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June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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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其实也很脆弱：李森科事件——苏联生物科学史上的重大悲剧

（写在前面：李森科事件是典型的一神教极权造成的悲剧，苏联那些有良知的生物学家们遭受了和阿斯科里维萨里伽利略布鲁诺等人一样的迫害。至于斯大林，当然是斯大林教的教主了，斯大林本身就在东正教教会混过，后来模仿东正教创立了斯大林教，而毛贼在斯大林教的基础上创立了毛教。）

——节录《造就适者–DNA和进化的有力证据》肖恩·卡罗尔 著 杨佳蓉 译 钟杨 校

作者简介：

肖恩·卡罗尔（Sean B.Carroll,1960-）,美国科学院院士，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研究员，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遗传学教授。他是当代的一流生物学家。

【后记】前置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李森科主义在苏维埃科学院被投票否决。至此，李森科丧失了在苏联生物学界的垄断地位。李森科主义没有实现苏联人“面包会有的”的理想，反而使他们的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工程学遭到了不可救药的落伍，苏联失去了两代现代生物学家。

历史的教训在于给人类以教益。科学完全走出政治强权的阴影，完全走出李森科之流的阴影，这在今天仍然是人类的一项艰巨的任务。控制论的创立者诺伯特·维纳的话提供了这一事件的反思：“科学是一种生活方式，它只在人们具有信仰自由的时候才能繁荣起来。基于外界的命令而被迫去遵从的信仰并不是什么信仰，基于这种假信仰而建立起来的社会必然会由于瘫痪而导致灭亡，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科学没有健康生长的基础。” http://www.china.com.cn/chinese/zhuanti/xxsb/580967.htm

 

李森科（Trofim Denisonvich Lysenko,1898-1976）是一个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农夫，却成为最高苏维埃的代表，并且跻身三个学术机构的会员，还担任苏联科学院遗传学研究所的所长。他曾3次被授予斯大林奖，获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呼，还8次获得代表最高荣誉的列宁勋章。李森科掌控苏联的生物、农业和医药等领域，时间超过25年。

他同时也将之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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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森科

 

李森科的故事很长，相关书籍有好几本，内容都是描写他的崛起，他的政治阴谋，他对斯大林“大清洗”行动的贡献，还有，尽管他科学素质低下，却像乌云般长期笼罩苏联生物学界。其中最感动人心的两本记述，出自李森科和当时苏联政治体制之下的受害者梅德韦杰夫（Zhores Medvedev）和索厄费尔（Valery Soyfer），前者的《李森科浮沉录》（The Rise and Fall of T.D.Lysenko），后者的《李森科和苏联科学悲歌》（Lysenko and the Tragedy of Sobiet Science），都是勇者笔下的巨著，作者为了真理作出重大的自我牺牲。

对于这桩重大悲剧，或者科学家们反抗李森科之后所遭遇的苦难，我无法在简短的叙述中作出什么评述。我会把重点放在一些关键的转折点上，显示李森科在当权时期对苏联生物界的毁灭性作用。

20世纪早期，孟德尔学说复兴之后，摩尔根（T.H.Morgan）引领了基因和遗传特性的研究，他用果蝇做实验，在遗传学领域有了前瞻性的重大发现，因而在1933年获得诺贝尔奖。人们终于知道基因是细胞内的特殊成分，也是突变发生之处，这些认知解释了物种的异同。遗传学立刻成为全世界的关键学科，在苏联也不例外。

然后李森科登场了。

李森科原在阿塞拜疆的占贾植物育种站担任助手，被委派了一项简单任务，这成了他暂露头角的工具。他的主任瓦维洛夫（Nikolai Vavilov）是苏联当时著名的生物学家，曾在贝特森门下学习。贝特森是英国科学家，他将孟德尔的学说推广到全世界，并且发明了“遗传学”这个词。瓦维洛夫也曾环游世界，搜集了许多植物标本，享誉国际。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农业专家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快速提高农作物产量。在农业集体化时期（1928-1932年），苏联遭受到农作物歉收和牲口锐减的双重打击。

李森科尝试移植来自更高纬度的植物。他选了豌豆，这些豌豆应该可以撑到冬季，并在春季种植棉花时成了牲口的饲料。他很幸运，第一年冬天不太冷，他的计划相当成功，《真理报》（Pravda）大肆宣传李森科的成果，还把他封为“赤脚教授”，说他“现在拥有追随者、学生、还有块实验农田。农艺领域的杰出人物在冬天造访育种站，站在绿油油的农田前，感激地握着他的手”。这个愚鲁的小农夫见识到了宣传的力量。但是他的实验成功记录未能保持，第二年的冬季豌豆失败了。

他接着把注意力转向“春化处理”：夏季的农作物留下的种子经过低温干燥处理，便可在冬季派上用场。当他父亲在村里的农田种下春化处理过的小麦，他吸引了更多来自《真理报》的目光，随着成功的“实验”而来的，是许多歌功颂德的报道，宣称那是“非比寻常的大发现……来自卓越的实验数据”，以及“伟大的观点，前途不可限量”。索厄费尔将可资利用的证据加以归纳，得知这些收成数据都是假的，并解释为何会有这些报道：

他们马上相信奇迹的力量，认为手中握有无限希望。他们都被点石成金的虚假承诺所引诱，不肯面对现实、努力工作、巩固农业的基础。光明的未来就在前方，整个苏联生活在不切实际的神话与幻想中。普通的劳工大众就能创造出奇迹……这样的观点很符合他们的胃口。

李森科提倡春化作用，被提拔到新设在敖德萨的春化部门，就在那里，他发展出一套解释春化作用的理论。理论的基本原理是：植物的遗传变异是对环境影响的响应。这完全是拉马克学说的概念：生物能将自身得到的能力特征传给下一代。在当时的苏联，这个理论受到

广大回响，因为它引导大家由自然联想到人类，二者都可以塑造成合意的样貌，而且不受历史或遗传限制。

李森科对正在兴起的遗传学的认识仅限于皮毛，论战就此爆发。李森科与其他遗传学家（包括他的前辈瓦维洛夫）之间的冲突，成为苏联生物学接下来20年的写照。

李森科声名远播，农业部官员只听他们想听的。李森科的下属们很快就懂得，只能让他看他想看的结果。在他的方针之下，春化作物尚未经过进一步检验，就开始大量种植，在上一批作物种植失败的案例被写入记录之前，另一批作物又种了下去。李森科发表的种植成功记录多半只是个案或错误的数据，大部分都缺乏严格的实验对照。

李森科的“成功”，给使用遗传方法改良作物的育种人员造成了相当大的困扰，遗传育种缓慢而稳定的上升成果无法满足领导，当局要看到的是迅速上升的数据。

李森科与他的助手用“实践”结果来吸引注意力，在他们和那些做“纯科研”（比如研究果蝇）的科学家之间关系的紧张度节节上升。对正处于压力之下的苏联农业而言，遗传学可能成为绊脚石，况且它好像没啥效果，所以说遗传学是“有问题”的。尤其是，它是西方科学家提出的，形同资本主义的走狗。

李森科平步青云，对遗传学的攻击也随之变本加厉。针对遗传学而提出的“新理论”当中，李森科彻底否认基因，也否定世上有任何会自我复制的物质存在。

李森科的遗传学家之间的对垒更加公开、频繁、激烈，遗传学和恐怖的纳粹法西斯主义甚至被画上等号。与此同时，李森科的农业计划可说是连遭灾难：春化小麦田一片贫瘠，蔬菜供应量下降，一项马铃薯项目完全失败。长久以来食物短缺的情况因此更加恶化，遗传学家得到机会反击，群起讨伐：“如果大学者李森科能稍微顾及现代遗传学，他的工作会轻松许多……他否定遗传学和选择的遗传基础，却又没能发展出任何新的理论。”

1939年，双方进行了一场“公开”讨论，身为李森科昔日道是和支持者的瓦维洛夫毫不留情地批评道：“李森科不只是在和苏联的遗传学家作对，也在和现代生物学作对……他打着先进科技的旗帜，要我们回归19世纪前期的过时思想……我们要维护的是具有创意的理论、精确的实验，还有苏联及世界的现实。”

李森科如是回应：“我不承认孟德尔思想……也不认为孟德尔和摩尔根的遗传学是现代科学。”

1939年在爱丁堡举办的国际遗传学大会，连同身为大会主席的瓦维洛夫在内，没有一个苏联科学家出席。后来瓦维洛夫被判枪决，写了枪决，写了许多诉状后终于获准减刑，最终惨死狱中，时年5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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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维洛夫

“李森科主义”笼罩苏联生物学界多年，直到1953年。1953年也是生物学值得大书特书的一年：沃森（James Watson）和克里克（Francis Crick）揭晓了DNA的双螺旋机构。所以说，遗传学本质已有了铮铮铁证，这能使得风向转离李森科和他的党羽吗？

才怪。

来源：blog.sciencenet.cn/blog-622531-77352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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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改制与工人抗争 (一)

1997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五大决定对中国的国有企业进行彻底的改造。从此，国家开始通过破产、倒闭、出售、兼并和股份制改造等手段对众多的中小型国有企业进行改制。过去国家为了维持这些在战略上并不重要的中小型国有企业在财政上背上了沉重的包袱，现在国家希望通过对这些中小型国有企业的所有制和管理制度的改革，把它们推向市场，在财政上摆脱它们所造成的沉重负担。

这一改革的经济成效究竟如何，人们仍有争论。但是，它所造成的严重的社会后果，却是有目共睹的。其中的社会后果之一，就是国有资产的流失，正如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的，国有企业的资产正在迅速地流失到企业原来的管理者手中，或者一些私人老板手中（Ding，2000），情况类似於曾经在前社会主义国家发生过的“自发私有化”现象。这已经提出了在改革造成的利益分配中“谁得到了什麽”这一政治学的基本问题（Ding，1999）。然而，个人对国有企业的资产的侵夺并不是“谁得到了什麽”这一问题的全部。企业改制还对工人的利益造成了制度性的侵蚀，因为改制包含>一系列针对工人的严厉措施：如集体下岗、福利丧失、工作条件恶化等，虐待工人的事件也时有发生。工人在丧失国家的有效保护，又没有自己的组织的情况下，日益成为“市场鞭子”和管理者专制的受害者（Lee ，1999）。

尽管大多数工人对於这些发生在他们身边的、威胁或损害他们利益的事情采取了逆来顺受的态度，但是，也有一些工人开始打破沈默。为了制止或纠正这些他们认为是对他们的利益的不公正、不公平的剥夺，他们甚至开始用对抗的方式进行抗议。工人对企业改制的抗议反映了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正在出现的经济冲突。就其基本诉求，抗争方式以及结局来看，这种抗议同私有企业工人的抗议活动和下岗工人的抗议活动，都有所不同。本文力图通过对工人针对这种改制活动所进行的抗议活动的考察，回答以下问题：国有企业工人针对改制进行的抗议活动的要求是什麽？他们提出这些要求的依据是什麽？是什麽因素决定了他们抗争的方式？影响>他们抗议活动的结果的主要因素是什麽？这些抗议活动，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工人对经济转型的立场和态度？

本文的研究主要依据作者在上海市和河南省洛阳市[1]收集的资料以及《工人日报》刊登的一些个案。这些资料说明，对於企业改制，工人具有强烈的抵触情绪。因为许多企业的改制完全剥夺了他们参与的机会，无视他们的基本利益，损害他们的合法权益。工人的抗议就是这种情绪的反映。但是，他们在抗议中提出的要求，具有明显的“道德经济学”倾向。换句话说，工人在抗议中诉诸的权利观念，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根植於旧的计划经济体制的那种权利观念。他们尚未能够依据已经变化了的所有制关系，重新理解和定义自己的权利，并为争取这种权利而斗争。这说明工人对企业改制的抗议，并不反映他们已经产生明显的阶级意识。目前的政治体制限制了工人认识和保护护自身利益的能力。

对改制的抗议：集体行动的框释和制度定位

在过去十年中，随>工业关系的转型，中国的工业冲突急剧增加。根据中华全国总会提供的数字，1992年到1997年间，每年卷入劳动纠纷的工人数大约在126万（全国总工会研究室，1999：40）。另外一份官方资料指出，1995年，在30多个城市发生的与工人有关的示威活动中，卷入的人数就超过了100万（FBIS-CHI-96-007，19April 1996）。据报导，1998年，参加这种示威的工人数一下子就增加到了360万（South China Morning Post，26March 1999）。这些示威的绝大部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就是它们基本上都是工人自发（或声称是自发）的集体集体行为，主要是为了抗议不断恶化的工作条件、日益增多的侵犯工人权益现象，以及经济转型造成的工人生活水平的下降。但针对企业改制的抗议活动，在集体行为的框释（collective action framing ）和制度的定位（institutional location）上与其他形式的劳工抗议有所不同。在这里，“集体行动框释”是指参预集体行动的人们用以解释自己处境的一种共同认知和意识，它帮助人们确定他们面临的问题，问题的原因，并对问题作出道德判断。这种共同认知和意识是集体行动的必要条件。它使个人的愤慨集体化，激发集体行动，同时用以证明这种行动的合法性。社会运动中的集体行动都有一个“框释”的过程，使人们形成对其本身社会处境的不公正及其来源的集体判断和认识（Tarrow，1998：109-11）。那麽，“集体行动框释”是如何形成的？它以什麽为基础？研究社会运动的学者指出，这种“框释”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行为者、媒体、社会成员共同对事态进行解释、定义和提练”（Klandermans ，1997：44）。在集体行为的动员阶段，“框释”的建构，主要依靠公共话语的形成和说服性的沟通，而集体行为的发生，有赖於人们提高对问题的共同意识。（同上，1997：45-52）。

但是，我们现在讨论的工人抗议活动与研究社会运动的学者所提到的“社会运动”并不完全相同。西方学者通常把社会运动被定义成“一种集体性的挑战，它以共同的目的和社会团结为基础，通过精英、反对者和权威的持续性的互动表现出来”（Tarrow，1998：4）。本文讨论的工人抗议活动不是这种意义上的社会运动。它只是一种自发的抗争性聚集（contentiousgathering ）。由於这种活动基本上发生在一个没有公共辩论、共识动员和工人运动的背景之下，工人缺乏可供解释自身处境和定义自身权利的的另类的观念资源。因此，同旧经济体制相联系的意识形态□即原来关於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观念□就成了愤怒的工人们抗议“社会不公正”的根据。也就是说，旧的官方意识形态成为工人集体行动框释的基本要素。虽然中国的市场经济早已不可逆转，但官方从未公开放弃社会主义的口号以及工人阶级地位（“主人翁”）的说教。以官方的说教来证明现实的不合理并进行抗议，是许多社会中弱势群体争取自身的合法权利的方法，因为官方很难公开反对来自本身说词的那些主张。这种现象被学者称为“合法抗争”（rightful resistance ）（O ‘Brien ，1996：31-35）。但问题是，这种官方的说词与实际的市场经济关系已毫不相干，以那些过去的观念作为权利的根据，已经不现实。它反映了工人的怀旧情绪，同时也说明，工人抗议改制时，除了过去的意识形态外，没有其他话语系统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

