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这篇文章中引用的事实和数据很有价值，揭露了不少精英的特权，但作者身为毛派把新自由主义席卷世界的原因说成文革结束，这就不是事实了，新自由主义是借经济停滞和苏联解体的机会席卷世界的。而其中为中国洗地的言论，更不是事实，共匪太子党特权比美国精英多多了，而且双方也是相互勾结的。而民粹主义也不是极端化的民主，反而是反民主的，和精英主义互为镜像，这点秦晖教授有分析文章。至于文章最后提到的那个“解决方案”，呵呵，作者又在撒谎，这不过是右派的“解决方案”而已，实际上社会民主主义者早就有可行的解决方案了，就是实现经济民主。我说作者撒谎，是因为作者既然能翻墙查到这么多精英的特权，那么如果他真是社会主义者，不可能查不到经济民主这一解决方案，所以他是故意的。他是个高级五毛狗，比绝大部分海外民运的水平都要高，当心。
我观察这个赵皓阳有段时间了，我可以肯定，他不是一般毛派，一般毛派是会关注推送外国反抗新闻的，以及介绍外国毛派的文章著作并给出链接，很多也会开书单和网站链接，但他几乎不单独推送外国反抗新闻，从来不给书单不给网站链接，提到的著作也只是选择性摘录，例如大卫哈维，他虽然吹捧，但《新自由主义简史》中分析新自由主义起源的部分就完全不提；而且不少毛派是想要推翻共匪的，当然他们在墙内不会明说，但会有类似的暗示文章，而在墙外就有不少毛派直接如此表达了，而他很明显是支持共匪的，鼓吹反贪官不反皇帝，都是下面官僚集团不好，皇帝没问题，呵呵。而他虽然吹捧马克思，但马克思反对国族主义这点他就不提，主张福利国家这点他也不提；他吹捧列宁，但列宁的民族自决理论他又不提，帝国主义理论他还是不提；他吹捧斯大林，但完全不提托洛茨基，实际上无论是哪派，在说斯大林时托洛茨基都是绕不过去的，他完全不提，加上链接也不肯给一个，我的看法是他根本不想让别人知道托派的存在；而对于社会民主主义，他连多骂几句都不肯，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的名字都不提，他在害怕什么呢？我看他是怕提到这几个名字之后有人好奇查询，然后知道社会民主主义的存在吧。他如此克制，完全不越共匪雷池，最合理的解释就是故意如此，他就是高级五毛狗，和共匪背后勾搭的存在。最后一点，他默认别人称呼他“赵主席”，这是很明显的造神。）
（一）“公平”的界定
文章的题目叫做“精英的特权”，那么如何界定这个所谓的“特权”就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按照我们这个社会的普遍认知和道德上的公序良俗，一个人付出的多，就应该得到更多的回报；一个人在某些方面更优秀，理应得到多于其他普通人的回馈。对于“精英”来说，能在某些领域成为翘楚，或有超世之才，或有坚韧不拔之志，那么所谓的“特权”一说，是不是应该改成精英们应得的权利呢？然而许多普通人都有一个模模糊糊不太清楚的主观感知，就是精英阶层所得到的，比他们“应得”的，要更多，他们会举出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两极分化愈演愈烈等社会现象用以证明“特权”的存在，但是依然很难量化。
我来举一个例子，2007年，美国各大企业CEO们的平均工资是普通工人平均工资的344倍，注意这仅仅是工资，不包括奖金和股息收入等（David R Francis，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Marcy 9,2009）。这个如果要真说也说得通，毕竟CEO是一个企业运行的绝对核心、重中之重，其地位的重要性和可能给企业带来的收益，我说三百倍于一个普通工人，并不能有有力的反证来反驳。那么我再说一个数据，1980年，CEO们的平均工资仅仅是工人们的42倍（来源同上）。那么是不是说明了短短的三十年里，CEO给一个公司的效益提升、其地位重要性增长了近9倍呢？很明显无法得出这个结论。横向去对比CEO们的工资，美国CEO是其欧洲同行的2倍、日本同行的9倍（Kenji Hall，BusinessWeek，February 10,2009），那么就意味着美国的CEO更加重要、干的活更多，或者美国企业的效益普遍更好吗？同样不是。
