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是强大的武器 — — 如何使用它?社交工程攻击演示继续:致命的诱导

我们回来啦。

上一次关于“诱导”的介绍中我们谈到了:通过不断练习,基于我们介绍的技巧,你将越来越熟练,不仅能将这一技术用于正义的目的,而且可以防范自己被高超的诱导者操控

这篇文章将具体介绍:您应该如何练习以掌握这些技巧。

成为成功的诱导者需要几个关键要素:

  • 不惧与他人交谈,包括处于非“常规”场景中 — — 热情好客的“有人缘儿”形象是完全可以装出来的;
  • 真心关心他人,即使是陌生人。乐于并享受倾听 — — 这点很重要。真心还是假意很容易让你暴露,基本上无法伪装,你需要尝试让自己富有爱心,真的去关心他人的心情。还记得我们强调过的吗:杰出的交流者是擅长倾听的,而不是擅长表达
  • 只在有了真正的解决方案时才提供建议或帮助。在他人说出自己的问题时,不做主观判断 — — 这也很重要,尤其是在中国+超个人主义时代的大环境下。中国社会由于同理心很差,超个人主义时代人们倾向于主观意见,这会让“交流”变成自说自话,从而浪费了探索对方心理的可能性。杰出的社交工程人员绝不会看起来像一个高傲的利己主义者。

确实存在成功诱导的关键元素。美国国土安全部有一个供内部员工使用的有关诱导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中有一些十分精彩的观点。基本上看,诱导的应用在于其有效性、很难察觉及不具威胁性。该手册采用了“怎样避免”的角度来描述诱导,但是其后续章节中也给定了一些场景以展示其要点。你能在上面的链接中看到英文原版。

现在我们来梳理一下它提供的要点。

1.唤醒他人的自我

美国国土安全部的手册中的场景如下。

攻击者:“你的工作一定很重要,某某认为你很厉害。”

目标:“谢谢,谬赞了,但是我的工作并不那么重要,也就是……”

唤醒他人自我的方式简单有效,但是要注意,如果滥用这一强大的工具、或者不是出自真心,则会让目标失去热情。你不会到处和人说:“哇噢,你真是全球最重要的人,长得还那么帅。”这样说只会引起别人的警觉,适得其反。

唤醒他人的自我需要微妙的处理。如果你碰到的是一个真正的自我陶醉者,在听他夸耀自己的过往成就时,眼珠不要转,不要叹气,也不要争论。微妙的自我唤醒要像这样,“你的那个研究改变了很多人在……方面的观点”;或者“我无意中听到张先生在那边说,你是他最敏锐的数据分析师”……等等。要达到目的,但不能说得太明显。

据美国国土安全部的手册介绍,精心的吹捧会促使他人说出一些从未透露过的信息,而这正是社会工程人员想要的结果。

2.表达共同的兴趣

考虑如下的模拟场景。

攻击者:“哇噢,你有 ISO 9001规范数据库的背景?那么你该看看我们开发的辅助认证的报告引擎模型,我可以发给你一个副本。”

目标:“太好了。我们正琢磨着在系统中添加一个报告引擎呢。”

表达共同兴趣是诱导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上面的特殊情境里,甚至比“唤醒自我”更加有效,因为它迅速拓展了关系,超越了初始交流范畴。目标同意进一步接触,同意接收攻击者发送的软件,且表达了以后继续讨论公司软件计划的兴趣。所有这些都会导致大规模安全入侵。

此时的危险在于攻击者完全掌控了形势。他控制了下面的步骤,发送什么信息、多少信息以及何时发送。对社会工程人员来说,这一步相当有利。

当然,如果是长期目标,可以找一个能共享的软件,那就更有利了。共享有用的、恶意软件能够构建信任及和谐的关系,使目标产生进一步交流的责任感。

3.故意说错

不经意间说错一些事似乎会适得其反?不,这点如果处理得好,却也能是一件利器。

攻击者:“所有人都知道 XYZ公司这方面的软件销售得最多。”

目标:“事实上并不是这样。我们公司从1998年就开始销售类似的产品了,通常我们的销售记录会超过他们的23%以上”。

再比如这样。

攻击者:“我觉得某某人他们的团队很大啊,有几百人,分布在至少三四个城市”。

目标:“这有什么,我们有一千一百人,不仅在***等城市建立了根基,还正在向***国家发展……”

有效使用这种方式能诱导目标说出真实的数据。大部分人在听到错误的表达时都有一种校正的欲望,似乎他们自己的正确性受到了挑战。人们喜欢告诉他人、显示自己的博闻强识,不能容忍错误是人类的天性。没错,也是人类的弱点。⚠️

充分理解这一点,可以让这一攻击变得更强大。你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让目标说出真实的全部细节,也能在一群人中立刻发现对这一主题最为了解的人。以便发起下一步针对性的攻击。

可怕吗?我相信99%的人都能中招。尤其是在社交网络上!想想你平时给网络上的陌生人“纠错”的冲动吧。

不过对于社交工程师来说,这种方法不宜多用,过多的使用会变假,反而引起某些人的怀疑,尤其是那些掌握了很多秘密信息的人。他们的确有弱点,但也有着比普通人更加强烈的警惕性。他们会在下意识中犯错“说走嘴”,但不可能经常走嘴,于是作为攻击者,要见缝插针式地使用这一技巧,切勿贪婪。

4、主动提供信息

美国国土安全部的手册中对人的共性做了很好的概括。其中责任感就是一种很强大的力量。作为社交工程师,在交流中主动提供信息会迫使目标提供具有同样价值的信息

我的一位朋友看上了一位姑娘,希望获得追求的机会。这位朋友很实在,是以结婚为目的的追求,于是很想了解下姑娘的年龄、学历等信息。你知道的,对女士来说这些是禁忌话题,你无法直接提问。于是我建议他先介绍自己,把介绍性信息穿插在一堆其他话题之间,以掩盖目的性,并让对话环境变得自然。结果不出所料,姑娘果然主动说出了自己的年龄:“哎呀你比我大五岁呢”。很不错吧。

想试一下吗?下次在聊天中这样说,比如:“唉你听说没有啊,同事A被辞退了!现在找工作好难的,他这个年龄恐怕……真是不幸啊”。

大部分人在听到你这么说的时候都会附和一些近似的情绪,并带出近似的信息:“啊,我没听说啊!太惨了,最近很多人都遇到了麻烦,同事B正在办离婚呢,房子都保不住了”。

因为人类倾向于制造气氛和谐,表达自己的同病相怜心态,于是很多人喜欢分享类似的信息,社交工程人员可以利用这一点,为谈话设置一个基调或氛围,从而构建出责任感

5、假装高深

看起来与上述中“说错话”的装傻相反。但这是另一个非常强大的工具。

一般情况下,如果对方具有某方面的知识,和他讨论相关问题并无不当。攻击者可以审慎地利用这一点,首先展示一些信息,假装知道一些内情,然后使用诱导技术展开话题。过程中把别人的观点当成自己的说出来,进一步强化自己的专家假象。你笑了吗?哈哈,我知道的,我们的读者中 90% 的人在网上交流中遇到过这样的人 — — 他们把自己读过的他人的观点当成是自己的观点说出来。俗称“装13”,他们应该没有恶意,但是,请注意,这种方法如果被恶意者有目的地使用,效果将非常强大。

下面举个例子。

你的任务是到一家完全不熟悉的公司谈一笔交易。你需要在前往见面之前搞明白该公司的详细信息。你发现另一些人似乎对该公司有一定了解,知道与该公司的人打交道的技巧。但是你不认识这些人。你应该如何打探到关于该公司的细节?

以“求问”开头?再发个红包?不不,这样你不可能得到全面的真实的信息。

你可以以闲谈者的身份加入这群人的交流。首先是要基于你的目的了解到一些可以钓出有价值信息的引线知识。比如你应该对“搞关系”这个话题本身很熟悉,去找一些资料来读,记住其中的关键技巧,在和那群人闲谈中将你记下的东西随便说出来,假装自己是这方面专家。

这番发言要自然,由于话题近似肯定能引起那群人的兴趣,从而对你的发言“做出更多补充”,而这些补充就是你想要的东西了。如果你觉得信息还不够充分,那就继续使用上述以及前文中介绍过的方法,比如装傻、故意说错话等等,穿插应用它们,能更多激发目标人深入的阐述。

6、酒精的作用

在中国,这件事基本不必多说了,几乎所有人都明白它是什么意思,连秘密警察都知道邀请目标人 — 即被他们监视的人 — 吃饭喝酒,以加强诱导的可能性。所以你应该避免和心怀不轨的人一起用餐。

⚠️ 注意,如果你经常在社交网络上晒高级酒品或酒局的照片,对方将能够借此了解到你的弱点!

更麻烦的是,有些时候人们并不清楚谁是心怀不轨的人,也不知道自己在攻击者眼中的价值何在。这就有些棘手了,而且很危险。有一个著名的例子能说明这个问题。

80年代,某实验室的一位资深科学家访问某国的一个研究院,举办一个关于核聚变的讲座,这是他的专业。他在核武器方面有着丰富的知识,但他也深深明白,这方面是禁区,所以需要将讲座的内容限定于他的研究主题。

讲座很成功。为他庆祝的酒会上,人们不断走上前来赞扬他的知识学术,每次都要祝酒干杯,就像你知道的那种场面。逐渐的,人们开始和他打听一些绝密的信息,例如氘和氚的点火要求,这两种元素是中子弹的组成部分。

他可没醉,他对这些问题防护得很好。但是吹捧激烈,他似乎有点架不住了,于是打算浅浅的做一个类比。于是他说,如果将这两种元素混合在一起成为一个球,从桌子上滚下来,它们就能点燃,因为它们的燃点很低。

这个看起来打趣式的无用消息实际上已经为该国的核武器研究者提供了清晰的指引。他们会以此为引线和另一位科学家交谈,然后得到更多的知识,由此类推以获得更多的知识。最终掌握了清晰的蓝图。

这可是完全真实的故事。

在重要的社交工程攻击中,所有必要信息往往不会来自于同一个攻击目标,而是这样:你从第一个人口中套出关于时间地点的信息,再利用这些信息,假装是自己的了解,而从第二个人口中套出更多信息。以此类推,不断深入,最终将这些信息聚合在一起。这不是件容易事,但完全可以做到。后面还会继续分析这点。

⚠️ 所以为了防止被诱导,你需要记住,并不是自己感觉自己说出来的东西“无关紧要”它就真的无关紧要了,你说出的话可以作为一个引子,从而进一步对其他人使用诱导。

提问的学问

提问是一门大学问。不仅能让自己长知识,还能成为攻击的绝佳武器。作为社交工程人员,你必需认识到,诱导绝不是走上前去问对方:“你的服务器密码是什么?”

好吧这是个玩笑。但是要知道,你的目的是利用一些琐碎的信息,然后通过它们构建出你所寻求的答案的全貌,或者通过搭梯子的形式一步步获得你想要的东西。

不论使用哪种方法,这类信息收集方式都会为社交工程人员达成目标清晰的方向。作为一个防御社交工程攻击的人,你应该有意识的去捕捉对方的话题引导是否具有台阶的效果,基于你需要保密的东西来说,这些话题是否正在打造某种路径

好的,我们还是以攻击者的身份来演示这个问题。

下面分析较常见的几类提问方式,以及社交工程人员如何使用它们。

1、开放式问题

开放式问题就是那些无法用“是”或者“不是”来回答的问题。如果你问:“今天外面很冷,是吧?”得到的答案只能是:啊、嗯、是啊,之类的玩意。如果你的问题是:“今天外面的天气怎么样?”那么就能引导出更有效的答案,而不仅仅是“是、不是”。

这个方法不难,很多“优秀的”记者都会,尤其是那些商业媒体记者或者党刊记者,这就是为什么这里的“优秀”带有引号。它是指在社交工程学利用层面上的优秀,它本身有可能违背新闻原则。

想象这样一个场景。我约你见面,而临时你取消了约定,我希望知道原因。我会这样说:“你怎么了?到底出了什么事?”

“我感觉不太舒服”。

我:“啊,希望你现在感觉好一点了。哪里不舒服啊?”

这样继续下去,通过一连串的提问我就能知道为什么你没有赴约。假设我仅仅是责备,那我很可能什么信息都得不到,比如这样:“嗨伙计,你到底搞什么啊,居然放我鸽子!”

开放式问题的一个强大之处就在于,可以加入更多的为什么和怎么样。如果问题中包含为什么或怎么样,就有机会得到对方更深入的解释,其中会暴露一些你感兴趣的细节。简单说就是,让对方有机会说得更多,必然会露出线索

2、封闭式提问

看起来封闭式提问和开放式提问截然相反啊,为什么也会有用呢?

因为封闭式提问的目的通常不是要得到详细信息,而是要对目标进行进一步的引导

司法人员和律师经常运用这样的推理。如果想要目标遵循特定的回答路径,他们的提问往往是封闭式的,不允许答案出现天马行空的可能。比如这样:

“你认识被告人张三吗?”

“是的我认识”。

“6月9号夜晚你在ABC酒店见到了张三?”

“见到了”

“当时是什么时间?”

“晚上十一点半左右吧”

你看,所有这些提问都是封闭式的,其答案只能一两种。

3、引导式提问

引导性提问结合了开放式和封闭式的特征,是具有答案暗示的开放性问题。比如这样:“6月9号晚十一点半左右,你和张三在ABC酒店见面了,是吗?”这种类型的提问会引导对方,为其提供表达自己观点的机会,但其发挥的空间很窄。同时,引导性的问题能暗示你对答案已经有所了解了。

如果你被秘密警察做出这样的提问,要注意,他们有可能已经拿到了一些信息,这种时候你需要谨慎回答,避免被进一步套出更多信息。因为他们既然找你谈话,那就意味着他们掌握的信息至少很不充分。并且,你提供的任何信息都将被他们用来实施进一步的操控,对你、或者对更了解此事的人。

如果他们只是在宣传“我们现在什么都知道了,你要是撒谎对你可没什么好处”,等等,这种情况下说明他们根本没有了解什么关键信息,这只是恐吓,所以不用害怕,专心致志在谨慎发言的关键点上。

英国心理学家 Frederic Bartlett 总结过一个关于记忆重构的研究结果,很著名。他告诉实验对象一个故事,然后让他们立即回忆其中的部分事实,然后两周、四周之后,再次进行回忆。

Bartlett 发现,实验对象根据他们各自的文化背景、信仰和个性,修改了故事的细节,没有人可以正确的回忆完整的故事。这证明了记忆并非是对过去的正确记录,很多人会*构造记忆*来契合自己对世界的已有认知

在被询问时,很多情况下我们的记忆库是基于自己的感知和对自己重要的事情而形成的。正是因为这样,通过引导性问题来操纵人们的记忆是可行的。最经典的记忆操纵案例就是保罗英格拉姆案了,当事人的记忆被完全扭曲,在压力和逼问下竟然真的觉得自己就是个变态狂。我们两年前在“劝导术”的文章中介绍并分析过这个案子,你可以在这里看到

Elizabeth Loftus 是一位目击证词研究专家,也是这方面的开拓者,她曾经演示了利用引导性问题扭曲人们记忆的可能性。例如,给目标人看一张没有泰迪熊的儿童卧室照片,然后问目标人:“你有没有看到一只泰迪熊在房间里?” 你并没暗示房间里有泰迪熊,所以他会按照自己的想法回答:“有”还是“没有”。然而,如果提问变成这样:“你看到泰迪熊了吗?”这就在暗示房间里有泰迪熊,大多数时候对方会回答“看见了”,因为人们有一种印象,即泰迪熊和儿童房间存在相关性。

并不是看起来这么简单。这样的问题往往会混在一大堆无关紧要的问题中间,过渡会非常快,如果你放松警惕就很容易中招。反过来看,学习怎样使用引导式提问能明显增强社交工程人员收集信息的能力。

4、假设性提问

就是字面的意思 — — 你假设目标人已经拥有特定的知识(对特定事件的了解)。通过假设性提问,社交工程人员能够确定目标是否真的拥有他想要的信息。

这种提问在司法调查中很常见。比如审讯者并不知道目标人是否认识张三,以及和张三的熟悉程度如何。那么这样问:“张三住在哪儿?”通过目标人的回答可以分析出想要的东西。

使用假设性提问时有一点需要注意,就是:不要让目标人了解事情的全貌。这点很关键,如果目标人了解了整个意图,社交工程人员就会丧失对环境的部分控制能力,控制权会反转。并且,你也不能通过假设性问题指责目标的失误,这样会疏远目标,同样会失去控制权。

如果你是社交工程人员,在使用假设性提问时,最好已经对事实有了部分了解,然后将事实贯穿在问题中。这点非常重要!也是中国情报机构、甚至国宝会使用的方法。它唬人的效果很强大,你一害怕就输了

假设性提问中绝不能含有虚假信息,否则目标会迅速失去兴趣,你不可能再得到真话了。并且,你必须做一个充分的前期研究,积累一些关键知识,这样就可以作出精妙的假设性提问。但请注意,如果你无法满足目标对你的知识水平的预期,反而会把整件事搞砸!所以,不能装得太大。

