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保姆 是她最后的避难所 还是她的新牢笼?

如今的中产夫妇越来越爱抱怨家政阿姨飞涨的工资,却往往对家政工本身的困境视而不见。家政阿姨的劳动者地位却不被法律承认,也意味着当家政工遭遇家政公司跑路、雇主欠薪、性骚扰和暴力伤害时,她们每一笔“高收入”都将是最后一笔。

同村妇女天南海北往外面跑,韩姐做了“贤妻”;年轻的姑娘去工厂做女工,韩姐做了“良母”;直到债务缠身,已经不那么年轻的韩姐不得不几经辗转来到北京,为家庭、孩子赚取读书生活的费用。

在北京,老龄化问题、二胎政策以及中产工作的高强度制造了庞大的家政工市场。韩姐做不了流水线工人、做不了服务人员,家政行业成了她的职业归宿。然而,十几年的家政生涯,却如渡劫渡难。

第一难,克制的爱

2005年10月,韩姐从天水西口镇铁炉村出来。05年的望京是一片荒地,杂草丛生,根本没有家乡人吹得那么天花乱坠。靠着当地妇联跟北京市家政公司的联系,韩姐和一百号人几夜间纷纷找到雇主。

来北京第三天,韩姐得到第一份面试。女主人和丈夫是北京土著,在商海翻滚难以抽身,长辈们身患重疾无法帮衬,家里两个月大的女儿一天到晚不睡觉,一家人被折腾地死去活来。实在招架不住,决定雇个帮手。

中产妇女雇佣家政工主要看服从和可控制性。韩姐瘦弱,三十五岁,比女主人小几岁,外貌和口才普通,生养过三个女儿是加分项,面试结束。韩姐被录用。

“她一回家,就躲进卧室。”上户第一天,韩姐诧异女主人对孩子的厌倦。“也不是产后抑郁,好像不喜欢孩子。”女主人简单交代几句,要给孩子念三字经,启迪心智。之后,像是企划案有了专人负责,女主人对孩子不闻不问。

韩姐却是第一次舒坦地扮演“母亲”。大女儿一岁时,韩姐怀上老二,挺着大肚子,给老大换尿布。等到老三就更费事,两个小家伙在脚边绕着跑,动不动就要抱。公婆没出什么力,最后还是靠着自己硬挺着撑了下来。出村口时,小女儿追着客车跑了半里路,一家人的活路在前面,她不能够回头抱起自己的姑娘。

韩姐把对三个闺女的爱全部倾注在“小不点”身上。韩姐陪着“小不点”唱儿歌、玩游戏,费了心思背下三字经,比紧箍咒还好使,一念“小不点”就安静。没多久,女主人一碰“小不点”,她就哇哇大哭,女主人闲暇时间挤出的笑容突然僵住。

孩子的错认令女主人非常焦虑和慌张。先是不许“小不点”跟韩姐同睡,后来又要亲自帮孩子洗澡,孩子爱玩水,把水溅到她身上,又埋怨韩姐太惯着孩子。25斤的“小不点”整天挂在韩姐身上,身体瘦弱的韩姐胳膊每天“像被皮鞭抽过一样”。四个月后,韩姐的身子终于吃不消,女主人松了一口气,“你离开吧。”

“孩子有没有哭?”离开雇主家才两天,韩姐打给女主人。“孩子没哭,很乖。以后就不用你费心。”女主人掐断电话。

后来韩姐才明白,“婴儿最多只让带到一岁,七个月就会认人。离开之后,雇主也不希望再联系。”

家政工只是女主人短暂的“替身”。刚做家政的韩姐还不懂这个道理。

第二难,求助无门

2007年2月7日,轰动一时的富平案的发生。这一天,一位家政工小雷照顾的小孩因为呕吐弄脏了衣物,小雷将小雨置于沙发后,将脏衣服拿去衣服清洗。而就在此时,孩子从沙发落地,头部遭受特重型闭合性颅脑损伤。次日凌晨三点,小雨经抢救无效死亡。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富平家政服务公司因雇员过失赔偿幼女父母47万元。而案件的争议焦点是保姆应当尽何种注意义务,以及保姆与家政中心之间是否是劳动关系。

这个案子对于家政工来说并不是一个好消息。“富平案”之后,许多员工制家政公司为了规避潜在的法律风险转型为中介制。这就意味着,无法确定劳动关系的家政女工,当面临雇主违约、欠薪、打骂、虐待、超长的工作时间及糟糕的食宿条件等劳动权益受损的情况,很可能无法利用《劳动法》捍卫自己的劳动权益。

09年,韩姐被一个“富婆”雇佣,这是她头一回去高级小区当保姆。起初觉得挺新鲜,没几天,韩姐就被富婆各种挑刺。那阵子,“富婆”的老公出轨,跟一个大学生好上,和她离了婚,只给她留下了一笔钱。而“富婆”的女儿出国留学不在身边,“她得了抑郁症”,一个人苦闷,冲着韩姐大吼大叫,韩姐像丫鬟似的被她欺负。不想干了。“富婆”不是没钱,但是像是神经质般地要守住这笔“分手费”,一分不给韩姐,还扭着韩姐的胳膊,要将她扔出门外。

韩姐反抗,但身形瘦弱的韩姐敌不过体态丰满的富婆。韩姐伤了尾椎骨。打电话报警,警察来了,富婆一亮身份,警察一看是“官家人”,二话不说,扭头就走。韩姐孤立无援,打电话找公司,公司也支吾没法处理。韩姐去劳动仲裁局,被告知没有签署劳动合同,无法受理。没多久,韩姐从电视新闻上看到那个女人在自家的天台,把家里的现钞洒向天空。

韩姐在医院住了多半个月,每晚都梦见富婆在天台的嚎叫和大口吃肉时的狰狞。到最后,她也没从“富婆”那里要回自己的工钱。

第三难,恶意欠薪

2013年,患白血病的赵阿姨出院。出三千,请韩姐照顾。她老公得癌症去世,家里欠了几十万,赵阿姨换血又花了几十万,家里积蓄都花光了。赵阿姨把二居室租了出去,租了间一室一厅,租金几乎刚抵了房租。韩姐睡折叠沙发,但赵阿姨不许晚上十一点以前打开沙发,韩姐累了也没地休息。

早起韩姐熬了一锅红枣粥,煮了几个鸡蛋,端上桌。赵阿姨挑出韩姐碗里的红枣,又从韩姐手里夺去剥好的鸡蛋,“你没生病,我是病人,给我吃。”女儿女婿每天晚上都过来吃饭,做了肉菜都端在他们面前,韩姐够不到,赵阿姨倒是直接,“我女儿女婿工作忙,他们辛苦,都给他们吃。”

冬天,赵阿姨喜欢通风透气。韩姐穿着单衣、凉拖,赵阿姨把自己裹得紧实,打开窗户,冷风飕飕窜进来。家里衣物都得手洗,韩姐在阳台上搓着使不上劲,手冻得通红,双腿发软。感冒了,脑袋沉想找个地方歇一歇,赵阿姨有洁癖,还不让她躺到自己床上,女婿坐在沙发上打游戏,韩姐去厨房摊开凳子眯了会儿,女儿见了非常生气,“付你钱让你干活,叫你睡觉啊。”

“我感冒了,别给老太太传染了,我现在就走。”韩姐说完,女儿呸了一口,“是你说要走,一分钱没有!”韩姐给家政公司打电话,没人愿意来。“没人管,是吧。哪里来的小偷,滚出去。不然我报警了。”一直耗到晚上十点,女婿下班回来,扬言要把韩姐铺盖卷丢到门外。公司给赵阿姨女儿一通电话,说“钱给她结了,我们给你找人。”赵阿姨闺女不答应,让公司重新找到人,再结韩姐的工资。韩姐背着铺盖卷,无处可诉,花了5块钱在公司大通铺过了夜。

那阵子,孩子要交学费,韩姐迟迟拿不到工资,韩姐丈夫向各路亲朋借了笔款子,孩子上学的事才有了着落。公司派人上户那天,韩姐跑去赵阿姨家,被她女儿堵在门口,“你进来我告你入室行窃。你再纠缠,等我老公回来,不撕了你才怪。”韩姐被雇主打过,吃药看病花过不少钱,韩姐怕了,最后赵阿姨从门缝里塞给她四百块钱,韩姐离开了。

第四难,严苛监工

2014年,韩姐拿到高级母婴护理证,当时北京高级月嫂月收入可以轻松过万。韩姐所在的家政公司没有合适的雇主介绍给韩姐,家政行业明令禁止家政工接私单,否则会被拉入“行业黑名单”。

没得挑,韩姐接着做育儿嫂。女雇主是外企主管,男雇主则是国家电网的,家里一对龙凤胎,上小学,住校,韩姐照顾两个月大的双胞胎,月薪六千。

韩姐大女儿刚上了大学,老二老三考上了市重点高中,韩姐的老公跟着去天水市,做保安,一个月一千八,租了二十平米的屋子。每个月一大家子吃穿用度都靠着韩姐担着,“没活,一家人只能喝西北风。”

女雇主要求十分苛刻。韩姐需要在8开纸上准确记录自己的工作日志,包括孩子的作息、活动内容、洗澡、喂奶时间和份量、辅食份量、钙片的数目。她还经常向高级育婴师请教,指导韩姐的工作。

中午做完孩子辅食后,韩姐才能吃饭。家里还雇有一位四川人张阿姨,负责家里伙食,月薪三千五。韩姐工资远高于她,张阿姨心里不平衡,常常不给韩姐留饭。雇主一家来自湖北,爱吃米饭,爱吃辣,韩姐胃受不了,吃米饭反酸,就想喝点稀的。张阿姨不搭理她,做了肉菜,雇主家吃完,把肉全部夹到碗里自己吃光。到韩姐吃饭,只能干蹬着一盘辣椒,扒拉两口米饭。女雇主知道后也只是劝韩姐不要计较,“张阿姨节省,她怕剩下。”

没多久,韩姐胃病犯了,买了香砂养胃丸。吃药的时候,黑色的小丸药掉在地上,女雇主看见又哭又骂,“你得啥病啊,你的药要掉我儿子辅食里怎么办啊,你要毒死他们啊!”韩姐生气又委屈,指着药瓶,“我这是治胃病的药。”拿出体检报告,“你看,我没有传染病!”女雇主自知理亏,晚上回家,对韩姐说,“你有胃病,给孩子做辅食的时候,也给自己做点。我给张阿姨交代了,以后每顿给你做点稀的。”

带孩子辛苦,带两个孩子更让韩姐吃不消。做了两个月,日夜颠倒,腰疼眼胀,身子垮了。韩姐想走,女雇主退了一步,少五百,让韩姐只带管一个孩子。原先韩姐跟女雇主睡一屋,两孩子睡里间,夜里孩子哭闹,她就得起身去哄。现在,女雇主让一个孩子跟自己睡,另一个孩子睡另一个房间,由韩姐照顾。但女雇主又不放心,专门把孩子姥姥从县城里叫来,监视韩姐。

姥姥刚来第一天,韩姐心就凉了。累了一天,韩姐倒头就睡,没多久响起鼾声。姥姥一把揪起她,“打工的,你吵着我了。”韩姐被惊醒,“你别揪我啊,我以为我犯啥错了。”等姥姥睡熟,韩姐眼皮撑不住了,听见打呼声,被自己吓醒,接着几天不敢合眼。

年三十,韩姐过年回家。离开的早晨,女主人告诉韩姐,“年后不用来了。”

第五难,负荷超重

家政工市场的竞争愈加激烈,家里几张嘴等着吃饭的韩姐没性子等好活,只要酬劳不会太低,大都接受。

2015年12月,韩姐的月薪再次下滑。女雇主在物流公司上班,每个月四千五,“我挣的钱刚够付你工资。”奶奶带了田田两年,女雇主不愿意公婆再插手孩子教育,干脆花钱请人。又担心韩姐虐待孩子,在客厅安了监控器,除了去厕所,不允许韩姐离开监控器范围。即便如此,女雇主还是不放心,每天都要问田田,“阿姨给你吃了什么,玩了什么,有没有骂你、打你?”田田被惯坏了,淘气,每天对韩姐拳打脚踢,“每天都想教训这个捣蛋鬼”,但有监控,只能忍在心里。

爸妈不在家,韩姐每天喂他吃饭,玩耍,时间久了,田田接受了韩姐。田田三岁生日很快就到了,女主人买了15寸的巧克力蛋糕,田田先切了一块给韩姐。女主人瞥了一眼,韩姐没有拿。买了草莓,女主人自顾自地吃,田田看见问,“阿姨没有吃,为什么不给阿姨?”田田妈说,“那你给阿姨拿一颗。”韩姐吃了。田田又说,“阿姨吃完了,我再给她拿一颗。”女主人烦了,“人家要吃自己会拿,你管那么多事干嘛!”田田被呛哭,韩姐心里也烧起火。

2016年3月24日,新修正的《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于条例》实施标志着北京市全面二孩政策正式落地。观望很久的田田爸下了决心买了新房,为生老二做准备。这位每晚都要去新家开窗、关窗,除甲醛,经常11点以后才回来。韩姐睡在客厅,男雇主走动的脚步声和开关门声,常常吓醒熟睡的孩子。韩姐刚合上眼又得起身去哄。

起先女雇主不愿意韩姐接送田田。但是产期近了,只好让韩姐送田田上学。雾霾天,女雇主给田田和老公戴上口罩,唯独没有给韩姐,韩姐心里很不是滋味。

就是这一年,韩姐家的老二跟老三一起考上大学。高昂的学费和生活费压得韩姐喘不过气。牙疼、肩周炎,被各种疼痛折磨到翻来覆去的韩姐将两个家庭的绳索系在腰间,打个死结,一步一步拖着往前走。

忍不住牙痛,去附近的小诊所种后槽牙,牙没种好,还把两颗前臼齿磨坏,因为小诊所消毒不好,其他的牙齿也受了影响。白搭了六千,协商了大半个月,诊所不愿全赔。去北大口腔医院治疗,又花了两千。正规医院的医生说了,要补之前的后槽牙,还得再花六千。这就得一万五。为了补上这个窟窿,韩姐打算多做点活。

田田妈生了二胎,坐月子雇了月嫂照顾,熬过几天后,觉得人家伺候得不好,辞退了。韩姐帮忙做月子餐,照料幼儿。韩姐有高级母婴护理证,可以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按当时市场价格韩姐照顾大半月,服务费用七千块,而女雇主认为这是韩姐应尽的职责,只给了五百块钱。

月子刚过,女主人看见韩姐在吃药,“我看你身体不好,你换一家吧。”韩姐没有想到人会这么绝情。已经是17年的秋天,韩姐从雇主家里出来,天阴沉沉,没有阳光,脸却像被炉碳炙烤过一样发烫。

“三个闺女还在上学,三天半月没活,她们就得饿肚子。”韩姐的苦衷,田田妈大概不会在乎。

第六难,养老难题

赶在入冬前,韩姐找到一份新活,照顾老太。老太据说是中国计算机领域的领头人,“她写的书全是英语的,我看不懂。”老太太老年有些痴呆,而且看起来不好相处,但是两儿子都好,清华毕业,知识分子,挺斯文的,好说话。“每个月给5000元,平时给不少零花钱,他们跟我说我和老太太想吃什么就去买,吃好一点。”

这个工资比当育儿嫂的低,但韩姐急需用钱,凑合了。但韩姐开始愁,“两人咋说话啊?”老太去年是去年突发脑溢血落下的后遗症,老犯糊涂。半夜两三点,老太起来嚷嚷要吃牛肉面。住在次卧的韩姐听到动静,跑过去,跟对待不懂事的孩子一样,拉开窗帘,指着外面,告诉老太太:“黑,别出去。”老太一把推开韩姐,拿着钥匙要走。说不动,韩姐连哄带骗,折腾小半晚,老太乏了,躺回床上休息。

也不是每次都能哄住。老太“痴呆脾气又燥”,一不高兴,就摔东西打人。刚去的时候,韩姐老是挨打,也不敢还手,躲进卧室里,老太踹门,要她的退休金。韩姐哭笑不得,“你钱又不在我这。”老太儿子知道后,留下一句,“那你态度不够硬。”毕竟八十多岁的老太,力气弱小,老太再动手,韩姐一把抓住她,她还不上手,“被震住了”。

没几天,韩姐就遭到老太“报复”。老太有风湿,一丝凉风都不能吹,屋子门窗紧锁,韩姐却被闷得喘不过气。韩姐借着倒垃圾,出去透口气,老太听到响动,将屋门反锁。钥匙插进锁孔,转不开,韩姐慌神了,担心她开煤气,或者乱吃药。使劲敲门,没人搭理,向老太儿子“求救”,听他儿子的建议,往屋子里塞纸条,“我被困在外面三四个小时,才进了门。真是怕了,再不敢出去了。”

今年夏天的夜,溽热又黏长。韩姐吃完去火药,拉开窗户又合上,最后露出一丝窗缝,躺在床上,额头的汗在皮肤褶皱处交汇,沿着脖颈和脊背,渗进枕头和床褥。韩姐脑袋沉了下去,传来阵阵鼾声,梦里被一只手捂住嘴巴,猛地惊醒。

已经48岁,家政平台注册的最后年纪。韩姐在四十多个家庭里扮演“厨娘”、“丫鬟”、“侍从”、“奶妈”的角色,却从来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母亲。三个女儿靠着她的辛劳都上了大学,但感情疏离,每年都得靠着丈夫的提醒才记得给韩姐祝福。

帮助数个家庭解决养老问题的韩姐,对于自己将来的养老却没有自己的答案。

家政行业是我最后的避难所

韩姐并不想做家政工,更不想去北京。留在家乡但凡有一条活路,她也不想抛家弃子。

包干到户、包产到户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实施,集体劳动被瓦解,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方式被恢复。男人们拿起锄头誓要征服土地,创产增收;“撑起半边天”的农村妇女们退回家庭,洗衣做饭,照顾老幼。“家家都想要男娃,女娃耕不了地,继承不了土地和宅基地。”

正是激进化市场改革将照料的重负抛给家庭和个人,不论是中产女性还是底层妇女,都不得不重新背负家庭照顾责任各种繁重事务,又在市场化的浪潮中,这两个女性群体之间形成了微妙的关系——她们既是完成家庭照顾任务的主体,同时又是雇主和劳动者的关系。

如今的中产夫妇越来越爱抱怨家政阿姨飞涨的工资,却往往对家政工本身的困境视而不见。家政阿姨的劳动者地位却不被法律承认,也意味着当家政工遭遇家政公司跑路、雇主欠薪、性骚扰和暴力伤害时,她们每一笔“高收入”都将是最后一笔。

对于来自西北农村的韩姐来说,在北京做家政工的这十年,受的委屈太多,但家政行业却是她供养她那逐渐疏离的家庭的唯一方式。她已经分不清,做保姆,是她的避难所,还是她的牢笼。

http://www.aboluowang.com/2018/0816/1159148.html

TERFs have no place on the left(敌视跨性别者的“女权主义者”在左派中没有位置)

写在前面:TERF的本质是另一种形式的父权压迫,只是把压迫者换成了女性而已,所以TERF不是左派的,而是极右的。

THIS YEAR, at the annual Socialism conference hosted by the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Organization (ISO) in Chicago, we were quite dismayed by the appearance and participation of a local Chicago socialist (not in the ISO) notorious for her outspoken support for trans-exclusive “feminist” (TERF) ideology.

今年,在国际社会主义组织(ISO)在芝加哥举办的年度社会主义会议上,我们对一个当地芝加哥社会主义者(不是ISO成员)的出现和参与感到非常惊讶,因为她直言不讳地支持反跨性别“ 女权主义“(TERF)的意识形态。

For years, this person, who is a signer on an atrocious open letter advocating the rights of TERFs to express their bigotry in left spaces, has had opportunities to engage and learn that these “ideas” are not welcome in the ISO or our events. This person, however, did not limit herself to attendance.

多年来,这个一封残暴的主张TERF在左翼空间表达偏见的公开信上签字的人有机会参与并了解到这些“想法”在ISO或我们的活动中不受欢迎。 然而,这并没有限制她自己出席。

We learned on the final day of the conference that she was there to organize, when she handed an old friend, previous political collaborator and out non-binary ISO member an anti-trans treatise colored in Marxism.

我们在会议的最后一天得知,她在那里参与组织,同时她交给一位老朋友,以前的政治合作者和非二元ISO成员一份涂抹了马克思主义的反跨性别者论文。

We do not know how many other conference attendees received this piece of garbage — one comrade receiving it was one too many. We celebrate that other than this infringement on our well-being, the remainder of the conference was an overwhelmingly safe and beautiful space for people of all genders and expressions.

我们不知道有多少其他参会者收到了这片垃圾 ——一位战友收到都太多。我们庆祝除了这个造成了对我们的福祉的侵犯之外,会议的其余部分对于所有性别和表达的人来说都是绝对安全和美丽的空间。

This reinforces our pride as members of a socialist organization that demonstrates in practice a deep and thorough commitment to trans liberation, and against TERFism. Immediately after the conclusion of the conference, the organizers released an unequivocal statement on the conference Facebook page condemning the actions of this person and reporting the organizers have banned her from future ISO events.

这增强了我们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组织成员的自豪感,这个组织在实践中表现出对跨性别解放和反对TERF主义的深刻彻底的承诺。会议结束后,组织者们立即在会议Facebook页面上发表明确声明,谴责此人的行为并报告组织者们已禁止她参加未来的ISO活动。

Given that some confusion seems to exist about whether TERFism is just one among a “diversity of opinions” that are equally worthy of engaging on the left, we thought we would take some steps to review the absolute bankruptcy of these garbage ideas.

考虑到关于TERF主义是否只是同样值得参与左派的“多样性意见”之一,似乎存在一些混淆,我们认为我们会采取一些措施来检查绝对破产的垃圾思想。

Despite being a very small minority in the left, TERFs — aka radfems — have caused havoc for trans folks for decades. Despite claiming to be part of the left of the feminist movement, TERFs’ politics on gender tend to align more with that of the far right.

尽管在左派中是极少数,但几十年来,TERFs(又名极端女权主义)已经给跨性别者们造成了严重破坏。尽管声称自己是左派女权主义运动的一部分,但是TERF的性别政治倾向于与极右更一致。

So much so that TERFs have both collaborated with and have been heavily funded by far right groups in their quest to fight any legislation that betters the lives of trans people and in their push for legislation that makes life worse for trans folks.

