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4的长江学者:总有些教授 烂得让我们泪流满面(图)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梁莹和她涉嫌学术不端的操作火了。39岁的她是同行中的佼佼者,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计划,先后在苏州大学、南京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在北京大学、美国芝加哥大学做过博士后。

从头衔上看,这应该是以为学术拔尖的教授。可就是这么一位学术明星,她署名的超过120篇中文文献,包括她的硕士、博士毕业论文,竟然慢慢从论文数据库里删除了。中国青年报记者发现,这些论文里至少有15篇涉嫌抄袭和一稿多投,甚至有的文章只是他人论文的缩减版!

因为觉得自己中文论文水平比较低,梁莹便联系数据公司撤了稿。她向中国青年报的记者表示,自己早年确实不清楚学术规范,而强调学术规范是2005年开始的。梁莹向中青报记者表示:“你这样查,全中国所有的人,很多教授、博导都有问题。”

梁莹的一些论文与别人的论文存在大面积雷同。图片来源:中国青年报

除了涉嫌学术不端,中国青年报还批露了梁莹授课敷衍的行为。学生反映,梁莹经常占用课堂时间处理私事,让研究生甚至自己的父亲代为讲课。近年来,她还玩起了“翻转课堂”,让学生做展示、自学,自己在下面玩手机。学生在评教时给她打低分,她还威逼利诱班长交出给自己打低分的学生名单。

事迹随着媒体报道在网络流传后,南京大学随即成立了调查组。越来越多的人也站了出来,揭露自己身边的“梁莹”。学术不端、糊弄教学的老师在今天的高校里并不是个例。

论文工厂的老板也是大学教授

钱晓亮曾经在一个论文公司兼职过半年。“当时招聘广告上说公司是什么专注于‘科研成果转化和企业孵化’,看起来挺牛X的,就投简历了”。

“那家公司是几个大学老师一起开的,去的时候我还以为是一个那种科研机构,开始工作了之后才发现根本不是这样”。钱晓亮开始工作后,发现原本说好的学术编辑工作,其实是整理来自全国各地的论文,把它们调成统一的格式。

“我当时一看觉得不对啊,虽然我不懂信息科技啥的,可是我都能看出这些论文非常的‘水’,为啥还要我改格式,整理信息呢”,钱晓亮没有料想到,发到自己手里这些逻辑混乱、格式错误的文章居然是来自各个高校研究生和老师的期刊投稿。

这家公司分为国内事业部和国际事业部。国内事业部的旗下和好几本业内期刊、职业教育期刊有合作关系(甚至有的老师是这些期刊的编委会成员),国际事业部主要组织一些国际会议、承诺能够被“SCI, EI”检索。

发表论文的版面费标准

工作了一段时间后,钱晓亮发现,这间公司有一大部分员工就是某教授带的研究生。他们几乎全职在公司上班,干着和钱晓亮差不多的工作。“他们就是加入了这个老师的课题组,然后以课题组的名义实际上在老师的公司打工,和我一样,没日没夜干着重复简单劳动,一个月八百块钱”,晓亮笑道。

晓亮的工作主要是负责改格式、用谷歌翻译将中文摘要转成英文、整理论文信息并上载到公司的系统后台。整理好的论文会交给“审稿老师”筛选或者提出修改意见,再反馈给作者。“后来,我才知道审稿的也是这个老师的几个学生,有在读的、毕业在家的,审稿意见一般就说你的稿子通过了,还有哪里可以修改,版面费多少”,钱晓亮说。

对于那种过来咨询发文章,但自己又不会写的,坐在晓亮旁边的客服人员还会介绍写手。甚至,经常有人电话咨询客服,几个人一起投稿,有没有团购优惠。“真的是一条鱼都不放过。但是写手的稿子说实话,看上去要比大部分投稿像那么回事,至少格式和语句都是顺的”。

干了两个月后,钱晓亮调到了隔壁桌的“国际事业部”。然而他每天的工作内容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只不过稿件从中文变成了英文。但是那些文章处理起来依然让晓亮头痛,“好多文章你一看就是直接谷歌翻译的”。这些谷歌翻译的文章,钱晓亮的同事会反馈不通过,然后给投稿人介绍英文的代写。这样除了国际会议论文的版面费,客户还要交一大笔额外的“修改费”。

和钱晓亮一个部门的同事,基本都是高中水平的哑巴英语。后来教授觉得每次开会请翻译实在太贵了,就每周雇了个老外过来教商务英语。“还开国际会议,我看开国际玩笑差不多,我编过那个会议手册,全是中国人,请了几个老外就是国际会议了”,钱晓笑道。

强调科研产出的今天,论文是升学升职的敲门砖,是职业水平的试金石。无论知识水平如何,专业工作者为了评职称都要写论文。从大学生、大学教授到中学老师、医护人员,论文和表发就像是一条通向未来的独木桥,路只有一条,犹豫片刻便会被人流挤下去。人人都在发表的高压下自顾不暇,留下开论文公司的老板教授们声色犬马。

有过这样的灰色兼职经历,钱晓亮经常觉得眼前看红墙绿瓦、庄严肃穆大学虚伪得可怕,“他们喜欢把楼都刷上红漆,显得底蕴很深的样子,其实里面可能已经烂透了”。

“所谓的科研,拿着纳税人的钱,根本就不是为了社会生产知识,而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生产垃圾。只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垃圾不是自己造的,而是去买来现成的”。

授课只是费力不讨好的副业

本来,教师考评晋升主要看科研成果,授课只是费力不讨好的副业罢了。副业上省力,“主业”才能给力。

混了几年大学,林晓真见过一字一句用川普念教材的老教授,见过抄整节课板书的学术带头人,下课防止学生提问脚底抹油的短跑选手,还有酷爱提前一小时下课的“脱口秀女王”。

“很多老师根本不备课,只能用尽浑身解数拖时间”,林晓真觉得很无奈,每年几千学费只是买来一张要用“自学”换来的证书。

影视剧里那些课堂上的思想碰撞、那些热情授业的知识分子,在林晓真的身边屈指可数。“绝大部分老师都不备课,甚至完全不懂自己要教的课,这样怎么会有东西可以讲呢?”

教授专业课的老师姓王,同学们管他叫“手表王”,因为他上课每十分钟就要看一次手表。同学们戏称,“他比我们还盼着下课”。

通常“手表王”会比上课时间迟几分钟到教室,然后不慌不忙地开始点名。一堂60人的课,光点名就要十分钟。点完名,手表王会祭出“念PPT讲课大法”。当然,PPT是买教师参考教材的时候附带光盘里送的,字特别多。“手表王”一瞅着瞅着表盘上的指针,一边把每个字的尾音拖长。

另外一位陈老师是学校里出了名的电影放映员。他靠着一块硬盘和学校的百兆宽带上了几百个小时的西方美术史。“这个东西不能讲太深,你们不懂,就这样吧”,陈老师对着台下稀稀拉拉的同学,打开了硬盘里一部两小时的系列纪录片。而另外一门“建筑欣赏”课,那老师干脆连话都不讲,每周直接放俩小时建筑纪录片走人。不点名不签到,有几节课,他甚至直接播别人的讲课视频,变身网络课堂。

面对这样的老师,很多人投诉过,却依旧敌不过评教时分超高的好评率。同学们普遍认为,这门课随随便便都有90分,万一换了个严格的老师,就没这么轻松了。

相比其它老师的沉默,黄教授的聒噪十分抢眼。在一门国际双语课上,他总带着得意的笑容,打开了自己电脑里的相册,用一口流利的山西普通话,一张张介绍自己在美国访学时期的旅游见闻。“上他的课,你总觉得是在酒桌听长辈吹牛逼”,学生吐槽道。整节课90分钟,前80分钟基本在尬聊装逼。

往课程里灌水只是教授混日子的初级做法!老师为了更多、更快的发表,奋力实践教学和科研相结合,利用水课这个机会,给科研创造免费劳动力。

刘杰的硕士导师就是个中好手。因为学校图书馆的数据库过期就得收费,就让研究方法课的学生下载整理他课题需要的文献。上百个关键词,摊下来一人负责十来个,就当作一次课程考核了,美其名曰科研能力训练。

还有的老师一开学就给画起大饼,说自己在做某个课题,感兴趣的可以参与一个子项目,能当期末论文上交。不想参与的话,期末论文题目也可以自选。结果成绩出来,做课题的都上了90分,自选的只有70来分。

刘杰的导师平时流窜于几个跨度极大的二级学科。实验自己不会做就让刘杰去蹭课去自学,问学生拿数据的时候心安理得、面不改色。久而久之,同学们发现,有时候学生写过的题,他过会儿就能发一篇主题相似度极高的。难怪科研如此高产,评职称跟坐火箭一样。

最搞笑的是,老师们还窝里斗,一开学就私下联系抢学生,弄得最后有老师一个学生都没有。一开始以为他想培养你,内心激动得要死,其实不过是想使役你。

今天的学术界跟贩毒团伙差不多

教授们为了论文表发和课题经费奔波。而师命难违的学生,往往沦为教授的廉价劳动力。

毕业于国内Top2 高校的研究生小雪表示,导师为了自己发文章费劲心思压榨学生。他自己一篇文章要憋好几年,就逼得好多同学延期毕业,充当劳动力,为他的论文服务。但是同学们拿个第五第六作者,根本没有啥用。自己的研究生还有区别对待。只有顺眼的,才给一些好的课题,否则什么都没有。为此,很多同学即便看不惯,也不得不去“争宠“。

科技的进步也让导师的控制手段花样翻新。一些理工科导师在实验室安装了打卡机,要求研究生每天上下班必须打卡。一名研究生将其所在实验室工作时间称为“7-11”模式——即每天工作11小时,每周工作7天,春节和暑假也只能休息一周,工作时长超过了大部分上班族。

许多实验室,导师不但要求学生打卡上班,还要求学生如奴仆一般,处理他们的生活杂事。2018年3月,研究生杨德宝自杀身亡。其姐姐在网上批露,导师王攀大量占用陶崇园的学习乃至个人生活时间去给自己做家务事,并让陶叫他“爸爸”。

2018年1月,不堪导师重压自杀的博士杨宝德,需要帮导师浇花、打扫办公室、拎包、拿水、去停车场接她、陪她逛超市、陪她去家中装窗帘等。导师不但要求学生半夜12点前随时待命,还经常在十点之后找学生聊各种与学术无关的琐事。

2014年厦大教授吴春明性骚扰事件轰动一时。考据被吴春明性骚扰的女生“青春大篷车”在媒体采访中指出,吴春明在厦大考古专业可以说是学术垄断,所有年青教师、学生都必须听命于他。他还是学刊《南方文物》杂志“民族考古”专栏的主持人,发稿不发稿他起到很关键的作用。吴春明作为一方学阀可以说完全掌握了学生的生杀大权。作为其学生的“青春大篷车”就是在“发表压力”和“学术权威”的双重不平等下面成为了吴春明嘴里的猎物。

教授抄袭、学术不端、性侵、奴役学生。近年来,这些关于高等教育界的丑闻层出不穷。看似圣洁的最高学府,早已成了学阀割据,藏污纳垢之地。

然而在学校里处于弱势的学生,被导师压迫以后没有任何申诉的渠道。导师始终掌握着学生毕业的生杀大权。你的“老板”就是你最重要的科研指导人、考评者和补贴来源,而师门则直接影响到未来的就业机会。许多学生为了自己的前途,只能选择忍气吞声熬到毕业,独自面对大大小小的折磨。要么,只能忍痛退出自己感兴趣的学术之路。

Alexandre Afonso(英国国王学院政治经济学系比较政治学讲师)将当下的学术体制戏称为“贩毒团伙”。在贩毒团伙里,收入分配是极度由上端向下倾斜的,而底层的街头毒贩挣得甚至比麦当劳都少,还面临着被枪击、落入大牢或被比你位高阶的人痛打的风险。为什么这样的活儿还有人干,而不直接去麦当劳?因为只要隐忍负重,爬到顶端就可以拥有无尽的财富和名声。

