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A独家:列宁斯大林的反人类无关乎马克思(鲍彤)

马克思生前有崇拜者,圈子不大。他喜欢指点江山,但不懂民主集中制,没有学过“四个意识”,更没有培养或提拔过具有“核心意识”因而全心全意自觉自愿一切行动听他指挥的班底,所以他没有死党,或追随者。

1883年下葬时,仪式不隆重。生前好友恩格斯致悼词,只把他抬举到……“达尔文”的高度。

但命运不可预测。30多年后,墓木已拱的马克思时来运转,冥冥之中黄袍加身,被一群俄国人拥上了神坛。

十月革命是浑水摸鱼的政变:外借世界大战的乱局,内夺立宪民主党二月革命的成果,得票少得可怜的布尔什维克组织亡命之徒冲散和取缔了议会,宣布一切权力归苏维埃。

全俄瘫痪了!列宁用“给士兵以和平”和“给农民以土地”蛊惑人心。战争没有了,秘密警察“契卡”来了,大逮捕,充军来了,直到肉体消灭反抗者,靠血腥镇压实行统治。土地尚未到手,粮食先被征光……。

这种“革命”,跟无产阶级,跟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跟马克思何干?

是的,马克思讲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但是,马克思讲阶级斗争,首先是争取罢工,争取工人自由组织工会,争取八小时工作制,提高工资,改善待遇……;马克思讲无产阶级专政,是由真选举产生,可以随时撤换,而且只拿熟练工人平均工资的领导机构来执行的……。马克思的这些主张,在所谓十月革命里能找到半点影子吗?

所以问题来了:这种“革命”,能叫饥寒交迫的无产阶级负责吗,能叫虚无缥缈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负责吗,能叫已在34年前在英国下葬的马克思负责吗?

列宁犯了罪,株连无关的马克思,说是归功于,实则诿罪于,天下有这种道理吗!

马克思的理论是片面的。片面性不是罪。谁没有片面性?

必须指出,轻举妄动绝对不是马克思的行动纲领。相反,正是马克思本人,谴责了“一国首先胜利建成社会主义”这种不负责任的胡言乱语!

马克思生前的朋友和学生,个个都是十月革命的谴责者。唯有跟马克思八竿子打不着的斯大林,向他的恩主列宁献上了“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皇冠。

斯大林继承了列宁的富丽堂皇的衣钵,镇压异己,迫害知识分子,抢劫富人,剥夺农民。苏联成了各民族共同的大监狱。

他和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纳粹)结盟,又和日本的军国主义订约互不侵犯。阴差阳错,希特勒的进攻迫使他转上了反法西斯的舞台。他拿到了战利品,裹挟着东欧,建立起社会主义阵营。

斯大林跟马克思有什么一丝一毫关系!

当然了,共产国际最大的成就,其实是建立中国支部即中国共产党——此事另说。

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baotong/bt-05112018092359.html

挂羊头卖狗肉的自称“社会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极权分析批判文章索引

苏联和中国以及相同性质的傀儡卫星国和越南古巴朝鲜:苏联和中国到底是什么?

柬埔寨红色高棉政权:“如果我们有了大米,我们就能拥有一切”批判红色高棉的理论和实践(“If we have rice, we can have everything”: a critique of Khmer Rouge ideology and practice)

委内瑞拉:委内瑞拉危机和左派需要吸取的教训(The crisis in Venezuela and its lessons for the left)

 

苏联和中国到底是什么?

众所周知,苏联和中国都自称“社会主义”国家,而资本主义者们自然不会放过这一点,拿着斯大林和毛贼的暴行来攻击社会主义者制造死亡。但是,请诸位思考一个问题:自称真的等同于就是如此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举几个例子,朝鲜的全名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1),而红色高棉的大名是民主柬埔寨(2),此外党媒也曾经宣称过“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3),那请问这几个国家是民主国家吗?当然都不是,因为这几个国家的政府都不是人民通过公开透明的选举选出的,人民并不能决定政府。(4)

所以,苏联和中国自称“社会主义”并不等于他们就是社会主义。那么要搞清楚苏联和中国到底是什么国家,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由三要素组成:市场,雇佣劳动,生产资料私有(5)。但这只是资本主义的一部分,资本主义还搭配以下价值观:利润(利益)至上,认为少数人拥有巨额财富没问题,认为人类的本性是自私的,也只能表现为自私,表现为为了利润互相竞争,世界由竞争主导,自由竞争的市场(也就是自由市场)是最终形态,也是最好的形态。

而社会主义呢?“The difference between Socialism and capitalism does not consist in the fact that the one makes a profit, and the other not, but in the fact that the one makes a profit for individuals, while the other makes a profit for the community.(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并不是一个获取利润另一个不获取利润,而是一个为私人获取利润,另一个为社区获取利润。)”(6)简单来说,社会主义的组成是:政治民主+经济民主。(7)当然,社会主义也是搭配价值观的:善待所有人,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人,认为少数人无权霸占巨额财富,财富本身应当尽可能公平分配,贫富差距越小越好,人类的本性是自私的,但可以通过外在制度设计和文化配合促使人类合作互利,认为竞争必须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更不应主导人类,市场本身只是一种机制而不是什么最终形态。

嗯,你大概注意到了一点:社会主义的定义中并没有计划经济。没错,很多社会主义者的确是主张计划经济的,但社会主义本身并不和计划经济绑定。同样,资本主义本身也不和政治民主绑定,事实上在资本主义开始原始积累的几百年时间里,欧洲资本主义国家连根民主的毛都看不到。(8)

然后就来看看苏联和中国到底是什么东西吧。

先看看苏联:在苏联还没形成的时候,最开始是布尔什维克的“战时共产主义”(9),本质上是战争时期的军事配给制度,算不上社会主义也算不上资本主义,不过持续时间本身就很短,战争结束之后就终止了。然后是列宁的新经济政策:

由此苏俄引入了更灵活的新经济政策来代替战时共产主义。包括:

  1. 废除余粮收集政策,实施实物税。
  2. 停止配给制度,允许商品买卖。
  3. 放松了贸易限制,鼓励外资企业投资,将资金与技术引进俄国。
  4. 停止以没收的方式进行资本主义改造,改以租借和租让的方式,在一定范围内允许个体私营经济的存在。(10)

允许商品买卖(市场),鼓励外企投资和允许个体私营经济的存在(雇佣劳动,生产资料私有),很明显新经济政策是资本主义的。

但是新经济政策也没能持续多久,斯大林上台之后,开始了强迫集体化,并开始推行中央计划经济,将工厂和土地收归政府所有,并建立了所谓的集体农庄。(11)但是,内部市场仍然是存在的,存在在哪里呢?“国营”商店,和被苏联政府官僚雇佣的工人们。同样,雇佣劳动和生产资料私有也是存在的。

“生产资料私有?雇佣劳动?”啊,苏联政府的确是宣称企业和农庄是“集体所有”的。但是,这个“集体”是谁?很明显,这个“集体”是独裁专制的共产党官僚们,而不是人民:Seeing that labourers and workers accept piecework as being eternal, along with all the other aspects of competition between those who give their labour-power, it is easy for intellectuals and opportunists – who are convinced that the principal merit of the October Revolution is that Russia was brought out of economic backwardness – to equate socialism with accumulation of capital.(看到劳工们和工人们永远接受了计件工作,相比其他那些在那些给他们劳动力的人之间竞争的模式,知识分子们和机会主义者们——那些宣称十月革命的主要好处是将俄国带出经济衰退的人——将社会主义等同于资本积累。)

It suffices to see what it was like in Russia under Stalin. The five-year plans – which it is all too easy for the western intellectual who has never touched a tool in his life to admire – were literally a worker’s hell, a carnage of human energy. Even the most basic protection of the workers’ interests were suppressed, making the lot of the Russian wage earners – by the institution of «work passes» – the same as the French wage earners under the iron rod of the second empire.(我们很明显能看到俄国在斯大林之下变成了什么。五年计划——对于那些从来没有在生活中摸过工具的西方知识分子们,赞美它是非常容易的——是工人们的地狱,对人类能量的大屠杀。甚至对工人们的利益最基本的保护都被压制了,这使得许多俄国打工仔们——在《工作通行证》的制度下——和在第二帝国的铁鞭下的法国打工仔们一样处境悲惨。)(12)

补充资料:然后布尔什维克来了,通过强迫人民接受一个更为压迫的政权毁灭了所有萌芽的希望的种子。旧革命理想家们,只要他们没能成为共产党员,就会被杀,被驱逐出境,或在监狱牢房中被消音。前布尔什维克们自己很多也失踪和死亡了;还有很多人在没有希望的情况下被辞职,或者被权力所腐蚀。新的世代正在崛起,属于共产党的少数变得更少。这一小部分中的大部分成为了无限制的权力的推动下的直接的受害者,性格变得扭曲——在共产党员内和王子内都是如此。然而,压倒性的多数人民,所有的人类尊严和行动能力都被剥夺,被贬低到饥饿的和被殴打的负担的怪物的等级上。事实是他们表现得服从和沉默的忍受,没有抗争,内心颤抖,所有的沉重的牺牲和困苦被他们的新主子堆积到他们头上,这并不被当成是英雄的本性,而是极度的失望。

因此,我们看到在俄国发生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与社会主义相反的东西。在马克思主义的表述中,只有人民剥夺了剥夺者的权力,掌握权力之后,社会主义才能实现。因此,俄国的社会主义大众们发现他们自己在控制生产资料这一问题上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们面临的情况是相同的。事实是在俄国那些自称共产主义者的剥夺剥夺者的人并没有表现出最轻微的差异。苏维埃俄国和西欧不同的地方在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工人们已经有足够强大的力量去限制资本独裁,并拥有将权力关系修改到将社会化重要经济垄断企业当成不远的将来工人们能够获取的政治胜利的力量,而在俄国生产资料被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而他们的所有权被国家机器完全保护着,同时工人们被分裂,没有属于他们自己的组织,没有出版自由或选举自由,完全被剥夺了反抗的手段。(20)

所以,斯大林的所谓“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党政府官僚取代了原来的老板们,成为新的老板们,建立了国家资本主义制度:生产资料被少数党官僚们以“国家”或“集体”的名义所有,党官僚老板们雇佣工人工作。当然,在中央计划经济下内部市场必然没有市场经济下那么繁荣,不过交易这一市场基本要素是一直存在的。此外,苏联对外是完全的资本主义表现:經濟互助委員會,中文簡稱經互會,由蘇聯組織建立的一個由社會主義國家組成的政治經濟合作組織。經互會是一個相當於歐洲經濟共同體社會主義陣營的經濟共同體,總部設在莫斯科。是繼承莫洛托夫計劃後的經濟合作計劃。1991年6月28日,該組織在布達佩斯正式宣布解散。(13)

斯大林建立起国家资本主义之后,苏联就一直维持这一模式直到解体。所以,我们现在可以下结论了:苏联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国家资本主义极权国家。东欧那些由苏联暴力建立的卫星国也是如此。同时我们也看到,苏联是先建立独裁制度再建立中央计划经济模式的,所以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鬼扯“中央计划经济导致极权独裁”纯属因果倒置。(14)

然后来看看中国。中国有点复杂,因为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经济模式是有差别的,再加上十年文革发疯时期。但总体来说,毛贼是斯大林的继承者,毛贼所推动的几乎都是对斯大林模式的重复:本来,在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之前的1940年代,毛泽东有过一个重要的思想。他在1940年1月写的《新民主主义论》以及1945年4月发表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一直认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是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而且他估计,中国需要在10-15年之后才能考虑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但是到了1952年土地改革完成的时候,他的这个思想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1953年,他正式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根据这个总路线,过渡的时间实际上被缩短为3年。为了实现这个非常急促的目标,加快对资本主义的改造和建立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就成为当务之急。

但是,由于1958年向地方政府下放权力的指导思想是要配合毛泽东的“大跃进”运动,而且这时,正是在农村强制推行集体化耕作制度和建立“人民公社”的非常时期,一年之后就出现了严重的经济混乱并在1959-1961年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大饥荒,几千万人因为经济的混乱和饥荒而被夺去了宝贵的生命。(15)

1955年夏天,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引发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失衡,政府债台高筑,财政赤字巨大,而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包括农业生产瓶颈紧缩,工业投资过大,苏联模式内生的管理问题。(16)

Along with the speed-ups went an intensification of repression directed against the workers. The official press mounted a campaign to tighten labor discipline in the spring of 1953. Workers were denounced for such crimes as skipping work to go to the movies, or to work for private capitalists who paid higher wages than the State. “(和加速一起的是对工人的直接的压迫。官方出版物在1953年春天发起了一场约束工人纪律的运动。工人们被宣布犯下这些罪行,例如在工作时间去看电影,或者为工资更高的私人资本家工作而不是为国家工作)(17)

补充资料:据格雷估计,除了一九四九至五二年之间,工资有很大增加以外,在一九五二至七二年之间,中国工人的真正工资平均每年只增加了百分之一点九,但事实上,中国工人工资除了一九五八年以前有增加外,直到二十年以后,即毛泽东死后,才有真正的增加!

