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Revolutionary Socialism Of Martin Luther King Jr.(马丁路德金的革命社会主义)

(写在前面:真是没想到,被资本主义者们制作成“忠诚反对”符号的马丁路德金博士竟然是个社会主义者!所以很明显,金博士的思想来源于社会主义,而不是基督教!)

On Martin Luther King Jr. Day, the establishment (and their media) like to celebrate MLK’s love of imperial America and centrist economic doctrine. The symbol celebrated bares little resemblance to the actual man and his ideas.

在小马丁路德金纪念日上,建制派(及他们的媒体)喜欢庆祝MLK对帝国主义美国和中间派经济学说的热爱。 但被庆祝的符号与实际的人和他的想法之间几乎没有相似之处。

There is a reason the FBI orchestrated a well-resourced campaign to destroy King that ultimately culminated in J. Edgar Hoover having a letter sent to King to push King to commit suicide.

有一个原因是联邦调查局策划了一场资源充足的摧毁金的运动,最终导致J. Edgar Hoover 向金发出一封信,要求金自杀。

The reason is Reverend Martin Luther King, Jr. opposed capitalism and the American empire.

原因是小马丁路德金牧师反对资本主义和美国帝国。

In the last campaign before his assassination, King campaigned for a democratic socialist agenda. Called the Poor People’s Campaign, demands included a guaranteed job, retribution of land and capital, and more inclusion of the poor in state decision-making.

在他被暗杀前的最后一次公开活动中,金公开为民主社会主义议程活动。 这被称为穷人的运动,需求包括保证工作,再分配土地和资本,以及穷人更多的参与政府决策。

Yes, taking land and money from rich people and giving it to poor people was part of King’s dream.

是的,将土地和金钱从富人那里夺回并将其送给穷人是金的梦想的一部分。

King’s own views of capitalism are often sanitized in textbooks and mainstream media stories, but he could not have been for explicit:

金自己对资本主义的看法经常在教科书和主流媒体故事中被抹去,但他不可能是明确的:

“You can’t talk about solving the economic problem of the Negro without talking about billions of dollars. You can’t talk about ending the slums without first saying profit must be taken out of slums. You’re really tampering and getting on dangerous ground because you are messing with folk then,” King declared. “You are messing with captains of industry. Now this means that we are treading in difficult water, because it really means that we are saying that something is wrong with capitalism. There must be a better distribution of wealth, and maybe America must move toward a democratic socialism.”

“如果不谈论数十亿美元,你就无法谈论解决黑人的经济问题。 如果没有先说利润必须从贫民窟中被取出,你就不能谈论结束贫民窟。你真的被篡改和面临危险,因为你正在搞乱民间,“金说。 “你正在搞乱工业领袖。 现在这意味着我们正艰难在的水中跋涉,因为这实际上意味着我们说资本主义出了问题。 必须有更好的财富分配机制,也许美国必须走向民主社会主义。“

King’s anti-capitalist views cannot really be bifurcated from his struggle for racial justice as they come from the same spiritual conception of the world. For King, capitalism was part of materialism. which was part of a deadly triplet.

金的反资本主义观点不能真正地从他对种族正义的斗争中分叉出来,因为它们是来自同一个世界的精神概念。 对于金来说,资本主义是唯物主义的一部分。 这是一个致命的三胞胎的一部分。

“When machines and computers, profit motives and property rights are considered more important than people, the giant triplets of racism, materialism and militarism are incapable of being conquered,” King asserted.

“当机器和计算机,利润动机和私有产权被认为比人本身更重要时,种族主义,唯物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巨型三胞胎就无法被击败,”金说。

King also backed a universal basic income, believing it was a better solution to fighting poverty than the programs put forward by President Lyndon Johnson’s War On Poverty.

金还支持全民基本收入,认为这与林登约翰逊总统的反贫困战争提出的方案相比是一个更好的解决贫困问题的方法。

In his 1967 book, “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Chaos or Community?”, King made his position on fighting poverty and a UBI crystal clear, “I am now convinced that the simplest approach will prove to be the most effective—the solution to poverty is to abolish it directly by a now widely discussed measure: the guaranteed income.”

在他1967年出版的书“我们从何而来:混乱还是社区?”中,金在消除贫困和UBI的过程中表达了自己的立场,“我现在确信最简单的方法将被证明是最有效的—解决贫困的办法是通过现在被广泛讨论的措施直接终结贫困:有保障的收入。“

Another fact left out of mainstream narratives about MLK is his fundamental opposition to U.S. imperialism. Though he knew he would make many enemies-black and white-by doing so, King gave a scorching speech against the Vietnam War in 1967 at the Riverside Church in New York City.

关于MLK的主流叙述中被遗漏的另一个事实是他对美国帝国主义的根本反对。 虽然他知道他会因此制造许多敌人——黑人和白人,但是,金在1967年在纽约市的河滨教堂举行了一场反对越南战争的热切演讲。

King condemned the war as robbing anti-poverty programs and victimizing the poor Americans who were having to fight and die in the war. But his most salient critique was the war’s fundamental opposition to his goals of nonviolence.

金谴责这场战争是为了掠夺反贫困计划,并使在战争中不得不战斗和死亡的美国穷人们受害。但他最突出的批评是战争与他的非暴力目标根本上冲突。

“As I have walked among the desperate, rejected and angry young men, I have told them that Molotov cocktails and rifles would not solve their problems. I have tried to offer them my deepest compassion while maintaining my conviction that social change comes most meaningfully through nonviolent action,” King shared.

“当我走在绝望的,被拒绝的和愤怒的年轻人中间时,我告诉他们莫洛托夫鸡尾酒和步枪不会解决他们的问题。 我一直试图向他们提供我最深切的同情,同时保持我的信念,即通过非暴力行动的社会变革是最有意义的,“金分享道。

“But they asked — and rightly so — what about Vietnam? They asked if our own nation wasn’t using massive doses of violence to solve its problems, to bring about the changes it wanted. Their questions hit home, and I knew that I could never again raise my voice against the violence of the oppressed in the ghettos without having first spoken clearly to the greatest purveyor of violence in the world today — my own government.”

“但他们问—这么问是正确的—越南呢? 他们问我们自己的国家是不是在使用大量暴力来解决问题,以实现它想要的改变。 他们的问题回到了家里,我知道如果没有首先明确地向当今世界最大的暴力传播者—我自己的政府发表言论,那么我再也无法反对贫民窟中被压迫者们的暴力行为。

The Revolutionary Socialism Of Martin Luther King Jr.

宗派主义,还是群众斗争?

Per-Åke Westerlund 社会主义正义党(CWI瑞典)

在媒体和政客眼中,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之间无休止的冲突似乎是北爱尔兰的死结。彼得·哈登(Peter Hadden)的遗着《共同的历史,共同的斗争》(Common History Common Struggle)则解释道,从20世纪70年代起的暴力事件远不是不可避免的,关键是需要工人阶级的共同斗争。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工人的革命斗争开始动摇英国对爱尔兰的统治。伦敦则以帝国主义的办法来应对:分而治之。为了避免爆发革命,英国政府按教派将爱尔兰分成了南北两部分。

在继续属於英国的北爱尔兰,新教保皇派和联合派成立了自治政府。统一党(Unionist Party)通过操纵选区划分和投票资格,在1921-68年间一直执政,并利用国家机器和保皇派武装匪帮攻击天主教群众和整个工人阶级。

反动政党与天主教会一起接管了极其贫穷的南方,不过直到1937年才正式成为独立国家。

英国政府分裂爱尔兰是为了分化新教工人与天主教工人。在1919-1920年间,信奉不同教派的工人曾一同进行总罢工和群众斗争。

1968-69,一切都改变了

《共同的历史,共同的斗争》的主题是1968-69年的事件。彼得·哈登(1950-2010)当时是马克思主义组织「战斗派」的新成员(战斗派是CWI的创建者,社会主义正义党是CWI的瑞典支部)。在他的整个政治生涯中,彼得·哈登在活动和理论上都处於领导地位。他撰写了数本关於北爱尔兰和民族问题的重要着作。

1968年至1969年,北爱尔兰的一切都改变了。数十年的贫困和苦难以及天主教工人所受的歧视引爆了大规模群众运动。当时的关键问题是,工人阶级的团结斗争或者宗派主义,哪个会占上风。

本书其中一章是关於1968年10月5日的关键转折。在北爱尔兰第二大城市德里,住房行动委员会(Housing Action Committee)组织了一场示威活动,并得到当地工党及其青年组织「青年社会主义者」的支持。示威者喊出「工人阶级,团结战斗」,「要阶级战争,不要信仰战争」,「橙(联合派)绿(民族派)保守党统统滚出去」等口号,强调工人阶级必须团结斗争,反对两派的右翼政客。

住房严重短缺和极度恶劣的居住条件是示威的关键原因。示威组织者在一份传单中特别提到了两名贫民窟房东:一名是天主教徒,另一名是新教徒。

政府采取了空前的暴力镇压。警察用警棍丶催泪瓦斯或其他方式袭击这400名抗议者,其中有100人受伤。这一消息很快就通过广播传播开了。

量变引起质变,彼得·哈登写道:「几乎在一夜之间,整整一代人都参与到政治中来了」。「那一个月里,每个人都是政治活动家」,「革命的机会已经出现」。

要想继续前进,就需要一个阶级纲领 来扩大斗争规模丶提高群众的意识并将他们组织起来。德里示威的组织者立即宣布下星期五举行一小时的罢工并在星期六再次举行示威。

然而,工会领导层以及北爱尔兰工党(NILP)和共产党(CP)没能提供这样一个纲领。工会领导人反对政治罢工,而工党和共产党则寻求与天主教自由派和企业家合作。德里居民,包括示威者和受伤者,大部分都是天主教徒。

10月5日的示威指出了前进的方向。有必要开展一场反对贫困的运动,提出关於住房丶最低工资和受教育权的诉求,这样就有可能争取到相信工人运动的新教工人。彼得·哈登的着作让我们看到,贫穷与不幸是多麽普遍。1969年,在以新教徒为主的贝尔法斯特市尚基尔区,95%的住房没有室内厕所,97%没有热水。当时伊恩·佩斯利(Ian Paisley)领导的新教极端组织只得到了非常有限的支持。要想挑战统治着南北爱尔兰的资本主义制度,工人阶级必须团结起来。

领导问题

随着民权运动的发展,多个组织都来争夺运动的领导权,如北爱尔兰民权协会(NICRA)和公民行动委员会(CAC)。这些自封的领导人通常是在阻碍运动;或者采取宗派主义的立场,只提出天主教徒的诉求。例如,民权协会领导人约翰·休姆(John Hume)表示公民权利不是政治问题。

这些年里许多运动和思想你方唱罢我登场。贝尔法斯特的「青年社会主义者联盟」变成了名为「人民民主」的组织。这个行动组织没有明确的成员,它的纲领是半调子社会主义。它没有面向工人运动和工人阶级,而这正是运动的关键。

德里工党提出了最明确的阶级纲领。「谁住在一百年前修建的房子里?谁没有浴室和热水?谁住在拥挤不堪的屋子里?是工人。因此,反对恶劣的居住条件的斗争是工人阶级斗争。」德里工党也提出了社会主义,但它并不完全是一个社会主义革命政党。不过它得到的强大支持证明当时有机会建设团结的社会主义斗争。

德里的第二次示威活动於11月16日举行,不幸的是这次的领导者与10月5日的不同。这一次没有标语和横幅,而且只批评了新教贫民窟房东。

彼得·哈登强调,社会主义者必须参加这样的示威,但要有自己独立的社会主义纲领。那些对现在的领导人抱有幻想的人们终将对他们失去信心,然後会想起社会主义者提出的批评。

社会的政治化导致起初的热情逐渐变成愤恨,但也更加自觉。北爱尔兰警察(皇家阿尔斯特警队,RUC)与天主教青年的冲突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政府无论提出有限的改革或采取镇压都无法阻止这一运动。约翰·休姆等领导人和年轻活动分子之间的距离迅速扩大。

在许多新教徒和天主教徒混居的贝尔法斯特,大部分群众都反对宗派主义。1968-69年许多新教工人和天主教工人一起举行罢工,例如一起对抗一个新的反工会团伙。在一些城市和住宅区,他们还组织了联合抗租行动。

群众情绪转变的另一个例子是中阿尔斯特一名统一党国会议员死後进行的补选。21岁的伯纳黛特·德夫林(Bernadette Devlin)与统一党竞争这个席位。伯纳黛特一开始是「人民民主」的成员,後来转向更左倾的德里工党。她不想被视为「天主教候选人」。「我讨厌反联合主义这个词」。宗派主义「使人们忽视了同时影响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真正问题」。工人阶级需要「团结在非宗派主义的激进政纲之下」。

凭借这一政策,伯纳黛特·德夫林以33,648票赢得了选举,成为200年来最年轻的国会议员。

但尽管有罢工丶抗租行动和中阿尔斯特选举,工会和工党还是完全消极的。同时伦敦的工党政府积极支持贝尔法斯特的联合派政府。

博格赛德之战

下一个转折点出现在1969年8月。联合派动员了15,000人参加德里的年度游行(学徒男孩游行)。天主教家庭,尤其是博格赛德的居民,担心自己会受到阿尔斯特警队丶B特警队和保皇派极端分子的袭击。

先是有一些年轻人投掷石头,然後发生了袭击。人们挺身自卫,成为「博格赛德群众自发起义」,反抗手持警棍丶催泪瓦斯和盾牌的警察。博格赛德防卫委员会控制了一个名为「自由德里」的地区,「负责管理生活的方方面面」。「博格赛德之战」持续了三天。

伦敦政府担心保皇派极端分子会进行大屠杀,进而引发内战,因此於8月14日决定派兵弹压。

一部分左翼和德里的社运人士一开始将此视为胜利,因为他们以为军队将保护天主教徒。但正如彼得·哈登解释的那样,派遣部队是为了「保护英国资产阶级的财产和利润,而不是保护天主教或新教工人的利益」。

博格赛德之战和军队的到来导致了暴动和冲突。但是工人阶级内部仍然有强大的力量通过和平和防卫委员会反对暴力。在贝尔法斯特,「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一个保护所有居民的联合组织封锁了港区。」伊恩·佩斯利(Ian Paisley)企图组织一场群众集会,结果8000名造船厂工人中只有185人参加。

但是反对暴力和阶级斗争的运动并没有协调或联合的民主领导。相反,工会加强了与政府的联盟。

共有15万人加入了反对政权的第一线,其中大部分是年轻人。「这些『解放区』已经成为了革命大学」。大多数人都知道他们在对抗 国家镇压和恶劣的生活条件 ,但是却不清楚在争取什麽。

9周後,政府承诺做出一些有限的让步,然後博格赛德的街垒就被拆除了。民权运动的领导层无法给出斗争前进的方向;工人运动的领导层冷眼旁观,甚至支持政府。在1969 – 1970年冬季,迄今尚未发挥重要作用的爱尔兰共和军(IRA)分裂了。新的临时派爱尔兰共和军批评正统派没有保卫居民区和背离了社会主义。临时派的纲领有半社会主义的要求,但最重要的是,他们强调武装斗争因而显得比较激进。然而两派都受到史太林主义阶段革命论的影响,认为现阶段是跨阶级的民族斗争。他们主张爱尔兰在资本主义下重新统一,因而无法团结工人阶级。

但是劳工运动仍然有机会胜利。在1970年的选举中,工党获得了113,506票。而在1971年3月30日,有3-4万名工人举行罢工反对反工会法律。

宗派主义,还是群众斗争?

但是工会没有就普遍的阶级和社会问题组织任何联合斗争,造成工人组织倒退。资本主义深层危机的社会影响导致暴力升级。以前的群众斗争退潮了,群众变成了宗派冲突的旁观者。联合派成立了武装团体,如数千人的「阿尔斯特防卫军」(UDF),还有「阿尔斯特志愿军」(UVF)。数千家庭被赶出原来生活的地区。爱尔兰共和军的爆炸袭击也增多了。国家暴力也升级了,不仅攻击天主教徒,也攻击新教工人和非宗派的防卫团体。

为了击败爱尔兰共和军,政府建设了拘留营被建立起来,仅四个月就关押了1,500名囚犯。但效果适得其反,爱尔兰共和军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青年认为共和军的行动是「革命」的,而忽视了这个组织局限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纲领。伯纳黛特·德夫林和新成立的社会民主工党(SDLP)也同共和军合作,从而加入了民族主义/宗派主义阵营。

只有以彼得·哈登为首的少数马克思主义者指出,爱尔兰共和军的做法没有前途。个人恐怖主义将导致政府加强镇压,并把新教工人推向联合派那一边。爱尔兰共和军永远无法战胜英国军队,而只会促使英军采取更野蛮的镇压措施。

在1972年1月30日的「血腥星期日」,德里多达2万人参加游行,要求撤除拘留营,结果有13人被英国伞兵枪杀。目击者说士兵们从背後射击逃跑的抗议者,还有一些人是被进距离处决的。有7名死者是青少年。

彼得·哈登描述道,所有爱尔兰人都「惊呆了,愤怒了」。天主教工人们举行了为期三天的总罢工,一些新教工人和学生也参加了这次罢工。

北爱尔兰问题

接着,长达数十年的北爱尔兰问题(The Troubles)开始了。临时派爱尔兰共和军在两个月内杀死了56名士兵。联合派类似於法西斯的武装团体举行了大规模示威。1972年成为最血腥的一年,有467人死亡,其中353人是平民。平均每月发生115次炸弹袭击。

英国政府接管了北爱尔兰,但仍然无法解决这种局面。爱尔兰不可能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统一。英国政府决定维持现状,并为此向北爱尔兰派驻了21,000名士兵。

不过即使在这段时期仍然可以看到阶级团结。宗派主义未能分裂工会,而且也未能破坏任何一场罢工。1974年联合派组织了一次宗派主义罢工,利用准军事组织的威胁中断了生产。但1977年联合派试图发起同样的行动但却失败了。当时工人组织了群众大会反对「罢工」。

在1970年代,工人阶级多次阻止了宗派暴力和内战苗头。好几个工人团体(例如巴士司机和电工)曾因工友遇害而举行罢工。

1975年,天主教和新教群众都更加反对爆炸袭击和杀戮。爱尔兰共和军在英格兰的两家酒吧实施爆炸,导致19人死亡丶182人受伤,令它失去了支持。同时政府利用伪证和酷刑,诬陷17名无辜者实施了爆炸袭击,突显出国家机器的角色。

工会高层被迫采取行动,发起了生存权运动,要安全生活的权利以及工作丶住房和受教育的权利。运动第一天就有2万人签名支持。但是这场运动基本上只是停留於口号,并没有任何真正的动员或斗争。

反映这种情绪的另一个明显例子是「和平人民」运动(Peace People)。它组织了反对宗派暴力的示威,贝尔法斯特有2万人参加,德里有25,000人参加。这个运动的弱点在於,它没有谴责国家暴力,也没有提出紧迫的社会问题。

《共同的历史,共同的斗争》是彼得·哈登去世前撰写的一本杰作。它内容丰富详实,并对非常复杂的爱尔兰民族问题做出了理论和实践结论。

今天的现实印证了这本书的观点,即资本主义和宗派主义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反而加深了问题。自从1990年代和平进程开始以来,北爱尔兰的两极化加剧,有可能爆发比过去更为严重的新冲突。而另一方面工人和青年正在争取团结抗争。在这种情况下,今天的社会主义者必须吸取这本书所介绍的经验教训。

http://chinaworker.info/cn/2018/09/25/18693/

她是革命女傑,也是有情有欲的普通人

摘要:也許只有當英雄烈士以「普通人」的形象被重新理解,我們才有可能相信,投身革命、改造社會,並不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2018年5月1日是第130個國際勞動節,也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女權革命家向警予就義90周年的紀念日。

向警予(本文圖片均來自網絡)

向警予這個名字,大家都聽過。中學歷史課本里說,她是中共建黨早期一位活躍的女革命家,很年輕就犧牲了。如果課本讀的細一些,你也許還記得她和毛澤東是湖南同鄉,她的丈夫叫蔡和森,也是一位著名的湖南共產黨人。

不過恐怕,我們能知道的也就是這些。

這不稀奇,在一個反崇高的年代,我們對教科書里的「先烈」們,似乎有天生的漠然;而對於女性人物的認識,就更是模糊——她們在官方的敘述里,通常是邊緣人物,何況是向警予這樣,不滿三十三歲,就死去了的。

在「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中,向警予的生平是這樣被陳述的:

「向警予,原名向俊賢,1895年9月出生,湖南漵浦人,土家族。1912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師範學校,兩年後轉入周南女校並改名向警予,認識了蔡暢,並由以結識了蔡和森與毛澤東。1919年參加新民學會。10月與蔡暢等組織湖南女子留法勤工儉學會。12月與蔡和森一同赴法。1920年二人成婚。

1921年底向警予回國,次年初加入中國共產黨,領導無產階級婦女運動,為黨中央婦女部起草了《婦女運動決議案》等文件,發表了大量論述婦女解放運動的文章。1924年參與和領導了上海閘北絲廠和南洋菸廠的大罷工,最終取得勝利。

1925年10月,赴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1927年回國,在漢口工作。大革命失敗後主動要求留在武漢堅持地下鬥爭。1928年3月20日,因叛徒出賣而被捕。雖遭嚴訊逼供而不屈,於5月1日被害犧牲。」

其實,向警予短暫的一生還有很多可圈可點的事情。她也和今天的許多人一樣,曾經是好學生,愛讀書,留過洋,遇到過驚心動魄的愛情……

也許只有當英雄烈士以「普通人」的形象被重新理解,我們才有可能相信,投身革命、改造社會,並不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成聖」之前,他們首先是「人」。

青年時期的向警予

向警予原名向俊賢,十個兄妹中排行第九,乳名「九九」,尤受父母寵愛。用今天的話說,向是個「富二代」。

她父親小販出身,後來成了富商,出任漵浦縣商會會長。由於思想比較進步,他送幾個兒子去日本留學,並讓女兒進入男女合校的新學讀書 。向警予的大哥是同盟會成員,她受哥哥影響,十二歲就開始閱讀《民報》、《新民叢報》,接觸新思潮,關心國事。

家庭的培養,時局的塑造,乃至強健的體魄(向曾經是全校體操比賽的冠軍),種種因素疊加,讓這個湖南姑娘發展出好強的個性,不凡的見識和參與政治的熱忱。

1910年,大時代拉開序幕,而湖南則是舞台的中心。這一年,15歲的向俊賢考入常德女子師範學院。她與志同道合的同學結為「七姊妹」,其中,有比她年長17歲的蔣勝眉,也就是丁玲之母。

七姊妹的誓詞展露了她們對男女平等、女子自強的追求:「姊妹七人,誓同心愿,振奮女子志氣,勵志讀書,男女平等,圖強獲勝,以達到教育救國之目的。」

兩年後,向俊賢又與蔣勝眉一起考入了剛剛創立的長沙第一女子師範學院,受到教育家楊昌濟(即楊開慧的父親)賞識,認為她「頗有抱負……可謂女教育界中之人才」。

後來,長沙女師的校長朱劍凡,因為思想激進,被當局免職,出走建立了私立長沙周南女校。向俊賢和同學陶斯詠、任培道等也跟著投奔周南,並於此時改名「警予」。

1917年,22歲的向警予抱著「教育救國」的思想回鄉,接替哥哥,出任自己家族剛創立不久的漵浦女校校長,並把學校改為男女合校。

她親自創作校歌,其中有詞道:「願我同學做好準備,為我女界啊,大放光明!