随着不断有新的底层研究生进学习而且愿意(不得不)被剥削,学术大佬们才能有越来越多的成果,名利双收,而不用将他们的财富分配给学生。顶层大佬的风光和权力,很大程度上就是以牺牲大多数人为代价。

作为老师,他们拿着纳税人的钱,不仅学术造假,还奴役学生给自己谋私利。作为教授,他们利用学生的尊重和恐惧,性侵学生,做尽禽兽之事。而这一切的温床,就是当下这个类似贩毒团伙的学术体制本身。

 

精英大学的肮脏小秘密

(写在前面:资本主义下机会平等不过是个骗局而已。)
我们进步人士崇尚机会、平等主义和多样性。然而,这里是我们的一个肮脏的小秘密:美国一些最自由的堡垒,依赖于一种特权继承制度,它以牺牲几乎所有人的利益为代价,成全富裕的白人。
我说的是精英大学的“校友子女偏好”。这些大学被看作是世界上一些最好的公共物品,但它们操纵招生,偏袒那些在生活中已经享有各种特权的申请者。
一起针对哈佛大学的诉讼案将焦点放在了它的招生政策上,原告认为这些政策伤害了亚裔美国申请人的利益。我不认同这起诉讼,认为这是一项假旗行动,目的是废除针对黑人和拉丁裔学生的平权行动。
但这起官司揭示出一个真正的问题:对校友子女的偏好,以及对大手笔的捐赠者和教职员工子女的照顾。美国绝大多数精英大学为了照顾富裕的、拥有特权的校友子女,对他们系统性地区别对待。如果这还不足以让你的孩子被录取,那就给大学捐个500万美元,这样他们就会重新考虑。
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的理查德·里夫斯(Richard Reeves)在他的著作《梦想囤积者》(Dream Hoarders)一书中,对照顾校友子女的做法提出了批评。里夫斯指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欧洲和世界大部分地区,都没有这样对校友子女赤裸裸的照顾做法,但在所谓人人平等的美国,这一体系却是正式的、成系统的存在。
与自由主义联系如此紧密的机构却欣然接受了一个世袭的贵族体系,这是不是有点虚伪呢?啊,永远不要低估利己之心塑造人们观点的力量。正如里夫斯冷淡地说的那样:“在更接近要害的问题上,美国的自由主义却倾向于减弱。”
我是作为平权行动的受益者来写这篇文章的。我曾是俄勒冈州的一名农场男孩,常春藤盟校偶尔想录取乡下的土包子,所以我充分利用了这一点,写了一篇关于我给羊接种疫苗、摘草莓,以及参加美国未来农民(Future Farmers of America)竞赛的申请文书。
哈佛想用来自田间的乡巴佬来帮助一届新生多元化,所以选择了我。后来,哈佛对我的人生有巨大的影响。我也为几年前得以在哈佛大学校董会服务,并在肯尼迪政府学院(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做访问学者感到自豪。
人们对校友子女能够得到多少好处存在分歧。为目前正在审理的案子提交的材料表明,在一段六年的时间里,申请哈佛的校友子女中有33.6%被录取,而在非校友子女的申请人中,这个比例是5.9%。
七年前,哈佛大学一位名叫迈克尔·赫维茨(Michael Hurwitz)的博士生使用复杂的统计方法发现,如果父母之一是美国30所顶尖大学毕业生的话,子女被这些学校录取的机会增加45个百分点。例如,对某所精英大学来说,如果普通申请者的录取率是20%的话,校友子女申请者被录取的概率上升为65%。
此前,据普林斯顿大学2004年的一项研究估计,顶尖大学的校友子女身份相当于给他们的SAT考试成绩加160分(SAT满分是1600)。
校友子女偏好似乎是20世纪初引入美国的,当时是作为一种把犹太学生拒之门外的方法。值得赞扬的是,包括麻省理工学院在内的一些美国大学——更不用说英国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没有校友子女偏好。
这些顶尖大学说,校友子女偏好有助于建立一个多代的校友社区,这是一个合乎情理的理由。它们还指出,奖励捐赠者有助于鼓励捐赠,这些捐赠可以用作资助贫困学生的奖学金。
但总的来说,让我忧虑的是,美国一些最好的教育机构把一种改变人生的机会给了那些已经拥有许多优势(从小提琴课、到国际象棋比赛、再到SAT辅导)的孩子们。在此之上,让富裕家庭为得到额外考虑掏钱,用一个专业术语来说,让人恶心。
自由派人士不同意最高法院对“联合公民”(Citizens United)一案做出的允许企业大亨花钱买政治影响的裁决,为什么要允许企业大亨在大学招生上买影响呢?
更广泛地说,机会均等和英才领导体制上哪去了?它们可能是理想,而不是现实,但为什么要在顶尖大学录取上捍卫一种世袭特权和金钱优势的正规制度呢?
“校友子女偏好为一般来说已经过着优越生活的申请者提供了优势,”(哈佛培养的)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经济学、教育和公共政策教授苏珊·戴纳斯基(Susan Dynarski)说。“这与平权行动背道而驰,平权行动帮助的是那些面临逆境的申请者。少数精英大学积累了大量在税收上有利的捐赠,并利用它们以这种方式来延续特权,这是违背良心的做法。”
更大的问题是,包括五所常春藤盟校在内的38所大学招收的学生中,来自经济层次顶端1%的人,比来自中低层60%的要多。总的来说,来自顶端1%的孩子上常春藤盟校的可能性是来自底端20%的孩子的77倍
当家庭背景已经很重要的时候,美国最好的大学真要让天平向已经拥有特权的孩子倾斜吗?或者允许他们的家庭通过捐款,买来让天平第二次倾斜的机会?
《哈佛深红报》(Harvard Crimson)的学生记者在一篇社论中说:“用最简单的话说,校友子女偏好是错误的做法。这种做法把从拥有更少的人那里拿走的机会,交给那些拥有更多的人。”

社会主义是反集体主义的

无论是社会主义的反对者还是拥护者,都普遍存在一个误解:社会主义是支持集体主义的,或者说根本就是集体主义的一种。但事实并非如此。

从表面上看,社会主义者经常主张“团结(solidarity)”,“集体(collectivity)”,“公有制(collective ownership,集体所有制),”强调人民(people)这一集体概念,并主张阶级斗争(class struggle)这一需要集体协作才能完成的行动,这看起来和集体主义极为相似,也正因为如此,资本主义辩护士们经常拿这点指责社会主义是“多数人暴政,侵犯个人自由”。

表面上看起来的确是那么回事,所以很多厌恶共匪的集体主义洗脑的人(包括曾经的我)都因此远离社会主义,并对表面上主张个人自由的新自由主义颇有好感。

但实际上呢?首先要搞清楚一点,集体主义到底是什么地方令人生厌?

最近安倍访中,共匪将舆论转为亲日,有人就拿出之前的仇日口号进行讽刺:

这两句其实就是典型的集体主义口号。关于“杀光日本人”“收复钓鱼岛”,咱们先不分析这两个目的本身如何,为什么说是集体主义口号?因为为了达到这两个目的,主张者要求“华夏遍地坟”“大陆不长草”,等于在说“为了我个人的目的,你们全中国13亿人都要死干净!”

为了某个人的主张,要别人去死?你问过别人是否同意了?你自己怎么不先带头死一死呢?这就是集体主义令人生厌的地方所在!

共匪一直鼓吹集体主义,“为国奉献”“为国牺牲”“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之类的,问题在于,中国人这个身份是我自愿取得的?中华民族这个身份是我自己同意要拥有的?这些外在身份本身就是被强加的,那么你有什么资格要我去为我根本就没有同意过的一个身份去付出代价?你自己怎么不带头去付出代价?

而且,我对这个国家,民族,这个集体本身,一句话都说不上,什么决策权也没有,那么我凭什么认为这是我的集体?小至公司学校家庭也是一样,我说不上话,没有决策权,唯一被允许做的就是服从,那么我凭什么认为这是我的集体呢?谁有决策权谁自己牺牲去,要我去牺牲?呸!

还有,集体主义最常见的表现形式是什么?是“个人服从集体,集体服从领袖(独裁者,上帝,党之类的绝对少数)”,也就是说实际拥有决策权的是极少数,极少数人决定大部分人的命运,有什么资格说是集体决策?极少数人拥有绝大部分生产资料和资本(纯粹资本主义是老板,国家资本主义是高层党官僚),有什么资格说是集体所有?

所以,集体主义的本质是一小部分人以集体的名义独裁专制大部分人,这和民主是完全冲突的,而社会主义的主张核心是政治民主+经济民主,更主张个人自己决定自己的一切(也就是自决,“自由人的联合体”),完全就是反集体主义的!

有人会说:那么多数人暴政呢?例如投票杀人?呵呵,投票杀人,或者说试图通过公投之类的手段践踏人权,本身就是反民主的。理由很简单:什么是民主?民主就是社会上的人(通行标准是成年人)共同参与决策公共事务(经济民主之下公司运营也是公共事务),那么要参与决策,一个人的人权必须受到保障,否则如何参与决策?而试图通过公投之类的手段践踏人权,本质上是一部分人想要专制另一部分人,这是违反民主原则的。只有一个人作出了践踏人权的行为(例如鼓吹仇恨),才能通过司法程序剥夺其部分人权作为惩罚(但最基本的自然人权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剥夺的,例如生命健康权和人格尊严权)。

最后再说几句:新自由主义表面上鼓吹的个人自由看上去的确很不错,但原子化的个人可能守护得了自己的自由吗(而且被老板独裁专制的个人有自由吗?)?没可能的!只有以民主(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为基础,自由才能成为现实。而如何才能争取到民主呢?当然是要靠被压迫者们联合起来了,这就是为什么社会主义者主张团结和集体协作,基于民主原则的自愿的团结和集体协作,而不是集体主义洗脑之下的虚假团结(表面步调一致,背后各怀鬼胎)!

图片来源:“哪怕華夏遍地墳”是什麼邏輯?(这篇文章是奥派写的,不过我建议诸位看看,写得很不错)

Trump’s transphobic attack is deeper than definitions(川普的跨性别恐惧症攻击比其定义的更严重)

SHOCK AND sickness produced a heaviness in my body that kept me pinned me under the covers all Sunday.

震惊和疾病使我的身体变得沉重,整个星期天我都被钉在被子下面。

Moments after waking up that morning, I saw the notification on my partner’s phone. There among the night’s e-mails and missed messages, one word stood out with urgency: “transgender.”

那天早上醒来后,我看到了我的伴侣手机上的通知。 在夜间的电子邮件和错过的信息中,有一个词紧急的站出来了:“跨性别者”。

By now, many people have read and responded, in words and actions, to the New York Times article revealing a Trump administration memo that directs federal agencies to “define sex as male or female, unchangeable, and determined by the genitals that a person is born with,” the Times reported.

到目前为止,许多人已经在文字和行动中阅读并回应了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其中披露了一份特朗普政府的备忘录,该备忘录指示联邦机构“将性别定义为男性或女性,不可改变的,并且是由天生的生殖器决定“,泰晤士报报道。

But as I scanned the article in an anxious rush, all I could feel was a void left in place of the expectation of a comfortable Sunday spent with my partner. All I could feel was myself coming apart as my limbs drifted further and further from me.

但是当我急切地扫描这篇文章时,我所感受到的只是一片空白,而不是期待与我的伴侣度过一个舒适的星期天。 我只能感觉到我开始分裂了,我的四肢越来越远离我。

The administration memo was a reminder of that precarious knowledge: that to be out in the world is, for me, not a right.

行政备忘录提醒人们一个危险的知识:对我来说,存在这个于世界上不是一项权利。


ACCORDING TO the Times,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is spearheading an effort to establish a legal definition of sex” under federal civil rights law that rolls back decisions made by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to recognize that gender is not defined by the sex assigned at birth.

