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左派历史

马克思生前有崇拜者，圈子不大。他喜欢指点江山，但不懂民主集中制，没有学过“四个意识”，更没有培养或提拔过具有“核心意识”因而全心全意自觉自愿一切行动听他指挥的班底，所以他没有死党，或追随者。

1883年下葬时，仪式不隆重。生前好友恩格斯致悼词，只把他抬举到……“达尔文”的高度。

但命运不可预测。30多年后，墓木已拱的马克思时来运转，冥冥之中黄袍加身，被一群俄国人拥上了神坛。

十月革命是浑水摸鱼的政变：外借世界大战的乱局，内夺立宪民主党二月革命的成果，得票少得可怜的布尔什维克组织亡命之徒冲散和取缔了议会，宣布一切权力归苏维埃。

全俄瘫痪了！列宁用“给士兵以和平”和“给农民以土地”蛊惑人心。战争没有了，秘密警察“契卡”来了，大逮捕，充军来了，直到肉体消灭反抗者，靠血腥镇压实行统治。土地尚未到手，粮食先被征光……。

这种“革命”，跟无产阶级，跟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跟马克思何干？

是的，马克思讲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但是，马克思讲阶级斗争，首先是争取罢工，争取工人自由组织工会，争取八小时工作制，提高工资，改善待遇……;马克思讲无产阶级专政，是由真选举产生，可以随时撤换，而且只拿熟练工人平均工资的领导机构来执行的……。马克思的这些主张，在所谓十月革命里能找到半点影子吗？

所以问题来了：这种“革命”，能叫饥寒交迫的无产阶级负责吗，能叫虚无缥缈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负责吗，能叫已在34年前在英国下葬的马克思负责吗？

列宁犯了罪，株连无关的马克思，说是归功于，实则诿罪于，天下有这种道理吗！

马克思的理论是片面的。片面性不是罪。谁没有片面性？

必须指出，轻举妄动绝对不是马克思的行动纲领。相反，正是马克思本人，谴责了“一国首先胜利建成社会主义”这种不负责任的胡言乱语！

马克思生前的朋友和学生，个个都是十月革命的谴责者。唯有跟马克思八竿子打不着的斯大林，向他的恩主列宁献上了“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皇冠。

斯大林继承了列宁的富丽堂皇的衣钵，镇压异己，迫害知识分子，抢劫富人，剥夺农民。苏联成了各民族共同的大监狱。

他和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纳粹）结盟，又和日本的军国主义订约互不侵犯。阴差阳错，希特勒的进攻迫使他转上了反法西斯的舞台。他拿到了战利品，裹挟着东欧，建立起社会主义阵营。

斯大林跟马克思有什么一丝一毫关系！

当然了，共产国际最大的成就，其实是建立中国支部即中国共产党——此事另说。

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baotong/bt-05112018092359.html

十多年前，有关当代中国自由主义和“第三条道路”的讨论就引起关注。许纪霖指出，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有两种可供借鉴的资源，其一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修正的自由主义思潮和运动，它主要包括来自美国杜威（John Dewey）的民主-自由主义和英国拉斯基（Harold Laski）的费边主义（Fabianism），又称费边社会主义（Fabian Socialism），后者并且成为主流。②张汝伦则将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思潮区分为两条基本脉络：一条是以胡适为代表的“西化自由主义”；另一条是从梁启超开始，经研究系到第三方面的“本土自由主义”，以张君劢为代表。在张汝伦看来，“第三方面提出的‘中间路线’，未尝不可以说是今天在西方讨论的‘第三条道路’的先声”，二者的“根本目标却是一致的，这就是政治民主加经济民主，统称社会民主”；“他们追求的目标–一个既有政治民主，又有经济民主的中国，不仍然应该是全体中国人今天奋斗的目标？当年那些自由主义者的事业，不应该仍是今天人们的事业？”③
实际上，这些讨论是在中国改革进程中，公平与效率如何协调的现实社会政治问题在思想史界的反映。有关中国现代自由主义史的讨论本身就是当代中国政治进程的一部分，思想的兴奋点通常随着政治焦点的变化而转移，结果导致理性的思索和学术的积淀相当薄弱，讨论话题的循环往复而不易深入。鉴于这种状况，我们有必要加强思想史讨论的学术深度，关注其历史的维度，故本文将重点考察民主社会主义在近代中国发生影响的相关语境（context），以减少“时代误置”（anachronism）的弊病。