首席执行官对工人的工资比由42倍飙升到344倍，熟读我文章的朋友应该知道这其中的历史背景，七十年代末随着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全世界左翼运动陷入了最低谷，以里根、撒切尔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政府在欧美纷纷上台，他们削减工人福利、铁腕镇压工人运动，反而对上层资本大开绿灯。同样的，整个20世纪欧美对富人的边际税率，基本都是随着革命波动而变动，共产革命高潮期，对资产威胁大了，立刻提升最高边际税率，革命一停滞，立刻降低。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社会依然是某种程度的丛林法则，所谓利益的分配更多的是多派斗争较量的结果。
1970－2013年美国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变化（可以看到，普遍适用的最低税率基本不变，而针对最富阶层的最高税率有一个大幅的下滑）
数据来源：Dooley C. M. Brian. International Taxation in America[M].North Charleston: Createspace, 2012: 135.
那么真的没有量化标准来界定“公平”、“特权”了么，从心理学上讲，还是有的。美国心理学家约翰·斯塔希·亚当斯（John Stacy Adams）于1965年提出了“公平理论”(Equity Theory)，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研究人怎样会感到公平/不公平。亚当斯提出了著名的公平公式“Op/Ip=Oa/Ia”也就出自于此（Op——对自己报酬的感觉；Ip——对自己投入的感觉；Oa——对他人报酬的感觉；Ia——对他人投入的感觉）。简而言之，我努力之后所获得的成果，比起精英付出同样努力所获得的成果，小很多，所以我会感到不公、感到精英有特权。因为这个社会是人组成的，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有了同样的感受，那么就不需要证明这种感觉是对是错，这就成为了一种客观存在。这说白了就是一个人心向背的问题，整个人类世界也就要在追求更美好的未来路上，去重视这个问题。
（二）无效的规则
我们就来展开说一说可以主观感受到不公平的“精英的特权”有哪些。
个人所得税是各国调节贫富差距的重要手段，而欧美国家动辄对最高层富人的超高税率也一直被人所赞许，可以说税收手段是维系社会公平的重要方式之一。然而我们也很悲观的看到，种种的税收规则在精英阶层面前不堪一击。
首先在精英制定的制度下，玩了一个很巧妙地概念偷换，个税的高税率是针对于工资的，而资本的收入如股息、投资收益、资本资产收益、股票买卖收益等都不计算其中，而最富阶层的主要收入毫无疑问主要是后者。这样一方面能够给普通民众展现一个高税收的假象，另一方面精英阶层们又会在背后偷偷发笑闷声发财。2011年巴菲特就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吐槽自己交的税比自己秘书还少，号召对富裕阶层加大税收。