向警予及家人的合影

不過,向警予不甘心僅僅是組織辦學,她說:「吾輩要求真心得,做真事業。」

1918年,毛澤東、蔡和森等在長沙創辦了「新民學會」,志於「改造中國與世界」。1919年秋天,向警予成為了最早的女會員之一,和毛澤東、蔡和森等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討論救國之路。

那時候,大家嚮往去法國留學,因為聽說那裡有共產主義,還有幾萬華工可以組織起來鬥爭。向警予與同為周南校友的蔡暢(後來是第一任全國婦聯主席)組織了湖南女子赴法勤工儉學會,設法籌錢赴法。

1919年底,向警予與蔡家兄妹終於成行,同船的50多人中,還有她日後的婆婆,蔡暢、蔡和森的母親,54歲的葛健豪。她是湘軍後代,早年與秋瑾有交往,想把子女培養成「鑑湖女俠」一樣的豪傑。

同船一個多月,向蔡二人多次深談,辯論「教育救國」還是「共產主義救國」,聊著聊著,也產生了愛情。

1920年5月,向警予、蔡和森在蒙達爾紀結為革命伴侶。這不是常規的婚禮,而是向封建婚姻宣戰:他們在婚禮上朗誦戀愛時互贈的詩歌,並宣布結為平等、自願的「向蔡同盟」。

向警予、蔡和森合照

也是那年5月,向警予在巴黎撰寫了《女子解放與改造的商榷》。此文於8月15日發表於李大釗主編的 《少年中國》第二卷第二期。此時,她的女權思想已經帶有了明顯的共產主義色彩,對資產階級婚姻家庭制度完全否定。她認為:「家庭制度不完全打破,女子終不會解放。」

在法國,向警予和蔡和森看到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對勞動者的戕害,對共產主義更加認同,他們和同學們開始在法國發起抗爭運動,組織各種請願、集會,提出「勤工儉學」制度對留學生的剝削,要求中國政府為留學生免除學費,發放維持費,救助失業學生。向警予、蔡暢等還特別要求里昂大學以優惠條件招收留法女生。

這樣的舉動自然招致北洋政府和法國政府的雙面打壓,他們認為「學生不應干預政治」,決定停發維持費,使得學生生活陷入絕境。

9月21日,北洋政府與法國當局聯合,派軍警拘押蔡和森等104人,於10月4日武裝押送回國。11月上旬,已經懷孕的向警予也啟程回國,結束了她不尋常的留學歷程。

1922年初,向警予正式辦理了入黨手續,成為了中共歷史上第一位女黨員。這年四月,向警予生下女兒蔡妮,三個月後,她在中共二大上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由於工作繁重,她只好把幾個月大的女兒寄托在長沙,交由五嫂哺養。1923年,她參加中共「三大」,大會通過了她起草的《關於婦女運動的決議案》,決定成立「婦女運動委員會「,並選向警予為委員會第一任書記。

從1922年到1925年的這段時期,向警予的工作主要在上海展開。她一邊參與黨內外女權團體的發起工作,與國民黨內的女權人士一起,組織了上海女界國民會議促成會,一邊在報刊雜誌上發表大量時評,從政治、教育、心理、文化等各個層面討論女權問題。

更重要的是,她相信,「要完成婦女解放的使命,只有去找群眾,只有去找生活最痛苦,要求解放最迫切而最富有解放精神與魄力的群眾」,因為「這種群眾,方是我們婦女運動真正的基礎」。

《三湘百年女傑》畫像,一排左二為向警予

1923年9月,她在自己主編的上海《民國日報》副刊《婦女周報》上發表《醞釀中之女國會的我見》,以及《九姑娘犯了何罪?》、《一個緊急的提議》和《告絲廠勞苦女同胞》三篇文章,號召上海絲廠女工們團結起來戰鬥,她還親自組織成立了「上海絲廠女工協會」。

10月,上海大學成立以後,向警予經常去上大女生宿舍,動員知識婦女到工農婦女中去工作。也是在那時,她結交了還是社會學系女生的楊之華(楊在向警予犧牲後接替了向在黨內的婦女工作,並成為新中國成立後全國中華總工會的第一任女工部長)。

1924年5月,她生下兒子蔡博,仍然是沒有精力照顧,託付給蔡和森的姐姐蔡慶熙哺養。6月就在上海閘北14家絲廠組織了一次女工大罷工,9月又在上海南洋菸廠組織了7000多工人的罷工。1925年,向警予也是「五卅」運動的有力組織者,曾親自率領女學生到南京路演講,動員商人罷市。

1927年,始終要強的向警予終於可以成為超越婦女部門的地方黨委負責人。她除了負責湖北省委婦女部和湖北總工會女工運動委員會的工作,還任漢口市宣傳部主任,並在7月政變時,臨危擔任武昌市委負責人。

彼時情況極為險峻,但她拒絕撤離武漢,強硬地堅持:「武漢三鎮是我黨重要的據點,許多重要負責同志犧牲了,我一離開,就是說我黨在武漢失敗了,這是對敵人的示弱,我決不能離開!」

1928年3月,因為叛徒出賣,向警予和夏明翰等在武漢先後被捕。4月12日,她從法租界被引渡至國民黨武漢衛戍司令部, 「慷慨激昂,沿路向著群眾高聲演說,大呼一切革命口號,群眾感情如受閃電一般的刺戟。」

5月1日黎明,向警予在漢口余記里前空坪就義。當她被押送著從鼎豐里一帶經過時,沿途觀者人山人海,向「行走時猶呼口號」。

連環畫中的向警予形象

向警予的一生短暫、曲折、轟轟烈烈,真的很難在一篇短文裡面面俱到。本文在盡力準確表述史實的同時,還想提出幾個問題和大家一起思考:

首先,向警予的工作,雖然大部分直接與婦女運動相關,不過根據蔡和森的悼念文章,向警予個人,由於能力出眾,「好勝的『野心』極強」,參加實際工作以後,精神上「常常感受一種壓迫」,認為女同志的能力不如男同志是奇恥大辱,很不喜歡被說成是「女同志中最好的一個」,更不甘於僅僅做「婦女的」工作。

這樣的向警予,之所以堅持做婦女工作,是因為她明白,婦女群體在歷史上長期遭受特殊壓迫,需要特別的幫助將來才可能在能力及地位上與男子齊平。今天的很多有女權意識的夥伴,可能也可以在向警予這裡找到共鳴。

向警予的個人能力本可以勝任更「重要」的職位,但她深知,為了讓婦女們更快地進步,她們的工作要有專門的部分來負責,她們的賦權要制度化。做這樣的工作,是向警予的使命。

這樣的妥協,也是為了有朝一日,男、女個體,能真正的在能力和機遇方面,實現完全的平等。

其次,向警予的故事固然是個人英雄主義的傳奇,但她也是一個大時代涌動出來的,一群人里的一個,當然,是極為傑出而悲愴的一個。

同時期在她身邊的,還有一群勇敢、堅毅、敢為天下先的女性,包括向警予的好朋友陶斯詠、蔣勝眉,她的小姑、也是親密的戰友蔡暢,和她們一同旅法的婆婆葛健豪,她所提攜的楊之華……等等,等等。

她們當年參與革命,是和那些男同志一樣,抱著救亡興邦、解救天下受苦人的氣魄的,她們不應該僅僅被認為是「做婦女工作的」、男性革命家的陪襯或附屬。

遺憾的是,今天的主流敘述,還是會把這些女革命者邊緣化。

例如,2014年南開大學召開過一個「蔡和森李富春革命家庭與中國革命和建設學術研討會」,雖然會議內容也涉及向警予、葛健豪、和蔡暢(李富春是蔡暢的丈夫),但大會標題竟然對這三位女性隻字未提,儼然把兩位男性等同於父權家長。

會議論文徵集所列出的60個題目里,針對蔡和森個人的題目,有18個,而針對向警予的僅有9個,而且圍繞的話題大部分只是關於向的婦女工作;關於李富春個人的征題有14個,蔡暢個人的僅有4個!

1920年7月,蔡和森、向警予、蔡暢、李維漢等在法國蒙達尼公園合影

最後,特別要指出的是,向警予和蔡和森的結合,並不符合「模範夫妻」、「革命伴侶」的刻板印象。基於共同的理想結合以後,作為職業革命家的二人之間,也有很多與平凡夫妻類似的矛盾。例如蔡和森生活「不拘小節」,不注意個人衛生,而向警予也沒有精力做家務。而且和那時候的很多革命者一樣,他們要把孩子託付給別人照顧。

1925年,蔡和森因病去北京治療休養,向警予留在上海,與時任中共宣傳部長並「自告奮勇」兼管中央婦委工作的彭述之共事。彭也是湖南老鄉,風度翩翩且對向警予照顧有加,二人之間發生了感情。

幾個月後,蔡和森回滬,向警予向他坦白。雖然組織上極力挽回,並送向蔡二人去蘇聯進修,但他們還是在蘇聯理性地分手了。

這件事由於與強調女性要貞潔、從一而終的主流父權價值不符,在官方對革命烈士的記述里無所尋覓,向蔡後人對此也是諱莫如深。而流亡海外的彭述之,當在晚年訪談錄里回憶自己當年在上海的工作時,談到了蔡和森、瞿秋白等人,卻對向警予絕口不提,仿佛她僅僅是自己一段「不光彩」情史的主角,而失去了作為一個革命事業同事的社會屬性。

事實上,在20世紀初的那場大變局裡,在提倡戀愛自由、反對父權婚姻制度的早期共產黨人眼中,這件事也許並不難理解,也無須成為禁忌。

當向警予一生的經歷被出於各種動機的敘事重新裁剪之後,我們就很難看到她作為一個革命者和普通人的一體兩面——

是的,普通人可以因為際遇和時局,而漸漸錘鍊成革命者,甚至在必要時刻,作出看似無法理解的犧牲;而革命者,也同時是普通人,是母親、妻子、女兒、情人,她們有慾望、有脆弱,甚至也有自我的執念。

希望有一天,我們可以完全「還原」一個普通又不凡的向警予。那樣的她,也許可以給我們更多的力量。

原文網址:https://read01.com/KBgem4L.html

A Brief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Left(美国左派简明历史)

by Maurice Isserman

“Promising indeed,” Eugene Debs wrote in September l900, “is the outlook for Soci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very contemplation of the prospect is a wellspring of inspiration.” Debs, a gifted and militant leader of America’s railroad workers, seemed to have been granted a prophetic gift. When he ran for President in 1900 as the candidate of the newly unified socialist movement, he attracted a mere one hundred thousand votes. As the Socialist Party’s standard-bearer twelve years later, he won nearly a million votes, some 6 percent of the total. In some states, such as Oklahoma, Washington, and California, the Socialist share of the vote climbed into the double digits. Over the same twelve-year period, the Socialist Party expanded its membership from 10,000 to nearly 120,000. Twelve hundred of these Socialists were elected to public office across the United States, including mayors from Flint, Butte, and Berkeley.

“真的很有希望,”Eugene Debs在1900年9月写道,“这是美国社会主义的前景。对前景的深思熟虑是灵感的源泉。” Debs是美国铁路工人的天才和激进的领导者,似乎已经被当作预言的礼物。1900年,当他作为新统一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候选人竞选总统时,他获得了十万票。 十二年后作为社会主义党的旗手,他赢得了近百万张选票,占人口总数的6%。在一些州,如俄克拉荷马州,华盛顿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社会党的投票份额攀升至两位数。 在同一个十二年期间,社会主义党成员从10,000人扩大到近12万人。这些社会党人中有1200人当选为美国公职人员,其中包括Flint, Butte,和Berkeley的市长。

Socialists were influential in the leadership of some major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AFL) unions, as well as in independent unions such as the Amalgamated Clothing Workers. Socialist and non-Socialist radicals in the 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 (IWW) pioneered in the organization of unions among immigrant workers in mass production industries in cities like Lawrence and Patterson, and among migrant workers in the lumber camps and mining towns of the far west. While the Socialist Party was not immune to the racism endemic in turn of-the-century America, Socialists were among the founders of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 (NAACP). The ideas of the Socialist movement attracted a growing following on college campuses, in church groups, and in the settlement house and women’s movements. The key to the Socialist Party’s success in the 1910s was unity in diversity. Its members disagreed with each other on some issues (whether, for example, to put their main emphasis on electoral or union organizing), but for a while the common goal of democratic socialism seemed more important than tactical or ideological differences.

社会主义党人在一些主要的美国劳工联合会(AFL)工会以及诸如合并服装工人等独立工会的领导中具有影响力。世界工业工人(IWW)的社会主义党人和非社会主义党人激进分子在Lawrence 和Patterson等城市的大规模生产行业的移民工人组织中,以及遥远西部的木材营地和矿业城镇的移民工人中成为了工会的先驱。虽然社会主义党在本世纪之交对种族主义流行病没有免疫,但社会主义党人是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的创始人之一。社会主义运动的思想吸引了在大学校园,教会团体,定居点和妇女运动中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跟随。社会主义党在1910s取得成功的关键是保有多样性的统一。其成员在某些问题上不一致(例如,是否主要进行选举工作或组织工会),但有一段时间,民主社会主义的共同目标似乎比战术或意识形态差异更重要。

In the long run, Debs’s optimism proved misplaced. The year 1912 was the high-water mark of Socialist strength. The party fell on hard times with the coming of the First World War. Pre-existing internal tensions were exacerbated by debates over the party’s attitude towards American involvement in the war, followed by debates over whether (or how best) to support the Russian Revolution. Official repression of antiwar dissent led to the imprisonment of Debs and dozens of other Socialist leaders, while Socialist legislators were expelled from public office and the Socialist press was banned from the mails. As a Communist Party on the Russian model split from the Socialist Party, and the IWW went into a sharp decline, the radical movement in general slipped into the doldrums in the 1920s.

长久来看,Debs的乐观情绪被证明是错误的。 1912年是社会主义党力量的高潮。 但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到来,该党陷入了艰难时期。 关于党对美国参与战争的态度的辩论加剧了先前存在的内部紧张局势,随后就是否(或如何最好地)支持俄国革命进行了辩论。 官方镇压反战异议导致了Debs和其他数十名社会主义党领导者被监禁,而社会主义立法者被驱逐出公职,社会主义出版物被禁止进入邮寄系统。作为俄罗斯模式的共产党从社会党分裂出来,IWW急剧下滑,激进的运动在1920s陷入了低迷状态。

With the onset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in 1929, however, faith in American capitalism went into a tail-spin, and the fortunes of the radical movement revived. Despite the deep divisions that beset the left, radicals from a number of different groups — Socialists, Communists, and Trotskyists among them — played a central role in the struggles of the unemployed to win adequate relief in the early 1930s, and in the vast expansion of industrial unionism through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new 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CIO) in the later 1930s. Socialists helped to organize Detroit autoworkers and southern sharecroppers; Communists were influential in drives to organize the auto, steel, electrical, and longshore industries, among others.

然而,随着1929年大萧条的开始,对美国资本主义的信仰陷入了尾声,而激进运动的未来又复活了。尽管深刻分歧困扰着左派,来自不同群体的激进分子—社会主义党人,共产党人和他们中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在失业者的斗争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在1930s初期赢得了足够的救济,并在1930s后期组建新的工业组织大会(CIO),工业工会主义得到了广泛的扩张。社会主义党人帮助底特律汽车工人和南部佃农组织起来; 共产党人在推动组织汽车,钢铁,电力和沿海产业等方面具有影响力。

While neither Socialists nor Communists were able to replicate the electoral successes of the Debsian era, the Socialists were able to attract a million votes for Norman Thomas, their Presidential candidate in 1932. Running in the Democratic primary, the Socialist novelist Upton Sinclair captured the Democratic gubernatorial nomination in California in 1934. And during the “Popular Front” era of the later 1930s, when Communists sought to build a broad-based American movement not so explicitly tied to the Soviet model, the Communists developed a considerable political base and measure of influence within the Democratic Party in such states as Washington, Minnesota, and California, and in the American Labor Party in New York. The Thirties did not usher in “the Revolution,” contrary to the expectations of many at the start of the decade. Nevertheless, much had changed for the better in American politics in the space of a few years. While Franklin Roosevelt’s administration was never the hotbed of radicalism it was portrayed as in right-wing propaganda, it is certainly true that radicals helped play midwife at the birth of the liberal-labor “New Deal coalition” that would shape the contours of Democratic Party politics over the next three decades.

虽然社会主义党人和共产党人者都无法复制Debs的时代的选举成功,但社会主义党人在1932年能够为他们的总统候选人Norman Thomas吸引到一百万张选票。参加了民主党初选,社会主义党人小说家Upton Sinclair在1934年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州长提名中获得了民主党官员的支持。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的“人民阵线”时代,当共产党人试图建立一个与苏联模式没有明确联系的基础广泛的美国运动时,共产党人在华盛顿,明尼苏达州和加利福尼亚州以及纽约的美国工党内发展出了相当大的政治基础和标准,以及在民主党内的影响。三十年代没有迎来“革命”,这与年初时许多人的期望相反。尽管如此,在几年的时间里,美国政治的变化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虽然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政府从来不是右翼宣传中描绘的激进主义的温床,但自由派劳动者的“新政联盟”诞生时,激进分子帮助扮演助产士,这将在未来三十年内塑造民主党的轮廓。

Radicals were not, however, in a position to take independent advantage of the new political possibilities opening before them. The Socialist Party finished the decade once again in disarray, wounded by an internal factional battle with Trotskyists (with whom they shared little beyond a hatred of Stalinism), and divided over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they should abandon their long-standing refusal to back Democratic Party candidates. The Communist Party, though nominally more “revolutionary” than the Socialists, had proven tactically more flexible, and its tacit alliance with Roosevelt had helped it to grow to perhaps as many as 75,000 members by 1938 (with another 20,000 in the Young Communist League). After a bruising few years when its international guide, Stalin, was allied with Hitler, the American Communist Party seemed to emerge triumphant during the years of the “Grand Alliance,” wh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were allied against fascism and it was possible to be both “patriotic” and “pro-Soviet.” But with the onset of the Cold War in 1945, radicalism of any sort was again suspect, and the Communists came under particularly ferocious attack.

然而,激进主义者并没有能够独立地利用他们面前开启的新政治可能性。社会主义党再一次陷入混乱,在与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内部派系争斗中(他们除了在对斯大林主义的仇恨之外并没有共享更多相同之处)受到伤害,并且在是否应该放弃长期拒绝的态度并回去支持民主党候选人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共产党虽然名义上比社会主义党人更具“革命性”,但在战术上已经被证明更具灵活性,与罗斯福的默契联盟帮助它在1938年成长为可能多达75,000名成员(在青年共产主义联盟中又有2万名成员) 。在他们的国际导师斯大林与希特勒结盟几年之后,美国共产党似乎在“大联盟”期间取得胜利,当时美国和苏联结盟反对法西斯主义,并将是“爱国的”和“亲苏的”变得可能同时成立。但随着1945年冷战的开始,任何形式的激进主义再次受到怀疑,而共产党人受到了特别凶猛的攻击。

By the mid-1950s, dozens of Communist Party leaders had been imprisoned under the Smith Act, while thousands of rank and file Communists were harassed by the FBI, dragged before Congressional investigating committees, denied passports, and in many instances fired from their jobs. Several of the most unscrupulous men in postwar American political life, including Joseph McCarthy and Richard Nixon, built their careers on the shrewd manipulation of anticommunist hysteria. In the end, the Communist Party was able to survive McCarthyism. What finally led to its demise as the most important force on the left was its own internal disagreements, brought to a head in 1956 by Soviet leader Nikita Khrushchev’s denunciation of his now safely-dead predecessor Stalin. This “de-Stalinization crisis” led many American Communists to question not only their previous unquestioning support of Soviet policies, but also the undemocratic nature of Soviet-style socialism and the authoritarian nature of their own movement. Most of these dissenters left the party after 1956.

到1950s中期,数十名共产党领导人根据史密斯法案被监禁,而数千名共产党员受到联邦调查局(FBI)的骚扰,被国会调查委员会拖走,被拒绝护照,并在许多情况下被解雇。战后美国政治生活中一些最肆无忌惮的人,包括约瑟夫麦卡锡和理查德尼克松,在精明的操纵反共的歇斯底里的过程中建立了自己的事业。最后,共产党成功在麦卡锡主义中生存下来。最终导致它作为左派中最重要力量的消亡的是它自己的内部分歧,这是在1956年由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谴责他现在安全死去的前任斯大林引起的。这场“去斯大林化危机”导致许多美国共产党人质疑他们以前对苏联政策不加质疑的支持,也质疑苏联式社会主义的不民主性质以及他们自己的运动的独裁性质。这些持不同政见者大多数在1956年后离开了党。

Even as the Communist Party disintegrated in the mid-1950s, a new wave of radical activism began to take shape. This time, however, it would not be the traditional socialist parties of the left that would lead the way, nor would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industrial working class be the main concern of the new radicals. Starting with the Montgomery bus boycott of 1955-56, led by Dr. Martin Luther King, Jr., and accelerating with the sit-in movement launched by black students in Greensboro and a dozen other southern cities in 1960, movements emerged that were destined to change the U.S. political landscape. White students, inspired by the example of their black counterparts in the 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 (SNCC), were drawn into civil rights protests, and from there into a wide range of movements for peace, university reform, and social change. Many joined a new campus group, 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 (SDS), which became the main organizational vehicle for what was beginning to be called the “new left”.

