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也發現童工! 菸草農場打工中毒昏倒

(烟草和马铃薯农场的农业儿童奴隶,呵呵,效忠誓词里的“自由平等全民共享”这真是狗屁!)

一般人對童工的印象,多半是出現在比較落後國家,但其實在美國,也存在非法童工問題,美國菸草農場就發現不少未成年童工,因為大量接觸菸草葉,還有人因此中毒昏倒。

圖/WORLD REPORT
一早搭校車,全車都坐滿青少年,但目的地不是學校,而是菸草農場,地點竟然是在美國。

童工Jimena:「我站在農作物之間摘取葉子和花朵,我突然劇烈頭痛眼前一黑,我馬上離開農作物堆之後開始嘔吐。」

接觸菸草的葉子,尼古丁成分便會滲透皮膚,這些童工工作到一半經常嘔吐昏倒,都因為尼古丁中毒。

童工:「如果你必須裁剪濕透的煙草,最糟糕的是你肯定會發燒,你在農舍裡面,光聞著那個味道就會生病。」

想在美國買菸必須年滿18歲,不過如果在煙草農場打工,政府竟然規定年滿12歲就可以。

世界人權組織代表Coursen-Neff:「美國法律准許孩童在校外時間,從事農業工作,完全沒有時數限制,工作環境也比其它行業來得更危險。」

早期的美國家庭不少人都住在農場,讓家裡孩童幫忙打雜,不過這條法案沒有與時俱進,不少童工每個禮拜工作時數都超過50個小時,超時也沒有加班費,另外有些雇主還鋌而走險,聘請未滿12歲的童工。

九歲童工Samuel:「我第一次到菸草田中,我不知道要做什麼,我就拿著刀子把花砍了下來,這也不局限於菸草業,我11歲就開始工作了,感覺上我沒有其它選擇,我不覺得我像其他孩童。」

馬鈴薯農場也有年幼童工,辛苦拉著工具車,跌倒是常有的事因為操作粗重器具而受傷,也相當常見,有些惡劣雇主還會虐待他們。

雇用童工業者:「需要磨練童工,必須對他們表示威權感,當他們不聽話的時候,就一定要鞭打他們,讓他們遵守紀律。」

美國有超過75%的童工都是拉丁美裔,因為家境貧寒被迫打工貼補家用,根本無法好好上學。

童工:「在學校根本沒有辦法趕上功課,課業相當困難,對我來說相當困難,因為有時候我上學時,我的朋友們都知道答案,但我不知道。」

沒辦法取得高中文憑,就得繼續做粗活養活自己,根本無法突破這種貧窮的惡性循環。

老師:「他們沒有享有和一般學生一樣的休息時間,他們都在田裡工作腰酸背痛,他們禮拜一還得上學。」

目前全球有超過半數的兒童,面臨戰爭貧窮和性別歧視三大威脅,這些童工應該享有的童年,竟然都在粗活裡度過,這種童工悲歌發生在美國,顯得格外諷刺。

https://news.tvbs.com.tw/world/932263

资本主义文化霸权对中国人的影响

很多人都指责中国文化的问题。嗯,没错,中国文化的确问题很大。但同时这些人也基本上没指责到点子上:他们说,中国文化是几千年的皇权专制垃圾文化,而这种文化造成了现在中国的种种问题,但这是不准确的。

古中国皇权专制文化当然有很多问题,其中当然也有不少垃圾被共匪利用,这些都是事实。但这并不是关键。我问几个问题吧:古中国文化中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吗?古中国文化中有“为了经济发展,屠杀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吗?古中国文化中有朝廷不把赈灾当义务,还自吹“多难兴邦”的吗?古中国文化有“你穷是因为你自己不努力”,完全反对福利制度的吗?古中国文化中有“战争胜利就是一切的胜利”这种垃圾思想吗?

以上答案都是:没有!古中国是农业社会,朝廷常年打压商业,更不会去鼓吹什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古中国历史书籍,对于历史上发生的屠杀个个都是指责,更是指责那些无耻的屠夫,没有谁会无耻到说“屠杀是伟大光荣正确”;古中国君权神授,皇帝要祭天,灾难被视为上天对皇帝的警告,朝廷如果不赈灾早就被口水淹死了,还敢自吹“多难兴邦”?至于福利制度,北宋时期朝廷发养老金,灾难时的救济,还有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要求政府捍卫住房这一基本人权)“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痛斥贫富悬殊),当时杜甫是著名诗人,放在现在的知乎上,他早就被骂白左了吧;至于战争,穷兵黩武的皇帝没有一个不被骂的,秦皇被骂两千年暴君,汉武的评价是“不问苍生问鬼神”,呵呵。

古中国是典型的monarchy政权,这类政权的特点是:君权神授,专制独裁,但政府对人民是负有一定照顾责任的,政府不管人民的死活是会被口水淹死,甚至被直接推翻的。欧洲的monarchy政权政教合一,救济责任被教会承担,而在古中国,救济责任就由政府承担(有时地方士珅地主之类也会承担救济责任)。当然,实际上有很多人得不到救济,但政府是不敢直接去否定其救济责任的。

实际上,今天的中国人大部分垃圾价值观,其来源都不是古中国专制文化,古中国专制文化最主要“贡献”了反贪官不反皇帝,服从权威,父权压迫,大一统,国族主义这几个垃圾,但是呢,这几个垃圾之所以能被“贡献”出来,也是因为这几个垃圾和以下这个罪魁祸首是适配的。

这个罪魁祸首,就是资本主义文化。我曾经提到过,意大利社会主义者葛兰西提出了文化霸权概念,认为资本主义依靠文化霸权获得了大部分人的认可,而社会主义者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与资本主义文化霸权作战。而毒害中国最深的,就是新自由主义文化!

你是不是感到很奇怪呢?因为新自由主义并没有直接鼓吹我上面提到的这些垃圾啊。新自由主义没有直接提到这些垃圾的原因只有一个:如果直接提到了,那么新自由主义的纯粹资本主义本质就要被揭示了,而纯粹资本主义的名声实在太臭了,所以新自由主义不得不进行伪装。

先来看看纯粹资本主义文化。纯粹资本主义的嘴脸在《资本论》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揭露得很清楚了:资产阶级们认为工人穷,是因为工人们自己蠢,笨,道德堕落,不努力,不上进(熟悉吧?当然,他们无视了工人一天工作18小时这一事实);当工人们跪下来乞求施舍时,他们有时会表现一下“善良”,但如果工人们站起来要求自己的权利,他们就开始指责工人们是暴徒,疯子,同时血腥镇压工人(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同时,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是世界上最伟大光荣正确的制度(当然很多时候不会直接这么表述,但他们是这种价值观),资本主义之下人人平等(当然,事实如何我们都知道,听起来也很熟悉吧?);他们也认为高利贷有理,高利贷正常,否认马克思指出的利息是一种剥削手段的事实(参见奥地利哈巴狗之一的庞巴维克如何为高利贷洗地,是不是很熟悉呢?);此外,他们还否定阶级斗争,鼓吹阶级和谐(参见巴师夏的阶级和谐论)。

而新自由主义鼓吹什么呢?他们鼓吹“高福利养懒人(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吸血鬼资产阶级们早就懒死了)”,实质是否定福利制度,但因为在民主国家不可能完全取消福利,所以他们就搭建了一个“高福利”稻草人然后开始攻击(这手法是不是很熟悉?);同时他们还搭建了一个用于攻击福利制度的稻草人,就是“政府无论干什么,都是低效的,所以私人救济比政府福利更好”(如果私人救济能解决问题,马克思时代的英国工人们就不会这么惨了,现在中国的工人们也不会这么惨了);他们也吹捧资本主义,但不是直接吹捧,而是吹捧“自由市场”和“自由竞争”和“公平竞争”还有“契约精神”(这几个词是不是很熟悉?),同时指责社会主义通往奴役之路(当然,又是稻草人手法);然后,他们还发明了成功学,鼓吹“奋斗文化”,指责穷人穷是因为自己不努力(听起来很熟悉吧?);他们鼓吹“机会公平”,反对政府进行再分配(熟悉吧?);他们还鼓吹“企业文化”,鼓吹“企业家精神”(熟悉吗?),这两点衍生出了N多洗地理论,具体我就不展开了,总之,这两点的核心是剥削压迫有理,否定阶级斗争(发明这些破烂的奥地利芝加哥学派的祖师爷就是巴师夏);最后,他们还敌视民主敌视独立工会,认为工人罢工是威胁了“神圣的供求定律”(熟不熟悉啊?

看到这里,不少人都应该对我的标粗问题做出了肯定的回答吧?没错,这几种资本主义垃圾文化对中国人的毒害最深!以下开始举例说明:

“资产阶级们认为工人穷,是因为工人们自己蠢,笨,道德堕落,不努力,不上进”:这一点和新自由主义中的“他们还发明了成功学,鼓吹“奋斗文化”,指责穷人穷是因为自己不努力”是一致的,无论是在中国的网络上还是在现实中,成功学可是最流行的文化之一啊,成功学文章书籍无数,至于鼓吹“穷人穷是因为自己不努力”,无论是微博还是知乎还是贴吧,都有大批如此鼓吹的脑残(不信的人可以亲自去观察一下);特别是网络小说,相当多的网络小说主角都是残忍无耻无下限,鼓吹所谓的“不择手段才能成大事(也就是成功学鼓吹的不择手段才能成功的逻辑)”。当然,奋斗文化的本质就是丛林哲学,共匪鼓吹的所谓“艰苦奋斗”就是纳粹垃圾,所以才会有“多难兴邦”这类狗屁说法。

“但如果工人们站起来要求自己的权利,他们就开始指责工人们是暴徒,疯子,同时血腥镇压工人”:这和新自由主义中的“他们还敌视民主敌视独立工会,认为工人罢工是威胁了“神圣的供求定律””是一致的,最典型的例子是:“没有六四屠杀,何来经济发展?”以及每次爆发工人维权事件时,对工人们的类似攻击言论,例如铅笔社这类垃圾直接鼓吹镇压罢工,指责罢工“影响经济(谁的经济?)”。把经济发展(敢不敢说经济到底发展到哪些人头上去了?)凌驾在人权之上,标准资本主义价值观啊。

“资本主义之下人人平等”:“自由市场”和“自由竞争”和“公平竞争”还有“契约精神”这几个新自由主义洗地词都是以“资本主义之下人人平等”和“机会公平”为前提的,不过和前面的洗地言论不同的是,这些洗地词的主要兜售者是所谓的“自由派公知”,以及张五常这类新自由主义鹦鹉经济学家,基本上推特上的政治鸡汤都是这类,诸位有兴趣自行具体查看吧,实际上,“自由市场”的本质是独裁老板们相互之间进行资本攻击以及种种肮脏手段做掉对方的屠宰场,“自由竞争”的本质是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例如假货毒食品,以及环境污染,都是自由竞争的结果),至于“公平竞争”,呵呵,我全副武装,你一无所有,这种情况在竞技类网游里如果出现了,那么开发者早就被口水淹死了,但资本主义的市场下这类情况无处不在,没有起点公平,有个屁的机会公平;而“契约精神”,呵呵,我就引用一篇内容不错的文章作为回应吧(作者是个毛派,但有些观点很有见地,这文章最可惜的地方在于结尾给毛贼洗了个地):“就像前几年有脑残公知给黄世仁洗地,说什么杨白劳借钱不还就应该拿喜儿抵债,否则没有契约精神。契他妈的约(骂的真好!),看过《白毛女》吗?杨白劳向黄世仁借高利贷,黄世仁一开始就打定了喜儿的主意。本来约定开春之后还本钱,喜儿一家辛苦劳作攒了七块大洋,但是黄世仁一看钱快攒齐了,就要求过年前连本带利一起还上,杨白劳不同意,就把他打晕了按的手印。”黄世仁被打倒七十年后,高利贷又回来了

“他们也认为高利贷有理,高利贷正常,否认马克思指出的利息是一种剥削手段的事实”:参见黄世仁被打倒七十年后,高利贷又回来了,其中引用了不少脑残们为高利贷洗地的案例。至于高利贷本身,就是抢劫,别忘了财富不会从天上掉下来,食利者们的利息是直接从债务奴隶身上抢来的。

“所以他们就搭建了一个“高福利”稻草人然后开始攻击”:微博贴吧知乎推特,无论是五毛狗还是“自由派”都在如此鼓吹,以及铅笔社,呵呵,在一个完全没有福利的国家反对“高福利”,等于在一个没有民主的国家反民主。引用一下高连奎的评论:當今中國最需要的就是加強公民權利,完善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制度,而這都是哈耶克所極力反對的,哈耶克主義是中國走向文明最大的敵人。中國老百姓所痛恨、痛罵的那些經濟學家絕大部分屬於哈耶克主義者(例如张五常)」。

他们还鼓吹“企业文化”,鼓吹“企业家精神”:看看这个吧,“感谢公司极力提拔,跪!拜!”所谓的企业文化,就是奴化洗脑。至于“企业家精神”,是相同性质的狗屁,把工人创造的财富鬼扯成企业家的,其中的“投资就剥削有理”“承担风险就剥削有理”的逻辑更是彻头彻尾的纳粹逻辑,按照这种逻辑,劫匪抢银行也应该合法化,因为劫匪承担风险了,也为了抢银行而投资了

“他们还否定阶级斗争,鼓吹阶级和谐”:一直以来鼓吹和谐社会的是谁,你说呢?谁在爆发维权行动的时候指责维权者“给政府添麻烦”,你说呢?政府不去捍卫人权,那还要政府干什么?不管人民的死活的政府去死吧。

他们还敌视民主敌视独立工会,认为工人罢工是威胁了“神圣的供求定律”:参见攻击劳动合同法的张五常鹦鹉,“张五常:现行劳动合同法让中国损失几十万亿”,呵呵,这种屁话连墙内学经济的人都看不下去,质问他为什么不说行政成本(也就是共匪搜刮)才是大头。啊,说这种垃圾是鹦鹉,真是侮辱了鹦鹉,鹦鹉可不会强迫同类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张五常这种垃圾,最适合他们的地方就是古拉格,别误会,是他们自己鼓吹古拉格的啊,他们既然这么喜欢,那为什么他们自己不去?供求,狗屁供求,供求是人为操纵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所以,资本主义文化的本质是压迫性的,所以才会和古中国文化中压迫性的部分相适配!而共匪前三十年鼓吹国家资本主义,但还有个极左外衣作为掩饰,后三十年则是极左外衣也不要了,赤裸裸鼓吹新自由主义,而受其洗脑的中国人自然多数接受了新自由主义,包括这些所谓的自由派!