当然，像巴菲特这样“高风亮节”的精英阶层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富豪都在想破头怎样能从骨头上扣下每一星肉。投资公司、理财公司、各大银行必备的一个职位都是对税收、法律精通的专门人士，为富豪们制定专门的避税方案，这就是精英“特权”的体现，他们可以制定规则、最大化的利用规则、动用各方的资源找到规则的漏洞，然而普通人只能牢牢遵守这一规则了。
避税天堂是富人们的首选。像开曼群岛、巴拿马、百慕大这些小岛，还有一些诸如列支敦士登、卢森堡、冰岛、梵蒂冈这样的小国，举国就是只有一个支柱产业——金融，确切的说就是帮富人避税。据估计，超过一半的国际金融交易都要经过避税天堂，在这些小国中可以突破财务系统限制，方便洗钱、暗箱操作，更重要的是，各国司法部门无力管辖。根据联合国毒品控制和犯罪预防办公室（ODCCP）在2000年的报告，1999年世界犯罪活动所产生的48000亿法郎的赃款中，超过一半都在避税天堂被“漂白”。
发展中国家每年因为逃税行为损失高达50亿美元，相当于经合组织（OCDE）的所有国家每年官方发展援助（APD）的资金总数。发达国家对此也深受其害，以法国为例，2002年到2012年逃税损失约达250亿欧元，相当于2015年法国财政收入的10%，法国最富有人群和企业约有2200亿资产隐藏在瑞士和其他避税天堂，每年瑞士银行约将平均8500万欧元的法国应得税收收入转入私人腰包（Christian Chavagneux，Ces 600 milliards， qui manquent a la france，2012）。也就是因为此，各国政府频繁给予瑞士银行压力，主要还是瑞士是发达国家的主要避税点，那些发展中国家富豪热爱的各种小岛国目前依然逍遥自在。
西方发达国家就是典型的精英体制，我们国家因为经过了革命的荡涤没过多久，在有些领域看起来要比西方“善良”得多。比如西方的政治献金制度，这说难听点就是行贿受贿、官商勾结，然而这就是精英制度下“合法的腐败”，就拿今年美国大选来说，希拉里政治献金来源：第一名的萨班资本集团1000万美元，第二名对冲大佬西蒙斯的文艺复兴950万美元，索罗斯以790万美元排在第三。商人嘛，从来是不见兔子不撒鹰，肯花这么多钱肯定是谋利的，你收了我的钱，肯定不会实行损害我利益的政策，这也就保证了政界、商界精英利益一体化。
政治献金图 (来源：http://Fundrace.org)
再比如西方学校里的推荐信制度，留过学的朋友都知道，一个好的推荐信是你申请到好学校、找到好工作的重中之重，很多时候分数差点不要紧，只要推荐人过硬一样录取。其实这就是我们国内的“找关系”、“批条子”。这就保证了精英阶层的地位传承，父母如果是混高阶圈子的人，肯定能给子女找到一个地位高、有实力的人给我写推荐信，就给子女上好大学、找好工作降低了相当大的难度。
同样保证精英阶层地位传承的还有校友制和赞助金制。如果父母是某所名校毕业的，那么子女再考取这所学校可以降低相当幅度的分数，怎么看怎么像“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味道在里面。当然就算你是土包子，如果你有钱，给学校捐足够的钱，孩子一样能被录取。在中国初中、高中如果分数不够有择校费，但是大学要这么搞恐怕谁也无法接受，当然中国大学也有少数的“特权专业”，比如人大的（敏感词）史和（敏感词）史，对口政界子女；北二外的小语种，对口商界、教育界子女；北邮的某些专业，对口某些国企的子女。当然这些都是要偷偷滴进村，打枪滴不要，没西方那么光明正大。当然，无论是学历高子女的优待，还是有钱人子女的优待，都是精英阶层的“特权”，这里对普通人民的剥夺感，你知我知大家知。
制度、规则的制定，有多少是依据科学和客观现实，有多少是利益博弈的结果，我们很难得知。黄曲霉素（aflatoxine），一种致癌物质，是牛奶、花生、杏仁等食品因贮藏在不良条件下滋生的霉菌，在欧盟委员会CE认证中，食品中黄曲霉素合格标准是4微克/公斤以下，然而在2008年颁布的欧盟食品法典中规定，最大比率为10微克/公斤。法国《费加罗报》（Le Figaro）撰文，指责某大型跨国食品公司主导了这项变动，因为欧盟标准影响了该公司向欧洲的出口，所以该食品公司动用大量资金进行游说，最终将杏仁、榛子、开心果的黄霉素标准提高了2.5倍。对比一下，我国坚果类食物中，黄曲霉素要求在5微克/公斤以下，婴儿代乳食品不得检出，而世界卫生组织推荐食品、饲料中黄曲霉毒素最高允许量标准为15微克/公斤，30～50微克/公斤就为低毒。