回到上面的核物理学家的例子,假设我的问题是:“氘和氚的温度阈值都很低,在处理它们的时候怎样避免燃烧呢?” 如果我本人不是核物理学家,可能很难得到后续的内容,这样提问只会适得其反,没什么用处。你需要对假设性提问进行合理的规划,才能获得最大的效果。

警方和司法人员很擅长这手。“进去”过的人都熟悉这个,司法人员有一个“法宝”,那就是他们会这样说:“在回答下一个问题之前,请考虑清楚……”。这句话给对方的暗示是:在回答时一定要诚实。这招很好用的。我们展示的是一个模式。你可别直接用原话哦,因为你没有那身制服,你说出这句话很可能吓唬不了别人。

好啦差不多了,我们来总结一下。

— — 如何精通诱导 — —

诱导在应用中有一系列的原则,请记住以下几个要点:

  • 问题太多会吓跑目标。如果你用一堆问题轰炸,不会有任何收获,只会让对方害怕。记住,对话是一种有来有往的交互,你想要提问,就需要告诉对方一些信息,这样才能让对方感觉自然。
  • 问题太少也会让对方不自在。你一定碰到过那种“尴尬的沉默”,直接把天儿聊死了。这样不会有效果对吧?不要假设目标善于交谈,会长篇大论、滔滔不绝,你需要控制整个局面。你必须做足准备工作,针对你需要进行的话题,以便让对话有趣。
  • 一次只问一个问题。我们后面会介绍“思维缓冲区溢出”,但是在这里,你的目的不是使对方溢出,而是收集信息,构建答案的轮廓。所以你必须掌握一个平衡,不能显得太急切,也不能兴味索然。

这些原则有助于你掌握这一惊人的才能。不论是用于社交工程,还是普通的学习交往的技巧,都应该遵循以下的方法:将谈话想象成一个漏斗,上面是最大的、最“中性”的部分,底部是最窄的、最直接的部分。

开始问一些相对中性的问题,通过这些问题收集一些情报线索。在对话中要你来我往,然后问一些开放性的问题。如果有需要,使用几个封闭式问题将目标引到我们最感兴趣的部分。如果情况允许,进入漏斗底部,询问最直接的问题 — — 从这个漏斗中流出的就是源源不断的有价值的信息。

在中国,你有很多机会使用这样的方法来预防被诱导,而且这种机会只会越来越多,随着中国当局对所谓“间谍”的防御兴趣加强,普通人都可能有机会直面来自国安部门的、经过高端心理训练的诱导人员。我们已经收到了类似的报告。所以,你知道这些技术的价值,它有可能事关人身安危。

小结

诱导技术是强有力的,不仅能提升社交工程攻击能力,也能提高日常沟通的水平。明白如何提供正确的节奏和方式给出恰当的问题,可以得到更多的机会。作为社交工程人员,这是一个成败的分水岭。第一印象往往取决于外表,但是,从你口中说出的话更是成败的关键。

精通诱导技术几乎可以确保社交工程人员的成功,也能为你扮演的角色大大加分。

我们上面开了一个玩笑:“你没有司法部门的制服就无法使用那套原话来强迫对方说出真相”,因为不管用。其实这不仅仅是个玩笑。诱导攻击往往要结合伪装的使用,成功的伪装能极大程度上给诱导效果加分。怎么做?后面我们会慢慢介绍。下次见。◾️

https://medium.com/@iyouport/%E8%AF%AD%E8%A8%80%E6%98%AF%E5%BC%BA%E5%A4%A7%E7%9A%84%E6%AD%A6%E5%99%A8-%E5%A6%82%E4%BD%95%E4%BD%BF%E7%94%A8%E5%AE%83-%E7%A4%BE%E4%BA%A4%E5%B7%A5%E7%A8%8B%E6%94%BB%E5%87%BB%E6%BC%94%E7%A4%BA%E7%BB%A7%E7%BB%AD-%E8%87%B4%E5%91%BD%E7%9A%84%E8%AF%B1%E5%AF%BC-a545ca831d24

聊聊游戏开发者们所遭受的剥削压迫

游戏开发(gamedev)在很多人,特别是玩家眼中,是一个非常美好,快乐,收入又高的行业。因为游戏很好玩,所以你们就这么觉得了,对吧?

但事实和你们这些玩家的想象刚好相反,这行业就是个血汗行业!而开发者们的收入看起来的确不低(和资本主义金字塔最底层的行业相比算得上“工人贵族”,但和老板们相比,呵呵),可这是拿命换钱!

一起来看看真实的gamedev现状吧:

Crunch: The Video Game Industry’s Notorious Labor Problem(超长时间加班:视频游戏行业中臭名昭著的劳工问题):

Due to some “unlucky business negotiations” with publisher Ubisoft, Techland hadn’t been given enough time to finish the game. With a release date looming and far too much work left to complete, the team turned to one of the video game industry’s most notorious practices: crunch.

由于与出版商Ubisoft的一些“不幸的商业谈判”,Techland没有被给予足够的时间来完成游戏。 随着发布日期迫在眉睫但还有太多工作要完成,团队转向视频游戏行业最臭名昭著的做法之一:超长时间加班。

“We all had the enthusiasm and drive to create a good game, but there simply weren’t enough hours around the clock to fit everything in,” Nosek says. “Out of exhaustion we were making stupid mistakes, which required even more patching later on. We would lose our tempers easily, and at some point we developed a pretty surrealistic attitude to the project as a whole.”

“我们都有热情和动力来创造一款优秀的游戏,但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实现所有内容,”Nosek说。 “因为精疲力尽,我们犯了愚蠢的错误,导致后来需要更多补丁。我们会轻易地发火,而且在某些时候我们对整个项目产生了一种非常超现实主义的态度。”

Another former Techland developer (who asked to remain anonymous) explains that, “from Monday to Friday it was around 10 hours a day on average,” but it often went well above this. Saturday was usually an eight-hour shift, with a few extra hours on Sunday to “tie up loose ends that would help the team with their planned work for the following week.”

另一位前Techland开发商(要求保持匿名)解释说,“从周一到周五平均每天大约工作10个小时,”但它通常远高于此。 星期六通常是一个8小时的轮班,周日需要额外的几个小时才能“捆绑松散的末端,这将有助于团队在接下来的一周内完成计划的工作。”

The long weeks soon turned into long months, and the crunch began to take a personal toll. Life became work; work became life.

漫长的几周很快就变成了漫长的几个月,而超长时间加班开始造成个人损伤。 生活变成工作; 工作变成生活。

How crunch is more than a labor issue in the video game industry(超长时间加班在游戏行业中不仅仅是一个劳工问题):

A piece recently published by Game Informer features interviews from various people working in the game industry, discussing a massive labor problem that has been plaguing developers for years: crunch.

Game Informer最近出版的一篇文章介绍了游戏行业各种人士的访谈,讨论了多年来困扰开发者们的大规模劳工问题:超长时间加班。

“Crunch has been prevalent in the games industry for decades, and while it’s not unique to the games industry, it has become a negative practice that has perpetuated for too long,” explains former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IGDA Kate Edwards. “It burns people out, discourages them from continuing in the industry, and has seriously negative effects on physical, mental, and social health.”

“超长时间加班在游戏行业已经流行了几十年,虽然它并不是只存在于游戏行业中,但它已经成为一种长期存在的负面做法,”IGDA的前执行董事Kate Edwards解释道。 “它将人们摧毁,阻止人们继续从事该行业,并对身体,心理和社会健康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A survey conducted by the IGDA in 2015 found that 62 percent of developers said their jobs involved crunch and of those nearly one-third said crunch meant 50-59 hours of work a week. A 2014 IGDA survey found the most common reason for developers leaving the video game industry was “poor quality of life.

IGDA在2015年进行的一项调查中发现,62%的开发者们表示他们的工作涉及超长时间加班,而近三分之一的人表示,超长加班意味着每周工作50-59小时。 2014年IGDA调查发现,开发者们离开视频游戏(视频游戏就就是中国玩家所熟悉的单机游戏)行业的最常见原因是“生活质量糟糕”。

Krzysztof Nosek, the multiplayer programming lead on Call of Juarez: The Cartel discusses how crunch forced him to take a step back and reflect on the repercussions. Not only was it bad for hi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but it was affecting his personal life. “In retrospect you see the different directions that you and the world around you have taken, and you must judge whether it was worth it or not,” Nosek says. “It’s a tough moment that can quite often bring bouts of depression or low morale – the infamous ‘post-crunch realizations,’ as they are known.”

Krzysztof Nosek是Call of Juarez:The Cartel的多人游戏部分的开发者,他讨论了超长时间加班如何强迫他退后一步并反思其后果。这不仅对他的身心健康不利,而且影响了他的个人生活。 “回想起来,你会看到你和周围世界的不同方向,你必须判断它是否值得,”Nosek说。“这是一个艰难的时刻,经常会带来一阵沮丧或士气低落—臭名昭著的’后加班意识’,这是被众所周知的。”

The Horrible World Of Video Game Crunch(一个视频游戏行业超长时间加班的糟糕的世界):

In February of 2011, fresh off nine months of 80-hour work weeks, Jessica Chavez took a pair of scissors to her hair. She’d been working so hard on a video game—14 hours a day, six days a week—that she hadn’t even had a spare hour to go to the barber.

2011年2月,从为期九个月的80个小时的工作周中解脱出来之后,Jessica Chavez对着她的头发拿起了一把剪刀。她一直在努力制作一个视频游戏—每天工作14小时,每周工作6天—她甚至没有空闲时间去理发店。

As soon as the overtime came to an end, so did 18 inches of hair. “[It was] retaliation for the headaches the weight of it had given me while working,” she’d later tell me. “It got so heavy… it was unbearable after a while.”

加班一旦结束,18英寸的头发也一样被终结了。 “这是对工作中这些重量给我带来的头痛的报复,”她后来告诉我。 “它变得如此沉重……过了一段时间后,这是无法忍受的。”

Chavez, who writes and edits text for the boutique publisher XSEED Games, says she dropped 10% of her body weight during this period, where she handled just about all the dialogue for the text-heavy role-playing game Legend of Heroes: Trails in the Sky. By the end of the project, she weighed 99 lbs. (She’s 5’4.)

为精品出版商XSEED Games撰写和编辑文字的Chavez说,在她处理了多文本角色扮演游戏“英雄传说:空之轨迹”中的所有对话期间,她减少了10%的体重。到项目结束时,她的体重为99磅(45kg)。 (她的身高为5’4英尺(1.62m)。)(算了下BMI为17,属于偏瘦,被超长时间加班摧残的)

Spend any amount of time talking to people who make video games and you’ll hear thousands of stories like this. Crunch, as it’s called, has become status quo for the video game industry, as routine to game developers’ lives as daily commutes or lunch breaks. From multimillion-dollar blockbusters like Call of Duty to niche RPGs like Trails, just about every video game in history is the net result of countless overtime hours, extra weekends, and free time sacrificed for the almighty deadline. This crunch comes in many different forms—sometimes it’s long and drawn-out; other times it’s just a few weeks at the end of a project—but for people who work in video games, it’s always there. And because most game developers work on salaries, it’s almost always unpaid.

如果花费任何长度的时间与制作视频游戏的人交谈,你会听到成千上万的类似的故事。 正如所谓的“超长时间加班”已经成为视频游戏行业的普遍现状,就像日常通勤或午休时间一样成为游戏开发者们的日常生活。从像使命召唤这样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大片到像Trails这样的小众角色扮演游戏,历史上几乎所有的视频游戏都是无数的加班时间,额外的周末以及为全能截止日期牺牲的空闲时间的最终结果。这种超长时间加班有许多不同的形式—有时它持续很久; 其他时候,在只需要在项目要结束时进行几周时间—但对于从事视频游戏领域工作的人来说,它始终存在着。 而且由于大多数游戏开发者们都是固定工资,因此超长时间加班几乎总是没有报酬的(赤裸裸的剥削啊)。

Conversations about the morality and necessity of crunch have dominated the industry for over a decade now, ramping up in 2004, when the game designer Erin Hoffman wrote an exposé about practices at video game publisher Electronic Arts. Hoffman, who went by the name EA Spouse, wrote about how various forms of crunch were destroying her significant other’s life, hammering EA for practices she said were unethical and illegal. The blog went viral, causing widespread outrage and triggering a series of class-action lawsuits that led EA to settle for tens of millions.

关于超长时间加班的道德和必要性的对话已经在这个行业占据了十多年的主导地位,在2004年,当游戏设计师Erin Hoffman写了一份对电子游戏发行商Electronic Arts(单机玩家们最熟悉的名字之一)的揭露时,她以EA Spouse为名写到了各种形式的超常加班如何摧毁对她重要的其他人的生活,并指责EA所做的那些她认为不道德的和非法的做法。该博客像病毒一样迅速传播,引发了广泛的愤怒并触发了一系列集体诉讼,导致EA赔偿了数千万美元。(资本主义辩护士们会说为什么她不辞职,呵呵,让受害者滚然后老板们继续胡作非为剥削压迫?呸!更别说其他公司一样是血汗工厂!)

Today, however, things haven’t changed much. Developers regularly lament having to suffer through unrelenting crunch cycles where they go weeks or months without seeing their families. A 2014 survey by the International Game Developers Association found that 81% of polled game developers had crunched at some point over the previous two years. (50% felt crunch was expected in their workplaces and a “normal part of the job.”)

然而,今天事情并没有太大变化。 开发者们经常感叹不得不遭受不间断的超长时间加班周期的折磨,这使得他们和她们经常数周或数月都看不到他们和她们的家人(这和血汗工厂的流水线奴工有得一比了)。国际游戏开发者协会在2014年的一项调查中发现,81%的受访游戏开发者在过去两年中曾经处于某种程度的超长时间加班上。 (50%的人认为他们在工作场所总是会出现超长时间加班,而且这是“正常工作的一部分。”)

Why is this still happening? Why do people so often have to work crazy hours just to make video games? Should companies be doing more to prevent it? Over the past few weeks, I’ve talked to some two dozen current and former game developers—some of whom spoke on the record and others who asked to be kept anonymous—to try to answer some of these questions. The stories are candid and ugly: Some speak of nights sleeping in the office; of going weeks without seeing their families; of losing friendships and relationships because of endless unpaid overtime. Some say crunch drove them away from the video game industry. Some say they’ve taken vows to never work more than 10 hours a day.

为什么这仍然发生? 为什么人们经常为制作视频游戏而工作令人疯狂的时间? 公司应该采取更多措施来阻止它吗? 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我与二十多位现任和前任的游戏开发者们进行了交谈—其中一些人在记录中发言,另一些人则要求保持匿名—试图回答其中一些问题。 故事坦率而丑陋:有些人谈到在办公室睡觉的夜晚(我想起了被迫睡在机器下面的工人); 几周都见不到家人; 由于无休止的无偿加班而失去了友谊和关系。有人说,超长时间加班使得他们远离视频游戏行业。 有人说他们从此发誓从不工作超过10小时。

“Crunch is any time a milestone is behind schedule,” the developer said. “Crunch is any time a project is due for review by management. Crunch is any time an issue comes up that prevents other people from working. Crunch is any time a publisher decides they want to see something now or wants new features that weren’t planned previously. Crunch is when any trade show or article requires a demo/trailer/screenshots/you name it. Crunch is after the public sees said PRE-RELEASE content and starts tearing apart something that’s not finished… Crunch is not uncommon. It is the norm.”

“任何时候当里程碑落后于时间表时,超长时间加班就会出现”,开发者们说。 “任何项目需要由管理层审核的时候,超长时间加班就会出现。任何出现导致其他人无法工作的问题的时候,超长时间加班就会出现。任何发布商决定他们想要现在看到东西或想要以前没有计划过的新功能的时候,超长时间加班就会出现。任何贸易展览或文章需要演示/预告片/截图/你命名的东西的时候,超长时间加班就会出现。在公众看到先行版内容并开始撕裂未完成的东西之后,超长时间加班就会出现…..超长时间加班并不罕见。这是常态。“

在游戏行业,他们正在被疯狂加班文化摧毁:

这样的故事在该行业很常见。去年美国的电子游戏行业创造了304亿美元的产值,但是人们付出的代价无法计算。设计师克林特·霍金(Clint Hocking)描述,游戏开发过程中的密集加班导致的压力和焦虑令他出现失忆。资深游戏程序员布雷特·杜维尔(Brett Douville)说,有一次他连续工作太久,一时无法自己走下车子
像《质量效应》(Mass Effect)和《神秘海域》(Uncharted)这样的现代电子游戏开发费用高达数千万美元,需要数百人的劳动力才能完成,他们每周可以工作80甚至100小时。在游戏开发中,密集加班并不局限于项目的最后两三周。一个团队可能会在任何阶段开始密集加班,一次密集加班可能会持续数月。程序员会在周末深夜修改漏洞,动漫人员会利用周末对角色做最后的修饰,而团队中的每个人都会感到压力,要去加班,以与超负荷工作的同事们保持一致。

 

虽然很多工作都要求人们付出时间精力,但游戏行业的情况格外严酷。美国大多数游戏开发者不会因为加班得到额外补偿。他们可能会羡慕电影界的同行,因为电影行业的工会可以帮助从业者规范工作时间,并确保他们能拿到加班费。与银行和法律行业等同样以工作时间极为残酷著称的其他领域相比,游戏开发者的收入水平相形失色。根据Gamasutra网站的一项调查,2013年美国游戏开发者的平均收入是83060美元,不到纽约律师事务所菜鸟合伙人的一半。

当我为一本关于制作电子游戏的书做采访时,许多老牌游戏从业者告诉我,他们失去了和家人相处的时间,亲密关系充满压力,产生严重的倦怠感,因此考虑离开这个行业。

Why ‘crunch time’ is still a problem in the video game industry(为什么”超长时间工作“在视频游戏行业内始终是个问题):

In an interview with GamesBeat, Edwards said that surveys for the past two years show at least 37 percent of game developers say they are not compensated for crunch time, when they work long hours in a day or week to finish a game.

