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无政府主义(无权威主义)正名

作为社会主义者,写这篇文章其实很奇怪,因为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是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而且直到现在都还是在理论上经常相互争吵的。但实际上,理论上吵架是一回事,实际反抗压迫的时候,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总是站在一起。

首先,“无政府主义”这个翻译就是极为不准确的。英语中的无政府主义“Anarchism”源于希腊语单词“αναρχία”,意思是没有统治者。没有统治者,更准确的说,是没有权威。对Anarchism准确的翻译,我的看法是“无权威主义”。

摘录两段详细介绍:无政府主义的基本理念是认为包括国家、教堂、首脑或经济精英在内的一切具有等级意义的权威集团或个人不仅没有必要存在,而且对人类潜能的最大发挥有着先天的危害性。无政府主义相信人类在创造,合作和相互尊重等领域具备自行管理的能力。他们认为权力先天地带有腐败性质,因为拥有权力的人所关心的注定是如何保持自己的权威不受威胁,如何永久维持并不断扩展它,而不是其统辖之下的成员的利益。无政府主义坚持伦理道德属于个人的私人领域,应该建立在关怀他人和造福社会的基础上,而不是由一个法律或宗教权利机制用强制的法规来衡定 (包括备受崇信的美国国会制度)。多数无政府主义者相信个人对其自身行为负有责任,而带有父权性的权力集团培植出的一套非人性化的思维模式却蜕化人的独立思想独立行动的能力,让人们期待精英界层来代替自己作决定,代替自己解决问题。

無政府主義包含了众多哲学体系和社会运动实践。它的基本立场是反对包括政府在内的一切统治和权威,提倡个体之间的自助关系,关注个体自由平等;其政治诉求是消除政府以及社会上或经济上的任何独裁统治关系。對大多數無政府主義者而言,「無政府」一詞並不代表混亂無政府狀態虛無、或道德淪喪的狀態,而是一種由自由的個體自願結合,以建立互助、自治、反獨裁主義的和諧社會。

可以看到,无权威主义反对一切权威,包括政治权威(政府)经济权威(独裁公司)文化权威(教会),这和社会主义的“反对一切压迫”的关键价值观极为相近,甚至可以说是相同的。而衍生自奥派逻辑的狗屁ancap,不过是一群傻逼奥派的幻想而已,和无权威主义的反权威核心完全冲突。

但不同之处在于,社会主义认为为了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需要一个强有力无死角的民主政府(或者更准确的说,民主的提供公共服务的公共机构)捍卫所有人的人权,所以社会主义者不是主张大政府(《after capitalism》中的严格控制市场和提供福利国家的民主政府)就是主张超级政府(《democracy and economic planning》中的负责民主协商计划直接控制生产过程的民主政府),而这也是社会主义和无权威主义最大的理论分歧所在。

这也就是为什么当初社会主义者和无权威主义者最终在第一国际闹翻了:到了1864年,国际工人联合会—有時簡稱為「第一國際」成立了,聯合了歐洲各地革命的流派,包括法國那些普魯東和巴枯寧理念的擁護者、英國的工會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和社會民主主義者。由於它確實連結了各地激進的勞工運動者,第一國際成了相當重要的組織。

巴枯寧批評馬克思的理想為獨裁主義,並預言如果馬克思主義的政黨奪取了權力,他們將會變的和他們所反抗的統治階級一樣糟糕[32]。在1872年,第一国际中冲突达到顶点,马克思主义者靠人数优势在海牙大会 (1872)投票逐出了巴枯宁和巴枯宁主义者,並將第一國際的總部遷往紐約。这通常被认为是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冲突的由来。

注意,巴枯宁是非常重要的无权威主义理论家,其在无权威主义中的地位,相当于马克思在社会主义中的地位。自巴枯宁和马克思的大战开始,社会主义者和无权威主义者之间的理论大战就再也没结束过,直至今日。

但社会主义者和无权威主义者之间的合作也没停过:据估计,20年代初中国有数千名安那其主义者,以及92个成立于1919-1925年间的安那其主义组织(晓星,于德里克1991:13中被引用)。当1920年共产国际在中国多个城市开创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时,安那其主义者起了显著的作用,广州的团体最初完全是由安那其主义者组成的,直到第二年一些小组成立中国共产党前,“共产主义”一词最通常地被理解为无政府共产主义(德里克1991:17)。贯穿整个20年代,很多新老安那其主义者相继展开对苏联的列宁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评判。同时他们也批判了当时执政的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和实践,尽管其余的不少人(尤其是在1927年国民党镇压共产党之后)跟民国政府合作,例如在上海试验性的“劳动大学”及其报纸《革命周报》的运营上。但在1928年,国民党将其对激进分子的镇压逐渐扩大到安那其主义者的身上,在1930年前基本上结束了中国的安那其主义运动。这与其他国家的情况大同小异,全球的安那其主义在二十年代逐渐被各种马克思主义、民族主义及自由主义所代替,直到60年代才开始复兴并于90年代迅速发展。(不得不提的例外是西班牙,它始于1936年的工农社会革命无疑是历史上最成功的由安那其主义者领导的群众运动,直到1938年才被法克斯等势力所镇压,之后仍留具有影响力的记忆。)

1871年的鎮壓後,法國的無政府主義再度出現,影響了Bourses de Travails自治勞工團體和工會。到了1895年,法國總工會(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u Travail, CGT)成立了,成為第一個無政府工團主義的主要運動。1914年後CGT開始遠離無政府工團主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採納了合作主義。在俄國的布尔什维克革命成功後開始與馬克思主義的第三國際合作。

无政府主义者在近代革命运动历史上有着独特的角色。1789年发生的法国大革命具有强烈的原始无政府主义色彩。19世纪末日20世纪初,皮埃尔-约瑟夫-普鲁东(Pierre-Joseph Prodhon)、彼得-克鲁泡特金 (Peter Kropotkin)、米哈依-巴库宁 (Mikhail Bakunin)和艾里哥-马拉戴斯塔(Errico Malatesta) 对革命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无政府主义者广泛参与了1905年和1917年的俄国革命运动并起了重要的作用。但在布尔什维克政权一但得到功固后他们中间许多人却遭到残酷清洗。1936年至1939年的西班牙革命成为无政府主义著名的大规模抗议游行的实践舞台。他们成功地创立了一套有效的、无等级性的社会和经济模式,即无政府主义工会联合组织 型式 ( 依北利克无政府主义同盟会 Anarchist Federation of Iberique-FAI 和 全国工人联盟 National Confederation of Workers – CNT )。在美国,墨西哥和拉丁美洲,受到无政府主义工会联合组织型式的感召,出现过象世界制造工人这样的商会组织。著名无政府主义人士埃玛-哥得曼 ( Emma Goldman )和阿历山德-贝克曼 ( Alexander Berkman ) 在20世纪前期积极参加了各种激进活动。60年代发生的许多社会变革和生活方式多样化进程都有相当无政府主义认同者的参预,如部份女权主义运动、同性恋解放运动、反战运动和言论自由运动。但多数情况下他们的风采被马列主义者和毛主义者淹埋,有的干脆被压制下去。

顺便说一句,Antifa这种极左反法西斯主义组织,就是一种无权威主义组织。

很多人以为极左是毛派,其实无权威主义才是极左,毛派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的极右纳粹而已。我也不认为社会主义和无权威主义是敌对的,恰恰相反,无论是从两者的理论逻辑出发,还是从实际历史和现实出发,社会主义和无权威主义一直以来都是共同反抗压迫的盟友!

参考资料:《晦鸣录》一百年:为什么在21世纪还要谈20世纪初的安那其?

无政府主义

你知道无政府主义吗?

Seven things you need to know about Antifa

经济危机引发的大火,烧毁了万年的文明

(写在前面:巴西,又一个被新自由主义毁灭的国家。)

一场大火让整个巴西国家博物馆近乎全毁,而起火原因更令人愤怒。近几年,巴西右翼政府一直削减公共艺术文化设施的维护支出,导致博物馆的消防设施老旧失修。毫不客气地说,正是巴西资产阶级政府的贪婪与吝啬,直接造成了巴西历史文化的惨重损失。而这背后,右翼政府将经济危机转嫁给劳动群体,紧缩政策之下,巴西早已危机四伏。

2018年9月2日晚,位于首都里约热内卢的巴西国家博物馆突发大火,消防人员经过5个多小时才勉强控制住火势。整个博物馆几乎完全被毁,仅有10%的藏品得以幸存。

巴西国家博物馆成立于1818年,至今已有200年历史。馆藏有约2000万件文物,包括:至今为止发现的最古老的人类化石“露西亚”(距今约1.2万年)、记录拉丁美洲土著文化艺术的诸多珍稀文物,以及埃及木乃伊、太空陨石残骸,等等。

巴西国家博物馆火灾现场。图片来源:Left Voice

惋惜之余,令人愤怒的是,导致火势一发不可收拾的主因竟然是:离着火点最近的两个消防水栓在关键时刻出故障,放不了水。多年来,巴西右翼政府一直削减公共艺术文化设施的维护支出,导致博物馆的消防设施老旧失修。

