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就是推翻一切压迫，建立无阶级的自由人的联合体。为初学者准备的教程：https://democraticsocialism.noblogs.org/post/2018/07/04/socialism-study-guide/
似乎我从没写过简介，那么我就写一个吧：
激进民主社会主义者（radical democratic socialist）；
激进女权主义者（radical feminist）；
生理女性（出生时被指派性别为female）；
憎恨性别刻板印象；
最讨厌：私有制父权独裁制度及其支持者（俗称臭男人，我的口头禅之一）；
敌人：所有实行私有制父权独裁制度的组织（例如独裁政权，独裁专偶制家庭，独裁公司，独裁学校等等）及其支持者（臭男人，傻逼纳粹家长，习特勒等等）；
国籍：中国。
年龄：具体不能告诉，不过不老。
最近我的更新频率很低，这与之前非常不同，相信诸位读者注意到了这点。具体是因为什么我当然不可能说，但有一点可以说的是：这是因为我开始在线下实践社会主义了，至于具体是在实践什么，我不能说，但清楚demsoc价值观的人可以推出一二，哈哈。
如果你们想要知道我什么时候结束实践，答案是我不会结束实践，除非我死了。之前大半年我努力建构和完善了demsoc的理论体系，可以说现在唯一的遗憾就是没能找到一个接班人，不过其实这问题不大，因为这是公开博客，任何对社会主义理论有兴趣的人都能查看上面的文章，所以任何看到这个博客的人都能接过demsoc的火炬继续走下去，继续照亮这个恶心黑暗的充满傻逼臭男人的私有制父权独裁垃圾横行霸道的世界。
当然，只要我还活着，我就会继续更新博客，不过更新频率就无法保证了，哈哈。
（写在前面：看看这些狗纳粹的嘴脸，他们什么时候在乎那每年被他们亲爱的狗爹咬死的几万人命了？）
哈狗帮屡屡冲击人伦底线。
近日，酒泉市一男童被七八只流浪恶犬围攻咬伤，头皮遭撕裂，当地医院将救治图片公布于众，竟立即引发全国各地爱心人士和小动保组织不满，认为医院行为将会引发人犬对立，不利于全国流浪狗狗保护工作顺利开展。（酒泉市人民医院）
哈狗帮的嗅觉，真是比狗还灵。这触目惊心的受害者图片尚未走红，竟然先听到了狗保组织抵触的声音。
凭什么呢？救死扶伤是医院的职责，提示风险是医院的义务，儿童是遭受恶犬攻击最大的受害人群，医院哪一点做错了呢？
神马叫做“人犬对立”？哈狗帮完全丧失了理智和常识。人类是这个星球的主宰，哪有其他物种有资格和人对立？
人类当然有责任保护生物多样性，但是不可能倒退400万年，去崇拜獠牙野兽为神。自从人类开始制造工具，人兽对立就不复存在，只有另一群人才会对人构成威胁。野兽成为人类的猎物、或者伙伴，人类开始了饲养，也开始了驯化。狗是人类的产品，不是人类的祖宗！
不要亵渎了“爱心”二字，连伤痕累累的小朋友都不爱，所谓“爱心人士”的爱心在哪里？
也不要冒充“动保组织”的名声，哈狗帮只有看到狗才倾巢出动，别的猪马牛羊，根本无法令他们分神。哈狗帮没有几个人是吃素的，除了狗之外的动物跟他们没什么关系，他们只能叫做“狗保组织”。
还冒出个“全国流浪狗狗保护工作”，哪里来的这杆旗号？
流浪狗是攻击人类的重大隐患，而幼弱的儿童又是最大受害者，为什么？狗就是这样欺软怕硬的物种，它们既懂得摇尾乞怜，也善于识别弱者和硬汉，是人类的自私，驯化出了这个奇葩的物种，它们对主子无原则忠诚，对陌生人残酷无情，有些人渣就是喜欢这种恶奴，跪舔自己，撕咬别人，恶犬就是人渣照自己模子刻出来的东西，所以渣渣相护。
流浪狗没得保护，只有治理。连美国这么全民爱狗的国家都要治理流浪狗，当然美国有条件，以收容为主，不得已也会集中处死。再爱狗也不能丧失理性，纵容流浪狗就是公共安全隐患。
我国没这个条件，胡乱买狗的总是比收养的人多，始乱终弃的总是比负责的人多。而社会福利连人都不能覆盖全，哪里顾得上狗。但是一些哈狗帮铁了心要让狗插队，比人类更先享受到福利保障，就造成了无穷无尽的矛盾。
流浪犬屡屡生事，恰跟不正确的“保护工作”有关。有人喜欢定点投喂，常常令偏僻地段成为流浪狗的集合地，当它们得不到食物，过路的老人和孩子便会成为猎物。
救死扶伤是医院的职责，但是作为世界名列前茅的狂犬病大国，很多时候医院也无能为力。而面对频频受害的无辜儿童，更是令人痛惜不已。该是有如何的冷血，才会在警示儿童受害的当口还提什么影响保护“狗狗”？人性到哪去了？
没有什么人犬对立，只有人渣对立。这一次哈狗帮终于触发了公众的底线，呈现了跟畜生无异的原形，新闻评论版上数万条讨论，全是声讨狗奴的骂声。
不要再蹭什么“爱心”和“动保”之名，恐怕狗祖宗都不屑与你们为伍。畜生都有舔犊之情，这样的冷血之徒来保护狗，狗都不放心。
https://club.kdnet.net/dispbbs.asp?id=12995537&boardid=1#79399953
（写在前面：对于唐纳德希特勒将其粉丝赶出去的行动，我非常支持，你们不是支持唐纳德希特勒吗？你们不是反对政治正确吗？那么你们这些纳粹就亲身体验一下什么叫做政治不正确吧，哈哈哈哈！）
打击非法移民行动已转向华人：美国政府正在重新审查 3,500 个政治庇护案子，涉及13,500 人，大部分是 2012 年前获得庇护的中国人，包括10,000 多名家属的庇护案，以决定是否驱逐……提前声明，这是个很反胃的故事。我们还为此写了一个编者按，在文章最后。欢迎来到五味杂陈的世界。
NPR 的 Planet Money 已经了解到，美国政府正在对多年前获得庇护身份的超过 13,500 名移民（主要是中国人）开启重新审查，他们可能面临着被驱逐出境的“前景”。
美国公民和移民服务局、移民和海关执法局以及移民审查执行办公室正在考虑剥夺几年前赢得庇护身份的移民的居留权。
移民官员正在全面抵制这些移民，联邦政府称这与 2012 年对“庇护工厂”的调查有关。在那次调查期间，纽约联邦检察官围捕了30名移民律师、律师助理和口译员，他们帮助移民在曼哈顿唐人街和法拉盛以欺诈手段获得庇护。该案件被称为 Operation Fiction Writer。
联邦政府表示，在“Operation Fiction Writer”期间被定罪的人已经实际帮助了 3500 多名移民，其中大多数是中国人，他们成功获得了庇护。当局指控他们使用“样板语言”编造遭受迫害的故事，指导客户记忆并向移民官员背诵虚构的细节，并伪造文件以支持假庇护申请。
在起诉后的几年里，移民官员一直在审查这些庇护案件，以确定哪些客户在其庇护申请中撒了谎，因此应该被驱逐出境。
恶心人的情节就在这里：“Operation Fiction Writer”调查期间，其中一名被调查的人与当局合作抓捕他自己的朋友，以换取自保的准允。那位要求媒体称他为“劳伦斯”的男子在2011年至2014年期间为政府提供了帮助。他说，他为制造假庇护案的律师工作，那些律师向客户保证，他们捏造在中国遭受迫害的经历是没有危险的，只要他们能悉心听取“法律建议”。
下面讲述这个故事的详细内容。
<一个前所未有的重审>
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证实了劳伦斯对媒体所讲述的实质内容 — — 移民官员正在审查多年前于“Operation Fiction Writer”行动中被定罪的欺诈律师所处理的 3,500 起庇护案件。移民局还确认他们正在审查 10,000 多名家庭成员的庇护案件，这些家庭成员被授予了所谓的“衍生庇护身份”。
因此，总共有超过 13,500 名在 2012 年12月之前获得庇护的移民可能会因此被驱逐出境。
在 2012 年宣布起诉时，奥巴马政府的官员、包括当时在纽约南区 Preet Bharara 的美国检察官，都决定不对任何客户进行刑事起诉。但现在风向变了。
如今，“USCIS，ICE 首席法律顾问办公室和移民审查执行办公室正在重新审查这些案件，以维护我们国家庇护制度的完整性，并确保合法获得庇护者的补助金，”Katherine Tichacek 说，这是他写在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发言人的一份书面声明中的。
事实上，移民官员审查被判庇护欺诈罪的前律师的前客户案件并不罕见。但移民律师表示，他们在 ICE 历史上从未见过官员系统性地审查如此大规模的旧庇护案件。
很难确切地说，有罪的律师处理的案件究竟有多少是欺诈性的。每项事实检查都要求确认涉嫌多年前所发生的故事，以及涉及其他具有不同法律制度的国家。
Tichacek 解释说，在本次审查中发现旧的庇护案件可能存在欺诈行为时，ICE 的律师将向移民审查执行办公室提起诉讼，以重新审理此案。如果移民法官批准该动议，庇护者将获得听证会。然后，法官将重申是否给予庇护或终止庇护身份。
“各机构正在审查每个案件的档案，并根据正当法律程序作出合法决定，”Tichacek 说。
即使没有欺诈行为，其案件被“重新再审”的人也需要支付数千美元的法律费用来抵御指控。
<华裔移民在纽约的奋斗 — — 和一个“机会”>
2005 年 7 月，劳伦斯登上了从中国飞往纽约市的飞机。在他的脑海中，毫无疑问，都是在美国的新生活将如何发展的美妙构想。“我想我会成为百万富翁……或类似的东西”，他说，“我对自己总是很有信心。”
