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这篇文章很有力的打了资本主义哈巴狗的脸。顺便说一句，我就是从一个曾经的朋友对我说”血汗工厂的工人是自愿的“这句资本主义屁话开始怀疑资本主义，并最终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的。）

导语：富士康老板郭台铭在股东会上吐槽工人和“某些NGO组织”，我们是来打脸的。

郭总的困扰

6月22日，在台北举办的鸿海精密股东会上，富士康董事长郭台铭表示，对富士康的大陆工人和某些NGO组织的行为，感到肥肠困扰。

第一大困扰是加班。之前有NGO组织调查发现，富士康工人的劳动时间过长，呼吁富士康缩短工时。对此，郭总表示hin无辜：明明是工人自己要加班的哦，不能怪我。

第二大困扰是工人闲着也只会打游戏。对此，郭总除了叫他们闲不下来，真是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想看原视频的，可以直接戳↓↓↓

https://v.qq.com/x/cover/zutfadqnykvpb74/q1427t3ahvb.html

乍一看，郭总不仅关心工人的工作，还关心他们的闲暇生活，简直劳心费力，操碎了心。而为了让工人珍惜光阴、不打游戏，更为了满足他们对加班的热切要求，富士康不惜冒着为千夫所指的风险，延长工人的工作时间。啧啧，真是可歌可泣郭台铭，感天动地富士康！

可是，事实果真如郭总所言吗？

富士康女工的一夜，实力诠释“血汗工厂”

事实上，郭台铭的黑点只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手动微笑）。富士康工人的遭遇想必您就算不甚了解，也早有耳闻吧？

非营利组织中国劳工观察（也就是郭总口中的“某些NGO组织”）在今年6月初发布了《衡阳富士康调查报告》。亲身进厂打工的调查员，写下了自己每天的打工日记。

刚进厂时，调查员负责上夜班。

每晚7：30，调查员与工人们打卡进入车间。7:50左右，生产线上人基本已经到齐，车间的温度比外面的高好几度，没有空调。

8点左右生产线开工，该车间生产的是亚马逊智能小音箱。一条流水线上，两边都有工人，面对面坐着做同样的工作，每个工种两到三个工人负责，整条流水线一刻不停的运行着。

我和工友胡分到了03 线坐在一起看外观：每一个音响都拿起来把贴好的膜撕开看有没有划痕，试手感看每一个按键是否灵活，上面有没有黑点，有没有缝隙，看好后把标签贴好，又把底部的膜撕开看有没有鼓包，所有检查完之后放回传送带上面，接着下一个人贴膜。每个人每天要经手上千台音箱，不断机械重复这些动作。

富士康车间一角（图片来源：Nikkei Asian Review）

在厂线上需要戴防静电手套，那个手套不透气，戴上之后一会手就出汗了。胡看得特别仔细，一直不停地在撕膜检查，从晚上8点到第二天早上5点，除了指定的休息时间她都没有去上过一次厕所，我周围的四个工友也都没有去过一次厕所，我总共去了五次。全技术员一直在我旁边坐着，一会儿去其他地方，一会儿又过来，把我们新来的盯得特别紧。每次去都要给她说一下，同意了才能去。

11:35，工人们可以休息一个小时。调查员看见有一些人在开水房外面喝牛奶吃面包，吃泡面。还有好多人趴在生产线上睡觉，有些拼了几张凳子躺着睡，也有些拼了几张泡沫板躺地上睡。

凌晨12:40，流水线继续运行， 车间还是又闷又热，调查员工作了一会儿就感觉很累，又渴……

大约4点的时候，她对面的工友停了下来，说不用看了，厂量已经够了。这时后面的工人也停了下来，坐着没有做事。

我感觉很累，就趴在生产线上。

线长说，我和胡可以5点下班，其他人要6点才能下班。我们这一班的人下周一开始早上7:50来上班，从夜班倒成白班了。上班期间一定不要打瞌睡，抓紧时间，动作要快，动作慢了不行。晚上7点之后就可以打卡下班了。我排队过安检，脑子已经很不清醒，前面排队的工友不停地打着哈欠。安检员也是一脸疲惫的表情。

成都富士康工人下班（图片来源：路透）

通过她的记述，我们可以真实地感受到一个年轻的生命，如何在富士康，在流水线，在千千万万由他们制造、却根本买不起的电子产品中沦为异化的廉价劳动力。

工人爱加班，是因为底薪太低

无论是在深圳，还是衡阳，郭总所表述的富士康工友们争相加班、愿意加班的现象，确实属实。据土逗了解，工友们进入富士康的第一件事就是填写“自愿加班表”。

深圳富士康现在已经基本杜绝强制加班现象，但是普工们几乎没有人拒绝加班。按时下班，以及取消加班资格，甚至是基层管理人员惩罚员工的方式。一个按时下班一个月的工人往往会主动选择离职。

工友们为什么这么爱加班呢？

据媒体披露，湖南衡阳富士康里的一线普工底薪（即每周工作5天，每天8小时的工资）只有1750元，而衡阳市居民2017年的平均月薪为4647元。刚入职的深圳富士康工友的底薪在全国富士康中水平较高，但也只有2250元。考虑到在深圳的生活成本，这个底薪简直呵呵。

深漂白领晒出的每月开支明细（图片来源：融360）

这些工人，拿着微薄的薪资，住在一个12人1间、白班夜班不停倒、充满灯光噪音和烟味的空间里，每日吃盛在没有洗净的盘子里的饭菜，不交友、不娱乐，只买生活必需品，除了单调重复地工作、吃饭、睡觉就啥也不干。他们是工厂这台庞大机器里的一颗真真切切的螺丝钉，被剥夺了几乎一切生机、活力和情感。食物的鲜美、劳动的快乐、生活的安逸都不属于他们。他们自己也不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生产线、属于生产出的标准化商品、属于城市尽头灰头土脸的工厂。

更可悲的是，螺丝钉已经摆脱不了富士康这个庞大的机器了。为了改善生活境况，除了干更多活，赚更多钱，当一颗“更有用”的螺丝钉，他们别无他法。为了努力 “活得像人一样”，他们只能通过加班，来满足自己最基本的生活需求。

工人希望能住得好点。工厂宿舍的住宿费虽然只需每月110元，但住宿条件很差，舍友和自己错开白夜班，影响休息之余又没什么交流，所以很多工友会在厂外租房自住。

但随着深圳城中村的房屋改造，龙华富士康北门城中村的单间月租在3年间已经从500元涨到近800元，有的甚至上千。在嚣张的房租面前，为了一点下班之后的自由，为了睡个好觉，工友们不得不选择加班。

工人们还希望能吃得好点。富士康的食堂确实不贵，少则一顿4、5块，多则一顿7、8块。但是“盘子都不怎么洗，菜还很难吃”。工友们在午餐、晚餐时间也往往会选择厂外相对干净的小餐馆，即使价格可能是工厂食堂的2-3倍。这不是奢侈，而是生而为人对放入口中之物的基本要求。为此，工人们只能加班。