根据泰晤士报的报道,“健康与人类服务部正在率先努力建立性别的法律定义”,在联邦民权法案下,该法律废除了奥巴马政府的决定,即承认性别认同不是由出生时的生理性别所决定的。

The Times headline for the article — “‘Transgender’ could be defined out of existence under Trump administration” — was itself problematic, in that trans people are not at risk of being “defined out of existence.” Our existence is a fact and will never be up for question — just as systematic oppression, marginalization, violence, exclusion and the constant questioning of our legitimacy are also facts of trans existence.

“泰晤士报”的标题 —“’跨性别’可能在特朗普政府统治下被定义为不存在” —本身也存在问题,因为跨性别者并没有被“定义为不存在”的风险。我们的存在是事实和意志,这永远不会是问题—正如系统性的压迫,边缘化,暴力,排斥和不断质疑我们的合法性,这些也是跨性别者存在所导致的事实。

But in a way, that language about being “defined out of existence” — which could also be found at the Guardian, Washington Post and Reuters — reveals the precise intentions of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但在某种程度上,关于被“定义为不存在”的语言 —也可以在卫报,华盛顿邮报和路透社中找到 —揭示了特朗普政府的确切意图。

The project of erasing trans life from public consciousness depends, above all, on the notion that our existence is a matter of debate that can be resolved by appealing to some unquestionable formula, rooted in a warped sense of “biology” — by identifying the genitals one is born with, through some imagined genetic test that could clarify the matter, if necessary.

从公众意识中抹去跨性别者生命的项目首先取决于这样一种观念,即我们的存在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可以通过吸引一些基于扭曲的“生物学”感觉的无可置疑的公式来解决—通过识别一个人出生时的生殖器。 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通过一些想象的基因测试来解释这个问题。

Besides the fact that “sex characteristics” are expressed very differently in different bodies, even when those bodies have been grouped under the categories of “male” and “female” — and besides the fact of the existence of intersex persons — the very idea that social rights can be determined by a false binary created through an assessment of genitalia at birth is absurd enough to make clear how politically motivated any discussion of the invalidity of trans life really is.

除了“性别特征”在不同的身体中表达方式是非常不同的事实之外,即使将这些身体被归入“男性”和“女性”的类别—除了间性人存在的事实之外—这个观点是社会人权可以通过对出生时生殖器的评估所产生的虚假二元来确定,这是非常荒谬的,足以说明对于将跨性别者生命无效化的任何讨论是如何被政治驱动的。

Though the full legal implications of the administration memo are unclear, it will doubtless give further license to transphobes, especially those with power over trans lives.

虽然行政备忘录的全部法律意义尚不清楚,但无疑会给予跨性别恐惧症进一步许可,特别是对于那些对跨性别者的生命有权力的人。

According to the Times, Title IX civil rights law is to be enforced in a way that will allow federal institutions to permit discrimination against trans people in hiring, cases of sexual harassment, access to housing and education and protection from hate crimes. As trans activist Evan Greer wrote, the memo “allows for government-enforced poverty and homelessness.”

据泰晤士报报道,第九条民权法的执行方式将允许联邦机构允许在招聘,性骚扰案件,获得住房和教育以及保护免受仇恨犯罪方面歧视跨性别者。正如跨性别活动家Evan Greer所写的那样,这份备忘录“允许政府强加贫困和无家可归”。

There is precedent in the courts that understands “sex discrimination” to include discrimination against trans people, so there may be limits to the overall scope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memo.

法院有先例将“性别歧视”理解为包括对跨性别者的歧视,因此备忘录的总体范围和有效性可能会受到限制。

But for right now, trans activist and legal advocate Dean Spade rightly warns that administration officials will feel greater confidence to act in completely discriminatory ways — just as they have with regard to immigrants and detention centers. Spade writes:

但就目前而言,跨性别活动家和法律倡导者Dean Spade正确地警告说,政府官员将会以完全歧视的方式展现出更大的信心—就像他们对待移民和拘留中心一样。 Spade写道:

In areas where there has not been a clear definition or policy regarding how gender is established or changed, these plans could create a norm that keeps trans people out of basic services and makes us more vulnerable to discrimination and violence. In areas where advocacy has led to improved policies, it could roll those back. Trans people could see renewed and enhanced barriers in health care, education, employment, ID and other key areas.

在关于性别认同如何被建立或改变的定义或政策尚未明确的领域,这些计划可以创造一种规范使跨性别者远离基本服务,使我们更容易遭受歧视和暴力。在通过倡议导致政策改善的领域,它可以推动这些政策回滚。跨性别者可以看到医疗保健,教育,就业,身份证和其他关键领域的障碍重新出现并增强。

In other words,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actions are part of a social battle over trans equality, over our communities’ access to society as a whole. The intent of the attack is to push us into the shadows, out of our jobs and our neighborhoods, and out of whatever sense of security we might have achieved after decades of struggle in the LGBT and feminist movements.

换句话说,川普政府的行动是针对我们社区争取整体进入社会的跨性别平等的社会斗争的攻击的一部分。攻击的目的是让我们退入阴影中,失去我们的工作和社区,以及我们在LGBT和女权主义运动的几十年斗争中可能取得的任何安全感。


ISSUES PERTAINING to trans oppression go to the basic question of participation in broader society.

关于对跨性别者的压迫的议题涉及参与更广泛的社会的基本问题。

Prior to this,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had already rescinded protections for students in public schools seeking to use the bathroom that best corresponds to their gender. In North Carolina, a 2016 bill barred transgender people from using bathrooms that don’t match their birth certificate.

在此之前,川普政府已经取消了对公立学校学生的保护,这些学生试图使用最符合其性别认同的浴室。在北卡罗来纳州,2016年的一项法案禁止跨性别者使用不符合其出生证明的浴室。

What is at stake here is not merely a choice between rooms, but a fight over whether trans people should have the ability to go out in public space.

这里的利害关系不仅仅是房间之间的选择,而是对跨性别者是否应该有能力在公共场所出现的斗争。

The memo further extends the attempt to exclude into basic needs — in particular, housing and jobs.

该备忘录进一步扩大了将其排除在基本需求之外的努力—特别是住房和工作。

One in five trans people has experienced homelessness, and one in four trans people have lost a job due to discrimination. For many trans women and trans femmes of color, the threats police violence and sexual violence are constant.

五分之一的跨性别者经历过无家可归,四分之一的跨性别者由于歧视而失去工作。 对于许多跨性别女人和非白人跨性别女性而言,警察暴力和性暴力的威胁是经常存在的。

Statistics attest to the rates of sexual violence against incarcerated trans people, the number of trans women murdered just this year, lack of access to health care and disproportionate levels of poverty — all of which points to the same thing: trans people, and particularly trans people of color, suffer uniquely in the degree to which marginalization is experienced.

统计数据证明,针对被监禁的跨性别者的性暴力发生率,今年被谋杀的跨性别女人数量,无法获得医疗保健以及不成比例的贫困—所有这些都指向同一个方面:跨性别者,尤其是非白人跨性别者,在遭受边缘化的程度上是独特的。

On a cultural and ideological level, there have been significant gains in terms of inclusion and recognition of our community since what Time magazine referred to in 2014 as a “transgender tipping point” in awareness and recognition of trans people in broader society.

在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自从时代杂志在2014年号称的更广泛的社会中对跨性别者的关注和认可的“跨性别转折点”以来,在包容和承认我们的社区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

These gains have meant a profound change in mainstream willingness to accept transgender people. Clearly, this has not meant a change in safety and stability for all trans people, but the recent attacks by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ndicate the growing far right’s intense desire to reverse the situation.

这些进步意味着接受跨性别者的主流意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显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跨性别者的安全和稳定都会发生变化,但川普政府最近的攻击表明,极右纳粹们强烈反对这种情况。


IN RECENT years, the movement for trans inclusion has become a rallying point for a growing far right.

近年来,跨性别者接纳运动已经成为势力越来越大的极右纳粹们的聚焦点。

For those with reactionary politics, complicated social issues can be explained in terms of the “decay” of traditional institutions like the family — and particularly the stability of male identity, which is all the more urgent for the right in the wake of the #MeToo movement.

对于那些有反动政治的人来说,复杂的社会问题可以用传统制度的“腐烂”来解释,比如家庭—尤其是男性身份的稳定性,这对于#MeToo运动之后的右派来说更加紧迫。

Trans rights are a paradigmatic case of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gains, and are thus highlighted for attack. In this sense, a political strategy undergirds the attacks we face, rooted in the questioning of the legitimacy of trans identity, as well as its presentation as a threat.

跨性别者权利是意识形态和文化进步的典型案例,因此被高亮以攻击。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战略巩固了我们所面临的攻击,其根源在于对跨性别身份合法性的质疑,以及它作为威胁的表现。

As trans socialist Alyssa Pariah argued recently, to the extent that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s unable to live up to its promises, issues which can bind and cohere a base around questions like trans rights and abortion becom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正如跨性别社会主义者Alyssa Pariah最近所说的那样,川普政府无法兑现其承诺,因此能够绑定和联合一个以跨性别权利和堕胎等问题为基础的基本盘变得越来越重要。

One feature of conservative politics in the U.S. has always been a desire to impose control on people’s bodies, whether that be through security, policing or abrogating the right to bodily self-determination. The Trump memo can be seen as an instruction on how the state might determine and restrict people’s rights based on their bodies.

美国保守政治的一个特点一直都是试图对人民的身体施加控制,无论是通过安全,监管还是废除身体自决的权利。 特朗普的备忘录可以看作是关于国家如何根据人民自己的身体来决定和限制人民权利的指示。

All this rests on the premise that the state has the right to know about people’s bodies in the first place. And then, of course, there is the limitation of access to medical resources, which directly inhibits people’s right to modify their body however they like.

所有这一切都取决于国家有权首先了解人民的身体。 然后,当然,存在医疗资源获取的限制,这直接禁止了人们根据自己的喜好修改自己的身体的权利。

This is quite close to the way that the right turns the bodies of many cis women and other people who can get pregnant into a battlefield through the fight over abortion. The conclusion to draw is that bodily autonomy is integral to all fights against gender oppression.

这与通过对堕胎的斗争使得许多顺性别女性和其他可以怀孕的人的身体进入战场的方式非常接近。结论是,身体自治是所有反对性别压迫的斗争的关键部分。

Marxist feminists Tithi Bhattacharya and Sue Ferguson have written about how capital has an interest in producing and regulating bodies of a certain kind.

马克思女权主义者Tithi Bhattacharya和Sue Ferguson写过关于资本如何拥有在生产和管制身体上的特定利益。

They write that the trans impetus to manipulate our bodies with hormones or surgeries reflects a “prioritizing [of] life over capital” and a resistance against the way that capitalism finds cis bodies to be cheaper to produce and regulate through “psycho-social investment in the heterosexist, cis-gendered norms.”

她们写道,用激素或手术来操纵我们的身体的跨性别动力反映了“优先考虑生命而不是资本”,并且反对资本主义通过“对异性恋顺性别规范进行心理—社会投资”来发现对顺性别身体进行生产和管制更便宜的方式。(资本主义想要新的工人和消费者以增加利润,但又不肯自己承担成本,那么鼓吹异性恋顺性别霸权洗脑强迫生育就是必然选项。)

Looked at this way, the defense of trans rights has something quite important to say about what socialist liberation might mean. Although it is not the same as freedom itself, the right to modify one’s body in whatever way one chooses is an exercise in self-ownership that stands in direct tension to capitalism’s constant appropriation of bodies that labor.

从这个角度来看,捍卫跨性别者权利对于社会主义解放可能意味着什么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虽然它与自由本身并不相同,但是任何人选择自己想要的方式修改自己身体的权利都是一种对自我所有权的实践,这种行为与资本主义对劳动者的身体的经常性的霸占直接关联。


AS I absorbed the news about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memo last Sunday, I turned my head into my partner’s shoulder and squeezed, and she squeezed back, hard enough to keep my rib cage from coming apart, hard enough to protect my heart and lungs.

上周日当我吸收有关特朗普政府备忘录的消息时,我把头转向我的伴侣的肩膀并挤压,然后她向后挤压,足以让我的肋骨分开,几乎无法保护我的心脏和肺部。

Maybe this feeling — of dissipating, of dissolving — will be familiar to my trans siblings. It is easier to ignore one’s body this way.