数据显示,从2013年至2018年,巴西国家博物馆的预算分别为53.1万、42.7、25.7、41.5、34.6和5.4万雷亚尔,折合人民币(按2018年9月17日的汇率)分别为87.4万、70.3万、42.3万、68.3万、56.9万和8.9万。对于一个承载着巴西200多年历史记忆的、拥有2000万件藏品、占地6000多亩的世界级博物馆而言,这样的维护费预算用“杯水车薪”来形容绝不为过。

可以毫不客气地说,巴西资产阶级政府的贪婪与吝啬,直接造成了巴西历史文化的惨重损失。

经济危机是如何转嫁给劳动群体

这并非个案。自从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蔓延全球以来,欧洲、拉丁美洲的国家大都面临高失业率与通货紧缩并存的困境,而希腊、意大利、西班牙、阿根廷、委内瑞拉、巴西更是先后陷入债务危机的漩涡。

为了将经济危机转嫁给工人阶级等劳动群体,各国资产阶级绞尽脑汁编造出各种动人的故事,渲染“企业家精神”、“有恒产者有恒心”、“拒绝养懒汉(法国)”等虚伪的口号。

政治上,扶植法西斯主义团体,试图粉碎工人阶级的组织力量(例如美国2017年8月11日的“夏洛茨维尔事件”),强化国家机器的镇压职能,并利用工会的改良主义官僚层来管控工人运动的势头。

经济上,大力推行紧缩性财政与私有化政策,包括在劳动力市场推行灵活用工,增加法定工作日(例如奥地利塞巴斯蒂安·库尔茨的右翼政府要求工人每日工作12小时,每周工作60小时以上),推行延迟退休,将正式合同工贬斥为临时工或劳务派遣工,大量裁减公共部门雇员等等。

公共支出方面,一边哭穷喊穷要大幅削减甚至立法冻结对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社区基建等民生领域的财政投入,一边巧立各种名目为本国的大企业和国外资本减税免税。

在这点上,巴西资产阶级也不甘为人后。从卢拉政府到迪塞尔政府,再到2016年以弹劾式政变上台的特梅尔政府,巴西右翼对工人阶级发动了一揽子攻击——包括冻结教育与医疗的公共预算,破坏劳工权利立法,推动将导致数百万巴西人失去养老金福利的社保改革。

近几年巴西国内失业率(单位:%)。图片来源:Trading Economics

巴西左翼媒体Esquerda Diario(隶属于拉丁美洲的一个左翼新闻网络LID)的记者Jean Ilg写道:“这个靠政变粉墨登场的特梅尔政府,企图让巴西沦为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社会。所以,它将我们的石油资源奉送给外国资本家,削减我们的科学与教育开支,毁灭了我们巴西人200多年的历史记忆,它要推行无限制的劳务派遣与灵活用工来奴役我们工人阶级。正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我们被迫亲眼目睹我们巴西人的历史与文化烙印在大火中毁于一旦。”

劳工党、工会官僚和资本家的暧昧关系

巴西的前执政党劳工党充其量只是改良主义政党。前总统卢拉曾是工会领袖,在反对军政府独裁的1979—1980年金属工人罢工运动中上位。

当时,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工人政权开始萌芽,军政府的统治濒临覆灭。作为地方工会的领导,卢拉却阴谋压制工会内部的民主自组织倾向,打击工运势头。他并未带领工人为推翻独裁政权作斗争,而是选择与之谈判,这种改良主义性质的阶级合作战略成为了他以后组建的劳工党的主要路线。

2002年,卢拉以巴西劳工党候选人的身份当选总统,并与大资本及右翼势力结盟。卢拉政府的政策重心在于通过放松市场管制、降息、大幅度税收优惠、扩大劳务派遣比例等新自由主义政策吸引资本投资。与此同时,为笼络人心,卢拉政府还为巴西的贫困群体提供基本生活保障(所谓的“零饥饿计划”),这种“胡萝卜加大棒”的伪善政策,让巴西的穷困人口对卢拉政府抱有幻想。

在工会政策上,劳工党政府通过巴西最大的工会“劳工统一中心”(简称CUT,于1983年由卢拉参与组建)、通过工会的保守官僚层把持着当时巴西工运的领导权,确保工人的组织斗争不会严重妨碍新自由主义紧缩性政策的实施。这些工会官僚甚至与资本家和商会勾结在一起。劳工党、工会官僚和资本家的暧昧关系在特梅尔(他曾任巴西民主运动党党魁)政府上台执政亦依然如此。

2017年6月30日,巴西爆发了反对特梅尔政府改革的总罢工,包括里约热内卢、圣保罗市、萨尔瓦多、阿雷格里港市、大坎皮纳、纳塔尔等地都有工人组织起纠察队并上街活动。但是工会官僚却首鼠两端,一方面,他们曾拼命拖延发动总罢工的时间,企图藉此消磨工人的斗争热情;而在总罢工发动后,有些工会领导还发表声明攻击罢工。

无法避免的内爆:新自由主义与巴西的危机

特梅尔政府在通过弹劾式的政变将迪尔玛赶走从而上台执政后,照样与大资本结成统治联盟,不遗余力地推行新自由主义紧缩性政策。

在养老金制度上,特梅尔政府搞延迟退休政策,规定工人要比以往多工作10年时间方可退休,而要想领取全额的养老金则必须比以往多工作平均17年时间;在劳动权益上,特梅尔政府立法加强劳动力市场的弹性化,放松企业主裁员降成本的法律限制,还试图将法定工作日恢复到19世纪水平的12小时工作日;为了填补外债窟窿,特梅尔政府坚持前任的公共部门私有化政策。在公共支出上,推行所谓PEC241和PEC55法案,将公共教育与医疗卫生支出冻结在现有水平上,并维持20年不变,这足以影响整整一代巴西劳动群众的生计。

以教育投入为例,除了冻结财政支出水平,特梅尔政府还推行了名为MP746的紧缩政策。MP746要求裁减高校的哲学、社会科学、艺术、体育课和外语等课程,同时要放松教师任职的资格证要求。这一政策逻辑,一方面企图减少所谓“无用的学科”的聘用成本,另一方面降低高校老师的准入门槛,加强教室内部的就业竞争。

巴西公立学校广受批评的建筑物老旧残破、课室拥挤和教学资源短缺等现象持续恶化。在巴西米纳斯吉拉斯联邦大学,教学楼经常在大雨天受到洪水侵袭,午餐供应跟不上,学校只能给学生提供饼干充饥。

巴西凯鲁市的一位叫阿瑞尔·山德斯的学生讲述了他的经历:“当我姐姐想考大学时,我家里人告诉她‘大学不是我们这些穷人能呆的地方’。我本人则立志要当一名好的医生,但学校和政府官员都有对我说:‘阿瑞尔,你不要想太多,你连做梦的资格都没有。’我读的学校已经有一个月没有开数学课了,因为它连一位数学老师都请不起。我又怎么可能有条件去到实验室学习呢?我现在明白我的家里人是对的:我们的政府明摆着是要说‘大学不是你们这些穷鬼能呆的地方’。”

可笑的是,巴西政府一面喊穷,另一方面则又大力筹办当年的里约奥运会:大兴土木建造奥运场馆,增加警备力量,为支持奥运工作的巴西电力公司提供8500万雷亚尔(折合美元2000万)的补贴,声言要办成一场创新型的、友好的奥运。

在2016年4月,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爆发教师讨要欠薪的罢工,并得到当地学生的行动支援;在同年11月初,巴西多地爆发学生与教师占领高校运动,当时共有1000多所学校被占领。学生们反对特梅尔政府的紧缩性政策,并要求他马上下台。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占领运动中的师生还要求废除名为Escola sem Partido的言论管制政策。这项政策禁止教师在课堂内外对学生进行所谓“意识形态的骚扰”,其实质是为了禁止左翼思想在高校中的传播,鼓动 “有巴西特色的小粉红”体质的家长与学生主动向当局举报揭发有左翼立场的老师。但事与愿违,学生们反而站在老师的一边争取公正与权益。

巴西群众抗议特梅尔政府的紧缩政策。图片来源:Left Voice
危机之中,没有哪国的工人阶级处境会是例外

特梅尔政府的紧缩性政策,正是要将巴西经济衰退危机的代价转嫁给巴西劳动群众,因此在公共部门、私营部门和青年学生群体当中都激起了剧烈反抗。

除了上文提到的事件,还有多起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爆发。例如在2017年4月28日还有另外一场总罢工发生:来自运输部门、制造业、学校老师(既有公立,也有私立学校的)、医生、出租车司机等劳动者群体都参与其中,斗争矛头直指特梅尔政府的养老金制度改革;在今年1月爆发了圣保罗市地铁工人反对私有化(伴随着蛮横的裁员举措)的罢工;在5月爆发了卡车司机的全国性罢工。

在一些罢工运动当中,还牵涉到种族平等运动。由于特梅尔政府的统治基础是白人资本家等右翼势力,他们大力鼓吹种族主义思想,压榨黑人工人。巴西目前约有1200万名劳务派遣工,其中大多数为黑人,尤其是黑人妇女。说是当年美洲大庄园奴隶制的翻版也不为过。

有位叫卡卡乌的巴西公立学校教师指出:“要想打赢这场反紧缩性政策的斗争,我们必须团结起正式合同工和劳务派遣工,团结起黑人劳动者和白人劳动者。我们要有一个反资本主义和反种族主义的革命纲领!”

