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资本主义黑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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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蕉的血是紅色的 從一樁跨國併購案談起

正當全球70億美元的香蕉市場已有逾8成由金吉達（Chiquita）、法伊夫斯（Fyffes）、台爾蒙（Fresh Del Monte）和都樂（Dole Food Compan）等4家跨國企業掌控。在2014年三月，其中兩家水果公司金吉達又宣佈將與法伊夫斯合併，形成全球最大香蕉供應商。這同時也是香蕉產業中長達幾世紀之權力鬥爭的最新發展，成為少數擁有主導權的大公司惡性吞滅小農或經銷商，以壟斷中南美洲農作物的極端案例。

合併之後改名為金吉達法伊夫斯（ChiquitaFyffes）的新公司，是由美國的水果經銷商金吉達以5.26億美元（約160億元台幣）收購歐洲最大的批發商對手愛爾蘭公司法伊夫斯。兩間公司合併後預估年營收將達46億美元，同時在2016年底前最少可省下4,000萬美元稅前營運成本。這兩家公司表示，合併後全球將會每年產銷約160萬箱的香蕉，分別較他們主要競爭對手都樂與台爾蒙多出四分之一，儼然是一個香蕉巨頭的誕生。除了佔下全球29%香蕉市場；也將會是世界第三大的鳳梨和西瓜經銷商。

金吉達的發言人在一封致《賀芬頓郵報》（The Huffington Post）的電子郵件中提到：「兩家公司長期以來都與世界各地的小農有長期的配合關係，這次合併將能服務更多的消費者，並支持我們盡心盡力的員工及更多供應商」，並強調兩方皆有堅定承諾，作為負責公民的一份子，要「嚴格遵守僅在勞動者有良好的工作條件下才會銷售該生產者的產品。」公司長期以來都與世界各地的小農有長期的配合關係，這次合併將能服務更多的消費者，並支持我們盡心盡力的員工及更多供應商」，並強調兩方皆有堅定承諾，作為負責公民的一份子，要「嚴格遵守僅在勞動者有良好的工作條件下才會銷售該生產者的產品。」

如何壟斷的香蕉買賣生意？

2002年大型跨國公司所佔的市場總合約為70%，一直到近年來才有比較平衡的發展，比率降至44.4%。

但是事實真的是如此嗎？上圖是由英國非營利組織BananaLink所統計出來的數據，可以看出全球的香蕉市場明顯被四家大公司瓜分。在市場的佔有率上，四家跨國公司在2002年更是掌控了全球幾乎三分之二（70%）的香蕉出口，直到2013年比率才慢慢降為44.4%。雖是如此，跟1800年代有上百家公司在香蕉產鏈競爭的狀態比起來，「短短的三十到四十年，競爭對手縮小到只剩下幾間大公司壟斷這項交易。」紐澳良大學人類學教授史帝夫‧史崔夫勒（Steve Striffler）如是說。此外，愛爾蘭股票經紀公司Merrion Stockbrokers預估：「原前3大公司金吉達、台爾蒙和都樂彼此差異不大，而法伊夫斯規模較小。現在最大的公司出現，將帶來產業內合併的動力。」這類跨國水果公司像滾雪球效應一般，透過併購累積更高的資本，以其經濟影響力來操弄更多的產地國的政治局勢。

金吉達的前身：惡名昭彰的聯合水果公司（United Fruit Company）

聯合水果公司這個名字對於1970年代前出生的人應該並不陌生，他在與美國機器公司合併後成立聯合商標公司，旗下的香蕉品牌正是現今的金吉達（Chiquita）。然而，這家公司並不如其名只單純販售水果，自1899年開始營運後，便將權力無孔不入地滲透在香蕉生產、包裝、出口到販售的過程，快速的成為這個產業的巨頭。二次世界大戰後，新生的美國霸主正式宣告進入了帝國主義時代。此時快速發展的強國需要源源不斷的資源輸血，但是殖民的時代已過，美國只能透過壟斷資本的經濟掠奪和控制取代直接的軍事進攻。也就是在此時第一批自洪都拉斯的香蕉被運往美國，不知道世界上有這種水果的美國大眾嚐到之後，隨即以消費和鈔票表示對香蕉的喜愛。於是一批以中美洲為據點，向北美地區出口香蕉和其他熱帶經濟作物的貿易公司便這樣成立了。

由於中美洲國家氣候潮濕炎熱，非常適合香蕉和其他熱帶作物生長，加上當地勞動力便宜、土地價格低廉等等，引來聯合水果公司和其他跨國水果公司一同在這片土地上開墾荒田、種植香蕉，並雇用大量貧困的當地人作廉價勞動力。根據《香蕉戰爭》一書，20世紀初起，聯合水果公司便快速地在整個拉丁美洲獲得約300萬英畝的種植地，然而在一年當中，有絕大部分的土地並未被妥善利用，因為這些大公司需要每10至20年間轉移種植耕地，來預防害蟲並維持土地養分。由於從種植到販售香蕉的過程利潤非常驚人，在賺足資金之後，聯合水果公司便開始擴張它的事業版圖，以獲得的利潤不斷增購土地、修築鐵路和港口提升香蕉運輸的效率，接二連三控制中美洲很多國家的貨運業、郵政業和金融業。最終，美國聯合水果公司在拉丁美洲所擁有的土地和投資，令其到達前所未有的暴利與跨國公司規模，在全美香蕉市佔率更高達一半。

然而，在資本家眼中經濟體永遠不夠大，市場上出現更多競爭對手後，他們也汲取規模更高的壟斷利潤。要獲得中南美洲土地的壟斷權，必須同時也從政治層面下手。於是有美國政府做為後盾，操作中美洲國家的政局變換；這些國家的政府也礙於對美國經濟過度高的依賴性，逐漸成為美國政府與資方聯手的傀儡。

20世紀50年代的瓜地馬拉，在聯合水果公司的貿易活動下，瓜地馬拉的農民不僅失去很多土地，該國的自然經濟生態也被嚴重破壞，只剩下了由美國牢牢掌控的水果種植業這條生路。這些國家的老百姓在內被貪腐獨裁的政府暴政統治、在外受到聯合水果公司的瘋狂掠奪，生活在雙重壓迫下困苦不堪。

香蕉產業有賴於大量農工維持，圖為馬達加斯加島上一位背負著許多香蕉的男性。（影像來源：Yosef Hadar / World Bank）

在美國的影響下，中美洲地區一直以水果和經濟作物種植為主的單一經濟結構，至今仍未改變；因此在國際政治中，這樣的國家被稱做「香蕉共和國」。美國政治家們對水果商創造出的「香蕉共和國」是樂見其成的，因為這代表美國又在海外多了一個經濟佔領地。很快地，洪都拉斯、薩爾瓦多、瓜地馬拉、哥斯大黎加等中美洲國家都相繼淪為被美國插滿了粗大管子的香蕉共和國。在歐‧亨利（O. Henry）的小說《白菜與國王》中，作者就曾影射了被美國控制下的洪都拉斯。

「國中之國」這種電影般才會出現的場景，卻是在中南美洲非常真實的生活：圍著鐵絲網的香蕉園，還有甘蔗、鳳梨等熱帶經濟作物的開墾地，外面站著戒備森嚴的美國軍人站崗，出口運輸香蕉的鐵路、公路和港口，也都為美國人所操控。城市中一切便利的郵局、醫院、軍營和學校都屬在聯合水果公司，美國人在這個國家建造出另外一個國境，並優越的享有常人無法得到的特權。當地人卻在無形的劃界中住在著壅塞貧脊的貧民窟裡，年輕人給外國種植園出賣苦力為生，老弱病殘則被丟在一旁成為邊緣中的邊緣人。在「香蕉化」最嚴重的洪都拉斯，甚至出現本國政府持有國土比聯合水果公司還少的景象；瓜地馬拉還得由政府出錢購置一部分聯合水果公司閑置的土地，才能交給本國無地農民耕種。

美國政府與資本介入中南美洲

到了二十世紀的中期，中南美洲在過度仰賴生產香蕉的單一農作經濟模式下，讓這些跨國企業的政治勢力大抵滲透，其中最惡名昭彰的莫過於聯合水果公司，更是不斷插手國際事務。1954年瓜地馬拉第一位民選出左傾總統科沃‧阿本斯‧古斯曼（Jacobo Árbenz）頒布土地改革法，希望透過私有土地收歸國有，還給本國農民自力生存的機會。

此舉雖說是溫和改革，卻惹毛當時大地主聯合水果公司，透過他們的大股東，同時也是美國國務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向美國政府揭發，指控古斯曼有共產主義傾向。美國中情局在同年以「Operation PBSUCCESS」為行動代號，扶植右翼獨裁軍卡洛司上校（Castillo Armas）發動政變，推翻民選的阿本斯政府，並讓瓜地馬拉地馬拉陷入長達36年的內戰。期間統治者數度更替，但都不改其軍事獨裁性質，一味接受美國政府的政治支持。1982年的總統里奧斯（Efraín Ríos Montt）將軍更藉掃蕩反政府遊擊隊為名，發動掠殺超過600個馬雅原住民部落的焦土作戰，內戰累計下來共造成至少20多萬人喪亡，其中也波及到無辜的原住民與農民之死傷與流亡。

1982年5月，瓜地馬拉北部20名村民遭到殺害，政府軍隊聲稱是左翼游擊隊所為，然而其餘倖存者表示由美國政府支持的軍方才是兇手。（圖片來源：<a href="www.opensocietyfoundations.org/voices/guatemala-cross-roads-search-justice">Open Society Foundation</a>）

聯合水果公司與美國政府的聯手操盤卻未就此打住，1959年古巴領導人卡斯楚在推翻巴蒂斯塔獨裁政府，建立起拉丁美洲的第一個社會主義政權。他上任後的第一個宣言，就是要將聯合水果公司在古巴的糖廠和土地全部收歸國有，並發誓「絕對不做第二個瓜地馬拉！」聯合水果公司在憤怒之下，遊說甘迺迪政府快速批准中情局顛覆古巴政權的計畫，1961年，大批叛軍在古巴吉隆灘登陸向卡斯楚發動猛攻。但是資本家的這一記陰謀擊並未得逞，反而讓此次的古巴革命引領拉丁美洲各國都的革命浪潮，很多國家先後宣佈將土地收歸國有，聯合水果公司不久便陷入生意岌岌可危的的窘境。

1970年後，聯合水果公司因為名聲實在太臭，不得不改名成為金吉達（Chiquita），繼續在今天北美各大超市販售他們從中南美洲進口的香蕉。雖然過去那種龐大的殖民帝國式掠奪不再顯而易見，美國的重商主義還是能將資本家串連起來，通過經濟控制和文化滲透來延續香蕉共和國的「願景」。南阿拉巴馬大學人類學系的教授馬克‧莫柏格（Mark Moberg）形容：「金吉達在當今拉丁美洲被稱做’el pulpo’，意即緊握權力的八爪章魚。這起合併案僅會使金吉達更張牙五爪地壟斷，而絕對不可能改善目前跨國公司權力集中的現況。」

進入到金吉達時代的聯合水果公司

進到21世紀後，更名為金吉達的聯合水果公司，試圖重新出發。然而，他們近期正因出資援助非法武裝隊殺害約4000多名哥倫比亞人，面臨一場由被害者家屬聯合提出的訴訟法案。根據《紐約郵報》的報導：金吉達已經於2007年承認，曾於過去七年間陸續支付共170萬美元給右翼恐怖份子哥倫比亞聯合自衛軍（The United Self-Defense Forces of Colombia，英文簡稱AUC），並為此支付了2500萬美元罰款。站出來代表這些受害家庭提起訴訟的人權律師之一保羅‧沃爾夫（Paul Wolf）在《愛爾蘭郵報》訪問中指出：「這筆罰款在金吉達眼裡，不過是銷售香蕉的一筆必要投資罷了。」他也補充到，其中這支付給AUC的170萬美元不單純只是用來保護香蕉農作地，更涵括金吉達非法輸運武器的中介費用等等。

金吉達在哥倫比亞僱用的武裝部隊正在巡視香蕉園。（影像來源：Luis Acosta, AFP/Getty Images file）儘管多方證據都指向金吉達在哥倫比亞犯下的集體屠殺惡行，這家公司仍努力希望美國聯邦第十一巡迴上訴法院（the 11th U.S. Circuit Court of Appeals）能撤下此案。他們主張這些謀殺案不能都算在金吉達的頭上，因為支付給AUC傭金的事實並不代表金吉達實際參與或是知曉每一件謀殺。他們還表示，從美國最高法院去年四月對Kiobel與荷蘭皇家石油公司（Royal Dutch Petroleum）的裁決來看，最高法院對於外國人使用美國法院尋求刑事責任和經濟賠償已明確增設限制，所以哥倫比亞對於美國公司的民事訴訟不應成立。

代表哥倫比亞方的人權律師以兩點駁斥金吉達的辯詞，首先，在美國刑事法當中，高層決策者比下層執行者更容易共謀，這也應該要適用於民事條例。因此即便金吉達不知道謀殺策畫的細節，他們也絕對知道AUC在殺害平民的行動。再來，此件訴訟不應與Kiobel和皇家石油公司相比，因為這筆民事訴訟中的決策、給付AUC傭金都是在美國本地內完成。可惜的是，在2014年7月美國聯邦第十一巡迴上訴法院中，陪審團以2對1的票數判定此樁由4000多名哥倫比亞被害者家屬聯合訴訟美國金吉達公司謀殺的民事案件，不屬美國聯邦法律管轄的範圍。

第三大香蕉公司都樂（Dole）販售的血汗香蕉

除了前文主要提到合併的金吉達及法伊夫斯之外，全世界第三大的跨國香蕉品牌都樂公司也有許多剝削勞工與侵害人權的問題。這間掌握厄瓜多香蕉產量的三分之一的品牌會跟你說，國際法上並未強制經銷商要為虐待勞工負責，但是當他們握有強大的經濟勢力且有能力維護勞工權益時，卻選擇冷眼旁觀。

厄瓜多身為全世界最大的香蕉出口國，大部分的農地供給都樂、台爾蒙和金吉達，但這些企業當中，沒有任何一家努力遵守勞工法，更別說站在國際人權法的角度上來審視。《人權觀察》組織（Human Right Watch）在調查報告中，提出都樂公司在厄瓜多惹出的提出三大爭議。首先是童工的濫用，最小童工年齡甚至只有八歲，高達90%的童工告訴《人權觀察》組織，他們每天暴露從上空灑下的毒性殺蟲劑環境工作、拎起鋒利危險的鐮刀，一天的平均薪資卻只有3.5美元。第二點是壓榨工人權益，這些廉價勞力即便面臨老闆的性騷擾、工時過長的問題，也都無法自行組成工會，因為上級會對這些想組成工會的勞工施加壓力，讓他們遭到解雇。就算該雇主惡劣的行為被發現，他們也只需付出通常低於400美元、微不足道的罰款。最後，是在人事單位安排中規避勞動法，依靠外包制度來聘請「永久臨時工」，就可以省下比雇用固定工人還更多的成本。但是當人權觀察組織要求都樂公司表態與這些劣質生產商是否有合作關係時，他們只草率回應：「本公司不會有意地向任何僱用童工的生產者購買產品。」看似完全卸責給生產者，但香蕉園裡70%的童工於受訪時表示，他們清楚知道自己所工作的農園是專屬為都樂香蕉公司生產。

還有更多關於都樂公司在中南美洲侵害人權的事件，2007年時有 5,000多位來自尼加拉瓜、哥斯大黎加、瓜地馬拉、宏都拉斯與巴拿馬的農民，控告美國在70年代於他們的工作環境中使用於1979年就在美國境內被禁止的土壤燻蒸劑二溴氯丙烷（DBCP）。其功效雖能消除在香蕉樹根部的蠕蟲，卻也是一種易使人致癌的成份。都樂的罪行不僅僅是疏忽，更是他們欺瞞中南美洲農民有關DBCP對人體的影響的信息。同樣聯手的陶氏化學公司和AMVAC化工，也都積極抑制有關DBCP生殖毒性的信息。2009年在華盛頓D.C.所舉辦的全球勞工權益論壇，也對都樂公司在哥倫比亞以非法武裝軍動殺害工會的示威者提出指控，該次行動中，有許多都樂的勞工在勞資紛爭尚未解決的情況下就被暗殺。加上都樂公司對農民和平民犯下零零總總侵犯人權的行為，控告者認為都樂應該要為高達一千多名哥倫比亞人死亡負起責任。

ChiquitaFyffes合併案對香蕉價格和歐陸的影響

金吉達和法伊夫斯合併，將讓全球香蕉貿易市場更為集中與壟斷。（影像來源：<a href="http://marketbusinessnews.com/chiquita-fyffes-merger-creates-largest-banana-company/15042"> Marketbusinessnews.com</a>）在回顧過世界三大香蕉出口貿易公司的血腥歷史後，我們再回來看金吉達和法伊夫斯兩間公司的併購案會帶來什麼影響？其實以金吉達為首的這幾間大公司，都已經建立起與當地香蕉農固定合作的模式。在過去，這些香蕉農也許能因為跨國公司競爭激烈與經濟規模大而受益，因為大公司都會害怕別家出更好的價錢與蕉農購買，會導致他們來源產量驟減。但現在只有少數的跨國企業佔領整個市場，這些大玩家們已經可以幾乎支配生產方的一切收成了。根據莫柏格所說，「這就像香蕉產業的沃爾瑪化（Walmartization）。」

更甚，因為合併後的金吉達法伊夫斯公司已經掌控香蕉產銷出口的各種層面，他們可能會試著提高香蕉的價格。《香蕉密碼：改變世界的水果》的作者丹‧科柏（Dan Koeppel）在他的書中指出，消費者在過去展現出對高價香蕉更寬容的容忍度，將助長金吉達法伊夫斯這家公司在香蕉市場的販賣壟斷與更大的操弄價格權力。

兩家公司合併對歐洲的影響又是為何？金吉達在買下愛爾蘭公司法伊夫斯的股份後，將有助於這個北美大商進入到歐洲市場。從歷史脈絡來看，過去歐洲在進口香蕉這種熱帶水果時，總會保留固定的配額給過去在加勒比海的殖民屬國，以確保那些小國的農夫在種植經濟產物時能有穩定銷量。雖然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在2000年時已經停止這種配額產銷制，但歐洲國家其實還是保留其從加勒比海進口香蕉的習慣。

這次的合併案會開拓中南美洲香蕉的選擇給歐洲的民眾，此舉將有可能把規模不夠大的生產者邊緣化。就當全世界的香蕉產業資源已經非常不公的集中在某些跨國企業手中，這兩家公司的結合只會讓世界香蕉貿易更集中、獨大、更危險。

https://www.coolloud.org.tw/node/82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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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美軍在沖繩的強暴案

（写在前面：极右奴才垃圾小纳粹们天天捏造根本不存在的“难民强奸问题”，却对他们亲爱的王师实实在在犯下的强奸暴行视而不见，恶心无耻。当然，我的态度是，他们亲爱的王师必须滚出冲绳。）

2016年5月，美軍文職人員辛扎托（Kenneth Shinzato）姦殺20歲沖繩女子島袋裡奈，引起沖繩居民強烈不滿。事實上，從二戰期間起算，美軍在沖繩犯下的強暴案件層出不窮，幾個重大案件更引發沖繩人的集體抗爭。

1945年的沖繩陸上戰期間，美軍便已犯下無數強暴或姦殺行為。紐約時報報導，此時遭受其害的沖繩女性高達10,000名，導致2000年時，幾乎每個65歲以上的婦女都曾聽聞過當年的強暴案件。然而，這卻段歷史卻是「沉默」的，即便到了今日，多數人仍不願意對外訴說。

1995年的3名美軍造成的「小六女童強暴案」，引起8.5萬人包圍縣議會，更激起近20年來新一波的反對潮。

戰後，美軍接管沖繩，1955年9月4日發生「由美子事件」（也稱嘉手納幼女強姦殺人事件），沖繩居民在海邊發現6歲女童「由美子」的屍體，其下腹部至肛門受利物撕裂，1周後逮捕一名美國軍官，後來經軍事法庭證明其為強姦殺人犯，據聞此後沖繩人再也不幫自己的孩子命名為「由美子」；9月10日，又發生一起美軍綁票強姦小二女童案。兩個事件引起當時沖繩居民極大的憤慨，並成為沖繩反美軍史上的重大事件。

1972年後，沖繩交由日本統轄。有文章指出（來源），據沖繩員警統計，1972 至 2015 年間，駐沖繩美軍及其家屬的刑事犯罪共有 5,896 宗，其中在房屋、車內等的盜竊行為佔 50%；傷人、脅迫等「粗暴犯」佔 18%；殺人以及對女性的暴力、強姦等「兇惡犯」佔 9.7%。

1995年，3名美國海軍陸戰隊員強暴虐打1名12歲的沖繩少女，引起8萬5千名居民包圍縣民大會（該年沖繩總人口為127萬），點燃近20年來新一波高漲的反美軍基地浪潮。在此壓力下，日美雙方組成特別委員會，開始研擬美軍基地的整頓縮小事宜，沖繩各方勢力就此展開各種角力論辯。

然而，事件並無停歇。2001年，一名空軍軍官在車廂內強暴一名20歲女子，美軍起初在《美日地位協定》下不願意交出嫌疑犯，引起沖繩人抗議；2004年，一名中士強暴19歲女性；2008年，一名二等軍官涉嫌強姦一名初中少女，沖繩縣議會發表聲明抗議；2012年，發生1972年來第7起強暴案，兩名美軍酒後在街上輪暴一名女子，美國軍方對此下達「宵禁令」；2016年3月，一名海軍士官涉嫌強暴一名來自日本福岡的遊客。

資料來源：

http://www.eventsinfocus.org/issues/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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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Information on treatment of homosexuals(中国：关于同性恋者遭遇的信息)

（写在前面：这篇文章有点过时了，但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说明了中国对同性恋的迫害的来源：不是来源于古中国传统文化，而是来源于毛贼和共匪对斯大林的模仿，而斯大林又是模仿自东正教的。）

Query（询问）:

Applicant claims she was arrested for being a lesbian. She submitted a document entitled “Public Order Administrative Penalty Verdict.” It states that she “has violated the Public Order Rules by committing homosexual and other indecent activities. She has exerted a bad moral influence and disturbed the public order.” She was in prison for 15 days and had to pay a fine. Are women being arrested and punished for being lesbian?

申请人声称她因为是女同性恋而被捕。 她提交了一份题为“公共秩序行政处罚决定书”的文件。 它声称她“违反了公共秩序规则，实施了同性恋和其他不雅的活动，她的道德影响力很差，扰乱了公共秩序。” 她在监狱里呆了15天，不得不缴纳罚款。 女性是否因为是女同性恋而被捕和惩罚？

Response（回复）:

The RIC was unable to find information on a “Public Order Administrative Penalty Verdict” and on the arrest and punishment of women for being lesbian.

RIC无法找到有关“公共秩序行政处罚判决”的信息以及因为其为女同性恋者而逮捕和惩罚女性的信息。

The Third Pink Book states that there are reports of homosexuals in China being imprisoned on “specious grounds” such as Section 158 of the Penal Code, which punishes “disturbance against the social order” with up to 5 years imprisonment (1993). It is not clear from sources available to the RIC whether Section 158 of the Chinese Penal Code has any relation to the document submitted by the applicant. It is also unclear if Section 158 of the Penal Code is related to (or the same as) the Penal Code article (discussed below) which allowed arrests on charges of hooliganism but was removed from the law in 1997.

第三本粉红书指出，有报道说中国的同性恋者被以“似是而非”的理由囚禁，例如刑法典第158条，其中惩罚“扰乱社会秩序”，最高达5年监禁（1993年）。 中国刑法第158条与申请人提交的文件是否有任何关系，目前尚不清楚。 刑法第158条是否与刑法典条款（下文讨论）相关（也可能与此相同）也是不清楚的，该条款允许逮捕被控流氓罪的人，但在1997年被删除。

General information on the situation of homosexuals in China follows.