 

 

 

 

 

反平权“悖论”以及社会主义理论与资本主义理论背后的逻辑

如果你对各种政治经济理论感兴趣,那么你一定会发现有一点看起来非常奇怪:那些主张经济自由,鼓吹自由市场,鼓吹私有产权(私有制)的理论,经常和反平权反福利制度反再分配的理论搭配出现;而那些反对经济自由,反对自由市场,反对私有制的理论,却总是和支持平权支持福利制度支持再分配的理论搭配出现。

前者的典型例子是保守主义:宗教保守主義要求保存特定宗教的教義,有時會試著傳播這些教義的價值觀,又或者會試圖將這些價值觀寫入法律條文。宗教保守主義也可能會支持現世的傳統。有時候宗教保守主義可能會感到其自身與當地的文化產生衝突。而在一些國家,兩個或多個宗教的保守主義者也可能會產生衝突,兩派都宣稱自己的觀點才是正確的,並指責對方的觀點。

經濟保守主義延伸了財政保守主義對於金融政策的保守態度,主張政府不應該隨意干預市場的運作。有時候這種保守態度也延伸至小政府的哲學。經濟保守主義支持自由市場、以及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在意識形態上,經濟保守主義可以追溯至古典自由主義的傳統,亚当·斯密[2]弗里德里克·哈耶克米爾頓·佛利民路德維希·馮·米塞斯都是經濟保守主義的代表,因此經濟保守主義也被稱為經濟自由主義

保守主义的主要鼓吹者中有很多新教徒(在美国他们自称福音派),而新教鼓吹“资本主义精神”,鼓吹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但同时完全反对平权,敌视民主。

以及新自由主义:哈耶克为种族隔离洗地,支持萨拉查皮诺切特等右翼独裁政权,鼓吹一神教(《致命的自负》中哈耶克鼓吹一神教保留了有益的传统,呵呵,大概是右翼独裁传统),米塞斯为法西斯主义洗地,弗里得曼为皮诺切特洗地外加三次去中国当坦克国师,还无视六四屠杀鼓吹中国“自由”,“繁荣”,撒切尔反对平权敌视同性恋者,还鼓吹穷人穷困是他们个人的问题。

还有自由意志主义:事實上,自由意志主義者將任何由政府所發動,類似於強制性重新分配財富的政策都視為是被合法化了的偷竊行為;無論這個手段是經由個人行動、或是國家機器強徵稅賦。也因此他們反對以課稅作為資金來源的公共服務,例如郵政、運輸、社會保險、公共教育和保健事業(雖然往往鼓勵以私人方式投資這些服務)。

無政府資本主義則反對全部的稅賦,排斥任何政府提供的保護服務,主張那是不必要的。他們希望政府遠離司法和保護的服務,認為這些服務應該由私人團體所進行。無政府資本主義者主張,小政府主義者讓政府壟斷保護的服務,將造成政府能以此制定一切不合實際的限制,而強迫在任何方面建立制度化的體制都將會產生不良後果。

看看,主张的完全就是丛林哲学,富人为所欲为。

至于法西斯主义和其分支纳粹主义,我想我不用多说了,无论是墨索里尼还是希特勒,都和大公司们勾结得非常开心:

法西斯主义与资本主义——大企业如何从希特勒的兴起中获得巨额利润的

法西斯主义的劳工政策

你不觉得这其中存在一个悖论吗?哈耶克等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和其信徒们天天鼓吹财产带来自由,私有产权捍卫自由,公司制如何如何伟大,公司如何如何作为独立团体反抗政府暴政,个人自由如何如何宝贵,社会主义如何如何通往奴役之路,福利国家大政府如何如何危险……..光看这些,你会觉得他们是非常激进的自由主义者,完全反对奴役和压迫的存在;可是,他们同时又为右翼独裁政权洗地,敌视民主,敌视同样反对奴役和压迫的独立工会,反对平权,反对福利制度,这些不是和自由冲突吗?至于自由意志主义就更自打脸了,一边反对对自由的侵害,一边鼓吹必然侵害自由的丛林哲学社会(丛林哲学这词真是侮辱丛林了,丛林里的大部分动物是不会为了贪欲去虐杀自己的同类的。)

而社会主义呢?除了挂羊头卖狗肉的主张国家资本主义,敌视民主的毛派中有些人反平权之外,大部分托派和所有社会民主派都是明确支持民主支持平权支持捍卫所有人的人权与自由的,与此同时反对资本主义者鼓吹的经济自由概念,反对私有制,否定私有产权。

你现在是不是觉得社会主义也在自打脸?

其实,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保守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还是自由意志主义,都没有自打脸。

“什么?都没有自打脸?怎么可能?”

这么说吧,如果一个人的观点自相矛盾,那是不奇怪的,因为这个人的观点有些并不是自己思考出来的,而是被后天政府教会父母等人洗脑的结果,所以和自己思考出来的观点会发生矛盾。

但如果一套理论要让人接受,那就不能自相矛盾,准确来说,它必须做到逻辑自洽。但请注意,逻辑是否自洽和理论依据,理论前提,以及理论结果的正确与否并无关联,也就是说完全错误的理论也可以是逻辑自洽的。

举个例子:基督教,基督教依据的bible实际上有很多自相矛盾之处,但bible理论的核心是,bible是上帝的语录,而上帝无论说什么都是宇宙真理,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不得怀疑,不得思考,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也就是说,上帝今天说煤是黑的,那么是上帝正确;上帝明天说煤是白的,那么上帝还是正确的,不得怀疑,不得思考。

而国族主义和其他一神教也是类似的(包括毛贼神教),上帝(无论是国家还是民族还是耶和华还是毛泽东还是先知穆罕默德)无论说什么,信徒们都必须要服从。这就是一神教理论的通行逻辑,这一逻辑本身是自洽的:上帝是宇宙真理,是神,是不会出错的,所以上帝说的一切都是正确的,都是必须去服从和执行的。至于为什么上帝是宇宙真理,这属于对理论依据的质疑了。

“这么说,无论是社会主义理论还是资本主义的那几个支持理论,逻辑也都是自洽的?”

是的,他们的逻辑都是自洽的。其追随者也许会出现逻辑不自洽,但理论创立者和负责鼓吹辩护的代表人物,其逻辑必须自洽,否则光是自打脸这一点就足够毁灭理论本身了,更别提吸引追随者了。马克思为了证明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可是写了三卷资本论来进行论证;而新自由主义哈巴狗们为了反驳马克思,可是创立了无数洗地理论来论证剥削不存在啊。

那么,既然他们的逻辑都是自洽的,那么你会感觉到自打脸,原因只有一个:你把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自由意志主义鼓吹的“经济自由”“个人自由”理解为了人的自由,把“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产权(私有制)”理解为了人的权利(也就是人权)。

很多人的确是这么理解的,包括曾经的我也是如此。但后来我通过查阅资料和思考,最终发现:“经济自由”和“个人自由”不是人的自由,“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产权(私有制)”也不是人权!

是不是很惊讶呢?容我慢慢解释:资本主义哈巴狗们鼓吹的“个人自由”,本质上是个人在“自由市场”中与其他人相互竞争的“自由”,也就是所谓的“自由竞争”;而“经济自由”则是企业主们为了利润可以不择手段胡做非为的自由。很显然,为了利润不择手段胡做非为的“自由”必然会伤害到其他人的自由和人权,例如企业为了利润游说政府侵蚀民主,制作假冒伪劣商品毒害消费者,盗窃用户隐私进行精准推广广告把用户变成数字奴工,压榨虐待劳工导致劳工生病甚至直接惨死于事故……当然,有些新自由主义者会说他们的“自由竞争”是在法律限制范围内的,问题在于,资本主义本身就是一种压迫性的制度,老板们为了掠夺剩余价值奴役压迫劳工,为了利润最大化强迫劳工加班,为了让劳工们服从洗脑虐待他们,敌视独立工会,否定劳工权利,人为制造失业大军以压低工资和控制工人,污染环境破坏生态以剥削地球,对消费者进行欺诈和消费主义洗脑,用资本攻击干掉其他老板以垄断市场,为了扩张市场和寻找便宜原材料进行殖民侵略,而资本主义的这些特性更是直接导致了每隔十几年一次的经济危机,无数人在经济危机中被迫喝西北风(大资本家们除外)。

所以,资本主义本质上是反人权反自由的。所谓的“自由竞争”,本质上是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所谓的“自由市场”,本质上是老板们自由的互相进行资本攻击同时独裁压迫劳工们的市场。

当然,新自由主义和自由意志主义以及保守主义哈巴狗们是死活不承认这点的,但只有当“资本主义本身是一种压迫性的制度”这点成立时,其理论逻辑才是自洽的。既然资本主义是反人权的,那么这些资本主义哈巴狗们的理论总是和反平权反福利敌视民主搭配也就不奇怪了,因为这些也都是反人权的。

接下来再让我们看看“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这一表述。什么是私有产权?也许你第一时间会想到的,是你的个人财产吧。但事实并非如此。私有本身是一个混淆的概念,个人财产可以被称作私有财产,独裁公司拥有的生产资料和资本也可以被称作私有财产,但很显然这两者根本不是一个性质的存在。独裁公司拥有的生产资料和资本,可以拿去游说政府破坏民主,可以拿去压榨劳工的剩余价值以获取利润,可以拿去在股市等金融领域进行投机赌博,也可以拿去成立鼓吹仇恨的组织分裂被压迫的人民们…….但对于绝大部分个人来说,他们的个人财产能用来做这些事吗?当然不能,除非他们本身就是老板们,靠压榨剩余价值攫取大量资本作为“个人财产”,或者作为政客们和老板们分赃,或者作为老板们的高级走狗(例如高管,例如参与大数据杀熟等欺诈行为的经济学家,参与对用户的隐私盗窃的程序员们)被老板们重金收买。

而这些资本主义哈巴狗们鼓吹的“私有产权”,很明显指的是独裁公司拥有的生产资料和资本,而不是个人财产,因为他们亲爱的资本主义从来都不尊重个人财产,从圈地运动到强拆,从四处殖民掠杀到丢洋垃圾污染中国人的水和土地和空气,从制造博帕尔惨案到抢掠属于尼日利亚人民的石油,这些罪恶资本主义的哈巴狗们从来都是装作没看见的。

而社会主义理论否定私有制,就是否定对生产资料和资本的私人独裁占有,而这一点是资本主义的核心。

那么现在你应该明白为什么社会主义也没有自打脸了: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是反压迫逻辑,所以社会主义支持平权,支持福利,反对压迫性的资本主义制度,也就是反对其核心私有制,当然更反对其“经济自由”“自由竞争”等主张。

简单来说,资本主义的逻辑核心是:老板们的利润第一,所以一切都要为了老板们攫取利润服务;而社会主义的逻辑核心是:人权第一,所以一切都要为人服务,人的尊严是最重要的。所以,资本主义及其哈巴狗理论支持压迫,而社会主义理论反对压迫。

最后,有人说:但是支持资本主义的人中也有一群进步右派呀,他们一边认可资本主义,一边支持平权呀。是的,的确存在这么一批人,但他们的理论就是逻辑不自洽的,自打脸的(既然在政治上坚持民主,那凭什么在经济上就支持老板独裁专制?既然鼓吹自由竞争这种丛林哲学概念,那么凭什么又要别人怜悯弱势?既然认为不平等没问题,那么凭什么又去鼓吹机会公平?),所以他们在面对逻辑自洽的极右纳粹时表现得极为无力,这不是偶然而是必然。而社会主义者就能把极右纳粹们骂出五条街去,因为平权搭配社会主义才是逻辑自洽的。

 

 

 

 

 

秘鲁光辉道路历史与现实介绍——兼驳斥新自由主义谎言

看到有新自由主义哈巴狗发了这样一篇文章:这个书生靠什么拯救了国家?

不奇怪,又是一篇充满谎言的垃圾,不过光辉道路这个组织在中文圈没什么靠谱资料,所以我接下来引用的打脸资料都是英文。当然,我会进行适当翻译和解读的。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开头:“光辉道路是秘鲁的一个极左恐怖组织。1980年代初期开始,他们进行了大量的暴力活动,成为秘鲁社会的一个严重问题。这个组织奉行极左的意识形态,声称要为穷人谋利益。创办者阿比马埃·古兹曼是一个哲学教授,他发明了一系列稀奇古怪的理论,核心思想就是使用暴力推翻现有的政权,建立全新的无产阶级国家,恢复印加帝国的原始集体主义农业。他们敌视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他们在秘鲁各地到处使用暴力:爆炸、暗杀、破坏经济设施、袭击公共场所、伏击政府军,袭击庄园,抢劫银行和工商企业。袭击警察是光辉道路组织最热衷的事情”

事实是:光辉道路的确是恐怖组织,也的确使用了大量暴力,但说他们“声称要为穷人谋利益,建立全新的无产阶级国家,恢复印加帝国的原始集体主义农业”这些是谎言,而且这一段也没说光辉道路到底是如何起家的。

真相是:“The Shining Path (Sendero Luminosos) Maoist guerrillas were formed by university professor Abimael Guzman in the late 1960s and were based upon Marxist ideology. At the time, Guzman was teaching philosophy at San Cristóbal of Huamanga University, while engaging in left-wing politics. He attracted many like-minded young academics to his cause of staging a radical revolution in Peru. He visite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mid-1960s and his collection of inchoate ideas was profoundly influenced by Maoist theories, which became the basis of the ideological foundations of the Shining Path. In 1980, he launched his campaign to overthrow the Peruvian government.”(1)

光辉道路(Sendero Luminosos)毛派游击队是由大学教授 Abimael Guzman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组建的,并以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为基础。 当时,Guzman 在San Cristóbal 的Huamanga大学教授哲学,同时从事左翼政治。 他吸引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年轻学者加入了他在秘鲁的激进革命事业。 他在六十年代中期访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其观点深受毛泽东主义理论的影响,成为光辉道路组织的思想基础。 在1980年,他发起了推翻秘鲁政府的运动。

大致概括:光辉道路起源于Abimael Guzman在1960s后期在大学里建立的组织,一开始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但是当他在1960年代中期去了一次中国后,就被毛贼的思想所吸引,而毛贼思想成为了他建立光辉道路时的基础思想。

Shining Path was founded in 1970 by Abimael Guzman (“Comrade Gonzalo”), a philosophy teacher inspired by the writings of Peruvian Marxist, Jose Carlos Mariategui. The name Shining Path came directly from a passage in Mariategui’s writing, “Marxism-Leninism will open the shining path to revolution.(2)

Shining Path由1970年由Abimael Guzman(“Gonzalo同志”)创立,这是一位受秘鲁马克思主义者Jose Carlos Mariategui作品启发的哲学教师。 “光辉之路”这个名字直接来自马里亚泰伊写作的一段话,“马克思列宁主义将为革命打开光辉的道路。

那么他具体采用了毛贼思想的哪些内容呢?