本文的另一个论点是抗议改制的方式方法和后果很大程度上同工人的制度定位有关（Pivenand Cloward ，1977：18-23）。我在这里所关心的并不是导致抗议产生的“机会结构”[2]，而是抗议的制度背景，这种制度背景影响工人解释和表达自己不满的模式（Tarrow，1998：110）□□即工人们提出要求的方式、抗争的方法和抗争的后果。这一分析是制度研究中最常见的思路，即考察人们在认定自己的利益和采取相应行动的过程中，制度结构发挥>什麽样的作用。在这篇文章中，“制度定位”指的是一种工业制度，它以一种所有制结构为基础，这种所有制结构决定了具体的劳动关系。我的观察是，不论是提出的主张、抗争的方式，还是斗争的后果，工人抗议改制的活动都与其他两种工人抗议活动（私营企业和下岗工人）都有所不同，这种不同很大程度上与制度定位有关。

中国的工人目前生活在>种不同的制度定位之中，把针对改制的工人抗议与其他两种在不同的制度定位中产生的工人抗议相比较，有助於我们了解前一种抗议活动的特徵。

第一种类型的工人抗议活动发生在私营企业，一般表现为自发的罢工或者集体性的消极怠工，这种抗议活动主要针对的是拖欠工资、恶劣的工作条件、强制加班、克扣工资等剥削行为。这种抗议活动的制度背景是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关系，这种所有制关系现在是合法的，也是受到国家保护的。在这种制度定位下，抗议的工人（主要是农民工）并不是挑战他们工作场所的所有制关系。他们的抗议活动主要是针对劳动过程、工作条件或严重侵犯工人权益的现象。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不会对他们的处境或种社会地位提出异议。他们的抗议一般并不是为了争取更好的条件，而只是针对是那些过份野蛮和非人性的做法。这是资本主义工业化初期的普遍现象（Katznelson and Zolberg，1986），无论在西方和第>世界都出现过。中国私营工人抗议活动与其有相似性。

第二种工人抗议活动是由下岗工人进行的，参与这种抗议活动的人过去都是国有企业的正式职工，后来他们突然发现自己面临>一种生存危机，而且他们认为企业管理者的腐败行为加剧了这种生存危机。尽管他们认为那些管理企业的人应该为他们的遭遇负责，但是，他们并不进行罢工，他们也没有办法罢工□这是因为他们已经离开了工作岗位，换句话说，他们已身处工业制度之外，从而失去了用罢工表达抗争的机会。因此，他们的抗争方式是街头骚乱、围堵政府机关、堵塞铁路、公路等重要的交通要道，他们以此来引起公众对他们目前状况的关注，迫使有关部门采取相应的措施。但是，他们所要求的仅仅是维持一种最低的生活保障，而不是恢复以前在社会主义父爱主义制度下所享有的种种待遇（Chen，2000）。

国有企业工人反对企业改制的抗议活动则代表>另外一种努力，进行这种抗议活动的工人认为，他们所在企业的这种改制方案有损於他们的经济利益，因此他们要努力阻止这种方案。与第一种工人抗议活动不同，进行这种抗议活动的工人，并没有处在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关系之下，尽管随>企业改制计画的推行，他们可能会被迫接受这种所有制关系。卷入这种抗议活动的工人的主要动机，也是为了自己的生存，就这一点而言，他们的抗议活动与下岗职工的抗议活动没有什麽不同。他们非常清醒地认识到，如果他们不反对这种改革，下岗工人的今天可能就是他们的明天。

但是，就采取行动的时机和提出要求的具体内容来看，反对改制的抗议活动又与下岗职工的抗议活动有所不同。我以前的研究说明（Chen，2000），大多数下岗工人抗议活动都发生在他们下岗数月甚至是数年之后，而且这些抗议者都经历了一个没有任何收入的时期。他们的下岗主要是由企业破产、倒闭、兼并或重组造成的。尽管他们中的一些人还与原单位保持>正式的劳动关系，但是，他们实际上早已离开了自己的工作岗位。对他们来说，抵制影响他们生计的改制方案，为时已晚。导致他们进行抗议活动的直接原因，是他们心中长期积累的愤怒，但是，他们所要求的往往只是从当地政府那儿得到一点生活补助。因此，他们的抗议活动不可能对他们企业的改制方案产生任何直接的影响，因为这些方案已经完成。

然而，本文所讨论的抗议企业改制的活动是由“突发性的的愤怒”造成的（Walsh ，1981），常常是一项改制方案刚一出台，工人的这类抗议活动就爆发了。因为工人意识到，这一方案的直接后果可能是他们成批的下岗，他们非常清楚，如果这些改制措施强制实施，他们的生活将会如何。因下岗带来的痛苦在社会中早已到处可见，许多工人目睹或亲身经历过这类事情。因此，参加抗议活动的人决定在它发生之前就去阻止它，即使阻止不了，至少也要争取他们的基本生活在企业改制之后能有所保障。因此，在这种抗议活动中，对未来生活的焦虑就转变成了对企业所有制的深切关注和参与企业改制过程的强烈愿望。官方过去长期宣传的社会主义国有财产观念是工人们产生这种要求的基础，这种观念认为工人对这一国家财产拥有权利。国有企业工人的这种抗议活动主要是想达到两个目的，制止实行有损於他们利益的改制方案，或者通过抗争来争取一个讨价还价的机会，保证改制后的基本生活待遇。

抗议的原因

企业改制是造成工人不满的主要原因，它在劳动合同、工资、福利、津贴、养老金、失业补偿、劳动条件等一系列问题上引发工人和管理者之间的争议。虽然我们现在仍然无法获得因此而导致工人进行抗议活动的全国性数字，但是，散见於官方媒体和海外媒体上的有关报导显示，企业改制是导致冲突的导火索。有些地方政府已经公开地承认了这一点。例如，河南省工会的一份报告指出，1997年的工人抗议活动中，有37.7％是由於改制过程中侵害了工人的合法权益引起的（河南省总工会办公室，1999）。上海市工会也将集体抗争产生的原因归结为企业改制（上海市总工会研究室，1999：353）。

在导致工人进行抗议活动的各种因素中，集体下岗是最具爆炸性的。许多导致集体下岗的改制措施都打>“减员增效”的旗号。然而，国有企业担负重要的社会保障功能，在尚未建立起一个新的社会保障体系之前，下岗对许多工人和他们的家庭而言就意味>失去收入、福利和起码的生活保障。所以，工人对集体下岗的反应会非常强烈和情绪化，也就是说，集体下岗很容易导致他们采取集体行动。请看以下事例。

●上海正泰橡胶公司决定进行大规模重组，与另外两个工厂合并，同时宣布所有45岁以上的男职工，44岁以上的女职工下岗，所有的下岗职工可以在>周内与公司签署一项下岗合同，按照这一合同，在以后两年中公司每月给该职工提供300元的生活费。如果在>周内没有与公司签署这种合同，将被视为自愿辞职，这就意味>你自动放弃了要求补偿的权利。这些措施一宣布，立即有一千多名职工表示他们拒绝签署这种合同，他们还走上街头进行了长达两天的抗议活动。工人还打算到市政府游行，后来因政府官员答应重新考虑原来的改革方案，工人才放弃了这打算（《明报》7March 2001）。

●上海协昌缝纫机公司计画与飞人缝纫机公司合并成一个新的股份制企业。按照这一合并计画，该公司原有的>个车间关闭，400多人下岗。这一决定刚一宣布，立即在工厂内造成了一个自发性的工人聚会，而且工人随后又走上街头游行，要求公司管理者对这一决定做出解释（访谈调查，January 2001）。

●海南省的一个县政府决定将价值1.18亿元的国有企业长江糖厂出售给私人老板。这笔交易将造成该厂200多工人下岗，而且这些下岗职工得不到任何补偿。面对下岗威胁，该厂60名具有复员军人身份的工人自发地聚在一起商量对策，寻找保护工人利益的办法，他们准备到县政府进行集体上访。后来他们给省工会递交了一份有505名职工签字的上访信，要求省工会派人来解决这一纠纷（《工人日报》，22July 1999）。

虽然集体下岗频繁地引起工人抗议活动，但是，它并不是激起工人反对改制的唯一因素。即使没有下岗的威胁，如果工人们认为企业改制有可能迫使他们忍受更加苛刻的工作条件，他们也可能起来反对企业的改制措施。SL集团公司是河南省一个城市的一家中型食品加工厂[3]，在经历了>年的财务困难之后，为了维持企业的生存，公司的决策层决定将这家企业租凭给一个私人老板，租赁时间是八年，租赁金总额是500万元。这一决定一出台，立即遭到了工人们的强烈反对，因为他们担忧，新的经营者接手之后，有可能让他们集体下岗。几百名工人因此而走上街头，并且用大卡车堵塞了这个城市的交通要道。但实际情况是，新来的老板并没有打算让工人们下岗，而且还准备把工人的月工资提高到800元，按照当地的标准，这已经是很高的收入了。为了说服工人们接受这个改制措施，公司专门组织工人代表去参观了这个私人老板所拥有的一家企业，想用这家企业经营良好的事实打消工人们对这位私人老板的顾虑。

然而，公司组织的参观活动，不仅没达到预想的效果，却强化了工人们对这位私人老板的抵触情绪。尽管被参观的企业的职工事先都受到警告，不许对来参观的工人代表“乱说”，这些去参观的工人代表还是想法与这家企业的一些职工进行了私下交流，从而发现这家企业管理工人的手段之苛刻，远远超过了他们的忍耐程度。在访谈调查中，SL公司的一些工人对我们说，这家私人企业的工人一天要工作12个小时，一周工作7天。而且工人们每次上班前都要提前半个小时到达，排好队，听工头训话，然后，再象军队一样排队跑步进入车间。在工作过程中，劳动强度很大，需要来回移动时，为了节省时间必须跑步前进。工资的标准听起来很高，但是，管理者经常利用工人所谓的“错误”克扣工人的工资。例如，如果在窗户玻璃上发现一个污点，就要扣清洁工几元钱。上厕所的时间也受到了限制，超时也要罚款。

工人代表在参观一个车间时，在一块黑板上看到了对工人进行处罚的记录，其中一个人一天被罚了>次，总额达60元。他们从这家企业的工人嘴里了解到，在进行了各种克扣之后，许多工人一个月的收入只有>四百元。各种克扣达到了名义工资的40-50％。这家企业的一位工人对工人代表说，“不论你如何努力，你都拿不到你想拿的工资，因为你不可能没有一点小差错”。因为不堪忍受这种苛刻的管理，这家企业的绝大多数老职工都先后离开。现在这家企业的大多数职工，都是当地的农民工。

当这些工人代表参观完这家企业回来之后，他们把他们的所见所闻告诉了没有去参观的其他职工，大多数职工认为他们没有办法接受这种苛刻的管理，反对将企业租赁给这个私人老板的呼声也变得更加强烈了。由於工人的抵触情绪越来越大，SL公司的管理者被迫接受工人的要求，就企业的前途进行全体投票。结果可想而之，压倒性的多数投票否决了将企业租赁给这位私人老板的方案。

管理层的腐败也是激起工人抗议的一个因素，尤其是当工人们认为这种腐败严重地侵犯了他们的利益的时候。在上海第二皮鞋厂进行股份制改革时，该厂的管理者提出一个方案，这个方案只允许管理层拥有股份，剥夺了工人拥有股份的权利。[4]而且工厂的管理者还对工厂资产的有关情况进行隐瞒，想方设法从工人身上谋取好处。[5]这个方案一公布，工人就愤怒了。他们认为，工厂的领导是想通过改制谋取好处，想把工厂的财产装进个人的腰包，直接把工人的钱变成他们自己的钱。由於政府部门没有对他们接连发出的上访信做出及时的反应，工人们开始集体上访。在2000年6月到8月的>个月的时间内，他们到市政府上访4次，每次参与者都有100多人。工人们的集体行动最后迫使政府部门出面干预，这一改革方案也因此胎死腹中。

另外一个案例发生在吉林省吉林市，当地法院决定对吉林市印刷厂实施强制破产。按照法院的裁决，该厂的2130万资产属於该厂的1253名职工，这些职工每人可得15000元的买断工龄费。然而，这个厂的管理者并不想执行法院的裁决，工厂领导与某些管理人员串通一气，想以改制的名义将这笔资产转入一个新办的公司。所有参与串通的人都可以成为新公司的股东，而普通工人则得不到任何补偿。为了防止他们转移资产，工人们一怒之下占领了工厂，而且向法院提出了诉讼，他们还派出代表>次到北京告状（《工人日报》，22July 1999）。

显然，造成工人下岗或者对工人有其他不利影响的企业改制，现在比前几年更加容易导致工人的抗议活动。1995年和1996年，企业改制刚刚开始影响到工人的生活，工人们似乎平静地接受了这一现实，因为他们觉得困难也许是暂时的。但是，因为企业越来越不不景气，就业市场上的下岗工人越来越多，寻找其他工作也越来越困难，他们的希望破灭了，他们发现，暂时的困难正在变成永久的痛苦。这种社会经历极大地影响了那些尚未下岗的工人，使他们对任何一种对他们不利的改革变得敏感起来。工人们对下岗后的艰难处境的恐惧，是最近几年反对改制的工人抗议活动不断增加的主要原因。

观念与抗争方式

工人们在为他们反对企业改制的抗议活动进行辩护时，主要诉诸的是旧的社会主义理论中关於国有企业所有权的概念以及政府有关企业改制的规定。今天处境艰难的这一代工人，过去曾被官方的“工厂是公有财产”“工人是企业主人”的教条教育多年。尽管他们中的许多人对这类说教并不以为然[6]，但是，工人们还是坚持认为，既然他们把自己的一生都贡献给了企业，对於任何可能影响他们利益的变革，他们应该拥有发言权。相关的劳动法和政府有关企业改制的各种规定也有助於工人对这些漠视他们利益的改革进行“合法抗争”。

工人们普遍认为，他们被完全排除在企业改制的决策过程之外，是不公平的。许多企业的改制过程都与我上边提到的例子一样，具体的方案完全由管理者在幕后制定，方案的具体内容在它们正式宣布之前一直对工人保密。官方的政策规定，在制定一个重大的改革方案时，尤其是与工人利益相关的改革方案时，必须与工人协商[7]，但是，在实际操作中，管理者很少这类问题在企业内与工人进行公开的讨论。管理者的理由是，在这种改制过程中，工人经济地位的改变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因此，进行这种公开讨论只能造成混乱，阻碍改制的顺利进行。另一个经常的原因是，管理者刻意要将工人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以便他们隐瞒一自己想从企业改制中捞取一已私利的意图。

而工人们认为，没有他们的同意，管理者无权改变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国有企业是公有财产，他们对这些财产也拥有相应的一份权利。这种权利观念是私有企业中的工人们所没有的。正如长江制糖厂的工人们在他们写给省工会的信中所写的：