即使共产党在1950s中期解体,一股新的激进主义浪潮也开始形成。然而,这一次,左派的传统社会主义政党不会引领潮流,工业工人阶级的组织也不会成为新激进分子的主要关注点。从1955-1956年的蒙哥马利公共汽车抵制开始,由马丁·路德金博士领导,并在1960年由格林斯博罗和其他十几个南方城市的黑人学生发起的静坐运动加速,出现了注定会改变美国的政治格局的运动。受到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NCC)的黑人同行的鼓舞,白人学生被吸引到民权抗议活动中,并从那里进入广泛的和平,大学改革和社会变革运动。许多人加入了一个新的校园小组,民主社会学生(SDS),成为开始被称为“新左派”的主要组织工具。

A series of developments in mid-decade — including John F. Kennedy’s assassination, the murder of civil rights activists in the South, and the mounting escalation of the Vietnam war — spurred the growth of the new left, while tarnishing the optimism of the early 1960s. Over the years in which the war in Vietnam raged on, a loose coalition of radical activists developed the broadest and most diverse antiwar movement in American history. It was, to be sure, a turbulent and in many ways a tragic era. Some student protesters, in despair over bringing the war to an end (and sometimes egged on by government agents), turned to selfdefeating violent street confrontations and even to bombings. But it should also be remembered that, by the end of the 1960s, antiwar sentiment had spread from elite Ivy League universities to working-class community colleges and high schools, and that groups like the Vietnam Veterans Against the War were playing an increasingly prominent role in antiwar demonstrations. The general cultural and political ferment of the decade also gave rise to a revived feminist movement and a new gay liberation movement.

在这一个十年中期的一系列事态发展—包括约翰·肯尼迪被暗杀,南方民权活动人士被谋杀,以及越南战争的不断升级—刺激了新左翼的增长,同时玷污了新左派在1960s初期的乐观情绪。在越南战争非常激烈的岁月里,松散的激进分子联盟在美国历史上发展出了最广泛,最多样化的反战运动。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一个动荡的时代,在很多方面都是一个悲惨的时代。一些学生抗议者,绝望地结束了战斗(有时候被政府特工怂恿),转向自我击败的街头对抗,甚至是爆炸。但我们也应该记住,到1960s末期,反战情绪已经从精英们的常春藤盟校扩展到工人阶级的社区学院和高中,像越战老兵这样的团体在反战示威中正在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十年的大众文化和政治骚动也促成了复兴的女权主义运动和新的同性恋解放运动。

At the end of the 1960s the left again faltered. If the old left Socialists and Communists had been too wedded to the “New Deal coalition” of urban ethnics and industrial workers to respond adequately to the new black, youth, and women’s insurgencies, nevertheless those new constituencies alone could not build a stable base for a mass new left. Martin Luther King’s assassination in 1968 hastened the demise of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while SNCC and SDS collapsed from sectarian excesses. The antiwar movement held on into the early 1970s but, by the signing of the Paris Peace Accords in 1973, had lost most of its momentum. And not only was the left collapsing, but this time the New Deal coalition itself — the mass base for American liberalism — was showing signs of increasing instability, as Richard Nixon’s victories in 1968 and 1972 indicated. This liberal weakness became progressively clearer as Nixon’s fall in the Watergate scandal led, not to a revival of the New Deal coalition, but to a long-term revival of radical conservatism in the Republican Party under Ronald Reagan.

在1960s末期,左派再次摇摇欲坠。如果旧左派社会主义党人和共产党人过于坚持城市伦理学和产业工人的“新政联盟”,对新的黑人,青年和妇女的反抗没能作出充分的反应,那么仅靠这些新选民也无法为一个新的大众左派建立一个稳定的基础。马丁路德金于1968年被暗杀,这加速了民权运动的消亡,而SNCC和SDS因派系过激而崩溃。反战运动一直持续到1970s初期,但是,1973年签署的“巴黎和平协定”使得反战运动失去了大部分的势头。不仅左派崩溃了,而且这次新政联盟本身——美国自由主义的群众基础——显示出不稳定性增加的迹象,正如理查德尼克松在1968年和1972年的胜利所表明的那样。随着尼克松在水门事件丑闻中的垮台,新政联盟并没有复兴,以及罗纳德里根统治下共和党的激进保守主义的长期复兴,这种自由主义的弱点变得越来越清晰。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is long period of deepening conservatism in the early 1970s, several groups continued to uphold the traditions of the American left. Two in particular sought to recreate the broad and tolerant spirit of the Debsian Socialist Party, while absorbing also the new lessons, causes, and constituencies over which the left had stumbled in the intervening decades. The Democratic Socialist Organizing Committee (DSOC) had been founded by Michael Harrington out of some fragments of the old Socialist Party. DSOC continued to operate, in the old Socialist or Communist manner, as the left-wing of the New Deal coalition, clearly now not as a separate political party but as an explicitly socialist force within the Democratic Party and the labor movement. It met with some success in attracting young activists disenchanted with the Democratic Party’s drift and seeking ways to galvanize the ailing party coalition. DSOC also drew to its banner a number of well-known public figures, such as Machinists’ Union leader William Winpisinger, feminist Gloria Steinem, gay rights activist Harry Britt, actor Ed Asner, and California Congressman Ron Dellums, the first avowed socialist in Congress since World War Two.

从1970s初这一长期深化保守主义周期的开始,几个团体继续坚持美国左派的传统。特别是其中两个组织试图重建Debs的社会主义党的广泛和宽容精神,同时也吸收了左派在几十年间偶然发现的新的教训,事业和选区。民主社会主义组织委员会(DSOC)由Michael Harrington从旧社会主义党的一些碎片中建立起来。DSOC继续以旧社会主义党或共产党的方式作为新政联盟的左翼运作,显然现在不是一个单独的政党,而是民主党和工人运动中明确的社会主义力量。它在吸引年轻活动者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这些活动者们对民主党的漂移感到不满,并寻求激励陷入困境的政党联盟。DSOC还展示了不少知名公众人物成员,如机械师联盟领导人William Winpisinger,女权主义者Gloria Steinem,同性恋权利活动家Harry Britt,演员Ed Asner以及加州国会议员Ron Dellums,他是国会上自二战以来第一位公开宣称自己的社会主义者。

The New American Movement (NAM) emerged at about the same time, more from the new left than from the old, though it counted in its number some former Communists who had left their party after 1956. NAM, true to these new left origins, was more skeptical about the long-term future of the New Deal coalition, and accordingly devoted its energies more than did DSOC to the new movements of the 1960s, especially feminism, gay and lesbian liberation, and local community organizing.

新美国运动(NAM)大约在同一时间出现,更多来自新左派而不是旧左派,尽管它算入了1956年以后离开他们党的一些前共产党人的数量。NAM,对于这些新左派来说是真实的, 他们对新政联盟的长期未来持更加怀疑的态度,因此比DSOC在1960年代的新运动中投入更多,特别是在女权主义,同性恋解放和当地社区组织中。

But neither NAM nor DSOC saw their heritages and organizing areas as mutually exclusive, and by the early 1980s — especially considering the weakness of the American left — came to see themselves as complementary, completing a formal merger in 1983. The merged organization, 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 (DSA), for the first time since the First World War brought together the various splinters of left opinion in America: former Socialists and Communists, former old leftists and new leftists, and many who had never been leftists at all. The decades of disunion had taken their toll. The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Debs’s day had dwindled to mere thousands. But a new beginning now seems possible in the 1990s As the old Cold War polarities break down, DSA has an opportunity to demonstrate that the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left had reached a turning-point, not an end.

但是,NAM和DSOC都没有看到他们的遗产和组织区域是相互排斥的,到1980s初期—特别是考虑到美国左派的弱点—开始认为他们自己是互补的,并在1983年完成了正式合并。合并后的组织, 美国的民主社会主义者(DSA),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第一次将美国左派观点的各种碎片汇集在一起:前社会主义党人和共产党人,以前的旧左派和新左派,以及许多从未成为左派的人。几十年的分裂造成了损失。Debs时期的几十万人现在已经减少到数千人。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现在似乎有了一个新的开始。随着旧的冷战两极的瓦解,DSA有机会证明美国左派的历史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而不是结束。

https://www.dsausa.org/a_brief_history_of_the_american_left

介绍著名社会民主主义者George Orwell(乔治奥威尔)

“社会民主主义者George Orwell(乔治奥威尔)”?不少人看到之后应该很惊讶吧,因为相当多的资本主义哈巴狗都将奥威尔称为反社会主义作家。事实上,奥威尔是个如假包换的社会主义者哦,而且是社会民主主义(democratic socialism,或翻译为民主社会主义)的支持者,还参加过西班牙内战,帮助西班牙共和派抵抗佛朗哥法西斯势力呢。

当然,我这么说是有证据的,奥威尔到底是不是社会主义者,最有力的证据是其自己的说辞,对吧?当然,光是说辞也不够,还要看看奥威尔的实际行动如何。

首先看看奥威尔自己的说辞吧:First I spent five years in an unsuitable profession (the Indian Imperial Police, in Burma), and then I underwent poverty and the sense of failure. This increased my natural hatred of authority and made me for the first time fully aware of the existence of the working classes, and the job in Burma had given me some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of imperialism: but these experiences were not enough to give me an accurate political orientation. Then came Hitler, the Spanish Civil War, etc. By the end of 1935 I had still failed to reach a firm decision.

首先,我担任一个不合适的职业(印度帝国警察,在缅甸)并度过了五年,然后我经历了贫困和失败感。 这增加了我对权威的自然仇恨,使我第一次充分意识到工人阶级的存在,而缅甸的工作让我对帝国主义的本质有了一些了解:但这些经历还不足以让我拥有一个准确的政治倾向。然后是希特勒,西班牙内战等。直到1935年底,我仍未能做出坚定的决定。

The Spanish war and other events in 1936-37 turned the scale and thereafter I knew where I stood. Every line of serious work that I have written since 1936 has been written, directly or indirectly, against totalitarianism and for democratic socialism, as I understand it. It seems to me nonsense, in a period like our own, to think that one can avoid writing of such subjects.

1936年至1937年的西班牙内战和其他事件改变了级别,此后我知道我站在哪里。 我所理解的是,自1936年以来我写的每一行认真的文字,都是直接或间接地反对极权主义,以及为了民主社会主义。在我们这个像我们自己这样的时期,我认为,认为人们可以避免写这些主题的观点对我来说是胡言乱语。

My book about the Spanish civil war, Homage to Catalonia, is of course a frankly political book, but in the main it is written with a certain detachment and regard for form. I did try very hard in it to tell the whole truth without violating my literary instincts. But among other things it contains a long chapter, full of newspaper quotations and the like, defending the Trotskyists who were accused of plotting with Franco.

我的关于西班牙内战的书,《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当然是一本坦率的政治书,但总的来说它写的时候伴随一定的分离和对形式的尊重。 在没有违背我的文学本能的情况下,我确实非常努力地尝试讲述了全部真相。 但除此之外,它还包含了很长一段,充满报纸引文等,为被指控与佛朗哥同谋的托洛茨基主义者辩护。

特别注意这句:against totalitarianism and for democratic socialism,直译就是“反对极权主义和为了民主社会主义”,再加上奥威尔说自己仇恨权威,意识到工人阶级的存在,了解一些帝国主义的本质,为托派辩护,所以,奥威尔已经很明确的说了,自己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反对的是极权主义。

这段文字来自奥威尔在1946年写的文章“Why I Write(我为什么写作)”。怎样?是不是很意外呀?

然后咱们再来看看奥威尔的生平(中文圈基本没什么靠谱资料,所以我摘录中文wiki作为初步了解资料,有兴趣的人自行搜索英文资料吧,不过我确认过英文资料,中文wiki大致是正确的,可以拿来当参考。一般来说,一般性的了解某人生平,中文wiki还是可以看看的):

1917年,奥威尔依靠自己的努力考取奖学金,进入英国最著名的中学——伊顿公学,但他穷学生的背景使他备受歧视。早年的经历令他同情社会底层,呼唤平等和人性解放思想的形成和对极权主义的认识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1921年,从伊顿公学毕业后,没有申请牛津剑桥奖学金,家庭经济状况无力供他升学,只得投考公务员,加入了英国在缅甸的殖民警察,服役五年。做为英籍警官,他享有很多特权,能够近距离观察审判、笞刑、监禁和绞死囚犯,这一阶段的经历让他细致地观察到了人性中残暴的一面;对西方的殖民主义政策产生了反思;更进一步地认识了极权主义。在缅甸的经历让他认识到了殖民主义罪恶的一面,并因此在1927年离开了殖民警察部队。缅甸的经历为他写作《绞首刑英语A Hanging》(1931年出版)与《射象》(1936年出版)提供了题材。

1927年,离开公职的奥威尔回到英国,开始了长达四年的流浪生活,在这四年里他辗转英国本岛和欧洲大陆,深入社会底层,先后做过酒店洗碗工、教师、书店店员和码头工人,但他的上层社会身份和在伊顿公学形成的贵族口音使他很难被底层社会真正接纳。不过这一段时期的经历仍然使他深切地感受到了社会整体对于个人的压力和普遍的社会不公并且最终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奥威尔自己曾经提到“贫困的生活和失败的感觉增强了我天生对权威的憎恨,使我第一次意识到工人阶级的存在”。

西班牙内战爆发后,经独立工党介绍,奥威尔成为几千名国际志愿者中的一员参加了由西班牙共产党领导的共和军,支援反佛朗哥的西班牙内战。他在阿拉贡前线待了近6个月,直到在韦斯卡被敌方狙击手打穿喉咙而不得不回国休养。在这短暂的时间里,他看到了由共产国际领导的国际纵队内部的权力斗争和清洗。接纳了奥威尔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被共产国际认定为托派组织,斯大林下令消灭马统工党,把政治警察特务、搜捕异端及清洗专家和军事指导员一起派至西班牙,在共和军中建立恐怖统治。奥威尔夫妇被视为“狂热的托派分子”,当然受到严密的监控。他的妻子爱琳的房间受到西班牙共产党的搜查,他保存的一批资料也被抄走。更为可怕的是,在共和军内部,受伤的马统工党党员仍然遭到逮捕,甚至连孩子和被截肢的人也不放过,包括奥威尔本人也在撤退到巴塞罗那之后还遭受到共和军的追杀。权力与支配无所不在,不容存在任何个人意志的斯大林式极权主义反而使奥威尔更加坚定了对社会主义,或者确切的讲“民主的社会主义”的信念。奥威尔曾在他的文章中提到“西班牙内战和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间发生的事件改变了态势,此后我就知道我的立场如何。一九三六年以来,我所写的每一行严肃作品都是直接或间接反对极权主义,支持我所理解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后来,奥维尔将他在西班牙的经历写成《向加泰罗尼亚致敬》,揭露了共产国际一些关于西班牙内战的谎言,这也是奥维尔的成名作之一。

1943年,辞去BBC的工作,任工党《论坛报》(Tribune)编辑。

1944年,经历了西班牙内战和反法西斯战争的奥威尔写成了《动物庄园》一书,这本书成为奥威尔个人写作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标志着他的文字从单纯地关注底层社会的生活,转向了捍卫真正的民主社会主义,在1947年他为《动物庄园》乌克兰语版的序言中写道:“在过去十年中,我一直确信,如果我们想使社会主义运动恢复生机,就必须得摧毁俄国神话。”此书早在1944年即写成,但遭到四家出版社拒绝,直到冷战来临。

奥威尔经历过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事件是:西班牙内战。所以,咱们再来看看西班牙内战历史吧(来源主要还是中文wiki,因为中文圈实在找不到比这更靠谱的资料来源, 不过奥威尔自己写的那本《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在马克思主义文库上有,我也会引用其书评):

1935年10月,西班牙共產黨按照苏联领袖史達林的命令,與其他左翼組織組成「人民陣線」(Frente popular)左翼聯盟,其中包括無政府主義者、巴斯克分裂主義者等,聯合對抗右翼联盟[11]

在1936年2月的選舉中,總數925萬的選票中,左翼聯盟獲得475萬票險勝,再次奪回政權;於國會獲得267個席次,而右翼聯盟則獲得132席[6]。由曼努埃爾·阿扎尼亞擔任總統,卡薩洛斯·吉羅卡(Santiago Casares Quiroga)擔任總理執政,左翼政府再次變更右翼的種種政策,這引發許多民族主義法西斯主義、保皇人士等勢力的不滿,企圖推翻共和政府。佛朗哥的朋友—華金·阿拉拉斯(Joaquín Arrarás)曾形容阿扎尼亞是「紅色西班牙中令人厭惡的一隻毛蟲」[12]

7月17日當天清晨,在摩洛哥梅利利亚的叛軍首先發動叛亂,將6位共和派將軍和一位海軍上將處決;到第2天叛軍已控制摩洛哥的主要城市,而西班牙本土的叛軍也在這段時間先後發動叛亂,內戰隨之爆發。

但美國民間企業卻提供許多交戰雙方的支援,德克薩斯石油提供國民軍350萬噸汽油的運售並提供無限期貸款[6]通用汽车公司福特汽车共提供國民軍12,000輛卡車、杜邦公司則販賣許多彈藥給佛朗哥[28]。民間左翼與反法西斯人士也募集金錢援助共和政府。

西班牙的傷亡人數和當中的暴行一直是歷史學家研究的焦點之一,一般認為在戰爭期間至少有5萬人被處決[41][42]。在安東尼·比佛(Antony Beevor)所寫的書中表示佛朗哥隨後的白色恐怖至少處決20萬人,而紅色恐怖處決了38,000人[43]。朱利葉斯·魯伊茲(Julius Ruiz)認為,在共和區約有37,843人被處死,而在國民軍區則最多有15萬人被處死(包括戰後的5萬人)[44][45]。塞薩爾·維達爾(César Vidal)提出共和派遇害者約有110,965人[45]。2008年,西班牙社會黨的巴爾塔薩·加爾松展開調查,認為1936年7月17日至1951年12月期間,有114266人被處決或下落不明,其中還有费德里戈·加西亚·洛尔卡被殺害的發現[3][46]

在內戰爆發後,蘇聯共產國際組織全球50多個國家的志願者,編為國際縱隊(亦稱「國際旅」),前往西班牙與共和軍共同對抗國民軍。成員組成為來自各地(主要是來自英法美,也有來自德義等國家)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和反法西斯份子[28],其中有不少如阿爾貝·加繆聶魯達海明威喬治·歐威爾畢卡索等知名人物,還有當時中國抗日戰爭爆發時前往西班牙的中國人[28]。在受過基本的軍事訓練後便送往前線作戰,西班牙內戰期間總計約有32,000人參與國際縱隊[32]。在戰爭期間,國際縱隊成員因其高昂鬥志成為共和軍倚重的主力之一。

另外,共和軍也有對共產黨員的處決行動,安德烈·馬地(André Marty)殺害了5000多名國際縱隊的士兵[53]。共产党内的斯大林主义者也殺害了国际纵队内部的部分人士,如托洛茨基主义组织的馬克思主義工人黨相關人士,包括領袖安德烈斯·寧(Andrés Nin)[54]

但在對外求援的過程裡,共和政府受到英法不干涉協定的影響最大,相對於國民軍來自德意兩國源源不絕且依不同的需求提供各項裝備,英法兩個民主國家卻對西班牙的合法政府圍堵武器輸入,共和政府只得選擇蘇聯作為武器來源,但蘇聯與德義的援助方針並不相同,蘇聯主要是希望延長期共和政府的抵抗能力,使英法相繼捲入「反法西斯」的戰爭中,而非求勝。此外,蘇聯對西班牙的共產黨和第三國際給予較大的政治影響力,使共和政府內越來越受其影響。不但在國內打擊其他勢力,還大量使用秘密警察內務人民委員部)、掠奪民眾财富以求戰爭物資,使共和軍區的民眾越來越反感[33]

與以上相對的,國民軍的物資主要是透過佛朗哥和德義代表直接交涉,而非如蘇聯以意識形態的派系來取得。軍事上,國民軍以佛朗哥為最高領袖,特別是在戰局膠著時,他帶領足以影響結果的非洲軍團參戰,使得其領導地位大幅上升[33],指揮統一;共和政府卻是無法建立完整的指揮體系,各派系軍事領導人各自為戰,還做了許多暴行,嚴重影響了共和政府的聲望。

大致概括一下:西班牙共产党是斯大林的走狗,恶心的国家资本主义者,但当时他们的政府还是民选成立的,是民主政府,而西班牙右派选择暴力推翻民主政府,建立极右法西斯极权独裁;英美等资本主义政府拒绝给民主的西班牙共和政府提供任何支援,导致西班牙共和政府被迫选择了与苏联结盟,因此受苏联政府的影响越来越大,也越来越极权专制,残忍屠杀平民,屠杀反对斯大林极权独裁的托派和社会民主派,包括奥威尔本人也被当成托派而遭到迫害。当然,从屠杀人数看,还是佛朗哥那边更肮脏残忍一些。

然后咱们再看看奥威尔在书中写了什么只要他们(工人民兵)存在下去,西班牙民兵部队就是一个无阶级社会的缩影。在那个集体中,没有人热衷于追名逐利,虽然每样东西都短缺,但没有特权和巴结,人人都能粗略地尝到可能像社会主义起始阶段那样的滋味。最终,这不仅没有使我对社会主义的幻想破灭,反而深深地吸引了我。结果倒是让我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那就是看到一个比此前出现的更加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

————乔治·奥威尔:《向加泰罗尼亚致敬》第八章

奥威尔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中所揭露的种种鲜为人知的事实令人吃惊:1936—1939年的西班牙战争,被描述为反法西斯、捍卫民族独立与民主共和国的战争,然而西班牙战争的社会主义革命性质却被掩藏了——被以莫斯科为首的共产党人故意掩藏了。这些篡取了十月革命招牌的共产党当权派,通过西班牙人民阵线政府,不但公然鼓动反革命舆论,而且越来越明目张胆地缴工人民兵的械——向革命无产者发动内战(从1936年晚些时候开始,以1937年五月巷战为顶峰)。最后——苏联官僚集团通过特务机关(格柏乌)与典型的资产阶级警察(即有特权的、自治的、全能的警察)——大肆逮捕、监禁、枪杀了成千上万的工人革命者。有必要指出,书名中的加泰罗尼亚是西班牙革命的最前沿地区,它位于西班牙东北部,以工商业大城巴塞罗那为中心,作者在西班牙革命战争中的全部经历就集中在这里。

至此,我们应不难理解乔治·奥威尔何以说:“最终,这不仅没有使我对社会主义的幻想破灭,反而深深地吸引了我。结果倒是让我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那就是看到一个比此前出现的更加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八,P89)。

另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在中文马克思主义的“左翼文化”分类中,是有收录奥威尔的《动物庄园》和《1984》的,而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是由托派维护的。奥威尔的这两本书,讽刺的是斯大林国家资本主义极权,所以自然被反对斯大林极权的托派收录。至于资本主义哈巴狗们,呵呵,他们把一个坚定的社会民主主义者说成“反社会主义战士”,真是无耻啊。

书籍推荐:《 Forging Democracy: The History of the Left in Europe, 1850-2000 》

关于欧洲的左派历史,中文圈基本是没介绍的,这也导致大批无耻的资本主义哈巴狗把社会主义者的抗争成果无耻的掠为己有了,例如民主,自由,人权。实际上,欧洲的民主,自由,人权,或者说现代文明,完全是社会主义者铸造的,而《Forging Democracy: The History of the Left in Europe, 1850-2000(铸造民主:欧洲左派的历史,1850-2000)》的作者,英国历史学者Geoff Eley用大量史料(这本书的引用资料列表就有几乎两百页!)详细讲述了1850-2000年欧洲的左派历史(这本书出版于2002年),并且有力的证明了社会主义铸造了民主,自由,人权以及所有让人类成为人而不是奴隶的制度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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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本书没有中文版(至于为什么没有,不用我多说吧?),而且作为历史书籍本身具有一定专业性,即使是有一定英文水平的人,看起来也是很吃力的。而作为历史书,其本身为连贯的事实叙述,所以进行节选概括也会漏掉大量关键内容。好在作者自己写了一个序章,对核心内容进行了具体介绍,以下为序章内容和翻译:

Introduction Democracy in Europe

对欧洲民主的介绍

Democracy in Europe has been a fragile, contested, unfinished, and relatively recent growth. It dates from the revolutionary crisis following the First World War, and then only fleetingly before being brutally swept away. Only after 1945, as a result of the victory over fascism, were democratic goods really attained. Even then, in socialist Eastern Europe a Stalinist counterrevolution immediately supervened, while in the southern periphery of Spain, Portugal, and Greece right-wing dictatorships prevailed. When democratic polities were finally created in those regions too, democracy became a general European reality.