因此,TERFs与极右团体合作并获得大量资金,以寻求打击任何能改善跨性别者生活的立法,以及他们推动立法使得跨性别者的生活更加糟糕。

If we do not rid the left of this toxic movement, it will continue to grow like a tumor and persist in making the lives of our trans and gender non-conforming comrades hell, while also serving as a significant barrier to winning broader gains for the feminist movement overall.

如果我们不将这种有毒的运动排除出左派,它将继续像肿瘤一样生长,并坚持使我们的跨性别和非顺性别的同志生活在地狱中,同时对女全主义运动整体来说,它也成为赢得更广泛进步的重大障碍。


TERFISM IS a break off of radical feminism, a movement that came out of second wave feminism in the 1960s. Radical feminists believe that instead of the capitalist class and the working class being the two competing class interests in society, the two competing interests are that of (the immutable categories of) men and women.

TERF主义是激进女权主义的中断,这一运动源自1960s的第二波女权主义。激进的女权主义者认为,不是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是社会中两个相互竞争利益的阶级,而是两个相互竞争利益的阶级是(类别不变的)男性和女性。

They believe that men are innately the oppressors of women, and that all things masculine are the source of the problems in the world. The views of radical feminism are very much that of gender essentialism.

他们认为男人天生就是女人的压迫者,男性的一切都是世界上的问题的根源。 激进女权主义的观点非常类似于性别本质主义。

Valerie Solanas, in her 1968 book SCUM Manifesto — SCUM being an acronym for the Society for Cutting up Men — puts a call out for women to get rid of the male sex altogether. The more mainstream solution of the radical feminists was complete separatism from men as opposed to fighting the capitalist system.

Valerie Solanas在其1968年出版的“SCUM宣言”——SCUM是与男性切割的社会(The Society for Cutting up Men)的首字母缩略词——呼吁女性完全摆脱和男性进行性行为。 激进女权主义者的主流解决方案是与男性完全分开,而不是与资本主义制度作斗争。

One of their main projects was fighting against pornography. The radical feminists’ ideas began to wane in the mid-1970s as third wave feminism began to change the landscape of feminists ideas as it added an intersectional approach to feminism and incorporated the ideas of Black feminism in a way mainstream second wave feminism did not.

他们的主要项目之一是打击色情。 1970s中期激进女权主义者的思想开始衰落,因为第三次浪潮女权主义开始改变女权主义思想的格局,因为它在女权主义中增加了交叉方法,并将黑人女权主义的思想用主流第二波女权主义没有的方式纳入。

One of the first known splits where trans-exclusive feminism began to become a full-fledged ideology among radical feminists was in 1973. Beth Elliot, a trans woman, was set to perform at the West Coast Lesbian Conference. In response, a group called the Gutter Dykes leafleted the conference calling for Beth to be removed from the bill.

1973年,反跨性别女权主义开始成为激进女权主义中的一个成熟的意识形态,并第一个分裂出来。跨性别女性Beth Elliot将参加西海岸的女同性恋会议。 作为回应,一个名为Gutter Dykes的团体宣传要求将Beth从会议中剔除。

After Robin Morgan, who was the keynote speaker, gave a horrendous speech defaming Beth, a group began to storm the stage in attempt to beat Beth when she went on stage to play her set. Comedy duo Harrison and Tyler, who were set to play the conference later, jumped on to the stage to defend Beth and were beaten as well.

在作为主要发言人的Robin Morgan发表诽谤Beth的骇人听闻的演讲之后,一群人开始闯入讲台,试图在她上台扮演她的角色时殴打Beth。后来准备参加会议的喜剧二人组Harrison和Tyler跳上讲台为Beth辩护并遭到殴打。

Robin Tyler of the duo said in a later interview, “You know what’s interesting? Rather than fighting who’s oppressing us, TERFs go after the most oppressed people instead of building a coalition. It was all just shocking to me!”

二人组中的Robin Tyler在后来的采访中说:“你知道有趣的是什么吗? 比起打击压迫我们的人,TERF们追逐受压迫最严重的人,而不是建立一个联盟。 这对我来说非常震惊!“

In 1974, Janice G. Raymond published The Transexual Empire: The Making of the She-Male, a book that cemented TERF politics and attempted to curb gender reassignment surgeries. The book was accepted by mainstream psychiatrists and set back the transgender movement significantly.

1974年,Janice G. Raymond出版了“跨性别帝国:制造女性化的男人”,这本书巩固了TERF政治并试图压制变性手术。这本书被主流精神病学家接受,并显着损害了跨性别运动。

The 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care Technology sought out Raymond to write its statement on trans medical care. Her statement allowed health insurances to reject claims for trans-related health care and made it impossible for working-class trans people to safely access the life-saving care they needed for decades.

国家医疗保障技术中心寻求Raymond撰写关于跨性别医疗的声明。 她的声明允许医疗保险拒绝对跨性别医疗保障的索赔,并使工人阶级的跨性别者几十年来无法安全地获得他们生存所需的护理。


IN THE summer of 1991, at Michigan Womyn’s Music Festival (Michfest), the largest gathering of women each year in the U.S., lead organizers released a widely disseminated statement proclaiming a new policy that the festival was for “womyn-born-womyn” only.

在1991年夏天,在密歇根Womyn的音乐节(Michfest),这是每年在美国举行的最大的女性聚会,主要组织者们发布了一个被广泛传播的声明,宣布了一个新的政策,即该节日仅用于“生理女性”。

When Nancy Burkholder went to the festival that year with her partner for the second time, she was escorted to the gates and kicked out of the festival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for being outed as a trans woman — sparking the “Where’s Nancy” movement.

当Nancy Burkholder第二次和她的伴侣一起去那个节日时,她被押送到大门,并在半夜被踢出节日,因为她是一个跨性别女人—引发了“Nancy在哪里”运动。

Riki Wilchins, a trans activist, created a place to protest the exclusionary and transphobic policy held at the same time of the festival nearby called “Camp Trans.” Camp Trans’ goal was to create a dialogue with the attendees of MichFest to advocate for the inclusion of trans women in the festival.

跨性别活动家Riki Wilchins创造了一个地方,抗议在附近的节日的排他性的和敌视跨性别者的政策,叫做“跨性别者的营地”.跨性别者的营地的目标是与MichFest的参与者建立对话以倡导将跨性别女人纳入节日中。

Leadership emerged from Leslie Feinberg and a group calling themselves the Lesbian Avengers [founders of the Dyke Marches that happen across the country as an alternative to commercial Pride festivals, and now known as the more inclusively named Queer Avengers], a trans-inclusive group that formed in 1992 to fight for lesbian issues with direct action.

被来自Leslie Feinberg和一个自称为女同性恋复仇者的团体[Dyke Marches的创始人,发生在全国各地,作为商业化的Pride节日的替代品,现在被称为更为包容的同性恋复仇者]的领导所鼓舞,一个跨性别包容团体成立于1992年,以直接行动对抗女同性恋问题。

Members of Camp Trans successfully entered the grounds of Michfest in 1994 for a dialogue, which seemed at the moment to be relatively successful. However, in following years, the TERFs of Michfest, including founder Lisa Vogel, continued with their volatile exclusion of trans women from the land and spreading their hateful ideas under the guise of “creating a safe space for women.”

跨性别营地的成员于1994年成功进入Michfest,进行对话,目前看来相对成功。 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包括创始人Lisa Vogel在内的Michfest的TERF们继续不断地将跨性别女人排斥在地域之外,并以“为女性创造安全空间”的幌子传播他们的仇恨思想。

It is worth noting, however, the divisive and contradictory position they held, wherein trans men were allowed on the land because TERFs considered them “women-born” as part of their transmisgynist ideology.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所持有的分裂和矛盾的立场,其中跨性别男性被允许在内,因为TERF们认为他们是“出生时是女性”,作为他们的敌视跨性别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

TERF leadership promoted the ideology of sexualizing trans women’s bodies as inherently endangering other women’s safety, while at the same time celebrating other forms of gender non-conformity and queer sexuality on festival grounds. (See Julia Serano’s account of Camp Trans’s intervention into MichFest in her 2013 Excluded for more on this.)

TERF领导层提倡将跨性别女人的身体性别化的意识形态视为危害其他女性的安全,同时在节日的基础上庆祝其他形式的性别不一致和同性恋。(请参阅Julia Serano关于跨性别者的营地在2013年对MichFest进行干预的说明。)


IN 1999, the Lesbian Avengers attempted to enter the land as a group bringing a 16-year-old trans girl with them. They were all sold tickets after disclosing to festival organizers that there were members of their group that was trans. They were hosting a workshop the next day to have a dialogue.

1999年,女同性恋复仇者们试图将一名16岁的跨性别女孩带进这里。在向节日组织者披露他们的团体成员是跨性别者之后,她们都被卖了门票。 她们第二天主持了一个工作室进行对话。

As soon as they arrived on the land they were harassed by attendees shouting things like “Man on the Land.” The festival organizers escorted them to a tent where TERFs verbally attacked and threatened the life of the 16-year-old. Here is an excerpt from an interview with Cristan Williams about the groups experience.

当他们到达这里时,他们受到了参与者们的骚扰,他们大喊“这里有男人”之类的。节日组织者押送他们到一个帐篷里,在这里TERF们口头攻击并威胁着这个16岁的人的生命。以下摘录自对Cristan Williams关于团体经历的采访。

“S. [Lesbian Avenger]: About 10 TERFs were waiting for us when we came in. The whole ‘MAN ON THE LAND!’ started as soon as we walked in. I mean, at the time, we’re kids, we’re teenagers and these are all adults. I mean, when I think about it now, it was just so fucked up. We were trying to give out T-shirts and stickers about being inclusive. But it was getting bad.

S. [女同性恋复仇者]:当我们进来的时候,大约有10个TERF在等着我们。他们在我们一进门就开始喊’这里有男人!’。我的意思是,当时我们是孩子,我们是青少年,而她们都是成年人。 我的意思是,当我现在想起来的时候,它真是太糟糕了。我们试图给出关于包容的T恤和贴纸。 但它变坏了。

K. [trans girl in the group]: A huge crowd of yelling people formed around us, and I started crying at that point. It got so loud that Nomy Lamm, who was performing there as part of Sister Spit, came over and stood up for us…The crowd and me were walked over to a tent area. The way that it worked was that there was a queue of people who were going to get to say whatever they wanted to say. I remember, specifically, one woman looking right at me and telling me that I needed to leave the Land as soon as possible because she had a knife and didn’t know if she would be able to control herself if I was around her.

K. [团体中的跨性别女孩]:在我们周围形成了一大群大喊大叫的人,我开始哭泣。它变得如此响亮以至于作为Spit Sister的一部分在那里演出的Nomy Lamm过来为我们说话……人群和我走到了帐篷区。 它的工作方式是,那里有一列人会说出他们想说的话。 我记得,具体来说,有一个女人看着我并告诉我,我需要尽快离开这里,因为她有一把刀,她不知道如果我在她身边,她是否能控制自己。

Cristan Williams: WHAT? How did people react to that death threat?

Cristan Williams:什么? 人们是如何应对这种死亡威胁的?

K: Because of the way they were queuing, as soon as one person stopped speaking, another would start, so nobody said or did anything about the death threat. At that point, I checked out. At first I was sobbing and [B] was holding my face close to hers, telling me that it would be over soon, but then I just checked out.

K:由于他们排队的方式,一旦一个人停止说话,另一个人就会开始,所以没有人对死亡威胁说或做任何事情。 那时,我观察了一下。 起初我抽泣着,[B]抱着我的脸靠近她,告诉我这一切会很快结束,但之后我只是观察。

S: The moderator did nothing. It was just a mud-slinging, hatred pouring out. It was just like one by one by one being like, ‘You’re a rapist! You’re raping the Land! You’re destroying womanhood! I don’t know what I’m going to do to you!’ — it was just violent, hatred, and I know that most of it was geared at [K]. I was up there being attacked, but I wasn’t getting the brunt of it. This went on for at least two hours.

S:主持者什么也没做。 这只是一种冒犯,仇恨倾泻而出。 这就像一个接一个地说,’你是一个强奸犯! 你在强奸这里! 你正在摧毁女人! 我不知道我要对你做什么!’ —这只是暴力,仇恨,我知道大部分都是在针对[K]。 我在那里受到攻击,但我没有受到冲击。 这持续了至少两个小时。

At least 30 people were allowed to speak at us, but there were around 75 under the tent, and if you included the people around the tent who were watching and listening, well over 100.

至少有30人被允许对我们说话,但帐篷下面大约有75人,如果你把帐篷里的人包括那些在观看和收听的人的话,那就超过100人了。


IN 2011, trans women defied the “women-born-women” policy and bought tickets and attended the festival as part of a group called “Trans Women Belong Here.” They handed out T-shirts and buttons to be worn by allies throughout the weekend and passed out flyers and zines condemning the policy.

在2011年,跨性别女人蔑视“生理女性”的政策并购买门票并作为一个名为“跨性别女人属于这里”的团体的一部分参加了节日。她们分发了T恤和纽扣,供盟友穿着度过周末,传出传单和杂志谴责这项政策。

The next few years, a huge boycott was called of the festival. Petitions went out calling on the artist to pull out of the festival, and ticket sales plummeted. In 2015, Lisa Vogel decided that rather than change the policy and open up the festival,she would rather shutter its gates for good in the name of trans exclusion.

接下来的几年里,一场巨大的呼吁针对节日的抵制开始了。请愿书们要求艺术家退出音乐节,门票销售量急剧下降。 在2015年,Lisa Vogel决定,比起改变政策和开放节日,她宁愿以反跨性别者的名义关闭它的大门。

The TERFs now have a new leader. Cathy Brennan who runs the website Gender Identity Watch, where she doxxes (outs and publicly shames) not only trans adults, but also trans youth on her website genderidentitywatch.com. She has internet-bullied multiple trans youth to the point where they almost took their own lives.

TERF们现在有了新的领导者。 Cathy Brennan负责管理“性别认同观察”网站,她在网站genderidentitywatch.com上不仅doxxes(赶走和公开羞辱)成年人,还有跨性别青少年。 她通过网络欺凌多个跨性别青年直到到她们几乎拿走了自己的生命。

She submitted a letter to the United Nations opposing legislation that would outlaw discrimination based on gender identity and gender expression. She is, quite plainly, a garbage person from garbage island.

她向联合国提交了一封信,反对立法禁止基于性别认同和性别表达的歧视。 很明显,她是个来自垃圾岛的垃圾人。

In the UK, the left has experienced an infiltration of TERF ideology.

在英国,左派经历了TERF意识形态的渗透。

During Pride season of 2018, the TERFs used their internet platform to threaten violence against trans people who participate in Pride festivals. At London Pride, a small group of TERFs protested the front of the parade and were allowed by the London Pride to lead the parade.

在2018年的骄傲时节期间,TERF们使用他们的互联网平台威胁对参加骄傲节日的跨性别者使用暴力。在伦敦骄傲节日上,一小群TERF走在抗议游行队伍的前面,伦敦骄傲节日允许他们领导游行。

In an age where trans and gender non-conforming folks are murdered at alarming rates, 23 in 2016, 28 in 2017 and 16 so far this year, the ideology promoted by TERFs is incredibly dangerous to our community.

在一个跨性别和非顺性别的人以惊人的速度被谋杀的时代,2016年23人,2017年28人,今年迄今为止16人,TERF们推动的意识形态对我们的社区来说是极其危险的。

While some on the left may dismiss TERFs as just having “bad ideas about gender,” their actions have very real material consequences for trans people every day. We need to be very clear that we stand in solidarity with all of our trans and gender non-conforming comrades and will stand up for them and with them against these bigots anywhere they try to spread their hate.

虽然左派的一些人可能会认为TERF只是“对性别有不好的看法”,但他们的行为每天都会给跨性别者带来非常实际的后果。我们需要非常清楚地表明,我们声援所有跨性别和非顺性别的战友,并且会在她们试图散布仇恨的任何地方与跨性别者们站在一起对抗这些偏执狂。

As socialists, we are fighting for a world where all are free to express their gender freely without fear. The solidarity among and between folks of all gender identities is not only needed to win trans liberation, but also essential to undermine all forms of gendered oppression, no matter who is impacted.

作为社会主义者,我们正在为一个所有人都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性别而不用因此恐惧的世界而战。所有性别认同的人之间的团结不仅只是赢得跨性别者解放所需要的,而且对于终结所有形式的性别压迫都至关重要,无论谁是受到影响的人。

TERFism is not only transphobia dressed in leftist language — it is a dead end that will only hamper any anti-oppression movement or campaign. As socialist and feminist fighters committed to full liberation, we must remain steadfast to defeat the pull of hateful and deadly ideologies, whether found on the left or the right.

TERF主义不是唯一的以左派语言伪装的跨性别恐惧症—它是一个死胡同,只会阻碍任何反压迫运动或联盟。作为致力于完全解放的社会主义和女权主义战士,我们必须坚持下来打败仇恨和致命的意识形态,无论是左派中发现的还是在右派中发现的。

Solidarity is truly the only way to win.

团结是胜利的唯一途径。

https://socialistworker.org/2018/08/21/terfs-have-no-place-on-the-left

人性弱点能摧毁一切防火墙:社交工程攻击实践,以及你必须在乎的问题

人类是充满弱点的生物体,他们中即产生攻击者也产生被攻击者,两者都一样有弱点。攻击成功意味着被攻击者的弱点处于暴露状态。对弱点的利用就是社交工程学的主要课题。

请不要误会,社交工程学事实上的应用是非常广泛的,小到如普通的交往、谈恋爱、找工作、谋求加薪晋级,大到追求正义的反抗、深度调查性新闻、以揭露阴暗为目的的卧底……当然,还有致命的破坏性的攻击行为,针对任何有利的目标。

它是工具也是武器,就像砖头,能用来盖房也能用来打得别人头破血流。本博客就不介绍社交工程学在恋爱方面的用途了,而是专注于其最具毁灭性的利用,因为,我们的强大对手正在利用这一工具作为武器,以期随时能击倒我们。我们保护自己的方法将需要建立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就好像,如果你想防止被骇客摧毁,那就需要让自己像一个专业骇客那样去思考

我们不想用“网络安全”这样的词了,这个词已经被当权者污染并借此来实施有利于他们的一切歪招,目的是随时打击我们。我们需要自己的*安全*,以破败他们的阴谋暗算,反攻回去。

人性弱点通常是网络防御战略中最薄弱的环节,即使你采取了我们推荐的所有基于技术本身的安全措施、对任何网络威胁保持警惕,你也很可能没有意识到,在社交媒体上一点点放松警惕的小疏忽都有可能带来不可想像的危险,不仅会暴露你自己,还会将你的家人、朋友和公司,全部暴露给攻击者。

就如我们在上一篇文章中所演示的那样,一场看似普通的旅行,其结果很可能是致命的。攻击者不会仅仅玩键盘侠,在网上跟踪你的一切,他们的实际目标是现实生活中的你 — — 通过你糟糕的毫无防备社交媒体设置和表达,攻击者可以构建完美的操纵和迫害模型。请注意:他们不只有谋求钱财美色的流氓,还有那些一直在千方百计寻求你的弱点以便可以把你扔进监狱的政权。你需要知道该如何防御这些潜在的威胁。

如何才能发现自己被操纵了?

专业的操纵“艺术”要求其步骤如此小、如此微妙,几乎不可见。话虽如此,但成功的操作确实有一些“关键”的东西在里面,这些恰恰有助于我们确定它何时会发生,比如下面这样:

  • 攻击者可能会看起来非常迷人和友好。他们可能与您非常相似,就像您久违的老朋友那样,你会感觉到一种相见恨晚的快感……还记得我们在“劝导术”系列中介绍的关于骗子的特点吗?嗯,就是那样。但是要知道,并不是说一些看起来很讨厌的家伙、无厘头的挑衅者就不会是有目的的社交工程师,尤其是在网上,这要根据情况具体分析。但警惕那些以大众情人般的姿势接近你的家伙是的确必要的。
  • 攻击过程中他们会试图孤立目标对象。他们需要确保你不会和其他人一起讨论他们灌输给你的谎言。实现这一目标的一种有效方法就是:让攻击者在你身上构建一种<我们对他们>的心态。例如,让你相信你为之工作的公司是邪恶的,或者你的同事和朋友都是为了陷害你才存在于你身边的。这样,由于恐惧你就更有可能把这些谎言保密起来,也就不会得到旁观者清的揭穿了。
  • 小心,任何让您感到情绪激动或恐慌的电子邮件或电话 — — 这是一种经典的攻击技术。通过让你感到焦虑、恐慌、愤怒等等,攻击者可以操纵你冲动地行动,而不会在逻辑上思考。这和你的智商没关系,而是人性弱点,无法控制刺激性情绪。你越是匆忙或担心,你就越有可能犯错!民粹主义政客的宣传大喇叭利用的也是民众这种心理弱点。

延伸阅读:《为什么说“我也是”这句话有些时候是非常危险的,关于“虚假帮派骗术”》

我们将在下一篇独立的文章中详细介绍关于套话的技术,展示对人性弱点的充分利用。肯定有你想不到的东西。还是要说“感谢”社交网络,正是它,激发了几乎所有现实中潜在的人性弱点,你将能看到,这个时代的人是何等的容易被操纵。

面对可能的社交工程攻击,你需要在一片虚构中对事实做出清晰的排序

防御社交工程攻击要记住的第一件事就是,攻击者希望你随口说出或透露出一些东西。以钓鱼邮件为例,通常这将包含他们需要您点击的恶意链接或附件。因此,您收到的任何要求您点击链接或附件的*未经请求*的电子邮件都应该暂停一下,专注于考虑其真实性。

这在理论层面是伟大的; 然而,大多数网络钓鱼攻击都是以创造情感反应、而不是逻辑反应的方式,制作的。如果我能让你产生情绪化反应(愤怒、焦虑或兴奋),我就可以阻止你从逻辑层面上思考,并让你做出冲动的举动。它们还会呈现一种紧迫感,“中午时分提供将结束”或“下午3点前支付有效过期不候”……这是为了让你自发地而不是通过逻辑地做出反应。如果您收到的电子邮件或社交媒体消息让你产生了强烈的情绪,请立即停顿一下,先喝杯咖啡上个厕所,然后再回来。我保证你将以不同的方式看到它!