厂长或党委一旦作出决定以后,甚么都不能改的,即使这决定是非常不合理。工会干部,即使他们自己也不同意,只能劝导群众照决定去做。即使干部自己挨骂,他们也只能笑笑,不敢还口,否则他们就会被指控为‘制造事端’和‘没有决心执行党的意志’。(21)

既然毛贼继承了斯大林模式,那么很明显,毛贼时期的中国也是国家资本主义极权。和苏联一样,毛贼也是在成功独裁之后才推行中央计划经济的。不过和苏联不同的是,毛贼时期的中国对外贸易几乎没有,可以说是闭关锁国状态。(修正:毛贼曾经公开支持右翼独裁政权:最近几年内,西方的毛派及准毛派,对他们所认为的中国外交政策的严重错误,产生极大的惊愕。这些错误包括北京之向尼克松献媚、支持北大西洋公约、拒绝支持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MPLA)反对南非联邦在一九七五年至七六年干涉它的内政的呼吁、以及支持扎依尔的莫布图(注:即蒙博托,他在1961年在美国政府和比利时政府的支持下推翻了民选左派总统卢蒙巴)反动政权。一九七二年以来,北京的外交政策已经变成与美国的右派一样的右了,它坚决主张北大西洋公约的增强,美国制造中子弹,日本重新武装,而且支持全世界的反动的军事独裁政府,北京支持这些反动政府的唯一先决条件,就是这些政府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很少国家会不愿意这样做的,所以现在跟中国友好的政权—即不会受到公开批评的政权—包括智利的皮诺息军人执政,西班牙王朝及伊朗国王等令人讨厌的统治者,如果你今天住在中国的话,你永远不会知道在伊朗及智利还有政治犯被迫害,被处决呢!)(21)

毛贼死后,中央计划经济被废除,邓坦克引入市场机制,直至今日。那么后三十年的本质又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休克主义:灾难资本主义的兴起》这本书中的分析:傅利曼认为,与完全放任的商业自由比较起来,政治自由是偶然的,甚至没有必要,这种定义与中共政治局逐渐形成的看法完全契合。中国共产党希望开放经济以发展私人所有权和消费主义,同时维持对权力的掌控──这套计划可以确保国家资产一旦被拍卖后,党官员和他们的亲戚可以抢到最好的交易,最先获得最大的利益。根据这种「转型」的版本,在共产主义下控制国家的同一批人,在资本主义下也能继续掌控,同时得以享受生活水平的大跃进。中国政府想效法的模式不是美国的,而是某种较接近皮诺契统治下的智利模式:自由市场结合独裁政治掌控,藉由无情的镇压来推行。

示威并非反对经济改革本身,而是反对改革中某些傅利曼主义特质──改革的快速、无情、以及过程的高度反民主。汪晖说,示威者要求的选举和言论自由,与他们对经济的不满息息相关。要求民主是因为党推动的改革在规模上属空前,且完全未经人民的同意。他写道,人民「普遍要求以民主方式监督改革过程,和重建社会福利的公平性」。

血腥镇压5天后,邓小平对全国演说时明白表示,他以镇压保护的并非共产主义,而是资本主义。在斥责示威者是「一大群社会渣滓」后,邓小平重申党对经济震撼治疗的承诺,他说:「简单地说,这是一次考验,而我们通过了。」他也说:「也许这件坏事能让我们以更稳定、更好,甚至更快的速度推动改革和门户开放政策……我们没有错。我们(经济改革)的四项基本原则没有错。如果有任何错误,就是这些原则没有彻底执行」

就像许多有关国家转型的故事,这一则故事同样大部分是神话。但它比真相更动听:在波兰,民主被用作武器,用来对抗街道上的「自由市场」,也被用在选举中。在同一时期的中国,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背后的势力辗过天安门广场上的民主,震撼与恐怖开启了现代史上获利最丰厚也最长久的投资热潮。又一个在屠杀中诞生的奇迹。(18)

而后三十年的中国参与了资本主义全球化,并对外大肆传播新自由主义:但是中国的慷慨并不像战后的马歇尔计划那样为了在美国的领导下重建欧洲,而更像世界银行的计划,这一计划的债务将第三世界国家拉入了山一样多的债务的陷阱中,更造成了在工资和工作条件上的比烂。

在马尔代夫,一个印度洋上的岛链,中国制造的机场,道路和桥梁工程将这个国家的外债提升到了国民生产总值(GDP)的近一半。中国已经拿走16个马尔代夫的岛屿作为抵押。出于相同的原因,一家中国政府拥有的公司得到了巴基斯坦的Gwadar码头的四十年使用权,同时斯里兰卡也为了还债将Hambantota的码头的99年使用权租给中国。

只有有经验的空想家们能告诉我们这些租约和英国从虚弱的中华帝国手中获得香港的99年使用权的租约的不同之处。租约的过期导致英国在1997年将香港的控制权还给中国,但在一国两制政策下,香港保有一定程度的自治直到2047。在去年,习对权力的巩固导致了对这一特殊状态的严重的破坏。2014年占领中环运动中的活动者们,早就被惩罚了,但他们现在面临着更长的监禁时间。已经建立的反对派政党被剥夺了表决权。(19)

现在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了:后三十年的中国是典型的新自由主义国家,更准确的说,是国家资本主义(以“国企”为名存在的党官僚私企)和纯粹旨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主张的“自由市场”)的混合极权国家。

总结一下:苏联是国家资本主义极权国家,而中国在毛贼时期是模仿苏联的国家资本主义极权国家,在后三十年是典型的新自由主义国家,准确来说是国家资本主义与原教旨资本主义的混合极权国家。资本主义者们,苏联和中国这两个垃圾是你们的资本主义兄弟,而不是社会主义,这两个垃圾和类似的垃圾(越南,古巴,朝鲜以及非洲曾经有过的那堆“人民共和国”)和社会主义唯一的关系在于他们自称“社会主义”。

注释:

1,https://zh.wikipedia.org/zh/%E6%9C%9D%E9%B2%9C%E6%B0%91%E4%B8%BB%E4%B8%BB%E4%B9%89%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

2,https://zh.wikipedia.org/zh-hant/%E6%B0%91%E4%B8%BB%E6%9F%AC%E5%9F%94%E5%AF%A8

3,https://qiwen.lu/31435.html

4,第二十一条:

㈠ 人人有直接或通过自由选择的代表参与治理本国的权利。
㈡ 人人有平等机会参加本国公务的权利。
㈢ 人民的意志是政府权力的基础;这一意志应以定期的和真正的选举予以表现,而选举应依据普遍和平等的投票权,并以不记名投票或相当的自由投票程序进行。

http://www.un.org/zh/universal-declaration-human-rights/

5,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market-socialism1998/1-1.htm

6,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kautsky/1924/labour/ch03_h.htm#s1

7,要实现多元化和机会平等,必须对我们的社会经济秩序进行重建。当存在于民主资本主义社会里的自由中诞生了值得珍惜的大众抗争时,社会民主主义者们认为自由民主的价值只有当经济像政府一样被民主控制的时候才能真正体现出来。https://democraticsocialism.noblogs.org/post/2018/04/07/%e8%bf%88%e5%90%91%e8%87%aa%e7%94%b1%ef%bc%9a%e7%a4%be%e4%bc%9a%e6%b0%91%e4%b8%bb%e4%b8%bb%e4%b9%89%e8%80%85%e7%9a%84%e7%90%86%e8%ae%ba%e5%92%8c%e5%ae%9e%e8%b7%b5%ef%bc%88toward-freedom-democratic-so/

8,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这些田园诗式的过程是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跟踵而来的是欧洲各国以地球为战场而进行的商业战争。这场战争以尼德兰脱离西班牙开始,在英国的反雅各宾战争中具有巨大的规模,并且在对中国的鸦片战争中继续进行下去,等等。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capital/24.htm

9,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8%98%E6%97%B6%E5%85%B1%E4%BA%A7%E4%B8%BB%E4%B9%89

10,https://zh.wikipedia.org/zh-hans/%E6%96%B0%E7%BB%8F%E6%B5%8E%E6%94%BF%E7%AD%96#cite_note-Service-1

11,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mia-chinese-richard-day-1981.htm

12,http://www.sinistra.net/lib/pro/whyrusnsoc.html#u9

13,https://zh.wikipedia.org/zh-tw/%E7%BB%8F%E6%B5%8E%E4%BA%92%E5%8A%A9%E5%A7%94%E5%91%98%E4%BC%9A

14,哈耶克将极权独裁说成是试图实行中央计划经济造成的后果。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6/02/%E5%BE%AE%E4%BF%A1%EF%BD%9C%E9%80%9A%E5%BE%80%E5%A5%B4%E5%BD%B9%E4%B9%8B%E8%B7%AF%EF%BC%88%E5%8D%A1%E9%80%9A%E7%89%88%EF%BC%89/

15,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iqing/ziliao/detail_2013_04/17/24308396_1.shtml

16,http://www.bbc.com/zhongwen/simp/indepth/2013/12/131230_mao_anniversary_economy

17,https://libcom.org/history/chinese-roads-state-capitalism-stalinism-bukharinism-chinas-industrial-revolution-bill-r

18,https://democraticsocialism.noblogs.org/post/2018/05/10/%e4%b9%a6%e7%b1%8d%e6%8e%a8%e8%8d%90%ef%bc%9a%e3%80%8a%e4%bc%91%e5%85%8b%e4%b8%bb%e4%b9%89%ef%bc%9a%e7%81%be%e9%9a%be%e8%b5%84%e6%9c%ac%e4%b8%bb%e4%b9%89%e7%9a%84%e5%85%b4%e8%b5%b7%e3%80%8b/

19,https://democraticsocialism.noblogs.org/post/2018/05/08/%e7%a4%be%e8%ae%ba%ef%bc%9a%e4%b8%ad%e5%9b%bd-%e4%b9%a0%e8%bf%91%e5%b9%b3%e7%9a%84%e5%85%a8%e7%90%83%e5%8c%96%e5%8a%9b%e9%87%8feditorial-china-xi-jinpings-global-p/

20,https://democraticsocialism.noblogs.org/post/2018/05/12/%e7%a4%be%e4%bc%9a%e6%b0%91%e4%b8%bb%e4%b8%bb%e4%b9%89%e5%af%b9%e6%8a%97%e5%85%b1%e4%ba%a7%e4%b8%bb%e4%b9%89%ef%bc%88social-democracy-versus-communism%ef%bc%89-6/

21,https://democraticsocialism.noblogs.org/post/2018/05/22/%e4%b9%a6%e7%b1%8d%e6%8e%a8%e8%8d%90%ef%bc%9a%e3%80%8a%e6%af%9b%e6%b3%bd%e4%b8%9c%e4%bb%a5%e5%90%8e%e7%9a%84%e4%b8%ad%e5%9b%bd%e3%80%8b/

市場的擴張與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興起

市場的擴張與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興起

写在前面:这篇文章说明了一点:如果不想让宗教威胁人民,那么政府就必须承担捍卫人民基本人权的责任,而不是像傻逼新自由主义者一样把人民扔出去不管死活,结果导致宗教找到机会借助提供帮助而扩大影响从而威胁民主。

