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批判美国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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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工作是“狗屁工作”吗？

（写在前面：资本主义哈巴狗经常宣称资本主义“效率高”。呵呵，通过创造大堆狗屁工作来实现“高效率”？而且是谁的效率？代价又是什么？资本主义哈巴狗敢回答一下吗？）

摘要：你是否有一份暗地里觉得是毫无意义的工作？如果是这样，你就有了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所说的“狗屁工作”(bullshit job)。格雷伯是伦敦经济学院的教授，也是早期“占领华尔街”运动的领导者。他最近写了一本新书，名叫《狗屁工作论》(Bullshit Jobs: A Theory)。他认为，世界上有数百万人——文员、行政人员、顾问、电话推销员、公司律师、客服，还有许多其他的人——都在毫无意义的、不必要的工作中辛苦劳作，并且他们也心知肚明。本文为作者的访谈汇编。

什么样的工作是“狗屁工作”？

“狗屁工作”是一种毫无意义，甚至是有害的工作，即使是做这份工作的人暗地里也会觉得它不应该存在。当然，你不得不去“假装”（这就是它的狗屁之处所在）它有存在的理由。但私底下，你其实认为如果这份工作不存在，世界要么一如往常运转，要么会变得更好。

比如说，公司律师。其实大多数公司的律师私下都认为，如果不再有公司律师，世界可能变得更好。公关顾问、电话销售员、产品经理和不计其数的行政人员也是如此。人们花钱雇他们坐着，接电话，假装自己有用。

本书封面 图片来源：Simon & Schuster

事实上，在我们的社会中，工作越有用，他们付给你的报酬就越低。然而，“狗屁工作”通常都很受尊重，待遇也很好，但是完全没有意义，而且做这些工作的人也知道这一点。但是我们如果突然解雇老师、垃圾处理者、建筑工人……那就真的是件大事了。我们一定会注意到他们的失踪。但是如果“狗屁工作”消失的话，我们的生活不会变得更糟。

你在这本书的开头区分了“狗屁工作”和“糟糕的工作”(shit jobs)，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

是的，人们经常会把它们弄混。当你说到狗屁工作的时候，他们只会认为是不好的、吃力的、条件糟糕的、没有福利的工作等等。但事实上，讽刺的是，这些工作并不是狗屁工作。你要知道，如果你有一份糟糕的工作，那么你很有可能实际上是在为这个世界做好事。事实上，你的工作对别人越有益，他们给你的报酬就越少，这份工作就越“糟糕”。所以，你几乎可以把“糟糕的工作”(shit jobs)看成是狗屁工作(bullshit jobs)的反面。

一方面，有些工作虽然糟糕，但实际上可能非常有用。如果你正在打扫厕所，厕所确实需要打扫，所以至少你是有尊严地知道你正在做的事情对其他人有好处——即使你赚的不多；另一方面，有些工作虽然很体面，并且有丰厚的报酬，良好的福利，但是你其实心里明了你的工作是完全没用的。

你在书中谈及了不同类型的狗屁工作，它们分别是“走狗型（或奴才型）”(flunkies), “打手型”(goons)，“胶布型”(duct-tapers)，“打勾型”(box-tickers)，和“包工头型”(task-makers)，能具体说一下么？

我收集了几百份来自狗屁工作者的证词。我问他们，“你做过的做无意义的工作是什么？你的动力是什么？你老板知道吗？……”我收集到了一些信息，然后对他们做了一些采访，跟进一些细节。然后，这些狗屁工作逐渐分成了五个类别。

首先，“走狗型”，这是不言而喻的，他们的存在只是为了体现出他们上司的重要性，或者让他们的上级脸上有光。接待专员、行政助理、看门人都属于这一类。我在书中描述了一位接待员，她每天只接到一个电话。为什么老板不去接那个电话呢？因为如果你走进一间办公室，发现没有接待员，那么它就不像是一个真正的公司。由于高管的声望越来越多地以为高管工作的人数来衡量，因此他们通常会雇佣那些无所事事的人。

“打手”们是指电话销售员、公司律师、公关、传销员、游说者等。他们会积极替雇主出面，但他们之所以存在，仅仅是因为其他公司也存在这种职位。比如，你不需要一个公司律师，除非其他的公司也有律师；另外一个例子是电话推销员，你需要他们仅仅是因为你的竞争对手有他们。我在书中举了一个牛津大学的公关人员的例子，他们的任务就只是让公众相信牛津是一所好大学。很多做这类工作的人和我说，“我们的工作是荒谬的，对社会没有任何贡献。”大多数的公司律师似乎都有这种感觉。

我还收到了一个在特效公司工作的人的邮件，他说他95%的工作是让名人在镜头前变得更美：美白他们的牙齿，让他们的皮肤看起来更完美，让他们的身材更苗条，同时，让观众对自己的身体变得越来越没有自信。他觉得自己很像一个“打手”，因为他的工作的本质就是在心理层面攻击人们，让人们感觉不好。

“胶布”们被雇来去修补一些缺陷和漏洞，但是这些漏洞完全是因为老板的懒惰或者不称职。比如，有一位在航空公司服务台工作的女士，她的职责就是在行李没有及时到达时去安抚愤怒的乘客。他们的存在是为了去解决那些原本就不应该存在的问题。

第四类，“打勾型”，就类似于在纸上打个勾，假装自己在做一些事情，比如一些企业的“慈善部门”和“社会责任部门”，它们根本没在做慈善，也没在承担社会责任。他们通常使用书面文件或者严肃的报告来暗示某些事情正在发生，但实际上事情并没有发生。比如，有一个从事咨询的人和我说：

“我为全球制药公司的市场营销部门做数字咨询，我经常与全球公关机构合作，并撰写一些题为《如何提高关键数字医疗股东的参与度》的报告。报告里是完全的、纯粹的废话，仅仅就是做给市场部门完成任务的。最近，别人付给我一万两千英镑，让我给制药公司的客户写一份两页的报告，并要在一次全球战略会议上发表。但是，这份报告最终并没有被使用，因为会议根本就没能进行到那个议程。”

另外，在学术界，我们花费越来越多的时间来评估、监控、描述和提议，而不去做一些现实的东西。“打勾”就是一种替代实际工作的仪式。

最后，“包工头”们要么让别人做不必要的工作，要么监督那些不需要监督的人。公司的中层管理者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有一些中层管理员会直截了当地和我说，“我心里清楚那些人根本不需要我来监督。”即使没有了这些中层管理者，办公室也能照常运转。

有很多不是狗屁的工作，即那些真正有用和必要的工作，如今都被机器取代了。另外，有些有用工作远比狗屁工作苦难和乏味。

图片来源：medium.com

技术可以替我们完成很多重要的任务，科学技术已经发展到可以用机器完成大部分困难的、劳动密集型的工作。凯恩斯曾经预言，随着科技的进步，在本世纪末我们将实现每周工作15小时的目标。但这并没有实现，相反地，我们一直在创造着这些毫无意义的狗屁工作。

在机器取代一些有用工作之后，我们完全可以解放出来去做一些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而不是每天在办公室里每周假装工作40小时。

我觉得有趣的是，这种情况正是我们不想要资本主义制度产生的结果。我们被教导说自由市场是很有效率的，它可以去除低效的、不必要的工作，但是结果却恰恰相反：我们有那么多本不应该存在的工作。

从经验上来看，自由市场的兴起确实造成了狗屁工作的繁荣。在之前的一本书里，我提到了我所称的“自由主义的铁律”(The Iron Law of Liberalism)，就是说，任何旨在减少官僚主义的改革，实际上都将创造出更多的文书工作、法规条例，即更多的官僚主义。我所见过的最重要的统计数据之一，是在1991-2002年间，在俄罗斯经济私有化期间，公务员的数量实际上增加了25%，比苏联时期的官僚人数还多。

为什么会这样？

当你试图将事物市场化时，你必须对它们进行量化，虽然有些东西并不适合量化。你必须把所有东西都正式化，因为我们失去了社会信任。我记得好像是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说过，在老式社会里，我们有更多的社会信任和社会性的团体，这会增强规则和契约的执行。但在自由市场里，我们没有理由不去占其他人的便宜，所以你必须去监控并且用书面文件证明一切。因此律师和法律条文的数量在不断增加，你也需要更多的员工去承担这些工作。即使是在美国的大学里，私立学校中的管理部门也要比公立学校里的臃肿很多。

我很好奇你决定去相信人们对自己满意程度的主观报告，并以此作为他们是否在做狗屁工作的指标。如果一个公司律师说：“哦，我真的很喜欢我的工作，它既让我满意又很有意义。”这到底是人们潜意识的幻觉呢？还是说，在一份狗屁工作中可以得到满足感？

满足感和意义是两回事。根据我的发现，大约有6%的人认为他们的工作毫无意义，但是却依然很快乐。这有很多的原因，有些人是因为他们讨厌自己的家人，喜欢自己的同事。当然，这种衡量方法确实可能出差错。我并不认为人们都能准确地评断出自己的工作是有用还是无用。我们没有办法去客观地衡量这些东西，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去问问那些在那里工作的人。如果这种衡量方法真的有什么差错的话，那可能就是数据被少报了。人们更倾向于认为自己实际上无用的工作有用，更少地会去认为自己实际有用的工作无用。

一个在银行工作的人说，80%的银行职员都可以被机器取代或者被淘汰。但他也表示，这其中只有20%能够意识到他们的工作是毫无意义的。

或许这就是希望的来源。人们并不是完全被蒙蔽，有一些人还是能意识到他们的工作是无用的。

我觉得这本书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是，人们实际上比我们想象的更聪明、更有分辨力。经济学教给我们这样一种非常自私的逻辑：每个人都想最大化他们的利益，用最少的资源获得最多的回报，就好像我们每个人实际上都想要去不劳而获。但事实上，我们看到的却是这些从事狗屁工作的人，他们真的是在不劳而获，但他们心里却很悲惨，他们宁可去做一些有用的事情。这是个很有趣的现象，它表明人们实际上比我们想象的更加敏锐，更加有社区服务的精神。

那么，你认为为什么我们被教导要以如此自私利己的眼光看待人类呢？

这是我们社会压倒一切的哲学，也是精英们维持经济实力的一种方式。我们被告知一个基于公共原则的社会是行不通的，我们被告知那是一个乌托邦，资本主义之所以行得通，是因为它承认了人们本性丑陋的现实。

你对那些发现自己在做狗屁工作的人有什么建议？

如果你能把你的这份工作作为创造其他有用东西的平台，那么你就会更有力量。但这很难，似乎很少人能够将“属于”别人的时间重新利用。我书里面有一个人做药物营销的狗屁工作，但他在一周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做真正的医学研究。如果你能想出一种方法来做同样的事情，那就太好了。其他的建议是，不要去怨恨那些有“真正”工作的人，不要因为他们有一份真正的工作而试图惩罚他们。

本文作者大卫·格雷伯

你在书中也谈到了，随着狗屁工作的兴起，一些非狗屁工作也在兴起，你管它们叫关怀或照料工作(caring or care-giving jobs)。你能描述一下它们么？

我从女权主义理论中借鉴了这个概念，我觉得这种工作非常重要，因为传统的工作观念，好像都和生产有关。如今社会上典型的意识型态就是，女人生孩子，男人搞生产。这种观念让女性所做的工作——维护、关怀和照料——变得看不见了。

社会上产生的很多价值，有将近一半的价值，都是由那些没有得到报酬的人生产出来的。那些照顾家庭、做志愿工作或以其他方式做出牺牲的人，是在我们当前的经济体系中得不到回报的。如今有很多贡献社会的方式，但是它们大多数都被忽视了，因为我们并不会把这些事情看成是“工作”。

你在书中提到了我们需要“关怀阶层”反抗，而你认为占领运动可能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网上有一个名为“我们是99%”的主页，是为了那些太忙于工作没时间去持续地参与占领运动的人而建的。建这个主页的目的就是让人们去谈论生活的近况，说一说你为什么支持这个运动，每一个人的发言都以“我是99%”(I am the 99%)结尾。这个主页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成千上万的人都参与了进来。

当我在浏览他们的发言的时候，我发现，从某种意义上讲，发帖的人几乎都做着关怀类的工作。即使不在关怀领域工作的人，发言的主题也很相似。他们基本上就是在说：“听着，我想要一份至少是不去伤害任何人的工作，真的，我真的想要为人类做一些有益的事情，我想以某种方式帮助人们，我想去关心其他人，我想去帮助社会。”

人们在主页上的发帖 图片来源：wearethe99percent.tumblr.com

但是当你真的最终从事这些医疗、教育和社会服务类的工作去照顾他人时，他们会给你很少的报酬，让你负债累累，你甚至都无法照顾你自己和你的家庭。这是完全不公平的。

我觉得正是这种根本的不公正推动了占领运动。我们的社会创造了太多这样的狗屁工作，却给这些从事关怀工作的人如此恶劣的工作条件。因此我觉得我们需要“关怀阶层”(caring class)的反抗，我们需要去思考如何创造一场新的社会运动，来改变我们在生活和工作中所看重的东西。我们需要让人们知道，究竟是什么让一份工作有价值，否则，大多数人们并不知道他们正在从事一些狗屁工作。我们需要团结一致，为这一政治事业而努力。

http://wemedia.ifeng.com/67587624/wemedia.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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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离贸易战更近一步

金属关税激怒美国盟友，中美谈判亦重陷僵局

Vincent Kolo 中国劳工论坛

随着特朗普政府推出“美国优先”的贸易政策，向美国的亲密盟友和主要竞争对手同时展开猛烈进攻，贸易战已从多个方向进一步逼近。

6月1日，美国将长期以来的威胁付诸实行，开始对来自欧盟丶加拿大和墨西哥的钢铁和铝分别征收25%和10%的关税。这些政府立即表示要对从摩托车到酒类的数百种美国产品征收报复性关税。

特朗普则进一步威胁对进口汽车和卡车征收25%的关税。对德国丶墨西哥和日本来说，这是比金属关税更大的打击。美国的钢铁和铝进口总额约450亿美元，而汽车进口额达到2080亿美元。对德国汽车巨头梅赛德斯-奔驰和宝马来说，美国占其全球销售额的15％左右。而对日本来说甚至更严重，因为他们生产的汽车有五分之一是卖到美国的。

就在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并对与伊朗进行贸易的公司施加制裁措施仅仅几周后，特朗普贸易战的第一枪严重加剧了资本主义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

6月2日，G7集团财长会议在加拿大举行，除了美国之外的6个国家发表了联合声明，谴责美国加征关税的行动。法国财政部长布鲁诺·勒梅尔表示：“我们还有几天时间采取必要措施避免欧盟与美国爆发贸易战。”

中美谈判重陷僵局

与此同时，在北京举行的第三轮中美贸易谈判陷入僵局。如拉里·艾略特在英国《卫报》上所说，特朗普要求中国——“贸易战真正的目标”——削减对美贸易顺差（目前为每月300亿美元）。

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是从美国进口的四倍。尽管特朗普说这是因为中国的“欺骗”，但是其实这是全球资本主义经济深层结构性转变的结果。中国崛起为世界工厂并位居全球化产业链的中心就是其中的一部分。中国制造业规模是美国的1.5倍。中国政府将大量贸易盈余用于购买美国国债，也是在为向美国的进口提供资金。

随着谈判丶威胁和反威胁的进行，再加上特朗普一系列相互矛盾的推文，人们开始清楚地看到贸易逆差不是真正的焦点，美国政府的真正目的是遏制中国的科技发展和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地位的计划。

北京和华盛顿之间仍有可能达成贸易协议，但就目前而言，这看起来还很遥远。即使达成了协议，也可能很快破裂。

中美双方在最近的谈判中都表现出更加强硬的立场。5月在华盛顿举行的第二轮会谈之后，中美关系出现了明显但短暂的“突破”。当时双方签署了一份联合声明，尽管没有什么实际内容，但双方同意在谈判继续进行期间不开征关税。作为回报，中方同意“大幅”增加对美国商品的进口，以减少贸易顺差，不过它拒绝就此提出具体数字。这相当于双方“停火”，但仅9天后就破裂了。

正当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前往北京参加第三轮会谈时，特朗普再次威胁要对中国价值500亿美元的“具有重大产业意义的技术产品”征收25%的关税。一位中国官员对英国《金融时报》说，特朗普的180度转向“出乎意料，但也不令人意外”。

特朗普多变的丶难以预测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是故意向对手施加压力丶迫使其让步的策略。但在中美谈判重新陷入僵局之后，中方拒绝做出进一步的承诺，除非美方保证不征收关税。

