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文合集2

把人异化成商品是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资本主义本身就是一种强迫活生生的人成为劳动力商品的压迫性的垃圾制度和文化。

对于那些满嘴强者弱者的极右纳粹傻逼们,我给他们的“建议”是脱光了滚去南极,然后好好表演一下如何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强者。为什么去南极呢?因为那里没人居住,傻逼们无法寻找其他任何人的帮助,哈哈。

我并不认为一生的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唯唯诺诺,俯首贴耳的环境中的人会养成政治民主所号召的慎重选择和自治的习惯。 ——《精英与社会》

我敢说如果这些所谓的“民运”们不是天天兜售新自由主义垃圾外加跪舔美国政府,而是宣传社会民主主义这种超级反贼学说,共匪早就滚下台了,呵呵。 社会主义三大分支学说都是闹革命的反贼学说,但毛派主张独裁明显不能推,托派很多“民运”又讨厌列宁,那么社会民主主义本来是最佳选择,可他们非要维稳。

为什么说是维稳呢?因为他们兜售的不外乎新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保守主义当然是跪主子的奴才学说,本身就反民主反自由;而新自由主义表面上支持自由,但敌视民主,敌视福利国家,敌视劳工权利和劳工抗争,这种垃圾中国90%的穷人怎么可能买帐?既然大部分人都不买帐,还革个屁的命?

我之前转发过的GSCC的调查结果显示90%的人年总收入在50000以下,有学者的调查结果更为糟糕,显示中国人的收入水平是一个极为扭曲的金字塔结构,上层和所谓的中产都是极少数,而底层人数过半,然后这些狗屁“民运”还天天攻击福利国家,那大部分的底层穷人大概脑子进了狗屎才会去支持你们吧!

这其实是不少代议制民主国家都存在的一个问题,比例代表制还好点,最高票当选制下小党派根本无法取得议席,长期两党轮流坐庄,而政治游说等合法腐败又侵蚀民主导致选哪个党都换汤不换药,长期以来自然导致不少人对选票游戏冷感。这其实是要思考如何改进民主使得政府的的确确被人民所控制,是个大问题。

按照极右纳粹奴才们那种对社会主义恨之入骨的价值观,他们不可能去做长期输出免费极右纳粹文章这么社会主义的事情,也不太可能靠自愿捐助,所以我认为社交网站上那些长期“免费”输出极右文章的账户绝大部分都是背后有资助的,或者政府,或者财团老板,毕竟通过煽动仇恨分裂被压迫者可不是什么新招数。

现在社交媒体基本都是采取基于盗窃用户隐私的定向推送内容模式,这种模式直接把用户变成了数字奴工,同时使言论自由变成了一句屁话。

柏克这个保守主义祖师爷最著名的言论就是鼓吹素质论认为普通人民不配民主,除此之外这货还宣称基督教政教合一,吹捧贵族,要求人民服从贵族独裁。而保守主义者追随的就是这种货色,所以任何地方的保守主义者都是脑残垃圾极右傻逼纳粹也就不奇怪了。

认为给穷人发点福利就能稳定住穷人,和认为高福利养懒人一样白痴。穷人得到了资源,就能看到更多,听到更多,想到更多,这是压迫者喜欢的结果吗?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自然是敌人,也是在中东地区推行左派思想的最大障碍之一,这点不少欧美左派都有认识到。但是近年来的仇穆风潮并非是欧洲的“政治正确”的责任,而是新自由主义席卷全球导致贫富差距大幅增加,制造经济危机席卷全世界,极右借机崛起把穆斯林移民当靶子(我认为这背后有政客和财团操纵)。

任何人权都不能拿来反对其本身,否则人权本身就会被破坏,所以反人权的集会不属于基本人权,而属于对人权的践踏。同理,民主不能拿来反对民主本身,对于反民主的言论和组织,我认为需要法律惩罚。

当然,资本主义主导下的社会很难通过这类法律,因为资本主义本质上也是反人权的,压迫性的,这类法律在某种程度上会对其自身造成威胁。此外,这类法律也会使得资产阶级政客和财团老板们失去分裂被压迫者的一种有效手段。

我想到一点:按照右派们高福利养懒人的逻辑,政府不仅不该为企业减税补贴提供法律保障,相反应该征收越高的税,越没有法律保障,才会越促进企业家们的工作动力啊,既然他们认为“一个人的基本人权得到保障之后都会失去斗志”,那么对于利润早就足以保证基本人权的企业家来说,不是更会失去斗志吗?被压迫的奴隶们要点人权就会“失去斗志”,企业家们早就坐拥亿万反倒不会,右派们的逻辑真是傻逼得可笑。

我对共匪的官僚和商人走狗的态度:作恶就是作恶,践踏人权就是践踏人权,需要进行清算惩罚的,是践踏人权的行为本身(职业洗地本身也是一种行为),至于为什么会作出践踏人权的行为,那是留给学者们总结反思然后提出消除原因的方案用的,而不是为罪犯开脱用的。

只有压迫性的制度才能成功维持对其他任何人的压迫,所以奴才们不要幻想能够在自己民主自由的前提下压迫别人。

政府官僚的低效与不作为是一个非常令人头痛的问题。而我有一个想法:无论是高层官员,还是底层办事员,每隔一段时间(需要讨论,例如1年)就由他们所服务的人民进行评分(例如市政府公务员就由市民评分,国家级别的机构公务员由全国人民评分),评分形式参考秘密投票系统(防止刷分和报复)。评分标准不合格者直接下台,合格者可连任。我的建议是底层公务员不需要设任期限制,但高层官员必须有任期限制。

1984被很多反贼说成是批判社会主义的作品,实际上奥威尔自己就是个左派,还参加过西班牙内战。我的看法是,1984讽刺的是斯大林和毛贼的中央计划经济为基础的国家资本主义极权。

小政府的鼓吹者最喜欢的就是共匪政府了,因为这世界上没有在社会福利上比共匪更小的政府了,也没有比共匪政府更即时有效的帮企业镇压反抗的工人的政府了。

徐沛然:十五年過去了,西方為何持續製造恐怖主義?

(写在前面:政客和与政客相互勾结的财团老板们才是最大的恐怖分子。)

15年前的9月11日,紐約知名地標雙子星大廈,在煙塵與火焰中頹然倒塌。這個畫面透過媒體傳送,震撼了全世界,也宣示著「恐怖主義」正式成為新的全球政治議題,強烈地影響了後911的國際局勢。

當年美國總統小布殊(George W. Bush,小布希)強勢推動「反恐戰爭」(War on Terror),將恐怖主義視為美國首要的打擊對象。然而,15年來,這個世界沒有變得更安全。軍事行動雖然抓到了策劃 911行動的阿爾蓋達組織(Al-Qaeda,蓋達)首腦本拉登(Osama bin Laden,賓拉登),但阿爾蓋達組織並未因此消滅。

甚至,近年新興的伊斯蘭國(ISIS)更是大張旗鼓地招兵買馬、擴張地盤,並於世界各地策劃多起襲擊行動,包括在土耳其造成超過200人死亡的炸彈攻擊。而2015年1月7日,法國的政治諷刺雜誌《查理週刊》(Charlie Hebdo)總部遭到槍手襲擊,在事件現場造成 12人死亡 11人受傷。槍手被指認為激進派穆斯林,而《查理週刊》遇襲事件被視為相當於法國版的 911 事件。

文化衝突論的侷限

對於近年來發生的「恐怖攻擊」行動,我們還可以持續列下去,突尼西亞、肯亞、比利時、利比亞、波士頓、阿富汗、也門(葉門)……而這些受到矚目的恐怖攻擊行動,經常直接和伊斯蘭基本教義派組織,又稱為「原教旨主義」團體扯上關係。於是一般就會解讀為伊斯蘭世界「仇恨西方」。

委婉一些的說法是「文明衝突」,或是「生活文化」上的差別;直接一點就是認為伊斯蘭信仰落後、不文明、暴力、不民主、不重視人權。在這種詮釋框架下,似乎衝突因素內嵌於西方和伊斯蘭的文化與信仰中,以至於不可避免,而「西方文明」則代表一種更為優越的,更值得追求的文化。

首先,直接將「恐怖主義」和伊斯蘭信仰,和穆斯林劃上等號的談法相當有問題。根據歐洲刑警組織(Europol)2014年發布的《歐盟恐怖主義現況與趨勢報告》(EU Terrorism Situation and Trend Report 2014)指出,歐洲絕大部分的恐怖襲擊來自於分離主義團體。以2013年為例,歐洲發生了152起恐怖攻擊事件,只有2起為「宗教性動機」,而有84起是基於國族主義或分離主義信念。

同時,這些恐怖攻擊事件在媒體的呈現上,往往也會特別突顯嫌犯的穆斯林背景,強化刻板印象。舉例來說,2011年歐洲最大的恐怖攻擊事件為挪威的安德斯‧布雷維克(Anders Breivik),他一共殺害了77人。在其公開聲明中,他反對穆斯林、反對移民,並支持「基督教歐洲」(Christian Europe),但安德斯並不會被標示為「基督徒恐怖分子」,或是「白人恐怖分子」。

就算我們先姑且不論這種粗糙的「西方 VS. 伊斯蘭」的對立命題是否合理。所謂文明衝突必然性的說法,也不符合歷史事實。實際上不同文化與信仰的人們在各地都經常混居,即便不是毫無嫌隙,但也很少演變成武裝衝突。人們不會僅僅因為「生活文化」的不同而發動戰爭,或是採取自殺攻擊;激烈的手段背後總是有著其他更重要的因素。

所以,與其將焦點針對伊斯蘭世界,問說15年過去了,他們為什麼依舊恨西方?並輕率地歸咎於文明或文化衝突,我們不如試著回顧所謂的「西方世界」,在這15年裡面做了些什麼事?也許可以更清楚為何恐怖主義源源不絕的原因。

阿富汗與伊拉克戰爭

911事件的發動者指向阿爾蓋達組織,阿爾蓋達組織總部則被認為在阿富汗境內,而當時阿富汗的塔利班(Taliban)政權被認為包庇阿爾蓋達組織。在要求塔利班交出阿爾蓋達組織高層交涉未果後,2001年10月,以美國和英國為首的聯軍,攻入了阿富汗,並在短短一個多月內就攻下首都喀布爾。

然而,塔利班並未就此潰散,他們躲入山區深處的根據地,持續不斷地發動小規模武裝行動,美國就此陷入了另一個越戰泥沼。美國駐軍人數最高峰為2010年,曾經超過10萬名士兵駐紮於阿富汗,如今縮減至不到1萬人。自2001年至今,美國政府投入了超過三千億美元於阿富汗的軍事行動,也數度打算撤軍,但棘手的情勢讓美軍遲遲無法撤離。

2003年3月,美國以「持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之名,和英國共同出兵攻打伊拉克,並拉下伊拉克總統侯賽因(海珊)。然而,一直到2011年12月,美軍撤兵為止,並沒有找到當初言之鑿鑿的大規模毀滅性武器。今年7月,英國政府的伊拉克戰爭調查委員會(Iraq Inquiry)的報告出爐,該報告認為當年英國首相貝理雅(Tony Blair,布萊爾)和美國總統小布殊,過度誇大伊拉克的威脅,並無視聯合國的意見,強行發動一場「不必要的戰爭」。

這些戰爭不僅沒有為當地民眾帶來長治久安的生活,更造成大量平民死傷。根據2015年發表的《死亡數字:10年之反恐戰爭傷亡統計》報告中指出,在美國主導的反恐戰爭下,一共造成了伊拉克100萬平民死亡、阿富汗22萬平民死亡、巴基斯坦8萬平民死亡。他們指出,儘管難以精確統計,但這三國加總起來的死亡人數不太可能低於100萬人。而這還是相對保守的估計數字,戰爭中流離失所的數百萬難民,其死傷更難納入統計。

無人機轟炸的倫理問題

在這些戰爭中,特別引起倫理抨擊的,是對無人飛行載具(Unmanned Aerial Vehicle, UAV)的大量使用。UAV 俗稱無人飛機或無人機,可由駕駛員遠端操作。早在一次大戰期間就發明了UAV,主要用於偵查行動。直到冷戰結束後,UAV技術成熟,才開始量產攻擊用途的無人機。

自2004年起,在美國中央情報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特別行動小組主導下,美國於巴基斯坦西北部,開始執行無人飛機轟炸行動,並擴及到阿富汗、伊拉克、也門、索馬里(索馬利亞),以及利比亞等國。美國政府原本一再否認無人機的攻擊行動,直到2012年1月,總統歐巴馬才正式承認此事。

根據英國獨立媒體《新聞調查局》(Bureau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的專題報導指出,自2004年起,美國針對巴基斯坦使用無人轟炸機攻擊近400次,其中轟炸的目標有60%以上是民宅,甚至包括學校,至今已經造成2379人死亡,但當中只有84人事後確認為阿爾蓋達組織的武裝分子,僅佔總死亡人數約4%。反過來說,以反恐戰爭之名的無人機空襲行動,至少造成上千名巴基斯坦的無辜平民死亡。

巴基斯坦總理曾多次表示抗議,但未能阻止美國的轟炸行動。人權團體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的專員也在媒體表示,他們曾多次目擊美軍以反恐戰爭之名針對平民的殺戮行動,美國的作法恐怕已經觸犯國際法中的戰爭罪。

利比亞與敘利亞的代理人戰爭

2010年11月底,北非突尼西亞爆發了民眾的反政府示威,最終導致政權垮台,被稱為「茉莉花革命」。此一效應在短時間內擴散到其他阿拉伯國家,包括埃及、敘利亞、利比亞、也門、阿爾及利亞等國均引發類似抗議效應,甚至在埃及直接造成政權更替,史稱「阿拉伯之春」。然而,春天沒有這麼容易來臨,既有政權的鎮壓,讓這些國家陷入政治社會動盪,也給了「外來勢力」更多介入的機會。

2011年2月,統治利比亞長達42年之久的軍事強人卡達菲(Gaddafi,格達費),和反對派爆發武裝衝突。歐美各國長年來將卡達菲視為眼中釘,亦把握此機會,一方面迅速承認反對派政府的合法性;另一方面由法國率先發難,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接手,以保護民眾之名,對卡達菲政權展開軍事行動,並支援反對派勢力。

從3月到10月之間,北約一共發動了2.6萬架次的空襲。10月20日,卡達菲於交火時遭到擊斃。然而其政權的瓦解,反而讓利比亞陷入國內各武裝組織相互攻擊的混亂狀況,也給了新興的伊斯蘭國在當地發展的機會。如今的利比亞已經成為伊斯蘭國組織在北非的主要據點,也是區域和平的不定時炸彈。

類似狀況也發生在敘利亞,在2011年初,示威者陸續上街頭要求政治改革和公民權利,遭到執政的阿薩德政府強硬回應,甚至造成平民死傷。2011年7月,部分軍隊宣布成立敘利亞自由軍(Free Syrian Army),和其餘反對派組織合作,展開至今未休的敘利亞內戰。隨著時間發展,敘利亞內戰變得更加複雜。利比亞率先表示支持敘利亞自由軍,並提供他們武裝和訓練。另外,法國與英國也表示將協助敘利亞自由軍。

之後伊斯蘭國崛起,並參與敘利亞內戰,狀況變得更複雜。美國於2014年9月開始轟炸敘利亞境內的政府軍和伊斯蘭國領地。2015年9月,俄羅斯表態支持敘利亞政府,認為應由敘利亞政府來穩定國內局勢,並開始空襲包括伊斯蘭國在內的反政府勢力。然後就是我們所知道的,大批敘利亞平民冒險逃出家園,成為中東、北非歐洲各國的難民人道危機。

歐美列強的代理人戰爭,在加上伊斯蘭國、庫爾德族(庫德族)、阿爾蓋達組織分支等境內武裝勢力,卡塔爾(卡達)、土耳其、沙地阿拉伯(沙烏地阿拉伯)等不同派系的資金流入,讓敘利亞內戰成為一場無比複雜且難以收拾的僵局。

西方培育的「恐怖主義者」

這些恐怖組織如何崛起?他們的資源與武器又從何而來?1979年,時值冷戰期間,蘇聯入侵阿富汗。美國相中了阿富汗當地的伊斯蘭反抗勢力,由中央情報局在巴基斯坦培訓了超過10萬名的伊斯蘭聖戰士,並提供他們資金與武裝,以對抗蘇聯。隨著蘇聯撤出阿富汗,以及冷戰的終結,這些武裝分子當中,開始有人將矛頭對準美國。冷戰時被美國宣傳為英勇對抗蘇聯的「自由戰士」,就這樣搖身一變成了威脅世界和平的「恐怖份子」,而其中一個人就叫做本拉登。如同大家所熟知,他之後建立了阿爾蓋達組織,並策劃了911事件。

近年來新興的恐怖組織伊斯蘭國,其組織創始成員來源複雜,其中包含因理念更為激進化而脫離的阿爾蓋達組織前分支。另外,也包含了部分由敘利亞的反對派轉而加入伊斯蘭國的武裝勢力。

在敘利亞內戰開始之初,美國就曾經在約旦的軍事基地祕密訓練敘利亞反對派,並透過土耳其、約旦和利比亞提供敘利亞反對派武裝與資金,希望藉此能以「民間」的力量推翻阿薩德政府。而這些受訓練的武裝分子和其武器,也就隨著轉投陣營的反對派,部分轉移到伊斯蘭國手中。這就是日前《維基解密》(Wikileaks)所爆料,在美國總統候選人希拉莉(希拉蕊)擔任國務卿時,美國提供武器給伊斯蘭國的過程

不管是阿爾蓋達組織或是伊斯蘭國,這些所謂的「基本教義派」、「原教旨主義」,在動盪的環境中崛起,又因為種種複雜的因素而被利用、扶持茁壯,最終反咬一口。這是以美國政府為首,數十年來採用秘密工作以操控世界政局帶來的後遺症之一。然而這後遺症的代價卻又得由一般民眾來承擔。

海盜與皇帝,不止息的恐怖主義

911事件造成2996人死亡,毋庸置疑是樁慘劇。然而,在911之後,因美國反恐戰爭而死亡的上百萬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的無辜平民,難道就只是統計數據嗎?人命當然不能量化比較,但我們同樣無法忽視這兩者之間的巨大差距,以及受到的差別對待。如果說阿爾蓋達組織、塔利班政權、伊斯蘭國,以及其他的恐怖組織得為他們的行動付出代價;那麼造成上百萬平民死亡的代價該找誰來討?炸死10個人是恐怖攻擊,炸死幾萬人就不是了嗎?難道真的西方人的生命比較珍貴?

如果說我們生在中東、北非等阿拉伯世界,我們會如何看待這些狀況?當我們的至親好友不幸喪生於前述各種軍事行動、武裝衝突當中,當自己的家園因戰火襲擊而殘破不堪,甚至被迫流離失所時,我們有多少把握自己不會因為憤怒和仇恨,成為下一個所謂「極端的」、「仇恨西方」的「恐怖份子」?前述這些作法,真有可能消滅恐怖主義嗎?

一直以來毫不避諱批評美國這種「國家恐怖主義」的杭士基(Noam Chomsky)在其著作《海盜與皇帝:真實世界中的國際恐怖主義》中引了以下這段話:

「聖奧古斯丁說了一個故事,亞歷山大大帝擒獲一個海盜,問道:『你居然膽敢在海上興風作浪?』海盜回答:『那你又怎麼有膽量在整個世界興風作浪?我只有一艘小船,所以被稱為海盜;你有一整隻海軍,所以被稱為皇帝。』」

這個小故事,尖銳地指出當「西方國家」使用「恐怖主義」這個詞彙時,背後的荒謬邏輯及政治現實。不公義的土壤,就是滋生極端信念與行為的溫床。 所謂的恐怖主義跟伊斯蘭的信仰或文化並沒有直接關係,而是長期以來西方國家恣意地以自身利益操控、干涉、介入、侵略阿拉伯世界所帶來的後果與反撲。

值此911事件15週年,眼看著世界局勢仍舊渾沌,新的恐怖攻擊、新的人道危機不斷再起。如果所謂的西方國家們,仍不放棄長期以來對阿拉伯世界的覬覦與干預,仍舊打著反恐旗號恣意侵略與佔領。那麼在可預見的將來裡,恐怖主義不會有平息的一天。而他們才是真正的恐怖主義製造者。

来源: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0914-opinion-xupeiran-911/

恐怖分子大部分是穆斯林?事实跟你以为的完全不一样(Are All Terrorists Muslims? It’s Not Even Close)

(写在前面:作为一个非信神者左派,我很清楚伊斯兰教教义的野蛮落后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危险性,这点欧美左派们比近年来才开始蹦哒的极右保守主义纳粹们认识的更早也更清晰,但我和欧美的左派战友们同样不会去当基督教右派的仇穆十字军,故此转发文章以澄清极右纳粹谎言。)

Dean Obeidallah

What percentage of terror attack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are committed by Muslims? Guess. Nope. Guess again. And again…

美国和欧洲发生的恐怖攻击有多少比例是由穆斯林犯下的?猜猜看。错,再猜。再多猜几次吧…。

“Not all Muslims are terrorists, but all terrorists are Muslims.” How many times have you heard that one? Sure, we heard Fox News’s Brian Kilmeade say it, but to me, that was simply part of the Fox News plan to make their viewers dumber, as we saw again this past weekend when its terrorism “expert” Steve Emerson was caught fabricating the story that Birmingham, England, is closed to non-Muslims. But more alarmingly, even some reasonable people have uttered this statement.

「不是所有穆斯林都是恐怖份子,但所有恐怖份子都是穆斯林。」这句话你听过几次?没错,这是福斯新闻(Fox News)主播布莱恩吉米德( Brian Kilmeade)说的。我认为这只是福斯新闻让观众变更笨的其中一个手段。回顾上周末,恐怖主义「专家」史帝夫爱默森(Steve Emerson)被发现把英国伯明翰捏造为非穆斯林禁止进入的区域1。更惊人的是,有些明理的人也曾发表过这类言论。

And that comment is often followed up by the question: Why don’t we see Christian, Buddhist, or Jewish terrorists?Obviously, there are people who sincerely view themselves as Muslims who have committed horrible acts in the name of Islam. We Muslims can make the case that their actions are not based on any part of the faith but on their own political agenda. But they are Muslims, no denying that.

「我们为什么没看到基督教、佛教或犹太教的恐怖攻击呢?」只要提出这个问题,批评就会跟着来。答案很显然:总是有虔诚的穆斯林教徒以伊斯兰教之名进行恐怖行动。我们穆斯林让这些行动像是基于自己的政治议程,而非出于信仰。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是穆斯林。

However, and this will probably shock many, so you might want to take a breath: Overwhelmingly, those who have committed terrorist attack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aren’t Muslims. Let’s give that a moment to sink in.

建议你先深呼吸一口气,因为接下来要说的事实可能会吓到很多人:那些在美国及欧洲犯下恐怖攻击的人绝大多数都不是穆斯林。

Now, it’s not your fault if you aren’t aware of that fact. You can blame the media. (Yes, Sarah Palin and I actually agree on one thing: The mainstream media sucks.)

让我们花一点时间来搞清楚这件事。如果不知道这个事实不是你的错,你可以怪罪媒体。(是的,我和色拉裴琳都同意一件事:主流媒体烂死了。)

So here are some statistics for those interested. Let’s start with Europe. Want to guess what percent of the terrorist attacks there were committed by Muslims over the past five years? Wrong. That is, unless you said less than 2 percent.

提供一些数据给有兴趣的人。首先是欧洲。猜猜看过去五年间有多少百分比的恐怖攻击是由穆斯林发动的?我想你会猜错,除非你说出低于2%的答案 。

As Europol, the European Union’s law-enforcement agency, noted in its report released last year, the vast majority of terror attacks in Europe were perpetrated by separatist groups. For example, in 2013, there were 152 terror attacks in Europe. Only two of them were “religiously motivated,” while 84 were predicated upon ethno-nationalist or separatist beliefs.