正如前文所提及,发生在巴西的这些新自由主义紧缩性政策和劳动群众的反抗,几乎是每一周乃至每一天都在全球各地发生——没有哪国的工人阶级的处境会是例外,自我安慰丝毫改变不了被剥削被奴役的现实。

巴西的资产阶级并不孤独。虽然表面上与其他国家的大资产阶级有利益冲突,但在清洗劳动群众特别是工人阶级革命力量的立场上,它们相当一致。不仅如此,他们还要利用种族、民族、性别、年龄、宗教等问题破坏国内外工人阶级的团结。因为它们清楚,一旦工人阶级实现了国际主义的联合行动,将会是资本主义的末日。

一位叫维多利亚·巴罗斯的巴西贫困家庭的大学生,在里约的国家博物馆失火后写下的评论:“对于我们穷人来说,最珍贵的博物馆被大火吞没了!对许多穷苦孩子而言,这是我们少有的了解历史文化的好机会。因为公立学校还是会组织我们去博物馆参观的。像我这种来自贫民窟的孩子,并没有多少机会去其他博物馆学习,单纯是在城市里坐车穿梭就要花不少交通费。走进里约博物馆是一种很舒坦的享受。如今数以百万计的穷人子弟没有机会再去了解我们过去的历史了,也没有什么机会去体会什么叫‘扎根历史,畅想未来’。”

大火后,巴西群众在博物馆外相互抱头痛哭。图片来源:Left Voice

维多利亚·巴罗斯在评论最后写:“而这种悲剧之所以发生,全都是因为我们巴西的统治者只会将我们的血汗钱用来补贴那些反动的司法官员的薪水、用来偿还外国大财团的借贷,却不会花钱投入到我们的教育上,如今,还要让我们的历史文化记忆被一把火烧走!”

www.ngocn.net/news/2018-10-16-0f885c5b4c052e21.html

关于人权的一些思考

很多嘴上嚷嚷人权的人并不清楚人权的定义,也不清楚应该如何捍卫人权。你以为人权是一种只要你在嘴上嚷嚷“天赋人权”就能变成现实的东西吗?你可真是天真啊。还有傻逼教徒嚷嚷“上帝之下人人平等”,那不信上帝的人怎么办?都去死吗?

人权不是谁赋予的,而是每个人一出生就与生俱来拥有的。理由很简单,如果是谁赋予的,无论这个谁是什么(政府国家民族神etc),那么这个谁都有权收回人权,而收回的结果,不用我多说了。所以任何宗教都与人权本质上冲突,因为宗教的核心是神控制一切,那么神自然是有权收回人权的。

人权是相互依存的,而且是同等重要的。例如,如果民主这一基本人权不复存在了,其他所有人权都会不复存在,中国就是例子。而女人的安全出行权,和民主是同等重要的,没错,同等重要,说什么“先争取民主再争取女权”完全就是狗屁,你凭什么强迫女人继续为了你而忍受剥削压迫?

既然人权是相互依存并且同等重要的,那么当然不可能是相互矛盾的。如果出现相互矛盾,那么必然至少有一方根本不是人权,例如狗屁“胎儿也是人”,这种狗屁想法直接导致了对堕胎的限制甚至全面禁止,结果就是母亲惨死弃婴满地(参见齐奥塞斯库当年的行径,还有萨尔瓦多把被强奸而想要堕胎的女性关进监狱),所以母亲有权决定自己的肚子,胎儿也没资格嚷嚷人权(其实胎儿也根本没法为自己嚷,不过是一群想要奴役母亲的傻逼教徒非要把自己当胎儿而已)。

行了,大道理时间结束,接下来该聊聊如何具体落实人权了。首先,需要一个民主政府,一个经由全民普选产生的现代代议制民主政府,因为独裁本身就是对民主这一基本人权的践踏。更重要的是,独裁之下一切都是独裁者的恩赐,独裁者随时都可以收回这些恩赐,所以只有民主才能保障争取到的人权不被剥夺。

但有人也应该想到了,光有这么一个民主政府也不够,没错,因为资本主义之下独裁的老板们可以用剥削压迫而来的资源轻易腐蚀政治民主,例如用政治献金游说民选议员,收买政党,操纵媒体,控制教育系统,用跑去国外比烂威胁民选政府服从资本等等,而且在公司里进行独裁专制本身就是践踏自决这一基本人权的,一个习惯自决权被践踏的人,也会习惯政治上被别人决定而不是自己决定。此外,经济独裁本身还会引发其他问题,例如资本主义一边要新的工人和消费者以提升利润,一边又拒绝承担相应的成本,结果就是通过宣传狗屁伦理道德等手段强迫女性承担生育抚养成本,造成了对女性的压迫;还有生态环境的污染与破坏,也是经济独裁的直接恶果(工人们同样被污染毒害,同样生活在被污染的环境中,而恶心的老板们躲在干净的远方数钱)。

所以要真正落实人权,必须实现政治民主+经济民主,也就是说,必须实现社会主义。

但这是否等于说所有人都应该跑去专门想办法实现这两点,等这两点实现了再来解决其他的?

当然不等于!首先前面说了,不同的人权是同等重要的,也就是说,拥有同等权重,争取政治民主,争取经济民主,与争取其他人权一样重要。或者我说得更直白一点:如果你想让别人放弃争取自己的人权,来为你的目标牺牲,你有什么资格这么做?你的目标你自己能保证实现吗?能说得出什么时候实现吗?你有什么资格强迫别人为你的目标忍受剥削压迫呢?这和那些傻逼教徒要活生生的人为了一个虚无飘渺的神牺牲,有什么区别呢?

其次,资本主义(更准确的说,私有制)的压迫到处都是,有无数个分身,独裁政府是一个分身,教会是一个分身,父权是一个分身,对性少数群体的压迫也是一个分身,对穷人的压迫也是一个分身,而对任何分身的反抗,都会削弱私有制这一本体,所以这些反抗本身都是很有意义的。但是,单独的对分身的反抗是无法击败本体的,所以全世界的被压迫者们,联合起来!

最后聊聊人权的分类。无论怎么嚷嚷“所有人都有人权”,落实到社会中之后,我们就会发现人权有两种:一种是所有人一出生就拥有的,例如生命健康权,例如人格尊严权,例如干净的生态环境,这类人权是针对自然人本身的,可以称为自然人权。而大部分人权,例如民主本身,是需要成年才能参与民主议程的;例如驾车,工作,接受教育,组建家庭,生育后代,领养,组党结社,游行示威,迁徙定居,公开发表言论,这些都和人的社会属性直接相关连,并且需要满足一定条件才能行使(例如驾车就需要考出驾照,而工作也有相应技能要求,接受教育和组建家庭都需要成长到一定年龄等),这类人权并不是所有人都拥有并且和社会角色直接相关,可以称为社会人权。

自然人权是任何情况下都不可剥夺的,例如你不能杀死一个植物人,因为植物人虽然无法行使社会人权,但还拥有自然人权;而社会人权是可被剥夺的(当然不能被任意剥夺,我的看法是只能作为对践踏人权的言行的惩罚),例如践踏人权的人会被关进监狱,此时其人身自由权这一社会人权就被剥夺以作为对这人的惩罚;性侵犯不得进入幼儿园和小学,也是用限制工作这一社会人权来作为对其的惩罚。

 

 

 

The Revolutionary Socialism Of Martin Luther King Jr.(马丁路德金的革命社会主义)

(写在前面:真是没想到,被资本主义者们制作成“忠诚反对”符号的马丁路德金博士竟然是个社会主义者!所以很明显,金博士的思想来源于社会主义,而不是基督教!)

On Martin Luther King Jr. Day, the establishment (and their media) like to celebrate MLK’s love of imperial America and centrist economic doctrine. The symbol celebrated bares little resemblance to the actual man and his ideas.

在小马丁路德金纪念日上,建制派(及他们的媒体)喜欢庆祝MLK对帝国主义美国和中间派经济学说的热爱。 但被庆祝的符号与实际的人和他的想法之间几乎没有相似之处。

There is a reason the FBI orchestrated a well-resourced campaign to destroy King that ultimately culminated in J. Edgar Hoover having a letter sent to King to push King to commit suicide.

有一个原因是联邦调查局策划了一场资源充足的摧毁金的运动,最终导致J. Edgar Hoover 向金发出一封信,要求金自杀。

The reason is Reverend Martin Luther King, Jr. opposed capitalism and the American empire.

原因是小马丁路德金牧师反对资本主义和美国帝国。

In the last campaign before his assassination, King campaigned for a democratic socialist agenda. Called the Poor People’s Campaign, demands included a guaranteed job, retribution of land and capital, and more inclusion of the poor in state decision-making.