衡阳富士康食堂饭菜和价格（图片来源：CLW）

除了吃饭、睡觉，工友们还有养家糊口的需求、交友的需求。恋爱、结婚要钱，走出工厂、自己做小生意也要钱，而这些钱都要靠加班才能攒出来。

在市场经济的裹挟中，工友们为了做一个“人”，几乎没有选择。而郭台铭这些资本家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先剥夺他们作为“人”的基本权利，再把微薄的利益一点一点地放在工友们面前，诱使他们不断“主动”加班、加班、加班，最后在股东大会上得了便宜还卖乖。

近期，富士康一些部门又进入高产模式。法律虽然规定7天必须休1天，但是只要“打卡”换“签卡”，一个工友可以连续工作四五十天，每天在工厂的时间大于12小时。

工人“底薪”不足以让他们活成真正的“人”，工人被当做机器对待。他们只能加速“运转”、不断加班、掏空身体，才能够换来一副似人的皮囊。

工厂构建了一个牢笼，工人们逃无可逃。

连游戏都不让我打，信不信我打你？

郭总提到95%的工友“不加班也是在打游戏”，流露出一股酸臭的“既然如此为何不加班”的霸道总裁气息。但是土逗通过调查发现，打游戏其实也是工友们没有选择的选择。

首先，单调、重复、枯燥的繁重工作让他们“只能打游戏”。富士康工人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这严重挤压了休息、娱乐的时间。在富士康的工人业余生活宣传之中，确实也有跳舞、跑团、篮球比赛等等。但是这些活动都是通过邮件发送到各部门的，只有坐办公室的文职人员才能看到，工厂领导根本没想要普工们参与。

工厂提供的游泳馆、图书馆、健身房都在晚上9点关门，而加班的工友们8点多才下班，这些被夸大其词的工厂娱乐休闲对于一线普工来说根本是无效资源。而咖啡厅、餐厅这些地方消费高，工友们是去不起的，经济压力也使他们不得不宅在宿舍里玩游戏、看手机。

深圳龙华富士康附近的城中村一角（图片来源：尖椒部落）

此外，工人们似乎“只有通过打游戏，才能认识一些人。”富士康工厂的管理模式向来以对工人的原子化而闻名，工友们也反映工厂的任何角落都没有“谈心的氛围”。“进了那个大门，就觉得一切都是和利益相关的，不是特殊情况根本就不会讲话，不会有私人关系，怕得罪人。”

在实地调查中，一位性格内向、说话吞吞吐吐的工友表示，在富士康的7年严重消磨了他的性格，甚至对他的语言能力都有一定的影响。这样一个区隔的、寂静的工厂机器里是没有人的温度的。而游戏，则为工友们开启了共同话题，成了他们为数不多的集体活动。 “中午休息的时候，我们几个可能就在吸烟区里打一盘游戏。”一名工友说。他们的社交需求，在游戏中得到了满足。

郭总担忧工人们只会打游戏，却不关心工人们为什么打游戏。近期工友们玩得比较多的是王者荣耀和吃鸡。这两款游戏与其他的之前火爆的游戏类似，都具有一定的投机性，且能较强地体现玩家的能动性。这些性质都足以让对工厂生活绝望的工友们投入游戏，寻找那种自主的幻觉。游戏胜利的成就感更衬托出工厂工作的无意义感。

此外，郭总“工人天天打游戏”的陈述也并不完全符合事实，很多工友已经“丧”到连游戏都玩不动了。土逗从一位网吧老板处了解到，深圳龙华富士康北门的城中村网吧数量在近4年中，从60多家减少到30多家，网吧的钱越来越难挣了。几位受到土逗采访的工友都表示，“下班之后啥也不想干，连游戏也不想打，就是颓在床上睡觉一直睡到上班。”

深圳龙华富士康外的网吧（图片来源：尖椒部落）

8年前，深圳富士康工人用连环跳，向世界呈现了跨国品牌和经济奇迹背后的血汗淋漓。

8年后，富士康从深圳扩展到了衡阳，客户从苹果变成了亚马逊，产品从iPad、iPhone变成智能音箱和电子书。唯一不变的，却是工人超长的劳动时间、超低的工资水平、恶劣的劳动和生活条件。

当苹果和亚马逊这样的跨国垄断资本拿走产品一半以上的利润，当郭台铭这种资本家对工人极尽剥削，当工人继续日复一日地生产着自己买不起的商品，每月微薄的薪水也要先“贡献”给房东，深圳是越来越美了，苹果、亚马逊和富士康股东们也越来越富了，可工人却没有在这日益做大的蛋糕中拿到自己应有的份额。相反，无论是生产还是再生产，他们都不断地被剥夺。

最可恨的是，工人们试图摆脱现状的努力，竟也成了富士康剥削他们的理由。面对此情此景，郭总的理直气壮，恐怕已经不是蠢，而是资本家对工人敲骨吸髓的下流无耻。

富士康在员工宿舍装上铁网防止工人自杀

https://www.jianshu.com/p/aab547652fb7

1997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五大决定对中国的国有企业进行彻底的改造。从此，国家开始通过破产、倒闭、出售、兼并和股份制改造等手段对众多的中小型国有企业进行改制。过去国家为了维持这些在战略上并不重要的中小型国有企业在财政上背上了沉重的包袱，现在国家希望通过对这些中小型国有企业的所有制和管理制度的改革，把它们推向市场，在财政上摆脱它们所造成的沉重负担。

这一改革的经济成效究竟如何，人们仍有争论。但是，它所造成的严重的社会后果，却是有目共睹的。其中的社会后果之一，就是国有资产的流失，正如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的，国有企业的资产正在迅速地流失到企业原来的管理者手中，或者一些私人老板手中（Ding，2000），情况类似於曾经在前社会主义国家发生过的“自发私有化”现象。这已经提出了在改革造成的利益分配中“谁得到了什麽”这一政治学的基本问题（Ding，1999）。然而，个人对国有企业的资产的侵夺并不是“谁得到了什麽”这一问题的全部。企业改制还对工人的利益造成了制度性的侵蚀，因为改制包含>一系列针对工人的严厉措施：如集体下岗、福利丧失、工作条件恶化等，虐待工人的事件也时有发生。工人在丧失国家的有效保护，又没有自己的组织的情况下，日益成为“市场鞭子”和管理者专制的受害者（Lee ，1999）。

尽管大多数工人对於这些发生在他们身边的、威胁或损害他们利益的事情采取了逆来顺受的态度，但是，也有一些工人开始打破沈默。为了制止或纠正这些他们认为是对他们的利益的不公正、不公平的剥夺，他们甚至开始用对抗的方式进行抗议。工人对企业改制的抗议反映了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正在出现的经济冲突。就其基本诉求，抗争方式以及结局来看，这种抗议同私有企业工人的抗议活动和下岗工人的抗议活动，都有所不同。本文力图通过对工人针对这种改制活动所进行的抗议活动的考察，回答以下问题：国有企业工人针对改制进行的抗议活动的要求是什麽？他们提出这些要求的依据是什麽？是什麽因素决定了他们抗争的方式？影响>他们抗议活动的结果的主要因素是什麽？这些抗议活动，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工人对经济转型的立场和态度？

