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r-Åke Westerlund 社会主义正义党（CWI瑞典）
在媒体和政客眼中，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之间无休止的冲突似乎是北爱尔兰的死结。彼得·哈登（Peter Hadden）的遗着《共同的历史，共同的斗争》（Common History Common Struggle）则解释道，从20世纪70年代起的暴力事件远不是不可避免的，关键是需要工人阶级的共同斗争。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工人的革命斗争开始动摇英国对爱尔兰的统治。伦敦则以帝国主义的办法来应对：分而治之。为了避免爆发革命，英国政府按教派将爱尔兰分成了南北两部分。
在继续属於英国的北爱尔兰，新教保皇派和联合派成立了自治政府。统一党（Unionist Party）通过操纵选区划分和投票资格，在1921-68年间一直执政，并利用国家机器和保皇派武装匪帮攻击天主教群众和整个工人阶级。
反动政党与天主教会一起接管了极其贫穷的南方，不过直到1937年才正式成为独立国家。
英国政府分裂爱尔兰是为了分化新教工人与天主教工人。在1919-1920年间，信奉不同教派的工人曾一同进行总罢工和群众斗争。
1968-69，一切都改变了
《共同的历史，共同的斗争》的主题是1968-69年的事件。彼得·哈登（1950-2010）当时是马克思主义组织「战斗派」的新成员（战斗派是CWI的创建者，社会主义正义党是CWI的瑞典支部）。在他的整个政治生涯中，彼得·哈登在活动和理论上都处於领导地位。他撰写了数本关於北爱尔兰和民族问题的重要着作。
1968年至1969年，北爱尔兰的一切都改变了。数十年的贫困和苦难以及天主教工人所受的歧视引爆了大规模群众运动。当时的关键问题是，工人阶级的团结斗争或者宗派主义，哪个会占上风。
本书其中一章是关於1968年10月5日的关键转折。在北爱尔兰第二大城市德里，住房行动委员会（Housing Action Committee）组织了一场示威活动，并得到当地工党及其青年组织「青年社会主义者」的支持。示威者喊出「工人阶级，团结战斗」，「要阶级战争，不要信仰战争」，「橙（联合派）绿（民族派）保守党统统滚出去」等口号，强调工人阶级必须团结斗争，反对两派的右翼政客。
住房严重短缺和极度恶劣的居住条件是示威的关键原因。示威组织者在一份传单中特别提到了两名贫民窟房东：一名是天主教徒，另一名是新教徒。
政府采取了空前的暴力镇压。警察用警棍丶催泪瓦斯或其他方式袭击这400名抗议者，其中有100人受伤。这一消息很快就通过广播传播开了。
量变引起质变，彼得·哈登写道：「几乎在一夜之间，整整一代人都参与到政治中来了」。「那一个月里，每个人都是政治活动家」，「革命的机会已经出现」。
要想继续前进，就需要一个阶级纲领 来扩大斗争规模丶提高群众的意识并将他们组织起来。德里示威的组织者立即宣布下星期五举行一小时的罢工并在星期六再次举行示威。
然而，工会领导层以及北爱尔兰工党（NILP）和共产党（CP）没能提供这样一个纲领。工会领导人反对政治罢工，而工党和共产党则寻求与天主教自由派和企业家合作。德里居民，包括示威者和受伤者，大部分都是天主教徒。
10月5日的示威指出了前进的方向。有必要开展一场反对贫困的运动，提出关於住房丶最低工资和受教育权的诉求，这样就有可能争取到相信工人运动的新教工人。彼得·哈登的着作让我们看到，贫穷与不幸是多麽普遍。1969年，在以新教徒为主的贝尔法斯特市尚基尔区，95％的住房没有室内厕所，97％没有热水。当时伊恩·佩斯利（Ian Paisley）领导的新教极端组织只得到了非常有限的支持。要想挑战统治着南北爱尔兰的资本主义制度，工人阶级必须团结起来。
领导问题
随着民权运动的发展，多个组织都来争夺运动的领导权，如北爱尔兰民权协会（NICRA）和公民行动委员会（CAC）。这些自封的领导人通常是在阻碍运动；或者采取宗派主义的立场，只提出天主教徒的诉求。例如，民权协会领导人约翰·休姆（John Hume）表示公民权利不是政治问题。