在他被暗杀前的最后一次公开活动中,金公开为民主社会主义议程活动。 这被称为穷人的运动,需求包括保证工作,再分配土地和资本,以及穷人更多的参与政府决策。

Yes, taking land and money from rich people and giving it to poor people was part of King’s dream.

是的,将土地和金钱从富人那里夺回并将其送给穷人是金的梦想的一部分。

King’s own views of capitalism are often sanitized in textbooks and mainstream media stories, but he could not have been for explicit:

金自己对资本主义的看法经常在教科书和主流媒体故事中被抹去,但他不可能是明确的:

“You can’t talk about solving the economic problem of the Negro without talking about billions of dollars. You can’t talk about ending the slums without first saying profit must be taken out of slums. You’re really tampering and getting on dangerous ground because you are messing with folk then,” King declared. “You are messing with captains of industry. Now this means that we are treading in difficult water, because it really means that we are saying that something is wrong with capitalism. There must be a better distribution of wealth, and maybe America must move toward a democratic socialism.”

“如果不谈论数十亿美元,你就无法谈论解决黑人的经济问题。 如果没有先说利润必须从贫民窟中被取出,你就不能谈论结束贫民窟。你真的被篡改和面临危险,因为你正在搞乱民间,“金说。 “你正在搞乱工业领袖。 现在这意味着我们正艰难在的水中跋涉,因为这实际上意味着我们说资本主义出了问题。 必须有更好的财富分配机制,也许美国必须走向民主社会主义。“

King’s anti-capitalist views cannot really be bifurcated from his struggle for racial justice as they come from the same spiritual conception of the world. For King, capitalism was part of materialism. which was part of a deadly triplet.

金的反资本主义观点不能真正地从他对种族正义的斗争中分叉出来,因为它们是来自同一个世界的精神概念。 对于金来说,资本主义是唯物主义的一部分。 这是一个致命的三胞胎的一部分。

“When machines and computers, profit motives and property rights are considered more important than people, the giant triplets of racism, materialism and militarism are incapable of being conquered,” King asserted.

“当机器和计算机,利润动机和私有产权被认为比人本身更重要时,种族主义,唯物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巨型三胞胎就无法被击败,”金说。

King also backed a universal basic income, believing it was a better solution to fighting poverty than the programs put forward by President Lyndon Johnson’s War On Poverty.

金还支持全民基本收入,认为这与林登约翰逊总统的反贫困战争提出的方案相比是一个更好的解决贫困问题的方法。

In his 1967 book, “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Chaos or Community?”, King made his position on fighting poverty and a UBI crystal clear, “I am now convinced that the simplest approach will prove to be the most effective—the solution to poverty is to abolish it directly by a now widely discussed measure: the guaranteed income.”

在他1967年出版的书“我们从何而来:混乱还是社区?”中,金在消除贫困和UBI的过程中表达了自己的立场,“我现在确信最简单的方法将被证明是最有效的—解决贫困的办法是通过现在被广泛讨论的措施直接终结贫困:有保障的收入。“

Another fact left out of mainstream narratives about MLK is his fundamental opposition to U.S. imperialism. Though he knew he would make many enemies-black and white-by doing so, King gave a scorching speech against the Vietnam War in 1967 at the Riverside Church in New York City.

关于MLK的主流叙述中被遗漏的另一个事实是他对美国帝国主义的根本反对。 虽然他知道他会因此制造许多敌人——黑人和白人,但是,金在1967年在纽约市的河滨教堂举行了一场反对越南战争的热切演讲。

King condemned the war as robbing anti-poverty programs and victimizing the poor Americans who were having to fight and die in the war. But his most salient critique was the war’s fundamental opposition to his goals of nonviolence.

金谴责这场战争是为了掠夺反贫困计划,并使在战争中不得不战斗和死亡的美国穷人们受害。但他最突出的批评是战争与他的非暴力目标根本上冲突。

“As I have walked among the desperate, rejected and angry young men, I have told them that Molotov cocktails and rifles would not solve their problems. I have tried to offer them my deepest compassion while maintaining my conviction that social change comes most meaningfully through nonviolent action,” King shared.

“当我走在绝望的,被拒绝的和愤怒的年轻人中间时,我告诉他们莫洛托夫鸡尾酒和步枪不会解决他们的问题。 我一直试图向他们提供我最深切的同情,同时保持我的信念,即通过非暴力行动的社会变革是最有意义的,“金分享道。

“But they asked — and rightly so — what about Vietnam? They asked if our own nation wasn’t using massive doses of violence to solve its problems, to bring about the changes it wanted. Their questions hit home, and I knew that I could never again raise my voice against the violence of the oppressed in the ghettos without having first spoken clearly to the greatest purveyor of violence in the world today — my own government.”

“但他们问—这么问是正确的—越南呢? 他们问我们自己的国家是不是在使用大量暴力来解决问题,以实现它想要的改变。 他们的问题回到了家里,我知道如果没有首先明确地向当今世界最大的暴力传播者—我自己的政府发表言论,那么我再也无法反对贫民窟中被压迫者们的暴力行为。

The Revolutionary Socialism Of Martin Luther King Jr.

谷歌向中共妥协 试图重返中国市场

如其他资本主义企业和跨国公司一样,谷歌对於利益的追求远大於其所谓的自由民主的价值观追求。

肇维 中国劳工论坛

据报道,谷歌正在开发一个自我审查的搜索引擎以配合中国的网络审查体系,进而重回中国市场。这个「清洁版」搜索引擎可能於6-9个月内完成。它可以屏蔽政府黑名单上的网站,以及六四屠杀和其他政治异议内容。而且回到中国後,谷歌随时可能将中国用户的个人资料交给政府。在被曝光之前,在这个有近9万名员工的互联网公司中只有几百人知道该项目。谷歌和其他资本主义企业本身就在工作场所施行专制!事件曝光後,约1400名谷歌员工联署,反对帮助中共政府进行网络审查,并要求公司提高决策透明度。

2010年,谷歌公司以无法接受中国政府的互联网审查为由退出中国,并以此在中国大陆赢得了「不作恶」的美名。但这更像是一场政治作秀而已。从2006年直到退出中国,谷歌中国(google.cn)其实一直在帮助中共封锁政治敏感资讯。当时中国异见人士郭泉批评说:「Google从此为了钱,成了中共脚边的一条摇尾乞怜的哈巴狗了。」因此在当时的中美冲突中,谷歌成了美国资产阶级建制的攻击目标。最後由於中共试图进一步收紧对谷歌的控制,并指使黑客盗取谷歌邮箱用户的资料,才导致谷歌不情愿地退出中国。

但谷歌一直没有放弃与中国企业的合作(包括开发被中共用於社会监控的人工智能)。现在中国从许多方面来说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互联网市场,对於谷歌的诱惑愈发变大。如其他资本主义企业和跨国公司一样,谷歌对於利益的追求远大於其所谓的自由民主的价值观追求。如果谷歌最终以服从审查制度为条件重返中国,中共政府会是另一个受益者。这会被宣传为中国网络审查制度的「重大胜利」,而其他跨国公司也可以以此为藉口,为自己顺从中共政权或者其他政府的专制措施辩护。

我们坚决反对中国政府对於政治异议的打压,支持言论自由和其他所有民主权利。要实现这些,依靠的不是跨国资本集团及其政治代表的虚伪言辞,因为它们将利润看得比民主更加重要,而是依靠群众性运动。只有终结专制的资本主义制度,将互联网公司民主公营,才能实现真正的丶彻底的网络和言论自由。

http://chinaworker.info/cn/2018/10/11/18837/

Editorial: Catholic Church’s sins laid bare(社论:天主教会的罪恶赤裸裸的展现出来了)

From the September-October issue of News & Letters

Knowledge of the Catholic Church’s insidious corruption didn’t need to wait for the report by the Pennsylvania Grand Jury of the over 300 priests who, over 70 years, sexually abused over 1,000 children which the church covered up.

对天主教会的阴险和腐败的了解并不需要等待宾夕法尼亚大陪审团对300多名牧师的报告,这些牧师70多年来对1000多名儿童进行了性侵犯,而教会掩盖了事实。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Argentinian women flood the streets in a sea of green as the Senate debated ending the abortion ban. Photo: Ni Una Menos.

在参议院辩论结束堕胎禁令时,成千上万的阿根廷妇女在绿色的海洋中淹没了街头。 照片:Ni Una Menos。

Ireland lived this reality and more for decades. Priests, using the country like pigs using a trough, wallowed in misogyny, rape, and brutalizing children.

几十年来,爱尔兰都处于这种现实中。 牧师们利用这个国家就像猪使用水槽一样,沉迷于厌女症,强奸和虐待儿童。

They imprisoned women and girls in workhouses for the “crime” of being pregnant, worked them to death, shamed them, ripped away their babies. Orphans were not spared the church’s workhouses; those who died of overwork, abuse or starvation were buried in secret graves.