美国加州大学政治学教授斯丹利说，在1930年代，拉斯基既是社会主义的灯塔，又是自由主义的一盏明灯。④拉斯基的朋友马丁（Kingsley Martin）说：“30年代可以称之为‘拉斯基时代’。他不仅在英国，而且在全世界有着巨大的影响……他的学生在许多国家担任部长、大臣；他同尼赫鲁和中国民主同盟领导人一类人物关系密切。”又说：“我记得战前不久有一次听中国驻伦敦大使说，当社会主义似乎仍然通过同西方修好而不是与之为敌来获取胜利时，如果哈罗德访问中国，他定会受到他许多门生的殷勤款待，其人数之众多足以举行一次盛大的公众集会。”⑤
拉斯基究竟有多少中国门生，恐怕难以统计，因为有的人可能仅仅是听过他的课就声称是其学生，而真正以拉斯基作为自己学位论文导师的可能并不多。笔者曾对拉斯基和他的中国学生做过初步探讨。1910年代在美国听拉斯基讲课的有雷沛鸿、林毕、张奚若、金岳霖、徐志摩、蒋廷黻等。1920年代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受拉斯基指导的中国学生有钱昌照、陈源、徐志摩、杭立武、王造时等。1930年代进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的有程沧波、储安平、王赣愚、龚祥瑞、吴恩裕、楼邦彦、邹文海、王铁崖、樊德芬、费孝通、萧干等，其中程沧波、王赣愚、龚祥瑞、邹文海和吴恩裕直接师从拉斯基。⑥
当时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是费边社（Fabian Society）的大本营，授课教师韦伯夫妇（Sidney and Beatrice Webb）、华莱士（Graham Wallas）、霍布豪斯（Leonard T.Hobhouse）、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等都是费边社的名人，可谓名家荟萃。何以唯独拉斯基的名声最大，吸引了众多中国学人关注他的学说甚或投其门下呢？从当时的介绍或后来回忆拉斯基的文字中可以看到，拉氏的渊博知识与超人的演讲能力，给不少中国学子留下了深刻印象，许多学生都是慕名而来选他的课。例如，在蒋廷黻的记忆中，拉斯基雄辩滔滔的口才令人慑服，且具有惊人的记忆力，授课时旁征博引。⑦1937年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许烺光也回忆说：“拉斯基教授是我一生中所见过的明星教授，也可以说是教授中的教授，讲课一气呵成，从无废话，如果记录下来，不需要改动任何一字，即是一篇可以立即发表的好文章，确实不同凡响。”⑧
拉斯基对中国留学生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入的，⑨而他在中国的声名与影响，自然也得益于其门人的介绍与宣传。张君劢之心仪拉斯基即缘于徐志摩、金岳霖和张奚若的介绍。1930年11月16日，刚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不久的北京大学政治系毕业生缪培基，在写给北大政治学会的一封信中介绍拉斯基为该校最负盛名的教授，是“英国特出之政治学者”，“英伦唯一之演说家”，生活“力求平民化”，“对于英国政治，氏亦具卓见”。⑩1946年吴恩裕在重庆《客观》杂志第10期至11期上发表长文《拉斯基教授从学记》，介绍拉斯基的生平、思想、治学与讲课方法，以及拉斯基指导他写作博士论文《马克思的社会及政治思想》的情况。拉斯基不仅在学问上悉心指导吴恩裕，而且帮助吴度过经济难关，使吴得以完成学业。
但是，拉斯基的影响力更主要来自他的学术成就与思想魅力。拉斯基的思想演变虽然大致经历了政治多元主义、费边社会主义、准马克思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四个阶段，但在其内心深处一直是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声音的斗争，其最终的政治理想是趋同与合作，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以合作的方式，使人类社会趋同于社会主义。（11）撇开不同时期具体的语境，拉斯基的思想总体上可归之于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12）但就其历史属性而言，为了避免与德国社会民主党或其他国家社会党的社会民主主义混为一谈，不妨仍将其归入费边主义。拉斯基的大部分著作发表时都立即引起轰动，并很快被译成各种文字。他的主要著作都被译成中文，有的更是一版再版。报刊上还经常有人发表关于拉斯基的文字，或译述他的论文，或评介他的著作与思想，或报导其政治活动。（13）
民国知识界和政界人士对拉斯基思想学说的态度不一，有的立足于学术立场，评价其得失；有的着眼于经世致用，衡量其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总体而言，1930年代以前，包括萧公权、张奚若、杭立武、张君劢等人比较重视从学术上探讨拉斯基的理论观点。之后，拉斯基在中国主要表现为一种思想导师的形象，人们更多的是想从他的费边社会主义中寻求变革与治理国家的理论依据。

拉斯基的社会改良主义学说，对1930、1940年代在国共两党之间谋求中间路线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具有相当的吸引力，有人甚至称他为中国“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灵魂”。（14）其中涉及的代表人物与组织包括张君劢、罗隆基、王造时，以及平社、中国民主社会党和中国民主同盟（以下简称“民盟”）。
张君劢与罗隆基是受拉斯基思想影响较大、在国内传播民主社会主义与推动“第三条道路”最突出的两位人物。有人认为罗隆基离开美国后，没有直接回国，而是进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做研究，其导师就是拉斯基。（15）但是，根据《清华同学录》以及罗隆基的博士论文，可知罗隆基先后获得威斯康辛大学政治学学士（1924年）、硕士学位（1925年），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8年）。他的硕士与博士学位论文都是关于英国议会选举的研究。在博士论文的前言中，他提到拉斯基曾帮他疏通关系，使他能够与英国各党派组织建立联系，以便进行他的私人调查。（16）因此，拉斯基不是罗隆基严格意义上的导师，罗隆基大概是在准备博士论文期间曾赴英国进行调查研究而得到了拉斯基的帮助与指导，说罗隆基是拉斯基的“门徒”（17）应该主要是指拉斯基对罗隆基的思想影响。
罗隆基回国后不久，便与胡适、徐志摩、陈源、王造时等一班英美归国留学生，在新月社活动期间组织了一个以谈论政治和社会问题为主的朋友定期聚会–平社，并通过《新月》杂志和新月书店，发表与出版了有关译介拉斯基思想学说的文章与著作。在罗隆基担任《新月》杂志主编后，《新月》开始注重谈政治。这方面的文章主要是由罗隆基和王造时写的，他们在文章中屡屡征引拉斯基的观点。罗隆基还在《新月》上发表了他翻译的拉斯基的两篇论文–《服从的危险》（“The Dangers of Obedience”）和《平等的呼吁》（“A Plea for Equality”）。1941年10月，罗隆基参与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民盟前身），并担任宣传部长。
张君劢长期追随梁启超参与研究系的活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梁启超、张东荪等在《解放与改造》（后改名《改造》）上宣传英国基尔特社会主义（Guild Socialism），张君劢对此却明确反对，因为他所接受的社会主义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民主社会主义。然而，他在读了拉斯基的著作之后，却赞赏拉氏的学说能够将社会主义与英国古典自由主义传统很好地结合起来。他极其钦佩拉斯基的新财产制度论与和平改革论，认为是解决现实社会政治问题的最理想而又切实的主张。这个时期拉斯基的思想集中体现于他的《政治典范》（Grammar of Politics）中。这是他一生的思想中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最平衡的时期，因此深得张君劢之心，后者乃再三声明：“哲学喜欢德国的，政治喜欢英国的”。（18）张君劢热衷政治活动，一直希望像英国费边社那样，本着信仰、结合同志来从事社会改造运动。1932年，张君劢与张东荪等人秘密成立中国国家社会党（以下简称“国社党”），同时组织再生社，创办《再生》杂志。在《再生》创刊号上，张君劢在政治上提出“修正的民主政治”，经济上强调“国家计划”，基本上维持着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格局。（19）
此外，王造时与彭文应等于1932年底至1933年初先后创办了《主张与批评》和《自由言论》半月刊，形成以杂志同仁面目出现的政治小团体，被称为“主张与批评派”，（20）其主要成员有王造时、彭文应、潘大逵、徐敦璋、罗隆基、诸青来等人。他们大多曾在美国留学，回国后在一些学校担任政治学或法学教授，办刊的经费多来自他们在美国所得的捐款。（21）九一八事变后，王造时、潘大逵等参与组织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成为一股有一定影响的政治力量。
抗战爆发前，这几股在野力量已经历了种种分化和组合。新月社的成员大多保持着或倒退到比较保守的自由主义立场，但罗隆基对国民党的批评依旧激烈，与胡适的关系遂逐渐冷淡，而与张君劢、张东荪等研究系成员日益接近。在张君劢等发起组织国社党不久之后，罗隆基就加入进来，并在1934年召开的国社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总务委员会委员兼宣传部长。抗战爆发后，张君劢、罗隆基和王造时作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一面议政，一面运动与凝聚中间力量，最终促成中间派力量组成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民盟在政治报告中提出：“拿苏联的经济民主来充实英美的政治民主，拿各种民主生活中最优良的传统及其可能发展的趋势，来创造一种中国型的民主，这就是中国目前需要的一种民主制度。”（22）罗隆基说这个政治报告就是由他执笔的，并解释他所提出的“英美的政治民主，苏联的经济民主”两句口号的由来。（23）
抗战胜利后，张君劢领导的中国民主社会党虽然与民盟关系破裂，但仍然坚持民主社会主义理念。1948年张君劢在《民主社会党的任务》中就盛赞英国的费边社和工党，并将工党推行的社会主义与苏联的社会主义比较，明确表示中国民主社会党选择的是英国工党所代表的渐进的、民主政治的社会主义路线，而不赞成苏联革命的、暴力的和集权政治的社会主义路线。在他看来，英国人能接受工党社会主义，实有赖于萧伯纳（Bernard Shaw）、韦伯（Weber）、韦尔斯（Herbert G.Wells）、柯尔（George D.H.Cole）、拉斯基等费边社几个文人潜移默化的教育。（24）作为中国民主社会党另一位重要人物的张东荪，也认为中国唯一可走的道路是“在政治方面比较上多采取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同时在经济方面比较上多采取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25）
对于民主派提出的“第三条道路”的主张，当然不能武断地说这就是拉斯基个人思想影响的结果，其实高一涵、周炳琳等人对于费边主义的方法与理论，以及柯尔、贝弗里奇等人的思想学说也都有研究与介绍。但是追根溯源，也不该低估拉斯基的影响。除了张君劢和罗隆基在思想上深受拉斯基的影响之外，王造时、潘大逵和龚祥瑞后来的自述也都突出强调拉斯基对他们的思想影响。王造时在师从拉斯基的一年中，钻研的主要对象是费边社会主义，结果使自己走上资本主义改良主义的道路。他认为中国革命的当务之急是反帝反封建，需要的是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待民主革命成功后，才能逐渐实施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是达到一切工商业和农业都归国家所有，而政府组织应效法英国的议会制即责任内阁制，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方面也应效仿英国，实行单一制。（26）
潘大逵是民盟第一个支部–昆明支部的创始人，且是昆明《民主周刊》社社长。他说他早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读书期间就接受了韦伯、拉斯基等费边主义思想家的一些主张、见解，从而倾向于渐进的改良社会主义。政治方面，他主张学习英美的民主政治，特别是英国的国会内阁制，不赞成苏联的一党制；但在经济上，又主张学习苏联把一切大的企业收归国有或集体所有，以免两极过于分化，形成富人专政或经济独裁。（27）
同是民盟成员的龚祥瑞也提到，拉斯基的著作和讲授使他推翻了1930年代风行的国家论和形式主义的法律观，深信文官制度只有在“民主政治”的框架内才能建立和发展。由于对英国的民主程序和“自然公正”的法制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回国后便在西南联大政治学系大力宣扬民主个人主义与社会改良主义合成的“政治康拜因”，以及文官制与议会制相结合的“行政拖拉斯”，批评蒋介石利用人民的爱国主义所制造的“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等神道设教，分析了国家民主化与“抗日建国”的关系，并对本国的行政体制改革，按照西方国家的模式作出了一个初步研究计划。（28）