也许这种消散—消解的感觉对于我的跨性别兄弟姐妹来说会很熟悉。用这种方式忽略一个人的身体更容易。

I ask myself sometimes why I seek out this oblivion. It’s not quite right to say that it is simply because “my existence isn’t recognized.” Perhaps it is that I am indeed recognized — just continually and violently mis-recognized. This leaves me with an incessant tension that takes and takes, leaving me exhausted.

我有时会问自己为什么要寻找这种失去知觉的感觉。 说这只是因为“我的存在不被承认”并不恰当。也许是因为我确实得到了认可—只是不断地和暴力地被误认。这让我不断处于紧张状态,使我精疲力尽。

This is the feeling that encroaches when I sense eyes upon me, when I raise my gaze to meet them or ignore the looks and scurry past, when my moments of confidence and beauty feel stolen by the words of a passerby. It is the sense of alienation born of the knowledge that what I am is not what I am for so many people.

当我感觉到有眼睛盯着我时,当我抬起目光面对他们或忽视外表然后匆匆过去时,当我的信心和美丽的时刻被路人的话语偷走时,这种感觉会侵蚀我。 ”我是什么“不是”对于许多人来说我是什么“的认识产生了隔离感。

On Sunday, I stayed in bed, ignored my phone and missed a brilliant protest with a number of trans organizers as speakers. Many of my trans friends, acquaintances and ex-lovers posted photos. I would have liked solace of knowing that the protest had happened, but knowing I wasn’t there only left me emptier.

星期天,我一直躺在床上,无视我的电话,错过了与一些跨性别组织者作为演讲者的精彩抗议。 我的许多跨性别朋友,熟人和前恋人都张贴了照片。 我本来希望知道抗议活动已经发生,但我知道我不在那里只会让我更加空虚。

But as I write, I am also excited and hopeful. A new socialist movement is being born, and my sincere hope is that we can respond to this attack, and all attacks against trans people, with the force of the largest working-class movement we can build.

但正如我写的那样,我也很兴奋和充满希望。 一个新的社会主义运动正在诞生,我真诚地希望我们能够以我们能够建立的最大的工人阶级运动的力量来应对这次攻击以及对跨性别者的所有攻击。

Still, trans lives are being turned into a battlefield at a time when the gains of our movement continue to rest on precarious foundations.

尽管如此,在我们运动的成果继续停留在不稳定的基础上的时候,跨性别者的生命正在变成一个战场。


LIBERALISM ISN’T equipped to respond effectively to the kind of reactionary politics we are seeing, and it is therefo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Left to take the defense of trans life seriously.

自由主义没能力有效地回应我们所看到的那种反动政治,因此左派有责任认真捍卫跨性别者的生命。

Many articles since the administration memo was revealed have offered wonderful advice on how to better treat the trans people around us, and how to support direct services for the most vulnerable. But it’s also important for the left to focus on more than just mitigating existing oppression. We have to fight for something better.

自管理备忘录披露以来,许多文章就如何更好地对待我们周围的跨性别者提供了很好的建议,以及如何为最弱势的群体提供直接服务。 但是,重要的是左派关注的不仅仅是减轻现有的压迫。我们必须争取更好的未来。

The multiculturalism put forward by the mainstream Democratic Party is a paltry response to the profoundly social forms of oppression experienced by the trans community. The kinds of solutions that could make the most substantial changes in people’s lives — affordable housing, free education, free and universal access to health care — are the kind of things for which only the left can assume responsibility.

主流民主党提出的多元文化主义只是对跨性别社区所经历的深刻社会压迫形式的微不足道的回应。能够使人们的生活发生最大变化的各种解决方案—可负担的住房,免费教育,免费和普遍的获得医疗保障—是只有左派才能承担责任的事情。(如果人们要为了基本人权而相互竞争,那么必然会相互憎恨,没有其他结果。)

But “universalist” demands alone aren’t enough, either to truly change the circumstances of trans people, or to build an emancipated, socialist society.

但仅靠“普遍主义”的要求是不够的,要么真正改变跨性别者的处境,要么建立一个解放的,社会主义的社会。

Medicare For All must guarantee the right to all medical treatments requested by trans people — including facial feminization surgery, for example, a procedure which is almost never covered. Public works projects must come along with a serious commitment to hire all, and not repeat the employment segregation that accompanied the New Deal of the 1930s. The same goes for housing and education.

针对所有人的医疗保障必须保证对跨性别者要求的所有医学治疗的权利—包括面部女性化手术,一个例子,一种几乎从未涉及的程序。公共工作项目必须承诺雇佣所有人,而不是重复伴随20世纪30年代新政时期的就业隔离。 住房和教育也是如此。

All these require a particular attentiveness and commitment to the interests of trans people that goes beyond providing a universal right.

所有这些都需要特别注意和承诺超越提供普遍权利的跨性别者的利益。

Trans people also have a stake in other fights — against police brutality, immigrant detention centers and border violence, for example — not only for these struggles to be effective, but also for the socialist movement to mean more than the distribution of social resources.

跨性别者也应该参与其他斗争—例如反对警察暴力,移民拘留中心和边境暴力—不仅要使这些斗争有效,而且要使社会主义运动的意义超越对社会资源的分配。

An analysis which understands these linkages is crucial, but so is a sense of solidarity that goes beyond tactical considerations.

理解这些联系的分析至关重要,但团结的感觉也超出了战术考虑。(只有同时对分身出手,才有可能击败本体。)

Working class agency is the crucial lever for exercising this kind of power — and here, a fight for the inclusion of trans people and their struggles in our unions is important. In my union, I’m working to get a resolution passed in support of trans people and against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action.

工人阶级的机构是实践这种力量的关键杠杆—在这里,争取将跨性别者和他们的斗争纳入我们的工会是很重要的。在我的工会中,我正在努力通过一项支持跨性别者和反对川普政府行动的决议。

And in terms of the socialist movement, an awareness of trans issues must shape the propaganda that we put forward, and we must make sure candidates that we stand or support be prepared to not only respond effectively when there is a threat, but also articulate a positive vision, whenever possible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demands of trans activists.

在社会主义运动方面,对跨性别者议题的认识必须塑造我们推动的宣传,我们必须确保我们推出的或支持的候选人不仅要做好准备,不仅只在有威胁时做出有效回应,还要明确表达一个积极的愿景,只要有可能就与跨性别者活动家的要求相结合。

The possibilities for our bodies and our lives are limited under capitalism. The socialist impulse is to fundamentally change this condition.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我们的身体和生命的可能性是被限制的。社会主义的渴望是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

Those of us who are trans are often people who so can’t bear the weight of this constraint on our very bodies that we live in a way which subjects us to further oppression. That impulse is, however, one that doesn’t solely belong to us.

我们这些跨性别者往往是那些无法承受这种对我们身体进行限制的人,我们生活的方式使我们受到进一步的压迫。 然而,这种渴望不仅仅属于我们。

A socialist emancipation will have to be an emancipation from the way capitalism organizes gender and alienates our bodily life. Toward that end, the defense of trans life must be a principle for the movement that we today seek to build.

社会主义解放必须是对资本主义组织的性别和隔离我们身体的生活方式的解放。 为此,捍卫跨性别者生命必须成为我们今天寻求建立的运动的原则。

Thanks to Rachel Himes for her help with this article.

http://socialistworker.org/2018/10/25/trumps-transphobic-attack-is-deeper-than-definitions

聊聊Hate Speech(仇恨言论)

中文圈大部分人对Hate Speech(仇恨言论)毫无概念,甚至有不少傻逼认为这是“言论自由”。不过这么认为的傻逼并不都是纳粹,还有相当一部分是自由主义者,不少自由主义进步右派鼓吹“完全的言论自由”,反对对任何言论进行任何限制。

不过,“完全的言论自由”这种东西是否存在呢?答案是:现实中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

这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法律都对言论做出了限制,不同之处只在于对哪些言论做出了何种限制,但都有限制。不信?那请问哪国法律没有诽谤罪?请问广告宣传是不是一种言论?那么要不要对虚假宣传立法?请问对别人发出死亡威胁,要求其自杀,是不是言论?请问捏造谎言抹黑某人然后使其身败名裂,要不要惩罚这种行径?请问攻击抹黑某个种族,结果导致对该种族的暴力攻击增多,要不要惩罚这种行径?

而且不少文明国家(接近社会主义的国家)都对仇恨言论立法:

The Belgian Anti-Racism Law, in full, the Law of 30 July 1981 on the Punishment of Certain Acts inspired by Racism or Xenophobia, is a law against hate speech and discrimination that the Federal Parliament of Belgium passed in 1981. It made certain acts motivated by racism or xenophobia illegal. It is also known as the Moureaux Law.

The Belgian Holocaust denial law, passed on 23 March 1995, bans public Holocaust denial. Specifically, the law makes it illegal to publicly “deny, play down, justify or approve of the genocide committed by the Nazi German regime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比利时法律禁止种族主义,排外,以及否认纳粹大屠杀的言论。)

In Canada, advocating genocide against any “identifiable group” is an indictable offence under the Criminal Code and carries a maximum sentence of five years imprisonment. There is no minimum sentence.[16]

An “identifiable group” is defined for both offences as “any section of the public distinguished by colour, race, religion, national or ethnic origin, age, sex, sexual orientation, gender identity or expression or mental or physical disability”.[18]

(加拿大法律禁止针对肤色种族宗教国籍民族年龄性别性取向性别认同这些个人无法自由选择的属性鼓吹屠杀,如果有人这么做,那么最严重可判处五年监禁。也就是说,鼓吹屠杀是刑事犯罪。)

Denmark prohibits hate speech, and defines it as publicly making statements by which a group is threatened (trues), insulted (forhånes) or degraded (nedværdiges) due to race, skin colour, national or ethnic origin, faith or sexual orientation.[24]

(丹麦法律与加拿大类似,禁止针对个人无法自由选择的属性鼓吹仇恨)

There has been considerable debate over the definition of “hate speech” (vihapuhe) in the Finnish language.[25][26]

If “hate speech” is taken to mean ethnic agitation, it is prohibited in Finland and defined in the section 11 of the penal code, War crimes and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as published information or as an opinion or other statement that threatens or insults a group because of race, nationality, ethnicity, religion or conviction, sexual orientation, disability, or any comparable trait. Ethnic agitation is punishable with a fine or up to 2 years in prison, or 4 months to 4 years if aggravated (such as incitement to genocide).[27]

(芬兰法律也禁止基于个人无法自由选择的属性鼓吹仇恨,并且最高可判处4年监禁。)

France‘s penal code and press laws prohibit public and private communication that is defamatory or insulting, or that incites discrimination, hatred, or violence against a person or group on account of place of origin, ethnicity or lack thereof, nationality, race, specific religion, sex, sexual orientation, or handicap. The law prohibits declarations that justify or deny crimes against humanity—for example, the Holocaust (Gayssot Act).[28]

(法国的刑法和新闻法也类似,除此之外还禁止否定反人类罪行或为反人类罪行洗地,例如纳粹大屠杀。)

In Germany, Volksverhetzung (“incitement to hatred”) is a punishable offense under Section 130 of the Strafgesetzbuch (Germany’s criminal code) and can lead to up to five years’ imprisonment.[29] Section 130 makes it a crime to publicly incite hatred against parts of the population or to call for violent or arbitrary measures against them or to insult, maliciously slur or defame them in a manner violating their (constitutionally protected) human dignity. Thus for instance it is illegal to publicly call certain ethnic groups “maggots” or “freeloaders”.[30]

On June 30, 2017, Germany approved a bill criminalizing hate speech on social media sites. Among criminalizing hate speech, the law states that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may be fined up to €50 million ($56 million) if they persistently fail to remove illegal content within a week, including defamatory “fake news”.[31]

(德国法律禁止暴力威胁,冒犯,恶意攻击人格尊严,最高可判处五年监禁。并且在2017年通过新法律,规定社交网站如果不在一周内移除仇恨言论内容,最高可被罚款5600万美元。)

In Iceland, the hate speech law is not confined to inciting hatred, as one can see from Article 233 a. in the Icelandic Penal Code, but includes simply expressing such hatred publicly:

Anyone who in a ridiculing, slanderous, insulting, threatening or any other manner publicly assaults a person or a group of people on the basis of their nationality, skin colour, race, religion or sexual orientation, shall be fined or jailed for up to 2 years.