他们将工作屋的妇女和女孩用怀孕的“罪行”关押,将她们处死,羞辱他们,夺走他们的孩子。 孤儿没有幸免于教堂的工作屋; 那些因过度劳累,虐待或饥饿而死的人被埋葬在秘密的坟墓里。

The church forced thousands of women to have children they could not afford or did not want, or to travel to England for an abortion. This in a country where selling or importing contraceptives was illegal until 1980 and then highly restricted. Thousands of women died from this; thousands more were maimed or made infertile by back-alley abortions.

教会强迫成千上万的女性生下他们无法承担或不想要的孩子,或被迫前往英格兰进行堕胎。这是一个销售或进口避孕药具直到1980年都非法的,之后受到高度限制的国家。成千上万的女性因此惨死; 还有数千人因地下堕胎残疾或失去生育能力。

CHURCH OPPOSITION JUST AS TAINTED

教会的反对就像被污染一样

Even Archbishop Carlo Maria Viganò’s grand show of accusing Pope Francis of covering up child sexual abuse only further reveals that there is no “right side” of the church. While Francis had to be forced to speak out on child sexual abuse, Viganò cares nothing about children or the abuse.

即使是大主教Carlo Maria Viganò的盛大表演,指责教皇Francis掩盖儿童性虐待只会进一步表明教会没有“正确的一面”。 虽然Francis不得不被迫公开谈论儿童性虐待,但Viganò对儿童或虐待一点都不在乎。

Viganò is a part of a sinister force of far-Right Catholics who want to destroy the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return to a medieval anti-Semitism, and intensify existing misogyny, homophobia, and authoritarianism. They despise the mild reforms instituted by the Second Vatican Council in the 1960s, instead echoing the “Church Militant” theology of Stephen Bannon. Bannon and the U.S. Catholic Right have been in conflict with Rome over immigration, climate change, and other issues. They have formed alliances with the European Catholic far Right that holds power in Poland and Hungary.

Viganò是极右天主教徒的邪恶力量的一部分,他们想破坏政教分离,回归中世纪的反犹太主义,并加剧现有的厌女症,同性恋恐惧症和威权主义。 他们鄙视1960s时第二次梵蒂冈理事会所进行的温和改革,取而代之的是回应Stephen Bannon的“战斗教会”神学。 Bannon和美国天主教右派在移民,气候变化和其他问题上与罗马发生冲突。 他们与在波兰和匈牙利掌权的欧洲天主教极右政权组成了联盟。

The lie that the church is a force for good is revealed in all their endeavors. From charities to schools to hospitals—all are rife with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LGBTQ people, and those of other faiths. A case in point is Catholic hospitals.

声称教会是一种好的力量的谎言在所有他们的势力范围内都暴露出来了。 从慈善机构到学校再到医院 —所有机构都充斥着对女性,LGBTQ人群和其他信仰者的歧视。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天主教医院。

HIDING THE TRUTH IS THE NORM

隐瞒真相是常态

While vowing—finally—to be truthful regarding pedophile priests, when it comes to Catholic hospitals, the opposite is the norm.

虽然发誓—最后—关于恋童癖的牧师是真实的,但对于天主教医院来说,相反的情形才是常态。

The church has been gobbling up hospitals so aggressively over the last 15 years that it owns every sixth acute care hospital bed in the U.S. In some states like Wisconsin, it owns 50%. In some areas the only hospital is Catholic.

在过去的15年里,教会一直在如此积极地吞并医院,它在美国每个急救医院平均拥有病床。在威斯康星州等一些州,它拥有50%的所有权。 在某些地区,唯一的医院是天主教医院。

One study showed that over the last 29 years “a number of Catholic hospitals have changed their names to something less obviously Catholic,” like “Dignity Health,” rather than Catholic Healthcare West.

一项研究表明,在过去的29年里,“一些天主教医院已将名称改为看起来不太天主教的”,如“有尊严的健康”,而不是西部天主教医疗保健。

They hide their refusal to practice the full range of healthcare, including full end-of-life care, sterilizations, vasectomies, access to contraception including the morning after pill for women who have been raped, abortion, etc. With names like “Trinity Health,” “Ascension Health,” “Presence,” most people don’t know if they are dealing with a Catholic hospital or one that will actually give them the highest standard of care, rather than one that must kowtow to rules made up by the Conference of Bishops.

他们隐瞒了他们拒绝接受全方位的医疗保障的事实,包括完整的临终关怀,消毒,输精管切除术,获得避孕措施,包括为遭受强奸的妇女服用避孕药,堕胎等。有着如“Trinity Health” ,“提升健康”,“存在”的名字,大多数人不知道他们是在与天主教医院打交道还是与实际上给予他们最高标准治疗的而不是一个必须服从由主教议会制定的规则的医院打交道。

Catholic hospitals hide information about the services they withhold unless state laws demand it be readily available. Father Bouchard of the Catholic Health Association lied that hiding what they refuse to do “is certainly not an attempt to deceive anybody…It’s simply to make people feel comfortable and welcome in an increasingly pluralistic society.”

天主教医院隐瞒有关他们扣留的服务的信息,除非州法律要求随时提供。 天主教健康协会的牧师Bouchard称隐瞒他们拒绝做的事情“当然不是企图欺骗任何人……只是为了让人们在日益多元化的社会中感到舒适和受欢迎。”

At worst this means that women die like Savita Halappanavar in Ireland in 2012. After a spontaneous miscarriage, she needed an abortion but the hospital refused, opting to wait for the fetus to die—a known outcome—before they would treat her. She died of sepsis while she and her husband begged for the care that would have saved her life.

在最坏的情况下,这意味着女性就像在2012年死于爱尔兰的Savita Halappanavar一样。在自发流产之后,她需要进行堕胎,但医院拒绝了,选择等待胎儿死亡—一个已知的结果—在他们治疗她之前。 当她和她的丈夫乞求可以挽救她生命的照顾时,她惨死于败血症。(对于傻逼教徒来说,胎儿是生命,母亲不是,母亲可以随便死,死的怎么惨都无所谓。)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终结的开始

Members of #NiUnaMenos at one of their many reallies for legal abortion. Photo: Ni Una Menos.

When the Irish people elected gay Prime Minister Leo Eric Varadkar and then voted to repeal their country’s ban on abortion, they signaled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of the Catholic Church’s dominance in many countries where they formerly wielded tremendous power. This followed decades of work by feminist movements to make birth control and abortion legal and accessible, documenting the death and destruction of women’s lives and bodies by a church that banned them from its inception from full participation. Women and men also created movements to bring the pedophile crimes of the Catholic Church out into the open, and to demand that civil society change the laws so that past abuses on children could be prosecuted years after they occurred.

当爱尔兰人民选出同性恋总理Leo Eric Varadkar,然后投票废除他们国家禁止堕胎的禁令时,他们标志着天主教会在许多国家的统治结束的开始,他们以前曾在这些国家拥有巨大的权力。 这是女权主义运动数十年的努力的成果,使生育控制和堕胎变得合法和易于获取,记录了一个教会禁止导致的女性生命和身体的死亡和破坏的历史。 女性和男性还创造了将天主教会的恋童癖犯罪公之于众的运动,并要求公民社会改变法律,以便过去虐待儿童的行为可以在其发生多年之后被起诉。

While Chile, Brazil, and even El Salvador are becoming serious about decriminalizing abortion, it is in Argentina where the next step against the church’s dominance has already been taken. Again, it was the movement of women that made the difference, this time #NiUnaMenos (Not One Less).

虽然智利,巴西,甚至萨尔瓦多都正在认真对待堕胎合法化,但在阿根廷,反对教会主导地位的下一步措施已经被采取了。再重复一次,正是女性的运动才产生了不同,这次是#NiUnaMenos(一个都不能少)。

Women built a powerful movement to en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of which abortion bans are a part. When the lower house of Argentina’s Congress passed the bill after over a million, mostly women, flooded the streets, it was expected that the Senate would follow. But the Pope and church pulled out all the stops, with Francis declaring that abortion was the “white glove” equivalent of Nazi eugenics. The Law of Voluntary Pregnancy was defeated in the Senate despite the hundreds of thousands who rallied in the streets for 17 hours, their handkerchiefs creating a sea of green in the cold, rainy night.

女性们建立了一个强大的运动来结束对女性的暴力行为,其中堕胎禁令是其中的一部分。 当阿根廷国会下院通过该法案后,超过一百万人(大多数是女性)涌入街头,预计参议院将会跟随。 但教皇和教会全力以赴,Francis宣布堕胎是纳粹优生学的“白手套”。尽管成千上万的人在街上集结了17个小时,他们的手帕在寒冷,阴雨的夜晚创造了一片绿色的海洋,但自愿怀孕法案在参议院被打败了。

Yet that defeat was not a defeat: everyone saw that it was only a matter of time—a short time—before the movement overwhelms a medieval impediment to a woman’s control of her own body.