事实上，在农药、化肥对环境的污染广为人知之前，跨国农业公司在公关上没少下文章，不但买通科学家在媒体发表“科普文”举证，还大举行贿发展中国家农业官员，力图提高在该国允许使用化肥、农药的标准。当然，最臭名昭著的当属当年烟草公司对“香烟无害论”的宣传。还有当今石油公司，花了大价钱请学者和媒体力图证明全球变暖是自然规律，跟大规模使用化石燃料没有关系，虽然联合国和环保组织一而再再而三地反驳这种观点。
既然规则大多是精英制定、或多或少能使精英享受特权的，那么作为社会底线的法律呢？能否保障中下层人民的权益呢？
（三）脆弱的法律
法律，是维系社会规则稳定的最后底线，自近代以来，人类也建立起引以为傲的法律文明。不过，没有什么事情是完美的，人类社会在追求更优秀、更公平、更高效的法律制度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以西方的法律制度为例，他们津津乐道的是法律体系中对“程序正义”的最大保证，比如轰动全美的“辛普森杀妻案”，基本上我奶奶看了这个案子始末都能断定辛普森就是凶手，然而因为警方办案过程中的几个失误，被辛普森的天价律师团穷追猛打，最终陪审团判决辛普森无罪释放。当然这是一个英美法系程序正义得以彰显的经典案例，不过美国人民对于这个案子的评价也是两极分化的：一部分认为这是美国法律史上的耻辱，让杀人犯逍遥法外我们必须反思自己的制度了；另一部分认为这个反而是我们法律体系的优越性，能做到“放过一千个坏人，也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这里我们不要忽略辛普森能够翻案的关键：他的“梦幻律师团”——萨皮罗，大名鼎鼎的犹太裔律师，曾出任好莱坞影星马龙·白兰度的律师；柯克伦，著名黑人律师，在70年代出任过洛杉矶市副检察长，后来下海经商，成为法律界声望极高的大律师，曾帮助音乐巨星迈克尔·杰克逊打过官司；李贝利，著名刑事律师，此公被誉为美国律师界最拔尖的盘诘高手之一；舍克，刑事案中应用DNA证据的头号权威；贝登，法医专家，曾在肯尼迪总统被刺案中担任首席法医；乌尔曼，加州法律专家、加州大学圣塔克拉拉校区法学院院长，曾为”五角大楼文件泄密案”的主角艾尔斯伯格担任过辩护律师。据检方统计，检方为了与“梦幻律师团”过招，至少消耗了纳税人800多万美元巨款。
我们没有必要讨论辛普森究竟是有罪还是无辜，来看另一个例子，去年火遍全网的纪录片《制造杀人犯》。整个故事太长，就不完整叙述了，我直接说几个要点：第一，纪录片的主角Steven Avery，与辛普森这个顶尖精英不同，是一名智商只有70的男子，从小因为不遵守治安几次入狱，自然也不会受整个社区和邻里待见；第二，Steven Avery居住的M郡发生了一起性侵案，警察在听完受害者的描述后，直接判断嫌疑犯是Steven Avery，并按照他的照片去画了一副疑犯肖像；第三，Steven Avery有可信的不在场证明而且与受害人描述的特征不符，他依然被判刑；第四，在Steven Avery因此案坐牢期间，M郡的警员曾接到其他警局电话，称抓到一名性侵罪犯，其声称与Steven Avery一案有关，然而从此就没有了下文；第五，直到18年后，威斯康辛州洗冤工程接了他的案子，通过DNA化验才为Steven Avery洗冤昭雪；第六，正当Steven起诉当地司法部门准备获得赔偿的时候，他又被指控与一宗强奸杀人案有关，因为冤案正受到指控的两位警察警察，跨界主动参与到Steven Avery家证据搜索的工作，并由其中一位警察在Steven Avery房子里发现了受害者的车钥匙……故事大概就是这么多，虽然许多人都认为这是一宗明显的不能再明显的栽赃陷害案，然而在证据面前，Steven Avery还是被判处了无期徒刑，让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个剧情，其中一位涉案人员因为没钱请不到好律师，而被指派的公共律师和调查员诱导认罪：“免费律师迫不及待地要置他于死地”。