有关中国同性恋情况的一般信息如下。

Background（背景）

According to a recent BBC article:

根据最近BBC上的一篇文章：

The relaxation of social controls in China over recent years has given homosexuals greater freedom to congregate openly in certain bars and parks of major cities1/4 However, many Chinese gays complain they still face harassment by the authorities, with meetings frequently raided by police and an official stance that regards homosexuality as a perversion (7 July 2000).

近年来中国社会控制的放松，使同性恋者在大城市的某些酒吧和公园中公开集会的自由更多。然而，许多中国同性恋者抱怨说，他们仍然面临当局的骚扰，经常遭到警察的袭击和将同性恋视为变态的官方立场的压迫(7 July 2000)。

Homosexuality is heavily referenced in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and gay culture in China dates to the beginning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Reuters 7 July 2000,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8 Jan. 2001, Agence France-Presse 15 Jan. 2001). Unlike Europe during the Middle Ages, however, high-profile persecution of Chinese homosexuals did not occur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8 Jan. 2001).

同性恋在中国古代文学中被大量引用，中国的同性恋文化可追溯到中国文明的开端(Reuters 7 July 2000,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8 Jan. 2001, Agence France-Presse 15 Jan. 2001)。 然而，与中世纪欧洲不同，中国同性恋并没有被高度迫害(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8 Jan. 2001).。

It wasn’t until the 20th century that homosexuals in China became marginalized and regarded as deviant. “Since 1949, in an ironic reversal…China, as part of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chose]to abandon traditional attitudes for the historical Western view of homosexuality as a perversion…Under the forty-year rule of the Communist government, social acceptance of homosexuality has virtually disappeared” (Ng 3 July 2000).

直到20世纪，中国的同性恋者才被边缘化并被认为是不正常的。 “自1949年以来，在一个讽刺的逆转中……作为”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中国选择了抛弃传统态度，转而接受西方对同性恋的历史观点，将同性恋作为一种变态……在四十年的共产党政府的统治下 ，对同性恋的社会宽容已经消失“(Ng 3 July 2000).（备注：毛贼是斯大林的孙子，而对同性恋者的压迫也是毛贼和斯大林学的，而斯大林是和东正教学的。）

After coming to power in 1949, the Communist Party under Mao Tse-tung “stamped out anything they deemed deviant or decadent,” and in the late 1960s and early 1970s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gays were subjected to public humiliation and long prison terms (Reuters 7 July 2000, Agence France-Presse 15 Jan. 2001). The past 20 years have brought economic reform; a broad trend in Chinese society toward (and government allowance of) more personal freedom; increasingly tolerant public attitudes toward gays, lesbians, and bisexuals; and a realization on the part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at to ignore the gay community does nothing to ameliorate the growing AIDS problem in the country (Reuters 7 July 2000, Washington Post 24 Jan. 2000). Homosexuality is still generally taboo in the media, though sources indicate this too is changing (CSSSM News Digest 3 Aug. 1998).

1949年执政后，毛泽东所领导的共产党“摧毁了他们认为不合常理或颓废的任何东西”，并且在1960s后期和1970s初期（文革期间），同性恋者遭受了公开侮辱和长期监禁 (Reuters 7 July 2000, Agence France-Presse 15 Jan. 2001)。 过去20年带来了经济改革; 中国社会普遍趋向于（和政府允许）更多的人身自由; 公众对同性恋者和双性恋者的态度越来越宽容; 中国政府认识到忽视同性恋社区并没有改善该国日益增长的艾滋病问题（备注：中国的艾滋病问题完全是共匪鼓动卖血导致的，看看高耀洁医生的调查就知道，而无耻的共匪把污水泼到同性恋者身上。）(Reuters 7 July 2000, Washington Post 24 Jan. 2000)。 尽管消息来源表明这种情况也在发生变化，但同性恋在媒体中仍然普遍是禁忌(CSSSM News Digest 3 Aug. 1998)。

Internal Chinese government documents and academic studies state that currently there are about 15 million homosexuals within China’s population of 1.2 billion (Reuters 7 July 2000).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m still choose to keep their sexuality a secret, due in part to societal conservatism, strong pressures to marry and have children, and fear of prejudice, though societal attitudes may also be liberalizing (Agence France-Presse 15 Jan. 2001, Asiaweek 7 Aug. 1998, CSSSM News Digest 3 Aug. 1998,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8 Jan. 2001).

中国的内部政府文件和学术研究表明，目前中国12亿人口中约有1,500万同性恋者(Reuters 7 July 2000)。 尽管社会态度也可能放开，绝大多数人仍然选择对性取向保密，部分原因是社会保守主义（备注：中国是典型的保守主义国家，这里说得很准确），结婚和生子女的强大压力以及对偏见的恐惧(Agence France-Presse 15 Jan. 2001, Asiaweek 7 Aug. 1998, CSSSM News Digest 3 Aug. 1998,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8 Jan. 2001)。

Chinese Law（中国的法律）

Homosexuality is not illegal in China. Private “consensual homosexual acts” were decriminalized in Hong Kong in 1991 (IGLHRC Dec. 2000), and sodomy was decriminalized in China in 1997 (it remains illegal in 20 U.S. states) (Washington Post 24 Jan. 2000). In October 2000, however, a Beijing court ruled that homosexuality was “abnormal and unacceptable to the Chinese public” (Washington Post 24 Jan. 2000).

同性恋在中国并不非法。 私人“双方同意的同性性行为”于1991年在香港被非刑事化(IGLHRC Dec. 2000)，并于1997年在中国被非刑事化（在美国20个州仍然是非法的）(Washington Post 24 Jan. 2000)。 然而，2000年10月，北京一家法院裁定同性恋是“异常和对大众来说不可接受的”(Washington Post 24 Jan. 2000)。

According to the Hong Kong-based Information Center for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the police have “used a secret 1993 directive, which charged gays with illegal demonstrations or hooliganism, to close down gay clubs across the country” (Reuters 7 July 2000). “Hooliganism,” a term used for anything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regards as anti-social, could result in dispatch to labor camps without trial or jail terms of up to seven years (Reuters 7 July 2000, Washington Post 24 Jan. 2000). The Chinese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Sexual Minorities (CSSSM) states that the article in the Penal Code, which allowed for arrest of homosexuals on charges of hooliganism, was expunged during legal reform in 1997 (26 Oct. 2000). The Washington Post also states that arrests of homosexuals on charges of hooliganism have “in general stopped” (24 Jan. 2000). The CSSSM asserts that the more recent police raids of gay bars, discos, and other establishments “seem to be more financially than politically motivated,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gay community is a victim more of bureaucratic corruption than of political persecution” (26 Oct. 2000).

根据总部设在香港的人权和民主信息中心，警方已“利用秘密的1993年指令，指控非法示威或流氓行为的同性恋者，关闭全国各地的同性恋俱乐部”(Reuters 7 July 2000)。 “流氓罪”是中国共产党用来对任何他们认为反社会的事物的形容的术语，可能会导致不经审判而派往劳改营而或长达7年的监禁(Reuters 7 July 2000, Washington Post 24 Jan. 2000)。中国性少数研究协会（CSSSM）指出，1997年法律改革期间(26 Oct. 2000)，刑法中允许以流氓罪名逮捕同性恋者的条款被删除。华盛顿邮报还指出，以流氓罪名逮捕同性恋者“大致停止了”(24 Jan. 2000)。 CSSSM称，最近警方对同性恋酒吧，迪斯科舞厅和其他场所的袭击“似乎经济动机大于政治动机，这表明同性恋群体更受官僚腐败而不是政治迫害” (26 Oct. 2000)。

The CSSSM also states:

CSSSM同时指出：

Although gays were arrested in the name of hooliganism, cases like this drastically decreased since mid 1980s [sic]. Nowadays offenders are only those who try to engage in sex in the public area [e.g. public restrooms]. Gay advocacy should theoretically be allowed by the constitution (3 Aug. 1998).

尽管同性恋者以流氓罪被捕，但自1980s中期以来，这类案件大幅下降[原文如此]。 现今的罪犯只是那些在公共场所试图进行性行为的人[例如 公共卫生间]。 宪法在理论上应允许同性恋(3 Aug. 1998)。

Although homosexuality is not illegal in China, gay rights are not protected by law. In December 2000, a senior Chinese government official announced that “it is not the right time to introduce a law banning discrimination against homosexuals [in areas such as employment or housing], due to a lack of majority support” and that though the public had become more open to homosexuality, “it takes time” and “the Government cannot impose any social values on the public”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3 Dec. 2000). The government has announced instead that discrimination can be eradicated through education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3 Dec. 2000, 5 Feb. 2001).

尽管同性恋在中国并不违法，但同性恋权利不受法律保护。 在2000年12月，一位中国政府高级官员宣布：“由于缺乏多数支持，现在不是制定禁止歧视同性恋者的法律的合适时间（在就业或住房等领域）”，尽管公众 对同性恋更加开放，“需要时间”，“政府不能对公众施加任何社会价值”(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3 Dec. 2000)。 相反，政府宣布，通过教育可以消除歧视(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3 Dec. 2000, 5 Feb. 2001)。（备注：缺乏多数支持？说得好像你们是民主政府似的，恶心；不能对公众施加社会价值？说得好像毛贼神教，国家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国族主义洗脑这些不是社会价值一样，真恶心。）

While many homosexuals still choose to remain closeted,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states that advocacy and awareness groups for homosexuals are becoming more organized and are continuing to push the government to recognize them and work with them toward anti-discrimination legislation (5 Feb. 2001).

虽然许多同性恋者仍然选择保持封闭，但南华早报指出，同性恋者宣传和意识组织越来越有组织，并继续推动政府承认他们并与他们一起进行反歧视立法(5 Feb. 2001)。

Police Raids（警察袭击）

Gays and lesbians are vulnerable to unofficial oppression, police harassment, and arrest for various offences (Agence France-Presse 15 Jan. 2001, IGLHRC Representative 16 Feb. 2001). Arrests are especially prevalent during the “strike hard” periods, in which the government incites the police force nationwide to crack down on organizations and individuals deemed to be connected with vice and immorality (CSSM News Digest 16 March 1998). In a March 1997 police raid of the only gay and lesbian gathering place in Guangzhou in Guangdong province, about 20 people were arrested, and “unconfirmed reports” indicated that they were charged with “hooliganism” and detained for 15 days (see discussion on charges of hooliganism above). According to a Dateline article reprinted in the CSSSM News Digest, “for a gay community which had grown comfortable with a harassment free police policy in the past few years, so long as you were not overtly ‘out’, the incident came as a shocking reminder that life in China is still very repressive and quixotic” (22 March 1997).

男女同性恋者都很容易受到非官方压迫，警察骚扰和以各种罪行为名的逮捕(Agence France-Presse 15 Jan. 2001, IGLHRC Representative 16 Feb. 2001)。在“严打”时期尤其普遍存在逮捕行为，政府煽动全国警察部队打击被认为与恶劣和不道德有关的组织和个人(CSSM News Digest 16 March 1998)。在1997年3月警方突击搜查广东省广州唯一的同性恋聚集地时，约有20人被捕，“未经证实的报道”表示他们被控“流氓罪”并被拘留了15天（见上面讨论的被指控流氓罪）。根据“CSSSM新闻摘要”中转载的一篇日期线文章，“对于一个在过去几年里因为无警察骚扰政策而感到舒适的同性恋社区，只要你没有公开”出去“，事件就是令人震惊地提醒人们，在中国的生活仍然非常压抑和混乱“(22 March 1997)。

On July 3, 2000, 37 gay men were arrested on charges of prostitution at the Junjie men’s beauty and health center, a gay health spa in Guangzhou that had opened in February 2000. Articles cite the Chinese police as stating that the raid was part of a July-September nationwide campaign against “social vices” which also included strikes against gambling, pornography, and illegal drugs (BBC 7 July 2000, CND-Global 10 July 2000). The police said that they arrested the men at the Junjie beauty and health center because they were prostitutes and not because they were gay, “which is a voluntary mutual relationship” (Reuters 7 July 2000).

2000年7月3日，37名同性恋男子因2000年2月在广州开设的同性恋健康中心俊杰男士美容保健中心被指控卖淫而被捕。文章引用中国警方的话称，这起袭击事件是 7月至9月全国范围内针对“社交恶习”的活动，其中还包括对赌博，色情和非法药品的打击(BBC 7 July 2000, CND-Global 10 July 2000)。 警方说，他们在俊杰美容保健中心逮捕了这些男子，因为他们是性工作者，而不是因为他们是同性恋，“这是一种自愿的相互关系”(Reuters 7 July 2000)。

Current Situation（现状）

According to an Agence France-Presse (AFP) article, “prison terms are increasingly rare but harassment remains a fact of life, and gay bars and cafes are subject to periodic raids and closures” (15 Jan. 2001). An owner of a gay bar interviewed for AFP stated that the police have a “live and let live” attitude toward gay bars that have the proper paperwork and do not have dancing or floor shows (15 Jan. 2001). Three of Shanghai’s most popular gay bars were shut down in 2000 (Agence France-Presse 15 Jan. 2001).

根据法新社（AFP）的文章，“监禁越来越少见，但骚扰仍然是生活中的事实，同性恋酒吧和咖啡馆定期遭到袭击和关闭” (15 Jan. 2001)。 一位同性恋酒吧的老板在法新社采访时表示，警方对拥有适当文书工作并没有跳舞或舞台表演的同性恋酒吧持有“让他们活下去”的态度(15 Jan. 2001)。 2000年，上海的三家最受欢迎的同性恋酒吧被关闭(Agence France-Presse 15 Jan. 2001)。

In regards to persecution of homosexuals in China, the CSSSM states:

关于在中国同性恋者遭受的迫害，CSSSM指出：

The few cases [of persecution] we have heard happened in the mid 1980s and does not [sic] reflect the current situation. China has changed so much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Although gays, lesbians and other sexual minorities are still subject to strong prejudice, it is not in their best interest to exaggerate the plight or improvement for any possible political gains (3 Aug. 1998).

我们听到的几起[迫害]案件发生在1980s中期，并没有[原文]反映当前的情况。 中国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虽然同性恋，女同性恋和其他性少数群体仍然受到强烈的歧视，但为了任何可能的政治利益而夸大其困境并不符合他们的最佳利益(3 Aug. 1998)。

Asiaweek states that in Asia as a whole, the “underlying truth” is that there is “safety in numbers” for gays throughout the region (7 Aug. 1998). In China, “there is little overt anti-gay hostility… [and] homosexuals say they do not fear being picked on by roughnecks in the way they are in the West” (Asiaweek 7 Aug. 1998).

亚洲周刊指出，在整个亚洲地区，“基本事实”是整个地区的同性恋者都有“安全的数字”(7 Aug. 1998)。 在中国，“很少有明显的反同性恋的敌意……同性恋者说他们不害怕被西方对同性恋者的方式所困扰”(Asiaweek 7 Aug. 1998).。

The Washington Post cites a Chinese doctor who has studied homosexuality in China for over a decade as stating:

“华盛顿邮报”引用了一位在中国研究同性恋十多年的中国医生，她说：

In China, we really don’t have the radical conservatives and the radical liberation activists that you do in the West. We don’t see gays being beaten to death in our country because of their sexuality. At the same time, we don’t have gay and lesbian parades (24 Jan. 2000).

在中国，我们确实没有你们西方的激进的保守派和激进的解放者。 我们看不到同性恋在我国由于性行为被打死。 同时，我们没有同性恋游行(24 Jan. 2000)。

The Washington Post article, which features a lesbian wedding in China (unrecognized under Chinese law), also speaks of slow but increasing Chinese recognition of homosexuality in their society. At one time, homosexuals were committed by the state to mental institutions for electric shock treatments (Washington Post 24 Jan. 2001, CSSSM News Digest 26 Oct. 2000). Although homosexuality is still classified as a mental disorder, “this type of intervention is rarely enforced today” (CSSSM News Digest 26 Oct. 2000). Though families and workplaces largely continue to be intolerant, “the state generally does not prosecute people for homosexuality any more” (Washington Post 24 Jan. 2000).

“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文章以中国的女同性恋婚礼为特色（根据中国法律未得到承认），也谈到了中国社会对同性恋的承认缓慢但越来越多。 有一次，同性恋者被政府委托给心理机构进行电击治疗(Washington Post 24 Jan. 2001, CSSSM News Digest 26 Oct. 2000)。 尽管同性恋仍然被归类为精神障碍，“今天这种干预措施很少得到执行”(CSSSM News Digest 26 Oct. 2000)。 虽然家庭和工作场所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不容忍的，“政府通常不会再起诉人们的同性恋行为”(Washington Post 24 Jan. 2000)。

According to an IGLHRC representative, blanket statements about safety and openness for homosexuals in China can not be relied upon. He says that while there is more tolerance for gays collectively, individual outing can invite persecution because of continuing strong phobias against gays in Chinese society. Homosexuals are gaining ground in Chinese society and are eager to let people know they are there and have rights, yet there is still unofficial oppression in China, and the police can not always be depended upon for protection (16 Feb. 2001).

依据IGLHRC的一位代表，不能依赖关于中国同性恋者的安全和开放的一揽子声明。 他说虽然对同性恋者有更多的容忍，但个人出柜可能会引起迫害，因为中国社会对同性恋者继续存在强大的恐惧症。 同性恋者在中国社会中日益发展，渴望让人们知道他们在那里并拥有权利，但中国仍然存在非官方的压迫，而警方的保护总是不能被依靠的 (16 Feb. 2001)。

This response was prepared after researching publicly accessible information currently available to the RIC within time constraints. This response is not, and does not purport to be, conclusive as to the merit of any particular claim to refugee status or asylum.

这个回应是在时间限制内研究RIC目前可以获得的公开信息后编写的。 这种回应不是，也不能被用来对任何有着特定要求的难民地位或庇护起决定作用。

http://www.refworld.org/docid/3decd102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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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战争相关资料（资料摘录）

民主自由灯塔的脑残粉们总是吹捧美军是自由之师，呵呵，我不说在伊拉克那百万惨死的平民，我也不说当了冤大头的巴拿马和格林纳达人民，我也不说民主被毁灭的多米尼加人民，我也不说是谁把本拉登和塔利班扶植起来，残害当地人民，最后不得不去自己擦屁股顺便又把当地人民再残害一遍，我也不说被屠杀至少十多万，共和国被毁灭的菲律宾人民，咱们就来看看，在大名鼎鼎的越战中，极右傻逼纳粹们亲爱的王师究竟扮演了一个怎样的角色，又做下了哪些无耻残忍的暴行。别误会，我从来不认为中共的孙子越共是什么好鸟，但另一边同样也不是什么好鸟，而且就当时的表现来看，越共还真的比另一边的“自由政权”要强一些。

首先，咱来看看越战的背景吧：1945年秋，战败的日本被迫撤出印度支那这个它在战争开始时占领的前法属殖民地。与此同时，一场志在结束殖民统治并为印度支那农民争取新生活的革命运动在那里开展起来。在共产党人胡志明的领导下，革命者进行了抗日斗争。1945年底，他们在河内举行了上百万人参加的盛大庆祝活动，并发表了独立宣言。

1946年11月，法国人轰炸了越南北部港口海防，从此开始了越南民族主义运动与法国殖民主义者之间长达8年的战争。随着1949年共产党在中国取得胜利和次年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开始向法国提供大规模的军事援助。到1954年，美国已经提供了足以装备印度支那全部法军的30万支小型武器和机枪以及10亿美元的援助。所有这些加在一起，美国实际上承担了法国战争支出的80％。

1954年，由于得不到越南人民的支持，法国不得不撤离该地区。这时的越南民众绝大多数都已站到了胡志明及其领导的革命运动一边。

法国与越南在日内瓦国际会议上达成了和平协议。按照协议的规定，法国立即撤退到越南南部，越盟则留在北部；越南将在两年之内举行联合大选以便让人民自主地选择自己的政府。
　　美国迅速采取了阻止南北统一的行动，在南越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它在西贡成立了以前南越官员吴庭艳为首的政府，并鼓动他不要如期举行联合选举，吴此前一段时间住在新泽西。正如《五角大楼文件）所说：“南越基本上是美国的产物”。

吴庭艳政权越来越不受欢迎。吴是一名天主教徒，而大多数越南人是佛教徒；吴与地主关系密切，而越南是一个农民的国度；他的虚张声势的土地改革基本上无所作为；他用远在西贡任命的亲信接替地方选举出来的各省官员；越来越多的人被投进监狱，因为他们批评当权者腐败无能和固步自封。
反对派力量在吴庭艳政权鞭长莫及的农村地区迅速壮大起来。1958年前后，针对政府的游击活动开始出现。河内的共产党政权通过提供援助、鼓励和向南方输送人员的办法支持游击运动，被派往南方的人大多数都是日内瓦协定后跑到北方去的南方人。
1960年，南方成立了民族解放阵线。该阵线把各派反政府力量都联合起来了，其中坚力量则是南越的农民。农民们把民族解放阵线看成是改变他们生存条件的希望所在。

1963年6月的一天，一名佛教僧人坐在西贡的公共广－场上点火自焚。接着，许多僧人竞相以焚身自杀来表达他们反对吴庭艳政府的决心。吴庭艳的警察袭击了佛教徒的佛塔和庙宇，打伤30名僧人，逮捕1400人，并封闭了一些佛塔。市内爆发了示威活动，警察开枪打死9人。古都顺化随之发生了万人抗议示威活动。

这里的“一名佛教僧人”是释广德：當時信仰天主教的南越總統吳廷琰，對佔人口八成以上的佛教徒實行歧視政策，並在當年的佛誕日禁止佛教徒展示宗教性的旗子，引起公開的示威遊行。警方在衝突中對群眾開槍，造成九人死亡。政府事後拒絕妥協，使得國內的抗議情緒益發高漲。時年69歲的和尚釋廣德在這波抗議中提議自焚。獲得領袖們的許可後，僧人們於是展開縝密的計畫。他們測試不同的燃料，並事先聯絡外國記者。當天還有一組僧尼負責躺在消防車輪前，防止消防人員前往現場。 6月11日，約三百五十位僧人聚集在總統府前的十字街口。釋廣德隨兩位同伴下車後，以蓮花坐姿盤坐於地，由同伴自頭頂淋下五加侖的汽油。他手握木製佛珠，默念經文，接著自己點燃火柴。火焰燃燒瞬間，釋廣德的身驅被大火吞噬，變成一團火球。一名和尚用擴音器宣布：「一位僧侶為了五項訴求自焚身亡。」同時，其他和尚把釋廣德的英文聲明稿發給了在場的美國記者們。十分鐘後，焦黑軀體上的火焰漸息，被蓋上黃布。来源：當自焚的人也被噤聲

在越南人口的宗教构成中，佛教徒约占人口的70%到90%[3][4][5][6][7][8][9]。许多历史学家认为，作为一名天主教徒，吳廷琰的政策明显继续偏向在越南占人口少数的天主教徒，而歧视占人口多数的佛教徒。政府被认为在公用设施、军人晋升、土地安置、商业利益和减免税收方面都偏向天主教徒。[10]

此外，甚至在向保卫村庄免受越共游击队攻击的民兵分发轻武器时，发现只有天主教徒村庄得到了武器，[12]而一些天主教神父甚至拥有自己的私人武装部队。[13]在一些地区发生了强迫改宗、抢劫、以及毁坏寺庙的事件。[14]一些佛教徒村庄全体改宗，以便能得到援助，或避免被吴廷琰政府强迫迁居。[15]自法国殖民时代起，只认定佛教为私人团体，需要官方许可才能举行公众活动，只有天主教才具有正式的宗教身份，吴廷琰也没有废止这项政策。[16]天主教会是越南最大的地主，但是天主教会拥有的土地被免于进行土地改革。[17]天主教徒们也在“事实上”被豁免了政府强迫所有公民参加的義務勞動；美援物資被政府不成比例地分配给天主教徒占多数的村庄。在吴廷琰统治下，天主教会享受免除财产所得税的特权，在1959年，吴廷琰将越南奉献给圣母玛利亚。[18]