然而,失败并非只是失败:每个人都认为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很短的时间—在运动压倒来自中世纪的阻碍女人控制自己身体的障碍之前。

Another thing is certain: no matter what Pope Francis, Viganò, or others do to prop up the church, the crime of priest abuse and the other multiple evils the Catholic Church has imposed on women, children, and men, will continue to unfold as more countries and U.S. states investigate church child abuse. More facts will emerge. We are witnessing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of the Catholic Church. The only question is: How long will it take?

另一件事是肯定的:无论教皇Francis,Viganò,或其他人如何支持教会,牧师的虐待罪行以及天主教会对女性,随着更多国家和美国的州调查教会虐待儿童的行为,儿童和男性施加的其他多重暴行将继续被曝光出来,将出现更多事实。 我们正在目睹终结天主教会的开始。 唯一的问题是:需要多长时间?

—Terry Moon, Sept. 14, 2018

Editorial: Catholic Church’s sins laid bare

社会主义者支持性少数平权的历史

支持性少数平权是社会主义者的标配之一。但有无耻的右派因此指责社会主义者“拿支持性少数平权来为自己贴金,从而掺杂反自由市场私货”,我只能说这种垃圾不是傻逼就是无知到极点,社会主义者开始支持性少数平权的时候,你们这种进步右派的爷爷还没出生呢(进步右派上世纪六十年代之后才开始出现)。现在就让你们这些垃圾看看,世界上最早支持性少数平权的是谁吧。

社会主义并不是在诞生之日就明确宣布支持性少数平权的,事实上恩格斯还公开表示过对同性性行为的厌恶(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有相关内容),这是恩格斯的个人偏见,需要批评(我是没有“为尊者讳”这种臭毛病的,该批评的就是要批评,无论是谁)。但恩格斯的个人偏见可不等于社会主义观点。

1898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之一的August Babel(倍倍尔)率先公开支持同性恋平权,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在公开辩论中支持性少数平权的政治人物。简单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On 13 January 1898, the leader of the great German Social Democracy, August Bebel, took the floor of the Reichstag, during a discussion of penal code reform, to argue for a petition being circulated by the Scientific Humanitarian Committee calling for the repeal of Germany’s sodomy statute, Paragraph 175. The Scientific Humanitarian Committee (wissenschaftlich-humanitäre Komitée), the world’s first activist homosexual rights organization, was itself only nine months old at the time, having been founded on 15 May 1897 by Magnus Hirschfeld, Max Spohr, and Erich Oberg.

1898年1月13日,伟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August Bebel在讨论刑法改革时,发表了国会大厦的讲话,为了支持科学人道主义委员会要求废除德国刑法的第175段的鸡奸法律而辩论。科学人道主义委员会(wissenschaftlich-humanitäreKomitée)是世界上第一个活跃的同性恋权利组织,当时只有九个月大,由Magnus Hirschfeld,Max Spohr和Erich Oberg于1897年5月15日成立。

While he may not have been the first politician to support homosexual emancipation — before him we should at least have to give credit to Napoleon’s Chancellor, Cambacérès — Bebel so far as we know was the first to speak out in public debate.

虽然他可能不是第一个支持同性恋解放的政治家 – 在他之前,我们至少应该赞扬拿破仑的首相Cambacérès——迄今为止Bebel是我们知道的第一个在公开辩论中为此发言的人。

Bebel was one of the first four men to sign the Scientific Humanitarian Committee’s petition, which originally was in the form of a manifesto (the other three were Ernst von Wildenbruch, Richard von Krafft-Ebing, and Franz von Liszt). With the prestige of Bebel and the support of the Social Democracy behind it, the early homosexual rights activists were at least assured of a hearing, although their main goal, the repeal of Germany’s sodomy statute, was only to be realized seven decades later. The support of the Social Democracy for the homosexual emancipation movement continued for three and a half decades — until both movements were destroyed by the triumph of Nazism in 1933. and just as the socialists were the strongest (almost the only) supporters of homosexual rights, the most zealous opponents were to be found in the Center Party, the political arm of the Roman Church.

Bebel是签署科学人道主义委员会请愿书的最前面的四人之一,该请愿书最初是以宣言的形式出现的(其他三人是Ernst von Wildenbruch, Richard von Krafft-Ebing, 和Franz von Liszt)。在Bebel的声望和社会民主党的支持下,早期的同性恋权利活动家至少得到了被听取的保证,尽管他们的主要目标—废除德国的鸡奸法律,在七十年后才实现。社会民主党对同性恋解放运动的支持持续了三十五年—直到1933年纳粹主义的胜利摧毁了这两个运动。正如社会主义者是同性恋权利的最强(以及几乎唯一的)支持者一样, 最热心的对手是在罗马教会的政治分部中央党中找到的。

来源:On Homosexuality and the Penal Code

可以看到,在当时并非只有倍倍尔一人支持同性恋平权,事实上支持同性恋平权是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共识,而在当时唯一支持同性恋平权的,只有社会主义者。什么?你问奥派在干什么?奥派忙着抹黑社会主义和给法西斯主义洗地,而法西斯主义从来都是标配敌视性少数的,无论是墨索里尼的意大利还是希特勒的纳粹德国,都把本国的性少数抓进集中营。

然后,再猜猜世界上第一个废除压迫性少数的法律的国家是哪个?

答案揭晓:苏俄!别不相信,看看资料吧:Within two months of taking power,the Soviet government abolished all laws against homosexual acts.This reform wa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Bolsheviks` social legislation designed to wipe out the medieval and even earlier oppressions perpetuated by capitalism for its own purposes.”It was necessary, it was said,”Wilhelm Reich wrote,”to take down the walls which separated the homosexuals from the rest of society.”

在掌权后的两个月内,苏维埃政府废除了所有反对同性性行为的法律。这项改革是布尔什维克的社会立法的一个组成部分,旨在为其自身目的而长期存在的资本主义的甚至更早的中世纪的压迫。“这是必要的,有人说,“Wilhelm Reich写道,”砸烂将同性恋者与社会中的其他人分开的隔离墙。“

The Bolsheviks` attitude was not merely a formal one, for incorporation into law but violated in practice. For example, the poet Mikhail Kuzmin, the first important Russian writer to make homosexual love a central theme of his work, published Zanaveshannye Kartinki, a collection of erotic verse illustrated with homoerotic drawings , in 1920. He continued publishing until 1929,well after the Stalinist bureaucracy had consolidated its hold on political power.

布尔什维克的态度不仅仅只是一种形式上的态度,形式上的态度是说法律上符合但在实践中被违反。 例如,诗人Mikhail Kuzmin是第一位将同性恋爱作为其作品中心主题的重要俄罗斯作家,于1920年出版了Zanaveshannye Kartinki,这是一部用色情绘画搭配的同性色情诗集。他继续出版直到1929年, 斯大林主义的官僚机构巩固了对政治权力的控制。

Between them,Stalinism and fascism destroyed the gay liberation movement for a generation . Only small, cautious groups survived in a few countries.

在他们之间,斯大林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在一代人的时间内摧毁了同性恋解放运动。 只有少数谨慎的小组在少数几个国家幸存下来。

It was not until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 youth radicalization in the 1960s that the opportunity again opene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 militant and mass homosexual rights movement. Beginning with anti-imperialist issues, this radicalization has gradually broadened to effect oppressed nationalities , women ,homosexuals, and now,increasingly the organized working class. The June 1969 Stonewall riots, announcing the birth of the gay liberation movement, proved the truth of the observation that in this period of radicalization , there is no group that is too oppressed to struggle.

直到20世纪60年代现代青年激进化发展,才再次为发展激进和大规模的同性恋权利运动开辟了机会。 从反帝国主义问题开始,这种激进化逐渐扩大到受压迫的民族,女性,同性恋者,以及现在越来越多地变得有组织的工人阶级。 1969年6月宣布同性恋解放运动诞生的石墙暴动证明了这一观察的真实性,即在这个激进化时期,没有任何一个群体过于受压迫而无法抗争。

来源:A revolutionary strategy for gay liberation (这份资料中详细讲述了性少数平权的历史,以及对性少数的压迫的起源,我这里只摘录了一小部分,以后我会逐渐翻译介绍其他内容。)

苏俄是世界上第一个实现性少数平权的国家,这听起来非常难以置信,但就是事实。但不幸的是,布尔什维克对民主的毁灭最终导致了斯大林的崛起,而斯大林这个披着红皮的沙皇取消了之前的社会主义法律,重新将苏联拉入了沙俄的黑暗中。与此同时,苏联的变化也直接影响了受第三国际控制的各国共产党,当然也包括中国共产党,使得各国共产党都蜕变为了挂羊头卖狗肉的纳粹党。直到1956年匈牙利爆发十月起义和1968年捷克爆发布拉格之春,不少欧洲共产党才断了和苏联的关系。

当然,除了挂羊头卖狗肉的骗徒之外,社会主义者是一直都支持性少数平权的。不过我想你也注意到了,一开始性少数只包括男同性恋(Gay)和女同性恋(Lesbian),而彩虹旗实际上只是G和L的标志。而我们今天所说的LGBTQIA呢,除了B(Bisexual:双性恋)之外,其他的几个(Transgender:跨性别,Queer:非传统性别,Intersex:间性人,Asexual:无性别)形成社区都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才开始的。当然,社会主义者一直以来都是谁受压迫就去支持谁的,所以也一直都同步支持所有性少数平权运动。