“When it first launched the internal conflict in Peru in 1980, its goal was to overthrow the state and replace it with “New Democracy“. ”(3)
它在1980年首次在秘鲁发起内部冲突时,其目标是推翻现政权并以“新民主主义”取而代之。

“don’t think so, according to their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ey were (and are still according to their true believers in Europe and the USA) in the stage of “New Democracy” on which Mao, their god wrote in 1940

我不这么认为,根据他们的“理论”框架,他们的阶段是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并且仍然是,根据他们在欧洲和美国的真正信徒的言论),这是他们的上帝,毛,在1940年写的。

Quote:

摘录:

“The republic will take certain necessary steps to confiscate the land of the landlords and distribute it to those peasants having little or no land, carry out Dr. Sun Yat-sen’s slogan of “land to the tiller”, abolish feudal relations in the rural areas, and turn the land over to the private ownership of the peasants. A rich peasant economy will be allowed in the rural areas. Such is the policy of “equalization of landownership”. “Land to the tiller” is the correct slogan for this policy. In general, socialist agriculture will not be established at this stage, though various types of co-operative enterprises developed on the basis of “land to the tiller” will contain elements of socialism.”(4)

共和国将采取必要步骤,没收地主土地,并将其分发给土地少或无土地的农民,执行孙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废除农村的封建关系 把土地转变为农民的私有田地。 农村将允许富农经济。 这就是“土地所有权平等化”的政策。 “耕者有其田”是这一政策的正确口号。 总的来说,社会主义农业不会在现阶段建立起来,尽管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各类合作社企业将包含社会主义的要素。

这两段大致意思是:光辉道路的目标是实现毛贼的新民主主义,而新民主主义的本质是资本主义,允许农村的富农经济的存在,并进行土改把土地转变为农民的私有田地。

所以光辉道路并没有主张要“恢复印加帝国的原始集体主义农业”,至于为穷人谋利益之类的,我没有查到资料明确显示他们这么说过,但如果他们拿这话去欺骗穷人,那也不奇怪。

但是,他们真的试图去帮助穷人了吗?

“事实也正是如此,光辉道路组织虽然臭名昭著,但实际上他们得到了秘鲁底层人民的支持甚至拥护。秘鲁落后的经济状况、腐败的政府、恶性的通货膨胀断绝了底层人民改善自己生活的可能。这些人在绝望之余,就转而相信恐怖组织的宣传和诱惑,认为只有依靠光辉道路这样的暴力恐怖组织才能打破压制他们的社会结构,使他们摆脱贫困,得到更好的生活。”

光辉道路当然有人支持,但要把锅都推到秘鲁底层人民的头上,我只能说这真的很恶心。“他们在秘鲁各地到处使用暴力:爆炸、暗杀、破坏经济设施、袭击公共场所、伏击政府军,袭击庄园,抢劫银行和工商企业。袭击警察是光辉道路组织最热衷的事情”这段说得好像光辉道路只袭击资产阶级一样,事实上,受光辉道路伤害最大的,恰恰就是底层人民!

看资料吧:“Initially, Shining Path targeted local authorities (mayors, governors and mid-level bureaucrats) police barracks, and local political leaders. However, experts believe that by 1983, the group gradually began to target wealthy peasants and state agency heads with violence and the threat of abduction, as well as launched comparable attacks against left-wing activists, grass-roots organizers, and left-liberal intellectuals. This change in strategy eventually proved counterproductive for the insurgents because they were not able to capture the hearts and minds of the average Peruvian by their violent tactics. Instead, villagers were subject to the unremitting brutality by Shining Path and were unprotected by the military and intelligence services. Both the first Alan Garcia administration and his successor, Alberto Fujimori, used intimidation to tromp out local citizens. The Garcia government, as did the Belaúnde government before it, used tortures and randomly assassinated citizens for their alleged backing or at least sympathy for Shining Path.”(1)

最初,“光辉之路”以地方当局(市长,省长和中层官员)警察营房和当地政治领导人为袭击目标。但专家认为,到1983年,该组织逐渐开始以暴力和绑架威胁为目标,向富裕农民和国家机构负责人发起攻击,并对左翼活动家,草根组织者和左翼自由派知识分子发起类似袭击。(注意这段,光辉道路是敌视左派的,他们敌视并袭击那些真正在为穷人说话的人)这种战略上的变化最终证明叛乱分子会适得其反,因为他们无法通过暴力手段来俘获普通秘鲁人的心灵和思想。相反,村民们受到光辉道路的无情暴行,并且得不到军方和情报部门的保护。第一个Alan Garcia政府和他的继任者Alberto Fujimori利用恐吓手段来攻击当地公民。Garcia政府和之前的Belaúnde政府一样,都利用酷刑和随机暗杀那些被声称支持或至少同情光辉道路的公民们(这才是有人支持光辉道路的真正原因,独裁政府的残暴把一些人推向了同样残暴的光辉道路)。

The Lucanamarca massacre was a massacre of 69 peasants in and around the town of Lucanamarca, Peru that took place on April 3, 1983. The massacre was perpetrated by the Shining Path, the Maoist guerrilla organization that launched the internal conflict in Peru.(5)
Lucanamarca屠杀事件发生在1983年4月3日发生在秘鲁Lucanamarca镇附近的69名农民身上。屠杀事件是在秘鲁发动内部冲突的毛派游击队组织光辉道路发动的。

 

The Shining Path never gained much support among the Peruvian public. Rural villagers, often torn between supporting the rebels or the government, were eventually targeted by the guerrillas for participating in elections or not providing supplies.

光明之路从未获得秘鲁公众的大力支持。 农村村民们经常在支持叛乱分子或政府之间徘徊,经常因为参加选举或不提供补给品成为游击队员们的目标。

The Shining Path was distinct from other insurgencies across Latin America in idealizing the “blood quota.” Dying for the cause was romanticized through extensive rhetoric such as “crossing the river of blood.” The results were not only a fiercely determined corps of militants, but also harsh treatment of its victims. The Shining Path quickly attracted the world’s attention for its lethal brutality. The rebels often held public executions — sometimes mass executions — by stoning.(2)

“光明之路”与拉丁美洲的其他叛乱分子在理想化“血液配额”方面有着明显的不同。通过扩展的修辞,例如“穿越血脉之河”,他们造成的死亡被浪漫化了。结果是,这不仅是武装分子激烈的决心, 而且他们残忍对待其受害者。 “光辉之路”以其致命的残酷而迅速引起全世界的关注。 反叛分子经常举行公开处决 – 有时是大规模处决 – 通过石刑。

The condition of the poor continued to worsen, but the many calls for national insurrection by Shining Path have not been successful. Peruvians were certainly poor, but the violence of Shining Path was repugnant to the impoverished middle classes and, in a certain way, provoked indifference among the peasants. Certainly the murder of many cells of the Maoists, some in massacres within prisons, took a heavy tool on the direction of the movement.

穷人的状况变得越来越糟,但光辉道路发动的许多国家级别的叛乱并未成功。 秘鲁人显然很穷困,但光辉道路的暴力令贫穷的中产阶级感到厌恶,并在很明显的程度上让农民认为他们和秘鲁政府并没有不同。 当然,毛派分子的许多在牢房内进行的谋杀,其中一些在监狱内的屠杀,对运动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In his many interviews, pamphlets and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Abimael Guzman has never offered a political vision that could be embraced by the industrial workers or the unemployed. The new State, a vague phrase, like “after the revolution” in the ’30s, is not a promise of a brighter future, but demands indoctrination, work and obedience. In a tropical nation that still takes its siesta time very seriously, this is a letdown to any potential revolutionary.(6)

在他的许多采访,小册子和革命文学中,Abimael Guzman从未提供可被工人们或失业者所接受的政治愿景。 这个新的国家,像30年代的“革命之后”这样一个模糊的短语,不是一个更光明的未来的承诺,而是要求灌输,工作和服从。 在一个非常重视午休时间的热带国家,这会造成任何潜在革命者的失望。

这里提到的”要求灌输,工作和服从“,我具体解释一下:Abimael Guzman除了学了毛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农村包围城市”(所以他根本没去想过要帮助城市工人和失业者)之外,还学到了毛贼神教中最重要的一点:造神。

相关资料:What little military training they did receive consisted mostly of Maoist principles on guerrilla warfare.33 This highlights the central importance that Guzmán placed on ideology, as well as his callous attitude towards human life. While the lives of the insurgents were clearly expendable, party discipline and faith in the leadership were not issues to be taken lightly.

他们所接受的小小的军事训练大部分都是毛泽东主义游击战争的原则。这凸显了Guzmán将意识形态放在核心地位,以及他对人类生命的冷酷态度。 尽管叛乱分子的生命显然是可以消耗的,但党的纪律和对领袖的信仰并不能被轻视。(也就是说Guzmán根本不在乎其追随者的生命,他只在乎追随者对他的信仰和他对党的控制。)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of an ideology that placed supreme importance on the role of the central leadership, and which asked party activists to continually expose their own failings and publicly admit their weaknesses, Guzmán was able to transform himself into a hero, a legend, and the unquestioned leader of the Shining Path. Following his adoption of the nom de guerre Presidente Gonzalo, Guzmán’s status steadily rose. He presented his ideas as Pensamiento Gonzalo (Gonzalo Thought), a “development” of Marxist-Leninist theory, blending Mariátegui’s analysis of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ituation in Peru with the application of Mao Zedong’s revolutionary precepts, practices, and guerrilla strategies.34 Despite the rising death toll of both guerrillas and civilians, faith in Pensamiento Gonzalo seemed to remain strong among party militants.(7)

通过发展把中央领袖放在超级重要的作用的位置上的意识形态,并要求党内积极分子不断暴露自己的缺点并公开承认自己的弱点,Guzmán成功将自己变成英雄,传奇人物,和光辉道路毫无疑问的领袖。在成为Gonzalo总统后,古兹曼的地位稳步上升。 他提出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发展”的Pensamiento Gonzalo(Gonzalo思想),将Mariátegui对秘鲁政治和经济形势的分析与毛泽东的革命理念,实践和游击战略相结合。 尽管游击队员和平民的死亡人数不断上升,对Pensamiento Gonzalo的信仰看起来在党内激进分子中保持强劲。

They also engaged in “Criticism and Self-criticism“, a Maoist practice intended to purge bad habits and avoid the repetition of mistakes. During the existence of the First Military School, members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came under heavy criticism. Guzmán did not, and he emerged from the First Military School as the clear leader of the Shining Path.[9](3)

他们还从事“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是一种旨在消除不良习惯并避免重犯错误的毛派实践。 在第一军校的存在期间,中央委员受到了严厉的批评。 Guzmán没有,他从第一军校出来,成为光辉道路的明确领导者。

很显然,光辉道路是一个极为极权独裁的一神教组织,党内所有人都追随Guzmán,并把Guzmán的言论当成宇宙真理。这种组织有一个很明显的缺陷是:当宇宙真理领导人出事之后,组织就会陷入混乱,从而衰落。

而事实是光辉道路也的确因此衰落了:“就在这一年,光辉道路的头目古兹曼被捕,并最终被判处终身监禁。随后,光辉道路的其他领导人也先后被捕入狱。虽然还有零星的恐怖行动,但作为一个恐怖组织,光辉道路已经无可挽回地成为历史了。”

这话倒是没说错,把光辉道路的衰落说成是经济学家德·索托的功劳,纯属吹牛。事实上,1997-2016年,秘鲁基尼系数长期处在0.438-0.563之间(8),2018年人均GDP为7,198美元,排在世界第82位(9);而秘鲁2017年的民主指数为6.49(10),为部分民主,比马来西亚(6.54)得分都低(马来西亚的民主程度很低,诸位可自行查阅资料)。而在Alberto Fujimori下台之前,秘鲁政府一直以来都是独裁政权。

基尼系数长期超过警戒线,人均GDP很低,民主程度很低,这样一个国家,有什么可吹捧的?

事实上,光辉道路也并没有成为历史:Since the arrest of its leader, Abimael Guzmán, in September 1992, the Shining Path has operated at a greatly decreased level but it remains active.162

自1992年9月其领导人AbimaelGuzmán被捕后,Shining Path的活跃级别大大下降,但仍保持活跃.(11)

The Shining Path is currently led by Victor Quispe (“Comrade Jose”).

光辉道路目前由Victor Quispe(“Jose同志”)领导。

In 2011, Shining Path lawyers submitted 360,000 signatures to register as a new political party, Movadef. The electoral authority denied the registration on the grounds the organization advocated terrorism.

2011年,Shining Path律师提交了36万个签名(注意秘鲁2018年人口为32,168,697(9),签名者比例相当于在中国超过1500万人)以作为新政党登记,名为Movadef。 选举当局以该组织倡导恐怖主义为由拒绝登记。

While the Shining Path once posed a serious threat to topple the state, the group is partially focused on drug trafficking, while other factions attempt to register as a political party and free Abimael Guzman, who is now 80 years old.(2)

虽然“光辉道路”曾经要推翻国家,构成了严重威胁,但现在该组织部分侧重于贩毒,而其他派系则试图登记成为政党,并要求释放现年80岁的Abimael Guzman。

On March 25, 2008 Shining Path rebel members working with drug traffickers killed a police officer and wounded 11 on anti-drug patrols. The unit is said to have been led by one of Shining Path’s last remaining leaders—Comrade Artemio. Comrade Mono—who eventually was caught in March of this year was, in fact, part of another branch of the Shining Path hierarchy.