以往人们关注的主要是拉斯基对国民党与国民政府体制外的知识分子与政党的影响，而忽视探讨受拉斯基思想影响的体制内学者型官员，其实后者也值得注意。1954年3月5日，胡适出席《自由中国》半月刊社举办的茶会，并发表“从《到奴役之路》说起”的演说，其中提到他的一位朋友在两年前写给他的一封信中说：
中国士大夫阶级中，很有人认为社会主义是今日世界大势所趋；其中许多人受了费边社会主义的影响，还有一部分人是拉斯基的学生。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在政府任职的许多官吏，他们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只有依赖政府，靠政府直接经营的工业矿业以及其他的企业。从前持这种主张最力的，莫过于翁文灏和钱昌照，他们所办的资源委员会，在过去二十年之中，把持了中国的工业矿业，对于私有企业（大都是民国初年所创办的私有企业）蚕食鲸吞，或则被其窒息而死。他们两位（翁文灏、钱昌照）终于靠拢，反美而羡慕苏俄，也许与他们的思想是有关系的。（29）
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则提到，在战时的重庆，一方面出现蒋介石的特工机构迫害左派人士，而另一方面又有相当数量的左派受到国民政府内高层人士保护这种自相矛盾的现象。按照他的解释，蒋介石和他最亲信的支持者认为，战后中国将要依靠美国资本主义的援助，为了在理智上不受美国雄厚经济实力的影响，以及使战后苏、美在亚洲的重要性保持平衡，必须招募一批懂得资本主义怎样持续运转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只有他们总是谈论“资本主义的矛盾”。据拉铁摩尔回忆：“在某些情况下，一个在伦敦师从哈罗德·拉斯基的人便能胜任，但有时候则可以聘用一位共党嫌疑分子或者甚至一位知名的中共党员，如果能够控制他的话。”（30）可见，在国民党政府体制内有一批受拉斯基等费边主义思想家影响的官员，至于这批人究竟是哪些人，有多大势力，相互之间有什么关系，我们现在还难以做出确切的描述。不过，既然上述胡适的演说中特别提到了钱昌照、翁文灏和资源委员会，我们就不妨顺着这个视角看下来。
钱昌照于1919年至1922年留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1924年回国后因为与黄郛的连襟关系而成为蒋介石的幕僚，担任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教育部常务次长。九一八事变后，他建议蒋介石创办一个国防设计机构，并为蒋拟定了一个延揽各界人士的名单。在这个四五十人的名单中，没有孔祥熙、宋子文系统的人，也没有国民党CC系陈果夫、陈立夫的人，却有不少是欧美留学生特别是留英学生。蒋介石对这个名单未加改动，这批人遂成为1932年11月正式成立的国防设计委员会委员，蒋介石自任委员长，钱昌照担任副秘书长，秘书长是钱昌照向蒋介石建议由翁文灏担任的。据钱昌照的说法：“1936年以后，这批人成了蒋介石政府的基干分子。”（31）
1935年底行政院改组，蒋介石亲自担任行政院长，张群主外交部，张嘉璈主铁道部，吴鼎昌主实业部，翁文灏担任行政院秘书长，蒋廷黻和何廉相继出任政务处长，这些身居要津的官员被视为政学系分子，因而有“政学系内阁”之称。此外，还有三个机构管辖的事务和行政院的工作关系十分密切，即隶属于行政院长办公厅的全国经济委员会、隶属国民政府的全国建设委员会，以及隶属军事委员会领导的全国资源委员会。到1936年，这三个委员会中的前两个或日暮穷途、或偃旗息鼓，唯独资源委员会正处于顶峰状态。
资源委员会的实际负责人正是钱昌照，他主持该会直到1947年辞职为止。到抗战胜利前夕，政学系的势力已达到相当大的程度，令其他派系嫉妒不安。但是无论CC系、黄埔系，还是政学系，其实都不过是蒋介石的政治工具，一旦失去利用价值或者威胁到他的独裁统治，都可弃之如敝屣。抗战胜利后，政学系很快便失宠，人员星散。何廉认为所谓政学系的人，是早期政学会的晚辈或曾与那些晚辈共事者。他们当中有不少人曾在英美留学，又在大学任教，具有资本主义民主思想。这就为拉斯基及社会民主主义在政府体制内产生影响提供了组织与思想基础。
在1930年代初发生的有关“民主”与“独裁”的论战中，（32）观点倾向于专制的蒋廷黻、吴景超、钱端升、丁文江等人引起南京方面的注意，蒋廷黻便是在钱昌照与吴鼎昌的共同引荐下进入行政院担任政务处长，和钱昌照关系密切的吴景超也差不多同时进入行政院担任秘书与参事。在钱昌照辞去教育部常务次长之后，推荐继任的人选为杨振声、钱端升、周炳琳，最后确定为周炳琳。钱昌照非常欣赏丁文江，经其引荐，蒋介石对丁文江印象深刻，丁若不早死，入主内阁中的部、会几成定论。