作为當時实际上的南越第一夫人、廷琰之弟吳廷瑈的夫人陳麗春（Trần Lệ Xuân）在被問及對此事的見解時曾說她要为「看到一齣和尚肉燒烤的好戲而拍手叫好」（clap hands at seeing another monk barbecue show）。之後在西方社會裡，她獲得了一個「惡龍夫人」的稱號[32]在六月下旬，吳氏政府指責釋廣德的死因是在自焚前吸毒，而並非被火燒死。[33]他們又控告大衛，指他收買釋廣德去自焚，當然最後沒有成功。[34]

来源：释广德wiki

1963年初，肯尼迪的助理国务卿U．亚历克西斯·约翰逊在底特律经济俱乐部演讲时说：“数百年来，到底是什么东西吸引着各国列强从四面八方云集东南亚，拚命想攫取这块地方呢？……东南亚国家物产丰富，可供出口的剩余产品有大米、橡胶、柚木、棉花、锡、香料、石油等许多东西……”
但是，肯尼迪却不公开这样说。他的解释是，美国在越南的目的是遏制共产主义和增进自由。

接替吴庭艳的将军们无力消灭民族解放阵线。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在1964年晚些时候报告说：“越共组织不仅有凤凰再生的能力，而且还有保持士气的神奇手段”。

1964年8月初，在北越海岸的东京湾[1]附近发生了一连串扑朔迷离的事件，约翰逊总统利用这些事件发动了对越南的全面战争。后来的事实表明，所谓东京湾事件不过是一个骗局。美国的高级官员们向公众撒了谎。事实上，中央情报局早已在秘密实施对北越沿海军事设施的攻击计划了，因此，即便是发生了攻击行为，也绝不是“无端”的；也不是“例行巡逻”，因为“马多克斯”号正在进行特殊的电子间谍活动；而且，它也不是在公海，而是在越南领海水域。事实证明：根本不像麦克纳马拉所说的那样有鱼雷攻击“马多克斯”号。时隔两晚，又有一则关于另一艘驱逐舰遭到袭击的报道，约翰逊称之为“公海上的公开挑衅”。这则报道看来也纯属捏造了。

东京湾“挑衅”事件促使议会通过一项法案，授权约翰逊总统在东南亚地区采取适当的军事行动，该法案得到了众议员的一致赞成，参议院也只有两票反对。这样便出现了不是由宪法授权的国会宣布战争状态的情况。
在越战期间，一些请愿者要求被认为是宪法的守护神的最高法院宣布战争违宪。但最高法院一次又一次地拒绝考虑这一问题。

南越的广大地区被宣布为“任意交火区”，也就是说，留在该地区的所有人（平民、老人、孩子）都被认为是敌人，可以随便对他们实施轰炸。有窝藏越共嫌疑的村子动辄遭到“搜查和摧毁”——村子里凡达到从军年龄的男人都被杀死，房子被烧掉，妇女、儿童和老人则被押往集中营。
在一个名为“凤凰行动”的计划中，中央情报局驻越人员未经审判就秘密处决了至少2万南越平民，因为他们被怀疑为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
战争结束后，根据国际红十字会透露的消息，在战争白热化的时期，南越的集中营里关押着6.5万到7万人，他们经常受到毒打和折磨，美国顾同或袖手旁观或直接参与其中。在美国顾问驻扎的富国岛和归仁的两个主要的越南人集中营里，国际红十字会观察员还发现了持续而有组织的暴行。

到战争结束时，美国已在越南、老挝和柬埔寨投下了700万吨的炸弹——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投在欧洲和亚洲的炸弹总量的两倍还要多。不仅如此，它还在相当于马萨诸塞州那么大的地区里用飞机喷洒了毒剂，旨在毁坏那里的树木和其他植物。据报道，越南母亲生下了许多残疾儿。耶鲁生物学家给老鼠使用同样剂量的药物（分别为2，4，5匙）后，发现它们产下的全是残废鼠。这些生物学家们指出，没有理由相信，该药用在人身上会产生不同的效果。

这一毒剂就是橙剂：戰爭結束後，橙劑的後遺症逐漸浮現。據越南政府統計，近百萬人因接觸橙劑而死亡或傷殘，還生下50萬名身體畸形或智障的嬰兒。當年參戰的越共老兵和他們的後代，固然是最直接的受害者，但當年受橙劑禍及的普通農民也不少。更可怕的是，由於這些毒素的半衰期很長，很多仍殘留在當地的土壤當中，危害至今。這些直接的傷害並不能單靠時間就能撫平，不少戰後出生的新一代仍然能夠感受到什麼是戰爭之痛。来源：越戰結束40年，但這些照片提醒我們傷痛還沒到盡頭

美軍噴洒「橙劑」的面積占越南南方總面積的10%，共撒下6700 萬升橙劑，噴洒過「橙劑」的水源和土壤至今仍未消除污染，當地人深受其害，據統計，因「橙劑」污染，戰後越南產生了五十多萬橙劑畸形兒並使兩百多萬越南兒童遭受癌症和其他病痛的折磨。

過去三十多年中，美國一直否認越南數十萬畸形兒與其當年播撒的橙劑有關並拒絕賠償，但隨著美越日漸親密，美國政府做出了一些改變，於2011年6月投入3200多億美元，清理中部城市峴港一座曾大量堆放橙劑的機場及周邊地區。

越南胡志明市西北12公里的奇光寺，由於香火興旺和聲名遠播，從1995年起到現在，共有350名畸形兒被遺棄在這裡，寺院和香客合力收留了他們。這裡被當地人稱為「怪胎展覽」——他們有長錯位置和方向的腳掌，恐怖外凸的眼珠，怪異的頭部和丟三落四的器官。即使病症最輕微的，也有智障、聾啞和行走困難等缺陷。 製造這些怪嬰的「元兇」是潛伏在他們血液里一種叫「二惡英」的物質，正是來自於當年美軍播撒的橙劑。来源：觸目驚心：越戰美軍用落葉劑使大片叢林枯萎 百萬兒童畸形

1968年3月16日，一伙美国士兵来到广义省的一个小村子——美莱四号村，包围了所有居民，其中包括老人和怀抱婴儿的妇女。这些人被美国士兵赶进一条沟里挨个儿枪杀。

后来，好几名军官因“美莱屠杀案”受到审判，但只有卡利中尉被判有罪。他被判处终身监禁，但又被两次减刊。他服了3年刑后即获假释，因为尼克松签署命令说．他应当在家里而不是正式的监狱里接受监管。数千名美国人为其声辩，其中一部分人认为，从反对“共产主义者”的必要性的角度看，他的行为是正当的爱国主义行为；还有一部分人认为，在许许多多的同类战争暴行中，单单把他当作替罪羊是不公正的。曾经对掩盖美莱屠杀提出指控的科·奥林·亨德逊在1971年初对记者说：“每一支部队在某个地方都有它们自己的美莱”

确实，美莱大屠杀的独特价值只是在于该案的真相已大白于天下。赫什曾在一家地方报纸上公开报道过一名美国兵写给其家人的这样一封信：

亲爱的爸爸妈妈：
今天我们去执行了一项任务。我觉得我愧对我自己、我的朋友和我的国家。我们烧毁了所见到的每一间房屋！……
所有的人都哭喊着，乞求我们不要把他们分开，不要带走他们的丈夫和父亲、儿子和祖父。妇女们在呜咽和呻吟。
接着，他们充满恐怖地眼睁睁看着我们烧掉他们的房屋、财产和食物。是的，我们烧掉了所有的大米并射杀了所有的牲畜。

关于美莱大屠杀的详细资料：1968年3月16日越戰期間，攝影師Ronald L. Haeberle在越南廣義省美萊村（My Lai）拍下一系列照片，其中一張照片裡，村民們恐懼地聚集在一起，一位母親表情痛苦，眼眶充滿淚水，那日正是美軍於美萊村執行命令。當時有504人死於這場行動，大多是婦女、小孩和老人。

屠殺事件爆發後有25人面臨起訴，最終，步兵旅指揮官Henderson雖接受審判，隔年卻被無罪釋放，而下令開火的陸軍中尉William Calley被判終生監禁，最後則在尼克森總統下令保釋後，改判軟禁三年半。2009年，一直以來始終堅持是「奉命行事」的Calley首度承認錯誤：「我生命中沒有任何一天不為那天發生在美萊村的事情而悔恨自責，我愧對那些被殺的人、愧對他們的家人，也愧對捲入本案的美軍士兵和他們的家人。我真的很抱歉。」来源：東南亞歷史上的今天：越南美萊村屠殺50週年

1968年3月16日，美軍第23步兵師第11旅第20團第1營C連的官兵在越南廣義省的美萊村對越南民眾進行殘酷屠殺，男女老幼甚至嬰兒都慘遭殺害，美軍士兵還對女性進行了輪姦並肢解了部分屍體。屠殺之後，美國陸軍官方報紙《星條旗報》以頭條新聞登出：「美軍包圍赤色分子，殺死128人。」美萊大屠殺中，美軍連兒童也不放過。

至於遇難人數，美軍官方報告稱168人死亡，其中20%是越南平民；越南官方報告則稱有568名平民被殺害。而據《紐約時報》報導，雙方政府私下同意，死亡數目在400人到500人之間。来源：越戰舊照：美軍美萊大屠殺殘酷暴行

狂轰滥炸旨在摧毁普通越南人的抵抗意志，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德国和日本的人口中心实施的轰炸一样——尽管约翰逊总统在公开声明中一再表示轰炸的只是“军事目标”。政府使用诸如“施加更大的压力”一类的语言来描述轰炸。根据《五角大楼文件》，中央情报局在1966年的某个时候曾建议实施“更猛烈的轰炸计划”，用中央情报局的话说，就是要直接摧毁“作为打击目标的政府的意志”。
与此同时，就在边界的另一端，在越南的邻国老挝，中央情报局扶植的右翼政府也正面临着一场叛乱。结果，这片世界上最美丽的地区之一的加斯平原也被炸成了一片瓦砾。政府对此保持了沉默，新闻界也没有进行相关的报道。但是，一名生活在老挝的美国人弗雷德·布兰夫曼在其所著《加斯平原的呼声》一书中却记录了这一史实。
从1964年5月至1969年9月，这片加斯平原遭受了2.5万多次的轰炸、被投下了7.5万吨的炸弹，数千人伤亡，数万人被迫转入地下，所有的建筑都成了一片废墟。1973年9月，前老挝政府官员杰罗姆·杜里特尔在《纽约时报》上撰文说：“当我首次到达老挝时，我接到指示，对所有新闻界有关我们对这个小小国家所实施的大规模的和惨无人道的轰炸的询问都要作如是回答：‘应老挝王国政府的请求，美方只是在进行非武装的侦察飞行’……这是撒谎。每一位听到我这番回答的记者都知道它是谎言……”

1970年春，在实施了从未公之于众的长期的轰炸之后，尼克松和国务卿基辛格发动了对柬埔寨的一次军事入侵。但是，这次侵略行动不仅在美国国内引发了强烈的抗议浪潮，而且它本身也是一次军事失败。国会为此通过法案：不经国会同意，尼克松不得动用美国军队扩大战争。
第二年，在没有美国军队参加的情况下，美国支持南越入侵老挝，这次同样遭到失败。1971年，美国在老挝、柬埔寨和越南投下了80万吨的炸弹。同时，阮文绍总统（他是西贡政权最后一任长期在位的元首）领导下的西贡军政权仍然关押着数千名反对派。

1973年秋，由于感到胜利无望，也由干北越军队已在南越建立起众多根据地，美国同意接受这样一个撤军方案，即美军撤离，革命军队在原地活动，直到选举产生一个包括共产党人与非共产党人在内的新政府为止。但西贡政权不同意该方案，美国决定进行最后一次努力，即向北越发起猛烈的攻击以迫其降服。它派遣大批B-52 轰炸机前往河内和海防，炸毁那里的房屋和医院，炸死了无数平民。但进攻仍未能奏效。许多B-52被击落。同时，世界各地都出现了愤怒的抗议声浪。基辛格不得不返回巴黎签署和平协议，其内容与以前已达成的方案完全相同。
美国撤出它的军队后，仍向西贡政权提供援助，但当1975年初北越向南越各大城市发起进攻时，西贡政权终于垮台了。1975年4月末，北越军队进入西贡。美国大使馆工作人员与许多害怕共产党统治的越南人一起逃走了。在越南的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终于结束了。西贡更名为胡志明市，越南南北双方统一为越南民主共和国。

来源：第十八章 胜利无望的越战

支持残暴的右翼独裁政权，拒绝进行民主的大选，明明是为了政客和财团们自己的口袋，却骗人说是“为了自由”，残忍的屠杀越南人民，扔毒剂制造生态灾难，把本国人民骗到战场上去送死，呵呵，什么超级大国，狗屁超级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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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D: The U.S. Turn to Assad（OP-ED:美国转向支持Assad）

by John Reimann, East Bay DSA

Editor’s note: this piece serves as a response to R.L. Stephens’ piece in DSA Weekly regarding his thoughts on U.S. intervention in Syria following a chemical gas attack attributed to Syrian authoritarian regime leader, Bashar al-Assad.

编者按：这篇文章是对DSA周刊中R.L. Stephens的一篇文章的回应，内容涉及对叙利亚独裁政权领导人Bashar al-Assad进行毒气袭击后美国对叙利亚的干涉这一事件的思考。

The Arab Spring arose as a revolt against dictators like Bashar al-Assad throughout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t had nothing to do with a United States-inspired attempt at regime change.

阿拉伯之春起源于整个中东和北非对Bashar al-Assad等独裁者的反抗。 这与美国政府改变政权的企图无关。

In Syria, Assad responded through his Shabiha, whose slogan was: “Either Assad or we burn the country.” The organization and its members meant it. Since that time, there has been some 500,000 people killed and over half the population of Syria has been forced out of their homes. The regime is responsible for over 90% of the civilians killed. These numbers make sense based on the simple fact that it is the forces of Assad and Putin that maintain air superiority over Syria.

在叙利亚， Assad通过他的Shabiha做出回应，他的口号是：“ 或者选择Assad，或者我们焚烧这个国家”。该组织及其成员做到了这一点。 从那时起，大约有50万人丧生，超过一半的叙利亚人被迫离开家园。 这个政权对死亡平民中的超过90%的人负有责任。 这些数字基于一个简单的有意义的事实，即Assad和普京的力量维持着对叙利亚的空中优势。

When the Arab Spring first arose, U.S. imperialism at first supported Egyptian autocrat Hosni Mubarak, but then U.S. officials saw him as an obstacle to stability and called for him to step down. In Syria, things were a little more complex, but remained essentially the same. That was why Obama called for Assad to step down, but what he never ever did was in any way act to produce “regime change.”

当阿拉伯之春第一次出现时，美国帝国主义起初支持埃及独裁者Hosni Mubarak，但后来美国官员认为他是稳定的障碍，并要求他下台。 在叙利亚，情况稍微复杂一些，但基本保持不变。 这就是奥巴马呼吁Assad下台的原因，但他从未做过在任何产生“政权更替”的的事情。

In Iraq, regime change was produced by a military invasion. There has never been any serious evidence produced that either Obama or Trump has even considered such a sweeping invasion. In other words, similar to in Egypt, what the US regime wanted was “Assadism” without Assad. This has been supported by a number of sources, including the comments of then-Secretary of State, John Kerry, and remarks by then-CIA director, John Brennan.

在伊拉克，政权更迭是由军事入侵产生的。 从未有任何严肃的证据表明奥巴马或特朗普甚至考虑过如此彻底的入侵。 换句话说，与埃及类似，美国政权想要的是没有Assad的“阿萨德主义”。 这得到了许多消息来源的支持，包括当时的国务卿John Kerry的评论，以及当时的中情局局长John Brennan的评论。

By 2014, U.S. imperialism saw the rise of Sunni Islamic fundamentalism, especially the 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Syria (ISIS), as a greater threat to US imperialism than the Syrian Regime, especially since Trump came into office. For example, Trump also stat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focus on defeating ISIS, and find common ground with the Syrians (Assad) and their Russian backers.

到2014年，美国帝国主义将逊尼派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尤其是伊拉克和叙利亚伊斯兰国（ISIS）的兴起看作是对美国帝国主义的比叙利亚政权更大的威胁，特别是在特朗普执政以后。 例如，特朗普还表示，美国应该重点打击伊斯兰国，并与叙利亚人（Assad）和他们的俄罗斯支持者找到共同点。

Some claim that U.S. aid to the Free Syrian Army shows the intent for regime change. This article by Schulman and Sloughter, however, shows that aid was minimal. And as of one year ago, according to journalist Anand Gopal, U.S. imperialism had carried out 8,000 airstrikes in Syria with only one—the strike at that time against the al-Shayrat airfield—being against the Assad forces.

有人声称美国援助叙利亚自由军显示出推动政权更迭的意图。 然而，Schulman和Sloughter的这篇文章表明，援助是微不足道的。 根据记者Anand Gopal的说法，美国帝国主义曾在叙利亚进行过8000次空袭，但只有一次——针对al-Shayrat机场的袭击——是针对Assad部队的。

On March 16, 2017, just weeks before the bombing of al-Shayrat, the U.S. Air Force attacked the Omar Ibn al-Khattab mosque. In that bombing, over forty civilians were killed. It was an attack on the al-Qaeda-affiliated Nusra Front and Tahrir al-Sham which were fighting Assad. In other words, this strike was in support of the Assad regime! In contrast, in the U.S. bombing of al-Shayrat airfield, nobody was killed and it was back up and operational within twenty-four hours. Even this paltry strike represented a clear side preference, since, unlike the strikes in civilian-inhabited areas of Raqqa, US officials actually contacted Russian officials to warn them ahead of time to “minimize risk to Russian or Syrian personnel located at the airfield.” Similarly, in the recent US attack on Assad’s chemical weapons facilities, nobody was killed. Neither of these seriously weakened Assad.

2017年3月16日，就在al-Shayrat轰炸前几周，美国空军袭击了Omar Ibn al-Khattab清真寺。在这次轰炸中，有四十多平民遇害。 这是对与阿萨德作战的与基地组织有关的Nusra Front和Tahrir al-Sham的袭击。 换句话说，这次袭击是为了支持Assad政权！ 相比之下，在美国轰炸al-Shayrat机场时，没有人遇难，并且机场在24小时内恢复运行。 即使这种微不足道的袭击也显示出了明显的偏好，因为与Raqqa的平民居住区不同，美国官员实际上已经联系了俄罗斯官员，提前警告他们“尽量减少俄罗斯或叙利亚机场人员的风险”。 同样，在最近美国袭击阿萨德的化学武器设施时，没有人遇害。 这些都没有严重削弱Assad。

Contrast that with US imperialism’s bombardment of Raqqa, which was an attack on ISIS. Some 200 people were killed in the first several days of that attack. Over 11,000 buildings were destroyed or damaged, and the Washington Post reported that “it is easier to count the buildings that are still standing than the ones that have been reduced to shattered concrete and twisted reinforced steel… Raqqa has become nearly unrecognizable to those who try to return and navigate its streets. Public squares are hidden underneath debris, and the tallest residential towers are mere rubble.” The pictures within that slideshow of Raqqa are indistinguishable from photos of Gaza after the Israeli regime attacked it in 2014.

相反，美国帝国主义轰炸Raqqa，这是对伊斯兰国的攻击。 在这次袭击的头几天，大约有200人遇难。 超过11,000幢建筑物被摧毁或损坏，“华盛顿邮报”报道说：“对于那些仍然存在的建筑物，比那些已经被破坏的混凝土和扭曲钢筋的建筑物更容易计数……对于那些返回并寻找他们的街道的人来说，Raqqa已经变得几乎无法辨认。 公共广场隐藏在碎片下面，最高的住宅塔楼仅仅是瓦砾。“2014年以色列政府袭击后，拉卡在幻灯片中的图片与加沙的照片无法区分。

Why do these war crimes in Raqqa tend to be ignored by the left? The most charitable explanation is that what happened in Raqqa does not fit the common narrative. This is because the US regime’s attack on Raqqa was not an attack on the Assad regime. Instead, it was in fact in indirect support of that regime. The attack was carried out against the ISIS home base. It was carried out for the U.S. regime’s allies—the Kurds—to take over. But the Kurdish forces have been operating with a de facto truce with Assad for many years now!

为什么这些发生在Raqqa的战争罪行往往会被左派忽略？ 最慈善的解释是，在Raqqa发生的事情不符合常见的叙述。 这是因为美国政权对Raqqa的袭击并不是对阿萨德政权的袭击。 事实上，这实际上是对该政权的间接支持。 这次袭击是针对ISIS的基地进行的。 它是为美国政权的盟友 – 库尔德人 – 接管而进行的。 但是库尔德部队实际上已经与阿萨德休战多年了！

It is important not to equate U.S. and Russian imperialism in Syria. It is Russian forces, together with those of Assad himself, who have directly caused the majority of the damage through their bombing campaigns. They have been bombing hospitals, schools, residential neighborhoods, and public markets throughout the country. It is the Assad regime that is carrying out mass imprisonment and widespread torture and execution of political dissidents. There is also a program of ethnic cleansing being carried out throughout Syria by Assad and the Iranian military.

有一点很重要，不要把美国和俄罗斯的在叙利亚表现出的帝国主义等同。 俄罗斯部队和Assad本人一样，通过轰炸行动直接造成了大部分损失。 他们一直在轰炸全国各地的医院，学校，居民区和公共市场。 Assad政权正在进行大规模抓捕，普遍存在对政治异见人士的酷刑和处决。 Assad和伊朗军队还在叙利亚各地进行了种族清洗。

The 2,000 US troops in Syria are not there to conduct “regime change.” They are there to defend the Kurdish Democratic Union Party (PYD) in North East Syria and to oppose ISIS. Trump has made that clear.

在叙利亚的2000名美军并没有在那里进行“政权更替”。他们在那里捍卫叙利亚东北部的库尔德民主联盟党（PYD）并反对伊斯兰国。 特朗普明确表示了这一点。

Regardless of who U.S. imperialism supported, though, the main point is this: What happened in Syria in 2011 was a revolution from below. How, after all, could it be different? How was it that Syrian masses would not have participated in the Arab Spring and revolted against a brutal and corrupt autocrat? Refusal to recognize the fact that it was a popular revolution from below amounts to refusing to see the working class as the subject, not the object, of history. It denies the Syrian masses all agency.

不管美国帝国主义支持谁，主要问题是：2011年叙利亚发生的事情是从下层开始的革命。 毕竟，它有什么不同？ 叙利亚人民大众怎么会不参加阿拉伯之春，并且反抗一个残酷和腐败的独裁者呢？ 拒绝承认这是一场来自下层的大众革命的事实，等于拒绝将工人阶级视为历史的主体而不是对象。 它否认叙利亚人民大众的所有努力。

What does the future hold for Syrians? One possibility is that one region may com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Iranian sub-imperialism. Another would be of US imperialism under the PYD, and the rest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Assad regime and their sponsor, Russian imperialism. As for the 5 million plus Syrian refugees living outside Syria, it seems they will remain permanent refugees, at least for the present.

叙利亚人的未来会是怎样的？ 一种可能是一个地区可能受到伊朗次帝国主义的影响。 另一个可能是在PYD下的美帝国主义，其余的则在阿萨德政权及其资助者俄国帝国主义的控制之下。 至于生活在叙利亚之外的500多万叙利亚难民，似乎他们将永远是永久难民，至少目前是这样。

Socialists in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be guided by the principle of international working class solidarity. First and foremost, we should be countering the disinformation campaign such as carried out by the Putin mouthpiece, RT, and repeated by many on the left here. Anything less will correctly be seen by the Syrians themselves as implicit support for one of the most brutal dictatorships of the present era. We should also be pointing out the massive U.S. war crimes in Raqqa, as well as the real role of U.S. capitalism in Syria, which is its opposition to the Syrian revolution. On the practical level, we should be demanding that Syrian refugees be admitted to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的社会主义者应该以国际工人阶级团结的原则做为指导。 首先，我们应该打击由普京话筒RT所实施的这种假情报活动，这些假情报被左派中的许多人重复。 任何干扰看到正确的叙利亚人自己的假新闻都会成为对当代最残酷的独裁政权之一的支持。 我们也应该指出在Raqqa的美国大规模战争罪行以及美国资本主义在叙利亚革命中扮演的反对叙利亚革命的真正角色。在实际层面上，我们应该要求叙利亚难民被允许进入美国。

Both the Republican and Democratic Parties support the Assad regime as the lesser evil when compared to either ISIS or a popular revolution. Therefore, the campaign to support the Syrian revolution is connected with the campaign to build a mass working class political party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无论是与伊斯兰国相比还是与人民革命相比，共和党和民主党都支持阿萨德政权，将其视为更小的邪恶。 因此，支持叙利亚革命的运动与在美国这里建立大众工人阶级政党的运动有关。

What side should socialists be on today—the side of the Syrian revolution or of the regime? The question answers itself.