2008年3月25日,与毒贩合作的光明之路叛军成员杀害了一名警察,并伤害了11名在禁毒巡逻中的警察。 据说该单位由光明之路的最后一位剩余领导人Artemio同志领导。 Mono同志最终在今年3月被捕,事实上,他是光明之路另一个分支等级的的一部分。

In recent months, there have been accounts of political kidnappings and murders which could be an indication of the recrudescence of the Shining Path. Other reports have told of police forces closing in on them. Shining Path is rumored to be financing their reviving terrorist activities by charging for protecting drug-traffickers and intertwining the organization with coca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networks. Consequently, Peruvians may soon find themselves dealing with an increase in drug violence, a growing insurgency and an increase in government repression.(1)

近几个月来,有关政治绑架和谋杀的案件可能是光明之路复兴的迹象。 其他报告说警方正在镇压他们。 有传言称光明之路收费保护毒贩并将其与古柯生产和销售网络交织在一起来资助他们恢复恐怖活动。 因此,秘鲁人可能很快就会发现自己面对的是毒品暴力事件的增加,叛乱活动的增加和政府镇压的增加。

On March 18, 2017, Shining Path snipers killed three police officers in the Ene Apurimac Valley.  (3)

2017年3月18日,光明之路的狙击手在Ene Apurimac山谷中杀死了三名警察。

相关新闻链接:Recent Attack on Peru Police Shows Shining Path Still Strong

社会主义者们是完全否定光辉道路这种疯子一神教恐怖组织的,而事实是光辉道路也一直都在敌视和袭击社会主义者,并拒绝民主。这样的一个恐怖组织,自然得不到多数支持,再加上其领袖进了监狱,衰落是必然结果。即便如此,秘鲁的穷困和高度不平等也给了光辉道路活动空间,要我说真正能够消灭光辉道路的生存土壤的,只有经济民主+政治民主的社会民主主义。秘鲁的历史与现实也说明了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就是野蛮!

参考资料:

  1. http://www.coha.org/the-rise-and-fall-of-shining-path/
  2. https://perureports.com/shining-path/
  3.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hining_Path
  4. https://libcom.org/forums/history/shining-path-peasants-27042011
  5.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ucanamarca_massacre
  6. https://libcom.org/library/peru-ideology-apocalypse-shining-path-what
  7. https://libcom.org/history/women%E2%80%99s-popular-movement-shining-path-contradictions-patriarchal-women%E2%80%99s-emancipation
  8. https://knoema.com/atlas/Peru/GINI-index#
  9.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eru
  10. https://en.wikipedia.org/wiki/Democracy_Index#Democracy_Index_by_country_(2017)
  11. https://www.hrw.org/legacy/about/projects/womrep/General-56.htm

 

 

 

资本主义是如何利用大数据进行对消费者的剥削的(资料摘录)

写在前面:互联网的普及和大数据技术的出现给老板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剥削方式:窃取用户隐私,然后通过大数据分析对用户进行针对性推广抬价,也就是价格歧视,特别是对于老顾客,利用其信任心理,故意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逐步抬价,也就是杀熟,亚马逊就这么做;不仅如此,老板们还故意将假货发给穷人,因为穷人没有足够的辨别能力辨识假货。这一事实同时也说明了一点:资本主义哈巴狗们嚷嚷的价格由神圣的供需决定,完全是一句屁话。

前段时间曝光的一系列杀熟事件似乎给大数据头顶压上不轻的一座大山。接踵而来的讽刺段子堪比现在刷屏朋友圈的菊言菊语。

富人发正品,穷人发A货,大数据售假是个什么鬼?

雷锋网(公众号:雷锋网)编辑在“如何看待大数据杀熟”的知乎问题下,却看到了大数据的另一波骚操作——售假。

知友逻格斯写的一段关于大数据售假的内容获得了四百个赞,内容节选如下:

大数据杀熟算什么,你知道「大数据售假」吗?

某平台代购化妆品,对于 Dior、阿玛尼这些很贵的化妆品,会根据其掌握的买家的收入、消费状况进行细分:

A、如果系统判断你是个富人,平常一直用这个化妆品,就会给你发正品;

B、如果系统判断你是个穷人,买不起专柜里的化妆品,就会给你发 A 货,反正以你的消费水平你也没买过正品,更不知道什么是 A 货了。

更厉害的是,他们还「7 天无理由退货」,只要你敢申请他们就敢退。

那么退货率是多少呢?

2% 左右罢了。

这个场面是皆大欢喜的:

富人 A:23333 买到了便宜的粉底好开森。

穷人 B:23333 我也能用得起富人的粉底液了好开森。

穷人 C:诶,这个粉底液我用了起痘痘了,会不会是假货啊?

平台:小姐每个人的肤质不一样的,如果您不满意我们支持 7 天无理由退货。

穷人 C:啊?化妆品也还可以退货?好开森。

这样的场景无处不在,这一次的「杀熟」无非是击中了某些人脆弱的一面:我把你当兄弟,你居然想……?

抱歉,资本是不讲情义的,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如有 50% 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 100% 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 300% 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绞首的危险。

什么什么,商家开始用大数据分析你的贫富状况并根据结果选择发A货还是真货了?前两天刚从某平台买了一堆化妆品的编辑感觉脸上一紧……

富人发正品,穷人发A货,大数据售假是个什么鬼?

大数据为您一键细分,贴心服务

如果数据分析中心工作时候会说话,它可能的状态是:

哦上帝,看看这位女士前段时间都买了什么,XX、XX……好的相信我,她想要买的这瓶XX一定是她最近甚至是史上买过最贵的护肤品了,即使给她一瓶A货她也会用的很开心。

Amazing!这位女士一星期买了几万的美妆护肤品,我强烈建议给她划分至有钱人梯队,优先发货,从优发货。

……

当然以上情形只是想象,现实中大数据售假是怎么操作的?

邦盛科技副总经理孙斌杰告诉雷锋网,从理论上说,大数据售假主要利用的是数据爬取、采集和建模分析技术,通过把用户的职业、家庭收入、消费状况等各类数据,爬取和采集过来后,经过深度的清洗、加工后,通过关联分析等技术,建立相应的模型。简单说,就是对这个用户的经济收入、进行购买习惯和消费习惯等方面做一个用户画像,然后用设定的规则模型去套这个画像,画像跟哪类规则模型匹配,就采取类似的发货策略。

钱塘号曾概括过收到A货的人可能需要的特殊品质。比如购买能力,你在网上买件商品,订单提交后,系统会自动查询分析你在全平台的购物数据,如果你在同类产品消费倾向绝对大部分是低价位品牌,系统就判定你没用过高价位大牌真品,所以后台经分析后将你备注为低风险客户,给你发的货就容易是高仿货;

又比如收货习惯,其中退货少的人更容易买到假货,你的消费记录、购买记录、客单价记录将作为发货参考数据被系统识别。很多人有类似经历,买来的产品有小问题又不影响使用,怎么办?退货嫌麻烦,只有忍了。你如果真想退货,电商常常解释是因为发货前没有检查货品!

这显然是假话,因为每一批次的瑕疵品都有记录,之所以发给你,是因为你的综合退货率偏低而已,系统会自动认定你“好说话”、“能将就”,一有假货就优先“照顾”你。如果你收到货连看都不看,假货不给你给谁呢!

甚至收货地址也可能促使你买到假货。这并不是说二三四线城市就一定发假货。如果能识别收货手机与收货地址所在城市有没有产品专卖店。如果没有,你也没买过同类产品,系统会“放心”分配高仿货给你;如果有专卖店,系统会查询你是否买过同品牌产品。有消息透露,按此套路售卖高仿货,退货率还不到5%。

链接:https://www.leiphone.com/news/201805/GiH130n6ij3WYEwK.html

刘兴隆怀疑,自己可能遭遇了大数据“杀熟”。

这位环境工程师经常在全国各地跑。2017年10月,在与几位同事一起在杭州出差,使用某网约车平台服务时,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当时他们约了两辆专车从杭州西溪喜来登酒店同时出发。他们前往客户的公司,因为路线一致几乎同时到达,但最后付款时,他付了35元,而同事只付了25元,两辆专车的收费标准是一样的。

为何会有这样的差别?刘兴隆想起,他在该网约车平台的账号属于金卡会员,而同事的账号只是普通会员。

事后,刘兴隆打电话向该网约车平台投诉,客服人员回应称可以返给他一些优惠券,但不承认存在大数据杀熟以及针对性价格。刘兴隆决定,以后要逐步收集证据,以验证各个网络平台的服务是否存在“看人下菜碟”的做法。

事实上,有很多人在网络社区中分享了自己被大数据“杀熟”的经历。在交通、酒店、电影、电商等网络平台上,购买同样的网络服务或商品,老用户看到的价格反而比新用户要贵的情况不少。

链接:http://tech.sina.com.cn/i/2018-03-27/doc-ifysrsei8866811.shtml

以前下载过一个APP叫做“XX管家”,用起来比12306好用。有一次我买深圳到武汉的火车票,上面显示票很紧张,买了好几次都没有买到。然后它提示我,加30元可以抢票,我犹豫了一下。然后我打开12306,结果尼玛还有100多张票,车票很充足。


还有个app”去X儿“,我一直在上面买机票和订酒店。上次订了个宾馆价格是168,由于行程改变,我打算退了再订一个。结果我一搜原来我订的宾馆价格变成了148,当时我也贪心就赶紧退了,准备重新订。结果出来的价格让我震惊,变成了188。然后果断卸载。

后来我在网上订酒店,都用五六个APP,作对比。

这是资本发展的必然趋势。

因为老用户的“背叛成本”太高了。

就像三大运营商,为什么不给老用户办各种优惠套餐?你用了10年的一个手机号,会因为这点事情就换吗?想必不会,因为成本太高。要修改所有绑定手机号的账号、银行卡等等,还要通知所有人,电话号改了。面对这一通折腾,还是忍了吧。

如果是一家小店,老用户大概会获得各种福利,像小馆子给你加道菜之类的,这是情怀、是情感。

但是上升到大型企业的时候,就是赤裸裸的交易关系。

你想和他们讲情怀?不好意思,人家要挣钱。你的情怀不过就是人家数据库里的冰冷冷的数据。

说起来,我去年星爸爸200颗星,到年底连封感谢信都没有。

有些大公司,就算金钱至上,也得包装成有情怀的样子吧?否则置品牌调性于何地?

这个事情并非国内特色。亚马逊在2000年就干了一次著名的差别定价实验。一个月后,也是被喷的不行,最后演变成了一次非常严重的公关危机。

后来亚马逊开始承诺:“不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亚马逊都不会利用消费者的资料进行差别定价”贝佐斯也亲自出面道歉。

这个也是从伟大先进的美国学来的。比如Uber eat,我买的不多,还常常赖小费。然后送餐费一般是6美刀。室友点的频繁,对价钱不敏感,给小费都是最高的,于是常常蹦到19美刀。
去年订一家日本餐厅比较多,今年突然发现送餐费上涨了2美元。于是再也没订了。
于是uber eat再也没给我涨过价了………
真的是尖端科技都在美国啊……

其实不止网站,线下蠢蠢欲动想 “千人千价” 的商家也不在少数:有些地方自动售货机里的冰汽水价格就是和温度成正比的。炎炎夏日又热又渴,很想喝瓶冰饮料,那你多付几毛钱呗?

但由于价格调整的速度和准确性比不上电商,实体店心有余而力不足。亚马逊每天可以调整价格 250 万次,而像沃尔玛之类的实体店每个月才能调整 5 万次,根本就不是一个数量级!

不过 “保证消费者有最低价格” 这件事,可就未必了:一次,Boomerang 公司对亚马逊上一款畅销电视的价格追踪了 6 个月,一直追踪到黑色星期五。他们发现,黑五那天亚马逊果然把一直 350 美元的电视降价到 250 美元了,的确是便宜得秒杀所有其他竞争对手。

让人男默女泪的是,虽然电视价格降了不少,但亚马逊居然悄悄地在黑五前几周,把连接电视要用到的 HDMI 线价格提高了约 60%!

举一个例子,说说另一种“大数据”杀熟(以下为医疗行业同仁告知,并无实锤根据)

某家知名民企,给人力资源部分派了一个新的医学任务:

每年务必拿到每个员工的体检报告数据。

这点我有一句MMP不知道怎么说,理论上说每个员工的数据是其个人隐私,体检机构是不应该把个人体检报告给到企业的。

但毕竟人家大业大,真拿到我也不意外。

然后HR部门的任务是找到其中身体状况不佳的员工,然后在未来两年的绩效考核中辞退掉这些员工。

逻辑链也很清楚:

身体不佳-医疗费用上升-公司成本上升

身体不佳-工作效率下降-业绩产出减少

这种让我耳目一新的员工健康管理策略,可谓是非常狼性了。

呸,抱歉给狼背锅了,狼群从来不抛弃群体里年老生病的成员。应该说非常科摩多巨蜥了。


再说一个例子,某知名外资共享用车品牌(注:Uber),创始人还在位的时候也是狼性,不对,科摩多巨蜥性十足的独角兽。

有一年公司中国团队搞了一次员工满意度调研,照说这也应该是匿名的,结果总部拿到数据后,一股脑全给了当时的中国区负责人,表示对负责人的充分信任和支持。

呵呵,你倒是充分信任了,问题是普通员工们对公司的信任都被喂了狗啊。

这位负责人也是非常血性,把人一个个怼进办公室:

“来,请你说说对我有什么不满?没有不满,为什么在调研里给我打负分?”

自此以后,员工是再也不相信所谓的满意度调研了,调研问卷下来只需要“支持,威武,有希望了”。


回到我最初的观点,员工体检是不是好福利?满意度调研是不是了解一线员工心态的好工具?

工具都是好工具,只是使用者缺乏敬畏心。

没有严格的法律管控或市场管控,好的东西就会被坏人利用。

这些家被拎出来点名批评的DD,携X,哪家不是在市场上已经处于垄断地位?

没有竞争对手,没有市场监管,纯粹指望资本自己良心发现吗?

就算是价值观标榜为不作恶的谷歌,在欧美也挨过巨额罚款。

我在美世这些年发现一件怪事,

每两个月,员工就会接受关于合规的培训,公司在合规方面投入巨大资金做出视频,请导演编导故事,都是为了提醒员工不要触犯法律,不要行贿客户,不要诱导政府官员,不要和其他供应商一起哄抬市价。

合规上的投入,远远超过公司在营销方面的投入。

为什么?仅仅是因为外资企业守法的情怀吗?

