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我不是球迷，不了解足球，但我是个游戏迷，而我也看到了，电子游戏是如何从单纯的娱乐工具和思想载体蜕变成了大资本的吸金工具，内购制，DLC和赌博抽卡又是如何从出现到泛滥成灾的。足球是属于球迷还是属于老板们，这不是足球自己能决定的；同样，游戏是属于游戏迷还是属于老板们，也不是游戏自己能够决定的。资本主义会把一切都扭曲为吸金工具，把人扭曲为劳动力商品，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终结这一切灾难！）
又是一年世界杯。为一个黑白小圆球而理直气壮地歇斯底里、放飞自我的球迷再一次怒刷存在感。他们熬夜看球，翘班看球，在网上嘶声力竭地对骂，爱情和事业都要为足球让路。哪怕对足球不感兴趣，围观群众们也大多会礼貌地表示关注。甚至，在这个快速变动的世界，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已经成了许多人生命中的一个锚点。
然而，球迷们聚集在一起时释放的热情，包括他们认同的品质——团结、勇气、意志力和伟大的友谊，同时也成为了跨国资本在世界杯上的营销口号，而世界杯俨然成为了一个巨大的生意。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将举办2026年世界杯，他们成功的联合申办承诺了创纪录的观赛人数和营收，并且许诺国际足联将获得110亿美元的利润。在一个球员的转会费可以高达2.2亿欧元的今天，工会、革命、理想、社会主义，全部变成了被踢进历史垃圾堆的大词。足球，这项合法地承载人们激情的运动，沉浮在商业化的巨浪里，裹挟着暴力、腐败、种族歧视和民族主义，泥沙俱下。
诚然，足球本身的魅力绝不会因世事变迁而折损。但足球到底属于工人，还是属于资本家；是属于人民，还是属于反动派；是为被压迫、被损害、被侮辱的草根服务，还是为富可敌国、声色犬马、草菅人命的精英服务，却不是由足球自己说了算的。土逗今天要介绍的四位资深老球迷看到了这一点，他们的故事也许可以给我们带来看球的全新角度。
被中国研究者誉为“拉美鲁迅”的乌拉圭左翼记者和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如果还活着，那他一定不会错过今天开幕的世界杯。这位铁杆球迷自诩为“精彩足球的乞讨者”。为这项世界第一运动，加莱亚诺曾经专门写过一本散文集——《足球往事》——记录“那些阳光与阴影下的美丽和忧伤”。对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挞伐、对底层和第三世界的关怀，则延续到加莱亚诺对世界杯和足球的反思之中：
1934年世界杯，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宣布第二届世界杯开幕，意大利球员向元首行法西斯敬礼。4年后，元首更是对球员们下达“胜利或者死亡”的命令；
1954年世界杯，巴西队在负于匈牙利队后，投诉裁判“偏袒共产主义而反对西方基督文明”；从1962年世界杯开始，迈阿密的消息灵通人士就一直宣称，卡斯特罗的倒台只是时间问题；
从1970年代起，商标登上球场的每个角落，球员成为移动的广告牌，国际足联却禁止球员在赛场上公开声援绝食老师讨薪和码头工人罢工；
国际足联成了私有公司，公开向世界出售足球这一商品，所有商业运作和巨额收入都秘而不宣；控制俱乐部和世界杯的，不是别人，正是一个个私有垄断公司；
阿根廷圣洛伦索队的传奇射手来到已经变成家乐福超市的球场旧址，向大家展示自己当年如何打出精彩进球，但留在原地的锅碗瓢盆、奶酪香肠、电池和剃须刀已经对此一无所知；
作为“世界足球的两极”，南美本土足球人才一直流失，处于全球食物链顶端的西欧豪门却坐享其成。当球王梅西富可敌国时，阿根廷每10个职业球员中，只有3个可以靠足球维生；
世界杯的比赛用球、球员穿在身上的球衣和装备、美轮美奂的球场，全部来自第三世界工人的血汗生产……
大半个世纪的球迷生涯，让加莱亚诺深感“足球不再属于球迷和球员”，反而成了“藏匿社会矛盾、躲避社会冲突的有效工具，也是不明资产和偷漏税收的藏身之所”。“今天的俱乐部是使用财富雇佣球员然后卖票表演的公司，在蒙骗国家、愚弄公众和侵犯劳工权利及其他权利方面，他们已经是驾轻就熟，还往往免于受罚。”