文/林島

破土編者按:當地時間13日晚發生的巴黎恐怖槍擊事件,震驚全球,也再次引發全球對伊斯蘭問題和恐怖主義的關注。破土網針對今年年初同樣發生在巴黎的查理周刊恐襲,曾經發表評論,認為查理事件代表著族群沖突成為轉嫁階級矛盾的手段。面對市場原教旨主義者所釋放出來但無力解決的一系列沖突,羅莎·盧森堡的名言「社會主義還是野蠻」更顯振聾發聵:人類如果不通過階級政治走向社會主義,就必然會走向法西斯主義。何去何從,留待歷史來檢驗。

伊斯蘭復興運動與新自由主義在全球的勝利恰恰在同一時段發生,這不是偶然現象,而是波蘭尼所說的「雙向運動」的結果。在波蘭尼看來,在漫長的人類歷史中,市場從來不是人類經濟生活的主要形式,市場總是嵌入在社會之中,受到社會的控制,而只是在最近兩三百年以來,市場才逐漸擺脫了社會的控制並不斷擴張,試圖把一切生產要素——包括勞動力、土地與貨幣——都商品化,這就是波蘭尼所講的「大轉型」。勞動力商品化造成了毀滅性的後果,當國家政策通過更多地依賴於市場的自發調節的脫嵌方向移動時,普通人就會被迫承受高昂的代價,工人及其家庭變得更容易處於失業狀態,農民被暴露在更大的國際競爭之下,而且這兩個群體都被要求在更少得到幫助的情況下硬挺下去。正是因為市場所帶來的災難性後果,所以自我調節市場的每一步擴張都遭到社會的反抗,這種反抗不僅包括傳統的工人運動,還包括了其他社會階層,而國家在這種反抗運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對阿拉伯世界來說,隨著19世紀自由市場經濟在全球的擴張,阿拉伯各國紛紛淪落成西方國家的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在從西方大量湧入的商品和資本的沖擊下,阿拉伯世界的封建經濟逐漸解體,大量的小生產者破產,失去了傳統社會的庇護,淪為了城市中無依無靠的貧民。二十世紀的民族解放運動和共產主義運動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的,對帝國主義的反抗本身就內在地包含著對市場的反抗和尋求保護的願望。所以二戰之後,阿拉伯的民族主義政權沒有走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道路,而是以「阿拉伯社會主義」的名義建立了保護型的國家政權。在埃及,納賽爾仿效社會主義國家,在工業領域對主要的工業、金融、商業實行了國有化,保障工人的就業和生活水平,限制資本對工人的剝削,在農村了實行土地改革並建立農村合作組織,同時還推行免費教育、建立最低工資和最高收入標準、限制房租和生活必需品價格等政策,為普通工人和農民的生活提供保障。在埃及的帶動下,利比亞、阿爾及利亞、蘇丹、敘利亞、也門、突尼斯等國,也相繼走上了這條「阿拉伯社會主義」之路。在通過社會的保護限制、削弱了市場的作用之後,宗教的社會基礎也大為削弱,曾經在三四十年代的埃及獲得廣泛支持的穆斯林兄弟會在納賽爾時代迅速衰落下去,其他阿拉伯民族國家的世俗力量也牢牢掌握著政權。

在納賽爾死後,阿拉伯世界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支持和推動下逐步轉向新自由主義,實行私有化、自由化、市場化的改革。國家讓位於市場之後,原有的保護型的福利體系逐漸解體。國有企業的私有化政策導致了大批工人變成市場上任人宰割的勞動力「商品」,生活水平迅速下降。阿拉伯社會主義時期對農民的保護政策也被廢除了,農民日益陷於破產的境地。公共社會服務的市場化和福利的大規模削減導致普通民眾喪失了基本醫療衛生和教育的機會,無法接受教育的窮苦孩子最終只能從事卑賤的工作,拿著微薄的薪水,來勉強維持家庭的生計。在全球化浪潮的沖擊之下,阿拉伯國家的民族工業也受到嚴重的沖擊。大多數阿拉伯國家都面臨「高失業、高通脹、高貧困」的困境,阿拉伯國家28%的城市居民生活在市郊的「貧民窟」,不足3億人口的阿拉伯世界貧困人口卻接近9000萬,至少7300萬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

市場力量的擴張使勞動者失去了最基本的社會保護,隨時面臨著被吞沒的危險。在這樣的背景下,原教旨主義運動在穆斯林世界的興起就不是難以理解的事情。這種表面上看起來是要復興「傳統」的伊斯蘭運動,並不是要倒退到前現代社會。恰恰相反,伊斯蘭的復興是在現代化進程中所產生的現象。正如亨廷頓所指出的那樣,原教旨主義運動沒有得到農村的菁英、農民和年長者的支持,其社會基礎,恰恰是現代化進程的參與者與這一進程的產物,如從農村遷移到城市的城市貧民、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其中百分之七八十來自於農村)以及城市的下層中產階級,因為這些人最強烈地感受到現代化進程中市場霸權給社會帶來的災難性後果。

兩極分化的社會現實與伊斯蘭教義中「社會公正」的信條相違背,伊斯蘭教義中包含的平等理念提供了一種市場之外的替代性的選擇,強調平等與樸素的穆斯林生活方式成為了改革失利者們賴以寄托的思想源泉。而宗教組織則為飽受市場侵奪之苦的穆斯林提供了歸屬感和庇護所。在政府退出之後,宗教組織開始填補政府的空白,充當了社會保護者角色。在埃及,穆斯林兄弟會組建了廣泛的組織網絡,給大量的窮苦人民提供了衛生、福利、教育和其他服務。在約旦,穆斯林兄弟會在這個只有四百萬人的小國家裡開設了1所大醫院,20個診所和40所伊斯蘭教學校。而在加沙地帶,伊斯蘭教組織建立和經營了「學生會、青年組織、以及宗教、社會和教育協會」,建立了從幼兒園到伊斯蘭教大學的各類宗教、診所、孤兒院、養老院。在印度尼西亞,一個擁有600萬成員的穆斯林團體組成了一個「世俗國家內部的宗教福利國家」,並通過一個精心建立的包括學校、診所、醫院和大專院校的網絡,為全國提供「從搖籃到墳墓」的服務。以穆斯林兄弟會為代表的宗教組織通過自己的社會福利網絡得到了穆斯林群體的廣泛支持,對阿拉伯世界的影響越來越大。

基地組織等極端宗教力量也是從70年代之後獲得快速的發展。新自由主義帶來的貧困、失業、兩極分化成為滋養恐怖主義的溫床,極端組織從這些人群中源源不斷地獲得補給。2011年革命之前,突尼斯的失業率高達52%,而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的失業情況尤為嚴重,這些年輕人很容易成為極端組織的獵物。埃及著名的政治評論家穆罕默德·海卡雨評論說:「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在最貧窮的地區蓬勃發展並從貧困中得到滋養並不是偶然。如果你是一名年輕的阿拉伯人,如果你受了教育,又回到了你的村莊,但是找不到工作,你自然有可能變成激進分子。在過去,你可能成為一名共產主義者,而如今你會變成為一名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今天的世界與二戰之前的狀況有某種相似之處。新自由主義所造成的災難性後果在2008年之後愈益明顯地暴露出來,金融危機、歐債危機暴露了資本主義不可克服的內在矛盾,全球範圍內的兩極分化造成不同社會群體、國家之間的沖突日益加劇,失業、貧困、騷亂在全球多個國家蔓延。世界無疑已經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是繼續市場化,還是抵制市場化?

在國內的市場原教旨主義者看來,市場擴張所造的後果只能通過進一步市場化來解決,他們用一種完全不可能實現的市場烏托邦來為市場所造成的一系列後果辯護,正如俄羅斯休克療法失敗後,辯護者們把失敗的原因歸結為政客們屈服於社會的壓力而沒有實現完全的、徹底的市場化一樣。我們相信他們是永遠不可戰勝的:「市場自由主義的烏托邦性質本身恰恰是它在智識上所具有的異乎尋常的彈性的根源之一。因為諸社會無一例外地在全盤市場自發調節化的懸崖邊上退縮了,所以它的理論家就可以宣稱,任何失敗都不是設計本身的結果,而是缺乏貫徹它的政治意願造成的。市場自發調節的信條由此就無法被歷史經驗所證偽,它的鼓吹者也有了無懈可擊的理由來為它的失敗辯護。」

撇開市場原教旨主義者那種自欺欺人的夢囈不談,在如今的全球大環境下,人類將可能面臨兩種前途。

一種是通過階級反抗運動來重建社會保護。波蘭尼認為,經濟自由主義原則與社會保護措施之間形成了深入骨髓的社會緊張的沖突,而這種沖突直接發生在對這兩種原則持不同態度的階級之間,「廣大的勞工階級則對打破市場法則 毫不畏懼,並公開挑戰市場。」這樣,經濟領域的沖突演變為政治領域的沖突,從而將整個社會都囊括進來,「在這個市場經濟衰落的最後階段,階級力量之間的沖突決定性地登場了。」

另外一種是走向以種族對抗為基礎的法西斯主義。在波蘭尼看來,法西斯主義的興起正是市場失敗所造成的結果。市場經濟的擴張和「脫嵌」導致經濟/逐利的原則侵入乃至主宰一切領域,導致社會不同群體之間的沖突加劇,並最終導致經濟和政治體系全民癱瘓,法西斯主義由此而生。今天的世界也面臨著同樣的威脅。在法國,隨著經濟形勢的惡化和失業率的增高,極右翼的「國民陣線黨」獲得了越來越多的支持,他們鼓吹極端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認為外來移民加劇了法國的失業狀況和犯罪率,增加了法國人的不安全感。在2014年的歐洲議會選舉中,國民陣線黨在法國贏得近25%的選票,成為最大贏家。而在德國,新納粹勢力也逐漸開始崛起,2013年極右勢力制造的仇外暴力案件數量增長了20.4%。就在《查理周刊》恐怖襲擊事件前一天,德國爆發了3萬人的反「伊斯蘭化」抗議遊行,打出「歐洲愛國主義者反對西方伊斯蘭化」的標語。仇視西方的伊斯蘭極端勢力和仇視伊斯蘭的勒龐式種族主義是一體兩面,都是社會強勢階級主導的市場擴張所造成的災難性後果的產物。但是他們把鬥爭的目標不是指向新自由主義、指向剝奪弱勢群體的社會強勢階級,而是指向其他族群,用種族沖突取代了階級政治,從而遮蔽了實質性的社會矛盾,保護了市場化的社會秩序。

此次查理事件,就是後一種沖突的產物。如今法國的失業率高達24%,族群沖突就成為轉嫁矛盾的最好手段。法國學者多米尼克•加圖指出:「『伊斯蘭化』為薩科奇政府成功分擔諸多社會問題帶來的壓力,而這一工具,也被奧朗德政府完美的繼承下來,因為政治家發現,無論面對多嚴重的社會問題,只要舉起打擊恐怖主義的大旗,大多數法蘭西民眾就會重新和政府團結起來,為了法蘭西的生存,準備克服一切困難。」查理事件後,以國民陣線黨為代表的極右翼勢力進一步抬頭,出現了越來越多要把穆斯林從法國趕出去的納粹式聲音,而穆斯林群體對西方的仇恨情緒也持續升溫,巴基斯坦等地相繼爆發了對查理周刊的抗議活動,法西斯式的種族沖突若隱若現。

亨廷頓所講的「文明的沖突」,只是在共產主義陷入低潮後,階級政治讓位於族群沖突的產物。面對市場原教旨主義者所釋放出來但無力解決的一系列沖突,筆者可以下這樣的一個判斷:人類如果不通過階級政治走向社會主義,就必然會走向法西斯主義。何去何從,留待歷史來檢驗。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38902

书籍推荐:《休克主义:灾难资本主义的兴起》

大卫哈维的《新自由主义简史》是一部非常优秀的对新自由主义的分析书籍,但是《新自由主义简史》并没有仔细研究在俄国和前东欧国家以及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而新自由主义又造成了什么后果。

这一缺陷被《休克主义:灾难资本主义的兴起》所弥补了。作者Naomi Klein是加拿大的作家与社会活动家,反对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很显然,她是个左派。