如何树敌？

中方谈判代表表示，如果美国实施关税或其他制裁（特朗普威胁从6月15日起实施制裁），他们将完全退出谈判。这表明中国政府的态度也变得更加强硬。在先前的会谈中，中方代表明确表示，他们准备向美国作出让步，特别是购买更多的美国农产品和天然气。但特朗普在第三轮谈判前几个小时向欧洲丶日本和其他美国盟友征收关税的举动，无疑使中方有了更多底气同美国对抗。

现在的局面极度不稳定。欧盟和日本本身也与中国有争端，很大程度上与美国政府的立场是一致的。今年4月，27位欧洲驻中国大使签署了一份报告，批评习近平标志性的一带一路海外投资计划。这些大使表示，“一带一路计划偏向那些接受政府资助的中国公司，这与欧盟的贸易自由化计划相冲突”。

中国政府特别担心这些国家会与特朗普联手对付中国。但特朗普“敌我不分”的外交方式至少暂时降低了这种可能性，给了北京更大的回旋余地。

民族主义

中国和美国的民族主义情绪都在升温。中国政府准备向特朗普做出让步，但前提是它能够将被迫让步伪装成出于自身利益的自愿行为。这样，购买更多美国商品将被解释为“向需求不断增长的中国消费者提供更多外国商品”。减少外资投资限制丶保护知识产权和放开外资在国企垄断行业的所有权限制则是“深化中国经济改革开放”。

一个明显的迹像是，中国政府上个月关闭了最着名的毛派网站“乌有之乡”，因为担心该网站可能成为愤怒的民族主义者批驳政府“向美帝国主义投降”的渠道。

在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国会议员对于“美国优先”的热衷正在超过特朗普。他们看到特朗普的那种民粹主义有助于中期选举的选情，因此这两个资产阶级政党的政客都在提高反华调门，特朗普团队只要露出任何对华立场软化的迹象就会受到他们的抨击。

两党政客都想通过国会立法阻止特朗普“挽救”中国电信巨头中兴通讯。今年4月，美国政府以中兴违反美国对伊朗和朝鲜的制裁为由，禁止它在未来7年内从美国购买微芯片或软件。由于中兴90％的产品要使用美国元器件，因此该这相当于判了中兴的死刑。

共和党反华鹰派参议员马尔科·鲁比奥称，绝大多数国会议员不仅反对撤销对中兴通讯的禁令，而且要求对华为等其他中国科技公司采取同样的措施。这些压力使特朗普政府不敢轻易同中国达成任何协议。

减少2000亿美元贸易顺差

特朗普在2016年竞选时曾承诺，他当选总统后会将美中年度贸易逆差减少1000亿美元。现在他要求中国在两年内减少2000亿美元。这个目标被广泛认为是不现实的。

经济学家阿米特拉吉特·巴塔贝尔评论说：“美国经济短期内根本无法增加足够的产量供中国购买”。美中贸易谈判的重点是农业和能源。美国可以增加这两个行业的对华出口，但去年美国农产品出口总值为690亿美元，能源出口1500亿。中国要想减少2000亿美元的对美顺差，几乎要把这两个行业的所有出口商品全都买下来。

中国也希望大幅增加美国科技产品的进口和增加对美国科技企业的投资，但目前美国政府正出于“国家安全”理由考虑采取限制措施。

中国政府不愿给出削减贸易顺差的具体目标。一方面是因为美国可能会以中国未达成目标为由发动更猛烈的攻击。另一方面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尽管习近平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审查和宣传机器，但他仍然难以让人相信这不是迫于美国的压力，因此他用来压制党内反对派的“强人”形像也将受损。

不同的模式

中美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并不只是因为贸易问题。美国政府宣传攻势的目标已从贸易逆差转向金融投资和中国涉嫌盗取美国技术。特朗普的贸易谈判代表越来越多地说到中国需要“结构性改革”，也就是要求中国打破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丶停止政府对重点行业的支持以及废除对外资所有权的限制。

习近平当局甚至同意解除对金融和汽车行业的投资限制。但这些让步只是为了吸引有影响力的海外资本，因而都很有限。从整体上来说，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会继续保持下去，甚至还会增强。事实上，如果中美之间的技术战升级，中国政府为了加快本土科技行业的发展，势必要加大国家干预。习近平在5月28日（也就是第三轮谈判前几天）发表演讲，主题就是高科技领域的“自力更生”。

在与经济和地缘政治冲突同时展开的“意识形态”斗争中，中国统治集团认为其威权国家资本主义优于西方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这种像想法是基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在西方资本主义陷入停滞和政治动荡的同时，中国却保持了相对较快的经济增长。然而，中国取得“成功”的基础，是有史以来耗资最大的警察国家和前所未有的债务水平。政府知道堆积如山的债务可能会触发严重的金融危机。但是，在这场不同模式的资本主义的对弈中，习近平方面最有力论点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混乱。

帝国主义冲突

这场“意识形态”斗争是正在加剧的全球帝国主义斗争（特别是中美之间）的一部份。美国资本主义建制的各个派系（特别是军方）正在形成一个共识：一现在是击退中国这个最强大的对手的时候了。

今年4月9日，特朗普的贸易顾问丶«致命中国»一书的作者彼得·纳瓦罗在《金融时报》上撰文，将矛头指向中国的科技发展及其庞大的工业现代化计划“中国制造2025”。“中国制造2025”计划旨在使中国在机器人丶高级信息技术丶航空引擎丶环保汽车和生物制药等尖端科技领域取得全球领先地位。如果中国的计划成功，纳瓦罗称：“美国经济将根本没有前景”。

2008年全球危机之后，由于帝国主义竞争愈演愈烈，贸易也日益变成一种代替军事行动的武器。在危机发生前，全球贸易增速是全球GDP增速的两倍，但此后一直停滞不前。

世界银行去年的一项调查显示，自2008年以来，全球前60大经济体推出了7000多项保护主义措施。美国和欧盟各以1000多项位居榜首。特朗普的“美国优先”也是这一进程的表现。

这些贸易保护措施标志着以美国为首的各国政府正从所谓的自由贸易转向贸易管制。社会主义者指出，自由贸易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的神话，因为大多数贸易是由几百家大公司控制的。我们支持“管制”贸易，但反对资本家和像特朗普这样的反工人阶级政客进行管制。

在社会主义社会，在消灭了资本主义和建立起工人阶级民主管理的计划经济之后，贸易和国际关系也将以民主计划的方式发展。这将为全球经济提供空前的发展动力，去满足人民和环境的需要。

特朗普的钢铁和铝关税等贸易制裁措施以“国家安全”的理由绕过了WTO体系及其全球规则。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政府过去一手建立起来的。特朗普在贸易上背离“自由市场”原则，但在其他大多数政策领域却支持极端的去管制，例如他最近取消了2008年后为避免金融危机再次爆发而实施的银行业监管措施。

军事角力

在21世纪，与其全球主要竞争对手相比，美国资本主义在经济和地缘政治方面的地位都在下降，尽管美国的军事实力仍是无与伦比的。美国政府近期的多份文件都表现出对正在逼近的危机的担忧。例如去年12月出版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和俄罗斯是“挑战美国权力丶影响力和利益”的竞争者。

今年1月份发布的《国防战略报告》指出，“目前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问题是大国的竞争，而不是恐怖主义”。这种对抗性的论调，加上越来越倾向使用经济制裁（关税）去对付对手（中国）和“朋友”（欧盟丶加拿大丶日本），标志着美国的政策出现了历史性转变。

对中国来说，这标志着40多年来与美国共和党或民主党当局相对稳定丶友善的关系结束了。香港《南华早报》评论说，特朗普是“自1971年尼克松访华破冰以来第一位明确将中国认定为『对手』的美国总统。”。

特朗普的贸易政策受到美国贸易代表莱特西泽和纳瓦罗等强硬反华理论家的重要影响，而新任命的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也因主张对抗中国和对朝鲜发动“预防性战争”而着称。

特朗普政府也在通过其他与贸易无关的问题对中国加压。在最近的新加坡安全论坛（香格里拉对话）上，美国国防部长吉姆·马蒂斯指责中国将南海人造岛屿军事化以“恐吓和胁迫”邻国。特朗普政府对此的“初步反应”是，拒绝让中国参加今年5月的“环太平洋军演”。

美国及其盟国英法两国宣布将在中国与邻国的争议海域进行更多“自由巡航”行动。而中国也在南海加注。它在其控制的岛屿上安装了先进的雷达和监控设备，最近还在其中一个岛屿着陆了可携带核武器的轰炸机。

和传统的外交作法不同，特朗普并不反对将南海和台湾等地缘政治问题（中国反对美国与台湾建立更紧密关系或提供军事支持）与经济问题混在一起，时而利用这个问题丶时而利用那个问题做为筹码，去达到他的目的。这造成全球局势更加不稳定，也增加了冲突升级的风险。尽管中国政府准备在贸易问题上做出让步，但对它来说台湾和南海问题是不可逾越的“红线”。

对社会主义者来说，现在的事态并不完全令人意外。资本主义危机及其所带来的特朗普和“习皇帝”正在破坏世界的稳定。社会主义者强调，工人运动需要独立的立场和行动，不应该被本国的统治阶级欺骗和左右。我们的主张是，建立工人阶级民主控制的计划经济和贸易，取代混乱丶暴虐的资本主义。

http://chinaworker.info/cn/2018/06/04/17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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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merican way of tearing families apart（美国拆散家庭的手段）

THE NATIONAL outrage over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zero tolerance” policy of separating refugee and migrant children from their parents has resulted in much greater awareness of the traumatic effects of policies that tear apart families.

全国性的对特朗普政府将难民和流动儿童与父母分开的“零容忍”政策的愤怒使得人们更加意识到拆毁家庭的政策带来的创伤效应。

Journalists digested and highlighted information long known to clinicians and social workers about the effects of removing children from their parents on the children’s short- and long-term development and mental health. One Washington Post article described some of the research:

记者消化并强调了临床医生和社会工作者们早就知道的关于将父母和孩子分离对孩子的短期和长期发展以及心理健康造成的影响的信息。 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文章描述了一些研究：

Their heart rate goes up. Their body releases a flood of stress hormones such as cortisol and adrenaline. Those stress hormones can start killing off dendrites — the little branches in brain cells that transmit messages. In time, the stress can start killing off neurons and — especially in young children — wreaking dramatic and long-term damage, both psychologically and to the physical structure of the brain.

他们的心率上升了。 他们的身体释放出大量的压力荷尔蒙，如皮质醇和肾上腺素。 那些压力荷尔蒙可以开始杀死树突 – 脑细胞中传递信息的小分支。 随着时间的推移，压力可以开始杀死神经元 – 特别是在幼儿中 – 在心理上和大脑的物理结构上都会造成巨大的长期的损害。

“The effect is catastrophic,” said Charles Nelson, a pediatrics professor at Harvard Medical School. “There’s so much research on this that if people paid attention at all to the science, they would never do this.”

“这种影响是灾难性的，”哈佛大学医学院儿科教授Charles Nelson说。 “对此有如此多的研究，如果人们关注了科学，他们就永远不会这样做。”

The left is welcoming the surge of resistance to this latest manifestation of Trump’s cruel xenophobia. It’s also important, however, to use this moment of heightened awareness of the humanitarian crisis at the border to educate more people about the fact that the horrors of family separation aren’t unique to imprisoning refugee and migrant children.

左派欢迎对特朗普的残忍仇外心理的最新表现的抵制。 然而，利用这一时刻提高人们对边界人道主义危机的认识来教育更多的人认识到，恐怖的家庭分离并不是监禁难民和移民儿童的唯一手段。

Indeed, many politicians have declared in recent days that Trump’s zero-tolerance policy is alien to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事实上，最近几天许多政客都宣称特朗普的零容忍政策与美国的经历格格不入。

Republican Sen. John McCain said that separating immigrant families was “contrary to principles and values upon which our nation was founded.” Democratic Rep. Elijah Cummings declared: “[W]e all should be able to agree that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e will not intentionally separate children from their parents. We will not do that. We are better than that. We are so much better.”

共和党参议员John McCain说，分离移民家庭“违背了我们国家建立所依靠的原则和价值观。”民主党众议员Elijah Cummings宣称：“所有人都应该同意在美利坚合众国 ，我们不会故意将孩子与父母分开。 我们不会这样做。 我们比那更好。 我们好多了。“

The outrage from both sides of the political mainstream is entirely justified, but the suggestion that this policy is unprecedented in the American tradition is — like most expressions of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 simply false.

来自政治主流双方的愤怒是完全合理的，但是这一意见：这一政策在美国传统中前所未有的— 就像大多数“美国例外主义”的表达一样 —是假的。

WHETHER THROUGH direct government action or nonfeasance, or through the state-sanctioned actions of powerful private actors, the purposeful separation of parents and children has a long history in the U.S. — most often linked to racial oppression or oppression based on national origin or religion.

无论是直接的政府行为还是不作为，或者是通过强大的私人行为者进行的政府认可的行为，将父母和子女进行有目的的分离在美国有着悠久的历史 – 通常与基于民族或宗教的压迫或种族压迫有关。

Under slavery, the slaveholder had the legal right to separate enslaved parents and children, whenever and for whatever reason he wished — and that right was backed by the state.

在奴隶制下，奴隶主拥有合法的权利：无论何时何地出于任何理由，将被奴役的父母和子女分开 – 而且这种权利得到了政府的支持。

An 1849 narrative by a former slave, Harry Bibb, described a mother who refused to put down her baby and climb up on the auction block, even as she was whipped.

1849年，一位前奴隶Harry Bibb描述了一位母亲，她拒绝放下她的孩子并爬上拍卖区，即使她被鞭打。

“But the child was torn from the arms of its mother,” Bibb wrote, “amid the most heart-rending shrieks from the mother and child on the one hand, and the bitter oaths and cruel lashes from the tyrants on the other.”

“但是这个孩子从母亲的怀抱中被扯走了，”Bibb写道，“在母亲和孩子最令人心碎的尖叫声中，另一方面是来自暴君的残酷的诅咒和残忍的鞭挞。”

For nearly a century, the Bureau of Indian Affairs removed Native American children from their families and tribes, and sent them to boarding schools to be “Americanized.” As Brian Ward wrote for SocialistWorker.org:

持续了将近一个世纪，印第安事务局将美洲原住民的子女从他们的家庭和部落中移除，并将他们送到寄宿学校进行“美国化”。正如Brian Ward在SocialistWorker.org写道：

In these schools, the basic premise was to “Kill the Indian, save the man.” These were trade schools, which were seen as a way to assimilate Native children into U.S. society, where they could become another working-class cog to generate more capital. Children weren’t allowed to speak their language, practice their culture or have any contact with their families — if they broke these rules, they were often beaten. This was about as destructive as any massacre the tribes had faced in previous decades.

在这些学校里，基本的前提是“杀死印第安人，拯救这个人”。这些学校是贸易学校，它们被看作是将土着儿童吸收到美国社会的一种方式，在那里他们可以成为另一个工人阶级的齿轮来生产出更多资本。儿童不被允许说他们的语言，实践他们的文化或与他们的家人有任何联系— 如果他们违反了这些规则，他们经常遭到殴打。 这种做法与几十年来部落遭遇的屠杀一样具有破坏性。

Then there was the foster boarding home model, established by wealthy reformers who feared a “dangerous class” of children of impoverished immigrants. Upon becoming wards of the state, thousands were sent west by railroad to be raised on farms and in small towns by “proper” American families.

然后是富裕的改革者们建立的寄养寄宿家庭模式，他们害怕贫困移民的孩子们成为“危险的阶级”。 在成为政权的牢房后，数千人被铁路送往西部，由“适当的”美国家庭在农场和小城镇抚养长大。

The trainloads of children became known as the “Orphan Trains,” but most of the children sent west had living parents. The problem was that their families weren’t able to support them under the brutal conditions of the developing industrial economy.

火车上的孩子们被称为“孤儿列车”，但是大部分被送往西部的孩子都有活着的父母。 问题是他们的家庭无法在发展中的工业经济的残酷条件下支持他们。

Poor and working-class parents of children with developmental and other significant disabilities were usually given no option other than to turn them over to the state to be raised in often-horrific institutions far from their families. This policy continued in most places into the 1970s.

发育迟缓和其他重大残疾儿童的贫困和工人阶级的家长除了把他们交给远离家庭的和经常是恐怖的州机构养育外，通常别无选择。 这一政策在大多数地方持续到1970s。

THIS HISTORY demonstrates that the U.S. was not, in fact, founded on the principle that the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is inviolate. But one doesn’t need to go back to the 19th or even 20th century to see government policies of family separation far from the border.

这些历史证明了事实上美国并非建立在亲子关系不受侵犯的原则之上。 但是，人们不需要回到19世纪甚至20世纪来看到政府的远离边界的家庭分离政策。

The most obvious example is the foster-care system, which houses approximately 400,000 U.S. children, with Black and Native American children represented in foster care at about double their percentage of the general childhood population.