本文的研究主要依据作者在上海市和河南省洛阳市[1]收集的资料以及《工人日报》刊登的一些个案。这些资料说明，对於企业改制，工人具有强烈的抵触情绪。因为许多企业的改制完全剥夺了他们参与的机会，无视他们的基本利益，损害他们的合法权益。工人的抗议就是这种情绪的反映。但是，他们在抗议中提出的要求，具有明显的“道德经济学”倾向。换句话说，工人在抗议中诉诸的权利观念，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根植於旧的计划经济体制的那种权利观念。他们尚未能够依据已经变化了的所有制关系，重新理解和定义自己的权利，并为争取这种权利而斗争。这说明工人对企业改制的抗议，并不反映他们已经产生明显的阶级意识。目前的政治体制限制了工人认识和保护护自身利益的能力。

对改制的抗议：集体行动的框释和制度定位

在过去十年中，随>工业关系的转型，中国的工业冲突急剧增加。根据中华全国总会提供的数字，1992年到1997年间，每年卷入劳动纠纷的工人数大约在126万（全国总工会研究室，1999：40）。另外一份官方资料指出，1995年，在30多个城市发生的与工人有关的示威活动中，卷入的人数就超过了100万（FBIS-CHI-96-007，19April 1996）。据报导，1998年，参加这种示威的工人数一下子就增加到了360万（South China Morning Post，26March 1999）。这些示威的绝大部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就是它们基本上都是工人自发（或声称是自发）的集体集体行为，主要是为了抗议不断恶化的工作条件、日益增多的侵犯工人权益现象，以及经济转型造成的工人生活水平的下降。但针对企业改制的抗议活动，在集体行为的框释（collective action framing ）和制度的定位（institutional location）上与其他形式的劳工抗议有所不同。在这里，“集体行动框释”是指参预集体行动的人们用以解释自己处境的一种共同认知和意识，它帮助人们确定他们面临的问题，问题的原因，并对问题作出道德判断。这种共同认知和意识是集体行动的必要条件。它使个人的愤慨集体化，激发集体行动，同时用以证明这种行动的合法性。社会运动中的集体行动都有一个“框释”的过程，使人们形成对其本身社会处境的不公正及其来源的集体判断和认识（Tarrow，1998：109-11）。那麽，“集体行动框释”是如何形成的？它以什麽为基础？研究社会运动的学者指出，这种“框释”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行为者、媒体、社会成员共同对事态进行解释、定义和提练”（Klandermans ，1997：44）。在集体行为的动员阶段，“框释”的建构，主要依靠公共话语的形成和说服性的沟通，而集体行为的发生，有赖於人们提高对问题的共同意识。（同上，1997：45-52）。

但是，我们现在讨论的工人抗议活动与研究社会运动的学者所提到的“社会运动”并不完全相同。西方学者通常把社会运动被定义成“一种集体性的挑战，它以共同的目的和社会团结为基础，通过精英、反对者和权威的持续性的互动表现出来”（Tarrow，1998：4）。本文讨论的工人抗议活动不是这种意义上的社会运动。它只是一种自发的抗争性聚集（contentiousgathering ）。由於这种活动基本上发生在一个没有公共辩论、共识动员和工人运动的背景之下，工人缺乏可供解释自身处境和定义自身权利的的另类的观念资源。因此，同旧经济体制相联系的意识形态□即原来关於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观念□就成了愤怒的工人们抗议“社会不公正”的根据。也就是说，旧的官方意识形态成为工人集体行动框释的基本要素。虽然中国的市场经济早已不可逆转，但官方从未公开放弃社会主义的口号以及工人阶级地位（“主人翁”）的说教。以官方的说教来证明现实的不合理并进行抗议，是许多社会中弱势群体争取自身的合法权利的方法，因为官方很难公开反对来自本身说词的那些主张。这种现象被学者称为“合法抗争”（rightful resistance ）（O ‘Brien ，1996：31-35）。但问题是，这种官方的说词与实际的市场经济关系已毫不相干，以那些过去的观念作为权利的根据，已经不现实。它反映了工人的怀旧情绪，同时也说明，工人抗议改制时，除了过去的意识形态外，没有其他话语系统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

本文的另一个论点是抗议改制的方式方法和后果很大程度上同工人的制度定位有关（Pivenand Cloward ，1977：18-23）。我在这里所关心的并不是导致抗议产生的“机会结构”[2]，而是抗议的制度背景，这种制度背景影响工人解释和表达自己不满的模式（Tarrow，1998：110）□□即工人们提出要求的方式、抗争的方法和抗争的后果。这一分析是制度研究中最常见的思路，即考察人们在认定自己的利益和采取相应行动的过程中，制度结构发挥>什麽样的作用。在这篇文章中，“制度定位”指的是一种工业制度，它以一种所有制结构为基础，这种所有制结构决定了具体的劳动关系。我的观察是，不论是提出的主张、抗争的方式，还是斗争的后果，工人抗议改制的活动都与其他两种工人抗议活动（私营企业和下岗工人）都有所不同，这种不同很大程度上与制度定位有关。

中国的工人目前生活在>种不同的制度定位之中，把针对改制的工人抗议与其他两种在不同的制度定位中产生的工人抗议相比较，有助於我们了解前一种抗议活动的特徵。

第一种类型的工人抗议活动发生在私营企业，一般表现为自发的罢工或者集体性的消极怠工，这种抗议活动主要针对的是拖欠工资、恶劣的工作条件、强制加班、克扣工资等剥削行为。这种抗议活动的制度背景是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关系，这种所有制关系现在是合法的，也是受到国家保护的。在这种制度定位下，抗议的工人（主要是农民工）并不是挑战他们工作场所的所有制关系。他们的抗议活动主要是针对劳动过程、工作条件或严重侵犯工人权益的现象。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不会对他们的处境或种社会地位提出异议。他们的抗议一般并不是为了争取更好的条件，而只是针对是那些过份野蛮和非人性的做法。这是资本主义工业化初期的普遍现象（Katznelson and Zolberg，1986），无论在西方和第>世界都出现过。中国私营工人抗议活动与其有相似性。

第二种工人抗议活动是由下岗工人进行的，参与这种抗议活动的人过去都是国有企业的正式职工，后来他们突然发现自己面临>一种生存危机，而且他们认为企业管理者的腐败行为加剧了这种生存危机。尽管他们认为那些管理企业的人应该为他们的遭遇负责，但是，他们并不进行罢工，他们也没有办法罢工□这是因为他们已经离开了工作岗位，换句话说，他们已身处工业制度之外，从而失去了用罢工表达抗争的机会。因此，他们的抗争方式是街头骚乱、围堵政府机关、堵塞铁路、公路等重要的交通要道，他们以此来引起公众对他们目前状况的关注，迫使有关部门采取相应的措施。但是，他们所要求的仅仅是维持一种最低的生活保障，而不是恢复以前在社会主义父爱主义制度下所享有的种种待遇（Chen，2000）。