欧盟的执法机构「欧洲刑警组织」(Europol)去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欧洲绝大多数的恐怖攻击是由分离主义团体 所为,例如2013年欧洲发生了152起恐怖攻击事件,其中只有2起是「宗教性动机」,而有84起是基于国族主义或分离主义的信念。

We are talking about groups like France’s FLNC, which advocates an independent nation for the island of Corsica. In December 2013, FLNC terrorists carried out simultaneous rocket attacks against police stations in two French cities. And in Greece in late 2013, the left-wing Militant Popular Revolutionary Forces shot and killed two members of the right-wing political party Golden Dawn. While over in Italy, the anarchist group FAI engaged in numerous terror attacks including sending a bomb to a journalist. And the list goes on and on.

这里谈的像是法国一个主张科西嘉群岛为独立国家的团体「科西嘉民族解放阵线」(FLNC)。2013年12月,FLNC的恐怖份子同时对法国两个城市的警察局发射火箭攻击。2013年底,希腊的激进左翼组织「武装人民革命力量」(Militant Popular Revolutionary Forces)开枪射杀极右派政党「金色黎明党」(Golden Dawn)两名成员。在意大利,无政府主义团体「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联盟」(FAI)从事多次恐怖攻击,包括寄送炸弹给记者。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Have you heard of these incidents? Probably not. But if Muslims had committed them do you think you our media would’ve covered it? No need to answer, that’s a rhetorical question.

你听说过这些事件吗?大概没有。假如是穆斯林犯下这些事,我们的媒体会如何报导这类新闻?无需回答,我只是明知故问。

Even after one of the worst terror attacks ever in Europe in 2011, when Anders Breivik slaughtered 77 people in Norway to further his anti-Muslim, anti-immigrant, and pro-“Christian Europe” agenda as he stated in his manifesto, how much press did we see in the United States? Yes, it was covered, but not the way we see when a Muslim terrorist is involved. Plus we didn’t see terrorism experts fill the cable news sphere asking how we can stop future Christian terrorists. In fact, even the suggestion that Breivik was a “Christian terrorist” was met with outrage by many, including Fox News’s Bill O’Reilly.

2011年欧洲一起最惨烈的恐怖攻击,挪威的安德斯‧布雷维克(Anders Breivik)屠杀了77人,并在他的宣言中主张反对穆斯林、反对移民并支持「基督教欧洲」(Christian Europe)的理念。事件发生过后,我们在美国看到多少报导呢?没错,媒体确实报导了,但不像是当我们看到一个穆斯林恐怖份子的方式。有线电视新闻里也不会充满反恐专家谈论着如何阻止未来的基督教恐怖份子。事实上,就连暗示布雷维克是一个「基督教恐怖份子」都会激起许多人的愤怒 ,例如福斯新闻的比尔欧莱利(Bill O’Reilly)。

Have you heard about the Buddhist terrorists? Well, extremist Buddhists have killed many Muslim civilians in Burma, and just a few months ago in Sri Lanka, some went on a violent rampage burning down Muslim homes and businesses and slaughtering four Muslims.

你听过佛教恐怖份子吗?在缅甸,极端佛教徒曾经杀害许多穆斯林平民。而就在几个月前的斯里兰卡,一群佛教徒在暴动中烧毁穆斯林的房子及商店,并杀害四位穆斯林 。

Or what about the (dare I mention them) Jewish terrorists? Per the 2013 State Department’s report on terrorism, there were 399 acts of terror committed by Israeli settlers in what are known as “price tag” attacks. These Jewish terrorists attacked Palestinian civilians causing physical injuries to 93 of them and also vandalized scores of mosques and Christian churches.

拿着枪枝手上沾满鲜血的以色列士兵,透过美国的宣传机器(媒体),转为呈现出拿着橄榄枝维护和平的形象。尽管杀人如麻,以色列与美国都不会被认为是「恐怖主义国家」。(影像来源:Transudationism )那么(恕我提到他们)犹太恐怖份子呢?2013年,美国国务院(State Department)的反恐报告中显示,有399起恐怖行动是由以色列定居者从事的「标价攻击」 2。这些犹太恐怖份子攻击巴勒斯坦平民,造成93人受伤,并破坏清真寺和基督教教堂。

Back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percentage of terror attacks committed by Muslims is almost as miniscule as in Europe. An FBI study looking at terrorism committed on U.S. soil between 1980 and 2005 found that 94 percent of the terror attacks were committed by non-Muslims. In actuality, 42 percent of terror attacks were carried out by Latino-related groups, followed by 24 percent perpetrated by extreme left-wing actors.

回到美国,穆斯林所进行的恐怖攻击比例如欧洲般微乎其微。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研究1980年到2005年发生在美国境内的恐怖行动,发现94%的恐怖攻击是由非穆斯林所犯下。事实上,拉丁裔相关组织发起42%的恐怖攻击,其次的24%则为极左派行动者所为。

And as a 2014 study by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found, since the 9/11 attacks, Muslim-linked terrorism has claimed the lives of 37 Americans. In that same time period, more than 190,000 Americans were murdered (PDF).In fact in 2013, it was actually more likely Americans would be killed by a toddler than a terrorist. In that year, three Americans were killed in the Boston Marathon bombing. How many people did toddlers kill in 2013? Five, all by accidentally shooting a gun.

北卡罗来纳大学(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在2014年的一项研究发现,从911攻击事件发生后开始算起,穆斯林相关的恐怖行动夺走37位美国人的生命。而同时间内有超过19万名美国人遭到谋杀(报告内容详见此 )。比起恐怖份子,美国人其实更可能被一个蹒跚学步的小孩子杀掉。2013年的波士顿爆炸事件造成了3位美国人死亡。那么2013年有多少人被幼童杀害呢?答案是5人,原因皆为误触造成开枪射击 。

But our media simply do not cover the non-Muslim terror attacks with same gusto. Why? It’s a business decision. Stories about scary “others” play better. It’s a story that can simply be framed as good versus evil with Americans being the good guy and the brown Muslim as the bad.

但是,我们的媒体根本没有以同样的偏好来报导非穆斯林的恐怖攻击。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商业决策。有关恐怖的「他者」故事总是比较好发挥。它能直接被塑造成善与恶的对立:美国人当好人,而棕皮肤的穆斯林是坏人。

Honestly, when is the last time we heard the media refer to those who attack abortion clinics as “Christian terrorists,” even though these attacks occur at one of every five reproductive health-care facilities? That doesn’t sell as well. After all we are a so-called Christian nation, so that would require us to look at the enemy within our country, and that makes many uncomfortable. Or worse, it makes them change the channel.

事实上,每5间堕胎诊所就会有1间受到攻击,但我们上次看到新闻报导提到「基督教恐怖分子」攻击这些生育保健机构是什么时候?这种新闻没有市场。毕竟我们还是一个所谓的基督教国家,而正视自己国内的敌人,会使许多人感到不舒服。或者更糟糕,他们会转台不看。

That’s the same reason we don’t see many stories about how to reduce the 30 Americans killed each day by gun violence or the three women per day killed by domestic violence. But the media will have on expert after expert discussing how can we stop these scary brown Muslims from killing any more Americans despite the fact you actually have a better chance of being killed by a refrigerator falling on you.

每天有30名美国人在枪支暴力中被杀害,同时每天有3名妇女因遭受家暴而死亡,然而我们在媒体上看不到讨论如何减少这些事件的报导。但却不停地有专家上电视大谈怎样阻止可怕的棕色穆斯林杀死更多美国人,尽管你其实更有可能被掉下来的冰箱砸死 。

Look, this article is not going to change the media’s business model. But what I hope it does is cause some to realize that not all terrorists are Muslims. In fact, they are actually a very small percent of those that are. Now, I’m not saying to ignore the dangers posed by Islamic radicals. I’m just saying look out for those refrigerators.

这篇文章不是要改变媒体的商业模式。但我希望让一些人了解到,不是所有恐怖分子都是穆斯林,他们其实只占非常小的比例。我不是主张要忽略伊斯兰激进份子造成的危险,我只是说,我们应该要小心那些从天而降的冰箱。

· 1. 美国反恐专家爱默森在福斯节目中宣称,英国伯明翰完全就是一个穆斯林城市,非穆斯林不要进入。

· 2. “Price tag” attacks,意指以色列激进份子近年来对巴勒斯坦平民发动暴力袭击的行为。

中文来源:http://www.coolloud.org.tw/node/81658

英文来源:https://www.thedailybeast.com/are-all-terrorists-muslims-its-not-even-close

社会民主主义对抗共产主义(Social Democracy versus Communism)

4. Lenin and the Russian Revolution of 1917

4,列宁和1917年的俄国革命

The Russian Revolution of March 1917 occurred under circumstances which could not possibly have been more favorable for the socialist parties, even though not for the immediate introduction of Socialism. The czarist governmental machinery was in ruins, the obsolete nobility lay helpless, while the capitalist class, its capital largely of foreign origin, showed itself impotent. All-powerful were only the workers and intellectuals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peasantry. Among these the Socialists were in overwhelming majority – the Social Revolutionists among the peasants; the Social Democrats, Mensheviks as well as Bolsheviks, among the wage earners and intellectuals.

1,1917年三月发生的俄国革命(备注:即二月革命,俄历为二月)在一个对社会主义政党来说可能不会更合适的环境中发生,即使这环境不是为了马上介绍社会主义而产生的。沙皇政府机器成为了废墟,过时的贵族们孤立无助,而资产阶级们,他们的资本很大程度上来自外国,展示出了他们自己的无能。有力量的只有工人们和与农民联合的知识分子们。在这些人中间社会主义者们是压倒性的多数——农民中的社会主义革命者;在打工仔和知识分子中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孟什维克(备注:意思是少数派)和布尔什维克(备注:意思是多数派)。

After the fall of Czarism it appeared self-evident that the various Socialist parties, the Social Democrats and Social Revolutionists would work together in the Soviets, and that the cooperation would embrace both wings of the Social Democracy, Mensheviks and Bolsheviks. And why not? Did not all of them have a common aim: establishment of a democratic republic, the eight hour day, confiscation of the land?

2,在沙皇主义失败之后,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众多社会主义政党,社会民主主义者和社会革命主义者将会一起在苏维埃(备注:苏维埃的意思是工人和农民议会)中工作,而这一合作将会拥抱社会民主主义的两派,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为什么不呢?难道他们不是都有着共同的目标: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八小时工作制,以及征用土地(备注:意思是土地国有化)吗?

But Lenin disliked intensely any such cooperation with the Socialists. Long before the revolution he had formed his own organization within the Social Democracy. This dual organization was built on military lines and within this organization Lenin had established his own dictatorship. For this reason he had brought about a split in the Russian Social Democracy in 1903 and declared war against all Social Democrats who had refused to pay blind obedience to his leadership.

3,但是列宁非常不喜欢与任何社会主义者进行合作。在革命爆发的很长一段时间之前,他就在社会民主党内建立了他自己的组织。这一双重组织建立在军队标准上,在组织内部列宁建立了他自己的独裁。因为这个他在1903年给俄国社会民主党带来了分裂,向所有拒绝盲目服从他的领导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宣战。

After the split of 1903 and as late as July, 1914, shortly before the outbreak of the war, Lenin fought bitterly against unity with the Mensheviks. During the war he continued to preach the idea of split not only in the Russian Social Democracy but in the entire Socialist International. For this reason he fought bitterly against any united front of the workers when such a united front became possible after the revolution of 1917.

4,在1903年的分裂和1914年七月,战争爆发的不久之前,列宁残酷的反对与孟什维克联合。在战争期间他持续宣扬不仅将俄国社会民主党分裂而且将整个社会主义国际分裂的思想。因此他残酷的反对任何工人联合阵线,当这样一个联合阵线在1917年的革命中成为可能时。

Lenin was in Switzerland when the revolution of March, 1917, occurred in Russia. He returned to Russia a month after the revolution and found a situation which made him very bitter. Shortly before his arrival there was held an all-Russian conference of Soviets which revealed a very great measure of agreement between the Mensheviks and Bolsheviks.

5,在革命于1917年三月于俄国爆发时,列宁在瑞士。在革命爆发一个月之后,他回到了俄国,然后发现了令其非常痛苦的情景。在他到达之前不久,一个所有俄国人的苏维埃会议召开了,而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之间达成了共识。

“There followed at the conclusion of the conference a joint meeting of the Mensheviks and Bolsheviks to discuss unity of both factions. These negotiations were stopped through the arrival of Lenin, who succeeded in turning sharply the wheel of Bolshevist policy, although not without stubborn opposition of many influential Bolsheviks.” [1]

6,“在会议结束之后跟着开始了一个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的联合会议,讨论两者之间的联合。列宁到达后,他们之间的协商就停止了,列宁成功将布尔什维克的政策变得极端,虽然很多被影响的布尔什维克坚持反对他。”

Lenin’s aim in the Russian Revolution was to destroy not only all organs of self-administration, but also all other parties and social organizations, except his own.

7,列宁在俄国革命中的目标是不仅摧毁所有自治器官,而且摧毁其他所有政党和社会组织,除了他自己的。

To this end he employed falsehood, slander and brutal force against all opponents, among whom he counted all Socialists, except those who were willing to obey his commands. He finally succeeded in smashing all his opponents through his coup d’etat of November 7, 1917.

8,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使用了谎言,诽谤和暴力来反对所有反对者,他针对所有社会主义者,除了那些愿意服从他的命令的人。最终他通过1917年11月7日的政变实现了消灭所有反对者。

Nevertheless, efforts were continued by some to bring about a government of all Socialist parties.

9,多多少少的,一些人继续努力建立一个所有社会主义政党的联合政府。

“At this time Zinoviev, Kamenev, Rykov, Rjazanov, Lozowski and other prominent Bolsheviks demanded the formation of a Socialist government composed of all Soviet parties. They declared that formation of a purely Bolshevist government would lead to a regime of terror and to the destruction of the revolution and the country.” [2]

10,“此时Zinoviev, Kamenev, Rykov, Rjazanov, Lozowski和其他杰出的布尔什维克要求建立一个由所有社会主义政党组成的社会主义政府。他们宣称建立一个完全的布尔什维克政府会导致一个恐怖政权的出现,并毁灭这个国家的革命。”

But again Lenin won his point in the Bolshevist Parry. He hoped that the elections to the All Russian Constituent Assembly, which were then in progress, would bring him a majority.

11,但是列宁又在布尔什维克党中获胜了。他希望在俄国制宪会议选举中获得多数支持。

Until 1917 the Bolshevist Party regarded the dictatorship within its organization as a means of struggle for democracy in the state, and Lenin’s fight for democracy in the state proceeded along the line of the other socialist parties. Like the latter, as late as 1917, he demanded the convocation of a Constituent Assembly on the basis of universal suffrage.

12,直到1917年布尔什维克党还将他们内部的独裁说成是为了政权民主的努力,而列宁和其他社会主义政党一起推进民主。在此之后,在1917年晚期,他命令在普选权的基础上召集制宪议会。

The elections to the Constituent Assembly revealed that the Bolshevist Party had far from a majority in the Constituent Assembly. But the Socialist parties – Mensheviks, Bolsheviks and Social Revolutionists – constituted an overwhelming majority in the assembly. (The Bolsheviks had approximately one fourth of the membership,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ists having a majority. – Ed.) Once more the Bolsheviks had an opportunity to take part in a Socialist united front, which could be the basis of a government supported by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the people. A government founded on such a basis and having virtually the entire people behind it would have been in a position to crush without any difficulty any attempt at counterrevolution. In fact, any such attempt would have been nipped in the bud.

13,制宪议会选举表明布尔什维克党离取得制宪议会的主导还很远。但是社会主义政党——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和社会革命者——在议会中取得了主导(布尔什维克的席位有四分之一,社会革命者占据主导)。又一次布尔什维克有机会加入社会主义联合阵线,可以成为一个被大部分人支持的政府的基础。一个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以及几乎所有人都支持的政府将会处在一个能够毫无困难的击败任何反革命企图的位置上。事实上,任何这类尝试都将会被扼杀在萌芽中。

Had the Bolsheviks at that time agreed to a united front, Russia would have been spared the three years of civil war and the consequent horrible misery. Peace and freedom would have made possible rapid economic recovery and with it a speedy development of the working class, which in turn, would have promoted the realization of a large measure of Socialist economy and its successful administration. All this would have been possible without dictatorship, without terror, through the democracy of the workers and peasants. To be sure, we cannot say with certainty that this would have actually come to pass, but this was the only road that offered a possibility of obtaining for the people through the revolution as great a measure of liberty and welfare as existing circumstances permitted. But this would have been possible only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a revolutionary government supported by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the population. Such a government could have been set up only on the basis of a united front of all Socialist parties.

14,如果布尔什维克们当时同意了组成联合阵线,俄国将会避免三年内战和内战导致的糟糕悲剧。和平和自由可能会快速恢复经济,并伴随着工人阶级的快速发展,反过来促进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和其成功管理的实现。这些都可以在没有独裁,没有恐怖的情况下,通过工人和农民的民主而成为可能。可以确定的是,我们无法肯定的说这些都会实际发生,但是这些只是通向提供一种人民通过革命获得大量的自由和福利的可能的道路,而这是存在的局势许可的。但是只有建立一个被压倒性的多数所支持的革命政府才能将这一切变成可能。这样一个政府只有在所有社会主义政党组成联合阵线的基础上才能成立。

This united front was rendered impossible by the insatiable yearning for power on the part of Lenin and other leaders of the Bolsheviks. They dissolved the Constituent Assembly, which they themselves had previously so passionately championed, and with the help of the politically inexperienced and ignorant soldiery drawn from the disorganized army, whose support they had won by limitless and irresponsible promises, they succeeded in seizing power, by means of which they strengthened their own parry, organized on militarist lines, and crushed completely all their opponents.

15,这一联合阵线在列和其他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对权力永不满足的欲望下变得不可能了。他们解散了制宪议会,而他们之前还非常热情的进行组织,然后在没有政治经验的和无知的从无组织的军队中来的士兵集合的帮助下,那些通过无限的和不负责任的承诺获得支持的人成功夺取了政权,这意味着他们增强了他们自己的武力,组织了军事化的战线,然后完全摧毁了所有反对者。

The Bolsheviks attained power and have been ruling ever since not through the confidence and support of the majority of the people.

16,布尔什维克获得了权力,在没有多数人的信心和支持下开始统治。

There were two roads open: the road of a Socialist united front or the road of power for the Bolsheviks alone over all other Socialists. It was the Bolsheviks who utilized a favorable combination of circumstances to render impossible any united front in order that they might establish their own dictatorship.

17,摆在他们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通向社会主义联合阵线,或者是布尔什维克单独抛开其他社会主义者夺取政权。布尔什维克利用了有利情况的组合,将联合阵线变得不可能,而这是为了他们能建立起他们自己的独裁。

Having established this dictatorship, they inevitably created a situation in which only the mailed fist, unconcerned too much with intellectual and moral restraints, can be victorious.

18,他们建立了独裁之后,他们必将制造一种情景:只有邮寄的拳头(备注:这应当是比喻,意思是暴力),不考虑太多知识和道德上的枷锁,才能成功。

To emphasize their differentiation from the Social Democracy the Bolsheviks have called themselves Communists since 1918.

19,为了强调他们与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不同,布尔什维克从1918年开始称呼他们自己为共产主义者。(备注:这就是为什么考茨基将书名取为社会民主主义对抗共产主义,因为布尔什维克为了独裁背叛了社会民主主义,而且他们也自称共产主义者。所以书名中的共产主义是特指布尔什维克和类似布尔什维克的独裁政党。

Upon the ruins of democracy, for which Lenin had fought until 1917, he erected his political power. Upon these ruins he set up a new militarist-bureaucratic police machinery of state, a new autocracy. This gave him weapons against the other Socialists even more potent than shameless lies. He now had in his hands all the instruments of repression which czarism had used, adding to these weapons also those instruments of oppression which the capitalist, as the owner of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uses against wage slaves. Lenin now commanded all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utilizing his state power for the erection of his state capitalism.

20,在民主的废墟之上,列宁为此斗争直到1917年,他竖立起了他的政治权力。在这些废墟之上他建立了一个新的军国主义——官僚主义警察国家机器,一种新的独裁。这给了他对抗其他社会主义者的武器,这甚至比无耻的谎言更有效。他现在掌握了所有沙皇时期用过的压迫工具,然后添加上这些被资本主义者使用的压迫工具,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使用这些工具对付雇佣奴隶。列宁现在控制了所有生产资料,利用他的政府权力建立起了他的国家资本主义。(备注:这里考茨基说的“国家资本主义”是苏联和毛贼时期中国的本质。

No form of capitalism makes the workers so absolutely dependent upon it as centralized state capitalism in a state without an effective democracy. And no political police is so powerful and omnipresent as the Cheka or G.P.U., created by men who had spent many years in fighting the czarist police, and knowing its methods as well as its weaknesses and shortcomings, knew also how to improve upon them.

21,没有任何其他形式的资本主义使得工人们在一个没有有效民主的国家内完全依赖于中心化的国家资本主义。也没有任何警察国家如此强大和无所不在,例如契卡或G.P.U.(备注:我没有搜到相关资料,搜索结果全是GPU(图形处理器)),由那些与沙俄警察作战的人建立,他们知道沙俄警察的手段和弱点和短处,也知道如何进行改进。

It would have been absolutely unnecessary to resort to any of these instruments of repression had Lenin agreed to form a coalition with the Mensheviks and Social Revolutionists in 1917. These parties commanded the support of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the population, as the elections to the Constituent Assembly had shown. Everything of a truly progressive nature which the Bolsheviks sought at that time to realize was also part of the program of the other Socialist parties and would have been carried out by them, for the people had empowered them to do so. The confiscation of the big landed estates had also been planned by the Social Revolutionists and Mensheviks-they actually put it into effect in Georgia. Abolition of illiteracy, marriage law reform, social welfare measures, children’s homes, public hospitals, shop councils, unemployment insurance and laws for the protection of labor, about all of which such a big-to-do is being made in Soviet Russia, have been attained to a much greater and more perfect degree in capitalist countries where the democracy of labor has won any considerable power. The socialization of heavy industry, insofar as this would have appeared economically advantageous, would likewise have been approved by the majority of the Constituent Assembly.

22,如果列宁在1917年同意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联合,那么就完全没有必要建立任何压迫机器。这些政党有着压倒性的多数人口的支持,就像制宪议会的选举展示的那样。布尔什维克在那时寻求的所有真正进步的目标同时也是其他社会主义政党的纲领,而他们也会去执行这些纲领,因为人民推动他们这么做。对大地主土地的征用也在社会革命党成员和孟什维克的计划中——事实上他们在格鲁吉亚实现了这点。消除文盲,婚姻法修改,社会福利建设,儿童的家园,公立医院,车间议会,失业保险和劳工保护法律,这些所有在苏维埃俄国的大待办事项在那些工人民主赢得任何不可忽视的力量时都更好的和更完善的实现了。对重工业的社会化,只要这能带来明显的经济上的好处,那么制宪议会的多数也很可能会去实现。

All the innovations in the domain of social welfare in which the Communists take so much pride and which so greatly impress tourists would have been introduced by the majority of the Constituent Assembly, and in much better fashion than the dictatorship has been able to do, because the country’s economic condition would have been immeasurably better. All the social welfare measures in force in Russia suffer from lack of resources, the hasty and ill-prepared manner in which they have been introduced, as well as from the methods of brutal force used by the dictators even in instances where abstention from force would have been more advantageous. Many workers were thereby embittered against the new regime when their willing cooperation was possible and necessary.