是否改变所有制的形式的问题应该由工人民主地确定。县政府不能单方面地决定这一问题……工人是企业的主人，也是改革的主体。没有经过职代会同意就改变企业的性质，没有与工人打招呼就变卖企业，都是对工人民主权利的严重侵犯。我们要求归还我们的民主权利。（《工人日报》，22July 1999）

工人对工厂财产提出权利要求并不是对官方辞汇的一种简单地利用。他们在旧体制下与企业度过的共同岁月支撑>他们的这种权利要求。因为大多数工人几乎一生都为一家国有企业工作，而且他们用低工资的方式，为企业的财富积累做出了贡献。他们从内心深处认为，工厂不仅是“他们”（厂长）的，也是“我们”（工人）的。所以，当太原金属构件公司被出售给山西航太公司时，太原金属构件公司的工人和退休职工怒不可遏。因为他们了解到山西航太公司实际上只对倒卖他们公司的地皮感兴趣，对他们的生产业务毫无兴趣，这就意味>这个公司的工人不久将会失去自己的工作岗位，退休职工的养老问题也将失去了保障。当退休职工去找公司的经理讲理，却被告知说他们对工厂的政策已经没有了发言权时，他们反驳说：“我们白手起家，一块砖一块瓦地盖起了这座工厂，怎麽突然间我们对工厂的未来连发言权都没了？”一位工人说，“我们这一辈子都贡献给这个厂子了，我们决不允许任何人出卖我们工人的利益。我们将战斗到最后一个人”（《工人日报》，17January 1998）。

上海xx厂的工人们也有>同样的情感。一位工人说，“他们（厂长们）不能这样卖工厂，工厂不是他们的。它属於所有的工人。我已经在这儿工作了>十年，他们不能就这样让我回家。”对企业的情感依恋也在一幅标语中表现出来，这幅标语的内容是“还我工厂”，工人们打>这幅标语上街游行，反对把企业卖给私人老板（《工会资讯》，15October 2000）。具有这种情感的工人认为，对於直接影响他们生机的改革，他们有权参与，把他们排斥到决策过程之外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合理的。在一些工厂，这种情感转化成了对私有化改革的公开挑战。例如，郑州造纸厂的工人在示威时，在工厂的大门口张帖了一幅巨大的红布告，上边写>“改革不搞私有化！”（Li，2001）

由此可见，工人的这种抗议活动与其他两种工人抗议活动不同，在其他两种抗议活动中，工人提出的要求，主要是反对剥削，反对违背生存伦理的行为，是对这类行为的一种被动反应（reactive）（Tilly ，1976），而在反对改制的抗议活动中，工人对专断的改制措施的反应不只是被动反应性的，同时也是积极性的，即他们要求参预和力图影响与他们命运有关的改制决策过程。

工人的制度性定位，不仅影响他们对所有权的理解，也影响>他们的抗争方式。反对企业改制的工人与下岗职工一样，也采取了上街游行和堵塞交通的斗争方式。作为一个缺乏制度性渠道接近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源的社会群体，在公共场所进行群众性的集聚，是他们表达自己要求的一个主要方式（Munger，1981：75）。他们利用这种“破坏性力量”引起政府对他们的问题的重视，迫使管理者改变最初的改制方案（Piven and Cloward ，1977：69）。

但是，在反对企业改制的抗议活动中，这些抗议者也采取了另外一种独特的的抗争方式：“护厂”，即占领工厂，直接阻止企业改制的进行。他们或者把工厂的大门封锁起来，不让新的所有者进厂接管工厂的资产，或者占领整个工厂，使改制措施无法进行。他们用这种方法阻止对他们不利的改制措施的实施，迫使地方政府和企业的管理者对他们的要求做出反应。

例如，当SL公司的工人了解到他们的企业将被租赁出去，新的老板已经派自己的保安人员接管了工厂的时候，他们就采取了这类行动。他们冲进工厂赶走了这些保安人员，并以保护国家财产的名义，组织人员封锁了工厂的大门，防止新老板的保安人员再次进入（访谈，August 2000）。因出售太原金属构件公司而引起的冲突，也造成了类似事件。该公司的退休职工为了阻止山西航太公司接管他们的企业，占领了工厂。在他们占领工厂之后，约30名来自山西航太公司的保安人员在夜里偷袭了工厂，把两名“护厂队”的值班人员赶出了工厂的大门。但是，仅仅过了两个小时，几十名工人就冲进了工厂，又把这些保安人员赶了出去，重新“夺回”了工厂。在这一小冲突发生之后，山西航太公司立即贴出一个布告，禁止该厂原来的退休职工进入工厂，并且威胁说，要停发所有参与“护厂队”活动的人员的工资。但是，太原金属构件公司的工人并没有退缩，一方面，他们继续坚持他们的护厂活动，另一方面，他们开始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工人日报》，1998年1月17日）。

吉林市印刷厂的工人在抗议企业改制过程中的腐败现象时，也采取了这种斗争方式，大约400名工人参与了护厂行动。他们的护厂行动持续了五天四夜，一直到吉林市政府出面干预并答应通过法律程式解决纠纷之后才结束（《工人日报》，2000年8月25日）。江苏省大丰市双阳纺织厂的工人占领工厂的时间更长。西方媒体对这一事件进行了广泛的报导。据报导，1996年，作为一项改制措施，该厂强制4000名工人集资入股，许多工人都把他们毕生积蓄的一大部分投了进去，人均投入约5，000-6，000元。这笔钱对於这些普通工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数字，比他们一年的工资还要多。然而，2001年11月，这家工厂突然秘密地申请破产。工厂的老板和其他几位管理人员摇身一变，成了新组建的公司的老板。该厂的工人不仅不能追回自己的投资，而且还要签定一项新的劳动合同，在这项新的劳动合同中，他们的工资被削减了50％。工人们一怒之下开始罢工，并且占领了工厂。这座工厂被他们占领了11天，在他们被当地的员警驱赶出工厂之后，工厂的生产才逐渐恢复（Washington Post ，21January 2002：A1）。

工人们甚至用“护厂”的方法来对抗政府官员。例如，上海的一家工厂负债累累，它的上级主管部门想把另外一家工厂（一个塑胶厂）与其合并，通过合并来挽救这家负债累累的工厂。那家塑胶厂的工人听说合并的消息后，认为这种合并有可能影响他们自身的利益，决定用护厂的办法来阻止合并。当上级主管部门的党委书记和行政领导来到这家塑胶厂宣布合并的时候，他们吃惊地发现，工厂的几处大门都被愤怒的工人封锁了，他们根本没有办法进入工厂（访谈调查，2000年1月）。

工人们说他们占领工厂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公有财产，他们对这份公有财产拥有合法的权利。护厂这种斗争方式，起源于中国革命胜利前夕。那时候的工人就采取了这种斗争方式。有些工人自豪地说，他们的护厂行动与1949年共产党夺取政权前夕他们的前辈们所做的事情在性质上是一样的。当时拥护共产党的工人组成“工人护厂队”保护工厂，防止国民党在撤离前破坏工厂（访谈调查，2000年1月）。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国家现在支持资本家来接管企业，而企业的工人们又在用同一种办法来阻止这种接管。在采取这种行动的过程中，工人们在“他们”和“我们”之间划了一条明确的界线，为了迫使管理者和政府部门重新考虑原来制定的、对他们不利的企业改制方案，他们采取了这种“用占领促谈判”的斗争方式。

工人们为什麽能选择护厂这种斗争形式？制度定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私有企业的工人很少采取这种斗争方式，因为他们并不把工厂的财产看成是“我们的”，他们对自己工作的工厂，也没有国有企业职工的那种依赖感。对於下岗职工来说，采取这种方式也是不现实的。尽管他们与反对企业改制的工人一样，也认为工厂是大家的，但是，他们没有办法“护厂”，因为他们早就被工厂赶出了大门。因此，他们只好到公共场所表达他们的不满。反对企业改制的工人，尽管他们中的许多人可能由於企业经营困难，已经很久没有按时领到工资了，但是，他们仍然是在岗职工，因此，他们可以选择工厂作为斗争的场所。

但是，罢工这一工业冲突中工人宣示自己要求的最终手段，国有企业的职工在反对企业改制的斗争中却很少采用。这不仅是因为罢工受政治条件的限制，需要更高的组织、协调水平，（这种组织和协调对中国的工人们来说，都是很难做到的），也是因为现在进行改制的许多企业都开工不足，既然他们已经没有更多的工作可做，当然也就不能再用停止工作来进行斗争了。因此，在工人们可以使用的斗争方式中，罢工并不是他们使用“破坏性力量”的一个有效的形式。罢工对退休职工也没有什麽意义，尽管他们有理由反对那些造成他们生活困难的变革。因此，封锁和占领，就成了工人们保卫他们对工厂财产的权利、反对那些剥夺他们权利的“他者”的主要斗争方式。

来源：http://www.clb.org.hk/schi/content/%E5%9B%BD%E4%BC%81%E6%94%B9%E5%88%B6%E4%B8%8E%E5%B7%A5%E4%BA%BA%E6%8A%97%E4%BA%89-%E4%B8%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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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读书会八青年事件（资料摘录）

（写在前面：在我看来，这些毛派青年比起那些新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纳粹“民运”们，要强太多了，同时对他们的抓捕和迫害也说明了一点：共匪不怕新自由主义，但非常害怕社会主义。）

张云帆等人在广东工业大学教室内参与学生自发进行的读书会时，保安突然闯进教室，教室前后被头戴钢盔的学校保安和治安联防队堵死，警察将负责读书会的部分青年带到派出所，张云帆与叶建科两人因没带身份证件，广州市番禺区小谷围派出所先把二人定为“非法经营罪”，次日改以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被刑事拘留。随后该参与读书会的学生频繁被校方、警方约谈警告，部分甚至被取消助学金。读书会解散。

根据张云帆和叶建科随后发布的自白书，读书会当时讨论了时事热点问题，如暴走大事件视频下架，言及舆论不自由，期间涉及80年代末的学生运动和工人权益变迁问题。

自始至终，青年的自白书都表明他们所有可能“涉罪”的行为只是组织或者参与校园读书会和后勤工友的文娱活动，这些行为没有触犯刑法，也不构成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规定的“情节严重，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和教学、科研无法进行，造成严重损失”。然而，番禺警方至今也没有公开更多的事实来说明他们究竟有何罪行。

且不说对于12月9日已经不在读书会“犯罪现场”“实施犯罪”的郑永明和孙婷婷，警方是否果真有证据证明其是“重大嫌疑分子”，两名青年被抓时也并没有发生刑诉法所规定的“紧急情形”的任何一条。警察仅仅因为系统“只能提交一个拘留”，就给孙婷婷办成了刑事拘留，并且突破刑事拘留期限最高14天的法律规定，让孙婷婷在看守所待了26天之久。

《就北大毕业生张云帆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一案致广州番禺警方的公开信》在网上公开发布，信中首次向社会披露了张云帆参与读书会“因言获罪”的遭遇，并呼吁公众声援，包括钱理群、孔庆东、于建嵘等在内的多位知名教授学者和大量社会人士参与联署。联名信屡次被删，但联名队伍不断扩大。众多公众号发文呼吁支持。

在校内外的关注中，人们得知张云帆曾经是北大马会老会员，在校期间就十分关心工人状况，曾经发起北大后勤工人状况调研，调研报告因为揭露后勤用工乱象，在当时引起广泛的社会反响，也使得社团遭到了半年的封禁。

《我是孙婷婷，我要站出来》在孙婷婷的微博账号上发布，孙婷婷揭露了被刑事拘留前后警方不讲法律程序搜查和抓人、看守所环境和管理恶劣等等乱象，严词质问警方何以能够如此对待一个无辜青年，让自己身体崩溃、丢失工作，承受罪名污点和重大的经济负担。

《“主谋”郑永明：我永远是工农的孩子》发布，读书会发起人郑永明称将与青年共同面对风雨，争取正义，而自己永远要帮助工人农民获得更好的生活，“死不悔改”。

两次线下行动无疑比舆论声援更有力量，也充分表明此事引起的巨大不满。众多左翼人士肯定青年们是社会的进步力量，表示在号称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的当下中国，居然要抓捕信仰和传播这些思想青年，在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竟然不允许人民说话，这无疑显示出主流宣传的虚伪。

叶建科《撤销罪名，停止追捕徐、韩、黄、顾》在时代先锋网发布，叶建科详述了事件经过，还说出警方在看守所问自己是否愿意“为政府工作”，并让他以后参与类似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活动时先和警察“打一声招呼”。文末，叶建科表示自己要揭穿虚伪的假象。

南京致远社遭到学校和当地警方打压的事实，同样走到了公众眼前。据季超超、胡见鑫、金帅个人微博所发出的材料显示，南京当地警方，不仅毫无理由地将志愿类左翼社团致远社和境外势力扯上联系，还对该社团同学做出肢体殴打、手机监听、威胁退学等行径，由此叶引起了社会广大正义认识的广泛关注！

在致谢信中，顾佳悦首次写出了自己在追逃途中的经历：

年三十的深夜，我漫步在马路上。看到环卫工人躬着背，骑着自行车，在肃杀的寒风中艰难行进；彼时，万千无产阶级在风雪夜中历尽波折踏上回家路，辛劳毕生的苗长青躺在冰冷的棺材里寂寂长眠。

我帮忙推了一把环卫工人的三轮，突然感到，我所经历的，并不是什么“无妄之灾”。

——仅仅是一种并不残酷的历练。

韩鹏则呼喊出了自己心中的鼓舞和愤恨：

愤恨的是番禺警方出于立功心切的一己之私，无端地破坏广工读书会，把张云帆、孙婷婷、郑永明、叶建科关进看守所，并对根本不在现场的我、顾佳悦、徐忠良、黄理平进行全网追逃，搞得大家有家难回，父母在家惶惶不可终日；更愤恨的是，微信、微博、知乎等自媒体平台封杀我们八人的发声以及一切声援的声音，将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自由变成一纸空文。

他们说：

理直便可气壮，身正不惧影斜。如果我们八人今天认“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罪，悔“关注服务工农群众”之过，接受罪名与取保候审的处理，而不是义正辞严，要求番禺警方撤销此冤假错案，还我们清白。那么不远的将来，一切有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言论都可以入罪，一切青年理想主义者都可以被审查和羁押。对于我们来说，个人的未来风雨飘摇，无足挂齿，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未来、追求正义者的初心，则重若千钧，更值得我们珍视！

来源:  https://www.pin-cong.com/p/63926/

我，孙婷婷，南京中医药大学2016届毕业生。我在大学期间接触过做公益的进步青年，参加过一些社会实践活动和公益活动。公益青年们那种激情昂扬、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和谦虚真诚、朴素实干的作风深深感染了我，在为底层的人们做公益服务中，我逐渐认识到，目前公益是帮助社会最底层的工农群众有尊严地生活的最好方式。从此我对公益事业产生了强烈的向往，于是我毕业后先是在广州天河区一家社工机构里工作，之后到到广州番禺大学城一家社工机构里工作。在我来这家机构之前，机构已经与广东工业大学的一个读书会保持合作关系。我来到大学城的这份工作的职责之一就是为公益活动招募志愿者，因此自然而然地也就与广工的那个读书会的学生志愿者保持着联络与合作，协助广工的后勤工友们开展文艺晚会和广场舞活动。