这几个人的政治主张虽然偏离胡适的自由主义，但其根本的政治价值观仍离不开英美资本主义民主政治观。蒋廷黻就说过，“马克思的经济史观无疑地是不切实际的”，但不应该忽略经济问题，而且“经济应该先于政治”，“创造更多的财富，平均分配对我才是最重要的。我从未认为胡适反对向繁荣方向发展经济，同时，我也希望他从未怀疑我反对政治民主。我俩的不同点不是原则问题，乃是轻重缓急问题”。（33）钱端升也声称：“我现在对于以平民为主体的政治固仍有无穷的希望，而对于漠视平民利益的独裁制度固仍丝毫不减其厌恶；然对于有组织，有理想，能为民众谋真实福利的政治制度，纵是独裁制度，我也不能不刮目相看。”（34）这样的观点大概可归之于社会民主主义。
1938年，蒋廷黻自苏联回国后重任行政院政务处长。他认为抗战时期大后方应当有一个类似《独立评论》的定期刊物，以讨论战时和胜利以后国家的建设方案，于是发起创办《新经济》半月刊。创刊号上的第一篇论文便是蒋廷黻写的《新经济的使命》，提出以苏联与德国为借镜，论述建立现代国家经济基础的重要性。（35）在另一篇文章中，蒋廷黻又反对经济统制，主张扶助自由经济。（36）这大概就是蒋廷黻所谓的“新经济”含义。《新经济》社的参加者除了蒋廷黻外，主要有翁文灏、何廉、吴景超和陈之迈。社员经常在蒋廷黻的寓所聚会，提出讨论的项目，如国营与民营事业界限的划分、工业建设的基本政策等，均请专家撰文讨论。（37）《新经济》虽然仿照《独立评论》取自由讨论方式，但基本上可以视做政学系内部一群英美留学生的同仁刊物，主要撰稿者多为清华与南开出身者，不无为战后预备争取政治话语权之用意。该刊大概一直到1945年4月出版至第十一卷第12期才停刊，稿件除了主要来自吴景超、陈之迈等人外，还有不少来自南开经济研究所的方显廷、张纯明等人。
南开经济研究所是现代中国最具权威性的经济研究与教学机构，而在它建立之前，“想要建立一所以伦敦经济学院为模式的中国自己的经济研究所这个想法，已经在何廉的脑海中酝酿了多时”。（38）“思想很接近费边主义”（39）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师托尼（Richard H.Tawney）研究中国社会经济的名著《中国土地与劳工》（Land and Labor in China），实际上是他在南开经济研究所停留3个月时间里，在该所工作人员的协助下并利用其图书数据完成的。南开经济研究所培养的研究生李锐、冯华德和杨敬年后来都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深造，由此可见南开经济研究所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关系。
翁文灏、蒋廷黻与何廉等终究不过是蒋介石政府的装饰品，何廉就自叹他“从未能搞清楚幕后究竟在搞些甚么”，（40）而作为蒋介石亲信干部的钱昌照则有相当的实权，也非常了解国民党内部的人事运作。他抱着工业救国的理想，在其实际领导资源委员会的十几年时间里，致力于重工业建设。针对当时社会上指责资源委员会与民争利的言论，钱昌照在一篇文章中指出，资源委员会一开始就明确规定了经营范围，“就是重工业范围内何者由国家经营，何者由私人经营”。同时他也提请批评者注意：“我们不可再蹈资本主义国家的覆辙，无限制地奖励私人企业。现在中国没有多少大资本家，暂时也许没有特别节制资本的必要，但是到了资本应该节制的一天，便不能过度放任，以免贻害。”（41）资源委员会的内部管理也颇为社会民主化，注意工人的生活与福利。“员工励进会”是职工的混合组织，有一定经费，对有困难者进行补助，十几年中从未发生一次罢工事件。（42）
战后，蒋介石继续其独裁统治，且一意孤行发动内战，使一度出现的和平建国的机会失去。加上政学系势力衰落，不少从政官员对蒋介石的统治倍感失望，但又不满中共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于是寻求中间路线。钱昌照于辞职后出国前，在北平与吴景超、刘大中等商定筹设“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以下简称“社经会”），其性质类似英国的费边社。1948年3月1日，该会正式成立，会员50多人。从该会的《初步主张》看，几乎是英国工党政纲的翻版。社经会的唯一活动是出版《新路》周刊，周炳琳负总责，经济编辑是刘大中，政治编辑是钱端升和楼邦彦。社经会和办刊物的经费都是钱昌照筹募的。（43）
《新路》专辟一栏，赞成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同时发表，详论得失利弊。如第一卷第13期上发表了刘大中、萧干、翁独健、吴景超和徐毓枬关于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的讨论文章，他们大体上将“双重民主”视为理想制度。刘大中说：“‘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是必须并存而缺一不可的。‘经济民主’是‘政治民主’的条件；同时，‘政治民主’也是‘经济民主’的必要条件。没有‘经济民主’‘政治民主’必然不会持久，缺了‘政治民主’‘经济民主’也一定不能永存。”但他们却清醒地认识到：设计一条“新路”是不难的，问题在于如何能挣脱现有旧路的桎梏，走到新路上去。王传纶也认为政治自由和经济平等若不可兼，也只是环境上的，不是逻辑上的。但从自由到平等，环境上的不可兼颇难克服；而从平等到自由，环境上的困难较易克服。（44）而萧干则相当悲观地说：“我愈来愈明瞭中国人的性格，环境，社会传统，在在都不容许我们虚拟做工党的英国。”由此可见，他们不觉得“新路”有甚么理论上的问题，障碍在于现实环境的巨大压力。正是由于《新路》既骂蒋介石与国民党，又怀疑与批评共产党，才受到左右两方面的攻击，于是年底即被国民党政府社会部勒令停刊

