in favor a-la-carte services like Netflix, HBO and Hulu.

康卡斯特的收益报告超出了投资者的预期,投资者担心越来越多的用户在传统的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上“切断电线”,转而支持像Netflix,HBO和Hulu这样的单点服务。

Variety reported last year that “22 million will have canceled cable, satellite TV by the end of 2017,” — and that number is expected to grow, both from more people ditching traditional TV and from increasing numbers of young people who never knew that model to begin with.

去年多个报告称,“到2017年底将有2200万人取消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而这一数字预计会增长,无论是放弃传统电视的人还是越来越多的从未知道过传统模式的年轻人。

As “cord-cutting” has grown, advertising revenue has dropped accordingly, presenting some of today’s telecom behemoths with a massive problem on the horizon.

随着“切断电线”的增长,广告收入也相应下降,在今天的一些电信巨头面前呈现出即将出现的大问题。

It isn’t difficult to draw a connection between the revenue losses to cable and satellite TV created by cord-cutting, and the push to end FCC regulation of the Internet as a basic utility. It’s also not difficult to see the contradiction in deregulating the broadband market, and the increase in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in the Internet and broadcast companies.

将切断电线产生的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的收入损失与推动终止FCC将互联网作为基础设施的管制联系起来并不困难。 不难看出,在取消对宽带市场的管制以及增加互联网和广播公司的兼并和收购方面存在矛盾。

In most parts of the country, people’s cable and satellite TV provider is the same as their ISP, and many locations in the U.S. have fewer than two ISP options. In fact, Americans have on average one and a half providers to choose from. So even as millions are jumping ship from cable to internet, they still find themselves beholden to the same handful of monopolies.

在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人们的有线和卫星电视提供商与其ISP相同,而且美国的许多地方只有不到两种ISP可供选择。 事实上,美国人平均有一个半供应商可供选择。 因此,即使数百万人从有线电视上跳到互联网上,他们仍然发现自己仍然受到同样少数垄断者的青睐。

The FCC and NCTA would like us to believe this is the result of irresponsible government regulations that prevent companies from providing a wide array of options for consumers at a competitive price.

FCC和NCTA希望我们相信这是不负责任的政府管制的结果,这些管制阻止公司以具有竞争力的价格为消费者提供广泛的选择。

In reality, it’s our extremely unregulated economy that has given license to a handful of corporate behemoths to engage for the last 30 years in a veritable “arms” race to gain the largest market share, either by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or by cartel-like non-competition agreements with one another.

实际上,这是我们极度不受管制的经济授予了少数企业巨头在过去的30年中参与真正的“武装”竞赛,以获得最大的市场份额,无论是通过兼并和收购,还是通过和另一家签订类似卡特的不竞争协议。

If the desire of super-sized communication conglomerates to dictate the terms of the market is one important factor driving the FCC’s decision to end the net neutrality regulations, another is the desire of economic and political elites to shape and control our media.

如果超大型通信集团的独占市场的欲望是推动FCC决定终止网络中立管制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么另一个欲望是经济和政治精英们希望塑造和控制我们的媒体。

The political danger of telecom monopolization was made apparent when the right wing Sinclair Broadcast Group was exposed for airing a propaganda script — ironically about the dangers of “fake news” — across their dozens of television and radio stations. The Orwellian fiasco showed how concentrated media monopolies can create and distribute completely false information because they have total control over the content being produced.

当右翼的辛克莱广播集团(Sinclair Broadcast Group)在他们的数十家电视台和广播电台播放宣传剧本—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关于“假新闻”的危险性—时,电信垄断的政治危险就显而易见了。 奥威尔式的惨败表明,集中媒体的垄断可以创造和分发完全错误的信息,因为他们完全控制着被生产出的内容。(备注:看来美国的媒体基本都是被右派们控制的,所以上面根本找不到社会主义内容,除了稻草人抹黑之外。)

Control of the media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what Noam Chomsky and others have dubbed “manufacturing consent” for ruling-class policies that lead to wars, poverty, mass incarceration and the continued deterioration of conditions for the working class.

媒体的控制在诺姆乔姆斯基和其他人称为“制造共识”的统治阶级政策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政策导致战争,贫困,大规模监禁以及工人阶级的处境的持续恶化。

By contrast, the internet has provided the working class — so far — a potential platform to inject our ideas and interests into public discussion.