延伸阅读:《互联网上的人为什么如此容易被骗?》(请忽略假新闻的概念,这篇文章中呈现的互联网人的关键弱点,可以被利用来做任何事)

最常见的社交媒体错误操作是什么?

我从人们那里听到的一个常见论点是,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在社交媒体上的公开张贴会成为什么威胁,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隐瞒的”。哦不,出于多种原因,这是极其错误的想法。要知道,你可能还没有遭遇恶性攻击,那不过是因为幸运到了离谱的程度 — — 每次都赶上狼吃饱了,而且,你无法确保自己一直如此幸运下去:

  • 首先,仅仅因为你没有可隐藏的丑闻或秘密并不意味着你对攻击者来说不值钱。我们与特定人员分享帖子和图片,这是我们的选择。如果不是我们想要的话,我们就不希望与每个人分享。于是你的分享、点赞等操作就是你的人格呈现,即便你一句评论都没有,我也能从中看出你的可被利用的弱点。这绝不是什么创意性玩意,扎克伯格一直以来很大程度上就是利用了你的分享点赞记录,赚了大钱
  • 其次,如果您的帐户没有锁定或设置为私密,您不可能知道是谁正在查看您的帖子,为什么他们正在看,以及他们将如何处理这些看到的信息;
  • 常见的误解是,攻击者正在寻找一些肮脏的丑闻,以便索取你的贿赂。这确实发生过,但很少见。下面让我提供一种相比下很简单的、可以使用公开信息发起攻击的方式,请体验一下它的危险性。

想象一下,我是攻击者。我找到了一个潜在的目标,叫 Rebecca,她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她的 Facebook 设置为私人的,所以我们看不到她的任何帖子。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她有 900 多个朋友。这意味着,总的来说,她可能会接受她根本不认识的人作为“朋友”的添加申请。所以我将她添加为朋友将很容易获得接受。在大多数情况下,隐私设置基本形同虚设,作为“朋友”,我可以看到一切。在 Rebecca 的时间线上我很快就找到了一个目标帖子:

“今晚在曼彻斯特的美食汉堡厨房与女孩们一起聚会。这是我最喜欢的餐厅 — 我是一个忠诚的老顾客,我应该得到免费的饮料和优惠!“

看起来很无辜是吧?嗯。仅此一条,我就可以使用它在第二天向目标人发送恶意钓鱼邮件:

“亲爱的 Rebecca,感谢你昨晚光顾美食汉堡厨房。我们希望你和你的朋友在这个晚上过得非常愉快。由于您是如此忠实的客户,我们决定为您提供 50% 的下午餐优惠。请点击下面的链接拿到您的优惠券!“

评测一下,你觉得 Rebecca 点击该链接的机会是多少?很高,我可以保证。我们使用她的 Facebook 帖子中的特定信息使我们的陈述看起来非常合理。Rebecca 没有被发现任何脏兮兮的丑闻,这只是关于一个晚上和闺蜜聚会的帖子,就足以让她受到攻击。

这可不是全部,只是一点点,一点点。你经常能看到,一个家庭出门旅行回来就发现被盗了,你的孩子贴了一张自拍照就被暗网的儿童色情罪犯用作了广告,当然,就如我们先前在 #OSINT 揭露腐败的技术中所呈现的那样,富家子弟和政客的亲属也能因此栽得头破血流。

呈现一个操纵案例

请不要小看了自己,也许您真的觉得自己没有利用价值而放松警惕,事实上,您的价值不是您自己能掌握的,而是操纵者在掌握,您永远不可能知道对另一个人来说,你这个人意味着什么。它甚至有可能不是直接价值,而是一个很巧妙的跳板。

来,讲个故事。

我们的主人公是 Jessica,一个年轻的毕业生,刚刚在一家大型公司找到了她的第一份工作。该公司在网络安全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并拥有一支技术娴熟的安全护盾团队。

Jessica 在社交媒体上花了很多时间。她在所有主要平台上都拥有不少朋友和粉丝。她贴出的照片是她的家人、宠物、生活方式和旅行。当然没什么特别的,就像你知道的那些人一样。看起来很平庸吗?不,绝不是。

有一天,另一个叫 Nina 的女孩在 Facebook 上向她发送了一个朋友请求。Jessica 接受了,两个女孩开始交谈。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们形成了牢固的友谊。他们相处得很好,Nina 喜欢与 Jessica 几乎完全相同的东西,事实上,她们的交流反映了彼此对几乎所有事物的看法。

Nina 对 Jessica 的工作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她说她渴望做类似的工作。 Jessica 热衷于分享关于她的工作和她正在进行的项目的各种细节。Nina 总是会去点赞。

有一天,Nina 问 Jessica 是否可以帮她一个忙。她告诉 Jessica,她接受了 Jessica 工作的那家公司的面试邀请,还没有应约。她让 Jessica 不要告诉任何人,因为她们是好朋友她应该保密。女孩子的小秘密,你知道的,充满了甜蜜的味道。因此, Jessica 同意保密,并且非常高兴能与她的新朋友在同一家公司工作。

Nina 说她也很兴奋,但“有一个问题。我非常渴望得到这份工作,你知道我一直在努力赚钱。我虽然是个弱者。我知道其他一些有本事的女孩,她们比我知道的东西要多得多。“

此时两个姑娘的关系已经很融洽了,不顾一切地想要看到朋友的 Jessica 说:“我会帮助你的!告诉我,你需要什么帮助,我们可以排练关于面试和工作的一切“。

Nina 回答说:“我已经做了一些研究,我想你肯定有一些客户对吧,对有些客户你很快就会展开工作。我没时间对它们进行全面研究了,你能不能给我一份客户名单和你正在使用的推销想法?这样我就可以根据目标量身定制我的想法了,他们就会爱我的!“

Jessica 同意帮助她的朋友。Nina 说她不想被取消入职的资格,所以 Jessica 应该让她的一位同事打印出这些信息,这样就无法追溯到她了。Nina 还告诉 Jessica 把打印件放在她的包里,然后在家进行扫描,再发送电子邮件给 Nina。Jessica 做到了这一点。对她来说这太容易了,还能帮朋友,何乐不为。她们很快就能成为同事了啊,对一个新入职的员工来说,在微妙的办公室政治风浪中是多么需要一个亲密伙伴呢。

那天之后,Jessica 再也没有从 Nina 那里听到任何事。这个“Nina”彻底消失了。我们发现“Nina”是假的。事实上,“她”来自受到攻击的公司的竞争对手。他们基本上把 Jessica 变成了恶意的内幕突破口,而完全没有被意识到!

⚠️ 请重点关注上面故事中被突出编辑的黑体字,那是关键的细节。

我知道,这个故事也许会让你感觉不舒服。我们都想要朋友,尤其是在这个超个人主义的冷漠时代里,孤独是我们共有的伤疤。但是,鉴于这些文章的主题,我们有义务告诉你这类状况的存在,尤其是当你是一个组织的负责人,或者一家公司的领导,你应该知道如何在防止人性弱点的层面上培训你的下属,以免他们因为善良而令你和你的事业陷入困境

我们尤其希望提醒民间组织和独立团队的负责人,你需要吸纳那些真的在乎和理解安全防御知识的盟友,如果你不希望自己的团队从内部被摧毁的话;即便你只是一个独立的个人,你想做一些有价值的事,也需要特别注意!请与熟悉安全知识的人交往,否则,他们有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就把你带入了危机境地。反过来,如果你只是想交往有能力的朋友,同样需要提升自己的能力,让自己在现实中变得更加可靠可信。

每个人都应该练习的安全规则有哪些?简要介绍 — —

  • 永远不要在社交媒体应用上启用位置服务,不要在任何地方发送你的坐标,包括私密聊天中;
  • 尽可能让你的所有社交媒体帐户都设置为私有。如果你希望拥有更多的公共帐户,请务必仔细审核内容!不要拿出任何个人的东西,你要在互联网上谈论自己!
  • 隐藏你在 Facebook 上拥有的朋友的数量和姓名。这将使攻击变得更加困难;
  • 如果你希望公开分享帖子,应该停下来思考,你是否乐意与全世界以及其中的所有好人和坏人分享这些内容。如果是,那就发布。如果不是,删掉它!

在线保护自己有什么好的经验法则?

我经常模仿社会工程师的策略,以查看公司和个人的弱点在哪里。如果你知道是哪些东西帮到了攻击者,那么你就知道应该如何做出改变。请记住那句流行语:“像骇客一样思考”

以下是一些重要提示:

  1. 隐私设置:检查您的 Facebook 帐户是否已锁定。删除那些您实际上并不认识的人,并隐藏您拥有的朋友数量。检查一些历史帖子上的设置,你会惊讶地发现我能找到多少线索!
  2. 审核自己:在线搜索自己的名字或者常用 ID,看看你能找到什么。如果有任何过于个人的或您没有意识到而存在着的东西,请立刻将其删除。
  3. 帖子:小心你发布的照片​​中可以看到的内容!我最近发现可以通过扫描航空公司登机牌上的条形码,从中获取人们的出生日期;显示您年龄的贺卡和生日照片也可以告诉我您的出生日期;我可能会在一张位置不佳的自拍照上看到您的门牌号码;您的宠物项圈上的电话号码、或您在手机上使用的应用程序。不要只是检查照片是否讨人喜欢,看看镜头中还存在什么东西
  4. 谈论:与朋友和家人分享有关安全的信息。截取网络钓鱼电子邮件的屏幕截图以警告其他人(不要将网络钓鱼电子邮件转发给其他人)。我们必需动员更多的人加入到这场防守战中来,才能让攻击者失去市场。

我们的读者中有不少技术高手,通过回复就可以看出,不论是攻心技术还是数字技术,这让我们感觉很兴奋。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另一些读者过于轻敌的表态。轻敌是一种立场或被称为“士气”,但它绝不是策略。轻敌无法成为武器,正相反会让你陷入因疏忽而导致的弱点毕露。尤其是当你并没有完全娴熟于上述技术时,请切莫放松警惕。◾️

https://medium.com/@iyouport/%E4%BA%BA%E6%80%A7%E5%BC%B1%E7%82%B9%E8%83%BD%E6%91%A7%E6%AF%81%E4%B8%80%E5%88%87%E9%98%B2%E7%81%AB%E5%A2%99-%E7%A4%BE%E4%BA%A4%E5%B7%A5%E7%A8%8B%E6%94%BB%E5%87%BB%E5%AE%9E%E8%B7%B5-%E4%BB%A5%E5%8F%8A%E4%BD%A0%E5%BF%85%E9%A1%BB%E5%9C%A8%E4%B9%8E%E7%9A%84%E9%97%AE%E9%A2%98-1080b745430

一名非传统社会主义者的心路历程

非传统社会主义者?没错,就是我。我是一名社会主义者,但不是一名传统的社会主义者。

很多社会主义者是传统的社会主义者:从家庭中或后来机缘巧合接触到了社会主义思想,通常只接触了某个派别的思想,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等早期社会主义者的作品起步,很多同时崇拜作者,在成为社会主义者之后开始慢慢去除原有的一些思想残余(有些人终生都没能去除)。

这类社会主义者,最典型的一个特征就是虔诚,经常会有意无意的否认作者的不足之处,甚至有些会发展到为自称“社会主义”的国家的暴行洗地。

但我并非如此。我在成为社会主义者之前,是一个进步右派,当时的我以为资本主义是捍卫人权的,而社会主义就是共匪朝鲜之流(当然我这么以为是受到了不少误导所致,具体如何受到误导,我之前在博客上写过,这里就不再重复了),而当时的我已经摆脱了国族主义洗脑,至于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我就从来没有过。

但后来我发现资本主义根本就不捍卫人权,反而为了利润四处践踏人权(主要是《海盗与君主》和《新自由主义简史》的启蒙)。此时我开始怀疑资本主义,同时也开始怀疑资本主义嘴里的“社会主义”到底有多少是真的。但此时我也不想直接去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我更想知道的是,今天的社会主义到底是怎样的,有哪些思想,哪些流派,社会主义的发展历史是怎样的。

此时需要提到一个人:长毛(梁国雄),这是我曾经的香港朋友介绍给我的。但我发现:他一边赞美长毛坚持反共,还在英国殖民时期进过监狱,但一边又不认为长毛适合进入政府,并且嘲笑长毛的福利国家设想。

然后我问他:长毛到底是怎样的思想?他当年为什么会进英国人的监狱?

然后他说:长毛自称托派,至于他当年为什么进英国人的监狱,我也不清楚。

我追问:托派?托派到底是什么意思?

他说:我也不知道,但我不关心这些,长毛反共就足够了。

可我不认为“足够了”,尤其是此时我已经开始怀疑资本主义,我产生了一种直觉:长毛的思想必然是反资本主义的,特别是经济方面,所以才会被我曾经的这个把弗里德曼当偶像的朋友嘲笑。

然后我自己google了一下,结果看到以下资料:梁國雄曾是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同盟成員,信奉不断革命论世界革命托洛茨基主义理論[6]。他常穿著印有阿根廷共产主义革命家切·格瓦拉头像的襯衫,配合一頭披肩長发,成了他的招牌形象,故得到「長毛」這個綽號,英國傳媒稱之“Longhair”[7]

当时我根本就看不懂“不断革命”“世界革命”这些,而长毛曾经参加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同盟”更是令我惊讶。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反共?这只能说明一点:共根本就不是根据马克思的理论行事的。当然,共现在不是不等于以前也不是,没准长毛是另一种“毛左”呢?

要证实或证伪这点,就要搞清楚到底托派是什么。然后我继续查找资料,结果找到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在那里,我找到了很多问题的答案(原来托派和毛派是死对头,原来陈独秀被赶出中共是斯大林派夺了托派的权,原来奥威尔是社会主义者),同时也越来越不相信资本主义。但我认为单独一个网站提供的资料还是太薄弱了(此外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的亲苏态度也令我不放心),我应该多找些外国社会主义者的资料,于是就很自然的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上提供的作者和流派的信息为线索搜寻英文资料,然后搜出了大批左派网站,然后我慢慢的把这些网站上的文章,和宗旨,特别是对中国的态度,都仔细的阅读了一遍。

在阅读的时候,我并不在乎作者属于哪个派别,事实上我很讨厌宗派主义,我只看作者到底是不是反压迫的,是不是支持民主自由人权的。抱着这样的想法,我逐渐独立形成了经济民主设想(一开始我并没有读到经济民主相关的资料),并且据此找到了更多左派网站,其中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一个就是DSA。可以说,当我找了很多网站,然后发现DSA无论是对苏联和中国的评价,还是对社会主义的阐述,都和我自己的思想非常切合,特别是看到他们的经济民主主张时,真的是个惊喜啊。

然后?然后我就正式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了。此时我觉得有必要看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到底是怎样的了,看了之后发现:马克思果然是被冤枉的,共匪的暴行和马克思毫无关联,但马克思基于19世纪的社会背景进行的分析,有不少已经不适用于现代社会了(但资本论是适用的),相比之下恩格斯的理论适用现代社会的还多一些。所以,对我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只是和大卫哈维以及霍华德津恩等人一样的社会主义作者而已,此外我本身就很讨厌崇拜。

现在,我大部分时候都是在关注现代社会主义者的新文章和新理论,只有在研究左派历史的时候才会去翻故纸堆。有人关注作者的派别,有人关注作者的家庭,而我只关注,作者的思想。

 

 

 

历史的先声——论中共夺权之前是如何骗人的

非常非常多的人(无论是反共还是挺共)都以为中共是完全靠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去骗取支持的。但这并不是事实。事实是,中共靠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骗到的不过是极少数的理想主义者(例如王实味),而当时的绝大部分中国人根本就不知道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底是什么,更别提去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著作了。

那么中共是完全靠苏联的武装援助和日本侵略提供的机会吗?也不是,如果没有足够的本土基础,苏联和日本的外因也无法发挥作用。把中共推向天安门,当时的中国人是出了大力的。顺便说一句,除了少数小国之外,绝大部分国家的独裁者夺权都是内因和外因的共同作用导致。

也许你会觉得当时那些支持中共的中国人太白痴。但就当时的情况来说,支持中共并不是一个明显的糟糕选择,一来中共没上台,本性没怎么暴露;二来,当时的中共的宣传也的确相当有欺骗性,特别是和极右的独裁KMT对比,当时的中共从宣传上看简直是民主先锋队啊。

接下来咱们就一起看看当时的中共是如何宣传的吧。哦,在看之前,首先要说明一点:毛贼思想大部分是抄袭自斯大林的,但当时中共的宣传基本不怎么提抄袭自斯大林的那些(一国社会主义,中央计划经济/指令经济,五年计划,农业集体化,发展重工业,人民被党领导,党被领袖领导),事实上抄袭自斯大林的那些是从1953年才开始大肆宣传并执行的。

当时中共宣传的内容之一是毛贼原创的新民主主义,内容是:至于还有所谓“政体”问题,那是指的政权构成的形式问题,指的一定的社会阶级取何种形式去组织那反对敌人保护自己的政权机关。没有适当形式的政权机关,就不能代表国家。中国现在可以采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直到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但必须实行无男女、信仰、财产、教育等差别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才能适合于各革命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适合于表现民意和指挥革命斗争,适合于新民主主义的精神。这种制度即是民主集中制。只有民主集中制的政府,才能充分地发挥一切革命人民的意志,也才能最有力量地去反对革命的敌人。“非少数人所得而私”的精神,必须表现在政府和军队的组成中,如果没有真正的民主制度,就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就叫做政体和国体不相适应。

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这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共和国,这就是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的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我们现在虽有中华民国之名,尚无中华民国之实,循名责实,这就是今天的工作。

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它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

这个共和国将采取某种必要的方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农村的富农经济,也是容许其存在的。这就是“平均地权”的方针。这个方针的正确的口号,就是“耕者有其田”。在这个阶段上,一般地还不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农业,但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所发展起来的各种合作经济,也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

概括一下就是:民主,资本主义,土地私有化。这是社会主义吗?当然不是,实际上“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充满了法西斯“阶级合作”的味道,当年墨索里尼就是鼓吹阶级合作的。顺便说一句,国有和公有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国有是公有的第一步(民主政府所有),而公有的本质是所有和经营都实现完全民主,而中共抄袭自斯大林的独裁“国营经济”,连国有都不是,就是纯粹的党官僚私有。当然,很明显毛贼当年骗人的时候可没承认自己会独裁。

不过毛贼在鼓吹新民主主义的时候,至少还提到了和斯大林与苏联的关系(原文链接中有),但在其他大部分时候,毛贼和中共连苏联都不怎么提,他们吹捧最多的国家是:美国!

这里就要隆重介绍一本书了:《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里面收集的是中共上台之前的宣传文章,以下为部分内容摘录:

1,民主主义是生命的活力:那是在一八六四年。美国的“南北战争”已经继续了三年多。正在战事十分紧张的时候,举行了总统的改选。大家都知道,那次改选的结果是林肯大总统再度当选。林肯在那时是美国人民的民主力量团结的中心,他所领导的战争是为保卫民主制度的一个战争,所以在战时的大选中,他再度受到人民的拥戴。

这相距八十年的前后两次大选交相辉映,其意义,正如罗斯福总统所说的,“是向举世证明民主主义是生命的活力”,而这种伟大的活力是经得起战争的考验的。——《新华日报》1944年11月15日

(实际上南北内战可不是为了保卫民主制度,中共可真是个美国粉。)

2,“中国的缺点就是缺乏民主,应在所有领域贯彻民主”
——1944年6月12日毛泽东答中外记者团:我重复说一句,我们很需要统
一,但是只有建筑在民主基础上的统一,才是真统一。国内如此,新的国际联盟亦
将是如此。只有民主的统一,才能打倒法西斯,才能建设新中国与新世界。我们赞
成大西洋宪章及莫斯科、开罗、德黑兰会议的决议,就是基于这个观点的。我们希
望于国民政府、国民党及各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主要的就是这些。中国共产党所
已做和所要做的,也就是这些。——《解放日报》1944年6月13日

(“只有民主的统一才是真统一”,这在当时说出来,不,即使在现在,也能爆掉大一统教徒五条街啊。)

3,中国要求的只是民主: 中国共产党在今天并不要求一个共产主义的中国,甚至也不要求一个社会主义的中国。中国人民仅仅要求如英、法、美及其他民族的人民享有已久的那种权利。

这就是说,中共要结束中国的封建时代,以及寄生在这种基础上的独裁、
官僚政治。

由于这种要求,使中共代替中国的广大人民说话。但是却遭到反动派猛烈
的反对,正象克伦威尔、华盛顿、罗斯福所遭受的那样。

今天,中国共产党要求停止进攻民主解放区的内战,停止外国人干涉中国
内政;同时要求一个民选的国民大会来解决中国未来的机构。它热切期望这一中国
临时政府,将是一个各党各派组成的政府,并包括共产党在内,以便毫不犹疑、毫
不迟延地实施这些步骤。
……
——《新华日报》1946年5月1日

(中共连社会主义都不要求了,啊,这的确是事实,呵呵。)

4,“ 我们相信着、并且实行着民主”·H·福尔曼·:福尔曼先生认为这些共产党员是优秀的中国人。……这些共产党员并不在“实行共产主义”。他们并不实行集体化。他们倒是在鼓励私人企业、合作主义以及国营事业。他们实行着有效的民主政治,承认非共产党和别的政治集团,并限止每一机构中共产党员不得超过三分之一,以避免不良的控制。他们的最基本的目标是农业改良、教育卫生和工业的进步,这些和俄国的共产主义实在没有相同之处。
……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的最高政治家,曾经这样表示出中国人民的希望:“我
们并不需要、亦不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并不主张集体化,也不反对个人的活动——事实上,我们鼓励竞争和私人企业。在互惠的条件下,我们允许并欢迎外国对我们的地区作工商业的投资……我们相信着,并且实行着民主政治”。他说得很对。
——《新华日报》1945年4月19日

知道为什么当年会有不少外国人偏向中共了吧?当年外国并没有什么毛派,系统性的毛贼神教输出主要是依靠文革进行的,那些偏向中共的外国人大部分并不是社会主义者,恰恰是资本主义者。

5, 论英美的民主精神:美民主政治所重视的平等,正是这一含义,我们从国父孙中山先生的话中可以更清楚了解,如果英美人人在法律之前没有平等,若是与王云五先生所说英国人民的见解相反,假如至今英美仍不准人民有平等的权利,那末怎样能够谈得到民主、怎样能够实现民治呢?说到“自由”也是一样,如果连人民言论、集会、身体的自由都不允许,则民治从何谈起?德国和日本两个法西斯国家的人民缺乏了平等和自由权利,所以永远不能成为民主国家。英国没有成文宪法,但是英国人民有平等有自由,所以虽没有宪法也是民主国家。由此看来,民主政治的主要标志是人民有自由平等的权利。

除掉德日等法西斯国家的反民主的侵略者之外,我们想今天整个世界的人们对英美民主政治这两大精华——人民的平等和自由权利,是不会仇视的,是要赞扬的!这是人类共同的宝贝。若从世界正义人类的地位来说,我们所求的只有希望这些平等自由更加充实些、更加宽广些,应该决没有一个人会把这些精华连根毁损而加以唾弃的。 ——《新华日报》1944年3月30日

(我忍不住想要鼓掌了,这水平比起今天很多民逗强多了。)

6,象征民主自由的日子:今天是美国的独立纪念日,这是一个自由和民主的象征的日子,这是一个由人民的力量在世界上建立第一个共和国的日子。它的光辉不仅照耀着新大陆和旧大陆,而且照耀着几个世纪,直到今天,美国还是民主世界中最年青的向上的国家之一。

人民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人民的解放要求是不能违背的,这两点在美国的独立革命历史中已经得到充分的证明,美国人民也应该永远相信这个真理。就因为这个基本的真理,产生出一个独立自由而民主强大的美国,这国家,直到今天还是民主世界中最年青向上的国家之一。——《新华日报》社论 1945年7月4日

(看看这对美国的吹捧,比起今天的美国粉们如何?程度不落下风,水平却高多了,至少当年的中共没有吹捧基督教。)

7,民 主 颂 ——献给美国的独立纪念日:从年幼的时候起,我们就觉得美国是个特别可亲的国家。我们相信,这该不单因为她没有强占过中国的土地,她也没对中国发动过侵略性的战争;更基本地说,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是发源于从美国国民性中发散出来的民主的风度,博大的心怀。

在中国,每个小学生都知道华盛顿的诚实,每个中学生都知道林肯的公正与怛恻,
杰弗逊的博大与真诚。这些光辉的名字,在我们国土上已经是一切美德的象征。他
们所代表的,也早已经不止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荣誉了。玛克吐温、惠特曼、
爱玛生教育了我们这一代。是他们使年青的东方人知道了人的尊严,自由的宝贵;
也是他们,在我们没有民主传统的精神领域里,筑起了在今天使我们可以有效地抗
拒了法西斯思想的长城。这一切以心传心的精神道德上的寄与,是不能用数字和价
值来计算的。中国人感谢着“美麦”,感谢着“庚款”,感谢抗战以来的一切一切
的寄赠与援助;但是,在这一切之前,之上,美国在民主政治上对落后的中国做了
一个示范的先驱,教育了中国人学习华盛顿、学习林肯,学习杰弗逊,使我们懂得
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需要大胆、公正、诚实。……我们相信,这才是使中美
两大民族不论在战时,在战后,一定能够永远地亲密合作的最基本的成因。——《新华日报》1943年7月4日

(是不是非常难以置信啊?如果我不进行说明,怕是没人会相信这是中共的说辞吧?)