23,所有那些共产主义者们自豪和吸引游客们的社会福利创新也会被制宪议会的主流所介绍,而且比独裁政权做得更好,因为国家的经济状况会比独裁政权下好很多。所有俄国的社会福利都受到资源缺乏的损害,他们带来社会福利的方式匆忙又没有准备,而被独裁者们使用的暴力甚至应该被放弃,放弃暴力会带来更多好处。许多工人们对被迫与新政权对抗而感到痛苦,他们本来是愿意联合的,而这一联合是可能的和必要的。

How disgusting and unnecessary, for example, have been the forms of struggle against religion in Soviet Russia. The dictatorship does not seek to find a substitute for religion by promoting independent critical thinking and knowledge – such methods are not in the nature of dictatorship. Religious services and institutions, sacred to the devout, are subject to the coarsest insults and humiliations. Without the slightest necessity, harmless, devout folk are embittered and made to suffer while simultaneously the free thinkers themselves are degraded by such low forms of anti-religious propaganda.

24,例如,苏维埃俄国对抗宗教的形式非常不必要和恶劣。独裁政权并不寻求通过推进独立批判性思考和知识来替代宗教——这一方式不符合独裁的本性。宗教服务和机构,对虔诚的信徒来说是神圣的,被粗暴的冒犯和羞辱。根本没有任何必要的,无害的,虔诚的信徒被迫遭受痛苦和受到折磨,这同时使得自由思想者自己通过这种低级的反宗教宣传而自降身份。(备注:考茨基这段说得很不错,宗教的本质是盲从,而独立批判性思考则是宗教的死敌和非信神者的朋友,但布尔什维克的粗暴手段反倒给了教徒攻击自由思想者的口实。)

All such difficulties of social change as arise from lack of means, undue haste, opposition of the population, would have largely been averted if these changes had been the work of the Constituent Assembly. They were accomplished directly or indirectly through the civil war, which was the inevitable consequence of Lenin’s dissolution of the Constituent Assembly by the hands of his sailors in January 1918.

25,所有这些社会改变中的困难来自于缺乏资料, 不必要的匆忙,反对人民,而如果这些改变通过制宪议会进行,那么这些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在内战中这些问题直接或间接的出现,而这是列宁在1918年通过他的水兵之手解散制宪议会造成的必然后果。

The majority behind the Constituent Assembly was so overwhelming that not a single one of the czarist generals dared move against it. Had any one of them ventured to do so he would have had no following. These generals were emboldened to counter-revolutionary mutiny only after Lenin had dissolved Constituent Assembly and enabled them to put forward the pretense of seeking to restore the rights of the Assembly.

26,制宪议会的主流是压倒性的多数,以至于没有任何一个沙俄将军敢反对。如果他们中间任何一个人冒险这么做,那么不会有人追随他。这些将军们有底气发动反对革命的兵变是因为列宁解散了制宪议会,这使得他们寻求恢复在议会中的权利。

Had Lenin not dissolved the Constituent Assembly, Russia would have been spared the civil war with all its horrors, cruelties and destruction. How much richer the country would have been, how much greater the good of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All the enormous expenditures of the military bureaucratic police apparatus, insofar as it has been devoted to purposes of repression, could have been spared. These expenditures could have been applied to productive purposes for the promotion of the general welfare.

27,如果列宁没有解散制宪议会,俄国将会避免经历恐怖,残忍和破坏性的内战。国家能够变得更富裕,社会转变变得更有利!所有花在军事官僚警察机器上的巨大支出,为了压迫这一目的而设立,也会被避免。这些支出可以被用在生产上,从而推进大众福利。

The population should have been accorded the greatest possible measure of freedom, freedom of the press, of assembly, of organization, of self-government. Under such conditions the masses would have speedily developed economically, physically, intellectually. All this stimulation of independent thinking and mutual confidence among the workers, peasants and intellectuals would have genuinely enhanced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 production, of a nation of liberty, equality, fraternity.

28,人民们应当获得最大程度的自由,出版自由,议会自由,组织自由,自我统治的自由。在这样的条件下大众将会迅速在经济上,身体上,知识上发展。所有这些都会促进工人们,农民们和知识分子们的独立思考和相互信任,而这会大大增强对社会生产的发展,和对自由,平等,博爱的国家的发展。

This noble development was halted on the day when Lenin ordered his military bands to make an end of the Constituent Assembly.

29,这些高贵的发展在列宁命令他的军队终结制宪议会的那天终止了。

Certainly, the fact that it proved easy to dissolve it indicates the high degree of political immaturity of the elements who dominated Petrograd at that time – quite ignorant soldiery who had but one wish, immediate peace, and who sensed that Lenin’s dictatorship was the one infallible instrument to bring it about.

30,显然,事实是这一切证明了如此容易的解散了制宪议会表明了高度的政治幼稚在当时主宰了彼得格勒——无知的士兵只有一个愿望,立刻实现和平,而他们感到列宁的独裁是带来和平的万无一失的工具。

Not the confidence of the majority of the working class but the complication of the revolution by the war brought Bolshevism to power. And because it did not possess this confidence it was compelled, once in power, to maintain itself by terrorism, which it is employing to this day without the slightest prospect of its mitigation.

31,并不是工人阶级主流的信任而是战争带来的革命复杂性为布尔什维克带来权力。因为这并不是由这一信任带来的,这是由强迫带来的,一旦布尔什维克掌握政权,他们只能通过恐怖主义维持权力,并导致了无法减缓这一前景(备注:指恐怖主义)的现实。

It is often said that terror belongs to the nature of revolution, that revolutions are not made with rose water or silk gloves, and that this has ever been so.

32,经常有人说恐怖是革命的本性之一,革命不是用玫瑰水或丝绸手套做成的,这次革命也只是和之前的革命一样。

It is, indeed, a peculiar revolutionism which asserts that what has always been must ever be so. Moreover, it is not true that there never were revolutions without terror. The great French Revolution began in 1789, but the terror did not come until September 1792, and only as a consequence of war. Not the revolution but war brought about the terror as well as the dictatorship. Revolutions resort to terror only when they are driven to civil war.

33,的确,一种奇特的革命主义声称曾经有过的必然会一直持续下去。不过,没有不含有恐怖的革命这一说法本身不是事实。伟大的法国大革命开始于1789,但是恐怖直到1792年才开始出现,而这只是战争的后果而已。不是革命,而是战争带来了恐怖和独裁。革命只有在走向内战时才会出现恐怖。

This was absolutely unnecessary in Russia in 1917. Democracy had been achieved. The workers and peasants were in power. The demands of labor could have been satisfied by democratic methods, insofar as these demands were compatible with the interests of the peasantry and with the material resources available.

34,在1917年的俄国,这一切都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民主已经被实现了。工人和农民获得权力了。劳工们的要求可以通过民主的方式满足,只要这些要求和农民的利益是兼容的,以及物质资源足够。

The rule of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in the interest of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does not require the use of brutal force in a democratic state in order to assert itself.

35,压倒性多数的统治要满足压倒性多数的利益,这在民主国家中并不需要使用暴力以实现这一目标。

In the election to the Constituent Assembly 36,000,000 votes were cast, of which only 4,000,000 were polled by the bourgeois parties and 32,000,000 by the socialist parties. The Assembly was in no way threatened from the right. It was in a position to proceed undisturbed, with full hope of success, with the task of the regeneration of Russia and preparation for Socialism.

36,在制宪议会的选举中有36000000人投票,其中只有4000000票支持资产阶级政党,而有32000000票支持社会主义政党。议会完全不会受到任何来自右派的威胁。当时的情况下重建俄国和准备社会主义的任务的进程是不被干扰的,成功的希望也很大。

As the Bolsheviks saw it, it had but one great fault: they had failed to obtain a majority in it. The Bolsheviks received 9,000,000, while 23,000,000 votes were cast for the other Socialist parties. This was an intolerable situation for any brave Bolshevik. The Constituent Assembly would have carried out everything in the interests of labor that was at all realizable, and in more rational, more successful manner than the Bolsheviks acting alone have been able to do. But this would have required the Bolsheviks to act merely as equals and not as a party of dictatorship issuing orders from above.

37,但布尔什维克看到了一个巨大的失败:他们没能成功维持主导。布尔什维克获得9000000票,而23000000票选择了其他社会主义政党。对于任何勇敢的布尔什维克来说,这是无法被容忍的。制宪议会将会可靠的满足所有工人的利益,并且比布尔什维克的单独行动做得更理性,更成功。但是这要求布尔什维克平等的对待其他政党,而不是当一个高高在上的发布命令的独裁政党。

Against any such democratic procedure the Bolsheviks struggled with all their might, and they utilized a favorable situation to dissolve the Constituent Assembly. This blow they struck not against a czarist, aristocratic, bourgeois or “white guardist” counter revolution but against the other Socialist parties, who had been more successful than the Bolsheviks in the struggle for the soul of the workers and peasants.

38,布尔什维克的所有努力都与这样的民主程序相反,然后他们利用了有力情形以解散制宪议会。这一灾难表明了他们的打击并不是针对沙俄势力,贵族,资产阶级或“白色守卫”反革命,而是针对其他社会主义政党,它们比布尔什维克在斗争中更成功的吸引了工人和农民。

Hence, the abolition of all democratic rights of masses, ergo the terror. It was the necessary consequence of the rule of a minority over the great majority of the people. Hence, the fact that the terror has been indispensable for the Bolsheviks not only in the civil war but throughout the years after its conclusion. They resort to terror not only as a means of repelling counter-revolution but as an instrument of holding down and destroying all revolutionists among the workers and peasants who refuse to submit without protest to the whip of the new Red czar and his Communist Cossacks.

39,由此,剥夺了大众的所有民主权利导致了恐怖。这是小部分人统治大部分人的必然结果。因此,事实是对于布尔什维克来说,不仅在内战中恐怖是必要的,而且在内战结束之后始终都是必要的。他们采用恐怖,不仅是为了镇压反革命,而且是将恐怖作为一种镇压和毁灭所有工人和农民中的拒绝服从新的红色沙皇的皮鞭和他的共产主义哥萨克们的革命者们。

Having seized control, Lenin at once conceived himself powerful enough to undertake from above and by utopian methods the carrying out of a task which until then he himself as a disciplined Marxist had regarded as unrealizable, namely the immediate establishment of the Socialist order of production with the aid of an immature working class.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it was a question not of village communism, for the private economy of the individual peasant was preserved (until the collectivization under Stalin – Ed.), but of state economy in industry and commerce.

40,在夺取控制权后,列宁开始设想他自己有足够权力承担和使用乌托邦手段来实现一个任务,而这一任务在他还是一个受训练的马克思主义者时认为是无法实现的,这一任务就是在没有发育成熟的工人阶级的帮助下立刻建立社会主义生产秩序。应当注意到的是问题不在于农村共产主义,因为个体农民的私人经济被保留了(直到斯大林进行集体化),而是国家的工业和金融经济。

This was the task undertaken by Lenin, in opposition to the Mensheviks and the Social Revolutionists, who declared the undertaking utopian and unrealizable. They likewise denounced the dictatorship and the destruction of democracy.

41,这是一个列宁实现的任务,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反对下,他们声明这是乌托邦的和无法实现的。他们同样反对独裁和民主的破坏。

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kautsky/1930s/demvscom/ch04.htm

书籍推荐:《精英与社会》

右派们特别喜欢宣扬精英观念,鼓吹精英缔造了人类文明,从而为精英的各类特权洗地,而相对的,新自由主义宣扬的“机会平等”也有很大的迷惑性,似乎在新自由主义下人人都可成为精英一样。

而英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Tom Bottomore于1964年出版的《Elites and Society》(精英与社会)中分析了精英理论的产生与发展,揭示了精英理论的奴才本性:

“巴特摩尔认为:这些作者对精英的定义是相当含糊和不确定的,“精英概念并不是纯粹科学的产物,而是有其意识形态背景的”。由于缺乏恰当的方法,仅仅举个别人物的升迁为例而不具体研究精英流动的比例,使得理论变成了图解和凭空虚构,夸大了精英的流动程度。事实上,精英的补充主要来自上层阶级。最致命的是:“在帕雷多的历史图画中不存在真正的社会结构的过渡,只有无穷无尽的周而复始的运动(即精英的流动)……尽管发生了这一变化,社会形态却依然故我,因为社会的抽象定义是精英对多数人的统治。”

由于精英理论对历史的这种简化,它无法解释精英的权力基础,而且,“用较小的精英集团的活动无法解释当代革命——革命是由整个阶级的行动所引起的。这些阶级必须受到领导,但是领导层的精英集团产生于阶级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与之共生的。精英集团并不造就阶级,其本身也无法带来革命运动”。即使在精英或精英集团最能够发挥作用的不发达国家中,“单凭这些精英和领袖的行动远不足以决定他们所参加的发展进程的形式并使这种发展获得成功。”

最后,巴特摩尔论证了生产领域自治、民治政府和消灭分工的可能性,并指出,人类在体力、情感和智力方面的需要是基本相似的,个人之间的差异有限,而个人特点的差异与社会地位的区别是两码事;所谓的“机会平等”在阶级社会中不可能存在。”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marxist.org-chinese-elitesandsociety.htm

书籍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pdf/06/081501.pdf

对“机会平等”的精彩批驳:“精英理论家们就是这样以种种方式捍卫昔日不平等社会的遗产,同时也对平等精神作出一定妥协。他们坚持认为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存在天壤之别,并将其视为一条科学的定律,但在认为民主意味着精英之间的竞争的条件下,他们也愿意给民主以一席之地。他们接受并认可对社会的阶级划分(备注:实际上很多右派,例如新自由主义者,根本不承认阶级的存在,而是以阶层概念进行混淆,阶层是单纯按照相对收入水平划分的,而阶级则是按照是否被压迫划分的(是否独裁控制生产资料是判断是否被压迫的标准之一),所以按照阶层标准,无论如何都能画出一个橄榄型社会,只要扩大中间阶层的收入范围就行了,而新自由主义者也据此攻击社会主义者主张的无阶级社会是“所有人都一样贫穷”),却竭力将上层阶级描写成精英,并宣称精英是由天才人物所组成,无论其社会背景如何,以便使这种划分符合人们的胃口。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是通过机会平等的观点替代平等思想做到这一点的。但是机会平等的观念除了具有不同的思想内容之外,实质上是自相矛盾的。这种观点所要表示的机会平等,首先就是以不平等为前提的,因为“机会”意味着“跻身上流社会的机会”。同时他也是以平等为先决条件的,这就意味着应该不断反对社会中的不平等现象,以便使个人能够真正发挥才能;而且所有对机会平等的条件的调查,例如在教育领域中,都表明社会阶级的深刻烙印对个人在生活中的机会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机会平等只有在没有阶级或没有精英的社会中才会变为现实,那时这个观点将是多余的,因为每一代人在生活中得到平等的机会将是司空见惯的现象,而且关于机会的观点将不意味着为进入上流社会所进行的种种奋斗,而是指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全面发展他作为个人在与他人无拘无束的交往中所具有的聪明才智。”

 

伊斯兰国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

(写在前面:中文圈关于伊斯兰问题的文章基本都是反穆垃圾,这篇来自纸老虎博客的文章是难得写到点子上的,故此转载并推荐。所谓的欧洲穆斯林问题并非因为“政治正确”,而是由于新自由主义席卷世界导致贫富悬殊,穆斯林移民也深受其害,再加上极右政客和财团为了转移矛盾故意煽动对穆斯林移民的仇恨,美国政府和其马仔政权干涉侵略中东,才弄出穆斯林问题。 )

老虎君上次已经给大家预告了伊斯兰国的文章了。这篇文章写得老虎君好辛苦,字数也远远超过了以往,大家可一定要好好看啊~~~

另外快到年底了世界也不大太平。普京大大背后被土耳其人捅了一刀,中东的事情一次两次真心讲不清楚,老虎君争取趁此机会多搞几篇文章,敬请期待。

言归正传,这次我们要讲的是伊斯兰国,也就是ISIS。其实ISIS在伊拉克做大已经有几年了,而且这两年时不时就有抓几个外国人砍头的视频流出来,但是总的来说大家并不真正了解ISIS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也搞不清楚它跟基地组织之类的有何区别。

而11月13日的巴黎恐怖袭击事件,才让ISIS真正走到了大家的视线当中。

生而血腥的宗教?

 

这几年来老虎君明显感觉到网络上对于穆斯林全盘否定的态度尘嚣日上,尤其是出了几次暴恐事件之后,似乎黑穆斯林成为了一种“政治正确”,认为伊斯兰教生而血腥暴力反人类,恨不能完全消灭掉这个宗教而后快。

然而地球上可能有十六七亿穆斯林,广泛分布在五大洲,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挺和平的,并不恐怖。“巧合”的是,真正恐怖分子比较多的穆斯林地区,还就是美帝打过的那几个地方。关于美帝和恐怖分子之间相爱相杀的历史我们留到后面再说,但值得注意的是,与这些地区恐怖主义一道开始盛行的,是所谓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什么叫原教旨主义?简单讲就是看不惯社会的变迁,认为应当回到原本的经文,完全按照经文文本的字面解释来指导生活。这些经文也许从处事哲学的角度讲有可取之处,但吃喝拉撒都按一本一两千年前写的红宝书绿宝书教诲来做,这必然是要出问题的。

很重要的一点是,原教旨主义并不是伊斯兰教独创的,犹太教基督教印度教也都有原教旨主义流派[1]。也就是说,任何宗教在特定的历史和社会环境下,都有走向极端化的可能。但无论是哪个宗教,只要陷到了教义文本的条条框框里去,几乎就意味着愚昧、停滞和对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管制。

老虎君给大家举个例子。中世纪的欧洲大家都知道吧,就是那个看谁不惯就直接给人当做异教徒钉十字架上烧死的时代。所谓十字军东征的圣战运动,其实跟今天的ISIS比起来也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当时的天主教廷管制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大力推崇禁欲主义。毕竟说起来耶稣他老人家是无性繁殖出来的,圣母玛利亚到死都是贞洁之身,所以性欲神马的大家就省省好了。可笑的是,这帮道貌岸然的教皇们好多都是私生子一大堆,维基百科还专门有一个页面介绍那些性欲旺盛的教皇们,老虎君也是看醉了,也不知道这些教皇们是不是也可以无性繁殖[2]。

更有意思的是,公元七、八世纪伊斯兰教的兴起正好对应着基督教世界在西罗马帝国崩溃以后开始的黑暗中世纪。这里老虎君也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伊斯兰教的兴起。

简而言之,有一个叫穆罕穆德的人在六世纪末七世纪初的时候,声称自己被上帝选为先知,也就是亚伯拉罕、摩西和耶稣的继承人,然后说服了身边的人们相信自己接受了真主安拉的启示,这个启示也就是《古兰经》。这里要插一句,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虽然势同水火,但其实真心是同根同源,穆罕穆德自己都说了自己是耶稣的继承人,一般认为其学说也是受犹太教和基督教影响不小,他所说的真主安拉其实跟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上帝也是一个东西。

到632年穆罕穆德去世时,大多数阿拉伯部落已经承认他至高无上的地位,并向他进贡。而在他死后(当然免不了有很多争夺权力的撕逼行为,这里就先略去了),他的继承者被称为哈里发,同时作为世俗和宗教的领袖行使权力,其统治的地区则称为哈里发国。而我们下面要讲的这位ISIS领导人巴格达迪现在就是自称为新的哈里发。

在当时,新兴的伊斯兰教可以说是开疆扩土势如破竹。这一时期的伊斯兰教总体来说也是相当开明,非穆斯林的生活除了需要缴纳较高的捐税以外并没有受到干扰,也不会被要求皈依伊斯兰教。甚至于皈依伊斯兰教并不受统治者欢迎,因为这意味着税收降低。因此这一时期信奉伊斯兰教实际上是阿拉伯武士贵族的特权。这种情况一直到750年阿拔斯王朝建立才发生改变,这时候波斯人取代了旧有的阿拉伯贵族,而阿拔斯王朝进一步扩张了帝国的版图,最终将地中海变成了帝国的内海,也大大促进了当时地区间的贸易[3]。

这种宽松的宗教环境,在当时简直是甩动不动给人烧死的基督教几十条街啊。当时的一位基督教主教威廉•亚当用下面这段话来表达西方世界对穆斯林道德堕落的共同看法:“在穆斯林教派中,不仅未禁止任何性行为,而且还允许和赞扬各种性行为。”这话在当时的教皇们看起来大概是相当政治正确,但是放到现在来看,是不是要呵呵呢。

因此,不要以为基督教就一贯光明自由,伊斯兰教则一直黑暗愚昧不平等。你说伊斯兰教男的娶四个老婆,摩门教徒表示不服;你说伊斯兰教不让女人抛头露面,可惜《古兰经》可从来没要求过女人要戴头巾,最多只说不能露出首饰,而这在《新约》当中也有类似的描述[4]。

所以恩格斯老爷爷以前曰过,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顺便安利一下出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下面就让老虎君从恩格斯老爷爷曰的方向来探寻下ISIS崛起的原因。总的来讲,ISIS在伊拉克起家,在叙利亚做大,然后才成了现在这副模样。由于篇幅有限,叙利亚这错综复杂的局势下次会专门出一篇文章,这次老虎君主要给大家说说ISIS的发家地——伊拉克。

萨达姆的生前身后

 

别看现在ISIS搅和得挺起劲,要知道在萨达姆治下,伊拉克根本没有基地组织什么事儿(伊拉克的基地组织成立于2004年)。这大概有三方面的原因。

首先,基地组织和萨达姆同为逊尼派。逊尼派在伊拉克虽然人口比不上什叶派,但在萨达姆政权中一直占据主导,享有特权。其次,在萨达姆治下,伊拉克人民总体生活条件还是可以的。萨达姆在取得政权后,将石油行业收归国有,投资基础设施,给农民分田分地,大力发展经济,并逐步实现了免费的基本医疗和教育(从小学直到研究生哟)。虽说后来经济衰落了,但还是有点老本可以吃的,而且经济下滑跟美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第三,作为世俗专制政权,萨达姆政权对宗教组织、持不同政见者采取打压政策,逊尼派原教旨主义自然也不例外。

萨达姆跪了之后短短十年,ISIS就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美帝可以说功不可没。这还要从2003年小布什出兵伊拉克讲起。话说当年,小布什出兵时信誓旦旦给出了三个理由: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萨达姆勾结基地组织,萨达姆专制政权使伊拉克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前两个理由,咱们现在都知道是瞎扯淡,堂堂五角大楼连半个证据都给不出来[5][6]

至于这像模像样的第三个理由,老虎君要多说两句。萨达姆确实是个专制政权,但问题是世界上专制政权简直数都数不过来。比如美帝在中东的铁哥们儿沙特绝对是专制政权中的战斗机。它从1932年建国以来今年才第三次搞地方选举,之前两次(2005、2011年)还都只有男性公民才能参选和投票。所以说,民主、专制神马的理由,听听就好,不要当真。

至于说伊拉克人民的生活水平不好,其实还得要归功于美国1990年发动的海湾战争和维持多年的经济制裁。海湾战争中,伊拉克的石油生产设施和基础设施受到了大规模的破坏,国内生产总值跌至战前的1/3。从1991年到2003年,经济制裁造成了超过14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人民的生活也大大受其影响,用电、用水无法保证。1996年开始的“石油换食品”计划也因为美英的阻挠未能彻底实施。根据官方公布的数字,从海湾战争到2003年伊拉克战争前,伊拉克有173.2万人因缺医少药和营养不良而死亡,其中绝大多数是儿童。而美国曾在伊拉克南部(什叶派地区)投下了约300吨的贫铀炸弹,也对那里人民的健康造成了持续不断的负面影响。[7]

也就是说,前有老布什搞了个海湾战争把伊拉克搞得半死,然后小布什说哇塞你好惨我要来解救你们,于是率领多国部队“解放”了伊拉克。伊拉克人民也不知道跟这爷俩有多大仇,总之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多国联军就成功推翻了萨达姆政权,控制了伊拉克大部分地区,小布什也得意洋洋地发表了“任务完成”的演讲。