相比之下,互联网为工人阶级—迄今为止—提供了一个将我们的想法和兴趣注入公共讨论的有潜力的平台。

Social media campaigns like #BlackLivesMatter and #MeToo have played a critical role in enabling grassroots activists and everyday people to build awareness and solidarity against oppression. Nor should we forget the role social media played in the Arab Spring. The FCC’s June 11 decision will compromise access to what has become a vital tool for social change.

像#BlackLivesMatter和#MeToo这样的社交媒体运动在帮助草根活动者和普通人建立反对压迫的意识和团结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我们也不应该忘记社交媒体在阿拉伯之春中扮演的角色。 FCC在6月11日的决定将会使获取已成为社会变革重要工具的内容的能力打折扣。

In the last decade, members of Congress, both Democrats and Republicans, have tried to pass three bills — the Combating Online Infringement and Counterfeits Act (COICA), PROTECT IP Act (PIPA) and the Stop Online Piracy Act (SOPA) — that would have enabled the Justice Department to censor and shut down websites containing “confidential or copyrighted material.”

在过去的十年中,国会议员,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试图通过三项法案—打击在线侵权和假冒法案(COICA),保护知识产权法案(PIPA)和停止在线盗版法案(SOPA)—使司法部能够审查和关闭包含“机密或受版权保护的材料”的网站。

The loose definitions in these bills about what constitutes confidential or protected material created widespread fears of corporate abuse, and ultimately all three failed to gain passage, due in large part to pressure from activists around the U.S.

这些法案中关于什么构成机密或受保护材料的宽泛定义引发了对公司滥用的普遍担忧,最终三者都未能获得通过,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各地活动者们的压力。

The FCC’s decision potentially puts this power of censorship fully in the control of corporate ISPs, and provides ordinary people with few avenues to challenge their decisions to block access or throttle bandwidth to any chosen site for any reason.

FCC的决定可能将审查权完全置于公司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的控制之下,并为普通人提供了几乎不存在的途径来挑战他们阻止访问或因任何原因限制任何选定网站的带宽的决定。

Deregulating net neutrality could give Comcast the ability to censor YouTube videos of Black men being shot by police on the basis that the videos constitute “inflammatory content” or are “not in alignment with our corporate culture.” Or an ISP could decide to only stream the video if either YouTube or the consumer (or both) pays a premium fee.

取消对网络中立的监管可以让康卡斯特能够审查警察开枪杀死的黑人男子的YouTube视频构成“煽动内容”或“与我们的企业文化不一致”。或者ISP可以决定只对支付了额外费用的YouTube或消费者(或两者)提供视频流。

Some large media corporations like Facebook and Amazon have come out in support of net neutrality. Of course, their interest is less about consumer choice or political freedom than about keeping their costs down, as they make obscene amounts of money through their own monopolistic practices, as well as by collecting and selling our data to the highest bidder.

一些像Facebook和亚马逊这样的大型媒体公司已经出来支持网络中立。 当然,他们对消费者的选择自由或政治自由的兴趣少于保持低成本的兴趣,因为他们通过自己的垄断行为赚取令人恶心的大笔金钱,以及向最高出价者收集和出售我们的数据。

WHILE THE FCC has made its decision, but the fight for net neutrality isn’t over.

虽然FCC做出了决定,但争取网络中立的战斗没有结束。

Even if these telcom monopolies start imposing a fee-based structure for various packages, users will inevitably find ways around it — like using paid or free virtual private network (VPN) services that appear to access the internet outside of the U.S., thereby circumventing restrictions.

即使这些电信垄断企业开始对各种套餐强加基于收费的结构,用户也会因此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比如使用可以访问美国以外的互联网的付费或免费的虚拟专用网络(VPN)服务,从而绕过限制。

If states such as California follow through on their pledges to become “net neutral states,” this in turn could give rise to VPN services that appear to access the internet from California, effectively “opening the gates” on internet content.