欧洲的民主一直是脆弱的,有争议的,未完成的和相对在最近才增长的。它起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革命危机,然后在被残酷地扫除之前只是短暂存在。直到1945年以后,由于反法西斯主义胜利,才真正实现了民主。即使在那时,在社会主义的东欧,斯大林主义的反革命立即出现了,而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右翼独裁统治在南部边缘盛行。当民主政体最终在这些地区建立起来时,民主成为一个普遍的欧洲现实。

But what does “democracy” mean? In the realm of law it requires at least the following: free, universal, secret, adult, and equal suffrage; the classic civil freedoms of speech, conscience, assembly, association, and the press;and freedom from arrest without trial. By this standard, democracy was achieved nowhere in the world dur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arrived in only four states before 1914—New Zealand (1893), Australia (1903), Finland (1906), and Norway (1913). If we relax our definition by ignoring women’s suffrage, then the male democracies of France and Switzerland may also be added.1 Though 1918 gave rise to the revolutionary circumstances that expanded juridical freedoms, these still proved short-lived and were only lastingly reinstated after 1945. Only the large-scale socioeconomic mobilizations of world war, it seems, created the societal context for the advancement of democratic politics. Hence the special resonance of 1918 and 1945.

但“民主”是什么意思? 在法律领域,它至少需要以下内容:自由,普遍,秘密,成人和平等的选举权; 言论,良知,集会,结社和新闻出版这些经典公民自由;以及免于未经审判而被捕的自由。 按照这个标准,19世纪在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实现民主,并且在1914年以前只有新西兰(1893年),澳大利亚(1903年),芬兰(1906年)和挪威(1913年)实现民主。 如果我们放弃我们的定义,无视妇女的选举权,那么法国和西班牙和瑞士的男性民主国家也可能加入.尽管1918年产生了扩大司法自由的革命环境,但这些仍然是短暂的,并且只是在1945年以后才最终恢复。只有世界大战的大规模社会经济动员似乎创造了促进民主政治的社会背景。因此,这造成了1918年和1945年的特殊共鸣。

Juridical definitions describe democratization but can’t explain how it came about. For this we need to go further by examining the dynamics of democracy’s actual emergence, period by period and country by country.
The obvious political arenas of struggle in parliamentary institutions and
around citizenship rights are especially significant, but developments in social relations and culture are equally important. Ambitious packages of social rights implied by the rise of the welfare state expanded definitions
of democratic entitlements. These were achieved by various forms of social mobilization and cultural self-assertion that gradually shifted definitions of public and private and made use of an increasingly mass-mediated public sphere.

司法定义描述了何为民主化,但不能解释它是如何实现的。 为此,我们需要进一步逐个时期和逐个国家的研究动态民主的实际出现。明显的在议会制度和政治领域进行的和围绕公民权利进行的斗争尤其重要,但社会关系和文化的发展同样重要。雄心勃勃社会权利集合在兴起的福利国家的推动下扩大了民主权利的定义。这些都是通过各种形式的社会动员和文化的自我主张来实现的,逐渐改变了公共和私人的定义,并且利用了大众传播越来越普遍的公共领域。

None of these changes can be addressed convincingly without under -standing their gender dimensions. This means assessing both the degree of women’s inclusion as well as the impact of those gains on established gender regimes. Examining democratic access to see who exactly was given a voice makes the gendering of citizenship a vital aspect of democracy’s story.

如果不理解他们的性别维度,那么这些变化都不能得到令人信服的解决。这意味着评估妇女融入的程度以及这些收益对既定性别制度的影响。 考察民主进入情况,看看究竟是谁发出了声音,使得公民的性别问题成为民主故事的一个关键方面。

Feminist critiques have emphasized how heavily post-Enlightment political
understanding relied on binary distinctions between men and women embedded in new notions of citizenship, personhood, and self. They have shown how these assumptions crucially limited “women’s access to knowledge, skill, and independent political subjectivity,” especially when embedded in languages of collective identity, from class and nationhood to religion and race. For example, the basic category of civil society per se presumed women’s exclusion. New distinctions of public and private gendered women primarily as mothers and managers of households, as opposed to social leaders and political actors. By the twentieth century, demanding the inclusion of women would require that concepts like the body politic and social citizenship be radically recast.

女权主义者的批判强调了后启蒙政治的重大理解如何依赖于男女之间的二元区别,这种区别嵌入了公民身份,人格和自我的新概念中。他们展示了这些假设如何严格限制了“妇女获得知识,技能和独立的政治主体性”,特别是当嵌入了集体认同的语言中,从阶级和国家到宗教和种族。 例如,公民社会的基本类别本身就假设了对女性的排斥。公共的和私人的性别化的女性的新区别主要在于私人女性作为家庭的母亲和管理者,而不是社会领袖和政治行动者。到了二十世纪,要求包括女性需要从根本上改变身体政治和社会公民身份等概念。

Though gender distinctions remained a persistent and pervasive source
of conflict in the pursuit of democracy, the struggle against unequal power was at its core. Let there be no mistake: democracy is not “given” or “granted.” It requires conflict, namely, courageous challenges to authority, risk-taking and reckless exemplary acts, ethical witnessing, violent confrontations, and general crises in which the given sociopolitical order breaks down. In Europe, democracy did not result from natural evolution or economic prosperity. It certainly did not emerge as an inevitable byproduct of individualism or the market. It developed because masses of people organized collectively to demand it.

虽然性别差异在追求民主的冲突中仍然是一个持久和普遍的来源,反对不平等权力的斗争是其核心。别搞错了:民主不是“被给予”或“被授予”的。它需要冲突,即勇敢的对权威进行挑战,冒险行为和鲁莽的模范行为,道德见证,暴力对抗以及广泛性的导致社会政治秩序崩溃的危机。 在欧洲,民主并不是自然演化或经济繁荣的结果。它当然不会成为个人主义或市场的不可避免的副产品。它的发展是因为大量的人组织起来集体要求它。

The spread of democracy had a vital transnational dimension. It was
shaped to a great extent beyond the frontiers of the nation itself by a series of horizon-expanding pan-European conjunctures betwee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nd the present. There have been five such moments of transnational constitution-making in modern European history, which laid down limits and possibilities for the decades to come: 1776–1815, 1859–71,1914–23, 1943–49, and 1989–92.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book, the 1860s form the baseline, establishing the enduring framework for popular politics until a new series of radicalized conflicts began to dissolve it during 1905–14. Likewise, the years 1914–23 produced another generalized redrawing of the map, setting the scene for the polarized politics of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that generated fascism.

民主的传播有着关键的跨国维度。 它被一系列在18世纪和现在之间扩大了的泛欧洲联盟所塑造,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国家的边界。在现代欧洲历史中,有五个跨越国界的宪法制定的时刻,为今后几十年规定了极限和可能性:1776-1815,1859-71,1914-23,1943-49和1989-92。 为了本书的目的,1860s形成了基准线,为流行政治建立了持久的框架,直到1905 – 14年间一系列新的激进冲突开始解散它们。同样,1914-23年又对地图进行了另一种普遍的重新绘制,为极端化的革命政治和造成法西斯主义的反革命政治建立了场景。

In the 1860s, liberal constitutionalism registered an impressive international growth through the reorganization of states and recognition of popular rights, most important in relation to the franchise but also including limited legalization of trade unions on a local and national scale, from Spain to the Habsburg Empire and from Britain to Greece. Moreover, these constitutional frameworks fashioned in the 1860s proved remarkably resilient. Stability sometimes had to be secured through national crises, with major feats of accommodation in response to popular pressure, with a definite quickening of difficulties in the decade before the First World War.

在1860s,自由立宪主义通过政权重组和承认大众权利实现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国际增长,这对于企业来说最为重要,但也包括从西班牙到哈布斯堡帝国,从英国到希腊的地方和全国范围的工会有限的合法化 。此外,1960s时制定的这些宪法框架被证明非常有弹性。 稳定有时必须在国家危机时进行维持,在应对民众压力时进行重大调整,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十年内困难确实加剧了。

But in each case, crucially, the changes occurred through constitutional means. Even if extraparliamentary in form, popular pressure was applied mainly within rather than against the available liberal constitutional frame- works.

但在每一种情况下,关键的是,这些变化都是通过宪法手段发生的。 即使在额外的议会形式上,大众压力主要是出现在现有的自由主义宪政框架内而不是反对现有框架。

Though democracy’s most spectacular gains have always occurred on a
transnational scale, national states organized around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were also a vital prerequisite. The French Revolution had introduced Europeans to the idea that governments could be “for the people,” upsetting the stability of early-nineteenth-century authority structures and inspiring a range of revolutionary movements. But only when a system of liberalized nation-states solidified during the 1860s could movements emerge to organize popular hopes. This was most apparent in Italy and Germany, where unification created territorial states for the first time. The newly established constitutional machinery of German and Italian national politics, linked to liberal precepts of self-government and civic responsibility, created the first viable bases for separately organized popular democratic movements. A strengthening of liberal constitutionalism in Europe’s older territorial states had the same effect. Dramatic insurgencies of the people had occurred periodically before the breakthrough of the 1860s—in 1830–34, again in 1848–51, and in many more isolated cases across the continent—occasionally sustaining a longer presence on the national stage, as with Britain’s Chartists between 1837 and 1848. But only with the 1860s were the legal and constitutional conditions created for popular democratic parties.

虽然民主最显著的增长范围一直都是跨国的,但围绕代议政府组建的民族国家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先决条件。法国大革命给欧洲人带来了这样的想法,即政府可以是“为人民”的,这破坏了19世纪早期权威机构的稳定,从而激发了一系列革命运动。但是,只有在1860s时一个自由化的民族国家固化系统出现时才会出现组织民众进行运动的希望。这在意大利和德国表现得最为明显,那里首次创造出了统一的地域性国家。新成立的德国和意大利的国家政治宪政机构与自我治理和公民责任这些自由主义概念相联系,为分散组织的民主运动创造了第一个可行的基础。在欧洲较早的主权国家加强自由宪政也具有同样的效果。在1860s的突破之前 – 1830 – 1934年,然后在1848 – 1951年以及整个欧洲大陆上的更多的孤立案例 – 人们发生了戏剧性的反抗行为 – 偶尔在国家舞台上维持了更长时间的存在,就像英国宪章派在1837年到1848年之间。但是只有1860s才为多数民主党派创造了法律和宪法条件。

Between the 1870s and 1890s, country by country across the map of
Europe, socialist parties were formed to give government by the people
coherent, centralized, and lasting political form. Until the First World War and to a great extent since, those parties carried the main burden of dem-
ocratic advocacy in Europe. For most of the period covered by this book,
in fact, the banner of democracy was held up most consistently by the
socialist tradition. In the 1860s and 1870s, it was socialist parliamentarians who marked out a distinctively democratic space in the liberal-constitutional polities created by the pan-European upheaval of the time.

在1870s到1890s之间,在欧洲地图上的各国,社会主义政党形成了以人民群众为中心的,集中的,持久的政治形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以及在很大程度上,这些政党在欧洲担负着推动民主的主要责任。在这本书所涵盖的大部分时期,实际上,民主的旗帜是由社会主义传统最一致地进行支撑的。在1860s和1870s,社会主义议员们在泛欧洲剧变造成的自由主义宪政政治中标记出了一个独特的民主空间。

As national labor movements then established themselves, this advocacy
became strengthened, until by 1914 social democratic parties had become fixtures of their political systems—at their strongest in a north-central European “core,” where between 25 and 40 percent of the national electorates gave socialists their votes.

随着全国劳工运动的确立,这种推动力量被增强了,直到1914年,社会民主党已经成为他们的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 – 在欧洲中北部的“核心”中最为强大,其中25%至40%的国民选民投票给社会主义者。

SOCIALISM AND THE LEFT

社会主义和左派

This book was initially conceived in the early 1980s, as a deep crisis in the
established forms of the Left’s politics was already becoming apparent. For most of the century, the Left was defined by socialist and Communist parties, who, despite their mutual antipathies, also acknowledged a common tradition going back to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Even the small Trotskyist and Maoist revolutionary sects, contemptuously dismissive of Communists and social democrats alike, affirmed that longer tradition.

这本书最初是在1980s初期构思的,因为左派政治形式的深刻危机已经显现出来。在本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左派都被社会主义政党和共产党所定义,他们尽管相互反感,但也承认可追溯到十九世纪后期的共同传统。 即使是小部分托派和毛派中的革命派别,对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都轻蔑地不屑一顾,也肯定了这种传统。

Throughout the twentieth century, moreover, other progressive movements also oriented themselves around the dominance of these two main parties, finding it virtually impossible in practice to avoid their embrace. Occasionally, progressive causes were pursued separately—in certain anticolonial movements of the 1950s and 1960s, most feminisms, sexual dissidence, a variety of single-issue campaigns, and every so often a new party, like the Commonwealth Party in Britain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But for public effectiveness and legislative success left-wing causes needed socialist and Communist support. They provided the political oxygen, and in that sense, they hegemonized the Left.

此外,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其他进步运动也围绕着这两个主要政党,被它们主导,发现在实践中几乎不可能避免它们的拥抱。偶尔,进步事业是与他们分开的 – 在1950s和1960s的某些反殖民主义运动中,大部分女权主义者,性别异议,各种单一问题运动,以及每一个新政党,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英国的联邦党 。 但为了公共有效性和成功立法,左翼事业需要社会主义政党和共产党的支持。 他们提供了政治上的氧气,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霸占了左派。

Between the late 1960s and the 1990s, this ceased to be the case. After
the suppression of reform movements in Czechoslovakia and Poland (in
1968 and 1981), governing Communisms had finally exhausted any re-
maining credibility as agencies of progress, although ironically the Soviet
invasion of Czechoslovakia had finally pushed western European Com-
munists into developing an independent political course explicitly critical
of the Soviet model. However, by the early 1980s it was clear that this
“Eurocommunist” direction had also run out of steam. Communist elec-
toral performance began slipping in Italy, and in France and Spain it en-
tirely collapsed. Determined Eurocommunists drew their conclusions and
began shedding their Communist identities altogether.

在1960s到1990s之间,这一情况就不复存在了。 在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1968年和1981年)镇压了改革运动后,进行统治的共产党政权终于耗尽了任何残留下来的作为进步机构的信誉,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终于推动西欧的共产党人制定了独立的政治路线,明确的批判了苏联模式。但是,到了1980s初期,很明显这个“欧洲共产主义者”的方向也已经失去了动力。共产党的选举表现在意大利开始下滑,在法国和西班牙则完全崩溃了。 坚定的欧洲共产主义者们得出他们的结论并开始完全抛弃他们的共产主义者身份。

Concurrently, social democratic parties fell into disarray. The British Labour Party and the German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SPD) entered a parliamentary wilderness for 18 and 16 years of opposition, respectively,
in 1979 and 1982; the initial euphoria of socialist election victories in France, Greece, and Spain in 1981–82 rapidly palled in the face of austerity programs and rising unemployment; governing socialists in Austria and Low Countries vacated any distinctive policies; and the long-dominant Scandinavian socialists lost both their confidence and their lock on office.

同时,社会民主党也陷入了混乱。英国工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SPD)在1979年和1982年分别进入了18年和16年的作为反对派的议会荒野;法国,希腊和西班牙1981年至1982年的社会主义竞选胜利时的最初的欣欣向荣的情绪很快面临着紧缩计划和失业率的上升;治理奥地利和低地国家的社会主义者撤除了任何独特的政策;而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斯堪的纳维亚社会主义者们失去了他们的信心和他们对办公室的锁定。
The context of this crisis was the economic recession beginning in 1973, which abruptly ended the postwar pattern of continuously expanding growth on which social democratic confidence relied. During the long post-war prosperity—a “golden age” of capitalist stability, rising living standards, and broad-based social consensus—social democracy’s goals of full employment, rising real wages, and a generous welfare state had been secured without damaging capitalist accumulation. But in this new period, the pillars of that earlier arrangement—Keynesian economics, comprehensive welfare states and expanding public sectors, corporatism and strong trade unions—crumbled.

这场危机的背景是1973年开始的经济衰退,这场经济衰退突然结束了战后社会民主信心所依赖的不断扩大的增长模式。在漫长的战后繁荣期 – 资本主义稳定的“黄金时期”,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以及基础广泛的社会共识 – 社会民主党的完全就业目标,实际工资上涨以及慷慨的福利国家已经得到保证,而没有损害资本主义积累。但在这个新时期,早期安排的支柱 – 凯恩斯经济学,综合福利国家和扩大公共部门,社团主义和强大的独立工会 – 崩溃了。

In other words, the strength of social democracy was embedded in a
larger postwar system of politics, which itself was breaking apart. Here the pan-European antifascist popular consensus of 1943–49, itself forged in the crucible of the defeat of Nazism, had been the key. In contrast to the fragilities of the earlier settlement after 1918, this societal consensus proved extremely robust, enjoying both legitimacy at the level of the state and breadth in popular culture. Drawing on democratic patriotisms elicited by wartime solidarities and fusing hopes for a new beginning with the needs of economic reconstruction, the reform coalitions taking office in 1945 managed to ground their programs in the kind of lasting society wide agreement that had eluded their predecessors in 1918. The institutional strength of a liberalized public sphere, with all the necessary legal protections and reasonable latitude for pluralism and dissent, was a vital aspect of this big democratic gain. Above all, the full-scale popular mobilizations needed to win the war delivered the momentum for a generously conceived social contract during the peace. These reformist strengths allowed a remarkable degree of popular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state after 1945, giving it lasting reserves of moral-political capital.

换句话说,社会民主的力量被嵌入到一个
更大的战后政治体系中,而这一体系本身就是分裂的。在这里,1943 – 1949年的泛欧洲反法西斯民众共识,本身是在纳粹主义战败的坩埚中铸造的,一直是关键。与1918年以后早期建设的脆弱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一社会共识被证明是非常健壮的,享有国家层面的合法性和流行文化的广度。利用战时团结所引发的民主爱国主义,将新希望寄托在经济重建的需要上,1945年上台的改革联盟设法将他们的计划建立超越了他们的前人在1918时没有的持久的全社会范围的协议的基础之上。自由化的公共氛围的制度优势,以及所有必要的法律保护和合理的多元化和不同意见的宽容度,是这一大民主成果的一个关键方面。最重要的是,赢得这场战争所需要的全面的大众动员,为和平时期的慷慨构思的社会契约提供了动力。这些改革力量在1945年之后得到了国家内相当程度的民众认同,为其提供了持久的道德政治资本储备。

Thus the strength of the postwar consensus in Western Europe required more than the prosperity of the long boom or the negative cement of the Cold War; it also presumed that the image of the good society, so profoundly shaped by the antifascism of 1945, was finally becoming a reality. The forms of cohesion in a society—and the conditions allowing their renewal—depend crucially on the identifications forged in popular memory with that society’s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here a compariso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s two great constitution-making conjunctures, 1914–23 and 1943–49, says a great deal. In each case, the scale of societal mobilization, the radicalism of the institutional changes, and the turbulence of popular hopes all fractured the stability of existing allegiances and ripped the fabric of social conformity wide enough for big democratic changes to break through. But in 1918 building sufficiently strong popular identifications with the new democratic states remained highly contested, as the political polarizations of the interwar years and the rise of fascism so tragically revealed. After 1945, in contrast, the Western European consensus proved both broad and deep, producing remarkably resilient popular loyalty to the postwar democratic order.