自从拉斯基的思想学说被介绍进中国以后，就有褒有贬。批评的声音主要来自共产党方面，矛头指向拉斯基的社会改良主义。另有一种怀疑的声音则源自对国情或民族性的思考。罗家伦的夫人张维桢形容拉斯基是“个人主义的社会主义者”，认为他的这种看似矛盾的学说“只会在英国发生，也只有英国易于应用”。（45）甚至于拉斯基的门生樊德芬也指出：“东西文化进展之历程，有先后不同……且国情民尚，彼此判若鸿沟；是以筹运推施，亦宜各觅途径。拉氏之书实为了解近代西方政治之索隐，其所示途径，亦为医治西方时代问题之良药……若一得自喜，不察始末，妄投重剂，以治弱躯，则实冒食古不化之嫌。”（46）
以上所述，只是费边主义与民国政治的大概轮廓与经历，政治上的实践虽然不无局部的成绩，但终究归于湮灭。这样的结局如果被论定为由于“革命是不可避免的”，或者东西文化进展历程之先后不同，似乎也无可厚非。但思想的价值，不能以政治成败而论，或者基于民族性的先验立场来评判。正如张奚若所认为，拉斯基“希望资本主义能够大让步，平民主义能够大改良，以平和的方法去实行他的急进的社会主义”这个愿望能否实现，那完全是将来社会进化的一个事实问题，不是书本上的理想问题。（47）
注释：
　　①本文由刊发于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杂志2008年8月号（总第108期）的同题文章略作修订而成，特此说明。
②许纪霖：《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遗产–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回顾》，《开放时代》，1998年第4期，第13-20页。
③张汝伦：《“第三条道路”》，载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自由主义之争与中国思想界的分化》，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334-343页。
④John Stanley, introduction to The Rise of European Liberalism, trans. Harold J. Laski,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7, p. 7.
⑤马丁：《拉斯基评传》，奚博铨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291、298-299页。
⑥孙宏云：《拉斯基与中国：关于拉斯基和他的中国学生的初步研究》，《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5期，第87-92页；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九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2-43页。
⑦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谢钟琏译，岳麓书社，2003年，第79-80页。
⑧许烺光：《边缘人–许烺光回忆录》，徐隆德记录，台北：南天书局，1997年，第51-52页。
⑨龚祥瑞：《盲人奥里翁–龚祥瑞自传》，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74页。
⑩缪培基：《缪培基君致政治学会函》，《北京大学日刊》，1930年12月11日，第3、4版。
（11）参见俞可平：《拉斯基国家思想演变初探》，《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3期，第66-74页；薛刚：《从多元主义到民主社会主义–拉斯基政治观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博士论文，1989年，未刊稿。
（12）关于“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两种概念的关系，参见徐崇温：《民主社会主义评析》，重庆出版社，1995年，第5-21页。
（13）具体参见孙宏云：《民国知识界对拉斯基思想学说的评介》，《中山大学学报论丛》（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第223-232页。
（14）许纪霖：《上半个世纪的自由主义》，《读书》，2000年第1期，第41页。
（15）谢泳：《教育在清华：谢泳自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126页。
（16）Lung-chi Lo, preface to The Conduct of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in England, New York: Julius Lewin & Son, 1928, pp. 1-2.
（17）龚祥瑞：《盲人奥里翁–龚祥瑞自传》，第73页。
（18）张君劢：《赖氏学说概要》，载拉斯基：《政治典范》，张士林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第25-37页。另参见郑大华：《张君劢传》，中华书局，1997年，第193-202页。
（19）翁贺凯：《“国家社会主义下之计划经济”–张君劢1930年代的社会主义思想论析》，《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8期，第82页。
（20）参见刘是今：《一个鲜为人知的费边社会主义宣传团体–主张与批评派初探》，《广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12期，第95-98、116-118页。
（21）潘大逵：《风雨九十年–潘大逵回忆录》，成都出版社，1992年，第272-273页。
（22）《中国民主同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1945年10月11日），载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第77页。
（23）罗隆基：《从参加旧政协到南京和谈的一些回忆》，载谢泳编：《罗隆基：我的被捕经过与反感》，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第210-212页。
（24）张君劢：《民主社会党的任务（节录）》，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民主社会党》，档案出版社，1988年，第199-230页。
（25）张东荪：《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载《中国民主社会党》，档案出版社，1988年，第97页。
（26）王造时：《王造时自述》，载叶永烈编：《王造时：我的当场答复》，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第77-79页。
（27）潘大逵：《风雨九十年–潘大逵回忆录》，第94-97页。
（28）龚祥瑞：《我的专业的回忆》，载北京图书馆《文献》丛刊编辑部、吉林省图书馆学会会刊编辑部编：《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六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第321-323页；龚祥瑞：《盲人奥里翁–龚祥瑞自传》，第149页。
（29）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七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第2374页。
（30）矶野富士子（整理）：《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吴心伯译，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40-141页。
（31）钱昌照：《钱昌照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第36-43页。
（32）这场论战在北方知识分子中，以陈之迈的观点最具说服力（其实就是社会民主主义的观点）。他的理论依据大概来自英国政治学者巴塞特（Reginald Bassett）的《议会民主制的根本》（The Essentials of Parliamentary Democracy）一书（参见孙宏云：《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展开：清华政治学系的早期发展（1926-1937）》，三联书店，2005年，第310-313页）。时任北京大学政治学教授的陈受康则建议站在民治与独裁歧途上的人们去读一读拉斯基的《国家的理论与实际》（The State in Theory and Practice），因为拉斯基虽然接纳了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但他依然没有摈弃民治。当时还有几篇关于拉斯基这本书的书评，这种较受关注的状况可能是拉斯基的费边主义观点对于这场论战具有一定影响的表现。
（33）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第147页。
（34）钱端升：《民主政治乎？极权国家乎？》，《东方杂志》，第三十一卷，第1号，1934年，第17页。
（35）蒋廷黻：《新经济的使命》，《新经济》，第一卷，第1期，1938年，第1-2页。
（36）泉清：《从无为而治到统制经济》，《新经济》，第四卷，第8期，1941年，第164-169页。
（37）陈之迈：《蒋廷黻的志事与平生》，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30-33页。
（38）方显廷：《方显廷回忆录：一位中国经济学家的七十自述》，方露茜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80页。
（39）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第173页。
（40）何廉：《何廉回忆录》，朱佑慈等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121页。
（41）钱昌照：《两年半创办重工业之经过及感想》，《新经济》，第二卷，第1期，1939年，第2-6页。
（42）钱昌照：《钱昌照回忆录》，第86-87页。
（43）钱昌照：《钱昌照回忆录》，第101页。
（44）王传纶：《选择和牺牲》，《新路》，第一卷，第3期，1948年，第11-13页。
（45）张维桢：《读拉斯基的〈现代国家中的自由问题〉》，《国立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第二卷，第3号，1931年，第625页。
（46）樊德芬：《国家之理论与实际》（书评），《国立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第六卷，第2号，1936年，第434页。
（47）张奚若：《共产主义的批评》（书评），《现代评论》，第七卷，第160期，1927年，第20页。