内容介绍:《休克主义:灾难资本主义的兴起》描绘了近几十年来全球范围内兴起的一种新型灾难资本主义——私人财团与政治权力结盟,以新自由主义为思想旗帜,利用战争、政变,乃至自然灾害造成的休克状态,实行激进彻底的自由市场与私有化政策,其结果并未带来民主与繁荣,反而加剧社会断裂,置人民于悲惨处境。《休克主义:灾难资本主义的兴起》打破了“资本主义与自由”的神话,证明自由市场制度的扩展,远非自生自发的过程,而是依靠专制、暴力与灾难强行扩张。

书籍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the-shock-doctrine/index.htm

其中关于中国的部分摘录(备注:这一段内容很明确的证实了一点:后三十年的中国是典型的新自由主义国家,是国家资本主义与原教旨资本主义的混合体):但福山厚颜的宣言却在一个地方很快就被推翻,那就是中国。福山的演说发生在1989年2月;两个月后,一场民主运动在北京爆发,天安门广场上发生大规模示威与静坐。福山宣称民主与「自由市场改革」是相依相存的过程,两者不可分割。但在中国,政府硬是这么做:中国政府全力推动解除薪资与价格的管制,并扩大市场的范围──却坚决抗拒选举和公民权的呼声。另一方面,示威者要求民主,但许多人反对政府移向不加管制的资本主义,而西方媒体在报导这股运动时大多未曾提及。在中国,民主与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并未携手并进;它们站在天安门广场四周路障的不同侧。

在1980年代初,由邓小平领导的中国政府极力想避免发生在波兰的状况,因为波兰的工人获淮组织工会运动后,很快就推翻共党的一党专政。这不是因为中国领导人决心保护构成共党国家基石的国营工厂和农业公社,事实上,邓小平热切地想转变成企业式的经济体──热切到1980年他的政府邀请傅利曼到中国访问,并教导数百名高阶公务员、教授和党经济学家有关自由市场理论的基本概念。「所有出席者都是应邀参加,必须有邀请卡才能进场。」傅利曼回忆他在北京和上海的听众时说。他的中心讯息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一般人民,生活比在共产主义国家好得多」。他举的例子是香港,这个纯资本主义的地区长期以来被傅利曼称赞为「充满由个人自由、自由贸易、低税率和最少的政府干预所带来的创新性格」。他宣称虽然香港没有民主政治,却比美国更自由,因为其政府较少参与经济活动。

傅利曼认为,与完全放任的商业自由比较起来,政治自由是偶然的,甚至没有必要,这种定义与中共政治局逐渐形成的看法完全契合。中国共产党希望开放经济以发展私人所有权和消费主义,同时维持对权力的掌控──这套计划可以确保国家资产一旦被拍卖后,党官员和他们的亲戚可以抢到最好的交易,最先获得最大的利益。根据这种「转型」的版本,在共产主义下控制国家的同一批人,在资本主义下也能继续掌控,同时得以享受生活水平的大跃进。中国政府想效法的模式不是美国的,而是某种较接近皮诺契统治下的智利模式:自由市场结合独裁政治掌控,藉由无情的镇压来推行。

邓小平从一开始就明白镇压是不可或缺的。毛泽东统治时,中国政府对人民加诸残暴的统治,下放反对者和异议分子接受再教育。但毛泽东的镇压出以劳工之名和反资产阶级;现在党准备要自己推行反革命,并要求工人放弃许多福利与安全,以便少数人可以获得庞大利益。这不会是一件容易的工作。因此,当邓小平在1983年开放外国投资和减少对劳工的保护时,他也下令成立人数40万人的人民武装警察,这是一支新的机动镇暴部队,负责扑灭所有「经济犯罪的迹象(例如罢工和示威抗议)。

中国史专家迈斯纳(Maurice Meisner)说:「人民武装警察的配备包括美国制直升机和电击棒。」此外,「有几支部队曾被派往波兰接受反暴动训练」──他们在那里学习波兰戒严期间曾被用来对付团结工联的战术。

邓小平的许多改革很成功并受到欢迎──农民的生活比以前自由,商业也重回城市。但在80年代末期,邓小平开始引进极不受欢迎的措施,都市劳工尤其反对──解除价格管制导致物价飞涨;就业安全被取消,创造一波波的失业潮;新中国的赢家与输家间的不平等愈来愈大。到1988年,党面对势力庞大的反抗,不得不改变部分解除物价管制的措施。党的贪腐不断和任用亲信也招致人民愤怒。许多中国人民希望市场更自由,但「改革」愈来愈像党官转变成企业大亨的代名词,因为许多人非法占有他们担任官僚时管理的国家资产。

眼看自由市场实验岌岌可危,傅利曼再度受邀访问中国──很像1975年芝加哥男孩与食人鱼们在智利推行的计划引发动乱时,要求他协助那样。中国的「改革者」迫切需要的,是一位世界知名的资本主义大师大张旗鼓地访问。

傅利曼和妻子罗丝1988年9月抵达上海时,他们对中国大陆的外表和感觉这么快就很像香港大感惊喜。虽然社会底层的愤怒鼎沸,他们看到的一切都证实「我们对自由市场力量的信心」。傅利曼形容那时候是「中国实验最充满希望的时期」。

在国营媒体的注视下,傅利曼与共党总书记赵紫阳,以及当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日后出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会面两个小时。傅利曼给江泽民的讯息,与他在智利的计划走下坡时给皮诺契的讯息相呼应:别向压力屈服,而且要面不改色。「我强调私有化、自由市场和解除管制齐头并进的重要性。」傅利曼回忆说。在给共党总书记的备忘录中,傅利曼强调需要采取更多震撼治疗,而非更少。「中国改革初期的步骤已获致戏剧性的成功。中国可以藉由进一步依赖自由民间市场,获致更多的重大进步。」

傅利曼返回美国后不久,想起他提供皮诺契建议所引发的争议,于是「出于恶作剧」地写了一封信给一份学生报纸的编辑,谴责他的批评者有双重标准。他解释说,他刚在中国访问12天,在那里「我主要是当政府机构的贵宾」,并与最高阶层的共党官员会面,傅利曼指出,但这些会面并未在美国的大学校园引发人权抗议。「附带一提,我给智利和中国的建议正好完全相同。」他语带讥讽地问:「我是不是该为提供建议给一个如此邪恶的政府,面对像雪崩般的抗议?」

几个月后,这封恶作剧的信印证了其邪恶的言外之意,中国政府开始仿效许多皮诺契最恶名昭彰的技术。

傅利曼的访问未达成预期的结果,中国国营报纸上刊登傅利曼为党官僚加持的照片,未能让群众示威就此停止。在接下来的几个月,示威愈发强硬和激进。反对运动最显著的象征是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示威。国际媒体报导这些历史性的示威时,几乎无一例外地描绘成理想主义的现代学生渴望西方式的民主自由,与守旧派极权统治者想保护共产主义国家所发生的冲突。对天安门事件意义的另一种分析直到最近才出现,挑战以傅利曼主义为核心的主流看法。这种另类观点的一位主张者是曾参与1989年示威运动的汪晖,这位已是今日中国「新左派」代表人物的知识分子,在他2003年《中国新秩序》(China’s New Order)一书中解释,当年的示威者来自中国社会的各阶层,不限于大学的菁英学生,也包括工厂工人、小企业家和教师。他回忆说,引爆示威的是人民对邓小平「革命性」的经济改革普遍不满,因为改革导致物价上涨,并导致「裁员与失业」危机。汪晖说:「这些变革是1989年社会动员的触媒。」

示威并非反对经济改革本身,而是反对改革中某些傅利曼主义特质──改革的快速、无情、以及过程的高度反民主。汪晖说,示威者要求的选举和言论自由,与他们对经济的不满息息相关。要求民主是因为党推动的改革在规模上属空前,且完全未经人民的同意。他写道,人民「普遍要求以民主方式监督改革过程,和重建社会福利的公平性」。

这些要求迫使政治局作出断然选择。这个选择并非一般人常说的民主相对于共产主义,或「改革」相对于「保守」的选择。它是一个远为复杂的盘算:党应不应该强行推动自由市场计划,而这么做只能辗过示威者的身体才能达成?或者应该屈服于示威者对民主的要求,交出独占的权力,并甘冒导致经济计划大挫败的危险?

部分党内自由市场改革者,尤其是党总书记赵紫阳,似乎愿意押注在民主上,相信经济与政治改革可以兼容不悖。但党内更有力的人士不愿冒这个险。宣判终于下来:国家将以镇压示威者来保护其经济「改革」。

当中国政府在1989年5月20日宣布戒严令时,讯息已经很明确。6月3日,人民解放军的坦克开进示威行列,不加区别地对群众扫射。士兵冲进示威学生躲避的巴士,以木棍痛击他们;更多军队突破保护天安门广场的路障,逮捕示威的主事者,摧毁学生在那里竖立的民主女神雕像。类似的镇压行动同时在全国各地展开。

在那段期间有多少人被杀死或受伤永远无法正确估计,共党承认有数百人,但当时的目击报告估计死亡人数约2000到7000人,受伤者则高达三万人。镇压后继之以一场针对政权批评者与反对者的全国猎巫行动,约四万人遭逮捕,数千人入狱,且可能有多达数百人遭处死。和在拉丁美洲一样,中国政府把最严厉的镇压留给工厂工人,因为他们代表对自由资本主义最直接的威胁。迈斯纳写道:「大部分遭逮捕的,以及几乎所有被处死的都是工人。政府的目标显然是恐吓全国人民,因此公开的政策就是有系统地逮捕个人,施以毒打和折磨。」

大部分西方媒体以共产党残暴的又一例子来报导这场屠杀:就像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肃清他的反对者,现在「北京刽子手」邓小平则在毛泽东巨大的画像下压碎他的批评者。《华尔街日报》一则大标题说,「中国的暴行可能造成10年改革的大倒退」──好像邓小平是这些改革的敌人,而非决心把改革带进美丽新境界的坚定保护者。

血腥镇压5天后,邓小平对全国演说时明白表示,他以镇压保护的并非共产主义,而是资本主义。在斥责示威者是「一大群社会渣滓」后,邓小平重申党对经济震撼治疗的承诺,他说:「简单地说,这是一次考验,而我们通过了。」他也说:「也许这件坏事能让我们以更稳定、更好,甚至更快的速度推动改革和门户开放政策……我们没有错。我们(经济改革)的四项基本原则没有错。如果有任何错误,就是这些原则没有彻底执行」。5

中国专家兼新闻记者夏伟(Orville Schell)为邓小平的选择下结语说:「在1989年的屠杀后,他说的实际上就是我们不会停止经济改革;我们会停止政治改革。」

对邓小平和政治局的其它领导人来说,现在自由市场的可能性是无限的。就像皮诺契的恐怖为革命性的改变清除了街道,天安门也为中国不畏反抗的激进转型铺好路。如果农民和工人的生活变得更艰苦,他们也只能默默忍受,否则就得面对解放军和秘密警察的震怒。因此,当公众处于危疑恐惧状态中,邓小平也得以推动他以前未能推动的彻底改革。

在天安门事件前,他曾被迫放松部分最痛苦的措施;屠杀3个月后,他重推旧案,并执行数项傅利曼的其它建议,包括解除价格管制。对汪晖来说,1980年代末推行失败的市场改革却在1989年以后的环境完成,有一个明显的原因,他写道:「就是因为1989年的暴力镇压了改革过程带来的社会动乱,使新价格制度终于成形。」换句话说,屠杀的震撼使得震撼治疗得以进行。

血腥事件发生3年后,中国已对外来投资打开门户,全国各地遍设特别出口区。邓小平在宣布这些新措施时提醒全国人民:「为了消除未来的任何动乱,必要时我们将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在动乱一出现时就断然施行,包括戒严,甚至更严厉的方法。」6

改革的浪潮把中国改变成世界的血汗工厂,成为地球上几乎每一家跨国公司偏爱的委外生产地点。没有别的国家提供比中国更优渥的条件:低税赋与关税、贪腐的官员,以及最重要的,源源不绝的低薪资劳工,而且他们因为害怕暴力报复而有好长期间不敢要求合理的薪资,或最基本的工作环境保护。