但劳伦斯记得他在美国的第一年是绝对糟糕的一年。他陷入了在法拉盛地区非法务工的一连串可怜的工作 — 在一家门窗公司、一家玻璃厂和其他类似的地方工作。
直到 2007 年1月，他偶然看到了一则小广告：唐人街旁边的移民律师办公室需要一名中文翻译。他把简历传真过去后，对方立即打来了电话，问他何时可以开始工作。
事实证明，这个小型律师事务所专门处理庇护案件。劳伦斯很快就会知道，他已经进入了一个拥有巨额赌注的世界。
政治庇护是一个快速的且直接的道路，让你留在该国。这并不容易，但如果你这样做并成功了，你就可以立即获得工作许可。您还有资格在一年内获得绿卡 — — 然后在五年后获得公民身份。
多年来，中国人比其他任何国家的移民都更多地走了政治庇护的路径。根据 USCIS 的最新数据，2016 年获得庇护的 20,455人 中约有 22％ 是中国移民。第二大群体是来自萨尔瓦多的移民（10％），再其次是来自危地马拉的移民（约占9％）。
2007 年劳伦斯加入的移民办公室的律师名叫 Ken Giles。劳伦斯说，Giles 的律师事务所只有三张办公桌，挤在一间小房间里：“那里发生的一切都是在公开的”。
他说：“我意识，这种事在中国移民社区是公开的秘密……许多中国人都在进行庇护欺诈。”
根据劳伦斯的说法，客户会走进去告诉办公室经理他或她想要寻求庇护，因为这是朋友或亲戚所建议的。
劳伦斯说：“办公室经理会与客户讨论他们应该追求什么样的说法、以及他们应该填写什么样的故事，他们应该提供什么样的假文件”。“[经理]编写了这些故事。他把故事记录下来，并要求那些客户用他们自己的话熟练地复述它。”
中国移民能成功获得政治庇护的一个原因是，中国申请人提交的最常见的故事完全符合庇护官员和移民法官用来给予庇护的标准。
在美国，您获得庇护之前，政府希望听到您的故事 — — 一个关于“有充分理由担心遭受迫害”的故事。这种迫害必须基于你的种族、宗教或政治观点，或者你所属的某些“特定社会群体” — — 而且必须是专门针对你的迫害，你需要证明这点。
中美洲移民多年来因为声称他们正在逃离犯罪团伙的暴力行为，而使获得庇护的过程更加艰难，因为很难证明威胁是针对性的，或者政府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阻止这种行为。但中国移民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 — 他们最常见的庇护故事涉及到将他们直接作为目标的政府。
这些说法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下的迫害、政府基于个人宗教信仰的迫害，或人民的积极行动追求民主变革而遭受的迫害。
<在庇护工厂内>
劳伦斯说他观察并了解了 Ken Giles 律师办公室中庇护欺诈业务的来龙去脉。大约一年半之后，他说他最终开始了更大规模的行动：在另一家律师事务所，由一位名叫刘凤玲（音）的女子经营。
劳伦斯说，像 Ken Giles 一样，刘女几乎专注于庇护案件。劳伦斯将办公室与工厂进行了比较，每个工人都有指定的任务，无论是翻译、辅导还是编故事。
劳伦斯说，他最初是在刘凤玲的公司担任“故事作家”。他将从一些客户的某些细节开始，这些细节实际上是真实的，他的工作是将细节编织成更大的政府迫害剧。劳伦斯了解到这些故事必须生动，并能够讲述巨大的痛苦。只有某些种类的痛苦才能申请成功：即 政府有针对性的迫害，这种迫害是基于宗教、政治或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
劳伦斯估计他在几年内为客户写了 500 到 600 个假故事。他还编写了大量的学习指南，供客户使用。他让律师事务所的口译员收集这些指南发挥作用的实地数据 — — 通过庇护官员倾向于提出的问题以及他们似乎更喜欢的答案来改进这些指南。
劳伦斯说，他在这一点上开始理性化他的行为：“有时我会以这种方式证明自己：我说，’好吧，我在助人为乐。我正在帮助那些中国下层人士在美国获得自己的地位。这不是犯罪。他们想要什么？只是在这里找到工作而已，在中国餐馆的工作。“
2010 年11月左右，刘凤玲的办公室解雇了劳伦斯。她说他们厌倦了处理他的兼职时间表。几个月后，劳伦斯又回到了 Ken Giles 的办公室，继续帮助解决一些庇护案件。
那是 2011 年的春天。当时劳伦斯遇到了一个移民叫“李”，李说她的姨妈告诉她，她已经没有办法继续留在美国了，怎么办？“去申请庇护”。
“感觉就和我周围的人说的一样 — 和我一起工作的那些人，我圈子里的人，”李说，“据我所知，申请庇护以留在这个国家只是一件很正常的事。”
对于劳伦斯来说，李的到来就像中了头彩一般：她年轻，29岁，受过大学教育，李还曾经选择在中国堕胎，并在成长期间偶尔去教堂。
这些都是劳伦斯在她的庇护申请中可以使用的有用事实。几天之内他就为李制作了一个耸人听闻的庇护故事，叙述了中国政府强迫的残酷堕胎、以及对李的基督教信仰的暴力镇压。
今天，当劳伦斯重温这个故事时，他开始大笑。
“我每天都写很多荒谬的案子，”他说，“对于那些庇护官员和那些移民法官来说，他们每天都被这种假的故事所覆盖，所以他们根本不知道真实的故事应该是什么样的。”
当李第一次看为她撰写的故事时，她简直想笑：“这不是我的故事，那根本不是我，’”她说，“这太夸张了。你可以简单描绘，但肯定不是这样，这根本不是我的生活。”
最终李还是接受了这些故事。并且在她第一次尝试申请时就成功了，于2011年6月28日获得了庇护身份。
<事发了>
感恩节前两周，劳伦斯接到了联邦调查局的电话。他说，他很快就会知道联邦调查局已经瞄了他一年多的时间。他被告知，一场大规模的袭击即将来临，劳伦斯无法阻止它。他们告诉他，他可以选择和他的同事们一起入狱，也可以帮助联邦调查局抓到更多的和他一样的人。
他说他同意立即合作。
“我对过去几年所做的事情感到非常沮丧，”他说，“然后我突然发现，现在可以找到机会说出一切。”
他向调查局方面详细介绍了所有参与唐人街和法拉盛欺诈性庇护申请的人员；他仔细阅读照相簿以识别嫌犯；他翻阅自己写的学习指南，明确地阐述了从故事编纂、到证据伪造、到面试演练的欺诈流程的每一步。
他带着隐藏的相机再次回到了庇护工厂，共制作了16个秘密录音。他的目标是抓住尽可能多的和他一样的人。而他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自己的前雇主：Ken Giles。劳伦斯还帮助拉来了三个合伙做证的人。
其中一位就是那个李，她说调查局给了她一笔交易。
“他们说，如果我合作，他们就不会起诉我。他们提出帮助我移民。他们说我帮助 FBI 的移民官员有功，”李说，“他们说如果我合作，其结果肯定不会更糟。”
2014 年，刘凤玲被审判并被判犯有共谋移民欺诈罪。无法联系到她发表评论；Ken Giles 承认犯有串谋移民欺诈罪，并被判处两年徒刑。
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Giles 坚称他从不建议客户在庇护申请上撒谎。
“我从来没有告诉任何人去假装什么。从来没有，”Giles 说，“这是谎言。是谎言。”
如果在他的办公室里有其他人做这样的指导，Giles 说他不会知道，因为他不会说中文。但他说他认罪，因为他觉得自己别无选择。
至于劳伦斯，他发现做合作证人并不会给他新生。
联邦政府决定对劳伦斯起诉三项重罪 — — 两项移民欺诈罪和一项串谋实施移民欺诈罪 — — 这意味着他想成为美国公民要困难得多了。并且他面临最高 25 年的监禁，但法官对他与调查局的合作表示赞赏，最终他被判处六个月的缓刑。
<一个新开始的终结>
劳伦斯后来离开了纽约市，搬到西南地区，希望重新开始生活 — — 但在 2014 年秋天，他得知“Operation Fiction Writer”调查并没有因他而结束。ICE 的律师追踪他，并表示他们继续需要他的帮助，“只是为了几个案子”：他们希望他能帮助找出他所知道的在他们的庇护申请上撒谎的前客户。
“Operation Fiction Writer“调查此前一直在关注造假律师的行业。而现在，劳伦斯终于意识到了，政府的关注重点正在向这些律师的客户转移。
目前尚不清楚这一新的调查阶段何时开始认真起来的。移民局官员说他们在 2014 年开始审查客户的案件。
但这更可能是由于 2015 年政府问责办公室关于“Operation Fiction Writer”调查行动的报道引起了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弗吉尼亚州共和党人鲍勃·古德拉特的注意。他给当时的司法部长 Loretta Lynch 写了一封信，要求她审查并重新开启与“Operation Fiction Writer”有关的数千个庇护案件，以确定哪些客户对他们的申请撒了谎。
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律师特雷西·肖特（Tracy Short）在此问题上为 Goodlatte 带头。他于 2017 年初离开委员会成为特朗普政府领导下的 ICE 新任首席法律顾问，现在在国土安全部内部指挥着一千多名律师的队伍，负责为政府提供诉讼服务。