这次入侵不但导致数以万计的伊拉克平民伤亡,而且大规模损毁了各种生活设施和基础设施,包括:学校、医院、水处理设备、下水道等等[8]。2003年,伊拉克经济衰退超过五分之一。随着物价飞涨,实际收入降至比1980年更低的水平[9]。超过50%的劳动力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10]。43%的儿童(6个月至5岁)为长期或严重营养不良[11]。

这些并没有随着战后重建和GDP的持续增长而大规模改善。根据世界银行2014年的数据,伊拉克28%的家庭处于贫困线下,如果出现任何危机,这一比例将提高至70%[12]。虽然官方失业率在2013年降到了16%,但这主要是因为政府此前通过创造公共部门就业吸收劳动力,同时也有一部分人退出了劳动力市场。年轻人失业率非常惊人,其中15至24岁的青年人失业率最高,达40%[13]。断水断电的现象依然严重,今年夏天曾在多地引发抗议[14]。值得一提的是,伊拉克经济支柱石油产业在美国入侵之前基本都是国有的,2007年伊拉克政府通过美帝早在2004年起草的法案,允许外资进入。

而“民主”也完全不见踪影。萨达姆的专制政权倒台了,取而代之的则是多国部队的强权。虐待战俘、轰炸平民(特别是纳杰夫)、迟迟不撤军,民主自由的影子都看不到。好不容易搞了选举,一些逊尼派地区还受到攻击。民选政府上台后依然铁腕,多国部队还赖着不走,怎么看都有垂帘听政的样子。经过近十年的民主建设、两次民主选举,伊拉克也成功晋级全球十大最腐败国家,并排名第六。

在这样的政治、经济条件下,大家应该很容易脑补出民众对驻军的怨恨和对政府的不满。这种情况下其实本来是进步左翼力量发展自己的好机会。可惜的是,曾经强大的伊拉克左翼力量,但由于自身所犯的错误和之后的清洗,在2003年后已经非常弱小,难以成为引领民众的力量。于是取而代之的就变成了教派和民族力量。

悬而未决的宗教民族矛盾

伊拉克是个民族和宗教构成复杂的国家。它在民族上主要分为阿拉伯人(占75-80%),库尔德人(占15-20%)和土库曼等其他民族(占5%)。在宗教上,全国超过95%的人口为穆斯林,还有不到5%的基督教徒。穆斯林中什叶派占多数(约62%),逊尼派占少数(约35%)。由于库尔德人对于民族自决的诉求高于宗教派系,我们一般认为伊拉克境内主要有三大势力:什叶派阿拉伯人(约占55%)、逊尼派阿拉伯人(约20%)、库尔德人(约20%)。他们分别聚居在南部、中部和北部,而绝大多数的油田位于什叶派阿拉伯人居住的南部和库尔德人居住的北部。

这纷繁复杂的宗教和民族构成一直可以追溯到伊拉克的建立。事实上,现在的伊拉克原为奥斯曼帝国的三个省——摩苏尔、巴格达、巴士拉,分别是库尔德人、逊尼派阿拉伯人和什叶派阿拉伯人的主要地盘。把他们仨硬拼成一个国家,则是英国和法国瓜分没落的奥斯曼帝国的结果。不管是有意为之还是无心之举,这都为现代伊拉克的发展带来了挑战。

 

我们之前提到,萨达姆是逊尼派阿拉伯人,他所在的伊拉克复兴社会党也主要为逊尼派阿拉伯人所把持。因此,在人口上占少数的逊尼派阿拉伯人在他治下,占据统治地位。而人口占多数的什叶派阿拉伯人以及人口规模相似但坐拥油田的库尔德人都被打压。值得一提的是,萨达姆的政权一直采取世俗化的政策。反而是什叶派在共产主义运动衰落之后,受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启发,建立了宗教性更强的反对党,比如临时政府副总统贾法里和前总理马利基所在的达瓦党。他们曾针对萨达姆政府采取一系列恐怖主义行动,也因此遭到取缔和大规模处决。什叶派的宗教活动、宗教刊物也纷纷遭到查禁。而库尔德人则一直在闹独立,曾多次发动武装起义,也因此多次被萨达姆政权用飞机、坦克甚至化学武器镇压。

有意思的是,海湾战争时,什叶派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曾响应老布什的号召,在南部和北部纷纷起义。不料老布什最后还是留下了萨达姆,后来还任由其对他们进行了清算。后来小布什出兵的时候又喊了一次“狼来了”,结果人家吸取了经验教训,并没有积极响应。

推翻萨达姆政权之后,美帝就不得不面对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新政权应该依靠谁。一方面,逊尼派阿拉伯人中不乏萨达姆的旧党羽和拥护者,不太保险;另一方面,多年来受欺压的什叶派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似乎更加可靠,而且让他们翻身当家做主似乎能体现“民主”的优越性(毕竟什叶派阿拉伯在人数上占大多数),还能拉拢控制油田的他们。

于是乎,临时政府和之后的民选政府中什叶派阿拉伯人都占了主导。但是,任何一个政府想要在伊拉克这样的社会经济情况下执政,都非常难做。采取高压手段,可以说是必然。伊拉克政府对和平示威和工人运动都进行了打压,2012年通过的劳动法也对工人、特别是公共部门的工人的权利进行了种种限制。

但只有高压还是不够的。毛爷爷当年说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为了避免反抗来得太过猛烈,伊拉克政府和美国粑粑都机智地采取了“分而治之”的传统手段——尽可能拉拢什叶派,能稳住一个是一个。事实上,在2004年什叶派地区曾出现萨德尔领导的反抗运动,还一度获得了逊尼派的同情,这对美国而言是个极大的威胁,所以它果断分化再分化。对什叶派政府而言,这一策略也能加强它的合法性以及在什叶派中的支持。不管怎样,在这种政策下,逊尼派阿拉伯人损失了最多:生活条件已经如此不堪,政治地位也似乎丧失殆尽,曾遭到美军更多的轰炸(如费卢杰),还要忍耐什叶派政府的压迫。这也是逊尼派穆斯林中出现ISIS这种极端分子以及同情这些极端分子的基础。

ISIS的发家之路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伊拉克找到了生根发芽的土壤。ISIS的崛起离不开一个叫扎卡维的约旦人。这哥们儿早年去阿富汗打过圣战,后来回约旦坐过牢,1999年约旦国王登基的时候把他给特赦了。之后扎卡维效忠了本拉登,并于2004年在伊拉克建立了“伊拉克的基地组织”(Al-Qaedain Iraq)。扎卡维被视为基地组织的三号人物,仅次于本拉登和扎瓦西里。2006年,扎卡维在一次美军斩首行动中被炸死[15]。

不过现在看起来,扎卡维当时效忠基地组织更可能是一种权宜之计,他并不完全认同基地组织的路线。扎卡维对伊斯兰原教旨的解读比本·拉登更加极端,比如他认定什叶派穆斯林全都是“叛教者”,应当实施清洗。更重要的是,扎卡维以建立一个完全按照沙里亚法治国的“伊斯兰国”为己任,而这种目标也在他所建立的组织里一直延续下来。扎卡维的继任者穆哈吉尔在2006年11月将伊拉克基地组织重整为所谓的ISI,也就是伊拉克的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 in Iraq)。2010年,巴格达迪成为了ISI新的领导人。

事实上,到此为止,ISI依然是个比较边缘化的组织,以斩首、钉十字架等酷刑闻名。由于过于残暴,它主要在伊拉克西部的沙漠和部落地区活动。那里文化相对落后,伊拉克政府也鞭长莫及。ISI真正做大,还是在叙利亚国内发生骚乱之后。它趁着这个机会,将自己的势力扩大到了叙利亚。到了2013年,巴格达迪曾试图和“官方”的基地组织叙利亚分舵——“努斯拉阵线”(Al Nusra)合并,但因为种种原因并没有成功。但巴格达迪还是在原来的ISI后面加上了叙利亚,成立了ISIS(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伊斯兰国)[16]。

2014年,巴格达迪正式宣布建立哈里发国,不再使用ISIS这一名称而是直称伊斯兰国IS,在他和同伴们设计的“愿景”中,伊斯兰国将一统伊斯兰世界,号令全世界的穆斯林,占据广袤的国土,他同时自封为这个“国家”的哈里发。他也凭借这个目标,吸引了很多在叙利亚战斗的极端分子加入其中,其中包括不少“努斯拉阵线”的战士。ISIS还开始在占领区实施自己制定的严酷伊斯兰教法,并对异教徒和什叶派穆斯林进行清洗。另一方面则开始筹划南进巴格达[17]。

此后的故事大概大家也听得很多了,总之ISIS几乎是摧枯拉朽地席卷了半个叙利亚,又回来拿下了半个伊拉克。这简直亮瞎了所有在中东掺和的国家的狗眼。中东地区最大的两个逊尼派国家沙特和土耳其以为自己可以通过ISIS把什叶派阿萨德政府搞掉,坐收渔翁之利。而阿萨德政府又正好利用ISIS来获取国内的支持,并向美国和其他中东国家施压。大家都以为自己通过对ISIS暧昧不清和暗中支持能把别人玩的团团转,但其实并没有,反而搞出了这么个大bug。

总之,美国粑粑留了一个烂摊子甩手不干,伊拉克政府军烂泥扶不上墙,叙利亚反对派乱成一锅粥,再加上沙特和土耳其两根搅屎棍,这才有了ISIS今天的发展空间。不是ISIS有多厉害,而是三不管地带实在太多。

帝国幻梦

 

然而,世俗生活苦闷的宗教狂热者不会在乎什么三不管四不管的,他们看到的是几个世纪以来第一次有“真正”的哈里发国出现。

一方面,ISIS控制的区域从面积上看曾一度超过了英国本土,这种迅猛的发展势头无疑是令极端宗教分子欣喜若狂的。另一方面,与以往拉登、奥马尔等不同的是,从伊斯兰教义来说,巴格达迪的合法性非常高。为什么?因为他在巴格达大学拿到了伊斯兰神学院博士学位,坐过美国的监狱,又宣称是血统纯正的先知易卜拉欣后人,更重要的是,他宣称将会完全用逊尼派的“沙里亚法”治国。

这种近乎于偏执的幻想可能看起来很不可思议,但其实类似的事情并不少见。在激化的资本主义的矛盾面前,如果没有进步力量带领群众挑战这种矛盾本身,迷茫的群众常常会陷入极端的宗教主义和种族主义情节当中。对于许多穆斯林来说,现实世俗生活中被压迫的现实,和ISIS重现伊斯兰帝国往日荣光的愿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而成为了ISIS招兵买马的可靠来源。

而伊斯兰国也确实像模像样地在实行国家的职责。它所制定的所有主要决策和法律,都遵循它自己声称的,被广泛公布在其宣传板、车牌、文具和硬币上的“先知方式”,即事无巨细,都遵循先知穆罕默德的教诲,或者其实际行为[18]。在它统治的地区,伊斯兰国征收捐税、控制价格,而且据说采用了现代的财务管理,有专人负责会计、核数,将每天过百万计的卖油收益,以及略夺而来的金钱、税收,通通认真管理,大小战争牵涉的资源损耗和死伤,全部计算在内,年度财务报表制作得非常专业[19]。

我们的关注点总是放在ISIS残忍的斩首行为,然而这些对于长期在各种圣战组织的夹缝中求生存的老百姓而言其实早就习以为常了。九十年代甚至有圣战组织在家长面前,斩掉儿童头颅当足球踢的例子。现在政府不得民心、贪腐严重,当一位逊尼派百姓被问到对ISIS残暴的看法时,他却说:“当我看见这些人把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和警察的脑袋当成足球踢的时候,有什么感想?我觉得正义总算得以伸张了!”[20]

关于沙里亚法亦是如此,对当地老百姓来说,新鲜的不是那些各种古老雷人的惩罚方式(比如酗酒和淫乱处以鞭刑,通奸处以石刑,对杀人犯斩首,对小偷剁手),而是伊斯兰国提供的社会福利。曾在CNN激烈辩护ISIS的乔达瑞就认为沙里亚法被外界误解了,因为它未能在像沙特阿拉伯这样的国家得到全面实施,虽然他们也斩首杀人犯,也砍下小偷的手。“问题在于,”他解释说,“沙特阿拉伯这种地方只实行惩罚,而不提供沙里亚法规定的社会和经济平等,这是不全面的。他们只是在引起对沙里亚法的仇恨。”全面的沙里亚法,他说,应该包括给所有人免费住房、食物和服装,当然人们也可以通过工作获得这一切[21]。

很多消息都认为伊斯兰国在其控制范围内提供从医疗保健到教育通讯的各种服务,并降低燃气和食品等重要物资的价格,并恢复供电供水[22]。他们会划出一定比例的财政支出当作福利,提供免费的卫生保健,平均分配食物给归附他们的百姓,协助面包厂营运,甚至建设孤儿服务处,协助小孩寻找家人,教导人们如何维修电路,甚至为小童接种疫苗,防止疾病传播,等等[23]。

当然,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钱从哪里来?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24],ISIS的资金来源主要有以下这些:

1. 原油收入。ISIS控制的地区有很多油田,虽然美国切断了ISIS通过正规渠道出口石油的途径,ISIS还是可以通过漫长的边境线向土耳其等国走私原油。原油收入也是ISIS的最主要收入来源,不过在美国开始轰炸其炼油设施之后已经大不如前了。

2. 税收。ISIS与其他恐怖组织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其占据了一片国土并经营之,原油和税收收入都来自于此。

3. 绑架赎金。一份联合国报告显示2013年通过绑架收入3500到4500万美元

4. 金主捐款。据称ISIS在2013-2014年间从沙特、卡塔尔、科威特和阿联酋的富商那儿得到了大约4千万美元。

5. 在占领新的地区后没收银行里的现金,将无主房产充公出售,倒卖占领地区的古董文物等。

从上面这些数据我们可以看出,ISIS的资金来源其实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持续的扩张性战争。由于其占领地区缺少相关技术人员而且时常面临轰炸,生产活动很难持续,因此哪怕是前两项类似于其他“正常”国家的收入来源,其实也很难在其占领区提供稳定收入来源,其税收更多的来自于对新占领地区人民的勒索。

这一点其实跟当年的伊斯兰帝国有几分相似。伊斯兰帝国从公元六七世纪开始扩张,到公元八九世纪达到疆域的顶峰,十世纪以后就快速没落下去了。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讲伊斯兰帝国的存在依赖于不断的扩张,今天的ISIS也是如此。当然了,重要的事情老虎君要再强调一遍,以上这些不是伊斯兰教的特质,而是奴隶制帝国的惯常表现,前有罗马帝国,后有蒙古帝国,都是差不多的东西。

无论是不计后果的疯狂扩张,还是纯而又纯的伊斯兰原教旨,ISIS都像是在试图重现伊斯兰帝国的往日辉煌。然而,在距离那些故事已经一千多年的今天,这种单纯的模仿过去注定会以更快的速度遭到失败。今天的ISIS面对的外部军事压力使它的扩张将很快难以为继,而扩张的暂停则会加速内部的矛盾激化。

苦逼的欧洲穆斯林

且不说伊斯兰国在占领区的做法究竟能维持多久。但这种尝试至少给长期被资本和各大帝国压迫的人们带来一些希望,或是幻想。不过,它的吸引力更多局限于逊尼派阿拉伯人。根据报道,在去年六月摩苏尔被伊斯兰国攻陷之后,有一些之前逃难离开的市民因为低廉的物资价格和供水供电的恢复返回。而这些人似乎清一色的是逊尼派阿拉伯人,土库曼等其他名字都逃得远远的[25]。但这次的恐怖袭击让人们认识到,伊斯兰国的魅力似乎非同一般。中东本土的逊尼派阿拉伯人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还有在欧洲发达国家生活的一代甚至二代穆斯林加入他们,甚至还不乏一些在这些国家土生土长的基督徒。

据估计,从2011年以来,ISIS一共约吸引了2万至3万名外籍战士。除了中东、北非地区之外,俄罗斯是最主要的来源,这些从俄罗斯来的战士大多来自车臣。车臣以逊尼派穆斯林为主,在苏联解体后曾闹过独立,但又被重新打下,近年来也是恐怖主义盛行。乌兹别克斯坦、巴基斯坦等几个斯坦也来了不少战士,从宗教信仰和国家情况来看,倒也并不意外。但是,接下来的几个国家居然是法国、英国、德国,这让人大感不解:放着安逸的生活不过,居然愿意去为ISIS去送死,这些人到底怎么回事?

毋庸置疑,穆斯林移民在这些发达国家的生活要比在他们自己的国家好,没有战乱和流行病,教育医疗等各种条件都要好不少。但这并不是全部。首先,穆斯林移民和后代在这些发达国家中大多处于社会底层,虽然没有战乱的困扰,但生活也非常窘迫。欧盟权力署在2010年的报告中直接指出,穆斯林群体多生活在人口拥挤的贫困区,而他们生活的主要特征是高失业率、贫困和恶劣的居住环境[27]!有数据指出,欧洲穆斯林失业率是非穆斯林的2倍以上。在英国,巴基斯坦裔和孟加拉裔的失业率为20%,超过英国平均失业率的3倍;在德国,土耳其裔穆斯林的失业率为21%,接近德国平均失业率的3倍;而法国穆斯林群体的失业率则是非穆斯林的4倍以上[28]。

这一方面跟六十年代进入的第一代穆斯林移民主要从事制造业有关。上世纪九十年代工业外迁以来,西欧国家曾多年面对高失业率的问题。即使是土生土长的本国人,也有不少难以摆脱失业困扰,比如英国中部和北部的钢铁工人。而原本主要从事制造业的穆斯林工人也自然深受其害,他们要转投服务业又往往比不过欧洲人。另一方面,二代、三代穆斯林移民由于教育和成长背景等关系也大多竞争力不足。此外,他们还遭受雇主的歧视。比如在英国,穆斯林名字会大大降低申请者的雇佣可能性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早在2004年,BBC的记者通过调查发现穆斯林名字能获得面试机会的可能性是英语名字的三分之一[29]。2010年的一项调查也证实法国也存在这一现象[30]。最近还能看到有穆斯林年轻人逼急了试图改名找工作的新闻。

穆斯林移民所面对的问题还远远不止这些。穆斯林女性要为能不能戴头巾、穿罩袍伤脑筋。1989年,法国Creil的三个穆斯林女孩因为戴头巾被学校劝退。此后,德国、英国都有女教师因不愿摘下头巾而停职,比利时北部700所公立学校全面禁止佩戴头巾,2004年法国议会通过法案禁止学生在公立学校佩戴明显宗教标识。前几年,法国、丹麦、比利时等甚至开始着手禁止女性在公众场合穿戴罩袍。

穆斯林男性往往为讨老婆而发愁。贫困潦倒的他们往往只能回到更加贫穷的前居住国或者父母的前居住过找妹纸。有数据说,荷兰有70%、丹麦有90%的男性穆斯林和后代都迎娶了来自原籍的新娘[31]。而穆斯林青年还备受警察叔叔的眷顾。他们在大街上更有可能遭受警察的盘问,也更有可能被暴力相向。2011年参与伦敦郊区骚乱的不少穆斯林青年在接受卫报采访时,直接说警察的歧视是他们参与骚乱的原因[32]。不过,更让他们心塞的恐怕是来自普通人的歧视。欧盟2010年的报告指出,穆斯林比非穆斯林更容易被无理指摘,青少年也不例外[33]。

每次经济形势不容乐观时,主流政党都会把矛头指向移民,一会儿说他们抢占了工作机会,一会儿又说他们不工作坐收福利。等等,这两者难道不是矛盾的吗?媒体也时不时来一发这样的报道。就这样,移民们给政客和资本家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用的替罪羊。为什么有人要兼职好多份工作、有人要加班,但有人却要失业?为什么政府有钱炸叙利亚、有钱救助银行,却没钱提供福利?你说这些问题政客们和老板们如果不怪移民,能回答上来么?

被边缘化和被歧视的底层生活让穆斯林移民们越来越与所生活的国家梳理,而越来越向遭到歧视的身份靠近——毕竟穆斯林这一身份是他们受到歧视的最明显的原因。另一方面,穆斯林国家又大多境地不堪。明明有着丰厚的资源,却沦为现在这副狗样。这又跟以前的殖民者、现在的侵略者分不开关系。我们穆斯林为什么这么惨,我们穆斯林国家为什么这么惨?这些不满甚至仇恨就是以反抗帝国主义面目出现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生长的土壤,也是骁勇善战、撒播平等美梦的ISIS能吸引他们中一些人的原因。

说到这里,老虎君不得不吐槽下原本应该发挥作用的劳工团体和左翼政党。他们在这一问题上集体失语和错误认识,在这一群体中根本不作为。这直接导致生活在底层的穆斯林移民和后代们无法越过这第一层的身份,去从阶级的视角认识自身所受的压迫和帝国主义对他们国家的压迫;也使得其他工人阶级受到民族主义思想影响,错误地怪罪移民,而没有认识到老板们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

谈谈恐怖袭击

 

虽然这次恐怖袭击已经过去很久了,相关评论也很多了,但老虎君觉得还是有两点值得专门拿出来讲一讲。第一点是恐怖袭击是否说明ISIS空前强大了。在自由之都巴黎的闹市区搞恐怖袭击,而且还这么有计划有组织,这很容易让人觉得ISIS似乎明天就要称霸全球了。但如果仔细考量下恐怖袭击发生前的局势,它的发展似乎并不那么乐观。

俄罗斯从九月底开始的空袭其实对ISIS造成了很大的威胁。根据俄罗斯和叙利亚的说法,空袭在一星期后就摧毁了ISIS在叙利亚境内大约四成的基础设施[34],逼迫他们放弃据点,并方便叙利亚的武装对逃跑者进行围剿。而之前唯一坚持不懈真正打击ISIS的组织——叙利亚库尔德人在九月也基本控制了叙利亚的边境。这大大加大了国际支持者直接投奔ISIS的难度[35]。从伊拉克过来不方便,约旦的边境已经封锁,黎巴嫩的边境也颇为危险。恰恰是已经开始的退却和日益封锁的边境迫使伊斯兰国改变作战策略,号召国际支持者在本地作战,通过这种极端的恐怖主义方式来发声。而法国又是最早对伊斯兰国在叙利亚的领地进行空袭的国家之一,在这里闹腾一下,不但有震慑力,而且也颇能振奋一下支持者们。

第二点是怎么看待恐怖主义。老虎君上面说了这么多他们悲惨的生活和遭遇的歧视,想必大家在看了这些之后,也基本能理解为什么有人会愿意为原教旨主义奋斗终身。生活已经如此不堪,已经没有什么还能失去的了,不如放手一搏,做出些有意义的事。

虽然理解,但老虎君觉得还是要坚决地指出:恐怖主义无论从目标还是方式上来说都是不对滴。这并非出于人道主义的角度,那死于多国联合轰炸、美国入侵引起的贫困和疾病、以及政府迫害的那些逊尼派穆斯林的命难道就不是命了?他们的人数要远远多于这次恐怖袭击中丧生者。

恐怖主义真正的问题在于它不但不能达到削弱国家机器的目的,反而会增强它们。法国在这次事件后大大增加了警备力量,并取消了民众自由集会、抗议等权利,就是最好的例子。更重要的是,它会进一步分化工人阶级,甚至可能会暂时地将一部分工人阶级推向统治者。你看,法国总统奥朗德就赶紧趁着这个机会,呼吁“国家团结”,共同打击恐怖分子。但问题是,这恐怖分子的产生,跟这位总统所率领的政府去空袭叙利亚、支援反对派,难道没有关系吗?跟这位总统所代表的资产阶级歧视穆斯林,边说没钱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边砸钱轰炸,难道没有关系吗?