Edwards在接受GamesBeat采访时表示,过去两年的调查显示,至少有37%的游戏开发者们表示,他们在一天或一周内进行超长时间工作以完成游戏时,不会因此而得到补偿。

This will be the third year of the Developer Satisfaction Survey. We’re launching today. We have two years of data, which is built on several years of older quality of life data we’ve been doing since 2004. Looking back over the stretch, it’s been obvious from the data we’ve collected — we all know crunch is an issue.

这将是开发者满意度调查的第三年。 我们今天要发布了。 我们有两年的数据,这是基于我们自2004年以来一直做了几年的旧生活质量数据的。回顾过去,从我们收集的数据中可以明显看出 – 我们都知道超长时间加班是一个问题。

We also know compensation can be an issue around crunch. Seeing the numbers in the last couple years has given us an indication. Between 2014 and 2015 we saw 38 and 37 percent of developers, respectively, stating they don’t get compensation for crunch time. That’s ringing an alarm. That’s a huge percentage. More than a third of developers get no compensation for something that’s common in our industry.

我们也知道补偿可能是一个关于超长时间加班的问题。 看到过去几年的数字给了我们一个指示。 2014年至2015年间,我们分别有38%和37%的开发人员表示他们没有获得针对超长时间加班的补偿。这是一个很大的警告。这是一个很大的比例。超过三分之一的开发者无法从我们行业中常见的东西中获得赔偿。

以下是对《Blood, Sweat, and Pixels(鲜血,汗水和像素)》这本书的书评,这本书详细的描述了游戏开发者们的故事,以及这些人所遭受的剥削压迫:

Why It’s a Damn Miracle Any Video Game Gets Made(为什么任何视频游戏的制作都是一个该死的奇迹):

I think there’s that widespread sentiment that game developers need to be quiet unless they’re talking on-message. I think that’s changing a little bit; Twitter has helped, with developers sharing personal opinions on things. Even that is different from five years ago—five years ago if you were at a triple-A [high-profile] game studio, you would get in trouble for even voicing an opinion on a new game that just came out and has nothing to do with your studio. If you were like “Oh, I really like Bioshock” or “I didn’t like The Walking Dead,” you might get in trouble with your boss at a game studio.

我认为有一种广泛存在的观点认为游戏开发者们需要保持安静,除非他们正在被采访。 我认为这有点变化; Twitter帮助开发人员分享个人意见。 即使这与五年前不同 – 五年前如果你在一个三A [高调]游戏工作室,你甚至会对因为对即将发布的和你的工作室无关的新游戏表达意见而陷入麻烦中。如果你说像“哦,我真的喜欢生化奇兵”或“我不喜欢行尸走肉”之类的话,你可能会在游戏工作室被老板麻烦。

That’s not to excuse the crumbier practices game companies can partake in, but I still think the more that anger goes towards educated criticism as opposed to ‘oh those lazy developers.’ If my work or this book or anything else that we have done convinces gamers to, instead of going online and posting ‘I hate those fucking developers’ they’ll say ‘ I hate this but I understand why they did it.’

这并不是原谅游戏公司可以参与的愚蠢行为的原因,但我仍然认为愤怒会越来越多地趋向变成受过教育的批评,而不是“那些懒惰的开发者”。 如果我的工作或这本书或我们做过的任何其他事情让玩家信服,而不是上网并发布’我讨厌那些他妈的开发者’他们会说’我讨厌这个,但我明白为什么他们这样做。’

Let’s talk a bit about those practices. Every story in your book involves a grueling crunch period, where the developers work 12- or 16-hour days for weeks on end to meet a deadline. Video games aren’t unionized and don’t have established labor standards or practices—how do you examine that when there’s no structure or regulation?

我们来谈谈这些做法。 你书中的每个故事都包括一个艰苦的超长加班时期,开发人员每周工作12或16小时,以追赶截止日期。视频游戏行业没有工会,也没有已经建立的劳工标准或行为—如果没有结构或规则,您如何检查?

Who knows as far as the work and the human cost, whether it’s sustainable. There are no real stats on any of this. You can’t get stats on people who are burnt out or leave the industry. Nothing like that exists. I hear anecdotally about how it’s impossible to find senior leads on games because so many people have just stopped, and so the industry skews towards youth. It’s a lot of people who have just joined, or have been working on games for a few years and haven’t burnt out yet. I think it’s something a lot of people are talking about, but because there are no numbers there’s no way of knowing.

没人知道工作和人工成本如果继续维持现状,它是否可持续。 这些都没有真正的统计数据。 你无法获得被摧毁或离开这个行业的人的统计数据。 没有类似的东西存在。 我听到有关在游戏行业中找到高管是如何不可能,因为很多人刚刚停止了,所以这个行业偏向于年轻人。 很多人刚刚加入,或者已经从事游戏制作工作几年并且还没有被摧毁。我认为这是很多人都在谈论的事情,但因为没有数字,所以没有办法知道。

‘Blood, Sweat, And Pixels’: For Designers Of Video Games, It’s Always Crunch Time(“鲜血,汗水和像素”:对于视频游戏的设计者们来说,超长加班时间总是存在):

Again, given the essence of contemporary game design, Blood, Sweat, and Pixels quickly becomes a book about The Crunch — the months leading up to a game’s launch, during which the staff works long hours over weekends and holidays to meet the deadline. Vastly different developers of various sizes, working on a wide variety of game designs, greet The Crunch in exactly the same way — by churning out the necessary code with a kind of communal, masochistic pride.

同样,鉴于当代游戏设计的精髓,《鲜血,汗水和像素》迅速成为一本关于超长时间加班的书 ——这在游戏发布前的几个月被启动,在此期间,开发者们在周末和假期长时间工作以追赶截止日期。不同大小的项目的不同开发者们,各种各样的游戏设计,以完全相同的方式迎接超长时间加班—通过一种公共的,自虐的骄傲来制作必要的代码。

He also clearly respects these developers and their achievements, and treats their rueful tales of selfless struggle with an admiring deference one sees among civilian guests at the American Legion. There are times when the reader hungers for a more critical, or at least more objective eye, as when Schreier feels compelled to include a quote like, “But at this company, [we] all want to create the best games out there. And we are driven by challenges, [even] a huge challenge which is almost impossible to do.”

他也明确地尊重这些开发者们和他们的成就,并且用在从美国退伍军人协会的平民客人中看到的令人钦佩的尊重对待他们进行无私斗争的悲惨故事。 很多时候,读者渴望得到一个更为关键,或者至少更客观的眼睛,就像Schreier感到被迫包含的一句话一样,“但在这家公司,我们都想创造最好的游戏。” 我们受到挑战的驱使,[甚至]是一项几乎不可能做到的巨大挑战的驱使。“

游戏给很多人带来了快乐,包括我自己,但开发者们却被残忍的剥削压迫,被强迫超长时间加班,并且很多时候连补偿都没有。更糟糕的是,几乎没有玩家了解这一切,因为那些游戏媒体们早就和游戏发行公司的老板们相互勾结了,他们只会帮着老板进行炒作,并且把所有游戏中出现的问题都推到开发者身上。而事实上,为了利润最大化,把开发者们的生活几乎完全摧毁的老板们才是罪魁祸首!

 

微信红包:让你欣然接受被实名

在愈演愈烈的网络管制之下,网民对墙内应用的兴趣逐渐下降中,一时没有全面弃用墙内应用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方面是既有人际关系的情感牵扯,另方面就是墙内应用在技术方面的一些独特“吸引力”,比如:红包功能。

逢年过节发红包是中国传统风俗之一,在没有网络的时代里,基本都是由长辈发给晚辈的,不会反过来,而同辈人之间也没有这样的规矩。收支双方大致框定在亲属关系内。网络时代来临,社交应用借其沟通便捷的优势笼络人脉范围庞大的能力,推出了电子红包收支的新功能,一时间颇具吸引力。电子红包打破了年龄段的限制,也取消了家族辈分的禁锢,甚至时段也不再仅限于年节,只要是互为好友的用户就随时可以使用其沟通感情。上网收红包已成为一大流行趋势。

“电子红包”业务最早是由银行推出的,这种红包无须争得对方的同意,封顶数额5000元。但当时并没有过多宣传。随着电子商务的普及,第三方平台开启红包应用,以此吸纳会员和用户。2014年春节期间,“微信红包”一夜走红。据去年腾讯发布的数据,从除夕到初八,超过800万用户参与了微信红包活动,超过4000万个红包被领取,平均每人抢了4-5个红包。微信红包活动最高峰是在除夕夜,最高峰期间每分钟有2.5万个红包被领取,平均每个红包在10元内。数据显示,目前微信用户总数已超过6亿,其中海外用户超过1亿。近期推出的最新版微信还添加了“查看我发出和收到的红包数据”功能,随即“晒数据”就引起了一大热潮,发出的多、数额大成了“新概念荣耀”,更进一步刺激了红包功能的大量使用。

(图片来源:微信公号)

据估测,如有30%的用户发100元红包,就能形成总共60亿的资金流动,延期支付的时间为一天,民间借贷目前月息2%,每天保守收益就420万元;若30%用户没选择领取现金,那么其账户可以产生18亿的现金沉淀,无利息。那些因为没有绑定银行卡而沉淀下来的资金,总量是个不小数字。到目前为止,腾讯方面和微信支付团队还没有公布这个具体数额。

能让你喜欢的被实名方法

但使用微信红包实现到账功能有一个重要前提:必须绑定银行卡。没有绑定的用户可以收取红包,数额会显示在“零钱包”中,但无法提现,也无法消费。唯一的用途就是做成红包发出去,其效用也只是为红包游戏增添活力。微信在自诞生之初就迅速改版为只能使用手机号注册了。但还是有一些用户为了维护隐私信息安全和言论相对自由而想办法绕避被实名,于是选择“回到旧版”,用QQ号注册使用。实名制最大的得利方就是网络监控部门,为能更方便地对网民施行言论管制,网信办在去年8月7号颁布的《即时通信工具公众信息服务发展管理暂行规定》中提出微信正式实名的意见。据网信办2014年底对即时通信工具进行的复核结果显示,微信实名认证用户已达到80%。而其他即时通信工具,实名用户已达到90%以上。看起来,微信在完成实名制覆盖率任务上需要“更多努力”。

(图片来源:来自网络)

据报道,今年新版微信的摇一摇功能配置了定时派红包,腾讯推出了65亿红包,其中微信红包有5亿现金(单个最大红包为4999元)和30亿卡券,QQ红包则有30亿。除夕夜10点半央视春晚送红包,微信摇一摇的使用次数达72亿次,峰值8.1亿次每分钟,送出微信红包1.2亿个。“抢红包时间表”或许是近日网上传播量最高的一篇文章了。连朋友关系稀少或收发红包数量小而暂时不考虑绑定银行卡的用户都有机会参与到“主动实名的行动”中来。据2月18号晚,蓝鲸财经媒体官方微博透露,仅仅2天时间内微信绑定个人银行卡达2亿张,这个数额支付宝大致需要8年才能完成。的确是个不小的“战绩”,腾讯又为网络管制立了一功。直接说“实名认证上网”,或许很多网民会有抵触,不利于网络应用公司维护和壮大用户群,而通过植入功能“悄悄”实现实名制,借用人们的参与意识、群体效应和基础物质诱惑带动使用,既完成了当局下达的任务,又能在一定程度上笼络客户群,可谓一箭双雕的“聪明”策略。

信息安全

银行卡、手机号是最广为人知的私密信息,也是多数网民排斥实名制的主要理由,而当局强推实名制的目的则是针对言论的管控。“微信十条”管制措施的推出显示腾讯公司的主动自我审查并没有得到官方的信任,“有关部门”要亲自动手监察做为新生事物的微信中出现的“敏感”言论。因言获罪的案例中,微信用户的比例在升高。仅维权网的历史记录就足以证实,去年已有多名微信用户因朋友圈异议言论而被喝茶甚至被抓捕。

今年情人节当日,昆明公安以“散播谣言,扰乱公共秩序”为名将网民周敏行政拘留10日。周敏是80后女性,网名@美女美食家,原本是一个经营餐饮软件的个体户,因为出于生存环境的考量,成为2013年昆明px抗议事件的发起人之一,据悉,她经常在个人微信上发表一些对社会及社会热点事件的看法。据昆明维权人士透露,周敏此次被刑拘是因为“转发了几篇有关习近平的负面文章”。经验显示,周敏的被捕或许不仅是因那几篇文章的转发,她平日里的异议言论有可能早被当局注意到而实施了定位追踪,收录在案,此次获罪疑似“积累效果”。

在大陆使用客户端应用,被定位也是比较容易的,如果选择非国行机、境外手机卡,并在设置中关闭定位功能,一定程度上可以令准确追踪比较难以实现。而实名制若全面推行,则很大程度上协助了当局的监控。社交需求、情感联络是网民选择使用社交平台的基础理由之一,微信红包功能正是利用这点骗取实名认证的。关注时事、经常发表政治评论和转载敏感文章或消息的用户,如果不想绑定银行卡被实名,又能使用红包功能沟通友情,那就需要注册至少两个微信账号,一个绑定另一个不绑定,因为一台设备上只能使用一个微信号。虽然身边有两台或以上移动设备的网名不少,但肯定不是全部,这就降低了一部分实现可能性。而“一人多账号”措施本身就加大了微信客户端下载量,在腾讯角度上看,怎么都是赚了。

此外,将政治立场和政治观点写入红包祝福语中,也是今年比较热的玩儿法,基于微信连图片都要审查的力度,这种表达方式不会持续安全,仅是目前为止在红包方面的监控还没有完全到位,基于管制的全面彻底性,可以预测,应该很快会覆盖到此。

红包功能引发的其他安全隐患

自从去年微信推出红包功能后,随即网上便出现了一些诸如抢红包神器、刷红包插件等具有“外挂”性质的第三方工具,不仅破坏用户体验,还有很大的安全隐患。据腾讯反病毒实验室透露,这些抢红包“外挂”通常被植入木马病毒程序,很容易造成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

相关报道,这些“外挂”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个是安卓模拟器,可以在电脑上模拟运行微信:

其中,一个是按键工具,可以模拟鼠标重复操作动作,实现在电脑上自动刷红包。

 

如果有流氓软件、盗号木马、后门程序植入到外挂中,便可以窃取用户个人隐私、网银密码等等。

陆媒 中国网科技报道,2015(第十四届)中国互联网大会将于今年7月21日-23日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中国互联网协会副秘书长杨一心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布了这届大会的主题,称设置了六大板块:未来畅想、产业融合、众创空间、E路护航、我@生活和技术殿堂。其中“E路护航”版块的内容显示为:“邀请各界人士共同探讨网民权益保护、互联网安全、网络版权、网络法治建设等问题,为建设网络法治空间出谋划策”。当局概念中的“网络安全”就是审查监控便利和统治的安全,既能保证“稳定”和利益又能全面推行实名制,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不知届时微信红包功能的策划是否要被当做“优秀成功作品案例”推出?一笑。或许也只有这样能令更多使用者醒悟。

https://pao-pao.net/article/370

社会主义农夫与中间派毒蛇:新农夫与蛇(更新)

写在前面:这是一份给主动送上门的死妈货拉的清单,凡是主动惹我毫无下限的死妈货,都会被我挂在这里,一个都不放过,哈哈哈哈!

补充第三条毒蛇:https://twitter.com/hino__tamako/status/1063058792689139712

此人原名珠玖,加拿大留学生,自称中左,不过实际上,呵呵呵呵,看到了吧,和傻逼纳粹一起骂人的货色,有什么资格自称左派?亏得我之前还答应过此人不再追究傻逼杜小玲冒犯我的事,行行行,对垃圾纳粹有什么可承诺的!傻逼毒蛇就一起在我的blog上被拉清单吧!

最近我碰到了些非常令人生气的事,不过鉴于我之前做过承诺,我先不说具体的蛇的身份,我就先说说我这个农夫碰到的事情,当然,我也对他们说了,如果再有类似的事发生,我就直接把他们拿过来当反面教材。当然,我可以随时更新博客文章,把他们的身份公开。(他们都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至于个人信息,一个我就从来没告诉过,还有一个我告诉他的信息是根本无法用于定位的,呵呵。自从和evil吵翻之后,我就多了个心眼,不再随意相信别人。)

毒蛇总共有两条,这两条的共同点是都自认左派,但实际上是中间派(Centrist),不过相比之下一条比另一条更右。不过今天我不是来讨论中间派这一意识形态如何的,实际上令我生气的也不是这点。我生气的是,这两条毒蛇之前都来主动找我,向我请求帮助,而我的确也提供帮助了,但我得到了什么?感谢?笑脸?你想多了,我得到的是无耻的攻击!