国有企业工人反对企业改制的抗议活动则代表>另外一种努力，进行这种抗议活动的工人认为，他们所在企业的这种改制方案有损於他们的经济利益，因此他们要努力阻止这种方案。与第一种工人抗议活动不同，进行这种抗议活动的工人，并没有处在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关系之下，尽管随>企业改制计画的推行，他们可能会被迫接受这种所有制关系。卷入这种抗议活动的工人的主要动机，也是为了自己的生存，就这一点而言，他们的抗议活动与下岗职工的抗议活动没有什麽不同。他们非常清醒地认识到，如果他们不反对这种改革，下岗工人的今天可能就是他们的明天。

但是，就采取行动的时机和提出要求的具体内容来看，反对改制的抗议活动又与下岗职工的抗议活动有所不同。我以前的研究说明（Chen，2000），大多数下岗工人抗议活动都发生在他们下岗数月甚至是数年之后，而且这些抗议者都经历了一个没有任何收入的时期。他们的下岗主要是由企业破产、倒闭、兼并或重组造成的。尽管他们中的一些人还与原单位保持>正式的劳动关系，但是，他们实际上早已离开了自己的工作岗位。对他们来说，抵制影响他们生计的改制方案，为时已晚。导致他们进行抗议活动的直接原因，是他们心中长期积累的愤怒，但是，他们所要求的往往只是从当地政府那儿得到一点生活补助。因此，他们的抗议活动不可能对他们企业的改制方案产生任何直接的影响，因为这些方案已经完成。

然而，本文所讨论的抗议企业改制的活动是由“突发性的的愤怒”造成的（Walsh ，1981），常常是一项改制方案刚一出台，工人的这类抗议活动就爆发了。因为工人意识到，这一方案的直接后果可能是他们成批的下岗，他们非常清楚，如果这些改制措施强制实施，他们的生活将会如何。因下岗带来的痛苦在社会中早已到处可见，许多工人目睹或亲身经历过这类事情。因此，参加抗议活动的人决定在它发生之前就去阻止它，即使阻止不了，至少也要争取他们的基本生活在企业改制之后能有所保障。因此，在这种抗议活动中，对未来生活的焦虑就转变成了对企业所有制的深切关注和参与企业改制过程的强烈愿望。官方过去长期宣传的社会主义国有财产观念是工人们产生这种要求的基础，这种观念认为工人对这一国家财产拥有权利。国有企业工人的这种抗议活动主要是想达到两个目的，制止实行有损於他们利益的改制方案，或者通过抗争来争取一个讨价还价的机会，保证改制后的基本生活待遇。

抗议的原因

企业改制是造成工人不满的主要原因，它在劳动合同、工资、福利、津贴、养老金、失业补偿、劳动条件等一系列问题上引发工人和管理者之间的争议。虽然我们现在仍然无法获得因此而导致工人进行抗议活动的全国性数字，但是，散见於官方媒体和海外媒体上的有关报导显示，企业改制是导致冲突的导火索。有些地方政府已经公开地承认了这一点。例如，河南省工会的一份报告指出，1997年的工人抗议活动中，有37.7％是由於改制过程中侵害了工人的合法权益引起的（河南省总工会办公室，1999）。上海市工会也将集体抗争产生的原因归结为企业改制（上海市总工会研究室，1999：353）。

在导致工人进行抗议活动的各种因素中，集体下岗是最具爆炸性的。许多导致集体下岗的改制措施都打>“减员增效”的旗号。然而，国有企业担负重要的社会保障功能，在尚未建立起一个新的社会保障体系之前，下岗对许多工人和他们的家庭而言就意味>失去收入、福利和起码的生活保障。所以，工人对集体下岗的反应会非常强烈和情绪化，也就是说，集体下岗很容易导致他们采取集体行动。请看以下事例。

●上海正泰橡胶公司决定进行大规模重组，与另外两个工厂合并，同时宣布所有45岁以上的男职工，44岁以上的女职工下岗，所有的下岗职工可以在>周内与公司签署一项下岗合同，按照这一合同，在以后两年中公司每月给该职工提供300元的生活费。如果在>周内没有与公司签署这种合同，将被视为自愿辞职，这就意味>你自动放弃了要求补偿的权利。这些措施一宣布，立即有一千多名职工表示他们拒绝签署这种合同，他们还走上街头进行了长达两天的抗议活动。工人还打算到市政府游行，后来因政府官员答应重新考虑原来的改革方案，工人才放弃了这打算（《明报》7March 2001）。

●上海协昌缝纫机公司计画与飞人缝纫机公司合并成一个新的股份制企业。按照这一合并计画，该公司原有的>个车间关闭，400多人下岗。这一决定刚一宣布，立即在工厂内造成了一个自发性的工人聚会，而且工人随后又走上街头游行，要求公司管理者对这一决定做出解释（访谈调查，January 2001）。

●海南省的一个县政府决定将价值1.18亿元的国有企业长江糖厂出售给私人老板。这笔交易将造成该厂200多工人下岗，而且这些下岗职工得不到任何补偿。面对下岗威胁，该厂60名具有复员军人身份的工人自发地聚在一起商量对策，寻找保护工人利益的办法，他们准备到县政府进行集体上访。后来他们给省工会递交了一份有505名职工签字的上访信，要求省工会派人来解决这一纠纷（《工人日报》，22July 1999）。

虽然集体下岗频繁地引起工人抗议活动，但是，它并不是激起工人反对改制的唯一因素。即使没有下岗的威胁，如果工人们认为企业改制有可能迫使他们忍受更加苛刻的工作条件，他们也可能起来反对企业的改制措施。SL集团公司是河南省一个城市的一家中型食品加工厂[3]，在经历了>年的财务困难之后，为了维持企业的生存，公司的决策层决定将这家企业租凭给一个私人老板，租赁时间是八年，租赁金总额是500万元。这一决定一出台，立即遭到了工人们的强烈反对，因为他们担忧，新的经营者接手之后，有可能让他们集体下岗。几百名工人因此而走上街头，并且用大卡车堵塞了这个城市的交通要道。但实际情况是，新来的老板并没有打算让工人们下岗，而且还准备把工人的月工资提高到800元，按照当地的标准，这已经是很高的收入了。为了说服工人们接受这个改制措施，公司专门组织工人代表去参观了这个私人老板所拥有的一家企业，想用这家企业经营良好的事实打消工人们对这位私人老板的顾虑。