8, 为了人类-史 纲:

为了人类!为了人类!
于是年轻的美国,升起了旗,
吹起了号角,击响了战鼓,
在新的土地上,新的天空下,
结集了世界爱自由的人,
开始实验着新政体,直到今天。
古老的有宿疾的欧洲,
早他六年就说了“自由、平等、博爱”,
年轻的美国却从出世婴儿
那时就实行了“民治、民有、民享”,
她没有高高的巴斯蒂尔要攻打,
她建立了高高的自由女神。
只有一种历史——人类的历史,
人类的结合——不是分离——的历史,
年轻的美国一章又一章的写
乔治·华盛顿写,杰弗逊写,
林肯写,而惠特曼歌唱,
如今是罗斯福在炉旁著述。
我们该如何羡慕年轻的美国,
像一个圆球的民主国家,
能平滑地滚动,富于弹性的蹦跳,
不象多边多角的法西斯统治。
年轻的美国没有对人类失望,
将来人要知道世界本是个圆球。

——《新华日报》1943年7月4日

(这程度怕是多数美国粉也比不上。)

9,言论自由与民主:

雪梨市民所喊出来的两个口号,正是相连一贯的两件事:有民主就有言论
自由,没有言论自由就不是民主。我们拿英国来作例,英国是一个民主国,所以英
国即使在战时,对言论的自由也是尊重不渝:报纸送检是出于自动,而且只限有关
国防的稿件;刊载了有害国防的消息,至多也不过事后由政府提出公诉,没有其他
任何直接干涉言论的行为。——这些事实,是一民主国对言论态度的标本。就拿现
在发生纠纷的澳洲来说,报纸和人民也还有对言论限制作抗争的权利,可见民主和
言论自由,实在是分不开的。我们应当把民主国先进的好例,作为我们实现民主的
榜样。

——《新华日报》1944年4月19日

(如果我没有说明,你能区分这是当年的中共的说辞还是今天的哪个民运的吗?)

限于篇幅,我就不再继续摘录了,想要看的读者可以去这里下载:https://www.bannedbook.org/resources/file/2452

现在知道中共当年是靠怎样的说辞骗取支持了吧?不是靠别的,就是靠今天民运和民逗们依旧在喊的“民主”和“自由”,而不是当了冤大头的马克思主义。而上台之后,政权到手了,再怎么胡作非为都没人能阻止了。

那么,既然中共当年喊的“民主”和“自由”是骗人的,今天的“民主人士”们当然一样有可能也是骗人的(事实上我也完全有可能是骗人的,哈哈),那么有办法进行辨别吗?

答案是,有,但要看情况,而且进行辨别并不容易。我说说我的辨别方法吧:

1,首先看自称的“民主人士”们有没有组成一些组织,如果有,那么就查找该组织相关资料(尽可能找第三方的资料),特别关注组织本身的民主程度如何,如果组织本身并不民主(特别是海外的组织,墙内的组织由于必须要秘密行动实现民主有很多困难,但海外组织理应民主),那么参与组织,特别的在其中担任重要职务的“民主人士”就有问题了,不应当相信。当年的中共就是非常不民主的组织。

2,如果没有参与组织呢?那么就要看该“民主人士”的单独论述。注意,单独论述,转推然后加几句骂共匪的话谁都会,不足为据;特别是那些没什么单独论述,大部分时候都在附和名人的“民主人士”(例如郭粉,姨粉,川粉等各类脑残粉,还有教徒),这种即使不是挂羊头卖狗肉,也根本就没有自己的思想,这类人是没有勇气和意志承担民主赋予他们或她们的责任的。

那么如何从单独论述中判断是否真的支持民主自由呢?首先明确一点:民主是人民决定政府(这里暂不考虑经济民主),而自由是每个人都有权做除了践踏别人人权之外的任何事。所以那些鼓吹素质论的,鼓吹精英专制的,鼓吹基督教带来民主的,都可以滚了,当然有些人不会很明显的鼓吹,这就需要多看看其单独论述然后仔细分辨(这个是需要经验积累的,通常刚翻墙的人因为没有相关经验,很容易上当,我当年就上过几次当)。然后,那些鼓吹大一统的(通常这类人也是KMT粉和汉民族主义者),反共更反分裂的(例如对维吾尔和图伯特独立诉求的敌视,在维吾尔和图伯特问题上变身为CCAV分台),也可以滚了,大一统的本质就是反民主的暴力奴役。

这些明显的坑躲过去之后,接下来就要观察不那么明显的坑了:对平权的态度,例如对性少数群体的态度,对女权主义的态度。很多“民主人士”平时的单独论述中根本不会出现这类话题,结果就是无从判断(你主动去问他们很多时候也不会回答),但特定时刻他们会爆发出来,例如最近的metoo,还有共匪迫害性少数群体的事件爆发时,他们就会露出自己的真面目。对于那些表露出反平权的纳粹,直接滚就是了,他们和共匪是一路货色。

最后,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标准:是否支持新自由主义。要判断这点,要综合观察以下几点:对邓坦克的态度,对“改革开放”的态度,对福利国家的态度,对欧美福利制度的态度,对全世界独立工会和工人运动的态度,对奥地利芝加哥学派的态度。基本上那些动辄米塞斯哈耶克弗里德曼语录挂嘴边的,敌视福利国家的,根本不管工人死活的,一提到左派就“毛左”如何如何的,把外国社会主义者和共匪混为一谈的,认为马克思应该为共匪的国家资本主义暴行负责的,只宣传毛贼暴行不提坦克的“改革开放”造成的种种恶果的,这种资本主义哈巴狗宣传民主自由是假,自己想要当右翼独裁者才是真。
 

维吾尔问题和图伯特问题相关资料推荐

关于维吾尔问题,汉人“民主人士”这边总是飘着一股浓浓的帝国主义臭味,他们其他问题上不相信共匪的说辞,但一碰到维吾尔问题,他们马上就成为CCAV分台,所以,绝大部分汉人”民主人士“关于维吾尔问题的说辞都是不可信的。

而图伯特(西藏)问题情况稍微好一些,因为达赖喇嘛名气很大,但帝国主义汉人“民主人士”很多一边捧达赖喇嘛,一边无耻的篡改图伯特历史,为大一统造势。所以他们关于图伯特现状的说辞可以参考,但相关历史不可信。

同时我也观察到了一点:基本上支持维吾尔人和图伯特人的人权的(大部分不是汉人,或者厌恶汉民族主义(例如我)),同时也支持帮助难民,不歧视非白人,更不会四处当仇穆十字军。而是否真的支持人权,对维吾尔和图伯特问题的态度是一个关键的标准。

接下来我就介绍一些可靠的了解维吾尔和图伯特的资料:

维吾尔问题:

1,伊力夏提:维吾尔人,美国维吾尔协会主席。其在博讯和其他一些网站上发表过不少文章:”维吾尔人不是中国人!“”伊利夏提:“东突厥斯坦”还是“东土耳其斯坦”?“”乌鲁木齐7-5大屠杀7周年游行“”7.5周年祭伊利夏提:现代维吾尔民族名称复兴之简述”“民族压迫中被牺牲的维吾尔儿童/伊利夏提”“中国人和伊斯兰教/伊利夏提”“只有维吾尔人是“恐怖分子”!?/伊利夏提

这些网站上还有更多文章,我就不一一列举了,这些文章是我认为汉人(或者说自认的汉人)特别应该看看的。当然,作者是个虔诚的穆斯林,而我并不赞同其对伊斯兰教的护教态度,不过作者说中国人跪舔基督教是因为被基督教国家打败过,这倒是有几分道理,想象一下如果在美国蹦哒的不是福音派而是瓦哈比主义(两者都是原教旨教派),那么今天余杰王怡曹长青之流就会鼓吹伊斯兰教救中国了,呵呵(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信奉的本就是同一个上帝,安拉只是阿拉伯语对上帝的称呼,基督教的bible同时也是伊斯兰教的经书,只是最高权威是古兰经。而那句经常被仇穆十字军嚷嚷的“安拉胡阿克巴”是阿拉伯文的音译,而这句话的意思是“上帝是伟大的”。纳粹们捧基督教而踩伊斯兰教,逻辑等同于捧狗而踩dog。还有一点,伊斯兰教的禁止吃猪肉的教义是来自旧约的,反倒是基督教一直都不遵守教义。)。

摘录一下关于七五事件的真相(因为很多傻逼汉人总是重复共匪的谎言):“2009年7月5日,在东突厥斯坦首都乌鲁木齐,以各大学学生为主的维吾尔年轻人,在目睹了互联网上疯狂传播的,一大群汉人暴徒手持棍棒袭击在广东韶关打工无辜维吾尔打工者的视频后,组织了一场和平游行;目的是要求自治区政府有所作为,保护在外打工维吾尔年轻人,依法惩处暴徒、打死维吾尔年轻人的凶手;然而,和平游行,在中共殖民政权王乐泉为首一群屠夫的精心安排下,成为了对维吾尔年轻人的一场血腥屠杀!

“热比娅女士在回顾了7.5大屠杀始末之后,以“维吾尔人曾经信任过中共政权、信任过移民汉人;维吾尔人以为可以和汉人在一起和平生活;但7.5对维吾尔人的大屠杀事实证明,特别是7.5之后的汉人移民在中共殖民政权组织下,冲到街头、维吾尔人家里,大规模屠杀任何遇到的维吾尔人;无论其为何人,认识的不认识的,或曾经是邻里、同事,大人、小孩;这一残酷的事实证明,中共政权及其在东突厥斯坦的汉人移民,不仅没有把维吾尔人当成中国的一员,而且对拥有千年文明的维吾尔人极尽侮辱、歧视、排斥,对维吾尔文化、信仰、语言等进行恶意的亵渎、践踏,他们根本就没有把维吾尔人当成人。”

热比娅女士继续慷慨激昂说道:“我们是人,我们是一个创造过千年文明的民族;我们的祖先曾经建立过很多的帝国、建立过独立的国家,为世界文明做出过贡献;作为他们的后代,我们绝不会屈服于任何压迫、屠杀、恐怖威胁。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就是要让全世界听到我们的呼声,要让中国殖民政权听到我们的呐喊!我们要让全世界听到那些在7.5大屠杀中为追求自由、平等而献身维吾尔年轻人的声音,要让中国殖民当局听到我们这些人愤怒的质问,听到我们自由的呼声!””

2,伊力哈木:维吾尔人,曾经的大学教授,现在的良心犯。相关文章:“多数维吾尔人认为政府是汉人利益的表达”“伊力哈木:中国的民族政策不需要反思吗?”“伊力哈木:和平、公开、平等、尊重、善意,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汉人对维吾尔人的压迫资料摘录:2011年,维吾尔在线做过一项调查,该调查由维吾尔学者,维吾尔在线创始人伊力哈木·土赫提组织。根据该调查,67%的维吾尔人认为政府仅仅是汉族人利益的表达,并认为在汉族和维吾尔族之间政府对汉人予以优待。同时,绝大多数汉人支持对维吾尔族的强硬政策。89. 4% 的新疆汉人希望在各个层面保持并强化汉族人的优势地位。82.3%的新疆户籍汉人支持继续保持排他性的权力控制。

调查显示,汉人在新疆政治上享有较多的参政权。各级党政部门几乎都有汉人人担任第一把手。就任高职的汉人远远超过维吾尔人的比例。

对此,伊力哈木·土赫提表示:“维吾尔人作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主体民族存在是一个无法篡改的历史和现实事实,其生存与发展、利益和要求须在自治区和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得到保证和体现,否则,必定有缺陷并遭遇危机。”

此前,针对仅有12名维吾尔族代表入选中共十八大名单,伊力哈木·土赫提表示,“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维吾尔族在中国的政治地位。 维吾尔人在参政、就业、文化等方面都存在一系列不平等问题。比如维吾尔人参政。”伊力哈木进一步表示,“几乎所有文明国家,都有禁止种族歧视的法令。联合国于2011年《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十周年之际召开会议认为,种族隔离是对人类的犯罪。然而,新疆当局的政策,不仅鼓励种族歧视,而是清清楚楚的种族隔离政策。连普通维吾尔人,仅是因民族身份也要被特别检查,住宿、租车、打工、就业等被拒绝或受到冷落。”

统计数据也显示了民族间的不平等。约90%–92%的维吾尔人生活在农村,特别是新疆的南部地区。去年,政府公布的统计数字称,整个新疆年人均 GDP19000元,农村地区的人均年收入为3,800元(560美元),但南疆农民的收入还要低得多。例如,根据政府提供的数据,和田地区农民的平均年收入仅为2,226元,南疆还有不少乡村人均年收入在1500元左右。干旱程度不太严重、可以开垦的土地,条件优越的耕地,以及水源和政府投资兴办的农场,主要是由以汉族人为主的准军事化组织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控制。

汉族人的控制已经超出了能源和大规模农业等领域。比如地方当局在招聘公务员岗位时,绝大多数岗位明确限定招聘汉族。在国有企业经营的各个领域,绝大多数职位招聘汉族似乎早已成为一种“文化”。汉族人甚至还在维吾尔族传统产业上也取而代之,从传统市场到穆斯林食品,比如飞往新疆各地和穆斯林国家航班的清真食品供应权,被汉族企业家霍兰兰经营的新疆佳雨工贸有限公司(Xinjiang Jiayu Industrial & Trading Co.)所垄断,提供46种清真食品。据华尔街日报报道,霍兰兰承认说,公司的300名员工主要都是汉族;公司里也有少数维族员工,如一位做清洁的女性,但所有的高级职位都是汉族人。当然她补充说,所有清真食品公司都要有维族员工,这是一项要求。另外,往返于乌鲁木齐和喀什的飞机虽然有许多乘客是维吾尔人,但机舱内广播使用的却是中文和英文。

3,维吾尔人权项目:维吾尔人权项目(UHRP)是有美国维吾尔人协会(UAA),于2004年在美国民主基金会(NED)拨款支持下设立的。维吾尔人权项目的目的是:促进维吾尔人人权、民主,揭示正发生于东突厥斯坦——中国当局自1955年起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XUAR)的人权践踏行为。2016年,维吾尔人权项目成为一个独立、非盈利(501(C)3)、免税研究机构。

网址:https://chinese.uhrp.org/    推特账号:@UHRP_Chinese

图伯特问题:

1,唯色:图伯特人,作家,其文章大部分发布在个人博客“看不见的西藏”上。 不了解图伯特的历史与现实的人,推荐阅读其博客文章。推特账号:@degewa

2,唐丹鸿:汉人,作家,现居以色列。其文章发布在多个网站上,有个人博客“唐丹鸿博客:轮回中轮回的瞬间”,还有一些文章:“唐丹鸿:西藏自古以来属于中国吗?”“唐丹鸿:西藏问题–帝国三部曲”“唐丹鸿:移民西藏——殖民者脏污的权利”这几篇文章推荐不了解图伯特的人好好阅读一下。推特帐号:@DanHongTang

关于汉帝国主义的资料摘录(我不承认汉人这个共匪强加给我的身份,我是社会主义者,我是人,我是地球人,我不是什么狗屁汉人,共匪强加的汉人身份没经过我的同意):1913 年,民国临时总统袁世凯给十三世达赖喇嘛发去了一份滑稽的“复职”电报:“目前,民国建 立,五族汉、藏、满、蒙、回共和,达赖喇嘛自然应感到和祖国的联系更加紧密。这种情况下, 他先前的错误可以忽略;他的封号‘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从此恢复,希望他支持黄教,帮助 民国。”[5]可是达赖喇嘛并不感到和“祖国”有什么联系,他回复表示,他并未向中国政府请求以 前的封号,他‘要在西藏行使世俗和宗教统治’。十三世达赖喇嘛并公告了“我们是一个依照佛法, 享有和平自由之独立小国”[6]。一年后,民国颁布《中华民国约法》,宣称“中华民国之领土,依 从前帝国所有之疆域”——强调一下“帝国之疆域”。

《清帝逊位诏书》直到今天,还被中国学者用来论证“合法性”:“《清帝逊位诏书》成为帝国主 权转移至民国的重要合法性文献……作为原帝国所辖领土的辽阔的边疆民族地区因此被当然合法 地纳入民国法统之下。”呵呵,帝国、帝国,我有点惊讶天朝学人这么堂皇地使用这个词:“帝 国”——武力征服异域、军事控制、政治干涉、经济掠夺、文化同化、无正当性的集合,唯独没 有最重要的证据:藏回蒙的认受,怎能证明“合法性”呢?

“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的中国人,在二战后世界各地殖民地纷纷独立的时代,怀着帝国主 义殖民主义受害者的悲情,使用“落后”这一典型的殖民主义式理由,赋予自己“先进”与“解放”的 典型殖民主义式身份,占领了图伯特和东土耳其斯坦,华丽转身成为了“中华民族”的共主。新中 国,是一个远超“九州”“华夏”疆域的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图伯特人、东突厥穆斯林、蒙古人、 满洲人通通成了“少数民族”。

“蛮戎狄夷”、“番国”、“藩属”、“族”、“少数民族”,名称的演变,正是帝国的扩张史。而从“藩 属”到“少数民族”,则经历了最血腥的过程。今天,当汉人爱国者们俯察包括“中国西藏”、“中国 新疆”的心爱的版图时,请一并看见,那些数字骇人的被杀死的番邦异族:男人、女人、老人、 幼童……

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特征:异族势力入主,通过军事占领、政治统治、经济掠夺、文化同化、 人格奴役、不平等贸易等,以获取殖民者的利益——当代中国符合所有项。

3,藏人行政中央官方中文网:根據現代民主製中三權分離的原則,藏人行政中央是由最高法院、西藏人民議會以及內閣(噶廈)所組成。藏人行政中央噶廈在噶廈(政府內閣)領導下,有七個部和三個獨立機構所組成。另有還有一些獨立經營但由藏人行政中央領導的團體或機構。上面有详细的图伯特历史与现实介绍。

网址:http://xizang-zhiye.org/    推特账号:@xizangzhiye

相关参考书籍推荐:https://onedrive.live.com/?id=F5B0090663FEEADA%211067&cid=F5B0090663FEEADA

社会主义理论中的民族自决和殖民地革命论可以说是为维吾尔和图伯特人民量身打造的,这两个殖民地的人民有权独立,有权自决!

P2P爆雷,投资人血本无归只因为咎由自取吗?

如今,P2P的雷暴还在持续。一个庞大的中产投资人群体开始浮出水面,在雷暴声中,他们哀鸿遍野。他们惨遭清洗,只是因为他们傻、贪吗?到底是什么,让他们对似乎近在眼前的巨大风险视而不见?