先说相对比较左的那条毒蛇吧。这条在一开始以新人的面目出现,自称左派,对社会主义和社会党抱有好感,然后我帮其解答了很多疑问(对新人我的态度一向很好,除了太傻逼的),也和他一起嘲笑过极右纳粹。但后来此人不再和我交流,我也没在意,和谁交流本来就是别人的自由。

但这个混蛋最近有两件事令我非常生气:第一件事和另一条毒蛇有关,另一条毒蛇惹到了一些专门负责人肉别人的垃圾,然后他来找我商量对策,此时还没什么问题。但是,后来那些人肉垃圾人肉了另一个其憎恨的人,而他此时跑去支持这些人肉垃圾,并且和极右纳粹们一起落井下石,看着那些纳粹们借机抹黑左派(实际上那个被憎恨的人并非左派)而无动于衷。我提醒他这点,但是没有用。呵呵,此等做法无异于看到共匪的坦克碾死了一个憎恨的人而为坦克叫好,却不顾坦克本身就是暴虐的极权。落井下石切割批斗,这种混蛋还真的没资格指责文革。

然后,落井下石之后,这个混蛋又来无耻的抹黑我,私信骂我是脑残,还无中生有的指责我支持“物物交易”。别逗了,我怎么可能去支持这个?捏造谎言也请动动脑子好吗?意识形态不同没什么关系,但私信骂我?无中生有抹黑?落井下石?此等下作手段真是令我不齿!

像evil那种意识形态不同,选择公开对垒,不捏造谎言,不攻击辱骂的,在右派中真是稀有动物啊,呵呵。当然,如果他不是这样有原则的人,我也不会和他成为几年的朋友。但很显然这条意识形态比evil左(仅限经济)的毒蛇是没有原则的。

刚才看到毒蛇一号又在骂我,很好,那么我就公开其身份:  ,https://twitter.com/KurodaMasaki324/with_replies ,这是其推特主页,欢迎有兴趣者前去欣赏,呵呵。哦,这傻逼纳粹自称天主教徒,反对堕胎这一基本人权,他可真应该滚去萨尔瓦多这个完全禁止堕胎的天主教国家啊。PS:萨尔瓦多是美国难民来源地之一的“北方三角”国家之一,人权状况极为糟糕(大赦国际有专栏报告,人权状况惨不忍睹),贫富悬殊,女性和性少数被肆意歧视压迫虐待甚至被黑帮屠杀。上世纪后期该国曾经发生内战,亲苏偏左的农民反抗军起来反抗右翼独裁政府,结果美国政府支持右翼独裁政权大肆屠杀平民,最终这一独裁政府也没被推翻,呵呵。

然后该说说另一条毒蛇了。另一条毒蛇也是一开始自称左派,主动找到我,然后我也真心当此人是战友。结果后来我无意中提到了一些左派观点,说了些工人运动相关的话,此人就直接把我拉黑,还无耻的嘲笑我。有个第三方看不下去,为我说了几句公道话,就被此人撒泼打滚的威胁,第三方一怒之下找到我,告诉我此人的嘴脸,然后我把此人反拉黑了,就当自己当初眼瞎;

但几个月之后,此人主动通过朋友找到我,请求原谅;我取消拉黑之后试探了一些问题,结果发现此人概念混乱左右不分,更无法理解我的意识形态;不过此人的朋友也同时告诉我此人有严重的心理疾病,所以我也不打算计较了。

而此人有严重的心理疾病这点不假,后来我也通过公开推文看出了这点,所以决定把意识形态放在一边,一起安慰此人,稳定此人的情绪。

看到这里,你是不是觉得此人应该至少表示个感谢什么的?你想多了,此人不仅没有任何反应(其实没有任何反应也不是不可以理解),反而还主动再次攻击我,想要纠集一群人开我的批斗会!

幸亏我主动发现,出言警告此人要把她也放到我的博客上,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此人才删除攻击我的文字。调侃?呵呵,我不接受任何调侃,更别说是一个奥派的了。

此傻逼纳粹叫杜小玲,推特账号:https://twitter.com/kosuzu_to/ ,欢迎参观,呵呵。以及,更新一下杜傻逼的无耻嘴脸:https://twitter.com/kosuzu_to/status/1063037842132209664

这三条毒蛇不过是中国特色右们的缩影而已。把资本主义当作宇宙真理,反对民主自由人权,但又不敢公开捍卫自己的宇宙真理,于是只能使用一些下作手段,例如在背后断章取义抹黑,公开人肉等等。不过这也不是什么新手段了,他们的前辈们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时代就已经对当时的社会主义者,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无数次使用这类下作手段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会被这些下作手段吓退,我也不会。同时我也不会相信以及进入他们的任何圈子,无论他们套话的时候说得有多好听。

 

宗派主义,还是群众斗争?

Per-Åke Westerlund 社会主义正义党(CWI瑞典)

在媒体和政客眼中,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之间无休止的冲突似乎是北爱尔兰的死结。彼得·哈登(Peter Hadden)的遗着《共同的历史,共同的斗争》(Common History Common Struggle)则解释道,从20世纪70年代起的暴力事件远不是不可避免的,关键是需要工人阶级的共同斗争。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工人的革命斗争开始动摇英国对爱尔兰的统治。伦敦则以帝国主义的办法来应对:分而治之。为了避免爆发革命,英国政府按教派将爱尔兰分成了南北两部分。

在继续属於英国的北爱尔兰,新教保皇派和联合派成立了自治政府。统一党(Unionist Party)通过操纵选区划分和投票资格,在1921-68年间一直执政,并利用国家机器和保皇派武装匪帮攻击天主教群众和整个工人阶级。

反动政党与天主教会一起接管了极其贫穷的南方,不过直到1937年才正式成为独立国家。

英国政府分裂爱尔兰是为了分化新教工人与天主教工人。在1919-1920年间,信奉不同教派的工人曾一同进行总罢工和群众斗争。

1968-69,一切都改变了

《共同的历史,共同的斗争》的主题是1968-69年的事件。彼得·哈登(1950-2010)当时是马克思主义组织「战斗派」的新成员(战斗派是CWI的创建者,社会主义正义党是CWI的瑞典支部)。在他的整个政治生涯中,彼得·哈登在活动和理论上都处於领导地位。他撰写了数本关於北爱尔兰和民族问题的重要着作。

1968年至1969年,北爱尔兰的一切都改变了。数十年的贫困和苦难以及天主教工人所受的歧视引爆了大规模群众运动。当时的关键问题是,工人阶级的团结斗争或者宗派主义,哪个会占上风。

本书其中一章是关於1968年10月5日的关键转折。在北爱尔兰第二大城市德里,住房行动委员会(Housing Action Committee)组织了一场示威活动,并得到当地工党及其青年组织「青年社会主义者」的支持。示威者喊出「工人阶级,团结战斗」,「要阶级战争,不要信仰战争」,「橙(联合派)绿(民族派)保守党统统滚出去」等口号,强调工人阶级必须团结斗争,反对两派的右翼政客。

住房严重短缺和极度恶劣的居住条件是示威的关键原因。示威组织者在一份传单中特别提到了两名贫民窟房东:一名是天主教徒,另一名是新教徒。

政府采取了空前的暴力镇压。警察用警棍丶催泪瓦斯或其他方式袭击这400名抗议者,其中有100人受伤。这一消息很快就通过广播传播开了。

量变引起质变,彼得·哈登写道:「几乎在一夜之间,整整一代人都参与到政治中来了」。「那一个月里,每个人都是政治活动家」,「革命的机会已经出现」。

要想继续前进,就需要一个阶级纲领 来扩大斗争规模丶提高群众的意识并将他们组织起来。德里示威的组织者立即宣布下星期五举行一小时的罢工并在星期六再次举行示威。

然而,工会领导层以及北爱尔兰工党(NILP)和共产党(CP)没能提供这样一个纲领。工会领导人反对政治罢工,而工党和共产党则寻求与天主教自由派和企业家合作。德里居民,包括示威者和受伤者,大部分都是天主教徒。

10月5日的示威指出了前进的方向。有必要开展一场反对贫困的运动,提出关於住房丶最低工资和受教育权的诉求,这样就有可能争取到相信工人运动的新教工人。彼得·哈登的着作让我们看到,贫穷与不幸是多麽普遍。1969年,在以新教徒为主的贝尔法斯特市尚基尔区,95%的住房没有室内厕所,97%没有热水。当时伊恩·佩斯利(Ian Paisley)领导的新教极端组织只得到了非常有限的支持。要想挑战统治着南北爱尔兰的资本主义制度,工人阶级必须团结起来。

领导问题

随着民权运动的发展,多个组织都来争夺运动的领导权,如北爱尔兰民权协会(NICRA)和公民行动委员会(CAC)。这些自封的领导人通常是在阻碍运动;或者采取宗派主义的立场,只提出天主教徒的诉求。例如,民权协会领导人约翰·休姆(John Hume)表示公民权利不是政治问题。

这些年里许多运动和思想你方唱罢我登场。贝尔法斯特的「青年社会主义者联盟」变成了名为「人民民主」的组织。这个行动组织没有明确的成员,它的纲领是半调子社会主义。它没有面向工人运动和工人阶级,而这正是运动的关键。

德里工党提出了最明确的阶级纲领。「谁住在一百年前修建的房子里?谁没有浴室和热水?谁住在拥挤不堪的屋子里?是工人。因此,反对恶劣的居住条件的斗争是工人阶级斗争。」德里工党也提出了社会主义,但它并不完全是一个社会主义革命政党。不过它得到的强大支持证明当时有机会建设团结的社会主义斗争。

德里的第二次示威活动於11月16日举行,不幸的是这次的领导者与10月5日的不同。这一次没有标语和横幅,而且只批评了新教贫民窟房东。

彼得·哈登强调,社会主义者必须参加这样的示威,但要有自己独立的社会主义纲领。那些对现在的领导人抱有幻想的人们终将对他们失去信心,然後会想起社会主义者提出的批评。

社会的政治化导致起初的热情逐渐变成愤恨,但也更加自觉。北爱尔兰警察(皇家阿尔斯特警队,RUC)与天主教青年的冲突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政府无论提出有限的改革或采取镇压都无法阻止这一运动。约翰·休姆等领导人和年轻活动分子之间的距离迅速扩大。

在许多新教徒和天主教徒混居的贝尔法斯特,大部分群众都反对宗派主义。1968-69年许多新教工人和天主教工人一起举行罢工,例如一起对抗一个新的反工会团伙。在一些城市和住宅区,他们还组织了联合抗租行动。

群众情绪转变的另一个例子是中阿尔斯特一名统一党国会议员死後进行的补选。21岁的伯纳黛特·德夫林(Bernadette Devlin)与统一党竞争这个席位。伯纳黛特一开始是「人民民主」的成员,後来转向更左倾的德里工党。她不想被视为「天主教候选人」。「我讨厌反联合主义这个词」。宗派主义「使人们忽视了同时影响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真正问题」。工人阶级需要「团结在非宗派主义的激进政纲之下」。

凭借这一政策,伯纳黛特·德夫林以33,648票赢得了选举,成为200年来最年轻的国会议员。

但尽管有罢工丶抗租行动和中阿尔斯特选举,工会和工党还是完全消极的。同时伦敦的工党政府积极支持贝尔法斯特的联合派政府。

博格赛德之战

下一个转折点出现在1969年8月。联合派动员了15,000人参加德里的年度游行(学徒男孩游行)。天主教家庭,尤其是博格赛德的居民,担心自己会受到阿尔斯特警队丶B特警队和保皇派极端分子的袭击。

先是有一些年轻人投掷石头,然後发生了袭击。人们挺身自卫,成为「博格赛德群众自发起义」,反抗手持警棍丶催泪瓦斯和盾牌的警察。博格赛德防卫委员会控制了一个名为「自由德里」的地区,「负责管理生活的方方面面」。「博格赛德之战」持续了三天。

伦敦政府担心保皇派极端分子会进行大屠杀,进而引发内战,因此於8月14日决定派兵弹压。

一部分左翼和德里的社运人士一开始将此视为胜利,因为他们以为军队将保护天主教徒。但正如彼得·哈登解释的那样,派遣部队是为了「保护英国资产阶级的财产和利润,而不是保护天主教或新教工人的利益」。

博格赛德之战和军队的到来导致了暴动和冲突。但是工人阶级内部仍然有强大的力量通过和平和防卫委员会反对暴力。在贝尔法斯特,「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一个保护所有居民的联合组织封锁了港区。」伊恩·佩斯利(Ian Paisley)企图组织一场群众集会,结果8000名造船厂工人中只有185人参加。

但是反对暴力和阶级斗争的运动并没有协调或联合的民主领导。相反,工会加强了与政府的联盟。

共有15万人加入了反对政权的第一线,其中大部分是年轻人。「这些『解放区』已经成为了革命大学」。大多数人都知道他们在对抗 国家镇压和恶劣的生活条件 ,但是却不清楚在争取什麽。

9周後,政府承诺做出一些有限的让步,然後博格赛德的街垒就被拆除了。民权运动的领导层无法给出斗争前进的方向;工人运动的领导层冷眼旁观,甚至支持政府。在1969 – 1970年冬季,迄今尚未发挥重要作用的爱尔兰共和军(IRA)分裂了。新的临时派爱尔兰共和军批评正统派没有保卫居民区和背离了社会主义。临时派的纲领有半社会主义的要求,但最重要的是,他们强调武装斗争因而显得比较激进。然而两派都受到史太林主义阶段革命论的影响,认为现阶段是跨阶级的民族斗争。他们主张爱尔兰在资本主义下重新统一,因而无法团结工人阶级。

但是劳工运动仍然有机会胜利。在1970年的选举中,工党获得了113,506票。而在1971年3月30日,有3-4万名工人举行罢工反对反工会法律。

宗派主义,还是群众斗争?

但是工会没有就普遍的阶级和社会问题组织任何联合斗争,造成工人组织倒退。资本主义深层危机的社会影响导致暴力升级。以前的群众斗争退潮了,群众变成了宗派冲突的旁观者。联合派成立了武装团体,如数千人的「阿尔斯特防卫军」(UDF),还有「阿尔斯特志愿军」(UVF)。数千家庭被赶出原来生活的地区。爱尔兰共和军的爆炸袭击也增多了。国家暴力也升级了,不仅攻击天主教徒,也攻击新教工人和非宗派的防卫团体。

为了击败爱尔兰共和军,政府建设了拘留营被建立起来,仅四个月就关押了1,500名囚犯。但效果适得其反,爱尔兰共和军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青年认为共和军的行动是「革命」的,而忽视了这个组织局限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纲领。伯纳黛特·德夫林和新成立的社会民主工党(SDLP)也同共和军合作,从而加入了民族主义/宗派主义阵营。

只有以彼得·哈登为首的少数马克思主义者指出,爱尔兰共和军的做法没有前途。个人恐怖主义将导致政府加强镇压,并把新教工人推向联合派那一边。爱尔兰共和军永远无法战胜英国军队,而只会促使英军采取更野蛮的镇压措施。

在1972年1月30日的「血腥星期日」,德里多达2万人参加游行,要求撤除拘留营,结果有13人被英国伞兵枪杀。目击者说士兵们从背後射击逃跑的抗议者,还有一些人是被进距离处决的。有7名死者是青少年。

彼得·哈登描述道,所有爱尔兰人都「惊呆了,愤怒了」。天主教工人们举行了为期三天的总罢工,一些新教工人和学生也参加了这次罢工。

北爱尔兰问题

接着,长达数十年的北爱尔兰问题(The Troubles)开始了。临时派爱尔兰共和军在两个月内杀死了56名士兵。联合派类似於法西斯的武装团体举行了大规模示威。1972年成为最血腥的一年,有467人死亡,其中353人是平民。平均每月发生115次炸弹袭击。

英国政府接管了北爱尔兰,但仍然无法解决这种局面。爱尔兰不可能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统一。英国政府决定维持现状,并为此向北爱尔兰派驻了21,000名士兵。

不过即使在这段时期仍然可以看到阶级团结。宗派主义未能分裂工会,而且也未能破坏任何一场罢工。1974年联合派组织了一次宗派主义罢工,利用准军事组织的威胁中断了生产。但1977年联合派试图发起同样的行动但却失败了。当时工人组织了群众大会反对「罢工」。

在1970年代,工人阶级多次阻止了宗派暴力和内战苗头。好几个工人团体(例如巴士司机和电工)曾因工友遇害而举行罢工。

1975年,天主教和新教群众都更加反对爆炸袭击和杀戮。爱尔兰共和军在英格兰的两家酒吧实施爆炸,导致19人死亡丶182人受伤,令它失去了支持。同时政府利用伪证和酷刑,诬陷17名无辜者实施了爆炸袭击,突显出国家机器的角色。

工会高层被迫采取行动,发起了生存权运动,要安全生活的权利以及工作丶住房和受教育的权利。运动第一天就有2万人签名支持。但是这场运动基本上只是停留於口号,并没有任何真正的动员或斗争。

反映这种情绪的另一个明显例子是「和平人民」运动(Peace People)。它组织了反对宗派暴力的示威,贝尔法斯特有2万人参加,德里有25,000人参加。这个运动的弱点在於,它没有谴责国家暴力,也没有提出紧迫的社会问题。

《共同的历史,共同的斗争》是彼得·哈登去世前撰写的一本杰作。它内容丰富详实,并对非常复杂的爱尔兰民族问题做出了理论和实践结论。

今天的现实印证了这本书的观点,即资本主义和宗派主义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反而加深了问题。自从1990年代和平进程开始以来,北爱尔兰的两极化加剧,有可能爆发比过去更为严重的新冲突。而另一方面工人和青年正在争取团结抗争。在这种情况下,今天的社会主义者必须吸取这本书所介绍的经验教训。

http://chinaworker.info/cn/2018/09/25/18693/

聊聊社会主义者的人权概念

人权这一概念和民主一样,是经常被反共人士挂在嘴边,但实际上没几个人能定义的东西。不过人权本身很难被简单定义,因为其范围很广,而且不同的意识形态对人权的定义都是不同的。当然,我只介绍社会主义者的定义:人权就是一个人能决定自己,自由的选择自己的未来,同时不被别人决定,无论那人有多么冠冕堂皇高端大气的说辞。

但这么说还是太抽象了,我们先从人权的历史说起吧。最早的人权概念诞生于2500年前古波斯帝国居鲁士大帝时期:剛開始的時候,一個人只是因為他身為團體中的一員而擁有權利,例如一個家庭或社會階層。接著在西元前539年,居魯士大帝在征服巴比倫城以後,做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他釋放所有奴隸並讓他們回家。此外,他宣布人們有權選擇自己的宗教信仰。居魯士銘筒(Cyrus Cylinder)──他在這個陶製銘筒上的聲明,被認為是歷史上第一部人權宣言。(来源:什麼是人權呢?