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劳伦斯说 ICE 的电话在 2017 年初开始愈演愈烈。
首先，移民局官员告诉他，他们还有大约 20 个客户的案件需要他的帮助。然后在 2017 年3月，劳伦斯又接到该机构的另一个电话：“他们说他们还有 200 个案子。”
又三个月后，ICE 再次打电话来。这一次，他们说需要他再合作 2000 多个案子……
劳伦斯说他并不感兴趣，并决心继续自己的生活。
“我很害怕，我拒绝了，”劳伦斯说。“我说，’不 — 我无法帮助你。我真的不想帮你们了。’ “
移民局官员不会承认他们是否曾要求劳伦斯重返这些案件。虽然他曾经以此为生，但这个故事的一部分已经确定：政府确实正在对“Operation Fiction Writer”中的客户案件进行大规模审查。
劳伦斯说，他知道自己需要找到一种可以消失的方法。所以他再次逃走了。Planet Money 在 Skype 上与他交谈，但不知道他的确切位置。
与此同时，政府的审查已向前推进。在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和 ICE 的联合声明中说，“作为致力于维护合法移民的机构，我们将继续努力打击存在的欺诈行为。当我们的政府对这些行为视而不见时，美国人民、守法的人和真正寻求保护的人、以及我们的法治，都受到了损害。“
<枪口调转：合作变成了弹药>
2016 年12月，在获得庇护五年多之后，李 — 就是被劳伦斯拉来做合作证人的那位华裔移民 — 收到了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的一封邮件，标题上写着：“意图终止庇护状态的通知”。
那时，李正在等她的绿卡。该邮件告诉她，她将不得不再次参加庇护面谈，并且这次新面谈将基于她原来的庇护故事 — — 她已经向政府承认的那个故事是一个膨胀的谎言。
因为李在 2012 年签署的与政府合作协议表明，如果她提出要求，联邦调查局可以帮她对 ICE 说好话。她还尚未向联邦调查局提出正式请求，与此同时，移民官员已经得到了她在调查过程中所做的每一项自证其罪的陈述。
事实上，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在他们发给李的通知中详细说明了这些陈述：“2012年10月22日，你向联邦调查局提供了证词。你作证说，Giles 先生和他的律师事务所工作人员伪造了你的庇护申请，你的整个庇护故事都是由 Giles 律师事务所编造的。“ 该文件随后详细列出了她的证词。
联邦调查局曾答应，如果她愿意帮助移民局官员，就可以得到衍生庇护身份。但正是她与联邦调查局的合作给移民官员提供了驱逐她的证据 — 以及她的丈夫一起驱逐了。
“是的，我确实欺骗了政府，”李说，“但最终，政府欺骗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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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sands Could Be Deported As Government Targets Asylum Mills’ Clients
more than 13,500 immigrants, mostly Chinese, who were granted asylum status years ago by the U.S. government, are facing possible deportation
编者按：翻译这个故事的过程令我们感觉非常痛苦。我们曾经听闻过伪造庇护申请的一些案例，在多年前，也是为什么制作了《逃离中国》这个纪录片的策划（虽然由于没有足够的资金，一直没能投入拍摄）。
站在中国社会权利利益的立场上，我们厌恶这类行为，因为他们造假的做法玷污了真正的异议。在中国，有很多人一直在遭受着真正的迫害，而那些人也许永远没有逃离苦难之地的途径（当然也无力站起来抵抗）。而美国的做法不仅影响“2012年前”的假政治庇护申请，甚至会影响未来真正的政治避难申请 — 移民官员有可能对华裔“另眼相看”。
并且，很多时候以美国为首的五眼国家的行动往往一致，未来华裔的政治避难有可能面临严峻的形势。
就如您所了解的那样，我们的立场从来都是支持反抗而不是“逃跑”，但是，对于那些没有技术能力、没有联合实力，并且正在遭受着难以忍受的迫害和威胁的人群，我们的态度是支持给予他们必需的保护。
然而说良心话，的确有许多选择“逃离中国”的人并非真的如此，并且更加令人惋惜的是，他们中包括了不少头脑清醒、有一定能力和文化知识的人，换句话说就是，这些人如果选择留下反抗，将为中国社会的民主变革带来相当显著的力量。
但是并没有。就如我们在纪录片策划中所指出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些离去的人是“看明白了一些问题”的人，但他们就这样悄无声息的离去了，没有回响。逃离中国的人们有着各种各样的原因和理由，只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都选择了“逃”，而不是正面反对，联合起来与恶势力抗衡。这和他们中一部分人所鄙视的、“只会上网喊口号的国人”，并无区别。
另一方面，令我们感觉不快的是，这篇文章中隐含着某种地缘政治的味道，虽然多次引述官员的话在声称法治。我们不喜欢地缘政治，它往往基于权力的利益而不是公民的利益而变得扭曲。ICE 和 FBI 在美国臭名昭著，不仅在于“把难民儿童关进笼子里”的近期新闻，还在于某层次的不透明方面，于是很难了解这项调查的真实操作。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是整个事件的一个侧面。
总之，还是那句话：做为世界主义者，我们信仰文化借鉴对人类发展的正面作用，流动胜于封闭、混血优于同族。并且，一个人应该在非母语的国度中获得理解，应该追求在流亡的过程中获得归属感。我们真心祝福每一位华人朋友都能得到自己理想的生活，但我们更支持留下来反抗的勇士们，因为民主化才是解决根本性问题的方法。有太多的问题，就如您所体会的那样。
掛牌不到四個月的促轉會廚房還沒開火，就因瓦斯管漏氣而引發大爆炸。原本大廚黃煌雄遲遲開不出菜單，二廚張天欽就已看上一隻肥「猴」，磨刀霍霍。結果弄巧成拙，一段促轉會內部會議側錄的語音檔經雜誌披露，雖無不法，但言語輕佻，還自比東廠，引發軒然大波。國民黨一向視促轉會為寇讎，哪會錯過這個全面圍剿的大好機會？「不操作可惜」，鋪天蓋地的口水，促轉會彷彿真的成了選舉操作中心、東廠，跳到黃河也洗不清。國民黨立委一下子翻牆闖入行政院，要院長賴清德下台，一下子到促轉會踢館，讓原本立場尷尬的新北市長候選人，警界硬漢人稱「阿猴」的侯友宜，正好趁亂脫逃，還三問蔡英文，誰縱容張天欽？還有多少張天欽？東廠鎖定多少人？真是得了便宜還賣乖，大打爛仗。
就在促轉會滿屋子著火的同時，地球的另一端，轉型正義和台灣同病相憐的西班牙也有一個警察的故事。今年六月剛帶領PSOE（工人社會黨）組閣的總理桑傑士（Pedro Sánchez），九月會同內政部長Fernando Grande-Marlaska，表示將研究如何撤銷退休警官帕契柯（Antonio González Pacheco）的勳章。現年72歲的帕契柯在他的警察生涯裡得過四枚地位崇高的勳章。依據西班牙法律，每枚勳章都能增加他的退休俸百分之10到15，四枚勳章加起來，帕契柯因此能比一般退休公務員多領百分之50的退休俸。帕契柯何許人也？新政府做出這個在西班牙充滿爭議的政治動作，所為何事？
帕契柯（Antonio González Pacheco，圖中戴口罩者）是在佛朗哥政權下一名惡名昭彰的警探，更是異議分子人見人怕的刑求者。只要落在他手中，沒有逼不出來的情報，也沒有拿不到的口供。他有一個自認得意的綽號「比利小子」。圖片來源：達志影像／美聯社
原來帕契柯是在佛朗哥政權下一名惡名昭彰的警探，更是異議分子人見人怕的刑求者。只要落在他手中，沒有逼不出來的情報，也沒有拿不到的口供。他有一個自認得意的綽號「比利小子」（Billy the Kid，美國西部傳奇中的亡命之徒），因為他喜歡揮舞手槍恐嚇嫌犯，邊揍嫌犯邊在手指上轉弄手槍，以虐待犯人為樂，甚至對被他打得奄奄一息的嫌犯說，被比利小子踢是你的榮幸。帕契柯逮捕反佛朗哥政府的異議分子絕不手軟，不分男女老幼、情節輕重，有些只是參加示威的年輕學生，無不受他幾近變態的凌辱。這是許多受害者一致的證詞，在佛朗哥政權的保護下，帕契柯自然不必對任何行為負責，使命必達最重要，但民主化後，帕契柯受1977年制定的《大赦法》保護，依然逍遙「法內」。