作者 | 林深

“一夜之间,全都爆了。”7月底开始,许多P2P平台的投资人发现到期的资金不能够兑付,甚至有平台直接发布通知,平台暂停服务、老板跑路。P2P爆雷潮席卷而来。成千上万的爆雷潮“难民”焦急地投诉、报案,不少QQ群聚集了大量的“难友”。而在线下,大量投资人顶着烈日与暴雨,涌入到上海、杭州、北京等P2P企业集中分布的城市,希望找回丢失的财产。


几十位“牛板金”投资人在大堂聚集维权 图片来源:网贷天眼

过去几年,年化利率从近10%到20%不等的P2P理财平台吸引了大量的投资人。不少中产阶级将上万甚至上百万的积蓄投入到了P2P平台,另外有一些年轻人不惜从信用卡、网贷、亲朋好友手上套现借款来投资P2P。P2P爆雷之后,一切梦幻都破碎了——有些人的积蓄血本无归,有些人一夜间债务缠身。

就在“难民们”焦急地找寻追回资金的办法时,许多局外人却开始对受害者们加以指责——或嘲讽他们傻,对显而易见的风险视而不见;或斥责他们贪——竟然倾其所有,甚至不惜高举外债进行投资。就连官媒也开始提醒投资者“擦亮眼睛”,“不能抱有侥幸心理‘博傻’”。

如今,P2P的雷暴还在持续。人们感叹,海水退去后,人们才知道谁在裸泳,同时,一个庞大的投资人群体也开始浮出水面,在隆隆的雷声中,他们哀鸿遍野。但这些投资人遭遇的悲剧,真的只是因为他们又傻又贪吗?到底是什么,让他们对似乎近在眼前的巨大风险视而不见?

债权投资,远比股权投资安全

“我工资收入一万左右,对我来说,这些损失也是一笔不小的钱,要好几个月才能挣出来,都是自己辛辛苦苦攒下的积蓄。” 在这场P2P雷暴中,Jack丢了至少3.8万元。对于这一笔损失,他只跟媳妇说了“不影响生活”,但万万不敢告诉她具体的数字。

2011年,P2P刚刚起步。刚毕业于北京某211大学财会专业的Jack从贴吧上敏感地注意到了P2P的广告,开始试水,“投了1w人人贷,那时候年化收益率13.5%,赚到了。”

P2P,即person-to-person(或peer-to-peer)的缩写,是一种将小额资金聚集起来借贷给有资金需求人群的一种民间小额借贷模式,属于互联网金融产品的一种。在中国,最早的P2P网贷平台成立于2006年。到了2012年,中国网贷平台进入爆发期,网贷平台数量扩大到2000余家。这一年,国内含线下放贷的网贷平台全年交易额已超百亿,在那之后的几年里,P2P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投资人。

Jack对P2P显然做足了功课。“首先,p2p模式是从外国引进的网络借贷模式,盈利主要来自于利息差和手续费;其次,和权益类投资不同,我们拿到的是固定收益;然后,我们承担的投资风险主要是财务风险,也就是债务人破产导致的风险。”

充分了解P2P原理的Jack没有冲动地投入过量的资金。“我个人是属于风险厌恶型的。而且我是一名会计师,因为工作的原因,经常要学习相关的知识。我之所以投资P2P,是因为我觉得债权投资风险相对比股权投资风险小的多。”也就是说,将P2P选作自己的投资方式,已经是Jack理性考虑做出的相对保守的选择了。

面对通货膨胀、货币贬值,作为并不富裕的中产,不敢也没有能力投资房地产等“大项目”,又不甘心把钱放在银行里任其贬值,P2P投资似乎是最折中的方法了。而P2P平台正是瞄准了这一群体进行“精准打击”。

稳妥起见,Jack还给自己设置了一整套的保险方案。首先,他在选择P2P时给自己划了三条红线:第一,必须有银行存管;第二,必须有大型企业的推广或入股;第三,投资回报率不能超过15%。另外,为了降低风险,他还采取了“分散投资策略,在不同的平台投资相对较低的金额。”

“我想到了把鸡蛋放到不同的篮子里,但我没有想到的是,所有的篮子都在一个车里,然后车翻了。” 雷暴来临,Jack才意识到再怎么小心,风险都很难避免,“银行存管就是个笑话,平台完全有能力绕开所谓的银行存管;然后这次我遭暴雷的平台基本都是小米推广的,小米却甩锅不管;至于第三条,面对这种连环雷暴,也是根本无效。”

“过去我相信,向P2P贷款的小微企业就算信用度再低,也是企业,企业有资金周转,就会有收入,本金损失都可以接受。”但这场雷暴改变了他的想法,“这行业并不正规,相关的法律框架并没有建立完善,所以最大的风险,是道德风险,而非投资风险。”

Jack无奈地自嘲道:“可能是因为读书读傻了,才低估了道德风险吧。”

但Jack再理性,仍然忽略了关键的一点:由于急功近利的产品营销以及整体经济环境的不景气,P2P模式的财务风险系数被放大了。P2P平台为了在市场竞争中加速扩张,一边向投资人承诺高收益,一边向借款的个人与企业降低借款门槛,这意味着有大量信用度低,从银行拿不到贷款的个体转向P2P民间借贷。而P2P平台则指望着这些人付出高比例的贷款利息,以支付他们对投资人的承诺。然而,在实体经济不景气、P2P信用体系缺乏完善的背景下,P2P平台坏账率居高不下,一些平台甚至拿后来投资者的资金来补足前面投资者的收益。

在国内经营一家互联网金融公司的年轻创业者阿杰表示:“现在的经济环境,没有什么生意能够达到10%以上的盈利,一些P2P却给出了将近20%的收益率,这根本不靠谱。”

“我是比较早的米粉了,我相信它”

白星也是这次雷暴的受害者。2016年,正是P2P平台e租宝非法集资案爆出的那年,P2P还很火爆。当时30岁的白星通过亲戚第一次接触到P2P投资,“最早也是不信的,比较谨慎。我有亲戚在H大金服上班,亲戚说他们自己都在投,没什么问题,我就投了。” 很快,白星就尝到了甜头,“那时候投了大概30万,利息是8%一年,第一次就拿回了本金利息两万多。” 回款次数变多,就慢慢放下了戒心。

从2016年开始到2018年,成交指数(红线)在一定攀升之后开始波动下降,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气指数(蓝线)不断波动上升,直到2018年7月P2P雷暴发生,两大指数骤降。

不得不提的是,白星还是一名资深的“米粉”(小米产品的粉丝),而这一层身份,正是促使他扩大P2P投资的重要因素。“我投的掌悦理财和小米有合作,说是只有拥有小米手机的、并在小米的软件市场里下载才能获得专属福利平台。”

在过去的几年,小米产品的销售和P2P的推广深度捆绑在一起。比如,MIX2S手机刚出来的时候,官方商城要抢购,很难买到,但是如果购买了理财产品就有机会获赠。另外,不少P2P理财平台直接嵌入小米互联网生态链服务中,如小米手机的“小米运动”APP和小米VIP的每日任务,广告中标注了“米粉专享”、“每日福利”等字样,小米用户完成下载、注册等任务后,就能获得奖励。


图片来源:网络

白星对小米的信任,是长期以来培养起来的。“说真的,上网随便搜索都能看到利息10%以上的P2P产品,我都不会相信,但小米推过来的平台我还真就没多想,看他们这么大力宣传还是米粉专享的,肯定没问题。毕竟我是比较老的米粉了,手机刚出的时候我就有购买,现在家里的净化器、扫地机器人还有父母的手机都是小米的。”

出于对小米的信任,白星甚至没有再仔细审查P2P另一端。“掌悦有说是保本保息的,还有三方的担保公司,并且接入了网银存管。风险提示我之前还真没看到,爆雷之后再回去看,才发现背景上写的风险提示,而且在很不起眼的地方,很小。”白星表示,自己曾经用天眼查查过借款的公司,确实有实体,但是更多的信息就需要花钱买权限了,“况且你借出去的标都是被打乱的,不可能每一个公司都去看。”

不过,就算投资人足够仔细看到了那一行小小的“投资有风险”的提示,哪怕他们在“天眼查”之类的地方查到了借款人的公司实体及股权信息,他们仍然难以辨识真正的风险。为了吸纳更多的资金,本应当承担信息中介的P2P平台在承诺高收益的同时,却刻意地掩盖投资的风险。比如,这些平台只会告诉投资人“预期回报”,但不会写清楚“预期回报”是如何计算的,更不用说详细披露底层资产的性质,对于产品违约之后的赔付问题更是少有提及。

曾经,白星一度通过P2P投资实现了财富自由,但如今,小米推荐的P2P遭遇大规模爆雷,白星一下子损失了80万。现在,白星加入了一个小米维权QQ群,群友自主统计,截止到8月2日,小米推荐的P2P平台爆雷率高达76%。

“小米在宣传他们的产品时有没有对公司的背景进行审核?就现在的情况来看,小米现在这么高的暴雷率,说明这些问题平台就是冲着小米庞大的米粉资源去的。” 在白星以及群里的群友们看来,小米应当赔偿他们的部分损失。

借助中产对投资的巨大需求,P2P在过去几年疯狂生长,并在各大互联网渠道疯狂投放广告。2017年,P2P几乎霸屏主流网剧,比如口碑极高的网剧《白夜追凶》里钱站与爱钱进两家P2P平台的创意中插广告;又如《那年花开月正圆》中出现了悟空理财、现金借款、爱钱进三家网贷平台;近日被立案调查的唐小僧的广告就曾出现《琅琊榜2》等多个热播剧中。

风险信息的刻意掩盖,推广宣传的疯狂美化,P2P为自己塑造出了“安全投资”完美的形象,为投资者强行灌下了放心药。但推广者、融资人、生产商的利益紧紧绑定、债权股权暧昧不明、借款人无力偿还债务……这一切,投资人不会知道。

“要不是国家站队,搭个台子说年收益10%,您信吗?”
早在2013年底开始,P2P平台的危机就已经开始显现。随着投资需求不断高涨,不少创业资本开始涌入互金行业,在P2P领域,一个刚刚上线的平台,一天之内吸纳个几十万甚至百万并非难事,一批平台居心不良,在上线的几天甚至半天内,圈了一把投资人的钱就拍拍屁股走人。截至2014年12月,出现提现困难、倒闭、跑路等问题的P2P平台达到338家。更为震撼的案子出现在2016年,一家名为“e租宝”的P2P平台非法集资700多亿元,其庞氏骗局本质被坐实,受害的投资人规模多达90余万。



2014年P2P跑路欺诈部分企业名单。图片来源:网贷之家

但吊诡的是,P2P领域已经爆发的集体性危机仍然没有击垮后来投资人的信心,主流媒体的宣传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就因为国家和媒体的站队所以才那么多人入坑的。要不随便看到路边搭个台子说年收益10%,您相信吗?”白星回忆,两年前他在媒体上看到过大量鼓吹互联网金融的新闻报道,“就是国家之前的拼命推广,让很多人忽略了风险。”

图片来源:央视新闻

实际上,P2P这类互联网金融产品的火爆,与当下的金融政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近年来,在去杠杆的政策引导下,传统金融机构对于贷款审批不断紧缩。在某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做信贷审批的小刘表示,“因为央行提高了银行准备金率(注:银行需要提留一定比例的存款,以保证储户提款,其余的存款才能用于放贷或投资,这部分存款叫银行准备金。中央银行通过调高银行准备金,减少银行贷款,抑制经济过热。)这两年银行在个人信贷、个人抵押贷款还有企业贷款的业务上都在收紧。”在另一家城市银行工作的小妮也表示:“我们银行从去年开始走保守路线,坏账金额太大了,银行不看好市场,不敢放款。”

201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改革完善金融服务体系,支持金融机构扩展普惠金融业务,规范发展地方性中小金融机构,着力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也正是因为如此,民间金融借贷的生意也红火了起来。银行小刘对此也深有体会:“很多民间借贷企业出现了,他们经常通过各种方式试图接近银行工作人员,希望能够接触到那些贷款遭拒的人的信息。我是不敢,但据我所知,我有同事就曾经向外售卖过这类信息。”

金融借贷业务就这样被进一步地去中心化,不断交给了民间市场。而这些P2P的投资人,大多只看到了包装精美的互联网金融产品,看到了主流话语对该行业的普遍看好,却难看到自己投入的一笔笔生活储蓄,其实从一开始,就是消化整个金融系统的债务危机的工具。

当P2P平台不断透支着信用,向投资人们打造着P2P“安全投资”的形象,加之主流舆论的支持,我们可以说,这些投资人对于风险的漠视不是因为傻和贪,而是被不断市场化的金融世界制造出来的。

暴雷之下,中产下沉
雷暴之下,焉有完卵。
在这一波P2P爆雷中,受害者不是资产富足的上流社会,也并非袋中羞涩的社会底层,而是那些“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中产。P2P平台正是看准了的“新中产”,更准确地说,是这群人的家底。


图片来源:谷雨

白星说,他损失的80万本来是要在成都买房付首付的,“这下子计划全泡汤了”。受雷暴影响的还有他的家人,“就昨天,我姐姐投的60万也爆了。这些我都没敢跟父母说,他们年纪大了,怕他们担心。” 白星因为这笔损失,压力很大:“如果有什么维权活动,我会去的。”

Jack说,“3w多损失追肯定是要追的,但是我并不打算去闹事,也不会参加集会活动。我能做的就是报警,工商投诉,信访办留言,然后等事情告一段落,联合起诉小米。我不会做任何违法或涉嫌违法的事,因为一旦被抓,前途就完了,不值当的。”这次事情之后,“只会考虑保值,不会再考虑增值了,因为风险完全不可控。以后可能要将90%的资金放在国债上了。”

而把近35万储蓄投入到P2P里的阿紫因为这次雷暴陷入了绝境。“我生活本来就挺糟的,被坑了后跌入谷底了。我家里重男轻女,我父母我弟弟有什么开始都找我要钱,否则就到外面去说我不孝。加上我离了婚,还带着一个孩子,现在经济不好,我三十多了,工资太低,赚不了那么多,经济压力很大,才拿去投资。本来就指望这点存款,未来算有点看头,但现在钱没了,我打算把孩子还给我前夫,我活着也没啥意思了。”

被收割的中产投资人们成千上万,如今正躁动不安:在雷暴之后,我们这些中产,还是中产吗?

https://www.letscorp.net/archives/133365

推文合集10

C:香港的衰落是因为失去了自由市场。 S:香港的经济自由度是世界第一,今年的数据! C:你忘了旁边的中共了?不少公司的总部都撤走了! S:说到这个,你觉得有可能这世界上所有地方都开总部吗?

那些嚷嚷共匪是“黄俄”“汉奸”之类的白痴非常可笑:如果共匪当年就是独立组织,没有苏联的资助,也不叫中共,那么是不是怎么作恶都没问题了?

有些左派(我不确定他们是不是真左派)非常傻逼的地方在于反对“身份政治”,呵呵,滚去读读历史吧,最早推行“身份政治”的就是社会主义者,当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就主张同性恋平权,只是80年代之后新自由主义席卷世界,社会主义力量衰落,进步右派才猴子称大王。

虽然80年代新自由主义发动了大反扑,但再反扑也无法反扑到恢复19世纪的纯粹资本主义的程度,社会主义战斗过的地方,究竟还是留下了果实的。只是这些果实被进步右派无耻的说成资本主义带来的,呵呵。

刚刚翻译的那篇文章中提到很多美国人都不去投票,然后我想到了evil曾经指责香港人的投票率太低,又说美国人比香港人强很多之类的,呵呵。这傻逼在很多问题上的臆想程度不比那些纳粹们低啊。

元首看到他的纳粹徒孙们把他的纳粹党称作“社会主义”,大概会气活过来:老子反了一辈子社会主义,杀了无数社会主义者,竟然被这群不肖子孙称作社会主义?

毛贼在文革时扫除了民间宗教,从而给基督教的传播提供了空间,中国基督徒人数增加,毛贼是第一大功臣。

当年智利的独裁者皮诺切特私有化了一切,唯独铜矿没有私有化,因为一旦私有化了,他连军饷都别想发出来了,就更别想维持独裁了,呵呵。

有傻逼说私有制是人类的自然形态,因为私有制有几千年历史。很好,独裁专制也有几千年历史,你怎么不滚去支持呢?

哈耶克这个傻逼把中央计划经济(更准确的称呼是指令经济)说成是苏联极权独裁的原因,但事实是苏联的指令经济出现在十月革命的十年之后,而中国的指令经济出现在1953年,是共匪独裁夺权的4年之后了,指令经济是极权独裁的结果,这傻逼倒果为因,等于说“城管打人是中国独裁的原因”,呵呵。

当年列宁提出民族自决,是和殖民地革命论搭配的,本身就是针对被压迫被殖民的人民,而不是刘纳粹的狗屁“发明民族”。

C:无法兼顾工作和家庭是自己的问题。 S:那你是怎么解决小孩照顾问题的? C:我请了家佣(香港对保姆的称呼)。 S:你以为所有人都请得起吗?这些保姆自己的小孩怎么办?

在税收方面制造生与不生,有家庭与没家庭的区别,其实还是压迫,目的是强化私有制父权压迫制度。正确的做法是:税收无区别,但提供社会化抚养服务与生育补贴,同时儿童的基本需求完全免费。至于“家庭与事业的冲突”,男女同时强制产假可以缓解,但要根治,只能通过实现经济民主来根治,因为独裁老板为了利润最大化必然会敌视要生育的女性和要照顾儿童的家庭。

举个例子:DSA就有提供儿童照料服务,这样开会和其他活动的时候有儿童的家庭也能放心过来参加,而不是担心儿童无人照料,但私人独裁企业是不可能免费为员工提供的,就算是大公司高管也没这待遇,因为这么做会减少利润。

哈哈,希腊哲学和罗马哲学时期,基督教他爷爷都还没出生呢,基督徒滚回去补习一下世界史在出来秀下限好不好?而且基督教改邪归正个屁了,是后来被世俗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逼得再不放弃鼓吹bible的狗屁就要成为历史的尘埃了,才不得不改口,基督徒还吹上了?

如果没有政治民主,撒切尔和里根早就成为世界级屠夫了。

马克思当然该喊冤,共匪和斯大林抄袭的毛教和马克思的理论狗屁关系都没有;但长毛的作为是符合bible的,bible可是公然鼓吹不信上帝的都得死。

很多白痴以为“五险一金”是福利,别傻了,“五险一金”就是把你的工资强迫拿走一部分而已(企业的部分也是你的工资),不是福利而是抢劫。

在我还只是支持北欧福利国家时,evil就非常反对我的这一想法,说什么“中国人做不到”,然后我是这么回复的:滚去看看ICIJ的离岸资产报告,万亿为单位离岸有钱,铸造福利国家就没钱了?骗鬼啊?我本以为他不清楚这一报告,结果令我吐血的是:他认为离岸是“人性自利的表现,没什么可惊讶可关注的”,呵呵。

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当时的布尔什维克政府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废除沙俄时期压迫女性和性少数的法律,并于1918年正式合法化堕胎。世界上第一个公开的同性恋政府公务员是托洛茨基的下属。所以,还真别说共匪是什么黄俄,共匪比起当初的布尔什维克差远了。布尔什维克多少还做过一些社会主义的事,共匪?共匪离社会主义的距离和纳粹一样遥远。

支持殖民的都是奴才,无论理由是什么。

evil这个白痴曾经和我说西式婚姻制度中父亲和丈夫是保护者,然后我回了一句:农场主也是牲口的保护者。保护者,呸,谁要你保护了?

专偶制婚姻制度本身就是臭男人为了独裁霸占女人发明出来的。

法轮功这群极右奴才不仅反江不反共,给川普洗地,还攻击性少数,这群纳粹要是上台,我不认为他们会比共更好。

同样,学个屁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不同流派,民主社会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生态社会主义,法兰克福学派,费边社会主义,欧洲共产主义,左翼改良主义…….还有左派右派的起源,社会主义的起源与发展,整个世界的左派发展史,共匪的教科书里屁都没有,大部分中国人连有几个国际都不知道。

毛贼坦克周公公都是留学生,这叫泥堆?蒋特勒留学,宋子文哈佛,也没见KMT多好。

说实在的,很多议题即使是用百度搜索,得到的资料都比臆想和偏见要靠谱,但很多白痴在墙外也不肯用google,而是迷信某些推特大V,真是奴性啊。

历史上发生了什么不等于历史只能如此,例如毛贼时代建立了不少工厂,不等于只有毛贼能建厂,独裁公司创造财富,不等于只有独裁公司才能创造财富,而极右垃圾小纳粹们经常把两者等同,呵呵。

武力传教是bible鼓吹的,所以长毛并没有违反教义,基督徒凭什么说不是基督教?

如何判断一个人是否是社会主义者?看他或她的主张是否是反压迫的,是否是符合社会主义的核心:政治民主+经济民主,是否支持民主自由人权。而不是看其自称,或者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崇拜,如果一个人反对平权,那么再怎么自称再怎么崇拜,不过是一个无耻的骗徒。

共匪推动禁止精日言论法律的问题并不在于极右日奴的仇恨言论是否该被禁止,而在于共匪想要借此禁止的并不是精日言论,而是反对它的言论。

唐纳德希特勒削减福利,给富豪减税,导致美国穷人的日子过的越来越差,工资也降低了,这些川粉们是不会说的,呵呵。

bible里明文写着要不信上帝的都去死,要同性恋者去死,要女人当男人的奴隶,你们亲爱的上帝还发大洪水屠杀了99.9%的人,共匪?共匪表示我们真比不上啊。

你亲爱的bible说的是不是真的关我屁事,你们基督徒是按照bible上的狗屁去做的,呵呵,我说错了吗?