这在当时可以说是极为先进了,甚至比后来的一神教极权都要先进得多(极权是由一神教原创的,特点是对思想的完全控制,后来的墨索里尼希特勒斯大林毛贼等人不过是模仿者。)。但后来随着罗马帝国将基督教定为国教,人权概念在欧洲彻底消亡,后来伊斯兰教兴起,阿拉伯帝国吞并萨珊波斯,古波斯文明也彻底消亡了。

而一神教和人权是本质上冲突的。或者更准确的说,所有的宗教都和人权本质上冲突,因为人权强调的是人的权利,人的自我决定权,而宗教强调的是神权至上,特别是一神教强调对上帝的绝对顺服,当上帝的奴仆,这是完全无法和人权兼容的(至于那些反人权的教义就更不用多说了)。当然一神教鼓吹顺服上帝,最终目的是为了给君权神授提供合法性,为君主独裁的私有制父权压迫制度洗地。

直到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期,古典自由主义出现,君权神授被否定,人权概念才重新出现,但古典自由主义者有两派:一派以洛克和柏克这个保守主义祖师爷为代表,鼓吹自由市场,敌视民主,反对将人权概念扩大到普通人身上;而另一派以卢梭和潘恩为代表,主张普世人权,强调平等。前者的思想后来演变为专门为资本主义私有制父权压迫制度洗地的奥派(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派)和保守主义纳粹垃圾,后者则进一步发展,最终成为社会主义。

而社会主义在古典自由主义的基础上大大扩展了人权概念,将普选权,福利国家(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社会化抚养(例如免费日托生育补贴儿童福利强制产假等)),女权,性少数权利,自决权(基于种族和民族平等),劳工权利(罢工权,建立独立工会权,集体谈判权,强制工伤赔偿,最低工资,最高工时,同工同酬等)等等都纳入了基本人权之内。

而现代人权则有两份文件进行了详细阐述:《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如果光看内容似乎和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都没关系,但我可以明确的说,只有社会主义能做到实现里面的所有内容。

先看看《世界人权宣言》:第二条

人人有资格享有本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分等任何区别。 并且不得因一人所属的国家或领土的政治的、行政的或者国际的地位之不同而有所区别,无论该领土是独立领土、托管领土、非自治领土或者处于其他任何主权受限制的情况之下。

资本主义下很明显是根本做不到的,剥削阶级必然比无产阶级拥有更多权利和自由,事实上剥削本身就是践踏人权的。

第二十一条

㈠ 人人有直接或通过自由选择的代表参与治理本国的权利。
㈡ 人人有平等机会参加本国公务的权利。
㈢ 人民的意志是政府权力的基础;这一意志应以定期的和真正的选举予以表现,而选举应依据普遍和平等的投票权,并以不记名投票或相当的自由投票程序进行。

这是在说,民主是一种基本人权,而资本主义下民主会被金钱腐蚀和破坏,所以还是只有社会主义能捍卫民主。

第十六条

㈠ 成年男女,不受种族、国籍或宗教的任何限制有权婚嫁和成立家庭。他们在婚姻方面,在结婚期间和在解除婚约时,应有平等的权利。
㈡ 只有经男女双方的自由和完全的同意,才能缔婚。
㈢ 家庭是天然的和基本的社会单元,并应受社会和国家的保护。

这条我要批评一下,受当时的社会环境限制,这条无视了性少数群体,而且把家庭的概念限制在异性恋专偶制家庭,而社会主义主张任何人都有权组成自己想要的家庭形式或者不组建,没人应该被异性恋专偶制家庭束缚和剥削。

第十七条

㈠ 人人得有单独的财产所有权以及同他人合有的所有权。
㈡ 任何人的财产不得任意剥夺。

别嚷嚷,这里说的是个人财产,也就是生活资料,和私有财产(生产资料和资本)是完全不同的。

第二十五条

㈠ 人人有权享受为维持他本人和家属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包括食物、衣着、住房、医疗和必要的社会服务;在遭到失业、疾病、残废、守寡、衰老或在其他不能控制的情况下丧失谋生能力时,有权享受保障。
㈡ 母亲和儿童有权享受特别照顾和协助。一切儿童,无论婚生或非婚生,都应享受同样的社会保护。

呵呵,这条就是社会主义一直以来主张的福利国家啊。

第二十七条

㈠ 人人有权自由参加社会的文化生活,享受艺术,并分享科学进步及其产生的福利。
㈡ 人人对由于他所创作的任何科学、文学或美术作品而产生的精神的和物质的利益,有享受保护的权利。

很显然资本主义下做不到。但对于第二点,社会主义者认为原作者有权收钱,但无权垄断,更无权搭建金钱柏林墙。

再来看看《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第十一条

任何人不得仅仅由於无力履行约定义务而被监禁。

这条反对债务奴隶,而资本主义专门制造债务奴隶。

第二十条

一、任何鼓吹战争的宣传,应以法律加以禁止。

二、任何鼓吹民族、种族或宗教仇恨的主张,构成煽动歧视、敌视或强暴者,应以法律加以禁止。

资本主义是需要仇恨和战争以维持统治的,而社会主义反对仇恨和战争

第二十六条

所有的人在法律前平等,并有权受法律的平等保护,无所歧视。在这方面,法律应禁止任何歧视并保证所有的人得到平等的和有效的保护,以免受基於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分等任何理由的歧视。

资本主义需要歧视压迫以分裂工人阶级和制造战争,而社会主义反对一切歧视压迫。

第二十七条

在那些存在着人种的、宗教的或语言的少数人的国家中,不得否认这种少数人同他们的集团中的其他成员共同享有自己的文化、信奉和实行自己的宗教或使用自己的语言的权利。

社会主义一直以来都反对殖民主义和强迫同化。

社会主义就是反对一切压迫,而为什么要反对压迫?因为我们是人,我们是平等的人,我们都有人权,没人有权践踏别人的人权。至于虚伪可笑的“上帝之下人人平等(事实是基督教根本毫无平等概念,后来无耻的从社会主义者那里偷来了平等概念)”,呵呵,那么不信上帝的人怎么办?连不信上帝的自由都没有,还谈个屁的人权?

聊聊自决

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是支持自决(self-determination)的,但自决这一概念是如何出现的呢?

这一概念最早是列宁于1914年提出的(有人说威尔逊也提出民族自决概念,但一来提出时间在1918年,比列宁晚;二来威尔逊针对的是一战的参战各国,其自决概念并不适用于殖民地,事实上甚至二战结束之后几大殖民帝国都不承认殖民地的自决权,为了维持殖民发动战争镇压,例如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肯尼亚茅茅起义,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独立战争等),在《论民族自决权》中进行了详细论述:

这就是说,从历史的和经济的观点看来,马克思主义者的纲领上所谈的“民族自决”,除了政治自决,即国家独立、建立民族国家以外,不能有什么别的意义。

因此,无产阶级就以所谓消极的要求,即以承认自决为限,而不向任何一个民族担保,不向任何一个民族答应提供损害其他民族利益的任何东西

无产阶级反对这种实际主义。它承认各民族平等,承认各民族都有成立民族国家的平等权利,把各民族无产者之间的联合看得高于一切,提得高于一切,而工人的阶级斗争着眼来估计一切民族要求,一切民族的分离。实际主义的口号,实际上只是盲从资产阶级要求的口号。

我们的回答是:不,在这里,正是资产阶级需要“实际的”解决,而工人认为必须在原则上划清两种趋势。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只要同压迫民族进行斗争,我们无论如何总是要比任何人都更坚决地给予支持的,因为我们反对压迫最大胆最坚决。当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拥护自己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时,我们就要反对。我们反对压迫民族的特权和暴力,同时丝毫也不纵容被压迫民族要求特权的趋向。

可是,不同一切民族主义进行斗争,不捍卫各民族的平等,就不可能走向这一目标。例如,乌克兰能不能组成独立国家,这要以预先不得而知的千百种因素为转移。我们并不想凭空“猜测”,只是坚决拥护这一毫无疑问的原则:乌克兰有成立这种国家的权利。我们尊重这种权利,我们不赞成大俄罗斯人有统治乌克兰人的特权,我们教育群众承认这种权利,否认任何一个民族的国家特权。

这里需要介绍一下当时的社会背景:资本主义推动了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的出现,这一方面造成剥削阶级利用民族主义进行民族压迫和侵略扩张,另一方面被压迫的民族的民族意识也开始觉醒,从而开始反抗,要求独立。而1914年,正好是殖民主义的最高峰,同年殖民帝国们之间因分赃不均而爆发一战。

在这一背景下,列宁提出民族自决概念,主张被压迫的民族有权独立,在当时是相当进步的概念,特别是俄国本身就是个历史上不断侵略扩张的帝国,相当多的民族被奴役,所以俄国又有“民族监狱”之称(其实中国也是类似的)。

两年之后(1916年),列宁又明确的在民族自决的基础上提出了殖民地革命论(《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社会主义取得胜利以后,必须实行完全的民主,因此,不但要使各民族完全平等,而且要实现被压迫民族的自决权,也就是政治上的自由分离权。无论在目前、在革命时期或革命胜利以后,社会主义政党如果不用自己的全部行动来证明自己一定要解放被奴役的民族,并且在自由联盟——没有分离自由,自由联盟便是骗人的鬼话——的基础上同它们建立关系,那就是背叛社会主义。

民族自决权从政治意义上来讲,只是一种独立权,即在政治上同压迫民族自由分离的权利。具体说来,这种政治民主要求,就是有完全的自由来鼓动分离、鼓动实行分离的民族通过全民投票来解决分离问题。因此,这种要求并不等于分离、分散、成立小国家的要求,它只是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彻底表现。一个国家的民主制度同分离的完全自由愈接近,在实际上要求分离的愿望也就愈少愈弱,因为无论从经济发展或群众利益来看,大国家的好处是不容置疑的,而且这些好处会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日益增多,承认自决并不等于承认(疑似错误,联系上下文应为“否认”)联邦制这个原则。

社会党人不但应当要求无条件地、无代价地立即解放殖民地,——而这个要求在政治上的表现只能是承认自决权;社会党人还应当最坚决地支持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的民族解放运动中最革命的分子,帮助他们的起义,——而有机会的时候,也帮助他们的革命战争——反对压迫他们的帝国主义列强。(资产阶级民主的意思是单纯的政治民主,比起没有政治民主的国家,当然是有政治民主的国家离社会主义更近。)

看起来民族自决在一定程度上鼓吹民族主义。其实民族自决是完全根据现实进行的考量:民族当然是后天人造的基于想象的共同体,但实际存在的民族之间的压迫(例如一个民族压制另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政府官方的公开歧视,政策上搞差别对待不给完整公民权,甚至是直接进行屠杀)将想象变成了现实,更制造出了实实在在的仇恨。例如共匪对维吾尔人与图伯特人的镇压和屠杀,无论你如何看待历史,如何嚷嚷“汉人也遭受压迫”,维吾尔人和图伯特人与汉人之间的仇恨已经是既成事实了。在这种现实下,如果你否定自决权,非要维持大一统,那么必然会走向暴力镇压(如果走到这一步,通常政治民主也很难维持了,因为敌对的民族已经无法一起坐在议会里了,而独裁者更可能趁机上位),而仇恨也会延续下去,甚至走向血腥的内战,生灵涂炭。而只有允许自决,停止压迫,仇恨才会慢慢淡化并消失,人类才会走向联合,最终形成自由人的联合体。

种族压迫也是类似的,种族和种族主义也是后天人造的(生物学上所有人类都是一个物种:晚期智人亚种),但实际存在的对非白人的压迫将想象变成了现实,这也就是为什么黑豹党主张独立建国,为什么刚果诗人会说“自由勇敢的刚果将从黑色的土壤中站起来,自由勇敢的刚果,黑色种子开出黑色的鲜花”,现在单独看这些主张似乎有种族主义嫌疑,但考虑到当时的被压迫背景,提出这些主张是相当进步且合理的。

列宁提出的民族自决和殖民地革命论,很快就被社会主义者们广泛接受,成为了社会主义者的标配价值观之一。原因很简单:社会主义是反对一切压迫,那么当然包括反对民族压迫。当然我们也应该搞清楚,民族自决是针对实实在在的压迫提出的反压迫理论,而刘纳粹的狗屁“民族发明”纯属无中生有,至于“上海民族党”更是可笑无比,上海人相比其他地方的人待遇可算不错的了,有什么资格嚷嚷?

 

 

轉型正義,一個西班牙警察的故事

掛牌不到四個月的促轉會廚房還沒開火,就因瓦斯管漏氣而引發大爆炸。原本大廚黃煌雄遲遲開不出菜單,二廚張天欽就已看上一隻肥「猴」,磨刀霍霍。結果弄巧成拙,一段促轉會內部會議側錄的語音檔經雜誌披露,雖無不法,但言語輕佻,還自比東廠,引發軒然大波。國民黨一向視促轉會為寇讎,哪會錯過這個全面圍剿的大好機會?「不操作可惜」,鋪天蓋地的口水,促轉會彷彿真的成了選舉操作中心、東廠,跳到黃河也洗不清。國民黨立委一下子翻牆闖入行政院,要院長賴清德下台,一下子到促轉會踢館,讓原本立場尷尬的新北市長候選人,警界硬漢人稱「阿猴」的侯友宜,正好趁亂脫逃,還三問蔡英文,誰縱容張天欽?還有多少張天欽?東廠鎖定多少人?真是得了便宜還賣乖,大打爛仗。

就在促轉會滿屋子著火的同時,地球的另一端,轉型正義和台灣同病相憐的西班牙也有一個警察的故事。今年六月剛帶領PSOE(工人社會黨)組閣的總理桑傑士(Pedro Sánchez),九月會同內政部長Fernando Grande-Marlaska,表示將研究如何撤銷退休警官帕契柯(Antonio González Pacheco)的勳章。現年72歲的帕契柯在他的警察生涯裡得過四枚地位崇高的勳章。依據西班牙法律,每枚勳章都能增加他的退休俸百分之10到15,四枚勳章加起來,帕契柯因此能比一般退休公務員多領百分之50的退休俸。帕契柯何許人也?新政府做出這個在西班牙充滿爭議的政治動作,所為何事?