令我万万没想到的是，我却因此身陷囹圄。

2017年11月15号晚上，广工的同学在教室里照常举办读书会，保安突然闯进教室驱散了读书会，据说因涉及敏感话题被举报至保卫处，随后警察将负责读书会的四名本校学生和已经刚毕业的两名青年带到派出所。第二天，广工的四名学生被放了出来，而另外两人（张云帆与叶建科）随后被刑事拘留，关进了番禺看守所。很快我就从我们机构主任那边得知警方已经将这个读书会定为了“反党反社会”的组织。接下来的一段时间，该读书会的学生频繁被校方和警方约谈警告，其中一名同学还因此失去了助学金，很快这个读书会就土崩瓦解了，他们再也不和阿姨们一起跳舞了。我当时感到特别可惜，因为他们是我见过的最富有爱心和行动力的志愿者，不像很多学校的那些志愿者那样，做活动只是为了拿志愿时长而无半点底层立场。

但是我没有想过这件事会波及我，因为我不过是跟他们一起合办后勤工友活动，仅此而已。事情发生后，我依然照旧工作着，没有了志愿者的帮忙，后勤工友的广场舞活动维持得很是吃力。
这时，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毫无征兆地降临在我身上。

2017年12月8号晚10点左右，房东突然敲门说有事找我，我开门后，一个正常穿着的男子（有可能是便衣警察）带着四名穿制服的警察一拥而入，让我出示身份证接受配合。我一个女孩子单独租住的房间突然闯进几个人高马大的警察让我瞬间懵了，茫然不知所措，短暂惊恐之后就是强烈的愤怒，我一再要求他们出示警官证和搜查证，他们不为所动，开始对我的房间翻箱倒柜，翻出了所有的书籍与笔记本、日记本等摆成一堆，然后让我站旁边拍了照片。

随后将我以及我的手机、电脑等物品带到小谷围派出所，他们开始询问我关于广工读书会成员的事，我说我不了解。这时候派出所所长过来，态度非常强硬，威胁道：“你不说是吧？你死吧！（多次说这三个字）那先随便安排个罪名，关进去再说！”

听了这话，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什么叫做“随便安排个罪名”？难道警察可以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随便给无辜的公民“安排个罪名”吗？法律在他们手里可以如此随便吗？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在他们眼里是可以随便践踏吗？且不说我完全不知道广工读书会人员的情况，就说我当时不过是一个被询问情况的人，有权利保持沉默。难道因为不知道或者保持沉默，就可以“随便”安排一个罪名来逼供吗？

来源：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8/01/%E6%96%B0%E9%9D%92%E5%B9%B4%EF%BD%9C%E6%88%91%E6%98%AF%E5%AD%99%E5%A9%B7%E5%A9%B7%EF%BC%8C%E6%88%91%E8%A6%81%E7%AB%99%E5%87%BA%E6%9D%A5/

有人说我是北大学生，是学霸，是个不那么利己的精英。

然而，马克思主义者和“毛左”，这个被不同的人赋予了不同含义的标签，才是我最珍视的身份。

我能看到，剥削和压迫从未在世界上消失。

家里有很多国企工人，令我自幼懂得国企改制中老工人的毕生心血如何被蚕食，亲眼见证他们被抛向社会，风雨飘摇；而更广大的弱势群体，无非黑煤窑脚手架血汗工厂，其生命轨迹，无非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

“我咽下这工业的废水，失业的订单/那些低于机台的青春早早夭亡/我咽下奔波，咽下流离失所/咽下人行天桥，咽下长满水锈的生活/我再也咽不下了/所有我曾经咽下的现在都从喉咙汹涌而出/在祖国的领土上谱成一首/耻辱的诗”

崛起背后，阴影长长，一寸光环，一寸血色。

诗人坠下高楼，信念冉冉升起。

这就是我立志忠于劳动人民，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原因。

来源：https://www.hrcchina.org/2018/01/blog-post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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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实味事件和托派在毛贼时期的遭遇（资料摘录）

傻逼纳粹“民运”们天天鬼扯毛贼是左派，呵呵，他们不知道或者故意不肯说的是，共匪早在在野的时候就打压真左派了，上台之后，如果谁被认为是托派，或者是社会民主主义（共匪一般称为“修正主义”），那么这人的命运会比那些地富反右坏们更惨。共匪这个国家资本主义极权，对社会主义者的憎恨远大于对哈耶克们的憎恨。直到今天，托派和社会民主主义者都是被故意消音的（不信的可以自己用百度搜索，几乎找不出任何相关资料），而新自由主义垃圾却大行其道（张五常林毅夫铅笔社之流，芝加哥垃圾们的著作都有正式出版，包括《通往奴役之路》哦。）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王实味吧。他是个左翼青年，去了延安，后来发现延安的共匪的行为和他们所鼓吹的相反，于是写杂文揭露，因此被共匪残害，最终被杀。不少资本主义哈巴狗也拿这事指责“共产主义”残暴，呵呵，王实味是被他们亲爱的国家资本主义极权兄弟残害的，国家资本主义极权和他们一样，最痛恨社会主义者了。

具体资料：王实味（1906-1947），早在青年时代（25-27年大革命时期）就成为北大共产党干事，一位正直而热血的共产主义革命者，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启蒙做出过很大贡献（翻译了200余万字的马恩列经典原著）。王实味因在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中为青年人代言，对中共抗日根据地的干部官僚作风、特权和不平等现象提出尖锐批评，以及倡导文艺应发扬批评自由、相对独立地帮助革命等，这些主张都遭到官僚集团的猛烈抨击。王实味成为当时延安整风——也即中共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党内整风运动中最著名的活靶子，成为风口浪尖的众矢之的，最终甚至中共中央社会部批准砍死这位革命者、抛尸荒野。

就像资本主义包围下的红色农民乌托邦的大溃败大逃亡（即长征）却被后来得胜者们极力渲染为伟大史诗神话一样，中共在延安的十余年历史（1935-47）也被塑造成了某种神话。

但是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写于1942年3月17日，公开发表在当时《解放日报》）却刺破了这种“延安神话”：

　　“一种人说：我们延安并没有等级制度；这不合事实，因为它实际存在着。另一种人说：是的，我们有等级制度，但它是合理的。这就须大家用脑子想一想。……我并非平均主义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却实在不见它必要与合理——尤其是在衣服问题上（笔者自己是所谓‘干部服小厨房’阶层，葡萄并不酸），一切应该依合理与必要的原则来解决。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在问到是否吃得饱的时候，党员还得起模范作用回答：吃得饱！），另一方面有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对他们不惟没有爱，而且——这是叫人想来不能不有些‘不安’的。”

　　“‘……动不动，就说人家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其实，他自己倒真有点特殊主义。事事都只顾自己特殊化，对下面的同志，身体好也罢，病也罢，死也罢，差不多漠不关心！’……‘平常见人装得笑嘻嘻，其实是皮笑肉不笑，肉笑心不笑。稍不如意，就瞪起眼睛，搭出首长架子来训人’……‘大头子是这样，小头子也是这样。我们底科长，XXX，对上是必恭必敬的，对我们，却是神气活现，好几次同志病了，他连看都不伸头看一下。可是一次老鹰抓了他一只小鸡，你看他多么关心这件大事呀！’……‘害病的同志真太多了，想起来叫人难过。其实，害病，倒并不希望那类人来看你。他只能给你添难受。他底声音、表情、态度，都不使你感受他对你有什么关怀，爱护。’……‘我两年来换了三四个工作机关，那些首长以及科长、主任之类，真正关心干部爱护干部的，实在太少了。’……”

原来，从1940年5月开始，大、中、小灶的干部伙食等级制度就开始确立了，而到1941年11月（时值延安整风运动初期）干部等级供给制正式建立了起来。在这个干部等级制度中，小灶是最好的供给，享用者是部级或部级以上干部、年老且有病者或党龄十年以上者；其次是中灶，享用者是科级干部（过去担过县委以上责任者）、年老且有病者或党龄七年以上者、技术人员；大灶就是一般党员的伙食。

除了大中小灶和特灶与尊卑有别的严格制度，延安根据地甚至已经有了“特供”——国际左翼反对派很早就揭露过斯大林苏联存在的“特供”（后来红色中国也出现了，而且即使是大饥荒的1960年代，高干依然享有特供，特供品包括从东欧进口的高级香烟和各种奢侈品，1970年代江青曾建议取消高干特供，被毛泽东亲自反对），不过1940年代抗日延安大后方的特供却要微小得多，可是相对于无数流血牺牲的前线战士和在饥寒交迫瘟疫灾荒中挣扎的国民来说，延安高干的“特供”仍然是毫无疑问的奢侈品。其中，新鲜牛奶在当时就属于极少为人所知的特殊供应物，作为保健物品供给。奶牛场在1939年就开始筹办，1940年代初获得“国际友人赠送的40头荷兰奶牛”，牧场有川地200多亩、山地100多亩，喂养产奶的牛羊。包括新鲜牛奶的特供只有林伯渠、吴玉章、刘少奇、周恩来等26位革命元老才能享受，而且这些特供（美名其曰“保健费”）还是毛泽东本人在1941年9月19日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亲自提议设立的。

现在我们再回头看看王实味说的：“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在问到是否吃得饱的时候，党员还得起模范作用回答：吃得饱！），另一方面有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我们可以看到，王实味写于1942年初的这段话非但不夸张，而且还已经非常客气了。王实味这位真诚的革命者，甚至也许根本不晓得这样的“高层革命机密”：害病同志连面汤都喝不到、青年学生一天只得两餐稀粥时，养尊处优的革命最高首脑们在饱食肉饭之余，还能享受国际牲畜产下的新鲜牛奶呢。

面对1942年夏的工厂罢工运动，边区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对策，它们对后来中国工人运动乃至1949年以后整个官僚社会主义时期对工人阶级的统治（包括文革时期毛党官僚集团对工人抗争的操纵手法）都是非常“经典”的先例：
（1）组织群众运动的方式，寻找拥护官僚集团的积极分子，鼓励积极分子站出来揭发工人抗争代表，以此团结大多数工人群众，孤立少数敢于反抗的工人，各个击破。这正是毛党“运动群众”的滥觞。
（2）依靠共产党革命的政治权威（其背后是共产国际这面世界工人阶级最高旗帜），结合整风运动提供的新的政治标准、斗争旗号和敌我界线，对于揭发出来的工人领袖重新命名，谁不执行五五会议精神，谁不服从中共官僚集团，谁就不仅仅是一般的坏人，而且是特务、汉奸、反革命分子，予以严厉打压。
振华纸厂官僚把领导罢工的工会组织委员高成明开除工会会籍，开除出厂。光华印刷厂现任工会主席江淋，被撤销主席职务。边区农具厂工会主席狄建德被孤立后，由留守兵团司令部下达命令，将其交由军法处处办。
（3）继之以对产业工人进行中国特色的奴化教育改造，依靠农民出身工人，扼杀工人的阶级斗争觉悟、培养对党官僚感恩戴德的精神，效仿苏联官僚集团的斯达汉诺夫运动（一种通过加强工人之间恶性竞争、分化瓦解阶级队伍的生产竞争[23]），重新塑造赵占魁式的甘为党国做牛做马的“劳动英雄”。

不久后，工厂里不受任何约束限制的行政权力的泛滥，与腐化倾向也大为发展起来。陕甘宁边区公营工厂实行厂长一元化领导不久，就出现纬华毛厂工人从厂长办公室走出很少不哭鼻子的现象。交通工厂（纺织）“有一个时期，工人发生什么事情，就是饿饭、打骂、斗争、禁闭、开除，上行下效，甚至生产管理员也可打骂工人”，与今天大资本家郭台铭的血汗工厂富士康有得一比。日常生活中，对于职工食堂伙食、病员待遇、社会保险等问题，厂方都可以困难为由而推诿或拒绝[24]。1944年边区工厂工人代表大会文件则透露了工厂领导的“官僚主义作风”对于发展边区工业已是很大的障碍，却不再提到工会，更强调无私奉献的劳动英雄运动了[25]。整风运动中，中共官僚集团的杰出走狗周扬反倒大言不惭地宣称：“在边区，一个农民出身的厂长，没有文化上必要的程度，又没有受过工厂管理的训练，然而他竟能管理数百工人，还和技术知识分子周旋得很好，他把工厂办下去了，产量且不断地增加。这种事实除了苏联，是全世界都罕见的。”（而且这段话竟出现在恶毒辱骂王实味的一个又臭又长的文章[26]

1947年在中共中央社会部批准下，王实味被残忍地砍死，扔进枯井。据说毛泽东1962年曾提到王实味“不该杀”[35]，可是毛及其追随者们却无视：这种极权社会方式的孤立，加之让人彻底丧失人格尊严的精神侮辱和思想压迫，使被迫害者比死还难受。正因为如此，在后来类似整人运动里，许多人都选择了自杀。（共匪的整人学自斯大林，但起源是基督教，宗教裁判所和宗教法庭早就玩剩下的套路，比起基督教的强迫朝圣，强迫穿小丑服公开羞辱，共匪还算“仁慈”了。）

来源：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yanan1942/0-01.htm

马克思主义文库上有个王实味案专题，可以作为参考：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index-class-struggling.htm

接下来看看托派在毛贼时期的中国遭遇吧（关于社会民主主义者的遭遇，请自行查询那些被指责为“修正主义”者的遭遇。顺便说一句，当年被毛贼迫害的很多“右派”，就是社会民主主义者，他们想要的是民主的社会主义，而不是共匪的国家资本主义极权）：一九四九年中共在中国大陆的胜利，对中国托派造成极大的思想冲击。但是这个影响并没有马上在托派多数派里面显示出来。托派的领导人预料会受到中共的迫害，在共军渡过长江之前已经采取了一些安全措施，而多数派更把中央机关从上海搬到香港。但是多数派的领导人和主要干部并不觉得自己原先对中共的政治评价成为问题，也没有预料到新成立的中共政权即将对中国社会造成深刻而长远的改变。（上世纪30年代的时候毛贼为首的斯大林派就把陈独秀等托派全部赶出了中国共产党，后来这些托派成立自己的组织，同时与共匪和KMT对抗。参考资料：中国共产主义同盟 ——1930年代中国早期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活动报告）

来源：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marxist.org-chinese-chinatrots-1951.htm