因此,西欧的强大的战后共识所需要的不仅仅是长期繁荣或冷战的负面结果;它所假设的关于良好社会的想像,在1945年被反法西斯主义深深塑造之后,终于成为现实了。社会凝聚力的形式—以及允许它们更新的条件—关键取决于民众对社会政治制度的认同,这里有关于发生在1914-23年以及1943-49年的二十世纪两大宪法制定事件的比较,说明了很多。在每一种情况下,社会动员的规模,制度变迁的激进主义以及民众所希望的动荡都破坏了现存忠诚的稳定性,并且使得社会整合的结构足够宽泛,以使大型民主变革得以突破。但是在1918年与新生的民主国家建立足够强大的民众认同,这一点仍然备受争议,因为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政治极化和法西斯主义的崛起如此悲惨地显露了出来。相比之下,1945年以后,西欧共识既广泛又深入,为战后的民主秩序提供了非常有活力的普遍的忠诚。

That postwar consensus lasted for two decades. Beginning in the 1960s,
however, powerful new developments challenged its continuation. The
post-1973 recession, the capitalist restructuring of the post-Fordist transition, and a drastic reshaping of the class structure emerged as key structural developments. Accompanying them were the political explosions of 1968, the rise of a new feminism, and a proliferating ferment of new social movements, identity-based activism, and alternative political scenes. As a result, socialist and Communist parties of the traditional kind lost their dominance of the Left. For a century before the 1960s, those parties had performed the major work of democratic advocacy in Europe, building support through elections and rooting their influence in finely developed popular organization. They had functioned primarily as popular movements based in communities, binding their constituencies by means of elaborate subcultural solidarities. They now went into unarrested decline. Electorally, they found themselves outflanked by Green parties, left-socialists, and a variety of radical democratic initiatives. Moreover, to a great extent the grassroots
energy for Left campaigning now passed increasingly beyond the parliamentary arenas favored by socialism to a new localized, fragmented, and amorphously shifting extraparliamentary milieu.

战后共识持续了二十年。然而,从1960s开始,强大的新发展对其延续提出了挑战。 1973年后的经济衰退,后福特主义转型造成的资本主义重组,以及对阶级结构的彻底重塑,这成为了关键的结构性发展。伴随着这些的是1968年的政治爆炸,新女权主义的兴起以及新社会运动,基于身份的行动主义和其他政治场景的激增。结果,传统的社会主义政党和共产党失去了对左派的主导地位。在1960s之前的一个世纪里,这些政党在欧洲进行了主要的民主推动工作,通过选举建立支持,并将其影响力扎根到发达的民间组织中。它们主要作为基于社区的民众运动从而发挥作用,通过精心设计的亚文化团结来约束他们的选民。他们现在进入了不受欢迎的衰落中。在选举中,他们发现自己被绿党,左派社会主义者和各种激进的民主倡议所掩盖。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左派运动的草根能量现在越来越超越了社会主义偏爱的议会领域,进入了一个新的地方化的,碎片化的,以及不断变化的议会外环境。

This book will trace the implications of this vital contemporary transi-
tion, partly by historicizing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classical socialist tradi-
tion between the 1860s and 1980s and partly by analyzing the post-1968
realignment. If contemporary transformations have exposed socialism’s
weaknesses in the present, especially the exclusionary consequences of centering democratic strategy on the progressive agency of the industrial working class, then these insights have much to teach us about socialism’s limitations in the earlier periods too. If the centrality of the working class has been deconstructed in contemporary social and economic analysis, what happens if we “dethrone” the working class from its privileged primacy in socialist politics in various periods of the past? Feminist critiques of “class-centered” politics since the 1970s have been especially illuminating here, and the powerfully gendered limitations of the Left’s history will be a recurring theme of this account.

本书将追溯这种关键的当代转型的意义,部分是历史化了的1860s-1980s之间的古典社会主义传统的兴衰,部分是分析1968年后的重组。如果说当代转型已经暴露出当前社会主义的弱点,尤其是集中民主战略对工业工人阶级的进步机构的排斥性后果,那么这些见解也有很多可以教给我们社会主义早期阶段中的局限性。如果在当代社会和经济分析中工人阶级的中心地位被解构了,那么如果我们在过去不同时期将工人阶级从社会主义政治中的优先特权中“废除”,会发生什么? 1970s以来对女权主义批评的“以阶级为中心”的政治在这里特别具有启发性,而左派历史上的强有力的性别限制将成为这个叙述中反复出现的主题。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ism and democracy—or be-
tween “socialism” and “the Left”—is a vital theme of this book. For a
century after the 1860s, in this regard, two complementary principles held
good: socialism was always the core of the Left; and the Left was always
larger than socialism. Socialists never carried their goals alone. They always needed allies—whether in fighting elections, forming governments, organizing strikes, building community support, conducting agitation, working in institutions, or professing ideas in a public sphere. As socialists lost their hegemony in the Left after the 1960s and other radicalisms entered the Left’s political space, the terms of such negotiations grew ever more complex. Socialists found themselves forming new types of coalitions, or they overhauled their programs and appeals to accommodate the new constituencies. But even in the earlier periods, this book will repeatedly argue, socialists either broadened their appeals in equivalent ways or else held the “class-political” ground and effectively excluded significant populations from the socialist fold. The contraction of socialist politics around strongly gendered ideals of working-class masculinity, with discriminatory and exclusionary consequences for women, was the most important of these effects.

社会主义与民主之间——或者“社会主义”与“左派”之间的复杂关系是本书的一个关键主题。在1860s之后的一个世纪里,在这方面,两个互补的原则保持良好:社会主义一直是左派的核心;而左派总是大于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从来没有单独完成目标。他们总是需要盟友 – 无论是选举,组建政府,组织罢工,建立社区支持,进行激励,在机构工作或在公共领域宣传思想。随着1960s以后社会主义者失去了在左派中的霸权,其他激进主义进入了左派的政治空间,这种谈判的条件变得越来越复杂。社会主义者发现自己组建了新的联盟类型,或者改革了他们的计划和呼吁以适应新的选民。但即使在早期,这本书中也会反复强调,社会主义者要么以相同的方式扩大他们的诉求,要么维持“阶级政治”的基础,并且有效地将重要人群排除在社会主义阶层之外。社会主义政治围绕工人阶级男子气概强烈的性别理想收缩了,对女性造成了歧视性的和排外性的后果,这些影响是最重要的。

WHERE IS THE LEFT GOING, NOW?

左派现在到哪里去了?

Between the late 1960s and the fall of Communism in 1989–91, the socialist tradition entered a long crisis, from which it has yet to recover. For Communists, this was certainly connected to the Soviet Union’s loss of legitimacy and final collapse, but social democracy experienced an equally debilitating loss of compass with the unraveling of Keynesianism during the 1970s and 1980s. In both cases, socialism ceased functioning as a convincing alternative to capitalism. In popular perceptions, certainly in the allowable languages of public debate, socialist ideas lost all resonance. As a credible program for replacing capitalism—for reorganizing the economy on the basis of a centrally planned and bureaucratically coordinated state sector—socialism fell apart. As a forseeable project, it receded from practical view.

在1960s后期和1989-91的共产主义崩溃之间,社会主义传统进入了一个长期的危机中,而且尚未恢复。对于共产党人来说,这当然与苏联丧失合法性和最终崩溃有关,但是社会民主同时也在1970s和1980s时的凯恩斯主义解体中遭受了同样的削弱。 在这两种情况下,社会主义都失去了作为资本主义的令人信服的替代者的功能。在普遍的看法中,特别是在公共辩论所允许的语言中,社会主义观念失去了所有的共鸣。 作为取代资本主义的可靠方案 – 在中央计划和官僚协调的国有部门的基础上重组经济,社会主义崩溃了。 作为一个可预见的项目,它从实际的角度退去了。

Thus by the 1990s, socialist advocacy of traditional kinds became al-
most entirely silenced. The triumphalist rhetoric of the “end of Commu-
nism” gave the reckless dominance of marketizing programs in Eastern
Europe almost unstoppable force, while in the West neoliberal dogmas permeated political understandings of feasible governance. Social democratic parties replayed the earlier revisionism of the 1950s, this time almost completely shedding the socialist skin, embracing the new neoliberal frameworks via languages of “modernization.” With few exceptions, the Communist parties also dissolved or remade themselves, realigning the identity of the Left with a broad politics of democratic coalition, as against socialism per se. In all of these ways, whatever the electoral success of parties still calling themselves “socialist,” socialism as a class-political program for transforming or replacing capitalism seemed to be at an end.

因此,到1990s,传统种类的社会主义推动几乎完全沉默了。“共产主义终结”的胜利主义修辞使得在东欧,鲁莽主导的市场化纲领几乎成为了不可阻挡的力量,而在西方的新自由主义教条中渗透了对可行治理的政治理解。社会民主党重播了20世纪50年代早期的修正主义,这一次几乎完全消除了社会主义的肤色,通过“现代化”的语言拥抱了新自由主义框架。除了少数例外之外,共产党也解散或重塑了自己,重新调整了左派身份,作为广泛的民主联盟政治,反对社会主义本身。 在所有这些方面,无论将自己称为“社会主义者”的各方在选举上如何成功,作为改变或取代资本主义的阶级政治纲领的社会主义似乎已经结束了。

This political crisis had an underlying social history too. Socialist labor
movements developed in a particular era between the 1880s and 1930s,
with strong continuities lasting till the 1960s. They were shaped by the
distinctive infrastructure of urban economies, municipal government, and
working-class residential communities produced by industrialization, which
delivered the underpinnings of socialist political success during the twentieth century.4 But this social landscape of industry also started disappearing after the 1960s. For the preceding century, it had been the basic environment in which socialist labor movements convincingly championed the cause of democracy. Not only that, those movements also chalked up huge democratic achievements to their credit.

这场政治危机也有一个潜在的社会历史。 社会主义劳工运动在1880s和1930s之间的特定时期发展起来,具有强大的连续性,持续到了1960s。 它们受到城市经济,市政府和工业化生产出的工人阶级住宅社区这些独特基础设施的影响,这为二十世纪社会主义政治的成功奠定了基础。但是这种工业社会格局也在1960s后开始消失。 在上个世纪,这成为了社会主义劳动运动令人信服地支持民主事业的基本环境。 不仅如此,这些运动也用他们的信誉树立了巨大的民主成就。

This historic Left had proved more than simply “good enough.” It dog-
gedly and courageously constructed the foundations for democracy in Europe. It consistently pushed the boundaries of citizenship outward and forward, demanding democratic rights where anciens re ́gimes refused them,defending democratic gains against subsequent attack and pressing the case for ever-greater inclusiveness. Socialist and Communist parties—parties of the Left—sometimes managed to win elections and form governments, but, more important, they organized civil society into the basis from which existing democratic gains could be defended and new ones could grow. They magnetized other progressive causes and interests in reform. Without them,democracy was a nonstarter. Between the 1860s and the 1960s, they formed the active center of any broader democratic advance. This is the history of socialism that needs to be recovered and given its due.

这个历史悠久的左派被证明不仅只是“足够好”,而且坚定地和勇敢的为欧洲的民主奠定了基础。 它始终如一地将公民身份的界限向外推进,在政权拒绝他们的情况下要求民主权利,捍卫民主成果以防止随后发生的攻击,并将案例推向更大的包容性。社会主义政党和共产党 – 左派政党 – 有时设法赢得选举并组建政府,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将公民社会组织为可以捍卫现有的民主成果和新的民主社会发展的基础。他们对改革中的其他进步力量和利益进行了激励。 没有他们,民主就不会开始。在1860s-1960s之间,他们成为了任何更广泛的民主进步的活跃中心。这是社会主义的历史,这些需要被恢复和被给予其应有的。

If in its two-century history the Left stood for democratic constitution-
alism, expanding citizenship, egalitarianism, respect for differences, and social inclusiveness, then the centering of this politics around socialist values also entailed some distressing limitations. Precisely because socialists proved such effective advocates of democracy, certain issues became effaced. As well as affirming democracy’s indebtedness to the Left, therefore, this book also analyzes the insufficiencies of socialist advocacy—all the ways socialism’s dominance of the Left marginalized issues not easily assimilable to the class-political precepts so fundamental to the socialist vision. Questions of gender were the most obvious case, but other foreshortenings also recurred: questions of local control and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 excluded by socialism’s state-centered logic; sexualities, family forms, and personal life; agrarian problems; questions of colonialism, nationalism, and the continuing conundrum of “race.”

如果在其两个世纪的历史中左派主张民主宪政主义,扩大公民权,平等主义,尊重差异和社会包容性,那么围绕社会主义价值观念这一政治的中心问题也会带来一些令人痛苦的局限。正是因为社会主义者被证明是民主的有效倡导者,某些问题就被抹杀了。因此,除了肯定民主对左派的负债外,本书还分析了社会主义倡导的不足之处 – 社会主义对左派边缘化问题的主导地位不容易同化为社会主义视野中的根本性的阶级政治戒律。性别问题是最明显的例子,但其他的更小的问题也出现了:社会主义的以国家为中心的逻辑排除了地方控制和合作组织的问题;性,家庭形式和个人生活;土地问题;殖民主义问题,民族主义,以及“种族”的持续难题。

These were the questions that invaded the Left’s imagination after 1968.
For the crisis of socialism came not just from its collision with the unex-
pected realities of a transformed real world of capitalism. Equally funda-
mental challenges came from outside socialism’s familiar class-political
frameworks altogether—within theory, within as-yet-unreflected areas of
social practice, and within micropolitical contexts of everyday life. The
strongest challenge came from feminism. But others quickly followed: an-
tinuclear campaigning; environmental activism; peace movements; gay-
lesbian movements and the wider politics of sexuality; local community
politics; squatting and the creation of “alternative scenes”; left nationalist
and regionalist movements; and, last but not least, antiracism, both re-
sponding to antiimmigrant and related radical-right agitations and creating
space where racialized minorities themselves started to organize. These new movements allowed contemporary identity politics to emerge.

这些都是1968年以后侵略了左派想象力的问题。对于社会主义危机来说,不仅是因为它与现实世界中资本主义变革导致的意外现实相冲突。与来自外部的挑战同样根本的社会主义熟悉的阶级 – 政治框架中,从理论,到社会实践尚未反映的领域,以及日常生活的微观政治环境也面临挑战。最强大的挑战来自女权主义。但其他迅速跟随了:反核运动;环境行动主义;和平运动;同性恋运动和更广泛的性政治;当地社区政治;非法占领和创作“另类场景”;左派民族主义和地区主义运动;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反种族主义既回应了反移民和相关的极右派的鼓动,也创造了空间使得少数族裔自己开始组织起来。这些新的运动使当代的身份政治出现。

If the old class-centered paradigm of nationally organized socialisms had
lost its hold on the definition of the Left—the primary lesson of the
1990s—then these new movements formed the starting points for a politics capable of taking its place. The making of the socialist tradition into the main agency of democracy’s advance was the product of a particular era, 1860–1960, which is now over. But if socialism’s importance for the Left can be located in this particular period, in a powerful nexus of social histories and political forms whose possible conditions had dissolved, the next question immediately arises: how should democracy be located in the present? What were the Left’s coordinates in the new era opened by the 1960s? How might a new sociopolitical basis for democracy be composed? How can further extensions of democracy take place?

如果旧的以阶级为中心的国家组织社会主义模式已经失去了对左派的定义的把持–1990s的的主要教训 – 那么这些新的运动形成了一个能取代它的地位的政治的起点。 把社会主义传统变为推动民主进步的主要机构,是一个特定时代的产物,即已经结束的1860 – 1960年。 但是,如果社会主义对左派的重要性可以在这个特定的时期找到,那么在可能的情况已经解体了的社会历史和政治形式的强大关系中,下一个问题立刻出现了:民主应该如何在现在进行定位? 在1960s开创的新时代,左派的坐标是什么? 一个新的社会政治基础如何构成民主? 如何进一步扩大民主呢?

Just as contemporary capitalist changes were recomposing the working
class rather than abolishing it, so would the reconfigured forms of socialist politics continue to shape the Left. If socialism no longer offered a systemic alternative to market-based types of economy, socialist critiques of capitalism had not lost their force. Socialists had always demanded that liberals live up to their professions of pluralism, tolerance, and respect for diversity, moreover, while grounding arguments about freedom in their own robustly egalitarian philosophy. Strong and elaborate conceptions of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ollective good also retained their oppositional importance against the individualist shibboleths of the neoliberal ascendancy. In all of these ways, the socialist tradition held vital resources for the remaking of the Left, not least because parties calling themselves socialist remained the most popular and reliable repositories of democratic goods.

正如当代资本主义变革正在重建工人阶级而不是废除它一样,重构的社会主义政治形式也会继续塑造左派。如果社会主义不再提供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类型的系统性替代选择,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并没有失去它们的力量。 社会主义者一直要求自由主义者在其专业领域中恪守多元主义,宽容和尊重多样性,而且要在自己坚定的平等主义哲学中为自由提出论据。 关于社会正义和集体利益的强大的和精心的的概念也保留了它们在对抗新自由主义占优势的个人主义原则中的重要力量。在所有这些方面,社会主义传统为左派的重塑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资源,至少因为自称为社会主义的党派仍然是民主服务中最受欢迎和最可靠的知识库。

But the post-1968 movements had also radically expanded socialism’s
horizons, charting new territories of democratic practice, whether socialists opted to travel there or not. The boundaries of politics—the very category of the political—had been extended by feminists, gay liberationists, environmentalists, autonomists, and others. The possible meanings of democracy had changed. These innovations had proceeded largely beyond the awareness of older Left parties, with very few exceptions. Moreover, the new parties—Greens, left-socialists, and other emergent radicalisms—were small and barely captured much of this energy. Far-reaching political realignment was certainly remaking the national political space—not only by reshaping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socialist parties and their erstwhile supporters but also in novel processes of coalescence, which gave previously marginalized Greens and other radicals a place. Even more: for a century after the 1860s, with the vital exceptions of 1917–23 and 1943–47, parliamentary politics overwhelmingly dominated democratic political action, but after the 1960s this was no longer s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 variegated extraparliamentary sphere of localized and often particularistic
“movement” politics and the continuing parliamentary arenas was becoming the key front of democratic renewal.

但是,1968年后的运动也大大扩展了社会主义的范围,开辟了新的民主实践领域,无论社会主义者是否选择在那里出现。政治的界限 – 政治的范畴 – 已经被女权主义者,同性恋自由主义者,环保主义者,自治主义者和其他人所扩展。民主的可能含义已经改变。这些创新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老左派政党的认识,除了极少数例外。此外,新党派 – 绿党,左派社会主义者和其他紧急激进主义 – 规模很小,几乎没有获得这种能量。影响深远的政治调整无疑重塑了国家政治空间 – 不仅重塑了社会主义政党和其前支持者之间的关系,而且改变了以前的边缘化绿党和其他激进者的聚合过程。甚至更多:在1860s以后的一个世纪里,除了1917-43年 1943-47年的重要例外,议会政治压倒性地支配着民主政治行动,但是在1960s之后,这已不再如此。各种各样的议会外的本地化和特殊化的“运动”政治与议会竞选场所正在成为民主革新的关键阵地。

Writing this book has involved a complicated ethics. The history of the
Left contains much violence, many wrong turnings, many failures of prin-
ciple and nerve, a great deal of horrifying excess. Stalinism, in particular,
spreads like a noxious and indelible stain across a significant part of this
history. Likewise, in the field of extremism created by fascists and revolu-
tionaries, and again by Communists and anti–communists, social democ-
racy frequently chose complicity in democracy’s restriction and damage.
Conventional histories of the Left are also often periodized around a chro-
nology of revolutionary failures—in 1848, 1871, 1917–23, 1936, 1956,
1968, and more. I’ve tried neither to rationalize the failings and omissions
nor to look away from the crimes. I’ve tried not to romanticize missed
opportunities. But while acknowledging the Left’s defeats and limitations,
this book’s perspective is different. It tells a story of democracy’s European trajectory, whose uneven success was secured by the Left, sometimes passionately, sometimes painfully, but always as the necessary and most reliable support.

写这本书涉及复杂的道德规范。左派的历史包含许多暴力,许多错误的转折,许多原则和勇气的失败,大量可怕的过度。特别是斯大林主义的扩散,在这段历史的重要部分中成为一种有害的和不可磨灭的污点。同样,在法西斯主义者和革命者以及共产党人和反共分子创造的极端主义领域,社会民主党人经常选择与民主的限制和破坏同谋。传统的左派历史也常常围绕1848年,1871年,1917年至1936年,1956年和1968年等革命失败的年代表进行周期化。我已经试图将失败和遗漏合理化,也不想忽视罪行。我尽量不要浪漫化那些错失的机会。但是,虽然承认左派的失败和局限性,但本书的观点是不同的。它讲述了一个民主欧洲轨迹的故事,它的不平坦的成功是得到左派的支持的,有时候很激烈,有时很痛苦,但总是作为必要和最可靠的支持。

In this achievement, we are all the beneficiaries. If we consider the great dramatic moments of European constitution-making, which moved the frontier of democracy forward, from the 1860s to 1989, the Left’s radical democratic agency was always there. The political values the Left fought for in those moments, and in the long and arduous intervals in between, have become the values we all accept. The degeneration of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under Stalin and the Stalinization of Eastern Europe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have necessarily compromised socialism’s place in this accounting. But elsewhere in Europe socialists have been fundamentally responsible for all that we hold dear about democracy, from the pursuit of the democratic franchise, the securing of civil liberties, and the passing of the first democratic constitutions to the more contentious ideals of social justice, the broadenening definitions of citizenship, and the welfare state.

在这一成就中,我们都是受益者。如果我们考虑欧洲宪法制定的巨大的戏剧性时刻,从1860s到1989年,民主前沿向前推进,而左派的激进民主机构一直存在着。左派在这些时刻以及在漫长而艰苦的时期中争取的政治价值已经成为我们都接受的价值观。斯大林之下退化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和二战之后东欧的斯大林化,必然会损害社会主义的名声。但在欧洲的其他地方,社会主义者对我们所拥有的关于民主的一切,从追求民主政府,获得公民自由,以及将第一部民主宪法转变为更有争议的社会正义理想,扩大公民身份的定义和福利国家。

Democracy has always been a shifting frontier, whose idealistic but unrealized projections were as vital as the recorded gains. As we move through the unfamiliar landscape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herefore, this is a future we will need to remember. And in constructing our maps, we will need the knowledge contained in the Left’s rich past.

民主一直是一个一直在转变的前沿,其理想但未实现的预测与记录的进展同样重要。因此,当我们在二十一世纪走向不熟悉的景观时,这是一个我们需要记住的未来。在构建我们的地图时,我们需要了解关于左派的丰富过去的知识。

社会主义没有像资本主义哈巴狗们幻想的那样死去,历史没有终结,社会主义者们带来了新的替代方案(例如我博客上介绍过的经济民主模型),并正在与资本主义作战!