不是缺乏信息,而是长期新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联合洗脑的结果,新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那套就是纳粹,只是加了一层粉饰而已。而美国的金钱政治也严重腐蚀了民主,两党一个右一个极右,社会主义被打压,法西斯主义必然大行其道。

前几天翻译了DSA网站上的一篇OP-ED,里面提到:如果教育免费了,但是教育内容还是被资本主义理论所垄断,那么这种教育还是资本主义的。很有道理,免费教育是基本人权,但社会主义者所追求的,是每个人都能自由的选择自己所受的教育内容,而不是被强迫灌输。

要说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哪个阶段更恶心,这很难下结论,因为都很恶心,而实际上,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本质是相同的。

把人扔到精神病院和儿童古拉格都不是共匪原创,当年大英帝国和美国都这么做过,迄今为止美国还有这种恶心的私人军校,呵呵。

你亲爱的基督教祸害世界将近两千年,屠杀异教徒屠杀不信者屠杀同性恋者,从希帕提亚到十字军东征到对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到瓜分非洲殖民亚洲,共匪和你们相比算个屁啊,呵呵。

Debt is slavery.债务就是奴役。

如果你认为政党是不会变化的,一百年前是什么现在就还是什么,那么你是个傻逼。

收买少数人比收买多数人容易得多,这就是代议制民主如何蜕变为金钱独裁的。争论哪个资本主义政党更好还是更坏没有多大意义,因为它们都有金主。

一个民族:中华民族 一个政党:中国共产党 一个领袖:习特勒 “一个民族,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是当年纳粹的口号。

有美国吹说美国人承认历史。呵呵,美国人承认历史也就是最近几十年,贾雷德戴蒙德就说过在他小时候教科书里承认的对印第安人的屠杀数是远小于真实历史的,后来在印第安人不断的抗争下历史书中才有了真实的历史,你们还以为是你们白大爷仁慈?呵呵。

看到新闻自己不去对比查证寻找原始出处就相信了的,特别是关于外国的新闻,相信中文圈流行的狗屁就是傻逼。

发明民族就是要区分你我,而如何区分最有效?鼓吹仇恨。所以刘纳粹上海民族党之流诉诸种族主义也就不奇怪了。

实际上毛贼时代几十年不加工资,“国企”是专制的党官僚私企,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当时的确有那么一批工人贵族,现在成了毛粉的主力之一。

外国的毛派有一点比中国毛派强:直接表明自己是毛派,而不是像中国毛派一样谎称“马克思主义者”。

C:工会没用。 S:工会可以帮助被老板性侵犯的工人维权! C:性侵犯和老板有什么关系? S:那为什么只有老板性侵犯员工,没有员工性侵犯老板?

如果政府做到了no one left behind ,那么教会就会失去大部分成员(通过提供基本需求服务是教会骗人入场的最常用手段),所以教士们总是会攻击福利国家。

“Yuri is our master” “毛主席 is our master” “川普 is our master” “God is our master” “郭文贵 is our master” “刘阿姨 is our master” “中华民族 is our master” 社会主义者:Enough ! There is no master !

将后天表现与先天属性捆绑的都是傻逼,没有例外。

资本主义哈巴狗普遍站着说话不腰疼,以为其他所有人都有他的运气和条件,所以才会认为“穷困是因为穷人自己不努力”这么傻逼的命题成立。

如果民选了一个官员但上台之后人民就无法控制此人言行,那么这和独裁也没什么区别。

对政府来说,纵容就是支持。

“经济自由”不是自由,而是剥削阶级胡作非为。

父权压迫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是相同架构的:都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上,都是一群人剥削压迫另一群人,不肯被剥削压迫的人会被镇压(被迫害的反抗女性和性少数,被迫害的罢工工人),不肯扮演压迫者角色的压迫者会被排挤(不服从性别刻板印象的男性被歧视,有良心的老板做不大),以及都以谎言和暴力维持。而基于性别的刻板印象,是为私有制父权压迫制度洗地用的。社会主流文化必然是为主流制度洗地用的。

S:你看到铅笔纳粹社的那些人没有? C:他们无耻的扭曲了奥地利学派的理论! S:扭曲?有趣,为什么非要找奥地利学派的理论去扭曲?他们怎么不扭曲一下DSA的文章?

有刘纳粹的粉丝指责中国发生的对女同性恋的迫害事件,真是可笑。可笑之处在于,刘纳粹吹捧的基督教本身就是最压迫性少数的,既然当了刘纳粹粉丝,怎么可以做不符合你家上帝刘的指示的事啊?

如果对方讲道理,我就讲道理;如果对方满嘴逻辑谬误外加文革语录(扣帽子),那么我就直接开骂。很不幸的是,资本主义哈巴狗基本都是后一种。

我曾经在FB上看到有白痴台湾人认为台湾犯罪率越来越高,然后主张鞭刑,然后我顺手google了一下,结果是:按照台湾行政院官方统计数据,台湾最近十几年的犯罪率是越来越低的,只是因为互联网的发展和社交媒体的普及,造成了“看到的犯罪新闻越来越多”的错觉。而我观察到这些人同时也是绿营,主张台湾独立。当然他们有权独立,但这事让我开始怀疑,他们是真的思考过然后得出的结论,还是单纯的人云亦云?

基督徒:请给我们捐款! 我:你们不是信上帝吗?怎么不叫上帝给你们打钱呢?

资本主义:我们要竞争。 国族主义:国家和民族之间要竞争。 这就是为什么资本主义和国族主义总是相互勾结。

自由市场教徒们为法西斯主义洗地一点都不奇怪,因为市场和奥斯维辛还是有很大的相同之处的:都是鼓吹丛林哲学的屠宰场,都反平权,都不管人的死活。

指望为法西斯主义洗地的奥地利芝加哥哈巴狗同情底层?你想多了。

至于自由主义,呵呵,哈耶克的徒子徒孙们恨独立工会超过恨极权独裁,他们的上帝哈耶克就支持右翼独裁者毁灭民主。

C:资本主义最符合人性。 S:这么说人性是不可能被改变的?那么种族主义也没错了。 C:种族主义当然是错的,因为人的行为取决于后天文化。 S:你没发现你在自打脸吗?

这就是为什么资本主义总是和种族主义搭配,除了分裂工人阶级和利用种族主义对少数群体进行剥削压迫之外,还有个原因就是,资本主义鼓吹的“普世不变人性”和种族主义逻辑是共通的。

当然,资本主义如果真的“符合人性”,那么也就不需要用谎言和暴力去维持了,事实显然是相反的。

右派:资本主义是最符合人性的,因为人只会自利,只会为了钱行动。 右派:老板们都是大善人,会主动把自己口袋里的钱拿出来给工人,所以让我们给老板减税吧,他们会主动把钱给工人的! 左派: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父权的本质是:男人必须做奴隶主,女人必须做奴隶,男人必须和女人组成核心家庭以进行压迫。

中国的穆斯林鼓吹政教合一的,没有; 中国的基督徒鼓吹政教合一的,大批。 所以,在中国,基督徒比穆斯林更危险。

穆黑从实际效果来看都是共狗,无论是不是真的拿钱了。

奥巴马是个大右派:血腥镇压占领华尔街运动,无人机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屠杀平民(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两国会出现疫苗是美国政府的阴谋的传言),血腥镇压苏族印第安人反抗肮脏的石油管道污染祖地和水源的行动。再结合这厮鼓吹帝国主义“美国梦”,乔姆斯基骂他一点没错,他不冤枉。

对性少数群体和对女性的剥削压迫都起源于私有制父权专偶制核心家庭,而这是右派们最喜欢的家庭形式,呵呵。

S:听说了吗?某公司突然宣布增加工作时间,大批人气得辞职。 C:听说了,有什么问题? S:突然宣布增加工作时间还没问题啊?契约精神呢? C:工人们可以中途提加薪,老板们就能宣布增加工作时间。 S:呵呵,那当初签订个几年合同是拿来放屁的? 老板们可以任意撕毁合同,工人们不能说不,呵呵。

哈耶克支持种族隔离,所以哈耶克的孙子们为南非白人政权洗地一点也不奇怪。

“让市场决定”是无耻的奴才狗屁,我凭什么要让自己被狗屁市场决定,而不是自己决定?市场不过是剥削阶级操纵的屠宰场而已。

经济自由=老板们剥削掠夺奴役压迫发动战争胡作非为无恶不作的自由。

对付那些傻逼逼婚催生的狗奴才臭垃圾,最有效的反驳是:结婚费用你出?生下来你养?站着说话不腰疼真是恶心。

我曾经中过一个陷阱: 我:我反对殖民,殖民就是践踏人权。 evil:哦?那如果你去管一个地方,然后那个地方的人卫生习惯很差,你会怎么做? 我:为什么要管这个? evil:那里的小孩子因此生病死去。 我:那么我会劝说他们改变糟糕的习惯。 evil:他们不听呢? 我:…….那就只有法律强迫了。evil:这就是殖民。 这里的陷阱是,“我去管一个地方”这一前提本身就是有问题的:民主是基本人权,我没权去管那个地方的人民。

推上最恶心的,还是非基督徒莫属,连川粉都动摇不了他们的地位:哦,我是神的子民,你是罪人,你不信上帝会下地狱的,上帝反对同性恋,上帝反对婚前性行为,上帝反对政教分离,上帝要你顺服他…….去死吧,上帝!

侦探小说会给人一种破案容易的错觉,实际上,小说都是先设定好结果再根据结果进行情节设计,而真实社会中证据推导出的可能有很多种,再加上资源限制,所以破案率很低,这是非常正常的,共匪的所谓“命案必破”根本就是脑残要求,直接导致酷刑逼供横行。而犯罪问题的背后都是社会问题,犯罪要么是一种无效的阶级斗争(例如无差别袭击),要么是一种系统性的制度压迫(例如性侵),不去解决社会问题,嚷嚷狗屁乱世用重典,是典型的傻逼奴才。

当唐纳德希特勒把支持他的华人纳粹们扔出美国时,我会为他欢呼的,呵呵。如果他这么做了,那么他终于做了一件正确的事了。

认为奥运会给中国带来自由民主?真是可笑的一厢情愿啊,奥运什么时候和自由民主有关系了?纳粹1936年举办奥运,后来发动二战了,呵呵。

有傻逼资本主义纳粹哈巴狗认为“车臣迫害同性恋者俄国政府没责任”,呵呵,车臣可是你俄国政府管辖的地区,没责任?那新疆的局势共匪也没责任了?

这个世界上不会有明君,只有暴君和会骗人的暴君。

政府控制不是问题,政府不够民主才是问题,就私人独裁来说,由政府独裁和由公司独裁并没什么区别。

我很奇怪那些巨婴奴才为什么会认为某个不受他们控制的势力(赵老爷,美国政府,军队,警察)会主动保护他们,他们有什么必须保护奴才的理由吗?

军队和警察都是剥削阶级的镇压工具。

封闭小区和避税天堂是一个东西,都是不该存在的剥削阶级的庇护所。

“因 為 中 國人即使吃著美式食物 ,也不代表他們接受了 美式思想,更與共產 黨政 權是否有決心促進民主化毫無 關條 ”这句说的太好了!中国的社交网络上的城市中产们所展现出来的是,吃穿喝用美式,追求英式贵族生活和贵族教育,但一旦提到政治经济,和官媒是高度一致的。

我观察到墙内“中产”的普遍想法是:我努力(剥削压迫,当剥削阶级的走狗,当被收买的工人贵族)了就应该骑在别人头上拉屎了,活脱脱的希特勒。要多傻逼才会认为这种希特勒会带来民主?

看到有不少人认为LGBT人群应该清醒程度高一些,这很可笑,LGBT是天生属性,而是否清醒则是后天社会环境决定的,被压迫就清醒?那就不会有精赵和精神老板们存在了。

所谓种群基因就是种族主义,和纳粹当年鼓吹犹太人落后人种是一样的。

那些嚷嚷“中产阶级民主”的傻逼们,应该主动滚去看下那些纳粹中产是如何上窜下跳cosplay希特勒的。

观察了一下墙内社交网络上的“中产阶级”言论,基本上可以确定:这些纳粹不会是民主的朋友,只会是民主的死敌,他们倒时候不主动站在共匪那边支持再来一次六四就算不错了,呵呵。

金钱购买的言论不属于言论自由,例如五毛。

英国的极右纳粹们攻击社会主义书店,这就是保守主义纳粹们的言论自由,呵呵。

没条件的照顾才是照顾,有条件的照顾只是交易。

新自由主义“解决”资本主义所造成的一切问题的方式:这不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是我们自定义的,根本不可能在地球上存在的完美自由市场!

民族是基于想象的骗傻子的虚假共同体,国家是剥削阶级压迫的工具。

人看到暴行:可恶的暴行,可恶的压迫者,阻止他们! 奴才看到暴行:看到没有?要乖乖跪下来当奴隶,支持保护我们的赵老爷,不然后我们也会遭受这些。

我支持台湾原住民独立建国,和这些汉人入侵者的后代混在一起,迟早被完全同化,彻底失去自己。

C: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 S:既然如此,那大英博物馆那些被抢来的文物怎么还没还给原主人? C:放在那里比放在那些落后国家更好。 S:不是说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吗?

台湾民族主义者有一点让我感到非常恶心:台湾的原住民并不是他们汉人,而是南岛民族,汉人是最近几百年才入侵台湾的,并且屠杀原住民,抢占掠夺原住民的土地,而他们在鼓吹民族主义的时候,一边无耻的继续侵占原住民的土地,禁止原住民保留他们的文化传统,另一边则把原住民拿出来装点门面。

话说,美国的政客和商人有什么要中国民主的理由吗?中国民主了,对他们没有任何好处,不能再吃“低人权优势”了,不能再和太子党们勾结了,不能再享受监狱奴工的廉价血汗产品了,不能再把洋垃圾丢到中国了,中国维持极权独裁才是对美国剥削阶级最有利的。

那些天天幻想美国救世主的民逗没资格叫民运,民主是争取来的,不是幻想来的。

资本主义恶化的不平等和工作机会的减少重新唤起了社会主义的批判。右翼民族主义的核心任务是转移和毁灭这些批判。因此,民族主义的背后是富人金主。

纳粹是资本主义竞争逻辑的必然结果,至于所谓的“公平竞争”,从一开始就是骗傻子的狗屁而已,竞争不可能公平。

最近看了下某外国奥派会所的文章,里面把中国称作:凯恩斯怪兽,他们对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共匪拿去救市的那四万亿极为不满,但这是他们傻逼:如果没这四万亿,经济危机会在中国同步爆发,后果多严重不用多说。当然,这四万亿也只是续命而已,无法阻止最终的爆发。

公司这种影响他人的机构理应得到被影响的人许可之后才能设置,特别是对环境造成影响的公司,例如最近的氧化铝厂。化工类工厂对环境的污染是极其严重的,而傻逼资本主义纳粹哈巴狗们竟然鼓吹取消管制,呵呵,这完全是要弄死地球啊。

当年皮诺切特执行了芝加哥哈巴狗们的狗屁,结果导致智利人大规模失业,大批智利人被迫当难民逃到委内瑞拉找工作,而今天委内瑞拉的马杜罗国家资本主义黑帮把委内瑞拉人逼到智利去了。

市场的力量就是有钱人和有权人的力量。

对我影响最大的三本书:1,《海盗与君主》,这本书让我直接开始质疑美国,开启通往社会主义之路;2,《新自由主义简史》,这本书让我知道了资本主义的真面目,并对资本主义的谎言有了免疫力;3,《铸造民主》,这本书让我知道了普世价值是社会主义者铸造的,而不是资本主义哈巴狗。

正义?呵呵,屠杀印第安人正义?奴役黑人正义?侵略菲律宾毁灭菲律宾第一共和国正义?参与狗咬狗的一战正义?把日裔美国人扔进集中营正义?血腥镇压一战老兵正义?麦卡锡白色恐怖正义?发动越战造成至少几十万越南平民死亡,毁灭越南的民主正义?发动伊拉克战争造成上百万伊拉克人民惨死正义?

这和基督教自身无关,只是地缘政治问题:梵蒂冈是和美国政府一伙的,所以支持波兰内部反对苏联傀儡的反对派;而在多米尼加,梵蒂冈就支持美国支持的独裁者特鲁西略。

推上的非汉人不少还是能认清自己的处境的,但汉人普遍一股浓浓的帝国主义臭味,令人做呕。

资本主义鼓吹的狗屁”投资个人“使得父母把后代当成投资工具,无耻的剥削奴役压迫后代,真是恶心。

看到称赞父母的我就恶心,父母生后代,是一己私欲,动物本能,照顾后代更是应尽的责任,难道生了之后就不管了?本能和责任而已,有什么可吹的呢?

把经济发展当成政府责任的都是傻逼,经济发展是人民自己的责任,而政府的责任是捍卫人权。

那些站出来的中国工人比那些天天吹捧素质论的纳粹们强无数倍。

这世界上最无耻的谎言就是“父母爱子女”了,父母如果真的爱子女,就不会把他们绑架到古拉格,不会逼死他们了。在独裁专制的父母眼里,子女只是一个经济资产罢了,呵呵。

所谓的恐怖主义就是个靶子:汉人杀小学生,烧公交车,不是恐怖主义;基督教白纳粹到处制造枪击案,不是恐怖主义;美国帝国主义侵略伊拉克造成上百万伊拉克人民惨死,不是恐怖主义;以色列侵略压迫屠杀巴勒斯坦人民几十年,不是恐怖主义;沙特虐待人权捍卫者,不是恐怖主义;但穆斯林放个屁都是恐怖主义

C:贪婪是人类进步的动力。 S:好奇心与同理心才是人类进步的动力,贪婪只会毁灭人类。

简明五毛辨别攻略:1,连头像都不肯设置的,超过90%是五毛;2,用户名为一连串无意义随机字符的,超过90%是五毛;3,挂中国国旗的,超过90%是五毛;4,其他时候不发言,只为共匪洗地而开口的,超过90%是五毛。 对五毛废话无意义,直接举报拉黑最有效。补充一句:很多五毛是bot形式,特点为同一句话重复N次,有些系列bot用户名有编号,例如谢雪系列。

资本主义从来没像社会主义过,看看全球南方国家就知道,不少拉美非洲亚洲国家还停留在19世纪呢;只是欧美的资本主义被迫接受了社会主义的部分政策和价值观而已。而中国朝鲜古巴从一开始就是国家资本主义,一秒钟都没社会主义过,呵呵。

每次看到那些反难民的混帐纳粹,我都会想起把脱北者扔回朝鲜的共匪。这些傻逼纳粹还无耻的说共匪是社会主义,呵呵,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是捍卫难民人权的,共匪和他们一样都是没利润的事不肯做的资本主义纳粹。

房屋的自然垄断特性并非来自房屋本身,而是来自土地,而土地是地球的,不是任何人创造的,因此任何人都无权霸占土地。

车站和旅游景点等赚陌生人钱的地方,商店很大比例是黑店,因为陌生人不了解情况,容易被坑骗,而事后异地维权困难,成本很高,而这是资本主义无法解决的问题。

资本主义有三个要素:市场,雇佣劳动(工资奴隶制),对生产资料和资本的私人独裁占有(私有制),而奥地利芝加哥纳粹哈巴狗们只敢嚷嚷根本不可能存在于现实中的“完美自由市场”,却完全不敢面对后两者,呵呵。

资本主义就是利润至上的工资奴隶制,除此之外什么都不是,无耻的资本主义纳粹哈巴狗把民主自由人权这些社会主义者铸造的成果说成是“资本主义”,无耻!

这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是和民主冲突的,因为民主是人民主权,不是神主权。

傻逼纳粹哈巴狗们一提资本主义,就嚷嚷欧美,却不敢说同样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刚果,苏丹,乍得,索马里,中非,利比亚,埃塞俄比亚,卢旺达,多哥,喀麦隆,科特迪瓦,肯尼亚,坦桑尼亚,吉布提,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巴拿马,多米尼加,海地,伊朗,沙特,卡塔尔,也门,埃及等南方国家,呵呵还有匈牙利,罗马尼亚,塞尔维亚,黑山,波斯尼亚,俄国,各种斯坦国,资本主义纳粹哈巴狗怎么不吹吹啊?

南非规定黑人和白人小孩不能在一个学校里上课,这样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对黑人、白人实行不同的教育。黑人学校不允许教授黑人学生数学、物理、化学等科学知识,因为“这都是不必要的东西”。 这就是傻逼纳粹们吹捧的南非白人政权,呵呵。想当初evil也攻击黑人南非政权,结果被我打脸打到死。

当某种特定的犯罪可以“通过缴纳罚款惩罚”时,政府说的是这种犯罪对于富人来说是合法的。

这有什么奇怪?在他们看来,只有他们自己和白大爷是人,难民才不是人呢。巴丢草曾经做过调查,结果一半推特傻逼表示他们不肯接受朝鲜难民,朝鲜人民的灾难是中国人一手制造的他们都如此态度,更别说对叙利亚难民了。

健康的社会必然是以满足内部需求为主的,畸形的社会才会靠外部苟活。产生财富的不是市场,而是劳动,自由市场只是无耻的把劳动果实拿到资本家手里而已。

资本主义哈巴狗们总是以为所有人都和他们一样钻到钱眼里去了,事实上很多人工作是因为兴趣,因为自己喜欢,而不是为了钱,例如modder和自由软件开发者。

纳粹屠杀了十多万病人,而资本主义则是为了利润屠杀病人。

C:我投资了就可以独裁。 S:共匪也投资了,所以你为什么反共?

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傅立叶曾经这样描述资本主义:医生希望病人病的越重,病期越长越好;律师希望人人打官司;玻璃商希望天天刮暴风吹破玻璃。没需求也要拼命制造需求,没短缺也要拼命制造短缺,这就是资本主义。

既然无法完全消灭反抗力量,那么最佳策略就是派自己的间谍伪装成反抗者进行错误引导和钓鱼,这就是共谍的由来。举个例子,著名改良派共谍杨恒均,就是负责把不满的人洗脑成改良奴才。告别革命派也是类似的。

Why the 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 Won’t Stop Growing——The inside story of DSA’s dramatic ascent.(为什么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没有停止增长——DSA的戏剧性的成长的内部故事)

写在前面:DSA在内部活动中展示出了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到底是怎样的:民主,平等,思想自由,团结合作,拒绝歧视偏见压迫,尊重其他人的人权,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

Visiting Julia Salazar’s north Brooklyn campaign office one warm July weekend, I’m greeted by a volunteer with a spreadsheet. Like nearly everyone else in the converted coffee shop, she’s a member of the 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 (DSA), and she asks me cheerily if I’m there to canvass. I’m not, but if I were, I would be instructed to make my way to a training session on the sunbathed patio out back that is scattered with half-full bottles of sunscreen. After that—in the span of just a half-hour—I would know everything I need to know about how to help elect a card-carrying socialist to the New York state Senate.

我在一个温暖的七月的周末拜访Julia Salazar在北布鲁克林的竞选办公室时,受到一名拿着电子表格的志愿者的欢迎。 和被改造的咖啡店里的几乎其他所有人一样,她是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DSA)的成员,她高兴地问我是不是来参与讨论的。 我不是,但如果我是的话,我会被介绍前往晒日光浴的露台上进行训练,那里散落着半满的防晒霜。在那之后—在半小时的时间内—我将知道如何帮助选举一位成为政党一员的社会主义者到纽约州参议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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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Salazar makes it to Albany, she will join the ranks of 42 DSA-endorsed candidates who are now or will soon be serving in offices from the Moorhead, Minn., school board to Capitol Hill (that is, if Alexandria Ocasio-Cortez wins the general election as handily as she did her primary in New York’s 14th Congressional District). So far this year, local chapters have endorsed at least 110 candidates.