帕契柯1946年出生，長侯友宜11歲。佛朗哥1975年過世後西班牙啟動民主轉型，蔣介石同年過世，但台灣的民主轉型要等到蔣經國1988年過世才啟動，晚了 13年。就像侯友宜在戒嚴末期只是名年輕的刑警，開始飛黃騰達是在政黨第一次輪替之後，帕契柯在佛朗哥政權下的職涯並不長，只是一位狐假虎威的年輕刑警。也像藍綠通吃的侯友宜，聰明的帕契柯跟著民主化轉。1977年成為高級警察總隊的督察員。佛朗哥政權下的高級警察總隊相當於台灣戒嚴時期的警備總部，人人聞之喪膽，民主化後改編為中央情報總隊，脫離軍方。1981年帕契柯調至司法警察總委員會，負責改變情報總隊的形象，十分諷刺。1982年，尚年輕的帕契柯36歲便退休至私人保全公司任職。比起侯友宜，帕契柯的仕途平平，只能算是中階公務員，但四枚勳章不但帶給他榮耀，還讓他在處於經濟風暴中的西班牙過著比別人優渥的退休生活，到處旅行，身體硬朗，67歲還到紐約參加馬拉松比賽。
其實佛朗哥政權頒給帕契柯的勳章只有1972年一枚，該枚勳章讓他的退休俸增加10％，算起來比台灣通通有獎的18趴還不如。弔詭的是，其他三枚是轉型後民主政府頒發給他的，獲勳的理由有些也看似正當。例如1977年獲勳是因為他過人的英雄事蹟，從恐怖分子手中救回被綁架的官員與一位將軍，但細節不詳，就如同侯友宜空手繳械殺人不眨眼的陳進興一樣。這枚勳章讓他增加 15％的退休俸，而轉型正義團體正是指定要取消這枚勳章。單獨來看，這個要求似乎不甚合理，但原因無他，只因其他勳章有更複雜的法律保障，沒有討論的空間。例如1982年頒發的勳章，是轉型政府給所有情報總隊人員的福利，讓每人的退休俸增加 15％，連已退休的人員都經法院裁定適用，很明顯是轉型政府用來討好前威權時代軍警特務的政策，如今若只針對帕契柯拔除勳章恐有法律疑義。有些授勳則原因不明，人權團體曾要求警政單位提供帕契柯獲勳的詳細理由，得到的答覆竟是機密無法公開，若揭露會造成授勳人的焦慮與安全問題，十分荒謬。
今年五月，反對黨領袖伊葛雷希亞斯（Pablo Iglesias）替帕契柯的受害者至國會請願，證詞中帕契柯的殘暴行徑令年輕天真的伊葛雷希亞斯無法想像，淚灑國會。這個請願活動收集了25萬個簽名，要求政府取消帕契柯所有的榮譽勳章，因為帕契柯是西班牙的恥辱，不是榮耀。但當時的執政黨不為所動，警政單位也使出十分常用的拒轉技倆，主張這是政府的信賴保護原則，取消會打擊警察的士氣，顯然將所有清白的警察一起拉下來背書。在層層法律的保護下，別說想取消帕契柯領了半輩子的退休俸，要動他一個勳章讓他少領一點都沒有那麼簡單。就像在台灣惡名昭彰的郭冠英，行政法院最後還是裁定被他以「台巴子」羞辱的台灣人供養他到天年，令人氣結。在西班牙這種情形也不惶多讓，帕契柯只是一個較被注意的例子而已。
六月西班牙新政府組閣後轉型正義團體再度提出撤消帕契柯勳章的要求。這個團體2000年成立，名稱縮寫為ARMH（Association for the Recovery of Historical Memory），類似「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儘管目前再度執政的PSOE長年推動轉型正義，總理與內政部長也允諾研究撤消帕契柯的勳章，但除了表示回應ARMH的要求外，一般不認為會有辦法突破法律。比起佛朗哥政權的殘暴，帕契柯確實只是一個小角色，但轉型正義在西班牙華而不實，小蝦米都對付不了，遑論大鯨魚？其實ARMH與其他人權團體鎖定帕契柯已經多年，前保守派政府自然無可期待，桑傑士組閣後ARHM挑這麼一個算起來微不足道的事情來找帕契柯麻煩，實在也是不成比例。但現實十分無奈，這是長年伸張轉型正義受挫，聊勝於無，只是讓受害者好受一點的自我安慰。儘管如此卑微，仍遙不可及。
西班牙的《歷史記憶法》雖然早在2007年通過，至今已超過十年，但隨著保守勢力重回執政，與轉型正義相關的預算幾乎被全部刪除，究責部分更是不分黨派，交了白卷。曾試圖引用國際法「普遍管轄權」（Universal Jurisdiction）引渡智利前獨裁者皮諾契特（Augusto Pinochet）的法官加爾松（Baltasar Garzón），2008年主張將佛朗哥政權裡有人道罪嫌的人排除在《大赦法》之外，至少必須有啟動調查的機會，給受難者一個交代。加爾松或許是全西班牙唯一認真看待轉型正義的法官，主張對加害者究責。可惜加爾松被視為挑起仇恨記憶的激進者，最高法院立刻以《大赦法》下令加爾松停止調查，2012年又以一有疑義的案件指控加爾松「以極權國家的方式辦案」而撤銷他的法官資格，十分諷刺。連挑戰《大赦法》的法官都會丟工作，其他人奈何？《大赦法》包山包海的適用範圍至今仍然無法撼動，繼續保護著佛朗哥政權滿朝的特務與爪牙，無一人受審，遑論究責。
在國內伸張轉型正義無門的困境下，帕契柯的被害者效法加爾松法官引用「普遍管轄權」，但逆向操作，希望由他國以「普遍管轄權」向帕契柯發動調查。2013年被害者與證人千里迢迢從西班牙飛抵阿根廷，不計金錢與時間，克服冗長的司法程序，成功說服阿根廷法官瑟維尼（María Romilda Servini）以「普遍管轄權」針對13項虐待人犯的控訴展開調查。瑟維尼法官向帕契柯發出傳票，並正式要求西班牙政府引渡帕契柯至阿根廷受審。此事引起相當的國際注意，是生活愜意的帕契柯首度面臨挑戰，把他埋在黑暗中的過去攤在世人面前檢驗。
阿根廷的引渡要求在西班牙民間看法高度分裂，但大家心知肚明，官方不可能同意這項引渡，因為此例一開，保護佛朗哥政權人道罪犯的《大赦法》將出現一道破口。因此毫無意外，2014年西班牙高等法院以被害者的控訴已過追溯期為由，拒絕引渡帕契柯，並宣稱西班牙政府有能力自行調查帕契柯。虛晃一招後，西班牙政府從沒對帕契柯展開調查。2016年阿根廷法官再度要求引渡，西班牙高等法院也再度拒絕。在當事國不願配合的清況下，「普遍管轄權」無疑只是隻無牙老虎。
儘管西班牙法律保護著帕契柯，帕契柯的好日子已經結束，隨時成為媒體討論的焦點，雖然仍坐領優沃的退休俸，但從此要過著躲躲藏藏的日子。例如2014年在馬德里出庭應訊，他必須戴安全帽掩面躲避憤怒的群眾。雖然在法律上無可奈何，但在道德上已是全民公敵。加上國際要求西班牙啟動對佛朗哥政權的調查呼聲日高，聯合國之前早已依其轉型正義的指導原則指出西班牙的《大赦法》違反此原則。在這樣的氛圍下，國際通緝令讓帕契柯再也不能安心到處旅行，每個國家都有可能將其逮捕，送往阿根廷，帕契柯應該不願冒這個險。
帕契柯只是西班牙轉型正義問題冰山的一角，就像台灣，西班牙的民主轉型是很典型經由與威權妥協的產物。這樣的轉型固然免去更多的流血，但為了得到威權的讓步，往往有許多不合乎正義的妥協，1977年的《大赦法》就是一筆勾銷，統統不必究責的作法。長久來看，這種非被害者代為妥協的鄉愿做法並沒有得到更多的和諧，反而是分裂社會的溫床，一方累積更多的怨恨，另一方則合理化過去的行為。對照鄰國葡萄牙，轉型之後採取徹底的清洗除垢，國家反而更有機會走出過去。
回到台灣，台灣的民主轉型於1987年解嚴後啟動，七次修憲後完成，採取完全的妥協，幾乎無轉型正義可言，可說是西班牙的翻版。兩國均是在民主化底定後才重新思考轉型正義，試圖解決日益分裂的社會。兩國牛步化的時程幾乎一致，西班牙在佛朗哥死後32年制定《歷史記憶法》，台灣則在解嚴後30年制定破洞百出的《促轉條例》。兩法貌似莊嚴，但均無提供法源撼動之前不義的妥協。這類國家轉型正義的特色之一就是對威權的受害者賠償特別豐富，對加害者則不予追究。然而正如德瑞達（Jacques Derrida）所言，缺少了基本的責任原則，正義不但不可能，甚至無法想像。這樣的轉型正義將永遠依附在選舉下炒作，用來鞏固雙方基本票源，台灣與西班牙都是如此。對正義無法想像是目前台灣社會嚴重分裂的主因，而國族認同是果，不是因。
拿帕契柯來比喻侯友宜合理嗎？不但我們沒有辦法回答這個問題，促轉會也完全喪失它該有的高度與能力回答這個問題，因為我們對「依法拘提」鄭南榕致死的責任有兩種看法，我們對刑求徐自強至數度判死的責任也有兩種看法，我們對戒嚴下的軍警角色更有兩種看法。唯一可確定的是，當面對質疑的侯友宜還能大聲說他只是救人失敗、心裡坦蕩蕩時，我們知道台灣社會必定更加分裂。侯友宜這樣的說法從選舉的需求變成他真心的確信，這之間的轉換沒有我們想像的困難，他早已說服自己，再來一次，鄭南榕必須再死一次。綠營呢？當各界在政治正確下要求促轉會不得淪為選舉的打手時，綠營不敢反駁，只能讓選舉成為轉型正義的假期，而這正是促轉會乃至於整個台灣最根本的問題，沒有一個供我們想像正義的藍圖與追求正義的操作型定義。我們只能繼續鄉愿下去，畢竟這是最安全的角度。
非传统社会主义者？没错，就是我。我是一名社会主义者，但不是一名传统的社会主义者。
很多社会主义者是传统的社会主义者：从家庭中或后来机缘巧合接触到了社会主义思想，通常只接触了某个派别的思想，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等早期社会主义者的作品起步，很多同时崇拜作者，在成为社会主义者之后开始慢慢去除原有的一些思想残余（有些人终生都没能去除）。
这类社会主义者，最典型的一个特征就是虔诚，经常会有意无意的否认作者的不足之处，甚至有些会发展到为自称“社会主义”的国家的暴行洗地。
但我并非如此。我在成为社会主义者之前，是一个进步右派，当时的我以为资本主义是捍卫人权的，而社会主义就是共匪朝鲜之流（当然我这么以为是受到了不少误导所致，具体如何受到误导，我之前在博客上写过，这里就不再重复了），而当时的我已经摆脱了国族主义洗脑，至于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我就从来没有过。