恐怖主义不但完全没有清楚地指出问题的症结,而且把问题指向了错误的导向,进一步把工人阶级推向民族主义。恰恰是因为恐怖袭击的发生,勒庞所领导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在法国月初进行的首轮地区选举中获得了历史性的成功。更可怕的是,恐怖主义者在一定程度上其实期盼着极右翼的兴起,因为这会促使更多人加入他们。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两者还真是互相依靠呀。

但是,不管是极右翼,还是恐怖主义,都不能解决战乱问题,更不能解决人民的生活问题。要真正解决这些问题,要消灭恐怖主义和种族主义滋生的土壤,只能通过改善中东国家人民和各国穆斯林青年的生活条件,只能通过停止帝国主义国家在中东的争夺。但这些在现在的社会经济制度下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全球经济日薄西山,第二轮危机似乎随时都会到来,中东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穆斯林怎么都无法逃脱现在的窘况。而恐怖事件后法国、美帝、英国等国政府又采取了“积极有效”的措施——加大空袭!这个逻辑也是让老虎君深深折服:因为对叙利亚的轰炸、对中东的乱搅和导致了恐怖主义的兴起,所以再多轰炸、再多搅和就能消除恐怖主义(orz)。

所以,这个方向可以说是条条大路通悲剧。那么,真正的出路只有靠各国、各种族的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反抗他们共同的敌人。让人欣慰的是法国劳工总工会的好几个支部不顾总会的观点,纷纷发表声明,反对政府以“紧急状态”为由取消集会自由,反对跟为银行和资本家服务、削减开支和搞下岗的政府“团结”[36]。其中巴黎支部还向工人们呼吁,不但要在这个悲伤的时刻团结起来,而且要为消除这个恐怖袭击的根源、消除社会危机的根源团结起来[37]!看来卢森堡姐姐在近一百年前曰过的那句话放到今天也完全适用:“不是社会主义,就是野蛮!”

 


[1]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E%9F%E6%95%99%E6%97%A8%E4%B8%BB%E7%BE%A9

[2]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sexually_active_popes

[3] 参考:斯塔诺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上P211-223,北京大学出版社

[4] http://www.15yan.com/story/dWog32M8LVU/

[5] 1625名联合国和美国专家花了两年时间花了超过10亿美元搜索了1700多个地方,最后得出结论,伊拉克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04/oct/07/usa.iraq1

[6] 2008年,五角大楼写报告说萨达姆跟基地组织没有“直接联系”。http://edition.cnn.com/2008/US/03/13/alqaeda.saddam/

[7]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3/23/content_793660.htm

[8] http://www.unicef.org/evaldatabase/index_29697.html

[9] http://edition.cnn.com/2005/WORLD/meast/05/12/iraq.livingsurvey/

[10] 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IRFFI/Resources/Joint+Needs+Assessment.pdf

[11] http://edition.cnn.com/2005/WORLD/meast/05/12/iraq.livingsurvey/

[12] http://www.al-monitor.com/pulse/originals/2014/02/iraq-poverty-rates-increase-government-failure.html

[13] http://english.cntv.cn/program/newsupdate/20130317/104162.shtml

[14] http://www.aljazeera.com/news/2015/08/iraq-electricity-services-protests-150803043651896.html

[15]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5%B8%83%C2%B7%E7%A9%86%E8%90%A8%E5%B8%83%C2%B7%E6%89%8E%E5%8D%A1%E7%BB%B4

[1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C%8A%E6%96%AF%E5%85%B0%E5%9B%BD

[17] :http://international.caixin.com/2015-11-14/100874203_all.html#page2

[18] 《ISIS到底要什么?》,原载美国《大西洋月刊》,作者:GraemeWood,翻译:乔华莘

[19] LorettaNapoleoni,《这才是伊斯兰国﹗》

[20] LorettaNapoleoni,《这才是伊斯兰国﹗》

[21] 《ISIS到底要什么?》,原载美国《大西洋月刊》,作者:GraemeWood,翻译:乔华莘

[22] http://bigstory.ap.org/article/only-days-after-mosul-fell-iraqis-start-returning

[23] LorettaNapoleoni,《这才是伊斯兰国﹗》

[24]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wonk/wp/2015/11/18/how-isis-makes-its-money/

[25] http://bigstory.ap.org/article/only-days-after-mosul-fell-iraqis-start-returning

[26]http://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islamic-state/11770816/Iraq-and-Syria-How-many-foreign-fighters-are-fighting-for-Isil.html

[27]Experience of Discrimination, Social Marginalisation and Violence: AComparative Study of Muslim and Non-Muslim Youth in Three EU Member States

[28]储殷、唐恬波、高远,欧洲穆斯林问题的三个维度:阶级、身份与宗教,《欧洲研究》,2015年1月

[29]http://www.theguardian.com/money/2004/jul/12/discriminationatwork.workandcareers

[30]http://blogs.discovermagazine.com/notrocketscience/2010/11/22/fake-cvs-reveal-discrimination-against-muslims-in-french-job-market/#.Vm2_iWSLRcw

[31]储殷、唐恬波、高远,欧洲穆斯林问题的三个维度:阶级、身份与宗教,《欧洲研究》,2015年1月

[32]http://www.theguardian.com/uk/2011/dec/08/muslim-rioters-police-discrimination-motivated

[33]Experience of Discrimination, Social Marginalisation and Violence: AComparative Study of Muslim and Non-Muslim Youth in Three EU Member States

[34]http://www.chinanews.com/gj/2015/10-11/7563089.shtml

[35]http://www.dailymail.co.uk/news/article-3244376/ISIS-verge-losing-constant-stream-foreign-fighters-boosting-ranks-Syrian-Kurds-prepare-capture-Turkish-border-crossing-held-Islamists.html

[36]http://www.filpac-cgt.fr/spip.php?article10548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33390240356739&id=100010572906113

[37]http://www.cgtparis.fr/Plus-jamais-ca

同性恋不是不正常的性关系

写在前面:方舟子的文章我很欣赏,他的政治观点也比那些所谓的民运要文明 得多,至于他不明确反共,我的看法是一种策略,如果他明确反共那么他连科普 也别想做了,总之,科普有方舟子,政治经济就需要我们左派们努力了。

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发布《网络视听节目内容审核通则》,以此指导 各网络视听节目机构开展网络视听节目内容审核工作,规定了网络视听节目中含 有某些方面的内容或情节的,应予以剪截、删除后才播出,其中有一条是:“表 现和展示非正常的性关系、性行为,如乱伦、同性恋、性变态、性侵犯、性虐待 及性暴力等”,也就是说,制定该标准的人把同性恋当成了非正常的性关系。

人们长期以来的确把同性恋当成不正常,医学界、心理学界还曾经发明了多 种治疗方法想要把同性恋改造成异性恋。在一些国家同性恋还曾经被当成是犯罪。 计算机科学创始人之一、英国著名科学家图灵就是因为是同性恋被迫自杀的。但 是这种情形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发生变化。1973年,美国精神病科协会率先 将同性恋从《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中删除,不再把同性恋列为精神疾病, 认为同性恋是正常的性关系、性行为。随后美国心理学会也在1975年采取了相同 立场,呼吁所有的心理健康工作者不要再把同性恋当成疾病。美国医学界、心理 学界的做法逐渐获得了其他国家医学界的认同。世界卫生组织在1977年还在疾病 名册中把同性恋列为一种疾病,但是在1990年正式将同性恋从疾病名册中去除, 认为同性性取向是人类正常性取向的一种。2001年,中华精神病科协会在《中国 精神疾病诊断标准》第三版将同性恋从精神疾病分类中删除。可见,不管是国际 医学界还是中国医学界,都不再认为同性恋是不正常的,都公认它是正常的性倾 向。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对同性恋的认识还停留在几十年前。

有人之所以认为同性恋不正常,是因为认为它不自然。其实同性恋是一种自 然的性倾向。这是因为,第一,在其他动物中也存在同性性行为,同性性行为并 不是人类独有的。第二,一个人是同性恋、异性恋或双性恋,基本上是由基因决 定的,是天生的。有人可能觉得奇怪,如果同性恋是由基因决定的,同性恋基因 是怎么传下来的?对此进化生物学是有解释的,但说来话长,这里就不展开说了。 (备注:补充说明一下,研究发现同性恋者帮助照顾亲戚的后代,从而提高了亲 戚后代的成活率,从而使得自己的基因通过亲戚的后代传下来,而跨性别者则是 因为生理性别基因和自我认可性别基因并非完全相互锁定。也就是说,LGBTQ都 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说什么“不自然”不过是教徒的屁话而已。

退一步说,即使同性恋不自然,也不等于就是不正常的。认为同性恋不自然、 异性恋才自然的人,是认为异性性行为能够繁殖后代,所以是自然的,而同性性 行为不能繁殖后代,所以是不自然的。其实人类的性行为在相当程度上已经和繁 殖脱钩了。如果认为不以繁殖为目的的性行为是不正常的,那么很多异性行为也 会被认为是不正常的。比如采取避孕措施,岂不也是不正常的?在不打算再要小 孩之后还去发生性行为,是不是也是不正常的?在丧失了生育能力之后继续发生 性行为,是不是也是不正常的?

一个人有什么样的性取向,不管是异性恋、同性恋,还是双性恋,或者什么 都不恋,都是正常的,都是他或她的权利,他人无权干涉,也不应该歧视。

备注:如果你不肯承认其他人的人权,那么你自己也不配有人权。) http://www.xys.org/xys/netters/Fang-Zhouzi/kexueshijie/lgbt.txt

书籍推荐:《自由软件,自由社会》

现代社会中软件已经成了人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了,无论是个人日常浏览网页还是企业搭建服务器,无论是工作还是娱乐,都离不开软件的帮助。

但是大部分人不知道的一个事实是:绝大部分软件都是私权软件,最典型的就是windows这种商业闭源软件,这种软件对于使用者来说就是一个黑箱,没有人能够清楚知道软件有没有后门,如何控制用户,除了软件开发公司之外。

公司通过软件操纵用户,训练用户依赖他们的软件,并且放置后门监控用户,盗窃用户隐私,并向用户推送烦人又骗钱的广告。同时,公司也很慷慨的把搜集到的用户数据提供给政府和网络犯罪者。

而自由软件就是为了对抗这一切而生的。但是,大部分人并不了解自由软件,在此我推荐自由软件之父Richard Stallman的《自由软件,自由社会》:

“自由软件”(Free Software)表示的是那些尊重用户和社区自由的软件。粗略的说,它赋予用户运行、复制、分发、学习、修改并改进软件的自由。因此,“自由软件”是有关用户的自由权益(liberty),而不是指免费(free)的价格。为了理解这个概念,你需要将“free”一词理解成“言论自由”中的“自由”,而不是“免费啤酒”里的“免费”。有时我们会称之为“Libre Software”,以避免带有免费的意思。

我们争取这些自由,是因为每个人都应该拥有它。有了这些自由,用户(包括个体和团体)就可以控制程序为己所用。当用户无法控制程序时,我们称这样的软件为“非自由”(Nonfree)或“专有”(Proprietary)程序。非自由的程序控制了用户,而开发者控制着程序:这就让程序成为了非正义权力的帮凶3

商业公司将为其产品选择名字作为其市场计划的一部分。它们通常选择那些它们认为人们更倾向于重复的名字,然后在市场营销活动中投入数以百万计的资金以迫使人们重复并且思考这些名字。通常,这些营销活动的意图是促使人们基于其表面的诱人之处来崇拜这些产品,而忽视它们所造成的危害。

每当我们用制造商所使用的名字来称呼这些产品的时候,我们是在为它们的市场营销活动做贡献。重复这些名字是对其产品的积极支持;而扭曲它们的名字则是在拒绝给予这些产品支持。

除了产品名称以外,其他术语也会带来类似的问题。例如,数字限制管理(DRM)指的是为了某些其他人的利益而制造技术产品以限制用户。这种不可原谅的行径只配得到我们的怒火,直到我们将其彻底消灭。很自然地,那些应该为此受到谴责的人们基于他们看待此问题的立场为它起了这样一个名字:数字版权管理。这个名字是一场致力于赢得从各级政府到万维网联盟(W3C)的各种实体的支持的公共关系运动的基础。

如果揭露者不敢揭发罪行和谎言,我们将会失去对政府和制度仅存的有效控制。这可以解释为何那种使得国家可以知道是谁同记者进行交谈的监控行为是过分的——超出了民主所能承受的范围。

在线阅读和下载链接:https://fsfs-zh.readthedocs.io/zh/latest/

最后,送给所有想要自由的人一句话:如果你试图通过依赖政府或公司的帮助而获得自由,那么你只能得到奴役和压迫,没有例外。

市场社会主义:一个辩护

戴维·施威卡特

David Schweickart

如今,为任何类型的社会主义作辩护已不再时髦。那些权威人士已停止重复社会主义已经死了和自由资本主义是历史的终点的祷告。这都不是新闻了。它是一个已为人们认可的“事实”。社会主义死了。
这一死亡证书的签署不仅是对经典的命令的社会主义(classic command socialism),而且也是对所有形式的市场社会主义(Market socialism),无论它们是否由工人自我管理。曾是市场社会主义倡导者的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Janos Komai)现在自信地断言:

  经典的社会主义是一种一以贯之的制度,……资本主义是一种一以贯之的制度,……从另一方面看,实现市场社会主义的尝试产生了一种不一以贯之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中存在着相互排斥的因素:公有制的主导地位与市场的运行无法和谐共存。[1]

至于自我管理,“它是改革过程的一个死胡同。”[2]
至少有两个充足的理由,一个是理论上的,另一个是实践上的,反对科尔内的这种流行的说法。首先,近二十年来,出现了一大批涉及代替资本主义的市场选择的理论论著,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3]其次,现今世界中最其活力的、包括十二亿人民在内的经济,是市场社会主义的。

中国

如果说现今为社会主义辩护已不流行,那为中国辩护就更不流行了。
同布尔什维克革命后俄国走上的道路,或同20世纪60年代很多左派认为的中国所走的道路,或同越南、尼加拉瓜或古巴一直坚持走的道路相比,中国现在并不令人鼓舞。人们希望中国社会的缺陷不要如此突出。[4]在社会主义这样的政治方案中乌托邦式的描述是有作用的。我们需要激动人心的理想。我们需要能够想象现在还“不存在”的东西。然而,在评价实际历史实验的成败上也需要现实主义。由于几乎没有比正在中国显露的东西更为重要的实验,因此,我们需要仔细考虑从中国的实验我们能推断出什么东西和不能推断出什么东西。
如果我们以“社会主义”来意指一种主要生产资料不是掌握在私人手里的现代经济,那中国现在显然是一种社会主义的经济。不仅中国的确把自己说成是“市场社会主义的”,而这种自我描述是以充分的经验为根据的。在1990年,中国GNP中只有5.1%是由“私人的”部分生产的。[5]尽管相当数量的外资流入这个国家,中国在固定资产投资中利用外资的部分只有13%(在1993年),仅仅雇佣了非农业劳动力的4%,约五、六百万工人。相比之下,在1991年,中国约240万个集体企业雇佣了3600万工人,而另外一亿工人则受雇于国有企业。
这种“不一以贯之”的市场社会主义经济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功。在过去15年甩,年增长率平均达到令人吃惊的10%。在这期间,实际的人均消费翻了一番,居住面积增加了一倍,婴儿死亡率减少了50%。医生的数量增加了50%,估计寿命从67岁增至70岁。除了所有这些以外,不平等的情况,按照基尼系数计算,实际上有相当程度的下降——由于城乡之间收入差别的降低。[6]即使像罗伯特·韦尔(他曾于1993年在长春吉林科技大学教书)这种持相当怀疑态度的旁观者也承认:

  长春大学的学生来自更为贫穷的农村,他们谈到,随着对现代农机具和新的消费品的投资,他们的村子都发生了变化。对生活在城市的劳动人民而言,直到一两年前,他们在冬天还只能吃到大白菜和土豆、萝卜,几乎买不到在温室内才能见到的蔬菜和水果。现在,香蕉、橘子、草莓、青菜和各种肉类在一年四季开门的室内市场都可买到,这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和饮食。自1980年以来,整个国家人均肉类消费增长了约两倍半。在“改革”期间(引号是韦尔加的),成百万的劳动者得到了新房子,这些房子是他们的企业建的。以前是两三家共用一个单元,现在是毎家都有自己的房子。在最近几个月内,国有企业的周工作日由48小时减少到40小时,这是一个重要的、得到普遍欢迎的改善。[7]

经验的证据没有表明中国是乌托邦。中国取得的成就是令人惊异的。如果社会主义是关注改善人民实际物质条件的解放事业,而不是一种全然的乌托邦,那具有良好意愿的社会主义者(特别是我们中那些经常享用香蕉、草莓、靑菜和肉类的人)就不应当太性急以致无视这些成就。
此外,中国的发展轨迹还不清楚。中国社会主义的矛盾将加剧以至引发社会危机,这是可能的。中国有一天将加入到资本主义的行列,这也是可能的。然而,在我看来,那些坚持认为以上一种或两种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人关注的只是现象。我们还不知道中国的实验结果将会是怎样。中国也许能仍然掌握它释放出的生产能量,也许能走向自身的民主化并解决它在其他方面的严重问题。这也是可能的。
无论如何,面对如此有力的相反的证据而坚持认为市场社会主义是难以实行的这一做法,无疑是成问题的。那些如此自信地做出这些断言的和那些如此全心全意地着手他们自己经济的私有化和自由的市场化的东欧经济学家,应对由他们的改革导致的失败与市场社会主义带来的成果认真地做一比较。

什么是市场社会主义?

中国证明了一种市场社会主义的形式是与广泛扩大其物质利益的充满活力的经济相适合的。然而,对人们要得出很多可靠的结论而言,中国的现象又太复杂了,它太多地受到历史和文化的偶然性的影响,太多变化。为了超出仅仅是可能性的断言,在更理论化的层而上展开市场社会主义的争论会更富有成效。
我想为一个由两部分构成的理论做辩护:(a)市场社会主义,以社会主义者和非社会主义者广泛持有的标准来衡量,至少它的某些形式,是大大优于资本主义的可行的经济体制。(b)在人类发展的现阶段,它既是唯一可行的社会主义形式,也是唯一合乎需要的社会主义形式。非市场的社会主义形式或者在经济上是不可行的,或者从标准上看是不合需要的,而且常常同时是两者。
让我们更为准确地看看“市场社会主义”的含义。资本主义有三个限定的制度。它是一种以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雇佣劳动为特征的市场经济。这也就是说,社会的绝大部分经济交易是由看不见的供求之手来掌握的;社会的绝大部分生产资财或直接属于作为私人的个人,或通过对私人公司股份的所有而属于作为私人的个人;绝大多数人工作是为了得到由他们为之工作的私人企业的所有者直接或间接支付的工资。市场社会主义经济取消了或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而以某种形式的国家所有制或工人的所有制取代私人所有制。它仍然保留了作为协调绝大多数经济的机制的市场,尽管通常存在超出了资本主义下那些典型的对市场的限制。它也许以工厂的民主取代或不取代雇佣劳动,但工人的所得不是契约工资,而是一个企业纯收入的特定份额。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一制度就是“工人自我管理的”(worker-self-managed)市场社会主义。
近些年来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模式,但所有市场社会主义的倡导者都同意这样四个观点:

  1、市场不应被等同于资本主义。
2、中央计划作为一种经济机制有极大的缺陷。
3、不存在任何可以替代市场社会主义的可行的、合乎要求的社会主义形式;这就是说,在短缺的情况下,市场是组织一种可行的经济的必不可少的(尽管不是完美的)机制。
4、市场社会主义的一些形式在经济上是可行的,并且远比资本主义更可取。

让我们逐一研究一下这些论点。

对“市场=资本主义”的辨别

把资本主义等同于市场是保守的自由放任主义的辩护者和大多数市场改革的左翼反对者的致命错误。如果看看资本主义的主要辩护士的著作,如米尔顿·弗利德曼(Milton Friedman)的著作,或F.A.哈耶克(Hayek)的著作,人们就可发现,他们的辩护总是集中在市场的长处和中央计划的缺陷上。[8]这是一种有效的策略,因为为市场辩护要比为资本主义另外两个限定的制度辩护更容易。资本主义的支持者很清楚地知道,将注意力直接集中在市场上而远离雇佣劳动和生产资料私有制问题是更好的办法。
左派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批判看上去与保守派为资本主义的辩护很相象。其注意力仍然是市场,但是市场的罪恶和不合理。实际上,攻击抽象的市场同为抽象的市场辩护是一样容易的,因为市场既有长处也有缺陷。资本主义的辩护士(他们把资本主义简单地等同于“市场经济”)关注的是市场的长处,认为市场的反面只能是中央计划,因而无视任何批评。市场社会主义的批判者关注的则是市场的缺陷,认为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实际上是类似资本主义的模式而无视任何辩护。这种策略是方便的,因为它们排除了仔细研究当市场被移植到一个不同于资本主义财产关系的财产关系体系中会如何运行的需要。这样做方便是方便,但过分轻率了。

对中央计划的批判

必须承认,对于直到不久前还盛行的社会主义的范例,即非市场的中央计划的经济,保守的批评家已被证明是正确大于错误。他们在无视中央计划取得的积极成果方而和低估市场的消极后果方面是不诚实的,但在辨别中央计划制度的主要缺点方面没有错,在论证“民主化”制度本身不能解决这些问题方面也没有错。
对中央计划的批评是人所共知的,但批评的要点还是值得重复一下。中央计划经济是这样一种经济,在这种经济中,一个中央计划机关决定这一经济应生产什么,进而再指令企业去生产一定数量和一定质量的这样的商品。这样的经济面临四个明显的问题:信息的问题,激励机制的问题,集权化向的问题和企业创新的问题。[9]
就第一个问题而言,现代工业经济简直太复杂了以致无法在细节上加以计划。如果我们不是让消费者“用他们的钱来选择”,那就很难确定人们需要什么、需要的程度,以及所需东西的数量和质量。此外,即使计划者能够克服决定生产什么的困难,那他们还必须决定如何生产它,而且要一项一项地决定。生产包括投入和产出,由于对一个企业的投入来自其他很多企业的产出,这些投入的数量和质量也必须加以计划。然而,由于在技术确定之前投入是无法决定的,因而技术也必须加以确定。要制定一个最具连贯性的计划,计划中心必须把所有这些决定因素统统考虑进去。由于这些因素是相互依赖的,这种计算即使对最高级的计算机技术而言也还是太复杂。与它相比,星球大战不过是儿戏。
这种批评多少有些夸大。实际上,计划者是能计划一种完整的经济的。在苏联、东欧、中国和其他地方,计划者就这样做了几十年。通过把特定产品的生产集中到相对少数的(常常是大型的)企业,并以合计的形式颁布生产指标,允许企业经理在非合计形式上的机动性,产品和服务就生产出来了,而且常常以充足的数量造成使人印象深刻的经济增长。现在有很多人说事实证明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和哈耶克是正确的,即中央计划的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这种说法是荒谬的。仅以苏联的情况为例:面临严酷的国际敌视和德国的入侵而持续了四分之三世纪,并设法在一个巨大的半封建的国家实现了工业化,解决了其公民的衣、食、住及教育的问题,而任还创造了世界级的科学机构,这样一种经济制度不应说是“不可能的”。
然而,“不可能的”反面并不是“最理想的”。苏联的经济以及以苏联经济为模式的经济总是遇到效率的问题,而且这一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变得越来越严重。当生产数量相对说来还不多的商品的时候,当数量更重于质量的时候,信息问题还容易解决,当要求生产更多、更好的商品的时候,信息问题就变得不好解决了。所有的中央计划经济一旦达到一定的发展水平就不得不被迫引入市场的改革,这不是没有理由的。[10]
从理论上讲,非市场的社会主义能够解决它的信息的问题。从理论上讲,市场是可以模仿的。计划者可以追踪商品的销售,调整价格,就好像供求在支配它们一样,并把这一信息传给生产者,指导他们好像是在相互竞争中取得最大利润那样去行动。但市场模仿和中央计划一般会在第二组问题上出事,它们涉及的是激励机制的问题。中央计划中存在很多固有的激励机制问题。其中理论上可以预见并通常也可以观察到的有:

  ·如果产品的定额是由计划机关确定的,那企业就没有任何积极性去消费资源或努力确定并提供那些消费者真正需要的东西;
·如果投入和产出都是由计划机关确定的,企业就会倾向于低报他们的能力而高报他们的需求,以便更容易地完成他们的部分计划。它们还会有很大的动力去游说计划部门以得到较低的生产定额和充足的原材料供应。
·如果就业是有保证的,而且收入与企业经营的好坏无关,那工人就没有动力去工作。
·如果计划部门是对整个经济负责的,那它就没有任何动力去关闭无效率的单位,因为这样做或者要增加失业或者必须为失业的工人寻找新的工作。

与中央计划相关的还有政治方面的问题。计划者握有大权。有关生产定额(或价格)的决定对企业有重大的影响,这样,腐败的危险就很大。一种精心安排的可使定额减少或价格提高的贿赂,可使一个企业得到比认真关心产品质量,或开发新的生产线,或引进新的生产程序更多的直接的好处。
此外,即使计划者是谨慎而诚实的,他们也可将生产集中到更大的单位,即使这时过大的规模是低效的,因为对计划者而言,只与少数单位打交道会更容易。他们还会在他们与生产者或消费者之间设置尽可能多的障碍。计划一种大型的经济是一项极为复杂的任务,当计划被授权的公民不断批评、修改甚至拒绝的时候,会产生无数的困难。要想有效,计划就必须一以贯之,这样,对计划的一个部分的修改就要求必须调整其他部分。使愤怒的选民中的一个集团感到满意的调整会对其他集团产生相反的影响,会导致他们为了修改而吵闹。无论计划者发表什么声明支持参与民主制,实际上是不能期望他们喜欢它的。这个问题是任何民主制度中都固有的问题,它在选择和变通的范围受到限制时是容易控制的。但是,在经济中的每一问题一每种价格、每种产品、每种技术都要服从政治上的争论时,那可想而知的结果就或者是无政府状态,或者更有可能的是对民主要求的精巧的或不那么精巧的禁止。
最后是企业创新问题。无论人们想对中央计划经济的成就给予多么大的信任(比今天人们通常的信任还应更多的信任),人们还是不能相信它们具有高度的经济上的创新精神。几乎没有什么新产品或新的生产技术能在这些经济中发现。结构上的原因并不难确定。如果企业不去竞争,它们也就没有必要革新。它们也就不必担心是否没有跟上新技术的步伐,是否它们的对手将占领它们的市场,这样,消极的失败的威胁也就不存在。积极的鼓励方式也不多。有革新想法的个人是无法建立一个企业的,因为她的将会使人大大受益的伟大想法是要冒风险的。在最好的情况下,她可尽力说服她的上级一种新产品或一种新技术是值得花费时间的,成就与风险是并存的。中央计划经济的经理和计划者倾向于“保守”,这并不使人奇怪。错误以及由此而来的对生涯的威胁比革新的成功要更容易看清。风险一般是要避免的,除非冒险的主意来自于高层,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一种糟糕的想法人们也不愿意去批判,因为如果方案失败,他们是没有责任的。

非市场的、分散化的经济为什么不行?