最明显的例子是寄养系统，该系统容纳了约40万名美国儿童，其中黑人和美洲原住民儿童的寄养比例约为平均儿童比例的两倍。

Common causes of children being removed from their homes are poverty, homelessness, domestic violence perpetrated against the mother and lack of access to childcare or mental health care.

儿童被赶出家园的常见原因是贫困，无家可归，对母亲的家庭暴力以及缺乏儿童保育或心理健康保障。

Removal rates vary from city to city, with no real correlation to child safety, nor any evidence that foster care makes children safer. On the contrary, incidence of child maltreatment may be higher in foster care — so in many cases, removal may place children in greater jeopardy than they were in at home.

移除率因城市而异，与儿童安全没有实际关联，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寄养使儿童更安全。 相反，寄养儿童被虐待的事件发生率可能更高— 因此在许多案例下，移除可能会使儿童比在家中受到更大的危害。

What is accomplished by removal is the protection of institutions responsible for monitoring the child welfare system. By removing children from their families, these institutions are inoculated from criticism of “dropping the ball” in highly publicized cases of abuse.

从移除行动中所取得的成果是保护了负责监督儿童福利系统的机构。通过将儿童从家庭中移除，这些机构对关于在高度公开的虐待案件中“丢球”的批评免疫。

As a result, the instinct is to remove a child based on speculation about what might happen at home, without necessarily considering the harm that removal might cause.

结果是，这些机构的本能是根据对家中可能发生的事情的猜测来移除儿童，而不必考虑移除可能造成的伤害。

What isn’t speculative, however, is that trauma and long-term effects on development are extremely likely, as shown in the Washington Post article and other mainstream media reports spurred by Trump’s border policy.

然而，正如华盛顿邮报的文章和特朗普的边界政策激发的其他主流媒体报道所显示的那样，这极有可能造成对发展的创伤和长期的影响。

Then there are the ways that policies of mass incarceration — set into fast motion in the final decades of the 20th century — result in the coercive power of the state forcibly removing parents from children.

然后，大规模监禁政策的方式 – 在20世纪最后几十年迅速发动 – 导致了政府具有了强制性地将父母从孩子身边带走的力量。

With the highest incarceration rate in the world, the U.S. had, as of 2010, 2.7 million children with one or more parents who was incarcerated.

美国的监禁率是世界最高的，截至2010年，有270万名儿童的父母有一人或多人被监禁。

That’s one in 28 kids, up from one in 125 a quarter century earlier. And of course, as is the case with foster care, these policies of separation are disproportionately deployed against families of color.

每28个儿童中就有一个父母被监禁，高于一个半个世纪前的每125个儿童中有一个的比例。 当然，与寄养的情况一样，这些分离政策对有色人种家庭的执行是不成比例的。

Sometimes, the U.S. government hasn’t aided and abetted the separation of children from their parents through its actions, but through its inactions.

有时候，美国政府并没有通过行动协助和怂恿儿童与父母分离，而是通过其不作为。

After the catastrophic incompetence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s response to the disaster in New Orleans after Hurricane Katrina in 2005, and with recovery planning efforts deliberately targeting affluent areas first at the expense of many poor, Black neighborhoods, about 100,000 New Orleans residents were separated from their families.

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过后，联邦政府对新奥尔良的灾难表现出了灾难性的无能，并且许多穷人，黑人社区付出了代价，故意针对富裕地区的复苏计划将约10万新奥尔良居民与他们的家庭分离。

Many children were sent to stay with relatives, not only because their homes were inundated, but also because their schools failed to reopen as part of the city’s privatization scheme.

许多儿童被送去与亲戚住在一起，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的房屋被淹没了，而且还因为他们的学校作为城市私有化计划的一部分而未能重新开放。

Other parents left their kids in the care of relatives in New Orleans because the only way they could earn money to support their children was to leave the city and seek work elsewhere.

其他父母将他们的孩子丢给新奥尔良的亲戚照顾，因为他们挣钱养家的唯一方法就是离开这个城市去其他地方寻找工作。

There are anecdotal reports that many families in Puerto Rico are experiencing a similar pattern of separation following Hurricane Maria.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policies deliberately separating families and policies that have the effect of separating families is unlikely to mean much to the families affected.

有传闻称，波多黎各的许多家庭在飓风玛丽亚之后也经历了类似的分离模式。 故意将家庭分开的政策与影响家庭分开的政策之间的区别对受影响的家庭来说不太可能有多大意义。（备注：是不是感觉和共匪的户籍奴隶制很像？没错，别以为全世界就中国人民最惨，美国人民也一样被迫骨肉分离。）

The notion that the separation of families occurring at the border is unique and unprecedented is clearly incorrect — but this isn’t to say that Trump’s policy should be accepted in the way that mass incarceration and the foster care and adoption industry are largely accepted.

关于在边境发生的家庭分离是独特的和前所未有的想法显然是不正确的—但这并不是说特朗普的政策应该以大量接纳大规模监禁和寄养与收养行业的方式被接受。

On the contrary, what’s happening to migrant children is just as unacceptable as people like John McCain and Elijah Cummings say, and resistance to this atrocity should continue.

相反，移民儿童身上所发生的事情与John McCain和Elijah Cummings这样的人所说的一样令人无法接受，对这种暴行的抵抗应该继续下去。

But we should extend the principle that families should not be separated to other contexts — and to try to reverse the processes by which the horrors of mass incarceration and the foster care industry long ago became normalized.

但是，我们应该将家庭不应该分开的原则扩展到其他案例中 – 并尝试将恐怖的大规模监禁和寄养行业扭转为很久以前的正常的过程。

http://socialistworker.org/2018/06/25/the-american-way-of-tearing-families-ap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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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capitalism uses immigrants（资本主义如何利用移民）

IN HISTORY books, we’re remind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a “nation of immigrants,” and that immigrants played a key role in building the U.S. Yet right-wing politicians tell us today that immigrants are responsible for crime, economic decline and other problems in the U.S.

在历史书籍中，我们被提醒说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移民对于建设美国发挥了关键作用。然而，右派政治家今天告诉我们，移民对犯罪，经济衰退和其他美国的问题负有责任。

This love-hate view of immigration and immigrants stems from the role that immigration plays in the capitalist economic system under which we live.

这种对移民行为和移民个人的爱恨观念源于移民在我们生活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

The capitalist system is international, with products manufactured and sold worldwide. Capitalists–the tiny minority that owns and controls the international banks and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rely on a global pool of labor. To enable the capitalists to fill their demands for labor, this labor pool has to be somewhat mobile.

资本主义系统是国际性的，产品在世界范围内制造和销售。 资本家 – 拥有和控制国际银行和跨国公司的少数派 – 依赖全球劳动力池。为了使资本家满足他们对劳动力的需求，这个劳动力池必须有一定的流动性。

The central mechanism of control over the movement of labor is the nation-state. National border controls ensure that capitalism, through its state, maintains control over labor, rather than allowing people to move at will.

控制劳动力流动的中心机制是民族国家。 国家边境控制确保资本主义通过其国家维持对劳工的控制，而不是让人们自由流动。

The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NAFTA) between the U.S., Canada and Mexico aimed to promote easy transport of goods and services across the three countries’ borders. But NAFTA explicitly bars free immigration.

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之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旨在促进三国边境的货物和服务的便捷运输。 但NAFTA明确禁止自由移民。

When economic growth produces a demand for workers that can’t be satisfied by the existing workforce, a “labor shortage” results.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women filled the labor shortage in military industries created because millions of men entered the armed forces.

当经济增长造成现有工人数无法满足对工人的需求时，就会造成“劳动力短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女性填补了因为数百万男性进入武装力量而造成的军事工业的劳动力短缺。

It is likewise with immigration. When the domestic workforce can’t fill demands for labor that capitalists need, governments often promote immigration. Immigration is not an accident.

移民行为也是如此。 当国内劳动力无法满足资本家对劳动力的需求时，政府往往会促进移民。 移民行为并不是偶然。

Nor do rich countries accept the world’s poor out of generosity. Labor migration is essential to the capitalist system. The purpose of immigration policy, then, is to regulate the flow of labor–to control the borders so as to control the workers themselves.

富裕国家也不是因为慷慨才接受世界上的穷人的。 劳工移民对资本主义系统来说至关重要。 那么移民政策的目的就是要规范劳动力流动 – 控制边界以便控制工人自己。

Immigration laws serve capitalism in two ways. First, they ensure cheap foreign labor when the domestic economy needs it. Second, they allow for greater control of the whole workforce.

移民法以两种方式为资本主义服务。 首先，当国内经济需要时，他们确保廉价的外国劳工。 其次，它们可以更好地控制整个劳动力队伍。

Most of the advanced economies of the capitalist world were built on migrant labor. They have actively sought foreign-born workers in some historical periods. The same countries have also clamped down on immigration at other times.

资本主义世界的大多数发达经济体都是建立在移民劳工之上的。 他们在一些历史时期积极寻找外国出生的工人。 在其他时候，同样的国家也限制了移民。

The U.S. government’s previous bracero program shows clearly how immigration policy is shaped to the needs of capital. The bracero program was initially implemented as a wartime emergency program in 1942 to fill a labor shortage in agriculture by importing farm workers from Mexico. The program became the largest foreign-worker program in the history of the U.S., contracting over 5 million braceros to growers and ranchers over the next 22 years.

美国政府之前的支柱计划清楚地表明移民政策是如何被资本需求塑造的。 该项目最初是作为战时应急计划在1942年实施的，通过从墨西哥进口农业工人填补农业劳动力短缺。 该计划成为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外籍员工计划，在未来22年内向种植者和牧场主提供了超过500万劳动力支撑。

Yet the government maintained control over the movements of these workers, and at any time could (and did) restrict the numbers of Mexicans crossing the border and clamp down on Mexicans in the U.S. The passage of workers from Mexico was crucial to the economy, but the workers themselves, at any given moment, could be treated like unwanted criminals, refused entry or deported.

然而政府仍然控制着这些工人的流动，并且随时都可以（并且确实）限制墨西哥人越过边境和限制墨西哥人在美国的流动。墨西哥工人的流动对经济至关重要，但在任何特定时刻，工人本身都可以被视为不受欢迎的罪犯，被拒绝入境或驱逐出境。

Reducing labor costs, a key aim of capitalists at all times, can be achieved by paying lower wages. To this end, companies can either move production to sites with cheaper labor supplies, or they can bring cheap labor supplies to production sites.

降低劳动力成本是资本家在所有时候的关键目标，这可以通过支付较低的工资来实现。为此，公司可以将生产转移到劳动力更便宜的地点，也可以将廉价的劳动力供应带到生产基地。

A perfect illustration of moving production to the labor supply is the maquila zone along the U.S.-Mexico border, created after the bracero program ended. Here, advanced country multinationals gain immigrant workers’ skills without having to pay to develop them. The social costs of child benefits and education have been provided by another state (in this case, Mexico).

将生产转移到劳动力供应的一个完美案例是美国和墨西哥边境沿线的配料区，这个配料区是在支柱项目结束后创建的。 在这里，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获得移民工人的技能，而无需支付发展他们所需的费用。 另一个政府（本案例中是墨西哥）提供了儿童福利和教育所需的社会成本。

But if the workers come across the border to work as undocumented labor in the U.S., employers gain the same advantages.

但是，如果工人跨越边界在美国从事无证工作，雇主可以获得同样的好处。

What are the specific conditions that make immigrant labor especially attractive to business? Immigrant workers are less likely to be unionized, and an immigrant workforce is often more controllable. Employers use the threat of deportation and criminalization to exploit immigrants ruthlessly and quell immigrants’ efforts to fight for their rights.

使移民工人对企业特别有吸引力的具体条件是什么？ 移民工人不太可能参加工会组织，而移民工人往往更易于控制。 雇主利用驱逐和定罪的威胁来无情地利用移民并镇压移民为争取权利而作出的努力。

Legal immigrants waiting for confirmation of citizenship are subject to this pressure, as well as undocumented workers. The presence of a criminalized section of the workforce is crucial for the employers to maintain their control.

等待确认公民身份的合法移民将受到这种压力，还有无证工人。 对劳动力进行犯罪化的部分的存在对雇主保持控制是至关重要的。

New immigrants often don’t speak English and are desperate for work. Employers exploit this vulnerability to the fullest–paying below-average wages, violating safety standards and workers’ rights.

新移民通常不会说英语，并且渴望工作。 雇主利用这个缺陷得到最充分的——支付低于——平均水平的工资，违反安全标准和侵犯工人的权利。

Meatpacking companies in the Midwest, for example, send personnel managers on tours of the U.S. to recruit Asian and Latino immigrants from California and New York, according to sociologists Louise Lamphere, Alex Stepick, and Guillermo Grenier. One company representative for Dupaco, a meatpacking firm in Nebraska, was typically up-front about the aims of recruitment: “We need to get us a minority group in here.”

据社会学家Louise Lamphere，Alex Stepick和Guillermo Grenier称，中西部的肉类加工公司派经理人参观美国，招聘来自加利福尼亚州和纽约的亚裔和拉丁裔移民。 Nebraska州的一家肉类加工企业Dupaco的一名公司代表对公司招聘的目标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我们需要让我们在这里获得一个少数群体。”

The Dupaco executive’s statement illustrates another important benefit employers gain from hiring immigrants: keeping the workforce divided. Employers use every possible difference between workers–sex, race, sexual orientation, skill and citizenship status–to sow division in the workforce. Employers know that a divided workforce is less likely to unite to demand union representation and higher wages and benefits.

Dupaco高管的声明表明雇主从雇用移民中获得的另一个重要利益：保持工人之间的分裂。 雇主利用工人之间的所有可能的差异 – 性别，种族，性取向，技能和公民身份 – 来在工人队伍中播种分裂。雇主知道，分裂的劳工们不太可能联合起来要求工会代表和更高的工资和利益。（备注：独裁者常用的分而治之策略，挑拨工人之间互斗，然后老板们就可以稳坐钓鱼台了。）

It’s clear that when it comes to making profits, U.S. business sees no borders.

很明显，攫取利润时，美国的商业是没有边界的。

That’s why it’s even clearer that the U.S. labor movement needs to continue organizing among immigrants. Improving wages and conditions for immigrants shouldn’t be seen as a way indirectly to boost “American” wages and conditions, separate from immigrants’ conditions. On the contrary, jobs performed by immigrants are crucial to the U.S. economy. Improving their wages and conditions will benefit all workers, no matter what side of the Rio Grande (or Rio Bravo) they were born.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劳工运动需要继续在移民中组织起来。 不应该将提高工人的工资和条件视为间接促进提高“美国人”的工资和条件，而与移民的条件分开。 相反，移民工作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 改善他们的工资和条件将使所有工人受益，无论他们出生在Rio Grande （或Rio Bravo）的哪一边。（备注：当移民工人的劳工权利受到捍卫时，老板们为了剥削掠夺相同数量的剩余价值，就不得不多雇佣一些工人，从而减少失业大军的数量。否则，老板们会选择剥削掠夺移民，继续中制造失业大军，并且借助煽动鼓吹对移民的仇恨破坏民主。）

http://socialistworker.org/2006-1/585/585_07_Capitalism.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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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切开血管的拉丁美洲

唐纳德希特勒最近残忍无耻的把拉美难民的孩子与父母强行分离，把孩子关进铁笼里，这一暴行最近终于在抗议下被终结了，然而，有些人说，美国政府有权拒绝这些难民，而我要说的是，美国政府无权拒绝这些难民，因为拉美难民是美国政府一手制造的！

什么？你不信？那不妨看看你亲爱的美国灯塔做了什么吧。

首先看看联合果品公司的暴行吧：

香蕉的血是紅色的——從一樁跨國併購案談起：

由於中美洲國家氣候潮濕炎熱，非常適合香蕉和其他熱帶作物生長，加上當地勞動力便宜、土地價格低廉等等，引來聯合水果公司和其他跨國水果公司一同在這片土地上開墾荒田、種植香蕉，並雇用大量貧困的當地人作廉價勞動力。根據《香蕉戰爭》一書，20世紀初起，聯合水果公司便快速地在整個拉丁美洲獲得約300萬英畝的種植地，然而在一年當中，有絕大部分的土地並未被妥善利用，因為這些大公司需要每10至20年間轉移種植耕地，來預防害蟲並維持土地養分。由於從種植到販售香蕉的過程利潤非常驚人，在賺足資金之後，聯合水果公司便開始擴張它的事業版圖，以獲得的利潤不斷增購土地、修築鐵路和港口提升香蕉運輸的效率，接二連三控制中美洲很多國家的貨運業、郵政業和金融業。最終，美國聯合水果公司在拉丁美洲所擁有的土地和投資，令其到達前所未有的暴利與跨國公司規模，在全美香蕉市佔率更高達一半。