（来源：http://news.mtime.com/2016/01/26/1551898.html）
对比一下辛普森梦幻律师团的惊艳表演，再看看盼着当事人去死的免费律师，我们不由得感慨，程序正义，有时候也是要靠金钱买的。确实，即便是看起来像我们保护伞的法律制度，有时候也分三六九等的，我们离一个理性、完善、正义的社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更为悲哀的是，很多情况下，有“特权”（金钱）才会有“正义”。
法国左翼学者蒂埃里·布鲁克文就愤怒地指出，底层人盗窃、抢劫，会受到刑事处罚；然而精英阶层通过复杂的金融工具，巧取豪夺他人财富、肆意攻击他国货币，甚至通过制造市场恐慌、金融危机敛财，缺绝少有人收到过惩罚，正所谓“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这也是欧美司法体系的一贯逻辑，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这位精英学者在其著作《规训与惩罚》中提出，应当区分两类非法活动——“财产的非法占有”和“权利的非法使用”，第一种像盗窃、抢劫，是对私有权不可饶恕的侵犯，应当受到刑事法庭的审判；第二种像偷税、不正当商业活动、金融诈骗，应当由专门的法律机构来调节，处罚方式尽量为罚款……看这种赤裸裸的嘴脸啊，下层人就丢进牢里吧，我们“精英内部矛盾”没啥话不好说的，吐出点钱来以后还是好同志。
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如果是一个大型安全生产事故、或食品安全事故，毫无疑问责任人会受到刑事上的惩罚，然而一个让众多人事业、破产、流离失所、半生积蓄化为乌有的经济危机，却没有人为最初的制造风险所买单。
2008年的金融海啸，美国家庭损失的财富总和达到110000亿美元，相当于德国、日本和英国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和（Mitra Kalita，Americans Sees 18% of Wealth Vanish,Wall Street Journal,March 13,2009）。随即，布什总统动用7000亿美元作为金融救助计划基金来拯救这些“大而不能倒”（too big to fail）的金融公司，公众对此感到愤怒，因为在正常年份，华尔街赚的盆满钵满，然而遇到了危机——危机的源头还是华尔街出于贪婪滥发金融衍生品导致——却要用财政收入、也就是纳税人的钱给他们擦屁股。
然而让公众出离愤怒的，是之后爆出的奖金事件：美国保险业巨头美国国际集团（A.I.G），因为被公司旗下高风险金融衍生品拖垮，获得了1730亿美元的金融援助基金，然而，公司缺将1.65亿美元作为奖金发放了出去，其中73名高管获得了超过100万美元的奖金，其中大多数人都是要为其把公司、国家拖入深渊的高风险金融衍生品负责的（Jackie Calmes, New York Times, March 18, 2009; Bill Saporito, Time, March 30, 2009）。在公众的怒火下，这些华尔街高管们甚至感觉非常委屈，美国政府拥有A.I.G 80%的股份（相当于是个国有公司），当财政部部长要求CEO取消奖金发放时，CEO拒绝了，表示“需要奖金留住高水平的员工，以便让他们来摆脱这些不良资产”。