但后来我发现资本主义根本就不捍卫人权，反而为了利润四处践踏人权（主要是《海盗与君主》和《新自由主义简史》的启蒙）。此时我开始怀疑资本主义，同时也开始怀疑资本主义嘴里的“社会主义”到底有多少是真的。但此时我也不想直接去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我更想知道的是，今天的社会主义到底是怎样的，有哪些思想，哪些流派，社会主义的发展历史是怎样的。
此时需要提到一个人：长毛（梁国雄），这是我曾经的香港朋友介绍给我的。但我发现：他一边赞美长毛坚持反共，还在英国殖民时期进过监狱，但一边又不认为长毛适合进入政府，并且嘲笑长毛的福利国家设想。
然后我问他：长毛到底是怎样的思想？他当年为什么会进英国人的监狱？
然后他说：长毛自称托派，至于他当年为什么进英国人的监狱，我也不清楚。
我追问：托派？托派到底是什么意思？
他说：我也不知道，但我不关心这些，长毛反共就足够了。
可我不认为“足够了”，尤其是此时我已经开始怀疑资本主义，我产生了一种直觉：长毛的思想必然是反资本主义的，特别是经济方面，所以才会被我曾经的这个把弗里德曼当偶像的朋友嘲笑。
然后我自己google了一下，结果看到以下资料：梁國雄曾是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同盟成員，信奉不断革命论、世界革命等托洛茨基主义理論[6]。他常穿著印有阿根廷共产主义革命家切·格瓦拉头像的襯衫，配合一頭披肩長发，成了他的招牌形象，故得到「長毛」這個綽號，英國傳媒稱之“Longhair”[7]
当时我根本就看不懂“不断革命”“世界革命”这些，而长毛曾经参加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同盟”更是令我惊讶。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反共？这只能说明一点：共根本就不是根据马克思的理论行事的。当然，共现在不是不等于以前也不是，没准长毛是另一种“毛左”呢？
要证实或证伪这点，就要搞清楚到底托派是什么。然后我继续查找资料，结果找到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在那里，我找到了很多问题的答案（原来托派和毛派是死对头，原来陈独秀被赶出中共是斯大林派夺了托派的权，原来奥威尔是社会主义者），同时也越来越不相信资本主义。但我认为单独一个网站提供的资料还是太薄弱了（此外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的亲苏态度也令我不放心），我应该多找些外国社会主义者的资料，于是就很自然的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上提供的作者和流派的信息为线索搜寻英文资料，然后搜出了大批左派网站，然后我慢慢的把这些网站上的文章，和宗旨，特别是对中国的态度，都仔细的阅读了一遍。
在阅读的时候，我并不在乎作者属于哪个派别，事实上我很讨厌宗派主义，我只看作者到底是不是反压迫的，是不是支持民主自由人权的。抱着这样的想法，我逐渐独立形成了经济民主设想（一开始我并没有读到经济民主相关的资料），并且据此找到了更多左派网站，其中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一个就是DSA。可以说，当我找了很多网站，然后发现DSA无论是对苏联和中国的评价，还是对社会主义的阐述，都和我自己的思想非常切合，特别是看到他们的经济民主主张时，真的是个惊喜啊。
然后？然后我就正式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了。此时我觉得有必要看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到底是怎样的了，看了之后发现：马克思果然是被冤枉的，共匪的暴行和马克思毫无关联，但马克思基于19世纪的社会背景进行的分析，有不少已经不适用于现代社会了（但资本论是适用的），相比之下恩格斯的理论适用现代社会的还多一些。所以，对我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只是和大卫哈维以及霍华德津恩等人一样的社会主义作者而已，此外我本身就很讨厌崇拜。
现在，我大部分时候都是在关注现代社会主义者的新文章和新理论，只有在研究左派历史的时候才会去翻故纸堆。有人关注作者的派别，有人关注作者的家庭，而我只关注，作者的思想。
我是个游戏迷，也看过一些动漫和小说，但对后两者的爱好远不如对游戏的爱好。不过曾经的我并非如此，我曾经是最喜欢动漫的，只是后来被一些动漫恶心到了。至于是哪些恶心动漫，后面会说。
很多人都认为游戏，动漫和小说都只是娱乐工具，well，他们的确是娱乐工具，但同时，他们也是传递价值观的工具，而在价值观传递方面，游戏和动漫小说又有很大差别。
差别在哪里？最大的差别是，游戏是主动的，玩家亲自扮演主角并推进剧情，有很大自主性，而动漫和小说是被动的，读者只能被动接受其故事。
经常逛相应社区的人会发现一点：玩家中有角色粉和角色黑（特别是RPG游戏），但不会像动漫小说一样出现大量CP（角色配对）狂热者，这些CP狂热者四处挑起战争，骚扰攻击霸凌其他人，极其恶心。而动漫小说的角色粉和角色黑的烦人程度也远高于游戏玩家。
出现这一差别的原因就在于，游戏是主动的，玩家很清楚主角不是自己，NPC更不是自己，而只是一堆游戏数据罢了，做不做任务，如何完成任务，要不要开修改器，要不要用mod改变任务结局，要不要杀掉对主角出言不逊的NPC，决定权都在玩家自己手上。例如，有玩家对质量效应3的结局不满（结局的确很马虎），自己亲自制作剪辑了一个完美结局视频；有玩家不满种族主义的风暴斗篷（上古卷轴5），自己做了mod添加任务消除风暴斗篷内部的种族主义；有玩家不满刺客信条自由呐喊中鼓吹奴隶制的贵族，直接一枪干了他（就是我，哈哈）；有玩家不想做奴隶生意，不想烧村，但这样起步很困难（骑马与砍杀），于是直接利用游戏内置修改为自己添加启动资金…….
有人会说：这么麻烦，还要自己修改，不玩不就行了？真是可笑，又不是说游戏本身很糟糕，只是有些地方我不喜欢而已，我凭什么要为此放弃整个游戏？当然是能修改就修改了，每个人都有权打造属于自己的游戏世界！
但动漫和小说就做不到了，你无法主动修改，只能被动接受，而你在里面也没有属于自己的角色，所以你只能把自己的情绪寄托在某个已经被设定好的角色身上。哦，小说还可以写同人文修改设定和结局，动漫？那同人不是普通人能够创作的，所以洗洗睡吧，你只能期盼作者能给你寄托的角色一个好结局。
正因为情绪被寄托在某个角色上，所以角色成了读者的化身，而相应的也产生了对角色配对满意的人和不满意的人，也就是前面提到的CP狂热者。他们将自己带入角色，作者进行的设定必然无法完全满足他们，而不满足的时候他们就感觉自己被冒犯了，所以会攻击作者和其他满足的人。特别是连载作品，每次更新的时候几乎都会有狂热者发动战争。
而这还不是最可怕的。除了完全没有剧情的作品（俄罗斯方块，扫雷，体育游戏等），任何有剧情的作品都是带有价值观的，而玩家和读者必然会受到作品价值观的影响。游戏是主动的，玩家可以拒绝不符合其价值观的任务，修改不符合价值观的剧情，而玩家也很清楚游戏主角不是自己，所处的世界是虚拟世界，面对的NPC只是游戏数据，所以右派政客所说的“暴力游戏毒害青少年”纯属狗屁，有哪个玩家把游戏中的抢劫杀人带到现实中了？上古卷轴5玩家一堆加入盗贼工会的，有为此当贼的？GTA玩家有谁玩游戏之后去抢银行了？骑马与砍杀的玩家哪个去当奴隶贩子了？玩家们很清楚虚拟不是现实，傻逼右派天天把别人当白痴，而真正白痴的是他们自己。
而且就价值观本身而言，大部分游戏恰恰都展现出了捍卫人权的价值观（没剧情的游戏当然除外了）：质量效应支持LGBT恋爱，刺客信条追求自由反对压迫，上古卷轴5为了这个世界上的人能决定自己的命运击败世界吞噬者奥杜因，GTA5揭露腐败政客和肆意使用酷刑的FBI，看门狗2用黑客技术反抗数字极权布鲁姆……..我看那些傻逼右派真正害怕的是这些价值观吧，呵呵。
最重要的是，游戏是主动的，是可以被修改的，玩家们可以打造属于他们自己的游戏世界，也就是说，就算游戏的价值观是反人权的，玩家们也可以纠正过来。但如果是动漫或小说？对不起，你没法纠正。
有人会说，游戏也不是都能被修改的，然后你只能不玩了，动漫小说也一样。呵呵，如果是从一开始就看出是一部纳粹破烂，那么当然可以也应该直接拒绝，例如起点上的那些破烂修仙文，一眼就能看出是奴才们自我意淫飞升成主子的过程，这种毒品看一眼都是浪费时间；但如果是经过包装的呢？