(在冰岛,公开宣传仇恨会被罚款或判处两年监禁。)

The Dutch penal code prohibits both insulting a group (article 137c) and inciting hatred, discrimination or violence (article 137d). The definition of the offences as outlined in the penal code is as follows:

  • Article 137c: “He who publicly, orally, in writing or graphically, intentionally expresses himself insultingly regarding a group of people because of their race, their religion or their life philosophy, their heterosexual or homosexual orientation or their physical, psychological or mental disability, shall be punished by imprisonment of no more than a year or a monetary penalty of the third category.”[58]
  • Article 137d: “He who publicly, orally, in writing or graphically, incites hatred against, discrimination of or violent action against person or belongings of people because of their race, their religion or their life philosophy, their gender, their heterosexual or homosexual orientation or their physical, psychological or mental disability, shall be punished by imprisonment of no more than a year or a monetary penalty of the third category.”[59]

(在荷兰,鼓吹基于种族宗教性别性取向的仇恨,以及攻击残疾人或精神疾病患者,会被处以最高1年监禁。)

Sweden prohibits hate speech, and defines it as publicly making statements that threaten or express disrespect for an ethnic group or similar group regarding their race, skin colour, national or ethnic origin, faith, or sexual orientation.[75][76]

(瑞典禁止仇恨言论。)

概括一下,攻击(歧视冒犯暴力威胁)个人无法自由选择的先天属性和身份的言论,都属于仇恨言论。

有人大概会奇怪,宗教不是后天价值观吗?为什么基于宗教鼓吹仇恨也不行?难道说不能批评宗教信仰?

并非如此。宗教的确是后天价值观,但教徒父母强迫后代信教导致宗教成为了一种无法个人自由选择的身份,当然那些政教合一的国家更不用说了。打个比方,那些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中的穆斯林,和中国的团员一样,都是被强加的身份,而不是个人后天自行选择的结果。而基于宗教的仇恨,也不是指对教义的批评(欧洲人可是从启蒙时代就开始明确批评教义了,社会主义者更是一直批评愚昧野蛮的教义),而是指“穆斯林都该死”“穆斯林都是恐怖分子”这类无差别攻击说辞。

我们知道人权是相互依存的,并且不可能相互冲突。那么如果允许仇恨言论,仇恨言论就会攻击践踏其他人权以至于让对应的人权彻底消失掉。不相信?那么请问,如果你想要屠杀某群人,第一步需要做什么?当然不是直接去屠杀,否则师出无名,人民根本不会支持你的行为。所以,第一步是鼓吹仇恨,当年纳粹党上台之后,就开始大肆系统性鼓吹对犹太人的仇恨,还拍摄辱骂犹太人肮脏的电影,最终为奥斯维辛铺平道路;而1994年卢旺达大屠杀爆发之前,RTML鼓吹对图西族人的仇恨持续了几个月;共匪在新疆建立集中营之前,也花了数年时间鼓吹仇穆。

所以,仇恨言论根本就不是那些傻逼进步右派幻想的“自由表达”,而是屠杀行动的起手式!那么对于屠杀行动的起手式,难道不该禁止吗?难道还要任由仇恨泛滥,局势无可挽回,再去哭泣吗?

而且既然人权之间是相互依存并且没有任何冲突的,那么逻辑上就可以直接推导出言论自由这一基本人权必然不包括鼓吹仇恨言论的自由,或者更准确的说,不包括鼓吹削弱或消除其它人权的言论的自由,例如婚姻是一种社会人权,那么鼓吹反对或不支持同性婚姻就是对人权的践踏,鼓吹“同性恋是罪恶”就更不用说了。

呵呵,发现了吧?如果严格执行Hate Speech Law,那么这世界上的一神教教条都是严重违法的,因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教义本身绝大部分就是在鼓吹仇恨的。所以上述文明国家的教徒和教会基本上是不敢公开鼓吹那些反人类教义的,只敢挑一些人畜无害的话语摘录传教。有些人看过这类教会和教徒之后就以为基督教有多么多么好,也够白痴的,连bible原文都不知道去看。

《V字仇杀队》里有这样一段台词:为什么这个世界会变得如此糟糕?的确,有些人比其他人的责任更大,这点毋庸置疑,但如果你真的想要寻找罪魁祸首?照照镜子吧。Hate Speech Law实际上隐含了这样一个观点:普通人并不像很多反对极权独裁的人所一厢情愿的认为的那样无辜。以中国为例,中国的现状非常糟烂,而责任最大的自然是共匪高层和这个极权独裁制度本身,这点没有疑问;可普通中国人就是完全无辜的吗?就可以摆出一副“反正老子被骗什么都不知道,反正老子被剥削压迫是完全的受害者,责任找政府承担去”这种充满了受害者心态的嘴脸吗?

的确,普通中国人被骗,被剥削压迫,是极权的受害者,可是同样的普通人在为新疆的集中营叫好时,在对满地的私人古拉格沉默时,在社交网站上鼓吹穆斯林都该死时,在为唐纳德希特勒叫好时,他们难道不是在加害别人吗?他们难道不是和极权联手形成迫害同盟吗?因为自己是受害者,就把自己加害别人的事实也否定了,这可真是恶心啊。沉默的好人,就是邪恶的同盟。

纳粹大屠杀的制造者并不仅仅是纳粹政府和军队,还有千千万万支持纳粹政府的德国人民。同样,中国的悲剧,也不仅只是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员的责任。

最后,社会主义社会需要Hate Speech Law吗?社会主义下剥削压迫被消除,没有了大规模制造仇恨和杀戮的基础(实际上资本主义本身需要仇恨言论以分裂工人阶级和为资本主义推脱责任寻找替罪羊,所以资本主义下对仇恨言论的压制其实是很成问题的),但是,社会主义本身并不能保证每个人都获得快乐,总有人会生活不如意,而仇恨言论会影响这些人并促使他们作出伤害别人的事,所以社会主义社会也需要禁止仇恨言论的法律,而且社会主义政府对Hate Speech Law的执行力度要比资本主义政府大得多,谁敢公开鼓吹仇恨就等着进监狱吧,至于想要组织起鼓吹仇恨的组织那就更是做梦了。

参考资料:https://en.wikipedia.org/wiki/Hate_speech#Hate_speech_laws_by_country

 

也门:能源业工人组建新工会

采访也门道达尔燃气公司工会代表Ahmed Ali Al-Qidani

在遭受道达尔石油公司(TOTAL)和杰富仕安保公司(G4S)这两家跨国企业的无情剥削和掠夺之后,100多名也门工人决定建立一个新的工会组织。

就在9月初进行这次采访的时候,也门多地正发生抗议。三年来无情的罪恶战争涂炭生灵、破坏基础设施,数百万工人和穷人陷入愈来愈严重的经济灾难。

最近也门货币贬值到历史新低,基本商品的价格涨至新高,令已经很可怕的人道主义灾难变本加厉。自2015年来,食品价格平均上涨了68%,凸显了战争带来的经济困境。现在这个国家超过一半的人口失业,大多数公职人员大约两年领不到工资,数百万人饱受饥荒和流行病的摧残。

与此同时,反动的帝国主义势力为了自己的利益,每天都在戕害无辜群众。据联合国披露,沙特和阿联酋对也门主要的货物和援助入境点荷台达港(Hodeidah)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可能导致“史上最严重的饥荒之一”。特朗普政府最近声称,沙特正在“尽一切努力降低平民伤亡风险”,但实际上沙特政权故意将大规模饥荒作为战争的武器。这再次表明了美帝国主义正是当前这场大屠杀的同谋。

92日开始,内战双方控制的地区均爆发抗议。尽管规模有限,这场抗议运动凸显出我们需要而且能够将全国工人、失业者和穷人团结在斗争之中,提出自己独立的阶级诉求,结束这场野蛮冲突和由各交战方所造成的贫困和饥饿。首先要对抗沙特政权及其西方盟国。他们拥有压倒性的火力,因此对于也门的灾难负有首要责任。

这场斗争须要复苏劳工运动,并寻求国际工人阶级的声援。在这种情况下,创建一个新的战斗性工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工国委对这个新工会表示敬意,并将跟进报导工会的发展状况,以及TOTALG4S工人长达数年的抗争。

最近,也门道达尔燃气公司于首都萨那(Sana’a)成立。能解释一下这个工会的目标是什么,以及为什么要创建它吗?

这个工会的目标是用一切手段捍卫工人的物质和道德权益,建立工会教育系统、提高工人的学识,并保护工会成员免受任何不公对待。

我们希望争取正义、平等,反对一切歧视,促进和发展我们工会与战斗性的阿拉伯工会和国际工会以及国内外相关工人团体之间的了解和合作。

过去部落领导人企图骑劫我们的斗争,这使我们特别意识到有必要制定团队合作和集体领导的原则。当然,我们也希望推进和协调为TOTAL/G4S工人伸张正义的斗争。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这个新工会源于我整个工作生涯的经历和斗争。在工作中我遭受了许多不公和歧视,令我意识到我们必须将为所有工人伸张正义的战斗进行到底。

这个新工会有多少成员?

目前我们有150名成员。

你们是否有计划扩大工会规模或与其他部门的工人联系起来?你们和也门工会联合会的关系如何?后者如何帮助你们对抗压榨工人的公司?

也门工会总联合会很大程度上已经瘫痪,他们只是提供“建议和声援”,有时发表一下声明。工人们曾于2016年4月13日在萨那的也门工会总联合会总部门前示威,要求它采取行动支持TOTAL/G4S的工人斗争。尽管一些工会成员也做出了少许努力,但是总联合会不怎么关心我们的斗争,也没采取什么行动,而且最近一段时间几乎什么都没做。

话虽如此,我们的工会还是注册为总联合会的成员。我们希望利用我们的新工会影响也门更广阔的工会运动,并与其他部门的工人建立联系。我们正在讨论将也门国内外的石油业和安保公司的工人和工会联合起来。

你认为你们与TOTALG4S的纠纷仍未解决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主要原因在于这两家公司。更详细地说:

  1. 两家公司以欺骗手段剥夺了工人应有的权益
  2. 公司提出的方案无法满足工人最低限度的权益,因此被工人拒绝
  3. 两家公司的股东多年来一直掠夺本应属于工人的收益,这也导致两家公司就谁应为工人被欠下的所有权益买单而产生分歧
  4. 两家公司大赚也门国难财,然后无视工人的处境和最基本的权利,单方面决定撤资
  5. 一些可疑人物最初对我们的斗争表示同情和支持,但其真实意图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浮现出来。他们试图利用两家公司的不良形象和我们的斗争所获得的广泛支持捞取好处。

你们的主要诉求是什么?

支付所有工人从雇用之日起直至获得这些权益之日的所有权益,包括未发的薪水、津贴、奖金、加班费、社会和健康保险、斋月补贴、危险工作津贴……此外,我们要求公司补偿被害工人的家属,并赔偿所有工人的一切物质和精神损失。这些公司如果恢复在也门的运营,必须重新雇用原来的工人,否则必须给付适当的遣散费。我们希望透过正规法律程序解决纠纷,并希望国际工会联合会(ITUC)和工国委跟进、监督我们的案件。

目前工人的士气如何?

我们这些工人处于以前从未经历过的非常困难的境地。3年来我们的命运被公司摆布,饱受不公、压迫和忽视。我们的三名同事被无情杀害,他们的家属孤立无援。大多数工人失业,一些人被迫出售家当来维持生计。

大多数公司拒绝雇用我们,因为我们没有正式解雇通知。正因为如此,一些工人为了养活家庭,不得不甘受一家自称G4S的冒牌公司剥削。这家公司用一点点小恩小惠骗工人签署声明放弃所有权益。

日子过得很艰难,但工人们仍然保持着耐心和决心。但我们需要加紧努力,在工人的坚定意志崩溃前尽快解决问题,否则斗争会更加艰难。总之,工人在非常困难的局势中不断斗争。

你对也门目前的战争有何看法?