帕契柯(Antonio González Pacheco,圖中戴口罩者)是在佛朗哥政權下一名惡名昭彰的警探,更是異議分子人見人怕的刑求者。只要落在他手中,沒有逼不出來的情報,也沒有拿不到的口供。他有一個自認得意的綽號「比利小子」。圖片來源:達志影像/美聯社

原來帕契柯是在佛朗哥政權下一名惡名昭彰的警探,更是異議分子人見人怕的刑求者。只要落在他手中,沒有逼不出來的情報,也沒有拿不到的口供。他有一個自認得意的綽號「比利小子」(Billy the Kid,美國西部傳奇中的亡命之徒),因為他喜歡揮舞手槍恐嚇嫌犯,邊揍嫌犯邊在手指上轉弄手槍,以虐待犯人為樂,甚至對被他打得奄奄一息的嫌犯說,被比利小子踢是你的榮幸。帕契柯逮捕反佛朗哥政府的異議分子絕不手軟,不分男女老幼、情節輕重,有些只是參加示威的年輕學生,無不受他幾近變態的凌辱。這是許多受害者一致的證詞,在佛朗哥政權的保護下,帕契柯自然不必對任何行為負責,使命必達最重要,但民主化後,帕契柯受1977年制定的《大赦法》保護,依然逍遙「法內」。

帕契柯1946年出生,長侯友宜11歲。佛朗哥1975年過世後西班牙啟動民主轉型,蔣介石同年過世,但台灣的民主轉型要等到蔣經國1988年過世才啟動,晚了 13年。就像侯友宜在戒嚴末期只是名年輕的刑警,開始飛黃騰達是在政黨第一次輪替之後,帕契柯在佛朗哥政權下的職涯並不長,只是一位狐假虎威的年輕刑警。也像藍綠通吃的侯友宜,聰明的帕契柯跟著民主化轉。1977年成為高級警察總隊的督察員。佛朗哥政權下的高級警察總隊相當於台灣戒嚴時期的警備總部,人人聞之喪膽,民主化後改編為中央情報總隊,脫離軍方。1981年帕契柯調至司法警察總委員會,負責改變情報總隊的形象,十分諷刺。1982年,尚年輕的帕契柯36歲便退休至私人保全公司任職。比起侯友宜,帕契柯的仕途平平,只能算是中階公務員,但四枚勳章不但帶給他榮耀,還讓他在處於經濟風暴中的西班牙過著比別人優渥的退休生活,到處旅行,身體硬朗,67歲還到紐約參加馬拉松比賽。

其實佛朗哥政權頒給帕契柯的勳章只有1972年一枚,該枚勳章讓他的退休俸增加10%,算起來比台灣通通有獎的18趴還不如。弔詭的是,其他三枚是轉型後民主政府頒發給他的,獲勳的理由有些也看似正當。例如1977年獲勳是因為他過人的英雄事蹟,從恐怖分子手中救回被綁架的官員與一位將軍,但細節不詳,就如同侯友宜空手繳械殺人不眨眼的陳進興一樣。這枚勳章讓他增加 15%的退休俸,而轉型正義團體正是指定要取消這枚勳章。單獨來看,這個要求似乎不甚合理,但原因無他,只因其他勳章有更複雜的法律保障,沒有討論的空間。例如1982年頒發的勳章,是轉型政府給所有情報總隊人員的福利,讓每人的退休俸增加 15%,連已退休的人員都經法院裁定適用,很明顯是轉型政府用來討好前威權時代軍警特務的政策,如今若只針對帕契柯拔除勳章恐有法律疑義。有些授勳則原因不明,人權團體曾要求警政單位提供帕契柯獲勳的詳細理由,得到的答覆竟是機密無法公開,若揭露會造成授勳人的焦慮與安全問題,十分荒謬。

今年五月,反對黨領袖伊葛雷希亞斯(Pablo Iglesias)替帕契柯的受害者至國會請願,證詞中帕契柯的殘暴行徑令年輕天真的伊葛雷希亞斯無法想像,淚灑國會。這個請願活動收集了25萬個簽名,要求政府取消帕契柯所有的榮譽勳章,因為帕契柯是西班牙的恥辱,不是榮耀。但當時的執政黨不為所動,警政單位也使出十分常用的拒轉技倆,主張這是政府的信賴保護原則,取消會打擊警察的士氣,顯然將所有清白的警察一起拉下來背書。在層層法律的保護下,別說想取消帕契柯領了半輩子的退休俸,要動他一個勳章讓他少領一點都沒有那麼簡單。就像在台灣惡名昭彰的郭冠英,行政法院最後還是裁定被他以「台巴子」羞辱的台灣人供養他到天年,令人氣結。在西班牙這種情形也不惶多讓,帕契柯只是一個較被注意的例子而已。

六月西班牙新政府組閣後轉型正義團體再度提出撤消帕契柯勳章的要求。這個團體2000年成立,名稱縮寫為ARMH(Association for the Recovery of Historical Memory),類似「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儘管目前再度執政的PSOE長年推動轉型正義,總理與內政部長也允諾研究撤消帕契柯的勳章,但除了表示回應ARMH的要求外,一般不認為會有辦法突破法律。比起佛朗哥政權的殘暴,帕契柯確實只是一個小角色,但轉型正義在西班牙華而不實,小蝦米都對付不了,遑論大鯨魚?其實ARMH與其他人權團體鎖定帕契柯已經多年,前保守派政府自然無可期待,桑傑士組閣後ARHM挑這麼一個算起來微不足道的事情來找帕契柯麻煩,實在也是不成比例。但現實十分無奈,這是長年伸張轉型正義受挫,聊勝於無,只是讓受害者好受一點的自我安慰。儘管如此卑微,仍遙不可及。

西班牙的《歷史記憶法》雖然早在2007年通過,至今已超過十年,但隨著保守勢力重回執政,與轉型正義相關的預算幾乎被全部刪除,究責部分更是不分黨派,交了白卷。曾試圖引用國際法「普遍管轄權」(Universal Jurisdiction)引渡智利前獨裁者皮諾契特(Augusto Pinochet)的法官加爾松(Baltasar Garzón),2008年主張將佛朗哥政權裡有人道罪嫌的人排除在《大赦法》之外,至少必須有啟動調查的機會,給受難者一個交代。加爾松或許是全西班牙唯一認真看待轉型正義的法官,主張對加害者究責。可惜加爾松被視為挑起仇恨記憶的激進者,最高法院立刻以《大赦法》下令加爾松停止調查,2012年又以一有疑義的案件指控加爾松「以極權國家的方式辦案」而撤銷他的法官資格,十分諷刺。連挑戰《大赦法》的法官都會丟工作,其他人奈何?《大赦法》包山包海的適用範圍至今仍然無法撼動,繼續保護著佛朗哥政權滿朝的特務與爪牙,無一人受審,遑論究責。

在國內伸張轉型正義無門的困境下,帕契柯的被害者效法加爾松法官引用「普遍管轄權」,但逆向操作,希望由他國以「普遍管轄權」向帕契柯發動調查。2013年被害者與證人千里迢迢從西班牙飛抵阿根廷,不計金錢與時間,克服冗長的司法程序,成功說服阿根廷法官瑟維尼(María Romilda Servini)以「普遍管轄權」針對13項虐待人犯的控訴展開調查。瑟維尼法官向帕契柯發出傳票,並正式要求西班牙政府引渡帕契柯至阿根廷受審。此事引起相當的國際注意,是生活愜意的帕契柯首度面臨挑戰,把他埋在黑暗中的過去攤在世人面前檢驗。

阿根廷的引渡要求在西班牙民間看法高度分裂,但大家心知肚明,官方不可能同意這項引渡,因為此例一開,保護佛朗哥政權人道罪犯的《大赦法》將出現一道破口。因此毫無意外,2014年西班牙高等法院以被害者的控訴已過追溯期為由,拒絕引渡帕契柯,並宣稱西班牙政府有能力自行調查帕契柯。虛晃一招後,西班牙政府從沒對帕契柯展開調查。2016年阿根廷法官再度要求引渡,西班牙高等法院也再度拒絕。在當事國不願配合的清況下,「普遍管轄權」無疑只是隻無牙老虎。

儘管西班牙法律保護著帕契柯,帕契柯的好日子已經結束,隨時成為媒體討論的焦點,雖然仍坐領優沃的退休俸,但從此要過著躲躲藏藏的日子。例如2014年在馬德里出庭應訊,他必須戴安全帽掩面躲避憤怒的群眾。雖然在法律上無可奈何,但在道德上已是全民公敵。加上國際要求西班牙啟動對佛朗哥政權的調查呼聲日高,聯合國之前早已依其轉型正義的指導原則指出西班牙的《大赦法》違反此原則。在這樣的氛圍下,國際通緝令讓帕契柯再也不能安心到處旅行,每個國家都有可能將其逮捕,送往阿根廷,帕契柯應該不願冒這個險。

帕契柯只是西班牙轉型正義問題冰山的一角,就像台灣,西班牙的民主轉型是很典型經由與威權妥協的產物。這樣的轉型固然免去更多的流血,但為了得到威權的讓步,往往有許多不合乎正義的妥協,1977年的《大赦法》就是一筆勾銷,統統不必究責的作法。長久來看,這種非被害者代為妥協的鄉愿做法並沒有得到更多的和諧,反而是分裂社會的溫床,一方累積更多的怨恨,另一方則合理化過去的行為。對照鄰國葡萄牙,轉型之後採取徹底的清洗除垢,國家反而更有機會走出過去。

回到台灣,台灣的民主轉型於1987年解嚴後啟動,七次修憲後完成,採取完全的妥協,幾乎無轉型正義可言,可說是西班牙的翻版。兩國均是在民主化底定後才重新思考轉型正義,試圖解決日益分裂的社會。兩國牛步化的時程幾乎一致,西班牙在佛朗哥死後32年制定《歷史記憶法》,台灣則在解嚴後30年制定破洞百出的《促轉條例》。兩法貌似莊嚴,但均無提供法源撼動之前不義的妥協。這類國家轉型正義的特色之一就是對威權的受害者賠償特別豐富,對加害者則不予追究。然而正如德瑞達(Jacques Derrida)所言,缺少了基本的責任原則,正義不但不可能,甚至無法想像。這樣的轉型正義將永遠依附在選舉下炒作,用來鞏固雙方基本票源,台灣與西班牙都是如此。對正義無法想像是目前台灣社會嚴重分裂的主因,而國族認同是果,不是因。

拿帕契柯來比喻侯友宜合理嗎?不但我們沒有辦法回答這個問題,促轉會也完全喪失它該有的高度與能力回答這個問題,因為我們對「依法拘提」鄭南榕致死的責任有兩種看法,我們對刑求徐自強至數度判死的責任也有兩種看法,我們對戒嚴下的軍警角色更有兩種看法。唯一可確定的是,當面對質疑的侯友宜還能大聲說他只是救人失敗、心裡坦蕩蕩時,我們知道台灣社會必定更加分裂。侯友宜這樣的說法從選舉的需求變成他真心的確信,這之間的轉換沒有我們想像的困難,他早已說服自己,再來一次,鄭南榕必須再死一次。綠營呢?當各界在政治正確下要求促轉會不得淪為選舉的打手時,綠營不敢反駁,只能讓選舉成為轉型正義的假期,而這正是促轉會乃至於整個台灣最根本的問題,沒有一個供我們想像正義的藍圖與追求正義的操作型定義。我們只能繼續鄉愿下去,畢竟這是最安全的角度。

https://www.voicettank.org/single-post/2018/09/23/%E8%BD%89%E5%9E%8B%E6%AD%A3%E7%BE%A9%EF%BC%8C%E4%B8%80%E5%80%8B%E8%A5%BF%E7%8F%AD%E7%89%99%E8%AD%A6%E5%AF%9F%E7%9A%84%E6%95%85%E4%BA%8B

聊聊共匪的经济政策

如果去查询关于共匪经济政策的资料,你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哪边都不认共匪是属于他们的,凯恩斯主义者骂共匪各种私有化不管人民死活,奥派骂共匪天天大搞基建放水造成严重资源浪费。(凯恩斯主义者:你共匪把基本人权都私有化了,禁止独立工会,由着老板们胡作非为,这种自由真是恶心!奥派:你共匪四处政府主导基建,大肆放水,弄了大堆没人住的鬼城,欠下巨量债务,疯狂的凯恩斯怪兽!)

其实两边都有道理,因为现在的共匪的确是混合的,但并非一开始就如此。前三十年共匪是和苏联学的指令经济,后来我们都知道,独裁者拍脑袋的指令经济最终导致了全国范围内的经济崩溃以及极度的贫困,然后共匪就开始私有化了。准确的说,共匪一直都是私有化的,只是将被党官僚实际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和资本慢慢交给了非赵家人(当然,只有一小部分)。

而共匪从80年代开始,就逐渐将教育医疗住房养老这些基本人权都私有化了,拒绝福利制度,而当时的人民上街反对,却被坦克屠杀(也就是六四大屠杀),然后“改革的浪潮将中国变成了世界的血汗工厂,………震撼与恐怖开启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投资热潮。又一个在屠杀中诞生的奇迹——《休克主义——灾难资本主义的兴起》”。90年代的“国企改革”造成几千万“国企”(实际上是党官僚私企)工人失去生活来源,外加本应属于人民的财产被私人权贵和其白手套们侵吞;至于房地产经济是如何造成房价暴涨,制造无数房奴的,也不用我多说了;而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基本人权被私有化造成了超过2亿人饿死冻死病死,独立工会被禁止导致工人们被残忍的剥削压迫,还有共匪放任企业肆意的污染环境造成的损失已经多到无法统计了。而这一切,都是奥派的主张,当年亲自担任邓坦克国师的就是奥派代表人物之一的米尔顿弗里德曼!

但有一个问题是共匪不得不面对的:尽管共匪从疯狂的私有化和自由放任经济中掠夺了大量财富,但这一切是不可持续的,资本主义在扩张的过程中不断制造的过剩商品和过剩劳工最终会造成经济危机的爆发,而这是资本主义的固有缺陷,不是共匪能够左右的。而对于靠经济发展提供合法性(至少共匪一直如此进行宣传)的共匪来说,经济危机的爆发是无法被容忍的。

但是,2008年,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爆发了,起因是华尔街自由的投机赌博引发的次贷危机,而对于已经严重依赖世界市场的中国来说,如果像奥派主张的那样不采取任何措施,继续自由放任,那么经济危机必然会在中国同步爆发。可是共匪不可能容忍这种情况的出现,那么怎么办呢?

像社会主义者主张的那样开启政治民主化和经济民主化进程?你想多了,共匪的所有政策都有一个前提,就是绝不能威胁到其统治,所以社会主义者的主张共匪是绝不可能考虑的。那就只有一个选择了:使用凯恩斯主义主张的通过政府投资创造就业带动经济,也就是共匪经常在党媒上重复说的“宏观调控”。

共匪投入了四万亿(实际上到现在远远不止四万亿了)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进行基建,例如修高铁,修公路,进行疯狂城市化,天天拆楼再建楼,并且为此不停借贷,成功避免了经济危机的同步爆发,但是其中同时也出现了严重的寻租和资源浪费(独裁之下必然会出现这些),而且这一过程不可避免的重新扩大了“国企”的控制范围,有些奥派就因此哭丧“国进民退”。而凯恩斯主义的这一主张很容易令人上瘾,当年西欧二战之后转向凯恩斯主义,也是一宏观调控就停不下来,结果最终引发了严重的滞胀(不过根本上来说还是因为凯恩斯主义无法解决资本主义的固有缺陷)。很明显,共匪也上瘾了,陷进去了。奥派们对此自然是极为不满,把中国称做“凯恩斯怪兽”,包括我曾经的朋友evil也指责过共匪的宏观调控政策。当然,中国的奥派们,特别是铅笔纳粹社之流,是从来都不会指责政府的(从这一点上说,说中国的铅笔纳粹社之流是别有用心,也没什么问题,但铅笔纳粹社的价值观是奥派的,这是奥派没法否定的事实。)。

当然凯恩斯主义没法解决资本主义的固有缺陷,所以滞胀或经济危机最终还是会在中国爆发,只是时间无法预测。共匪清楚这一点吗?我认为清楚,否则这些混蛋也不会早早的把家人财产都离岸了。

那么共匪到底是哪派的?从经济政策来说,现在的共匪是混合的,哪派都不是;从价值观来说,共匪是标准的,纯粹的奥派。

 

书籍推荐:《Democracy and Economic Planning——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 Self-governing Society(民主和经济计划——一个自我治理的社会的政治经济学)》

现代社会主义者对于社会主义下的经济民主模式主要有两种类型的设想:一种是保留市场的市场社会主义,这种我之前在博客上有进行过介绍:经济民主模式介绍 ,这里就不再重复了;还有一种是完全废除市场的分布式民主计划经济,而这就是我今天要介绍的书籍内容和其作者Pat Devine的主张。

很多人一听到”计划经济“就炸毛,把计划经济等同于USSR和中国的中央计划经济(更准确的称呼是指令经济),其实并非如此,指令经济只是计划经济的其中一种,而且计划经济也根本不是社会主义的专利,事实上资本主义社会中已经出现过计划经济模式了。哦,不要惊讶,接下来我会介绍相关内容。

作者Pat Devine是英国政治经济学家, Manchester大学的教授,书籍下载链接:http://lib1.org/_ads/04FC9455A9641B8C99EBE0F19CBB2590

接下来就一起看看书籍内容吧。事先说明一点:Pat Devine是完全否定市场的(作者自己的说法是”保留市场机制,反对市场力量“,但其实际主张基本等同于完全不要市场),并且认为社会主义无法和市场兼容,而我并不赞同这点,但作为介绍者,我不会因此故意扭曲其言论,而是会如实介绍给所有人,让读者们自行判断。此外,这本书的写作对象也不是那些不了解社会主义的人,所以我建议初学者先根据我的指南搞清楚社会主义的基本概念主张历史流派,然后再来阅读这本书。

首先看看作者的总体介绍:

This is a book about transformation. It starts from two assumptions.