如果Salazar进入奥尔巴尼,她将加入42名DSA推荐的候选人中,他们现在或即将在明尼苏达州的Moorhead,在从学校董事会到国会山的办公室工作(即,如果Alexandria Ocasio-Cortez在大选中像在在纽约第14届国会区初选中获胜)。今年到目前为止,当地分会已经推荐了至少110名候选人。

DSA may soon have 50,000 members across 200 local groups in all 50 states—up from 6,000 members in 2015. The surge in freshly minted socialists came in three waves: First, those energized by Bernie Sanders’ primary run; second, those brought in by Donald Trump’s election and the Women’s March; and third, those inspired by 27-year-old DSA member Ocasio-Cortez’s primary victory in May over incumbent—and Democratic heavyweight—Joe Crowley.

DSA可能很快将在所有50个州的200个当地团体中拥有50,000名成员—2015年有6,000名成员。新生社会主义者的激增来自三个浪潮:第一,伯尼桑德斯的主要活动的激励; 第二,由唐纳德特朗普当选和女性游行带来的; 第三,受到27岁的DSA成员Ocasio-Cortez在5月份对现任—和民主党重量级选手—Joe Crowley的初步胜利的鼓舞。

So what is DSA, exactly, and what is it doing with this growing army?

所以,到底DSA是什么,以及DSA到底和其正在增长的队伍一起做什么?

DSA’s electoral work has attracted national media attention in the wake of Ocasio-Cortez’s historic win. Yet it’s just one part of a bottom-up approach to politics that sees the ballot box and state power as tools for advancing toward a more radically democratic society. Members—most of them millennials, in small towns and big cities in every corner of the country—are engaged in everything from occupying 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 (ICE) offices to evangelizing about Medicare for All. Many reporters have tried to divine what DSA believes, be that the group’s policy prescriptions or its ideology. DSA, though—to crib from Karl Marx—isn’t looking merely to interpret the world, but to change it, campaign by campaign, door by door. What’s made DSA’s ascendance remarkable is less its analysis of capitalism than its ability to put people angry about capitalism to work.

在Ocasio-Cortez的历史性胜利之后,DSA的选举工作吸引了国家级媒体的关注。然而,这只是自下而上的政治方法的一部分,它将投票箱和政府权力视为推进更加民主的社会的工具。 成员们—其中大多数是千禧一代,在国家各个角落的小镇和的大城市—从事占领移民和海关执法(ICE)办事处到宣传全民医疗保障。许多记者试图猜测DSA所相信的,即该团体的政策处方或其意识形态。 DSA,虽然—引用自卡尔·马克思—不仅仅是为了解释世界,而是为了改变它,一个又一个竞选活动,一扇又一扇门。 DSA崛起的显著之处不在于它对资本主义的分析,而在于让人们对资本主义感到愤怒的能力。

It’s telling that, unlike most socialist groups, DSA was formed out of a merger—not a sectarian split. In 1982, at the dawn of the Reagan era, the Democratic Socialist Organizing Committee (DSOC) and the New America Movement (NAM) combined forces. DSOC had been founded in 1973 by socialist intellectual Michael Harrington and other members of the Socialist Party who had grown disenchanted with political irrelevance. NAM, founded in 1972 by former members of 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 (SDS), was rooted in ’60s counterculture, the New Left and second-wave feminism. (In 1976, members of DSOC and NAM moved to Chicago to found In These Times, and for the next decade the then-newspaper reported diligently on the ins and outs of DSOC, NAM and DSA.)

它告诉我们,与大多数社会主义组织不同,DSA是由合并形成的——而不是派别分裂。1982年,在里根时代初期,民主社会主义组织委员会(DSOC)和新美国运动(NAM)联合起来。 DSOC成立于1973年,由社会主义知识分子Michael Harrington和其他对政治无关感到不满的社会党成员组成。 NAM由民主社会学生(SDS)的前成员于1972年创立,植根于60年代的反文化,新左派和第二波女权主义。(1976年,DSOC和NAM的成员移居芝加哥,创建了“在此时”,并且在接下来的十年中,对DSOC,NAM和DSA的来龙去脉孜孜不倦地报道。)

The 1980s would prove a tough decade for left politics, the 1990s and 2000s even more so. DSA shed members and closed chapters around the country as a few loyalists and a steady trickle of young recruits kept the organization running.

对于左翼政治来说,1980s将是艰难的十年,而1990s和2000s更是如此。 DSA在全国范围内分散成员和关闭分部,作为由少数忠诚者和年轻新人的稳定涓涓细流的架构使该组织继续运作。

Enter Bernie Sanders’ primary campaign and his stalwart identification as a “democratic socialist,” a surprise boon for an organization with those two words in its name. DSA’s commitment to being a pluralistic, “multi-tendency” organization also meant it was open enough to accommodate thousands of newcomers.

进入伯尼桑德斯的主要运动和他作为“民主社会主义者”的坚定认同,对于一个以这两个词为名的组织来说,这是一个惊喜。DSA致力于成为一个多元化的,“多趋势”的组织,这也意味着它足以容纳成千上万的新来者。

Democratic socialism itself has always been a heterodox term, encompassing everyone from ideological Trotskyists to New Deal Democrats. The surge of new, mostly 20-something members include anarchists, Marxist academics and—most numerously—political neophytes excited about Sanders’ message and frustrated with the Democratic establishment.

民主社会主义本身一直是一个非正统的术语,涵盖了从思想上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到新政民主党人的每一个人。新的,大多数为20多岁的成员的激增包括无政府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学者和——最多的——政治新手,他们对桑德斯的信息感到兴奋,并对民主的建设感到沮丧。

DSA isn’t keen to enforce a strict definition of “democratic socialism”—although mainstream media outlets newly hip to DSA are desperately looking for one. On its website, DSA writes:

DSA并不热衷于强加一个对“民主社会主义”的严格定义—尽管主流媒体机构对DSA非常敏感,正在拼命寻找这样一个定义。 DSA在其网站上写道:

At the root of our socialism is a profound commitment to democracy, as means and end. As we are unlikely to see an immediate end to capitalism tomorrow, DSA fights for reforms today that will weaken the power of corporations and increase the power of working people. …

我们的社会主义的根源是对民主的深切承诺,作为手段和目的。由于我们不太可能在明天立即终结资本主义,DSA今天为改革而斗争,这将削弱企业的力量并增加劳动人民的力量。…

Our vision is of a society in which people have a real voice in the choices and relationships that affect the entirety of our lives. We call this vision democratic socialism—a vision of a more free, democratic and humane society.

我们的愿景是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民在影响我们整个生活的选择和关系中拥有真正的声音。 我们将这一愿景称为民主社会主义—一个更自由,更民主和更人道的社会的愿景。

Members I spoke with took this to mean everything from taking public goods like healthcare off the private market (along the lines of Scandinavian social democracies) to worker-ownership of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Central Iowa DSA co-chair Caroline Schoonover was among many to say that democratic socialism means “taking power from the few and giving it to the many.” All saw small-d democracy—people having a say in the decisions that affect them—as central, both in politics and workplaces, and in DSA itself.

我采访过的成员认为,这意味着从私人市场将医疗保健等公共产品转移到(沿着斯堪的纳维亚社会民主国家的方向)工人对生产资料的所有上。 爱荷华州中部DSA联合主席Caroline Schoonover和很多人一样说民主社会主义意味着“从少数人手中夺取权力并将其交给多数人”。所有人都看到小民主—人民对影响他们的决策有发言权—无论是在政治和工作场所,还是在DSA本身,都很关键。


The Socialist Feminists of 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 organize a protest outside of the New York County Republican Office in New York City on July 5, 2017. (Photo by Erik McGregor/Pacific Press/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

美国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女权主义者于2017年7月5日在纽约市纽约共和党办公室外组织抗议。(拍摄者:Erik McGregor / Pacific Press / 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

For this story, I spoke with around two dozen DSA members from chapters around the country. The primary source of their excitement was that DSA chapters seemed to be actively working on something, not just sitting around reading Marx. Like the citizen action group Indivisible, which also exploded after the election, DSA let people shake off a feeling of helplessness about the political climate and roll up their sleeves.

在这个故事中,我与来自全国各地的大约二十几个DSA成员进行了交谈。 他们兴奋的主要原因是DSA的分部似乎正积极致力于某些事情,而不仅仅是坐在那里围着阅读马克思。就像选举后爆发的公民行动组织Indivisible一样,DSA让人们摆脱对政治气候的无助的感觉,然后卷起袖子。

DSA also offers a community. Chapters host regular beach days, parties, fundraisers and social events, like Metro D.C. DSA’s recent “No ICE Cream Social.” If Indivisible was able to connect many alienated, middle-class suburbanites jarred out of their political comfort zone, DSA has provided a home for tens of thousands of downwardly-mobile, debt-ridden millennials grappling with a system that simply isn’t working for them.

DSA还提供了社区。 分部定期举办海滩日,派对,筹款活动和社交活动,如Metro DC DSA最近的“No ICE Cream Social”。如果Indivisible能够将许多相互疏远的,中产阶级的郊区居民与联系起来拉出他们的政治舒适区,DSA为成千上万的向下移动,债务缠身的千禧一代提供了一个家,他们正在和一个根本不适合他们的系统扭打。

Adam Shuck and Arielle Cohen, 32 and 29, joined Pittsburgh DSA in its infancy; Shuck was among the seven people who first met at a bar in 2016 to talk about getting the chapter together. Each was energized by Barack Obama’s 2008 presidential campaign but disillusioned by his presidency. “I thought we were going to see some kind of New Deal,” Shuck says. The frustration led him at first to join the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Organization before the Sanders campaign brought him to DSA. While a student at SUNY Purchase, Cohen grew disillusioned with the sausage-making and compromise that created the Affordable Care Act, and organized with Occupy Wall Street before moving to Pittsburgh and finding her way to DSA. Now, Shuck and Cohen co-chair the Pittsburgh chapter.

Adam Shuck和Arielle Cohen,32岁和29岁,在其初期就加入了匹兹堡DSA; Shuck是2016年第一次在酒吧和我见面的七个人之一,他们谈论将这一分布组合在一起。巴拉克•奥巴马的2008年总统竞选活动激励了他们,但他的总统任期令人失望。 “我以为我们会看到某种新政,”Shuck说。在桑德斯的竞选活动将他带到DSA之前,这种沮丧使他首先加入了ISO。在纽约州立大学当学生期间,Cohen对“平价医疗法案”的和稀泥和妥协感到失望,并在前往匹兹堡之前与占领华尔街合作并找到了通往DSA的道路。现在,Shuck和Cohen共同担任匹兹堡分部的主席。

Pittsburgh DSA held its first general meeting in December 2016 with around 100 people. Now it has a dizzying number of working groups: a health justice committee campaigning for Medicare for All; reading groups tackling Marx and Engels; an anti-imperialism committee lobbying for legislation criticizing Israel’s occupation of Palestine; a socialist feminist working group exposing crisis pregnancy centers; an ecosocialist group fighting the privatization of the city’s water and sewer system; a housing rights group pushing for protections for renters; and a number of inward-facing groups handling tasks like recruitment and communications.

匹兹堡DSA于2016年12月召开了第一次大会,约有100人参加。 现在,它拥有令人眼花缭乱的工作组:健康正义委员会,为全民医疗保障开展活动; 阅读小组拥抱马克思和恩格斯; 一个反帝国主义委员会为了通过批评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的立法而游说; 暴露危机怀孕中心的社会女权主义工作组; 一个与城市供水和下水道系统的私有化作斗争的生态社会主义小组; 一个住房权利组织,推动对租房者的保护; 以及一些面向内部事务的小组处理征募和沟通等任务。

The chapter also brought the newly revived DSA one of its early electoral victories, rattling the local Democratic machine. In December 2017, the group threw its weight behind Summer Lee’s campaign to represent House District 34. In the May primary, with the help of DSA and groups like Our Revolution and the Sierra Club, Lee, 30, a recent law school grad, beat Paul Costa, 57, a 19-year incumbent and member of a dynastic Pittsburgh Democratic family.

这一分部还为新生的DSA带来了早期选举胜利之一,震撼了当地的民主党机器。 2017年12月,该组织支持的Summer Lee的竞选活动代表众议院34区。在5月的初选中,在DSA和我们的革命和塞拉俱乐部等团体的帮助下,Lee,30岁,最近从法学院毕业,击败现年57岁的Paul Costa,他当了19年的主席,也是一位匹兹堡民主党家庭王朝的成员。

Lee had experience working on school board races and on a coordinated campaign to elect Katie McGinty governor and Hillary Clinton president in the 2016 general election, and she was impressed with DSA’s electoral work on Mik Pappas’ judicial campaign. Pappas ran on a platform of ending cash bail and working to end mass incarceration, and won in a landslide, with the help of a dedicated grassroots turnout effort staffed in part by DSA members.

Lee在2016年大选中有过参加学校董事会比赛和协调Katie McGinty的州长竞选活动和希拉里克林顿的总统竞选的经验,她对DSA在Mik Pappas的司法竞选活动中的选举工作印象很深刻。Pappas在一个结束现金保释并努力结束大规模监禁的平台上运行,并且在一次由部分DSA成员专职负责的基层投票工作的帮助下以压倒性优势获胜。

“They were running 20 or more canvassing shifts a week,” says Lee. “I had never seen that type of energy around magistrate elections. I realized that ideologically we aligned.” She joined DSA shortly thereafter and sought them out as her first endorsement.

“他们每周进行20次或更多次的拉票,”Lee说。 “我从未在县长选举中看到过那种能量。 我意识到在意识形态上我们是一致的。“她很快就加入了DSA并将其作为她的第一推荐目标。

It wasn’t easy. DSA’s candidate endorsement process is a microcosm of its baked-in commitment to direct democracy. For every decision, at every level, there’s deliberate space for members to duke things out, combined with a commitment to ultimately supporting the group decision rather than splitting off into rival factions. The very question of whether to engage in the electoral process—and in particular, to work within the Democratic Party—remains fraught, with many members skeptical of investing limited organizational resources into elections rather than base-building.

这并不容易。 DSA的候选人推荐程序是其直接民主的承诺的缩影。对于每一个决策,在每个层面上,都有一个有意识的空间让成员们相互辩论,同时承诺最终支持团队决策,而不是分裂为敌对派系。是否参与选举进程—特别是在民主党内工作—的问题依然没有确定答案,许多成员对将有限的组织资源投入选举而非基础建设持怀疑态度。


Alexandria Ocasio-Cortez is joined by New York gubenatorial candidate Cynthia Nixon at her victory party in the Bronx after upsetting incumbent Democratic Representative Joseph Crowly on June 26, 2018 in New York City. (Photo by Scott Heins/Getty Images)

Alexandria Ocasio-Cortez在2018年6月26日在纽约市战胜了现任民主党众议员Joseph Crowly后,在布朗克斯的胜利派对上加入了纽约州的候选人Cynthia Nixon。 (拍摄者:Scott Heins / Getty Images)

New York City DSA hotly debated whether to endorse Gov. Andrew Cuomo’s challenger from the left, Cynthia Nixon, after she declared herself a democratic socialist. Several dozen DSA members signed a “vote no” statement arguing that universal healthcare and rent control will be won not by electing candidates to office but by “building working-class power that holds [them] accountable,” citing the successful teachers’ strikes in Republican states. In late July, NYC-DSA officially endorsed her after an extended series of debates.

在她宣布自己是一名民主社会主义者之后,纽约市DSA热烈讨论是否支持州长Andrew Cuomo的挑战者左派Cynthia Nixon。 数十名DSA成员签署了一份“投票说不”声明,认为全民医疗保障和租金控制不是通过选举候选人到办公室里来赢得,而是通过“建立让他们自己负责的工人阶级权力”,并引用在共和党州发生的成功的教师罢工。 在7月下旬,经过一系列辩论,NYC-DSA正式决定支持她。

“We have folks who distrust electoral work, and even among those that don’t, there are different ways of thinking of how to approach it,” says DSA National Director Maria Svart, 38, a former SEIU organizer. “Everybody appreciates that electoral success only comes when you have an organized base. Having all these tendencies in conversation means that everybody learns from each other.”

“我们有些不信任选举工作的成员,即使是那些不信任选举工作的人,也有不同的思考如何接近它的方式,”DSA全国总监Maria Svart说,她38岁,是前SEIU组织者。“每个人都认可选举的成功只有在你有一个有组织的基础时才会出现。在谈话中拥有所有这些倾向意味着每个人都在互相学习。“

While the endorsement process varies from chapter to chapter, in some cases—including Lee’s—the first step is filling out a lengthy form with questions from each of the chapter’s working groups. Typically, one is whether the candidate identifies as a socialist. Members weigh that alongside specific policy questions (“Do you support universal rent control? Abolishing the police?”) and a range of other concerns: How much of an impact could the chapter have on the race? How will it build the chapter’s capacity and the movement to challenge the capitalist class?

虽然推荐进程因分部不同而有所不同,但在某些情况下—包括Lee在内—第一步是填写一个冗长的表格,其中包含来自每个分部的工作组的问题。通常,一个是候选人是否是社会主义者。 成员们会根据具体的政策问题(“你支持普遍租金管制吗?废除警察吗?”)以及其他一系列问题来衡量:分部在种族问题上有多大影响? 分部如何拥有能力和发动挑战资产阶级的运动?

Next comes the interview process. After filling out Pittsburgh DSA’s questionnaire, Lee was interviewed by a roomful of members. The group voted to endorse both Lee and Sara Innamorato, a state representative candidate, and the two supported one another’s campaigns.

接下来是面试过程。在填写匹兹堡DSA的调查问卷后,Lee接受了一些成员的面试。该小组投票支持Lee和Sara Innamorato,一位州代表候选人,还有两人支持另一个人的竞选活动。

Ocasio-Cortez, in New York, jumped through even more hoops. Because her congressional district spans the Bronx and Queens DSA chapters, she had five interviews: with the electoral committees and membership of each branch, and then the citywide convention. “We put her through hell,” jokes Michael Kinnucan, a DSA member now co-managing the state Senate campaign of Julia Salazar (whom the organization endorsed alongside Ocasio-Cortez in a parallel process).

纽约的Ocasio-Cortez跳过了更多的环节。因为她的国会区域跨越布朗克斯和皇后区的DSA分部,所以她进行了五次面试:先是选举委员会和每个分会的成员,然后是全市范围的会议。 “我们让她通过地狱,”现任DSA成员Michael Kinnucan开玩笑说,他现在共同管理Julia Salazar的州参议院竞选活动(该组织同时支持Ocasio-Cortez)。

Abdullah Younus, co-chair of NYC-DSA and a member of DSA’s National Electoral Committee, explains that the extensive endorsement process isn’t just a means of vetting candidates, but of building members’ commitment to them. “It makes it a lot easier to have the same folks who write the questions come out and knock for those candidates,” he says. “They’re talking about work they’re invested in.”

NYC-DSA联合主席,DSA全国选举委员会成员Abdullah Younus解释说,大规模的推荐程序不仅是审查候选人的手段,而且是建立成员对他们的承诺。“这让那些写出问题的人出来并为那些候选人敲门更容易,”他说。 “他们谈论的是他们所投资的工作。”

Salazar, 27, estimates that some 800 DSA members live in and around her district, which has translated into hundreds of volunteers spreading the word about her September primary. Even in her short time with the group (she joined in late 2016), she’s seen a change in how fellow leftists relate to electoral politics. “I think part of it is people seeing the term ‘democratic socialist’ normalized in the electoral realm, through Bernie mostly, at least initially, and so seeing it as an actually viable strategy,” she told me between knocking doors.

27岁的Salazar估计约有800名DSA成员住在她所在地区及其周围,这已经转化为数百名志愿者,宣传她9月份的初选。即使在她与该小组一起的短暂时间内(她于2016年底加入),她也看到了左翼同伴与选举政治有关的变化。 “我认为部分原因是人们看到”民主社会主义“这一术语在选举领域正常化,至少在初期通过伯尼,因此将其视为一种切实可行的战略,”她在敲门之间告诉我。

Though she’d worked on legislative campaigns as a staff organizer with Jews for Racial and Economic Justice, Salazar only recently began to consider electoral work. “It’s not something I ever thought about before—not just for myself, but in seeing leadership development in community organizing as a path toward seizing state power,” she says. “That sounds like a jump, right? But ultimately that’s the goal.”

尽管她作为犹太人种族和经济正义的工作组织者参与立法活动,Salazar最近才开始考虑选举工作。“这不是我以前想过的事情—不仅仅是为了我自己,而是将社区组织中的领导力发展视为夺取政权的途径,”她说。 “这听起来像一个跳跃,对吗? 但最终这就是目标。“


New York state senate candidate Julia Salazar (R) knocks doors in Bushwick, N.Y., with a fellow DSA member in July. (Photo by Raul Coto-Batres)

在7月。纽约州参议员候选人Julia Salazar(R)在纽约州布什维克与DSA成员一起敲门。 (拍摄者:Raul Coto-Batres)

Thanks in part to the Sanders campaign and Ocasio-Cortez’s stunning upset, that goal feels more within reach now than it has since the days of the Socialist Party’s Eugene Debs. Big, universal programs like a federal job guarantee or Medicare for All draw overwhelming popular support. And small, local races offer an opportunity for the grassroots to tip the balance.

感谢部分由于桑德斯竞选活动和Ocasio-Cortez引发的惊人不安,这个目标现在比社会主义党的Eugene Debs时代更容易实现。像联邦工作保障或全民医疗保障这样的大型通用计划吸引了压倒性的大众支持。小规模的本地竞赛为基层提供了进行平衡的机会。

Establishment candidates in Democratic-controlled cities effectively depend on low turnout. Their political consultants tend to rely more on advertising and glossy mailers, and less on actually talking to people—particularly people who don’t usually vote. Mobilizing even a few thousand new voters in that context, then, is a fairly straightforward formula for victory. When DSA member Lee Carter won a seat in Virginia’s House of Delegates in November 2017, he beat his Republican opponent by 9 points—a margin of 1,850 votes.