在论证市场社会主义者似乎认为市场的唯一的替代物是中央计划时,很多反对市场的社会主义者倾向反对这一观点。为什么计划应是唯一的替代物呢?为什么不能提倡一种非市场的、民主的、分散化的经济并为之奋斗呢?
对此,市场社会主义者的回答是,在当前经济发展的情况下,这样的经济既是不可行的,也是不合需要的。无疑,如果一种经济被分散为小的、半农业的、自给自足的共同体,那可以认为,一种民主的、非市场的经济也许是可能的。然而,现代的消费者(包括社会主义者在内)可以合理地从他们的经济中期望一定的当代科技的复杂产品和一定范围的商品,这样一来,小的、自给自足的共同体的梦想就成了一种没人支持的,一种全然的乌托邦的幻想。[11]
如果人们想要的不是分散化的自给自足,而是那种会导致大工业经济的统一计划的分散化的、分享制的自下而上的计划,那它是不可能实现的。我可以想象,最好的证明就是请读者仔细看看迈克尔·阿伯特(Michael Albert)和罗宾·哈尼尔(Robin Hahnel)最近为这样一种经济提出的详细的设想,这种经济是一种分享制的经济,它利用的是个人的电脑、众多资料的银行以及大量的邻里、地区和国家的委员会。它是绝对无法运行的。此外,即使它能运行,它也是不合需要的。要花费太多的时间在电脑上。要开太多的会议。[12]

罗默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

到此为比,我的论证一直是反面的。我论证了没有市场的社会主义是不可行的和不合需要的。因此,我还必须进而表明市场社会主义是一种可行的和合乎需要的选择。实际上,在现在的讨论中有很多不同的市场社会主义的方案。让我们看看其中的两个:约翰·罗默(John Roemer)的方案和我本人的方案。[13]
从本质上看,罗默的市场社会主义看上去很像当代资本主义,但有五个基本的不同:

  1、国家的所有公司的全部股票都被重新分配,以便从一开始就给每一公民一份按人口计算的股份。每一公民从一出生就得到一份服票的有价证券,因而有权获得一份其持有股票的公司的红利。当她去世后,股票退还给国家。这些股票一旦被获得,可以与其他股票进行交易,但它们不能出售以换取现金。(因此,富人不可能购买穷人的股票并获得对这一经济的股权的控制。)
2、所有的银行都是国有化的。这些银行从私人储蓄者那里聚集资金,并向企业发放贷款,它们实际上运用的是与资本主义银行相同的准则。
3、公司的经理由公司的董事会决定。后者由公司得以获得其资金的主要商业银行的代表构成,他们既是企业工人的代表,也是股票持有者的代表。
4、政府安排有重大意义的投资计划,并运用不同的利率去鼓励或阻止某些特殊的投资。
5、允许资本主义企业的存在,即使是由一个企业家创办的企业。但一个企业一旦达到一定的规模,或一旦企业的创办者去世,它就得实行国有化(予以赔偿的),它的那些股份要被重新分配给一般大众。

罗默有力地论证了这一模式在经济上是可行的。中央计划经济模式的基本矛盾被缓和了。这一经济中的企业在市场环境中相互竞争(包括国内外企业的竞争),这样一来,信息和激励机制的问题就解决了。这一模式也不存在集权主义的倾向,因为企业是独立于政治进程之外的,此外,还因为不存在所有企业都依赖其好处的中央计划机构。企业创新的问题是从两个方面解决的。首先,竞争迫使公有的企业注意开发和填补新产品和新技术。其次,经济中有资本主义企业家的一席之地,尽管这一席之地还没有大到使他们占统治地位的程度。
这一模式还涉及到与资本主义相关的两个最基本的问题:经济上的不平等和投资的不合理。由于明显减少了资本家收入的基本来源,即来自生产资料所有权的收入,经济上的不平等被明显地缩小了(尽管还没有消除)。全体公民大体上平等地分享社会的集体财产,因而大体上平等地分享来自生产的剩余产品。由公民交易其股票产生的财产拥有上的不平等不允许超出一个人的有生之年,所以,它们不能像资本主义下那样积累和集中。[14]
投资的不合理也涉及到了。罗默的模式明确承认所有的经济学家都知道但很少公开谈论的问题,即市场在做出使经济长远健康发展的投资决定方面不是一种有效的机制。政府的看得见的手必须用来补充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看不见的手。事实上,当今世界上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在颂扬日本、德国、南韩和台湾的奇迹,这些国家和地区都知道要对投资过程予以指导。然而经验表明,对看得见的手不能过分重视,因而,罗默依赖的是对利率的控制。

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

我本人的、被称为经济民主的(Economic Democaracy)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不同于罗默的模式,我的模式把工人的自我管理置于这一制度的核心,以反对平均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如同在罗默的模式中一样,所有的企业都竞争。如同在罗默的模式中一样,新的投资资金主要来自银行,银行是公共的而不是私人的机构。
在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中不存在股票市场,因为不存在股票。国家的基本的财产被视为集体的财产,但它们是由利用它们的劳动者来控制的。这就是说,每一个企业都是民主管理的,工人合法地拥有一人一票的选举企业经理的权利。对经济民主下的企业而言,这一模式是政治的共同体,而不是私人财产。一个企业不是由它的工人所有,而是由他们控制的联合体。最终的权力属于企业的工人,尽管除小型企业以外,在所有企业中工人将选举代表以组成工人委员会,再由委员会选举和监督企业的经理。
工人的自我管理是经济民主模式的第一个明确的特征。使其与资本主义(以及与罗默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不同的第二个特征,是产生和分配新的投资资金的机制。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罗默的市场社会主义,都依赖私人储蓄作为投资资金的来源。经济民主的模式依赖的则是税收。每一企业都必须根据它所掌握的资本财产纳税。(这种税可被认为是付给社会的用于增加社会集体财产的租金。)从经济上讲,这一税收起的是基于资本的利率的作用——这样就避免了向私人储蓄者支付利息的必要。通过向企业收税而不是通过“诱使”个人储蓄来产生投资资金,不仅消除了资本主义不平等的主要根源,即向作为私人的个人支付利息,而且使经济摆脱了它对储蓄者和投资者的“生气”的依赖。
资本财产税的收入构成了社会投资的资金,这些资金全都反过来再投资于经济。这里讲的再投资的机制也不同于资本主义下的再投资机制。市场并不支配投资的流向。在经济民主的模式下,投资资金要返回以每个人为基础的共同体(因为每个人都有权利)。这样资本也就流向了人民所在的地方。人民不是被迫追随资本的流向。一旦投资资金到了共同体,那时它们就要被“贷”给共同体的企业,或“贷”给想要开办新企业的集体,这种贷款是通过公共银行网进行的,并要根据两个原则:规划的效益和职业的提供。市场的原则只是在这一阶段上起作用,而且,即使在这一阶段上,它们也不是唯一的原则。[15]
总之,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可被视为有着三个基本结构的经济制度,这三个基本结构是:企业的工人自我管理、投资的社会控制、商品和服务的市场。这些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确定的组成部分:雇佣劳动,生产资料私有制,商品、服务、资本和劳动力的市场。
我在《反对资本主义》一书中详细论证了这一模式在经济上是可行的。基本的作法有这些:在企业的层面上,企业合作的本质保证了一个有效率的内部組织。(大量的经验证明,合作企业几乎总是同类似的资本主义企业一样有效率,而且常常是更有效率。)在企业与其他企业及消费者的相互作用的层面上,经济的竞争的本质保证了与中央计划相联系的信息问题和激励机制的问题不会出现。在经济长期发展的层面上,投资机制考虑到了那种与市场相一致的计划,绝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这种计划是优于不受限制的市场力量的。企业创新问题的解决也提到了,它非常类似在蒙德拉贡(Mondragon)的情况,即通过让地方银行建立企业家的分部以寻求新的投资机会,并为对发展新企业感兴趣的私人集团提供技术帮助和起动资本。竞争的压力将迫使现存企业与其领域内的技术发展同步前进。工人在一个企业内挣到更多的钱、或使劳动时间缩短、或得到更好的劳动条件的可能性为革新提供了一种积极的激励机制。
在《反对资本主义》一书中我还详细论证了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在方方面面都优于资本主义。它更平等,因为它消除了财产的收入。它更民主,因为它把民主向下延伸到工厂,向上延伸到宏观经济发展政策的制定。它还勇敢地正视了那种也许是现代资本主义唯一的最具毁灭性的特征:资本的过度的流动性。随着最近技术和政治的发展,资本现在拥有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更大的能力和更多的行动自由,可以迅速涌向世界任何可望得到最高回报的地方。这使得工作的不安全感、共同体的毁灭和大量的移民现在到处可见。
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将根本改变这一格局。工人管理的企业不会投票搬迁到本国或世界的低工资的地区。来自公众的资本不会跨越国界去寻求更高的回报;置于法律管理下的由税收而来的投资资金要返还于共同体。因而,共同体不需要为资本而竞争(通过提供低工资或更少的环境保护的限制)。此外,共同体可以保证获得定期的新的投资资本,因此比资本主义下的共同体更能掌握它们自己的经济命运。

但它是社会主义吗?

蒂克庭写道,“对一个反对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而言,社会主义要根据社会在多大程度上实行计划来定义。”[16]根据这一定义,无论罗默的市场社会主义还是经济民主的社会主义都不是社会主义。的确,按照这一定义,“市场社会主义”本身就是一种用语上的矛盾,因为它明确指出社会经济活动的大部分要靠市场而不是靠自觉的社会范围的计划。
但我(也是一个反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同意这种把社会主义等同于更大范围的社会计划的定义。这里有一个重要的规范概念的问题需要谈及。对于社会主义的纲领,人们能够控制经济力量而不是为经济力量所控制当然是一个中心问题。但控制既有积极的意思又有消极的意思。在我训练我的狗耍把戏和服从我的指令时,我控制我的狗。在我教它不要咬邻居或不要在地毯上撒尿时,我也控制我的狗。在前一种情况下,我是从积极意义上使它服从我的意志。在第二种情况下,我是试图防止不愉快的意外。
我坚决主张,社会主义经济的目的的更应是消极的控制而不是积极的控制,如果已达到一个适当的发展高度就更应如此。我们不需要一种允许我们为所欲为的经济。我们需要这样一种经济,这一经济能使我们的生活有所前进,而无须过多担心经济方面的问题。诚然,在工厂,我们也许想要力图发展新产品和新技术,在共同体中,我们也许想要尝试组织我们集体福利的新方式。偶尔我们也许想要扩大视野,关注一下对整个国家有影响的重要规划,但总的说来,我们更应将注意力集中在地方事物上。但这意指的是地方的计划,在工厂和共同体层面上的计划,而不是国家的计划。当然,有些问题必须在全国和国际层面上提出,例如,环境的破坏或在许多地方存在的极度的贫困。但要能将注意力集中于这些要求国家和世界关注的大问题,我们就需要这样一种经济环境,在这种环境中,绝大部分活动的进行是相对自动的。实际上,即使集中全力于地方的大问题,我们也需要一种经济环境,在这种经济环境中,作为公民的我们不需要考虑绝大部分在经济领域中进行的事情。
长期以来,市场一直受到资本的辩护士的吹捧,他们把资本当作使我们摆脱不必要的复杂事物的管理者。遗憾的是,正如我们现在已看得很清楚的那样,一旦市场超出商品和服务而伸向资本和劳动,它就开始咬邻居,在地毯上撒尿,甚至更糟。而且它就是这样自动起作用的。市场社会主义的关键问题是要在这些消极的后果中起支配作用,而又不使经济服从无所不包的计划所包含的大量清规戒律。
这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叫?这里毕竟还存在竞争,还存在不公平,还存在广告,还存在潜在的失业。这里援引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区分是很重要的。社会主义并不等于共产主义的最高形式。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的母体脱胎而来,带有其由以产生的旧社会的痕迹。它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社会。它是一个非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它保留了资本主义取得的最好的成就,克服了资本主义的最坏的弊病。
市场社会主义的倡导者常常发觉他们自己被没有左派背景的人所激励,后者发现,前者想法的说服力不在于它们被称作是“社会主义”的主张,因为据说“社会主义”就包含这种消极的内涵。我从未被这种说法所诱惑。问题的真相是,市场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无论反对市场的左派是否这样叫它,每一个资本主义的拥护者都会这样叫它,而不关心我们把它称作什么。因为市场社会主义是坚决反对资本主义的,它是基于这样一种基本的洞察,即在当代世界,作为资本家的资本家其作用已经过时。现在已不需要资本家去筹集资本、管理工业、创造新产品或开发新技术。实现这些功能已有了其他的更好的方式。
市场社会主义不但坚决反对资本主义,而且还体现了社会主义传统的最美好的理想和价值,对于生产者控制经济而不是经济控制生产者的理想而言,它是可信的。市场社会主义不是“乌托邦”社会主义。它承认至少在我们发展的现阶段,我们的价值不会完美地实现,承认确实存在不得不做出权衡的问题。但这完全是可靠的(马克思主义的)常识。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market-socialism1998/1-1.htm

“如果我们有了大米,我们就能拥有一切”批判红色高棉的理论和实践(“If we have rice, we can have everything”: a critique of Khmer Rouge ideology and practice)

1. The Khmer Rouge have become synonymous with the terror of ‘communism’. Regardless of the context in which someone today makes the case for a different society, Pol Pot and his alleged ‘stone-age communism’ is always invoked as a counter-‘argument’, along with the KGB and the Berlin Wall, Stalin and the Gulag, all of which supposedly show what happens if people attempt to change society radically. ‘Democratic Kampuchea’1 seems to be made for this purpose: a group of left-wing students in Paris encounter what passes at the time for Marxism; they later join the Communist Party, return to their home country, go underground after some attempts at political reforms, come to power through a guerilla army, and then set up a regime of terror. All city-dwellers are driven out of town to the country, first money then private property is abolished; the population is obliged duty to dress uniformly and to build up ‘people’s communes’ to live, work and eat in common. Bourgeois common sense has always pictured communism like this, hence the outrage is great and there is little interest in finding out why the Khmer Rouge did what they did.

1,红色高棉被等同为“共产主义”的恐怖政权。无论今天的任何人在不同的社会中研究这一案例的环境如何,波尔布特和他所谓的“石器时代共产主义”总是被当成一种反驳“论据”,和克格勃与柏林墙,斯大林和古拉格这些一起证明如果人民试图激进的改变这个世界会发生什么。“民主柬埔寨”看起来是因为这一目的被制造出来的:一群巴黎的左翼学生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然后他们加入了共产党,回到他们的祖国,在试图进行政治改变之后转入地下,通过游击队夺取权力,然后建立了一个恐怖政权。所有城市居民都被赶去农村,金钱和私有财产都被废除;人民被强迫穿上制服然后在“人民公社”里生活,在一起工作和吃饭。资产阶级的“常识”总是如此形容共产主义,因此共产主义制造出了大量暴行,而他们并没有兴趣去查证为什么红色高棉这么做,而红色高棉到底做了些什么。

2. To avoid any misunderstanding: there is no doubt about the fact tha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Kampuchea killed millions of people through shootings and mass executions with pick axe and baton, through torture and the famines they brought about. It is clear as well that the Khmer Rouge forcibly imposed life in communes which has nothing to do with a ‘free association of free producers’, but closely resembles a work camp with uniform clothing, malnutrition, and everyone spying on and coercing everyone else. It is just about the opposite of what you would want for your own future.

2,以免误解:柬埔寨共产党通过射杀和用斧头和木棍大规模屠杀几百万人,带来了酷刑和饥荒,这些事实是毫无疑问的。但这一点也很明确:红色高棉强迫人民生活在公社中,这和“自由生产者的自由联合”一点关系都没有,而更接近于一个工作营地,人民被迫穿上制服,营养不良,每个人监视和强迫其他人。这和你想要的未来刚好相反。

3. Therefore it is of more than academic interest to explain why the Khmer Rouge established such a regime. To do this, it is necessary to examine factually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Pol Pot and his henchmen acted, what their aims and means, their self-understanding and fears were, who their real or imaginary opponents and allies were. A few problems arise with this. The Khmer Rouge only left a few written documents; much of the available information only exists in the memory of refugees or comes from radio reports wiretapped and translated by the US secret service, and from a few documents translated from Khmer into French, sometimes from French into English, and in the worst cases into German afterwards. They were translated by avowed opponents of the Khmer Rouge, who mostly had completely wrong theories abou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Kampuchea (CPK), and who read and translated the documents from this standpoint. The Vietnamese and Chinese archives are not accessible either; allies and opponents remain taciturn – and they certainly know why. In subsequent court proceedings Khmer Rouge cadres have simply lied (“all were Vietnamese agents”), and their testimony is probably influenced by their interest in acquittal or lenient sentencing. This fundamental and critical assessment of sources means some caution is needed with regard to the exact wording, and that biased readings as well as mistakes and inaccuracies in the translations must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as possible origins of contradictions.

3,因此解释为什么红色高棉建立了这样一个政权并不只是出于学术兴趣。为了做到这点,检查波尔布特和他的马仔们面临的局势,他们的目标和意义,他们的自我理解和恐惧,他们真正的或者想象出来的敌人和盟友是谁这些事实就很有必要了。出现了几个问题。红色高棉只留下了几份写下的文件;许多可用的信息只存在于难民们的记忆中或被美国秘密机构窃听和翻译的广播报告,和几份从高棉语翻译成法语的文档,有时又从法语被翻译为英语,最糟糕的是被翻译成德语。这些文档是被公开宣布反对红色高棉的人翻译的,这些人绝大部分对柬埔寨共产党(CPK)的理论是完全理解错误的,而他们也从这一点出发去阅读和翻译这些文档。而越南和中国的档案是无法被取得的;盟友和敌人都保持沉默——而他们很清楚为什么。在随后的法庭上红色高棉的管理层直接撒谎(“所有人都是越南间谍”),而他们的证词也许被想要得到豁免或宽容的欲望所影响了。这一基本的对资料来源的批判评价意味着在引用资料时需要谨慎,而那些有错误的文件,例如翻译中的不准确和错误,必须被考虑到可能与实际相反。

4. For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Khmer Rouge’s 1975 victory, a short synopsis of Cambodian history may be helpful.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Marxist-Leninist guerilla troops inflicted crushing defeats on the French colonial power. Together with Vietnam and Laos, Cambodia – under a king installed by the French – became independent. King Sihanouk determined Cambodian politics from 1953 to 1970, including a brief period when he renounced the throne. His politics were referred to as ‘Buddhist Socialism’, and this link between the idea of some kind of communal economy and a religious ideal based on abstinence and frugality already hints at its character: this ‘people’s socialism’2 had nothing to do with the people’s well-being or even partial fulfilment of their needs. More than 90 per cent of the population worked in agriculture, which, aside from a tribute portion reserved for the king was focused on subsistence. Living conditions were meagre, with bad harvests frequently leading to famine. Artificial fertilizers hardly existed, technical devices were rarely applied. Industrial production was mainly pushed by foreign aid and was oriented towards exports; foreign trade was marginal and under state control, the banks were completely in the hands of the state. Foreign policy was oriented towards friendly relations with France, Japan, the USSR and China and sought to profit from the Cold War and the Sino-Soviet disputes, in order to achieve as much independence as possible by remaining neutral. The Sihanouk regime even tried to keep out of the Vietnam War, but it did tolerate that the communist Vietcong crossed Cambodian territory to supply their comrades in South Vietnam.