这是一本关于转型的书。 它从两个假设开始。

The first is that neither the capitalist countries of the West nor the statist countries of the East 1 represent acceptable ways of organizing society. A third way is needed, and to create it involves the conscious transformation of existing societies. The second assumption is that people create themselves by acting on the circumstances in which they find themselves. Depending on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sources available to them, people transform to a greater or lesser extent both their circumstances and themselves.

第一个假设是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和东方(1)的中央集权国家都不能代表可接受的组织社会的方式(这就是我为什么说这本书不是为不了解社会主义的人准备的,因为能接受这个假设的必然已经是社会主义者了)。 需要第三种方式,创造它涉及现有社会的有意识的转变。 第二个假设是人们通过根据在发现自己的环境中行动来创造自己。 根据人们可利用的内部和外部资源,人们或多或少地转变所在的环境和自己。

The third way set out in this book is a model of democratic planning based on negotiated coordination. It is democratic, which distinguishes it from the command planning of the statist countries. It is planning, which distinguishes it from the instability and lack of conscious social purpose characteristic of capitalist countries. It is based on negotiated coordination, which distinguishes it from market socialism, the only reasonably worked-out alternative model of a third way that has so far been proposed.

本书中提出的第三种方式是基于协商的协作的的民主计划模型。它是民主的,这与中央集权国家的指令计划不同。 它是计划的,将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不稳定和缺乏有意识的社会目标的特征区分开来。 它以基于协商的协作为基础,将其与市场社会主义区分开来,市场社会主义是迄今为止提出的唯一实践过的作为第三种方式的替代模式。

In the most advanced modern capitalist countries political democracy has been won but not economic democracy. The political democracy so far achieved is of unparalleled historical importance but it is incomplete. It is primarily passive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in which most people elect others to act for them. The extent of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self-government is very limited and in many countries the centralization of political power is increasing. Economic power remains highly concentrated and economic democracy, although now on the agenda, is still fragmentary and for the future.

在最先进的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政治民主已被赢得,但经济民主没有被实现。迄今为止取得的政治民主具有无可比拟的历史重要性,但它是不完整的。它主要是被动的代议制民主,其中大多数人选举其他人为他们采取行动。积极参与自我治理的程度是非常有限的,而在许多国家政治权力的集中化正在增长。经济权力仍然保持高度集中,经济民主虽然现在已列入议程,但仍然是零碎的,也是未来的。

Modern capitalism is not laissez-faire capitalism. The role of the state has increased inexorably during the twentieth century, notwithstanding the rediscovery of economic liberalism in the 1980s. Part of this process has involved attempts at economic planning, primarily during the two world wars but also in the period since the Second World War.

现代资本主义不是自由放任资本主义。 尽管在1980s重新发现了经济自由主义,但在二十世纪,政府的作用不可避免地增加了。 这一过程的一部分涉及经济计划的尝试,主要是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时期。

However, planning has been limited, partial and largely unsuccessful. By the 1980s attempts at national economic planning had been effectively abandoned and macroeconomic management was in crisis. High levels of unemployment and inflation, persistent inequality, acute social divisions, environmental problems, the effects of unplanned technical chang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instability – all suggested a social system out of control.

但是,计划是有限的,部分的,并且很大程度上是不成功的。 到1980s,国家经济计划的尝试已被有效的放弃,宏观经济管理陷入危机。 高失业率和通货膨胀,持续的不平等,严重的社会分裂,环境问题,无计划的技术变革的影响,国际经济的不稳定性—这些都表明社会制度失控了。

The statist societies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Eastern Europe have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ies. Planning has enabled the mobilization of their human and material resources for the priority objectives of developing their backward economies and modernizing their societies. It has also enabled them to achieve full employment, low levels of inflation, and a more equal distribution of income than exists in capitalist countries at the same level of development. However, both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ower are highly centralized and neither political nor economic democracy exists in these societies.

苏联和东欧的中央集权社会有中央计划的经济。 计划使他们能够动员人力和物力资源,实现发展落后经济和社会现代化的优先目标。 它还使他们能够实现充分就业,低通胀水平和比同等发展水平的资本主义国家更平等的收入分配。 然而,政治和经济权力都是高度集中的,在这些社会中既不存在政治民主也不存在经济民主。

As the leve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has increased, the statist societies have experienced endemic and periodically acute crisis. The absence of political democracy has resulted in a series of political crises, most dramatically in Poland in 1980. The combined absence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mocracy, in a context of full employment and command planning, has resulted in lack of dynamism, economic inefficiency and labour indiscipline. Repeated attempts to deal with these systemic problems by introducing economic reform had come to very little by the mid-1980s, apart perhaps from in Hungary. The advent of Gorbachev in 1985 ushered in a new era in which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 Soviet Unio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democracy has been officially recognized.

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中央集权社会经历了地方性和周期性的严重危机。 政治民主的缺乏导致了一系列政治危机,1980年在波兰发生的政治危机是最大的。在充分就业和指令计划的背景下,政治和经济民主的缺失导致缺乏活力,经济效率低下和缺乏劳动纪律。通过引入经济改革来反复尝试处理这些系统性问题在1980s中期几乎没有,除了匈牙利之外。 1985年戈尔巴乔夫的到来开启了一个新时代,苏联第一次正式认识到经济表现与民主之间的联系。

In both East and West overcentralization, bureaucracy and the exercise of arbitrary state or private power are now widely acknowledged to be major problems. The threat to personal freedom from the concentration of political and sometimes economic power in the state, the paternalism of nationalized industries and welfare state provision, the inefficiency of statist command planning, the power and lack of social accountability of large corporations, have between them led to a search for ways of decentralizing political power and economic decision-making.

在东方和西方的过度集中化中,官僚主义和政府或私人权力的任意行使现在被广泛认为是主要问题。个人自由受到了政治的集中化和政府的经济权力的威胁,国有化产业和福利国家提供中的家长式作风,中央集权指令计划的低效率,大公司的权力过大和缺乏社会责任感等, 这些导致了对分散政治权力和经济决策的方式的寻找。

Market socialism, in varying forms, has been increasingly advocated by reformers in the East and socialists in the West as the only wayforward, the only viable third way. At a theoretical level the work of Lange (1938),Brus (1972) and Nove (1983) has been especially influential. At the level of historical experience the Yugoslav system of worker self-managed enterprises, whose activities are in principle coordinated by the market mechanism, is unique. There is also the Hungarian new economic mechanism, far less of a break with the command system than might appear and qualitatively different from the Yugoslav system.

东方的改革者们和西方的社会主义者们越来越多地倡导各种形式的市场社会主义,将其当成唯一可行的第三条道路。 在理论层面上,Lange(1938),Brus(1972)和Nove(1983)的工作尤其具有影响力。 在历史经验方面,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我管理企业制度,其活动原则上由市场机制协调,是独一无二的。 还有匈牙利的新经济机制,与指令系统和与南斯拉夫系统相比可能出现的质量差别要小得多。

The strongest argument for market sociallsm is that it is the only realistic, or feasible (Nave 1983), alternative to capitalism and, more particularly, to statist command planning. Its advocates accept that Yugoslavia has experienced the sort of economic instability and crisis more usually associated with the capitalist West and that Hungary’s economic performance has not been noticeably better than that of other statist countries. However, the absence of political democracy means that neither country fully qualifies as an example of the sort of system recommended by market socialists. In any case, no one would expect market socialism, or indeed any system, to be perfect. The question is: is there a better alternative? Is there another third way?

市场社会主义的最强有力论据是,它是唯一现实的,或可行的(Nave 1983)对资本主义的替代,更具体地说,是对中央集权的指令计划的替代。 它的拥护者接受南斯拉夫经历了比资本主义西方更频繁的经济不稳定和危机,而匈牙利的经济表现并没有明显优于其他中央集权国家。然而,政治民主的缺乏意味着这两个国家都没有完全符合市场社会主义者主张的那种制度。无论如何,没有人会认为市场社会主义或任何制度都是完美的。 问题是:有更好的选择吗? 还有第三条道路吗?

This book is an attempt to show that there is, by developing a model of democratic planning based on negotiated coordination. In my view there are two fundamental problems with the model of market socialism which mean that it cannot constitute the economic part of a realistic vision of a self-governing society based o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luralism. The first is contingent. The case for planning is that it enables the conscious shaping of economic activity, in accordance with individually and collectively determined needs, and it overcomes the instability that is an endemic empirical characteristic of market-based economies. So far, neither historical experience nor the state of theory gives any reason to suppose that market-based economies can be managed or regulated effectively enough to achieve these objectives.

本书尝试通过制定基于协商的协作的民主计划模型来证明第三条道路是存在的。在我看来,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存在两个基本问题,这导致它不能构成基于政治和经济多元化的自我治理的现实社会愿景的经济部分。第一个是偶然性。计划的情况是,它能够根据个人和集体的确定的需求有意识地塑造经济活动,并且克服了市场经济的地方性经验特征造成的不稳定性。 到目前为止,历史经验和理论状态都没有给出任何理由支持基于市场的经济能够得到有效管理或监管以实现这些目标的假设。

Second, the invisible hand, even if it could be steadied to avoid instability and guided to achieve broad social objectives, necessarily operates through an appeal to narrow individual or sectional self-interest and the coercion of market forces. It thus reinforces individualism and atomization and precludes conscious participation by people in the taking of key decisions that affect their lives. This, in turn, has far-reaching implications for motivation and the possibilities for linking the present and the future through transformatory activity and experience.

第二,看不见的手即使可以被稳定以避免不稳定并被引导以实现广泛的社会目标,也必然通过呼吁缩小个人或部门的自身利益以及对市场力量的强制来实现。因此,它加强了个人主义和原子化,并阻碍了人们有意识地参与影响他们生活的关键决策。 反过来,这对动机和通过转型活动和经验将现在和未来联系起来的可能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The fact that I reject market socialism as a model for the future does not mean that I necessarily regret the attempts currently being made to increase the role of the market in the Soviet Union, Eastern Europe and China. In my view, as argued in chapter 5, these are not socialist societies but rather societies with a non-capitalist social formation constituting an alternative to capitalism as a means for creating the material and cultural preconditions for socialism. It may be that a greater role for the market will be part of the process of undermining the monolithic political power of the state in these countries and moving towards political democracy, undoubtedly the central challenge facing them.

我拒绝将市场社会主义作为未来模型的事实并不意味着我一定会对目前为增加苏联,东欧和中国市场的作用所做的努力而感到遗憾。在我看来,正如第5章所论述的那样,这些不是社会主义社会,而是具有非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社会,构成资本主义的替代,作为一种创造社会主义的物质和文化先决条件的手段。 市场的可能的更大作用将是破坏政府在这些国家中的整体政治权力并走向政治民主的过程的一部分,这无疑是他们面临的核心挑战。

以上来自1.1 Introduction,作者明确指出,基于协商的协作的民主计划经济是人民自我治理,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所必需的,同时作者也表现出了对市场机制的极度不信任,认为市场本身就是对民主的破坏。同时作者也明确说明了苏联和中国的指令经济模式既没有政治民主也没有经济民主,根本不是社会主义。

接下来看看作者支持民主计划经济的具体理由:

Within standard economic theory market failure is recognized as a reason for collective action in cases when atomized self-seeking individual action cannot achieve the objectives of the individuals involved, namely, when prisoners’ dilemma situations, externalities or public goods exist. In prisoners’ dilemma situations, atomized decision-making prevents decision-makers from taking account of interdependencies that affect the outcome. The result is an outcome that none of the decision-makers would have chosen had they been able to get together to reach an agreed decision. It has been suggested that such situations make sense of Rousseau’s notion of the general will, normally dismissed as a totalitarian concept by 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ts (Runciman and Sen 1965).

在标准经济理论中,市场失灵被认为是在原子化的自我追求的个人行为无法实现所涉及的个人目标的情况下而采取集体行动的原因,即当存在囚徒困境,外部性或公共物品时。在囚徒困境中,原子化的决策使决策者无法考虑所影响的结果的相互依赖性。结果是,如果他们能够聚在一起达成决定,那么决策者们都不会选择这样的结果。 有人认为,这种情况是卢梭关于公意的概念的体现,通常被方法论个人主义者贬低为极权主义概念(Runciman和Sen 1965)。(越来越大越来越疯狂的市场营销投入就是囚徒困境带来的恶果之一,结果是浪费了大量财富。)

Prisoners’ dilemma situations arise from the fact that in atomized decision-making people are by definition ignorant of the behaviour of others, yet to act effectively in their own narrow self-interest they need to know what the others are doing. In this they differ from situations in which externalities occur since externalities do not in principle arise from ignorance or uncertainty. Externalities exist because property rights are defined on too small a scale for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use of property to be felt only by those who determine that use. They consist of costs or benefits that are not taken into account by narrowly self-interested decision-makers since some of the effects of using the property are borne by or benefit others. The extent and distribution of such external effects depend on the distribution of property rights. Externalities are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standard distinction between private and social costs and benefits.

囚徒困境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原子化的决策中,人们根本不了解别人的行为,然而为了在他们自己狭隘的自身利益中有效行动,他们需要知道其他人在做什么。在这方面,它们与外部性发生的情况不同,因为外部性原则上不是由无知或不确定性引起的。 存在外部性是因为产权的定义规模太小,只有确定使用的人才能感受到财产使用的后果。它们包括狭隘的自利决策者未考虑的成本或收益,因为使用财产的某些影响是由他人承担或使他人受益。这种外部影响的程度和分布取决于产权的分配。外部性是私人和社会成本与收益之间进行标准区分的理论基础。(最典型的外部性案例就是环境污染,私人独裁企业为了利润最大化,拒绝处理污染物,把环境成本扔给普通人,特别是穷人去承担。)

Finally, there is the case for the collective provision of public goods. These are goods and services with two characteristics: first, everyone is affected by them, whether or not they are prepared to pay for them or want them, that is, no one can be excluded from their effects; and, second, their use by one person does not diminish their availability for use by others. The classic examples are law and order and defence. However, the concept of public goods can be extended to embrace collective provision contributing to the general fabric and ethos of a society, ranging from the prevailing level of education and standard of public health to a sense of solidarity and community.

最后,集体提供公共产品的情况也是如此。 这些是具有两个特征的产品和服务:首先,每个人都受到它们的影响,无论他们是否准备为它们付钱或想要它们,也就是说,没有人可以被排除在它们的影响之外; 第二,一个人使用它们并不会减少别人使用时的可用性。经典的例子是法律和秩序以及防御。 然而,公共产品的概念可以扩展到包括对社会有帮助的一般构造和思想的集体供给,从普遍水平的教育和公共卫生标准到感觉到团结和社区。(人权也是一种公共产品,必须也只能由民主的公有机构,也就是政府来提供。)

National decisions are likely to include: the rates of growth and investment, and therefore the overall balance between investment and consumption; the allocation of investment for the major expansion of key existing industries and the creation of new industries; the distribution of investment between regions; energy and transport policy; policy towards pollution contro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resource conservation; the balance between individual household consumption and collective social provision; the distribution of personal income and a corresponding incomes policy; the coverage and character of social provision, including education and training, recreation, housing, health, social services and social security; science and research policy, in particular the sort of innovation to be encouraged; and the priority to be given to the promotion of more human social relations.

国家决策可能包括:增长率和投资率,以及投资和消费之间的总体平衡; 为了重点扩大现有主要产业和创造新产业而进行的投资分配; 区域间的投资分配; 能源和运输政策; 污染控制,环境保护和资源保护政策; 个人家庭消费与集体社会供给之间的平衡; 个人收入的分配和相应的收入政策; 社会供应的范围和性质,包括教育和培训,娱乐,住房,健康,社会服务和社会保障; 科学和研究政策,特别是鼓励创新; 并优先考虑促进更多的人类社会关系。

Of course, most of these issues are not left to the spontaneous workings of the invisible hand in modern capitalism. They are decided by the interaction of state policies, decisions of the large corporations and the struggles of the labour movement and other organized interest groups. Within this interaction, however, the private sector is favourably placed to dominate the outcome because of what Lindblom has called ‘the privileged position of business’ (Lindblom 1977, ch. 13). This privilege arises from the need for governments to create an environment that will induce the private sector to perform satisfactorily. It is supplemented by the economic power of business which gives it preferential access to the decision-making institutions and processes of the state.

当然,大多数这些问题并不是由现代资本主义中看不见的手的自发运作所决定的。它们取决于政府政策的相互作用,大公司的决策以及劳工运动和其他有组织的利益集团的斗争。然而,在这种互动中,由于Lindblom称谓的“商业的特权地位”(Lindblom 1977,第13章),私有机构有利于处在主宰结果的位置上。这种特权源于政府需要创造一种环境以促使私有机构取得令人满意的成绩。它还得到了商业经济权力的补充,使其能够优先进入政府的决策机构和进程中。

If the private sector becomes too discontented with government policies there will be what may be called a capital strike or, in an international context, a flight of capital. For macroeconomic performance, the structure of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the general direction of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to be determined democratically requires a fundamental redistribution of economic and political power. That is why socialists have historically sought the abolition of exploitation and private ownership and the abolition or democratization of the state. A redistribution of economic power is also a precondition for a more equal distribution of income, since investment would then no longer be motivated by the pursuit of unearned income accruing to private capital ownership.