对外国投资人和党而言,这是双赢的安排。据2006年的一项调查,90%的中国亿万畗豪(以人民币计算)是共党高干的子女。这些被称为「太子党」的共党权贵后代拥有2600亿美元资产。这种情况与皮诺契掌控的政商财团国家先驱智利遥遥呼应:企业与政治菁英间有一道旋转门,两者合力消灭劳工有组织的政治势力。在今日仍可看到这种合作安排的例子,例如外国跨国媒体与科技公司协助中国政府暗中监视人民,确保学生在搜寻网络时不会找到含有「天安门屠杀」、甚至「民主政治」这类字眼的网页。汪晖写道:「今日市场社会的创造并非一连串偶发事件的结果,而是国家干预与暴力所造就。」

天安门事件揭露的真相之一是,极权共产主义与芝加哥学派资本主义采用的策略有着鲜明的雷同──它们都乐于让反对者失踪,使抗拒者变回空白石板,以便重新来过。

虽然傅利曼鼓励中国官员推动痛苦而不受欢迎的自由市场政策几个月后就发生屠杀事件,但他从未「为提供建议给一个如此邪恶的政府,面对像雪崩般的抗议」。和以前一样,他不认为他提供的建议,与执行它所需要的暴力有任何关联。尽管谴责中国使用镇压,傅利曼仍继续以中国当作「自由市场的安排能有效促进繁荣与自由」的例子。

巧合的是,天安门广场的屠杀与波兰团结工联历史性的选举胜利发生在同一天──1989年6月4日。从某个角度看,两者提供了震撼主义研究的两种大不相同的案例。两个国家都需要利用震撼与恐惧来推行自由市场转型。在中国,国家利用毫不留情的恐怖、酷刑与暗杀手段,从市场观点来看,其结果虽成功但并不合格。在波兰,社会只遭到经济与快速改变的震撼──没有明显的暴力──因此震撼的效应最后逐渐消退,也较为成效不彰。

在波兰,震撼治疗虽然是在选举过后展开,但由于它直接违背绝大多数支持团结工联选民的期待,因而是对民主程序的嘲弄。截至1992年,60%的波兰人仍反对把重工业私有化。沙克斯在为他不受欢迎的计划辩护时说,他没有别的选择,并把自己的角色比喻为急诊室的外科医生。「当有人被送进急诊室时心脏已停止跳动,你只能把胸骨打开,顾不了可能留下的疤痕。」他说:「你的目标是让那个人的心脏恢复跳动。你会弄得鲜血淋漓,但你没有别的选择。」

然而当波兰人从初次的外科手术恢复后,他们却质疑医生和所施的治疗。波兰的震憾治疗并未带来沙克斯预测的「暂时混乱」,而是全面的经济萧条:在第一波改革后两年内,工业生产减少30%。由于政府削减支出和廉价进口产品涌进,失业率一飞冲天,1993年在部分地区飙到25%──相较于共党统治时期,虽然人民生活艰困且政策失当,却没有正式的失业人口,两种情况有如天壤之别。据世界银行的最新数字,目前波兰的失业率高达20%──是欧盟中最高的国家。对24岁以下的人来说,情况尤其恶劣:2005年有40%的年轻劳工失业,是欧盟平均水平的两倍。最严重的是贫穷人口的数量:在1989年,15%的波兰人生活在贫穷线以下;而到2003年,滑落到贫穷线以下的人已增加到59%。摧毁就业保护并推升日常物价的震撼治疗,并未引导波兰变成欧洲的「正常」国家(像欧洲国家有保护周密的劳工法和慷慨的社会福利),反而带来从智利到中国每个被反革命征服之处都发生的社会鸿沟。

由波兰劳工一手建立的政党──团结工联──却制造出这种永难翻身的下层阶级,这代表了痛苦的背叛,也因此酝酿出一股始终无法平复的深刻讽刺与愤怒。团结工联的领导人往往淡化他们政党的社会主义根源,华勒沙现在宣称早在1980年他就知道「必须建立资本主义」。曾在共党监牢待8年半的团结工联战士及知识分子莫德兹劳斯基(Karol Modzelewski),愤怒地反驳说:「我不会为资本主义被关一周或1个月,更别说8年半了!」

在团结工联统治的头一年半,工人相信他们的英雄所保证的痛苦会很短暂,是把波兰带进现代欧洲必要的一步。即使面对飙升的失业率,他们也极少发动罢工,只耐心等待震撼治疗产生效用。当承诺的复苏未发生时──至少就业市场未见任何迹象──团结工联的成员陷入完全的困惑:为什么他们的运动带来的生活会比共党统治时期更恶劣?「1980年我成立工会委员会时,团结工联保护我,」一名41岁的建筑工人说:「但这次我找他们帮忙时,他们告诉我必须为改革而忍受痛苦。」

波兰的「特殊政治期」经过约18个月后,团结工联的总部已经忍受不了而要求结束实验。极度的不满反映在罢工次数显著增加:在1990年工人仍给团结工联通融时,只发生250次罢工;到1992年,罢工次数已超过6000次。面对来自基层的强大压力,政府被迫放慢其野心勃勃的私有化计划。到1993年底──那1年发生近7500次罢工──62%的波兰工业仍由国家拥有。

波兰工人终于阻止了国家资产大批私有化,这意味尽管改革已带来如此深刻的痛苦,但原本情况还可能变得更糟。罢工潮无疑挽救了数以万计可能丧失的工作,因为许多低效率的国营公司原本会步上关闭、大幅裁员和变卖的命运。有趣的是,波兰的经济在同一时期开始快速成长,根据著名的波兰经济学家兼前团结工联成员柯沃里克(Tadeusz Kowalik)的说法,这证明那些准备以低效率和落伍为由注销国营公司的人「显然是错的」。

除了罢工外,波兰工人找到另一个向昔日的团结工联盟友表达愤怒的方法:他们利用争取得来的民主,在选举中断然惩罚这个党,包括他们一度拥戴的领导人华勒沙。最戏剧化的严惩发生在1993年9月19日,一个包含前执政共产党(重新包装为民主左翼联盟)的左派政党联盟,赢得国会66%席次。当时团结工联已分裂成两个互斗的党派,其中工会派赢得不到5%的席次,在国会中丧失正式政党地位;一个由总理马佐维耶茨基领导的新党派只赢得10.6%的席次──这是对震憾治疗再明确不过的拒绝。

不过,在往后的数年,当数十个国家奋力找寻改革经济的方法时,这些难以启齿的细节──罢工、选举的挫败、政策逆转──将不再被提起。反而波兰将被高举为典范,证明激进的自由市场改革可以在民主与和平下发生。

就像许多有关国家转型的故事,这一则故事同样大部分是神话。但它比真相更动听:在波兰,民主被用作武器,用来对抗街道上的「自由市场」,也被用在选举中。在同一时期的中国,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背后的势力辗过天安门广场上的民主,震撼与恐怖开启了现代史上获利最丰厚也最长久的投资热潮。又一个在屠杀中诞生的奇迹。


http://closerworld.org/phpBB/viewtopic.php?p=17111

注释:

1 团结工联在1980年脍炙人口的口号是:「社会主义──好,它的扭曲版──不好」(这句用波兰话说会更顺口)。

2 这次选举虽然是一大突破,但仍然受到操控:从一开始,国会下议院65%的席次就保证分配给共产党,团结工联只能竞选其余席次。尽管如此,一面倒的胜利使团结工联实际上已能控制政府。

3 米克尼克后来痛苦地发现,共产主义最糟的事是发生在它结束后。

4 这场演讲形成了福山3年后出版的《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一人》的基础。

5 邓小平有一些著名的辩护者。屠杀之后,季辛吉写了一篇专栏文章,辩称中国共产党没有别的选择。他说:「世界上没有政府会忍受首都的主要广场被数万名示威者占据8周……因此镇压是无可避免。」

6 纽约大学人类学家哈维(David Harvey)指出,天安门事件后,邓小平展开著名的「南巡」,中央政府开始全力推动开放外国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

经济民主模式介绍

经济民主这一概念即便对于很多左派来说也是非常陌生的,但有一本书对经济民主制度进行了详细介绍,就是《After Capitalism》,作者为David Schweickart,芝加哥 Loyola 大学的哲学教授。注意,此书只有英文版。下载链接:https://libgen.pw/item/detail/id/407355?id=407355

在这篇文章中我会先摘录部分内容,对经济民主制度进行初步介绍,至于全书翻译,那要等我在翻译完《社会民主主义对抗共产主义》之后再说了,毕竟我不是神仙啊,哈哈。有英文基础的左派战友可以尝试阅读,不过我先提醒一下:David Schweickart非常不了解中国,他以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所以在书中对中国进行了错判,这是非常可惜的一点。同时他对苏联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也发生了错判。不过好在这并不影响他的经济民主设想。

书籍内容摘录:

Economic Democracy, like capitalism, can be defined in terms of three ba­sic features, the second of which it shares with capitalism:

经济民主,就像资本主义一样能够被定义为三个基本特性,其中第二种特性是和资本主义共享的:

Worker self-management: Each productive enterprise is controlled democratically by its workers.

工人自我管理:每个生产企业都被企业的工人们民主的控制。

The market: These enterprises interact with one another and with con­sumers in an environment largely free of governmental price controls.
Raw materials, instruments of production, and consumer goods are all bought and sold at prices largely determined by the forces of supply and demand.

市场:这些企业和其他企业以及消费者在摆脱政府价格控制的环境中交易。原材料,生产工具,消费资料都用被供求力量决定的价格购买。

Social control of investment: Funds for new investment are generated by a capital assets tax and are returned to the economy through a net­work of public investment banks.

投资的社会控制:新的投资所需的基金来源于资产税,通过公共投资银行组成的网络还给经济。

这是一个简化的模型,实际上经济民主制度要比这一模型复杂得多,而政府在经济民主制度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投资的社会控制就是由民选政府部门负责管理执行的。此外,政府也负责提供捍卫所有人的人权的福利国家制度,全民公费教育,全民公费医疗,全民公费养老,生育补贴,儿童抚养补贴以及社会化抚养机构(例如公立托儿所),可负担的住房,为失业的人提供工作,保证所有人都能获得工作。(以上均概括自《after capitalism》中关于经济民主的章节。注意,David Schweickart是反对基本收入的,他认为权利和责任对等,而获得政府福利保护的有工作能力的人需要承担责任,就是进行工作,但资本主义为了利润最大化必然会制造失业大军以压低工资和控制工人,而在社会主义中,政府的责任是为那些没有工作的人提供一份合适的工作。在经济民主下,工人对利润分配有决策权,这会成为一种很大的工作动力,但经济民主本身并不保证所有人都能获得工作,当然,经济民主也不会像资本主义那样故意制造失业大军。)

In essence, a firm under Economic Democracy is regarded not as a thing to be bought or sold (as it is under capitalism) but as a community. When you join a firm, you receive the rights of full citizenship; you are granted an equal voice, namely, an equal vote in the community. When you leave one firm and join another, these rights transfer. With rights come responsibilities,in this case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paying the capital assets tax and maintain­ing the value of the assets you are using.

本质上来说,经济民主下的企业并不被当作一种可以被买卖的物品(而在资本主义下企业是可被买卖的物品),而是一个社区。当你加入一个企业时,你得到了完全的公民权;你获得了平等的发言权,意思是,社区中的平等的一票。当你离开一个企业然后加入另一个时,这些权利也相应转移过去。权利和责任是对应的,在这一案例中责任是缴纳资本税和维护你使用的资产。

In Economic Democracy, investment funds are generated in a more direct and transparent fashion. We simply tax the capital assets of enterprises­land, buildings, and equipment. This tax, a flat rate tax, may be regarded as a leasing fee paid by the workers of the enterprise for use of social property that belongs to all.

在经济民主中,投资基金通过更直接和透明的方式产生。我们简单的对企业土地,建筑,和设备收取资本税。这种税收,一种扁平税率的税收,被当成是企业工人们为了使用属于所有人的社会财产而付的租金。

Receipts from the capital assets tax constitute the national investment fund, all of which is earmarked for new investment. (“New investment” is simply investment over and above that financed by enterprises directly from their own depreciation funds.) All new investment derives from this fund. In stark contrast to capitalism, Economic Democracy does not depend on pri­vate savings for its economic development.