很多日本动漫就是经过包装的纳粹破烂，例如火影忍者，一开始你会以为这是一个讲伙伴和奋斗的正能量故事，但后来你会发现，这是一部无耻的鼓吹集体主义，要个人为了独裁专制的村子去死（圣贤自己从不牺牲，却天天鼓吹别人去牺牲），考场试都会出现大批死亡，为了村子应该屠杀被压迫而密谋反抗的族人（为了大一统屠杀维吾尔人，呵呵），而一直嚷嚷改变这一切的主角却什么也没有改变的纳粹破烂作品，而由于表面上的包装和漂亮的打斗场景，很多人都很喜欢这部作品中的角色，当然也会潜移默化的被作品中的纳粹价值观所影响，这点观察那些CP狂热者和角色黑粉就能看出来。还有一部进击的巨人，也是类似的，作者本身就是个右翼，喜欢制造了旅顺大屠杀的屠夫，披着“追求自由”的皮，在作品里为自杀性袭击和军国主义，以及童军洗地，呵呵。而其粉丝的纳粹言论更是令人做呕，什么狗屁生存空间，民族生存，告诉你们这些傻逼纳粹，里面虚构的那个威胁人类世界的巨人种族，本就不该存在在这世界上，除非他们放弃作恶的力量，如果放弃不了，那也就只能想办法限制住他们了，你们竟然还幻想这种屠夫复兴？角色粉的价值观真是扭曲的令人恶心啊。
有人会说作者有权虚构世界，别忘了，作者虚构的世界是给现实中的人看的，现实中的人必然会受到虚构世界的价值观的影响，这难道可以忽视吗？当然不能忽视。而比起主动的游戏，被动的动漫和小说对读者的影响要大得多，特别是连载动漫，读者就是被作者操控的。对，操控。
你说言论自由？仇恨言论不属于言论自由，而是纳粹行动的一部分，就这么简单。特别是这些披着羊皮的纳粹漫画，比起点上的纳粹烂文危害更大。而那些傻逼右派政客没有一个指责这些纳粹漫画的，原因很简单，他们就是纳粹。
（写在前面：二鬼子比鬼子更残忍，华人川粉比白人川粉更靠近纳粹，精神白人比白人更认可白人至上，这些都是皈依者狂热的表现。）
今天在“一席”黄章晋关于其“大象公会”的演讲中，听到了“皈依者狂热”这个概念，感觉挺有意思。
带有华裔血统的美国枪击案凶手罗杰会十分仇恨亚洲人，韩国人甚至会跑到阿富汗、伊拉克去传教，有些人改变了观点或身份后，会显得特别狂热偏执，比如汉奸。对此现象，有一个专门的说法——皈依者狂热。百度搜索到了郑子宁的一篇文章，文中讲述了多个这样的现象。
基督教进入朝鲜半岛不过只有五百年左右时间，是不折不扣的新皈依者，但韩国教徒的狂热程度为传统基督教国家望尘莫及。佛教原为韩国传统宗教，但基督教兴盛后，韩国居然发生了多起基督徒攻击佛教寺院事件，各教派向国外派出了两万多名传教士，足迹不但遍及全球各地，甚至渗透到了阿富汗、伊拉克、也门、约旦这种全民伊斯兰教国家。近年发生了多起韩国传教士在阿富汗或伊拉克被武装分子绑架案，依然挡不住韩国传教士的脚步。美国皮尤研究中心下属的宗教信仰与公共生活论坛曾经进行过一次宗教虔诚度的调查。研究结果显示，在所有指标上，后来皈依的教众都比生于信教家庭的教众更加虔诚，说明皈依者的狂热乃是普遍现象。
这种现象不只出现在宗教领域。对皈依者来说，文化征服与宗教征服的效果相同。中国的茶道、禅宗，到了日本后，在形式感和仪式性上被不断推往极限，而在中国本土，则是以一种更随意和不刻意求工的态度自然演进。欧风东渐之后，日本追慕西洋文明的态度也是这样。
各种类型的皈依者狂热，多少带有急于抹去过去文化印记的动机。由于不是那么根红苗正，迫切需要证明自己对新身份的忠诚，而通过伤害旧身份来显示已经和其脱离关系正是一种常用的策略。离我们最近的历史记忆，是文革时代越是出身不好的人，往往越会在“自我改造”中表现得狂热偏执，甚至不惜与父母反目成仇。以决绝姿态告别过去以获得新身份，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文化投名状”。
但是，皈依者的狂热并不完全能从有意识的实用主义来解释。皮尤研究中心的研究采取匿名制，皈依者并不需要为了表现而伪装。其实，无论是韩国传教士还是某种价值的追随者，其行为未必是下意识的产物。他们表现出的狂热和虔诚，某种程度上是在皈依过程中，与环境挣扎时无意中习得的。
对文化性的信徒来说，教徒身份是与生俱来的，这种未经思考和选择而获得的身份认同，自然不会在日常行为中体现出特殊性。而经过思考和选择的皈依者，在皈依过程中，必然会经历一番习俗、观念甚至理性的自我冲突——这个不断自我暗示的努力和挣扎，会使得他和具有与生俱来身份的人相比，有着更为坚韧和狂热的信念。
这个概念给我们认识纷繁世界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视角，或许汉奸在没有留中分时只是一个小氓流，为了对得起新发型，才不断强化暗示下变成了下手凶狠的败类。
正如同地理環境的變化多端，在人文上，臺灣是一個多元文化並存發展的島嶼。除了三百餘年前移民自中國大陸閩、粵為主的漢民族，臺灣更有為數約四十五萬人口的原住民族，分佈在三十個山地鄉和二十六個平地鄉鎮；此外，也包括與漢文化互相影響的平埔諸族。
臺灣原住民早期居住在中國之「邊疆」，被視為文化水準低落、信仰與行為不合理性原則的「非漢民族」。從有歷史記載以來，臺灣原住民族在文獻和地方志上通常被稱為「東鯷」或「東番」。有清一代，則根據土著「漢化的程度」，稱呼他們為「東番」、「野番」、「生番」、「化番」、「熟番」。日據時期，臺灣土著被稱為「番族」或「高砂族」。光復後，行政上土著族被統稱為山胞，並區分為「山地山胞」與「平地山胞」。至於學術上對臺灣原住民族的稱呼，則有「土著族」、「高山族」、「南島語族」等用法。在主觀的認知上，這些族群較願意分別的被稱為達悟、泰雅、布農、賽夏、鄒、阿美、卑南、排灣、魯凱。
事實上，這些名稱的意思多半指的是「人」。近十餘年來，原住民運動團體辛苦爭取到的「臺灣原住民」之統稱，成為確定「人族」之主體性的象徵。
雖然臺灣原住民族在社會文化上都屬於馬來 / 玻里尼西亞系統，但是彼此之間仍存在很大的差距。比方說：在政治體系上，從平權的達悟、布農社會到有貴族與平民之分的魯凱、排灣階層社會；在宗教上，從不具特定型態的精靈信仰到多神信仰；親屬組織則不但存在著偏重父系或母系的單系親屬群，也可以看到雙系親屬群的型態。臺灣十幾個「人族」，呈現多面貌、多樣化的社會文化現象。
不僅如此，雖然現在我們對於臺灣原住民族歷史的認識越來越多，不過大致是編年紀事式的條列歷史，較難顯示以原住民文化為主體的認識。本文提出一個例子，目的在說明從史前到近代原住民歷史其實是由其個別的社會文化的性質界定的，不論是著名的阿里山鄒族的吳鳳事件，或是南投泰雅族的霧社事件，都與既有的社會文化產生緊密的互動。
原住民族的社會一直在轉變中。不但有內在的調整之動力，也與外在的影響因素互相關聯。
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後民族國家興起，一九六○年代的個人主義，以迄一九八○年代重視差異、重視少數或弱勢的聲音（如原住民和非歷史主流的地方史）、強調多樣性（以及進一步的衍生出物種保護主義與生態主義）等歷史趨勢，繁衍出當前世界最複雜的事務：宗教狂熱與族群意識勃興的現象，這二種現象都屬於文化形式的範疇。臺灣當代原住民社會文化的發展，也在這個歷史脈絡裡面。
造成原住民社會轉變的力量，來自工技或生態的物質面相、社會組織或制度、思想或信仰等三方面的外在介入或內在變動。
臺彎原住民族群自十九世紀末以來，便已被納入國家社會的政經與文化脈絡、甚至世界體系之中。原非封閉式的、非無時間性的思維、與非整合的社會關係，更積極的與外來的社會文化體系對話。換言之，世界隨時在改變著，而原住民文化本身亦具有變動不居的性質。
一般認為華南或大陸東南亞是使用南島語系民族發源之地。考古學家以為臺灣的史前文化，與中國東南沿海古百越之地有密切的關係。臺灣位於目前南島民族分佈的西北方。位於文化交往要道的臺灣，來自於中國大陸華南、東南亞、與大洋洲南太平洋的文化在此聚合。
臺灣位於東亞大陸塊的邊緣部位、大陸與海洋地殼交接的地塊之上。距今約一萬年到三百萬年前，幾次冰河期曾引起世界性的海面下降；臺灣海峽某些大陸棚地段因此露出，使臺灣與中國大陸華南的陸地連成一體。正由於更新世期的臺灣與華南數次以陸地互相連結，使華南的哺乳類動物與舊石器時代的人類與文化，有可能過渡到臺灣來。近年來，在臺灣海峽所發現的遺物正支持上述的推論。
臺灣的史前文化遠較其歷史時期文化久遠且複雜。史前的遺跡與遺物，分佈遍及全島及周圍諸島。目前所發掘出來的器物，包括石器、玉器、陶器、骨角器、青銅器、鐵器，以及人骨遺留等，存在的年代遠自舊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到金石並用時代，分屬於不同時代的文化層。考古學家認為，從各個遺址的研究中顯示出不同的史前文化層，不但有臺灣獨有的器物，也有接近東南亞文化系統的器物。換言之，臺灣史前文化並非僅有單一來源。
民國五十八年元月間發掘的臺東縣八仙洞長濱文化，年代約距今 12000～15000年前左右，屬舊石器時代文化。發現於臺南縣左鎮菜寮溪中的左鎮人，也有兩萬年左右的斷代。新石器時代的臺灣，各具代表性的文化，此起彼落。比方說，在臺灣北部有大坌坑文化（約距今6500年～5000年）、圓山文化（約距今3500年～2500年）和十三行文化（凱達格蘭文化，約距今900～1500年）。在東部則有麒麟文化（或稱巨石文化）（約距今3500年～2500年）、卑南文化（約距今3500年～2500年）。
目前我們雖然無法明確的認定這些遺物與臺灣現存原住民之間的關係，但是在原住民中，北部和中部各族與大陸東南海岸的文化有關，南部與東海岸各族與南洋群島文化有關，則被認為是可以接受的。當然，史前文化並非全部是原住民祖先的遺物，例如，大部分在西海岸所發現的新石器時代後期文化與臺灣原住民文化，尚無重要關連；而東部巨石文化與現今的阿美文化間，也沒有承繼關係。