然而，公司组织的参观活动，不仅没达到预想的效果，却强化了工人们对这位私人老板的抵触情绪。尽管被参观的企业的职工事先都受到警告，不许对来参观的工人代表“乱说”，这些去参观的工人代表还是想法与这家企业的一些职工进行了私下交流，从而发现这家企业管理工人的手段之苛刻，远远超过了他们的忍耐程度。在访谈调查中，SL公司的一些工人对我们说，这家私人企业的工人一天要工作12个小时，一周工作7天。而且工人们每次上班前都要提前半个小时到达，排好队，听工头训话，然后，再象军队一样排队跑步进入车间。在工作过程中，劳动强度很大，需要来回移动时，为了节省时间必须跑步前进。工资的标准听起来很高，但是，管理者经常利用工人所谓的“错误”克扣工人的工资。例如，如果在窗户玻璃上发现一个污点，就要扣清洁工几元钱。上厕所的时间也受到了限制，超时也要罚款。

工人代表在参观一个车间时，在一块黑板上看到了对工人进行处罚的记录，其中一个人一天被罚了>次，总额达60元。他们从这家企业的工人嘴里了解到，在进行了各种克扣之后，许多工人一个月的收入只有>四百元。各种克扣达到了名义工资的40-50％。这家企业的一位工人对工人代表说，“不论你如何努力，你都拿不到你想拿的工资，因为你不可能没有一点小差错”。因为不堪忍受这种苛刻的管理，这家企业的绝大多数老职工都先后离开。现在这家企业的大多数职工，都是当地的农民工。

当这些工人代表参观完这家企业回来之后，他们把他们的所见所闻告诉了没有去参观的其他职工，大多数职工认为他们没有办法接受这种苛刻的管理，反对将企业租赁给这个私人老板的呼声也变得更加强烈了。由於工人的抵触情绪越来越大，SL公司的管理者被迫接受工人的要求，就企业的前途进行全体投票。结果可想而之，压倒性的多数投票否决了将企业租赁给这位私人老板的方案。

管理层的腐败也是激起工人抗议的一个因素，尤其是当工人们认为这种腐败严重地侵犯了他们的利益的时候。在上海第二皮鞋厂进行股份制改革时，该厂的管理者提出一个方案，这个方案只允许管理层拥有股份，剥夺了工人拥有股份的权利。[4]而且工厂的管理者还对工厂资产的有关情况进行隐瞒，想方设法从工人身上谋取好处。[5]这个方案一公布，工人就愤怒了。他们认为，工厂的领导是想通过改制谋取好处，想把工厂的财产装进个人的腰包，直接把工人的钱变成他们自己的钱。由於政府部门没有对他们接连发出的上访信做出及时的反应，工人们开始集体上访。在2000年6月到8月的>个月的时间内，他们到市政府上访4次，每次参与者都有100多人。工人们的集体行动最后迫使政府部门出面干预，这一改革方案也因此胎死腹中。

另外一个案例发生在吉林省吉林市，当地法院决定对吉林市印刷厂实施强制破产。按照法院的裁决，该厂的2130万资产属於该厂的1253名职工，这些职工每人可得15000元的买断工龄费。然而，这个厂的管理者并不想执行法院的裁决，工厂领导与某些管理人员串通一气，想以改制的名义将这笔资产转入一个新办的公司。所有参与串通的人都可以成为新公司的股东，而普通工人则得不到任何补偿。为了防止他们转移资产，工人们一怒之下占领了工厂，而且向法院提出了诉讼，他们还派出代表>次到北京告状（《工人日报》，22July 1999）。

显然，造成工人下岗或者对工人有其他不利影响的企业改制，现在比前几年更加容易导致工人的抗议活动。1995年和1996年，企业改制刚刚开始影响到工人的生活，工人们似乎平静地接受了这一现实，因为他们觉得困难也许是暂时的。但是，因为企业越来越不不景气，就业市场上的下岗工人越来越多，寻找其他工作也越来越困难，他们的希望破灭了，他们发现，暂时的困难正在变成永久的痛苦。这种社会经历极大地影响了那些尚未下岗的工人，使他们对任何一种对他们不利的改革变得敏感起来。工人们对下岗后的艰难处境的恐惧，是最近几年反对改制的工人抗议活动不断增加的主要原因。

观念与抗争方式

工人们在为他们反对企业改制的抗议活动进行辩护时，主要诉诸的是旧的社会主义理论中关於国有企业所有权的概念以及政府有关企业改制的规定。今天处境艰难的这一代工人，过去曾被官方的“工厂是公有财产”“工人是企业主人”的教条教育多年。尽管他们中的许多人对这类说教并不以为然[6]，但是，工人们还是坚持认为，既然他们把自己的一生都贡献给了企业，对於任何可能影响他们利益的变革，他们应该拥有发言权。相关的劳动法和政府有关企业改制的各种规定也有助於工人对这些漠视他们利益的改革进行“合法抗争”。

工人们普遍认为，他们被完全排除在企业改制的决策过程之外，是不公平的。许多企业的改制过程都与我上边提到的例子一样，具体的方案完全由管理者在幕后制定，方案的具体内容在它们正式宣布之前一直对工人保密。官方的政策规定，在制定一个重大的改革方案时，尤其是与工人利益相关的改革方案时，必须与工人协商[7]，但是，在实际操作中，管理者很少这类问题在企业内与工人进行公开的讨论。管理者的理由是，在这种改制过程中，工人经济地位的改变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因此，进行这种公开讨论只能造成混乱，阻碍改制的顺利进行。另一个经常的原因是，管理者刻意要将工人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以便他们隐瞒一自己想从企业改制中捞取一已私利的意图。

而工人们认为，没有他们的同意，管理者无权改变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国有企业是公有财产，他们对这些财产也拥有相应的一份权利。这种权利观念是私有企业中的工人们所没有的。正如长江制糖厂的工人们在他们写给省工会的信中所写的：

是否改变所有制的形式的问题应该由工人民主地确定。县政府不能单方面地决定这一问题……工人是企业的主人，也是改革的主体。没有经过职代会同意就改变企业的性质，没有与工人打招呼就变卖企业，都是对工人民主权利的严重侵犯。我们要求归还我们的民主权利。（《工人日报》，22July 1999）

工人对工厂财产提出权利要求并不是对官方辞汇的一种简单地利用。他们在旧体制下与企业度过的共同岁月支撑>他们的这种权利要求。因为大多数工人几乎一生都为一家国有企业工作，而且他们用低工资的方式，为企业的财富积累做出了贡献。他们从内心深处认为，工厂不仅是“他们”（厂长）的，也是“我们”（工人）的。所以，当太原金属构件公司被出售给山西航太公司时，太原金属构件公司的工人和退休职工怒不可遏。因为他们了解到山西航太公司实际上只对倒卖他们公司的地皮感兴趣，对他们的生产业务毫无兴趣，这就意味>这个公司的工人不久将会失去自己的工作岗位，退休职工的养老问题也将失去了保障。当退休职工去找公司的经理讲理，却被告知说他们对工厂的政策已经没有了发言权时，他们反驳说：“我们白手起家，一块砖一块瓦地盖起了这座工厂，怎麽突然间我们对工厂的未来连发言权都没了？”一位工人说，“我们这一辈子都贡献给这个厂子了，我们决不允许任何人出卖我们工人的利益。我们将战斗到最后一个人”（《工人日报》，17January 1998）。