然而，在資本家眼中經濟體永遠不夠大，市場上出現更多競爭對手後，他們也汲取規模更高的壟斷利潤。要獲得中南美洲土地的壟斷權，必須同時也從政治層面下手。於是有美國政府做為後盾，操作中美洲國家的政局變換；這些國家的政府也礙於對美國經濟過度高的依賴性，逐漸成為美國政府與資方聯手的傀儡。

20世紀50年代的瓜地馬拉，在聯合水果公司的貿易活動下，瓜地馬拉的農民不僅失去很多土地，該國的自然經濟生態也被嚴重破壞，只剩下了由美國牢牢掌控的水果種植業這條生路。這些國家的老百姓在內被貪腐獨裁的政府暴政統治、在外受到聯合水果公司的瘋狂掠奪，生活在雙重壓迫下困苦不堪。

在美國的影響下，中美洲地區一直以水果和經濟作物種植為主的單一經濟結構，至今仍未改變；因此在國際政治中，這樣的國家被稱做「香蕉共和國」。美國政治家們對水果商創造出的「香蕉共和國」是樂見其成的，因為這代表美國又在海外多了一個經濟佔領地。很快地，洪都拉斯、薩爾瓦多、瓜地馬拉、哥斯大黎加等中美洲國家都相繼淪為被美國插滿了粗大管子的香蕉共和國。在歐‧亨利（O. Henry）的小說《白菜與國王》中，作者就曾影射了被美國控制下的洪都拉斯。

到了二十世紀的中期，中南美洲在過度仰賴生產香蕉的單一農作經濟模式下，讓這些跨國企業的政治勢力大抵滲透，其中最惡名昭彰的莫過於聯合水果公司，更是不斷插手國際事務。1954年瓜地馬拉第一位民選出左傾總統科沃‧阿本斯‧古斯曼（Jacobo Árbenz）頒布土地改革法，希望透過私有土地收歸國有，還給本國農民自力生存的機會。

此舉雖說是溫和改革，卻惹毛當時大地主聯合水果公司，透過他們的大股東，同時也是美國國務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向美國政府揭發，指控古斯曼有共產主義傾向。美國中情局在同年以「Operation PBSUCCESS」為行動代號，扶植右翼獨裁軍卡洛司上校（Castillo Armas）發動政變，推翻民選的阿本斯政府，並讓瓜地馬拉地馬拉陷入長達36年的內戰。期間統治者數度更替，但都不改其軍事獨裁性質，一味接受美國政府的政治支持。1982年的總統里奧斯（Efraín Ríos Montt）將軍更藉掃蕩反政府遊擊隊為名，發動掠殺超過600個馬雅原住民部落的焦土作戰，內戰累計下來共造成至少20多萬人喪亡，其中也波及到無辜的原住民與農民之死傷與流亡。

進到21世紀後，更名為金吉達的聯合水果公司，試圖重新出發。然而，他們近期正因出資援助非法武裝隊殺害約4000多名哥倫比亞人，面臨一場由被害者家屬聯合提出的訴訟法案。根據《紐約郵報》的報導：金吉達已經於2007年承認，曾於過去七年間陸續支付共170萬美元給右翼恐怖份子哥倫比亞聯合自衛軍（The United Self-Defense Forces of Colombia，英文簡稱AUC），並為此支付了2500萬美元罰款。站出來代表這些受害家庭提起訴訟的人權律師之一保羅‧沃爾夫（Paul Wolf）在《愛爾蘭郵報》訪問中指出：「這筆罰款在金吉達眼裡，不過是銷售香蕉的一筆必要投資罷了。」他也補充到，其中這支付給AUC的170萬美元不單純只是用來保護香蕉農作地，更涵括金吉達非法輸運武器的中介費用等等。

关于阿本斯被美国政府推翻导致危地马拉彻底被毁灭的历史，我博客之前有介绍过：被美国推翻的民选政府，支持极权独裁的“民主灯塔”

然后再看看民主灯塔在萨尔瓦多的暴行：

薩爾瓦多 – 我不敢再去的國家：

薩國630萬人口中，混血最多約87%，白人佔12%，原住民不到1%，鄰國瓜地馬拉則有超過50%的的瑪雅人口。原因是1932年抗暴結束後，薩國政府實行獨裁統治，以鐵腕壓制原住民。原住民為免遭迫害，放棄自己服裝語言及習俗，加速同化的結果。1960和1970年代，貧富不均再度引起社會動盪。農民在天主教士和共產黨的支持下，組織起來向地主爭取權益，政府和地主掛鉤，派軍鎮壓。美蘇兩國介入薩國衝突，蘇俄支持以農民為主的解放陣線(FMLN)，美國支持政府軍。內戰最激烈時期，美國金援達到每天120萬美元。政府成立並授權“死亡衛隊”，可以射殺任何反對人士。1980年，政府軍涉嫌姦殺四個修女，及槍殺講道中的大主教Oscar Romero（安葬於天主教堂中，見下圖），引起全世界震驚。1980-1992年內戰期間，超過1%人口，約7萬多無辜平民死亡，受害的家庭不計其數。

美国政府在萨尔瓦多内战中支持右翼独裁政权屠杀萨尔瓦多人民，这段历史在《pirates and emperors,old and new（海盗与君主）》中有详细叙述。

美国政府可不仅仅是直接干涉拉美各国内政，还用新自由主义残害拉美人民！而新自由主义是谁创造的？是美国的芝加哥学派一手创造的，同时唐纳德希特勒的脑残粉们基本上也都是芝加哥哈巴狗们的粉丝：聊聊芝加哥学派和他们的信徒们的无耻以及新自由主义的阴谋（更新）

墨西哥的新自由主義政策─ ─加入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之觀察：2007-2008年美國爆發次貸金融海嘯墨西哥受到波及，兩年內造成墨西哥360萬人失業。依照墨西哥社會保險局（Instituto Mexicano del SeguroSocial, IMSS）的統計，2008年10月到2009年1月間，正職員工有50萬人遭到解雇，失業率高達百分之7.6，為近十年最高記錄（Moreno-Brid,2009：61-62）。此外貿易自由化引起外來競爭加劇，來不及轉型和升級的國內中小企業倒閉，公司併購後進行結構調整，伴隨企業瘦身進行裁員，也造成失業問題。除了私人公司，隨著國營企業開放民營，人事精簡，工作機會減少，公務員也失業。

接著觀察NAFTA是否改善勞工薪資所得，1994-2006年間墨西哥製造業的勞工生產力提升百分之69.6，但勞工所得生活水準並未見明顯改善，尤其1994年年底金融風暴披索貶值的影響，一直到2000年勞工所得才回升到加入NAFTA之前的水準。1994-2002年墨西哥全國平均工資下降了百分之36。美國國會的研究調查報告（Villarreal, 2010: 9）顯示，2002-2009年間墨西哥平均薪資呈現下降的趨勢，除了2001年出現百分之1.9、2006年出現百分之2.3的成長，其他年份都是負成長，2009年時甚至高到負百分之5。

墨西哥勞動市場就業和薪資的總體狀況惡化導致墨西哥人口流向美
國。墨西哥不能滿足人民就業和收入需求導致人口外流，美國則因給付薪
資相對較高，因而吸引移民，但即使是近年來美國經濟陷入衰退、失業率
上升，墨西哥對美移民浪潮仍在，表明對美移民的模式中，墨西哥國內的
推力作用較大（中歐農技中心，2003）。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91調查示，2003-10年每年移民人數皆維持在千分之五，以墨西哥總人口數1億800萬估算，墨西哥每年約「出口」54萬人到美國；依照2007年的非正式估算，每年約有45萬墨西哥人「偷渡」到美國謀生（徐世澄，2007）

所以说，墨西哥的“非法”移民是美国出口的新自由主义一手制造出的！

击败德意志的墨西哥，也在夺取食物主权来捍卫自己的国家：

2000年1月，成千上万名玻利维亚民众涌上街头，抗议政府将科恰邦巴（Cochabamba）市的水资源私有化。与以往的社会运动相比，这场“水权运动”具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抗议者不是来自某个单一的社会群体（如工人、农民、中产阶级），而是由不同阶级、不同种族的民众组成的联合阵线。他（她）们跨越了不同群体间的社会区隔，组成了“饮水与生命联盟”，采取了占领广场、封锁道路、全市大罢工等集体行动，共同反对跨国公司垄断科恰邦巴的水资源，要求政府保障民众的用水权。

无独有偶，墨西哥也经历了因生活必需品被过度市场化而激发的社会抗争。随着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实行，墨西哥的玉米价格越来越受到国际市场波动的影响。2006年底，玉米价格大幅度上升激发了民众的普遍不满，一场“玉米抗争”应运而生。与玻利维亚的水权运动相似，这场玉米抗争也促进了民众间形成超越城乡壁垒、阶层隔阂的团结行动：不仅工会团体和农民组织采取了联合行动，甚至一些以前没有被组织起来的民众，如家庭主妇、家政工人、商人等也加入了这场行动。2007年1月，农民开着拖拉机、工人和城市居民从各地乘坐巴士纷纷来到墨西哥城的中心广场举行集会。迫于民众压力，墨西哥政府快速做出反应，采取措施调整玉米价格。

科恰班巴是玻利维亚的第三大城市。由于地处高原、水资源稀少，基层民众一直面临用水困难的问题。1997年，陷入财政困境的玻利维亚政府为了获得世界银行的贷款，只好接受世界银行的要求，将科恰班巴市的水务私有化，引入跨国公司Aguas del Tunari。该公司在接管科恰班巴的水务系统后，立刻将自来水的价格提高30%-50%，有的地区水价甚至上涨100%。（备注：这就是帝国主义的门户开放政策啊，呵呵。）

但是，墨西哥的玉米文化也受到新自由主义市场化的侵袭。1992年，墨西哥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使得该国玉米价格日益受到国际价格的影响，出现大幅波动。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通过高额农业补贴压低玉米价格并向墨西哥倾销玉米，导致墨西哥的玉米价格一度大幅下跌，大量墨西哥小农破产、甚至自杀。相反，在2006年底，由于芝加哥期货交易所上玉米价格大幅上涨，墨西哥国内玉米饼的价格也相应快速攀升。在短短几周时间内，一些地区的玉米饼价格从每公斤约7比索上涨到15比索。玉米饼价格暴涨增加了墨西哥居民的生活负担，也引发了社会团体的快速回应。城市的工会团体和农村的农民组织率先组成同盟，共同反对玉米饼价格上涨，要求政府进行干预。随后消费者组织、主要政党、家庭主妇、商人等也纷纷加入抗争群体。

水权运动和玉米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市场改革在不断加深生活必需品商品化的程度。盲目的市场化进程不仅会威胁民众的日常生活，特别是底层群体的基本生活，而且会损害民众文化传统、地方习俗和国家认同，对社会有机体造成伤害。

墨西哥新自由主義的炮製：

福克斯的說法是，商人沒有像政客那樣腐敗，因為他們生意的財富是他們自己工作的結果。其實，這是詭譎的，因為俗話說，“私產即盜竊。” 然而，國家行動黨（PAN）聲稱自己不是竊盜，不像政客革命制度黨（PRI）。當然，我們認為，階級剝削也是竊盜。

但一旦國家行動黨（PAN）掌權，像革命制度黨（PRI）一樣，他們也成為粗俗的盜賊。 一個例子是瑪塔·薩阿貢（Marta Sahagún）[福克斯總統任期時的墨西哥第一夫人，據說，她用自己的影響力來幫助其兒子的公司獲得墨西哥國家石油公司的大合同]的兒子。 另一例是葉真理[中國商人牽連到2007年墨西哥的販毒醜聞]，在他的客廳裡發現有巨量的現金，他同卡爾德龍（Calderón）政府的勞工秘書哈威爾·洛薩諾·阿拉爾孔（Javier Lozano Alarcón）來往。

洛薩諾·阿拉爾孔還負責破壞國家電力公司“光電中心”（Luz y Fuerza del Centro） [由卡爾德龍政府在2009年拆除，它的工人，在中小企業組織（SME）的組織下，繼續奮鬥，以期恢復他們的工作]。 他基本上成了墨西哥工人階級的頭號公敵。 他的情況清楚說明了政治階級—黨和政府—與有組織犯罪之間的共謀。

新自由主義對拉美國家的影響和拉美左翼運動的興起：如前所說，拉美國家在實行新自由主義之初，有些國家經濟有所增長，但從總體來看，經濟發展速度不僅沒有加快，反而大幅降低，只相當於改革前的50％。經過幾年的反思，到2004年，受惠於國際經濟形勢的好轉，拉美經濟有所復甦，但仍低於改革前的水平。在上世紀八末、九十年代初，拉美地區經濟年均增長1.2％，從1992年－2002年的十年間，經濟年均增長只有2.4％，僅相當於80年代以前的45％。阿根廷和巴西可稱為是拉丁美洲的「已開發國家」，人均GDP曾經達到過8000美元。但在新自由主義改革以後，到2002年，阿根廷人均GDP已經跌到2665美元。巴西東北部幅員遼闊的亞馬孫州，至今文盲仍占全州人口的一半。與經濟蕭條相伴隨的是高失業率。拉美地區的失業率在最近二十年持續上升，阿根廷、秘魯、厄瓜多、尼加拉瓜等國的失業和半失業人口占總勞動人口的40％以上。就是到了本世紀初，拉美地區2001、2002、2003年平均失業率仍然分別達到9.2％、9.3％、10.7％，其中阿根廷2002年還曾高達23％。阿根廷學者說：「我們沒有想要的生活質量，沒有效率，也沒有尊嚴和所需要的安全，因為我們阿根廷人失敗了。」「新自由主義使阿根廷這個遼闊而富饒的國家變成了本地區最貧困的國家之一。」
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最大後果，就是產生嚴重的社會兩極分化。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拉美20％的最富的人和20％最窮的人在社會總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大約相差6倍，而實行新自由主義後這一差距迅速拉大，1999年拉美10％最富的人和10％最窮的人在社會總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大約相差40倍，2002年竟然上升到46.6倍。據阿根廷學者提供的數字，1960年拉美國家有1.1億人口處於貧困狀態，到1994年達到了2.093億，2004年竟高達2.22億。該地區60％的兒童處在貧困中，5300萬人面臨飢餓的威脅，4200萬人仍然是文盲。在拉美國家大城市的邊緣地帶，密密麻麻的極其簡陋的貧民區漫無邊際，成為城市的一個獨特現象。比如，巴西聖保羅市有1700萬人口，其中700萬人住在貧民區。這些貧民區沒有自來水、沒有下水道，骯髒、混亂，當地警察都不敢輕易進入，基本為黑社會所控制。
呵呵，傻逼川粉们看到了没有？你亲爱的美国政客和财团们无耻的剥削掠夺拉美人民，你亲爱的美国政客和财团们无耻的推翻拉美人民的民选左派政府，你亲爱的美国政客和财团们和芝加哥哈巴狗们无耻的剥削压迫掠夺奴役拉美人民，你们亲爱的美国政府自己拉的屎，滚去自己擦去！
PS：这篇文章我写了三次了，前两次有对拉美现状的详细介绍，结果都被莫名其妙的吞了，没办法，先把美国灯塔的“光辉历史”发出来吧，拉美人民的悲惨现状我另外单独写篇文章详细介绍吧。有兴趣者可自行查询大赦国际的人权报告，中美洲各国人民的处境并不比中国人民好多少，奉劝有些中国人别以为世界上只有中国人最惨，拉美人民也一样很惨，知道吗？顺便，拉美都是基督教国家，而拉美的基督徒们制造人权灾难制造得可欢了，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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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蕉的血是紅色的 從一樁跨國併購案談起

正當全球70億美元的香蕉市場已有逾8成由金吉達（Chiquita）、法伊夫斯（Fyffes）、台爾蒙（Fresh Del Monte）和都樂（Dole Food Compan）等4家跨國企業掌控。在2014年三月，其中兩家水果公司金吉達又宣佈將與法伊夫斯合併，形成全球最大香蕉供應商。這同時也是香蕉產業中長達幾世紀之權力鬥爭的最新發展，成為少數擁有主導權的大公司惡性吞滅小農或經銷商，以壟斷中南美洲農作物的極端案例。