进步右派无耻的盗窃了社会主义者的主张,回过头来还反咬一口,此等行径真是恶心得不能再恶心了啊。社会主义者很少刻意强调多元化,因为社会主义的基础价值观是自决,自决的结果必然是多元化,反倒是进步右派盗窃了性少数平权的主张,但自身的资本主义价值观不支持,所以只能不停重复“我们要多元化”了。

最后,欣赏一下性少数们自己的旗帜吧(资料来源LGBT symbols):

Gay和Lesbian:

Lesbian也有单独的旗帜:

Bisexual:

Transgender:

Pansexuality(泛性别):

Intersex:

Asexual:

Queer是对非传统性别的统称,所以就没有自己的旗帜了。

 

资本主义下的私有化教育

學生自殺、學債與貧窮

丽芬 社会主义行动

 

“状元”丶”尖子”等字眼,每缝七月考试放榜都会遍布报章头条,彷佛正在告诉我们这些”菁英”的出类拔萃就是未来社会的典范。灌输式教育制度生产这一小撮”菁英”,同时也制造了为人垢病的学习文化。学生创意思维被扼杀,学习态度往往被动,变成考试机械。香港商业化和私有化的教育制度令学生面对重重考试功课压力丶债务缠身,”精英教育”和巿场主导排除学习能力和经济能力较低的学生,扭曲平等教育的原意。资本主义制度令社会裹足不前,学生在这制度下成为牺牲品。

巿场化与学生自杀率飙升

香港青年协会最近访问了3,000多名中学生及大专生,发现有超过一半人有抑郁的情绪问题,平均每9.3日就有一宗青年自杀个案。政府自2004年开始推行TSA系统评估,社会一直存在极大反对声音,家长指TSA令学生不停操练试题和加大考试压力,有研究更显示因此而造成的幼稚园丶小学和中学生每周平均学习时数增至62小时。

林郑政府漠视社会反对TSA的声音,重推小三TSA考试,目的是利用高压考试制度将学生分成不同阶级,并且迫使学生在课外参与私人补习,促进每年数十亿元的补习市场获利。

教育开支不足

香港拥有庞大盈馀,但是投放在教育上却非常吝啬,教育占政府的总开支由2008年的24.7%下跌至现时的17.8%。教育占本地GDP的比率上更是只有可怜的3.3-3.4%,对比起英国和芬兰等欧洲国家的5.4-7%,香港教育只能与危地马拉丶毛里裘斯等国家齐名。

每年大学的资助学位只有15,000个,只是报考人数的一半,令未符合条件入读资助学士学位的学生”被迫”走向自资院校市场,承受昂贵的学费,经济能力有限的学生只能借贷求学。但从各大专院校的财政报告显示它们每年盈利达数亿元以上,根本与”学店”无异。教育质素远高於香港的国家如芬兰丶德国都提供免费教育,实行小班教学,其他欧洲国家如瑞典丶丹麦的大学教育也是全免学费。这都能提高教育质素,并保障每名学生享有接受教育的权利。

中小学教育私有化

除传统资助学校外,政府实行另有一种名为直接资助计划(直资)予私立学校发展,直资学校现时在港共有61间。过去数十年,传统名校纷纷转为直资,觊觎其可享有收生和索取学费等自由。直资学校每年学费可由9,000元至超越100,000,这根本完全脱离一般基层家庭可以负担的水平。可见私有化的教育制度扭曲平等教育的原意,变相教育成为富裕家庭才可承担的权利。

“国际学校”数目上升

去年,”国际学校”数目达到51间,当中有15间收录本地学生数目多於政府规定的三成上限,更有学校的本地收生占总学生的七成以上,这教人质疑”国际学校”的定义。”国际学校”的本地学生比例上升,这与”国际学校”有更大的教学自主权和不用跟随本地学校严苛的教育制度有关,但”国际学校”学费却绝非一般家庭可以承担,能入读的学生非富则贵。而政府一方面向外宣称本地学生数目不断减少而合理化其”杀校”政策,但却不愿推行小班教学。

香港政府实行新自由主义,大力削减公共教育开支,为大财团的私有化和巿场化铺平道路,基层巿民接受教育的权利被剥夺,自然制造跨代贫穷,学生自杀数字飙升等社会危机。社会主义者认为只有透过群众抗争,反对教育私有化及商品化,要求取消所有学债,将教育全面公共化,大幅增加教育资源,让所有学生免费读书。

http://chinaworker.info/cn/2018/09/29/18773/

社会主义最基本的价值观

社会主义的核心是政治民主+经济民主,这点我说过很多次了,但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社会主义的核心是政治民主+经济民主,而不是其他别的什么?

你也许会说:这问题不是很简单吗?社会主义是反对一切压迫,那么当然反对政治和经济上的压迫啦,所以需要政治和经济都实现民主。

那么,请问为什么社会主义是反对一切压迫?或者更明确的说,社会主义者是基于怎样的价值观才决定反对一切压迫的?

基于对受苦者的同情?不对,因为单纯的同情受苦者,也会导出期盼明君这一结论。期盼明君照顾人民,这其实是很多右派的价值观(虽然他们嘴上嚷嚷民主自由,但同时也赞美所谓的“开明专制”,认可殖民)。

基于对自由的渴望?不对,因为奥派和自由意志主义者也渴望自由,但他们和社会主义者是死敌,见面必吵架的存在(实际上不玩真人快打都算是客气的了)。

当然奥派们和社会主义者们对自由的定义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想要自由市场,而后者想要的,是自由的人。

那么,怎样的人是自由的人呢?

如果你的基本需求无法得到满足,那么你肯定不是自由的人;如果你不能自由的选择你的伴侣,那么你肯定不是自由的人;如果你不能自由的表达自己的性别认同,那么你肯定不是自由的人;如果你不能自由的决定你的身体(例如你的外貌,打扮),那么你肯定不是自由的人;如果你不能自由的去做你想要做的工作,那么你肯定不是自由的人;如果你不能自由的决定是否养育后代(以及养育几个后代),那么你肯定不是自由的人;如果你不能自由的生活在自己想要生活的地方,那么你肯定不是自由的人;如果你不能自由的参与决策那些影响到你的决定(政治的或经济的),那么你肯定不是自由的人;如果你不能自由的决定自己是谁,那么你肯定不是自由的人;如果你不能自由的做任何你想做的并不践踏别人人权的事,那么你肯定不是自由的人。

总结一下就是:如果你不能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简单来说,如果你不能自决,那么你肯定不是自由的人。

没错,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自决,这就是社会主义最基本的价值观!

这就是为什么社会主义是世界上唯一原生支持女权和性少数平权的意识形态!对于社会主义者们来说,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是共同的最高目标,而分歧只在于如何实现!

懒婚青年图鉴:既然不能让彼此变好,为什么要结婚?

2018年10月05日 13:58:22
来源:土逗公社

微博上,有人用“懒婚”一词形容时下年轻人对婚姻既不期待也不抗拒的状态。当婚姻褪下罗曼蒂克的外衣,成为安稳生活+亲密关系的代名词,它正与当代居无定所、人际关系疏离的青年渐行渐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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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老友记》

导语:如果你问现在的年青人:“有没有对象呀?怎么还不结婚?”

他们可能会白你一眼:“结婚有什么好玩的…”

是的,如今的年青人,要么不想结婚,要么不敢结婚,最后,他们都变成了“懒婚”人士。

当全社会都盼着这届年轻人多生几个娃的时候,他们却表示,自己连婚都懒得结了。

《中国青年报》的报道指出,全国结婚登记对数连续4年下降,很多地方的平均初婚年龄也在延后,江苏更是推到了34.2岁。

微博上,有人用“懒婚”一词形容时下年轻人对婚姻既不期待也不抗拒的状态。当婚姻褪下罗曼蒂克的外衣,成为安稳生活+亲密关系的代名词,它正与当代居无定所、人际关系疏离的青年渐行渐远。

我们和6位懒婚青年聊了聊他们对于爱情和婚姻的看法。他们之中有恋爱多年、不差一纸婚书的小情侣,有放纵不羁爱自由的情场老手,也有恐惧亲密关系的母胎单身。对于懒婚,他们各有各的说法,却也有许多不谋而合之处。

他们的回答令人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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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想要的自己都能给自己,为什么还要找一可能带来麻烦的婚姻?