这不是加莱亚诺第一次这么尖锐了。他的扛鼎之作《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曾被已故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当成“礼物”送给时任美国总统的奥巴马。这本书以爱情小说和海盗小说的笔触写政治经济学，描绘了三个世纪以来，三代西方殖民者先是直接掠夺拉美的金银、农作物和矿产等自然资源，接着以自由贸易、铁路、贷款、阴谋和暴力扼杀拉美的民族工业，最终以投资、技术、经济援助、合资企业、金融机构和国际组织等手段彻底控制拉美的经济命脉，使拉美大陆及其人民永远背上了“哪里越是富得不能再富，哪里就越是穷得不能再穷”的诅咒。
如果加莱亚诺还活着，我们不妨猜想：比起拉美球队能否重拾昔日的华丽打法和彪炳战绩，比起对保守战术和功利哲学的厌恶，他可能更关心的还是足球正加速异化为金钱游戏的现状，以及撑起这四年一度盛会的所有普通劳动者。
意大利著名艺术家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的另外两个身份，可能不为人熟知：他既是意大利共产党员（后遭开除），更是丰产的足球评论家，执教过多家欧洲豪门的知名教练法比奥·卡佩罗还激赏他的球技。我们可以推断，帕索里尼很可能是最会踢球的意大利思想家。
在1973年一次采访中，帕索里尼曾说，除了写作和性爱之外，足球就是他最大的享受。他在博洛尼亚的故居里甚至有一间足球主题的卧室。
帕索里尼曾用故乡的方言写诗，也用罗马郊区贫民窟的语言写小说。意大利左派特有的、从葛兰西继承来的乡土情结凝结成晨露和晚星，点缀在诗行间。但故乡是回不去的，意大利经济在腾飞，资本势如破竹，消费主义大行其道，现实就是城郊的穷人一无所有，道德败坏，如幽灵一样游荡在永恒之城的四周。《暴力人生》、《求生男孩》……帕索里尼成了贫民窟的专家，为大导演们撰写剧本，提供方言俚语方面的指导意见。
成为首都文化圈知名作家的帕索里尼，在意大利影视行业最辉煌的年代转战电影。从展示街边皮条客生活的处女作《乞丐》开始，帕索里尼沿着新现实主义前辈的道路继续向前，从良妓女、无业青年、龙套演员……帕索里尼将镜头慷慨地对准了这些最边缘的人物，明亮的画面中，低端成了崇高，贫瘠成了富饶。
虽然帕索里尼的影片无一例外遭到审查制度的迫害，被起诉，被审查，被禁映，但这个作家改行来的业余导演从来没有妥协。他在胶片上搜集意大利从南到北的人们谈论“性解放”时的分歧，也剪辑新闻片使政府盖棺定论的冤案呈现出不同的叙述；他在电影中大胆批判着消费社会逼人吃屎的本质，同时也批判故步自封的意大利左翼政党；他用光影塑造出尚未被物化的性爱乌托邦，也攻讦第三世界在全球化的腐蚀下丧失的天真。
作为左翼诗人，帕索里尼从文学的角度看足球。他说，巴西足球是诗的足球，一切都以运球和球门为基础；而意大利呢，它著名的“ 链式防守 ”则是散文的足球，唯一的诗意时刻存在于反击的时候。帕索里尼声称，散文式足球和诗歌式足球没有高下之分。
但同时他也提醒我们，当代意大利诗歌，往往是典雅的，保守的，过分符合右翼美学。而拉美文学则是一场革命。社会的风气是可能会体现在足球战术上的。他很清楚，足球不是一个脱离社会的乌托邦。就像他的朋友、著名作家莫拉维亚说的：“我不愿成为足球或者是体育运动的无条件支持者，因为我知道它们是脱离现实的消遣方法。……足球是用来吸引年轻人的视线，以免他们参与革命……”
20来岁时加入意大利共产党的帕索里尼坚信，只有共产党能够提供一种新的真正的文化，以及对整个社会存在的解释。马克思和葛兰西共同构建了帕索里尼的精神殿堂。而足球、诗歌和爱则是他在意大利斗争激烈的社会中尚能偷到的快乐。
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第四位总统、该国首位民选左翼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也是位超级大球迷。年轻时踢守门员位置的他，还是共和国唯一参加过法国杯赛决赛的总统。1995年，当效力于英超曼联队的法国球星坎通纳因为攻击一名对他发表歧视言论的球迷而遭逮捕时，坎通纳的母亲竟然找到密特朗的办公室主任，请她将这件事转告密特朗，“告诉总统，他必须致电英国女王，如果把坎通纳关进监狱，英法两国青年人的关系就完蛋了！”
这位任期长达十四年的法国总统，曾任法国社会党第一总书记，是戴高乐最有威胁的左翼反对者，也是从五月风暴中走出的左翼政治家，他在任期内为法国留下了无数遗产。