遠在距今五、六千年前，與現存原住民族群有直接的血緣關係的民族，先後、陸續的由華南或東南亞移居到臺灣島，之後又遷徙擴散到大洋洲群島。在族群的學術分類上，這些現存約四十萬人口，包括達悟（雅美）、泰雅、布農、賽夏、鄒、阿美、卑南、排灣、魯凱、邵等族群。而被認為與漢文化互相涵化的平埔諸族，也應該是原住民族群的一員。由於這些早期臺灣的住民都使用南島語言，在人類學的學術用語上便統稱為「南島語族」（ Austronesian）－活躍在亞洲大陸南方島嶼群上、屬於同一個語系的諸族群。
南島語族擁有強旺的活動能力。在地理的分佈上，東起南美洲西岸的復活島、西抵非洲東岸的馬達加斯加島、南到紐西蘭為止的印度洋至太平洋的廣大海域，都是使用南島語的民族居住與活動的地方。臺灣則位於目前南島語族分佈的最北方。
無論如何，與漢人大不相同的起源、記憶與歷史，配合傳統神話、信仰、儀式與物質文化，已成原住民族的精英份子建構當前社會生活的依據之一。
根據語言的分類，臺灣南島語族又可分為三群：泰雅群（ Atayalic）、鄒群（ Tsouic）和排灣群（Paiwanic ）。三群之內因文化之間的交流與地域化而產生差異。泰雅群又分：泰雅、賽德克二方言系統；鄒群分阿里山鄒、卡那布、沙阿魯阿三方言系統；排灣群則分為魯凱、排灣、卑南、布農、阿美、達悟（雅美）等方言系統。
語言現象使目前臺灣原住民族群的分類更形複雜；比方說，有許多使用賽德克語的太魯閣人，便認為自己是「太魯閣族」，而不是「泰雅族」。不論如何，各族彼此之間的語言與馬來語有其密切關係。十二個臺灣南島語族，又可分為平權的社會（雅美、泰雅、布農、太魯閣）與階層化的社會（鄒、排灣、魯凱、卑南、阿美、邵族、噶瑪蘭）。
雅美（達悟）族分佈在太平洋的蘭嶼島上，其居處方式是定居的，家屋毗鄰而建，構成集中型的村落，村落中的政治範圍是以父系世系群為基礎，而表現在水渠灌溉系統和漁團組織上。傳統的雅美（達悟）人，主要生產方式有二︰一種是以水田定耕與山田耨耕的農業，另一種是海上捕魚。山羊放牧與豬雞等家禽、家畜的飼養及野生植物的採集，是普遍的次要生產方式。在工藝技術方面，雅美（達悟）人是一個自給自足的家庭手工藝社會，一切基本器用、衣服及著名的漁船，都是靠自己的技術和原料製造。由於雅美（達悟）是典型的島民，其宗教信仰不但與社會整合有密切關係，也與捕魚生業密切關連。政治權力普化在社會結構的各個層面上而未集中化。
泰雅族和其他臺灣原住民族一樣是以農業為主要的生產方式，原有傳統的農耕方法為山田燒墾，所種植之作物以穀類（如粟、陸稻）較塊根類（如甘薯及芋頭）為多。次於農業的生產方式為狩獵，方法有陷機獵、個人獵以及團體圍獵。團體圍獵行於夏秋乾季，常有宗教意義。泰雅族男人為著名的獵者，女人則善於織衣。其親屬組織主要是以個人為中心的雙系團體，單系親族的組織原則較為鬆懈，泰雅人轉而借重另一個共同祭祀的嘎嘎（ gaga ）團體為基礎。基於祖靈信仰的嘎嘎（gaga ）是整合社會的重要因素，而且這種信仰更因其在經濟或農業技術上得到的支持而更形加強，成為一種維持社會秩序的支配性價值。泰雅族的各類領導權，因後天成就而獲得，權威亦未集中化。
傳統的布農族，經濟完全依賴山田燒墾的生產方式和打獵而來，勞力並不被某一特定的社會群體所控制，家庭勞力由家內人口、家外人口與姻親組成，而在開墾的階段，則以地緣為基礎組成換工團體以獲得勞力。土地只是勞力的運作工具，為家庭及其後代所有；家庭的山田燒墾，是一個自足的經濟體系。生產因素及財富並未形成累積的現象，直接提供布農族人權力普化的基礎，此又因布農人強調個人的能力以其在團體活動中的表現來認定、社會組織呈現多樣性、組織團體小而趨於分裂等三個結構原則之運作而更加強，造成社會成員對社會資源的取得有平等的權利，而且領袖也較不能獨有某些利益。這些情形也見之於宗教上未有神的系統，而以精靈信仰為主的現象。
賽夏族之住居，家屋二、三家成一小聚落，為散居之村落。父系氏族為部落組織之基本單位，然而氏族並非集中居住，每一氏族所包含之家族單位，零散分佈於各部落屬下之各村落。賽夏族人行從夫居制，在繼承方面多半是長子、次子逐次外分，而由幼子繼承家屋。家屋中的內部設備，最主要且具有神聖意義者乃是祖靈袋，祖靈袋只限於氏族宗家才有，由宗家的家長當司祭。各部落或部落同盟間，若干重要祭儀的司祭權，經由世襲而分屬於各主要氏族。矮靈祭是全族性的祭儀活動，通常在粟收穫後，稻已成熟而未收穫前之間舉行，並每隔一年舉行一次。賽夏族的權威逐漸由個人轉向特定的世系群，並在宗教信仰基礎上結合地緣關係來運作，出現初步的世襲現象。
鄒族為一父系社會，行山田燒墾，以小米和甘藷等為主食，而以獸肉、魚類為輔。土地為部落或氏族所有，個人只有使用權，除了簡單工具之外，生產均依賴人力。生產的主要目的在於自用，除了自己生產所得與共享性的分配所得之外，餽贈及物物交易是得到非自產必須品的另一種方式。鄒族之基本社會單位與經濟單位為聯合家族，部落組織分大社和小社，整個社會由頭目、軍事領袖和巫師所控制。傳統的鄒族社會在結構上呈現出一個主要中心周圍環繞數個小旁支，中心與旁支彼此有明顯的高低階序關係的特徵。這種結構原則，不但在傳統的山田燒墾和漁獵的經濟過程中得到支持，同時更透過父系氏族的親屬聯結、男子會所與年齡組織的運作，以及對部落首長所代表的整體部落價值的輸誠效忠，而得到其整合和延續。
居住在臺灣東海岸的阿美族雖是母系社會，但是其政治體系的主要基礎乃在於男子的年齡組織上，而非在母系氏族或世系群。阿美族的聚落形態以定居、集中、幅員廣大為其最明顯的特徵；其主要成因乃在於行刀耕火種與水田稻作的生產方式，以及防備平原北部的泰雅族與南部的布農族之威脅這二個因素所影響而形成的。阿美族行從母居，財產和家系的傳承都是母女相承為主，親屬體系中單系組織有嚴整的階層關係，這種階層關係也呈現在宗教信仰方面龐大的神祇系統，甚至其巫師也自成一個階梯次序。領袖制度和年齡級制是阿美族政治的兩大基本要素，在這兩個基本要素之中，也呈現出社會結構之階序原則、組織之專門化與特化的現象。
從日據時期到現代，卑南族以農業為主要生產方式，以飼養為輔，狩獵則僅因個人的興趣及為傳統儀式所需而從事。農業型態同時並存著水田和旱田兩種耕作系統，水田作物約在距今九十年以前傳入，旱田的耕種則自古即有，作物以小米、陸稻、高粱、芝麻、樹豆、甘藷、玉米為主。這種定耕、定居、飼養的經濟型態，配合強有力的部落組織與會所制度、年齡階級制，使得卑南族曾有一度顯示其在東海岸強大的擴張力。共同的姓氏和祖家祭祀象徵世系群關係範疇，家庭中的家長雖由女嗣繼承，但宗族的首長和司祭則由男嗣繼承，男子即使出贅並不影響其成為母族的氏族首長和司祭的機會。部落內公共事務透過會所制度和年齡組織所整合推動。
魯凱族從事山田燒墾，並以狩獵、採集、捕魚為副業，每一社區之土地屬於幾家地主貴族所有，直接從事生產工作者為無土地權的平民，其生產所得必須向貴族家繳付租稅。魯凱人以家宅、家氏為親族關係發展之基本要素，並施行偏重父系的雙系繼嗣法則，每一家宅原則上由長子承居，無男嗣時由長女承家居住、餘嗣分出。直系承家繼續其家氏，旁系分出之後，自立為分家之家氏單位，而與其家維持系統的階序關係。部落中之祭儀、行政等事務均由頭人階級所掌握指揮，他們的服飾及家屋雕刻也大別於一般平民，而成為貴族地位的象徵物。階級性的社會和財富的累積以及分工的專門化，使得魯凱族的工藝，尤其是木、石雕刻，發展出特殊的成就。
生計方式在排灣族是以山田燒墾為主，兼事狩獵、山溪捕魚和畜養。生產的目的是自用，一部份則作為繳付給貴族的租稅。狩獵與捕魚都需向貴族繳租稅，貴族則可給予平民若干報酬，使平民去做公共或貴族私人之事。排灣族的繼嗣法則為長嗣繼承、餘嗣分出。家是一個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社會單位，家庭成員、家名、家屋所在地、家系地位、特權等整個結合成為一個叢結。宗支系統乃由家宅系統發展而成，並且有直系中心，愈接近直系的，其家系地位愈高，因此形成階級化的貴族宗支組織。如同魯凱族，排灣族的工藝也在財富及貴族制度和神話傳說的基礎上，展現極其豐饒的創造力。
十七世紀以前，南島語族構築臺灣的族群版圖。雖然，臺灣史前文化與目前原住民之關係的圖像，尚未完整且細膩的勾勒出來。但我們已經明確的知道，史前文化的主人和南島語族，在不同的時間、分批進入臺灣。認為現存原住民族分批進入臺灣的論者，相信這次的遷移最早可能在西元前三千年至四千年左右，也就是距今約五千年至六千年。
分佈在臺灣北部的泰雅族與賽夏族沒有發展出陶器工藝，以善於黥面、巧工織布著稱，這兩個族群到達臺灣的時間最早，約在五千年至六千年前。中部的邵族、布農族、鄒族約於三千餘年前到臺灣。在南部與東南部發展出階級社會、藝術成就極為發達的排灣族、魯凱族和卑南族，約在一千餘年前到達臺灣。東臺灣的阿美族文化與菲律賓金屬器文化相似，約在公元後到臺。達悟族，則一直要到宋時期，才由菲律賓遷徙至孤懸於太平洋中的蘭嶼島上定居。
三百多年前，閩、粵的漢族大量移民臺灣。其時，臺灣西岸的平原，尚有大量平埔族定居，逐漸地受到強勢漢文化的影響。到十九世紀末，可辨認的平埔族，尚有：分佈於基隆淡水海岸地區及一部份居於宜蘭縣境的凱達格蘭族，居住於臺北盆地及其周圍的雷朗族，宜蘭縣的噶瑪蘭族，分佈於新竹、苗栗二縣的海岸平地的道卡斯族，臺中縣境有巴則海族和拍瀑拉族，巴布薩族分佈於彰化縣境，和安雅族居於嘉義與南投二縣，西拉雅的三個亞族分佈於臺南、高雄和屏東三縣，馬卡道分佈於高雄一帶。以日月潭為生活中心的邵族，有時也被歸入平埔族群。