社会主义者今天应该站在哪一边 – 叙利亚革命这边或独裁政权的这边？ 这个问题本身已经回答了自己。

https://www.dsausa.org/the_us_turn_to_ass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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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杯的另一种打开方式，了解一下

（写在前面：我不是球迷，不了解足球，但我是个游戏迷，而我也看到了，电子游戏是如何从单纯的娱乐工具和思想载体蜕变成了大资本的吸金工具，内购制，DLC和赌博抽卡又是如何从出现到泛滥成灾的。足球是属于球迷还是属于老板们，这不是足球自己能决定的；同样，游戏是属于游戏迷还是属于老板们，也不是游戏自己能够决定的。资本主义会把一切都扭曲为吸金工具，把人扭曲为劳动力商品，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终结这一切灾难！）

又是一年世界杯。为一个黑白小圆球而理直气壮地歇斯底里、放飞自我的球迷再一次怒刷存在感。他们熬夜看球，翘班看球，在网上嘶声力竭地对骂，爱情和事业都要为足球让路。哪怕对足球不感兴趣，围观群众们也大多会礼貌地表示关注。甚至，在这个快速变动的世界，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已经成了许多人生命中的一个锚点。

图片来源：网易

然而，球迷们聚集在一起时释放的热情，包括他们认同的品质——团结、勇气、意志力和伟大的友谊，同时也成为了跨国资本在世界杯上的营销口号，而世界杯俨然成为了一个巨大的生意。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将举办2026年世界杯，他们成功的联合申办承诺了创纪录的观赛人数和营收，并且许诺国际足联将获得110亿美元的利润。在一个球员的转会费可以高达2.2亿欧元的今天，工会、革命、理想、社会主义，全部变成了被踢进历史垃圾堆的大词。足球，这项合法地承载人们激情的运动，沉浮在商业化的巨浪里，裹挟着暴力、腐败、种族歧视和民族主义，泥沙俱下。

诚然，足球本身的魅力绝不会因世事变迁而折损。但足球到底属于工人，还是属于资本家；是属于人民，还是属于反动派；是为被压迫、被损害、被侮辱的草根服务，还是为富可敌国、声色犬马、草菅人命的精英服务，却不是由足球自己说了算的。土逗今天要介绍的四位资深老球迷看到了这一点，他们的故事也许可以给我们带来看球的全新角度。

“给我一个漂亮的足球动作吧，看在上帝的份上！”

被中国研究者誉为“拉美鲁迅”的乌拉圭左翼记者和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如果还活着，那他一定不会错过今天开幕的世界杯。这位铁杆球迷自诩为“精彩足球的乞讨者”。为这项世界第一运动，加莱亚诺曾经专门写过一本散文集——《足球往事》——记录“那些阳光与阴影下的美丽和忧伤”。对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挞伐、对底层和第三世界的关怀，则延续到加莱亚诺对世界杯和足球的反思之中：

1934年世界杯，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宣布第二届世界杯开幕，意大利球员向元首行法西斯敬礼。4年后，元首更是对球员们下达“胜利或者死亡”的命令；

1954年世界杯，巴西队在负于匈牙利队后，投诉裁判“偏袒共产主义而反对西方基督文明”；从1962年世界杯开始，迈阿密的消息灵通人士就一直宣称，卡斯特罗的倒台只是时间问题；

从1970年代起，商标登上球场的每个角落，球员成为移动的广告牌，国际足联却禁止球员在赛场上公开声援绝食老师讨薪和码头工人罢工；

国际足联成了私有公司，公开向世界出售足球这一商品，所有商业运作和巨额收入都秘而不宣；控制俱乐部和世界杯的，不是别人，正是一个个私有垄断公司；

阿根廷圣洛伦索队的传奇射手来到已经变成家乐福超市的球场旧址，向大家展示自己当年如何打出精彩进球，但留在原地的锅碗瓢盆、奶酪香肠、电池和剃须刀已经对此一无所知；

作为“世界足球的两极”，南美本土足球人才一直流失，处于全球食物链顶端的西欧豪门却坐享其成。当球王梅西富可敌国时，阿根廷每10个职业球员中，只有3个可以靠足球维生；

世界杯的比赛用球、球员穿在身上的球衣和装备、美轮美奂的球场，全部来自第三世界工人的血汗生产……

爱德华多·加莱亚诺（左）和中译版《足球往事》封面（右）

大半个世纪的球迷生涯，让加莱亚诺深感“足球不再属于球迷和球员”，反而成了“藏匿社会矛盾、躲避社会冲突的有效工具，也是不明资产和偷漏税收的藏身之所”。“今天的俱乐部是使用财富雇佣球员然后卖票表演的公司，在蒙骗国家、愚弄公众和侵犯劳工权利及其他权利方面，他们已经是驾轻就熟，还往往免于受罚。”

这不是加莱亚诺第一次这么尖锐了。他的扛鼎之作《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曾被已故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当成“礼物”送给时任美国总统的奥巴马。这本书以爱情小说和海盗小说的笔触写政治经济学，描绘了三个世纪以来，三代西方殖民者先是直接掠夺拉美的金银、农作物和矿产等自然资源，接着以自由贸易、铁路、贷款、阴谋和暴力扼杀拉美的民族工业，最终以投资、技术、经济援助、合资企业、金融机构和国际组织等手段彻底控制拉美的经济命脉，使拉美大陆及其人民永远背上了“哪里越是富得不能再富，哪里就越是穷得不能再穷”的诅咒。

2009年美洲峰会上，已故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向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赠送《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
图片来源：elpais.com

如果加莱亚诺还活着，我们不妨猜想：比起拉美球队能否重拾昔日的华丽打法和彪炳战绩，比起对保守战术和功利哲学的厌恶，他可能更关心的还是足球正加速异化为金钱游戏的现状，以及撑起这四年一度盛会的所有普通劳动者。

“除了写作和性爱之外，足球是我最大的享受”

意大利著名艺术家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的另外两个身份，可能不为人熟知：他既是意大利共产党员（后遭开除），更是丰产的足球评论家，执教过多家欧洲豪门的知名教练法比奥·卡佩罗还激赏他的球技。我们可以推断，帕索里尼很可能是最会踢球的意大利思想家。

在1973年一次采访中，帕索里尼曾说，除了写作和性爱之外，足球就是他最大的享受。他在博洛尼亚的故居里甚至有一间足球主题的卧室。

帕索里尼曾用故乡的方言写诗，也用罗马郊区贫民窟的语言写小说。意大利左派特有的、从葛兰西继承来的乡土情结凝结成晨露和晚星，点缀在诗行间。但故乡是回不去的，意大利经济在腾飞，资本势如破竹，消费主义大行其道，现实就是城郊的穷人一无所有，道德败坏，如幽灵一样游荡在永恒之城的四周。《暴力人生》、《求生男孩》……帕索里尼成了贫民窟的专家，为大导演们撰写剧本，提供方言俚语方面的指导意见。

成为首都文化圈知名作家的帕索里尼，在意大利影视行业最辉煌的年代转战电影。从展示街边皮条客生活的处女作《乞丐》开始，帕索里尼沿着新现实主义前辈的道路继续向前，从良妓女、无业青年、龙套演员……帕索里尼将镜头慷慨地对准了这些最边缘的人物，明亮的画面中，低端成了崇高，贫瘠成了富饶。

图为帕索里尼（站立者）和他的两位御用演员

虽然帕索里尼的影片无一例外遭到审查制度的迫害，被起诉，被审查，被禁映，但这个作家改行来的业余导演从来没有妥协。他在胶片上搜集意大利从南到北的人们谈论“性解放”时的分歧，也剪辑新闻片使政府盖棺定论的冤案呈现出不同的叙述；他在电影中大胆批判着消费社会逼人吃屎的本质，同时也批判故步自封的意大利左翼政党；他用光影塑造出尚未被物化的性爱乌托邦，也攻讦第三世界在全球化的腐蚀下丧失的天真。

作为左翼诗人，帕索里尼从文学的角度看足球。他说，巴西足球是诗的足球，一切都以运球和球门为基础；而意大利呢，它著名的“ 链式防守 ”则是散文的足球，唯一的诗意时刻存在于反击的时候。帕索里尼声称，散文式足球和诗歌式足球没有高下之分。

但同时他也提醒我们，当代意大利诗歌，往往是典雅的，保守的，过分符合右翼美学。而拉美文学则是一场革命。社会的风气是可能会体现在足球战术上的。他很清楚，足球不是一个脱离社会的乌托邦。就像他的朋友、著名作家莫拉维亚说的：“我不愿成为足球或者是体育运动的无条件支持者，因为我知道它们是脱离现实的消遣方法。……足球是用来吸引年轻人的视线，以免他们参与革命……”

意大利共产党前后两代“党魁”——葛兰西和陶里亚蒂——都是尤文图斯球迷。图为陶里亚蒂与尤文图斯老板在一起。

20来岁时加入意大利共产党的帕索里尼坚信，只有共产党能够提供一种新的真正的文化，以及对整个社会存在的解释。马克思和葛兰西共同构建了帕索里尼的精神殿堂。而足球、诗歌和爱则是他在意大利斗争激烈的社会中尚能偷到的快乐。

“总统先生，这是关乎英法关系的大事！”

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第四位总统、该国首位民选左翼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也是位超级大球迷。年轻时踢守门员位置的他，还是共和国唯一参加过法国杯赛决赛的总统。1995年，当效力于英超曼联队的法国球星坎通纳因为攻击一名对他发表歧视言论的球迷而遭逮捕时，坎通纳的母亲竟然找到密特朗的办公室主任，请她将这件事转告密特朗，“告诉总统，他必须致电英国女王，如果把坎通纳关进监狱，英法两国青年人的关系就完蛋了！”

密特朗曾在球队担任守门员。图片来源： Fran?ois Mitterrand (éditions Chronique, 2013, p. 23)

这位任期长达十四年的法国总统，曾任法国社会党第一总书记，是戴高乐最有威胁的左翼反对者，也是从五月风暴中走出的左翼政治家，他在任期内为法国留下了无数遗产。

在密特朗主政期间，他顶住法国主流的排犹主义压力，吸纳了数名犹太成员进入内阁。也是在他的任期内，法国成功废除了死刑，兑现了他竞选总统时的承诺。他还保护了一批从意大利流亡到法国的进步知识分子和活动家，其中就有著名左翼哲学家安东尼奥·奈格里。

1982年，密特朗推动法国迎来一次重要的司法改革。这一年，同性恋行为不能再成为房东驱赶、解约租客的理由。同年，同性恋被从精神病名单上删去。此后，密特朗实行了对同性恋的“大赦”。同时，在公务员应尽的义务中，涉嫌歧视的同性恋者的条款被删去。也是在这一年，法国举行了第二次“骄傲游行”，同志们在街头欢呼这场“胜利”。

不过1982年对法国球迷来说并不好过。在这一年的世界杯，法国在半决赛惜败联邦德国，无缘决赛。不过密特朗也就沮丧了两年：1984年欧洲锦标赛的决赛，由法国和西班牙两支足球队在巴黎争冠。坐在贵宾席上的法国总统密特朗不顾身旁的客人，每当法国队有精彩表现时，他就激动地大喊大叫，站起来高呼“法兰西，法兰西，万岁！”当法国队最终夺冠，密特朗满面春风，忘形地用双手推开众人，直接走向球场，与球队一同欢庆胜利。

“比赛只剩下6分钟，但我们还能创造奇迹”

2015年9月，年近70、低调朴素的老左派杰里米·科尔宾，凭借其旗帜鲜明的纲领，以近60%的得票，强势当选英国最大的在野党——工党——的党魁。让既得利益者和保守势力恐惧的科尔宾同志来自北伦敦，平时除了喜欢种菜、素食、骑自行车上下班，还是英超阿森纳队的死忠球迷。

2017年春，《卫报》在伦敦东北部一个公共足球场采访了科尔宾对草根足球的看法。老科的解释如下：

草根足球能让孩子们走出家中，放肆玩耍，然后去体会胜负，这对他们是很好的一课；

基层的业余俱乐部和业余教练员付出大量的时间精力去打理一切，却从中得不到什么回报。他们之所以会一直坚持，也因为他们坚信这项事业对孩子好。所以我们提出，要让英超俱乐部每年拿出5%的电视转播利润，投入到草根足球的人力和硬件建设中；

我们一直都认为非职业联赛和球迷所有的俱乐部很重要，因为那些到现场看球的人、那些掏钱买季票的人，那些购买电视观赛套餐的人才是俱乐部的主人。

科尔宾同志和《卫报》Copa 90栏目的小哥谈笑风生。图片来源：The Guardian

这些观点和科尔宾与工党“服务多数，而非少数”（for the many, not the few）的竞选口号一致。自媒体“纸老虎”曾经总结了科尔宾2015年时参选工党党魁的十大纲领：

一、要增长，不要紧缩。保证政府公共开支，不削减财政预算；
二、保证完整的福利系统，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如恢复住房补贴和残疾人补贴，取消延长退休年龄的计划；
三、将铁路、水电、能源和邮政系统重新收归国有；
四、加建公共住宅，控制房租，增加住房补贴；
五、停止医疗私有化，保证国民医疗保健系统（NHS）的资金供给，取消NHS员工的工资封顶，提高急症病人就医速度等；
六、取消零小时工作合同（zero hour contract）等灵活用工方式，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增强工人集体协商权利；
七、维护移民的平等权利。
八、取消大学学费，缩减学贷规模，恢复学生的生活补助，为小学生提供免费午餐等；
九、立即对气候变暖采取行动。
十、停止战争，取消三叉戟核系统（Trident）。

另外，他还对富裕的“少数”开刀，提出增收富人的个人所得税、企业税和伦敦金融城的交易税的纲领。这些纲领旗帜鲜明地反对私有制、扩大公共福利、保障普通工人利益，与当下的引起众怒的紧缩政策大相径庭。

科尔宾介绍工党纲领的演讲现场，座无虚席。图为追求社会平等、确保社会福利覆盖全民等标语。
图片来源：jeremycorbyn.org.uk

科尔宾的提案赢得了普通群众，尤其年轻人的支持。18-24岁的英国年轻人曾被认为普遍政治冷感，但他们在2017年6月大选中的投票率高达72%，工党在这群年轻人中的支持率则高达71%。近年来，英国老百姓实际工资不升反降、政府大幅削减公共福利、物价腾贵，而最富有的5%则掌握了越来越多的财富，科尔宾和工党的崛起并非偶然。

在《卫报》的采访结束前，记者问科尔宾是否认为工党能在6月的提前大选中实现逆转奇迹，因为当时民调显示，保守党的支持率大幅领先工党。科尔宾坦承，如果说大选是一场比赛，那现在比赛已经到了84分钟。目前的工党没有领先，甚至和对手不在一个水平线上，但他知道工党背负的是人民的精神和决心，所以呼吁大家走出家门为工党投票，奋战到比赛最后一分钟。仅仅一个多月后，他麾下的工党就硬是把保守党从绝对多数的位子上挤走了。

看来这还是应了那句老话：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

工党的政纲封面，醒目地写着“服务多数，而非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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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MT就是法西斯政党，KMT民国是法西斯极权（资料摘录）

中华民国实际上有两个，一个是北伐之前的北洋民国，此时虽然问题多多，但还算的上共和国，也有个民主议会；但在北伐之后，取而代之的是KMT民国，而KMT民国是个法西斯极权国，而KMT呢，也是个恶心的极右法西斯党。

我的依据不是KMT在台湾的暴行与白色恐怖，有人说，那是共匪威胁下的恐惧，可以理解；我也不说KMT如何在二战时前方吃紧后方紧吃，抓状丁害死一千万中国人，还制造了1942大饥荒，文夕大火，有人说，那是日军逼迫，别无他法；咱们就来看看，KMT到底是个怎样的政党，北伐真相如何，北伐之后又干了些什么。

徐泽荣等：国人不知的北伐苏援真相：

关于苏援军费，根据各种史料，作者估计33个月的总量不少于5,000万银元，即每月150万以上。它主要用于以下五个方面的开支：政府机构、黄埔军校、海陆两军、省港罢工、北伐战争、顾问薪金、西北友军等等。当然它不可能是完全充裕的，广州国民政府和西北军仍需自行补充课税筹款。苏联曾经调运煤油、木材来粤以拯匮乏，但应从无向中方提供过大笔民用款项，那样它也负担不起。陈洁如回忆录里可以找到证实苏联给予蒋氏援助实属至关重要的记录。

关于苏联军火，本文仅选枪支一项来做重点描述。从海参崴、敖德萨运抵广州、汕头的枪支应有4船近75万支（后来应有一船30万支秘供中共三处苏区，假手陈济棠秘藏南雄梅岭钟鼓岩），用于装备广州国民政府辖下6个军和黄埔军校学生。时任广州政府炮兵总监的邓演存（邓演达兄）就曾记载，北伐即将开始之时，苏联运来一船军火，泊于黄埔军校海面（时无黄埔新港），中方动用“四五十只大驳船（大驳船见附图。作者寻找了十余年，终遇）运了四五天”。

据笔者计算，一艘载重量仅为5,000吨的海船，即可运枪30万支，弹4亿发。各部由此置换下来的陈旧枪支，有3,000支用以支援广西李宗仁的第7军，余下的可能用于装备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或被出售换购其他军火。对于于北策应北伐军的西北军，苏联也给予了大量军火援助，达200卡车，其中枪支近6万支。苏联军火除步枪外，还有火炮、甲车等。驻扎肇庆的叶挺独立团就曾是甲车团。（独立团入湘北伐，并无携带甲车同行，这些甲车后来流落何方？作者寻找了十余年，不遇）。

蘇聯對國民黨創建和北伐的全力支持：下血本投資，右派感激涕零：

對於蔣介石和國民黨右派來說，就連他們也無法否認，國民黨的創建和北伐乃至整個大革命形勢的勃發，其實都離不開蘇聯鼎力相助。首先，從組織上來說，是蘇聯專家手把手地幫助孫中山將國民黨改組為一個現代化的革命政黨。在1923年10月18日鮑羅廷（M.Borodin）被孫中山任命為國民黨組織教員，委託他以俄國方法「訓練吾黨同志」之前，國民黨空有黨派名頭，實質上則組織渙散，政治綱領模糊，內部派系林立，可謂是一個完全依靠孫中山個人威望維繫的「孫中山黨」。正是在這位鮑羅廷的指導下，10天後的10月28日，國民黨就成立了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開始風風火火地改組，短短時間內連續通過《中國國民黨改組宣言》《中國國民黨黨綱草案》《中國國民黨章程草案》以及廣州區黨部和區分部案、籌辦軍官學校案等重要草案、綱領、議案和決議400多件；到1924年1月12日，基層黨組織搭建工作也初見雛形：廣州成立12個區黨部（其中3個為代理區黨部）和69個區分部（其中3個為特別區分部），上海成立了1個區黨部和36個區分部。對於蘇聯專家在這次改組中的重要作用和意義，連孫中山都表示：「吾黨此次改組，乃以蘇俄為模範。」「俄革命六年成功，而我則十二年尚未成功……由於我黨組織之方法不善……惟今俄國有之，殊可為我黨師法。」（《在廣州大本營對國民黨員的演說》，《孫中山全集》第8卷）

早在1923年，蘇聯就派出波里克、格爾曼、切列潘諾夫、捷列沙托夫和斯莫連採夫五位軍事專家協助孫中山，等黃埔軍校成立之後更是派出重量級名將，第一枚紅旗勳章獲得者布柳赫爾（化名加倫）率領40多名軍事專家進行全方位指導。

除了這些人員援助之外，看得見的物質和經濟援助更是不計其數：早在1923年5月，蘇聯就曾計劃提供給廣州政府200萬金盧布、8000支日本步槍、15挺機槍、4門炮和2輛裝甲車，雖因種種原因未能付諸實施，但在1924年便撥給粵師14.7萬盧布，1925年為了援助黃埔軍校，一次性就援助了10萬盧布，還特地電告布柳赫爾，只要黃埔軍校提出需求，蘇聯政府都可根據實際需要繼續撥款。

马悲鸣:国民党壮大之谜：

徐先生笔墨追溯中、苏两党关系的渊源。其中于本文最为重要的是提供了苏联在列宁、斯大林先后领导下对二十年代中国北伐革命的援助具体内容。那便是总共十二万支枪和每月三十万银洋钱的资助。这是讲在北伐前几年的事。大概是1923到1926年之间的样子。

首先对这十二万支枪和每月三十万银元的份量我们要放到1920年代的环境去考量才能体察其于北伐之关键意义。这十二万支枪是俄国造。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打完在苏联境内的白俄抵抗力量刚刚为苏联工农红军的消灭(1920年)，这十二万支枪一定是苏联工农红军的武器也就说是西洋造。其精良比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军队的汉阳造。不可同日而语。因此东征北伐成功仰仗武器精良是最大的原因。国民党共产党称颂东征北伐众口一词，都说是北伐军革命精神高扬，又得人心，所以将北洋军阀吴佩孚和孙传芳的军队打得落花流水，而不提北伐军用的俄国造，北洋军阀用的是汉阳造，北伐军武器上占了便宜，而这个便宜端赖列宁、斯大林为首之苏联共产党之国际主义支持！国共两党占了别人的便宜而不提实属鲜廉寡耻，忘恩负义，两个党都不是东西！

而且十二万支枪正是北伐七个军的总人数，可以说没有这个十二万支枪，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有人无枪，除了像今天海外民运喊几声之外对于中国的政局根本不起作用。所以北伐之成功，甚或北伐之开始端赖苏联之支持。除了这十二万支枪外，还有每月三十万袁大头。这是当时广州国民政府运作的运作经费，后来蒋介石东征打垮了陈炯明打开了地盘对此外援不那幺依重。但如果一开始没有这笔经费也没有这黄埔军，东征便无以开始，何谈北伐。东征用的枪也是苏联，就连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北伐也是从苏联得到的枪支和弹药由新疆的盛世才处转送。这也是许先生提到的。

第三国际不把中国共产党作为主要援助对象而去拉国民党。我们也可以想见那孙中山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之口号实在是与苏联列宁斯大林谈判有了钱和枪的承诺后而作的公开表态。这一表态就孙中山而言主要是表给苏联人看的。中国人以为孙中山先生真要联俄联共扶助工农，那真是瞎了眼。倘是没有枪没有钱，孙中山压根不会讲这三句话。你要给本人十二万支枪和三百万美元一年我也会找几句一样的话。孙中山又有什幺了不起？

到了1927年忍无可忍搞清党，蒋介石搞而得到其它军队的响应，是因为各部队首脑都要把身边的钉子拔掉。中国共产党讲的是蒋介石叛变革命，其实蒋介石不光叛变了革命，而且还叛变了共产国际，撕毁了他对斯大林和苏联共产党的诺言。中国共产党用一句笼统的叛变革命来概括是有不可细言之苦衷，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依赖苏联的各方面的支持，毕竟难以放在桌面上来，如果中共把苏联军援经援和盘托出固然可使国民党声名狼藉，但自己也要受损：一是自我示弱二是依仗洋人。

就蒋介石而言这是他杀共产党是回归民族主义之必然，但蒋介石就个人品行而纯是食言自肥，卑劣到无以复加之地步。

在这里我可以清楚地看到，二十世纪中叶西方列强这之中只有俄、日两国真正对中国下过本钱，英、美、法地域遥远又从心底里瞧不起中华民族以为中国人都是小人，不要说共产党他们视之为异端就是像蒋介石那样信誓旦旦的盟友也是有一搭没一搭的支持。哪曾有过像苏联那样的下本钱？而中国的政要，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都用的中国人的惯技，叫做先骗后赖。骗不成了就耍无赖。俄国对中国下了那末大的本钱，到头来国民党县反咬一口，后来共产党有饭要一口，怨不得万国仁说中国人不守信义。