中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就是毛政府对左派攻击的第一批目标。他们不但是一九四九年革命的支持者，而且长期以来还是中国工人运动的参加者。他们在国民党的统治下遭受了迫害。他们对中国犯了甚么罪呢？如果一定要说他们犯罪的话，他们所犯的罪就是在群众面前，要求中共实现它在刚得政权时所作的关于社会主义和民主的诺言。但是中共的答复，并不是在群众面前证明它能够说到就做到，反而下令逮捕站在工人阶级立场的批评者。在一九五二年底至一九五三年初，大约三百多位中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被捕。其中的五个人于一九五三年一月二十八日写了一篇告全世界工人阶级书，偷带出国。以下就是他们所写的：

　　“我们五人，这文件的签名者，是至今尚能逃避过最近大举逮捕托洛茨基主义分子的侥幸者。过去，我们站在推翻国民党的斗争的前列；今天，我们还是坚决地站在我们的岗位努力于国家建设。我们都是共产主义者……
一九四九年秋天，中共在浙江温州和广东中山两个地区发动反托运动……逮捕了很多托派同志。有些还被诬指为‘国特’而被抢决。
当他们被绑赴刑场时，他们要求背负的名牌写上‘托派’，但是这个正义的要求却被拒绝了。为了怕他们呼口号，他们的嘴被塞了棉花。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至一九五三年一月，全国各地，从北京到广州，从上海到重庆，大量地逮捕托派。大逮捕发生在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和一九五三年一月八日两夜……
到现在为止，我们还不完全知道被捕的到底有多少人，但已有几百人被捕了。受害的不只是托派成员，还包括同情者、及托派成员的妻子或兄弟，他们与托派并无组织关系。
被逮捕以后，受害者的命运仍由官方保持秘密。被捕者的家人到公安局去问，但他们得到的唯一回答是：‘我们对这事不负责任；我们不知道。’”[21]）

二十五年后的今天，这些工人阶级革命家的命运还是官方的秘密。他们从来没有被审判。如果他们还活着的话，他们还在包若望所描述的政权下过活。最近有个报导说，中国托派的领袖之一，郑超麟，一九七四年还关在上海的一个监狱中。

中共的道德可由以下事情看出：一九七五年当邓小平代理总理时，政府释放了几百名国民党战犯。但是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还关在牢中。

来源：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china-after-mao-1978/13.htm

共匪并不傻。他们很清楚，到底什么才是最大威胁。作为挂羊头卖狗肉的国家资本主义极权，他们最害怕的，无论是毛贼时期还是现在，从来都不是新自由主义狗肉们，而是羊肉们，也就是社会主义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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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推荐：《The No-Nonsense Guide of Democracy》

这个世界上的民主为什么会倒退？到底是什么在破坏民主制度？什么是弱民主什么是强民主？如何实现强民主？如何解决民主制度下发生的种种问题？

这一切的答案，都在《The No-Nonsense Guide of Democracy》这本书中。作者Richard Swift分析了民主倒退的原因：财团老板们为了利润游说政客破坏民主，最高票当选制下两党换汤不换药，经济生活中民主的缺乏导致人民缺少独立思考的能力（当你一天至少8小时都处在老板们的极权独裁之下，那么你就很容易去习惯服从，而不是自决），新自由主义的奴才消费文化洗脑，政客和财团们故意把民主偷换为“选举独裁者”（选上精英之后然后由着他们胡做非为） ，跨国公司削弱了民选政府的控制力，强迫民选政府服从于它们而不是人民。

而没有经济民主的民主制度，也就是现在全世界通行的强市场/弱民主模型，一直以来都是不稳定的，因为资本主义市场会威胁民主。而很多国家无视自身传统，盲目抄袭美国的弱民主模型，结果造成了严重问题。作者主张，每个国家都需要根据自身传统，找出最适合当地人民的强民主模型。此外，作者在介绍世界民主历史的时候，也提到了中国的八九民运：1989 Fall of the Berlin Wall; Popular pro-democracy protests take place in Beijing’s Tiananmen Square but are crush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柏林墙倒塌; 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了被大众支持的民主抗议活动，但遭到中国政府的镇压）

而强民主制度下，经济民主是必须的一环，同时还需要尽可能实现直接民主，人民直接决定自己，而不是由着精英们操纵他们。

作者也介绍了几种经济民主方案，有保留市场的经济民主（市场社会主义），有分布式民主计划经济，也有两者的混合方案。

总的来说，作者的构想和DSA是一致的，可以肯定作者是个社会民主主义者。不过作者在书中说“左派们抛弃了民主”，作者搞错了，抛弃民主的不是左派，而是披着极左外衣骗人的极右纳粹而已。而这本书的封面上有个推荐者，Howard Zinn，就是个著名的美国左派历史学家，《美国人民的历史》的作者。

最后，这本书的内容可以用书中引用的一句话概括：‘The cure for the problems of democracy is more democracy.’ （对于民主中出现的问题的解决方案就是更多的民主。）

下载链接（英文版）：https://sitenable.pw/o.php?b=5&mobile=&u=MTk3LjIzMS4yMjEuMjExfHM6Ly9saWJnZW4ucHcvaXRlbS9kZXRhaWwvaWQvMTM4OTg2MD9pZD0xMzg5ODYwfE1vemlsbGEvNS4wIChYMTE7IExpbnV4IGk2ODYpIEFwcGxlV2ViS2l0LzUzNy4zNiAoS0hUTUwsIGxpa2UgR2Vja28pIENocm9tZS81Ny4wLjI5ODcuOTggU2FmYXJpLzUzNy4zNnw4NDkxOTE%3D

这本书有中文版，在台湾发售，名为《民主不民主：直击民主政体》，但没有下载链接。

关键内容摘录：

第1章：What is democracy? （什么是民主？）

The conference agenda was a familiar one – deregulation, privatization, downsizing government. In short, the same agenda that eventually plunged us into the 2008/09 credit crunch and financial meltdown. The ‘free’ in free trade is the tricky part. Free means democratic doesn’t it? Not really. In effect our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rights were being traded away. No matter what we wanted as democratic citizens, corporate-inspired globalization was what we were going to get.

这次会议的议程是熟悉的 – 放松管制，私有化，缩小政府（典型的新自由主义垃圾主张）。 总之，这一议题最终使我们陷入了2008/09年的信贷紧缩和金融危机。 自由贸易中的“自由”是棘手的部分。 自由意味着民主不是吗？ 并不是的。 实际上，我们的环境和社会权利正在被剥夺。 无论我们作为民主公民想要什么，企业推进的全球化就是我们将要得到的。

The high point of the proceedings from an official point of view was the signing of a ‘democracy clause’ that committed all the leaders to maintaining elected civilian rule. It also achieved the US aim of isolating Cuba from the proceedings.

从官方角度来看，诉讼的最高点是签署了一项“民主条款”，让所有领导人对参与选举的公民们维持统治。 它还实现了美国的将古巴与诉讼隔离的目标。

But this seemed to those of us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fence a rather hollow definition of democracy.How could our leaders be meeting in secret to develop a program that would restrict our democratic rights and possibilities and still call it democracy? Did the word mean anything at all?

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在围栏另一边的人来说，这似乎是对民主的一个相当空洞的定义。我们的领导人怎么可以秘密开会来制定一项计划，以限制我们的民主权利和可能性，并将其称为民主？ 这个词真的意味着什么吗？

第2章：Democratic malaise （民主的衰退）

While democracy has triumphed as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choice, there are increasing levels of popular disaffection. Voter turnout and other indicators of popular participation are in precipitous decline. The average citizen is feeling estranged from the political process and the more-or-less permanent political class that has come to dominate it. Money and those who control it easily shape the results of democratic decision-making. This is causing a crisis in the meaning of democracy.

虽然民主作为一个政治选择系统取得了胜利，但民众的不满情绪在不断增加。 选民投票率和其他民众参与指标急剧下降。 普通公民感觉与政治过程疏远，以及永久性政治阶级或多或少的主宰了政治过程。 金钱和那些控制它的人容易操纵民主决策的结果。 这导致了民主的危机。

• In government he has come to rely on the same group of insiders who helped to create the current problems.
• Outside his administration, meanwhile, the wealthy and powerful and their representatives have geared up to blunt any radical edge that may survive the insiders’ efforts.

•在政府部门，他依赖于制造出当前问题的同一群内部人士。
•与此同时，在他的管理之外，富有和有权势的人及其代表已经着手钝化任何可能在内部人士努力下幸存的激进政策。

Even where people still bother to cast their ballots they find the political arrangements in place limit their influence and frustrate their intentions. Systems based on the Democratic malaise Westminster ‘first-past-the-post’ (FPTP) model (peculiar to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are particularly bad at reflecting the broad range of political pinions and options. Voters are often caught in the ‘lesser-of-twoevils’ syndrome. FPTP tends to favor a couple of large, well-funded parties with fairly similar ideologies (in practice if not in rhetoric), which reinforces the general public perception that politicians are ‘all the same’. These parties are often referred to as ‘brokerage parties’ because of their ‘all things to all people’ approach during election campaigns and their lack of commitment to any clear ideology beyond the pragmatism of power. They bring whatever interests are available into some kind of working arrangement so that ideology takes second place to getting a piece of the action.

即使人们仍然想要投票，他们发现现有的政治安排限制了他们的影响力并挫败了他们的意图。基于缺乏民主的威斯敏斯特’先发后’（FPTP）模式（英语世界所特有的）的系统在反映广泛的政治驱动力和选择方面尤其不利。选民常常陷入“两难”症候群中。 FPTP（就是最高票当选模式，被美国和英国所采用）倾向于赞同一些意识形态相当相似的大型的资金充足的政党（如果不是在修辞上就是在实际上），这加强了普遍公众对政治家都是“一路货色”的看法。这些政党常常被称为“经纪人政党”，因为他们在竞选活动期间对所有人都是“满足所有人的要求”的做法，并且对除了权力的实用主义之外的任何清晰的意识形态缺乏承诺。他们把任何可用的利益都带到了某种工作安排中，因此意识形态被贬为第二，从而进行一部分行动。

Extreme views, populist impulses, new thinking and idiosyncratic figures are all casualties of a bland sameness that pervades this kind of political culture. Brokerage parties (with constantly reworked ‘market’ solutions) provide a muscular orthodoxy that reinforces this by actively marginalizing outlying ideas. Oddly, this sameness does not lead to civility in political life for, where real policy differences are absent, politics tend to revolve around personality and endless expensive attempts at proving what a lowlife scoundrel the other guy is. Often there is plenty of scandal to uncover, as the absence of ideals means most politicians are attracted to politics for gain and glory.

极端的观点，民粹主义的冲动，新思维和新特质的人物都是弥漫在这种政治文化之中的对民主的平淡无奇的伤害。 经纪人政党（提出不断改进的“市场”解决方案）通过积极边缘化边远的想法提供了强化的肌肉正统派。 奇怪的是，这种相同性并没有导致政治生活中的文明，因为在没有真正的政策差异的情况下，政治倾向于围绕个人言行和无尽的昂贵的尝试来证明另一个人的低级（美国的大选就是如此）。 通常有很多丑闻要揭露，因为缺乏理想意味着大多数政客都会为了获得利益和名声而被政治吸引。

As if this were not enough, even nation-states are now subjected to pressures from institutions buttressed almost entirely from public democratic pressure;institutions such as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and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These are the semi-official bodies that enforce the shifting rules of the globalizing economy. The concentration of power in their hands and that of private actors in the global economy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capital markets, stockholders, currency speculators, bond-rating agencies) has led to an explosion of social-science literature pondering the future of the nation-state. This literature tries (from widely differing points of view) to come to terms with a world in which the once sacrosanct sovereignty of (at least powerful) nation-states is now being hemmed in by economic forces that severely limit economic policy choices.

如果这还不够，即使是民族国家现在也受到来自机构的压力，几乎完全与来自公共民主的压力同样强大;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贸易组织（WTO）等机构。 这些是执行全球化经济转变规则的半官方机构。 他们手中集中的权力以及全球经济中的私人控制者（跨国公司，资本市场，股东，货币投机者，债券评级机构）的权力集中导致社会科学文献爆炸性地控制着民族国家的未来。这些文献试图（从广泛的角度来看）建造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曾经（至少是强大的）国家的神圣主权现在正被经济力量所束缚，这严重限制了对经济政策的选择。

第3章：Weak and strong democracy（弱民主和强民主）

Two strains can be identified in the history of democratic thought and experience. One is a weak democracy where popular sovereignty is hemmed in by the individual right to property that holds sway over
the collective rights of the community. This theory is based on a notion of possessive individualism and is a strong market/weak democracy model. The second strain is the notion of strong democracy rooted in the radical republican tradition, which emphasizes the self-rule of the political community and the equality of power in democratic decision-making.

在民主思想和经验史中，可以确定两种类型的民主。 一个是弱民主，人民的主权受到侵犯社区集体权利的个人财产权（也就是对生产资料和资本的私人独裁占有权）的束缚。这个理论基于个人主义的概念，是一个强市场/弱民主模式。 第二种类型是根植于激进共和主义传统的强民主概念，强调政治社区的自我统治和民主决策中权力的平等。

The lack of democracy in economic life undermines democracy everywhere else. Those with economic power – today largely major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banks – have myriad ways to get what they want out of the democratic process. A prerequisite for a more robust democracy is a coherent strategy to level economic and thus political inequalities. This chapter looks at entrenched economic power and evaluates the different strategies for challenging it.

第4章：Democratizing the economy（将经济民主化）

经济生活中的缺乏民主会埋葬其他所有地方的民主。 拥有经济实力的人 – 今天主要是跨国公司和银行 – 有很多方法可以从民主进程中获得他们想要的东西。 建立更强大的民主的先决条件是制定解决经济和因此造成的政治不平等的连贯战略。 本章着眼于根深蒂固的经济力量并评估挑战它的不同策略。

FOR MOST PEOPLE the eight-odd hours (or more in many cases) spent at work have more to do with dictatorship than with democracy. While some workplaces have grown more relaxed, the majority of them still closely monitor your time and what you do with it. When you arrive. When you leave. How you perform your tasks. How long you take for lunch. How many times you go to the bathroom. Whom you talk to on the phone. The demeanor you adopt for your employer. All can be prescribed in some detail, whether you work as a security guard in Berlin or in a fast-food franchise in Seoul, a maquiladora clothing factory in Central America or making circuitboards in Penang. This most basic experience of life, earning your livelihood, involves the surrender of both your time and your will to the direction of others. This is a major deficit in the building of democratic life. The experience of a managerial autocracy at work robs people of a sense of their own democratic agency. It contributes to a passive ‘follow orders’ mentality that sucks away the lifeblood of active citizenship.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在工作中度过八个多小时（或更多时间）与独裁有关，而不是民主。虽然一些工作场所变得更加轻松，但大多数工作场所仍然密切关注着你的时间以及你对它的处理方式。你到达的时间。你离开的时间。你如何执行你的任务。你吃了多久午餐。你去洗手间多少次了。你在电话上与谁交谈。你为雇主采取的行为。无论您是在柏林担任保安还是在首尔的快餐连锁店工作，中美洲的加工厂服装工厂或在槟城制造电路板，都可以被详细规定。这种生活中最基本的经历，谋生之道，包括把时间和意志交给别人去控制。这是民主生活建设的重大缺陷。在工作中对专制管理的经历毁灭了人们对他们自己的民主机构的感觉。它有助于消除积极公民的活力，制造一种被动的’服从命令’的心态。（《精英与社会》中也表达过类似看法。）

It is just not realistic to expect active citizenship from people who have so little power to influence the rest of their lives. A lack of democratic engagement leads almost inevitably to a passive consumerist approach to democracy. This is reinforced by a political class that has grown adept at manipulating consumer preferences in the ‘political marketplace’. This is done through a virtual industry that runs expensive campaigns and projects elaborately crafted images of honesty, sincerity and strength on the part of politiÂcians. It is much easier to manipulate unreflective and insecure consumers of politics than it is to negotiate with a self-consciously activist citizenry. Consumerism in politics fits naturally into the consumer-oriented culture of 21st-century capitalism. When your main decisions revolve around choice of different cola and cigarette brands it is not a big jump to reduce democratic engagement to a choice between Brand X politician and Brand Y politician. If, however, you are used to having an active say in your workplace and community, this is unlikely to satisfy you.