http://fenke.gzzxz.com/fenke/zhengzhixue/zzjpwz/zzzwzzs/24312-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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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关于目前我们在中国进行的的运动。我的信息有效性只能到9月1日离开上海之时。同样，所有的关于我们组织的信息与数据都只是尽可能接近事实而已，因为即使我们自己同志内部对于例如成员人数等信息也有不同的观点。

中国共产主义同盟成立于1931年，大约是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上海政变的四年之后。政变后，从斯大林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脱离的革命者形成了几个不同的组织。得益于来自南非的格雷夫斯同志[弗兰克·格拉斯]的支持，这些团体得以团结和巩固并在1931年正式成立同盟。

目前我们党在全国各地大约有 500名成员，其中约一半是活跃成员。其分布大致如下：100名成员在上海；100名成员在福州，一个位于上海与英国直辖殖民地香港之间的港口城市；在香港岛和相邻的九龙有100名成员；在位于华南珠江三角洲的中山市有100名成员；其余的成员遍布中国。同志们对于我们的实力有不同的估计。一些人认为这一数字为500，其它一些人认为200人更为准确。这场战争使人们无法准确了解整个情况。

我们的同志数量的多少并不能准确说明运动的影响。我们在中国有许多密切的同情者，特别是在学生和知识界中。这反映在人们广泛地参考共产主义同盟和第四国际的各种出版物。

我们党的领导人都是资深的革命者，其中许多人自1921年就参与了中国革命运动。除一名成员，我相信所有的中央委员会成员已在国民党监狱。这其中一位表现突出的的同志是王文元[王凡西]，他在莫斯科时从开始就是左翼反对派；另一位同志是彭述之，他原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另外有郑同志[郑超麟]原来也是中共的中央委员，此外还有陈其昌同志和楼同志（应是楼国华－文库编者）与寒（应是寒君──文库编者）同志。

在全体同志中约百分之六十是工人，此外一些是知识分子或白领。

党的工作除极少数情况外都是非法的。在1937年8月前，我们共有约50名同志被捕入狱，其中包括陈独秀同志。1937年12月南京陷落前，这些同志已在不同的时间陆续被释放。战争开始前，我们的同志一经发现就会被逮捕，已有两届中央委员会被集体逮捕。这些逮捕都是由国民党方面，或与英国或法国租界警察合作进行的。目前，除非我们的同志参与非法活动，国民党一般不针对我们的同志采取主动的措施。国民党对我们同志的威胁已经暂时减弱。

在上海的两个外国租界地区，我们的同志现在相对安全。但是，英国或法国警察会根据日本刽子手的要求不经审判地把他们移交给日本人。截至我离开的时候，过去两年内我们没有同志在上海被逮捕。

在上海和中国其它地方，我们同志目前面对的最大的威胁来自于格别乌（GPU——苏联情报机构即国家政治保卫局，克格勃（KGB）的前身）和斯大林主义者。我们的几位同志，包括刘仁静与彭同志都收到过对方送来的恐吓信和这样或那样的警告，毫无疑问它们都来自斯大林主义者或者格别乌。通过在他们的宣传上将我们同志的名字与日本傀儡联系起来，斯大林主义者事实上正为这些同志带来暗杀。在上海的同志自然地采取了最大程度上的预防措施，其中几个担心可能被斯大林主义者认出的同志已经完全隐藏起来。

近日，上海的斯大林者出版了一份中文小册子《托洛茨基主义者的罪行》。这些“罪行”包括那些通常的指控，其中很多我们已经通过对我们友好的资产阶级报纸进行了反驳。由于找不到任何“犯罪行为”，斯大林主义者往往诉诸个人诽谤和观点抨击，例如小册子声称，“’几乎所有的托派都是同性恋者，并在浴室内举行狂欢”。另一个“罪行”是指控格雷夫斯（Graves）同志写了针对伊萨克（Isaacs）同志的《中国革命的悲剧》（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一书。

这些诽谤不时出现在斯大林主义者的报纸上。但是，斯大林主义者并没有完全成功。他们在重庆声称陈独秀同志正与日本人合作，是个“反革命托派 ”。约30名著名的自由主义者，其中很多是非常有名的公众人物，写了一篇有力的声明以驳斥这一说法。这一驳斥声明与作者们的签名被广泛刊登在报纸上。自此以后，斯大林主义者就没有公开提及过陈独秀。陈独秀也发表了声明回应这一指责，声明得到了广泛传播，揭露了斯大林主义者的诋毁活动。

在上海，我们党通过同情者，迫使斯大林主义者撤回了发表的指责彭述之同志是日本傀儡的文章。这两个例子表明，当斯大林主义者在中国对我们进行诽谤时，他们必须谨慎行事了。

在香港，直至我离开的时候，英国政府给斯大林主义者完全的自由行动权，但是我们的同志却没有。我们的几位同志曾在一艘日本渔船上领导一场罢工。他们被逮捕并被关押了几个星期。我们的同志从英国警员处得知，对他们的逮捕是斯大林主义者对我们同志背叛的结果。随后，可能作为此事的直接结果，香港政府通过了法律，允许逮捕、监禁或不经审判的驱逐任何中国人。我们的几个同志被迫离开香港。