也门正面临最困难的局面,冲突各方毫无怜悯和人性。我们已经受够了战争,我们完全反对这场战争。这场战争已经摧毁了也门社会,经济崩溃,生活极度困苦。

你认为也门和国际上的劳工运动可以对解决也门正在经历的灾难起到什么作用?

也门的经济危机和工人遭受的欠薪在各个方面都造成严重的影响,包括教育部门、卫生部门以及所有社会服务部门。我认为,发挥劳工运动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它可以透过一切可能的手段帮助工人和那些社会部门,使它们继续开展活动和避免更严重的灾难。

你们认为像工国委这样的组织可以做些什么来帮助你们的斗争,以及帮助也门人民争取更美好的未来?

它们可以促进工人和社区的政治和文化觉醒。特别是因为当前的战争和危机,也门的工人、工会和社区组织普遍缺乏资源,力量薄弱,因此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支持。

工国委在支持工人阶级和人道主义事业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例如也门的TOTAL/G4S工人斗争。我们一开始也没有预料到他们会提供这么多帮助。工国委无惧重重困难保卫也门工人。

我认为,工国委及其世界各地的支持者有能力激发也门和全世界的工人群众斗争,对抗剥削、种族主义和跨国公司的歧视。不过现在还需要做更多努力来对公司施压,帮助帮助工人发声,令工人的诉求得以满足。

最后,我非常乐观地认为,尽管面临目前的灾难,也门人民必将从战争的废墟中崛起,克服目前的困难,走向更美好的未来。

请接受我们由衷的感谢与敬意。

https://chinaworker.info/cn/2018/10/24/18957/

川普上台和美国民主衰退的根源

民主不等於選票,民主不等於選出一個獨裁者。如果人民自己不去做主,那就無所謂民主。

自从唐纳德川普上台之后,不少人惊呼美国民主衰退,而唐纳德川普也的确一直在和极右纳粹勾结,攻击揭露其黑幕的媒体,由着极右纳粹暴力攻击和平示威者(夏洛茨维尔事件),把难民儿童关进铁笼,削减福利对穷人宣战,对性少数人群宣战,最近甚至开始否认跨性别者的存在了!

但川普并不是导致民主衰退的原因。事实上,川普只是民主衰退的结果而已。先来看看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的投票率吧:55.7%。除去那些年龄不符合的人,有权投票的人中,有61.4%的人去投票了。也就是说,在所有拥有投票权的人中,只有61.4%的人去投票,也就是说将近40%都没去投票。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将近40%的人主动放弃了民主这一基本人权!而且这并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从1980到2016,这将近四十年时间里,投票率一直在60%左右浮动。等于说,一直以来都有40%左右的人主动放弃民主这一基本人权。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啊。

然后再看一组数据:

可以看到除了1996年和2008年,其他年份民主党和共和党候选人的得票数是非常接近的,即使是1996年和2008年,差距也不过是5%左右。这就造成了一个结果:60%左右的人中的一半左右选出的总统代表了所有人,也就是说,30%左右的人选出的总统代表了所有人,而这种结果根本就是反民主的!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川普得票比希拉里少,是美国特有的傻逼选举人制把川普推上了台。不过傻逼选举人制并不是美国民主衰退的主要原因。

接下来再看一个数据:

图中显示,越年老的人投票率越高,而越年轻的人投票率越低,而最年轻的18-29岁的人,投票率基本上不到50%。呵呵,很多政策都会对年轻人的生活产生极大影响,但年轻人却最不想投票。

这些数据要出现在某个新生的民主国家,倒也无可厚非,因为民主本身就需要学习和训练才能掌握,长时间被禁止走路的人一开始走路肯定走不好。可发生在美国这种政党轮替几十回的公认的“老牌成熟民主国家”,就非常奇怪了。

难道说美国人的民主素质不高,公民意识不强?哦,的确没人这么说美国人,但如果同样的数据换成其他某个非白人国家,绝对会有傻逼民逗这么说的,呵呵。当然,这种素质论不过是倒果为因的屁话而已。

那么究竟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这还得从现有的代议制民主模式说起。

代议制民主根据选举制度可分为两大模式:比例代表制和最高票当选制。根据政府架构也可分为两大模式:议会制和总统制。排列组合一下,就会发现总共有四种模式:比例代表制+议会制,比例代表制+总统制,最高票当选制+议会制,最高票当选制+总统制。

其中,西欧和北欧的多数国家采用比例代表制+议会制,英国采用最高票当选制+议会制,拉美部分国家采用比例代表制+总统制,美国采用最高票当选制+总统制。

现在具体来看一下这几种制度究竟是怎么回事(以下资料引用自罗伯特道尔的《论民主》,这是一本优秀的科普民主的书籍):

比例代表制:它是在老牌民主國家裡最為常見的選舉制度,其設計目的就是在黨派總體票數比例和黨派在立法機構獲得席位的比例之間建立關聯。例如,一個政黨獲得 53%的票數就會得到 53%的席位。我們通常把這種安排叫作“比例代表制”(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PR)。

最高票当选制:英國和美國就是採用了這種選舉制度,每個地區選出一名候選人,而這位候選人由得票最多的人當選。它跟賽馬相似,因此人們就把它叫做“最高票當選制”(first-past-the-post,FPTP)。在美國,像這種安排經常被看作是“相對多數制”(plurality system),因為候選人只要獲得相對多數的選票,而不必是絕对多數(majority),就能贏得選舉的勝利。

比例代表制很好理解,假设有三个政党ABC,A党得票40%,B党和C党都得票30%,那么实际议席就按照4:3:3的比例划分,大至国家级别的国家议会,下至小城市的市议会,都可以这么干。至于选区划分也无所谓了,反正不管如何划分,最终的议席是要根据总得票比例来的(当然前提是完全的比例代表制)。

而最高票当选制就问题很大了。如果按照最高票当选制,那么A党的候选人就会获胜,而B党和C党什么都得不到,但实际上B党和C党的支持者加起来有60%。等于说,60%的人被40%的人代表了。再举一个极端例子:設想一個只有 1000 名成員的小型民主體制,它被平均分成 10 個選區,並從每個選區的 100 人當中選出一名代表進入立法機構。假設,在這個微型的民主體制中,藍黨得了 510 票(51%),紫黨獲得 490 票(49%)。現在我們設想(儘管這種可能性很小)在這個微型的民主體系裡每個黨的支持率平均分佈:剛好每個選區的選票裡,藍黨占 51%,紫黨占 49%。選舉將會是什麼樣呢?藍黨在每個選區都取得了勝利,因而獲得 100%的議席,而對方則一無所獲(見圖 11-1 中的例 1)。可以把這個體系擴大到一個國家,而選區也大幅增加。其結果還是一樣的。也就是说,最高票当选制会造成51:49=1:0的结果,而实际上这两种结果差距极大!

而选区划分也会造成问题:選區劃分(gerrymandering)——或者說純粹出於政治目的而對選區進行劃分——是美國的一個傳統做法。它的名字跟格裡(ElbridgeGerry)有關,他就是我們在前面提到過的美國制憲會議的一個代表。格裡是麻塞諸塞州的民選州長,1812 年為了保住民主黨在州立法機構中的多數席位,他重新劃分了選區。有人發現其中一個選區就像一條 火 蛇 ( salamander ) , — 個 批 評 家 評 論 說 它 更 像 是 一 條 格 裡 蛇(gerrymander)。隨后“gerrymander”這個詞和它的動詞形式“togerrymander”就進入到美國人的詞典裡。当然,今天是共和党经常做这种破事了。

比例代表制下小党派也能获得和得票比例对应的议席,所以实行比例代表制的国家政党数目通常都比较多,边缘人群也倾向于通过支持小党派或索性自己建立新政党来产生政治影响力;而最高票当选制下小党连根毛都得不到,结果就是演变为两个大党轮流坐庄(如果不是如此,那么最高票当选制下的得胜党连代表多数这一最基本的民主要求都做不到了,参见前面的例子),边缘人群只能寄希望于已有的大党。而对于资产阶级来说,是收买两个大党容易还是一个个收买多个政党容易?很明显是前者更容易,而且新血进入大党之后也更容易被影响同化。顺便说一句,有人批评DSA不建党,但在最高票当选制下,建党只能是毛都得不到,DSA选择和民主党候选人联盟,是现有情况下唯一可行的方案。

所以民逗争吵什么“两党制”“多党制”其实傻逼无比,因为两党还是多党本身根本不是制度,而是不同的选举制度造成的结果。最高票当选制下,两个大党轮流坐庄,资产阶级两头下注,结果就是选择哪个党派并没有本质区别。就以美国为例吧,看起来民主党和共和党在很多地方都有分歧,但实际执政时两党的政策相同之处远大于不同之处:共和党削减福利,民主党的克林顿也一样搞狗屁“福利改革”大肆削减福利;共和党站在资本家一边,民主党的奥巴马同样站在资本家一边,镇压占领华尔街运动,镇压抗议祖地和水源被肮脏的石油管道污染的苏族印第安人;共和党支持美国帝国主义,和沙特当盟友,民主党一样支持无人机屠杀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平民,一样和沙特当盟友;共和党搞大规模监控,民主党一样继续这一政策,如果不是斯诺登揭露真相,美国人民到现在还会被蒙在鼓里。

有人说,至少民主党支持平权,推动了不少平权法案。我只能呵呵。这么说吧,如果你是老板,然后你歧视同性恋者,但平权法案规定你不能因为性取向开除员工或拒绝聘用,你会怎么办?事实是在自由市场环境下你有一万种方法bypass:给同性恋员工穿小鞋,故意找茬,逼员工自己辞职;给同性恋员工低工资,反正你可以强迫员工保密工资,这样员工就根本不知道被歧视;直接找其他借口开除同性恋员工,例如“工作表现不好”,反正标准是你定的,你怎么扯淡都行;直接以“能力不足”为由拒绝聘用同性恋员工,反正聘用决定权在你手上…….

所以你以为在法律上写上“禁止歧视”就能实现平权?Naive!资本主义之下老板拥有独裁权力,这就意味着无数的暗箱操作,你如何防止老板的暗箱操作呢?要根治就必须终结资本主义,实现经济民主;要缓解,那就必须要限制老板的独裁权力,例如老板不能随意开除员工,必须有明确的标准和充足的证据;例如员工工资必须透明,相同岗位必须相同报酬;例如禁止故意找茬(当然实际执行难度很大就是了);例如规定必须雇佣一定比例的同性恋者,或者直接政府给同性恋者提供有尊严的工作。当然,以上这些都是和自由市场直接冲突的,呵呵。

而且民主党的平权法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默认所有少数群体都是中产阶级,所以不需要福利。实际上可能吗?当然不可能了!

再来说说“亚裔细分”。这事的根源是教育资源严重不足,大批人去争抢稀缺的优秀大学资源,结果导致直接给指标的平权法案被憎恨。实际上,就算没有给指标这事,对稀缺资源的争抢,或者说的更明白一点,竞争,本身就会制造仇恨,你怎么可能不去憎恨一个总是和你抢这个抢那个的人呢?所以资本主义之下人们必然会倾向于相互敌视憎恨,而不是同情互助。

说到竞争再多说几句,如果你发现某人总是和你竞争,那么你有什么应对方法吗?方法1:花大成本提升自己的能力(不一定成功),超过对方;方法2:直接干掉那人,让那人再也无力和你竞争。资本主义辩护士们强调方法1,但很多时候,方法2才是最有效的。当然,对老板来说也是如此,所以资本主义之下黑公关和虚假宣传之类的“下毒竞争”比烂模式是常态。

所以民主党对平权的支持,基本也就是停留在嘴上,目的是骗取少数人群的选票,仅此而已,至于我所说的那些实际方案,其中的主流右派是根本不肯用的。

接下来说说总统制和议会制的区别。在總統制國家裡,行政首腦的選出與立法機關沒有關係,並且憲法賦予了總統很大的權力。在議會制或內閣制國家裡,行政首腦的選舉和撤換都是由議會決定的。很明显,总统虽然是民选,但其上台之后对权力的实行是独裁的,例如唐纳德特朗普随意开除高级行政官员,单独推行政策,这些都根本没经过美国人民的同意。所以,总统制比议会制不民主得多。总统竞选的时候可以随便承诺,反正上台之后老子的权力是独裁的,老子一个承诺都不兑现,你们又能怎样?什么,4年之后不选我了?那有什么关系,老子的总统瘾过了,想推行的政策都推行了,那就行了!