期望拥有如此少的影响他们的生活的权力的人的拥有积极公民意识是不现实的。缺乏民主参与几乎不可避免地导致被动消费主义的民主方式。政治阶级越来越善于在“政治市场”中操纵消费者的偏好，从而加强了这一点。这是通过一个虚拟行业完成的，该行业进行昂贵的活动，精心制作精心策划的政治形象，诚实，诚意和力量。操纵没有反弹的和不安全的政治消费者要比与自我意识激进的公民进行谈判要容易得多。政治消费主义自然适合21世纪资本主义以消费者为导向的文化。当你的主要决定围绕着不同的可乐和卷烟品牌的选择时，减少民主参与到X品牌政客和Y品牌政治家之间的选择并不是一个大的跳跃。但是，如果你习惯在你的工作场所和社区有积极的发言权，这不太可能让你满意。

Unequal citizens have unequal resources (money, time, education, inclination) to bring into the arena of democratic decision-making. If Microsoft’s Bill Gates is worth $50 billion or so, he can buy a lot of ‘democracy’.In these circumstances democracy is eroded. The best of democratic theory assumes that some basic equality is necessary if citizens are going to exercise a more-or less equal weight in shaping the direction of political life. Capitalism, on the other hand, with its ethos of ‘possessive individualism’, values above all the right to acquire as much property and wealth as possible. This is considered a just reward for an individual who exercises skill, ingenuity and initiative. The wealth and propertythus acquired can be passed onto the next generation who may or may not be skillful and ingenious. Under capitalism, inheritance has gradually created a class of wealthy people who control the productive resources of society (factories, real estate, capital, access to raw materials and credit).

不平等的公民拥有不平等的资源（金钱，时间，教育，倾向），以进入民主决策的舞台。如果微软的比尔盖茨价值500亿美元左右，他可以购买大量的“民主”。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就会受到侵蚀。最好的民主理论假定，如果公民要在塑造政治生活方向上施加更多或者至少是同等的权重，那么一些基本的平等是必要的。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具有“所有制个人主义”的精神，最重要的是有权获得尽可能多的财产和财富。这被认为是锻炼技能，独创性和主动性的个人的正当奖励。获得的财富和财富可以传递给下一代，他们可能会或可能不会熟练和巧妙。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继承逐渐形成了控制社会生产资料（工厂，房地产，资本，原材料和信贷）的富裕阶级。

This inherited advantage is today largely what dictates the life chances of most of us. While there is the occasional well-publicized ‘rags to riches’ story, most people realize that they have a better chance of winning the lottery than of rising into the economic élite by dint of their own effort. The willingness of people to accept such inequalities is mute evidence of a shouldershrugging acceptance of the power of wealth to shape supposedly democratic outcomes.

这种继承的优势今天在很大程度上独裁决定了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机会。虽然偶尔有广为流传的’乞丐到富豪’故事，但大多数人认识到他们彩票中奖的机会比通过自己的努力成长为经济精英的机会更大。人们接受这种不平等的意愿是一种无言的证据，表明他们无法接受财富的力量来塑造所谓的民主结果。（《美国人民的历史》中提到超过90%的美国精英来自中上层家庭，而今天，世界上最富有的8个人的财富和世界上最贫困的50%的人的财富一样多）

Market socialism（市场社会主义）

This basic adaptation of socialist theory holds that while most productive property (factories, natural resources, access to credit) should be either socialized or held co-operatively, the market remains the best way to decide things like prices, the flow of labor and most decisions to invest. Their idea is to combine the efficiency of the market with the democratization of productive units to ensure that no private monopolies can displace the public interest. Where investment decisions involve major externalities (effects on, say, the environment) a democratically accountable system of central planning would still have a role. Some sectors like health and education would be exempt from market-type criteria. The ‘market socialists’ envision a maximum of democratic consultation (they vary on the possibilities for workers’ self-management) in factories and offices, thus overcoming the passivity of wage labor and enhancing active citizenship. There would need to be a continuing role for a regulating state to lay the ground rules of the economy, establishing broad agreement on incomes policy and taxes, and ensuring (in the absence of the corrupting influence of a corporate élite) that the market continues to serve the social goals.

社会主义理论的这种基本适应形式认为，尽管大多数生产资料（工厂，自然资源，获得信贷）应该是社会化的或者是合作式的，但市场仍然是决定价格，劳动力流动和决定投资的最佳机制。他们的想法是将市场效率和生产单元的民主化结合起来，以确保没有私人垄断可以取代公共利益。如果投资决策涉及重大的外部效应（对环境产生影响），民主负责的中央计划体系仍将发挥作用。一些行业，如健康和教育，将免除市场类标准。 “市场社会主义者”设想在工厂和办公室中最大限度地进行民主协商（这些协商方式取决于工人自我管理的可能性），从而克服雇佣劳动的被动性并提高积极的公民意识。需要一个政府继续发挥作用，奠定经济的基本规则，就收入政策和税收达成广泛的一致，并确保（在没有企业精英的腐败影响下）市场继续为社会目标服务。（市场社会主义的支持者之一是《after capitalism》的作者David Schweickart，我曾经在博客上介绍过他的主张，不过他是主张投资由各级民选机构民主的计划的。）

Planning from below（自下而上的计划）

Planning from below is a strategy for democratizing the economy more in line with the classic socialist vision. It foresees only a minor role for the market and puts the emphasis on a system of democratically controlled co-ordination of economic life. There are many versions of this, from radical visions of a highly decentralized society that has abolished money to elaborately thought-out systems for running advanced industrial economies. Some, such as the famous advocate of decentralization, EF Schumacher, and those he has influenced, see democratic control of investment and development at the local community level as the key.

自下而上计划是更符合经典社会主义观点的经济民主化策略。 它预见到市场只扮演一个小角色，并强调民主控制的经济生活协调体系。 有很多版本，从高度分布式的社会这一激进的愿景，到已经废除金钱的了精心设计的经营先进工业经济体系。 一些人，比如着名的分布式倡导者EF舒马赫以及他所影响的那些人，都把民主控制地方社区层面的投资和发展作为的关键。

The British political economist Pat Devine, in his Democracy and Economic Planning, puts forth a model based on what he calls ‘negotiated coordination’. He details a system that would combine decentralization of decision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new democratic bodies like ‘interest sections’ and ‘accountable planning commissions’ at all levels of the economy. There would be workers’ self-government in all enterprises. Planning advocates like Devine believe that market socialism relies too much on competing self-interests and will impede the emergence of a truly self-governing society and an economy that is organized around the democratically decided goals of human beings. Devine identifies the high level of management and administration that are already part of modern economies as an inevitable departure from a ‘pure market’. He feels that if these were properly democratized they could act as the basis of a ‘negotiated co-ordination’ of an economy planned from below. He places a heavy emphasis on the achievement of equality and equal influence to create the capabilities necessary for a truly self-governing society.

英国政治经济学家Pat Devine在他的《民主与经济计划》（这本书也是DSA的推荐书籍之一）中提出了一种基于他所谓的“协商合作”的模式。他详细介绍了一个分布式决策权力与发展新兴民主机构（如“利益部门”和“负责任的计划委员会”）的系统。所有企业都会有工人自治。像Devine这样的计划倡导者认为，市场社会主义过分依赖竞争性的自我获利，并会阻碍真正的自治社会和围绕着民主决定的人类目标而组织起来的经济的出现。 Devine认为已经属于现代经济的高层管理和行政管理是不可避免地背离“纯粹市场”的。他认为，如果这些得到适当的民主化，它们可以作为自下而上的经济计划的“协商合作”的基础。他非常重视实现平等和影响力的平等，以创造一个真正的自治社会所必需的能力。

The socialized market（社会化的市场）

This proposal for democratizing economic life i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the British economist Diane Elson. She and other advocates of the ‘socialized market’ believe a strategy that bends market outcomes to social purposes will allow democratic intervention in a variety of ways that would ensure more popular control. Elson proposes a dramatic extension of common property rights over investment that would work through a system of participatory regulation to enforce social and ecological criteria on all major investment decisions. She believes that the seeds for this already exist in a range of corporate accountability initiatives that deal with such matters as minority hiring, child labor, working conditions and environmental impacts. The ‘socialized market’ would include a basic income for all and reinforcing those markets (which Elson calls ‘associative’ and ‘provisioning’) would decentralize power and promote values of solidarity. Advocates of a socialized market believe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move beyond a sterile debate between ‘market’ and ‘plan’. Elson concludes: ‘My vision is not a “market” society but not a “bureaucratic” society either; it is a society in which democratically accountable state agencies structure markets so as to give a much greater chance for households and associations to flourish.’

这个使经济生活民主化的建议与英国经济学家Diane Elson密切相关。她和“社会化市场”的其他倡导者认为，将市场结果转化为社会目的的战略将允许以各种方式进行民主干预，从而确保更大众的控制。Elson提出将投资领域的共同财产权的范围大幅度扩大，通过参与式监管制度强制所有重大投资决策遵守社会和生态标准。她认为，这种种子已经存在于一系列涉及少数群体雇佣，童工，工作条件和环境影响等问题的企业问责制提议中。 “社会化市场”将包括所有人的基本收入并加强这些市场（Elson称之为“合作”和“供应”）将分散权力并促进团结协作的价值观。一个社会化市场的倡导者认为，有必要超越“市场”和“计划”之间的无谓辩论。Elson总结道：“我的愿景不是”市场“社会，也不是”官僚“社会;它是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民主的有能力的政府机构构建市场，为家庭和社团的繁荣提供更大的机会。“

Only in an economy beholden to the interests of the entire society can we hope to bring an end to what the French social theorist André Gorz calls the domination of economic reason. This kind of all-inclusive economic rationality, expressed through the under-regulated market, cancels out the possibility of an economics based on a thought-out human purpose. ‘The market itself is not the goal of any of the actors that confront one another there; it is the space that results from their confrontation just as “traffic” is the result of all those who are driving their cars at any particular moment and have… an average speed imposed upon them by all the other drivers, none of  Democratizing the economy whom has actually chosen it.’ At the moment this economic rationality (a rationality lacking reason in Gorz’s view) is creating a world of compulsory labor that produces too much, uses up too many resources, distributes its rewards unfairly and is endangering the global ecosystem upon which we depend to survive. Only a viable economic democracy has a chance of redirecting economics to serve some sane human purpose – where people control capital, rather than its controlling us.

只有在符合整个社会利益的经济中，我们才能希望结束法国社会理论家André Gorz所说的经济理性的奴役。这种包括一切的经济理性，通过监管不足的市场表现出来，取消了基于深思熟虑的人类目的的经济可能性。 “市场本身并不是在那里相互对抗的任何行为者的目标;正是因为“交通”是所有那些在任何特定时刻驾驶他们的汽车并且具有……所有其他驾驶员强加给他们的平均速度的结果，任何没有将经济民主化的人实际上已经选择了它“，目前这种经济理性（Gorz认为是一种缺乏理性的理性）正在创造一个产生过多的强制劳动的世界，耗费了过多的资源，不公平地分配其回报，并且正在我们赖以生存的危及全球生态系统。只有一个可行的经济民主有机会重新将经济导向为为人类理智的目标服务 – 人民控制资本，而不是控制我们。

第5章：Beyond the nation-state （超越民族国家）

Globaliz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influence practiced by the major world powers is a constant limitation on popular sovereignty. It takes decisions out of the hands of elected officials or at least gives them the excuse not to act. This chapter evaluates the different efforts to move democracy beyond the nation-state – from structures of regional governance to the evolution of an international civil society and a cosmopolitan democracy.

全球化和世界大国实行的影响力政策不断限制了人民主权。 它剥夺了民选官员作出决定的能力，或者至少给了他们不采取行动的借口。 本章评估了将民主推进到民族国家之外的各种努力 – 从区域治理结构到国际公民社会和世界性民主的演变。

The nation-state advocates are accused of standing for a dubious nostalgia that history has already passed by. Those who advocate an internationalizing of democracy are accused of abandoning its best defense with a wild jump into the future that is at bottom a kind of capitulation to corporate globalization. This polarization is probably not useful. It seems likely that some kind of hybrid strategy that affirms people’s right to decide on all levels needs to emerge from this debate. It makes little sense to fight for strong democracy only or mainly on one level. The energy and imagination of the anti-globalization movement faces a multilevel world of power, with the central axis of the whole system running through Washington and New York. It needs a multi-pronged process of democratic action that entrenches popular power in local communities and regions but also projects it onto the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stage.

民族国家的倡导者被指责为历史已经过去的怀旧。 那些主张民主国际化的人被指责放弃其最佳防御，并跳入未来，这是对企业全球化的一种投降。 这种极化可能没有用处。 在这场辩论中，似乎可能会出现某种确认人们有权决定各个层面的混合策略。只在或主要在一个层面上争取强民主没有什么意义。反全球化运动的能量和想象力面临着一个多层次的权力世界，整个体系的中心轴贯穿于华盛顿和纽约。 它需要一个多管齐下的民主行动进程，使当地社区和地区的民众权力得到巩固，并将其推向国家和国际舞台。

第6章：Democratizing democracy（将民主民主化）

Popular discontent with our model of weak democracy has undercut confidence not just in those we elect but in government itself. This has rebounded to the benefit of those who would leave everything up to the market. Debate rages as to how to restore popular faith in democracy. This chapter looks at such issues as direct democracy, decentralization and greater proportionality that could breathe life into ossified democratic structures.

大众对我们的弱民主模式的普遍不满，不仅造成了选民们的信心削弱，而且对政府本身的信心也削弱了。这已经影响到那些将一切投入市场的人的利益。 关于如何恢复对民主的信心的争论很激烈。本章着眼于直接民主，权力分散和更大的相称性等问题，这些问题可能使僵化的民主结构重新恢复活力。

第7章：Democracy and ecology （民主和生态）

The environmental crisis is challenging orthodox democracy in some vital ways. A market democracy where real democratic power is traded for ever expanding consumer prosperity is just not sustainable. The short time-frames within which most politicians operate cannot cope with the long-term impacts of ecological change. This chapter sorts through the toolkit of Green ideas for building an eco-democracy where environmental health is a first principle.