可以看到，KMT完全就是第三国际（共产国际）扶植起来的，在当时可是苏联亲儿子，比当时的中共都要亲。当然，后来我们都知道，1927年蒋介石发动政变，血腥清党，和苏联闹翻，转而亲美国。

不过，法西斯就是法西斯。

新生活運動：

新生活運動總會曾於1935年3月發出三份對如何實行“三化”作了極詳盡規定的文件。文件條目分明，內容瑣碎，對人民生活方式規定嚴格，如生活藝術化的“有暇時常至野外旅行”；生活生產化的“年未滿六十歲者，不得設宴祝壽”；生活軍事化的“提倡冷水洗浴”。（政府控制人民生活，典型的一神教极权行径。设宴都不行，呵呵，原来习特勒的灵感来自这里。）

除了由個人生活做起，新生活運動促進會也舉辦各種活動。參考各省市的工作概況 ，戰前的新生活運動工作大致不外乎提倡清潔和守規矩。“規矩”方面有守時運動、節約運動、升降旗禮等；“清潔”則有夏令衛生運動、清除垃圾和污水、滅蠅競賽等。亦有針對愚民陋習、不良風氣的活動，如識字運動、禁煙消毒（即禁毒）運動等。由於新生活運動力圖直接干涉物質生活與經濟，有學者如James Thomson將新生活運動譏為「建基於牙刷、老鼠夾與蒼蠅拍的民族復興運動」。[15]

歌曲作为新生活运动社会教育方式之一。新生活歌曲主要有：《新生活》、《好国民》、《国民道德》、《有礼貌》、《扶老助弱》、《勇于认过》、《敬尊长》、《明是非辩曲直》、《爱弟妹》、《意志要坚定》、《见义勇为》、《遵守秩序》、《纯洁的心》、《自省歌》、《爱惜公物》、《公共卫生》、《整容仪》、《衣服要朴素》、《成功告诉我》、《节俭》、《身体常运动》、《吃饭时的礼貌》、《节饮食》、《室内的卫生》、《正当的娱乐》、《用国货》、《实行新生活》、《新生活运动歌》、《新生活须知歌》、《青年服务团团歌》等。（这些都是共匪一直主张的垃圾，呵呵，我在墙内早就听腻了，恶心的洗脑狼奶。）

所謂「藝術化」，就是以「藝術」為「全體民眾生活之準繩」，告別「非人生活」，力行「持躬待人」並以傳統之提倡「禮、樂、射、御、書、數」六藝為榜樣，以藝術陶養國民，以達「整齊完善，利用厚生之宏效」。

所謂「生產化」，則旨在「勤以開源，儉以節流，知奢侈不遜之非禮，不勞而獲之可恥」，從而「救中國之貧困，弭中國之亂源」。

而「軍事化」在《新生活綱要》中列於最末，但卻是「新生活」的核心所在。在《新生活運動之要義》中蔣介石即有這樣的陳述：

我現在所提倡的新生活運動是什麼？簡單的講，就是使全國國民的生活能夠徹底軍事化！……勇敢迅速，刻苦耐勞……能隨時為國犧牲！……養成這種臨時可以與敵人拚命為國犧牲的國民，就要使全國國民的生活軍事化。所謂軍事化，就是要整齊、清潔、簡單、樸素，也必須如此，才能合乎禮義廉恥，適於現代生存，配做一個現代的國民！（一个国家不能保护人民，还要人民为这狗屁超级大国去死，那么你这狗屁国家去死好了！什么超级大国，狗屁超级大国，道貌岸然的独裁者们，演讲的慷慨激昂，残忍的屠杀别国民众，把本国民众扔到战场上送死，还不都是为了自己的野心！）

该不该嘲讽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1934年农历新年元宵节（2月19日），蒋介石在江西南昌乐群电影院“总理纪念周集会”上发表演讲《新生活运动之要义》，新生活运动由此拉开序幕。蒋氏之讲演，开宗明义即明白表示，搞“新生活运动”之目的，是为了“完成复兴民族的使命”。

为说明基本的衣食住行对民族复兴的重要性，蒋氏将自己在江西的观察和早年留日的经验做了一番对比。据蒋氏说，江西“一般准备要做国家和社会中坚人物……的中学生”，“现在虽然大多数比较好了一点，但是我去年初来的时候看到的，几乎无一个不是蓬头散发，有扣子不扣，穿衣服要穿红穿绿，和野蛮人一个样子，在街上步行或是坐车都没有一个走路坐车的规矩，更不晓得爱清洁，甚至随处吐痰。还有，看到师长不晓得敬礼，看到父母也不晓得孝敬，对于朋友，更不知道要讲信义。这种学生，可以说完全不明礼义，不知廉耻！这样的学生，这样的国民，如何不要亡国？”

1935年11月，冰心接受记者采访时，就嘲笑了“新生活运动”：“这，都是非常可笑的，这些事据说该由教育部或内政部管理的，而现在，……到绥远去那次便有这个笑话：那边小镇上都有赶集的，但在新生活运动推行到了那里之后，有许多乡民竟不敢出来了，因为怕强迫扣钮子，他们本来便习惯敞胸或竟不用钮子的。”

1930年代，“民族主义救中国”是国民政府竭力推行的一种“国策”。受这一“国策”指导，政府在提升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虽然这些工作在今天看来可商榷之处很多，譬如由中央政府出面将所谓的“中国传统武术”提升到“国术”的高度；再如将迄今尚未取得学术界共识的“四大发明”当作历史定论写入教科书，等等。“新生活”运动也不可避免地与这一“国策”结合到了一起。蒋介石说得很明白：“新生活运动者，……即求国民生活之合理化，而以中华民族固有之德性——‘礼仪廉耻’为基准也。”

呵呵，民族复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狗屁艰苦朴素，狗屁四大发明，狗屁为国牺牲，为你蒋介石的国去死，以为我是傻逼吗？全民军事化，恶心的军国主义极权，吹捧古中国孔教奴才垃圾，这些垃圾被共匪一个不漏的完全继承了！不让烫发，纽扣子都要管，穿颜色鲜艳的衣服都不行，完全就是毛贼和坦克（严打时期）的手段啊，恶心的一神教！

不奇怪，谁叫KMT和CCP都是法西斯极右极权呢？只是CCP有个极左外衣掩饰而已，而六四之后，CCP彻底成为当年的KMT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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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不起法」與美國政治的兩極化

美國政治在過去幾十年裡呈現出明顯的兩極化趨勢。比如根據皮尤研究中心從1994到2014二十年間的調查顯示，民主、共和兩黨選民的意識形態差距不斷拉大；而對1949年以來國會眾議院跨黨派合作情況的分析則表明，大致從1980年代開始，議員們跨黨派合作的概率以驚人的速度衰減。2010年共和黨內「茶黨」分子的造反奪權、本屆總統大選各路「重口味」候選人的粉墨登場，更是令不少觀察家大跌眼鏡，直呼美國政治已經到了劇變的臨界點。

為什麽美國政治會在幾十年裡迅速兩極化？論者往往從社會、經濟、文化等多個方面的變遷來分析，比如民權運動的衝擊、全球化與經濟不平等的加劇、恐怖主義襲擊的刺激等等。但一個很少被人註意到的因素，是選舉制度的細節設計如何隱蔽地對政黨政治的內容發生影響。

本文介紹的是埃默里大學（Emory University）法學院Michael Kang教授在這方面極其重要卻不甚為人知的研究。他在2011年的論文《輸不起法與民主爭競》（“Sore Loser Laws and Democratic Contestation,” Georgetown Law Journal 99(4): 1013-1075）中，分析了美國各州關於選票列名資格的種種立法——尤其是其中的「輸不起法」——如何從結構上框限了兩黨意識形態的演化路徑，從而驅使美國政治日漸向兩極撕裂。

▍選票列名法

所謂「選票列名法」（ballot access laws），指的是各州關於哪些人或哪些政黨的名字有資格被印制在選票上的法律。美國剛建國時並沒有這樣的法律，因為那時連選票都沒有，選舉的方式是召集民眾舉手表決，或者支持者喊話比嗓門。19世紀初出現了選票，但並沒有統一的規範，一開始是選民隨手撕紙填寫，後來改由各政黨、媒體、甚至候選人自己專門印制、分發和收集提交。這種做法當然漏洞多多，成為選舉舞弊的天然土壤，所以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政治改革風潮中，各州便順理成章地將印制選票的權力收歸己有；與此同時，對政府所印選票上列名資格的管控，也被各州執政黨公器私用，成為打擊競爭對手、維護自身權力的工具。

在各類選票列名法中，最早開始流行的是限制政黨名稱出現在選票上的法律。比如佛羅里達州在1937年以前一直規定，只有在上次州內選舉中獲得30%以上選票的政黨，才算是法律意義上的「政黨」，其黨派名稱才有資格印列在本次選舉的選票上；否則其所有提名人均須以無黨派人士身份參選。由於種族隔離時代民主黨在南方各州佔據絕對優勢，共和黨難免有得票不足30%的時候；而只要哪次不慎沒拿到30%，下次選舉時共和黨就不再被佛州法律承認為「政黨」，直接從選票上抹掉，得票自然更少，陷入惡性循環。直到1937年，由於聯邦的幹預，加上佛州人也覺得30%的門檻實在高得離譜，才修改了法律，將政黨列名的得票門檻降到了15%，令共和黨有了少許喘息之機。

兩大黨之間尚且如此，各路小黨自然更要遭殃。由於無法列名選票，絕大多數小黨都缺乏對選民的號召力，也難以維持日常的基本運作，只能淪為政治的邊緣群體。此外，許多州對獨立參選的無黨派候選人也有近乎苛刻的限制，除了對登記參選的聯署簽名總數有所規定外，往往還要求這些簽名分布在全州各個選區、每個選區簽名數達到一定數量等等，費時費錢費力，非有權有勢者難以完成。美國這一百多年來一直無法打破共和、民主兩黨對峙的格局，除了「杜維熱法則」（Duverger’s law，指單選區眾數制選舉傾向於形成兩黨體系）的一般效應外，也與各州對政黨以及無黨派人士列名選票的限制有相當大的關系。

而在各州所有這些選票列名法中，若論對美國兩黨格局的影響，特別是對近幾十年兩黨極端化的推動作用，無疑以限制初選落敗者列名選票的種種法規，即俗稱的「輸不起法」（sore loser laws）為最。

▍「輸不起法」

所謂「輸不起法」，顧名思義，就是怕候選人在競爭黨內提名失敗後「輸不起」、脫黨參選，而立法加以限制。這類法律最早出現於1906年，但其真正流行是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民權運動以後：在1967年以前，全美只有15個州制定了限制初選落敗者列名選票的法律；而目前存在相關規定的州已經達到了47個，其中有半數是在七八十年代制定的，恰與此後兩黨極端化的趨勢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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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而言，這些法律又分為幾類。有15個州（上表稱「明禁」者）在法律上明文規定，倘若一名候選人參加了黨內初選並落敗，則相應公職當屆大選的選票上將不得印列該候選人的名字。還有25個州（上表稱「實禁」者）雖然並未如此明文禁止，卻通過其他法律限制而達到了同樣的效果：比如既禁止候選人在同一屆選舉中加入不同黨派，又禁止黨內初選落敗者以無黨派身份參選；等等。另外，有2個州采取的是混合初選制（上表稱「混選」者），即所有黨派或無黨派的候選人均參加同一場初選，由得票前兩名挺進下一輪正式選舉。在這42個州裡，只要初選落敗，就完全喪失了將名字印列在最終的選票上的機會。

除此之外，還有5個州（上表稱「半禁」者）雖然理論上允許初選落敗者列名大選選票，但前提是必須在初選開始前就同時註冊多種黨派身份。換句話說，候選人不能在初選失敗後才宣布脫黨參選，而必須在初選前就向選民亮明自己的「兩面三刀」：「大家好，我既是共和黨員又是民主黨員」，「大家好，我雖然報名參加了民主黨初選，但同時也已經以獨立候選人身份登記參選了」，諸如此類。這在黨內初選中當然是自尋死路。

和其他類型的選票列名法一樣，「輸不起法」也遏制了兩大黨之外小黨的興起。但與此同時，它更重要的效應在於，從制度上促進了兩黨內部的極端化。

▍極端化的制度肇因

「輸不起法」為什麽會促進極端化？簡單來說，就是令黨內溫和派候選人缺少了以脫黨參選爭取中間選民為威脅、與黨內極端派討價還價的手段，進而逐步在黨內喪失話語權。

政治學中有所謂「中值選民定理」（median voter theorem），認為一般而言，在政治光譜上越接近全體投票選民的意識形態中位數值的候選人，當選的幾率越高。但越靠近全體選民的中值，往往意味著越偏離特定政黨的選民基本盤的中值。所以政黨在提名候選人時，就面臨「黨性」與「勝選可能性」（electability）之間的平衡取舍：本黨的忠實選民自然希望候選人能夠盡量貼近自己的意識形態偏好，但同時也不希望本黨候選人因為無法爭取到足夠多的中間選民而把最後的勝利拱手讓給對方黨派。

當然，初選近而大選遠，對相當一部分黨內選民（尤其是意識形態更趨極端的選民）來說，先顧到眼前的初選是最要緊的，至於大選能否獲勝，多少抱著些僥幸心理；此外，不同黨派在地理上的天然畛域（比如支持民主黨的「藍州」與支持共和黨的「紅州」的分野），以及美國每十年一次的選區重劃（redistricting）過程中所盛行的「傑里蠑螈」（gerrymandering）式操弄，也為兩黨提供了不必擔憂對方挑戰的「安全選區」，降低了這些選區內選民對「勝選可能性」的擔憂。饒是如此，在沒有「輸不起法」掣肘的前提下，黨內溫和派仍然可以通過拉攏中間選民，而抗衡極端派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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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於黨派利益的選區重劃方法被稱為「傑里蠑螈」

一個典型的例子是2006年國會中期選舉，來自康涅狄格州的參議員利伯曼（Joe Lieberman）競選連任。利伯曼是老資格的民主黨人，2000年曾作為戈爾的搭檔參選副總統。但他的政治立場介於兩黨主流之間，在不少重大議題上與共和黨「沆瀣一氣」，比如堅持為小布殊發動伊戰辯護、反對阻撓提名保守派法官阿里托進入最高法院、支持社保私有化政策等等，觸怒了民主黨內的激進派。2006年選舉時，康涅狄格州的民主黨激進派推出拉蒙德（Ned Lamont）挑戰利伯曼，經過一番慘烈的廝殺（僅拉蒙德本人就投入了1200萬美元身家用於競選），在八月份的民主黨初選中，以52%：48%的微弱優勢將利伯曼掀翻在地。

康涅狄格是深藍州，共和黨相當弱勢，如果只是兩黨對決的話，民主黨候選人基本上躺著都能當選。然而康涅狄格恰恰又是全美國極少數不限制初選落敗者列名選票的地方之一。利伯曼一顆藍心兩手準備，初選落敗第二天，就遞交了早已收集好的聯署簽名，以新成立的「康涅狄格支持利伯曼黨」候選人的身份，登記角逐十一月份的國會大選。最終，利伯曼靠著中間選民的支持，以50%：40%反殺拉蒙德（其余10%選民投給了共和黨候選人），成功連任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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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洲」與「藍洲」分佈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制定了「輸不起法」的47個州中，歷年來諸多溫和派候選人的遭遇——特別是2010年國會中期選舉時，共和黨中的建制派議員們被黨內新興的極右翼勢力「茶黨」打得潰不成軍，由後者一舉奪走了5個參議院席位和大約40個眾議院席位。茶黨上台後，視民主黨為寇仇、視共和黨溫和派與對方的合作為叛黨，在債務上限、公務員任命等諸多議題上胡攪蠻纏，搞得國會山烏煙瘴氣，立法機能幾近癱瘓。

甚至就連極端派候選人自己，也可能淪為「輸不起法」之下黨派極化的受害者。比如2014年競選連任失敗的坎托（Eric Cantor），本身以茶黨運動的一員起家，已經算是傳統意義上的共和黨極端派了。作為時任眾議院多數黨領袖、共和黨年輕一代的頭面人物、被廣泛視為眾議院發言人當然接班人的政治明星，坎托連任似乎是十拿九穩的事。然而沒有最極端只有更極端，在坎托名不見經傳的初選對手布拉特（Dave Brat）鼓噪下，前者與國會民主黨人僅有的一兩次合作竟成了共和黨極端派選民眼中「叛黨」的罪證，以44%：56%慘敗給了打著「真茶黨」旗號的布拉特，成為史上第一位在初選中被淘汰的眾議院多數黨領袖。由於坎托所在的弗吉尼亞州明文禁止初選落敗者列名選票，他不得不就此從國會退休，到投行和遊說公司謀生路去了。

▍暗渡陳倉「填名」參選

需要說明的是，法律禁止初選落敗者列名選票，並不一定意味著他們無法繼續參選。在全美50個州裡，有43個州允許選民自行填寫選票、投給未在選票上列名的人，即所謂「填名候選人」（write-in candidates）。其中有35個州要求填名候選人提前登記，一般在選前一兩個月截止，未及時登記者所得填名選票均視為廢票；另8個州不需候選人登記，所有填名選票一律予以統計。不管怎樣，從理論上說，在這43個州裡，即便無法列名選票，仍有當選的機會。

然而在實際操作中，由於填名參選大大增加了競選宣傳與動員的難度，而且選民手填選票也容易失誤、造成廢票，因此成功的例子屈指可數。在國會歷史上，僅有兩位參議員和不到十位眾議員，是通過填名方式戰勝在選票上列名的對手而當選的。

其中最近的一次，是2010年阿拉斯加的國會參議員默爾考斯基（Lisa Murkowski）。作為共和黨內相對不那麽極端的一員，力求連任的她在初選中遭到茶黨候選人米勒（Joe Miller）的強力阻擊，選情極其膠著。初選現場開票後，默爾考斯基以51%：49%的微弱優勢領先，卻被隨後幾天陸續郵寄而來的缺席票翻盤，丟掉了初選。不服氣的她隨即登記填名參選，最終以39%的得票率艱難戰勝代表共和黨出征的米勒（35%）和民主黨候選人（23%），此後又跟米勒來來去去打了幾輪官司，才保住自己在參議院的席位。但如前所說，默爾考斯基是參議院歷史上唯二的特例；與她同一年競選的其他共和黨議員，一旦在初選中被來勢洶洶的茶黨對手挑落馬下，便再無回天之力。

▍國會與地方極化，總統獨守中道？

還需要說明的是，盡管絕大多數州都制定了「輸不起法」，但這些法律中，有絕大多數是對總統候選人豁免、而只適用於國會候選人以及地方公職候選人的。這是因為從理論上說，美國總統大選中，選民的票投給的是「選舉人」（electors），而並非總統候選人本人；而候選人往往要到初選結束、正式接受本黨提名後，才會提交自己的選舉人名單。所以除非立法用詞特別嚴密，否則便存在讓總統候選人找到漏洞、列名選票的機會。

這就意味著，「輸不起法」的極化效應更多地體現在國會與地方層面，而對總統職位的影響較小。這與現實中所觀測到的結果也是一致的，比如茶黨興起後，2012年總統大選，共和黨最終推出的候選人仍是溫和派的羅姆尼。當然，總統候選人的相對溫和，除了「輸不起法」不適用外，也有其他制度因素在起作用，比如兩黨在總統初選日程設置上以及對不同州初選「代表人」（delegates）名額的分配上，都採取了一些有利於溫和派候選人的做法，以盡量保障候選人在大選中的「勝選可能性」。

但是從長期而言，國會與地方的政黨極化，不可能不間接影響到總統候選人。畢竟國會與地方的諸多職位才是黨內主力所在，也是政黨培養後備力量、角逐未來總統大位的人才庫。隨著佔據這些位置的政治人物日漸極端化，白宮的意識形態不可能不向兩端偏移。與此同時，政黨極端化過程中，溫和派選民被邊緣化或排擠出黨，又由於其他各類選票列名法的限制而無法組織起強大有效的第三黨，逐漸在政治上失聲，也易導致總統候選人忽視這個群體，在自我包裝上更傾向於取悅極端派選民。在本屆總統初選中，兩黨（尤其是共和黨）的這種勢頭已經比往年強烈許多。盡管本屆總統大選很大可能仍然是由相對溫和的候選人當選，但只要各州層面的選票列名法——尤其是「輸不起法」——不加以改革，美國政治的兩極化終將一發而不可收拾。■

beyondnewsnet.com/20160301/24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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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手47：刺杀资本主义

豪华别墅内。

老板A，老板B，老板C，政客D，政客E。他们都是资本主义的分身。

A：各位都到齐啦？

B，C，D，E：到齐了！

A：那么宴会正式开始！

B：嘿嘿，听说您最近赚了大笔钱？

A：（自豪），是啊，你也知道我是做培训生意的，现在的傻子们太好骗了，随便找几个大学生冒充名师，他们就乖乖交钱了。

B：那是，话说培训真是来钱快啊，不像我这个做牛奶生意的，还得对付麻烦的消费者，总是有那么几个会发现质量问题。不过，我也不那么担心就是。

D：你当然不用担心了，我早就帮你把刺头们都跨省了，你担心什么？

C：不过还是玩金融好啊，自己定规则，骗那些傻子买理财产品，然后再拿傻子们的钱放放高利贷，哈哈哈哈。顺便，再去股市玩玩。

E：股市这东西……想当年我赔得真惨，后来认识你才知道，原来就是一群大佬们操控的赌场，专套傻子钱的。

C：说对了，哈哈，不过千万别说给别人听啊。

E：那是当然，否则我的口袋又要瘪啦。

C：我可是花了不少钱游说呢。

（此时远处黑影闪过）

A：不过，总是会有不知趣的会批判我们。

D：骂几句其实无所谓的啦，如果完全不让骂，那么等高压锅爆了，我们都没好果子吃。

B：不过也看怎么骂了。一般的指责，派水军指责loser仇富就行了。

C：怕的就是那些不一般的。特别是那些社会主义者，真是令人头痛。

E：社会主义者啊，他们是很让人头疼，就说他们的祖师爷马克思好了，竟然写了个资本论，把我们资本主义的皮都扒干净了。好在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的那群奴才们争气，写了一堆为我们辩护的书，例如那本《资本主义与自由》，哈哈，只有我们资本主义才能捍卫自由啊！

A：哈耶克和米塞斯也不错，骂了一辈子社会主义，宣传自由市场，当然，只有在自由市场中我们才能自由的捞钱对吧？

B：那是当然了，没有自由市场，我们如何把那些奴隶们的工资压到最低啊？

C：可笑那些奴隶们还以为自己是主子，哈哈，他们努力一辈子也只能给我们打工，哈哈哈哈！

D：我们的成功学宣传真的太管用啦，还有奋斗文化，傻子们以为我们给他们工资是我们仁慈，是自愿交易，哈哈哈哈！傻子们也不想想，我们的利润是哪里来的？

E：当然是来自企业家精神啊，来自创新啊，来自资本主义精神啊！哈哈哈哈，傻子们不知道的是，我们根本不会创新，我看只会夺走傻子们的创新成果然后用版权垄断赚大钱啊！当然，那些奴才们编出那么多骗傻子的理论，也不容易啊。

A：可就有不少傻子们相信啊，还觉得他们会成为我们。有句话怎么说来着？精神赵家？对，这些傻子们是精神老板，不过这可是好事啊。不给他们希望，他们怎么可能服从我们呢？

B：别太高兴了，那些社会主义者知道。

C：别担心，别忘了主流媒体和社交名人可都是我们的人，我们还有水军呢，实在不行把民主制度毁了也没关系。

D：呵呵，民主？这东西天天都在碍着咱们发财！有些傻子们还以为民主是我们主动赐予的呢，呵呵，我们怎么可能会喜欢民主啊？有了民主，我们不得不给傻子们提供福利保障，不得不给傻子们提供安全的工作环境，不得不保护傻子们生活的环境，呵呵，说到底这还是那些讨厌的社会主义者闹得！要不是他们天天骂我们如何虐待傻子们，如何饿死冻死病死傻子们，还强迫我们给傻子们投票权，我们会把钱从口袋里拿出来吗？

E：所以我们也给那些新纳粹组织，那些保守主义奴才们钱，让他们天天鼓吹仇恨，让傻子们互斗，我们还可以借机扩大权力，然后彻底解决民主这障碍！

（黑影逼近）

A：保守主义奴才们，哈哈，能把纳粹说成社会主义，我也佩服他们啊。

B：纳粹挂羊头卖狗肉，刚好帮我们的大忙了。

C：还有苏联和中国，呵呵，不过我们和中国的太子党们真的合作得很愉快啊。

D：同时洋垃圾也有地方丢了。不过，幸好当年动用坦克了呢，要不然我们上哪去找这么听话又便宜的奴隶呢？

E：是啊，连越南和非洲国家都把我们的血汗工厂打出去了，中国如果没有共产党朋友们，那么我们也肯定会被中国人打出去的。

A：有一个独裁者朋友太重要了啊，民主政府实在是太不好说话了，根本不肯帮我们捞钱啊。

B：所以扶植独裁者有时是必须的，例如在危地马拉，在智利，在多米尼加，在伊朗……..