上海xx厂的工人们也有>同样的情感。一位工人说，“他们（厂长们）不能这样卖工厂，工厂不是他们的。它属於所有的工人。我已经在这儿工作了>十年，他们不能就这样让我回家。”对企业的情感依恋也在一幅标语中表现出来，这幅标语的内容是“还我工厂”，工人们打>这幅标语上街游行，反对把企业卖给私人老板（《工会资讯》，15October 2000）。具有这种情感的工人认为，对於直接影响他们生机的改革，他们有权参与，把他们排斥到决策过程之外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合理的。在一些工厂，这种情感转化成了对私有化改革的公开挑战。例如，郑州造纸厂的工人在示威时，在工厂的大门口张帖了一幅巨大的红布告，上边写>“改革不搞私有化！”（Li，2001）

由此可见，工人的这种抗议活动与其他两种工人抗议活动不同，在其他两种抗议活动中，工人提出的要求，主要是反对剥削，反对违背生存伦理的行为，是对这类行为的一种被动反应（reactive）（Tilly ，1976），而在反对改制的抗议活动中，工人对专断的改制措施的反应不只是被动反应性的，同时也是积极性的，即他们要求参预和力图影响与他们命运有关的改制决策过程。

工人的制度性定位，不仅影响他们对所有权的理解，也影响>他们的抗争方式。反对企业改制的工人与下岗职工一样，也采取了上街游行和堵塞交通的斗争方式。作为一个缺乏制度性渠道接近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源的社会群体，在公共场所进行群众性的集聚，是他们表达自己要求的一个主要方式（Munger，1981：75）。他们利用这种“破坏性力量”引起政府对他们的问题的重视，迫使管理者改变最初的改制方案（Piven and Cloward ，1977：69）。

但是，在反对企业改制的抗议活动中，这些抗议者也采取了另外一种独特的的抗争方式：“护厂”，即占领工厂，直接阻止企业改制的进行。他们或者把工厂的大门封锁起来，不让新的所有者进厂接管工厂的资产，或者占领整个工厂，使改制措施无法进行。他们用这种方法阻止对他们不利的改制措施的实施，迫使地方政府和企业的管理者对他们的要求做出反应。

例如，当SL公司的工人了解到他们的企业将被租赁出去，新的老板已经派自己的保安人员接管了工厂的时候，他们就采取了这类行动。他们冲进工厂赶走了这些保安人员，并以保护国家财产的名义，组织人员封锁了工厂的大门，防止新老板的保安人员再次进入（访谈，August 2000）。因出售太原金属构件公司而引起的冲突，也造成了类似事件。该公司的退休职工为了阻止山西航太公司接管他们的企业，占领了工厂。在他们占领工厂之后，约30名来自山西航太公司的保安人员在夜里偷袭了工厂，把两名“护厂队”的值班人员赶出了工厂的大门。但是，仅仅过了两个小时，几十名工人就冲进了工厂，又把这些保安人员赶了出去，重新“夺回”了工厂。在这一小冲突发生之后，山西航太公司立即贴出一个布告，禁止该厂原来的退休职工进入工厂，并且威胁说，要停发所有参与“护厂队”活动的人员的工资。但是，太原金属构件公司的工人并没有退缩，一方面，他们继续坚持他们的护厂活动，另一方面，他们开始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工人日报》，1998年1月17日）。

吉林市印刷厂的工人在抗议企业改制过程中的腐败现象时，也采取了这种斗争方式，大约400名工人参与了护厂行动。他们的护厂行动持续了五天四夜，一直到吉林市政府出面干预并答应通过法律程式解决纠纷之后才结束（《工人日报》，2000年8月25日）。江苏省大丰市双阳纺织厂的工人占领工厂的时间更长。西方媒体对这一事件进行了广泛的报导。据报导，1996年，作为一项改制措施，该厂强制4000名工人集资入股，许多工人都把他们毕生积蓄的一大部分投了进去，人均投入约5，000-6，000元。这笔钱对於这些普通工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数字，比他们一年的工资还要多。然而，2001年11月，这家工厂突然秘密地申请破产。工厂的老板和其他几位管理人员摇身一变，成了新组建的公司的老板。该厂的工人不仅不能追回自己的投资，而且还要签定一项新的劳动合同，在这项新的劳动合同中，他们的工资被削减了50％。工人们一怒之下开始罢工，并且占领了工厂。这座工厂被他们占领了11天，在他们被当地的员警驱赶出工厂之后，工厂的生产才逐渐恢复（Washington Post ，21January 2002：A1）。

工人们甚至用“护厂”的方法来对抗政府官员。例如，上海的一家工厂负债累累，它的上级主管部门想把另外一家工厂（一个塑胶厂）与其合并，通过合并来挽救这家负债累累的工厂。那家塑胶厂的工人听说合并的消息后，认为这种合并有可能影响他们自身的利益，决定用护厂的办法来阻止合并。当上级主管部门的党委书记和行政领导来到这家塑胶厂宣布合并的时候，他们吃惊地发现，工厂的几处大门都被愤怒的工人封锁了，他们根本没有办法进入工厂（访谈调查，2000年1月）。

工人们说他们占领工厂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公有财产，他们对这份公有财产拥有合法的权利。护厂这种斗争方式，起源于中国革命胜利前夕。那时候的工人就采取了这种斗争方式。有些工人自豪地说，他们的护厂行动与1949年共产党夺取政权前夕他们的前辈们所做的事情在性质上是一样的。当时拥护共产党的工人组成“工人护厂队”保护工厂，防止国民党在撤离前破坏工厂（访谈调查，2000年1月）。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国家现在支持资本家来接管企业，而企业的工人们又在用同一种办法来阻止这种接管。在采取这种行动的过程中，工人们在“他们”和“我们”之间划了一条明确的界线，为了迫使管理者和政府部门重新考虑原来制定的、对他们不利的企业改制方案，他们采取了这种“用占领促谈判”的斗争方式。

工人们为什麽能选择护厂这种斗争形式？制度定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私有企业的工人很少采取这种斗争方式，因为他们并不把工厂的财产看成是“我们的”，他们对自己工作的工厂，也没有国有企业职工的那种依赖感。对於下岗职工来说，采取这种方式也是不现实的。尽管他们与反对企业改制的工人一样，也认为工厂是大家的，但是，他们没有办法“护厂”，因为他们早就被工厂赶出了大门。因此，他们只好到公共场所表达他们的不满。反对企业改制的工人，尽管他们中的许多人可能由於企业经营困难，已经很久没有按时领到工资了，但是，他们仍然是在岗职工，因此，他们可以选择工厂作为斗争的场所。