如果像加利福尼亚这样的州履行其承诺成为“网络中立州”,这反过来又会产生从加利福尼亚进入互联网的VPN服务,有效地为互联网内容“打开了大门”。

The internet is a battleground that we need to win. It was designed as a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system. We’ve seen its benefits to education, medicine, organization, and social change. On the other hand, if it passes wholly over into the unregulated hands of capitalists, it can become a tool of social control and mega-profits to a far greater extent than it already is.

互联网是我们需要取得胜利的战场。它被设计为通信和信息系统。 我们已经看到它对教育,医疗,组织和社会变革的好处。 另一方面,如果它完全被控制在资本家的不受管制的手中,它可以成为一种社会控制和攫取超级利润的工具,其程度远远超过现有的程度。

While we stand in solidarity with #BLM, #MeToo, #FreePalestine, #BDS, we need to also make sure we protect a media platform that belongs to us and that has been so vital in all of these movements.

虽然我们与#BLM,#MeToo,#FreePalestine,#BDS团结在一起,但我们还需要确保我们保护了属于我们的媒体平台,并且这些平台在所有这些运动中都至关重要。

https://socialistworker.org/2018/07/19/we-cant-let-net-neutrality-die

Free markets and the decline of democracy(自由市场和民主的衰退)

(写在前面:如果人民不能控制资本,那么资本就会控制人民。)

What is the source of the 21st century tendency to authoritarianism? The central purpose of neoliberal re-regulation is to remove economic policy from control by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21世纪威权独裁主义趋势的根源是什么? 新自由主义的重新管制的核心目的是将经济政策从代议制民主的控制中移除。

lead

“Adam Smith’s ahistoric view”: John Kay engraving, 1790. Wikicommons/United States Library of Congress. Public domain.

“亚当·斯密的非历史观”:John Kay雕刻,1790年。维基共有/美国国会图书馆。 公共区域。(备注:亚当斯密是现代经济学创始人)

It is difficult to find a major country in which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are not under stress, in many cases under aggressive attack. The United States has a profoundly anti-democratic regime. In Europe long-standing authoritarian tendencies have enjoyed a quantum leap under the neoliberal austerity regime fostered by the German government under cover of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很难找到一个民主机构没有受到压力的主流国家,在许多案例下民主都被激进的攻击。美国有一个极度反民主的政权。在欧洲,在德国政府在欧盟委员会的掩护下推动的新自由主义紧缩政权下,长期以来的独裁趋势已经有了巨大的飞跃。

The draconian austerity measures that were imposed on Greek citizens represent an obvious and shocking example of the mainstream authoritarian trend in Europe.   Authoritarian movements and political parties hold power in Austria, Italy, Poland and Hungary. Outside the EU, efforts of the government of Europe’s most populous country, Russia, to undermine democracy domestically and in the rest of Europe are well-documented.  The few developments in major countries supportive of democracy come in Spain where the Socialists hold government and the progressive and participatory Podemos is a strong political force; and the shift of the British Labour Party to social democracy with the imminent possibility of an election victory.

强加给希腊公民的严厉紧缩措施是欧洲主流专制趋势的一个明显的和令人震惊的例子。威权运动和政党在奥地利,意大利,波兰和匈牙利掌权。 在欧盟之外,欧洲人口最多的国家俄罗斯政府在国内和欧洲其他地区破坏民主的行径都有充分的记录。在主流国家支持民主的少数发展来自西班牙,社会主义者控制政府,进步和参与性的Podemos是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 英国工党转向社会民主主义,即将有可能获得选举胜利。

Beyond North America and Europe no major country counters the authoritarian trend, not China, where the government oversees a transition from socialist to market authoritarianism. Superficial flowering of democratic participation in Brazil and India proved short-lived, with a rightwing semi-legal coup undermining representative institutions in the former, and the ruling government in India fostering ethnic-religious intolerance.  In VietNam where I have worked for 25 years, an authoritarian government has completed a transition from central planning to capitalism only slightly less repressive than in China. The Philippines’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dubious in the past, now suffer under the most brutal regime in Asia.