这些年里许多运动和思想你方唱罢我登场。贝尔法斯特的「青年社会主义者联盟」变成了名为「人民民主」的组织。这个行动组织没有明确的成员，它的纲领是半调子社会主义。它没有面向工人运动和工人阶级，而这正是运动的关键。
德里工党提出了最明确的阶级纲领。「谁住在一百年前修建的房子里？谁没有浴室和热水？谁住在拥挤不堪的屋子里？是工人。因此，反对恶劣的居住条件的斗争是工人阶级斗争。」德里工党也提出了社会主义，但它并不完全是一个社会主义革命政党。不过它得到的强大支持证明当时有机会建设团结的社会主义斗争。
德里的第二次示威活动於11月16日举行，不幸的是这次的领导者与10月5日的不同。这一次没有标语和横幅，而且只批评了新教贫民窟房东。
彼得·哈登强调，社会主义者必须参加这样的示威，但要有自己独立的社会主义纲领。那些对现在的领导人抱有幻想的人们终将对他们失去信心，然後会想起社会主义者提出的批评。
社会的政治化导致起初的热情逐渐变成愤恨，但也更加自觉。北爱尔兰警察（皇家阿尔斯特警队，RUC）与天主教青年的冲突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政府无论提出有限的改革或采取镇压都无法阻止这一运动。约翰·休姆等领导人和年轻活动分子之间的距离迅速扩大。
在许多新教徒和天主教徒混居的贝尔法斯特，大部分群众都反对宗派主义。1968-69年许多新教工人和天主教工人一起举行罢工，例如一起对抗一个新的反工会团伙。在一些城市和住宅区，他们还组织了联合抗租行动。
群众情绪转变的另一个例子是中阿尔斯特一名统一党国会议员死後进行的补选。21岁的伯纳黛特·德夫林（Bernadette Devlin）与统一党竞争这个席位。伯纳黛特一开始是「人民民主」的成员，後来转向更左倾的德里工党。她不想被视为「天主教候选人」。「我讨厌反联合主义这个词」。宗派主义「使人们忽视了同时影响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真正问题」。工人阶级需要「团结在非宗派主义的激进政纲之下」。
凭借这一政策，伯纳黛特·德夫林以33,648票赢得了选举，成为200年来最年轻的国会议员。
但尽管有罢工丶抗租行动和中阿尔斯特选举，工会和工党还是完全消极的。同时伦敦的工党政府积极支持贝尔法斯特的联合派政府。
博格赛德之战
下一个转折点出现在1969年8月。联合派动员了15,000人参加德里的年度游行（学徒男孩游行）。天主教家庭，尤其是博格赛德的居民，担心自己会受到阿尔斯特警队丶B特警队和保皇派极端分子的袭击。
先是有一些年轻人投掷石头，然後发生了袭击。人们挺身自卫，成为「博格赛德群众自发起义」，反抗手持警棍丶催泪瓦斯和盾牌的警察。博格赛德防卫委员会控制了一个名为「自由德里」的地区，「负责管理生活的方方面面」。「博格赛德之战」持续了三天。
伦敦政府担心保皇派极端分子会进行大屠杀，进而引发内战，因此於8月14日决定派兵弹压。
一部分左翼和德里的社运人士一开始将此视为胜利，因为他们以为军队将保护天主教徒。但正如彼得·哈登解释的那样，派遣部队是为了「保护英国资产阶级的财产和利润，而不是保护天主教或新教工人的利益」。
博格赛德之战和军队的到来导致了暴动和冲突。但是工人阶级内部仍然有强大的力量通过和平和防卫委员会反对暴力。在贝尔法斯特，「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一个保护所有居民的联合组织封锁了港区。」伊恩·佩斯利(Ian Paisley)企图组织一场群众集会，结果8000名造船厂工人中只有185人参加。
但是反对暴力和阶级斗争的运动并没有协调或联合的民主领导。相反，工会加强了与政府的联盟。
共有15万人加入了反对政权的第一线，其中大部分是年轻人。「这些『解放区』已经成为了革命大学」。大多数人都知道他们在对抗 国家镇压和恶劣的生活条件 ，但是却不清楚在争取什麽。
9周後，政府承诺做出一些有限的让步，然後博格赛德的街垒就被拆除了。民权运动的领导层无法给出斗争前进的方向；工人运动的领导层冷眼旁观，甚至支持政府。在1969 – 1970年冬季，迄今尚未发挥重要作用的爱尔兰共和军（IRA）分裂了。新的临时派爱尔兰共和军批评正统派没有保卫居民区和背离了社会主义。临时派的纲领有半社会主义的要求，但最重要的是，他们强调武装斗争因而显得比较激进。然而两派都受到史太林主义阶段革命论的影响，认为现阶段是跨阶级的民族斗争。他们主张爱尔兰在资本主义下重新统一，因而无法团结工人阶级。