一位华尔街交易员在接受《名利场》采访时表示无法理解公众对他们的愤怒之情，因为他们也是金融海啸的受害者（比如他们的奖金跟去年和前年相比减少了一半），一位投资公司的CEO这样来形容金融海啸“就像农业会遇到气候好的年份和灾荒年份”一样，经济危机不过是自然规律就像会天气也会刮风下雨。这种不是坏就是傻的说法完全规避了人为的贪婪和高风险所导致的金融崩盘，他还能够或恬不知耻或堂而皇之自己都信了说出来——可见，精英们已经被“特权”惯坏了。2008年，金融海啸吞噬一切的年份，华尔街的各大公司总共发放了160亿美元的奖金（Shnayerson，Wall Streets $16 Billion Bonus, Vanity Fair, 2009）。“奖金门”事件也成为了占领华尔街的导火索之一——既然精英阶层是这样给我们诠释法律和规则的，那我们底层人民就用丛林法则的力量展示给他们看看。
如果说，金融危机的爆发真的是那些风投人士、基金经理、大资本家们的“无心之举”，那么历史上那么多为了盈利而刻意制造的“危机”呢？美国学者、《滚石》杂志专栏作家马特·泰比（Matt Taibbi）在其著作《大型美国泡沫危机》中，历数了高盛集团在1930年至2008年的世界金融大动荡中所扮演的角色，向我们揭示了世界最顶尖的银行家们如何利用复杂的金融机制导演危机、或利用他们制定的“规则”在危机中获利，让整个社会承受损失，银行家和金融机构从中获利。
再比如，国际资本大鳄为牟取暴利对其他国家的金融攻击。例如1992年的英镑危机，1994年墨西哥、阿根廷、巴西等国的拉美货币危机，还有著名的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当年泰国总理就指责索罗斯是“罪犯”“强盗”，让泰国人民二十年积攒的财富一夜之间化为乌有。然而这种符合新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合法合理的“抢劫”，至今没有人提出去制裁这些无法无天的国际资本。
有时候，这些大资本家疯起来，连自己国家都不放过。1893年美国银行家摩根暗中释放出虚假消息，引发市场恐慌，华尔街面临崩盘的危险，两年之后摩根以美国财政部救世主的身份亮相，他向政府提供6200万美元的贷款用来救市，而这笔钱的利息是1亿美元（Frederik Allen，Life Magazine，1907）。之后的威尔逊总统吐槽说，危机“像数学公式一样制造出来并设计走向” 。
（四）精英权力网
有人的地方，就会有组织，精英们自然也不会例外。虽然这么多年来网上关于共济会、耶鲁骷髅会、兄弟会等各种阴谋论和夸大其实的言论让人不胜其烦，但是精英互助组织确实是存在的。像我们进了大学还知道加个老乡会、兴趣社团，更何况人中龙凤呢。比如中国的长江商学院，就有稳定的联谊会、校友会，正和岛这样的就不说了。当年蒙牛跟摩根士丹利、高盛对赌，因为三聚氰胺突发事件失败，蒙牛老总牛根生在面临公司大量股份将流失国外的局面，挥泪给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及长江商学院同学写了一份万言书万言书，然后柳传志、俞敏洪等大佬纷纷出手相救，动用的资金都是亿元级别起。
1972年，美国成立了商业圆桌会议，随即成为了全球最大的游说团之一，到2014年为止，全世界超过2万余家跨国公司的老板加入其中。这个游说团体最突出的成就就是在2013年成功游说美国与欧盟开启会谈，创建跨大西洋市场，签订“夸大西洋自由贸易协定”（TAFTA）。