不仅仅如此,

怕被罚款也是重要原因啊,行贿来的生意做出来可能几百万人民币的利润,但发现后一罚款就是几个亿美金,CEO还要被质询,位置也不保。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68104462/answer/361899823

 

想要一个更平等的社会?全民基本收入也许不是你想要的那个政策(Want a more equal society? Universal Basic Income might not be the policy you are looking for)

The case for a Universal Basic Income (UBI) has rapidly become part of mainstream political debate. The Labour Party is actively considering the policy, in the US it was revealed Hillary Clinton almost included it as a manifesto pledge. Trials have recently begun across the world, including close to home in Scotland.

1,全民基本收入(UBI)的案例迅速成为主流政治辩论的一部分。 工党正在积极考虑这项政策,在美国,Hillary Clinton几乎将其列为宣言承诺。 最近世界各地开始进行试验,包括靠近家乡的苏格兰。

The policy is again in the news as the Finnish government chose not to fund an extension to their two-year basic income trial. This led to much speculation as to what this means for the policy, leading many to argue that a basic income had fallen flat. In reality, the government simply chose not to fund an extension to what was always intended as a time limited policy experiment. But this provides a useful chance for reflection on the idea of Universal Basic Income, its aims and the debate that surrounds it.

2,该政策再次出现在新闻中时,芬兰政府选择不资助延长他们的两年基本收入试验。 这引发了很多猜测,认为这对政策意味着什么,导致很多人认为基本收入已经失败。 事实上,政府只是选择不资助一个已经被设计为有时间限制的试验。 但是,这为思考普遍基本收入这一想法,它的目标以及围绕它展开的辩论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机会。

The idea of Universal Basic Income, or Citizens Income, is superficially quite simple. A monthly payment made to every adult and/or child in the population, of equal value and with no conditions attached. No need to search for or be in work, no means testing, just a condition of citizenship.

3,全民基本收入或公民收入这个想法在表面上很简单。 每位成年人和/或儿童每月得到一笔钱,价值相等,没有附加条件。 不需要正在找工作或在工作,也不需要测试,只是公民权利的一部分。

For its proponents, UBI has several benefits. It would remove bureaucracy, and therefore cost, from the system through eliminating means testing, and protects workers in an increasingly insecure labour market. This latter poin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in an age where many are concerned about the impact that automation and AI might have on our working lives, and the resultant power balances between capital and labour.

4,对于其支持者来说,UBI有几个优点。 它将通过测试消除手段来消除系统中的官僚作风,从而消除系统成本,并且在日益不安全的劳动力市场中保护工人。 后一点在许多人担心自动化和AI可能对我们的工作生活产生的影响以及由此产生的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权力平衡的时代显得特别重要。

These benefits, and a perceived coalition of support from both left and right, have led many to view UBI as a potentially revolutionary policy which could bring about positive change to a welfare state battered by years of austerity and ideologically driven reforms.

5,这些好处,以及来自左翼和右翼两方的联合支持已经使许多人认为UBI是一项潜在的革命性政策,可以为受到多年紧缩和意识形态驱动的改革的打击的福利国家带来积极变化。

However, the superficial simplicity of a Universal Basic Income belies a multiplicity of versions, and raises several questions. At what level should a UBI be paid? How does it factor in children? How will it support those with disabilities or who are out of work? Will it sit alongside or replace existing social security arrangements? And most importantly, what are the economic arrangements which govern how a UBI would be paid for?

6,然而,全民基本收入的表面简单特性掩盖了多种版本,并提出了几个问题。 UBI应该在怎样的级别上支付? 它如何影响儿童? 它将如何支持那些残疾人或失业的人? 它会单独存在还是替代现有的社会保障安排? 最重要的是,关于如何支付UBI的经济安排是什么?

In reality, those who advocate Universal Basic Income have varied motivations for doing so, and there are also multiple versions of what a UBI could look like in practice. For instance, there is a drastic rift between those for whom UBI is about transforming the economy and those for whom it is about papering over its cracks. This acknowledgement is often lacking from the UBI debate, but should be of primary interest.

7,事实上,那些主张全民基本收入的人有不同的动机,而且在实践中也有多种版本的UBI。 例如,在认为UBI是转变经济的那些人中间与在认为UBI是那些为了抹平社会裂缝的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裂痕。 在关于UBI的辩论中通常缺乏这种认知,但这应该是主要的议题。

Those who seek a radical departure from capitalism see UBI as part of a radical platform to move away from a world in which work is central to our lives, identities and economies. In their book Inventing the Future, Alex Williams and Nick Srnicek argue that UBI is a fundamental part of delivering a new economy in which citizens have much greater freedom over when and if they work.

8,那些试图彻底抛弃资本主义的人将UBI视为一个激进平台的一部分,用以摆脱一个以工作在我们的生活,身份和经济中占中心地位的世界。 在他们的书“发明未来”中,Alex Williams和Nick Srnicek认为UBI是提供新经济的基础部分,在那里公民们在工作时间和是否工作方面拥有更大的自由。

To do this, Williams and Srnicek acknowledge that UBI “must provide a sufficient amount of income to live on” so that people can refuse employment, thereby freeing them to engage in more meaningful labour, whether paid or unpaid. This is often picked on to claim that a UBI would simply be unaffordable. There is truth in this. While Williams and Srnickek have not proposed a specific payment level, modelling conducted by IPPR shows that were a UBI paid at a high enough level to meet the Minimum Income Standard (a measure of what the public think people need for an acceptable minimum standard of living), it would cost around £1.7 trillion a year – equivalent to almost all of the UK’s GDP in 2016.

9,为了做到这些,Williams和Srnicek认为UBI“必须提供足够的收入来维持生活”,以便人们可以拒绝就业,从而把他们解放出来,使他们能够从事更有意义的劳动,无论是带薪还是无偿。 这常常导致有人声称UBI简直无法承受。 这是有道理的。 虽然Williams和Srnickek没有提出具体的支付水平,IPPR进行的模拟表明,当UBI的支付水平足以满足最低收入标准(衡量公众认为人们需要达到可接受的最低生活标准的程度 )时,每年需要1.7万亿英镑左右的费用 – 几乎等同于2016年英国所有的GDP。

What this shows is that for UBI to be a viable proposition at these levels, there would need to be a fundament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ownership of the economy. Williams and Srnicek acknowledge this, arguing that UBI will only work in combination with large scale and collectively owned automation, a reduction in the working week and a shift in social attitudes around the value of the ‘work ethic’.

10,这表明,对于UBI而言,在这些层面上可行的主张将需要对经济所有权进行根本性转变。 Williams和Srnicek承认这一点,认为UBI只能与大规模和集体所有的自动化相结合,工作周的减少,以及围绕“职业道德”价值观的社会态度的转变。

It is this level of transformation which sets the ‘post-workists’ against many other proponents of the policy. Those who argue for a basic income from a post-work platform have little in common with the tech entrepreneurs of Silicon Valley who are funding trials of UBI in the US. For this group, the appeal of a basic income lies in its ability to offset the impacts of automation and AI, whilst their creators still accrue the benefits. Here, rather than using technology to facilitate a radical platform, UBI is a capitulation to the rise of inequality in the age of the robot and AI.

11,正是这种转变级别使得“后工作主义者”反对许多其他这一政策的支持者。 那些主张从工作后平台获得基本收入的人与在美国资助UBI试验的硅谷科技企业家几乎没有共同之处。 对于这个群体来说,基本收入的吸引力在于它能够抵消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的影响,同时他们的创造者仍然获得收益。 在这里,UBI不是利用技术来建立一个激进的平台,而是对在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时代上升的不平等的投降。

This critique has been central to the argument forwarded by left wing opponents to UBI who argue that it is an individualistic policy that accepts a status quo in which capital exploits labour. These criticisms recognise that as an indiscriminate policy UBI is blind to structural inequalities in a way the labour market isn’t. As Anna Cootes notes, UBI fails “to tackle the underlying causes of poverty, unemployment and inequality”.

12,这种批判是左翼反对者向UBI提出的论点的核心,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接受资本剥削劳工的现状的个人主义政策。 这些批评认识到作为一项不进行任何区分的政策,UBI对于结构性不平等是盲目的,并不像劳动力市场那样。 正如Anna Cootes指出的,UBI未能“解决贫困,失业和不平等的根本原因”。

That there are radically different visions for Universal Basic Income is somewhat lost in a policy debate, which often presents UBI as a catch all policy which can offer both cost-effective efficiency and radical emancipation for those on low incomes. Worryingly this tension, and the myth of a coalition of support between left and right which underpins it, might see policymakers sleep walking into a position that suits very few.

13,对于全民基本收入存在着极端不同的看法在政策辩论中有所丢失,这种辩论常常将UBI视为所有能够为低收入者提供具有成本效益的效率和激进解放的政策的一项措施。 令人担忧的是,这种紧张局势和支撑它的左翼和右翼的联合支持的神话可能会让政策制定者们走入一个适合很少人的位置。

In Scotland for example, the Green Party has proposed a model of UBI which could get close to being fiscally neutral. This would see much of the existing welfare system replaced by a payment of £5,200 per year for adults and £2,600 for children, alongside significant reform the tax system. In this scenario, personal allowances would be removed and combined tax and NI rates increased for all.

14,例如,在苏格兰,绿党提出了一个UBI模型,该模型可能接近于财务中性。这将看到许多现有的福利制度被替换成向成年人支付5,200英镑,向儿童支付2,600英镑,同时还有重大的税制改革。 在这种情况下,个人津贴将被撤销,复合税率和国民税率都会增加。

Citing security in the labour market as a key reason for the policy proposal, this model has been welcomed by proponents of UBI. However, at £400 a month for adults while also removing almost all the welfare state, it is unlikely to buy much economic freedom for those on low incomes or insecure and exploitative employment contracts. In reality some would see their incomes drop. For instance, in Scotland lone parents would see their monthly earnings fall by around £300 a month.

15,确保劳动力市场的安全性是作为政策提案的一个关键理由,这种模式受到了UBI的支持者的欢迎。 然而,对于成年人而言每月400英镑同时也移除了几乎所有福利国家,但对于低收入者或签订了不安全和剥削的就业合同的人来说,购买很多经济自由的可能性不大。 事实上有些人会看到他们的收入下降了。 例如,在苏格兰,单身父母每月的收入会下降300英镑左右。

What’s more, a model of UBI paid at this level would also have notable impacts on rates of relative poverty. Were this model introduced in the UK as a whole, it would also raise relative child poverty by 17%, placing a further 750,000 children into households who earn below 60% of the median income. This is because while it would raise the incomes of those earning the least, it would also raise incomes for all but the highest income decile, lifting the poverty line higher.

16,更重要的是,这种在这一水平上的UBI支付模式也会对相对贫困率产生显著影响。 如果这个模型在整个英国引入,它还会使儿童的相对贫困率增加17%,并将75万名儿童增加到收入水平低于中等收入的60%的家庭中。这是因为虽然这会提高收入最低的人的收入,但除了最高收入等级之外,它还会提高其他所有人的收入,从而抬高了贫困线。

Research commissioned by the Joseph Rowntree Foundation has similarly found that UBI schemes increase relative poverty for working age adults, children and pensioners. The introduction of a UBI, according to their modelling, could see the number of children in poverty rise by up to 60%.

17,Joseph Rowntree基金会委托进行的研究同样发现UBI计划增加了在工作年龄的成年人,儿童和养老金领取者的相对贫困程度。 根据他们的模型,UBI的引入会造成贫困儿童的人数上升60%。

Increasing the incomes of those at the bottom of the distribution is imperative. This is demonstrated clearly by the rise of food banks deprivation and income crisis in the UK since 2010, which is a direct result of government policy choices. However, using a UBI to achieve this, at the expense of say increases or reforms to Universal Credit and a more generous and less conditional unemployment benefit, comes at the cost of addressing, and in fact exacerbating, relative poverty.

18,增加分配底层人员的收入势在必行。 自2010年以来,英国食品银行的匮乏和收入危机的抬头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这是政府政策选择造成的直接结果。 然而,使用UBI来实现这一目标,其代价是增加或改革普遍债务,以及更慷慨和更少条件限制的失业福利,这是以造成相对贫困为代价的,并且事实上加剧了相对贫困。

Action on relative poverty is important, and inequality is not cost free. As Kate Pickett and Richard Wilkinson show in their book ‘The Spirit Level’, countries with higher rates of inequality perform worse against a range of social outcomes – physical health, mental health, drug abuse, education, imprisonment, obesity, social mobility, trust and community life.

19,对相对贫困进行行动很重要,不平等不是免费的。 正如Kate Pickett和Richard Wilkinson在他们的书“精神等级”中所表明的那样,不平等程度较高的国家对一系列社会结果表现更差 – 身体健康,心理健康,药物滥用,教育,监禁,肥胖,社会流动,信任和社区生活。

The pursuit of a fiscally neutral UBI has led to a series of proposals which, if implemented, would do little to raise the material circumstance of those in poverty nor provide sufficient additional power in the labour market. In light of this, can it be really said that such proposals meaningfully fit with a progressive, radical vision for the welfare state?

20,追求财政中立的UBI已经产生了一系列提案,如果得到落实,这些提案几乎无助于提高贫困人口的物质状况,也不会为劳动力市场提供足够的额外动力。鉴于此,这样的建议是否真的可以说符合福利国家渐进式的激进愿景?

The need to act in delivering a better vision for the welfare state is clear. In 2016, 22% per cent of adults and 30% of children were living in poverty. By 2019/20 the number of children in poverty could increase by 500,000. This is driven by political choices, the consequence of welfare reform and austerity. As such, it is welcome that as a society we are discussing more ambitious plans for the collectivisation of income and wealth and how it can be best deployed to support the needs of all in society.

21,明确表达出为福利国家提供更好愿景的必要性是很清晰的。在2016年,22%的成年人和30%的儿童生活在贫困中。 到2019/20年,贫困儿童人数可能增加到50万。 这是由政治选择推动的,福利改革和紧缩造成的后果。因此,值得欢迎的是,作为一个社会,我们正在讨论更加雄心勃勃的关于集体化收入和财富的计划,以及如何最好地分配以支持社会上的所有人的需求。

However, unless we are to engage in a radical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which drastically increases common ownership of economy, it is unlikely that Universal Basic Income on its own will do more than lock us into our current predicament. In the meantime, we need to look for equally radical policies which make a much more material difference to the lives of those on low incomes and who suffer from structural inequalities. Proponents of UBI need to go big or go home.