C：可惜伊朗后来玩砸了。不过也无所谓，只要是独裁政权，就有办法争取。

D：傻子们还相信他们亲爱的美国是民主灯塔，哈哈哈哈哈！

（47推门而入）

A，B，C，D，E：你是谁？

47：你们没必要知道。你们只需要知道，你们马上就要死了！

A，B，C，D，E：什么？你知道我们是谁吗？

47：知道，你们是资本主义的分身，这是我的委托人告诉我的。

A，B，C，D，E：那你应该知道我们死了会造成什么！

47：会造成什么？资本主义死了，然后社会主义就来了啊，我的委托人早就准备好了，为所有人带来一个没有剥削压迫的新世界！

A，B，C，D，E：你疯了！

47：疯了？你们刚才的谈话，我可是全都听到了！委托人对我说的时候我还不太相信，没想到你们果真是如此，那么你们就必须去死了！

A，B，C，D，E：不，不！只有神能审判人，人是不能审判人的！

47：审判你们是上帝的事，而我的任务，就是送你们去见上帝。

（47发动了子弹时间技能，刺杀了A，B，C，D，E。而人类，也由此从资本主义的奴役下解放了出来，实现了社会主义，所有人都得到了自由。）

以上为假想游戏剧本，情节虚构，不过关于谈话内容，是基于现实的，相关内容在我博客上的文章内有具体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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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美国的新贵族

(写在前面：作者对美国不平等的揭露和批判很有价值，不过作者自己作为中产阶级，还是在幻想在资本主义范围内解决问题，对不起，作者，资本主义范围内是永远无法解决问题的，就像皮凯蒂所揭示的，经济独裁为核心的资本主义制度必然会出现越来越大的贫富分化，最终导致社会的崩溃，只有以经济民主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才能解决问题，并消除剥削压迫与奴役。)

阶层分化毫无疑问在毒害着社会，并且正在快速走向无法弥合的程度。而你，也许就是问题的一部分。

The Atlantic June 2018 cover story: “The 9.9 Percent Is the New American Aristocracy” by Matthew Stewart

原文链接：https://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18/06/the-birth-of-a-new-american-aristocracy/559130/

【译者按】

在阶级差异和贫富差距的讨论中，“中产阶级”的标签无论在中国社会还是美国社会都是“免罪金牌”。我们这个群体里自称“中产阶级”的精英们，靠着良好的教育，在每一次升学求职的竞争中以分数简历跻身前列，得到了相对舒适的人生，拥有受人尊敬的职业 — — 医生、律师 、金融家 、咨询师 、工程师 、 学者 、文化人，住在“好”社区里，稳当缜密地安排着自己和子女的生活。在美国这个“机会之地”是这样，在“中国梦”的图景下也趋于此。我们认为自己所拥有的财产和社会地位靠的都是自己的能力和努力，对此我们毫不怀疑。

这就是9.9%一族。本文作者是其中一员；翻译这篇文章的我们，以及正在读文章的你，都可能是。然而是又怎样？请阅读此文。

1. 消逝的贵族

小时候，每年我会有一周时间跻身于美国日薄西山的的贵族阶层。有时是在圣诞前后，更多的时候是在独立日那天，我们会举家去我祖父母的某个乡村俱乐部住一阵，有时在芝加哥，有时在佛罗里达的棕榈滩，或者北卡的阿什维尔。早餐自助总是丰盛无比；我祖父作为东道主总是乐呵呵的，时不时蹦出一个熟悉的故事，还总不失时机婉转地纠正大家的俱乐部礼仪。我十一二岁的时候，他吞吐着雪茄烟对我讲，我们这一周的奢侈要归功于我的曾祖父，罗伯特·W·斯图尔特（Robert W Stewart）上校；他曾是老罗斯福麾下的一位“莽骑兵”，在20年代出任印第安纳州的标准石油公司董事长的时候积累下了这些财富。他还对我说，由于某种古老久远却不明晰的原因，洛克菲勒家族和我们家族是世仇。很久之后我才了解到，这些关于上校曾祖父和大亨们之间纠纷的坊间传闻与事实相去甚远。

一周结束，我们又会回到自己家。我的现实生活是典型的六七十年代美军基地与周边社区的彻头彻尾的中产阶级水平。日子也过得不错，然而披萨是超市买的盒装成品，早餐也只是普通的“幸运符”盒装麦片。我们家的巅峰时刻大概就是我父母把一辆第一手的大众牌房车开回家的那一刻。随着我越来越懂事，假期这些浮华的爱国午餐会和桥牌桌看起来越来越荒谬，甚至令人生厌，像是给一群人生中除了按点露面之外别无所长的人们举办的一场无休止的生日派对。我属于相信“能者居上”的新一代，并对“才能”有着简单明了的定义：成绩，学分，塞满简历的经历，桌游水平和篮球水平，当然还要能自食其力。对我来说这意味着帮邻居做家务，在附近一家快餐店打卡上下班，并通过奖学金一路刷过本科和研究生。我有许多与生俱来的优势，但钱并不是其中之一。

现在的我是新贵族的一员，虽然我们依旧自认是靠自己能力胜出的。如果你是《大西洋月刊》的典型读者，十有八九你也是其中的一员。（如果你不是其中的一员，我希望你会觉得这篇关于新阶层的文章更加有趣、也更引人警醒。）我将称我们这群人为9.9%，原因后面会讲。当然我们这群人是有很多值得称道的地方：我们不再拘泥于旧贵族的繁文冗节，我们信奉事实和数据，我们的种族和肤色也似乎多样了一点。像我这样对旧统治阶层仍有些模糊记忆的人是少数，不是主流。

按照任何社会学或者财富上的标杆，成为我们中的一员都是好事情。当我们的孩子更是好事情。我们的健康、家庭生活、朋友人脉、教育背景和金钱都让我们在任何竞争中见神杀神。然而在我们视野的正中心却有一个盲点；我们似乎是最后一个意识到我们正在多快地变异的群体，我们似乎也认不清我们正在变成什么。

我们这个“贤能阶层”（the meritocratic class）已经熟练掌握了以牺牲别人的孩子为代价来巩固财富和传递特权的旧伎俩。在我们这个时代财富集中的过程中，我们并非无辜的旁观者。我们是一个慢性扼杀经济，破坏美国政治稳定和侵蚀民主的过程中的主要帮凶。唯才主义的幻觉让我们意识不到我们这个新阶层的出现所代表问题的实质。我们倾向于认为我们成功的受害者只是那些被挡在俱乐部门外的人。但历史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在我们玩的这场游戏里，到最后不会有一个赢家。

2. 9.9%的低调魅力

我们首先来谈谈钱 — — 即便金钱不过是新贵族与众不同的原因之一。美国不平等日益加剧已经是老生常谈，其中各种定式化的人物角色也众所周知。化石燃料财阀、华尔街大亨、乳臭未干的科技新贵，以及其他人构成的所谓1%阶层，都是大反派。剩下的99%才是好人，又被称为“人民”或”中产阶级”。这样的叙事线很简单：我们曾经是平等的，但现在我们分裂了。这样的故事并非毫无真实性可言。但故事的人物和情节都存在基本的错误。

没错，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最富有的0.1%阶层是财富集中的最大赢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家伊曼纽尔·赛斯（Emmanuel Saez）和加布里埃尔·祖克曼（Gabriel Zucman）的研究表明，2012年属于0.1%阶层的约16万户家庭掌握了美国22%的财富，这一数字远高于1963年的10%。如果你想寻觅能收买选举的金钱，去0.1%那里找，你不会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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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关于三个阶层的故事

9.9%阶层拥有美国的大部分财富 (Saez / Zuc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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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而言，0.1%阶层不断取得的社会财富分成都来自其他阶层。但并非所有99.9%的财富都遭瓜分。只有底层90%的人遭受了盘剥。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底层90%的人群掌握了全国35%的财富，达到了其巅峰。30年后，这一数字下降了12% — — 这和0.1%阶层增长的财富完全相同。

处于顶层0.1%和底层90%之间的这个群体过得还挺不错的。过去的数十年中，这个群体在不断增长的社会财富中保住了自己的份额。这个群体拥有的财富远远多于其他两个群体拥有财富的总和。在三个阶层（见图1）的叙事中，代表这一阶层的财富总量始终稳定的飘在最上方，而其他两个阶层此消彼长。你现在能看出新兴贵族阶层是谁了：我们就是这9.9%。

那么我们这9.9%都是怎样的人物？我们大多数并非那些0.1%阶层中高调张扬的政治操盘手。我们是彬彬有礼、衣着得体的律师、医生、牙医、中层投资银行家、有着玄虚工作头衔的MBA，以及其他各种白领 — — 那种你可能会请来共进晚餐的人物。实际上，我们都不爱抛头露面，我们甚至否认自己的存在。我们坚称自己是“中产阶级”。

截至2016年，要有120万美元的净资产才能进入这个阶层；该群体资产的中位数是240万美元；资产1000万美元就进入了最顶端的0.9%。（如果你还够不上这些数字，也别紧张：我们的圈子向所有人开放，只要你态度端正，路线正确。）“我们是99%”听起来理直气壮，但这不过是一句口号，而非具体分析。哪怕是我们这个（9.9%）群体最低端的家庭也不会知道怎么使干草叉。

我们也不全是白人，不过大多数都是。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分析，非裔美国人在财富排名前10%的家庭中占1.9%；西裔占2.4%；其他少数族裔，包括亚裔和多血统裔群体，占8.8% — — 尽管这些群体合计在总人口中占了35%的比例。

9.9%式生活的一个危险就是我们总是不由自主地向上看。我们怀着敬畏、嫉妒和渴望服从的复杂心情向上凝望着0.1%。我们也因此错失了我们时代中更宏大的叙事。我们将剩下的90%远远甩在身后的飞尘中 — — 并且已经悄悄地在我们已经经过的路上铺设下了路障，保证他们永远赶不上我们。

假设你位于美国财富分布的中间位置。你要跳多高才能够到9.9%呢？从财务角度来说，衡量方法很简单，趋势也很明显。1963年，你需要将自己的财富增加6倍。到了2016年，你要跳的高度翻了一番 — — 要将你的财富增加12倍 — — 才能够到这一群体。如果你有胆量要达到这一群里的中间位置，而不是最低端，你就需要将自己的财富乘以25。从这样的角度来看，2010年代更像1920年代。

如果你的起点是有色人种的中值，你就得好好锻炼财务撑杆跳高的技艺了。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的计算指出，2013年，除去家具和家庭汽车等“耐用品”的价值，黑人家庭财富净值的中值是1700美元，拉美裔家庭的财富中值是2000美元，而白人家庭财富的中值则是11.68万美元。2015年波士顿的一项研究发现，当地白人家庭财富的中值是24.75万美元，而非裔美国人家庭财富的中值仅有8美元。没错，这不是笔误。这么点钱只能买两杯中杯卡布奇诺。要想进入9.9%还得再加30万杯咖啡。

你经常会听人说这些数据都不重要，因为在美国每个人都有机会实现飞跃：经济流动性赋予不平等以正当性。这个观点从根本原则上就不成立。而在美国，这个观点说的也并不是事实。与流行的说法相反，经济流动性在这片机会之地上不仅不高，而且还在降低。

想象你自己站在社会经济的梯子上，脚踝上捆着一根橡皮筋，橡皮筋的另一头捆在你父母所站的梯级。橡皮筋的强度决定了你脱离自己出生时的梯级有多大的难度。如果你的父母站在梯子的上端，当你往下掉时橡皮筋会把你拉回来；如果他们站在下端，你开始向上爬时它就会把你往下拽。经济学家把这样的概念描述为“代际收入弹性”，或简称IGE，这一概念衡量的是孩子收入和整体平均收入之间的偏差有多大比例是由父母收入造成的。IGE为0意味着父母收入和子女收入之间没有任何联系。IGE为1表明孩子的命运早在一出生时就完全注定。

纽约城市大学经济学教授迈尔斯·克拉克（Miles Corak）的研究表明，在半个世纪前，美国的IGE不到0.3。而现在是0.5左右。在美国，一旦你选定了父母，游戏已经过半程了。美国的IGE现在比其他几乎所有发达经济体都要高。在衡量经济流动性这个指标上，美国更接近智利或阿根廷，而不是日本或者德国。

看看最紧的橡皮筋在梯子上所处的位置时，事情就越发令人不安了。例如加拿大，IGE只有美国的一半。在两国收入阶梯的中间部分，后代都会以不错的速度向上或向下移动。但不同的是两端的情况。在美国，位于低端10%的孩子，而且特别是位于顶端10%（包括9.9%）的孩子，最终停留的位置都接近他们的起点。在这片机会的树林中，果树越高，果子掉落得就离树越近。

在这里要说明一点，所有这些对财富百分比的分析，只不过是对美国不断演变的社会阶层体系了解的入门。人们在不同的财富分层中移动时候并不一定会改变其所属社会阶层，并且他们所处的社会阶层在自己眼中可能和在别人眼中也不一样。然而，即便财富统计数据上的趋势并不能完美说明更深层次的变迁，它们在某种意义上仍然记录了我们社会中目前正在发生的剧烈转变。

几年前，曾任奥巴马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经济学家艾伦·克鲁格（Alan Krueger）在回顾国际经济流动性数据时，注意到了我们目前正在经历的表象下的根本性变化。他指出，不断加剧的经济固化和不平等并非如海上两片浮木，碰巧在海滩上同时出现；它们总是相伴相生。在各个国家，不平等程度越高，IGE也越高（见图2）。就好像是人类社会有一种自然分离的倾向，然后一旦不同阶层分化差距足够大，固化就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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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盖茨比曲线：不平等与阶层固化相伴相生

横轴：收入不平等性（基尼系数） / 纵轴：代际收入流动性 (Miles Cor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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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一般都很谨慎，他们看到这样的图表后会告诉你，这只表明了相关性而不是因果关系。这对于我们这些处于顶端的人来说是个方便的不置可否，让美国作为立国之本的唯才体系（meritocracy）神话得以延续：我们的成功和其他人的失败无关。这样的想法让人舒服。但古今各国，富有阶层都是以直截了当的方式推动固化过程。他们将金钱从生产活动中拿走，花在建立高墙上。此外，历史上总有一个上层的社会群体承担了保卫和维护这些高墙的责任。这个群体曾经被称为贵族。现在就是我们9.9%阶层。两者的主要差别就在于我们找到了假装是中间阶层的策略，并以此来维持自己顶层的位置。

克鲁格很喜欢图2这张图表，喜欢到给它取了个名字：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这名字取得不错，让我有强烈的共鸣。F·斯科特·菲兹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那部关于美国梦碎的小说里的故事发生在1922年，也恰好是我的曾祖父偷偷把钱从标准石油公司挪往加拿大一个空壳公司之时。小说出版于1925年，同一年特别检察官提交了证据，证明那家公司的债券最终流转到了内政部长手中。当书作者在巴黎的咖啡馆喝着咖啡时，罗伯特·W·斯图尔特上校正在逃避美国参议院发出的质询传票，要求他就他在茶壶山丑闻案中扮演的角色提供证词。我们现在正在接近那代人在1928年所达到的社会不平等的巅峰状态。我敢肯定他们当初也以为那样的状态能永久持续下去。

3. 物种起源

金钱买不来教养与品味，起码我祖母是这样认为的。但金钱可以雇来私家侦探。我的祖母是肯塔基州的名媛，偶尔会当时尚模特（有点像《了不起的盖茨比》里的黛西·布坎南），所以当她的大儿子宣布要娶一名来自西班牙的女人时，她很清楚该怎么处理。一名侦探迅速打听到了并向祖母汇报，这名未来的新娘家在巴塞罗那街头以卖报为生。祖母立即宣布全面切断两方联系。实际上，我母亲家里经营着一家大型纸制品工厂。当孩子出生后，祖母终于让步了。为了让一切都名正言顺，她为这个当时随军驻扎在夏威夷的新的小家庭操办登上了纽约社交名人录。

社会学家会用枯燥的语言说，我的祖母是个家族社会资本的狂热管理者 — — 她不会让西班牙街头的小屁孩损失自己家的社会资本。尽管她把基本事实搞错了，她的确有自己的道理。金钱或许可以衡量财富，但并非财富的唯一存在形式。家庭、朋友、社交网络、个人健康、文化、教育，甚至是地理位置，也都是有钱人之所以为有钱人的原因。这些非金钱形式的财富并不仅仅是我们作为贵族阶层所得到的好处。这些是我们身份的定义。

我们有好的家庭、好的健康、好的学校、好的邻居和好的工作。我们也许可以自称“五好”人群而不是9.9%。我们与在这些方面没有那么好的人们有着天壤之别，这些差别快要让我们逐渐演化成一个新的物种。就像在我祖母那个年代，物种的形成缘起于一个爱情故事 — — 或者，你也可以叫它 — — 性选择。

换个礼貌点的说法，这叫选型交配。这个词汇有时候也会用于形容互联网时代产生的新奇迹，比如爆米花终于遇上了黄油或者扬基球迷遇上了扬基球迷。实际上，当今对于选型交配的狂热的起源是简·奥斯汀小说中女主人公们所公认的事实：社会不平等的加剧会导致潜在的合适而富有的配偶越来越少，与此同时也加大了寻找到合适配偶的好处与找不到合适配偶所需付出的代价。一项研究表明，上一次有婚姻伴侣如此大规模的按照教育水平来配对还是1920年代。

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还好这个配对过程没那么明显。你在精英校园的树下，或是高端专业事务所迎新活动中遇到心仪的那个人，不知不觉你的财富就翻番了。但有时就如祖母担心的那样，额外的措施也很必要。在这些方面，我们现在的新技术足以让过去那些笨手笨脚的社交侦探感到羞耻。藤校毕业生想要寻找门当户对的伴侣可以申请加入一个叫联盟 （League）的约会服务。这个服务理所当然的很挑剔：来自纽约的申请人中只有20%到30%最终得以加入。有时人们把它叫做“精英们的Tinder”。

当然选型交配不仅仅意味着城市鼠嫁城市鼠、乡下鼠嫁乡下鼠一样的门当户对。对这些数据更好的总结是：有钱老鼠找到真爱，没钱老鼠没人待见。一个并不令人意外的结论是生活艰辛的伴侣难以相处长久。哈佛大学的政治科学家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说，60年前出生在父母有高中学历或以下的家庭中的孩子只有20%生活在单亲家庭中；现在这个数字接近70%。相比之下，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家庭中，单亲家庭的比例还不到10%。即便婚姻本身已经没那么普遍了，1970年代以来，受过大学教育的夫妇的离婚率依然显著下降。斯坦福大学的经济学家拉吉·切迪（Raj Chetty）领导的一项研究显示，单亲家庭的比例实际上是各县社会阶层固化最显著的指标。

所有这些并不是说人们不该去寻找合适的伴侣并组建一个幸福的家庭。人们应当也应该会永远通过这种方式追求幸福。然而，这种认为只要我们每个人的行为无可指摘，我们所有行为的总和就会对社会有益的观念实际上是我们贤能阶层的一种错觉。我们可能在申请法学院之前研读过莎士比亚，但我们对人生中各种悲剧的可能几乎完全无感。我们用实际行动一致默默地选择了社会不平等，而这本身就是社会不平等的一个结果。它把婚姻变成了一种奢侈品，把稳定的家庭生活变成了一种特权，并且有钱的精英们还能把这些特权传递给自己的孩子们。我们觉得这会带来怎样的结果？

这种以社会阶层为基础的家庭状况分异只是两种形式截然不同的生活开始形成的一个反映。你去周围的瑜伽馆或是SoulCycle动感单车课上看看，你会注意到同样的分异也在我们自己身体上发生。在19世纪的英国，有钱人真的跟普通人不一样。他们不仅有更多的钱 — — 还比常人个子高很多。根据一项名字吸引眼球的、叫作“英国的侏儒和巨人”的研究，来自上层的16岁男孩个子比来自下层营养不良的乡下同龄男孩平均高8.6英寸。我们现在正在不同的方面复制这种差别。

肥胖、糖尿病、心脏病、肾病和肝病这类疾病在家庭收入不到3.5万美元的人群中的发病率是家庭收入超过10万美元人群的2–3倍。美国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中年白人的死亡率在21世纪的头15年中出现上升 — — 这在发达世界中独一无二。引发这一趋势的是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安妮·凯斯（Anne Case）和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所说的“死于绝望” — — 自杀和与酗酒及毒品有关的死亡。

这种日益扩大的鸿沟从各个方面都很明显地通过社会学数据反映了出来。我们9.9%阶层住在更安全的社区，上更好的学校，通勤时间更短，接受更高质量的医疗保健，而且就算实在不得已，在监狱中服刑的时间也更短。我们的朋友也更多 — — 那种能给我们介绍新客户、给我们的孩子安排好实习的朋友。

这些特殊形式的财富进一步所提供的优势很难以效仿，而且比起单纯的炫耀高收入更加安全。我们这个阶层穿着牛仔裤和T恤以表示我们所谓低微的出身。我们更愿意通过讨论我们消化着有机食物的身体、我们的后代令人惊叹的成就、以及我们所处社区的生态正确来彰显我们的地位。我们已经掌握了如何通过高尚的道德来洗钱。

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学会了如何将所有这些优势传给我们的孩子。在如今的美国，最能预测一个人是否会结婚、维持婚姻、追求高等教育、生活在良好社区、拥有广泛社交网络、健康状况良好的指标就是他/她的父母在这些指标上的表现。

我们在把那90%的人和他们的后代远远甩在身后，任由他们活在债务和身不由己做出的糟糕人生选择的阴影中。我们往往会忽略这样的事实：比起其他发达国家，美国的育儿成本最高，身为人母也更危险，反对家庭规划和生育权的运动其实就是对底层90%的家庭的攻击，所谓的“法律和秩序”的政治就是为了让他们永远爬不起来。我们宁愿把他们的相对贫穷解读为一种人品瑕疵：他们怎么就不能自己努力做好点呢？

新形式的生活必然会产生新的、独特的意识形式。如果你对此有所怀疑，你肯定还没看过Monster.com上“个人和家庭服务”的广告。在写这篇文章时，我所在的马萨诸塞州布鲁克莱恩的版面上挂着“忙碌的职业夫妇”寻找“兼职保姆”的广告。这名保姆（她或者他 — — 这则广告非常周到地避免了明确的性别要求）必须要“聪明、有爱心、充满活力”；“友善、智慧、专业”；而且要有“很好的书面和口头的沟通能力”。她（因为更有可能是她）需要“协助两个孩子的照顾和培养，还要“负责孩子的全方位需求”，包括洗澡、穿衣、喂养，而且还要接送这些小东西去学校和各种活动。所以拥有“儿童早期教育的大学学位”是一个“加分项”。

简而言之，保姆基本就需要是一个优秀的、专业的、受过大学教育的家长。但是当然，保姆本人肯定不是一个真正的专业的、受过大学教育的家长。保姆绝对不可能真正跟我们忙碌的五好夫妇换位。她“必须了解一个在专业化管理的家庭里所应遵循的恰当的礼仪”，并能够“适应变化的环境”。她需要有“5年以上的保姆经验”，这就意味着她可能没有机会攻读能让自己换位成雇主的法律学位。保姆具备的所有这些技能、教育、经验和专业程度只能给她带来一份“兼职”。