这些资本税被收取到国家投资基金中,作为新的投资的专项。(“新投资”是一种直接资助给企业的简单投资,直接来自于他们自己的折旧资金。)与资本主义相反的是,经济民主并不依赖私人储蓄来进行经济发展。

The National Legislature国家立法机关
..
Determines the capital assets tax rate.决定资产税税率。
..
Decides how much of the investment fund is to be used for cap­ital spending on public projects national in scope.在国家层面上决定公共工程需要使用多少投资基金(剩余的被分配到地方)
(The rest is allocated to the regions.)

Regional Legislatures地方立法机关
..
Decide how much of their portion of the investment fund is to be used for capital spending on public projects regional in scope. (The rest is allocated to their communities.)在地方层面上决定需要使用多少投资基金进行公共工程(剩余的被分配到社区)

Local Legislatures本地立法机关
..
Decide how much of their portion of the investment fund is to be used for capital spending on public projects in their com­munities. (The rest is allocated to their banks.)决定在社区公共工程上使用多少投资基金(剩余的被分配到他们的银行中)

Banks银行
..
Decide which grant requests from local firms to honor.决定从当地公司获得哪些资助请求。
..
Set up entrepreneurial divisions to encourage the setting up of new businesses.设立企业的分支机构,以鼓励进行新的商业活动。
..
Decide what new enterprises to fund.决定资助哪些新企业。

I’m also uncomfortable with the ethical principle invoked here, which allows an able-bodied person to claim a right to the fruits of other peo­ple’s labor, without being obliged to contribute anything in return. Social­ists have long argued that income from capital derives from the unpaid la­bor of those who work-and hence is exploitative. As we saw in chapter 2, this criticism is essentially correct. So long as work is not fun-which it is not for most people, nor will it magically become so under Economic Democracy socialists should insist on a measure of reciprocity. To my way of thinking, it is far better, ethically and programmatically, to target public funds to basic health care, child care, education, and retirement, while at the same time guaranteeing decent jobs for all able-bodied citi­zens whose ages fall within an agreed-upon span, than to guarantee everyone an unconditional level of support, even those who can but don’t want to engage in paid labor.

我也对其中的道德原则感到不舒服,基本收入允许了身体健全有工作能力的人获得了拿取其他人的劳动果实的权利,而不被要求回报任何东西。社会主义者们很长时间以来都在争辩说资本的收入来自于没有被付工资的工人们的劳动——因此这是剥削。就像我们在第二章所看到的那样,这一批判是非常正确的。(第二章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分析)。很长时间以来工作都不是令人开心的——对于大部分人来说都是不开心的,在经济民主下也不会魔术般得变得开心——社会主义者们应该坚持礼尚往来。我的思考是,从道德上和实际操作上来说,将公共资金花在基本医疗服务,儿童抚养,教育,和退休上,同时保证所有年龄在定义的范围内的有工作能力的公民们获得一份合适的工作,比保证每个人甚至是那些能够但不想成为付钱劳动力的人都获得一份无条件的支持,要好很多。

In fact, we can respond to these doubts with empirical findings that are as unambiguous as one would dare hope, given the complexity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issue. There is overwhelming evidence, based on scores of stud­ies of thousands of examples, that both worker participation in management and profit sharing tend to enhance productivity, and that worker-run enter­prises are almost never less productive than their capitalist counterparts.They are often more so.

事实上,我们可以对这些怀疑用一个人敢希望的明确的实证结果进行反驳,它们在这一问题上是复杂的和显著的。这里有压倒性的证据,它们基于对上千实例的研究分析,工人们在管理和利润分配上的参与会增强产能,而工人们运作的企业几乎不比他们的资本主义对手产能低。他们经常产能更高。

As to the efficiency effects of greater worker participation, the HEW study of 1973 concludes, “In no instance of which we have evidence has a major effort to increase employee participation resulted in a long-term decline in productivity.” Nine years later, surveying their empirical studies, Derek Jones and Jan Svejnar report, “There is apparently consistent support for the view that worker participation in management causes higher productivity. This re­sult is supported by a variety of methodological approaches, using diverse data and for disparate time periods.” In 1990, a collection of research papers edited by Princeton economist Alan Blinder extends the data set much fur­ther and reaches the same conclusion: worker participation usually en­hances productivity in the short run, sometimes in the long run, and rarely has a negative effect. Moreover, participation is most conducive to enhanc­ing productivity when combined with profit sharing, guaranteed long-range employment, relatively narrow wage differentials, and guaranteed worker rights (such as protection from dismissal except for just cause)–precisely the conditions that will prevail under Economic Democracy.(8)

更高的工人参与程度的效果是很明显的,1973年的HEW研究总结说,“ 没有证据表明增加雇员参与会导致长期的产能降低。”九年后,调查研究他们的实例,Derek Jones和Jan Svejnar报告说,“实例显然一致的支持工人参与管理提升产能。这一结论受到各种使用多种数据的和不同时间周期的不同研究方法的研究支持。”在1990年,一系列Princeton经济学家Alan Blinder编写的研究论文大大扩展了数据集合,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工人参与经常在短期内增加产能,有时在长期内增加产能,几乎没有副作用。更多时候,利润分配与保证长期雇佣结合参与是最有力于提升产能的,缩小工资差距,保证工人权利(例如不被解雇,除了有正当理由)——很显然这一条件会在经济民主下变得更好。

8. Citations in this paragraph are from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Education, and Welfare, Work in America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73), 1 12; and Derek Jones and Jan Svejnar, eds., Participatory and Self-Managed Firms: Evaluating EconomiC Performance (Lexington, Mass.: Lexington Books, 1982), 11. See also Alan Blinder, ed., Paying for Productivity: A Look at the Evidence (Washington, D.C.: Brookings,1990), especially the contribution by David Levine and Laura Tyson.

在经济民主下人们的收入当然还是会有差距,因为本身人们创造出来的财富就是不同的,但是不会像资本主义那样因为剥削和对生产资料的私人霸占而产生极大的贫富差距。经济民主更不会像资本主义那样为了利润最大化而不顾任何后果,疯狂的四处破坏环境,而那些资本家们却躲在环境优美的避税天堂里逍遥自在。人民已经证明了自己在政治民主上的能力,而政治民主的经验也会为经济民主提供有价值的参考。经济民主并不是空想,而是一个可到达的未来,一个社会主义者们为了从资本主义的魔爪下拯救人类和这个地球而设想并努力去实现的未来。

基督宗教与犹太人之间的二三事

俞力工   血债血还

去年适逢二战五十周年,德、奥地区为检讨过失,先后播放了一系列的有关 电视片,其中,有一段纪录片的情节如下:一位记者在波兰某集中营的附近,问 及一个生活在当地的农村妇女对当时情况的感受。该老妇人吐露,当时大多居民 完全了解集中营内的屠杀犹太人的情况,而后却又不经意地说,这些人命该如此, 圣经里不就有“Sein Blut komme ueber uns und unsere Kinder!”的说法么?

这句话,从字面上看,显然不是德文习惯用语,也不知所指为何。对照英文 本“His blood be onusand on our children!”1或中文本2“他的血归到我们, 和我们的子孙身上!”也不能增进我们的了解。为求解读,唯一的办法便是从其上 下文进行推敲。原来,这句话是在如此情况下冒出来的:罗马巡抚彼拉多原无意 处死耶稣,但犹太祭司长和长老却坚持要把耶稣钉十字架。于是彼拉多说:“流 这义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看着办吧!”(“你们看着办吧!”即“sehet ihr zu!” ,或英文“see to it yourselves.”也可译为“这是你们该理解的!”而中文标准 本却译为“你们承担吧!”)。接着的下句话,根据同一中文译本为“众人都回答说, 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而根据德文本和英文本,则是“Da,ant wortete das ganze Volk und sprach: Sein Blut…”以及,“And all the people answered, hisblood…”,即“所有的人均回答说,他的血…”。   从整个情节看来,“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似可理解为“他 的血债将由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偿还!”实际上,两千年来,基督徒也一向作此理解。 正是因为如此,那位波兰老农妇在很恰当的场合下恰当地引用了圣经上的话。除 此之外,在德、英文本里,“所有的人”常与“犹太人”交替使用,于是明显地 突出了将整个犹太民族一网打尽的倾向,而在中文《圣经》里,采用“众人”一 词便失去了许多力道。《新约》福音里这段重要情节的安排,说明它具有严重的 的反犹倾向。从老农妇的反应,也可看出长期以来《新约》的影响已偏布于基督 教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因此当纳粹当局对犹太人进行全面迫害之时,竟然能够取 得大批老百姓的合作。

细读《新约》,不难发现最后下令将耶稣钉十字架的仍旧是罗马统治者,具 体执行任务的刽子手也是罗马士兵。令人感到离奇的是,《新约》的编著者一方 面设法为罗马当局洗脱所有的责任,另一方面竟违背基督教义的宽容精神,单单 为了少数犹太人的“过失”,却要全体犹太人及其子子孙孙偿还血债。这种心理 状态,根据精神分析学的解释,是由于基督教会的始创者为了篡夺犹太人的“宗 教始祖”和“上帝的选民”的地位,而患有“弑父情结”,因此在把整个犹太民 族丑化的同时,又把具有犹太人血统的耶稣给非犹化和神化;把犹太人的圣经称 呼为《旧约》之时,把耶稣逝世四十年之后由后人编写的基督徒的圣经称为《新 约》。根据宗教社会学的解释,早期的基督教为求巩固地位和避免受到罗马当局 的迫害,不得不逐步将《新约》加以修改,由是其内容越来越趋向平和,对罗马 当局也越来越发友善;3另外,基督徒还把犹太人建立今世乌托邦的诉求,改变为 期盼末世的天国。根据历史学的考证,至今没有与耶稣同时代的资料可据,以考 察耶稣的生平,在此基础上更是无从具体推断,是否曾经有过犹太人出卖耶稣的 事实。

新教与犹太人之间   在去年所播放的另一部以“纳粹时代的教会”为题的纪录片中某处,曾提及 “天主教会对纳粹政府施用无痛苦致死法,消灭精神病患和严重遗传病患者的行 为提出抗议,至于对消灭犹太人的政策则默不出声。新教(俗称基督教,在德国 当然是指路德新教)则对上述两种政策均三缄其口”。有趣的是,该纪录片的制 作人在追究原因时不从天主教与新教的历史与传统上进行探讨,反而把重点置于 教皇皮吾斯与德国政府的友好关系上。自然,该片也忽略了对路德新教的反犹传 统进行剖析。   众所周知,十六世纪在德意志人马丁路德的领导下,曾进行了一场对基督教 世界影响至深的宗教改革运动。路德把《新约》由希腊文翻译成德文之后的第二 年,即1523年,发表了一篇以《耶稣生来就是个犹太人》为题的文章,文中表示 他对新教福音的理解与《旧约》的精神相符合,因此希望犹太人皈依基督宗教。 此时,对路德说来,基督徒与犹太人之间的问题纯属宗教信仰相异的问题,因此 该矛盾也当通过宗教途径加以解决。

二十年之后,当路德在《论犹太人及其谎言》 一文中再次论及犹太人时,却建议采取激烈的行政、法律甚至暴力手段对付犹太 人,4例如:   应当焚烧犹太人的教堂与学校;应当捣毁犹太人的住房;应当没收犹太人的 经书与律法;应当禁止拉比(经师)授课传教;应当对犹太人向当局提出控告, 或者向他们投掷猪秽(Saudreck);应当拒绝保证犹太人在街道上的人身自由与安 全;应当禁止他们放高利贷;轻壮犹太男女应当从事农业活动;

不言而喻,既然新教的开山祖师作出如上建议,其信徒便多少会受到影响, 因而产生了新教教徒于纳粹政府排犹期间的不作为反应。针对路德的反犹情绪, 新教学者当前多倾向于作如下解释,即“路德对犹太人感召无效,于是在极端失 望的心情下作出了过激反应”。然而,自由主义派学者、左派学者与犹太人知识 界,也对路德的一生从事了大量的研究与分析。其中,认为“路德童年时代饱受 父母虐待,因此反对天主教教会与犹太人同出于‘弑父情结’”的理论有之。从 政治动机的角度分析,指出“路德当年只有在取得德王菲德烈三世(Friedrich III.)的支持之下,才有与教会分庭抗礼的可能,而德王的动机则在于向教皇施 加压力,以便取得神圣罗马帝国的称号。至于对犹太人先后不一的态度,不过是 因为早期德王与路德均需要犹太人的财力支持,后期则在新教已广为群众所支持, 路德的新教教宗地位业经确立之后,其政治立场便日趋保守,至于顺应排犹潮流” 的理论也有之。