4,为了更好的理解红色高棉在1975年取得的胜利,一个简短的柬埔寨历史概要会有帮助。在二战之后,马克思——列宁主义游击队造成了法国殖民统治的瓦解。和越南与老挝一起,柬埔寨——在一个法国扶植的国王下——独立了。西哈努克国王在1953至1970年间决定了柬埔寨政治,包括一个他走下王位的短暂时期。他的政策被称为“佛教共产主义”,这将一些公共经济和基于节制和节俭的宗教理想联系起来,而这一切击中了实质:这一“人民的社会主义”并没有给人民提供更好的生活,甚至没有部分得满足他们的需求。超过90%的人口是农民,他们向国王提供贡品,然后集中精力维持生存。生活条件非常简陋,收成不好经常会导致饥荒。人工肥料几乎不存在,科技设备几乎没有被采用。工业生产主要由外国援助推动,是出口导向的。对外贸易是边缘化的和被政府控制的,银行完全被政府掌控。外交政策是维持与法国,日本,苏联和中国的有好关系,并努力从冷战和反苏纠纷中获利,这是为了尽可能实现独立和维持中立。西哈努克政权甚至试图不参与越战,不过它默许了越共通过柬埔寨领土去给他们在南越的战友们提供支援。

5. The Khmer Rouge cadres often were students who had been sent to university in Paris by the Sihanouk regime in the 1950s and who came into contact with the Communist Party there – not quite the regime’s intention. Just like the few remaining cadre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Indochina, these students were above all fervent patriots, but quite dissatisfied with their nation’s soci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onditions and dependencies. They differed from ordinary patriots in that they had come into contact with ‘Marxism’. For most of them, this meant that history was the history of class struggles, that the capitalists – evil! – must objectively meet their end, and the workers – good! – would take over the whole thing sooner or later through the Communist Party. The subsequent Khmer Rouge – and many other intellectuals from recently or soon-to-be independent countries – do not seem to have learned more from Marx’s work than the hint that classes and class struggles existed in their countries as well. But even with this not particularly deep insight they could have gotten somewhere – for example they could have assumed, following Rosa Luxemburg, that nationalism was only “an expression of the aspiring indigenous bourgeoisie aiming at their own exploitation of the country for their own profit”2 Instead, the young dissatisfied nationalists did not even calm themselves down with Lenin’s thesis that every anti-imperialism was objectively and ultimately progressive because it weakened the system as a whole.3 In exact opposition to Lenin’s instrumental assessment (ideology of national liberation is good for socialism), they discovered in socialism the fulfilment of all the true patriots’ hopes, and set out to find out whether their home country’s social classes might be useful for the nation’s prosperity, or if those classes would rather do business with evil capitalist states. As radical idealists of their national state, they were ready at any time to regard every ‘true patriot’ as their ally; hence it is no surprise tha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60s three communists briefly became royal ministers. This might have worked out, not just because the Khmer Rouge took pride in the old Khmer Culture of Angkor Wat in a manner quite alien to class struggle, but also because they agreed with the Sihanouk regime that foreign countries were exploiting Cambodia, and that a great deal of national independence would be good. Everything bad and evil in Cambodia’s history had come from outside, and even neighbouring Vietnam and Thailand had tried to enslave the great Khmer people in the distant past4 .Nonetheless the alliance did not work out. Those who discover different class interests within the people’s national unity, or even suspect that the underclasses have some reason to oppose the insults delivered from above, are suspect in the eyes of the true patriot, appearing not as ‘patriots’ at all but as ‘insurgents’. Consequently the Cambodian communists were persecuted in the early and mid-1960s, with their cadres and alleged followers tortured and murdered. The CPK had to withdraw to the very poor mountain regions far from Pnomh Penh. They could not set their hopes on help from their Soviet, Chinese or Vietnamese comrades, all of whom were quite grateful to Sihanouk for not stabbing their backs in the Vietnam War and did not want to offend him by supporting a communist guerilla group against him. This strengthened the CPK’s conviction that nothing good could be expected from foreign countries, no matter whether they were capitalist or socialist. The people recruited by the CPK in this region were usually desperate, angry and undernourished, and generally had nothing much to lose.5

5,红色高棉的管理层经常是被西哈努克政权送到巴黎的大学的学生们,他们在那里联系上了共产党——这并不是西哈努克政权的意图。就像其他几个印度支那共产党的管理层一样,这些学生都是充满热情的爱国者们,但是他们对他们的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局势以及对外界的依赖非常不满。他们和普通的爱国者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对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来说,这意味着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资本家们——邪恶!——必须客观的面对他们的终结,而工人们——好人!——会通过共产党或早或晚的得到一切。在接下来的红色高棉——以及很多最近或很快就会独立的国家中的思想家们——看起来并没有从马克思的工作中学到更多东西,除了阶级和阶级斗争也在他们国家中存在这一点。但即便只有这一并不深入的认识,他们也可以学到其他东西——例如假设他们可以追随罗莎卢森堡,国族主义只是“一种崛起的本土资产阶级为了实现为了自己的利益开发自己的国家而进行的表达而已”。相反的是,这些年轻的不满的国族主义者甚至没能从列宁的理论“每个反帝国主义行动都是客观上非常进步的,因为这削弱了整个系统”中冷静下来。和列宁的工具评价(民族解放思想有利于社会主义)相反的是,他们发现社会主义填满了所有真正的爱国者们的希望,然后开始思考他们祖国的社会阶级是否对祖国的繁荣有用,或者这些阶级宁可和邪恶的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作为他们的国族国家的极端理想主义者,他们准备将每个“真正的爱国者”当成他们的盟友。因此并不令人惊讶的是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时三个共产主义者成为了皇室任命的部长。这也许指出了一点,不仅因为红色高棉为旧高棉文化中的吴哥窟感到自豪,而这一点表现出他们根本不了解阶级斗争(备注:这群爱国疯子们何止是不了解阶级斗争,他们大概连共产党宣言都没读过。),而且他们和西哈努克政权一样认为外国在剥削柬埔寨,而努力实现国家独立是很好的。任何柬埔寨历史上坏的和邪恶的东西都是来自外国,甚至相邻的越南和泰国也试图在过去奴役伟大的柬埔寨人民。(备注:红色高棉可真是些热情的爱国者啊,他们可真像那些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好就是好,一切坏事都是因为外国干涉中国内政造成的中国爱国者们,也很像那些要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美国爱国者们。)尽管如此,这一联盟并没有起作用。那些在人民的国家团结内部发现不同的阶级利益的人,或那些甚至怀疑下层阶级是否有理由反对上层的压迫的人,他们以真正的爱国者之眼进行探查,表现得一点也不像“爱国者”而更像“叛乱者”。在1960s的早期和中期,柬埔寨共产主义者们被频繁迫害,他们的管理层和号称的追随者被酷刑虐待和谋杀。红色高棉被迫逃向远离金边的穷困山区。他们无法寄希望于得到苏联,中国或越南战友们的帮助,因为这些势力都很感激西哈努克在越战中没有背后袭击,更不想因为支持一个共产主义游击队而冒犯他。这增强了柬埔寨共产党的这一信念:不能期待外国带来任何好事,无论那些外国人是资本主义者还是社会主义者。那些被柬埔寨共产党招募的这一地区的人通常是绝望,愤怒和营养不良的,没有什么可以失去了。

6. When the US decided to bombard Cambodian territory as well – one of the Nixon administration’s many secret operations – the Sihanouk regime broke off all relations with the US and intensified the persecution of the Khmer Rouge, who we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popular after long years of irrelevance. Some right-wing military men who were worried about a communist takeover did not regard the regime strategy as coherent, and staged a coup d’état in 1970, while the King was on a state visit to the USSR. All of a sudden, Cambodia had become a republic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General Lon Nol. This ‘republican’ regime collaborated closely with the US, allowing the bombardment of Cambodian territory and even asking for military help in fighting the communist guerillas. The guerillas’ support and success grew with the increasing ruthlessness of the war against the population and the large number of deaths caused by US bombing (between 200,000 and 700,000: the number can no longer be verified6 In this situation King Sihanouk was persuaded by China to take over the leadership of ‘Democratic Kampuchea’, with the Khmer Rouge as its main pillar. The equally corrupt, inefficient and brutal regime of Lon Nol had no chance against this strange coalition, especially as the US decided in the mid-1970s that it no longer needed to demonstrate its power in Indochina, leading it to abandon the South Vietnamese and Cambodian regimes. In Vietnam this led to the vic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n Cambodia the victorious Khmer Rouge paraded into Pnomh Penh on April 18, 1975.

6,当美国决定轰炸柬埔寨地区时——尼克松主导的许多秘密行动中的一个——西哈努克政权和美国断绝所有关系,并增强了对红色高棉的迫害,因为红色高棉在长期的忽视之后变得被越来越多的人民欢迎。一些担心共产主义夺权的右翼军人并不认为政权策略有效,然后他们于1970年在国王对苏联进行外交访问时发动了政变。突然之间,柬埔寨变成了郎诺将军领导的共和国。这一“共和的”政权和美国进行亲密合作,允许轰炸柬埔寨,甚至要求对与共产主义游击队作战提供军事帮助。在无情的战争导致的大量由美国轰炸(死亡人数在20万-70万之间,无法进行进一步确认)造成的死亡的推动下,红色高棉的游击队得到了支持和成功,同时西哈努克国王也被中国说服将政权交给“民主柬埔寨”,红色高棉是“民主柬埔寨”的支柱。郎诺的腐败低效残暴的政权无法与这一奇怪的联盟作战,特别是在美国于1970s中期决定不再需要在印度支那展示力量,抛弃了南越和柬埔寨政权。在越南共产党取得了胜利。在1975年4月18日,柬埔寨的红色高棉攻占了金边。(备注:1960年联合国试图停止南越和北越之间的战争,组织了联合大选,结果北越的胡志明赢得大选,而越南人民也认可越共的一些主张,结果南越势力和美国政府拒绝承认大选结果,执意继续战争,最终越战以南越和美国政府的失败告终。而从这一段可以看出,红色高棉是在郎诺政权的腐败残暴和美国政府的轰炸以及西哈努克的支持下才得以做大的,如果没有郎诺推翻西哈努克,如果美国政府不轰炸柬埔寨平民,那么红色高棉根本就没戏唱,最终只会被彻底镇压。

7. The first official act of the new rulers – initially calling themselves ‘Angkar’ (meaning something like ‘organisation’) – was to announce to all inhabitants via loudspeaker that they had 48 hours to clear Pnomh Penh. The capital’s population had grown from 600.000 to two million during the war.7 , ncluding many refugees, injured and maimed people. Now the new rulers told the inhabitants that bombardment by the US Air Force was imminent, and that the evacuation would only last a week8 From kindergarten to intensive care unit, all townspeople – in other towns it was about the same – had to set off on foot and were distributed to the rural communities. Insofar, that is, as they survived the marches lasting days or weeks, during which they had little food and were exposed to beatings, rapes and executions.Pol Pot claimed in 1978 that there had been no clear plan: the evacuation of the towns had arisen from the situation. This is unlikely, because the whole operation was meticulously prepared, at least with regard to the eviction of the population, and the Khmer Rouge had proceeded similarly in towns they had previously conquered. Pol Pot has cited the economic necessities of feeding the population and using it in production as a reason for the eviction. But according to what is known today, this was a pretext.9 The second aspect he mentions is the danger of a revolt inspired by US imperialism.10 Ieng Sary, one of the Khmer Rouge’s leading representatives, said the towns had been a danger to the revolutionary troops’ fighting strength because of money, alcohol and prostitution.11 A further gloomy picture of the whole operation is drawn by discussion minutes from the time before the takeover, if these are authentic. “The question of urban and rural population as opposites does not exist, because all towns are of foreign origin, inhabited by foreigners […] so the townspeople have emerged from the miscegenation with these foreigners; they are not of pure Khmer origin and can therefore be eliminated without any political or psychological difficulties.”12 Whether or not the source is real – this matches the Khmer Rouge’s actual approach.

7,这些新统治者的第一个官方行动——他们一开始称呼自己为‘Angkar’(意思是“组织”)——是发言人通知所有居民,他们有48小时时间撤出金边。在战争时期这个首都的人口从60万增长到两百万,包括很多难民,受伤的和残疾人。现在新统治者们告诉居民美国空军的轰炸即将到来,而车里只会持续一周。从幼儿园到重症监护室,所有市民——在其他城市也一样——不得不徒步出发然后被分散到农村社区。这意味着他们必须持续行军几天或几周,几乎没有食物,并且暴露在殴打,强奸和处决中。波尔布特在1978年宣称他们并没有清晰的计划:城镇撤离是由当时的局势所决定的。这不像真的,因为整个行动都是精心准备过的,至少红色高棉在他们之前征服的城市里进行了类似的人口驱逐。波尔布特引用了喂饱人民的经济需要和使用人民生产作为驱逐的理由。但根据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这是一种托词。他提到的第二个因素是城市有被美帝国主义鼓动暴动的危险。英沙里,其中一个红色高棉的代表领导者,说城市对于革命军队的战斗力会造成威胁,因为城市里有金钱,酒精和色情。关于整个行动的灰暗前景在夺权之前就已经在讨论中出现了,如果这些是真的。“关于城市和农村人口敌对的问题是不存在的,因为所有的城市都是外国领地,由外国人居住,所以城市里的人和外国人杂交了;他们不是纯种柬埔寨人,所以终结他们没有任何政治或心理上的困难。”无论来源是否是真实的——这很符合红色高棉的实际行动。(备注:红色高棉简直是爱国爱到极致了啊,爱到所有外国人和被外国人污染的柬埔寨人都要屠杀。

8. The brutal relocation of the urban population by the Khmer Rouge is often interpreted as an attempt to build ‘peasant communism’13 ‘an agrarian communist utopia’14 or ‘stone-age communism’15 or as the obsessive romantic illusion of ‘turning back the clock to something pure and authentic’16 . The often-quoted slogan “If we have rice, we can have everything”17 seems to mean exactly this: a narrow-minded limitation to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most of all to the product the Cambodian population’s life depended on (and still does), resulting in the strategy of emptying the towns and relocating everybody to the rural areas.

8,红色高棉的暴力迁移城市人口的行动经常被形容为一种建立“农民共产主义”“农业共产主义乌托邦”或“石器时代共产主义”或一种关于“回到纯洁和真实的过去”的浪漫幻想的强迫症的企图。被经常引用的口号“如果我们有大米,我们就能拥有一切”看起来意味着这些:对农业生产的思维狭窄的限制,绝大部分柬埔寨人民依赖大米生产(而至今还是如此),导致了腾空城市和把所有人迁移到农村的行动。

9. But was it really the reactionary utopia of a peasant ‘communism’? It may help to hear the rest of the quotation: “If we have rice, we have everything; our people can eat their fill and we can export it for hard currency. […] The more we export, the better we can afford to buy equipment, machines, and other instruments necessary for building our industry […] and for rapidly changing our agriculture.”18 This leaves us with ‘stone age communism’ in search of foreign exchange. And did it really sound like a peasant state when Pol Pot explained in 1977: “We take agriculture as the basic factor and use the fruits of agriculture systematically to build industry […]. We also intend to transform the backward agricultural Cambodia rapidly into an industrialized Cambodia by firmly adhering to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independence, sovereignty and self-reliance”19

9,但是这真的是反映了农民“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吗?看一下摘录的其他部分是有帮助的:“如果我们有了大米,我们就有了一切;我们的人民可以吃饱,而我们可以出口大米以换取硬通货。我们出口的越多,我们就能购买更多设备,机器,和其他建立我们的工厂的必须的部件,和迅速改变我们的农业。”这告诉我们“石器时代共产主义”是为了进行对外交易。当波尔布特在1977年这么解释:“我们将农业当成基础产业,用农业的成果系统性的建立工业。我们也寻求将落后的农业柬埔寨迅速转变为工业柬埔寨,秉承我们的独立,主权和自给自足的基本原则”,这听起来真的像是农民政权吗?(备注:这听取来当然不像农民政权,而更像公司国家,红色高棉把柬埔寨当成公司经营了。当然,事实证明他们非常傻逼。)

10. The ten-year plan introduced in 1976 speaks exactly the same language. The CPK assumed that Cambodia could not hope for disinterested help from anywhere (and it was right there, for a change), that it had no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at its industry was no good. But it did have a successful party and a hard-working population, so that it should be able to improve rice cultivation considerably. And being proud nationalists, they focused on the good aspects. The party decided to build up socialism by intensifying and extending rice cultivation in order to buy industrial facilities with the returns from exports. It was planned to reach a yield of three tonnes of rice per hectare by installing irrigation plants throughout the country. It was supposed to be the task of the whole population to build these irrigation plants and to cultivate rice. Anyone who did not want to participate or was unable to do so did not belong to the Cambodian people. In ‘Democratic Kampuchea’, this was usually a death sentence.

10,1976年的十年计划说了同样的话。柬埔寨共产党假设柬埔寨无法希望于得到任何地方的帮助(但就在这里,为了改变),柬埔寨没有自然资源,也没有工业。但柬埔寨有一个成功的党和一群努力工作的人民,所以应该能考虑提升大米耕作。作为自豪的国族主义者,他们聚焦于好的因素。党决定通过加强和扩展大米耕种建设社会主义,为了购买工业设施作为出口回报。他们计划通过在全国安装灌溉工厂以达到每公顷三吨大米的产量。建设灌溉工厂和种植大米被当成所有人民的任务。任何不想参与或无力这么做的人不属于柬埔寨人民。在“民主柬埔寨”,这通常意味着死刑。

11. Let’s talk about rice. Rice is no aquatic plant. But many varieties of rice grow better (also in regard to pests and weeds) if the fields are flooded. Rice can be grown in dry, mountainous regions as well, but this method is clearly less productive. The yields of many varieties can be enhanced by repeatedly flooding and draining the fields20 An elaborate system of canals, dams, water inflow and drainage is necessary to do so. The productivity of rice cultivation in Cambodia was relatively low in 1975: in 1970 – before the carpet bombing and the extension of the civil war – the average yield was one tonne per hectare; by comparison, the average was 7.6 tonnes per hectare in Australia and 3.3 tonnes per hectare in the USSR21he four-year plan of the second half of 1976 envisaged a yield of three tonnes per hectare on normal rice fields, six to seven tonnes on some particularly fertile fields22

11,让我们谈谈大米。大米并不是水生植物。但是许多种类的大米在产量被淹没的土地上长得更好(害虫和杂草也长得更好)。大米也能生长在干燥的山地,但很显然产量会下降。重复性的淹没和灌溉可以增强土地。要做到这些,一个由水渠,水坝,水流和排水渠组成的精密系统是必须的。在1975年,柬埔寨的大米产量很低:在1970年——在地毯式轰炸和内战扩张之前——平均产量为一公顷每吨;作为对比,在澳大利亚平均产量为7.6公顷每吨,在苏联平均产量为3.3公顷每吨。1976年的第二个半年的四年计划中设想在一般田地上增产到每公顷三吨,在一些特别肥沃的田地上增产到六到七公顷每吨。

12. The plan to treble agricultural yields within four years in a country destroyed by war might be called ‘bold’ – and with regard to a planned economy, ‘bold’ means ‘probably will not happen’ – but the method can only be called ‘foolish’. It might be doubted that it is a good idea to let nurses, teachers, pharmacists and taxi drivers dig mud and sow rice, although in times of need obtaining help from untrained people for urgent tasks can be a reasonable strategy. It is downright wretched and inhumane, however, to drive people out of their homes, segregate them according to gender and force them to work under murderous conditions. In addition, it was extremely counterproductive. What should we call those who, on top of all this, feed their workforce nothing but watery rice soup – or worse, rice glume soup – sometimes only once a day, while simultaneously fighting the private cultivation of spinach, cabbage and tomatoes in order to ‘combat capitalist tendencies’, while cadres and soldiers are provided with considerable rations23 , and while “thousands of tonnes of rice” are exported in order “to accumulate capital for national defence and reconstruction” (Pol Pot 1977)24 what should we call them? Assholes? Shit-bags? Villains? What they certainly can be called is nationalists.25

12,在四年内计划在一个被战争损坏的国家内将农业产量翻三倍,这也许被称作“冒失”——在计划经济下,“冒失”意味着“也许不会发生”——但这种模式只能被称作“愚蠢”。让护士,教师,药剂师和出租车司机们都去挖泥和种大米被怀疑是否是一个好主意,虽然在紧急情况下要求没有经过训练的人提供帮助是一个有道理的策略。然而,将人民赶出他们的家园,根据性别强行分开他们,强迫他们工作在危险的环境下,这是彻头彻尾的凄惨的和反人类的。还有一点,这是非常适得其反的。我们应该把这些只提供给劳动力水占多数的米粥——或者更糟糕的,没有米的粥——有时一天只有一次,同时为了“与资本主义趋势作战”与私自的种植菠菜,白菜和番茄作战,同时管理者和士兵们被提供足够的供应,同时“几千吨大米”为了“积累国防和重建资本”而被出口(波尔布特1977)的那些人叫做什么?我们应该把他们叫做什么?混蛋?狗屎?恶棍?他们真正的名字是国族主义者。

13. Because they did not stop at reducing everything in the world to the question of ‘Khmer or non-Khmer’ as defined by the Khmer Rouge, which in itself had the bitter consequence that everyone they did not like was deprived of citizenship and thus placed in perpetual danger of death. Additionally, whether out of patriotic pride or fear of foreign interference, they managed to throw all foreign aid organizations out of the country, despite a growing food shortage and a medical state of emergency. They proudly congratulated themselves on how they did everything differently from the Vietnamese, Chinese, North Korean or Soviet Communists, and thus they thought it beneath them to ask the state-socialist countries for help, even where it was simply a question of the survival of the people who had suddenly ended up under their rule. As the history of capitalist nation states proves, you do not need to have studied Stalin in depth in order to treat people so brutally and carelessly as mere material for state plans: all that is needed is the simple idea that the nation is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individual. Thus the Khmer Rouge were nationalists first and foremost.

13,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停止把这世界上的一切都以红色高棉定义的“高棉或不是高棉”这一问题评判,这一点造成了惨痛的后果:每个不喜欢被剥夺公民权的人都会因此陷入永远的死亡危险中。以及,或许是出于爱国者的骄傲,或许是处于对外国干涉的恐惧,他们成功的把所有外国援助组织都赶出了柬埔寨,尽管食物短缺越来越严重,药物短缺也进入了紧急状态。他们很自豪的庆祝他们所做的每件事都和越南人,中国人,北韩或苏联共产党员不同,因此他们把这些国家看得在他们下面,询问这些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是否需要帮助,即使在他们统治下人民突然变得无法生存了。就像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历史所证明的那样,你不需要深入学习斯大林以变得残忍和不在乎人民,将人民当成国家计划中的材料;你只需要一个简单的观点:国家比个人更重要。因此红色高棉是根本上的国族主义者。(备注:红色高棉证明了傻逼爱国者如果成了独裁者,除了灾难和悲剧之外其他什么都制造不出来,小粉红也一样。

14. And they were also idiots. A system of dams and canals requires at least some knowledge of how such canals are to be dug, how dams are made to last, and how to ensure that the water flows only – and we mean only – when it is intended to flow, to name just a few. It would also be a good idea if the canals were not so deep that the water had to be pumped laboriously onto the fields, and it might also help if the dams were able to survive heavy rain, for example. You guessed it: the majority of the new or rebuilt irrigation systems were a complete failure, in part ineffective and in part pointless. Some broke under the first rain, burying rice fields and sometimes also villages under mudslides26 After three years of massive failures, which caused rice production to decline drastically in certain areas, some of the irrigation systems eventually worked, thanks more likely to trial and error – and the productivity of undernourished, exhausted, traumatised and desperate people forced to work under conditions entirely unlike anything they knew – than to systematic theoretical thinking. But even this ‘success’ was nowhere near what the Khmer Rouge had planned for.

14,他们也是蠢货。一个由水坝和水渠组成的系统要求至少拥有关于这些水渠如何挖掘,水坝长度多少,如何保证水流只流向——我们的意思是只——它应当流向的地方的知识,这只是其中几个知识。如果水渠不足够深,水流必须被水泵喷入田地,思考一下水坝是否能在大雨中幸存也是很有帮助的,作为一个例子。你能猜到的:大多数新的或重建的灌溉系统完全失败了,部分无效部分没有指向。一些在第一场雨之后破了,掩埋了大米田,有时村庄都被泥土掩埋了。在三年的大规模失败之后,在一些地区造成了大米产量的大幅降低,一些灌溉系统勉强能工作,但更像是试验和错误——以及营养不良的,筋疲力尽的,受伤的和绝望的人民被强迫在和任何他们知道的都不一样的环境中工作——没有系统性的理论思考。但即使这一“成功”也完全不是红色高棉所计划的。

15. Khieu Samphan, the head of state of ‘Democratic Kampuchea’ from 1977, apparently declared: “Those who think politically, who have understood the regime, can do everything, technology comes later … we do not need engineers in order to plant rice or corn or to rear pigs”27 This Maoistically-inspired thought is first and foremost utter stupidity: Leaving aside what the Khmer Rouge meant with “politically” exactly, it surely helps to have intelligent political thoughts when developing, testing and applying technology, because it is a political aim one wants to realise using technology.28 But technology itself is also by no means properly understood this way. And it’s especially important, when dealing with something in such direct involvement with nature as agriculture, to have proper knowledge about nature and how and with what consequences it is influenced by man.