这则广告用完美的21世纪商业语言写就，但是其实它要找的是旧时代的女家庭教师 — — 那种在维多利亚时代文学中充满精妙矛盾的人物形象，她在各个方面都和上层阶级难以区分，却很肯定的不是其中一员。保姆要想获得提升最好的选择就是追随简•爱的榜样，跟庄园主（或者女主人）私奔。

透过这本还没写出来的小说里的人物，即这个保姆以及她的五好主人，一个熟悉的轮廓会浮现在地平线上。盖茨比曲线已经成功地在社会、生理和文化资产上完成自我复制。更准确地说：这同一条曲线正在通过多种财富形式表现出来。

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并非遵循经济学的某个隐含规律，并不是像通常颇有见解的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宣称的那样是因为资本的历史回报率超过了经济历史增长率。不平等必然会通过其他非经济的、天生令人反感的财富和权威形式来使自身根深蒂固。我们利用这些其它形式的资本将我们的优势投射到生活本身中。我们站在道德高地俯视众生，就如英国上层阶级以高个子俯视他人那样，仿佛优劣之间的差异是自然产物。这就是贵族作派。

(Craig Cutler)

4.教育赋予的特权

我16岁的女儿坐在沙发上，对一个陌生人讲述她的梦想。我们来这里仅仅是因为她说：“我朋友们都在做这个。” 恍惚间我还以为不小心给她找了一个心理医生。这位穿着精干休闲套装的职业女性深深地看了我一眼说：“在这种人生阶段，焦虑是正常的。”她倒真的把自己当成心理咨询师了。她不知道其实让我焦虑的正是要不要为她提供的价值一万两千美元的“本科申请辅导服务基础包”买单这件事；这件原本应该减缓我的焦虑的事情让我愈加焦虑。为了从这次“咨询试用包”挤出一点成果，我要求她给我们提供一些暑期活动的建议；从办公室出来的时候，我们手里拿着一个给高中生举办的法国十日“文化之旅”。在大学申请业内，这算是一种“丰富人生的体验”。回家之后上网一查，这种“体验”的价格 — — 10天11,000美元。

也就在那个时候，我听说了SAT大神的传说。如果你碰巧穿过加利福尼亚海岸的黄褐色山谷，开车路过科技独角兽们喷洒的金灿灿的股票浇灌出的豪宅，你或许会看到他的身影。 他高中同学在四十年后对他依旧记忆犹新，称他是一代传奇神童。当年他和他同样早熟的兄弟姐妹们在本地的电视台表演过异于常人的语言和音乐才能。如今，他的客户供他满州飞来飞去，教十六岁的学生备考课程。 想要雇他，两个小时的周末课程要出750美元加交通费（周一到周五便宜一点）。一些客户直接会订满每周一次一整年。

到这份上，我不得不觉得过去的日子还要容易些；想要上好大学，直接掏够钱就行。不过我又想到我祖父在耶鲁只撑了一年。当年如果你没有准备好，常青藤会直接把你踹出门。现在学生要到了自暴自弃上新闻头条的地步，学校才可能开除你。

这之后我自然开始在心里演练给女儿的演讲稿。我想说，不上名校也完全可以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无论你做什么我都会很爱你。我们不是那种会在车后面贴一个校标贴纸来证明自己教子有方的俗人。而且你也不一定要去做投行或者大公司律师，对吧？但是我还是没有给她这一番说教；我太明白这样讲会被她划入“爹妈扯淡”的范围。

现在美国精英学生群体的肤色和性别都不再那么单一，但他们的经济躯干三十年来却愈发僵化。1985年，美国最难进的250所大学有54%的学生来自收入在全国75%以下的家庭；2010年入学的学生只有33%来自这个群体。根据一个2017年的研究，在38所精英大学（包含五所常青藤）中，来自收入前1%的家庭的学生比来自后60%的学生都多。耶鲁大学前英文系教授威廉·德雷谢维奇（William Deresiewicz）2014年在他的《优秀的绵羊》（ Excellent Sheep）一书中精准地总结道：“我们新的唯才社会种族多样、性别平等，却还是落入了世袭的俗套。”

富人们还可以借力各种为他们量身定制的扶持政策。正如丹尼尔·戈登（Daniel Golden）在《名校的代价》（The Price of Admission）里所说，传承录取（Legacy-Admissions）政策奖赏那些有先见之明的申请人，就因为他们选择了曾在本校就读的学生做他们的父母。和流行看法大相径庭的是，总的来说，运动员录取政策也对富有家庭子女有利；家境优渥的学生会去参与私立学校和精英公立学校擅长的曲棍球、壁球、击剑等高成本运动。而且，至少在最有钱的0.1%中，爹妈直接捐钱给学校的老办法最近也有重演的趋势（譬如特朗普的女婿，哈佛毕业生，贾里德·库什纳）。

有利于富人的扶持政策最主要的实现途径当然还是私立学校。全国只有2.2%的学生从非宗教性的私立高中毕业，然而这些学校的毕业生却占到哈佛学生的26%和普林斯顿学生的28%。另一类旨在实现学生群体多元化的扶持政策虽然用心良苦，在某种程度上却只能说是这个财富固化系统的一个延伸。它们的作用，至少部分作用是让富人心安理得地相信他们的大学是在择优录取的基础上对所有人开放。

然而顶级大学越来越低的录取率也减少了9.9%的子女的机会。但是9.9%的孩子们，不必担心！我们为你们创办了更多的精英大学。在雄心勃勃的大学管理层和US News越来越长的排名榜推动下，现在有50所大学都和1980年我申请时候的普林斯顿一样难进。这些大学似乎觉得拒掉的学生越多，它们就愈特别。实际上，这只意味着它们在集体利用免税捐款来复制特权，而不是好好履行提高公众教育程度的责任。

唯一和拒收率升得一样快的就是大学惊人的学费。与全国收入中位数相比，顶级大学的学费从1963年到2013年间翻了三番。再加上这些本科申请咨询师、“SAT大神”、小提琴课、私立学校、花钱送娃去密克罗尼西亚（Micronesia）拯救一个村子，那就更多了。说句公道话，助学金帮许多家庭填了一部分坑，没让学费飙升得和标价一样快。然而问题依然是：为什么富人这么急于把自己买进顶级大学？

一句话：因为值。

在美国，大学毕业生在青年阶段的收入超过未受过大学教育的同龄人70％。教育回报率比1950年高出50％，远高于其他任何发达国家。在挪威和丹麦，大学教育回报超值率不到20％; 在日本，它不到30％; 在法国和德国，大约是40％。

这些还是在不考虑人们最在乎的所谓“好”学校与其它学校的差别之前算的。根据教育部的数据，从进校时间算起，十年后来自所有大学的收入最高的10%人群，其收入的中位数为68,000美元。然而如果只按十所最高收入大学统计，这个数字为22万美元 — — 其中第一名，哈佛大学，为25万美元；下面30所大学为15.7万美元。 （并不令人惊讶的是，前10名的平均录取率为9％，接下来的30名则为19％。）

在我们这个处处讲究名牌的社会里，在不算“好”学校的学校里获得优秀的教育是绝对可能的；但“差校”的教育真的可以很差。对投错胎的孩子来说，我们的社会提供了一种虚拟教育系统。有些地方看起来很像大学，却不是真的大学；许多人因此身负重债，那却是真的债务。这种“影子届”学生不但无法收获大学教育的超值回报，还深陷一种契约奴隶制。

那么，我们似乎都无限向往的这种“好教育”的超值回报到底是哪里来的？

我们告诉自己，这些超值回报源于教育给我们的知识和技能；多喝两杯之后我们还会摸着良心说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天赐的好脑子应得的奖励。按照一些社会学家的婉转说法，我们是一种“智识精英”。

这些说法背后是我们的唯才体系的奠基神话。我们告诉自己，无论如何这些越来越高的教育回报是因为现代经济体中优秀人才的价值越来越高。就是说，不但最优秀的人总会出人头地，而且我们所获得的报酬和我们的才能是成正比的。

但事实是，揣着文凭的人比别人多赚这么多钱并不代表他们工作能力更强，而主要是因为他们得以从事不同的职业。比如，大半藤校毕业生基本会直接进入只给受过最好的教育的人机会的四大行业：金融，咨询，医药，或法律。简而言之，这个世界上其实只有两种行业：一种行业的从业者有集体定薪的能力，另一种只能单打独斗。进入第一个圈子当然更好。不出意料的，进入第一个圈子里的多是大学毕业生。

为什么美国的医生能比其他富裕国家的医生多赚一倍的钱？不代表他们治病救人的能力是其他国家的两倍；美国在英联邦基金会为各高收入国家医疗系统的排名中五年蝉联倒数第一。经济和政策研究中心（ Center for Economic and Policy Research）的高级经济学家迪安·贝克（ Dean Baker）给出了一个更好的解释：“像我这样的经济学家 — — 无论政治倾向偏左还是偏右 — — 怎么看美国医疗体系怎么像一个垄断联盟。”通过控制医学院录取数量、驻院实习机会、给外来医生的执照、给执业护士安排的角色，医生组织可以有效地减低其成员面临的竞争 — — 这方面它们确实做得非常到家。

律师（至少是他们中的精英部分）似乎也学会了玩一模一样的游戏。即使在所谓的法学院泡沫破灭之后，美国的律师在国际薪金排名榜上仍高居首位；平均而言比他们头顶假发的英国同僚收入高出一倍。芝加哥大学法学教授陶德·亨德森（Todd Henderson）在2016年为福布斯撰稿时直白地说：“美国律师协会经营的就是一个国家批准的垄断联盟。”

类似的职业许可证颁发系统也为各种其他行业起到庇护作用。政策研究人员布林克·林赛（Brink Lindsey）和史蒂文·泰莱斯（Steven Teles）在《占领经济》（The Captured Economy）一书中详细地介绍了种种机制。例如，牙医行业设置了一个玻璃天花板，让洗牙师在有医生监管下才能完成一些工作，从而保证了他们的老板能留在9.9%阶层。版权和专利法在高度依赖教育培训的医药、软件和娱乐行业内起到了抬高利润和薪水的作用。然而和最强势的两大行业金融与科技相比，这些手法都不过是小打小闹。

到现在我们已经不再相信科技行业的斗战胜佛们一路创新、打破平庸现状、大闹天宫的神话。现实是我们所熟知的五大科技公司市值加起来有3.5兆美元，占据纳斯达克市值的四成以上。科技行业余下的部分（多为虚拟实体）基本都耐心地等着被这些巨头吃掉。

面对现实吧：这是印着卡通笑脸的“大富翁”游戏币。我们的社会很久以前就弄明白了如何应对那些想靠石油之类粘性物质控制市场的公司，却没有想出如何处理信息市场中通过人脉和规模效应产生的垄断。在此这前，这些超额利润永远都只会落到能够接近信息蜜罐的那些人腰包里，而那些人不用说都是人才。

当今贤能阶层负责分甜头的大哥大当然是金融产业。美国人现在GDP中每12美元就有一美元上交给了金融产业；而50年代银行家每40美元抽1美元就很满足了。这个游戏当然比赤手空拳抓钱要复杂，但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将其本质暴露无遗。承担风险的是公众，上赌桌的是金融家；赢了他们赚，输了我们买单。我们现有的金融系统并不是自然的产物。这几十年来，它更是已经被有权有势的银行家们设计成了为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后代赚钱的机器。

不能参与这个游戏的都有谁呢？汽车工人，护工，售货员，家具工人，食品工人。美国制造业和服务业工人的收入一直在国际排名中段徘徊。美国的高收入神话到那些不需要大学本科教育的工种这里就止步了。

你看，当受过高等教育、拿到一流学校文凭的人才聚到一起来推进他们的集体利益时，那叫做保证服务质量、建立良好工作条件、让才华得到回报。这是为什么我们都喜欢靠“协会”和其他穿着时髦白鞋的职业人士同行一起搞这些事。当工人阶层通过“工会”来做同样的事情时，则叫做违反神圣的自由市场原则，又流氓又落后。想象一下工人们雇咨询师和由其它公司的同道组成的“薪酬委员会”来决定自己应该挣多少钱。结果会如何我们都很清楚；现在的CEO就是这么干的。

工会参与度的下跌和教育超值回报的高涨发生在同一段时间；这并非巧合。1954年，所有工人中有28％是工会成员，但到了2017年，这一数字降至11％。

教育这件事情本身，而非学位，总是有益的。真正的教育可以启迪思想，提高公民素质。追求教育应当是为了社会的福祉。然而，在我们不公正的系统里，教育已经沦为一种私人消费品，其价值全靠毕业生工资的增长额才能证明。它没有团结我们、丰富我们，却在制造分裂和贫困。换句话说，我们提供公平教育机会的理想在盖茨比曲线的潮汐力面前根本不值一提。代际收入弹性指数是追踪日益增长的大学教育超额回报的最精确的指标。在各个国家，这个指标都显示了同一种相关性：大学教育的超额回报越高，社会流动性就越低。

正在我为女儿的大学入学申请绞尽脑汁时（入学咨询师还是算了，SAT大师什么的想都不用想），我明白了为什么这种关于人才的错觉如此坚不可摧。如果我 — — 不对，如果她 — — 能完成这一切，这不就证明我们获得的一切都是应得的吗？如果可以借力系统的游戏规则，那么我们玩这个游戏的能力不就是能力的证明吗？

所以完全可以把SAT换成跑到公海上打沙狐球，或者随便什么。谁能怀疑我们打不赢呢？我们能多快说服自己只要沙狐球打得好，接下来的所有财富都是自然而应得的呢？我们能多快的完善培训沙狐球天才的艺术呢？谁会在乎我们的大船在往哪个方向开呢？

就算我们中的一些人抬头看到了远处的冰山。我们就会因此不再全力以赴培养“最优秀的儿女”吗？严峻的事实是，只要是在做好父母和好公民之间存在冲突，我们顶多只会多带几把小提琴上船。

5. 政府的无形之手

在祖父看来，对生产阶级的攻击早在“罗斯福新政”（the New Deal）之前很久就开始了。故事要从1913年，第十六修正案在国会通过那年讲起。如果你不了解，此修正案授予了联邦政府直接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权力。而恰好祖父是在修正案通过之前几个月出生的，让我感到冥冥之中一切都有联系。他一生之中的收入绝大部分都与他的出身有联系。

祖父做过股票经纪人。我后来意识到他其实主要是买卖自己的投资组合，在证券交易所买的一席之地也是为了这个目的。政治也是他的一种爱好。他一度宣布他打算作为共和党候选人参选康涅狄格州的副州长。 （估计除了俱乐部一众， 没人听到了他的打算。）他真正喜欢做的是飞行。对他而言最重要的经历是他在二战期间担任运输飞行员的那些服役的日子。还有他和祖母驾驶特技表演飞机徜徉中西部天空的经历。对追求一种摆脱政府束缚、因而具有无限可能性的生活，我的祖父母从未丧失过信心。但在他们人生最后几年里，由于上校留下来的家产被花得所剩无几，他们对于领取社保金和联邦医疗照顾保险变得十分上心。

在美国政治思想的卷宗中有一篇章 — — 祖父对其熟记于心 — — 即我们必须在政府和自由之间做出选择。但是如果你多读两遍，你会发现它的真正涵义是显形与隐形的政府之间的选择。贵族们大多倾向于隐形的政府。隐形的政府让贵族可以自由地行使其特权。我们这些属于9.9％的人深谙如何利用政府服务，却时常大声抱怨别人也利用这些服务。

打个简单的比方：被极度夸大的美国税收负担。在去年年末的节日期间举行的一次专题讨论会上，为最近一轮针对富人的减税辩护的人用米特·罗姆尼的说辞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即每年平均有47％的美国人不支付任何联邦所得税，所以这些人对税负没发言权。胡扯！当然，去年政府通过联邦个人所得税所收到的1.6万亿美元是累进计算的。但通过工资税筹集的1.2万亿美元的征税对象涵盖了所有工作者，却不包含类似于罗姆尼的投资者，并且由于只有一定数目之下的工资需要缴工资税，收入较低的人的税负相对反而更高。除此之外还有州和地方政府2.3万亿美元的税收收入，其中大部分是通过累退的销售税和房地产税收取的（译者注：即收入越低者，这两笔税占其收入比重越高）。最贫穷的五分之一美国人的实际州税率是顶端1％收入人群的两倍之多，大约是前10％收入者实际州税率的一倍半。

然而，我们对于各种税负虚张声势的抗议比起我们掌握的各种享受退税带来的好处的技巧来说， 简直可以称得上纯洁了。 曾让我祖父大为光火的所得税制度无意中创造了一类并非计划中的“隐秘”的政府支出。 它们名义上被称为“税收优惠”，但实际上最好把它们看作一种政府为了避免征税麻烦而出让的钱。从理论上讲，税收支出可以用来支持任何有社会价值的用途，事实上一些税收支出（如劳动收入税收减免）也确实造福于低收入者。但更常见的是，由于“税收优惠”的价值通常是个人既有财富及其边际税率的函数，所以这些优惠其实是倾向于有钱人的。

让我们数数自己得到了多少好处：联邦政府每年的税收支出包括退休储蓄免税（2013年价值1370亿美元）；雇主赞助的健康计划免税（2500亿美元）;房贷利息免税（700亿美元）; 而最给甜头的是，来自房产、股票组合和私募股权合伙企业投资的增值（1610亿美元）免税。2013年联邦税收支出的总和超过了9千亿美元。这比联邦医疗照顾保险（Medicare）、贫困者医疗补助保险（Medicaid)以及所有其他联邦社会保障安全网的成本总和还要高。不仅如此，这个系统最妙的就是这些税收支出的51％是花在了收入最高的五分之一人群身上， 39％给了最富的十分之一。

对9.9％人群而言，这项逆向征税计划最大的好处是底下的90％对它根本没概念。工薪阶层在看到有人拿食品补助券来购买T骨牛排时会火冒三丈。 但是他们对于镇子那边的一户和蔼可亲的人家以自住屋的名义倒卖房屋白赚了10万美元却毫不知情。

别急，还有呢！别忘了孩子们。如果一个国家灵魂的秘密可以通过其税法解读出来，那么我们的国家一定爱上了富人家的孩子。 2017年税法将已婚夫妇可以留给其继承人的免遗产税的数额从非常慷慨的1,100万美元提高到了奢华的2,200万美元之多。更正：这不仅仅是免税; 这是享受税收补贴的。40年前买的房产到现在的增值部分，还有已经发霉长虫的股票投资组合的增值部分，这些增值部分的纳税义务在传给后代时都将消失。仅在2013年，这些蒸发掉的税款就降低了国库收入430亿美元之多，大约是儿童健康保险计划（Children’s Health Insurance Program）花费的三倍 。

祖父的父亲上校先生在1947年去世时，当时的遗产税封顶税率是现在闻所未闻的77％。税后财产分到四个兄弟姐妹手中时，祖父那一份几乎都不够他买宾利车，还要缴一应必要俱乐部的会费。政府确保了我会在中产阶级家庭长大。为此，我将永远感恩戴德。

6. 镀金的邮政编码

从布鲁克莱恩镇上我的家出发，只需要走路10分钟就能到理发店。 一路上会经过高大的榆树和如画的豪宅，闪耀着经修复重现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荣光。除了一两个园艺师之外，你在这充斥超大壁橱，墙上贴着木质装饰的客厅和Sub-Zero 牌冰箱的“荒野”中很难看到别的人。就算你碰巧遇到邻居，你们的谈话不外乎：“我们的厨房装修超出预算。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铺瓷砖的弄来干活！” “谁说不是呢！我们吃了一个月的外卖泰国菜，因为这个修煤气的汽车老是坏掉！” 你神清气爽地一路溜达到了“超级剪发”理发店，但为你理发的好脾气的女理发师看起来精神压力很大。这是因为她每天上下班要在拥堵的高速公路开车一个小时。修煤气的那人也这样，而铺瓷砖的得从另一个州开车过来。他们都没钱住在附近。 租金太他妈高了。

从1980年到2016年，波士顿的房屋价格涨了7.6倍。把通货膨胀算在内，房产的投资回报率为157％。旧金山在同一时期的实际回报率为162％; 纽约，115％; 洛杉矶，114％。如果你恰好住在像我这样的社区里，你周围全都会是那些认为自己是房地产天才的人。 （这也是我们在装修时能够承担起我们所犯诸多错误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如果你住在圣路易斯（+3％）或底特律（-16％），那么你可不那么聪明。 1980年，圣路易斯的一幢房子可以在曼哈顿换一间不错的单间公寓。今天，这座房子只能换来大苹果（译者： 纽约昵称）里面一个80平方英尺的卫生间。

房地产的回报（如果选择正确的话）非常惊人，因此一些经济学家声称仅仅房地产的增值就可以解释过去半个世纪以来财富集中程度的上升。房地产价格在各大城市上涨并不奇怪：这些地方是新经济中的金矿。然而这也是一个悖论。租金太高，迫使人们，特别是中产阶级搬走，不再继续“淘金”。从2000年到2009年，旧金山湾区有着一些全国最高水平的薪水，却有35万人搬去了工资相对较低的地区。记者和经济学家瑞安·埃文特（Ryan Avent）在其《门禁之城》（THE GATED CITY) 一书中写道， 虽然美国“比方最好的机会在某一处，但是出于种种原因， 大多数美国人都选择住在别处”。 根据经济学家恩里科·莫里提（Enrico Moretti）和谢长泰的研究估算，从1964年到2009年，仅从纽约、旧金山和圣何塞等生产力集中地区迁出的人口就使得美国经济增长率放缓了9.7％。

(Craig Cutler)

到现在已经众所周知的是，这种非理性行为的直接原因是”后院”政治难以想象的一地鸡毛。地方分区划的规则对住房开发施加了过度的限制，因此抬高了房价。但较少为人所知的是，国家经济核心地区的人口流失对于社会不平等的加剧以及社会流动性的下降这两者交织的现状起到了多么至关重要的作用。

房地产价格不断上涨也相应带来了更严重的经济隔离。现在在这片土地上, 一丘一壑都有假想的大门，直截了当地告诉你需要多少钱才能在那里过夜。教育程度隔离的速度更快。在我住的波士顿市郊，53％的成年人拥有研究生学位。相比之下，在稍微往南一点的郊区这个数字就成了9％。

这种根据经济水平和教育程度的社区分类通常被理解为个人偏好的结果，毕竟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但事实上这是对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的财富集中化，打头的自然是金钱。镀金的邮政编码总是坐落于各种巨型取款机旁边：一个大到不可倒闭的银行，一个友好的高科技垄断巨头，等等。 2016年，地方政府收取了创纪录的5230亿美元的房产税，确保大部分税金肥水不留外人田。

但是离经济发展中心的近距离不仅仅是圈钱的手段，也是一种自然选择的力量。镀金邮编给住户们带来更高的寿命，更有用的社交网络和较低的犯罪率。正如安妮·劳尔瑞在Slate杂志中所报道的，与此对应的是过长的通勤时间会导致肥胖，颈部疼痛，压力，失眠，孤独和离婚。一项研究发现如果配偶中的一人花45分钟或更长时间通勤，他们的离婚率会上升40%。

地域差距日益扩大的产生机理在中小学教育系统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公立学校是在“人人机会平等”的美好愿景下诞生的; 然而实际上其中最好的一些学校现在已经被有效地重新私有化，以更好地为上层社会服务。依据一个使用广泛的学校排名，在加利福尼亚州的5000多所公立小学中，排名前11的学校都位于帕洛阿托。这些学校是对居民开放并免费的。唯一的入学条件就是搬到那些个房屋中价为321.11万美元的镇子。相比之下纽约州的斯卡斯代尔看起来“物超所值”了：该地区的公立高中每年都向各常青藤大学输送数十名毕业生，然而其中位房价仅为140.36万美元。