先天性病症或小污点   列举以上两个问题,用意不在于抹煞宣扬博爱、慈悲、宽容、和平精神的基 督宗教(包括天主教与新教)教义真谛,也无意低估处于传统教会挥霍纵欲、奸 刁欺诈、道德沉沦时代的路德,在发扬信徒的良心自律、自由意志,劝谕教会成 守清规、回避世俗纠纷等方面所起的重大作用。尽管如此,考虑到两千年来犹太 人所受到的种种委屈,尤其是十一世纪未以降,由十字军东征引起的历次犹人大 屠杀,以及在纳粹政策中所牺牲的70%欧洲犹太人人口的惨绝人寰事件,基督宗 教的反犹意识即便不应担负大部责任,也至少不能轻描淡写地将之形容为基督宗 教文化中的“小污点”。

鉴于此,近年来西方许多有心人士,譬如说,世界基督宗教教会运动( Oekumenische Bewegung)的成员便积极设法协调几个大宗教之间的矛盾,并具体 地向教会当局作出建议,凡《新约》涉及反犹的言论,均应加上注脚加以说明, 以纠正其错误观点。数日前,甚至还听说在美国巳推出一本删除了歧视犹太人、 歧视妇女和同性恋内容的《圣经》修订本。为求周全起见,笔者怀疑是否还应当在 “十诫”上增列一条“不得进行种族歧视和迫害少数民族”的新内容。

注解:   1.《新约》马太福音27,25。   2.本文援引基督教圣经公会发行的中文译本,而非译文较好的天主教思高圣 经学会译本,原因在于中国的基督教规模远较天主教为大。   3.《新约》罗马书13,1…7。   4.战后纳粹首脑在纽伦堡大审接受审判期间曾援引路德的反犹建议,为自己 开脱。

http://www.xys.org/xys/ebooks/others/history/foreign/jidu_youtai.txt

中世纪暴行的圣经依据

                      ·方舟子·

    有基督徒否认《圣经》跟十字军东征和中世纪的暴行有关。
我“断章取义”摘了一些上帝(包括耶酥)的命令,大家看看有
没有关?今天的基督教变好了一点,一则是因为政教分离,教会
失去了权力,二则是今天的基督徒已不象中世纪的基督徒那么虔
诚,别看嘴上说得好听,行动上都已不把《圣经》的教导当回事,
叫做“不要死读《圣经》”。

【旧约】

    〖出21:15〗:“打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
    〖出21:17〗:“咒骂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
    〖出22:18〗:“行邪术的女人,不可容她存活。”
    〖出22:19〗:“凡与兽淫合的,总要把他治死。”
    〖出22:20〗:“祭祀别神,不单单祭祀耶和华的,那
人必要灭绝。”
    〖出31:15〗:“凡在安息日(即星期日)作工的,必
要把他治死。”
    〖出35:2〗:“六日要作工,第七日乃为圣日,当向耶
和华守为安息圣日。凡这日之内作工的,必把他治死。”
    〖利20:10〗:“与邻居之妻行淫的,奸夫淫妇都必治
死。”
    〖利20:13〗:“人若与男人苟合,象与女人一样,他
们二人行了可憎的事,总要把他们治死,罪要归到他们身上。”
    〖利20:14〗:“人若娶妻,并娶其母,便是大恶,要
把这三人用火焚烧,使你们中间免去大恶。”
    〖利20:15〗:“人若与兽淫合,总要治死他,也要杀
那兽。”
    〖利20:16〗:“女人若与兽亲近,与它淫合,你要杀
那女人和那兽,总要把他们治死,罪要归到他们身上。”
    〖利20:18〗:“妇人有月经,若与她同房,露了她的
下体,就是露了妇人的血源,妇人也露了自己的血源,二人必从
民中剪除。”
    〖利21:9〗:“祭司的女儿若行淫辱没自己,就辱没了
父亲,必用火将她焚烧。”
    〖利24:16〗“那亵渎耶和华名的,必被治死,全会众
总要用石头打死他。不管是寄居的是本地人,他亵渎耶和华名的
时候,必被治死。“
    〖申31:17-18〗:“所以,你们要把一切的男孩和所
有已嫁的女子都杀了。但女孩子中,凡没有出嫁的,你们都可以存
留她的活命。”
    〖申13:2-5〗:勾引你离开耶和华去别的神的人,“你
便要将他治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
    〖申13:6-8〗:“你的同胞弟兄,或是你的儿女,或是
你怀中的妻,或是如同你性命的朋友,若暗中引诱你,说,我们不
如去事奉你和你列祖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是你四围列国的神。无
论是离你近,离你远,从地这边到地那边的神,你不可依从他,也
不可听从他,也不可顾惜他。你不可怜恤他,也不可遮庇他,总要
杀他。你先下手,然后众民也下手,将他治死。要用石头打死他,
因为他想要勾引你离开那领你出埃及地为奴之家的耶和华你的神。”
    〖申17:12〗:“若有人擅敢不听从那侍立在耶和华你神
面前的祭司,或不听从审判官,那人就必治死。”
    〖申18:20〗:“若有先知擅敢托我的名说我所未曾吩咐
他说的话,或是奉别神的名说话,那先知就必治死。”
    〖申22:13〗:“若人娶妻,与她同房之后恨恶她,信口
说她,将丑名加在她身上,说,我娶了这女子,与她同房,见她没
有贞洁的凭据”,“但这事若是真的,女子没有贞洁的凭据,就要
将女子带到她父家的门口,本城的人要用石头将她打死。”
    〖申22:22〗:“若遇见人与有丈夫的妇人行淫,就要将
奸夫淫妇一并治死。”
    〖申22:23〗:“若有处女已经许配丈夫,有人在城里遇
见她,与她行淫,你们就要把这二人带到本城门,用石头打死,女
子是因为虽在城里却没有喊叫。”

【新约】

    〖太10:21〗:“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
地。儿女要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
    〖太10:34-37〗):“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
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
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
是自己家里的人。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爱儿女过
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
    〖太13:41〗:“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
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
    〖太19:12〗:“因为有生来是阉人,也有被人阉的,并
有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中世纪
时许多修道士因此自阉。即使在今天,仍有宗派因此自阉。)
    〖路19:27〗:“至于我那些仇敌不要我作他们王的,把
他们拉来,在我面前杀了罢。”
    〖约15:6〗:“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象枝子丢在外面枯
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
    〖罗1:32〗:在数说外邦男女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之后,“
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
行,还喜欢别人去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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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犯下的历史罪行

黑猫七 1.十字军 由1096年至1291年间,十字军东侵先後共8次,表面上是 为宗教而战,实际上是一场由罗马教皇、西欧封建领主和 城市富商向地中海地区发动侵略战争。第一次于1097年春 在君士坦丁堡集近四万人,经小亚细亚向耶路撒冷进攻。 十字军沿途抢夺、杀人放火,所到之处鸡犬不留。于1099 年7月15日攻陷耶路撒冷,屠杀七万余人,血洗全城。第 二次东侵由教皇尤金三世(Eugenius Ⅲ)集合7万骑士向 东进军,因德、法之间的矛盾,拜占庭帝国不支持和指挥 失当,沿途损失惨重,但最终以失败告终。第三次由德、 法、英三国组成,但德皇在进攻拜占庭时阵亡、而法王因 国内政治纠纷率部回国,英王在顽强抵抗下未能攻陷耶路 撒冷,结束这次东侵。第四次东侵主要是攻击国力衰弱的 拜占庭帝国,1202年,法、德、意十字军由海路于威尼斯 出发,于1204年4月攻陷君士坦丁堡,焚城掠夺达一星期 之久,把能抢的抢走,抢不走的烧光,甚至挖掘坟墓,劫 殉葬品,所有文物、艺术品、文献图书损失殆尽。经历四 次组军后,普遍人民对十字军的神圣性怀疑,教会只有鼓 吹儿童参战,于1212年集合两支年龄约十二岁的儿童十字 军,二至三万德国儿童往热那亚途中因缺乏组织,无补给 而溃散。沿途大部份死于饥饿、疾病,最后到达的因无人 照顾,生活悲惨。最后一部份奔回故乡,一部份流落意大 利。另一支法国儿童十字军的二万人,到达马赛港后被骗 上七艘船,两艘在地中海遇风暴沉没,另五艘到亚历山大 里亚後,全被卖作童奴。其后教皇英诺森三世于1215年组 织第五次东侵,但在进军开罗途中遇到埃及人强列抵抗, 于1221年与埃及签订和约而结束第五次东侵。1228年德皇 组织第六次十字军,因教皇出兵攻占德皇在意大利南部的 领土,德皇因此回师欧洲而结束。第七次是于1248年法王 路易九世率兵进攻埃及,但于1250年兵败被俘,后得用重 金赎回,第七次十字军东侵以失败告终。第八次东侵是路 易九世为报兵败之仇,于1270年发动,因无人响应,独自 领兵进攻突尼斯,但全军染上疫症,大量死亡,路易九世 也死于疫病,残部回国。此後,教皇多次号召组织十字 军,都未能实现,至此,十字军东侵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2.教会对「异端」的镇压 2.1阿尔比派(卡塔尔派)(Cathar) 这一派信徒谴责世俗,自称是纯洁的。本是巴尔干半岛上 的一个教派,他们反对神职人员称为”完人”,反对神职人 员拥有财产,与当时罗马教会的神职人员的行为有强列冲 突,但深得反对腐败的基层人民支持。1179年教皇亚历山 大三世宣布阿尔比派为异端,动员西欧各国对异端的暴力 镇压。阿尔比派在法国南部图卢兹郡受到贵族的同情,反 对罗马教庭。1208年,教皇特使在图卢兹伯爵府中被杀, 引发教皇讨伐阿尔比派,并宣布凡参加讨伐异端的十字军 都不受国家法律约束,他们过去及将来所犯的罪都得到教 会赦免,所欠的债不用付息。法国北部贵族垂涎南部的财 富,纷纷加入。于1213年,阿尔比派遭到决定性的战败, 十字军大肆屠杀劫掠法国南部。在他们攻入比塞埃城时, 感到无法区别谁是异端份子,随军的教皇特使便指示说: 「只管把他们统统杀光,让上帝去分辨谁是他的子民。」 这次暴力镇压经历20年(1209-1229),许多富庶的城市 化为废墟,田园荒废,经济破坏,阿尔比派及法国南部的 贵族势力都被摧毁。 2.2韦尔多派 韦尔多(Pierre Valdes)本是里昂商人,效法基督过清 贫生活,变卖家产,周济穷人。不久,赢得一班支持者, 形成韦尔多派。他们只是主张赤贫,人人有权传教,反对 教会神职人员腐化,散播于法国南部及意大利北部,教皇 亚历山大三世为笼络他们,曾准许他们活动。1179年,遭 到教皇的谴责、并禁止他们自由传教。1184年,在伐罗那 宗教会议上,教皇卢修斯三世(Lucius Ⅲ)宣布罚绝韦 尔多派,并迫使韦尔多派与罗马教会决裂,韦尔多派转为 地下活动。其后韦尔多派发生意见分歧而分成两派,而教 皇英诺森三世于1208年进一步分化韦尔多派,组织”公教 穷人团”进行韦尔多派式的活动,使一些温和的韦尔多派 归附罗马。最后于16世记汇入宗教改革活动,成为新教 徒。