龙猫,女,23岁。坐标:上海。

新人设计师。单身。

对我来说,亲密关系是可有可无的。如果有,会珍惜;若是没有,也不碍着日常生活。但总体上,我更害怕亲密关系带来的风险和压力,害怕彼此伤害,所以还是倾向拒绝它。

其实很现实,我现在根本不敢展开一段恋爱关系。刚刚毕业,前途未卜,压力山大,平时心态不稳定,有很多无法命名、无法梳理的情绪。如果谈了恋爱,很容易把杂乱的情绪投射到对方身上,这样有点不负责任。Anyway,我更想专注于工作,工作赚钱才是最要紧的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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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欢乐颂》剧照。

不过说回来,我不喜欢大多同龄甚至更年轻的男孩子。他们眼里满是躁动和热血,看着就很浅薄无知,有些人都难说是有礼貌,所以也不期待与他们会有什么深入的交谈。

之前在知乎上看到一个回答,说女孩子谈恋爱,不要急于把自己错综复杂的根系拿出来,别人只是想亲亲你的花。但是事实是,如果我已经隐约意识到你将来不可能接受我的根,凭什么要把花给你闻嗅?

我也不想生孩子,社会上二胎、产后抑郁的新闻太多了,逐渐把单身女性都变得恐婚恐育。但是我对养育孩子倒是有些兴趣。

前段时间看新闻,将来上海会开放独身生育小孩,以后有实力的单身女性也可以带小孩上户口,甚至独立收养。看到这个新闻我非常感动,这预示着以后女性也能有更多选择的权利,更加有勇气面对世俗,更加自由。如果这个政策真的能出台,那我对结婚的期待就更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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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居让人意识到,婚姻可能易燃易爆炸,却不会让彼此变得更好

Sara,女,24岁。坐标:北京。

国内研究生毕业,刚考入某事业单位。与男朋友同居一年半。

同居之后,我认识的婚姻是两个星球的碰撞融合,有些爆炸会伤人伤己。

十六七岁时对婚姻充满了期待,和小男朋友约定要举办一场自行车的婚礼,要求所有宾客都骑自行车参加,要抱着一大捧气球坐在后座。所有的想象都是充斥着粉红色的泡泡。到后来逐渐明白,婚礼并不是婚姻的所有,婚姻背后真正的含义令人望而生畏。

和男友同居一年半的生活,让我看透了婚姻。有很多烦心事,大概都是生活里的鸡毛蒜皮:见面的时候玩手机太多,没空理我;说要一起收拾屋子最后都是我干的……我们为此争吵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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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女人迷

在一起久了,我学会了妥协和退让。最开始,我吵起架来很歇斯底里的,不吵完谁也别想睡觉,现在就温和多了,因为发现,好像过了那会儿,我也就不那么生气了。毕竟,如果真的有三观上的大矛盾,早就分手了。

我现在的状态,与其说是不愿意结婚,不如说是不期待也不抗拒。不是说这个人不好而让我恐惧婚姻,而是我逐渐明白,不管这个人好不好,婚姻都不能保证他变得更好。

我妈说,结婚最大的作用是保证财产和合法安全,但是我又没有什么财产,也不贪图别人的财产。而且,我也不想要孩子,不需要考虑户口问题。所以婚姻对我没有什么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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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结了婚,还怎么潇潇洒洒,简直就是生活降级

Nancy,女,30岁。坐标:悉尼。

会计师。在澳洲完成学业后,就业、定居于海外。单身。

我一个朋友说,婚姻应该是让双方变得更好,而不是变成双方的负担。越来越多的人觉得婚姻不再是必需品了。现在,我也一样——不结婚我也能接受。

二十几的时候,我也觉得人得结婚啊!可是现在,对于婚姻思考多了,恐惧感却也多了。

最怕的是家庭生活、孩子教育的责任和压力。特别是孩子,我觉得我有很多毛病,缺陷和心理问题,自己都没活明白,怎么教育下一代?

还有,如果嫁给一个人,可能会把自己的生活水平拉低好几个层次。经济上面的压力会有:结婚以后就是两个人啦,所有事情都得从家庭的角度考虑安排。此外,我身边的朋友结婚后都不像婚前那样随心所欲了。真的不划算!

不结婚,那就自由多了,不用考虑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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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生在婚姻中要承担更多的物质责任,我还没准备好。

大黄,男,25岁。坐标:北京。

保险经理。留学法国一年后,为了寻找事业上的挑战,肄业来到北京。单身。

在我心中,恋爱,就是在懵懂的时候遇到一个人,产生好感,然后有连结,在彼此生命里留下一些印记,这是对另外一个生命的探索,让她融入到自己的生活轨迹中,充满了青春的灿烂、生命的美好。

不过,大概是受媒体和网络影响,我一直觉得婚姻是爱情的坟墓,结婚之后,或许会更像是朋友之间处久了之后,发现彼此“也就那样”。所以我对婚恋没有特别的冲动。

好了好了,作为一个母胎Solo,这些都是想象,你们别当真哈!

其实,我上大学的时候有很多关系不错的异性朋友,但从来没有谈过一场恋爱。经常有人把我和某个女生说成是一对,其实我们只是比较“铁”。不过等到工作了,就基本没时间考虑谈恋爱了。我到现在,还没遇到合适的人。

也有人怀疑我不喜欢女生…其实不是的,我只是比较看重精神的交流。生活不易,能有个人一起分担一下,彼此聊聊还是很好的。但你知道,男生在婚姻中要承担更多物质的责任,我还没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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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享受的是追逐的快感,而婚姻会把我捆死

菠萝,男,21岁,坐标:广州。

生物系本科生。单身。

我谈过5段恋爱,每段不超过4个月,大部分分手都是我提的,因为厌倦了。

实话实说,我对女性的欲望来源于和她们聊天吃饭而产生的审美快感,以及雄性动物的表现欲,再深入就是,想上床却不想负责。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有四性:植物性、动物性、政治性、神性,这四性在我眼里没有高低之别,婚姻是人类政治性的体现,而我没办法每时每刻都保持着政治性,所以婚姻对我是一种不匹配的状态。

我在很长时间内应该是不会考虑结婚的,一方面是没钱,另一方面觉得结婚对自己和对方都没好处。我喜欢的是追逐的快感,就像跑步的人不愿意停下脚步,而非设定一个目标。而结婚等于把两个人捆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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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女人迷

这样说来,结婚对我实在是没好处。如果我想要找爱情的感觉,那我就看看爱情片,然后谈谈恋爱。如果想要性,可以约炮、看片儿。

但我又是矛盾的。我理想的婚姻状态是老婆在家相夫教子,我天天出去和小姑娘吃喝玩乐睡。有这种想法,按理来说是需要接受开放性关系的。可是暂时还不行——可能我内心深处还是比较“传统”,不想被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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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以结婚为目的谈恋爱才是真爱。

豆子,男,25岁。坐标:广州

媒体编辑,恋爱4年。

我跟女朋友相识7年多,在一起4年。我们已经在一起生活了两年,渡过了磨合的阶段,到现在,跟刚结了婚的状态其实没多大区别。不过,我们还没有计划结婚。

很多人都把婚姻看成是爱情修成的正果。但我觉得,婚姻不仅不能为爱情提供保障,还会让爱情变得物质、不再单纯,还可能加重爱情的负担。所以,宁愿给爱情减负,我不想结婚。

我不是排斥结婚,只是不太看重,懒得结婚。我不太看重一纸婚书,更重视爱情的质量和感受,我对亲密关系的期待是彼此在爱情里不断学习、分享新东西,让爱情不断生长,保持活力。用结婚证把两个人绑起来,我只能说挺没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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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的中国,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宁可忍受孤独,也懒得结婚,家庭不再是必需品。

但别太悲观,懒婚有时来自个体的觉醒。家族的意见不再作为婚姻观念的决定因素。在个体化的作用和浪漫爱情文化的影响下,亲密关系中的主观体验越来越被放在了突出位置,年轻人甚至信奉“大不了就离”。 年轻人相信:没有该结婚的年龄,只有该结婚的爱情。

此外结婚率持续降低,意味着女性地位和经济能力的提高。当女性不再需要婚姻来确定自己的社会地位、获得经济保障,更多的女性得以自主选择结婚与否。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消解了婚姻的经济意义。

不过,懒婚青年的自主性却离“自由”还有很远。他们的想法多是:晚一天结婚,就多一天自在——懒婚的背后,往往是不敢结婚。

在我们的文化中,居住稳定、养育后代仍然是婚姻的标配。但近年来,房价节节攀升,赚取一套房简直遥不可及,不少初出社会没多久的年轻人尚且蜗居在自己的合租房里。他们既没有心思,也没有力气推开那扇沉重的婚姻之门。如果结婚不一定能让生活更好,甚至会适得其反,那么轻轻松松谈个恋爱,不好吗?

年轻人真正失去的,却是选择亲密的权利。改革开放之后,生活的安全网被彻底击破,市场化的浪潮中,为了寻找更好的生存机会,人们愈加频繁地在不同的工作、城市、居所之间流动。快速、剧烈的社会变迁摧毁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理解和联结的基础,稳定、亲密成了奢侈品。人们的生活环境都不稳固,生活于此的人们又怎敢轻易奢望天长地久?

说到底,婚姻观念映照出的,是一个社会带给人安全感的程度。我们可以想象,当住房、医疗、教育不再是压在年轻人身上的三座大山,当人们不再需要焦虑地通过频繁的位移来讨生活,那么,他们或许可以真正自由地选择恋爱或独身、懒婚或结婚,而不再是“不敢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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