随着经济隔离的不断加剧，种族隔离的程度倒是下降了。我们这些9.9％为此感到自豪。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好地证明我们除了才能别的都不在乎？ 我们还是不要再接再厉寻找证据吧。少数族裔比例在超过一定的门槛 — — 这个门槛是5% 还是 20%取决于这个社区的气氛 — — 之后， 社区就会突然变得肤色全黑或全棕。一个地区种族隔离程度越高，社会流动性就越低，这个结论令人揪心却可能并不意外。然而数据还显示了另一个惊人结论：种族隔离的危害并不仅限于那些明显的受害者。拉吉·切迪的研究小组认为，“有证据表明，种族隔离越严重，白人的社会流动性也会相应降低”。 当然这种关系不一定适用于美国的每个地区，并且数据无疑也仅是更为复杂的社会机制的统计反映。但这与美国19世纪的一个让奴隶主稔熟于心的事实同出一辙：将人们按肤色分群是保证90%的那些所有不同肤色人群各安其分最有效的方法。

财富集中本地化带来了政治力量的集中本地化，并且这里的政治并不仅仅包括去投票站投票。这将我们带回到人口减少悖论。想想有多少社会与文化资本流淌在富裕社区里，我们在区域规划战争中捍卫自己地盘的能力还用说吗？我们还有很多方法把这个粉饰成为了公众利益。这一切都是为了保护当地的环境啊，保持社区邻里的历史特点啊，还有避免过度拥挤啊。而实际上这都是为了在我们自己的城堡内囤积权力和机会。这正是贵族们拿手的。

邮编是我们的符号。它定义我们的风格，向世界宣布我们的价值观，确立我们的社会地位，保存维护我们的财富，并允许我们将财富传给子孙。同时它也在慢慢扼杀我们的经济和民主制度。这是盖茨比曲线的实体版本。长久以来，美国经济增长的传统故事一直遵循着移民到美，建设新生活，邀请朋友来，然后把饼做得更大的情节线。现今我们参与书写的故事看起来更像是进了门就砰地把门在我们身后关上，却让自己在一大堆商品级厨房电器下慢慢窒息。

7.我们的盲区

萨拉姨妈是我们家族历史的虔诚信徒。在她那个版本的历史里，我们家族的姓是直接从古苏格兰的国王们传下来的。我们的曾曾曾（不知道多少辈之前）祖父威廉·斯图尔特，是美国独立战争大陆军中的一员，曾坐在乔治·华盛顿的右手边。至于萨拉本人，不知何故成了“波卡洪塔斯（Pocahontas）的姐妹”的后代。这些故事从来都是无厘头，但萨拉还是对其坚信不疑。我们家族如此卓尔不群必有其原因。

我们9.9％就不会这样想。我们不会自欺欺人地认为自己的特权是有历史渊源的。因为与萨拉姨妈和她幻想出来的那些公主不同，我们说服自己相信我们根本没有任何特权。

回想一下我们9.9%部落的一些成员是怎么对待某些“愚蠢”到敢于提醒他人注意我们特权的人。去年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理查德·V·里夫斯 (Richard V. Reeves)在其著作《梦想囤积者》（Dream Hoarders）出版后不久，在《纽约时报》发文告诫读者们“别再假装你不是有钱人”，之后许多读者指责他搞“阶级间的战争”，写作“毫无意义的文章”，以及“充满负罪感”。

社会学家雷切尔·谢尔曼 (Rachel Sherman) 在她《不安的街道》(Uneasy Street)一书中精辟地描绘了我所属的这类人以及这种综合症。当别人提醒我们拥有的特权时，我们中间的一员会举出各种反例来驳斥，通常像这样：“我生于赤贫。我全靠自己的本事挣到了一切。我25万美元的薪水基本不够花。你应该到我们孩子的私立学校去看看别人家父母！“

问题部分出在我们缺乏真正倾听的能力。美国人总是无法区分对社会现象的批判和对个人的攻击。于是当一位作者指出了一个渊源复杂影响广泛的社会问题时，读者就会回应：“怎么，你想鞭打快牛，因为我成功了反而惩罚我吗？”

另一方面，这也反映了各种常见的认知失误而引起的普遍的以自我为中心。人类非常善于记住自己奋斗的艰辛; 他们不太可能了解镇子另一头的一些人打着两份最低工资的工以勉强糊口，而不是一整天都看“辛普森一家”的电视重播。人类对自己的成功有一个简单的解释：我一手做到的。他们很容易忘记是谁给他们开蒙，是谁为他们成功打下基础。9.9％一族也常常将地位竞争压力与生存压力混为一谈。说真的，没送你的孩子上成斯坦福实在不是什么改变人生的重大灾难。

我们之所以不能认识到自己日益增长的特权也许与我们最近才开始拥有这些特权有关。自（从未完全成型）的唯才社会演化为（正在起步的）贵族社会，这仅仅花了不到一辈人的时间。阶层的形成和固化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快。只是我们的意识是滞后的，被我们与生俱来的假设所限制了。

然而即使考虑到这些凡人的认知上的失败，每每在稍微提及其特权是不劳而获的时侯各种唉声叹气就会响彻足球场（译者注： 中产阶级父母和子女参与的最典型的课外活动）。这些哀鸣长久不息，我们不能置之不理。尽管这些抱怨是很没有事实根据的，但它却反映了9.9％的人的较深层次的生活真相。它们真正说明的是当贵族的滋味并不怎么样！

盖茨比曲线很奇怪的一点就是尽管它锁定了我们的特权，但似乎并没有让生活变得更容易。比如我知道在上校家里长大并不容易。祖父最爱叨叨的一个故事就是他那250磅重6英尺高的父亲，一度参加过“莽骑士团”，在祖父一次不小心年少轻狂犯了点小错之后，狠狠地揍了他一顿，把他打得飞起来摔在房间另一头的地板上。无论大事小事，上校的火药桶脾气总是一点就着。

杰伊·盖茨比可能明白个中真谛。西卵村的生活从来都不是像表面上那样平静安详。那个从私立预科学校轻松开始一生安逸生活的普林斯顿大学的毕业生，那个无所事事的休闲王子，只是我们出身低微的祖先的幻想。这是他们抬头仰望生活在顶端的人时自以为看到的图景。 西卵人非常清楚走错一步棋或者遇到一件倒霉事（或者三件四件）就可能导致其地位的急剧下降。我们都知道住在那里是多么昂贵，然而住在岛外更不可想象。我们已经意会到盖茨比曲线下生活中的一个根本矛盾：不平等越严重，你的钱能买的就越少。

我们从骨子里意识到阶层的存在除了阶层本身之外，对所有人都没好处，任何个人都是可被丢弃的; 我们中总有一些人会被抛弃并被新鲜血液取代。这种对于自身特权的不安全感只会随着特权阶层与下层的鸿沟的扩大而增长。这也成为永远不停的引擎动力，驱使我们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修建高墙，通过把他人排除在外来保证我们的安全。

西卵村生活的另一个事实是天外有天，人上有人。对盖茨比来说东卵村的传统富人们就是在他之上的人。对上校来说，是小约翰·洛克菲勒。你总是在试图取悦他们，可是他们总是随时准备着与你割席断交。

仔细想想，这些困扰其实都源于我们拿正当权利换取了特权。我们甘愿剥夺包括我们在内的每个人的各种普世权利：良好的教育，充足的医疗健保，各类人在工作场所都有足够的代表，真正的机会平等。因为我们自以为可以是这场博弈的赢家。但是到头来，谁会真的成为这不可捉摸的特权升级游戏中的赢家呢？

在这种情况下，自欺欺人是可以理解的，但并不意味着这种心态是有益的，可惜萨拉姨妈醒悟得太迟了。上校手里那几块钱到了我父亲那一代就只剩下了最后几分钱，但她仍然怀着与她宏大的家族神话相对应的大想法。她深信自己继承了祖先的商业头脑，于是把所有的家当都投在网络泡沫上。她最后几年的职业生涯是在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附近的温迪快餐厅度过的，穿着一身红黑制服卖汉堡包。

8. 民怨政治

怨恨在唯才主义的政治神学里是没有一席之地的。我们接受的教育是，在人生的竞争中，目光应该保持在时钟上而不是其他人身上，就好像我们是相互隔绝的。如果有人在长岛水域购置了一艘快艇，那祝贺她了。失败者只会笑一笑，下次更加努力。

然而在现实世界中，我们人类总是左顾右盼。我们密切关注别人怎么想怎么做，尤其是纠结于别人如何看我们自己。我们的地位仅仅是从别人的眼光里得以体现。

或许贵族权势的最好证据就是它激发的怨恨。从这个角度看，9.9%的确劳苦功高。怨恨增加的最确切的标志就是政治分裂和动荡。我们在这个测试里得了高分。过去两年来这方面的报道充斥于各种新闻头条。

2016年总统选举是美国怨恨史上的一个决定性时刻。以唐纳德·特朗普为化身，怨恨入主白宫。承载它的，是0.1%超级富豪中的极小一部分（不一定都是美国人）与90%人群中很大一部分和9.9%截然对立的人组成的联盟。

根据CNN和皮尤的投票站出口民调，特朗普在白人投票者中赢了大约20%。但这些人并不是任意一个老年白人（不过他们的确偏老）。我们首先需要明白，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不是新经济的赢家。当然大体来说他们也并不贫穷。但他们的确有理由觉得自己被市场裁判了而且市场认定他们有缺陷。支持希拉里·克林顿的县代表了全国GDP的64%，这是个高得惊人的比例；而特朗普胜选县只占GDP的36%。房地产网站Zillow的资深经济学家阿伦·特拉扎斯（Aaron Terrazas）发现，希拉里·克林顿胜选县的房价中位数是25万美元，而特朗普胜选县只有15.4万美元。通胀因素调整之后，从2000年1月到2016年10月间，希拉里胜选县房地产价格上升了27%，特朗普胜选县只有6%。

特朗普胜选县在公众健康水平的较量中也是输家。雪城大学社会学副教授香农·蒙纳特（Shannon Monnat）发现，支持特朗普这位反政府补贴的健保候选人的锈带各县正是绝望致死（死于酗酒、毒品和自杀）比例最高的县。要把整个美国变成伟大的特朗普国，那就必须毁掉大约1/4的GDP，把1/4的房屋推到海里，还得缩短好几年平均寿命才行。特朗普最爱的词汇之一就是“不公平”，这是事出有因的：这个词对挑起怨恨特别有效。

即便如此，特朗普的（白人）选民的特点不在于他们的收入水平而在于他们的受教育程度，或者说教育的缺乏。皮尤的最新分析指出在具有大学学历的白人选民中，特朗普输了17个百分点，很是丢丑。但他在没上过大学的白人中捞了回来，赢了足足36个百分点。根据纳特·西尔弗（Nate Silver）的一个分析，全国教育程度最高的50个县尤其踊跃支持希拉里：2012年奥巴马仅赢了17个百分点；克林顿赢了26个百分点。而教育程度最低的50个县的趋向则完全相反：奥巴马输了19个百分点，而克林顿输了31个百分点。在少数族裔占人口多数的县也是如此：教育程度高的县于之前相比更倾向于克林顿，教育程度低的更倾向于特朗普。

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在1963年以《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一书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苏珊·雅科比（Susan Jacoby）在2008年警告《美国无理性时代》（The Age of American Unreason）的到来；汤姆·尼克尔斯（Tom Nichols）在2017年发布了《专业知识之死》（The Death of Expertise）。无理性时代终于在特朗普身上找到了自己的英雄。这位“白手起家”的人一直是那些自己还不大成功的人的偶像。他是美国梦的神圣化身，他不听命于任何人，他是穷人眼里的富人形象。他们受不了的是那些受过教育的伪君子。特朗普对政策一窍不通，而且全力以赴保持无知，对那些认为整知识分子的政策就是好政策的人群来说，他真是完美代表。当理性成了一般人的敌人，一般人就成了理性的敌人。

我刚才有提到这里的“一般人”是白人吗？这把我们带到美国式怨恨的另一面：把非白种人都踢出去，自己人在一个想象的部落里紧密团结一致对外；问题全都出在那些揩油的，骗钱的，拿福利的；解决方法就是国旗和（白人）祖先的宗教。政治学家布莱恩·沙夫纳（Brian Schaffner）的一个问卷调查显示，在那些“强烈不赞同”“白人因为肤色受益”的选民，和那些“强烈赞同““女性想夺男性的权“的选民中，特朗普大获全胜。注意，这些问题并不直接测量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它测量的是怨恨。这些回答很有助于识别那些坚称自己是你遇到的人中最无种族歧视或性别歧视的人，但他们恰恰投票给一个明目张胆的种族主义者和被控性侵犯。

没有人生下来就充满怨恨。作为大众现象，种族主义、仇外主义、反智主义、自恋狂、非理性主义等等，以及怨恨的所有其它变种，制造费用的高昂和它们对民主政治的危害性相媲美。需要通过长时间的电视节目，巧妙操纵的社交媒体，高价维持的信息气泡，操纵者才能把人性中的不快乐倾向变现为政治硕果。尤其种族主义并不像很多美国人宁愿相信的那样只是历史遗物；它必须被不断地重复发明才能有当下时效性。大规模监禁、制造恐惧心理和种族隔离并不只是偏见的结果，也是复制偏见的工具。

美国政治生活的剧烈极化并不是由于缺乏礼貌和缺乏相互理解。它是不断升级的不平等最醒目的后果。没有这0.1%（确切地说，是这群人中极富侵略性的那一部分），它是不会发生的。财富总是通过分裂其对手来维护自己。盖茨比曲线不仅造成地上修筑的藩篱，它也使其他人的心中筑起隔墙。

但我们不能就放过这9.9%。我们或许没有为挑起种族仇恨提供资助，但我们把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机会囤藏起来。我们是从90%人群那里掠取资源供给0.1%的这台机器的操作人员。我们乐于从这些战利品里分得一份子。我们的劳动成果使得另一个群体充满怨恨并因此而容易受人操纵，而我们却自我感觉良好而不屑地旁观。这就叫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关于这些后果，我们首先需要了解的最重要一点，同时也是最显然的道理：怨恨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它不是一个改革计划。它不是“民粹主义”。它是民主制度得的一种疾病，但不是民主的体现。利用民众怨恨的政治是加剧不平等的工具， 而非减少它。 从无能得不可思议的特朗普政府这摊泥淖里蹚过的每项政策改变都是例证。新税法；在环境、电信领域和有关金融服务行业法规的行政令；保守主义死硬派法官的任命 — — 所有这些的效果就是把90%人群困在人才体系的山脚下，即使辛劳一生，前面的高山仍然是可望而不可及。

我们需要了解的第二点是，下一个轮到挨刀的就是我们自己。随着充满怨恨的人群的扩大，顶端的幸福圈子会越来越小。那些乘着民怨的东风上台的人最终会意识到，我们作为他们的经济机器仆人会不如我们作为民众的模范敌人来得有用。最近的税法中打击蓝州的条款让9.9%中的一些人不大高兴，但这只是一个开端：随着民怨政治的展开，我们这类人会有的是苦头吃。这个过程中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后果就是社会动荡；过去的一年为此提供了充分的证据。

不讲道理的人通常也是不服从法规和社会正常规范的人，这个就不用我多说了。你可以查查“宪政危机”这个词在过去五年中出现的频次。这就是盖茨比曲线的反直觉之处：你以为你的收益都锁定了。然而这个固化过程的效果是让整个系统变得更脆弱。重温历史，你就会知道这个过程通常的结局是什么。

9. 贵族政治的失败

罗伯特·W·斯图尔特上校当年为躲避传票隐藏了好几个月。他的律师宣称他在墨西哥或南美进行敏感的业务谈判，一旦他的准确位置曝光就会威胁到国家利益。最终，蒙大拿联邦参议员托马斯·J·沃尔什（Thomas J. Walsh）把律师拖到了证人席上，给他看哈瓦那报纸八卦专栏的剪报和照片证据。上校一直以爱马著称，很显然他常去骑师俱乐部。在各种豪华午餐晚宴以及哈瓦那游艇俱乐部的舞会上，他的微笑上镜了多次。

当参议员们最终把上校弄回来，讯问他那些像臭虫一样在政治生态系统中蔓延的空壳公司的债券，他还教训他们，谁才是管事的老大。他宣称，“根据美国法律，我不认为这种审问是在这个委员会的权限之内。”即便如此，他开恩似地补充道，他“个人没得到过任何这些债券”。这句话在英语里无论怎么解读都是句谎言。

传说中的斯图尔特王朝的黄昏并不辉煌。一个记者这样嘲讽道，一个善于耍花招的律师帮上校“用狡辩摆脱了”（aquibbled）藐视法庭的指控，但小洛克菲勒却不愿原谅他造成的这场公关灾难。上校为赢回股东的心进行了长时间却毫无成效的一战，最后他挂靴永久退回到楠塔基特的家族庄园。

这些都改变不了茶壶山丑闻案（涉及贿赂、回扣，以及为大油商谋利的非法私下交易）暴露的政治现实。在盖茨比曲线的巨大压力下，美国民主濒临失败。当时权力在手的人就是金钱在手的人。说到底，1 920年代的金融家想要的正是金融家一直想要的，而他们的“公仆”将此送到了他们手里。卡尔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政府在1926年通过了巨额减税法案，确保每个人都能够把赚的钱拿回家。富人们似乎觉得可以高枕无忧了 — — 直到1929年10月。

这些大肆掠夺发生时90%在哪里？他们中相当一部分出现在3K党的集会上。在当时90%中嚷嚷得最厉害（但人数不一定最多）的那部分人看来，美国最大的问题都出自于揩油混吃的成群结队的移民。你明白了吧，那些移民的孙辈们现在认定美国所有的大问题都来自于揩油混吃的成群结队的移民。

财富集中的恶浪掀起于镀金时代，在1920年代达到顶峰，最终碎裂在大萧条和二战的浅滩上。今天我们一般认为植根于罗斯福新政并在战后开花结果的社会福利体系是新时代平等的首要驱动力。但实情是，这些努力更多的是结果而不是原因。死亡和破坏是变革的真正动因。股市的崩溃打得富人倒退几大步，战争则赋权于劳动者，尤其是女性劳动者。

这场镀金的、喧嚣汹涌的破坏性浪潮绝不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由于不平等造成的动荡。在十九世纪上半叶，无论从市场资本或雇佣规模来衡量，美国最大的行业都是买卖和使用奴隶（以及繁衍更多的奴隶）。在那段时期里，这个行业集中到如此程度：不到4千个家庭（约占全国家庭数目的0.1%）拥有这个“人力资本”的四分之一，而另外39万个家庭（可以称之为9.9%，大约这个比例）拥有其余全部。

这些蓄奴精英比他们绝大多数白人同辈受过更好的教育，更加健康，餐桌礼仪也好太多，更不用说和那些被他们奴役的人相比。他们不仅主宰了这个国家的政府，也主宰了媒体、文化和宗教。他们的追随者在教堂讲坛上和新闻网络里如此成功地展示了奴隶制度的神圣和慈善，以至于数百万并不拥有奴隶的贫困白人以保卫这个制度而献身为荣。

这个浪潮导致了62万军人死于战争，以及大规模的财产破坏。它的确在一段时间里推进了美国南部的平等 — — 只不过这个过程很快就反转了。

(Craig Cutler)

需要说明，美国并不是人类不平等史上的首恶。作为北美殖民者来源地的欧洲各国早已熟知了不平等和社会动荡，其严重程度美国人用了一个多世纪才得以复制。不论是古罗马、近东、亚洲还是南美，这类历史故事的情节都一样。历史学家沃尔特·沙伊德尔（Walter Scheidel）在《大调平器》（The Great Leveler）一书中得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结论：不平等总是终结于大灾大难：战争、革命、政府垮台、瘟疫和其它灾难。这个理论令人沮丧。现在美国第三波不平等浪潮看起来正在达到峰值，我们敢下多大的注来赌它这次不成立呢？

我们这个阶层的一个决定性特征就是我们自以为是与众不同的新一代。其实这更大程度上反映了我们对前辈的不了解。我一直以为上校出身于上校世家，每一位祖先都把自己巨大的优越感传递给下一代。显然萨拉阿姨的宣传比我意识到的更有效。

罗伯特·W·斯图尔特1866年出生于爱荷华州的一个小农场里。一家人早起晚归，整日辛劳， 就如同研究印第安那标准石油公司的历史学家保罗·亨利·吉登斯（Paul Henry Giddens）客气地描述的那样，“很一般的家境”。邻居们看到这个村野少年有点不一般，凑钱送他去科伊学院（Coe College）上学；这个学院非常小，位于以肉类加工产业为主的锡达拉皮兹（Cedar Rapids）。可以想见，当这个奖学金男孩几年后抵达耶鲁法学院的时候，他已经充满了动力急切地想要事事争赢。哈瓦那游艇俱乐部的闪光灯摄下的某个摆拍姿势，或许是在中西部寂静平原的某处对着一个满是划痕的镜子里第一次练习过。

10. 选择

我倾向于认为《了不起的盖茨比》的结局过于悲观。即使我们注定了会一刻不停地划船回到过去，我们如何知道我们回去的是哪一段过去时光？

历史上的贵族政治曾经做出过几次好的选择。古雅典的9.9%在一段时间里阻挡了盖茨比曲线的死亡浪潮，即使“民主”并不能很恰当地描述他们的政治体制。美国第一代革命者大都是9.9%，即便如此，他们背叛了英国国王，创建了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最好的革命并不是从社会最底层开始的；它们是中上阶层的工作成果。

这些例外当然很罕见，然而它们就是我们所知道的现代世界的故事。不论是从总人口数、人均寿命、物质财富、艺术表达、暴力比率，还是几乎所有其它有关人类生活质量的指标来说，现代社会和过去任何时代相比都截然不同了。历史学家们为人类这个快乐的转向给出了很多复杂的解释 — — 蒸汽机、微生物、气候 — — 但一个简单的答案比这些都更重要：平等。现代世界的历史就是美国革命根本中心理念在世界上的展开。

我们当下面临的决定性挑战就是通过反转正在加速的不平等造成的社会固化，来更新美国民主的承诺。只要不平等主宰社会，我们的政治中就不会有理性；理性一旦缺失，我们的问题无一能够解决。这是一个世界历史性问题。但目前提出来的各种解决方案，大致来说，就只有一个鞋盒那么点大。

善意的唯才主义者们提出了更新更好的测试，用来录取学生进入他们那些金镶玉裹的教室。可以 — — 但仅靠微调那些将人们排除在高档大学之外的公式，我们不可能改变盖茨比曲线。制定政策的书呆子们把目标瞄向那些特别过分的税法条款，比如房贷利息的税务减免和大学学费储蓄计划。很好 — — 但接下来怎么办？ 保守派继续拿所谓的“行为学”解决方案循环使用，比如坚持传统婚姻或者重拾旧时信仰。当然 — — 重塑家庭和社区纽带是个值得追求的目标。但赞颂这些美德并不能将任何家庭从不平等经济体制的重压下拯救出来。与此同时，在咖啡馆里高谈阔论的激进人士说他们想要一场革命。他们好像没理解，只有极端暴力和破坏性的解决方案才是简单的。

美国理念一直都是一颗指北星，而不是一个政策系统，更不是一种现实。人类的权利从来没有，也绝不可能仅靠几个短语或古老的宣言就永久建立起来，而是在不断追赶现实世界的变化。在我们现在的世界，我们需要懂得，每个人都应该能够享受医疗保健服务，有机会学习我们文化里积淀下来的智慧，并且能够在一个像样的住房和社区生活。这些权利不应该只是那些学会了操纵这个系统的少数人的特权。这些权利和从前那代人称为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是同源的。

是的，真正起作用的变革需要联邦政府采取行动。创造垄断的可以摧毁垄断；将金钱导入政治的可以将它拿出；将权力从劳动者转到资本的可以反转其方向。变革也需要在州和地方层面发生。不然我们如何能够让邻里社区保持开放并恢复教育的公共属性？

它也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参与，或许尤其要强调包括那些在这个游戏里暂时的赢家。我们要把目光从映照自己的成功的镜子上挪开，去想一想我们日常生活中可以做些什么来帮助那些不是我们邻居的人们。我们要为别人子女的机会奋斗，就如同我们自己子女的未来与之息息相关，因为可能事实确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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