但是，罢工这一工业冲突中工人宣示自己要求的最终手段，国有企业的职工在反对企业改制的斗争中却很少采用。这不仅是因为罢工受政治条件的限制，需要更高的组织、协调水平，（这种组织和协调对中国的工人们来说，都是很难做到的），也是因为现在进行改制的许多企业都开工不足，既然他们已经没有更多的工作可做，当然也就不能再用停止工作来进行斗争了。因此，在工人们可以使用的斗争方式中，罢工并不是他们使用“破坏性力量”的一个有效的形式。罢工对退休职工也没有什麽意义，尽管他们有理由反对那些造成他们生活困难的变革。因此，封锁和占领，就成了工人们保卫他们对工厂财产的权利、反对那些剥夺他们权利的“他者”的主要斗争方式。

来源：http://www.clb.org.hk/schi/content/%E5%9B%BD%E4%BC%81%E6%94%B9%E5%88%B6%E4%B8%8E%E5%B7%A5%E4%BA%BA%E6%8A%97%E4%BA%89-%E4%B8%80-0

两万多名中国内地及香港投资者在避税天堂注册公司

美国一家独立新闻组织取得的机密档案和资料库显示，中国高层领导的近亲在加勒比海避税天堂持有隐秘的离岸公司，有助中共精英在海外隐藏巨额财富。

这些文件包括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姐夫在海外与他人合伙的地产公司注册资料，以及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儿子、女婿注册的BVI（英属维尔京群岛）公司。

国际调查记者同盟（缩写ICIJ）获得的密件显示，近22,000名中国内地和香港的投资者在离岸金融中心注册公司，其中起码有15名包括富豪、全国人大代表、涉嫌贪污的国企高管等知名人士。

文件还显示，普华永道、瑞银集团（缩写UBS）等会计事务所和欧美银行扮演了关键性的中间人角色，为中国投资者在英属维尔京群岛、萨摩亚群岛等离岸金融中心开设资产信托（trust）和公司。例如，瑞士金融巨擘瑞士信贷集团（简称瑞信）曾协助温家宝的儿子注册BVI公司，当时温家宝仍是国务院总理。

有关的档案和数据库来自两家专门为投资者开设离岸公司、信托和银行账户的商业机构，也就是总部设在新加坡的保得利信誉通集团（Portcullis TrustNet）和总部设在英属维尔京群岛的Commonwealth Trust Limited.

ICIJ两年前获得这批内含250万份文件的离岸密档后，与欧美和亚洲等地50多名记者合作，展开为期一年半的跟进调查与采访。ICIJ与合作的媒体自去年4月起发表一系列有关离岸金融中心的调查报道，在多个国家触发当地政府立案调查、高官下台。有关的政府因而修订有关公职人员和企业的财务披露政策。

半年前，ICIJ 开始分析密件中有关中国大陆和台、港的离岸金融资料，今天首度发布初步的分析报告。

资料显示，中国大陆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遥远的离岸金融小岛依赖日增。由于隐蔽、免税和方便国际贸易的特点，避税天堂大受中国投资者青睐。中国经济转型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混合体后，已成为海外避税天堂的主要客户。

就ICIJ数据库所见，中国投资者所涉及的行业遍及石油、绿色能源、矿产、武器贸易等。

中国法律未规定政府官员公开个人资产。权贵利用平行经济(parallel economy)来避税、隐藏交易。据估计，2000年以来，流失到境外的资金至少有1万亿，甚至可能高达4万亿美元。具体路线难以追踪。

机密文件披露中国精英的海外资产

“巴拿马文件”的主角——莫萨克·冯赛卡律所在中国大陆和香港揽有大宗生意。该律师事务所近三分之一的客户来源以上两地。
……
记者的调查显示，莫萨克·冯赛卡律所在中国大陆和香港的8个城市拥有分所，这一数量超过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在中国大陆，该所主要在上海、深圳、青岛、大连、杭州、济南、宁波等地展开活动。

每周转载：巴拿马文件曝光天朝权贵（大量网友评论）

（写在前面：很高兴看到北大飞写这篇文章。他并不认可社会主义，但能写出这篇文章，说明他已经离接受社会主义很近了，我成为社会主义者就是起源于对教育不公和精英垄断资源的质问。中国的高考，从来没有公平，不过是一块拿来骗人的遮羞布而已。“上等人”和“下等人”的唯一区别在于：前者霸占了后者创造的财富。至于文章中提到的虎妈，是典型的新自由主义纳粹。）

又是一年的高考日，在网上各处看见不少朋友的感慨和回忆。忍不住也写点什么，聊聊我自己的一点事情。

可以说，我能有现在完全是因为在人生不同的关键时期连续碰上了若干好运气。

首先我没有高考。估计要是我高考，几乎没有可能从山东考进北大。

我初三因数学竞赛获奖被选入当年分管教育的某位副总理办的全国高中理科实验班。当时，高考扼杀创造力，造成国家落后这类舆论非常流行。赶超的方法则当然是，废了（至少大幅改革）高考实行“素质教育”。因此，该领导搞出了这样的政策：搞每年100个左右学生，成立四个高中全国理科班，解除一切、任何升学压力，只要选上了，从第一天就有国家政策保证，全都不用高考全部按自己意愿上大学，爱上哪儿就上哪儿。目的是：考察在这种全无压力的情况下进行素质教育，到底会出什么结果（实验结果我认为比较失败）。

领导拍脑瓜，国家政策突然掉到我头上，完全等于中彩票。所以别人高三在挑灯夜战准备高考的时候，我正在清华附中抱着从清华大学旧书摊上掏来的方企勤数学分析做题——这不光是少受罪的问题，而且没进大学已经奠定优势。

而我初三那年为什么数学竞赛能获奖——当然我数学本身学的也还行，但关键还是在于，那年的竞赛，题比前两年都容易，刚好都是我全能做出来的那种。这种考核线刚刚好划在你的水平之下的感觉不知大家有没有体会过。。。再早两年，题就难得一塌糊涂，当时我省第一名为我北大数学系师兄柳耸，我记得非常清楚他得了138分（满分140），而全省第二名则为118分。柳师兄是数学竞赛届传奇人物之一，这是另一回事。

然后这还不是原因全部。那年最后一道是平面几何题，一个中间步骤我以为很显然所以没有详细写出。阅我卷的老师觉得我有跳步，一下子扣了很多分。要是这样我刚好在一等奖的分数线之下，也不会有去北京考全国理科班的资格。好在我自己的数学老师在青岛的初中数学竞赛届有点发言权，他看了一下我的卷子就提出，这一步这么显然，这个学生别的题都答对了，不至于不明白这一步吧？他这么一争取，我的分全部加回去了，一下子变成了满分。后来在省里的分数复核也通过了。所以整个事情一下子就完全不同了。