除了北美和欧洲之外,没有一个主要国家反对威权主义趋势,中国也没有,在中国政府负责监督从社会主义到市场威权主义的过渡。 民主参与在巴西和印度的表面开花被证明是短暂的,右翼的半合法政变破坏了前者的代议制,而印度的执政政府则助长了种族—宗教不容忍。在我工作了25年的越南,一个威权独裁政府已经完成了从中央计划到资本主义的过渡,其压制性仅略低于中国。 过去可疑的菲律宾民主体制现在受到了亚洲最残酷政权的折磨。(备注:看起来作者很不了解中国,中国从来都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国家资本主义,越南也是国家资本主义。)

“Bourgeois democracy”

“资产阶级民主”

What is the source of this twenty first century tendency to authoritarianism?  The end of WWI, now 100 years past, ushered in authoritarian regimes provoked by the excesses of capitalism. The Great War, as my parents named it, was the most catastrophic conflict in human history. Ten years later came the most devastating economic crisis the world had known. The excesses of capitalism and the apparent incapacity of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s to contain those excesses induced many, especially in Europe, to dismiss “bourgeois democracy” as degenerate and dysfunctional. As the Great War ended, revolutionaries in Russia overthrew capitalism and pledged a governance system in the interests of the working-class and peasantry. The promise and hope for popular democracy went unfulfilled as the workers’ state transformed into thinly disguised authoritarian rule.

这种二十一世纪威权主义趋势的根源是什么? 距离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已经过去了100年,迎来了由过度的资本主义激活的威权独裁政权。 正如我的父母所说,一战是人类历史上最具灾难性的冲突。十年之后,发生了世界上最具破坏性的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的过度行为以及代议制政府明显无力控制这些过度行为,导致许多人,特别是在欧洲,将“资产阶级民主”视为退化的和功能失调的。随着一战的结束,俄罗斯的革命者推翻了资本主义,并承诺建立一个符合工人阶级和农民利益的治理体系。随着工人国家转变为威权独裁统治的薄弱伪装,大众民主的承诺和希望落空了。

In Italy, Germany and Japan discrediting of “bourgeois democracy” led to unabashed dictatorships that celebrated their authoritarian nature. The regimes proved appallingly successful not only in crushing labor movements but also in rolling back the principles of the Enlightenment. Destruction of these savage regimes required a war even more catastrophic than the 1914-1918 conflict.

在意大利,德国和日本对“资产阶级民主”的诋毁导致了毫不掩饰的独裁政权,这些独裁政权颂扬了他们的威权性质。 事实证明,这些政权不仅在破坏劳工运动方面,而且在从启蒙运动的原则倒退方面都被证明是令人震惊的成功。破坏这些野蛮政权需要一场比1914—1918年冲突更具灾难性的战争。

The “inner nature of capital”

“资本的内在本性”

In the wake of economic depression, fascism, war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whose military had borne the major burden of the war against fascism, there developed a near-consensus among mainstream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Over thirty years of economic catastrophe, dictatorship and war demonstrated even to major elements of the capitalist class the need to manage capitalism. During its brief life this consensus maintained that stability and consolidation of capitalism required control mechanisms to prevent the excesses of the economic system, excesses generated by competition, what Marx called “the inner nature of capital”.

在经济萧条,法西斯主义,战争和苏联的巩固之后(苏联军队承担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主要负担),在美国和欧洲的主流政党中几乎形成了共识。 三十多年的经济灾难,独裁统治和战争甚至向资产阶级的主要元素展示了管理资本主义的必要性。 在其短暂的生命中,这种共识认为,实现资本主义的稳定和巩固需要控制机制来防止经济体系的过度行为,这是由竞争所产生的,马克思称之为“资本的内在本性”。

In the immediate aftermath of WWII this recognition of the excesses of capitalism appeared even in the foremost economics journal of the time, The Economic Journal.  In 1947 the British economist K. W. Rothschild wrote an article that should be on the reading list of every progressive course in microeconomics,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之后,即使在当时最重要的经济学期刊“经济日报”中也出现了对资本主义过度行为的认识。1947年,英国经济学家K. W. Rothschild写了一篇文章,而该文章应该列入微观经济学的每一个进步课程的阅读清单,

…[W]hen we enter the field of rivalry between [corporate] giants, the traditional separation of the political from the economic can no longer be maintained… Fascism…has been largely brought into power by this very struggle in an attempt of the most powerful oligopolists to strengthen, through political action, their position in the labour market and vis-à-vis their smaller competitors, and finally to strike out in order to change the world market situation in their favour…