在密特朗主政期间，他顶住法国主流的排犹主义压力，吸纳了数名犹太成员进入内阁。也是在他的任期内，法国成功废除了死刑，兑现了他竞选总统时的承诺。他还保护了一批从意大利流亡到法国的进步知识分子和活动家，其中就有著名左翼哲学家安东尼奥·奈格里。
1982年，密特朗推动法国迎来一次重要的司法改革。这一年，同性恋行为不能再成为房东驱赶、解约租客的理由。同年，同性恋被从精神病名单上删去。此后，密特朗实行了对同性恋的“大赦”。同时，在公务员应尽的义务中，涉嫌歧视的同性恋者的条款被删去。也是在这一年，法国举行了第二次“骄傲游行”，同志们在街头欢呼这场“胜利”。
不过1982年对法国球迷来说并不好过。在这一年的世界杯，法国在半决赛惜败联邦德国，无缘决赛。不过密特朗也就沮丧了两年：1984年欧洲锦标赛的决赛，由法国和西班牙两支足球队在巴黎争冠。坐在贵宾席上的法国总统密特朗不顾身旁的客人，每当法国队有精彩表现时，他就激动地大喊大叫，站起来高呼“法兰西，法兰西，万岁！”当法国队最终夺冠，密特朗满面春风，忘形地用双手推开众人，直接走向球场，与球队一同欢庆胜利。
2015年9月，年近70、低调朴素的老左派杰里米·科尔宾，凭借其旗帜鲜明的纲领，以近60%的得票，强势当选英国最大的在野党——工党——的党魁。让既得利益者和保守势力恐惧的科尔宾同志来自北伦敦，平时除了喜欢种菜、素食、骑自行车上下班，还是英超阿森纳队的死忠球迷。
2017年春，《卫报》在伦敦东北部一个公共足球场采访了科尔宾对草根足球的看法。老科的解释如下：
草根足球能让孩子们走出家中，放肆玩耍，然后去体会胜负，这对他们是很好的一课；
基层的业余俱乐部和业余教练员付出大量的时间精力去打理一切，却从中得不到什么回报。他们之所以会一直坚持，也因为他们坚信这项事业对孩子好。所以我们提出，要让英超俱乐部每年拿出5%的电视转播利润，投入到草根足球的人力和硬件建设中；
我们一直都认为非职业联赛和球迷所有的俱乐部很重要，因为那些到现场看球的人、那些掏钱买季票的人，那些购买电视观赛套餐的人才是俱乐部的主人。
这些观点和科尔宾与工党“服务多数，而非少数”（for the many, not the few）的竞选口号一致。自媒体“纸老虎”曾经总结了科尔宾2015年时参选工党党魁的十大纲领：
一、要增长，不要紧缩。保证政府公共开支，不削减财政预算；
二、保证完整的福利系统，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如恢复住房补贴和残疾人补贴，取消延长退休年龄的计划；
三、将铁路、水电、能源和邮政系统重新收归国有；
四、加建公共住宅，控制房租，增加住房补贴；
五、停止医疗私有化，保证国民医疗保健系统（NHS）的资金供给，取消NHS员工的工资封顶，提高急症病人就医速度等；
六、取消零小时工作合同（zero hour contract）等灵活用工方式，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增强工人集体协商权利；
七、维护移民的平等权利。
八、取消大学学费，缩减学贷规模，恢复学生的生活补助，为小学生提供免费午餐等；
九、立即对气候变暖采取行动。
十、停止战争，取消三叉戟核系统（Trident）。
另外，他还对富裕的“少数”开刀，提出增收富人的个人所得税、企业税和伦敦金融城的交易税的纲领。这些纲领旗帜鲜明地反对私有制、扩大公共福利、保障普通工人利益，与当下的引起众怒的紧缩政策大相径庭。
科尔宾的提案赢得了普通群众，尤其年轻人的支持。18-24岁的英国年轻人曾被认为普遍政治冷感，但他们在2017年6月大选中的投票率高达72%，工党在这群年轻人中的支持率则高达71%。近年来，英国老百姓实际工资不升反降、政府大幅削减公共福利、物价腾贵，而最富有的5%则掌握了越来越多的财富，科尔宾和工党的崛起并非偶然。
在《卫报》的采访结束前，记者问科尔宾是否认为工党能在6月的提前大选中实现逆转奇迹，因为当时民调显示，保守党的支持率大幅领先工党。科尔宾坦承，如果说大选是一场比赛，那现在比赛已经到了84分钟。目前的工党没有领先，甚至和对手不在一个水平线上，但他知道工党背负的是人民的精神和决心，所以呼吁大家走出家门为工党投票，奋战到比赛最后一分钟。仅仅一个多月后，他麾下的工党就硬是把保守党从绝对多数的位子上挤走了。
看来这还是应了那句老话：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