我记得在我还上初中的时候，父母同学聚会，有一个厅级干部的伯父对我们这些孩子们说，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考上好的大学，好学校的意义远不在于好工作，而在于你那些好学校的同学，你像村里面邻里感情质朴吧，他们之间的互惠顶多就是我给你个家里刚下的鸡蛋、你给我个今天刚摘的柿子；你们要是上了最顶尖的大学，同学出来都是各行各业的拔尖人才，这时候你们的“互惠”可能就是多少多少的股份，多少多少的年化收益，多少多少的独董位置。这话让我至今记忆犹新。这就是问题所在，普通人间的互帮互助可能产生10的效益，而精英之间互惠的效益可是10的N次方，当这些精英相互照应、互为犄角，产生了夸行业、夸领域的利益联合体，形成了稳固的权力网络，他们就成了难以撼动的既得利益者，而后来者很难再步入这些既得利益阶层、很难再分的一块蛋糕，这就形成了阶级固化。
在北京这边认识不少标准的“二代”，从小就送到英国贵族学校学习，但是成年后还是选择回国发展的居多，跟他们交流，听到最多的情况就是虽然同学很nice很友善很尊重你，但是你永远融不进他们的圈子里，永远无法加入贵族二代们的“男孩社团”，永远无法进入当地的上流社会。于是就回来咯，回来我还是个最顶层的既得利益者，在欧美顶多是有钱的二等公民。可见美国国家内都分阶级，扩展到整个世界上整个阶级划分又被大大的扩展了，发展中国家的上等人去了发达国家也得管人叫爸爸，要怪只怪祖国不强大啊（手动滑稽）。
宗教，一直以来是特权的保护伞。第二部分提到过梵蒂冈的避税洗钱生意，金融状况在梵蒂冈从来秘而不宣，无论是欧盟还是国际组织，都从无调查教会44000名账户的持有人和信息，这其中有多少黑帮、洗钱、逃税、甚至恐怖主义者们的账户就不得而知了。教会银行一直以来被指责为黑手党洗钱进行服务，像教皇保罗六世的代理人米歇尔·辛多纳，安保信银行行长罗伯托·卡尔维，都与黑手党有着千丝万缕的纠葛。
对于天主教频繁出现的性侵丑闻，教会也是选择用权力尽量下压，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十年里，当时还是保罗二世为教皇的梵蒂冈总教廷最高法院，总共秘而不宣了数十起世界各地对神职人员性侵的指控。今年，奥斯卡最佳影片和最佳原创剧本的获奖者纪录片《聚焦》，讲述的就是《波士顿环球报》几位记者报道美国神职人员奸污和猥亵儿童丑闻过程中的艰辛历程。一个小小的教区，儿童时代遭到教职人员性侵的受害者多达几百名，记者在调查中遭到了了当地官员们的掣肘、教会内外的势力的施压。可以想象，全世界还有千千万万像波士顿这样的小教区，让人不寒而栗。
其他宗教也是如此，在泰国，佛教的僧侣一直能够凌驾于法律之上，然而长时间来寺院关于挪用善款、洗钱、僧侣盗用公关的丑闻从未断绝。泰国法律规定，禁止警察逮捕穿着僧袍的僧侣，僧侣们的纪律问题由最高僧伽委员会处理，完全独立于司法体系之外。然而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监守自盗永远不会有任何监督作用，就在去年，最高僧伽委员会刚刚宣布被指控贪污2800万美元善款的法身寺住持法胜无罪。难怪泰国著名佛学家西瓦拉克要说：“如果你穿着黄色僧袍，它就能掩盖任何罪行。”
还有一种特权网的方式是“政商旋转门”，列宁对此有一个很生动地形容：“今天是银行家，明天是部长；今天是部长，明天是银行家”。有兴趣的可以随手查一查美国财长有多少是金融机构的高管，还有多少高级官员和议员退休后都在大型跨国公司谋到了“闲职”，这个例子实在是茫茫多我就不举了。现在的“政商旋转门”还多了一个“教”，即大资本家和政客担任高校教职（不管是名誉博士还是名誉教授什么的），宣传自己价值观，培养后备精英势力接班人（就跟为什么封建时代的官员都喜欢当科举的主考官一样，这一届录取的所有人就跟我有“门生之约”了）。所以这个权利网就一片和谐，今天你上台，明天我下野，后天我们一起去学校教书，整个的上升渠道就这样被垄断了。
（五）“精英”国家