在国民党控制下的地区，工作也同样困难。为了处罚罢工或“任何其它有损于国家利益的活动”，死刑已经被允许。早在1938年，我们的两个同志在史尼尔[刘仁静]同志的协助下出版了合法的杂志《斗争之路》。但这本杂志在出版两期后就遭取缔。陈独秀同志撰写了大量关于战争的文章，但其中至少一半被政府禁止发表，其中一篇包括对日军的呼吁。据我们所知，从战争开始以来，我们没有同志在国民党控制的地区被逮捕。但是至少有一人，罗汉同志，一位老革命者，在重庆死于日军的空袭。

前一段时间，汉口的学生组织了一场抗日示威。我们的同志积极参加了这次示威。警察在示威进行时禁止了这场示威。为了成功地阻止示威，他们向学生开枪并打死一人。愤怒的学生攻击了一名犯罪的便衣。撕破他的衣服后，学生们发现该男子是蒋介石的恐怖主义集团蓝衣社的成员。但是这个事件没有在中国任何的报纸上得以报导，包括那些斯大林主义者的报纸。

游击队

在日本控制区，除了位于华南珠江三角洲广州附近的中山地区，很少有我们的同志。自从1938年秋广州陷落以来，中山地区有5到12名我们的同志，在第四国际的旗帜下领导着一支有100至200名战士的游击队。据报告，我们的同志发动了与日本军队的几次小规模冲突并取得成功。这些同志由一名参加过省港大罢工的经验丰富的成员领导。在日本人控制的地区，日军通常会杀死任何被发现从事抗日工作的人，而这一指控可能是因为任何原因，包括没有给日本兵卷烟，没有向哨兵正确地鞠躬或藏有国民党报纸等。在这些地区，日本人的恐怖统治不仅针对革命者，而且针对全体人民。无数的村庄因为被日军认为一直在协助游击队而被纵火焚毁，日军的机枪向逃离的居民扫射。这些故事绝非空想，而是已被一次又一次地证实。这一恐怖统治的结果是那些原本企图返回自己位于占领区村庄的农民，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得不到租界、城市或内地避难。据估计，这场在中国的战争产生了不少于6千万的难民。

党现阶段的工作集中在翻译著作和宣传出版、强化领导层和增加成员。因为工人们的消极怠工，较小规模的鼓动工作的努力被证明是徒劳无功的。但是传单经常在特殊的场合分发，并以中文和日文书写。

我们党目前定期出版两份报纸。《斗争》每月一至两期，每期1000份；以小报格式出现，四到八页，流通全国。《斗争》在上海发行，1936年以来一直保持着定期出版，虽然在前两年的有段时间出现过不定期出版。《火星》自1937年以来一直在香港定期出版。它也是每月发行一至两期，四到八页，小报格式，每次 1000份，全国流通。报纸的印刷机器是由我们的同志设计和建造，印刷和出版工作也是由我们的同志负责。这些印刷机操作起来是无声的，而且非常的巧妙。印刷机也可用来印刷各种小册子、宣传单张和内部刊物等。我们发行的所有资料都是印刷的，工人们不必看油印的资料。

我们的同志从报社和印刷厂等偷来了大部分的字模。本来有一位我们的同情者负责印刷。但这位同情者逐步提高了印刷的价格，以至于形成一个危机。最后，格雷夫斯同志和其它同志冒充外国警官一举“扫荡”了这个出版社并拿走了印刷机和字模。这是一个相当艰巨的任务，但成功地完成了。从那时起，组织就开始经营自己的出版社。

我们报纸的分发遇到了许多问题。但由于在邮政局有我们的同情者，众多的材料可以通过邮寄发送。其它则由我们的同志和同情者在工厂和难民中进行散发。我们的同志估计我们的报纸每份至少能有四个读者。

在过去的两年里，随着国民党在上海的影响力消失，我们的同志第一次发现可以通过上海外国租界合法出版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其它书籍。在这种情况下，同志们得到了一位出版商同情者的大力协助，而一位外国同志专门成立了一个出版社以享受外国保护。现在我们的同志编辑出版了合法的月刊（虽然不是以党的名 义），但这是第一次我们党合法出版书籍以外的刊物。这份月刊称为《动向》，英文为《生活时代》（The Living Age），第一次印刷的1000份几乎被销售一空。作为中国唯一一份预测莫斯科与柏林会签订条约的杂志，该杂志获得了巨大威望，并且只要其不被禁止，就可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的同情者们还为儿童出版一份合法的有3000份的发行量的日报。最近，不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托洛茨基的书籍，包括很多小册子得以合法出版。其它的书籍包括塞尔（V Serge）的《从列宁到斯大林》（From Lenin to Stalin），安德烈·纪德（Andre Gide）的《从苏联归来》和《从苏联归来答客难》（Retour and Retouches），马尔罗的《中国大革命序曲：征服者》（Les Conquerants），及西龙尼的（Ignazio Silone）的《丰丹玛拉》（Fontamara）。这意味着大量的翻译工作，平均需要两个同志工作三至六个月的时间。目前我们的同志正在翻译《斯大林伪造学派》（The Stalin School of Falsification）和《中国革命的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由于我们的同志中外语好的不多，翻译工作将非常缓慢。而且这些同志必须为维持自己的生活翻译那些资产阶级关注的内容。

释放

据我们所知，自我们的组织建立以来，没有任何被逮捕的同志或其它同志背叛组织。已经有约五位同志脱党，三人发生在1936年前。1937年3月，刘仁静同志得以在其刑满的四个月前释放，他向国民党投降，但没有背叛组织。刘仁静已经被从组织中开除出去，并声称他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一度他曾与我们的一些同志有密切联系，并协助他们进行一些合法的工作，但他随后加入了国民党全国军事委员会的宣传部。史同志（史朝生）是一位非常能干和有才华的同志，1937年12月被从监狱释放。他现在精神失常并已出家成为一个和尚，还声称发现了一种新理论，并坚持要求我给托洛茨基同志寄去几卷中文的佛教经典以供托洛茨基同志审阅。