合併之後改名為金吉達法伊夫斯（ChiquitaFyffes）的新公司，是由美國的水果經銷商金吉達以5.26億美元（約160億元台幣）收購歐洲最大的批發商對手愛爾蘭公司法伊夫斯。兩間公司合併後預估年營收將達46億美元，同時在2016年底前最少可省下4,000萬美元稅前營運成本。這兩家公司表示，合併後全球將會每年產銷約160萬箱的香蕉，分別較他們主要競爭對手都樂與台爾蒙多出四分之一，儼然是一個香蕉巨頭的誕生。除了佔下全球29%香蕉市場；也將會是世界第三大的鳳梨和西瓜經銷商。

金吉達的發言人在一封致《賀芬頓郵報》（The Huffington Post）的電子郵件中提到：「兩家公司長期以來都與世界各地的小農有長期的配合關係，這次合併將能服務更多的消費者，並支持我們盡心盡力的員工及更多供應商」，並強調兩方皆有堅定承諾，作為負責公民的一份子，要「嚴格遵守僅在勞動者有良好的工作條件下才會銷售該生產者的產品。」公司長期以來都與世界各地的小農有長期的配合關係，這次合併將能服務更多的消費者，並支持我們盡心盡力的員工及更多供應商」，並強調兩方皆有堅定承諾，作為負責公民的一份子，要「嚴格遵守僅在勞動者有良好的工作條件下才會銷售該生產者的產品。」

如何壟斷的香蕉買賣生意？

2002年大型跨國公司所佔的市場總合約為70%，一直到近年來才有比較平衡的發展，比率降至44.4%。

但是事實真的是如此嗎？上圖是由英國非營利組織BananaLink所統計出來的數據，可以看出全球的香蕉市場明顯被四家大公司瓜分。在市場的佔有率上，四家跨國公司在2002年更是掌控了全球幾乎三分之二（70%）的香蕉出口，直到2013年比率才慢慢降為44.4%。雖是如此，跟1800年代有上百家公司在香蕉產鏈競爭的狀態比起來，「短短的三十到四十年，競爭對手縮小到只剩下幾間大公司壟斷這項交易。」紐澳良大學人類學教授史帝夫‧史崔夫勒（Steve Striffler）如是說。此外，愛爾蘭股票經紀公司Merrion Stockbrokers預估：「原前3大公司金吉達、台爾蒙和都樂彼此差異不大，而法伊夫斯規模較小。現在最大的公司出現，將帶來產業內合併的動力。」這類跨國水果公司像滾雪球效應一般，透過併購累積更高的資本，以其經濟影響力來操弄更多的產地國的政治局勢。

金吉達的前身：惡名昭彰的聯合水果公司（United Fruit Company）

聯合水果公司這個名字對於1970年代前出生的人應該並不陌生，他在與美國機器公司合併後成立聯合商標公司，旗下的香蕉品牌正是現今的金吉達（Chiquita）。然而，這家公司並不如其名只單純販售水果，自1899年開始營運後，便將權力無孔不入地滲透在香蕉生產、包裝、出口到販售的過程，快速的成為這個產業的巨頭。二次世界大戰後，新生的美國霸主正式宣告進入了帝國主義時代。此時快速發展的強國需要源源不斷的資源輸血，但是殖民的時代已過，美國只能透過壟斷資本的經濟掠奪和控制取代直接的軍事進攻。也就是在此時第一批自洪都拉斯的香蕉被運往美國，不知道世界上有這種水果的美國大眾嚐到之後，隨即以消費和鈔票表示對香蕉的喜愛。於是一批以中美洲為據點，向北美地區出口香蕉和其他熱帶經濟作物的貿易公司便這樣成立了。

由於中美洲國家氣候潮濕炎熱，非常適合香蕉和其他熱帶作物生長，加上當地勞動力便宜、土地價格低廉等等，引來聯合水果公司和其他跨國水果公司一同在這片土地上開墾荒田、種植香蕉，並雇用大量貧困的當地人作廉價勞動力。根據《香蕉戰爭》一書，20世紀初起，聯合水果公司便快速地在整個拉丁美洲獲得約300萬英畝的種植地，然而在一年當中，有絕大部分的土地並未被妥善利用，因為這些大公司需要每10至20年間轉移種植耕地，來預防害蟲並維持土地養分。由於從種植到販售香蕉的過程利潤非常驚人，在賺足資金之後，聯合水果公司便開始擴張它的事業版圖，以獲得的利潤不斷增購土地、修築鐵路和港口提升香蕉運輸的效率，接二連三控制中美洲很多國家的貨運業、郵政業和金融業。最終，美國聯合水果公司在拉丁美洲所擁有的土地和投資，令其到達前所未有的暴利與跨國公司規模，在全美香蕉市佔率更高達一半。

然而，在資本家眼中經濟體永遠不夠大，市場上出現更多競爭對手後，他們也汲取規模更高的壟斷利潤。要獲得中南美洲土地的壟斷權，必須同時也從政治層面下手。於是有美國政府做為後盾，操作中美洲國家的政局變換；這些國家的政府也礙於對美國經濟過度高的依賴性，逐漸成為美國政府與資方聯手的傀儡。

20世紀50年代的瓜地馬拉，在聯合水果公司的貿易活動下，瓜地馬拉的農民不僅失去很多土地，該國的自然經濟生態也被嚴重破壞，只剩下了由美國牢牢掌控的水果種植業這條生路。這些國家的老百姓在內被貪腐獨裁的政府暴政統治、在外受到聯合水果公司的瘋狂掠奪，生活在雙重壓迫下困苦不堪。

香蕉產業有賴於大量農工維持，圖為馬達加斯加島上一位背負著許多香蕉的男性。（影像來源：Yosef Hadar / World Bank）

在美國的影響下，中美洲地區一直以水果和經濟作物種植為主的單一經濟結構，至今仍未改變；因此在國際政治中，這樣的國家被稱做「香蕉共和國」。美國政治家們對水果商創造出的「香蕉共和國」是樂見其成的，因為這代表美國又在海外多了一個經濟佔領地。很快地，洪都拉斯、薩爾瓦多、瓜地馬拉、哥斯大黎加等中美洲國家都相繼淪為被美國插滿了粗大管子的香蕉共和國。在歐‧亨利（O. Henry）的小說《白菜與國王》中，作者就曾影射了被美國控制下的洪都拉斯。

「國中之國」這種電影般才會出現的場景，卻是在中南美洲非常真實的生活：圍著鐵絲網的香蕉園，還有甘蔗、鳳梨等熱帶經濟作物的開墾地，外面站著戒備森嚴的美國軍人站崗，出口運輸香蕉的鐵路、公路和港口，也都為美國人所操控。城市中一切便利的郵局、醫院、軍營和學校都屬在聯合水果公司，美國人在這個國家建造出另外一個國境，並優越的享有常人無法得到的特權。當地人卻在無形的劃界中住在著壅塞貧脊的貧民窟裡，年輕人給外國種植園出賣苦力為生，老弱病殘則被丟在一旁成為邊緣中的邊緣人。在「香蕉化」最嚴重的洪都拉斯，甚至出現本國政府持有國土比聯合水果公司還少的景象；瓜地馬拉還得由政府出錢購置一部分聯合水果公司閑置的土地，才能交給本國無地農民耕種。

美國政府與資本介入中南美洲

到了二十世紀的中期，中南美洲在過度仰賴生產香蕉的單一農作經濟模式下，讓這些跨國企業的政治勢力大抵滲透，其中最惡名昭彰的莫過於聯合水果公司，更是不斷插手國際事務。1954年瓜地馬拉第一位民選出左傾總統科沃‧阿本斯‧古斯曼（Jacobo Árbenz）頒布土地改革法，希望透過私有土地收歸國有，還給本國農民自力生存的機會。

此舉雖說是溫和改革，卻惹毛當時大地主聯合水果公司，透過他們的大股東，同時也是美國國務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向美國政府揭發，指控古斯曼有共產主義傾向。美國中情局在同年以「Operation PBSUCCESS」為行動代號，扶植右翼獨裁軍卡洛司上校（Castillo Armas）發動政變，推翻民選的阿本斯政府，並讓瓜地馬拉地馬拉陷入長達36年的內戰。期間統治者數度更替，但都不改其軍事獨裁性質，一味接受美國政府的政治支持。1982年的總統里奧斯（Efraín Ríos Montt）將軍更藉掃蕩反政府遊擊隊為名，發動掠殺超過600個馬雅原住民部落的焦土作戰，內戰累計下來共造成至少20多萬人喪亡，其中也波及到無辜的原住民與農民之死傷與流亡。

1982年5月，瓜地馬拉北部20名村民遭到殺害，政府軍隊聲稱是左翼游擊隊所為，然而其餘倖存者表示由美國政府支持的軍方才是兇手。（圖片來源：<a href="www.opensocietyfoundations.org/voices/guatemala-cross-roads-search-justice">Open Society Foundation</a>）

聯合水果公司與美國政府的聯手操盤卻未就此打住，1959年古巴領導人卡斯楚在推翻巴蒂斯塔獨裁政府，建立起拉丁美洲的第一個社會主義政權。他上任後的第一個宣言，就是要將聯合水果公司在古巴的糖廠和土地全部收歸國有，並發誓「絕對不做第二個瓜地馬拉！」聯合水果公司在憤怒之下，遊說甘迺迪政府快速批准中情局顛覆古巴政權的計畫，1961年，大批叛軍在古巴吉隆灘登陸向卡斯楚發動猛攻。但是資本家的這一記陰謀擊並未得逞，反而讓此次的古巴革命引領拉丁美洲各國都的革命浪潮，很多國家先後宣佈將土地收歸國有，聯合水果公司不久便陷入生意岌岌可危的的窘境。

1970年後，聯合水果公司因為名聲實在太臭，不得不改名成為金吉達（Chiquita），繼續在今天北美各大超市販售他們從中南美洲進口的香蕉。雖然過去那種龐大的殖民帝國式掠奪不再顯而易見，美國的重商主義還是能將資本家串連起來，通過經濟控制和文化滲透來延續香蕉共和國的「願景」。南阿拉巴馬大學人類學系的教授馬克‧莫柏格（Mark Moberg）形容：「金吉達在當今拉丁美洲被稱做’el pulpo’，意即緊握權力的八爪章魚。這起合併案僅會使金吉達更張牙五爪地壟斷，而絕對不可能改善目前跨國公司權力集中的現況。」

進入到金吉達時代的聯合水果公司

進到21世紀後，更名為金吉達的聯合水果公司，試圖重新出發。然而，他們近期正因出資援助非法武裝隊殺害約4000多名哥倫比亞人，面臨一場由被害者家屬聯合提出的訴訟法案。根據《紐約郵報》的報導：金吉達已經於2007年承認，曾於過去七年間陸續支付共170萬美元給右翼恐怖份子哥倫比亞聯合自衛軍（The United Self-Defense Forces of Colombia，英文簡稱AUC），並為此支付了2500萬美元罰款。站出來代表這些受害家庭提起訴訟的人權律師之一保羅‧沃爾夫（Paul Wolf）在《愛爾蘭郵報》訪問中指出：「這筆罰款在金吉達眼裡，不過是銷售香蕉的一筆必要投資罷了。」他也補充到，其中這支付給AUC的170萬美元不單純只是用來保護香蕉農作地，更涵括金吉達非法輸運武器的中介費用等等。

金吉達在哥倫比亞僱用的武裝部隊正在巡視香蕉園。（影像來源：Luis Acosta, AFP/Getty Images file）儘管多方證據都指向金吉達在哥倫比亞犯下的集體屠殺惡行，這家公司仍努力希望美國聯邦第十一巡迴上訴法院（the 11th U.S. Circuit Court of Appeals）能撤下此案。他們主張這些謀殺案不能都算在金吉達的頭上，因為支付給AUC傭金的事實並不代表金吉達實際參與或是知曉每一件謀殺。他們還表示，從美國最高法院去年四月對Kiobel與荷蘭皇家石油公司（Royal Dutch Petroleum）的裁決來看，最高法院對於外國人使用美國法院尋求刑事責任和經濟賠償已明確增設限制，所以哥倫比亞對於美國公司的民事訴訟不應成立。

代表哥倫比亞方的人權律師以兩點駁斥金吉達的辯詞，首先，在美國刑事法當中，高層決策者比下層執行者更容易共謀，這也應該要適用於民事條例。因此即便金吉達不知道謀殺策畫的細節，他們也絕對知道AUC在殺害平民的行動。再來，此件訴訟不應與Kiobel和皇家石油公司相比，因為這筆民事訴訟中的決策、給付AUC傭金都是在美國本地內完成。可惜的是，在2014年7月美國聯邦第十一巡迴上訴法院中，陪審團以2對1的票數判定此樁由4000多名哥倫比亞被害者家屬聯合訴訟美國金吉達公司謀殺的民事案件，不屬美國聯邦法律管轄的範圍。

第三大香蕉公司都樂（Dole）販售的血汗香蕉

除了前文主要提到合併的金吉達及法伊夫斯之外，全世界第三大的跨國香蕉品牌都樂公司也有許多剝削勞工與侵害人權的問題。這間掌握厄瓜多香蕉產量的三分之一的品牌會跟你說，國際法上並未強制經銷商要為虐待勞工負責，但是當他們握有強大的經濟勢力且有能力維護勞工權益時，卻選擇冷眼旁觀。

厄瓜多身為全世界最大的香蕉出口國，大部分的農地供給都樂、台爾蒙和金吉達，但這些企業當中，沒有任何一家努力遵守勞工法，更別說站在國際人權法的角度上來審視。《人權觀察》組織（Human Right Watch）在調查報告中，提出都樂公司在厄瓜多惹出的提出三大爭議。首先是童工的濫用，最小童工年齡甚至只有八歲，高達90%的童工告訴《人權觀察》組織，他們每天暴露從上空灑下的毒性殺蟲劑環境工作、拎起鋒利危險的鐮刀，一天的平均薪資卻只有3.5美元。第二點是壓榨工人權益，這些廉價勞力即便面臨老闆的性騷擾、工時過長的問題，也都無法自行組成工會，因為上級會對這些想組成工會的勞工施加壓力，讓他們遭到解雇。就算該雇主惡劣的行為被發現，他們也只需付出通常低於400美元、微不足道的罰款。最後，是在人事單位安排中規避勞動法，依靠外包制度來聘請「永久臨時工」，就可以省下比雇用固定工人還更多的成本。但是當人權觀察組織要求都樂公司表態與這些劣質生產商是否有合作關係時，他們只草率回應：「本公司不會有意地向任何僱用童工的生產者購買產品。」看似完全卸責給生產者，但香蕉園裡70%的童工於受訪時表示，他們清楚知道自己所工作的農園是專屬為都樂香蕉公司生產。

還有更多關於都樂公司在中南美洲侵害人權的事件，2007年時有 5,000多位來自尼加拉瓜、哥斯大黎加、瓜地馬拉、宏都拉斯與巴拿馬的農民，控告美國在70年代於他們的工作環境中使用於1979年就在美國境內被禁止的土壤燻蒸劑二溴氯丙烷（DBCP）。其功效雖能消除在香蕉樹根部的蠕蟲，卻也是一種易使人致癌的成份。都樂的罪行不僅僅是疏忽，更是他們欺瞞中南美洲農民有關DBCP對人體的影響的信息。同樣聯手的陶氏化學公司和AMVAC化工，也都積極抑制有關DBCP生殖毒性的信息。2009年在華盛頓D.C.所舉辦的全球勞工權益論壇，也對都樂公司在哥倫比亞以非法武裝軍動殺害工會的示威者提出指控，該次行動中，有許多都樂的勞工在勞資紛爭尚未解決的情況下就被暗殺。加上都樂公司對農民和平民犯下零零總總侵犯人權的行為，控告者認為都樂應該要為高達一千多名哥倫比亞人死亡負起責任。

ChiquitaFyffes合併案對香蕉價格和歐陸的影響

金吉達和法伊夫斯合併，將讓全球香蕉貿易市場更為集中與壟斷。（影像來源：<a href="http://marketbusinessnews.com/chiquita-fyffes-merger-creates-largest-banana-company/15042"> Marketbusinessnews.com</a>）在回顧過世界三大香蕉出口貿易公司的血腥歷史後，我們再回來看金吉達和法伊夫斯兩間公司的併購案會帶來什麼影響？其實以金吉達為首的這幾間大公司，都已經建立起與當地香蕉農固定合作的模式。在過去，這些香蕉農也許能因為跨國公司競爭激烈與經濟規模大而受益，因為大公司都會害怕別家出更好的價錢與蕉農購買，會導致他們來源產量驟減。但現在只有少數的跨國企業佔領整個市場，這些大玩家們已經可以幾乎支配生產方的一切收成了。根據莫柏格所說，「這就像香蕉產業的沃爾瑪化（Walmartization）。」