“既然选择哪个党派都没有本质区别,既然候选人能够轻易被资产阶级收买,既然选出的总统根本不兑现承诺,那么我为什么还要去投票?反正我投票选出来的人也根本就不会为我说话。”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有40%左右的人不去投票,而年轻人对现有制度更失望,所以超过一半的年轻人都不去投票。这就是为什么川普这个垃圾纳粹会上台,因为他竞选的时候说得非常好听,骗到了不少人,而上台之后不兑现又如何?美国人民根本毫无办法。嗯,也不是毫无办法,办法就是废除不合理的最高票当选制与总统制,用比例代表制和议会制取而代之,而根治则需要实现社会主义!

参考资料:https://en.wikipedia.org/wiki/United_States_presidential_election,_2016#cite_note-turnout-1

https://www.census.gov/newsroom/blogs/random-samplings/2017/05/voting_in_america.html

https://edition.cnn.com/2016/11/11/politics/popular-vote-turnout-2016/index.html

http://longlanyu.blogspot.com/2014/04/blog-post_3799.html

https://zh.wikipedia.org/zh-hans/%E7%BE%8E%E5%9B%BD%E9%80%89%E4%B8%BE%E4%BA%BA%E5%9B%A2

[原创]哪有人犬对立,只有人“渣”对立

(写在前面:看看这些狗纳粹的嘴脸,他们什么时候在乎那每年被他们亲爱的狗爹咬死的几万人命了?)

哈狗帮屡屡冲击人伦底线。

近日,酒泉市一男童被七八只流浪恶犬围攻咬伤,头皮遭撕裂,当地医院将救治图片公布于众,竟立即引发全国各地爱心人士和小动保组织不满,认为医院行为将会引发人犬对立,不利于全国流浪狗狗保护工作顺利开展。(酒泉市人民医院)

哈狗帮的嗅觉,真是比狗还灵。这触目惊心的受害者图片尚未走红,竟然先听到了狗保组织抵触的声音。

凭什么呢?救死扶伤是医院的职责,提示风险是医院的义务,儿童是遭受恶犬攻击最大的受害人群,医院哪一点做错了呢?

神马叫做“人犬对立”?哈狗帮完全丧失了理智和常识。人类是这个星球的主宰,哪有其他物种有资格和人对立?

人类当然有责任保护生物多样性,但是不可能倒退400万年,去崇拜獠牙野兽为神。自从人类开始制造工具,人兽对立就不复存在,只有另一群人才会对人构成威胁。野兽成为人类的猎物、或者伙伴,人类开始了饲养,也开始了驯化。狗是人类的产品,不是人类的祖宗!

不要亵渎了“爱心”二字,连伤痕累累的小朋友都不爱,所谓“爱心人士”的爱心在哪里?

也不要冒充“动保组织”的名声,哈狗帮只有看到狗才倾巢出动,别的猪马牛羊,根本无法令他们分神。哈狗帮没有几个人是吃素的,除了狗之外的动物跟他们没什么关系,他们只能叫做“狗保组织”。

还冒出个“全国流浪狗狗保护工作”,哪里来的这杆旗号?

流浪狗是攻击人类的重大隐患,而幼弱的儿童又是最大受害者,为什么?狗就是这样欺软怕硬的物种,它们既懂得摇尾乞怜,也善于识别弱者和硬汉,是人类的自私,驯化出了这个奇葩的物种,它们对主子无原则忠诚,对陌生人残酷无情,有些人渣就是喜欢这种恶奴,跪舔自己,撕咬别人,恶犬就是人渣照自己模子刻出来的东西,所以渣渣相护。

流浪狗没得保护,只有治理。连美国这么全民爱狗的国家都要治理流浪狗,当然美国有条件,以收容为主,不得已也会集中处死。再爱狗也不能丧失理性,纵容流浪狗就是公共安全隐患。

我国没这个条件,胡乱买狗的总是比收养的人多,始乱终弃的总是比负责的人多。而社会福利连人都不能覆盖全,哪里顾得上狗。但是一些哈狗帮铁了心要让狗插队,比人类更先享受到福利保障,就造成了无穷无尽的矛盾。

流浪犬屡屡生事,恰跟不正确的“保护工作”有关。有人喜欢定点投喂,常常令偏僻地段成为流浪狗的集合地,当它们得不到食物,过路的老人和孩子便会成为猎物。

救死扶伤是医院的职责,但是作为世界名列前茅的狂犬病大国,很多时候医院也无能为力。而面对频频受害的无辜儿童,更是令人痛惜不已。该是有如何的冷血,才会在警示儿童受害的当口还提什么影响保护“狗狗”?人性到哪去了?

没有什么人犬对立,只有人渣对立。这一次哈狗帮终于触发了公众的底线,呈现了跟畜生无异的原形,新闻评论版上数万条讨论,全是声讨狗奴的骂声。

不要再蹭什么“爱心”和“动保”之名,恐怕狗祖宗都不屑与你们为伍。畜生都有舔犊之情,这样的冷血之徒来保护狗,狗都不放心。

https://club.kdnet.net/dispbbs.asp?id=12995537&boardid=1#79399953

David McReynolds, 1929-2018

Jason Schulman(这位是DSA的成员,和DSA副主席Joseph Schwartz合写了迈向自由:民主社会主义者的理论和实践

David McReynolds也是DSA的成员,并且是一个同性恋者,我之前翻译过他的一篇文章:Queer Reflections(关于同性恋的思考)

September 27, 2018

David McReynolds/Photo: Ed Hedemann

David McReynolds was a titan of the peace and justice movement, a socialist, pacifist, Socialist and Green party political candidate, and photographer.  He helped organize one of the earliest draft-card burning protests against the Vietnam War and served on the staff of the War Resisters League for 40 years, remaining active with the organization afterwards.  He was the first openly gay presidential candidate for any party, running on the Socialist Party ticket in 1980. His photography included his international travel, civil rights, demonstrations, the War Resister’s League, the Socialist Party, and cats, among other topics.

David McReynolds是和平与正义运动的巨人,社会主义者,和平主义者,社会党和绿党政治候选人,以及摄影师。他帮助组织了一场反对越南战争的最早的选秀卡片抗议活动,并在反对战争联盟作为工作人员服务了40年,之后继续活跃于该组织中。 他是第一个公开的同性恋总统候选人,在1980年作为社会党候选人参加竞选。他的摄影包括他的国际旅行,民权,示威游行,反对战争联盟,社会党和猫等等主题。

Jason Schulman, who knew McReynolds, discusses his activist history and political views.

Jason Schulman是了解McReynolds的人,讨论了他的活动家历史和政治观点。

David McReynolds was the first “Old Leftist” I ever met, back in 1996, at one of a number of ill-fated 1990s meetings of representatives of socialist organizations in New York City hoping for some sort of “left unity” around a common project. Strictly speaking, David wasn’t an “Old Leftist” – that label was affixed to members of the Socialist Party (SP), Communist Party (CP) or the Trotskyist groups of the 1930s and 1940s. David was “inbetween” the Old and New Lefts, joining both the SP and the radical-pacifist War Resisters League (WRL) in 1951.

David McReynolds是我见过的第一个“老左派”,是于1996年在纽约市作为社会主义组织代表参加的一系列命运多变的会议之一上见到的,这些会议希望在一个共同的项目中有某种“左派团结”。严格地说,David不是一个“老左派” —这个标签被贴在社会党(SP),共产党(CP)或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托洛茨基主义团体的成员身上。1951年,大卫在新旧左派”之间“加入社会党和激进和平主义的反对战争联盟(WRL)。

David’s main inspiration was the Communist-turned-socialist-pacifist Bayard Rustin (1912-1987), who by 1949 was the organizer for “race relations” in the Fellowship of Reconciliation (FOR), an interfaith nonviolent-action organization. David – who refused being drafted into the Korean War and won his case “on a technicality” – began working for Liberation magazine in 1957 under Rustin and A.J. Muste (1885-1967), who was a founder of the FOR (and a former Trotskyist). In 1960 he became a “peace movement bureaucrat,” becoming part of the WRL staff where he remained until retiring in 1999. He helped Rustin organize the 1963 March on Washington for Jobs and Freedom, organized one of the first draft card burnings, wrote often for the explicitly pacifist WIN magazine, and played a major role in some important demonstrations against the Vietnam War.

大卫的主要灵感来自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平主义者Bayard Rustin(1912-1987),他在1949年是一个跨宗教非暴力行动组织:合作与和解(FOR)的“种族关系”的组织者。David—拒绝被卷入朝鲜战争并以“技术性”赢得他的案件 —于1957年开始在Rustin和A.J. Muste(1885-1967)的解放杂志上工作,他是FOR(和一个前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创始人。 1960年,他成为了一名“和平运动官僚”,成为WRL工作人员的一员,直到1999年才退休。他帮助Rustin组织了1963年在华盛顿的为工作和自由的游行,组织了最初的卡片烧毁运动之一,经常为明确的和平主义WIN杂志写作,并在一些反对越南战争的重要示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In the early 1970s, David’s anti-war Debs Caucus finally split from the Cold Warriors who dominated the re-named SP, the Social Democrats USA (SDUSA), taking the name “Socialist Party USA.” The SPUSA would be David’s primary “socialist home” until 2015, when he resigned, claiming that the party had neither a healthy internal life nor political relevance. He also paid dues to the 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 (DSA) from the 1980s until his death.

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David的反战Debs Caucus最终从冰冷战士中脱离出来,这些人统治了重新命名的SP,美国社会民主党(SDUSA),取代了原先的“美国社会党”.SPUSA将成为David的主要“社会主义之家”“直到2015年,当他辞职时,声称该党既没有健康的内部生活也没有政治相关性。从1980s到他去世,他还一直向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DSA)支付会费。

But long before 2015, David was the first openly gay man to run for president, on the SP ticket in 1980. He did the same again in 2000, leading to an appearance on Bill Maher’s “Politically Incorrect” show on ABC, winning over much of the audience to Maher’s chagrin. Unlike Rustin, who had been “outed” in 1953 via being “busted” for “lewd conduct” in a parked car with another man, David came out in the pages of WIN in 1969. He revealed that he’d been aware of his sexual orientation since 1949, when he began a brief relationship with Alvin Ailey at UCLA, where both men were undergraduates. Ailey, of course, later became a celebrated  choreographer, popularizer of modern dance, and founder of the Alvin Ailey American Dance Theater. (Ironically, before running for president, David had run for Congress from Lower Manhattan as a candidate of the Peace and Freedom Party in 1968 – when the Party’s presidential candidate was the notoriously homophobic Eldridge Cleaver of the Black Panther Party.) He would again run for office as a Senate candidate for the New York State Green Party in 2004.