…… 当我们进入[公司]巨人之间的竞争领域时,政治与经济的传统分离就再也无法维持……法西斯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这场斗争来实现的。 强大的寡头垄断者通过政治行动增强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以及与较小的竞争对手的关系,最后为了将世界市场形势改变为符合他们心意的而攻击……

…The imperialistic aspects of modern wars or armed interventions must be seen as part of a dynamic market theory just as the more traditional ‘economic’ activities like cut-throat pricing…For there is no fundament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Rothschild 1947, 319)

……现代战争或武装干预的帝国主义方面必须被视为动态市场理论的一部分,正如更为传统的“经济”活动,如割喉定价……因为两者之间没有本质区别。 (Rothschild 1947,319)

The rise of financial capital since the 1970s has returned us to the capitalist authoritarianism that flourished in the 1920s and 1930s. Market competition is the source of authoritarian rule, and by its nature competition among oligopolies extends to social and political conflict.

自1970s以来金融资本的崛起使我们回到了1920s和1930s时蓬勃发展的资本威权主义。市场竞争是威权独裁统治的源泉,其本质上是垄断寡头的竞争延伸到社会和政治冲突中。

The current authoritarian tide in Europe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comes from the excesses generated by capitalist competition, unleashed and justified now not by fascism but by neoliberalism.  Neoliberalism pretentiously claims to be the guarantor of freedom – “free markets, free men” was the title of Milton Friedman’s infamous lecture to London businessmen in 1974. Reality is quite the contrary. Neoliberal market re-regulation over the last thirty years has destroyed freedom.

欧洲和美国目前的威权独裁主义浪潮来自资本主义竞争所产生的过度行为,而现在不是通过法西斯主义而是通过新自由主义来释放和合理化过度行为。新自由主义无耻的声称自己是自由的保障—“自由的市场,自由的人”是米尔顿弗里德曼在1974年对伦敦商人的臭名昭著的演讲的标题。事实恰恰相反。过去三十年来新自由主义市场的重新管制毁灭了自由。

“Re-regulation”

“重新管制”

I am careful to use the term “re-regulation” not “de-regulation”.  During the New Deal period, and during the European post-war social democratic and Christian Democratic consensus, governments regulated capital in the specific sense of limiting its freedom of movement. Tariffs and “non-tariff barriers”, limitations on conversion of national currencies and strict oversight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constrained the form and intensity of competition. The explicit purpose of these policies was to prevent the “free flow of goods”, to restrict capital’s cross-border mobility, and narrowly contain financial speculation.

我谨慎使用“重新管制”一词而不是“取消管制”。 在新政时期,以及欧洲战后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民主党的共识中,政府在限制其行动自由的特定意义上管制了资本。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对本国货币兑换的限制以及对金融机构的严格监督限制了竞争的形式和强度。这些政策的明确目的是防止“财富自由流动”,限制资本的跨境流动,并狭窄地遏制金融投机。

The neoliberal re-regulation does not merely reverse regulation of capital. Neoliberal re-regulation replaces progressive containment of capital with legal rules that actively facilitate the collective power of capital and undermine the collective power of labour.  Neoliberal re-regulation is not the negation of restrictions on capital. Rather, it is the implementation of active policies to limit the scope for governments to act and intervene in economic, social and political spheres.

新自由主义的重新管制不仅仅是反转了对资本的管制。新自由主义的重新管制取代了逐步控制资本的法律规则,积极增强资本的集体力量,并破坏了劳工们的集体力量。新自由主义的重新管制不仅仅是否定对资本的限制。相反,新自由主义正是实施积极的政策来限制政府在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采取行动和进行干预的范围。

Neoliberal re-regulation… is the implementation of active policies to limit the scope for governments to act and intervene in economic, social and political spheres.

新自由主义的重新管制……是实施积极政策,限制政府在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采取行动和进行干预的范围。

During the New Deal and social democracy in Europe governments regulated capital. In the neoliberal era capital regulates government.

在新政期间和欧洲的社会民主政府管制资本。 在新自由主义时代,资本管制政府。(备注:准确来说,欧洲并没有出现过社会民主政府,战后的欧洲一样是凯恩斯主义政府,不过相比当时的美国更靠近社会主义。)

The central purpose of neoliberal re-regulation is to remove economic policy from control by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This requires not only economic re-regulation but also social and political re-regulation.