如果私有机构对政府政策过于不满,那么可能会出现所谓的资本攻击,或者在国际范围内,会出现资本外逃。对于宏观经济表现而言,资源分配结构和经济发展总体方向的民主确定需要对经济和政治权力的根本的重新分配。 这就是为什么社会主义者历来寻求废除剥削和私有制以及废除国家或民主化国家。经济权力的再分配也是进行更平等的收入分配的先决条件,因为投资将不再受到追求私人资本所有权的未实现收入的驱动。

以上来自1. 4 The Case for Planning,作者描述了资本主义带来的恶果(囚徒困境,对外部性的忽视,公共服务的缺乏以及私有独裁资本对民主的威胁),而基于协商的协作民主计划经济会克服这些恶果。

接下来再来看看作者对民主计划经济模式的设想:

Although capitalist countries do not have planned economies there are elements of planning to be found in them from which we can learn. These elements, discussed in the next chapter, are concerned primarily with ways of modifying the operation of market forces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uncoordinated decision-making. Economic planning, however, is normally associated with the statist countries. The rapid rat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Soviet Union during the 1930s is evidence of the formidable ability of its centralized command planning system to mobilize and concentrate resources. The experience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Eastern Europe until recently in maintaining full employment and avoiding inflation suggests the different order of control over an economy made possible by planning. Much can be learned from the experience of statist planning, which is discussed in chapter 3. Yet the absence of democracy, the human cost involved and the mounting problems now evident suggest that the lessons are as much negative as positive.

虽然资本主义国家没有计划经济,但我们可以从中学到计划的元素。下一章讨论的这些要素主要涉及改变市场力量运作的方式以及不协作决策的后果。然而,经济计划通常与中央集权国家有关。1930s苏联经济的快速发展证明了其集中的指令计划系统动员和集中资源的强大能力。直到最近苏联和东欧维持充分就业和避免通货膨胀的经验表明,通过计划可以实现对经济的不同秩序的控制。从第3章讨论的中央集权计划的经验中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然而,民主的缺乏,人的成本和现在越来越多的问题表明,这些教训中积极的和消极的一样多。

What is needed is a form of democratic planning combining centrally taken decisions where necessary with decentralized decision-making wherever possible. Market socialism, discussed in chapter 4, is widely held to be the only way in which this can be achieved. Regulated market socialism, its advocates claim, would dispense with capitalist social relations and thus enable market forces to be harnessed to planning. I believe, on the contrary, that the argument developed in the previous section establishes a strong prima facie case against the possibility of using the market mechanism as an instrument of planning.

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民主计划形式,在必要时将必要的集中决策与分散决策相结合。 第4章讨论的市场社会主义被广泛认为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途径。 其支持者声称,受管制的市场社会主义将消灭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从而使市场力量能够被用于计划。 相反,我认为,上一节中提出的论点确立了一个强有力的表面证据,就是反对将市场机制作为计划工具的可能性。

I wish to distinguish between market exchange, on the one hand, and market forces, or the invisible hand, or the anarchy of production, on the other. By these latter terms I mean a process whereby change occurs in the pattern of investment, in the structure of productive capacity, in the relative size of different industries, in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 in the size and even the existence of individual production units, as a result of atomized decisions, independently taken, motivated solely by the individual decision-makers’ perceptions of their individual self-interest, not consciously coordinated by them in advance. It is to this process that I am referring when I argue against the use of market forces or the market mechanism as an instrument of economic planning. 9

我希望区分市场交换和市场力量,或看不见的手,或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在后面的术语中,我指的是一种进程,在这种进程中,投资模式,生产能力结构,不同行业的相对规模,经济活动的地理分布,个体生产的规模甚至存在都会发生变化。个体生产单位作为原子化决策的结果,独立地采取,仅由个体决策者对其个人自身利益的看法所驱动,而不是事先由他们一起有意识地协作。 当我反对使用市场力量或市场机制作为经济计划工具时,我指的是这个过程。9

No contemporary model of planning, whether statist, regulated market socialist or the model of negotiated coordination developed in Part IV, incorporates the direction of labour or the rationing or free distribution of all consumer goods. The continued existence of labour markets, in which people agree to participate in production in exchange for income, and of consumer markets, in which consumer goods and services are bought and sold, is not at issue. At issue between statist and regulated market socialist models is whether all decisions affecting the activities of production units are taken centrally and communicatedvertically downwards as instructions or whether some decisions are arrived at by horizontal interaction. At issue between regulated market socialist models and the model of negotiated coordination is whether horizontal interaction must necessarily involve market forces, the market mechanism.

没有现代的计划模式,无论是国家主义者,受监管的市场社会主义者还是第四部分制定的谈判协调模式,都包含了劳动力的方向或所有消费品的配给或自由分配。 劳动力市场的持续存在,其中人们同意参与生产以换取收入,以及消费者市场,其中购买和销售消费品和服务,这些都不是问题。 在中央集权和受监管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型之间的问题在于,所有影响生产单位活动的决策是否作为指示进行集中和传播,或者是否通过横向互动得出某些决策。 受监管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与基于协商的协作模型之间的问题在于,横向互动是否必然涉及市场力量,即市场机制。

At the moment, in all economies, most transactions between enterprises are based on an established pattern of horizontal relationships which are only reassessed when they cease to satisfy the requirements of those involved. 10 These relationships are between producers and users and in market economies constitute what I have called above market exchange. Change in the established pattern resulting from reassessment typically involves negotiation. The model of negotiated coordination is a qualitative development of this existing reality. In it, such horizontal relationships and reassessments continue to be the basis of transactions concerned with current production, that is, most transactions. However, the crucial difference by comparison with market economies is that negotiation is extended to embrace relationships between enterprises in the same branch of production when changes in capacity are at issue. Thus, while market exchange exists market forces do not.

目前,在所有经济体中,企业之间的大多数交易都是基于既定的横向关系模式,只有当它们不再满足相关人员的要求时才会被重新评估。 10这些关系是生产者和使用者之间的关系,市场经济构成了我称为市场交换的存在。重新评估产生的既定模式的变化通常涉及协商。基于协商的协作模式是对现有现实的性质上的发展。其中,这种横向关系和重新评估仍然是与当前生产有关的交易的基础,也就是说,绝大多数交易。然而,与市场经济相比的关键差异在于,当出现产能变化问题时,谈判扩展到包括同一生产部门中的企业之间的关系。因此,虽然市场交换存在,但市场力量却不存在。

This crucial difference enables decisions about changes in the size of production units and branches of production, about investment or contraction, to be coordinated in advance. It enables decentralizationof routine, day-to-day decisions to be combined with coordinated decision-making when significant interdependence is present. Thus, when decisions potentially affecting the future of individual workplaces and communities are being taken, those potentially affected can participate consciously in taking them. In this way, negotiated coordination, unlike command planning instruction and market force coercion, creates the possibility for people consciously to transform their perceptions, values and motivation by confronting their own interests with those of others and seeking a resolution. As is elaborated in Part IV, the process of negotiated coordination can be generalized to incorporate all interests affected by major decisions and to cover all major decisions affecting people’s lives. The interests participating in negotiation can be constituted narrowly or broadly, involving more or less (de )centralization, according to the issue. 11

这种至关重要的差异使得能够提前对关于生产单位和生产部门的规模变化,投资或收缩的决定进行协作。它使分散的日常决策与当存在显着的相互依赖时的协作决策相结合。因此,当正在考虑可能影响个人工作场所和社区未来的决策时,那些可能受影响的人可以有意识地参与其中。通过这种方式,与指令计划指示和市场力量强制不同的是,基于协商的协作为人们创造了通过将自己的利益与他人的利益一起考虑并寻求解决方案而有意识地改变其观念,价值观和动机的可能性。正如第四部分所阐述的那样,谈判协调的过程可以概括为包含受重大决定影响的所有利益,并覆盖影响人们生活的所有重大决策。根据这个问题,参与谈判的利益可以狭义或广泛地构成,或多或少地(集中)集中化。 11

It will, I hope, be clear that the model of negotiated coordination is not based on the assumption of perfect knowledge or optimality. In relation to neoclassical theory’s ‘myopic concentration on problems of marginal adjustment’, Dobb has referred to the ‘Perfectibility Fallacy’ (Dobb 1970b, p. 121). In Ellman’s view, the waste and inefficiency of statist planning arise because it is based on the false assumption of ‘a perfect knowledge, deterministic world, in which unique perfect plans can be drawn up for the present and the future’ (Ellman 1979, p. 73). More generally, Lindblom has distinguished between two models, with different assumptions about the nature of social reality: Model 1, based on the possibility of perfectibility and the scientific discovery of correct solutions in the interests of all – the paternalist model; and Model 2, based on the permanence of fallibility and on preference-guided choice through a process of social interaction – the pluralist model (Lindblom 1977, ch. 19).

我希望,它将清楚地表明,基于协商的协作模式不是基于完美知识或最优性的假设。关于新古典主义理论的“近视的集中于边际调整问题”,Dobb 提到了“完美主义谬误”(Dobb 1970b,p.121)。在Ellman看来,中央集权计划的浪费和低效率的出现是因为它基于一个关于”完美的知识,确定的世界,其中可以为现在和未来制定独特的完美计划”的错误假设(Ellman 1979,p .73)。更一般地说,Lindblom区分了两种模型,针对社会现实的本质有不同的假设:模型1,基于完美性的可能性和为科学发现所有人的利益提供正确的解决方案—家长式模型;和模型2,基于易犯错误的永久性和基于对社会互动过程的偏好引导选择—多元模型(Lindblom 1977,ch.19)。

The process of negotiated coordination in my model has similarities with the ‘social processes or interactions that substitute for conclusive analysis’ in Lindblom’s Model 1(Lindblom1977, p. 253). However, in the economic sphere, although not unaware of the problems associated with private property and atomized decision-making, Lindblom espouses the market mechanism as the way of organizing preference-guided, pluralist social interaction. He sometimes also gives the impression of underestimating the role that knowledge and reason can and should play in the process of self-determining, self-governing democratic decisio-making. My model of negotiated coordination is not based on perfectibility, whether of knowledge or solutions, but it is based on a belief in reason and in the possibility of transformation and progress.

我的模型中基于协商的协作的进程与Lindblom模型1中的“社会过程或相互作用取代结论性分析”相似(Lindblom1977,第253页)。 然而,在经济领域,虽然并未意识到与私有财产和原子化决策相关的问题,但Lindblom支持市场机制作为组织偏好引导的多元社会互动的方式。 他有时也给人的印象是低估了知识和理性可以也应该在自我决定的和自我治理的民主决策过程中发挥作用。 我的谈判协调模式不是基于完美性,无论是知识还是解决方案,而是基于对理性的信念以及转型和进步的可能性。

第二部分是分析资本主义国家和中央集权国家的计划经济案例,例如英国二战时期的计划经济,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计划,英国和法国二战后的对工业发展的指示,日本的工业计划和保护主义模式,以及苏联和东欧的指令经济模式,还有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的市场社会主义尝试。限于篇幅我这里就不再具体介绍了,诸位自己去阅读吧。

第三部分介绍了作者打算用民主计划经济模式实现的目标,有社会化生产,政治民主(包括直接的参与式民主),经济民主,最终消灭劳动的社会分工,让每个人都能平等的做自己想做的工作,而作者最终的设想是这样的:

 

这张图里的英语很简单,所以我就不翻译了,诸位自己看吧。

第四部分具体讲述了作者的民主计划经济方案:

这是国家层面的方案,国家计划委员会下属有三个机构:部门协调机构,主要投资机构,地方分配机构。部门协调机构负责和地方计划委员会以及生产单元们(生产单元由工人们民主控制)进行基于协商的协作,协调生产单元们之间的问题;而主要投资机构则是负责民主的协商投资;地方分配机构则是和地方协商,对国家控制的资源进行民主分配。所有这些机构的作用都是协助人民民主的进行决策,任何被影响到的人民都有权参与协商决策,当然它们本身也是被民选议会控制的(甚至本地可以实现直接的参与式民主控制。)

这是地方(省一级)层面的方案,地方计划委员会一方面是国家计划委员会以及地方代表议会的下属,地方代表议会同时也下属地方利益机构。另一方面也和国家计划委员会一样下属三个机构:地方部门协调机构,主要投资机构,本地分配机构,这三个机构的功能也和国家层面的三个对应机构一样,只是范围局限在地方。

 

这是本地(城市,小镇,乡村)层面的方案,本地计划委员会一边是国家和地方的计划委员会和本地代表议会的下属(本地代表议会也下属本地利益机构),和地方进行民主协作,另一边则是和生产单元以及小规模活动进行直接的民主协商。

这是生产单元层面的方案,工人们通过工会或者直接与消费者们以及其他生产单元或协作机构或社区民主的进行协商,然后根据协商结果制定生产计划,再进行生产。

最后作者进行了总结:

Thus, the central requirement for advance to a self-governing society of equal subjects is movement towards more equal access to the material and psychological resources necessary for self-development. Abolition of the social division of labour is the precondition for ending the oldest forms of oppression and inequality, between men and women and between mental and manual labour. It is also a precondition for achieving global ecological balance, since the end of subalternity and alienation will enable people to transform their unconscious need for compensatory consumption into a conscious need for emancipatory activity. If capitalism and statism have today in their different ways created the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possibilities for advance to socialism, communism and self-government, it is up to us to decide whether to act on those possibilities, whether to draw on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sources available to us to transform both our circumstances and ourselves.

因此,推进平等主体自我治理社会的核心要求是更加平等地获得自我发展所需的物质和心理资源。 废除社会分工是结束存在于男女之间以及脑力和体力劳动之间最古老的压迫和不平等形式的先决条件。 这也是实现全球生态平衡的先决条件,因为等级压迫和异化的结束将使人们能够将他们对补偿性消费的无意识需求转变为对解放活动的有意识的需求。 如果资本主义和中央集权今天以不同的方式创造了推进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自我治理的客观和主观可能性,那么我们有责任决定是否采取行动,是否利用内部和外部资源。以改变我们的外部环境和我们自己。

If we decide to do so, we have to find ways of going beyond reliance on the operation of impersonal market forces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our economic activity. The model of democratic planning through negotiated coordination outlined in Part IV is an attempt to show that this is possible without recourse to administrative command planning. It is an attempt to demonstrate that there is a third way that is both realistic and yet has a transformatory dynamic. The only other third way that has been proposed, regulated market socialism, is neither realistic nor transformatory. It is based on an internally inconsistent political economy in which people undertake economic activity on thebasis of narrow self-interest yet regulate themselves by non-narrowly self-interested political action in the social interest. Democratic planning through negotiated coordination, by contrast, is a model that offers us the possibility of taking responsibility for our lives and in so doing transforming ourselves.

如果我们决定这么做,我们必须找到超越依赖非个人市场力量运作来协调我们的经济活动的方法。第四部分概述的通过基于协商的协作进行民主计划的模式尝试表明这可以不借助行政命令计划实现。它试图证明第三条道路既现实又具有变革动力。唯一被实践过的第三种方式,即管制市场的社会主义,既不现实也不革命。它建立在内部不一致的政治经济基础之上,人们在狭隘的自身利益的基础上开展经济活动,并通过社会利益中的非狭隘自利的政治行动来约束自己。相反,通过基于协商的协作进行的民主计划是一种模式,它使我们有可能对我们的生活负责,从而改变我们自己。

Movement towards democratic planning and a self-governing society requires political action informed by a hegemonic political strategy. Without the development of autonomous, self-governing groups in civil society, struggling to assert their interests in relation to the state and the economy, there can be no progress. Without such groups finding the way to transform their existing subaltern, sectional, consciousness into hegemonic, overall, consciousness, there can be no challenge to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the ruling hegemonic group. Transformatory political action has to be informed by a credible vision of a better society. One of the factors inhibiting such action has been the crisis of the traditional socialist vision, not least the loss of confidence in the possibility of combining freedom and democracy with planning. I hope that the model of democratic planning through negotiated coordination will contribute to thinking about how, particularly in relation to the economy, optimism about the possibility of a better society can be combined with realism about how people are and what we can become, what together we can make of ourselves.

实现民主计划和自我治理的社会的运动需要以占主导的政治策略为依据的政治行动。如果没有公民社会中的自治的,自我治理的团体的发展,努力维护这些人自己与政权和与经济相关的利益,就没有进步。如果没有这样的团体找到将他们现有的下层的,部分的,无意识的转变为主导的,整体的,有意识的方法,那么就不会有任何对统治霸权集团的主导地位的挑战。转型政治行动必须了解更美好社会的可信愿景。阻碍这种行动的因素之一是传统社会主义愿景的危机,尤其是丧失对通过计划将自由与民主相结合的可能性的信心。我希望通过协商协作的民主计划模式将有助于思考如何做,特别是在经济方面,对更好的社会的可能性的乐观可以与关于人是怎样的和我们可以成为什么的现实主义相结合,我们可以在一起塑造我们自己。

作者的设想比较理想化,相比市场社会主义的主张,作者的主张离现实更遥远(如果说市场社会主义主张大政府,那么Pat Devine主张的就是超级政府),但作为一种思路还是不错的。毕竟我们不能由着那些霸占生产资料和资本的独裁者们胡作非为,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