22,然而,除非我们要进行一场彻底的经济转型,这会大大增加集体的经济所有权,否则基本收入本身不可能做除了把我们锁在目前的困境中的之外的事。与此同时,我们需要寻求同样激进的政策,这些政策对低收入者和遭受结构性不平等问题的人的生活产生更大的物质影响。 UBI的支持者们需要做大,或回家。

https://www.opendemocracy.net/neweconomics/want-equal-society-universal-basic-income-might-not-policy-looking/

华尔街上的中国太子党(1-4)

华盛顿 —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目前正在对投资银行摩根大通香港办公室雇用中国高官子女一事进行调查 。观察人士指出,美国大公司雇佣中国高干子女的目的是打开通向中国市场的方便之门,然而这样做有可能违反了美国的反海外腐败法。

这次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The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对摩根大通 (JPMorgan) 的调查主要涉及两名中国政界高层的子女。《纽约时报》的报道指出,摩根大通香港办公室在2007年和2010年分别雇用了原铁道部副总工程师张曙光的女儿张曦曦和中国光大集团(China Everbright Group) 董事长唐双宁的儿子唐晓宁。随后,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China Railway Group) 和中国光大集团相继成为摩根大通的客户。

华尔街银行为发展在中国的业务而雇用中国政界高层子女的做法并非个案。例如,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的孙子江志成曾任职高盛公司 (Goldman Sachs)、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女儿温如春曾在瑞士信贷 (Credit Suisse) 银行工作、前总理朱镕基的儿子朱云来在1995至1997年间曾任职安达信 (Arthur Anderson) 和瑞士信贷。前人大委员长吴邦国的女婿冯绍东也曾在2006年帮助美林证券 (Merrill Lynch) 赢得了中国工商银行上市的合同,融资额为220亿美元。

《中国即将崩溃》(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 一书的作者章家敦 (Gordon Chang) 律师说,这种用工作来换取合同的利益交易被称为“猎捕大象”(Elephant Hunting)。

章家敦说:“这个现象自从中国开放以来就有了。八十年代我在香港居住的时候这个现象就存在了。重要的国家官员就像‘大象’,他们的孩子通常在国外的商学院接受很好的教育。所以如果华尔街银行要得到大额合同的话,他们必然要去接近这些高官的子女。这就是所谓的‘猎捕大象’。”

章家敦认为,这在中国非常普遍,因为中国的体制不能提供一个开放的、公平竞争的市场,所以做生意在很大程度上要靠“关系”。

他说,在张曦曦和唐晓宁加入摩根大通后,中铁和光大成为摩根大通的客户,这决非巧合。 章家敦说:“我相信如果摩根大通没有雇用这两名高官子女,它是不会赢得那些合同的。虽然这并不证明其中有违反了《反海外腐败法》的腐败行为,但是至少引发推测,是不是其中有些问题。”

美国联邦法律《反海外腐败法》 (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 在1977年签署,由美国司法部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执行。南伊利诺伊大学法学院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 助理教授 (Assistant Professor) 迈克尔•凯勒 (Michael Koehler) 说:“《反海外腐败法》是一项禁止美国公司以及在美国进行证券交易的外国公司向外国官员贿赂,以达到赢得生意的目的。”

凯勒是反腐败法案方面的专家,他说除了直接的贿赂,间接的贿赂例如通过第三方代理、顾问、总代理、合资伙伴等也是被禁止的。

根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公布的数据统计,自2010年以来,证交会调查的案件中至少有七件涉及贿赂中国官员。国际金融公司摩根士丹利 (Morgan Stanley) 的前高管加思•彼得森 (Garth R. Peterson) 在2012年就因为涉嫌贪污及贿赂一名中国官员而受到证交会和司法部的调查。其它受到指控的公司有IBM、 辉瑞制药有限公司 (Pfizer)、Biomet、洛克威尔自动化公司 (Rockwell Automation) 等。

这些案例中比较常见的是用现金、礼品、旅行、娱乐等方式来行贿,而通过雇用中国官员家属来获得业务的案子数量比较少。凯勒说,上一次类似案件是在2010年,美国司法部指控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司 (Daimler Chrysler) 违反了《反海外腐败法》。根据司法部公布的文件,其中一项指控是该公司在2002年,获得中国石化(Sinopec) 业务之后,给中国石化一名中国政府官员夫人支付了5万7千欧元的“佣金”。虽然有合同,但实质上这位夫人并没有为这家公司工作。

凯勒说,雇用高官家属本身并不一定违法。 他说:“这件事情本身并没有错,但是要调查这其中是否有贪腐的动机。例如,被雇用的那个人是否胜任这项职位,支付给那个人的工资是否符合市场的价位,等等。”

《纽约时报》的报道指出,美国证交会在今年5月要求摩根大通提交有关资料,包括在职工资、雇用纪录、离职后与摩根大通之间的通信纪录、以及相关合同及协议等。

章家敦认为,虽然摩根大通提交了很多材料,但是证交会要找到摩根大通违反《反海外腐败法》的证据有一定难度。他说:“我认为证交会是在查找摩根大通投行和中国高官之间贪腐交易的协议,如果摩根大通雇用他们的子女,摩根大通将会得到项目或好处。实际上我认为要找到这样的证据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很少有明确的协议,通常是双方之间的共识,所以这当中的过程是比较微秒的。”

除了在华尔街公司任职外,很多中国政界高层的子女也开始在中国建立风险投资基金、私募基金等。例如,前国家总理温家宝的儿子温云松在2009年参与创立了新天域资本公司 (New Horizon Capital),并为双汇集团对美国史密斯菲尔德食品公司 (Smithfield Foods) 的收购融资。2012年美国梦工厂 (DreamWorks SKG) 宣布在上海成立合资公司东方梦工厂(Oriental DreamWorks),而投资方之一的上海联合投资有限公司 (Shanghai Alliance Investment Ltd.) 的法人代表江绵恒正是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的儿子。同年,美国证交会也开始对包括梦工厂在内的至少5家好莱坞电影公司进行调查,切入点是这些公司是否为进入中国市场而有违反《反海外腐败法》的行贿行为。

在美国政府加强对华尔街在中国雇用太子党调查的同时,中国政府也发起了一场反腐倡廉运动。章家敦说:“习近平的反腐倡廉运动是有一定的成效,但这只是暂时的,因为它不涉及问题的根源,而腐败的根源是不负责任的政治体制以及政府过多干预经济活动。虽然也有很多贪官进了监狱,但是他们并不是由独立的检察官在一个独立的法院系统中受判的。往往是当权者的政治敌人被送入了监狱,所以这并不是真正的反腐败。这其实是政治斗争。”

章家敦认为这次的调查会令很多华尔街公司更加小心,重新考虑在中国的投资风险,以及如何通过合法的途径做生意。

华盛顿 — 纽约时报曝光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正在调查摩根大通(JP Morgan Chase)是否通过雇用中国高官子女以获得在中国丰厚业务的消息多少让人感到有些吃惊,因为国际大型金融机构通过雇用中国高官后代以获得在华业务的做法已经盛行了至少二十多年。

*华尔街青睐官二代由来已久*

“在过去将近二十年,(它)都是一个很突出的现象,就是西方国家(公司)利用中国高官、领导人子女和关系拓展在中国的市场,”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说,“这里边从胡耀邦、赵紫阳的子女或者是亲属,到以后朱镕基、江泽民他们的亲属,到今天披露出来的中国的高官,包括王岐山、周小川,还有戴相龙等等。他们都是跟西方国家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国际大型金融机构雇用中国高官子女的例子不胜枚举。比较有名的包括2004年,瑞银集团(UBS)出巨资将前中国政协主席李瑞环的儿子李振智从美林证券(Merrill Lynch)挖走,年薪高达1000万美元。而当时作为新手的李振智仅在美林任职一年。

*官二代独钟金融*

与大多数赴海外求学的中国学生不同的是,有背景的中国高官子女一般都选择金融领域。曼达林基金(Mandarin Capital Partners)合伙创始人傅格礼(Alberto Forchielli)说:“金融领域是官二代的最佳选择。他们不学医、不学建筑。他们主要学商科,目标就是进军金融业,要么是去一家投行,要么就选择进入私募股权公司。这非常普遍,因为做金融被认为是非常成功、非常赚钱的行业。” 傅格礼曾毕业于哈佛商学院,他目前还是中欧国际商学院上海企业咨询顾问委员会成员。

西方投行雇用中国精英阶层子女当然也有比较充分的理由。Weiss Berzowski Brady LLP律师事务所的商业律师石明轩(Charles Stone)说:“问题是很多太子党,他们原本非常优秀,他们受到了非常好的教育,他们上哈佛大学商学院等等。我们(美国)的公司认为,如果哈佛要,我们当然也要。” 石明轩还兼任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院教授。

*华尔街看重官二代人脉关系*

但显然,西方大型金融机构更为看重的是富二代、官二代在中国强大的人脉关系。这些公司希望借此敲开中国金融市场的大门,因为聘请高官的子女或亲属作顾问或雇员可以帮助它们突破中国金融市场的层层阻力和限制。“关键在于,中国国家指导的资本主义使得关系资本主义成为美国要打通这些由国家垄断和国家控制的行业的一个敲门砖。”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说。

不过,这些高官的后代往往不会在某一家国际投资银行做太久。“他们往往是拿到一个比较低的职位,做几年后就离开。他们不会一直干下去。” 傅格礼说。

*官二代把华尔街当跳板*

随着中国经济地位的提高,精英子弟先在国际投行镀金然后回国创立自己的风险投资公司或私募股权公司已经成为他们成功发迹的模式。前面提到的李瑞环长子李振智在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获得MBA学位后,曾先后就职于美林和瑞银,后自立门户。李瑞环的次子李振福在辞去诺华制药(Novartis)中国区总裁后于2011年初创立私募基金“德福资本”。

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的女婿冯绍东2008年离开美林后成立了中广核产业基金。冯绍东在2006年帮助美林获得中国工商银行在香港上市承销权的运作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工行上市在当时是有史以来最大的首次公开发行(IPO)。

温家宝的前任朱镕基的长子朱云来曾就读于芝加哥德保罗大学(DePaul University),获得会计硕士学位。他先后在安达信和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Credit Suisse First Boston)工作,90年代末回国进入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中金公司)。

高官子女不在国际投行做久有诸多原因,但最重要的是捞不到太多油水。 “中国领导人的子女,如果他们在美国留下来,一方面美国是一个成熟的市场,没有爆发的机会,”夏明说,“另一方面,如果他们在美国长期任职下去的话,基本上最后也就是一个中高层的职务,那么也不会带来暴利。”

华盛顿 —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调查摩根大通(JP Morgan Chase)是否通过雇用中国高官子女以获得在中国丰厚业务的时机令人颇感费解。华尔街投行的此类做法已经有至少二十年的历史。

但《中国行将崩溃》一书作者章家敦却认为,美国政府早该出手了。他说:“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对这个调查感到吃惊。实际上,唯一让人惊讶的是联邦政府怎么会拖这么久才开始真正着手去审视这个问题。”

有分析指出,美国监管机构对华尔街的这一行为早有察觉,只是一直苦于找不到确凿证据。美国证交会此次出手或许是已经找到了突破口。

但Weiss Berzowski Brady LLP律师事务所的商业律师石明轩(Charles Stone)认为,媒体对SEC调查摩根大通做出了过度解读。他说:“我们5月份已经知道,美国的官员已经说过,他们可能要把摩根大通拿来作个例子。(他们)现在在中国雇用太子党的问题很可能是跟以前的问题有关系。”

摩根大通的确最近一直麻烦不断,特别是该公司去年在“伦敦鲸”(London Whale)交易爆仓事件中对金融衍生品押注失败,造成60亿美元的交易损失。这一事件引发了美国国会和行政监管机构对摩根大通的一系列调查。

但无论如何,调查把中国的腐败问题再次展现在世人眼前。章家敦认为,华尔街投行为获得生意而雇用高官后代的做法折射出中国政治经济的结构性问题。

“当然,世界各地的银行都会雇用有关系的人,但这在中国更为普遍,”章家敦说,“这是中国经济中一个结构性问题。中国拥有一个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只要共产党仍然维持一党专制的话,这个体制就不会转变成一个开放、透明和以市场为主导的体制。”

长期以来,中国作为一个巨大的市场一直让西方企业爱恨交加。西方企业为打入中国市场而不得不入乡随俗地遵循中国商界和政界的各项潜规则。中国推行的以国家主导的权贵资本主义使得裙带之风盛行。在中国做生意,往往不是拼实力,而是拼关系“硬不硬”。

美国对摩根大通雇用中国高官子女的调查从某种意义上反应出美国对中国关系资本主义模式的担忧。纽约城市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夏明说:“美国从某种程度上意识到,尤其是战略层次上意识到,中国的资本主义模式会对全球的投资环境,对全球的商业和资本运行的环境都会带来巨大的威胁。对美国和整个西方的生活方式都会进行某种腐蚀。所以我觉得,现在西方的政界和商界,甚至在普通老百姓的层面上形成越来越强烈的对中国资本抱有怀疑、抵触和仇视的情绪。”

曼达林基金(Mandarin Capital Partners)合伙创始人傅格礼(Alberto Forchielli)也认为,美国证交会对摩根大通的调查突显美国上下弥漫的一股对中国的不利氛围。他说:“我认为美国现在整体上对中国的氛围都不好。这是肯定的。”傅格礼1981年毕业于哈佛商学院,他目前还担任中欧国际商学院上海企业咨询顾问委员会成员。

与此同时,华尔街同中国的联系正在减少。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说:“我认为,西方的投资银行,尤其是以华尔街为首基本上是在非常谨慎的把它们在中国的投资紧缩。所以我们看到,包括高盛、摩根士丹利在内的投行都把它们在中国的一些标志性建筑和房产脱手。在最近一两年,外资、尤其是美元逃离中国市场是在加剧。”

夏明表示,华尔街的银行家们非常精明,当他们意识到他们无法再从中国市场捞取好处的时候,就会转战其它新兴市场。“应该说,华尔街和中南海的蜜月已经破裂。我觉得这种破裂会带来巨大的政治后果。这种政治后果不仅牵扯到腐败问题,而且会牵扯到最根本的中国奇迹还能不能维护下去,中国的模式会不会最终破产的问题。”

由于中国新一代领导人上台以来一直迟迟未能推出关键的改革措施,再加上以朱云来、温云松为代表的“红色贵族”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垄断让华尔街对中国越来越失望。这似乎也为美国监管部门过问有关的腐败问题提供了契机,因为在夏明看来,美国证交会选择在此时调查摩根大通涉嫌腐败将不至影响到华尔街在中国的根本利益。