更甚，因為合併後的金吉達法伊夫斯公司已經掌控香蕉產銷出口的各種層面，他們可能會試著提高香蕉的價格。《香蕉密碼：改變世界的水果》的作者丹‧科柏（Dan Koeppel）在他的書中指出，消費者在過去展現出對高價香蕉更寬容的容忍度，將助長金吉達法伊夫斯這家公司在香蕉市場的販賣壟斷與更大的操弄價格權力。

兩家公司合併對歐洲的影響又是為何？金吉達在買下愛爾蘭公司法伊夫斯的股份後，將有助於這個北美大商進入到歐洲市場。從歷史脈絡來看，過去歐洲在進口香蕉這種熱帶水果時，總會保留固定的配額給過去在加勒比海的殖民屬國，以確保那些小國的農夫在種植經濟產物時能有穩定銷量。雖然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在2000年時已經停止這種配額產銷制，但歐洲國家其實還是保留其從加勒比海進口香蕉的習慣。

這次的合併案會開拓中南美洲香蕉的選擇給歐洲的民眾，此舉將有可能把規模不夠大的生產者邊緣化。就當全世界的香蕉產業資源已經非常不公的集中在某些跨國企業手中，這兩家公司的結合只會讓世界香蕉貿易更集中、獨大、更危險。

https://www.coolloud.org.tw/node/82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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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美軍在沖繩的強暴案

（写在前面：极右奴才垃圾小纳粹们天天捏造根本不存在的“难民强奸问题”，却对他们亲爱的王师实实在在犯下的强奸暴行视而不见，恶心无耻。当然，我的态度是，他们亲爱的王师必须滚出冲绳。）

2016年5月，美軍文職人員辛扎托（Kenneth Shinzato）姦殺20歲沖繩女子島袋裡奈，引起沖繩居民強烈不滿。事實上，從二戰期間起算，美軍在沖繩犯下的強暴案件層出不窮，幾個重大案件更引發沖繩人的集體抗爭。

1945年的沖繩陸上戰期間，美軍便已犯下無數強暴或姦殺行為。紐約時報報導，此時遭受其害的沖繩女性高達10,000名，導致2000年時，幾乎每個65歲以上的婦女都曾聽聞過當年的強暴案件。然而，這卻段歷史卻是「沉默」的，即便到了今日，多數人仍不願意對外訴說。

1995年的3名美軍造成的「小六女童強暴案」，引起8.5萬人包圍縣議會，更激起近20年來新一波的反對潮。

戰後，美軍接管沖繩，1955年9月4日發生「由美子事件」（也稱嘉手納幼女強姦殺人事件），沖繩居民在海邊發現6歲女童「由美子」的屍體，其下腹部至肛門受利物撕裂，1周後逮捕一名美國軍官，後來經軍事法庭證明其為強姦殺人犯，據聞此後沖繩人再也不幫自己的孩子命名為「由美子」；9月10日，又發生一起美軍綁票強姦小二女童案。兩個事件引起當時沖繩居民極大的憤慨，並成為沖繩反美軍史上的重大事件。

1972年後，沖繩交由日本統轄。有文章指出（來源），據沖繩員警統計，1972 至 2015 年間，駐沖繩美軍及其家屬的刑事犯罪共有 5,896 宗，其中在房屋、車內等的盜竊行為佔 50%；傷人、脅迫等「粗暴犯」佔 18%；殺人以及對女性的暴力、強姦等「兇惡犯」佔 9.7%。

1995年，3名美國海軍陸戰隊員強暴虐打1名12歲的沖繩少女，引起8萬5千名居民包圍縣民大會（該年沖繩總人口為127萬），點燃近20年來新一波高漲的反美軍基地浪潮。在此壓力下，日美雙方組成特別委員會，開始研擬美軍基地的整頓縮小事宜，沖繩各方勢力就此展開各種角力論辯。

然而，事件並無停歇。2001年，一名空軍軍官在車廂內強暴一名20歲女子，美軍起初在《美日地位協定》下不願意交出嫌疑犯，引起沖繩人抗議；2004年，一名中士強暴19歲女性；2008年，一名二等軍官涉嫌強姦一名初中少女，沖繩縣議會發表聲明抗議；2012年，發生1972年來第7起強暴案，兩名美軍酒後在街上輪暴一名女子，美國軍方對此下達「宵禁令」；2016年3月，一名海軍士官涉嫌強暴一名來自日本福岡的遊客。

資料來源：

http://www.eventsinfocus.org/issues/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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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战争相关资料（资料摘录）

民主自由灯塔的脑残粉们总是吹捧美军是自由之师，呵呵，我不说在伊拉克那百万惨死的平民，我也不说当了冤大头的巴拿马和格林纳达人民，我也不说民主被毁灭的多米尼加人民，我也不说是谁把本拉登和塔利班扶植起来，残害当地人民，最后不得不去自己擦屁股顺便又把当地人民再残害一遍，我也不说被屠杀至少十多万，共和国被毁灭的菲律宾人民，咱们就来看看，在大名鼎鼎的越战中，极右傻逼纳粹们亲爱的王师究竟扮演了一个怎样的角色，又做下了哪些无耻残忍的暴行。别误会，我从来不认为中共的孙子越共是什么好鸟，但另一边同样也不是什么好鸟，而且就当时的表现来看，越共还真的比另一边的“自由政权”要强一些。

首先，咱来看看越战的背景吧：1945年秋，战败的日本被迫撤出印度支那这个它在战争开始时占领的前法属殖民地。与此同时，一场志在结束殖民统治并为印度支那农民争取新生活的革命运动在那里开展起来。在共产党人胡志明的领导下，革命者进行了抗日斗争。1945年底，他们在河内举行了上百万人参加的盛大庆祝活动，并发表了独立宣言。

1946年11月，法国人轰炸了越南北部港口海防，从此开始了越南民族主义运动与法国殖民主义者之间长达8年的战争。随着1949年共产党在中国取得胜利和次年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开始向法国提供大规模的军事援助。到1954年，美国已经提供了足以装备印度支那全部法军的30万支小型武器和机枪以及10亿美元的援助。所有这些加在一起，美国实际上承担了法国战争支出的80％。

1954年，由于得不到越南人民的支持，法国不得不撤离该地区。这时的越南民众绝大多数都已站到了胡志明及其领导的革命运动一边。

法国与越南在日内瓦国际会议上达成了和平协议。按照协议的规定，法国立即撤退到越南南部，越盟则留在北部；越南将在两年之内举行联合大选以便让人民自主地选择自己的政府。
　　美国迅速采取了阻止南北统一的行动，在南越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它在西贡成立了以前南越官员吴庭艳为首的政府，并鼓动他不要如期举行联合选举，吴此前一段时间住在新泽西。正如《五角大楼文件）所说：“南越基本上是美国的产物”。

吴庭艳政权越来越不受欢迎。吴是一名天主教徒，而大多数越南人是佛教徒；吴与地主关系密切，而越南是一个农民的国度；他的虚张声势的土地改革基本上无所作为；他用远在西贡任命的亲信接替地方选举出来的各省官员；越来越多的人被投进监狱，因为他们批评当权者腐败无能和固步自封。
反对派力量在吴庭艳政权鞭长莫及的农村地区迅速壮大起来。1958年前后，针对政府的游击活动开始出现。河内的共产党政权通过提供援助、鼓励和向南方输送人员的办法支持游击运动，被派往南方的人大多数都是日内瓦协定后跑到北方去的南方人。
1960年，南方成立了民族解放阵线。该阵线把各派反政府力量都联合起来了，其中坚力量则是南越的农民。农民们把民族解放阵线看成是改变他们生存条件的希望所在。

1963年6月的一天，一名佛教僧人坐在西贡的公共广－场上点火自焚。接着，许多僧人竞相以焚身自杀来表达他们反对吴庭艳政府的决心。吴庭艳的警察袭击了佛教徒的佛塔和庙宇，打伤30名僧人，逮捕1400人，并封闭了一些佛塔。市内爆发了示威活动，警察开枪打死9人。古都顺化随之发生了万人抗议示威活动。

这里的“一名佛教僧人”是释广德：當時信仰天主教的南越總統吳廷琰，對佔人口八成以上的佛教徒實行歧視政策，並在當年的佛誕日禁止佛教徒展示宗教性的旗子，引起公開的示威遊行。警方在衝突中對群眾開槍，造成九人死亡。政府事後拒絕妥協，使得國內的抗議情緒益發高漲。時年69歲的和尚釋廣德在這波抗議中提議自焚。獲得領袖們的許可後，僧人們於是展開縝密的計畫。他們測試不同的燃料，並事先聯絡外國記者。當天還有一組僧尼負責躺在消防車輪前，防止消防人員前往現場。 6月11日，約三百五十位僧人聚集在總統府前的十字街口。釋廣德隨兩位同伴下車後，以蓮花坐姿盤坐於地，由同伴自頭頂淋下五加侖的汽油。他手握木製佛珠，默念經文，接著自己點燃火柴。火焰燃燒瞬間，釋廣德的身驅被大火吞噬，變成一團火球。一名和尚用擴音器宣布：「一位僧侶為了五項訴求自焚身亡。」同時，其他和尚把釋廣德的英文聲明稿發給了在場的美國記者們。十分鐘後，焦黑軀體上的火焰漸息，被蓋上黃布。来源：當自焚的人也被噤聲

在越南人口的宗教构成中，佛教徒约占人口的70%到90%[3][4][5][6][7][8][9]。许多历史学家认为，作为一名天主教徒，吳廷琰的政策明显继续偏向在越南占人口少数的天主教徒，而歧视占人口多数的佛教徒。政府被认为在公用设施、军人晋升、土地安置、商业利益和减免税收方面都偏向天主教徒。[10]

此外，甚至在向保卫村庄免受越共游击队攻击的民兵分发轻武器时，发现只有天主教徒村庄得到了武器，[12]而一些天主教神父甚至拥有自己的私人武装部队。[13]在一些地区发生了强迫改宗、抢劫、以及毁坏寺庙的事件。[14]一些佛教徒村庄全体改宗，以便能得到援助，或避免被吴廷琰政府强迫迁居。[15]自法国殖民时代起，只认定佛教为私人团体，需要官方许可才能举行公众活动，只有天主教才具有正式的宗教身份，吴廷琰也没有废止这项政策。[16]天主教会是越南最大的地主，但是天主教会拥有的土地被免于进行土地改革。[17]天主教徒们也在“事实上”被豁免了政府强迫所有公民参加的義務勞動；美援物資被政府不成比例地分配给天主教徒占多数的村庄。在吴廷琰统治下，天主教会享受免除财产所得税的特权，在1959年，吴廷琰将越南奉献给圣母玛利亚。[18]

作为當時实际上的南越第一夫人、廷琰之弟吳廷瑈的夫人陳麗春（Trần Lệ Xuân）在被問及對此事的見解時曾說她要为「看到一齣和尚肉燒烤的好戲而拍手叫好」（clap hands at seeing another monk barbecue show）。之後在西方社會裡，她獲得了一個「惡龍夫人」的稱號[32]在六月下旬，吳氏政府指責釋廣德的死因是在自焚前吸毒，而並非被火燒死。[33]他們又控告大衛，指他收買釋廣德去自焚，當然最後沒有成功。[34]

来源：释广德wiki

1963年初，肯尼迪的助理国务卿U．亚历克西斯·约翰逊在底特律经济俱乐部演讲时说：“数百年来，到底是什么东西吸引着各国列强从四面八方云集东南亚，拚命想攫取这块地方呢？……东南亚国家物产丰富，可供出口的剩余产品有大米、橡胶、柚木、棉花、锡、香料、石油等许多东西……”
但是，肯尼迪却不公开这样说。他的解释是，美国在越南的目的是遏制共产主义和增进自由。

接替吴庭艳的将军们无力消灭民族解放阵线。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在1964年晚些时候报告说：“越共组织不仅有凤凰再生的能力，而且还有保持士气的神奇手段”。

1964年8月初，在北越海岸的东京湾[1]附近发生了一连串扑朔迷离的事件，约翰逊总统利用这些事件发动了对越南的全面战争。后来的事实表明，所谓东京湾事件不过是一个骗局。美国的高级官员们向公众撒了谎。事实上，中央情报局早已在秘密实施对北越沿海军事设施的攻击计划了，因此，即便是发生了攻击行为，也绝不是“无端”的；也不是“例行巡逻”，因为“马多克斯”号正在进行特殊的电子间谍活动；而且，它也不是在公海，而是在越南领海水域。事实证明：根本不像麦克纳马拉所说的那样有鱼雷攻击“马多克斯”号。时隔两晚，又有一则关于另一艘驱逐舰遭到袭击的报道，约翰逊称之为“公海上的公开挑衅”。这则报道看来也纯属捏造了。

东京湾“挑衅”事件促使议会通过一项法案，授权约翰逊总统在东南亚地区采取适当的军事行动，该法案得到了众议员的一致赞成，参议院也只有两票反对。这样便出现了不是由宪法授权的国会宣布战争状态的情况。
在越战期间，一些请愿者要求被认为是宪法的守护神的最高法院宣布战争违宪。但最高法院一次又一次地拒绝考虑这一问题。

南越的广大地区被宣布为“任意交火区”，也就是说，留在该地区的所有人（平民、老人、孩子）都被认为是敌人，可以随便对他们实施轰炸。有窝藏越共嫌疑的村子动辄遭到“搜查和摧毁”——村子里凡达到从军年龄的男人都被杀死，房子被烧掉，妇女、儿童和老人则被押往集中营。
在一个名为“凤凰行动”的计划中，中央情报局驻越人员未经审判就秘密处决了至少2万南越平民，因为他们被怀疑为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
战争结束后，根据国际红十字会透露的消息，在战争白热化的时期，南越的集中营里关押着6.5万到7万人，他们经常受到毒打和折磨，美国顾同或袖手旁观或直接参与其中。在美国顾问驻扎的富国岛和归仁的两个主要的越南人集中营里，国际红十字会观察员还发现了持续而有组织的暴行。

到战争结束时，美国已在越南、老挝和柬埔寨投下了700万吨的炸弹——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投在欧洲和亚洲的炸弹总量的两倍还要多。不仅如此，它还在相当于马萨诸塞州那么大的地区里用飞机喷洒了毒剂，旨在毁坏那里的树木和其他植物。据报道，越南母亲生下了许多残疾儿。耶鲁生物学家给老鼠使用同样剂量的药物（分别为2，4，5匙）后，发现它们产下的全是残废鼠。这些生物学家们指出，没有理由相信，该药用在人身上会产生不同的效果。

这一毒剂就是橙剂：戰爭結束後，橙劑的後遺症逐漸浮現。據越南政府統計，近百萬人因接觸橙劑而死亡或傷殘，還生下50萬名身體畸形或智障的嬰兒。當年參戰的越共老兵和他們的後代，固然是最直接的受害者，但當年受橙劑禍及的普通農民也不少。更可怕的是，由於這些毒素的半衰期很長，很多仍殘留在當地的土壤當中，危害至今。這些直接的傷害並不能單靠時間就能撫平，不少戰後出生的新一代仍然能夠感受到什麼是戰爭之痛。来源：越戰結束40年，但這些照片提醒我們傷痛還沒到盡頭

美軍噴洒「橙劑」的面積占越南南方總面積的10%，共撒下6700 萬升橙劑，噴洒過「橙劑」的水源和土壤至今仍未消除污染，當地人深受其害，據統計，因「橙劑」污染，戰後越南產生了五十多萬橙劑畸形兒並使兩百多萬越南兒童遭受癌症和其他病痛的折磨。

過去三十多年中，美國一直否認越南數十萬畸形兒與其當年播撒的橙劑有關並拒絕賠償，但隨著美越日漸親密，美國政府做出了一些改變，於2011年6月投入3200多億美元，清理中部城市峴港一座曾大量堆放橙劑的機場及周邊地區。

越南胡志明市西北12公里的奇光寺，由於香火興旺和聲名遠播，從1995年起到現在，共有350名畸形兒被遺棄在這裡，寺院和香客合力收留了他們。這裡被當地人稱為「怪胎展覽」——他們有長錯位置和方向的腳掌，恐怖外凸的眼珠，怪異的頭部和丟三落四的器官。即使病症最輕微的，也有智障、聾啞和行走困難等缺陷。 製造這些怪嬰的「元兇」是潛伏在他們血液里一種叫「二惡英」的物質，正是來自於當年美軍播撒的橙劑。来源：觸目驚心：越戰美軍用落葉劑使大片叢林枯萎 百萬兒童畸形