臺灣的南島語族不只以其特殊的社會文化體系，適應於臺灣的生態環境，也遭遇外來的政治、經濟、宗教力量的影響，在傳統的持續與激烈的變遷之夾縫中求生存。一般而言，臺灣原住民族的社會文化體系經歷了四個演變階段，由於社會文化體系與外來影響互動，文化體系與社會體系有不同層次的整合。
這四個階段，一是傳統部落生活。二為荷、清時代，建立外來影響的基礎，開始被捲入現代世界體系。接著歷經五十一年的日本殖民政府的間接統治，更進一步的與世界的政治經濟及宗教的體系互動。最後進入國民政府的治理時期，西方的科層制及外在政治、經濟、宗教等體系，加深擴大其影響力，再加上臺灣當前政治與意識型態之左右，不同文化建構出多樣化的歷史。
這四個階段之社會文化變遷所產生的適應問題各不相同、性質迥異。在傳統部落由既定的血緣、地緣及各類身份地位形成法則所交織而成的社會生活中，變遷是較緩慢的，而社會文化體系也自然形成自成一格的適應機制，以避免在過激的變動之中，導致社會文化體系的崩潰瓦解。反之，在遭受到大社會的強大外來文化之衝擊時，往往抵擋不了種種壓迫與剝削，從而在內在產生無法適應的狀況。而且這些適應，又因社會文化的不同，而在政治、宗教、親屬、經濟等方面的表現都有所差異。例如，階層化的社會傾向於信仰天主教、政治選舉較易連選連任，平權化的社會則傾向於信仰基督教長老會、政治選舉不易連選連任。
遙遠的一七六九年，吳鳳成為過去。一個人捲入兩種文化造成三段歷史。
出生在大陸的吳鳳，五歲隨父母來臺。鳳父常與阿里山鄒人進行貿易，又兼開墾事業，吳鳳因此常隨父出入阿里山鄒人之地，了解鄒人的語言與習俗。自康熙六十一年（ 1722）起，吳鳳任通事，管轄阿里山鄒人的番課、漢番之間貿易以及漢人移墾事宜。吳鳳擔任通事長達四十八年之後死於沙米其的鄒人之手。
鄒人為何殺吳鳳呢？起因與通事執行職務有關。通事是安撫生番之人選，負責管理山產交易、輸餉事宜。清代的通事也有由土著擔任者，因此其本身也可能擁有租戶的身分，可將田地給人開墾、收取田租。正因為通事統籌土著日常生活事務，所以不良的通事就會剝削土著。康熙收臺灣不久，高拱乾來臺視事，要求官兵、通事等人「不准勒索土番、苦役生番」，但前述情形持續發生；漸漸地，通事更成為土著事務的操縱者。
由於土著不懂漢文，故常有通事「假課餉之名、行侵占番地之實」。康熙五十八年（ 1719）一張以阿里山生番為名訂定的契約中，便顯示當時阿里山的頭目之一Avai ，因為社餉非常繁重，不得已將土地交付給吳鳳去「招佃」，約定每年須納榖三十石，以補貼阿里山社該交之「社餉」。1768年起，又要對番社另徵小米，每石折銀六錢。當時土著將鹿皮及小米交由社商包辦，社商也趁此機會剝削番社。通事、社商、夥長、官兵聯合剝削。他們使役男人、婦女與小孩；賣生番、娶納番婦更比比皆是。
正因為難以容忍的剝削，導致「生番殺通事」情事。康熙六十年（ 1721）朱一貴之亂，阿里山及水沙連各社趁隙殺通事。諸羅縣邑令孫魯多方招徠，一方面示以兵威火炮，另一方面賞予煙、布、銀牌等物。歷經年餘，阿里山各社的頭目Mo’o 與水沙連社南港的頭目阿籠「就撫」。這一年，吳鳳就任通事。
鄒的集體記憶是如此書寫的：由於作為通事者的吳鳳，對鄒人不當的交易與剝削而造成報復性的殺戮。吳鳳死後，嘉南平原及山區惡疾流行不斷，鄒人大量死亡、產生極大的恐懼。素有巫術信仰的鄒人，認為巫師無法治療的兇猛疾疫，無疑是吳鳳之靈所帶來的。鄒人不敢到漢人領域（也就是漢人史書中的「中路以西」）獵頭。雖然如此，自沈葆楨「開山撫番」至日據初期一九一○年左右，阿里山鄒人因爭取、保護其自然資源而出草獵頭的事件從未間斷。
至於平民漢人的地方歷史，通事的惡行惡狀自然不見書寫。吳鳳之死不但庇蔭了「中路以西」的居民免受鄒人威脅，也扮演弭除天花等惡疫角色；相信受其「保護」的漢人，根據其民間信仰，將吳鳳神格化為「吳鳳公」和「阿里山忠王」，成為臺灣厲神「王爺信仰」的新成員，被供奉在廟宇與家中，相信他會「保境安（閩南）民」。吳鳳信仰建構出和鄒的族群界線。
日據時代的殖民政府，政治的需求滲入歷史書寫，吳鳳被塑造為「成仁取義」的形象。一九○四年，總督府民政長官後藤新平撰碑紀錄吳鳳行誼，而曾經大力鎮壓原住民的總督佐久間，也親頒「殺身成仁」匾額，既創造一段神話、也建構泛原住民族的野蠻污名。二次戰後，吳鳳更成為當時臺灣省政府極力讚揚的「公務員表率」，研議以他的誕辰為「公務員日」，蔣中正親頒「舍生取義」匾額。官方的吳鳳事蹟，也被編入小學課文之中。
一九八○年代的臺灣，挑戰「吳鳳神話」運動成為原住民族解構殖民統治與消除野蠻污名的里程碑。嘉義市火車站前與森林遊樂區的吳鳳銅像被推倒，吳鳳的故事從國小課本裡取消，吳鳳鄉改名為阿里山鄉。但是，過去既然是一種社會文化建構，與信仰和政治相連結的歷史，是不是從此就單純化了呢？
目前，除了名聞遐邇的三級古蹟吳鳳廟積極整修之外，阿里山公路由石桌轉進樂野部落之前，山頭矗立一座供奉著吳鳳的「忠王廟」；每年，吳鳳誕辰，漢鄒邊界處處上演「忠王」的祝壽、進香、民藝展演事宜。電視臺全程轉播「忠王廟」的「安座儀式」，依然以漢人的觀點強調他的「仁德風範」。而二○○二年的五月初，鄒人赫然發現吳鳳居然與前市長許世賢等三十六人，列名嘉義市的史蹟資料館「先賢錄」。吳鳳廟帶有濃厚的的鎮「番」意味，漢人的信仰雖然不能遽爾消除，那就想想吳鳳的其他文化價值，同時也應避免官方主導復辟具爭議性的歷史。
对科学感兴趣的人应该有不少都听说过奥卡姆剃刀原则。简单来说，奥卡姆剃刀原则是：雖然奧卡姆的威廉肯定不是總結出這個原則的第一人，但是通常的表述——「如無必要，毋增實體」一般都歸在他頭上。在現代科學的語境下，我們說到狹義的剃刀原則時，一般是這樣的：「當兩個假說具有完全相同的解釋力和預測力時，我們以那個較為簡單的假說作為討論依據。」
很多人有个误会，认为奥卡姆剃刀否定了神创论。其实并非如此，宗教的神创论本身就是无法解释现实的，例如基督教的“上帝在七天内创造万物”就完全无法解释化石和DNA展现的演化现实。
但现代基督徒们创造出了另一种说辞：他们承认生物是自然演化而来，但是又说，演化的规则是上帝制定的。很明显这一命题是没有可证伪性的，因为没人能证明上帝不存在（当然，同时也没人能证明上帝存在）。此时就需要用到奥卡姆剃刀原则了：如无必要，毋增实体，“生物是自然演化而来”足够解释现实了，那么就不需要再画蛇添足的加一句“演化的规则是上帝制定的”了。
同理，这世界上的一切也并不需要一个神去解释（虽然很多现象的原因我们还不清楚），基于事实的解释足以解释现实了。
我再举个例子：车库里的喷火龙。我说：在你家的车库里（假设你家有车库），里面有一条喷火龙，但这条喷火龙是隐形的，也无法用任何手段探测到，那么你家车库里到底有没有一条喷火龙呢？用奥卡姆剃刀原则，答案是没有，因为车库里是否有这么一条喷火龙完全不影响现实，所以这条喷火龙的存在就可以直接被剃掉了。
那么奥卡姆剃刀在社会科学领域可以被运用吗？答案是：可以，而且有必要。
咱们来聊聊经济学宗教芝加哥学派吧。之所以叫他们宗教，是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虚构了一个完美的“自由市场”，在那里，老板们会主动利他，不会为了利润胡作非为污染环境戕害人权，信息是完全对称的，消费者们个个自带千里眼顺风耳外加质检部门，政客们也绝对不会和老板们勾结。很明显，这样的“自由市场”在现实中根本不可能存在，就好像基督教那个全知全能全善神通广大的上帝一样。
而芝加哥学派的狗屁也完全不能解释事实：任何资本主义的暴行都被他们说成“不是自由市场”，典型的“做坏事的基督徒都不是基督徒”的逻辑，呵呵。当然前面已经说了，他们的完美“自由市场”只能存在在梦中。
但芝加哥教主们还有一个主张比较有迷惑性：企业家精神。他们是否定劳动价值论的，鼓吹“财富来自企业家精神”。有左派战友会反驳说，既然劳动不创造价值，那么就让工人们都回家睡觉，然后看看这些企业家们如何变魔术，怎样？
但芝加哥宗教的教徒们会这么反驳：我们没否定工人们的作用，我们说的是，工人工作的时候，企业家的企业家精神就在他们身上发挥作用，促进他们创造财富。
这种神棍命题和基督教的“上帝制定了演化规则”是同样的逻辑，只是这里变成了“企业家附加在工人身上的企业家精神创造了财富”，同样，用奥卡姆剃刀原则，劳动价值论足以解释财富的来源，就不需要画蛇添足加上一个狗屁“企业家精神”了。
基督徒们说：没上帝不行。芝加哥教主们说：没老板不行。而工人们在资本主义的封杀迫害下，还是成功组建了合作企业（例如西班牙的蒙德拉贡合作社），这已经将芝加哥教主们的狗屁证伪了。合作企业没能成为主流，不是因为别的，就是因为被剥削阶级们合伙封杀迫害！
最后再聊聊成功学吧，成功学也是一种宗教，教义是“努力就能成功”，但当你举出无数努力但不成功的案例时，成功教徒们会说“这是因为他们没努力对”，但什么叫做“对的努力”呢？他们说：“那些成功的努力就是对的努力”，无耻的循环论证。Well，这里并不需要奥卡姆剃刀出场，因为成功这种东西连公认的定义都没有，而使用奥卡姆剃刀的前提是命题本身是清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