环境危机正在以一些重要的方式挑战正统民主。一个建立在真正的民主权力被交易为不断扩大的消费者繁荣的基于市场的民主是不可持续的。大多数政客所处的短期时间框架无法应对生态变化的长期影响。本章对绿色理念工具包进行分类，以建立一个环境健康是首要原则的生态民主制度。

第8章：Strong democracy in the Global South （在全球南方的民主）

In the Global South, democratic rights are often a life-and-death question. But they are also notoriously fragile in a situation of huge inequalities, where the powerful frequently resort to brutal suppression to maintain and expand their privileges. This chapter looks at the struggle to build a more robust democracy and how it takes quite different forms based on differing national experiences. It also examines how such efforts can be side-tracked unless they are deeply embedded in popular life.

在全球南方（指亚非拉地区），民主权利往往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但是，在巨大的不平等情况下，他们也是非常脆弱的，在这种情况下，掌握权力的人经常采取野蛮的镇压来维持和扩大他们的特权。本章着眼于为了建立一个更加强壮的民主的斗争，以及基于不同的国家经验，它是如何采取完全不同的形式。 它还检查了这些努力如何被边缘化，除非它们深深植根于大众生活中。

第9章：Conclusion（总结）

Democracy involves risk. This is what is most difficult for many of its advocates to accept, even those who see themselves as risk-takers when it comes to entrepreneurial matters. And democracy is always messy: lots of meetings and reversed decisions. But we owe it to ourselves and the peace of the world to get involved and take on the responsibilities that real democracy puts on us.

民主是有风险的。对于许多倡导者来说，这是最难接受的，甚至那些在企业问题上将自己视为风险承担者的人也是如此。民主总是很混乱：很多会议和相反的决定。但我们应该为自己和世界的和平参与并承担真正的民主赋予我们的责任。

A more equal economy with democracy built into the workplace is crucial to this effort. The economy today exerts a constant pull that is used to ‘discipline’ democracy with what is ‘realistic’; to keep some in poverty and others in villas, BMWs and stock options. But even if the essential element of democracy is built into the economy, accumulations of privilege will continue to be an anti-democratic irritant. We’ll need to replace our passive consumerist democracy with a reinvigorated polity to provide us with a platform to fight for fairness and equal rights against the blinkered technocrats and free-market globalizers. The inequality generated by the strong market/weak democracy model undermines the mutuality and solidarity between people in society. This inevitably leads to a politics of polarization and resentment between classes, genders, regions and ethnic groups. As we saw in Chapter 8, this is particularly true of the cleavages that are ripping apart political entities across the poor Majority World. To build a strong democracy based on a ‘popular sovereignty’ that is more than a convenient fiction is the potential beginning of sanity, st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在工作场所建立民主的更平等的经济对于这一努力非常关键。今天的经济发挥着不断拉动的作用，用来’用’现实的’来’管理’民主;通过别墅，宝马和股票期权维持一些人的贫困，和另一些人的富有。但即使民主的基本要素建立在经济中，特权的积累仍将是反民主的刺激因素。我们需要用激进的政体取代消极的消费主义民主，为我们提供一个平台，以争取公平和平等的权利，以对抗那些狡猾的技术官僚和自由市场全球化的鼓吹者。强市场/弱民主模式所产生的不平等破坏了社会中人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团结协作。这不可避免地导致政治上的阶级，性别，地区和民族之间的分化和仇恨。正如我们在第8章中看到的那样，这一点在贫困的主流世界中把政治实体分开的分裂中特别真实。建立一个强大的民主必须基于不仅仅是一种方便的虚构的”人民主权“，这是健康，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潜在开端。

We all know by now what more politics-as-usual will mean. It may be that democracy will always be unfinished business. But it is our business. Let’s take it back.

到现在为止，我们都知道政治保持常态更多情况下意味着什么。 民主可能总是处在未完成的事业阶段。 但这是我们的事业。让我们把民主拿回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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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尴尬了！中国照顾伊万卡中国工厂？

来源：美国之音

川普尴尬了！中国照顾伊万卡中国工厂？

被抓捕的三名活动人士之一华海峰的妻子邓桂莲

中国政府本星期首次证实中国当局拘留了调查美国总统川普的女儿和高级顾问伊万卡·川普在中国的代工厂劳动条件的三名劳工权利活动人士，称他们涉嫌进行非法活动。与此同时，被拘留的活动人士华海峰的妻子表示丈夫无罪，称丈夫一直在做有意义的好事。

在竞选期间、当选和就任之后，川普总统多次激烈抨击中国实行不公平的做法严重损害美国的经济和美国劳工利益。他甚至表示，中国多年通过不同平的贸易来对美国进行了强奸。

然而，川普总统本人以及包括他女儿伊万卡·川普在内的家人积极参与美中贸易。中国当局批准了川普在中国的70多个商标，伊万卡在中国代工厂加工制造以她的名字为品牌的产品。

6月初，调查伊万卡·川普在中国代工厂劳动条件的三名劳工权利活动人士被中国当局抓捕的消息传来，使美中关系平添变数，也使川普总统和女儿处于尴尬境地。

被抓捕的三名活动人士之一华海峰的妻子邓桂莲对美联社讲述了得知丈夫被抓捕之后的第一反应。她说：

“真的是恐惧，然后是恐慌，很无助。真的是不知道这件事情该怎么弄。”

在被抓捕时，华海峰和他的两个同事李招和苏恒正在调查位于江西赣州的华坚鞋厂。那里加工生产伊万卡·川普牌的鞋。

“不可以拍。不可以拍。拍那里可以，不可以拍这里。镜头对那边，别对我们这边。”

在美联社前往那里采访时，工厂的警卫要美联社的摄影师不要向工厂方向拍摄。

在6月6日例行的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称那三位劳工权利活动人士被拘留是因为涉嫌非法使用专业监控设备，以及干扰相关公司的正常运营及生产活动。然而，中国外交部正式发布的该日记者会问答记录没有收录发言人的这一发言。

委派活动人士进行调查的总部设在纽约的中国劳工观察组织则表示，活动人士是在调查华坚工厂低工资超时劳动、辱骂工人以及可能非法使用学生劳工的问题，活动人士没有进行非法活动，也没有使用非法监控设备。

在抓捕华海峰之后，中国政府当局人员对她的妻子邓桂莲进行了讯问，搜查了她的手机通讯记录，并警告和威胁她不要接受媒体采访。

邓桂莲说，“(他们跟我说，)现在所有的媒体采访你都不要做了。你看，国外的媒体都打你的电话。这就证明你老公犯的一些事情挺严重的。不要让你老公的问题变成泄露国家机密。说得很严重。反正我也不懂。说得很吓人。”

邓桂莲认为丈夫是一个好人，一直是在做好事，没有做违法犯罪的事情，在讲法治的中国，既然她没有违法，她就不应当害怕，应当让世人知道丈夫华海峰是一个什么人。

她说：“我觉得她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事情。他曾经帮助过很多人。因为对他的了解，对他的工作的了解，我知道一些事情，知道他帮助过很多身边的人。所以我一直很支持他的工作，一直觉得他的工作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是做好事。”

在接受美联社采访的时候， 邓桂莲抱怨当局恶劣对待被关押的丈夫。她说，

“（他们）就把他安排在靠近马桶。每天晚上有很多人去上厕所，让他很难受。还有就是不允许那里的所有的人跟他讲话。”

国际特色等美国和国际间人权组织以及美国民主党人呼吁川普总统和女儿伊万卡为华海峰等被抓捕的中国劳工权利活动人士说话，要求中国立即释放他们。截止目前，川普总统和伊万卡品牌公司没有对这一事件作出表态。

美国国务院本星期早些时候呼吁中国立即释放华海峰等三位活动人士，或保证他们得到公正的司法审判。 _(网文转载) (博讯 boxun.com)

https://boxun.com/news/gb/intl/2017/06/20170609052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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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IJ关于中国精英的离岸资产披露（资料摘录）

机密文件披露中国精英的海外资产

两万多名中国内地及香港投资者在避税天堂注册公司

美国一家独立新闻组织取得的机密档案和资料库显示，中国高层领导的近亲在加勒比海避税天堂持有隐秘的离岸公司，有助中共精英在海外隐藏巨额财富。

这些文件包括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姐夫在海外与他人合伙的地产公司注册资料，以及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儿子、女婿注册的BVI（英属维尔京群岛）公司。

国际调查记者同盟（缩写ICIJ）获得的密件显示，近22,000名中国内地和香港的投资者在离岸金融中心注册公司，其中起码有15名包括富豪、全国人大代表、涉嫌贪污的国企高管等知名人士。

文件还显示，普华永道、瑞银集团（缩写UBS）等会计事务所和欧美银行扮演了关键性的中间人角色，为中国投资者在英属维尔京群岛、萨摩亚群岛等离岸金融中心开设资产信托（trust）和公司。例如，瑞士金融巨擘瑞士信贷集团（简称瑞信）曾协助温家宝的儿子注册BVI公司，当时温家宝仍是国务院总理。

有关的档案和数据库来自两家专门为投资者开设离岸公司、信托和银行账户的商业机构，也就是总部设在新加坡的保得利信誉通集团（Portcullis TrustNet）和总部设在英属维尔京群岛的Commonwealth Trust Limited.

ICIJ两年前获得这批内含250万份文件的离岸密档后，与欧美和亚洲等地50多名记者合作，展开为期一年半的跟进调查与采访。ICIJ与合作的媒体自去年4月起发表一系列有关离岸金融中心的调查报道，在多个国家触发当地政府立案调查、高官下台。有关的政府因而修订有关公职人员和企业的财务披露政策。

半年前，ICIJ 开始分析密件中有关中国大陆和台、港的离岸金融资料，今天首度发布初步的分析报告。

资料显示，中国大陆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遥远的离岸金融小岛依赖日增。由于隐蔽、免税和方便国际贸易的特点，避税天堂大受中国投资者青睐。中国经济转型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混合体后，已成为海外避税天堂的主要客户。

就ICIJ数据库所见，中国投资者所涉及的行业遍及石油、绿色能源、矿产、武器贸易等。

中国法律未规定政府官员公开个人资产。权贵利用平行经济(parallel economy)来避税、隐藏交易。据估计，2000年以来，流失到境外的资金至少有1万亿，甚至可能高达4万亿美元。具体路线难以追踪。

机密文件披露中国精英的海外资产

“巴拿马文件”的主角——莫萨克·冯赛卡律所在中国大陆和香港揽有大宗生意。该律师事务所近三分之一的客户来源以上两地。
……
记者的调查显示，莫萨克·冯赛卡律所在中国大陆和香港的8个城市拥有分所，这一数量超过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在中国大陆，该所主要在上海、深圳、青岛、大连、杭州、济南、宁波等地展开活动。

每周转载：巴拿马文件曝光天朝权贵（大量网友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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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氪金毁灭的电子游戏，创意的起源，无耻的资本

电子游戏最初诞生于捍卫休息权，反资本主义剥削的黑客手中，但随着老板们把电子游戏变成产业，电子游戏就逐渐从纯粹的快乐提供者变成了吸金工具，或者说，折磨剥削玩家的工具。现在让我们一起看看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吧。

资本主义辩护士们有个很无耻的说法是：老板们的财富来自创意。呵呵，真是颠倒黑白，事实上在电子游戏领域里，大部分游戏都是相互抄袭山寨的产物，真正的创意非常少见，而且绝大部分来自于独立游戏开发者和小工作室（这些小工作室虽然是公司形式，但实际上更接近于平等的社区，他们当中也有不少主动将使用的引擎技术开放，以造福其他开发者）。至于老板们，他们的“责任”是：收购小工作室，然后为了剥削玩家毁灭他们的作品，赶走老员工，最终毁灭工作室和游戏系列，顺便再雇佣一群哈巴狗把剽窃自老员工们的创意说成是老板自己的。

对于非单机玩家来说，这一切他们并不熟悉。那么，就先看看电子游戏是如何起源的吧：1962年，包括史帝芬·羅素在內的一班學生，於麻省理工學院裏在當時的一部新電腦DEC PDP-1中寫了一個名為《宇宙战争》（Spacewar!）的遊戲。該遊戲讓兩名玩家對戰，它們各自控制一架可發射飛彈的太空飛行器，而畫面中央則有個為飛行器帶來巨大危險的黑洞。這遊戲最終在新DEC電腦上發佈，及在隨後早期的互聯網上發售。《宇宙战争》被認為是第一個廣為流傳及具影響力的電子遊戲。

很明显，电子游戏起源于黑客们的创意，这时候老板们还没入局呢。当然，老板们看到捞钱的机会之后，自然是不会放过的，雅达利就是美国最早的电子游戏公司之一。

但是呢，资本进入之后，事情就开始变味了，而雅达利也成功制造出了游戏史上最著名的一次大萧条事件：「埋葬游戏卡带」事件直接导致了一场 30 年前电子游戏行业的大地震，间接影响是当时整个游戏产业元气大伤，规模缩水 90% 以上。此后多年里整个欧美电子游戏产业一蹶不振，直到数年前微软 xbox 诞生。

客观来说，《E.T 外星人》这款游戏并非一无是处，甚至能从中看出一些在今天都极其流行的沙盒游戏的影子。但是游戏在剧情上的匮乏，画面的诡异，而且几乎与电影原作毫无联系最终决定了这是一款烂作。

Classic Gaming 网站的 Fragmaster 评价道游戏过程「无限重复、毫无常理」。对于大部分玩过这款游戏的人来说，就是一个看着 ET 不断掉到井里然后缓慢悬浮出来，再进入另一个同样的画面继续寻找零件的过程。很少有玩家有耐心一遍遍重复这些游戏步骤，即便有心通关也需要忍受一次次相同的痛苦流程。

借助雅达利强大的品牌和渠道，这款游戏最终还是销售了 150 万套，不过雅达利却为这款游戏制作了制作了上千万套的卡带。

诡异的事情来了，这些卡带在一夜之间突然全都消失了，自此成为一个未解之谜。直到今年 4 月，这个 30 多年的未解之谜终于解开：那些销售不出去的卡带最终被碾碎，然后被雅达利用 20 辆卡车悄悄掩埋到了位于德州的垃圾填埋场。

这款游戏带来的巨额亏损最终成了让如日中天的雅达利走向沉沦的导火索。1983 年，雅达利宣布亏损额超过 5 亿美元，这对当时整个游戏产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大量游戏公司走向破产，数年时间内美国游戏产业的规模缩减了 90% 以上。

雅达利的 2600 火了，电子游戏产业也火了，很多人看到了新的致富之道——制作电子游戏。大量没有任何游戏开发经验的新手开始负责游戏的开发，而游戏的开发商也并不在意游戏的质量和员工的水平，只要能把游戏做出来制成卡带卖出去就好，目的只为捞一笔。