广州读书会八青年事件(资料摘录)

(写在前面:在我看来,这些毛派青年比起那些新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纳粹“民运”们,要强太多了,同时对他们的抓捕和迫害也说明了一点:共匪不怕新自由主义,但非常害怕社会主义。)

张云帆等人在广东工业大学教室内参与学生自发进行的读书会时,保安突然闯进教室,教室前后被头戴钢盔的学校保安和治安联防队堵死,警察将负责读书会的部分青年带到派出所,张云帆与叶建科两人因没带身份证件,广州市番禺区小谷围派出所先把二人定为“非法经营罪”,次日改以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被刑事拘留。随后该参与读书会的学生频繁被校方、警方约谈警告,部分甚至被取消助学金。读书会解散。

根据张云帆和叶建科随后发布的自白书,读书会当时讨论了时事热点问题,如暴走大事件视频下架,言及舆论不自由,期间涉及80年代末的学生运动和工人权益变迁问题。

自始至终,青年的自白书都表明他们所有可能“涉罪”的行为只是组织或者参与校园读书会和后勤工友的文娱活动,这些行为没有触犯刑法,也不构成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规定的“情节严重,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和教学、科研无法进行,造成严重损失”。然而,番禺警方至今也没有公开更多的事实来说明他们究竟有何罪行。

且不说对于12月9日已经不在读书会“犯罪现场”“实施犯罪”的郑永明和孙婷婷,警方是否果真有证据证明其是“重大嫌疑分子”,两名青年被抓时也并没有发生刑诉法所规定的“紧急情形”的任何一条。警察仅仅因为系统“只能提交一个拘留”,就给孙婷婷办成了刑事拘留,并且突破刑事拘留期限最高14天的法律规定,让孙婷婷在看守所待了26天之久。

《就北大毕业生张云帆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一案致广州番禺警方的公开信》在网上公开发布,信中首次向社会披露了张云帆参与读书会“因言获罪”的遭遇,并呼吁公众声援,包括钱理群、孔庆东、于建嵘等在内的多位知名教授学者和大量社会人士参与联署。联名信屡次被删,但联名队伍不断扩大。众多公众号发文呼吁支持。

在校内外的关注中,人们得知张云帆曾经是北大马会老会员,在校期间就十分关心工人状况,曾经发起北大后勤工人状况调研,调研报告因为揭露后勤用工乱象,在当时引起广泛的社会反响,也使得社团遭到了半年的封禁。

《我是孙婷婷,我要站出来》在孙婷婷的微博账号上发布,孙婷婷揭露了被刑事拘留前后警方不讲法律程序搜查和抓人、看守所环境和管理恶劣等等乱象,严词质问警方何以能够如此对待一个无辜青年,让自己身体崩溃、丢失工作,承受罪名污点和重大的经济负担。

《“主谋”郑永明:我永远是工农的孩子》发布,读书会发起人郑永明称将与青年共同面对风雨,争取正义,而自己永远要帮助工人农民获得更好的生活,“死不悔改”。

两次线下行动无疑比舆论声援更有力量,也充分表明此事引起的巨大不满。众多左翼人士肯定青年们是社会的进步力量,表示在号称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的当下中国,居然要抓捕信仰和传播这些思想青年,在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竟然不允许人民说话,这无疑显示出主流宣传的虚伪。

叶建科《撤销罪名,停止追捕徐、韩、黄、顾》在时代先锋网发布,叶建科详述了事件经过,还说出警方在看守所问自己是否愿意“为政府工作”,并让他以后参与类似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活动时先和警察“打一声招呼”。文末,叶建科表示自己要揭穿虚伪的假象。

南京致远社遭到学校和当地警方打压的事实,同样走到了公众眼前。据季超超、胡见鑫、金帅个人微博所发出的材料显示,南京当地警方,不仅毫无理由地将志愿类左翼社团致远社和境外势力扯上联系,还对该社团同学做出肢体殴打、手机监听、威胁退学等行径,由此叶引起了社会广大正义认识的广泛关注!

在致谢信中,顾佳悦首次写出了自己在追逃途中的经历:

年三十的深夜,我漫步在马路上。看到环卫工人躬着背,骑着自行车,在肃杀的寒风中艰难行进;彼时,万千无产阶级在风雪夜中历尽波折踏上回家路,辛劳毕生的苗长青躺在冰冷的棺材里寂寂长眠。

我帮忙推了一把环卫工人的三轮,突然感到,我所经历的,并不是什么“无妄之灾”。

——仅仅是一种并不残酷的历练。

韩鹏则呼喊出了自己心中的鼓舞和愤恨:

愤恨的是番禺警方出于立功心切的一己之私,无端地破坏广工读书会,把张云帆、孙婷婷、郑永明、叶建科关进看守所,并对根本不在现场的我、顾佳悦、徐忠良、黄理平进行全网追逃,搞得大家有家难回,父母在家惶惶不可终日;更愤恨的是,微信、微博、知乎等自媒体平台封杀我们八人的发声以及一切声援的声音,将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自由变成一纸空文。

他们说:

理直便可气壮,身正不惧影斜。如果我们八人今天认“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罪,悔“关注服务工农群众”之过,接受罪名与取保候审的处理,而不是义正辞严,要求番禺警方撤销此冤假错案,还我们清白。那么不远的将来,一切有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言论都可以入罪,一切青年理想主义者都可以被审查和羁押。对于我们来说,个人的未来风雨飘摇,无足挂齿,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未来、追求正义者的初心,则重若千钧,更值得我们珍视!

来源:  https://www.pin-cong.com/p/63926/

我,孙婷婷,南京中医药大学2016届毕业生。我在大学期间接触过做公益的进步青年,参加过一些社会实践活动和公益活动。公益青年们那种激情昂扬、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和谦虚真诚、朴素实干的作风深深感染了我,在为底层的人们做公益服务中,我逐渐认识到,目前公益是帮助社会最底层的工农群众有尊严地生活的最好方式。从此我对公益事业产生了强烈的向往,于是我毕业后先是在广州天河区一家社工机构里工作,之后到到广州番禺大学城一家社工机构里工作。在我来这家机构之前,机构已经与广东工业大学的一个读书会保持合作关系。我来到大学城的这份工作的职责之一就是为公益活动招募志愿者,因此自然而然地也就与广工的那个读书会的学生志愿者保持着联络与合作,协助广工的后勤工友们开展文艺晚会和广场舞活动。

令我万万没想到的是,我却因此身陷囹圄。

2017年11月15号晚上,广工的同学在教室里照常举办读书会,保安突然闯进教室驱散了读书会,据说因涉及敏感话题被举报至保卫处,随后警察将负责读书会的四名本校学生和已经刚毕业的两名青年带到派出所。第二天,广工的四名学生被放了出来,而另外两人(张云帆与叶建科)随后被刑事拘留,关进了番禺看守所。很快我就从我们机构主任那边得知警方已经将这个读书会定为了“反党反社会”的组织。接下来的一段时间,该读书会的学生频繁被校方和警方约谈警告,其中一名同学还因此失去了助学金,很快这个读书会就土崩瓦解了,他们再也不和阿姨们一起跳舞了。我当时感到特别可惜,因为他们是我见过的最富有爱心和行动力的志愿者,不像很多学校的那些志愿者那样,做活动只是为了拿志愿时长而无半点底层立场。

但是我没有想过这件事会波及我,因为我不过是跟他们一起合办后勤工友活动,仅此而已。事情发生后,我依然照旧工作着,没有了志愿者的帮忙,后勤工友的广场舞活动维持得很是吃力。
这时,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毫无征兆地降临在我身上。

2017年12月8号晚10点左右,房东突然敲门说有事找我,我开门后,一个正常穿着的男子(有可能是便衣警察)带着四名穿制服的警察一拥而入,让我出示身份证接受配合。我一个女孩子单独租住的房间突然闯进几个人高马大的警察让我瞬间懵了,茫然不知所措,短暂惊恐之后就是强烈的愤怒,我一再要求他们出示警官证和搜查证,他们不为所动,开始对我的房间翻箱倒柜,翻出了所有的书籍与笔记本、日记本等摆成一堆,然后让我站旁边拍了照片。

随后将我以及我的手机、电脑等物品带到小谷围派出所,他们开始询问我关于广工读书会成员的事,我说我不了解。这时候派出所所长过来,态度非常强硬,威胁道:“你不说是吧?你死吧!(多次说这三个字)那先随便安排个罪名,关进去再说!”

听了这话,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什么叫做“随便安排个罪名”?难道警察可以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随便给无辜的公民“安排个罪名”吗?法律在他们手里可以如此随便吗?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在他们眼里是可以随便践踏吗?且不说我完全不知道广工读书会人员的情况,就说我当时不过是一个被询问情况的人,有权利保持沉默。难道因为不知道或者保持沉默,就可以“随便”安排一个罪名来逼供吗?

来源: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8/01/%E6%96%B0%E9%9D%92%E5%B9%B4%EF%BD%9C%E6%88%91%E6%98%AF%E5%AD%99%E5%A9%B7%E5%A9%B7%EF%BC%8C%E6%88%91%E8%A6%81%E7%AB%99%E5%87%BA%E6%9D%A5/

有人说我是北大学生,是学霸,是个不那么利己的精英。

然而,马克思主义者和“毛左”,这个被不同的人赋予了不同含义的标签,才是我最珍视的身份。

我能看到,剥削和压迫从未在世界上消失。

家里有很多国企工人,令我自幼懂得国企改制中老工人的毕生心血如何被蚕食,亲眼见证他们被抛向社会,风雨飘摇;而更广大的弱势群体,无非黑煤窑脚手架血汗工厂,其生命轨迹,无非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

“我咽下这工业的废水,失业的订单/那些低于机台的青春早早夭亡/我咽下奔波,咽下流离失所/咽下人行天桥,咽下长满水锈的生活/我再也咽不下了/所有我曾经咽下的现在都从喉咙汹涌而出/在祖国的领土上谱成一首/耻辱的诗”

崛起背后,阴影长长,一寸光环,一寸血色。

诗人坠下高楼,信念冉冉升起。

这就是我立志忠于劳动人民,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原因。

来源:https://www.hrcchina.org/2018/01/blog-post_1.html

王实味事件和托派在毛贼时期的遭遇(资料摘录)

傻逼纳粹“民运”们天天鬼扯毛贼是左派,呵呵,他们不知道或者故意不肯说的是,共匪早在在野的时候就打压真左派了,上台之后,如果谁被认为是托派,或者是社会民主主义(共匪一般称为“修正主义”),那么这人的命运会比那些地富反右坏们更惨。共匪这个国家资本主义极权,对社会主义者的憎恨远大于对哈耶克们的憎恨。直到今天,托派和社会民主主义者都是被故意消音的(不信的可以自己用百度搜索,几乎找不出任何相关资料),而新自由主义垃圾却大行其道(张五常林毅夫铅笔社之流,芝加哥垃圾们的著作都有正式出版,包括《通往奴役之路》哦。)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王实味吧。他是个左翼青年,去了延安,后来发现延安的共匪的行为和他们所鼓吹的相反,于是写杂文揭露,因此被共匪残害,最终被杀。不少资本主义哈巴狗也拿这事指责“共产主义”残暴,呵呵,王实味是被他们亲爱的国家资本主义极权兄弟残害的,国家资本主义极权和他们一样,最痛恨社会主义者了。

具体资料:王实味(1906-1947),早在青年时代(25-27年大革命时期)就成为北大共产党干事,一位正直而热血的共产主义革命者,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启蒙做出过很大贡献(翻译了200余万字的马恩列经典原著)。王实味因在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中为青年人代言,对中共抗日根据地的干部官僚作风、特权和不平等现象提出尖锐批评,以及倡导文艺应发扬批评自由、相对独立地帮助革命等,这些主张都遭到官僚集团的猛烈抨击。王实味成为当时延安整风——也即中共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党内整风运动中最著名的活靶子,成为风口浪尖的众矢之的,最终甚至中共中央社会部批准砍死这位革命者、抛尸荒野。

就像资本主义包围下的红色农民乌托邦的大溃败大逃亡(即长征)却被后来得胜者们极力渲染为伟大史诗神话一样,中共在延安的十余年历史(1935-47)也被塑造成了某种神话。

但是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写于1942年3月17日,公开发表在当时《解放日报》)却刺破了这种“延安神话”:

  “一种人说:我们延安并没有等级制度;这不合事实,因为它实际存在着。另一种人说:是的,我们有等级制度,但它是合理的。这就须大家用脑子想一想。……我并非平均主义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却实在不见它必要与合理——尤其是在衣服问题上(笔者自己是所谓‘干部服小厨房’阶层,葡萄并不酸),一切应该依合理与必要的原则来解决。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在问到是否吃得饱的时候,党员还得起模范作用回答:吃得饱!),另一方面有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对他们不惟没有爱,而且——这是叫人想来不能不有些‘不安’的。”

  “‘……动不动,就说人家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其实,他自己倒真有点特殊主义。事事都只顾自己特殊化,对下面的同志,身体好也罢,病也罢,死也罢,差不多漠不关心!’……‘平常见人装得笑嘻嘻,其实是皮笑肉不笑,肉笑心不笑。稍不如意,就瞪起眼睛,搭出首长架子来训人’……‘大头子是这样,小头子也是这样。我们底科长,XXX,对上是必恭必敬的,对我们,却是神气活现,好几次同志病了,他连看都不伸头看一下。可是一次老鹰抓了他一只小鸡,你看他多么关心这件大事呀!’……‘害病的同志真太多了,想起来叫人难过。其实,害病,倒并不希望那类人来看你。他只能给你添难受。他底声音、表情、态度,都不使你感受他对你有什么关怀,爱护。’……‘我两年来换了三四个工作机关,那些首长以及科长、主任之类,真正关心干部爱护干部的,实在太少了。’……”

原来,从1940年5月开始,大、中、小灶的干部伙食等级制度就开始确立了,而到1941年11月(时值延安整风运动初期)干部等级供给制正式建立了起来。在这个干部等级制度中,小灶是最好的供给,享用者是部级或部级以上干部、年老且有病者或党龄十年以上者;其次是中灶,享用者是科级干部(过去担过县委以上责任者)、年老且有病者或党龄七年以上者、技术人员;大灶就是一般党员的伙食。

除了大中小灶和特灶与尊卑有别的严格制度,延安根据地甚至已经有了“特供”——国际左翼反对派很早就揭露过斯大林苏联存在的“特供”(后来红色中国也出现了,而且即使是大饥荒的1960年代,高干依然享有特供,特供品包括从东欧进口的高级香烟和各种奢侈品,1970年代江青曾建议取消高干特供,被毛泽东亲自反对),不过1940年代抗日延安大后方的特供却要微小得多,可是相对于无数流血牺牲的前线战士和在饥寒交迫瘟疫灾荒中挣扎的国民来说,延安高干的“特供”仍然是毫无疑问的奢侈品。其中,新鲜牛奶在当时就属于极少为人所知的特殊供应物,作为保健物品供给。奶牛场在1939年就开始筹办,1940年代初获得“国际友人赠送的40头荷兰奶牛”,牧场有川地200多亩、山地100多亩,喂养产奶的牛羊。包括新鲜牛奶的特供只有林伯渠、吴玉章、刘少奇、周恩来等26位革命元老才能享受,而且这些特供(美名其曰“保健费”)还是毛泽东本人在1941年9月19日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亲自提议设立的。

现在我们再回头看看王实味说的:“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在问到是否吃得饱的时候,党员还得起模范作用回答:吃得饱!),另一方面有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我们可以看到,王实味写于1942年初的这段话非但不夸张,而且还已经非常客气了。王实味这位真诚的革命者,甚至也许根本不晓得这样的“高层革命机密”:害病同志连面汤都喝不到、青年学生一天只得两餐稀粥时,养尊处优的革命最高首脑们在饱食肉饭之余,还能享受国际牲畜产下的新鲜牛奶呢。

面对1942年夏的工厂罢工运动,边区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对策,它们对后来中国工人运动乃至1949年以后整个官僚社会主义时期对工人阶级的统治(包括文革时期毛党官僚集团对工人抗争的操纵手法)都是非常“经典”的先例:
(1)组织群众运动的方式,寻找拥护官僚集团的积极分子,鼓励积极分子站出来揭发工人抗争代表,以此团结大多数工人群众,孤立少数敢于反抗的工人,各个击破。这正是毛党“运动群众”的滥觞。
(2)依靠共产党革命的政治权威(其背后是共产国际这面世界工人阶级最高旗帜),结合整风运动提供的新的政治标准、斗争旗号和敌我界线,对于揭发出来的工人领袖重新命名,谁不执行五五会议精神,谁不服从中共官僚集团,谁就不仅仅是一般的坏人,而且是特务、汉奸、反革命分子,予以严厉打压。
振华纸厂官僚把领导罢工的工会组织委员高成明开除工会会籍,开除出厂。光华印刷厂现任工会主席江淋,被撤销主席职务。边区农具厂工会主席狄建德被孤立后,由留守兵团司令部下达命令,将其交由军法处处办。
(3)继之以对产业工人进行中国特色的奴化教育改造依靠农民出身工人,扼杀工人的阶级斗争觉悟、培养对党官僚感恩戴德的精神,效仿苏联官僚集团的斯达汉诺夫运动(一种通过加强工人之间恶性竞争、分化瓦解阶级队伍的生产竞争[23]),重新塑造赵占魁式的甘为党国做牛做马的“劳动英雄”。

不久后,工厂里不受任何约束限制的行政权力的泛滥,与腐化倾向也大为发展起来。陕甘宁边区公营工厂实行厂长一元化领导不久,就出现纬华毛厂工人从厂长办公室走出很少不哭鼻子的现象。交通工厂(纺织)“有一个时期,工人发生什么事情,就是饿饭、打骂、斗争、禁闭、开除,上行下效,甚至生产管理员也可打骂工人”,与今天大资本家郭台铭的血汗工厂富士康有得一比。日常生活中,对于职工食堂伙食、病员待遇、社会保险等问题,厂方都可以困难为由而推诿或拒绝[24]。1944年边区工厂工人代表大会文件则透露了工厂领导的“官僚主义作风”对于发展边区工业已是很大的障碍,却不再提到工会,更强调无私奉献的劳动英雄运动了[25]。整风运动中,中共官僚集团的杰出走狗周扬反倒大言不惭地宣称:“在边区,一个农民出身的厂长,没有文化上必要的程度,又没有受过工厂管理的训练,然而他竟能管理数百工人,还和技术知识分子周旋得很好,他把工厂办下去了,产量且不断地增加。这种事实除了苏联,是全世界都罕见的。”(而且这段话竟出现在恶毒辱骂王实味的一个又臭又长的文章[26]

1947年在中共中央社会部批准下,王实味被残忍地砍死,扔进枯井。据说毛泽东1962年曾提到王实味“不该杀”[35],可是毛及其追随者们却无视:这种极权社会方式的孤立,加之让人彻底丧失人格尊严的精神侮辱和思想压迫,使被迫害者比死还难受。正因为如此,在后来类似整人运动里,许多人都选择了自杀。(共匪的整人学自斯大林,但起源是基督教,宗教裁判所和宗教法庭早就玩剩下的套路,比起基督教的强迫朝圣,强迫穿小丑服公开羞辱,共匪还算“仁慈”了。)

来源: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yanan1942/0-01.htm

马克思主义文库上有个王实味案专题,可以作为参考: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index-class-struggling.htm

接下来看看托派在毛贼时期的中国遭遇吧(关于社会民主主义者的遭遇,请自行查询那些被指责为“修正主义”者的遭遇。顺便说一句,当年被毛贼迫害的很多“右派”,就是社会民主主义者,他们想要的是民主的社会主义,而不是共匪的国家资本主义极权):一九四九年中共在中国大陆的胜利,对中国托派造成极大的思想冲击。但是这个影响并没有马上在托派多数派里面显示出来。托派的领导人预料会受到中共的迫害,在共军渡过长江之前已经采取了一些安全措施,而多数派更把中央机关从上海搬到香港。但是多数派的领导人和主要干部并不觉得自己原先对中共的政治评价成为问题,也没有预料到新成立的中共政权即将对中国社会造成深刻而长远的改变。(上世纪30年代的时候毛贼为首的斯大林派就把陈独秀等托派全部赶出了中国共产党,后来这些托派成立自己的组织,同时与共匪和KMT对抗。参考资料:中国共产主义同盟 ——1930年代中国早期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活动报告

来源: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marxist.org-chinese-chinatrots-1951.htm

中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就是毛政府对左派攻击的第一批目标。他们不但是一九四九年革命的支持者,而且长期以来还是中国工人运动的参加者。他们在国民党的统治下遭受了迫害。他们对中国犯了甚么罪呢?如果一定要说他们犯罪的话,他们所犯的罪就是在群众面前,要求中共实现它在刚得政权时所作的关于社会主义和民主的诺言。但是中共的答复,并不是在群众面前证明它能够说到就做到,反而下令逮捕站在工人阶级立场的批评者。在一九五二年底至一九五三年初,大约三百多位中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被捕。其中的五个人于一九五三年一月二十八日写了一篇告全世界工人阶级书,偷带出国。以下就是他们所写的:

  “我们五人,这文件的签名者,是至今尚能逃避过最近大举逮捕托洛茨基主义分子的侥幸者。过去,我们站在推翻国民党的斗争的前列;今天,我们还是坚决地站在我们的岗位努力于国家建设。我们都是共产主义者……
一九四九年秋天,中共在浙江温州和广东中山两个地区发动反托运动……逮捕了很多托派同志。有些还被诬指为‘国特’而被抢决。
当他们被绑赴刑场时,他们要求背负的名牌写上‘托派’,但是这个正义的要求却被拒绝了。为了怕他们呼口号,他们的嘴被塞了棉花。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至一九五三年一月,全国各地,从北京到广州,从上海到重庆,大量地逮捕托派。大逮捕发生在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和一九五三年一月八日两夜……
到现在为止,我们还不完全知道被捕的到底有多少人,但已有几百人被捕了。受害的不只是托派成员,还包括同情者、及托派成员的妻子或兄弟,他们与托派并无组织关系。
被逮捕以后,受害者的命运仍由官方保持秘密。被捕者的家人到公安局去问,但他们得到的唯一回答是:‘我们对这事不负责任;我们不知道。’”[21]

二十五年后的今天,这些工人阶级革命家的命运还是官方的秘密。他们从来没有被审判。如果他们还活着的话,他们还在包若望所描述的政权下过活。最近有个报导说,中国托派的领袖之一,郑超麟,一九七四年还关在上海的一个监狱中。

中共的道德可由以下事情看出:一九七五年当邓小平代理总理时,政府释放了几百名国民党战犯。但是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还关在牢中。

来源: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china-after-mao-1978/13.htm

共匪并不傻。他们很清楚,到底什么才是最大威胁。作为挂羊头卖狗肉的国家资本主义极权,他们最害怕的,无论是毛贼时期还是现在,从来都不是新自由主义狗肉们,而是羊肉们,也就是社会主义者们。

 

左派历史和现实概述

中文圈太多人不了解左派,把左派等同于毛粉,既可笑又可气。为此我就简单介绍一下左派历史和现实吧。注意,我是社会民主主义者,所以我的观察角度和评判也是以社会民主主义的标准进行的,如果是其他派别,那么他们会对同一个事实和人物有不同的评价。但事实和人物本身是不会变的。

先从左派的定义开始吧。最早的左右派分别起源于法国大革命时期,当时主张革命的革命派坐在议会左侧,而反对革命的保守派坐在议会右侧,从而出现了左右划分。

但现在的左右派定义早就不是当初的定义了,通常来说,政治上主张国际主义,经济上主张政府干预市场的人,是左派;政治上主张国族主义,经济上反对政府干预市场的人,是右派。当然,更多的时候,左派右派都是作为指责对方的帽子而出现的。

所以我具体聊一下到底哪些人是左派吧:通常来说,左派有两大分支思潮: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这两种思潮最大的区别在于,社会主义者主张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而无政府主义者主张不要政府。双方的共同点在于批判政府滥权和资本主义制造的种种灾难。

无政府主义的主要创始人有两个:普鲁东巴枯宁,而无政府主义内部也有很多流派,具体我就不介绍了,有兴趣了解的人可以看一下这里:无政府主义

而社会主义内部的流派,大致可以分为三大派别:毛派,托派,社会民主派。(注意:这是右派的划分,我并不认为毛派算是社会主义。但因为右派的划分在不了解社会主义的人中间影响很大,所以我先介绍一下他们的标准,我的看法会在后面说明。)而这三个流派内部又有不少分支流派。但如果想要区分这三个流派,其实很简单,问一个问题就可以了:你如何看待毛泽东?