陈独秀同志于1937年8月被从监狱释放。随后他去了汉口，在那里为几家合法的刊物写作。当斯大林主义者指陈独秀是托派时，陈独秀公开表示他只以自己的名义写作而不为任何政党或团体服务。后来，一位《纽约时报》的记者，也是我们亲近的同情者，采访了陈独秀同志。或许是因为语言障碍，采访很不成功，据说陈独秀同志认为从任何角度来说，如果日本人成功地征服了中国，对于革命运动将是最好的。幸运的是该记者并未向任何人提及这次采访而拯救了我们的同志。陈独秀同志关于他不属于任何政党团体的说法在我们年轻的同志中引起了巨大的愤怒。最后，一位同志被派往拜访陈独秀同志并报告如下：陈独秀同志百分之百地赞同第四国际，但并不公开地向任何政党表示效忠。实质上，同志们决定不公开承认或是否认陈独秀同志是我们的成员，只要他在整体上被证明对于运动是有益的就行。这是我所了解的目前陈独秀同志的情况。他已经七十多岁了，而且多病。他现在住在重庆附近，据说已经由于过于病重已无法写作。我们曾经尝试说服他去美国，但当他最后同意的时候，却为时已晚：旅行申请被国民党方面拒绝，而他的健康状况已经不允许他出行。由于他已不再活跃以及他的巨大威望，我个人认为陈独秀同志不会遭受任何来自国民党或格别乌的威胁。但他也确实采取了预防措施。

除了陈独秀的情况外，过去的三年中党内没有出现严重的派系斗争。有一些小的争议：一个是我们的同志是否要在抗日组织中发挥积极作用，这一争议已经随着战争的冲击而消失。另外，关于陈独秀同志的问题实际上已被解决。截至我离开的时候，关于应该“无条件保卫苏联”还是“有条件保卫苏联”的问题上，党内已经没有任何分歧。党一致站在应无条件保卫苏联的态度上。所以一般而言，目前中国组织不受任何严重的派系斗争的影响。这是一个几乎完全没有彼此妒忌和政治内斗，紧密团结且有良好组织基础的组织。从1931年至1937年，党内确实存在着严重的纷争和派系斗争，而这主要是由于斯大林主义所遗留的影响。在这些年的斗争中，党已形成了坚实的基础，其领导人接受了教育，纲领也变得明确而坚定。

上海是一个复杂的城市，但简单地说，是由两个外国租界和周围的中国管辖区组成。而这些中国管辖区现在都已被日本人占据。曾经有至少一半的中国工业坐落在这些中国管辖区，但现在无论是在上海还是整个中国，所有日本人占据的地区，工业已被完全破坏，至今没有任何复苏；但在上海的外国租界和香港，工业仍是繁荣的。在过去两年，生活的成本大增，单是房屋租金就上升了百分之一百五十，而食品价格至少涨了百分之五十。中国的货币贬值严重降低了生活水平。虽然大工业的工资提高了约百分之十五，但实际的收入比战前少得多。例如棉纺厂的平均工资约为15上海元，换成美元大约是1.15美元。这样的工作需要每天12小时工作，每月只有一天假期。这些条件，加上战争造成的劳动力供大于求，再加上因为战争而导致的工人和农民们完全消极的态度，使我们的组织发展新成员变得非常困难。不过，也有几位新同志加入，其中大部分是工人和学生，特别是学生。同时第一次有几位女性同志加入。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唯一在国民党控制下的开放港口城市福州，在其保持经济“繁荣”的同时，我们的力量也得到突飞猛进。同样，在西南一些重要的交通和工业中心城市，如桂林和云南府（昆明）等，虽然其程度稍低一些，我们也取得了重要进展。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fourth-international/china/mia-chinese-fi-193912.htm

（希特勒是不是民选上台的，是不是说明民主有缺陷在中文圈是个被经常讨论的问题，但是几乎所有讨论的人都忽略了一个关键：魏玛共和国时期只有成型的右派力量和后来崛起的极右纳粹势力，左派呢？事实是，没有左派，因为左派在魏玛共和国成立的过程中就被几乎杀光了。是的，魏玛共和国是个通过非常不民主的手段消灭了左派的“民主国家”，而事实证明一个只有右派的国家根本无法遏制极右纳粹势力。顺便，当年右派雇佣的自由军团就是纳粹的前身）
1月11日，柏林有2万5000人聚集到李卜克内西与卢森堡墓地举行纪念活动。85年前，卡尔.李卜克内西与罗莎.卢森堡在柏林“斯巴达克起义”中被谋杀。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时期，每年1月第2个星期日都举行大规模群众集会以纪念这两位德国共产党的创始人。

卡尔.李卜克内西1918年12月25日在群众集会上演讲
李卜克内西与卢森堡的墓地座落在柏林郊区的弗里德里希菲尔德，今年大约有2万5000人参加了纪念集会，其中大多是老人。德国民社党(民德时期社会主义统一党在德国统一后的延续)的主要领袖人物洛塔.比斯基和格里高.居西在集会前也来到纪念墓地，并在纪念碑前献上了花圈。圣诞前刚刚被提前释放的前东德统一党总书记克伦茨也出现在集会人群中。

同去年一样，在集会的同时，还有左派团体组织的、大约有7000人参加的游行队伍穿城而过，他们打出了诸如“把钱花在教育上，不要花在军备上”、“我们不要2010计划”等横幅。

卡尔.李卜克内西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左派领袖之一，也是德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是德国工人运动领袖、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好友威廉.李卜克内西的儿子，生于1871年。

同卡尔.李卜克内西一样，罗莎.卢森堡也是出生在1871年，这一年，“铁血宰相”辅佐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建立了第二个德意志帝国。卢森堡出生于波兰一个犹太人家庭，同卡尔.李卜克内西一样也获得过法学博士学位，是第二国际左派领袖，在德国从事工人运动。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李卜克内西与卢森堡参与了德国的“十一月革命”，推翻了威廉二世的德意志帝国。由于社民党成立的“人民全权代表苏维埃”政府将卡尔.李卜克内西与罗莎.卢森堡的左派斯巴达克团排除于政府之外，二人于1918年12月创立了德国共产党。

1919年1月6日，卡尔.李卜克内西与罗莎.卢森堡参与策划了数万人参加的柏林工人总罢工，进行了“斯巴达克”武装起义。在以艾伯特为首的德国社民党政府的流血镇压下，起义于1月12日宣告彻底失败。起义失败后，卡尔.李卜克内西与罗莎.卢森堡潜入地下。1月15日，二人被政府的“自由军团”士兵逮捕并带到着名的柏林“裤裆大街”纪念教堂旁边的伊顿旅馆。当晚，二人先后被押出旅馆，在路上分别被枪杀。卡尔.李卜克内西的尸体被当作无名者送进一家医院的停尸房，罗莎.卢森堡的尸体被丢进了一个运河。

二人后来安葬在柏林郊区的弗里德里希菲尔德。当局有意没有把二人的墓地设在城里，因为怕二人的墓地从此会成为纪念集会活动的场所。纳粹时期，李卜克内西与卢森堡墓地被捣毁，民德成立后墓地被重新修建并成了每年一度大规模群众集会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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