但是劳工运动仍然有机会胜利。在1970年的选举中，工党获得了113,506票。而在1971年3月30日，有3-4万名工人举行罢工反对反工会法律。
宗派主义，还是群众斗争？
但是工会没有就普遍的阶级和社会问题组织任何联合斗争，造成工人组织倒退。资本主义深层危机的社会影响导致暴力升级。以前的群众斗争退潮了，群众变成了宗派冲突的旁观者。联合派成立了武装团体，如数千人的「阿尔斯特防卫军」（UDF），还有「阿尔斯特志愿军」（UVF）。数千家庭被赶出原来生活的地区。爱尔兰共和军的爆炸袭击也增多了。国家暴力也升级了，不仅攻击天主教徒，也攻击新教工人和非宗派的防卫团体。
为了击败爱尔兰共和军，政府建设了拘留营被建立起来，仅四个月就关押了1,500名囚犯。但效果适得其反，爱尔兰共和军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青年认为共和军的行动是「革命」的，而忽视了这个组织局限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纲领。伯纳黛特·德夫林和新成立的社会民主工党（SDLP）也同共和军合作，从而加入了民族主义/宗派主义阵营。
只有以彼得·哈登为首的少数马克思主义者指出，爱尔兰共和军的做法没有前途。个人恐怖主义将导致政府加强镇压，并把新教工人推向联合派那一边。爱尔兰共和军永远无法战胜英国军队，而只会促使英军采取更野蛮的镇压措施。
在1972年1月30日的「血腥星期日」，德里多达2万人参加游行，要求撤除拘留营，结果有13人被英国伞兵枪杀。目击者说士兵们从背後射击逃跑的抗议者，还有一些人是被进距离处决的。有7名死者是青少年。
彼得·哈登描述道，所有爱尔兰人都「惊呆了，愤怒了」。天主教工人们举行了为期三天的总罢工，一些新教工人和学生也参加了这次罢工。
北爱尔兰问题
接着，长达数十年的北爱尔兰问题（The Troubles）开始了。临时派爱尔兰共和军在两个月内杀死了56名士兵。联合派类似於法西斯的武装团体举行了大规模示威。1972年成为最血腥的一年，有467人死亡，其中353人是平民。平均每月发生115次炸弹袭击。
英国政府接管了北爱尔兰，但仍然无法解决这种局面。爱尔兰不可能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统一。英国政府决定维持现状，并为此向北爱尔兰派驻了21,000名士兵。
不过即使在这段时期仍然可以看到阶级团结。宗派主义未能分裂工会，而且也未能破坏任何一场罢工。1974年联合派组织了一次宗派主义罢工，利用准军事组织的威胁中断了生产。但1977年联合派试图发起同样的行动但却失败了。当时工人组织了群众大会反对「罢工」。
在1970年代，工人阶级多次阻止了宗派暴力和内战苗头。好几个工人团体（例如巴士司机和电工）曾因工友遇害而举行罢工。
1975年，天主教和新教群众都更加反对爆炸袭击和杀戮。爱尔兰共和军在英格兰的两家酒吧实施爆炸，导致19人死亡丶182人受伤，令它失去了支持。同时政府利用伪证和酷刑，诬陷17名无辜者实施了爆炸袭击，突显出国家机器的角色。
工会高层被迫采取行动，发起了生存权运动，要安全生活的权利以及工作丶住房和受教育的权利。运动第一天就有2万人签名支持。但是这场运动基本上只是停留於口号，并没有任何真正的动员或斗争。
反映这种情绪的另一个明显例子是「和平人民」运动（Peace People）。它组织了反对宗派暴力的示威，贝尔法斯特有2万人参加，德里有25,000人参加。这个运动的弱点在於，它没有谴责国家暴力，也没有提出紧迫的社会问题。
《共同的历史，共同的斗争》是彼得·哈登去世前撰写的一本杰作。它内容丰富详实，并对非常复杂的爱尔兰民族问题做出了理论和实践结论。
今天的现实印证了这本书的观点，即资本主义和宗派主义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反而加深了问题。自从1990年代和平进程开始以来，北爱尔兰的两极化加剧，有可能爆发比过去更为严重的新冲突。而另一方面工人和青年正在争取团结抗争。在这种情况下，今天的社会主义者必须吸取这本书所介绍的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