毛派:“毛泽东是中国的大救星,是无产阶级革命英雄!”

托派:“毛泽东是个和斯大林一样的独裁的官僚头子,他和他所在的官僚阶级背叛了革命,毁灭了工人民主。”

社会民主派:“毛泽东是个残暴的独裁者,他建立起了一个恐怖的国家资本主义极权。”

通常来说,毛派的特点是:否定民主,支持极权独裁,崇拜毛贼和斯大林,有些反对LGBTQ平权,有些支持,支持女权,普遍仇视娱乐和性生活,鼓吹“无私奉献”,否定个人自由,否定维吾尔和图伯特人民的自决权。国际上的毛派相对好一些,而墙内的绝大多数毛粉,完完全全的就是和原教旨基督徒一样恶心的存在。

同样,毛派是完全否定托派和社会民主派的,把任何其反对者都斥责为右派。而我的看法是(同时也是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普遍看法),毛派是披着极左外衣骗人的极右纳粹,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者,毛派的理想国是国家资本主义一神教极权(也就是毛贼时期的中国)。

接下来介绍一下托派。托派内部差别很大,最极端的和毛派很接近,否定民主,但大部分托派是肯定民主(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的,反对对生产资料和资本的独裁占有,主张福利国家,同时支持LGBTQ平权,支持女权,肯定个人自由,肯定性解放和娱乐,肯定维吾尔和图伯特人民的自决权,以及所有被压迫人民的自决权,反对大一统。托派是否定斯大林和毛贼极权的,但与社会民主派不同的是,托派认为斯大林和毛贼极权是官僚独裁国家,官僚成为了一个新的寄生阶级,并不像社会民主派直接将斯大林和毛贼极权称为国家资本主义(不过有些托派也认可国家资本主义的说法)。

然后是社会民主派。社会民主派内部也有不同流派,最主要的两个分支为伯恩斯坦为代表的改良分支和以考茨基为代表的革命分支,伯恩斯坦认为资本主义会主动演化成社会主义,而考茨基则认为只能通过革命到达社会主义。而除此之外这两个分支的主张都是相同的:肯定民主(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反对对生产资料和资本的独裁占有,主张福利国家,支持女权,支持LGBTQ平权,肯定个人自由,肯定性解放,肯定娱乐,反对大一统,肯定维吾尔和图伯特人民的自决权,以及所有被压迫人民的自决权。

嗯?看起来社会民主派和托派的主张几乎相同?嗯,大部分主张的确是相同的,但有两个地方是不同的:1,对列宁的评价;2,对市场这一资本主义要素之一的看法。托派是肯定列宁的,大部分托派也认可计划经济;而社会民主派则否定列宁,认为经济民主应当与市场进行搭配(社会民主主义的创始人之一的考茨基是主张计划经济的,但现代社会民主主义者基本都认可市场)。

注意一点:计划经济不仅只有中央计划经济,部分托派和考茨基当初的主张是分散的由各地民主控制的分布式计划经济。

现在诸位大概很好奇这三个派别的起源了。这要从社会主义的起源开始了。首先,社会主义是在古典自由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社会主义者继承了洛克的否定君权神授,弥尔顿的出版自由,卢梭的社会契约和人民主权以及揭露私有制带来不平等,法国大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理念与革命者(罗伯斯庇尔,巴贝夫)的早期平等主义思想,托马斯潘恩的非信神论和政教分离和否定贵族特权,启蒙运动对理性的宣扬和对宗教迷信的批判,亚当斯密对封建制的反对和对同理心的肯定(《道德情操论》),大卫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和阶级分析,以及早期乌托邦社会主义者(托马斯莫尔,傅利叶,圣西门,欧文)的理想国构想与平权思想。

很显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也是建立在古典自由主义理论的基础之上的,有些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吹得太过了,说什么马克思之前的思想家只会空想,呵呵,事实是如果没有这些“空想”,马克思的理论也没法从空气中蹦出来。

但要说社会主义什么时候正式诞生,那要到1848年了。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发表,标志着社会主义的正式诞生。而1848年也发生了一件大事:席卷全欧洲的1848革命,而革命的主力则是工人和农民。

然后,1864年,第一国际诞生:国际工人协会英语: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缩写为IWA),史称第一国际(First International),是1864年建立的国际工人联合组织。马克思是创始人之一、实际上的领袖。由于会名太长,人们取它的第一个单词“International,国际”,第二国际成立后,始称“第一国际”。1876年在美国费城召开的会议上宣布解散。

虽然马克思是第一国际的创始人之一,但实际上第一国际主要由普鲁东主义者和布朗基主义者组成,马克思主义者在其中只占少数:他们的行动在这一思想的范围内,例如在第一国际中,马克思主义者很少而普鲁东主义者(备注:普鲁东是无政府主义者)很多,此后布朗基主义者(备注:布朗基是巴黎公社议会主席)也加入了,英国的工团主义者们也加入了,而他们几乎不了解社会主义。(备注:工团主义是无政府主义的分支之一) 来源:社会民主主义对抗共产主义

1889年,第二国际诞生:第二国际英语:Second International),正式名称是社会主义国际(Socialist International),是一个由世界各国工人政党组成的国际联合组织。1889年7月14日,在巴黎召开了成立大会,通过《劳工法案》及《五一节案》,决定以同盟罢工作为工人斗争的武器。组织后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而解散。第二国际所作出影响最大的动作包括宣布每年的5月1日为国际劳动节,宣布每年的3月8日为国际妇女节,并创始了八小时工作制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些社会党通过《拥护国际联盟案》,筹备恢复第二国际。1920年,在日内瓦召开大会,第二国际(又称“伯尔尼国际”或“黄色国际”)才恢复起来。但是很多国家的社会党拒绝参加,另外组建了社会党国际工人联合会(又称“第二半国际”或“维也纳国际”),该组织深受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影响。1923年,第二半国际与重建的第二国际合并为社会主义工人国际,这个组织存在到194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51年,“社会党国际”被重建,存在至今。

第二国际在一战时分裂了:考茨基和其他社会民主党对战争形势发生了误判,在一开始选择支持战争,而列宁一派则反对战争,从而发生分裂。但后来考茨基和其他社会民主党人也转向反战。第二国际成员大部分是社会民主主义者,以伯恩斯坦和考茨基为代表。而真正导致第二国际彻底分裂的是什么呢?

是十月革命。准确来说,是十月革命之后布尔什维克没能建立民主,这一事实导致了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主义者,特别是考茨基,与布尔什维克们彻底公开决裂。

然后,列宁和其他布尔什维克在1919年建立了第三国际,也就是共产国际共产国际(俄语: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缩写为Коминтерн),通称第三国际Третий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是一个共产党共产主义组织的国际联合组织,1919年3月在列宁领导下成立,总部设于苏联莫斯科。1943年5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作出《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并于5月25日公开宣布《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声言这是为了适应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便于各国共产党独立处理问题。

而中国共产党,最早就是共产国际的远东支部。其中,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都是民主架构,只有第三国际由莫斯科的独裁者们控制。而各国的共产党,几乎都是在莫斯科的独裁者的密谋之下人为建立起来的:当他们承诺建立一个新的第三国际以反对旧的那个时,战争几乎结束了,同时社会主义国际开始运转(1919)。布尔什维克承诺的雄伟实验无法影响到西方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这些政党直到现在还是联合的,但现在开始分裂了。部分人热情的加入了布尔什维克,然后开始在西欧和美国接受他们的模式。这导致了共产党的崛起。主流保留了对旧的社会主义原则的忠诚,在所有情况下都拒绝了共产党模式。在这两者之间出现了第三种。后者在自己的国家内拒绝了布尔什维克模式,但相信这些模式适合俄国。与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的民主架构相反的是,第三或共产党国际,也被称作共产国际,是严格独裁的。它建立时给了莫斯科永久席位,并成为了俄国政府的工具,维持了大批海外间谍,其中一些是真诚和热情的支持者,另一些是雇佣间谍,但是所有人都是莫斯科中心的盲目的工具,没有任何自己的意志。来源:社会民主主义对抗共产主义

所以,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敌对也就不奇怪了,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并非分家,而是本身的起源就不同:社会民主党起源于民主的第二国际,而共产党起源于独裁的第三国际。

那么第四国际又是怎么出现的呢?这要从列宁死后说起了。1924年,列宁去世,然后斯大林夺取了权力,并准备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建立起属于他自己的独裁统治。而托洛茨基和其他一些布尔什维克老党员反对斯大林在党内搞独裁,并主张落实承诺的工人民主,反对斯大林的强迫集体化(也就是集体农庄计划)主张。而斯大林自然不肯交出权力,因此动用秘密警察等镇压机器迫害托洛茨基和其他老党员,为此托洛茨基在1927年被开除出党,然后被迫流亡国外,而反对斯大林的老布尔什维克们也几乎全被斯大林屠杀。

托洛茨基流亡国外之后,于1938年成立第四国际:列宁死后的第三国际中发生托洛茨基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之间激烈的斗争。前者主张世界革命,后者主张一国社会主义。斗争结果,前者失败,于是第三国际各国支部纷纷开除其中主张世界革命的托洛茨基派。被开除的人成立了各国的和国际的组织,但并不自视为新的党和新的国际,而自视为共产党和共产国际之中一个派别,为改造党和国际而奋斗。到了1933年,希特勒反动统治德国,德国共产党不战而败,各国托洛茨基派才宣布第三国际已经死亡,再不能加以改造,必须建立新的国际了。此时之后经过五年准备,到了1938年各国托洛茨基派在瑞士召集大会,才正式成立第四国际。第四国际至今依旧存在。

而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创始人大都是托派,例如陈独秀,但在斯大林夺取大权屠杀老布尔什维克之后(也就是上世纪30年代),毛贼为首的斯大林派就在党内把持了大权,陈独秀等左派反对派被驱逐出中国共产党:南非革命者弗兰克·格拉斯(Frank Glass,中文用名:李福仁)所撰写的给与托洛茨基的报告,其对于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在1930年代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所进行的英勇而不为外界所知的工作进行了描述。作为一个地下组织,中国托派同时面临来自国民党专制政权、包括日本侵略者在内的外国帝国主义势力和由斯大林主义者所控制的中共的镇压与打击。

此时中国有没有社会民主主义者呢?有的:许纪霖指出,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有两种可供借鉴的资源,其一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修正的自由主义思潮和运动,它主要包括来自美国杜威(John Dewey)的民主-自由主义和英国拉斯基(Harold Laski)的费边主义(Fabianism),又称费边社会主义(Fabian Socialism),后者并且成为主流。②张汝伦则将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思潮区分为两条基本脉络:一条是以胡适为代表的“西化自由主义”;另一条是从梁启超开始,经研究系到第三方面的“本土自由主义”,以张君劢为代表。在张汝伦看来,“第三方面提出的‘中间路线’,未尝不可以说是今天在西方讨论的‘第三条道路’的先声”,二者的“根本目标却是一致的,这就是政治民主加经济民主,统称社会民主”;“他们追求的目标–一个既有政治民主,又有经济民主的中国,不仍然应该是全体中国人今天奋斗的目标?当年那些自由主义者的事业,不应该仍是今天人们的事业?”来源:民主社会主义与民国政治 ——拉斯基在中国的影响,注意费边社会主义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分支之一。同时,还有一个马克思人道主义,也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分支之一。

社会主义还有其他分支,例如正统马克思主义,社会女权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等,但大部分托派和社会民主派同时也是支持女权和环境保护的。而今天,只抱着马克思理论不放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很少了,大部分社会主义者都可同时被分到多个流派中,但总体来说或者属于托派或者属于社会民主派。至于毛派,我不认为他们是社会主义者,他们只是披着极左外衣的极右纳粹而已。

最后,社会主义者和资本主义者最关键的区别是:社会主义者反对对生产资料和资本的私人独裁占有(即反对私有制),而资本主义者肯定对生产资料和资本的私人独裁占有。所以凯恩斯主义者并不是左派而是右派,但凯恩斯主义者在右派当中算是左的,而凯恩斯的最主要主张:政府干预经济和福利国家,本身也是从马克思那里抄袭过来的。

 

 

 

托洛茨基论工农联盟和强迫集体化问题

(美)理查德 B·戴

 

作者:理查德·戴(Richard Day),多伦多大学埃林德尔学院政治经济系。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1982年第14期第37-46页。林勋健、荆路摘译自英《评论》CRITIQUE 杂志第13期(1981年),张中民校。

在二十年代的辩论中,布尔什维克党内的左翼反对派,从来没有严肃地考虑过用强力实行集体化的可能性。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于一九三四年一月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承认,这是他犯下的最大的错误。他声称:

  “在这个问题上,需要的是斯大林同志更大的远见,是他在系统阐述各项新任务方面的巨大胆略,是他在实施新任务过程中的坚定性,是他对新时代和各阶级力量之间相互关系最深刻的理解。”[1]

当1927—28年间冬季,开始向富农发动初次进攻的时候,托洛茨基确信中间派成员,只不过是以“左的锯齿形”方式从事着派别活动。托洛茨基认为向富农进攻没有长远意义,从而不予考虑。一年之后,全盘集体化开展起来了,即使到这时,托洛茨基还认为在不远的将来政策上不会具有长远意义的变化。认为“消灭富农阶级”的提法是个荒唐的口号。因为苏维埃俄国没有所需要的农业机械来巩固土地的合并并进行集体耕作。他预料这种极左路线至多是增加那种继续受富农控制的“假集体农庄”。

根据托洛茨基的判断,苏联农业体制上的改革,必然以社会主义工业的巨大发展为先决条件。与此同时,党的责任在于通过在新经济政策所许可的范围内,增加日用消费品的供应来维持“联合”也即工人和农民之间的联盟。早在一九二三年,托洛茨基就提出过取消新经济政策,而用始终一贯的经济计划来代替这种政策的愿望。然而,要超越新经济政策,首先要创造城市居民发展工业的前提条件。所以,研究托洛茨基关于苏联农业的主张,首先要从一个清楚的陈述开始,其大意是说反对派所关心的主要不是整顿农业,而是避免工农联盟的即将崩溃。

党内不同的领导人对谷物征集工作中日益增长的危机所持的态度,取决于他们对工农联盟及其所存在的问题的理解。布哈林认为,出售余粮的下降,主要是由于大农庄的崩溃和它们分散的小规模的土地所有制所替代。战前,大农庄担负着谷物销售的20%以上,富农承担了50%,其余部分则由中、小农承担。无疑,个体农户在数量上增加50%左右是造成农产品从用于销售转向用于维持生计的重要原因。在布哈林看来,恢复战前谷物销售方式的途径,似乎就是要给予富农以更多的机会来租得土地、雇佣劳动力和扩大生产规模。

斯大林同意布哈林关于土地占有形式是首要问题的见解,按照斯大林的看法,谷物销售量是有限的,因为农民比革命前吃得多了。从地主奴役下获得解放的小农和中农,“他们的物质条件得到很大改善的机会”。[2]正是对问题根源的这种一致看法,使斯大林和布哈林两人都在寻找解决改革土地占有权的方案。布哈林提出的解决办法是设想产品的增长。斯大林所提出的解决办法是依靠产量的增长和对于农村生活水平的抑制。

根据托洛茨基自己对农业的估计,他同斯大林有个共同的看法,即土地占有权的改变,已经影响了收益的再分配,免除了农民对许多税款和租金的支付,而在战前,这些支付迫使农民到市场上出售自己的谷物[3]。象布哈林那样,托洛茨基也认为“地主所有制的消灭”是市场上剩余农产品减少的因索之一。但是与斯大林、布哈林两人不同,托洛茨基认为,与“商品荒”,也即与为刺激农民生产商品农产物所需向他们提供的消费品的短缺相比,土地占有权就成为第二位的问题了。

商品荒是由土地所有制形式的改变和早先施加给农民的财政重负的消失引起的。到1925一26年度,农业总产量恢复到战前水平,工业总产量(包括普查数字和小型工业数字)已达到战前的90%。然而,由于对自己的产品拥有更大控制权的农民现在不太愿意销售他们的产品。这种工农业生产同时逼近战前水平的状况并没有保证对农业提供足够的刺激。虽然这些情况看来好象有利于农业贸易条件的变化,但在事实上,价格的剪刀差一也即工农业产品之间价格指数的关系对农民不利。

这种发展最初是由于工业的缓慢恢复,后来是由于在新建设和重工业方面加快进行大规模投资所引起的。在城市里,政府的直接干涉控制了日用品的价格,从而,剌激了日益增长的城市人口的购买力。在农村,其结果是工业品严重缺乏,工业品市场价格惊人的增长以及官方限定的批发价格和市场零售价格之间的显著差距,这种差距构成了私商们的利润。农民有更大的能力可以拒绝将他们的产品提供市场,加之鼓励农民销售农产品的东西的减少——这两方面的因素最终导致了1927—28年的“粮食危机”。

毫无疑问,布哈林是知道价格剪刀差的含意的,而且,他尽力使官方用降低生产成本和加速工业资金流通的办法来压低工业品的价格。他希望扩大零售商品的合作经营会缩减私商的活动,以使农民受惠于较低的零售价格。他没有预料到的是,1925年后重工业投资的迅猛增长,造成了农村工业品的短缺和工农联盟的破裂。

原则上,布哈林反对这样的投资,而宁愿更加有效地利用工业资金。因此,他被托洛茨基和“反对派”视为社会主义工业的反对者。反过来,布哈林则把一些反对派成员所提议的用提高批发价格去为发展工业提供资金的作法视为掠夺农民的诀窍。在这篇文章巾,我的目的是要阐明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实际上寻求的是一个共同的目标——维护工农联盟。布哈林误解了托洛茨基的立场,把他的观点视为是“超工业主义的”,并且是对农民的一种威胁。托洛茨基同样批评布哈林的观点,布哈林一方面赞同“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这含有工业自给自足的意思。另一方面,他反对工业方面的新投资。布哈林无法解释这种自相矛盾的言论,加之他的农业“合作化计划”,使托洛茨基把他的观点看作是既不懂马克思主义,又不懂基础经济学的新民粹派作家的观点。

托洛茨基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来理解工农联盟的。社会主义工业和个体农业被看作是对立面的辩证统一。在这种关系中,有无产阶级和贫农、中农的联合,又有工农两种劳动者同富农的对立。要超越工业和农业两方面的矛盾,就需要农业的工业化。托洛茨基在1927年写道:

  “农业的工业化意味着消除城乡之间、从而消除工农之间现存的这种基本矛盾:至于他们在国家经济中的作用,他们的生活状况,他们的文化水平,随着他们之间的界限的消除,就必然更加接近。一个机械化耕作构成了计划经济中平等的一部分、城市已吸收了乡村的优点(广阔、葱翠)、而乡村也充满着城市的优点(铺设有公路、有电灯和上下水道)的社会,也即在这种社会中城乡对立已经消除,农民和工人在单一生产过程中已成为创造着相等的价值,享受着同等权利的劳动者,这样的社会将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4]

托洛茨基一贯强调生产的物质基础是阶级关系的首要决定因素。他认为,直至农村生产的物质基础被改造以前,阶级分化是不可避免的。相反,布哈林却想用恢复两个经济部门之间的商品流通,用鼓励小型农村工业(例如粮食加工业)来克服城乡矛盾。1925年,当他极力主张农民自己富裕起来的时候,他是希望通过这样做能够避免进一步的分化。他认为合作社组织会使农民阶层作为一个整体通过贸易和金融的途径“长入”社会主义。在组织农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中,合作社会成为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中间环节”。

根据合作化计划,甚至也没有把富农的合作社视为社会主义的一种威胁。如果富农积累了资本,他们就把自己的存款存入苏维埃的金融机构里,或是用来购买新设备。在第一种情况下这种财源可以被转用来为贫农和中农的合作化提供资金;在第二种情况下这些资金就会有助于扩大工业品市场和加速资本的流通。但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农业制度都会使富农的欲望被利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

按照托洛茨基的观点,布哈林好象盲目崇拜一种组织的形式,而忽视了它的内容。社会主义农业,不是靠组织上的、信用上的和国家行政上的措施创造出来的,而是由机械化、拖拉机化和电气化创造出来的[5]单纯把原始形式的农业组织在合作社的体制内既不能改变现存的阶级划分,也不能改变产生各阶级的客观原因,这就是说国家工业无力提供更加先进的设备。布哈林认为一般合作社就包含着社会主义性质,这样,他就好象是想要恢复民粹派所幻想的一种资本主义以前的农村公社,这种公社尚未被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关系和生产关系分裂出来。据此种种,托洛茨基断定布哈林是“富农”倾向和“苏联民粹主义”的首创者[6]