2.3宗教裁判所 1220年,教皇洪诺留三世认为地方主教镇压异端不力,通 令建立直属教皇的”宗教裁判所”或”宗教法庭”。宗教裁判 所一般设在修道院内,审讯秘密进行。宗教裁判所所制订 的审讯条例:有两人作证,控告便能成立。证人如果撤回 证词,就按异端同谋犯处理,被告如不认罪,可用刑。被 告不仅自己认罪,还须检举同案犯和异端嫌疑犯。为异端 辩护者应受罚绝。被告认罪之后,如果翻案,按异端处 理。被判为异端者,没收其全部财产。宗教裁判所前后共 经历约500年,15世纪以后,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最为残 暴,仅1483年至1820年,判处的异端份子达38万多人,被 火刑处死的达10万余人。而仅仅在1480-1488年间,被火 刑处死的达8800人,受惩处者有96494人。 3.参与非洲奴隶贸易 罗马天主教会在各地传播主要是通过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传 教士进行。探险家船队为传教士提供必需物品及保护,而 教会却提供特权给予协助传教的国家。早在1452年教皇尼 古拉五世就授权葡萄牙国王阿方索征服和统治异教徒。并 且宣称异教徒是神”赏给信徒的产业”。1454年教皇批准葡 萄牙垄断非洲的奴隶贸易。1458年天主教传入冈比亚, 1491年天主教传入刚果,葡萄牙人16世纪在西非海岸实行 殖民统治和传教,使刚果成为葡萄牙的附庸和奴隶贩子的 据点。传教士为掳掠来的黑奴施洗,然后一批批地押上 船,他们便可获取洗礼费。

4.传教活动残杀异教徒 传教活动在拉丁美洲是以野蛮屠杀式进行,而主要是西班 牙政府及传教士参与。1526年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下令, 每支船队必须携带传教士同行,否则不准离港。根据传教 士拉斯·卡萨斯(Bartolome Las de Casas)记载,西班 牙征服者每征服一个地方便宣布一道命令,用最残酷的死 刑和武力胁迫当地土著皈依基督教,并接受西班牙国王的 统治,拒不服从者,立刻被屠杀。安的列斯岛原有三百万 印第安人,1514年减至14000人,最后只剩下200人。1536 年西班牙人抵达新格拉那达,传教士更欺骗当地居民说, 西班牙人是”公正的太阳之子”,将向他们宣传道理。于是 居民同意在太阳神庙内树起十字架。由于印第安人入教是 被迫的,他们依然秘密崇拜自己的图腾及神像,为了更有 效地控制当地居民,1602年耶稣会会长提出建立印第安人 宗教归化区,把逃往森林深处的印第安人进行思想改造。 从1610年起,耶稣会在巴拉圭建立这种分开殖民征服者及 当地居民的村庄,有十五万印第安人分别住在卅个归化区 内,由传教士负责管理。印第安人只能听从传教士命令及 从事沉重的种植及采矿活动,事实上,他们只是传教士的 奴隶。1519年,西班牙殖民者征服了阿兹特克人的家乡墨 西哥。他们欺骗阿兹特克国王说:「西班牙人的到来完全 是为了传播基督教的光明。」不久便囚禁了国王,并假借 他的名进行统治,残酷地屠杀反抗的墨西哥人。1524年教 皇和西班牙国王联合派出十几名传教士到墨西哥传教,他 们为酋长之子及印第安人洗礼。根据方济各会报告:1536 年受洗者有500万,到1540年受洗者巳超过900万。17世 纪,西班牙和法国(天主教)及英国和荷兰(基督教)争 生恐后地在北美建立殖民地。当然,对土著居民实行种族 灭绝政策,把印第安人的宗教信仰斥之为迷信这些统治方 式并没有改变。 (此文取材自《基督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唐逸主编。 执笔人有:颜昌友、文庸、乐峰、张小青、段琦、王美秀、石明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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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特色的企业】塞氏企业

有这样一家企业:它是一家制造上千种产品的跨国公司;它实现了年均27.5%的增长;它是IBM、通用汽车、福特、西门子借鉴的榜样;它是人们最愿意加入的组织。在这个企业里,你的工资自己定;你想什么时候上班什么时候去;你可以在会议室举办生日聚会;你可以为了思考和创新给自己放个假;你可以自由地查看公司的账簿;你可以利用公司的资助自立门户缮你可能会以为,这肯定是一家来自发达国家的企业:美国,欧洲,日本?实际上,它却来自巴西,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它就是里卡多·塞姆勒的塞式企业(Semco SA)。

人们一般会认为民主化管理通常意味着要在效率上做出一些牺牲。但是,塞氏企业20多年践行民主化管理,营收从1980年的400万美元增长到2003年的1.6亿美元,员工人数从700人增加到3000人。而且员工对企业非常认同,多年来员工离职率一直在1%以下。考虑到上世纪末巴西的经济低迷和政策混乱,塞氏企业以其创新的管理模式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就更加难能可贵了

从管控到参与
里卡多·塞姆勒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方式并非从开始就如此,他刚刚经营企业时管理方式还非常“泰勒制”。

1980年,年仅22岁的里卡多·塞姆勒从父亲手里接过塞氏企业的大权,公司的主要业务是生产水泵等船用设备,由于经济衰退,造船业遭到重创,塞氏企业已经很难拿到新订单。年轻气盛的塞姆勒着手大力整顿公司,他重新招聘了一些作风强硬的管理人员,加强对企业的管控,同时马不停蹄地到各地考察潜在的收购对象。面对巨大的生存压力,他废寝忘食地工作,每天早上7点多就赶到公司,半夜才回到家里,周末到海滩“放松”时也带着大堆文件。在他的努力下,塞氏企业的业绩的确有所增长,但是这种始终绷紧的工作状态使得员工关系持续恶化,过度操劳也让塞姆勒的身体几乎吃不消了,在参观一个工厂时他晕倒在车间里。

此时,塞姆勒开始反思企业的管理方式:工作和生活的平衡点在哪里?为什么已经建立了完备的制度和指引却仍然不能让员工像自己所希望的那样做事,也没有让他们对工作感到满意?那些冷冰冰的参数真的对改善企业经营结果管用吗?管理者是不是非得事必躬亲?向下授权是可行的吗?

最后塞姆勒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公司一直在把员工当成孩子看待,用各种各样的制度来约束他们,强迫他们戴工作徽标,排队吃饭,去洗手间也要经过工头同意,生病请假要提供医生开的病假条。凡此种种背后的假设就是认为员工不值得信任。制度至上让企业变得死气沉沉,员工缺乏热情,看上去就像是在受工作的压迫。

塞姆勒就决定从消除“公司压迫”开始,尝试改变管理方式。他首先废止了工人下班离厂必须接受检查和上下班打卡的制度,他甚至不去关心自从停止出门检查后盗窃事件到底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因为他认定,“经营一个企业却不信任与自己共事的人,就毫无意义。”

接下来,塞姆勒把变革引入企业经营的方方面面:员工自己设定生产指标,自己设定工作时间表和自己的薪水,通过他们自己选举的工厂委员会管理工厂日常事务。重大的决策,比如收购企业、工厂选址等,每个员工都有投票权。管理人员上任要通过下属集体面试,并且每半年都要接受他们的评估,低于一定的分数必须离任。公司没有前台,也没有为管理人员配备秘书,所以他们必须自己到楼下接待访客,自己复印和传真文件。公司的信息几乎全部公开,甚至包括账薄,公司和工会专门合作开发了一个课程让工人能够看懂会计表格缮

随着管理模式的转换,员工参与决策的增多,塞姆勒本人的角色也开始发生变化。他越来越把自己看作一个“提问者”、“挑战者”和“催化剂”,通过提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帮助员工把问题分解到最简单的层次,把一些常识应用到一些复杂的问题,由员工们做出具体决策和执行。由于不再参与日常运作管理,他可以抽出大量的时间来做别的事情,包括阅读、写作、演讲、旅游,等等。

从混乱到顺畅
许多人在刚听说塞姆勒的管理模式时都非常怀疑,认为如此这般企业将难以维持正常运营。这也是塞姆勒的思想刚刚开始付诸实验时塞氏企业多数经理甚至许多员工的看法。尤其是经理们,他们一方面担心向员工过分授权会使得流程失控,自己的任务指标将难以完成;另一方面,他们还要接受来自下属员工半年一次的“逆向评估”,获得多数下属的支持显然比仅仅获得上司的肯定是一个更具挑战性的事情。

实际上塞氏企业管理模式的确立也不是像塞姆勒诙谐幽默的文笔那样轻松,新的管理模式从开始探索到能够顺畅地运转大概花了5年时间。公司一位管理人员回忆起最初那段混乱的时间打了个有趣的比喻,说那时塞氏企业的情形就好像是一辆卡车装了满满一车西瓜,车的后挡板突然被打开,所有的西瓜都骨碌碌地滚落下来。

在这个混乱的过渡期间,塞姆勒坚定的信念和以身作则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公司一个工厂搬迁,需要选址的时候,他让全体员工停工,大家坐着大巴一起去查看几个备选厂址,然后回来投票做决定。尽管员工们集体决定的地址塞姆勒自己认为并不理想,但是他还是无条件地听从大家的意见。按照塞氏新规,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参加公司的任何会议并自由发表意见。有一次塞姆勒本人召集一个会议讨论他认为很有前途的一项新产品开发事宜,结果没有一个人与会,他就苦笑了一下把自己的这个想法搁置起来。

还有一个关键环节就是塞氏企业的“利润共享计划”。关于劳资共治、民主公司,之所以经常被讽刺为一个美丽的谎言,或者说给资本家一个可以更加心安理得地剥削工人的借口,就是因为多数企业只是让员工参与管理,私底下却不承认劳资双方在收益分享上有平起平坐的权利。塞姆勒认为,如果员工在这个他们最为关心的方面感觉不到公平和透明,民主化管理的其他努力就充其量仅仅营造了一团和气而已,员工的参与和合作精神将难以发扬光大。“我宁愿和积极的员工一起工作而少赚钱,也不愿意独自享受消极的员工的劳动成果。”他毅然在这个关键方面寻求突破,推出塞氏企业“利润共享计划”,公司拿出税前利润的23%作为全体员工的红利,并且让他们自己决定如何分配。

目前,参与式管理是一个时髦的管理概念,也有许多企业在实行这样那样五花八门的民主或参与式管理,但是却经常停留在动听的口号上。对于参与式管理,实践要比谈论困难得多,而且如果只是在个别管理领域蜻蜓点水般做零零星星的实践,也不会收到跨越临界点实现质变后的效果。塞氏企业的成就,除了应该归功于塞姆勒近乎偏执的破旧立新精神之外,似乎还应该看到,他们是在从结构、流程、领导、沟通、文化等方面全方位地落实民主管理的精神,让平等、参与的氛围洋溢在企业的每一个角落,如此方能够做到一以贯之,形神兼备。

“一个公司要信任地把命运托付给员工。”这是塞姆勒总结多年管理实践的由衷感慨。在把管理责任大部分托付给自己的员工之后,塞姆勒感觉塞氏企业已经不是自己的公司了,尽管他本人还拥有企业的大部分股份。

信任:神奇的催化剂
塞姆勒能够把自己的思想付诸实践有赖于:第一,作为家族企业的老板,对企业有绝对控制权;第二,他本人坚定的信念,相信那种把人当作生产工具的年代正在走向终结,好的组织应该让人们没有压迫感,让人们每天早上都渴望去工作;第三,平等地对待员工,坚定不移地信任他们,相信他们的智慧得到激发后能够帮助企业解决问题,创造出色的业绩。

塞氏企业的管理模式对中国企业有借鉴意义吗?应该看到,处在不同背景和环境的企业所适用的管理模式和方法是不同的。现阶段中国社会信任体系的支离破碎,让企业和员工之间往往只能够停留在低层次的合作水平上。我们的企业家会觉得像塞氏企业的这种管理模式实在是空想,或者是一个温柔的陷阱。

不过,这背后最关键的还是企业家的观念问题。企业家对目标的认识决定了企业管理的方向和方法。因劳累过度病倒后的塞姆勒认识到,公司要成功必须将生活质量放在首位。在这种对人的关怀视角下,他看到了员工抱怨和不满的根源,看到了信任、平等、合作、创造、分享对组织的意义。长期以来,中国企业都是在向西方企业学管理,特别是把大力气花在以制度、流程为核心的管控方法上。塞氏企业的管理实践给了我们一个提示:即使放弃规则与控制,还是能够建立一家有效率的公司;只要对人有信心,一切都将水到渠成。如果中国企业的管理者能够在这方面做更多的投入,开始发自内心地真诚地对待自己的员工,他们最终会看到塞氏企业所展现给人们的那种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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