华盛顿 — 美国政府根据联邦法律《反海外腐败法》(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 对摩根大通雇佣中国高官子女展开调查。但是观察人士指出,这一行动其实已经是马后炮,因为最近几年,中共太子党对于华尔街投资银行来说,价值已经大大缩水。在失去了华尔街的青睐之后,中共高官的一些子女开始独辟蹊径,回中国,尤其是香港,打造自己的金融帝国。

和张曦曦和唐晓宁一样,很多“太子党”都已经离开了华尔街银行,转而涉足私募基金。例如,前国家总理温家宝的儿子温云松在2005年创立了新天域资本公司 (New Horizon Capital)。根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这家公司管理着数十亿美元的资金,投资方包括了德意志银行 (Deutsche Bank)、摩根大通 (JPMorgan Chase & Co.)、以及瑞银 (UBS) 等。而前政治局常委李瑞环的儿子李振福也创立了德福资本 (GL Capital Group) 并担任首席执行官。

预期最早今年上市的阿里巴巴是中国最大的电子商务公司,去年包括博裕资本 (Boyu Capital)、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China Investment Corp.)、 中信资本 (CITIC Capital)、国家开发银行 (China Development Bank) 在内的投资者收购了阿里巴巴集团5.6%的股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的孙子江志成正是博裕资本的合伙人之一,1986年出生的江志成毕业于哈佛大学经济系。博裕资本在2010年注册,预计将在2013年晚些时候推出第二期基金,筹资目标是15亿美元。

包括江志成在内,很多“太子党”都毕业于美国或欧洲名校,例如,温云松是美国西北大学凯洛管理学院 (Kellogg School of Management) 的工商管理硕士、李振福曾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读工商管理,但是章家敦 (Gordon Chang) 认为他们也从家庭关系中受惠。他说:“这些‘太子党’开始成立自己的公司,并利用他们的关系,包括他们的父母以及父母的朋友等关系,在体制中获益。中国政治体制的本质就是要靠关系,你认识什么人,而不是主要靠你的能力。”

除了自创私募基金外,很多“太子党”也任职于国企参与的金融机构。纽约城市大学 (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政治学 (Political Science and Global Affairs) 教授夏明 (Ming Xia) 说:“中国管理资本的体系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化的体系。高干的子女抓紧了非常好的一个机会,他们被西方国家雇用后,积累了在投行的经验后,正好中国出现了大量的过剩资本。这表现在中国的外汇储备达到三万亿,中国的外汇储备以及中国在美国买的国债等都需要大量的人来管理,所以成立了中金公司等来管理这些资产。”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China International Capital Corporation Limited.) ,简称中金公司 (CICC),成立于1995年7月,是中国第一家合资投行,注册资本是2.25亿美元。中金公司的首个大型项目是中国电信(香港)(现中国移动)42亿美元的海外首次公开发行。2004年,前总理朱鎔基的长子朱云来出任中金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此外,前人大委员长吴邦国的女婿冯绍东以及现任政治局常委刘云山的儿子刘乐飞也分别担任中广核产业投资基金总裁和中信产业基金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对于如何管理中国的外汇储备等资产,夏明教授认为:“显然他们也只能相信自己的子女,所以这样的话大量高干子女就利用这个机会在推动和利用中国经济的金融化和货币化,一方面来维持政权的运作,另一方面也在捞取自己的私利。”

中国有越来越多的国企投行和基金,这对华尔街投行在中国的盈利有一定影响。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公司支付给华尔街的首次公开募股 (Initial Public Offering) 费用已经从2012年的6.52亿美金降低到2013年同期的7, 700万美金。波士顿咨询公司(Boston Consulting Group) 的资深合伙人兼董事总经理邓俊豪 (Tjun Tang) 也认为中国“太子党”对于华尔街已经没有那么大的价值了。

另一方面,中国政治的变动也会对股市价格产生影响。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在薄熙来事件发生后,中国光大集团股票的成交量下跌了10%,薄熙来的哥哥薄熙永曾任该集团的副主席。这次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The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对摩根大通雇用两名中国政界高层子女的调查也令摩根大通的股价下跌。

在美国政府对摩根大通进行贪腐调查的同时,中国近期也对一些外资企业是否违反《反垄断法》加强调查。章家敦说:“我认为这主要是为了帮助国企。因为外企已经在中国的市场有很大的竞争力,北京不希望看到国企的市场份额减少。北京要把机会留给国企,因为国企为政府带来收入,并且也是中共的支柱。”

夏明教授也认同,这从某种程度上是中国为保护国企的行为,因为经济改革到了一定程度,有可能危及中国政治体制。中国很多行业都还是被国企垄断,诸如石油、电信、银行等。

据悉,摩根大通也已聘请纽约宝维斯律师事务所(Paul, Weiss, Rifkind, Wharton & Garrison LLP)对其香港分行的招聘情况进行内部调查。

https://www.letscorp.net/archives/54344

其他资料来源:https://www.voachinese.com/a/wallstreet-princelings-20130823/1735753.html

https://www.voachinese.com/a/china-princelings-wall-streets-2/1737535.html

https://www.voacantonese.com/a/wall-street-chinese-pricelings/1739482.html

孩奴的焦虑

一到这个季节,空气里就充满了焦虑的气味。

去往楼顶中考辅导班的学生,使得电梯突然紧张起来。挤在稚嫩面孔里的老住户,只好小心收紧身体,屏息与之共上下。这些准备考初中的孩子,寄身塔楼楼顶那幢复式结构房子,每日成群结队活动。

他们一律戴近视眼镜,身形歪斜,脸上很少映现少年的光泽,看人的眼神多是飘忽不定。他们吃住在辅导速成班里,接受强化训练,大人为他们交了数千元学费。住户们一眼即可辨别出那些家长,因为他们眼里写满了期待与惶惑。

去小区鞋屋擦皮鞋,四十来岁的老板娘正在训斥儿子:

“为你花这么多钱,你还偷偷玩游戏!你对得起谁?我擦一双鞋才挣七块五,你一小时就要三百。你算过没有,我这双手得擦够五十双臭鞋,才能给你请一对一老师。”

呆头呆脑的五年级学生低头不语。

这对来自保定的夫妻,租用一间二十平米的屋子,以擦鞋擦沙发谋生,他们已经扎根小区十馀年。原本是三人经营,丈夫上门擦洗皮沙发,妻子管店,妻子一个阴郁而枯瘦的弟弟负责擦鞋。租金从九百元涨到三千元,养不起人,老板娘只好让弟弟出外打工。

我是看着他们的后代从一个虎头虎脑的小孩,一步步长成胖乎乎的眼镜男,清澈的眸子一变而为游弋、空洞的眼神。

“考不上好初中,就输了。我们输不起啊。”

她眼里浮起南中国海般浩荡的焦虑。

千里外的老家,大弟为儿子学好奥数,高价请了研究生一对一辅导。幺弟春节就托人为女儿补课,想让女儿考上大学。或许是压力过大,小时候活泼的侄女,一脸疙瘩,身子几乎缩成熊猫状。

一个在西部四线城市工作的朋友,女儿一个月后也将步入高考战场。原本不用功的孩子,突然意识到机会的宝贵,逼迫母亲为自己报贵族辅导班,每天三小时课程,收费六百元,一个十天短期班竟需六千元。夫妻俩一月的收入也就这么多。女儿平日上各种补习班,每年要花费一万多元。值不值得花这么多钱,一家人为此大吵一架,父女俩结成花钱同盟,掌管家庭财权的妻子只好认输,她明白又要过一段苦日子了。

攥紧命运之手!决战高考!

这是涂抹在无数高考工厂墙壁上的动员令。

许多家长明知道大学毕业也没多大用,还得托关系找工作,但还是决意拼死一搏,将孩子和钱财送入产业化怪兽张开的饕餮大嘴里。省吃俭用的血汗钱,就这样被专横的教育悉数吞噬。孩子毁了,父母累了穷了,这就是现实。

在中国,自一个生命呱呱坠地起,父母就开始了不见尽头的马拉松比赛,直到身心俱衰,才有可能卸下这泰山般的重负。在现有教育制度面前,家长们如同一头头被点着屁股的斗牛,日复一日进行痛苦的狂奔——浇在尾巴上的汽油,足够烧十几年而不竭。

漫山遍野的孩奴,遮蔽了太阳的光辉。

这是一场人为设定的乱局。

就业、任用对文凭的要求,规定了教育的根本属性——提供缴费者所需要的标准证书。一个显见的事实是,中国式的教育,只是为了庞大的证书需求而存在。

畸形发展的产业化教育制造了天量证书,文凭的贬值自然不可避免。本来各有所用的文凭,依次轮番贬值,专科,本科,研究生,博士生,博士后。每一个为了谋取较好收益的个体,不得不倾力参与瘟疫式的文凭升级拼搏,专升本,本升研,研升博……专科贱,本科不值钱,研究生满街走,博士帽随风飘扬。

因为权力和人情的腐蚀作用,用人单位最后大都采用惟文凭是举的录取原则。在外人看来,这恰恰是其唯一公平的地方,因而更加热衷于参与文凭竞争。

在洞悉此国秘密的人眼里,文凭只是个道具,它仅仅抬高了准入门槛。因为同级别文凭竞争背后,就是赤裸裸的关系博弈:谁拥有或能撬动权力关系,以及谁支付的贿赂价码(含最管用的性贿赂)更具有竞争力。官后代富后代貌似也参与文凭大战,其实只是走个过场,运用权力或金钱获取所需要的证书,然后一路畅通进入上升快车道,最后高调标榜“能力之外的资本为零”,以此摧毁无权无势者的自信心。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混蛋儿滚蛋。他们要告诉社会的就是这个颠扑不破的血统定律。半个世纪前,热血青年遇罗克就是为了挑战这个新中国的主体真理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当权贵拿走盘子里的蛋糕之后,剩下的碎渣子由乌泱乌泱的百姓争抢。

为了让参与者全情投入,教育食利阶层设计了一款异常刺激的争斗游戏。打个比方吧,本来大学每年招十人,横竖都只有十人成为幸运儿。如果不加码,游戏就有些乏味,也无从攫取超额利益。于是,他们进行了高超的顶层制度设计,通过不断提高考试难度,不断改变录取标准,让每个人都惶惶不安,因为担心自己被剔除,从而永不松懈地参与搏斗。

在课堂教学之外,一整套标榜快速提高成绩的教育培训机构傲然挺立。这些戕害性灵、榨取钱财的吸血工厂,本身即是由权势者开设,或由那些跟权力完成勾兑的人开办。他们和教育当局联手操纵游戏进程,并攫取最大的利益。

在此庞然大物面前,家长和孩子彻底丧失了自尊和自信心。他们沦为可怜的奴隶,就像被毒蛇摄取了灵魂的老鼠,一跳一跳葬身于死亡之口。

教育主管部门每年煞有介事的减负,无不成为培训机构敛财的契机和动力——他们所标榜的减负力度愈大,它们赚取的钱财愈多。猫鼠一家亲,他们活色生香的表演,只是为了蒙蔽旁观者,以此令入局者更加沉浸其中,这是猫鼠游戏的本质。

这是一场政府主导的合法死亡游戏。他们规定了每个家长的生活方式,彻底改变了每个人的命运,还塑造了可怕的国民性格。

“政教合一”制度下的教育垄断,正在无情地窒息中国的生机。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77713?page=1

论资本主义的“言论自由”

美国崇拜者们最喜欢吹捧的一点是:美国有言论自由。

真相是:美国只有在资本主义框架下进行忠诚反对的言论自由,或者更准确的说,这是所有被资本主义严重影响的国家的普遍状况。什么是忠诚反对呢?简单来说,你可以反对腐败的政客,可以反对种族歧视,可以支持LGBTQ,可以反对个体老板(实际上这也是要看情况的),可以批评资本主义导致的一些问题,但你就是不能去质疑资本主义本身,更不能去宣传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例如社会民主主义。

哦,我知道很多人会不相信的,那么请看看事实吧:

注意,以下均是将google搜索语言设置为英文时得到的搜素结果,也就是英语系国家的人民(包括美国人民)搜索时得到的结果。

这是对free market(自由市场)的搜索结果数。

 

这是对democratic socialism(社会民主主义)的搜索结果数。

可以看到,free market的搜索结果数为153,000,000,而democratic socialism的搜索结果数为510,000,相差了将近三百倍!哦,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不用free market capitalism 作为关键词:因为资本主义哈巴狗们在进行宣传时并不会直接说资本主义如何如何好,而是会说市场如何如何好,自由市场如何如何好之类的,反而是社会主义者为了批判资本主义会明确表述出capitalism。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实际搜索结果:

从搜索结果来看,其中大部分链接都是支持自由市场的,而少数批判文章也是在资本主义范围内进行的批判。而且可以看见的是,关于自由市场的论述的确很多,以至于翻了三页的结果都是以自由市场为核心的。事实上,再接下来翻几页,搜索结果也是以自由市场为核心的,我这里就不再截图了,有兴趣者可自行搜索。

接下来看看社会民主主义的搜索结果:

可以看到,这其中相当一部分是wiki链接,而且其内容是很不准确和误导性的,例如将社会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对立(Democratic socialism is not socialism that is democratic),还有相当一部分是问答网站链接,内容同样也是极为不准确和误导性的。

而其中搜索到的媒体链接,更是故意进行歪曲:例如The Path to Democratic Socialism: Lessons from Latin America,故意将缺乏民主的拉美右翼政权等同于社会民主主义;而这篇‘Yes, I’m Running as a Socialist.’ Why Candidates Are Embracing the Label in 2018,提到了DSA,但却故意将他们等同于凯恩斯主义者:“Many socialist candidates sound less like revolutionaries and more like traditional Democrats who seek a return to policies in the mold of President Franklin D. Roosevelt’s New Deal. ”还有这篇:Bernie Is Not a Socialist and America Is Not Capitalist:Scandinavia is, by one measure, a freer market than the United States.(哈哈哈哈哈,瑞典政府可是控制房价严禁炒卖的,这一点上就远没美国自由,至于劳工保护和环境保护法律更是比美国严格得多,这篇文章胡扯北欧是自由市场,不过是想要为资本主义洗地而已。)Senator Sanders is not a proponent of socialism, and that is a good thing, for true socialism, whenever and wherever it has been tried, ended in disaster.(又是这种把苏联和中国这类国家资本主义极权等同于社会主义的屁话。)

同时,他们还故意把social democracy(社会民主)和凯恩斯主义混淆,实际上真正的social democracy就是democratic socialism,social democracy和资本主义的liberal democracy是相对的。

同时我们也能发现一点:那就是,如果要从主流媒体上看到自由市场,那是非常容易的,相关文章非常非常多;但如果想从主流媒体上看到不被歪曲的社会民主主义,哪怕只是这个词,都极为困难

至于社会主义的其他流派呢?