在民主党控制的城市中建立候选人有效的取决于低投票率。他们的政治顾问倾向于更多地依赖广告和有光泽的邮件,而不是真正地与人交谈—特别是那些经常不投票的人。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动员甚至几千名新选民,是一个相当直接的获得胜利的方案。当DSA成员Lee Carter 在2017年11月赢得弗吉尼亚众议院席位时,他以9分的优势击败共和党对手—边缘的1,850张选票。

“Our party structure protects incumbency, and relies on an ignorant electorate,” Summer Lee says, noting how much time her campaign spent educating voters about the election itself. “If everybody were voting, we’d have a completely different system.”

“我们的政党结构保护在位者,并依赖于一个无知的选民,”Summer Lee说,并指出她的竞选活动花了多少时间教育选民关于选举本身的内容。 “如果每个人都投票,我们就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系统。”

Depending on the city, DSA can offer a large, self-organized volunteer base to candidates who navigate its endorsement process. Pittsburgh DSA estimates that its volunteers knocked on some 70,000 doors through the course of Lee’s campaign. Turnout in Lee’s district was 14 percent higher than in others around Allegheny County and 54 percent higher than in the last midterm election.

根据城市的不同,DSA可以为那些在其推荐过程中进行导航的候选人提供一个庞大的,自组织的志愿者基地。匹兹堡DSA估计其志愿者在Lee的竞选期间敲了大约7万个门。 Lee的区域的投票率比阿勒格尼县周围的投票率高出14%,比上一次中期选举高出54%。

Still, it’d be nearly impossible for DSA-endorsed candidates for higher offices to make do with only DSA’s support, and they often work alongside other organizations like Justice Democrats, Our Revolution and the Working Families Party—especially for bigger races.  Justice Democrats and Brand New Congress, for example, convinced Ocasio-Cortez to run and helped staff her campaign, and she gained the backing of Black Lives Matter-Bronx and People for Bernie Sanders, among others. Ocasio-Cortez’s campaign reached 120,000 doors overall.

尽管如此,DSA推荐的争取进入更高级的办公室的候选人几乎不可能只接受DSA的支持,他们经常与正义民主党,我们的革命和工作家庭党等其他组织合作—特别是对于更大的竞赛。 例如,正义民主党和全新的国会,说服Ocasio-Cortez参与并帮助她的竞选活动,然后她获得了黑人的命也是命—Bronx和支持伯尼桑德斯的人民等人的支持。 Ocasio-Cortez的活动总共敲了120,000扇门。

By being an organization that does much more than campaign for candidates, DSA hopes to upend the notoriously transactional, short-term nature of electoral work, enabling its members and elected officials to build relationships with and commitments to their communities that extend beyond election day. DSA is still figuring out how to build independent political organizations to hold the politicians it helps elect accountable. Thus far they’ve relied on their close ties with dyed-in-the-wool DSA members-turned-candidates like Lee Carter. DSA, Carter says, has “been the core of my support since I’ve been in the legislature. I still go to meetings whenever I can, and they help me get in contact with other groups.”

作为一个做为远远超过为候选人组织竞选活动的组织,DSA希望颠覆选举工作中的臭名昭着的短期的交易性性质,使其成员和民选官员能够在选举日之外与社区建立关系并做出承诺。 DSA仍在研究如何建立独立的政治组织来控制那些它帮助选举和负责的政客。到目前为止,他们依靠与染色的DSA成员—像Lee Carter这样的候选人的亲密关系。卡特说,DSA“自从我进入立法机构以来一直是我的支持的核心。我仍然可以随时在我可以的时候去参加会议,他们帮助我与其他组织取得联系。“

DSA member, Hawai’i state representative and now U.S. House candidate Kaniela Ing says he hopes that DSA remains “part of an independent Left, and does not get too caught up in electoral and legislative politics”—and that it holds politicians to account, himself included.

DSA成员,夏威夷州代表和现在的美国众议院候选人Kaniela Ing说,他希望DSA仍然是“独立左派的一部分,并且不会过于陷入选举和立法政治中”—并且它让政治家们负责,包括他自己在内。

“I’m a movement candidate,” Ing says. “Hopefully my role is to help push whatever movements are building over the finish line. Elected officials really like to take too much credit for bills they pass that are really the result of the public waking up and forcing politicians to act.” He says he hopes to have regular check-ins with DSA should he make it to Washington.

“我是一名运动候选人,”Ing说。 “希望我的角色是帮助推动能够达到终点线的任何运动。民选官员真的喜欢将他们通过的法案的功劳太多的归功于他们,但这些法案实际上是公众觉醒并迫使政治家们采取行动的结果。“他说他希望能够定期和DSA一起检查,如果他成功去了华盛顿。

Electoral work also feeds into DSA’s other campaigns. Pittsburgh DSA’s membership swelled in the wake of Lee and Innamorato’s wins. “[Email] list building, data tracking, how to talk to people at the doors—that all helps build the muscle that can also help with canvassing for housing justice,” Shuck says.

选举工作也适用于DSA的其他活动。 在Lee和Innamorato的胜利之后,匹兹堡DSA的成员数膨胀了。“[电子邮件]列表建立,数据跟踪,如何与门口的人交谈—所有这些都有助于建立力量,也可以帮助拉票促进住房正义,”Shuck说。

“When we canvass an area, we’re often knocking a door many times, whether for a candidate, for Medicare for All or for housing justice,” Cohen adds. “At this point, people know us when we come to the door, and they know what DSA is.”

“当我们在一个区域拉票时,我们经常多次敲门,无论是为了候选人,还是全民医疗保障或住房正义,”Cohen补充说。 “在这一点上,当我们走到门口时,人民就会认识我们,他们知道什么是DSA。”

NYC-DSA’s Abdullah Younus sees electoral work as a training ground. He says that canvassers for the New York Health Act, legislation to create a statewide single-payer system, “got skilled on this kind of work by going through the electoral working group.”

NYC-DSA的Abdullah Younus认为选举工作是一个训练场。 他说,“纽约州健康法案”——这是一种建立全州单一付款人制度的立法—的宣传者,“通过选举工作小组熟练掌握了这类工作。”

For all the recent attention to DSA’s upstart electoral success, it’s only one part of the group’s work nationwide. Many chapters don’t engage at all with elections, or are just starting to think about whether they would like to run candidates. Michael I. Esealuka, co-chair of New Orleans DSA, says, “It would be difficult for us as a small chapter to develop the type of accountability mechanisms we need to hold people [we elect] accountable to our socialist vision.”

对于最近对DSA新兴选举成功的关注,这只是该组织在全国范围内的工作的一部分。 许多分部根本不参与选举,或者只是开始思考他们是否想要运作候选人。新奥尔良DSA联合主席Michael I. Esealuka说:“我们作为一个小分部,很难发展出我们所需要的问责机制,让人(我们选举的)对我们的社会主义愿景负责。”

Prior to the victories of Carter, Lee and then Ocasio-Cortez, DSA was perhaps best known for agitating to push Medicare for All into the national spotlight—a campaign adopted by delegates from around the country at DSA’s biennial convention in August 2017 as one of three national political priorities, alongside building electoral power and stronger and more militant unions. Forty-five chapters across 20 states held a weekend of action for Medicare for All in April, tabling at farmers’ markets, hosting public events and, as always, canvassing. On the labor front, DSA chapters in West Virginia, Kentucky and Oklahoma raised money for strike funds to support the militant teacher walkouts this spring, and the national DSA sent an email encouraging members around the country to contribute what they could.

在Carter,Lee和Ocasio-Cortez取得胜利之前,DSA最有名的可能是将全民医疗保障推向国家聚光灯—一个全国各地的代表在2017年8月的DSA双年度大会上采取的作为三个国家政治优先事项之一的运动,以及建立选举权力和更强大和更激进的工会。在20个州的45个分部为4月份的全民医疗保障举行了一个周末行动,向农贸市场提供服务,举办公共活动,并一如既往地进行拉票。在劳工前线,西弗吉尼亚州,肯塔基州和俄克拉荷马州的DSA分会为今年春天的激进教师罢工筹集了罢工资金作为支持,然后全国DSA发送了一封电子邮件,鼓励全国各地的成员尽其所能。

Many individual chapters have their own priorities, reflecting local concerns and political climates. Providence DSA, for example, is campaigning for more democratic control over investor-owned electric utilities. New Orleans DSA has focused on base-building work that includes running clinics to help people deal with medical debt, coordinating with the AFL-CIO in developing young rank-and-file labor leaders, and mending broken brake lights, an excuse used by police in the traffic stops that can be “especially perilous and life-disrupting to undocumented immigrants and PoC [people of color],” as the chapter explains on Facebook.

许多个体分部都有他们自己的优先事项,反映了当地的关注点和政治气候。例如,普罗维登斯DSA正在争取对投资者拥有的电力公司进行更民主的控制。新奥尔良DSA专注于基础建设工作,包括运营诊所以帮助人们处理医疗债务,协调AFL-CIO发展年轻的普通反对派劳工领袖,修补破损的刹车灯,这是警察在交通站点使用的借口,会成为“特别危险和扰乱无证移民和PoC [有色人种]的生活,”分部在Facebook上解释。

Because there are big DSA chapters in cities with expensive housing stock—Los Angeles, Chicago and the Bay Area, for instance—the fight for affordable housing has emerged as a major priority. “Housing justice is probably the biggest issue in Los Angeles; the homelessness crisis is at a tipping point,” says Arielle Sallai, a member of DSA Los Angeles’ steering committee. DSA-LA and other California chapters are canvassing to pass Proposition 10, an initiative on the ballot in November that would loosen a statewide limit on rent control. Similarly, Chicago DSA is supporting a campaign to overturn Illinois’ rent control ban, with the backing of Alderman and DSA member Carlos Ramirez-Rosa.

因为在拥有昂贵住房的城市中有大型DSA分会—例如洛杉矶,芝加哥和湾区—为可负担住房而战斗已成为一个主要优先事项。“住房正义可能是洛杉矶的最大的问题; 无家可归危机正处于临界点,“DSA洛杉矶指导委员会成员Arielle Sallai说道。 DSA-LA和其他加利福尼亚州的分部正在试图通过第10号提案,这是会在11月进行投票的一项举措,将放宽全州范围内对租金控制的限制。同样,在Alderman和DSA成员Carlos Ramirez-Rosa的支持下,芝加哥DSA正在支持推翻伊利诺伊州的租金控制禁令的运动。

On many issues, including housing and homelessness, DSA chapters are well aware that their members often don’t look like the populations most directly affected. Although DSA does not have up-to-date member demographics, it has historically leaned white and male.

在许多问题上,包括住房问题和无家可归问题,DSA分部都清楚地知道,他们的成员往往看起来并不像最直接受影响的人群。 虽然DSA没有最新的成员人口统计数据,但它历来倾向于白人和男性。

Coalition-building is one way to correct for this. “Housing work is a great chance to be part of a radical coalition and talk to as many individuals as possible,” Sallai says. DSA-LA has teamed up with local groups like the LA Tenants Union that have been working for years against gentrification.

联盟建设是纠正这个问题的一种方法。 “住房工作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成为激进联盟的一部分,并与尽可能多的人交谈,”Sallai说。DSA-LA与洛杉矶租户联盟等本地团体合作,这些团体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反对住房高档化。

Esealuka, a black woman, is frank about the fact that New Orleans DSA is a majority white organization in a majority black city. “It’s a problem, obviously, but it’s nothing that can’t be overcome,” she says. “It’s not like we have to write DSA off because it’s majority white and majority male. … Because we have 45,000 members [nationwide], we have so much potential to do good in this country. It’s just a matter of being more intentional about embedding ourselves into things that matter to working-class people.”

Esealuka,一位黑人女性,坦率地说新奥尔良DSA是一个在黑人占多数的城市的白人占多数的组织。 “很明显,这是一个问题,但没有什么是无法克服的,”她说。 “这不是说我们必须将DSA写在耻辱柱上,因为它是白人和男性为主的组织。 ……因为我们在全国拥有45,000名会员,所以我们在这个国家有很大的潜力做得更好。这只是一个关于如何更有意的将我们自己融入对工人阶级至关重要的事情的问题。“

Noting the high proportion of women taking on leadership roles in her chapter, Esealuka suggests that all chapters equip members with the organizing skills to develop the leadership of women and people of color. Internally, many chapters have also created specific spaces, such as the national Afrosocialist Caucus or Socialist Feminist working groups, for DSA members who aren’t white or male to feel welcome and build community.

Esealuka注意到在她所在的分部,女性担任领导职务的比例很高,因此Esealuka建议所有分部都要使成员具备组织技能,以发展女性和有色人种的领导能力。在内部,许多分部还创建了特定的空间,例如国家非裔社会主义核心小组或社会女权主义工作组,帮助不是白人或男性的DSA成员感到受欢迎并建立社区。

Though Sen. Tammy Duckworth (D-Ill.) infamously said after Ocasio-Cortez’s primary win that socialist politics can’t work in the Midwest, they’ve certainly found an audience in the heartland. Iowa, for instance, has the highest number of DSA chapters per capita of any state. Members in chapters outside of big blue coastal cities may talk about socialism a little differently than their counterparts and run different campaigns, but they agree on the basics of what they’re fighting for. Chapters in blue cities like Denver are quick to say they don’t automatically find a warm reception just because they’re talking to Democrats, and chapters in red or purple states note they don’t necessarily face open hostility. For the past two years, Central Iowa DSA has marched in the state fair parade through Des Moines, flanked by Trump floats and those from local businesses. “You get thumbs up about Medicare for All and everybody needing healthcare,” says co-chair Joe Ellerbroek. “You might get a middle finger at an ICE protest every once in a while.”

虽然参议员Tammy Duckworth臭名昭着地说,在Ocasio-Cortez的初步胜利之后,社会主义政治不能在中西部地区发挥作用,但他们会明确的在中心地带找到一个观众。例如,爱荷华州的人均DSA分部数量最多。大蓝色沿海城市之外的分部中的成员可能会谈论与他们的同行略有不同的社会主义,并开展不同的活动,但他们同意他们正在为之奋斗的基本价值观。像丹佛这样的蓝色城市的分布很快就说他们不会因为与民主党人谈话而自动找到热情接待,而红色或紫色州的分部指出他们不一定面临公开的敌意。在过去的两年里,爱荷华州中部DSA在德梅因州的州公平游行中游行,被特朗普花车和当地企业围绕。联合主席Joe Ellerbroek说:“你通过全民医疗保健得到了所有需要医疗保健的人的赞美。” “你可能会偶尔在对ICE的抗议中获得一个中指。”


Eleven-year House of Delegates incumbent Jackson Miller sent out a red-baiting flier about his DSA challenger, Lee Carter, in 2017. Carter won anyway.

当了11年的众议院众议员Jackson Miller于2017年向他的DSA挑战者Lee Carter发送了一个红色诱饵传单。无论如何,卡特赢了。(纳粹们抹黑社会主义的套路都一样,中国的纳粹们也是如此抹黑,无耻的把挂羊头卖狗肉的国家资本主义苏联和中国说成社会主义。)

After decades of socialism being nonexistent in mainstream political debates, however, most people simply are not familiar with the term itself. “I didn’t know I was a democratic socialist when I decided to run, and I didn’t know that this group existed,” says Summer Lee. “I just knew that these policies are policies that we need. When you go to black communities, we really are more inclined to socialism. We don’t always have that language in our communities, but we know that these policies are what’s needed for our communities.”

然而,在主流政治辩论中社会主义几十年都不存在之后,大多数人根本就不熟悉这个术语本身。 “当我决定参选时,我不知道我是一个民主社会主义者,我不知道这个群体的存在,”Summer Lee说。 “我只知道这些政策是我们需要的政策。 当你去黑人社区时,我们真的更倾向于社会主义。我们社区并不总是使用这种语言,但我们知道这些政策是我们社区所需要的。“

Asked how they talk about democratic socialism with voters, all seven DSA-endorsed candidates I interviewed offered some variation on the same answer: “I don’t lead with that.”

当被问及他们如何与选民谈论民主社会主义时,我采访的所有七位经过DSA认可的候选人都提出了有一些不同之处的同一个答案:“我不会领导这一点。”

Ocasio-Cortez says she opts instead to “show people what we’re fighting for. What I talk about is Medicare for All, tuition-free public college and housing as a human right. In my interpretation of what democratic socialism is, it is the fight for a basic level of dignity that our society refuses to violate.”

Ocasio-Cortez说,她选择“向人们展示我们正在为之战斗的东西”。 我所说的是全民医疗保障,没有学费的公立大学和住房作为一项人权。在我对民主社会主义是什么的解释中,这是为了争取我们社会拒绝违背的基本尊严水平的斗争。“

Ing says, “Usually, when I talk about money in politics or the government not representing us, that transcends any left-right values. Most people see the world from bottom versus top: Are you with us, or them?”

Ing说,“通常,当我谈论政治中的金钱(政治献金)或没有代表我们的政府时,它超越了任何左右价值观。 大多数人从底层到顶层看世界:你是和我们在一起,还是他们?“

DSA candidates running for office and DSA members knocking doors, then, articulate socialism as a common sense set of practices and beliefs: swearing off corporate donations, supporting big, universal programs that promise to redistribute society’s resources more equitably, and returning decisions to the hands of the people most directly affected. As DSA makes inroads selling the public on the virtues of democratic socialism and infiltrating the halls of power, it will also figure out what to do once it gets there.

DSA候选人进行竞选公职,DSA成员去敲门,然后,将社会主义阐述为一套常识性的实践和信念:终结企业献金,支持大型的,普遍的计划,这些计划承诺更公平地重新分配社会资源,并将决策权还给那些最受直接影响的人。 随着DSA向公众宣传民主社会主义的美德和渗透进权力的大厅,它也将弄清楚一旦到达那里应该怎么做。

For the moment, DSA members and candidates are making the road to a 21st-century American socialism by walking it—and knocking on a few hundred thousand doors along the way.

目前,DSA的成员和候选人正在走向21世纪的美国社会主义之路,并沿着这条路敲了几十万个门。

http://inthesetimes.com/features/dsa_democratic_socialists_of_america_growth_alexandria-ocasio-cortez-bernie-sanders.html

我們都是拾荒者

每當社會談論街道上正在工作的拾荒者時,總會為拾荒問題感到悲涼和心酸,有這感受是因為我們認為不應該由一班長者去做,在美好退休生活的前設下,我們憧憬年長人士可以有不用工作但活得有意義的晚年,但這只是我們的憧憬,現實情況是社會不容許這美好的想像發生,資本主義製造貧富差距,人心慾做,既得利益者佔有地上大部分資源,在邁向1:99極端貧富懸殊的這段期間,草根階層只有被動地在掌管資源的1%下掙扎求存,過一種沒有目標方向的餘生。再加上年老的,失去了勞動的競爭力,又沒有足夠的資本退休,也沒有年齡友善就業的安排,長者就會感到沒工做等如沒用,社會也會分類為沒有生產力的一群,一種人生被否定的感受會種在老人家心板上,揮之不去。

拾荒的人帶著一份無力感從勞動中找回自己的尊嚴,同時他又無奈地自主建構自我的身份。拾荒是一份工作但在社會卻沒有被定義,也沒有法定或明文的認同,它只是一種虛構的工作想像,並模糊地賦予它一份使命感,我們都是拾荒者,因為同樣地我們的生活都帶著一份無力感,我們的尊嚴和認同被物化,身份和地位被消費,我們的公民身份被蹂躪,苟延殘喘地去尋索自身碎片化的尊嚴,我們的公民身份沒有被認同,也沒有被重視,所以掌權的人就喜愛家長式的當你小孩子去管教,認為我們是不懂事的;就像長者沒有用的,拾荒是他們得閒沒事做走出來執垃圾一樣!我們都在掌權者眼中被看不起,沒有身份,尊嚴也被踐踏,當我們是傻子,成為他們管治中的資產,玩弄政治的籌碼。

我們都是拾荒者,以上的類比和以下的串連也值得我們深思,其實,在社區每人都需要成為拾荒者,這可不是說笑的,我們和政府無情地將廢物回收在零成本下交給了一群拾荒長者,而他們就肩負起每日接近全港兩成,達193公噸的廢紙回收,其實,這193公噸的廢紙是誰製造出來的?是我們….試想想,街道上的商舖拆箱搬貨,每天不知道棄掉多少的紙皮,寫字樓的文書往來與記錄存檔,棄用的不計其數,市民日常生活的起居飲食,消費後所產生的廢紙包裝,193公噸的廢紙就是這樣來的。只是我們的政府或我們的教育沒有從小到大都教我們環保回收要從個人做起,又未有就回收和垃圾的定義加以分開,導致應回收的市民懶理當垃圾,不能回收的更大安旨意掉得就掉,三色回收筒的失敗在於回收分類的概念沒有根深蒂固地在我們的成長中孕育出來。就讓一班拾荒長者當我們的老師吧!我們都需要虛心受教,聽聽在本地整個回收系統中站在最前線的代表 – 拾荒者,他們其實就是一位又一位的公民,也是你也是我,嘗試接觸體驗他們的經驗和工作生態,將當中的得著放在自己生活裡,放在自身的回收意識中。

試想想若從法例中,將其中竟然被定義為垃圾的廢紙,玻璃和塑膠等可回收物抽出來,立法規管為必須回收類型,整個垃圾處理和廢物回收的系統可以有怎樣的改善?市民會因為根本性的規管下,將必須分類的回收物首先需要在自己家中處理,再配合整個垃圾處理的工業鏈運作,像台灣,每個城市的清潔隊對可回收物都有定時定候的收集時間,若市民有法不依就會遭受罰款的處分。雖知道這種懲罰性正義不是最好的處理方法,但有時適當的規管可能對改革的推進是有幫助的。

我們都是拾荒者 – 是一份精神,讓每人都先尊重拾荒者的工作,認同他們,從而在他們身上映照自身對環保回收意識的不足,越認識他們,就會明白不只是有價回收吸引了一群長者嚮往這份工作,而是有可能一份能夠延續人類生存的使命感,在有形無形下驅使大家一同實踐,一同為下一代留下美善的將來。

懇請一群評擊拾荒者的網友和一眾執法高官,撫心自問,若我們每一位都願意由個人開始做好廢物回收,又怎會出現拾荒的現象呢?

https://www.inmediahk.net/node/1058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