新自由主义的重新管制的核心目的是将经济政策从代议制民主的控制中移除。这不仅需要经济上的重新管制,还需要社会和政治上的重新管制。

“Ordoliberalism”

“秩序自由主义”

Perhaps the clearest example of enforcing limits o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is the right-wing German economic ideology “ordoliberalism”.  The term combines two words, “order” and “liberalism”.  This is not a philosophy of de-regulation; rather it is a philosophy of restricted democracy that advocates strict rules – “order” – to limit governments from enacting legislation that deviates from neoliberal principles.

也许对代议制政府强加限制的最明显例子是右翼德国经济意识形态“秩序自由主义”。这个词结合了两个词,“秩序”和“自由主义”。 这不是一种取消管制的哲学; 相反,它是一种限制民主的哲学,它倡导严格的规则—“秩序”—限制政府制定偏离新自由主义原则的立法。(备注:当这种限制被打破而又无法短期内在民主框架内重新被建立时,新自由主义者就会选择毁灭民主,例如芝加哥学派对右翼独裁者皮诺切特的支持。)

Ordoliberalism’s combination of neoclassical economics and emphasis on the state establishing rules to enforce that ideology yields an explicitly anti-democratic system of governance that is now deeply embedded in the two major treaties that serve as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European Union. The current German government has spent over a decade successfully inducing other EU governments to legislate limits on their legal scope to design and implement economic policy. Examples of the ordoliberalism approach in the United States are the legislation setting the public debt ceiling and central bank inflation targeting.

秩序自由主义将新古典经济学与强调国家建立强制执行意识形态统治的规则相结合,产生了一种明确的反民主的治理体系,现在已深深植根于作为欧盟宪法的两大条约中。目前的德国政府已经花了十多年时间成功地促使其他欧盟国家政府立法限制其设计和实施经济政策的法律范围。美国的秩序自由主义方法的例子是制定公共债务上限和央行通胀目标的立法。

Media control

媒体控制

The most odious re-regulation in the interests of capital has been legal measures to weaken trade unions and other popular organizations and movements.  Central to that weakening has been the consolidation of financial capital’s control of the media, itself facilitated by legal changes. This control of the means of communication is central to the re-regulation process that liberates capital. Media control facilitates the propaganda to minimize and deflect criticism, even recognition, of the criminal excesses of capitalism. Imposing legal and extra-legal limits to personal freedom in the neoliberal era derives both ideologically and in practice from the dogma of market freedom.

为资本利益而进行的最可恨的重新管制是削弱工会和其他大众组织和运动的法律措施。这种弱化的核心是巩固金融资本对媒体的控制,这本身就是由法律改变促成的。这种对通信手段的控制对于释放资本的重新管制过程至关重要。 媒体控制促进宣传,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和转移对过度的资本主义犯罪的批评甚至承认。 在新自由主义时代对个人自由施加法律和法律之外的限制,这在意识形态和实践中都源于市场自由的教条。

Democratic facade

民主前线

Imposing legal and extra-legal limits to personal freedom in the neoliberal era derives both ideologically and in practice from the dogma of market freedom. Adam Smith’s ahistoric view that markets arise as a “consequence of a certain propensity in human nature… to truck, barter, and exchange one thing for another” could not be further from the reality of capitalism. So-called free markets must be enforced, enforcement achieved by re-regulation by capital. Over the last forty years this re-regulation involved a decommissioning of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while maintaining it as a rhetorical facade.

在新自由主义时代对个人自由施加法律和法律之外的限制,在意识形态和实践中都源于市场自由的教条。 亚当·斯密的非历史观认为,市场是“人性中某些倾向的结果……运输,物物交换,和将一件物品交换为另一件物品”,这种观点不可能远离资本主义的现实。必须强加所谓的自由市场,通过资本的重新管制实现执法。 在过去的四十年里,这种重新管制涉及代议制政府的退役,同时将其作为一种修辞立场。

The active regulation of market processe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1930s and Western Europe after WWII suppressed the authoritarian tendency inherent in capitalism.  The re-regulation by capital, especially financial capital, unleashed that authoritarianism.  The emergence of finance capital, so-called financialization, brings to full expression the anti-democratic nature of market processes.