根据同样理由,托洛茨基怀疑尤里·拉林和其他一些人所采取的“极左”立场,这些人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他们提出了贫农的集体化和向私人资本的总进攻。过去的经验表明,公社往往忽视劳动分工,力求自给自足,并以耗尽它们自己的资本而告失败[7]。由于先进的社会制度和最落后的耕作方法之间的极端矛盾,贫农的合作社是注定要失败的。充其量这些合作社只是一种组织上的“实验室”或为未来准备的一种模型。但是按照托洛茨基的说法,

  “为未来作准备的主要工作是更带有根本性的:它包括发展为农业的工业化向农村提供技术基础的工业”[8]

托洛茨基相信农业改革仅是个远景,于是,他把注意力集中在由于价格的剪刀差和商品荒所造成的困境这样一个更迫切的问题上。1925年秋天,工业日用品零售价格比农产品价格高出百分之五十以上(这两个指数是根据1913年的价格推箅出来的)。诺姆·贾斯尼详细论述道:

  “1926年10月,在乌克兰和克里米亚,纺织品零售价比1913年的价格高出127%(…在私人贸易中,纺织品价格比战前高出225%)。而农产品的生产者所得到的价格只超过战前价格的20%。因此,就纺织品而言,乌克兰农民所承受的“剪刀差”超过200%”[9]

由于这些不平衡的价格,谷物播种面积的恢复比整个农业生产的恢复更慢。截至1926—27年,农业产量超过战前百分之六,但甚至在农业区,平均每人口粮消费额还低于1913年的水平。部分原因是缺少耕畜。然而,阻碍谷物生产的主要障碍,还在于剪刀差。如贾斯尼所说:

  “在它的晚期,恢复的关键性障碍…是农业和非农业产品价格之间的不协调关系。商品生产……很难补偿成本”。[10]

整个1925年,托洛茨基再三警告说,除非农村的需要得到满足,否则农民自己将以走私的形式与外资结成自己的联盟。为了测定外国货物所造成的压力,托洛茨基提出建立一套比较系数,这类比较系数可根据价格和质量把苏联的生产效率与外国进行比较,而后,这些系数将作为制定进口计划和新投资的指导。为了加速运转和降低成本,国内生产要进行合理化和标准化的改革。同时,他极力主张对于那些系数最令人失望的场合,必须进行商品干预。廉价的外国商品将在苏联市场上销售,所得利润被用来资助相应的国内商品的零售价格[11]

商品干预的提出,是打算为剪刀差问题提供一种短期的解决办法。托洛茨基的长远目标在于利用由此而供应到市场上的粮食,以便为进口新的工业设备提供资金。和斯大林关于苏联自给自足的观点形成对照,托洛茨基提出通过吸收世界市场的“储备”来稳定工农联盟。在下面这段论述中他概括了缩小剪刀差、固定资本的更新和扩展同国际贸易的发展之间的关系:

  我们的经济体系已经变成了世界体系的一部分。这已构成了交换系列中的新环节。用农民的粮食交换外国的黄金。用黄金交换机器、设备和城乡生活必需品。用黄金和粮食出口换来的纺织机械为纺织工业提供新的设备,从而降低了运往农村的纺织品的价格。循环变得十分复杂,但基础仍然是相同的,这就是城市和乡村之间的某种经济关系[12]

托洛茨基十分关心向农民提供充分的刺激,这一点促使他同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分道扬镳。由于迷恋于“合作化计划”,布哈林怀疑“超工业化”是把注意力集中在通过从农村“殖民地”收取苛刻的“贡税”来积累工业的资金。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坚决主张在依靠对损害农业的国内贸易条件的严格控制而建立起来的贸易垄断的保护屏障后面进行“社会主义的原始积累”,这证实布哈林的疑虑。托洛茨基尽管在发展工业的问题上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有共同的信念,但是他并不同意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价格问题上的武断看法,或他对轻重工业之间的关系的见解。[13]

托洛茨基坚信,世界分工和国际贸易是技术进步和资本有机成分的稳定上升的表现。活劳动力为不断增长的固定资本所取代,这意味着大规模的工业只有通过增加供应世界市场的销售量才能维持竞争力。现代工业对固定资本的需求如此之大,以致没有一个国家有能力做到自给自足或者否认贸易给自己带来的好处。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是在一个更为狭窄范围内考虑工业化问題的。他在《新经济学》一书中写道,

  “如我们所知,……生产力的发展……以及技术的发展往往导致资本有机成分的增长,这意味着生产资料的生产越来越重要。发展消费品的生产并降低其价格的可能性,要通过对生产资料生产的更大发展来实现……”[14]

如果给予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推理某种或多或少的自给自足经济的假定,那末它就可能不会遭到驳斥。1928年,斯大林承认了这一事实,他把价格剪刀差比为“贡税”。托洛茨基企图用节省有限的资金而利用世界市场上可以得到的基本设备来避免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所造成的困境。

对于重工业对国家有限的财力的需求加以限制的关切很明显地存在于托洛茨基在1925年最初几个月所写的著作中。1925年1月,菲利克斯·捷尔任斯基以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的身份,接受中央委员会交给的一项主要任务,即增加冶金工业的产量,以迎接新的基本建设。这是第一个得到党的领导人明确支持的发展重工业的计划。托洛茨基的另一个伙伴,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皮达可夫热烈欢迎捷尔任斯基的提议。托洛茨基立即表明了他个人的担忧。他对于这一事件的叙述如下:

  [1925]5月,从高加索回来时,我发现了一种投机的典型情景。所有的托拉斯都遵循着基本投资的路线。工业银行的经营不断扩大。6月,我写信给捷尔任斯基和皮达可夫,警告说,这种狂热肯定要导致财政和工业危机。不论捷尔任斯基还是皮达可夫都不理解这一点,反而指责我(特别是皮达可夫)妨碍了工业化。我向他们表明,有了正确的政策,整个物质基础可能得到极大的发展,但在现有的物质基础下,要借助虚构的贷款来推动工业化是不可能的。人们大概还能回想起,1925年9月,一场伴随着工人失业等等的严重危机发生了[15]

托洛茨基给捷尔任斯基一共写了三封信,每一次都强调和他在对布哈林的“合作化计划”的批评中所表明的同样的论点:

  社会主义建设不能用“组织的、信用的和国家行政的方法”来保证。[16]

三年以后,布哈林的《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由于涉及了酝酿时期的问题和“未来的砖头”、会使人联想起托洛茨基关于“虚构的贷款”的说法。

在驳斥社会主义具有在一个国家中自给自足的含意时,托洛茨基认为,苏俄对国外工业设备供应者的依赖实际上已经体现在她现有的工厂中[17]。为了获得廉价的外国设备,他至少一度甚至考虑到要扩大富农的农业。1925年6月他断言,过早妨碍当时正以资本主义或半资本主义形式发展着的农村生产力将是一种“反对的政策”[18]。在另一场合下,他声称,假如国家工业无阻挡地继续发展,对富农的让步不会造成“经济的突然袭击”或“向资本主义急转”的威胁[19]。他补充说:

  “可能有这样的时期,由于对自己的经济力量充满信心,并且希望加快发展速度,国家有意识地允许暂时提高以资本主义农庄为形式的私人农业企业的比重……[20]

1925年11月,他把富农的积极性和贫农公社的自鸣得意作了比较,并赞同中央委员会关于放宽租种土地和雇佣农工的限制的决定[21]。他提议,在富农问题上的这种赌注,应该作为“纯粹的权宜之计”来对待[22]。在季诺维也夫一度攻击布哈林“堕落”、“退却”和助长“国家资本主义”时,托洛茨基避免同这些列宁格勒人站在一起而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

按照E·H·卡尔的说法,到1926年1月,“富农已经表明自己是局势的主人”[23]。在前一年,农业税已经减轻。由于“虚构的贷款”所造成的通货膨胀重新引起了对卢布的不信任;只要有可能,农民交税都用现金,而不愿出卖粮食。在一个大丰收之后到来的是粮食的短缺和粮价的上涨。出口计划也被迫中止。托洛茨基认为,这是要求党的领袖们重新考虑轻重缓急的时候了。

在1926年1月19日的一次讲话中,他把工农联盟称作“伸展在城乡之间的一条环状的布带。一条布的传动带——这就是工农联盟”[24]。正当纺识品的联盟必须逐渐为拖拉机的联盟所补充的时候,城乡之间的这条传动带已经被毁掉了。在收获季节,送往乡村的纺织品的数量已证明不够充足[25]。1926年4月,当中央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时,他提出了一个以到1931年克服商品荒为目标的五年计划;附加的累进农业税;有选择地提高批发价同降低零售价的努力结合起来;1926—27年的商品干预;扩大对工业的资金赞助[26]。在同一次会议上,加米涅夫认为当时的工业落后于农业。观点上的这种一致性为联合反对派的形成铺平了道路。

托洛茨基同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联盟从一开始就很紧张,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工业品价格政策问题上的分歧。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皮达可夫、斯米尔诺夫和托洛茨基的其他几个伙伴的意见是,应该提高批发价格以便取得一部分属于耐普曼的利润。这是一个切合实际的建议:提高城市的批发价有可能把较多部分产品转移到农村。农村的零售价已经象市场上所能承受的一样高。而且批发价的提高会难以转嫁到消费者的身上。托洛茨基赞同这个观点,但对它的可能造成的后果很谨慎。他担心零售标准的任何提高可能加强对贸易垄断的压力并使危机恶化。最后,他认为工业品的价格只有通过更新固定资本和发展生产才有可能降低。根据斯米尔诺夫的说法,季诺维也夫曾经向托洛茨基施加压力,要他放弃提高批发价的建议[27]。1927年初,托洛茨基服从了,这招致了斯米尔诺夫和民主集中派分子的挫折和联合反对派最初的破裂。

党的领导的政策加深了这些紧张关系。“经济的统治”,即一个控制工资增长和降低生产成本的猛烈的运动已经取得了(或看来好象取得了)降低零售价的结果。实际上,情况变得更加复杂。1926年秋天,零售价格有一些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在于农民需求的减少。一部分过剩的购买力已经被税收的增加所吸收;粮食价格(或者农村收入)被一个更加有秩序的征收运动所削减。这样,贫农被迫延缓购买商品,而那些收入较高的阶层却变得更有选择余地。托拉斯有意避免生产那些价格受到最严格控制的商品。因为这些在正常情况下是农村所急需的商品,生产情况以反常的形式适应于“经济的统治”:最急需的商品相对来说变得更稀少,而其他一些商品的存货实际上已开始增多[28]。表面情况如此容易使人误解,以致一些观察家断定商品荒大概已被一个新的“销售危机”所代替。

来自市场的令人误解的信号预示着反对派的不详的政治前景。1927年党的领导人恢复依靠加强行政压力降低零售价的运动。同时,增加的资金被引向重工业,在这里,这些资金不能对解决商品荒的问题作出直接的贡献。1926—1927年度,重工业(第一部类)得到工业投资的71%,它的产量增长了26.8%。轻工业(第二部类)的产量增长了14.9%[29]。由于城市的收入继续增长,控制零售价格的结果实际上增加了城市的实际需求,并使流向农村的商品受到了进一步的阻碍。亚历克·诺维引用了一位苏联作家的话,后者是如此描写形势的:

  城市离工业品的产地较近,农村离得较远。因而城市似乎得到了比以供求平衡时的价格所得到的更多的工业品。低价政策不仅没有降低农村的价格,相反,它以提高乡村的价格为代价,降低了城市的价格,并且这种升降的幅度是很大的[30]

在这整个时期中,反对派的领袖们认为,农民,特别是贫农,是党的政策的受害者。除了需要对付商品荒以外,他们的注意力还都集中在借助于“阶级信贷制度”促进“阶级的合作社”上。他们坚决主张,被指定用于农业的有限的财力的绝大部分应该给予贫农和中农而不应该给予富农。富农经常利用国家的贷款组织假机器协会和假合作社[31]。在批判“合作社计划”时,他们强调,布哈林的方针仅仅有助于促进阶级的分化[32]

在带来了“粮食危机”的1927年的收获季节,正是布哈林自己发现应该宣布加强对富农的进攻。当时即将被开除出党的托洛茨基把这个宣布看作一种空洞的姿态:

  “今天是‘发财吧’,明天是‘非富农化’一一对布哈林来说,这样的事情是简单的。拿起笔来一一他就这样写了。从他那里,人们不可能期望得到更好的东西。但是富农并不喜欢这种向后转,他们还要自己的发言权”[33]

当斯大林釆用了“西伯利亚方法”对危机作出反应时,由于确信阶级力量的平衡已经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托洛茨基就完全冷不防地遭到打击。

虽然回到内战状态确实带来了粮食,但是,考虑粮食危机是否可能避免和怎么样避免的问题是有价值的。事实使人们进行猜测,如果托洛茨基的建议早在1925—1926年就被采纳的话,联盟和强迫集体化的最后崩溃可能不至于发生。毫无疑问,党的领导的主要错误在于,在商品荒期间把过多的资金投到重工业上去。这种全神贯注于工业的自给自足的政策是斯大林造成的,它包括在这个国家中以比从国外进口平均高两倍的代价生产以前从未生产过的设备。E·H·卡尔和R·W戴维斯曾经描写过它的后果:

  个体农民由于一点也不想花费,便发展了把财物贮藏起来这种农民的传统癖好。不论为了应付未来的意外事故而贮藏,还是为了囤积居奇,粮食是财富的一种最稳定最方便的形式。大量的财产存在于个人手里,这意味着,这些占有者只有在包括以可以接受的价格供应充分的消费品这样一些条件之下才能交出粮食,而这些条件同不断增加重工业投资是不相容的[34]

托洛茨基的建议是,至少把花费在资金集中的项目上的部分资金用来为苏联工业的各部门购买外国设备。二十年代苏联的建设费用,相对战前的价格,甚至比生产费用还高。苏联政府仍然加紧建设象第聂伯河发电站、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克利福格和库斯内次冶金厂、以及斯维尔德洛夫蒸汽机厂这样的大工程——每一处都把进口资本货物控制在最低限度。到1928—29年度,高达1/3的工业投资被用于新工厂的建设而不是现有工厂的维修,即使第一部类的新投资往往只有在经过三至五年的妊娠期之后才导致新的生产。

以这种方式固定的资源(资金)越多,1925—26年度以后要恢复任何一点灵活性就越加困难。1927—1928年,当危机达到灾难性程度时,少数苏联官员最后认识到把资源转到第二部类的必要性。这已经为时太晚了。1928年来,在反对布哈林和“右倾危险”运动即将开始时,避免不了的现实情况被默默地认识到了。分配到第二部类的投资比例又一次被降低。同时,在列宁格勒采取了食品配给制。

的确,由于1929—30年大萧条的突然到来,采纳托洛茨基的方法可能要导致困难。当国际贸易的条件转变为对农产品生产者极为不利时,要保持一种高度的进口依赖需要付出很高昂的代价。同样,难以想象,苏联经济由此造成的混乱能与由强制集体化所引起的混乱相比拟。而且,当这些困难显现出来时,轻工业可能早已发展到了可以维持内部动态平衡的点,这包括朝国内扩展重工业逐步过渡。1925—26年计划建设的纺织厂到1928—29年可能会已经建成并进行生产,那时,托洛茨基开始了他的流亡岁月。

正是在流亡时期,以1928年11月所写的题为《什么是工农联盟》的文章为开端,托洛茨基对苏联的农业政策进行了最后的评价。在这里他写道:

  “甚至真正建立起来的工业和农业之间的联盟也不体现为未来全国性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而只体现为‘喘息’时期也即直到战争或直到在其他国家中发生革命为止的一段时期中一个孤立的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一种特有的稳定关系的基础。对我们来说,无产阶级在几个主要国家的胜利意味着将根据更卓有成效的国际分工对经济基础进行新的重建,这种国际分工本身就能为社会主义社会建立―种真正的基础。[35]

他推论说,一国社会主义理论是对工农联盟的错误理解造成的。布哈林以他的阶级斗争越来越缓和的观点引起了混乱。

  “甚至理论的分析也应该表明,互相斗争同时又互相提供支持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的共存,必然不时地导致非常激烈的危机。”

由于为社会和谐观念,“理论上的烦琐哲学”和“实践上的目光短浅”所错误引导,布哈林在1926—27年曾经催促采取行政措施降低价格,这导致了“粮食危机”。在这些危机可能被平息之前,缩小剪刀差并且首先恢复战前贸易条件,最后恢复普遍存在于世界市场上的贸易条件是必要的。

托洛茨基继续写道,价格剪刀差的存在会永远向农民提醒,社会主义工业没有能证明自己比资本主义优越。因而可以理解,为什么农民要区分民主的布尔什维克和共产主义者,前者给他们以土地,后者却希望把它夺走。直到这种二分法从农民的心中抹去为止,反革命的危险将可能滋生和发展。

到托洛茨基写下这些思想的时候,斯大林已经把保护剪刀差作为一种政策的目标而予以接受。1930年春,第十六次党代表大会把对于剪刀差的担忧作为一种“资产阶级偏见”而加以摒弃。托洛茨基在《反对派的公告》中作出了回答,他预言,斯大林的极左的官僚主义冒险,将以惊慌和退却而告终。根据集体农庄的收入将按照真正的合作社的方式进行分配——这就是,按照每个农民生产力的份额进行分配的假设——托洛茨基断定,富农将必然重新出现在集体农庄内部。整个社会阶级只能为技术和生产方式的变革所消灭,而不能为行政方法所消灭。想从木犁和富农的马匹创造出大规模的机械化农业,其可能性并不比把几条小船加在一起造出一艘轮船的可能性更大[36]。全面实行集体化会破坏刺激因素并导致“土地的全面荒芜。[37]”托洛茨基在解释布哈林的话时写道:“没有未来的拖拉机要建设今天的集体农庄是不可能的。[38]”社会主义的新大西岛的反动乌托邦已经产生了“全盘集体化”;现在必须抛弃“闭关自守的经济理想”并制订出一个新的不同的计划,包括“同世界市场的最大可能的相互影响。”[39]

正当托洛茨基在从绝境中探索出路的时候,斯大林向1933年二月召开的集体农庄突击手会议许诺,苏联政策的目标是“使全体集体农庄庄员富裕起来”。实际上,集体农庄的形式和内容之间的矛盾即将使它遭受了惊人的损失。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描写过这个时期。他讲述了一列装着死尸开进基辅的火车。“它在从波尔塔瓦到基辅的一路上都在收集尸体。”估计有五百万到一千万人死于这次饥荒,但是,在苏联报刊上却看不到这次灾难的消息。尼基塔·赫鲁晓夫评论说,可怕的是没有人告诉斯大林。斯大林可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因为他最近向那些突击手保证,

  “由于有了集体农庄,两千多万的农业人口,两千多万的贫农已经从贫困和倾家荡产中被拯救出来,已经从富农的奴役中被拯救出来,并且获得了物质保证。[40]

这个简单的述评表明,在托洛茨基论述苏联农业的所有著作中普遍存在着一个主题,这个主题把他的观点同大多数同时代的人的观点区分了开来。他争辩说,经济的发展总是由客观现实所抑制,而不可能主观地加以摆布的。经济计划的目的是在客观经济规律面前(而不是离开这些规律)进行预报。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计划者必须试图改变生产的物质力量。马克思曾经表明,每种生产方式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独特的结合。托洛茨基比他的主要敌手,不论斯大林还是布哈林更加坚定地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一个不能在同另一个隔绝的情况下发生变化。


[1] 引自阿列克塞•诺夫《苏联经济史》(伦敦,1969年)第220页。

[2] 约•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莫斯科,1954年)第251页。

[3] 列•托洛茨基:《走向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伦敦,1926年)第333页。

[4] 托洛茨基,《著作选》,第21卷,第436页。

[5] 《消息报》,1925年6月2日。

[6] 《托洛茨基档案》,T2975号。

[7] 《消息报》,1925年11月28日。参看《真理报》,1925年12月5日和《其理报》,1925年12月17日。

[8] 《真理报》,1925年12月17日。参看《走向社会主义》,第46页。

[9] 诺姆•贾斯尼,《苏联的社会化农业》(斯坦福,1949年),第209页。

[10] 同上,第203页。

[11] 参看我的《列昂•托洛茨基和经济孤立的政治》(剑桥,1973年),第138—139页。

[12] 托洛茨基,《走向社会主义》,第44一45页。

[13] 参看我的《托洛茨基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左翼反对派不安的联合》,见《比较共产主义研究》,第10卷第1—2号(1977年春季一夏季)第81—84页及其他多处。

[14]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新经济学》(伦敦,1965年)第186—187页。

[15] 托洛茨基,《著作,1928—1940》(巴黎,1955年)第186页。

[16] 同上,第6页。

[17] 《真理报》,1926年12月14日。

[18] 《真理报》,1925年7月29日。

[19] 托洛茨基,《走向社会主义》第26—27页。

[20] 同上,第41页。参看《真理报》,1925年11月7日。

[21] 《消息报》,1925年11月28日。

[22] 托洛茨基,《走向社会主义》,第26页。

[23] E•H•卡尔,《一国社会主义1924—1926》,第1卷(伦敦,1964年)第295页。

[24] 《真理报》,1926年1月29日。

[25] 同上。

[26] 《托洛茨基档案》,T-2983号。

[27] 同上,T-931号。

[28] 同上,T-939号。

[29] E•H•卡尔和W•戴维斯,《计划经济的基础》,第1卷(伦敦,1969年)第291—292页。

[30] 诺夫,前引书,第140页。

[31] 贾斯尼,前引书,第269页。

[32] 《真理报》,1927年11月5日。参看《左翼反对派的政纲》(伦敦,1963年)第29—30页和其他多处。

[33] 《托洛茨基档案》,T-3100号。

[34] 卡尔和戴维斯,前引书,第244页。

[35] 《托洛茨基档案》,T一3148号。

[36] 《反对派公报》,第9期(1930年),第3页。

[37] 同上,第31期(1932年)第6页。

[38] 同上,第11期(1930年)第7页。

[39] 同上,第10期(1930年),第6页。

[40] 斯大林,前引书,第568页。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mia-chinese-richard-day-198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