15,Khieu Samphan,1977年的“民主柬埔寨”政府头目,宣称:“那些有政治头脑的,理解政府的,可以做到一切,科技之后再说…..我们不需要工程师去种植大米或玉米或喂猪”。这种毛教鼓动的思维从根本上来说是绝对愚蠢的:先不管红色高棉所说的“政治”是什么,有智慧的政治思维在发展,测试和运用技术时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实现对技术的使用是政治目标。但是技术自身并不意味着会被恰当理解。特别重要的是,当对付一些会直接影响自然的东西,例如农业时,需要有合适的关于自然的知识,以及人类影响会造成什么后果。

16. And just to avoid any misunderstanding: of course it is good and correct to realise that existing circumstances can be changed and that often the people who suffer from such circumstances lack the imagination to think of alternatives. However, it’s doubtful whether you really need courage to dream in order to gain the strength for a fight: thus far our dreams have helped neither to organise our summer camps nor to design our website. But it is important to recognise the need for action against resignation to the given world, and to understand that some necessary changes and improvements will demand collective force. That means having to persuade some people, because even those who criticise something can be blinded by the power of existing relations.This is roughly the reasonable essence of anarchist sayings such as “be realistic, attempt the impossible”. When anarchists and Maoists insist that politically they want something that does not currently exist, and that without the will to change nothing will change, they are initially right with this fairly banal insight. And they come across as much more likeable than the Stalinists who every time they fuck something up have the good excuse that it was ‘historically necessary’ in this and no other way. You could even argue for the Maoists and the CPK that without a certain stubborn attachment to their own political programme, regardless of the concrete chances of its realisation, they would have never been in a position to change anything. But this argument against a dull and affirmative realism – against a perspective which cannot imagine anything different because it does not want to do so – is completely different from an idealism that declares reality to be negligible and replaces analysis with some more or less encouraging slogans, more suited to a church meeting (belief moves mountains) tha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real, beautiful planned economy.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 is no child’s game; a plan without a safety net is bullshit, and utopian thinking does indeed lead to catastrophe if it fails to address the conditions of realisation. And that is what happened, in addition to the directly intended brutalities, in ‘Democratic Kampuchea’.

16,为了避免误解:当然,认为现有环境是可以改变和受这一环境所害的人缺乏想像其他选择的能力的想法是很好和正确的。然而,你是否真的需要用梦想进行鼓励以获得战斗的力量,这一点是令人怀疑的:因为我们的梦想并不是组织我们的夏令营或设计我们的网页。但是意识到反对顺从被给予的世界是很重要的,以及理解一些必要的改变和改进会需要集中的力量。这意味着不得不说服一些人,因为即使那些不认可一些东西的人也能被存在的关系的力量所绑定。这大致是对无政府主义者说的“变得实际,尝试不可能”的说的通的解释。当无政府主义者和毛主义者坚持想要现在不存在的政治上的东西时,如果没有改变的意志那么什么也不会改变,他们是正确的,同时他们的见解相当平庸。他们更像斯大林主义者一样,每次他们把事情搞砸的时候都有很好的借口说这是“历史必然”,没有其他可能。你当然可以争辩说如果毛主义者们和柬埔寨共产党如果没有固执的坚持他们的政治计划,不管实际情况如何,他们就无法坐在这个能改变任何事情的位置上。但是这一辩解和这样一个平淡和肯定的事实——反对一种认为无法想象任何不一样的东西因为它们不想这么做的远景——完全不同于一种宣布真实是微不足道的,将分析替换成鼓舞人心的标语的理想主义,这更适合放在教堂会议上(信念移走高山)而不是建设一个真实的,美丽的计划经济。发展生产力量不是儿戏;一个没有安全网的计划是狗屎,而乌托邦设想如果不考虑现实状况就会走向灾难。而这就是在“民主柬埔寨”发生的,直接导向了暴行。(备注:这一段是对那些认为信念移走高山的信徒们的很好的批评,当然,毛主义本身就是一种一神教。

17. here must have been reasons for these obvious problems with ‘socialist development’, and the Khmer Rouge were quick to start looking for them. It could not be the party, of course – they had the right line – and the Khmer people, whose good characteristics a Cambodian patriot could not call into question, were also excluded from guilt. Thus traitors and saboteurs were clearly active just about everywhere. As a matter of principle, suspicion was directed against the Vietnamese and Chinese minorities who in the old society had mostly been artisans and merchants29 , and also against the Muslim minority, who in the eyes of the CPK did not belong to the traditional Khmer rice-farming people because of their belief and their trade (fishing). City dwellers were of course suspected to have been privileged under the old regime or even to have fled from Khmer Rouge troops. Generally, the Khmer Rouge distinguished between the ‘old people’ who had survived under their reign for a while and were thus more trustworthy, and the ‘new people’ who had only recently ended up under their control. And ultimately some saboteurs and traitors must have hidden within the CPK, as otherwise they could not have proceeded with their disgraceful work without Angkar noticing them.Initially, the Khmer Rouge mostly killed adherents of the old regime, soldiers of the Lon Nol troops, urban intellectuals and then people who had returned from exile, wrongly assuming that the war was over and that they could help to develop Democratic Kampuchea. But the Khmer Rouge soon started also to torture and kill people from their own ranks and to suspect everyone of being a spy.30 The terror was extended to the countryside – a terror against everyone who did not fulfil the required workload, who stole from the harvest or from food remnants out of hunger, or who dared secretly to slaughter an animal.The sick, the old, the weak, the injured, the handicapped etc. were, as useless eaters, at best left to their own devices and thus often subject to death from starvation, or they were simply killed. Those who joked about Angkar, criticised a measure or showed themselves to be ‘enemies’ of the regime in some other way rarely survived. But even if someone’s plough broke down, or if their buffalo didn’t obey or if they dared to have sexual relations without permission, they faced public humiliation at best, often more rigid forms of punishment and sometimes even death. It is estimated that Cambodia had about 7.4 million inhabitants in 1975. In 1979 there were about 5.8 million.31

17,在这些“社会主义发展”中存在的这些显而易见的问题必须是有原因的,而红色高棉很快开始寻找原因。当然,不可能是因为党——他们有正确的底线——也不可能是高棉人民,柬埔寨的爱国者们眼中的好人不可能有问题,也不会犯罪。因此叛徒和破坏者在每个地方活动。作为一个原则,对越南和中国的少数群体的怀疑开始增长(他们在旧社会最多的是成为艺术家和商人),穆斯林少数群体也值得怀疑,在柬埔寨共产党看来他们因为信仰和交易(捕鱼)而不属于传统高棉种大米的人。城市居民当然也被怀疑在旧政权中有特权或者甚至逃离红色高棉军队。通常来说,红色高棉区分了那些在他们的控制区生存了一段时间的“旧人”是更可信的,而那些“新人”最近才被他们控制。最终,一些破坏者和叛徒们一定藏在柬埔寨共产党中,否则他们不会在Angkar没有注意到的情况下推进他们肮脏的工作。一开始,红色高棉屠杀了绝大部分旧政权的成员,郎诺军队的士兵,城市知识分子和从外国回来的错误的假设了战争已经结束而他们可以回来帮助发展民主柬埔寨的人。但是红色高棉很快开始折磨和杀戮他们内部的人,怀疑每个人都是间谍。恐怖蔓延到了乡村——一种对于任何没有完成他们被要求完成的工作的人,因为饥饿偷了收获的食物或粮仓中的食物的人,任何敢于偷偷屠杀一只动物的人的恐怖。病人,老人,虚弱的人,受伤的人,残疾人,等等,都是没用的吃货,最好把他们丢下然后死于饥荒,或者他们就是简单的被杀了。那些开Angkar的玩笑的,在任何程度上进行批评的,或表现出他们自己是政权的“敌人”的几乎无法生存。但是甚至某人的犁破损了,或者他们的水牛不遵从他们的命令,或他们敢在没有许可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最好的情况下他们面临公开羞辱,经常面临更严格的惩罚,有时是死亡。估计在1975年柬埔寨有740万居民,在1979年只有大约580万居民。(备注:红色高棉是标准爱国者,每个人都不爱国除了他们自己,每个人都是间谍除了他们自己。此外,红色高棉也是丛林哲学的信奉者,弱者必须死,是吧?当然,红色高棉也是标准的反福利人士,也很符合“自发秩序”逻辑,如果不是因为自称柬埔寨共产党以及名声实在是太臭了,我相信哈耶克一定会为红色高棉说几句好话的。

18. After various border violations by Kampuchea’s army and a fierce reciprocal propaganda war, Vietnamese troops marched into Cambodia at the end of 1978 and in less than three weeks managed to drive out the Khmer Rouge. After that Pol Pot and his comrades (still internationally recognised as the ‘legitimate government’ of Cambodia) ruled over refugee camps in Thailand and some hard-to-reach camps in the border regions of Cambodia. There the Khmer Rouge’s terror continued. The largest part of Cambodia was now under Vietnamese control, and here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ambodia’ was founded. Now the Khmer Rouge were fighting a guerilla war against Vietnamese troops and against the new Cambodian army. The USA and European countries supported the Khmer Rouge in its fight against an ally of the USSR.

18,在柬埔寨军队多次越过边境以及激烈的相互之间的宣传战争后,越南军队在1978年末进入柬埔寨,在三周不到的时间内赶走了红色高棉。在此之后波尔布特和他的战友们(还是被国际上认为是柬埔寨的“合法政府”)在泰国的难民营里和一些柬埔寨边界上的难以到达的营地里建立了统治。在那里红色高棉的恐怖持续着。柬埔寨最大的部分被越南控制,“柬埔寨人民共和国”被建立。现在红色高棉与越南军队和新柬埔寨军队展开了游击战。美国和欧洲国家支持红色高棉作为与苏联对战的盟友。

19. How can the terror and mass murder be explained?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atrocities and the supposed gentle and friendly national character of the Cambodians is often emphasised. Behind this particular racist-idiotic national caricature, various kitchen psychologists discover another ‘reason’: the dark side of the Khmer ‘national soul’. Even sworn anti-communists, for whom Hegel and Marx are to be held directly responsible for the Killing Fields, will not do without national character as an explanatory pattern: in the case of Camobdia it is the “tradition of cruelty which slumbers behind the Buddha’s gentle face”. The supposed explanation lies in the beautiful Khmer word kum, as best defined by a ‘native’: “a Cambodian word for a particular Cambodian revenge mentality – more specifically, an ongoing grudge which eventually leads to an act of revenge whose damage is far greater than the original injury […] it is an infection that spreads in our (national soul)”.32 We see. In the light of this infection of the national soul, it seems strange that former adherents and enemies of the Khmer Rouge work together in the highest ranks of the new Cambodian kingdom. Perhaps the kum is taking a little break? Even assuming that such socially anchored and accepted mentalities were widespread across the country, the question of the origin of the undeniably real grudge remains.

19,这种恐怖和大屠杀如何解释呢?暴行和与之相反的被期待的绅士和友善的柬埔寨人的国家印象经常被强调。在这种特别种族主义——愚蠢的国家画像下面,许多厨房心理学家发现了另一个“原因”:高棉人“民族灵魂”的阴暗面。即使那些忠实的反共产主义者,对于他们来说黑格尔和马克思也对屠杀负有直接责任,也把国家印象当成可解释的模式:在柬埔寨的案例中是“在佛教的绅士脸面下的是沉睡的残忍传统”。被期待的解释基于美丽的高棉词kum,意思是“本土”:“一个柬埔寨的词汇,为了柬埔寨人的复仇心态服务——更特别的是,一种持续的憎恨导向了复仇,而复仇的结果是损伤比原先的伤口严重得多”。我们看到了。在民族灵魂感染的光照下,很奇怪红色高棉曾经的追随者和敌人在新柬埔寨王国中一起在最高机关内工作。也许kum正在休息?即使假设这样的社会存在和接受了这种心理在国家中扩散,关于这种无可否认的真实的残忍的起源的问题依旧存在。

20. Among other reasons, the Khmer Rouge’s reign of terror was presumably so brutal because the political-economic conflict between poor peasants and the urban middle classes – a leftover from colonial politics, administered latterly by the respective local elites – was fought out violently. (The same kind of conflict has led to all sorts of bloody carnage in Thailand recently.) This conflict was waged because the Khmer Rouge placed themselves at the head of a peasant guerilla campaign in a destabilised country and were able to win in a power vacuum created by imperialism. Thus one side was utterly inferior and for once it was the side that had previously always been slightly more successful at pushing its interests. And the conflict was waged so bloodily because the hate against the city people proved to be quite a good ideology for mobilising around the strategy of concentration on agriculture above all in the building of an independent Kampuchea. On top of that it fit the fascist33 ‘cleansing fantasies’ of these red-lacquered Khmer nationalists.

20,在其他原因中,红色高棉的恐怖如此参保是因为穷苦农民和城市中产阶级之间的政治经济冲突——殖民政策的遗留问题,被代表性的当地精英所管理——就暴力的反抗了。(相同类型的冲突导致了最近在泰国发生的大屠杀。)这一冲突被发动是因为红色高棉将他们自己放在一个位置上:一个农民游击组织,在一个不稳定的国家中,能够战胜被帝国主义创造出来的力量真空。因此一边完全劣等,而另一边曾经总是更成功的推动获取利益。被发动的这一冲突如此血腥,是因为对城市人民的憎恨证明是一个非常好的集中精力将农业放在独立柬埔寨的其他建筑之上的策略的意识形态。在最顶端的这些被染红的柬埔寨国族主义者符合法西斯的“清洁幻想”。

21. So what kind of people were these Khmer Rouge then? Of course it would be easiest to portray them as insane criminals, whose theory was a “morbid conglomerate of utopian ideas …which were not at all based on the insights of Marxist theories”34 ; this at least is how those in the GDR rejected any relation between Marxist-Leninism and the Khmer Rouge. But that is clearly insufficient. It is often said that the Khmer Rouge were ‘ultra-Maoists35, cultivating a ‘radical Maoism36 , with politics inspired by the ‘Great Leap Forward’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37 . That’s not supportable: the Great Leap Forward was meant to build communism in three years, whereas the 4-year-plan of the Khmer Rouge was meant to produce an export surplus for buying weapons and industrial plant. Bombing ‘headquarters’ regularly in order to terrify the party’s own bureaucracy was not Angkar’s thing.The Khmer Rouge even explicitly rejected the Maoist theory of an initially necessary pact with the national bourgeoisie: “There is no national bourgeoisie in Cambodia, all bourgeois are foreigners.”38 . The close alliance with China, which was already well on its way to a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at the time of the Khmer Rouge, was not so much based on what little ideological ground they shared but mostly on their common enemy: the Socialist Republic of Vietnam, which was well-known to be an ally of the USSR. The Khmer Rouge also took on little in terms of ideology from its other ally North Korea. They neither had a sun-like leader (the Cambodians only found out in 1977 that Pol Pot was their big guy, some claim it was even later than that), nor did they fall for the idiotic North Korean idea of developing an independent state ideology (Juche) whose main content is that the people’s unity is better than class struggle. That was how North Korea ‘further developed’ Marxism-Leninism ‘dialectically’. No doubt the Khmer Rouge were proud of starting on a daring path to building socialism, a path which was previously unknown and untried and was genuinely Kampuchean. But in many ways, despite all their Khmer national pride, they were very orthodox Marxists-Leninists.

21,所以红色高棉是一群怎样的人呢?当然,最简单的方法是把他们当成疯狂的罪犯,他们的理论是“乌托邦思想的病态集合…..并不是所有的思想都基于马克思的理论”;这至少为那些民主德国人切断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红色高棉的联系提供了依据。但这很显然没有效果。常见的说法是红色高棉是“极端毛主义者,追随一种”极端的毛主义,被“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政策所鼓舞””。这并没有支持证据:大跃进是为了在三年内建立共产主义,而红色高棉的4年计划是为了产生出口剩余以购买武器和工业设备。至于经常性轰炸“总部”以恐吓党内官僚(备注:这是指文革。)Angkar并没有做。红色高棉甚至在一开始就拒绝了毛主义理论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关键部分:“在柬埔寨没有民族资产阶级。所有资产阶级都是外国人。”他们紧密联系的中国盟友,在红色高棉时期已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上了,中国和他们联盟并不是基于共享的意识形态,而是因为他们共同的敌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众所周知是苏联的盟友。红色高棉和北韩的意识形态也没有相似之处。他们既没有一个像太阳一样的领袖(柬埔寨人在1977年才发现波尔布特是他们的头目,一些人声称他们发现得更晚),也没有采用北韩的愚蠢的发展一个独立国家意识形态(主体思想)的主意,主体思想的主要内容是人民团结比阶级斗争更重要。这是北韩如何“辩证的”“长远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当然关于红色高棉非常自豪于开始了一条建立社会主义的道路这点没什么一问,一条在之前不被知道和没有尝试过的伟大的柬埔寨的道路。但是在很多方面,除了他们所有那些高棉民族自豪感外,他们是非常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22. But did Pol Pot not attempt “up to the last consequence” to “introduce communism immediately and completely without the long transition period proper to the tenets of orthodox Marxism-Leninism”?39 Did the Khmer Rouge want to “build …a communist society after the revolution and simply skip the socialism stage”40 an approach which would raise some questions? Was it a matter of ‘war communism’?41And did the Khmer Rouge promise to build a ‘thriving communist future’ with their 4-year-plan?42 Even if Angkar never officially invoked Marxism-Leninism43 their theoretical documents show them as especially thickheaded-nationalist and paranoid Marxists-Leninists. The documents talk of “socialism”, not communism, all the way through44 , and the policies were about agricultural surplus and foreign currency income – however nuts the strategy to achieve this might have been and however unreal the other assumptions were (e.g. a constant rice price on the world market).

22,但是波尔布特的确没有试图“不惜一切代价”以“将共产主义即时和完全的介绍过来,没有正统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中说的长期的转变时期”?红色高棉是想要“在革命之后建立…一个共产主义社会,简单的跳过社会主义阶段”并且围绕这一点提出一些问题吗?这是一种“战时共产主义”吗?红色高棉承诺用4年计划建立一个“丰富的共产主义未来”?即使 Angkar从来没有官方的引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的理论文件显示他们是榆木脑袋的国族主义者和偏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文件从头到尾都在说“社会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而他们的政策是关于农业剩余和外国货币收入的——然而他们的策略非常白痴,建立在不真实的假设上(例如,世界市场上的一个稳定的大米价格)。(备注:红色高棉的主张和作为对不上马克思的理论也对不上列宁的理论,更和社会主义扯不上关系,看起来他们在听说了社会主义之后就想当然的自创了一种“柬埔寨特色社会主义”,而实际内容则是国族主义,屠杀一切外国人,国家比人民更重要。

23. Incidentally, this should not lead us to the converse fallacy that the Khmer Rouge’s reign had been some kind of ‘state capitalism’. The Khmer Rouge did indeed relate to the world market with their aims and would have loved to transform Cambodia into an agricultural supplier for international capitalism. But they never got that far. And unlike in the USSR they did not even try to turn wage, price and profit into factors of planning. Instead of trying to plan in terms of money, which would not have meant bad capitalism but a badly planned economy, it was rice that had to be delivered in Kampuchea. A ‘domestic market’, whether of a capitalist or state socialist kind, did not exist; the money of ‘democratic Kampuchea’, which had already been printed, was not introduced as currency.

23,注意一下,我们不该被引向相反的错误中去,认为红色高棉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红色高棉的确在他们的目标中和世界市场发生联系,并想要将柬埔寨转变成国际资本主义中的农业供应者。但是他们从没有走得这么远。与苏联不同的是,他们甚至没有尝试将工资,价格和利润这些元素加入计划中。与试图计划金钱,这不意味着坏资本主义而意味着坏计划经济不同的是,大米是必须带给柬埔寨的。一个“典型的市场”,无论是资本主义的还是国家社会主义的,都不存在;“民主柬埔寨”的金钱,虽然已经被印出,但并没有被作为货币使用。(备注:红色高棉建立的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奴隶制大米种植园。

24. For a long time the left refused to believe that ‘democratic Kampuchea’ was ruled by such an evil regime. There were reasons for this: “falsifications and intentional lies, subsequently proved to be false, made it hard to believe the few sources available.” For example a French doctor’s report from April 30, 1975 on various atrocities that definitely did not take place, supposed that witness reports supplied in exchange for dollars at the Thai border by people who had not been in Cambodia at the time in question, staged photographs produced by the Thai secret police to influence elections, or the most famous photograph, which circulated worldwide with the caption “A Khmer Rouge shops with a pistol on the day of liberation”: in fact he was asking looters to stop immediately.45 With this in mind, the attitude of the West European and North American Left may have been unpleasant but it was not incomprehensible. Given the complete closing-off of Kampuchea, the only available information came from opponents of the Khmer Rouge, and for the most part it was not exactly reliable. All this is alarming, but one minority definitely to be disregarded is the element of the Left that continued to hold onto the Khmer Rouge until much later. Of course, one thing most morally outraged anti-communists prefer to suppress is that after the expulsion by the Vietnamese Army it was the free West that financed the Khmer Rouge murder gangs and gave them military support, allowing them to continue their slaughter in the border regions edging on Thailand. “You can’t be squeamish about auxiliary forces”. The West in its fight against the USSR and Vietnam took the words of old-school conservative Franz-Josef Strauss truly to heart, and even the Khmer Rouge, after their fall, were welcome.

24,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左派们都拒绝相信“民主柬埔寨”是被这样邪恶的政权统治着。原因有以下这些:“伪造和故意的谎言,后来被证明是假的,很难相信只有少数几个信息源。”例如一个法国医生在1975年4月30日的报告,这时许多暴行还没有发生,虚构了目击者报告说物资在泰国边界被兑换成金钱,但问题是这人当时并不在柬埔寨,被泰国秘密警察提供的以影响选举的照片,或者最著名的一张照片,在世界范围内流传,标题为“解放日红色高棉在商店持枪”:事实上他在要求抢劫者立刻停止。有这些在头脑中,西欧和北美的左派们也许不高兴,但并不令人费解。由于柬埔寨的完全封闭,唯一可用的信息来自红色高棉的反对者,这并不完全可靠。这一切都是令人警醒的,但是忽视少数是左派持续不批评红色高棉的原因之一。当然,一个使得绝大多数道德上愤怒的反共产主义者选择隐瞒的事实是在被越南军队驱逐后是自由的西方资助了红色高棉谋杀黑帮,还给了他们军事支持,允许他们继续在泰国边境地区继续他们的屠杀。“你不能在辅助力量上过于谨慎”。和苏联以及越南作战的西方非常赞同旧时代的保守主义者Franz-Josef Strauss的这句名言,即使是红色高棉,在他们失败之后,也是受欢迎的。(备注:中国和美国都在红色高棉被推翻后资助了红色高棉,为了对抗越南。而前面也提到了,美国政府抛弃了郎诺政权,导致柬埔寨彻底被红色高棉占领。而红色高棉的做大又和美国政府对柬埔寨的轰炸以及郎诺发动政变赶走西哈努克直接相关。自称自由民主灯塔的美国政府轰炸柬埔寨,抛弃郎诺政权,又在红色高棉失败之后继续支持红色高棉屠杀人民;而自称共产主义的越南共产党政权却为了给被红色高棉屠杀的越南人报仇而直接出兵推翻红色高棉政权,呵呵,不知右派们该如何接受这一事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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