1930s的美国和二战后的西欧对市场进程的积极监管压制了资本主义固有的威权独裁主义趋势。资本的重新管制,特别是金融资本,释放了威权独裁主义。金融资本的出现,即所谓的金融化,充分体现了市场进程的反民主本质。

At the outset of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 the great oligopolies and powerful industrial corporations about which Rothschild wrote no longer drive the destructive force of capitalist competition. Finance capital not the huge industrial predator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drive competition in this the globalized twenty-first century. The hegemony of finance capital brings forth overtly authoritarian political dictatorship undisguised by democratic trappings.

在二十一世纪初,Rothschild所写的巨大的垄断寡头和强大的工业公司不再是推动资本主义竞争的破坏性力量。在这个全球化的二十一世纪,金融资本而不是二十世纪的巨大工业掠食者驱动竞争。金融资本的霸权带来了毫无掩饰的没有民主外衣的威权独裁政治。

https://www.opendemocracy.net/can-europe-make-it/john-weeks/free-markets-and-decline-of-democracy

最新报告:是谁在提供先进的监控技术协助压迫性政府对人权的侵犯?

写在前面:谁在践踏人权?独裁政府和私人公司,所以,只有终结资本主义,才能终结监控!

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加强监视既得益于全球威权主义的增强,又有助于增强其权威主义,并对民主、权利和法治造成严重攻击。谁正在这样做?是如何做的?

监控能力正在全球迅速蔓延。所有期待权力稳固的政府、以及热衷于出售监视技术能力的行业,在互联网构建的圆形大监狱中感受着异常的兴奋。监视正在作为解决一切政治经济社会等棘手问题的最有效方案。作为人权捍卫者,我们需要更多的技术能力以抵御不断升级的压迫,同时,努力曝光那些作恶的政府和企业非常必要,我们需要更多人来关注监视技术行业,揭露公司、买家以及其交易行为对人权的侵害,让恶行接受国际人权法的审判。

国际隐私组织发布新报告,显示了欧盟的资金被如何用于培训世界各地的军队建立监视和压迫结构。这是曾经绝大多数人完全没有想到的。

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加强监视既得益于全球威权主义的增强,又有助于增强其权威主义,并对民主、权利和法治造成严重攻击。

除了提供问题的背景外,该报告还提供了有关如何在全球范围内实施此类援助计划的数据和示例:

> 2001年,美国在安全援助(监视技术援助)方面花费了 57 亿美元; 2017 年,该国则花费了 200 多亿美元。 2015 年,美国的军事和非军事“安全援助”估计占据其整个外援支出的 35%

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和司法部都在促进外国的监督能力,大型武器公司利用并深深植入这些项目,包括在美国的监视培训基地

数据显示了这些机构如何提供通信拦截技术和其他监控技术、如何为窃听计划提供资金,以及他们如何培训外国间谍机构在世界各地使用监控技术。

> 欧盟和欧洲各国已经花费数十亿美元在国外开发边境控制和监视能力,主要是为了确保这些技术能够阻止流入欧洲的移民。

例如,欧盟正在支持苏丹的领导者,为其花费了数千万欧元用于边境管理的能力建设。欧盟正在寻求在即将出台的多年融资框架下大规模增加其旨在建立全球边境控制和监视能力的支出,该框架将确定其 2021–2027 年的预算。

其他欧盟项目包括在多个威权国家如突尼斯、布基纳法索、索马里和伊拉克以及其他地方,发展安全机构的监视能力。

法国、德国和英国等欧洲国家正在全球范围内提供监视技术,例如,为乌克兰的“网络警察”、以及沙特阿拉伯和非洲各地的机构提供培训和监视设备。

> 中国政府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其他扩展国际市场的努力中,其监视能力也得到了支持。

据报道,中国公司向玻利维亚、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提供监控技术能力。在厄瓜多尔,中国电子公司向该国 24 个省提供了监视摄像头网络 — — 包括一些配备面部识别功能的摄像头、以及一个定位和识别手机的系统

这种援助正在促进权力滥用、加强威权主义、破坏治理、促进腐败、非法装备非国家行为者,以及危害社区间关系。

这些计划也是以牺牲其他外国支出为代价的,特别是援助和发展支出。例如,公开资料显示,欧盟正在将数十亿欧元的发展资金转用于旨在加强监控和边境控制以解决移民问题的项目。

但实际上,欧盟正在花费数十亿美元资助外国,包括威权国家的领导人,只要他们能承诺让人们远离欧洲海岸。并且,欧盟现在正在计划将这一数字增加数十亿!