但早在2015年之前,大卫就是1980年代表SP成员竞选总统的第一个公开的男同性恋。他在2000年再次做了同样的事情,导致Bill Maher在ABC的节目上出现了“政治不正确”,赢得了很多观众对Maher的愤怒。与于1953年因与另一名男子在一辆停放的汽车中进行“猥亵行为”而被“殴打”的Rustin不同的是,David于1969年在WIN的页面中出柜。他透露说自1949年以来已经知道他的性取向,他开始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Alvin Ailey建立短暂的关系,当时两人都未毕业。当然,Ailey后来成为著名的舞蹈指导,现代舞的普及者,以及Alvin Ailey美国舞蹈剧院的创始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竞选总统之前,David曾在1968年作为和平与自由党的候选人在曼哈顿下城竞选国会议员—当时党的总统候选人是黑豹党的臭名昭著的恐同的Eldridge Cleaver。)他于2004年再次作为纽约州绿党候选人参与参议院选举。

Although for a time David was on the editorial board of the “Third Camp” socialist magazine New Politics and he considered himself a Marxist, his overall political orientation was fairly distant from the heterodox Trotskyism that informed the outlook of NP’s founding editors, the late Julius and Phyllis Jacobson. Undoubtedly this was partly due to David’s anger at having been “burned” by the Jacobsons’ former comrades in the Independent Socialist League (ISL), particularly by its leader Max Shachtman. The ISL had dissolved their organization and joined the SP as individuals in 1958. David, who was on the left edge of the SP, expected that the ex-ISL members would push the Party to be more radical. The exact opposite happened, as many “Shachtmanites” – who became the dominant faction in the SP – soon expressed support (“critically,” of course) for the Bay of Pigs invasion, the Lyndon Johnson administration, and the Vietnam War. (Tragically, Bayard Rustin joined this faction, abandoning his socialist pacifism.) David also believed that the orthodox Trotskyists of the Socialist Workers Party (SWP) played a “splitter” role in the anti-Vietnam War movement. So it isn’t that surprising that David decided that “Stalinism versus Trotskyism” was really little more than a remnant of a power struggle between two authoritarian individuals, though he did admire “Shachtmanites” who retained their old political perspectives, such as Hal Draper and others around NP.

虽然有一段时间David在“第三阵营”的社会主义杂志New Politics的编辑委员会中,他也认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的整体政治取向与非正统的托洛茨基主义相当遥远,这影响了NP的创始编辑,已故的Julius的和Phyllis Jacobson的观点。毫无疑问,这部分是由于David对被Jacobsons在独立社会主义联盟(ISL)中的前同志,特别是其领导人Max Shachtman(Max Shachtman)“烧伤”感到愤怒。 ISL解散了他们的组织并于1958年作为个人加入了SP。David位于SP的左翼,他们希望前ISL成员能够推动党变得更加激进。恰恰相反,正如许多“Shachtmanites”—他们成为SP中的主导派系— 很快表达了对猪湾入侵,林登约翰逊政府和越南战争的支持(当然是“批判性的”)。(悲剧的是,Bayard Rustin加入了这个派系,放弃了他的社会和平主义。)David还认为社会主义工人党(SWP)的正统托洛茨基主义者在反越战运动中发挥了“分裂者”的作用。因此,大卫认为“斯大林主义对抗托洛茨基主义”只不过是两个威权主义者之间权力斗争的残余而已,这并不令人惊讶,尽管他确实钦佩保留旧政治观点的“Shachtmanites”,如Hal Draper以及NP周围的其他人。

David was a very warm person and was my only connection to deceased figures of the “literary left” such as Allen Ginsberg and James Baldwin. I admired him. Over time, however, it became clear that our outlooks were rather different. That said, most of the time, David was on the right side, and I will miss him.

David是一个非常热情的人,是我与 Allen Ginsberg和James Baldwi等“文学左派”已故人物的唯一联系。 我很钦佩他。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眼界变得明显不同。也就是说,大多数时候,大卫在右侧,我会想念他。

Jason Schulman is a co-editor of New Politics. He is the editor of Rosa Luxemburg: Her Life and Legacy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and author of Neoliberal Labour Governments and the Union Response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Jason Schulman是New Politics的联合编辑。 他是罗莎卢森堡:她的生活与遗产(Palgrave Macmillan,2013)的编辑,和对新自由主义工党政府和联盟回应的作者(Palgrave Macmillan,2015)。

David McReynolds, 1929-2018

被失踪、被暗杀:记者没了,真相还会来吗?

卡舒吉失踪事件引起全世界关注之际,土耳其报纸《新曙光报》(Yeni Safak)刊登了土耳其掌握的录音的部分文字记录,展现了卡舒吉在领馆内遭到杀害和折磨的过程,并有土耳其官员称刺杀小队的成员的大部分都和沙特王储萨拉曼(Mohammed bin Salman)关系密切。

卡舒吉的惨案,又一次让敢于报道真相的记者们颤栗。

批评,所以被杀?

外界猜测,如果卡舒吉遇害如若属实,很可能和他对于沙特王储的批评有关。作为一名记者,多年以来,卡舒吉对于沙特的民主改革有着执念,对于政治当局的批判更可谓直言不讳。

曾经,他多次采访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并曾试图利用两人的私交劝其放弃使用暴力手段的激进主义想法。他支持在国内推动真正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化进程,并曾明确呼吁沙特政府放松对于媒体和言论的管控。但自己却曾遭到沙特政府的全面封杀,因为他公开发表批评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的不当言论。

  卡舒吉失踪后,民众手举卡舒吉头像。图片来源:网络

但真正为他招来杀身之祸的很可能是近段时间以来他对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拉曼的尖锐批评。

今年9月11日,在他为《华盛顿邮报》撰写的最后一篇文章里,卡舒吉毫不避讳地指责萨拉曼王储莽撞地介入也门内战的“罪行”。他指出,这场莫名其妙的战争引发了世界上最为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削弱了沙特自身国力。对于这场战争中发生的大屠杀和民众伤亡,沙特王储萨拉曼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除此之外,在过去将近一年里,他还曾撰文指摘王储借反腐之机掌控媒体,扼杀言论自由,批评其对人权活动家、女权主义者、宗教学者、政治异见人士大规模抓捕;他也曾在沙特政府正式解除对于女性驾车的禁令后,提醒沙特国内的改革还远远不够;另外,他还批评王储正在沙特在国内推行的经济转型计划过程中,因为缺少必要的论证和思辩,以致于无法辨别其中可能存在的缺陷和失误……

正是基于卡舒吉的上述观点和言论,外界普遍认为沙特政府对卡舒吉的残忍行为,正是对政治异见人士的杀鸡儆猴。目前调查还在进行当中,沙特方态度不明,西方国家掺和其中,土耳其的证据遭到质疑,记者卡舒吉失踪案仍然扑朔迷离。

印度左翼女记者之死

当记者不容易,当一名想要改变世界的记者就是危机四伏。卡舒吉并不是唯一的一个。

2017年9月5日夜晚,印度著名记者、作家高瑞·兰克什(Gauri Lankesh),在自己家门外遭骑摩托车的枪手连开7枪。共有3枚子弹击中兰克什,其中一枚正中前额,另两枚射入肋部,事发时,兰克什家中无人,她的邻居发现罪案后报警,那时,兰克什已停止了呼吸。

兰克什之死在印度多地引发游行抗议。人们认为,这位女记者之死是“对印度民主的刺杀”,此案也被视为对印度左翼力量的一次重击。因为据警方调查,杀害兰克什的作案手法与2013年和2015年当地发生的针对左翼人士的谋杀案类似,因此凶手极有可能就是印度教极端主义者的雇凶。而生前,高瑞·兰克什常与人轻描淡写地谈及最近收到的死亡威胁。

  2017年9月6日,印度班加罗尔,民众举行游行,谴责不明枪手枪杀女记者蓝克希的行为。

图片来源:凤凰周刊

高瑞·兰克什是一位不知疲倦的批判者。兰克什是印度为数不多的女性新闻工作者之一,她专注于推广女权政治和文学;她因为反对迷信以及宗教干预政治的立场,她被外界视为“理性主义者”;她长期支持印度贫困人群和“贱民”群体,倡导新闻自由,谴责一切形式的暴力,以大胆的调查式报道而闻名。

同时,她也是一名活跃的社会活动家。2005年她创办了周刊读物《高瑞·兰克什·帕特莱克》,作为自己的左翼舆论阵地,此外,她还主创了为受压迫的社群服务的社区和谐平台——Komu Souharda Vedike。兰克什表示,她要“坚持以自己的方式,推动建立一个平等社会。”

就在印度总理莫迪在国内大推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时候,高瑞·兰克什却旗帜鲜明地反对右翼印度教政治。她公开表示,印度教不是一种宗教,而是一种“社会等级制度”,在这其中,“妇女被视为二等生物” 。

正因为如此,兰克什被印度教极端分子视为眼中钉。并且,由于长期批评总理莫迪掀起的印度教民族主义风潮,她频频惹上官司,甚至被判诽谤罪。最后兰克什被暗杀,那些右翼人士竟然在网上大声欢呼。在新闻界,此案被视为右翼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对于所有异见人士的警告。

有权益组织表示,印度新闻工作者近年来不断被激进民族主义势力打压,新闻从业者甚至被蔑称为“妓者”。在社交媒体上,新闻从业人员也饱受这股势力的网络暴力,不少女记者都曾受到过强奸和暴力威胁。此外,记者被杀害的现象并不罕见。“保护记者委员会”的数据显示,自1992年以来,有40名记者在印度遭到谋杀,那些受害者“挑战的是所在地区的既得利益集团,矛头常指向大规模的腐败”。

在全世界,新闻从业人员因为刺痛了某些政治或资本利益,正在越来越多地受到人身威胁。

“无冕之王”,十面埋伏

记者从来都是高危职业。根据全球记者保护协会(CPJ)的2016年的数据,自1992年以来,世界各地共有1216名记者遇难。

  1992年以来记者的遇害场景。

来源:全球记者保护协会(CPJ),新京报编译

记者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正愈演愈烈。“无国界记者”组织从他们的调查数中发现,自2000年以来,每年被杀害的记者数量已经从个位数到百位数。根据英国《查禁目录》公布调查报告,2017年,全球共有259名记者遭到各地政府的逮捕,79人被杀害。

那些被迫害的记者,往往冒着极大的风险,揭露被政府极力隐藏的消息,他们大多数被政治团体谋害。而作为真相的报道者,谋害他们的凶手却极有可能逍遥法外,甚至其死因都可能因为“神秘的力量”而不为世人所知。

  1992年以来记者遇害案件情况。

来源:全球记者保护协会(CPJ),新京报编译

记者,为何沦落至此?

记者处境的恶化,是媒体自由衰落的一个重要体现。而新闻自由被日益破坏,与它的拥有权的变化脱不了干系。

原本,新闻行业被称作“无冕之王” ,它曾经因为揭露真相而产生巨大影响力,作为公共利益的守护者,它是一股独立的力量,可以揭露现实的丑陋,还人民以真相。

但近年来,资本和权力的利益合流壮大,其势力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在新自由主义制造的艰难环境中,媒体难以避免地被步步收编:在不同的国家,媒体平台要么被政府掌控,要么由财团豢养,媒体成了政治力量或商业力量的喉舌,因此,任何伤害资本和官僚利益的报道被更多的限制——尽管当下最需要被报道的就是那些资本与政府的丑事。

就这样,权力因为失去了制约而变得肆无忌惮,最终化身成那把杀人的刀。就在上层社会独享民主自由,而人民群众只配享有沉默的畸形世界里,媒体沦陷,而那些仍然渴望真相、胸怀理想的记者就成了孤单英雄,一旦他们触碰到当权者的利益,就可能万箭穿心。而真相,却离人民群众越来越远。

参考文献:

1、瞭望智库:记者神秘失踪,竟遭15人“暗杀小组”酷刑和肢解?一个大国正面临50年未有之动荡!

2、多维新闻:土耳其曝光沙特记者被杀可怕细节 曾被砍手指斩首分尸

3、新京报传媒研究:记者节,纪念这些为新闻牺牲的灵魂 | 1992年以来,全球有1216名记者遇难

战乱误伤

4、好奇心日报:全球媒体自由正处于本世纪最低点,新闻记者面临困境

5、环球网:印度左翼记者家门口遇害 印高官:是对民主制度的刺杀

6、凤凰周刊:印度女记者之死

7、FT中文网:女记者遇害与印度政治的退化

8、维基百科:

Gauri_Lankesh(https://en.wikipedia.org/wiki/Gauri_Lankesh)

http://www.wyzxwk.com/Article/guoji/2018/10/39484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