然后，为何我的数学老师会费心为我去找分呢？这听起来很显然，哪个老师不想为自己的学生多找回来几分！但是并不如此。当时我的中学（19中）不是青岛市最好的（二中），而青岛市从古到今，所有的各类竞赛获奖者，几乎全部集中在二中。偶尔有漏网的也在青岛九中。我那所学校虽然也算重点，但属于重点中比较差的一所，从来没出过这方面成绩。所以我的老师非常重视我。如果是在二中，那里另有好几位其他同学得了奖（后来其中一位获得IMO金牌），他们数学都比我好。二中的数学老师当然是青岛市中学教育届大腕，但几乎一定没什么动力再为我找回几分。

而我为什么不是在二中上学呢？这又是因为再三年前的一件事。当时（90年代初），青岛小升初要按区划片考试。每个区有一所重点初中。我所在的市南区，对应的重点校是二中。我那年不幸考试没考好，比二中分数线正好差一分。

19中属于青岛市台东区的重点校。台东是青岛的贫民区，老青岛又称“东镇”，另一个贫民区是台西区，称“西镇”。光看这名字就知道这是青岛传统的城乡结合部，是德国殖民建城后来此寻找生活机会的贫民聚居地。当时青岛最大棚户区仲家洼就在我校附近，是城市内涝的重灾区（看多了青岛下水管道里发现百年前德国人油布包好的替换零部件段子的人不会知道这些事。。。）。很多同学就住在里面。

所以，哪怕我二中没考上，按政策也只能上我区非重点中学，而不是上其他区的重点中学。所以我之所以能去19中，是我父母拼命活动的结果。

假设我当年小升初多考了一分，就会顺利进入二中，也就不会有努力为我找分的老师。但假如我父母没努力把我活动进入19中，而是上了市南区的非重点中学，我倒是相信我竞赛也能获奖，但那里的老师又没有足够的权威去为我争取。所以一切都刚刚好。这纯粹是出于运气。

而我父母为何又能把我送入19中，那也不是显然的。我们家背景在青岛属于外来户，爸妈是文革前老大学生毕业后分配和调工作辗转来到这里，连个亲戚都没有，并无什么关系。靠的是舔着脸去求一切可以求的人。这里面又有些好心人相助的情况不用说了，但最幸运的是这么一件事：

当时事情办到最后一步，19中已经表明了愿意接收我的意向，但按当时青岛官僚系统的潜规则，最后需要青岛市某领导表个态放行，否则学校还是不敢做。所谓表态也不是官方下文件那种，只是去知会一声，哈哈几句，某领导没有明确反对就行。看起来难度不大，但真正难点在于：可想而知，要去找某领导表这种态的，不只是我们一家，多了去了。某领导首先不胜其烦，然后假如都通过又觉得人数太多，也不太好。因此某领导一到每年这个时候，东躲西藏，他家地址也严格保密。而全市家长就会展开一场hunt某领导的行动。

第二天就要发榜，当晚，我父母综合各种信息，已经找到了某领导家所在宿舍楼，但就是不知道是哪一家，也不知道在不在家，你问邻居是没用的。邻居自然知道其中利害，谁会告诉你？况且，就算你知道了是哪家，但不知道谁是某领导，人家说不住这里或者不在家你怎么办？所以，在楼下团团转没有办法，几乎就要放弃了。

但突然就有人和我母亲打招呼，定睛一看原来是一位多年没见的老朋友。没想到他竟然住在这里，就和某领导住邻居！此人一听说我父母来此的目的，马上带我们到了某领导家，并且隔着纱门看到了某领导，告诉我父母这位就是！因此当场hunt到领导，半小时后一切搞定。

先且不说这位老朋友在多年后神奇的在关键时刻出现，他到底为何能是我家老友，多年不见后还愿意帮忙呢？这又得继续上溯到80年代初的一段往事。

当时此人是我父母所在研究单位所设加工车间招的一位青年临时工。该车间功能是帮助研究人员加工或修理一些简单装置，母亲则凭借自己机械工程方面的文凭在那里担任“技术员”。

那时老邓刚搞“改革开放”，略为松动城市里和户口捆绑的传统“国家单位”体系，出现了城市临时工概念。这些人往往从农村或者城乡结合部来，没有固定单位编制，属于受歧视的对象。在我父母那个人员多拥有大学文凭的知识分子单位，他们当然也是二等公民，大家不愿搭理。但我母亲心善，又也是农村出身，所以从来都和临时工们平等交往，并尽量提供些帮助。临时工有时外出干私活挣外快，想用一些车间的工具，母亲刚好负责管理这些东西，总是给予方便。因此他们对母亲非常感激。前面所说的这位临时工大概也没有在这单位干多久就离开了，但是这点感情一直记得。

所以父母80年代初因为历史机缘和善心交到的朋友，近十年失去联系后，在90年代初的某领导楼下又出现了。我父母找到了领导，我顺利进入了青岛19中。三年后我的数学老师为我在数学竞赛中争回来分数，刚好赶上天上掉下的国家政策进入北京清华附中。再过三年避开千军万马的高考独木桥——别人高考的时候我正在清华附中宿舍里睡觉，字面意义上的躺着进了北大。再之后则是以此为基础的人生经历。

回忆起这些往事，我今天自我感觉过得还不坏，一方面有一定自己努力的因素，但如果不是人生关键时刻的若干运气，也是绝无可能的。有太多比我优秀但是不如我走运的人，就经历了多得多的艰难。

前些天和朋友谈过美国著名的“虎妈”女儿上哈佛的事情。其实我对虎妈若干说法的反感在于，她几乎没有讨论，自己女儿出身在这样的家庭所占有的结构性巨大优势。可以说，了解点美国情况的人都知道，以虎妈的家庭背景，她的女儿上哈佛是件相当容易的事情。如果你了解到这到底有多容易，甚至会觉得为了此事居然花了这么大力气（虎妈书里描述的那些），虎妈简直失败。

正好有位这边的北大师弟给虎妈的女儿做过家教讲平面几何，介绍说拿过黄冈难题难为孩子。这件趣事又让我想起我之前东家工作时一位同组北大数学系师弟，黄冈中学毕业，高中数学竞赛获奖进入过冬令营——大概等于湖北省前六七名的水平。不用说，这是相当厉害的（比我强太多），我和他做同事，他的天分我天天感受。但是很后来才听他讲起之前的生活，了解了一些他在湖北农村所经历的那些超出我想象能力的贫穷困苦。他现在做的非常优秀，但我不得不想象，如果之前他拥有的是哪怕稍微接近美国精英阶层能提供的那种条件，又会有何种不同。这些精英家庭的孩子出来，轻松成为商界政界各种领袖。往往比他们更加聪颖很多的孩子，仅仅因为没有家庭出身方面运气，最后争到的是为他们打工的机会。

当我们观察这个社会为各种成功者，精英，“上等人”赋予的光环时，不应该忘记这些事实。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8/06/%E5%8C%97%E5%A4%A7%E9%A3%9E-%E9%AB%98%E8%80%83%E6%97%A5-%E8%AE%B2%E8%AE%B2%E6%88%91%E7%9A%84%E5%BE%80%E4%BA%8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