这种赞助不仅推动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监视行为,并且还是间谍机构如何从外国同行那里获得合作和情报的基石,也是各国施加政治影响力和渗透力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两年前丹麦就开始向中国输送监控技术

从丹麦企业管理局(负责监督监控技术出口的部门)获得的文件显示,该国政府授权了丹麦的一家公司向未命名的中国公司出口互联网监控系统。

监视系统需要事首先获得政府批准才能出口,因为它属于瓦塞纳尔规定的“受控货品清单”。

2013 年,在有证据表明 Gadaffi 政权利用法国公司提供的监视技术窃听整个国家的事实被曝光后,这些系统在 2013 年受到全球出口的限制。

但显然,这些限制基本没鸟用。对于属于受控商品列表的项目,必须从“运营商级”(大规模) IP 网络分析、提取和索引元数据,然后允许使用者搜索基于该元数据的所有个人数据,如姓名、电子邮件、街道地址、电话号码或团体联盟。

中国目前正在打压社会,人权维护者、记者、律师和其他积极人士面临严厉的限制和暴力。新的“国家安全法”正在进一步破坏人权和限制互联网。根据欧盟法规,丹麦有义务在批准出口此类系统之前进行彻底的人权评估,以确保出口不会被用于侵犯人权。但事实上并没有做任何评估。

丹麦有多家监控公司,包括 2010 年以 2.11 亿美元被英国国防承包商 BAE Systems 收购的 ETI-A / S,这是个大型监控技术公司。

所谓的恐怖主义、围绕移民的政治问题以及来自拥有既得利益的军火公司的政治游说等不安全因素,意味着赞助外国的监视能力将继续存在。

隐私国际组织认为,应该提供既可持续又以人为本的实际安全。他们给出了以下几个标准:

  • 确保没有发展或援助资金被转用于边境控制或监视。不安全因素和移民问题的最佳长期解决方案是人们可以获得教育、医疗保健和经济公正待遇;
  • 在向各国安全机构提供的任何援助应优先支持善政,法治和人权
  • 确保存在有效的保障措施,如果存在可能导致侵犯人权的风险,则禁止向任何机构或个人提供支持;
  • 确保这些项目更加透明,特别是在谁得到了支持、什么支持、以及如何减轻风险等方面;
  • 确保对接收者如何使用这些技术的功能进行充分的监督和问责
  • 在促进监视能力方面促进遵守国际人权法:例如,不应支持非法技术 — — 即大规模监视系统、无目标监视系统、直接访问网络的窥视系统、非法数据保留、或国家级骇客攻击。相反,融资、培训或装备应以促进遵守“人权应用于通信监督的国际原则”为基础。

Privacy International 组织正在努力实现这一目标。这样做是通过发现提供了哪些监视能力、以及谁提供的、如何使用它们、哪些军火公司正在获利,以及找出它们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权力滥用和授权威权主义。

我们需要对机构,部门和政策制定者施加同样大的压力,并与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活动家和维权人士合作,以实现我们所需要的变革。

你可以在这里看到这份报告的英文版。

https://medium.com/@iyouport/%E6%9C%80%E6%96%B0%E6%8A%A5%E5%91%8A-%E6%98%AF%E8%B0%81%E5%9C%A8%E6%8F%90%E4%BE%9B%E5%85%88%E8%BF%9B%E7%9A%84%E7%9B%91%E6%8E%A7%E6%8A%80%E6%9C%AF%E5%8D%8F%E5%8A%A9%E5%8E%8B%E8%BF%AB%E6%80%A7%E6%94%BF%E5%BA%9C%E5%AF%B9%E4%BA%BA%E6%9D%83%E7%9A%84%E4%BE%B5%E7%8A%AF-a78ed7d635f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