1968年3月16日，一伙美国士兵来到广义省的一个小村子——美莱四号村，包围了所有居民，其中包括老人和怀抱婴儿的妇女。这些人被美国士兵赶进一条沟里挨个儿枪杀。

后来，好几名军官因“美莱屠杀案”受到审判，但只有卡利中尉被判有罪。他被判处终身监禁，但又被两次减刊。他服了3年刑后即获假释，因为尼克松签署命令说．他应当在家里而不是正式的监狱里接受监管。数千名美国人为其声辩，其中一部分人认为，从反对“共产主义者”的必要性的角度看，他的行为是正当的爱国主义行为；还有一部分人认为，在许许多多的同类战争暴行中，单单把他当作替罪羊是不公正的。曾经对掩盖美莱屠杀提出指控的科·奥林·亨德逊在1971年初对记者说：“每一支部队在某个地方都有它们自己的美莱”

确实，美莱大屠杀的独特价值只是在于该案的真相已大白于天下。赫什曾在一家地方报纸上公开报道过一名美国兵写给其家人的这样一封信：

亲爱的爸爸妈妈：
今天我们去执行了一项任务。我觉得我愧对我自己、我的朋友和我的国家。我们烧毁了所见到的每一间房屋！……
所有的人都哭喊着，乞求我们不要把他们分开，不要带走他们的丈夫和父亲、儿子和祖父。妇女们在呜咽和呻吟。
接着，他们充满恐怖地眼睁睁看着我们烧掉他们的房屋、财产和食物。是的，我们烧掉了所有的大米并射杀了所有的牲畜。

关于美莱大屠杀的详细资料：1968年3月16日越戰期間，攝影師Ronald L. Haeberle在越南廣義省美萊村（My Lai）拍下一系列照片，其中一張照片裡，村民們恐懼地聚集在一起，一位母親表情痛苦，眼眶充滿淚水，那日正是美軍於美萊村執行命令。當時有504人死於這場行動，大多是婦女、小孩和老人。

屠殺事件爆發後有25人面臨起訴，最終，步兵旅指揮官Henderson雖接受審判，隔年卻被無罪釋放，而下令開火的陸軍中尉William Calley被判終生監禁，最後則在尼克森總統下令保釋後，改判軟禁三年半。2009年，一直以來始終堅持是「奉命行事」的Calley首度承認錯誤：「我生命中沒有任何一天不為那天發生在美萊村的事情而悔恨自責，我愧對那些被殺的人、愧對他們的家人，也愧對捲入本案的美軍士兵和他們的家人。我真的很抱歉。」来源：東南亞歷史上的今天：越南美萊村屠殺50週年

1968年3月16日，美軍第23步兵師第11旅第20團第1營C連的官兵在越南廣義省的美萊村對越南民眾進行殘酷屠殺，男女老幼甚至嬰兒都慘遭殺害，美軍士兵還對女性進行了輪姦並肢解了部分屍體。屠殺之後，美國陸軍官方報紙《星條旗報》以頭條新聞登出：「美軍包圍赤色分子，殺死128人。」美萊大屠殺中，美軍連兒童也不放過。

至於遇難人數，美軍官方報告稱168人死亡，其中20%是越南平民；越南官方報告則稱有568名平民被殺害。而據《紐約時報》報導，雙方政府私下同意，死亡數目在400人到500人之間。来源：越戰舊照：美軍美萊大屠殺殘酷暴行

狂轰滥炸旨在摧毁普通越南人的抵抗意志，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德国和日本的人口中心实施的轰炸一样——尽管约翰逊总统在公开声明中一再表示轰炸的只是“军事目标”。政府使用诸如“施加更大的压力”一类的语言来描述轰炸。根据《五角大楼文件》，中央情报局在1966年的某个时候曾建议实施“更猛烈的轰炸计划”，用中央情报局的话说，就是要直接摧毁“作为打击目标的政府的意志”。
与此同时，就在边界的另一端，在越南的邻国老挝，中央情报局扶植的右翼政府也正面临着一场叛乱。结果，这片世界上最美丽的地区之一的加斯平原也被炸成了一片瓦砾。政府对此保持了沉默，新闻界也没有进行相关的报道。但是，一名生活在老挝的美国人弗雷德·布兰夫曼在其所著《加斯平原的呼声》一书中却记录了这一史实。
从1964年5月至1969年9月，这片加斯平原遭受了2.5万多次的轰炸、被投下了7.5万吨的炸弹，数千人伤亡，数万人被迫转入地下，所有的建筑都成了一片废墟。1973年9月，前老挝政府官员杰罗姆·杜里特尔在《纽约时报》上撰文说：“当我首次到达老挝时，我接到指示，对所有新闻界有关我们对这个小小国家所实施的大规模的和惨无人道的轰炸的询问都要作如是回答：‘应老挝王国政府的请求，美方只是在进行非武装的侦察飞行’……这是撒谎。每一位听到我这番回答的记者都知道它是谎言……”

1970年春，在实施了从未公之于众的长期的轰炸之后，尼克松和国务卿基辛格发动了对柬埔寨的一次军事入侵。但是，这次侵略行动不仅在美国国内引发了强烈的抗议浪潮，而且它本身也是一次军事失败。国会为此通过法案：不经国会同意，尼克松不得动用美国军队扩大战争。
第二年，在没有美国军队参加的情况下，美国支持南越入侵老挝，这次同样遭到失败。1971年，美国在老挝、柬埔寨和越南投下了80万吨的炸弹。同时，阮文绍总统（他是西贡政权最后一任长期在位的元首）领导下的西贡军政权仍然关押着数千名反对派。

1973年秋，由于感到胜利无望，也由干北越军队已在南越建立起众多根据地，美国同意接受这样一个撤军方案，即美军撤离，革命军队在原地活动，直到选举产生一个包括共产党人与非共产党人在内的新政府为止。但西贡政权不同意该方案，美国决定进行最后一次努力，即向北越发起猛烈的攻击以迫其降服。它派遣大批B-52 轰炸机前往河内和海防，炸毁那里的房屋和医院，炸死了无数平民。但进攻仍未能奏效。许多B-52被击落。同时，世界各地都出现了愤怒的抗议声浪。基辛格不得不返回巴黎签署和平协议，其内容与以前已达成的方案完全相同。
美国撤出它的军队后，仍向西贡政权提供援助，但当1975年初北越向南越各大城市发起进攻时，西贡政权终于垮台了。1975年4月末，北越军队进入西贡。美国大使馆工作人员与许多害怕共产党统治的越南人一起逃走了。在越南的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终于结束了。西贡更名为胡志明市，越南南北双方统一为越南民主共和国。

来源：第十八章 胜利无望的越战

支持残暴的右翼独裁政权，拒绝进行民主的大选，明明是为了政客和财团们自己的口袋，却骗人说是“为了自由”，残忍的屠杀越南人民，扔毒剂制造生态灾难，把本国人民骗到战场上去送死，呵呵，什么超级大国，狗屁超级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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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D: The U.S. Turn to Assad（OP-ED:美国转向支持Assad）

by John Reimann, East Bay DSA

Editor’s note: this piece serves as a response to R.L. Stephens’ piece in DSA Weekly regarding his thoughts on U.S. intervention in Syria following a chemical gas attack attributed to Syrian authoritarian regime leader, Bashar al-Assad.

编者按：这篇文章是对DSA周刊中R.L. Stephens的一篇文章的回应，内容涉及对叙利亚独裁政权领导人Bashar al-Assad进行毒气袭击后美国对叙利亚的干涉这一事件的思考。

The Arab Spring arose as a revolt against dictators like Bashar al-Assad throughout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t had nothing to do with a United States-inspired attempt at regime change.

阿拉伯之春起源于整个中东和北非对Bashar al-Assad等独裁者的反抗。 这与美国政府改变政权的企图无关。

In Syria, Assad responded through his Shabiha, whose slogan was: “Either Assad or we burn the country.” The organization and its members meant it. Since that time, there has been some 500,000 people killed and over half the population of Syria has been forced out of their homes. The regime is responsible for over 90% of the civilians killed. These numbers make sense based on the simple fact that it is the forces of Assad and Putin that maintain air superiority over Syria.

在叙利亚， Assad通过他的Shabiha做出回应，他的口号是：“ 或者选择Assad，或者我们焚烧这个国家”。该组织及其成员做到了这一点。 从那时起，大约有50万人丧生，超过一半的叙利亚人被迫离开家园。 这个政权对死亡平民中的超过90%的人负有责任。 这些数字基于一个简单的有意义的事实，即Assad和普京的力量维持着对叙利亚的空中优势。

When the Arab Spring first arose, U.S. imperialism at first supported Egyptian autocrat Hosni Mubarak, but then U.S. officials saw him as an obstacle to stability and called for him to step down. In Syria, things were a little more complex, but remained essentially the same. That was why Obama called for Assad to step down, but what he never ever did was in any way act to produce “regime change.”

当阿拉伯之春第一次出现时，美国帝国主义起初支持埃及独裁者Hosni Mubarak，但后来美国官员认为他是稳定的障碍，并要求他下台。 在叙利亚，情况稍微复杂一些，但基本保持不变。 这就是奥巴马呼吁Assad下台的原因，但他从未做过在任何产生“政权更替”的的事情。

In Iraq, regime change was produced by a military invasion. There has never been any serious evidence produced that either Obama or Trump has even considered such a sweeping invasion. In other words, similar to in Egypt, what the US regime wanted was “Assadism” without Assad. This has been supported by a number of sources, including the comments of then-Secretary of State, John Kerry, and remarks by then-CIA director, John Brennan.

在伊拉克，政权更迭是由军事入侵产生的。 从未有任何严肃的证据表明奥巴马或特朗普甚至考虑过如此彻底的入侵。 换句话说，与埃及类似，美国政权想要的是没有Assad的“阿萨德主义”。 这得到了许多消息来源的支持，包括当时的国务卿John Kerry的评论，以及当时的中情局局长John Brennan的评论。

By 2014, U.S. imperialism saw the rise of Sunni Islamic fundamentalism, especially the 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Syria (ISIS), as a greater threat to US imperialism than the Syrian Regime, especially since Trump came into office. For example, Trump also stat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focus on defeating ISIS, and find common ground with the Syrians (Assad) and their Russian backers.

到2014年，美国帝国主义将逊尼派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尤其是伊拉克和叙利亚伊斯兰国（ISIS）的兴起看作是对美国帝国主义的比叙利亚政权更大的威胁，特别是在特朗普执政以后。 例如，特朗普还表示，美国应该重点打击伊斯兰国，并与叙利亚人（Assad）和他们的俄罗斯支持者找到共同点。

Some claim that U.S. aid to the Free Syrian Army shows the intent for regime change. This article by Schulman and Sloughter, however, shows that aid was minimal. And as of one year ago, according to journalist Anand Gopal, U.S. imperialism had carried out 8,000 airstrikes in Syria with only one—the strike at that time against the al-Shayrat airfield—being against the Assad forces.

有人声称美国援助叙利亚自由军显示出推动政权更迭的意图。 然而，Schulman和Sloughter的这篇文章表明，援助是微不足道的。 根据记者Anand Gopal的说法，美国帝国主义曾在叙利亚进行过8000次空袭，但只有一次——针对al-Shayrat机场的袭击——是针对Assad部队的。

On March 16, 2017, just weeks before the bombing of al-Shayrat, the U.S. Air Force attacked the Omar Ibn al-Khattab mosque. In that bombing, over forty civilians were killed. It was an attack on the al-Qaeda-affiliated Nusra Front and Tahrir al-Sham which were fighting Assad. In other words, this strike was in support of the Assad regime! In contrast, in the U.S. bombing of al-Shayrat airfield, nobody was killed and it was back up and operational within twenty-four hours. Even this paltry strike represented a clear side preference, since, unlike the strikes in civilian-inhabited areas of Raqqa, US officials actually contacted Russian officials to warn them ahead of time to “minimize risk to Russian or Syrian personnel located at the airfield.” Similarly, in the recent US attack on Assad’s chemical weapons facilities, nobody was killed. Neither of these seriously weakened Assad.

2017年3月16日，就在al-Shayrat轰炸前几周，美国空军袭击了Omar Ibn al-Khattab清真寺。在这次轰炸中，有四十多平民遇害。 这是对与阿萨德作战的与基地组织有关的Nusra Front和Tahrir al-Sham的袭击。 换句话说，这次袭击是为了支持Assad政权！ 相比之下，在美国轰炸al-Shayrat机场时，没有人遇难，并且机场在24小时内恢复运行。 即使这种微不足道的袭击也显示出了明显的偏好，因为与Raqqa的平民居住区不同，美国官员实际上已经联系了俄罗斯官员，提前警告他们“尽量减少俄罗斯或叙利亚机场人员的风险”。 同样，在最近美国袭击阿萨德的化学武器设施时，没有人遇害。 这些都没有严重削弱Assad。

Contrast that with US imperialism’s bombardment of Raqqa, which was an attack on ISIS. Some 200 people were killed in the first several days of that attack. Over 11,000 buildings were destroyed or damaged, and the Washington Post reported that “it is easier to count the buildings that are still standing than the ones that have been reduced to shattered concrete and twisted reinforced steel… Raqqa has become nearly unrecognizable to those who try to return and navigate its streets. Public squares are hidden underneath debris, and the tallest residential towers are mere rubble.” The pictures within that slideshow of Raqqa are indistinguishable from photos of Gaza after the Israeli regime attacked it in 2014.

相反，美国帝国主义轰炸Raqqa，这是对伊斯兰国的攻击。 在这次袭击的头几天，大约有200人遇难。 超过11,000幢建筑物被摧毁或损坏，“华盛顿邮报”报道说：“对于那些仍然存在的建筑物，比那些已经被破坏的混凝土和扭曲钢筋的建筑物更容易计数……对于那些返回并寻找他们的街道的人来说，Raqqa已经变得几乎无法辨认。 公共广场隐藏在碎片下面，最高的住宅塔楼仅仅是瓦砾。“2014年以色列政府袭击后，拉卡在幻灯片中的图片与加沙的照片无法区分。

Why do these war crimes in Raqqa tend to be ignored by the left? The most charitable explanation is that what happened in Raqqa does not fit the common narrative. This is because the US regime’s attack on Raqqa was not an attack on the Assad regime. Instead, it was in fact in indirect support of that regime. The attack was carried out against the ISIS home base. It was carried out for the U.S. regime’s allies—the Kurds—to take over. But the Kurdish forces have been operating with a de facto truce with Assad for many years now!

为什么这些发生在Raqqa的战争罪行往往会被左派忽略？ 最慈善的解释是，在Raqqa发生的事情不符合常见的叙述。 这是因为美国政权对Raqqa的袭击并不是对阿萨德政权的袭击。 事实上，这实际上是对该政权的间接支持。 这次袭击是针对ISIS的基地进行的。 它是为美国政权的盟友 – 库尔德人 – 接管而进行的。 但是库尔德部队实际上已经与阿萨德休战多年了！

It is important not to equate U.S. and Russian imperialism in Syria. It is Russian forces, together with those of Assad himself, who have directly caused the majority of the damage through their bombing campaigns. They have been bombing hospitals, schools, residential neighborhoods, and public markets throughout the country. It is the Assad regime that is carrying out mass imprisonment and widespread torture and execution of political dissidents. There is also a program of ethnic cleansing being carried out throughout Syria by Assad and the Iranian military.

有一点很重要，不要把美国和俄罗斯的在叙利亚表现出的帝国主义等同。 俄罗斯部队和Assad本人一样，通过轰炸行动直接造成了大部分损失。 他们一直在轰炸全国各地的医院，学校，居民区和公共市场。 Assad政权正在进行大规模抓捕，普遍存在对政治异见人士的酷刑和处决。 Assad和伊朗军队还在叙利亚各地进行了种族清洗。

The 2,000 US troops in Syria are not there to conduct “regime change.” They are there to defend the Kurdish Democratic Union Party (PYD) in North East Syria and to oppose ISIS. Trump has made that clear.

在叙利亚的2000名美军并没有在那里进行“政权更替”。他们在那里捍卫叙利亚东北部的库尔德民主联盟党（PYD）并反对伊斯兰国。 特朗普明确表示了这一点。

Regardless of who U.S. imperialism supported, though, the main point is this: What happened in Syria in 2011 was a revolution from below. How, after all, could it be different? How was it that Syrian masses would not have participated in the Arab Spring and revolted against a brutal and corrupt autocrat? Refusal to recognize the fact that it was a popular revolution from below amounts to refusing to see the working class as the subject, not the object, of history. It denies the Syrian masses all agency.

不管美国帝国主义支持谁，主要问题是：2011年叙利亚发生的事情是从下层开始的革命。 毕竟，它有什么不同？ 叙利亚人民大众怎么会不参加阿拉伯之春，并且反抗一个残酷和腐败的独裁者呢？ 拒绝承认这是一场来自下层的大众革命的事实，等于拒绝将工人阶级视为历史的主体而不是对象。 它否认叙利亚人民大众的所有努力。

What does the future hold for Syrians? One possibility is that one region may com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Iranian sub-imperialism. Another would be of US imperialism under the PYD, and the rest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Assad regime and their sponsor, Russian imperialism. As for the 5 million plus Syrian refugees living outside Syria, it seems they will remain permanent refugees, at least for the present.