社会金字塔顶层的精英会享有或多或少的“特权”，世界最顶层的国家也不遑多让。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家，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研究代表性人物，和大卫·哈维一起代表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高水平。沃勒斯坦提出了著名的“世界体系理论”，他认为，应当把整个世界当成一个整体来看，我们这个世界也存在着剥削与被剥削，也存在着等级金字塔（即“中心―――半边缘―――边缘”的说法），那么我们这个世界是一个怎样的体系呢：第一阶级的美国、英国、瑞士负责金融、文化意识形态输出——第二阶级的日德法负责高端技术制造业和奢侈品产业——第三阶级的中国、东亚四小龙从事中低端奴工工作，就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生产——底层阶级的亚非拉其他地区就是原材料产地、生物化学试验场和人体器官提供方。不只是经济如此，政治、文化同样会有这样的高低之分，全世界就是一个庞大的金字塔，特权永远只属于塔尖的那一小撮人。
国际贸易中的剪刀差价就是发达国家“剥削”发展中国家最重要的手段。简单说来就是抬高制成品价格，压低原材料、半成品价格，一个国际大品牌在中国的生产，下游加工产业只能获取利益的极少部分，仅仅负责品牌维护和设计的“贴牌费”占据了绝对多数，这是与马克思主义价值规律相悖的。发达国家能够获利因为贸易规则是他们制定的，定价权是他们一口说了算的。还记得我们政治课本上的漫画么？
（六）“精英主义”与“民粹主义”之争
一直以来，整个世界就是在不断的上层与下层的较量、斗争中跌跌撞撞前进的。在学术界，不同于我们日常的语境，精英主义（Elitism）和民粹主义(Populism)，其实都没有明确的褒贬含义，都是中性词，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政治观、价值观。
几千年以来，人类社会一直是精英主义为主导的，最早的指导思想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时期的“四层阶级论”和“目的论”就开始了（亚里士多德：最好的笛子给最好的笛手）。很明显，精英有学识、有眼界、有判断力、有执行力，能够引领我们走向一个更好的未来。精英主义者们主张一种“慈父理论”（也叫严父理论），就是说我对你好，比如说让你交税啊、让你受教育啊、让你系安全带啊、让你服兵役啊，你别管为什么，听我就行了，你只要明白这是对你好、对我们国家好就行了。然而，精英主义的弊端，就是我们本篇文章所论证的种种“特权”，一直都没有消除，如何能保证精英们在扮演“父亲”的角色中不损害儿子们的利益（终究不是亲生的），是近代以来各种法律、规则、制度的终极命题之一。毕竟“肉食者谋之，肉食者肥之”，随着社会不断进步、人民自主意识不断提高，饿了几千年下层人民也想吃肉了。
“民粹主义”是一种极端化的民主，不仅仅是简单粗暴的“少数决定多数”，还夹杂着诸如民众运动、暴力斗争、反精英等意味在其中。民粹主义从法国大革命开始初现端倪，在工人运动、社会主义革命中展现的淋漓尽致，沉重地打击了统治阶级，为我们建立起一个更平等、更公平、更美好的社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民粹主义的弊端同样很明显，群众的盲目性、野蛮性在多次政治运动中频繁地造成了诸多的灾难。以至于让领导人两相比较说出了“要防左，也要防右，但主要还是防左”的话来。
近年来，西方学者提出了一个民主的终极命题：精英主义与民粹主义的统一。力图再让精英知道我们社会、科技、文化方方面面的同时，保证所有人的利益不受侵犯，建立一个平等正义和谐的新世界。这些西方学者们讨论来讨论去，提出了一个短期改善方案和终极根本的解决方法，这个短期方案是——教育，增加教育的公平性，给穷人、少数族裔的子女更多的是教育机会，增加普通民众的平均素质；这个终极解决办法是——扶贫，发展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