托派:

About 10,600,000 results,嗯,是自由市场搜索结果的不到十分之一,至少比社会民主主义强,但请注意:这是在知道了Trotskyism之后才搜索出的结果,而从搜索出的结果来看,相当一部分还是wiki,还有左派网站,而主流媒体上还是除了偶尔的误导和歪曲之外从来不去提及。当然,主流媒体更不会提及这些左派网站。

生态社会主义:

About 108.000 results,好吧,是社会民主主义的五分之一,更惨。同时也可以看到,相当一部分内容又是wiki,以及书籍链接,主流媒体又消失了。

马克思人道主义:

About 529.000 results,嗯,和社会民主主义接近。同时也可以看到,又是wiki和左派网站才会提到,主流媒体又没影了。

接下来比较一下右派和左派人物。首先要说明的是,由于英语系国家重名非常严重,所以单纯的搜索结果数没有比较意义了,因为重名的人都会被搜索到,只有搜索结果内容是有意义的,那么接下来开始比较:

弗里得曼:

可以看到,有不少主流媒体和知名网站都提到了弗里得曼。

Joseph M. Schwartz(社会民主主义者,DSA副主席):

可以看到,除了wiki和其所在大学的网页以及自媒体页面之外,没有其他任何页面提到他,主流媒体又一次失踪了。

哈耶克:

可以看到又有不少主流媒体和知名网站提到他。

David Schweickart(社会民主主义者,论述经济民主模式的书籍《after capitalism》的作者):

wiki,书籍链接,所在大学链接,除此之外又是什么也没有,主流媒体又消失了。

可以看到,资本主义下的主流媒体,对于社会主义主张和人物,在大多数时候都是根本不去提及,而如果提及则会故意歪曲抹黑。可想而知,大部分普通人根本就无从知道真正的社会主义主张,那么他们即使对资本主义再不满,也无法知道到底是什么造成了他们的不满,如何消除不满,再加上极右纳粹们故意挑动仇恨(极右纳粹们背后是有大金主的,很明显出的起巨款的只有那些政客们和财团老板们),他们就会把气撒到更弱势的移民和非白人以及穆斯林身上,从而陷入内斗中,而政客们和老板们则稳坐钓鱼台。

最后,知道占领华尔街运动中一个写了反大银行标语的抗争者面临什么吗?面临13年监禁,并且其律师被法庭禁止使用宪法第一修正案进行辩护:California man faces 13 years in jail for scribbling anti-bank messages in chalkOccupy Wall Street protester could face up to 13 years in jail, $13,000 fine for writing anti-bank messages in chalk

美国的民主制度已经被金钱严重腐蚀了,这是资本主义下必然会出现的状况,同时也是新自由主义泛滥四十年的恶果,而川普不过是新自由主义泛滥造成的恶果之一而已。

 

 

 

自由市场通往奴役之路

(写在前面:我发现很多人虽然认可社会主义的一些主张,但同时也不觉得右派主张的自由市场有什么问题,故此写一篇文章进行具体说明。同时,这也是我经历过的思考过程。)

看到这题目,很多人都会感到很奇怪吧?“自由市场通往奴役之路?怎么会呢?不是自由市场吗,怎么会和奴役扯上关系呢?”

请诸位先思考一个问题:在墙外,左派是那些反对自由市场,主张政府干预,支持福利国家,支持平权(女权和LGBTQ平权)的人,而右派则是那些支持自由市场,反对政府干预,反对福利国家,反对平权的人(部分进步右派支持平权,但很多右派都是反对平权的)。那么是不是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地方:支持自由市场和反对福利国家,是同一个逻辑,但为什么支持自由市场和反对平权也是经常搭配出现的?

如果是普通人,那么在没有深入思考的情况下,有些地方出现自相矛盾也不奇怪,但那些著名的学者政客们,例如为法西斯主义洗地的米塞斯,为种族隔离和右翼独裁者们洗地的哈耶克,邓坦克国师弗里得曼无视六四屠杀吹捧中国“自由”“繁荣”,撒切尔反对平权敌视同性恋者,新自由主义者普京大肆迫害俄国LGBTQ,美国政府支持的右翼独裁塞西政权比穆斯林兄弟会更残忍的抓捕同性恋者,以及众多极右垃圾纳粹喉舌一边鼓吹自由市场一边反对平权敌视民主,他们如此表现可没法用“没有深入思考”去解释啊。要知道社会主义者们都是支持平权的(毛派的本质是极右纳粹垃圾,他们不是社会主义者。)

再思考一个问题:芝加哥学派声称只有自由市场才能捍卫自由,否则就会开启通往奴役之路,但我已经在前面说了,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全都为右翼独裁政权洗地,并公开敌视民主敌视独立工会(哈耶克直接在《通往奴役之路》中说民主不一定能保护自由,并认为独立工会会威胁自由),那么为什么他们又不认为独裁是奴役之路了?为什么为种族隔离洗地?为什么敌视民主,敌视反企业霸权的独立工会?

诸位,看到这里,我想很多人应该都能发现关键问题了:自由市场的定义到底是什么?自由市场中的自由是谁的自由?

自由市场的鼓吹者其实都漏掉(或者说故意漏掉)了一个关键前提:那就是,只有在资本主义之下,才存在自由市场,无论这个自由的含义是什么。而在社会主义之下,无论是进行计划经济(这里我要说明的是,今天的社会主义者大部分也不认可中央计划经济了,而是主张一种分散式的民主的计划经济。别误会,这可不是因为中央计划经济会导致极权独裁,而是因为中央计划经济本身不可行,实际操作必然会变成一锅粥。),还是进行民主政府控制下的基于经济民主的市场经济,都不可能是自由市场。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自由市场中的自由到底是谁的自由吧。首先,让我们来看看资本主义三要素:市场,雇佣劳动,对生产资料和资本的私人独裁占有。其中,二是三的结果。请注意,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制度而不是政治制度,所以雇佣劳动这一要素是不适用于政府人员的,也就是说,不能简单的把政府人员(官僚,普通公务员,警察,军队)看成和老板雇佣的员工一样的人民的雇员。

我具体解释一下:老板雇佣员工,是为了压榨员工创造出的剩余价值,老板从员工的劳动中获取利润(这里说的是总体情况,现代资本主义对消费者也进行了大量剥削,其中科技公司的利润主要来自剥削消费者(用户),所以科技公司的员工在自身被剥削的同时也参与了对用户的剥削,所以他们的工资才很高,不过大部分公司还是主要通过剥削员工来获取利润的;此外,金融资本通过投机赌博和欺诈进行二次剥削。);而人民选举议员,市长,总统,“雇佣”公务员,警察,军队,是为了提供捍卫基本人权这一公共服务以及执行人民意志的,政府人员只是人民意志的代行者而已,他们不能有自己的意志,否则就会滥用权力反噬人民(例如警察滥权,公务员腐败,官僚和商人勾结,最典型和最极端的情况就是极权独裁,人民完全对政府失控)。而公共服务的特点是,无法获取利润,或者说,一旦被拿来当成获取利润的工具,那么就必然会制造大灾难,例如共匪市场化教育医疗住房就制造出了无数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住不起房的悲剧。所以,人民“雇佣”政府人员,是为了捍卫社会上所有人的人权,而不是为了压榨剩余价值获取利润,所以人民不是老板,政府人员也不是员工,政府人员只是也应该只是人民意志的代行者而已。

然后再来看看自由市场。既然自由市场是基于资本主义的,那么就必然拥有资本主义三要素。其中最关键的“生产资料和资本的私人独裁占有”,很显然不是自由的,也正因为这点,资本主义下的公司必然是极权独裁的,这更谈不上自由了。而雇佣劳动的本质是独裁老板压榨员工的剩余价值,也根本就谈不上自由。

哦,等一下。自由市场的鼓吹者根本就不承认老板的利润来自于压榨出的剩余价值,但就算是不承认这点,也是没用的,因为老板们在公司里极权独裁这一事实,是无法否认的。当然新自由主义鹦鹉们和芝加哥哈巴狗们发明了一系列洗地言论,我在博客上的其他文章中已经批驳了很多次了,这里就不再重复了,有兴趣者请自行翻看“批判新自由主义专题”下的文章。哦,不要告诉我员工可以换公司,换公司也没用的,不过是被另一个老板独裁而已。如果不想被独裁,那么就只能:失业喝西北风,当被大资本家压迫的个人小摊主,成为老板压迫别人。也就是说,你要么独裁别人,要么被别人独裁,这根本就不是选择,更谈不上自由。

那么自由市场到底是什么?自由市场的鼓吹者说:自由市场是自由竞争的市场。好吧,那么我们就先抛开老板们极权独裁压榨剩余价值的事实,抛开资本主义制造失业大军以压低工资和控制工人的事实,让我们看看公司之间的“自由竞争”是否存在吧。

自由市场的鼓吹者同时还说,公司之间是公平竞争。哈哈哈哈哈,公平竞争?一家刚创立的什么都没有的公司,和一家跨国企业,相互之间有可能是公平竞争的吗?当然没可能。所以,自由竞争也根本不存在:要么不停的靠资本攻击(具体手段会很肮脏,各种阴谋,勾结,陷害,欺诈,恶性竞争手段不断,反正公司是个黑箱,独裁的老板们能做的小动作太多了)干掉其他企业,要么就被其他企业以相同手段干掉,这算哪门子自由选择?(有个笑话:屠夫问猪:你想被红烧还是被清蒸?说吧,我尊重你的自由选择。猪:我不想被吃,可以吗?屠夫:你看看,你这就超过规则限制了吗。)

那么自由市场中就没有一点自由吗?答案是:有的,但人是没有自由的,只有资本有。资本可以在自由市场中自由的流动,自由的增殖自己,自由的扩张领地,但是处在其中的人,无论是老板还是员工还是个人小摊主还是失业大军,都是毫无自由可言的。

而反对平权和资本主义文化霸权有关。资本主义一直以来都是靠谎言,暴力和收买维护自身的,就和其他所有压迫性的制度一样,而压迫者们最害怕的就是被压迫者之间的联合,所以政客们和老板们为了分裂人民,挑动人民内斗,就必然会鼓吹仇恨,例如种族歧视,民族仇恨,宗教仇恨(例如反穆),“反恐”战争,压迫性少数群体,用压迫性的文化洗脑人民,使得人民为了虚假的文化和宗教因素而放弃切身利益,而政党制度则能够方便的做到这一点,例如把支持宗教价值观和削减福利绑定,就会导致教徒为了支持宗教价值观而同意削减自身福利。(我认为政党制度并不是必要的,而是财团老板们为了维持统治而故意选择的一个最方便他们游说控制的制度,因为游说各个独立候选人的难度比游说一个独裁政党的难度要大多了。

而压迫女性则是因为老板们为了利润最大化,拒绝为劳动力再生产支付任何费用,把生育和抚养成本丢给家庭,同时也因为女性需要为生育和抚养付出时间精力(把抚养责任扔给女性同时也是私有制家庭下男权压迫的表现,包括把家务劳动扔给女性,也是男人对女人的压迫。),碍着老板们最大程度压榨剩余价值了,因此老板们总是排斥压制女性。

当人民的愤怒已经无法被阻挡时,政客们和老板们为了利益会选择彻底毁灭民主,建立法西斯极权专制制度。这就是为什么芝加哥学派会给右翼独裁者们洗地,因为他们为了维护老板们的利益是不顾一切的,只要民主威胁到了老板们的口袋,那么他们就会毫不犹豫的抛弃民主。

同时,自由市场的鼓吹者否定剥削的存在,合理化富人的巨额财富,那么反过来穷人穷困就是因为穷人自己不努力了。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丛林哲学!

至于自由市场的鼓吹者主张政府不得干预市场,呵呵,我想我们已经看到了,自由市场的本质是资本的自由而不是人的自由,而资本自由必然会导致一系列灾难的出现,例如假货满地,例如污染遍天,例如垄断压迫,例如官商勾结侵蚀民主,例如企业残害员工迫害维权消费者,例如投机赌博制造经济危机,如果想要通过政府干预,这是自打脸,同时从外部干预需要的成本很高,一个满足干预需求的政府绝对不可能是自由市场鼓吹者所鼓吹的“小政府”(事实上所有的现代政府都比古代皇权政府要大得多,所以“小政府”从一开始就是个伪概念);如果不干预,呵呵,那么只能是血腥地狱了!

顺便说一句:资本主义总是指责社会主义反人性,但资本主义才是反人性的。资本主义鼓吹“自由竞争”,把所有人都抛入了一个不稳定状态:不知道哪天会被解雇,不知道自己的努力能否转变为工资,不知道公司能否在其他公司的资本攻击下活下来,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因为公司的目标转变而被公司逼迫更换工作,为了一口饭在老板面前卑躬屈膝,不想加班却被迫加班,被新自由主义的狗屁“个人奋斗”“同事是竞争者”的垃圾逻辑洗脑成孤独的个体,不想透支健康却被迫透支健康,被消费主义洗脑被迫跟风购买自己不需要的商品,为了房子被迫背负巨大债务…….任何人在这样的社会中都不会有任何安全感,而人类是需要安全感的生命,人类是需要相互照顾,相互安慰,相互扶持的,人类通过合作抵抗了恶劣的自然环境,却被资本主义重新拆分为孤独的个体,在资本主义下,普通人被压迫被孤立被焦虑,痛苦而无助,而超级富豪们也被贪欲所吞噬。

最后说一下私有产权:资本主义哈巴狗们所说的私有产权是从来不包括个人财产的,穷人的个人财产资本主义从来都没有保护过,所谓的私有产权不过是为了维持对生产资料和资本的垄断而编造的洗地借口罢了。

总结一下:自由市场中的自由是资本的自由,而不是人的自由,而资本的自由会破坏人的自由,把所有人都变成资本的奴隶,而资本主义为了维持统治,会借助于反平权挑动人民内斗,必要时也会选择彻底毁灭民主,所以自由市场总是和反平权反民主搭配,因为自由市场从一开始就没有任何关于人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