叙利亚人的未来会是怎样的？ 一种可能是一个地区可能受到伊朗次帝国主义的影响。 另一个可能是在PYD下的美帝国主义，其余的则在阿萨德政权及其资助者俄国帝国主义的控制之下。 至于生活在叙利亚之外的500多万叙利亚难民，似乎他们将永远是永久难民，至少目前是这样。

Socialists in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be guided by the principle of international working class solidarity. First and foremost, we should be countering the disinformation campaign such as carried out by the Putin mouthpiece, RT, and repeated by many on the left here. Anything less will correctly be seen by the Syrians themselves as implicit support for one of the most brutal dictatorships of the present era. We should also be pointing out the massive U.S. war crimes in Raqqa, as well as the real role of U.S. capitalism in Syria, which is its opposition to the Syrian revolution. On the practical level, we should be demanding that Syrian refugees be admitted to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的社会主义者应该以国际工人阶级团结的原则做为指导。 首先，我们应该打击由普京话筒RT所实施的这种假情报活动，这些假情报被左派中的许多人重复。 任何干扰看到正确的叙利亚人自己的假新闻都会成为对当代最残酷的独裁政权之一的支持。 我们也应该指出在Raqqa的美国大规模战争罪行以及美国资本主义在叙利亚革命中扮演的反对叙利亚革命的真正角色。在实际层面上，我们应该要求叙利亚难民被允许进入美国。

Both the Republican and Democratic Parties support the Assad regime as the lesser evil when compared to either ISIS or a popular revolution. Therefore, the campaign to support the Syrian revolution is connected with the campaign to build a mass working class political party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无论是与伊斯兰国相比还是与人民革命相比，共和党和民主党都支持阿萨德政权，将其视为更小的邪恶。 因此，支持叙利亚革命的运动与在美国这里建立大众工人阶级政党的运动有关。

What side should socialists be on today—the side of the Syrian revolution or of the regime? The question answers itself.

社会主义者今天应该站在哪一边 – 叙利亚革命这边或独裁政权的这边？ 这个问题本身已经回答了自己。

https://www.dsausa.org/the_us_turn_to_ass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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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不起法」與美國政治的兩極化

美國政治在過去幾十年裡呈現出明顯的兩極化趨勢。比如根據皮尤研究中心從1994到2014二十年間的調查顯示，民主、共和兩黨選民的意識形態差距不斷拉大；而對1949年以來國會眾議院跨黨派合作情況的分析則表明，大致從1980年代開始，議員們跨黨派合作的概率以驚人的速度衰減。2010年共和黨內「茶黨」分子的造反奪權、本屆總統大選各路「重口味」候選人的粉墨登場，更是令不少觀察家大跌眼鏡，直呼美國政治已經到了劇變的臨界點。

為什麽美國政治會在幾十年裡迅速兩極化？論者往往從社會、經濟、文化等多個方面的變遷來分析，比如民權運動的衝擊、全球化與經濟不平等的加劇、恐怖主義襲擊的刺激等等。但一個很少被人註意到的因素，是選舉制度的細節設計如何隱蔽地對政黨政治的內容發生影響。

本文介紹的是埃默里大學（Emory University）法學院Michael Kang教授在這方面極其重要卻不甚為人知的研究。他在2011年的論文《輸不起法與民主爭競》（“Sore Loser Laws and Democratic Contestation,” Georgetown Law Journal 99(4): 1013-1075）中，分析了美國各州關於選票列名資格的種種立法——尤其是其中的「輸不起法」——如何從結構上框限了兩黨意識形態的演化路徑，從而驅使美國政治日漸向兩極撕裂。

▍選票列名法

所謂「選票列名法」（ballot access laws），指的是各州關於哪些人或哪些政黨的名字有資格被印制在選票上的法律。美國剛建國時並沒有這樣的法律，因為那時連選票都沒有，選舉的方式是召集民眾舉手表決，或者支持者喊話比嗓門。19世紀初出現了選票，但並沒有統一的規範，一開始是選民隨手撕紙填寫，後來改由各政黨、媒體、甚至候選人自己專門印制、分發和收集提交。這種做法當然漏洞多多，成為選舉舞弊的天然土壤，所以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政治改革風潮中，各州便順理成章地將印制選票的權力收歸己有；與此同時，對政府所印選票上列名資格的管控，也被各州執政黨公器私用，成為打擊競爭對手、維護自身權力的工具。

在各類選票列名法中，最早開始流行的是限制政黨名稱出現在選票上的法律。比如佛羅里達州在1937年以前一直規定，只有在上次州內選舉中獲得30%以上選票的政黨，才算是法律意義上的「政黨」，其黨派名稱才有資格印列在本次選舉的選票上；否則其所有提名人均須以無黨派人士身份參選。由於種族隔離時代民主黨在南方各州佔據絕對優勢，共和黨難免有得票不足30%的時候；而只要哪次不慎沒拿到30%，下次選舉時共和黨就不再被佛州法律承認為「政黨」，直接從選票上抹掉，得票自然更少，陷入惡性循環。直到1937年，由於聯邦的幹預，加上佛州人也覺得30%的門檻實在高得離譜，才修改了法律，將政黨列名的得票門檻降到了15%，令共和黨有了少許喘息之機。

兩大黨之間尚且如此，各路小黨自然更要遭殃。由於無法列名選票，絕大多數小黨都缺乏對選民的號召力，也難以維持日常的基本運作，只能淪為政治的邊緣群體。此外，許多州對獨立參選的無黨派候選人也有近乎苛刻的限制，除了對登記參選的聯署簽名總數有所規定外，往往還要求這些簽名分布在全州各個選區、每個選區簽名數達到一定數量等等，費時費錢費力，非有權有勢者難以完成。美國這一百多年來一直無法打破共和、民主兩黨對峙的格局，除了「杜維熱法則」（Duverger’s law，指單選區眾數制選舉傾向於形成兩黨體系）的一般效應外，也與各州對政黨以及無黨派人士列名選票的限制有相當大的關系。

而在各州所有這些選票列名法中，若論對美國兩黨格局的影響，特別是對近幾十年兩黨極端化的推動作用，無疑以限制初選落敗者列名選票的種種法規，即俗稱的「輸不起法」（sore loser laws）為最。

▍「輸不起法」

所謂「輸不起法」，顧名思義，就是怕候選人在競爭黨內提名失敗後「輸不起」、脫黨參選，而立法加以限制。這類法律最早出現於1906年，但其真正流行是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民權運動以後：在1967年以前，全美只有15個州制定了限制初選落敗者列名選票的法律；而目前存在相關規定的州已經達到了47個，其中有半數是在七八十年代制定的，恰與此後兩黨極端化的趨勢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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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而言，這些法律又分為幾類。有15個州（上表稱「明禁」者）在法律上明文規定，倘若一名候選人參加了黨內初選並落敗，則相應公職當屆大選的選票上將不得印列該候選人的名字。還有25個州（上表稱「實禁」者）雖然並未如此明文禁止，卻通過其他法律限制而達到了同樣的效果：比如既禁止候選人在同一屆選舉中加入不同黨派，又禁止黨內初選落敗者以無黨派身份參選；等等。另外，有2個州采取的是混合初選制（上表稱「混選」者），即所有黨派或無黨派的候選人均參加同一場初選，由得票前兩名挺進下一輪正式選舉。在這42個州裡，只要初選落敗，就完全喪失了將名字印列在最終的選票上的機會。

除此之外，還有5個州（上表稱「半禁」者）雖然理論上允許初選落敗者列名大選選票，但前提是必須在初選開始前就同時註冊多種黨派身份。換句話說，候選人不能在初選失敗後才宣布脫黨參選，而必須在初選前就向選民亮明自己的「兩面三刀」：「大家好，我既是共和黨員又是民主黨員」，「大家好，我雖然報名參加了民主黨初選，但同時也已經以獨立候選人身份登記參選了」，諸如此類。這在黨內初選中當然是自尋死路。

和其他類型的選票列名法一樣，「輸不起法」也遏制了兩大黨之外小黨的興起。但與此同時，它更重要的效應在於，從制度上促進了兩黨內部的極端化。

▍極端化的制度肇因

「輸不起法」為什麽會促進極端化？簡單來說，就是令黨內溫和派候選人缺少了以脫黨參選爭取中間選民為威脅、與黨內極端派討價還價的手段，進而逐步在黨內喪失話語權。

政治學中有所謂「中值選民定理」（median voter theorem），認為一般而言，在政治光譜上越接近全體投票選民的意識形態中位數值的候選人，當選的幾率越高。但越靠近全體選民的中值，往往意味著越偏離特定政黨的選民基本盤的中值。所以政黨在提名候選人時，就面臨「黨性」與「勝選可能性」（electability）之間的平衡取舍：本黨的忠實選民自然希望候選人能夠盡量貼近自己的意識形態偏好，但同時也不希望本黨候選人因為無法爭取到足夠多的中間選民而把最後的勝利拱手讓給對方黨派。

當然，初選近而大選遠，對相當一部分黨內選民（尤其是意識形態更趨極端的選民）來說，先顧到眼前的初選是最要緊的，至於大選能否獲勝，多少抱著些僥幸心理；此外，不同黨派在地理上的天然畛域（比如支持民主黨的「藍州」與支持共和黨的「紅州」的分野），以及美國每十年一次的選區重劃（redistricting）過程中所盛行的「傑里蠑螈」（gerrymandering）式操弄，也為兩黨提供了不必擔憂對方挑戰的「安全選區」，降低了這些選區內選民對「勝選可能性」的擔憂。饒是如此，在沒有「輸不起法」掣肘的前提下，黨內溫和派仍然可以通過拉攏中間選民，而抗衡極端派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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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於黨派利益的選區重劃方法被稱為「傑里蠑螈」

一個典型的例子是2006年國會中期選舉，來自康涅狄格州的參議員利伯曼（Joe Lieberman）競選連任。利伯曼是老資格的民主黨人，2000年曾作為戈爾的搭檔參選副總統。但他的政治立場介於兩黨主流之間，在不少重大議題上與共和黨「沆瀣一氣」，比如堅持為小布殊發動伊戰辯護、反對阻撓提名保守派法官阿里托進入最高法院、支持社保私有化政策等等，觸怒了民主黨內的激進派。2006年選舉時，康涅狄格州的民主黨激進派推出拉蒙德（Ned Lamont）挑戰利伯曼，經過一番慘烈的廝殺（僅拉蒙德本人就投入了1200萬美元身家用於競選），在八月份的民主黨初選中，以52%：48%的微弱優勢將利伯曼掀翻在地。

康涅狄格是深藍州，共和黨相當弱勢，如果只是兩黨對決的話，民主黨候選人基本上躺著都能當選。然而康涅狄格恰恰又是全美國極少數不限制初選落敗者列名選票的地方之一。利伯曼一顆藍心兩手準備，初選落敗第二天，就遞交了早已收集好的聯署簽名，以新成立的「康涅狄格支持利伯曼黨」候選人的身份，登記角逐十一月份的國會大選。最終，利伯曼靠著中間選民的支持，以50%：40%反殺拉蒙德（其余10%選民投給了共和黨候選人），成功連任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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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洲」與「藍洲」分佈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制定了「輸不起法」的47個州中，歷年來諸多溫和派候選人的遭遇——特別是2010年國會中期選舉時，共和黨中的建制派議員們被黨內新興的極右翼勢力「茶黨」打得潰不成軍，由後者一舉奪走了5個參議院席位和大約40個眾議院席位。茶黨上台後，視民主黨為寇仇、視共和黨溫和派與對方的合作為叛黨，在債務上限、公務員任命等諸多議題上胡攪蠻纏，搞得國會山烏煙瘴氣，立法機能幾近癱瘓。

甚至就連極端派候選人自己，也可能淪為「輸不起法」之下黨派極化的受害者。比如2014年競選連任失敗的坎托（Eric Cantor），本身以茶黨運動的一員起家，已經算是傳統意義上的共和黨極端派了。作為時任眾議院多數黨領袖、共和黨年輕一代的頭面人物、被廣泛視為眾議院發言人當然接班人的政治明星，坎托連任似乎是十拿九穩的事。然而沒有最極端只有更極端，在坎托名不見經傳的初選對手布拉特（Dave Brat）鼓噪下，前者與國會民主黨人僅有的一兩次合作竟成了共和黨極端派選民眼中「叛黨」的罪證，以44%：56%慘敗給了打著「真茶黨」旗號的布拉特，成為史上第一位在初選中被淘汰的眾議院多數黨領袖。由於坎托所在的弗吉尼亞州明文禁止初選落敗者列名選票，他不得不就此從國會退休，到投行和遊說公司謀生路去了。

▍暗渡陳倉「填名」參選

需要說明的是，法律禁止初選落敗者列名選票，並不一定意味著他們無法繼續參選。在全美50個州裡，有43個州允許選民自行填寫選票、投給未在選票上列名的人，即所謂「填名候選人」（write-in candidates）。其中有35個州要求填名候選人提前登記，一般在選前一兩個月截止，未及時登記者所得填名選票均視為廢票；另8個州不需候選人登記，所有填名選票一律予以統計。不管怎樣，從理論上說，在這43個州裡，即便無法列名選票，仍有當選的機會。

然而在實際操作中，由於填名參選大大增加了競選宣傳與動員的難度，而且選民手填選票也容易失誤、造成廢票，因此成功的例子屈指可數。在國會歷史上，僅有兩位參議員和不到十位眾議員，是通過填名方式戰勝在選票上列名的對手而當選的。

其中最近的一次，是2010年阿拉斯加的國會參議員默爾考斯基（Lisa Murkowski）。作為共和黨內相對不那麽極端的一員，力求連任的她在初選中遭到茶黨候選人米勒（Joe Miller）的強力阻擊，選情極其膠著。初選現場開票後，默爾考斯基以51%：49%的微弱優勢領先，卻被隨後幾天陸續郵寄而來的缺席票翻盤，丟掉了初選。不服氣的她隨即登記填名參選，最終以39%的得票率艱難戰勝代表共和黨出征的米勒（35%）和民主黨候選人（23%），此後又跟米勒來來去去打了幾輪官司，才保住自己在參議院的席位。但如前所說，默爾考斯基是參議院歷史上唯二的特例；與她同一年競選的其他共和黨議員，一旦在初選中被來勢洶洶的茶黨對手挑落馬下，便再無回天之力。

▍國會與地方極化，總統獨守中道？

還需要說明的是，盡管絕大多數州都制定了「輸不起法」，但這些法律中，有絕大多數是對總統候選人豁免、而只適用於國會候選人以及地方公職候選人的。這是因為從理論上說，美國總統大選中，選民的票投給的是「選舉人」（electors），而並非總統候選人本人；而候選人往往要到初選結束、正式接受本黨提名後，才會提交自己的選舉人名單。所以除非立法用詞特別嚴密，否則便存在讓總統候選人找到漏洞、列名選票的機會。

這就意味著，「輸不起法」的極化效應更多地體現在國會與地方層面，而對總統職位的影響較小。這與現實中所觀測到的結果也是一致的，比如茶黨興起後，2012年總統大選，共和黨最終推出的候選人仍是溫和派的羅姆尼。當然，總統候選人的相對溫和，除了「輸不起法」不適用外，也有其他制度因素在起作用，比如兩黨在總統初選日程設置上以及對不同州初選「代表人」（delegates）名額的分配上，都採取了一些有利於溫和派候選人的做法，以盡量保障候選人在大選中的「勝選可能性」。

但是從長期而言，國會與地方的政黨極化，不可能不間接影響到總統候選人。畢竟國會與地方的諸多職位才是黨內主力所在，也是政黨培養後備力量、角逐未來總統大位的人才庫。隨著佔據這些位置的政治人物日漸極端化，白宮的意識形態不可能不向兩端偏移。與此同時，政黨極端化過程中，溫和派選民被邊緣化或排擠出黨，又由於其他各類選票列名法的限制而無法組織起強大有效的第三黨，逐漸在政治上失聲，也易導致總統候選人忽視這個群體，在自我包裝上更傾向於取悅極端派選民。在本屆總統初選中，兩黨（尤其是共和黨）的這種勢頭已經比往年強烈許多。盡管本屆總統大選很大可能仍然是由相對溫和的候選人當選，但只要各州層面的選票列名法——尤其是「輸不起法」——不加以改革，美國政治的兩極化終將一發而不可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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