来源：《E.T 外星人》如何引发游戏史上的大萧条

老板们为了攫取财富，疯狂投机欺诈赌博，最终造成了北美游戏领域的大崩溃，典型的经济危机爆发过程啊。而几十年后，华尔街的金融寡头们又用相同的手段造成了席卷世界的金融海啸，呵呵，历史的轮回。哦，对了，雅达利和用类似手段胡做非为的都是美国公司，所谓的“欧美国家有契约精神”不过是骗傻子的狗屁罢了。现在的游戏公司没法用雅达利的手段去坑骗玩家，因为现在是互联网时代，玩家想要了解游戏非常容易，即便如此，老板们还是使用游戏水军（五毛狗）去欺诈玩家。

游戏公司雇佣五毛狗刷好评事件：Metacritic是国外的一个综合评论网站，他们收集评论的范围有点广，从电影电视到游戏评论无所不包。而用户对作品的评分也是他们收集的目标，虽然这种评分远没有媒体的综评权威。

但是近日，育碧大作《刺客信条：起源》(PS4版)的用户评分页面下却出现了大量重复虚假的用户评论，这些用户评价拥有同一个模式的评价语句，随机的英文数字组合用户名，全部给出满分评价，而且这些僵尸号的评分历史中都只有这一篇。

来源：《刺客信条：起源》被僵尸号狂刷好评 育碧也雇水军？

在这个信用缺失的社会，我们总能看到各种欺骗。近日有媒体发现微软的Windows 10应用商店也存在刷好评现象，一款国产山寨游戏通过刷好评挤上了微软应用商店首页热门推荐。

不管是软件应用商店还是各类电商网站没谁能逃离刷评价的坑，比如微软应用商店这次把山寨应用推向首页。无利不起早，刷评价自然都是为了能够获得更好的排名或者受到推荐等等，不论是靠前的排名还是推荐都能获得更多下载。

来源：刷好评无处不在！连Windows 10应用商店也沦陷

Insel工作室涉嫌向员工施压，迫使员工在Steam上给自己公司的游戏刷好评。此事遭曝光以后Valve立刻下架了Insel工作室在Steam上的所有游戏。

随后他鼓励员工们在Stema上购买一份《荒野破坏者》并留下好评。如果有人表达保守态度，他就要求“私下谈谈”。（标准的无耻资本家嘴脸）

来源：游戏公司派员工刷Steam好评 旗下所有游戏被下架（Valve迄今为止都没上市，Gaben还是保有一些作为游戏开发者的底线的，没有完全沦为为了攫取财富不择手段的商人。否则，steam这个玩家最后的净土早就沦陷了。）

然后让我们看看FPS联机模式的老祖宗吧：《半条命》的一些遊戲模組也十分流行，例如反恐精英（Counter-Strike，通常简称CS）。「半条命」是普遍通行於中國大陸的稱法，此译名如今也为代理商所接受。在台灣和香港稱此遊戲為「戰慄時空」 。著名的遊戲模組Counter-Strike在大陸及港台則分别被稱為「反恐精英」和「絕對武力」。

来源：半条命wiki

《絕對武力》（英语：Counter-Strike，中国大陆译作“反恐精英”，港台译作“絕對武力”）是一款以团队合作为主的第一人稱射擊遊戲，於1999年作為Valve所開發的遊戲《戰慄時空》遊戲模組推出。由於深受玩家的喜愛，2000年由Valve購得版權發行為獨立遊戲，並且聘用原開發者黎明與Jess Cliffe繼續參與遊戲的後續開發[1]。

来源：反恐精英wiki

是不是很意外？CS最早是半条命的mod？事实就是如此，而且在当时Valve也只是个小工作室。顺便说一句，半条命系列都有中文配音哦，包括第一代。几乎所有的FPS网游和FPS单机的联机部分都至少部分的抄袭山寨了CS的设定和玩法，例如CF，CoD等。

还有一个被四处抄袭模仿的著名独立游戏：minecraft（我的世界）：《我的世界》（英语：Minecraft，中国大陆译作“我的世界”，港台译作“当个创世神”）是一款沙盒游戏，最初由瑞典游戏设计师马库斯·阿列克谢·泊松单独开发，随后由2009年成立的瑞典公司Mojang开发并发行。

minecraft是支持mod的，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流行最成功的独立游戏了，而且由于是用java开发的，所以天然支持跨平台，而不像大部分游戏被锁死在windows平台上。而这是由瑞典游戏设计师单人开发的哦。而那些老板们做了什么呢？无耻的抄袭他的创意，弄出迷你世界之类的山寨垃圾，呵呵。

最近有一个游戏非常流行，就是绝地求生，而其制作者蓝洞也是个小工作室。但是，绝地求生的游戏玩法并不是蓝洞原创的，而是起源于武装突袭2的一个mod，DayZ：DayZ is a multiplayer open world survival third-person shooter modification designed by Dean Hall for the 2009 tactical shooter video game ARMA 2 and its 2010 expansion pack, ARMA 2: Operation Arrowhead. （DayZ是由Dean Hall为2009年的战术射击游戏ARMA 2及其2010年发行的扩展包ARMA 2：Operation Arrowhead设计的多人开放世界生存第三人称射击游戏模组。）来源：DayZ (mod)wiki

看看，又是一分钱不拿的mod开发者提供的创意。mod社区一直以来都是共产主义的，modder爱好开发mod，也爱好分享mod提供的快乐，但是，无耻的老板们，想要把mod变成他们的吸金工具：

不过近期一桩《上古卷轴5：天际》付费MOD涉嫌剽窃事件引起了人们反思，这种利益驱赶化MOD制作可能长久下去并不能引导创新，一部分人可能更喜欢复刻先前作品，然后改头换面出售。

因为有消息称，Mod制作人推出了《上古卷轴5：天际》钓鱼Mod，并在Steam创意工坊上出售。之后，另一Mod制作者Fore“闯”进了，声称Chesko未经允许使用了其制作的角色闲置动画，并对Chesko这种盗用他人成果进行牟利的行为表示谴责。

而Chesko则解释称，其事先曾向Valve咨询过自己的Mod需要下载其他内容的问题，Valve给出的答复则是“只要下载的内容是完全独立和免费的，就没有问题。”

看看淘宝卖MOD的乱象就知道这么做会有什么后果了，mod的制作本意就是分享，收费只能是倒行逆施，弊大于利，等到时候都没人愿意分享的时候就好玩了，非得逼走一大批人才舒服么。

来源：《上古卷轴5：天际》付费MOD涉嫌剽窃下架 Steam开放模式或不可取

同时市场上开始出现了一些严重的抄袭Mod，有些是对他人的免费Mod进行调整后上架收费，有些甚至直接窃取他人的Mod。

据统计当天共有超过40个Mod遇到了类似的情况，很多作者怕有人不经允许就擅自使用自己的Mod并从中获利，将自己的免费Mod收回，这无疑对所有人都是无宜的，但是这些作者更不想看到和自己持不同观点的人拿着自己的劳动成果去赚钱。

一款名为“Midas Magic”的魔法Mod，在推出了付费版的同时在原有的免费版里也动了手脚。在玩家使用这些魔法时有一定几率会出现广告，让很多人啼笑皆非。

多数玩家认为Mod的本意是Modifycation，玩家去修改游戏是因为原有的游戏有很多不足，而这本身是厂商的失误。玩家自愿的修补这些不足，提升游戏的品质，厂商非但不付给这些人酬劳，还要从他们那里抽取75%的酬劳，实在是不可理喻。

而且天际之所以销量如此之高，本身就和Mod的存在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纵使天际的确是一款优秀的游戏，但使得它与众不同且时至今日依然保持活力的却是这些Mod作者。没错，没有天际这款游戏就不会有这些Mod。但是这些Mod作者都购买了游戏，但并没有从自己的Mod中获利，可天际却因为这些Mod增加了不少销量。

换句话说，Bethesta和Valve在此之前已经从Mod和这些Mod作者身上获得了足够多的额外利益了，而如今竟然反过来声称自己应得到Mod收入75%。

有些人认为25%的收入总比没有收入好，但多数的Mod作者从制作Mod开始就没有把收入看重，他们即使得不到收入也不希望让Bethesta和Valve从自己身上刮取利益。对于他们来说接受玩家的资助比收费Mod来的更加心安理得而收入可能更多。

这时人们已经不是在计较收入的多少或者收费模式的好坏了。25%的收入分配和所谓8%的玩家比例更让他们觉得Bethesta和Valve根本没有尊重Mod作者和玩家，这其实是人们所最不能容忍的。

在介绍中，作者解释说，整个Mod界是一个整体，从精神层面上讲，Mod作者都有同样的爱好和分享精神；从物质层面上讲，每个作者的Mod作品中都包含其他的Mod或者需要其他Mod的支持。脱离了整体每个作者都无法生存，同时每个作者的离开都会使整个Mod界受到伤害。所以该作者希望能够通过这种形式让Mod界重新团结起来。

由于其特殊的性质，大多数的Mod在制作时是需要利用其他作者的Mod作为支持的。如果这些原Mod是收费的，那么再次制作的Mod就有了成本，如果用到较多的Mod，那么成本将会很高。

这时作者必然会尽量少的利用其他人的Mod，这样最终的作品必然是作者预想的缩水版，作者出于节省成本的考量必须会使作品的品质有所下降。而如果作者想采用免费的Mod作为支持，那么由于处于不同的立场和价值观，可能根本不会得到原作者的同意。

来源：谁坑死了游戏的Mod收费模式？

接下来说一个悲剧的游戏系列吧：植物大战僵尸系列。初代植物大战僵尸由小工作室popcap开发，发行之后风靡全球，是个优秀的作品：《植物大战僵尸》（英语：Plants vs. Zombies）是一款塔防游戏，由宝开游戏为Windows、Mac OS X、xbox 360及iOS系统开发[6]。

宝开的开发套件造福了公司之外的开发者，Tweeler是一个为这些独立游戏开发者专门提供服务的网站，包含了很多用TuxCap移植到Linux和Mac OS X的游戏。2011年7月，寶開遊戲被美商藝電以7.5億美元收購。

来源：寶開遊戲wiki

被EA收购，呵呵，EA这家美国企鹅的破事我后面会说，先看看植物大战僵尸2到底是个怎样的垃圾吧：

被难住的不只小斯一个人，知名游戏评论人蔡令洪告诉北京商报记者，中文版《植物大战僵尸2》的难度是英文版的3倍，80%的玩家在玩到第六关就要付费购买道具才能进入下一关。

中国版《植物大战僵尸2》与英文版的不同之处还体现在内购的价格上，例如在英文版中，植物“寒冰射手”售价18元人民币，而在中文版中，“寒冰射手”却需要用“钻石”兑换，价值400颗钻石。这相当于花费人民币40元。另外，在英文版中免费的植物“双重射手”，在中文版中需要花费人民币约10元来购买。蔡令洪透露，游戏里所有内购的价格加起来，中文版是英文版的一倍。“难度增加以后就能更好地设置付费点。”当乐网CEO肖永泉如是说。

来源：植物大战僵尸2中国水土不服：为圈钱难度翻3倍

很快就有玩家发现，与英文版相比，中文版要“贪婪”很多。首先在植物方面，英文版需要道具购买的植物为6款，包括“倭瓜”，“寒冰射手”、“辣椒”等，在游戏过程中玩家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赢得特殊植物。可是，在中文版中需要购买的植物变成了增加到了13款，“玉米投手”、“椰子加农炮”、“闪电芦苇”这些英文版中免费的植物，在中文版里都需要花钱购买。因此，网友也直白地批评，这款游戏如今“想钱想疯了”。

不仅免费植物的数量变少，更可恶的是，中文版的植物价格也比英文版高出数倍。在英文版中，购买“寒冰射手”售价18元人民币。而在中文版中，“寒冰射手”却需要用“钻石”兑换，价值400颗钻石。这相当于花费人民币40元。另外，在英文版中免费的双重射手，在中文版中折合人民币也需要10元购买。

另外，中文版对关卡各个僵尸的种类也被进行了更改，这使得游戏难度大大增加，于是有玩家在App Store中评论道：“不买钻石的话连第一章都过不去。

来源：“植物大战僵尸2 “暴难被指坑钱游戏玩家恶评如潮

植物大战僵尸1告诉我游戏可以怎么设计的有趣，僵尸2告诉我游戏可以如何坑钱。金手指这样的无敌功能就如同 射击游戏子弹自动射不用换弹夹，三国杀有钱的可以人民币 无桃 死而复活，QQ想聊天得看一分钟视频广告 这种异想天开的恐怖坑人设计。植物2开创了有钱人可以把打僵尸变成切僵尸游戏！

新出的关卡就是一帮废物和不懂游戏的sb开发出的垃圾。

来源：关于植物大战僵尸2：奇妙时空之旅 Plants vs. Zombies 2: It’s About Time的评论(407)

面对恶评，制作公司大中国区负责人回应称这是免费与收费之间的平衡问题，只要玩家游戏技巧高、花费时间多就无需付费。[11]最终，宝开在中国区新版本中降低了游戏难度，但是，自从1.2.0未来世界(Far Future)版本推出进阶系统之后，游戏整体的难度又再次增加。在1.4.0版，又推出4阶植物。完全丧失游戏乐趣。2016年初，又推出PvP模式(国际版在2018年3月推出)。变得越来越不像塔防游戏，游戏变成了网路游戏。2016年7月，进行1.8.0改版，但3大挑战副本都没有出现在该版本，并且新增潘妮小店，但与之前版本相比，更难获得碎片。[17]

来源：植物大战僵尸2：奇妙时空之旅wiki

EA的老板们彻底把植物大战僵尸2毁掉了。至于他们为什么不敢在英文世界这么做，因为英文世界的玩家们太不好惹了，特别是那些社会主义玩家，哈哈。

接下来看看EA最新的破事吧：

日前，EA的《星战前线2》刚一上线就收获了玩家们的海量抱怨，因为这款60美元正价的游戏中，氪金机制突破玩家认知的新高：如果纯练大约需要4500小时，不吃不喝187.5天，也就是半年；或者你是土豪大佬，花2100美元直接解锁也行。在此之后，官方在Reddit上对一位玩家的回复“我们这么设计是为了你们更有成就感和自豪感”更是创下Reddit的Downvote纪录，超过68万的Diss使EA正式面临一场巨大的公关危机。

虽然EA及时作出反应，在发售日当天关闭了氪金系统，但同时又暗搓搓地在下调获取英雄所需经验的同时，将玩家的结算经验也一并缩水，这使得更多人加入了痛骂EA的行列之中。据说在投资人电话会议上，EA首席财务官已经遭到了多名分析师的追问以及来自投资人的正式质询，而Metacritic上仅为0.9的玩家评价，看起来已经是有“无力回天”的感觉了。

将游戏内的付费购买行为称之为“微交易”，是近几年才兴起的学术名词，我们可能更习惯称之为“内购”。事实上，早在2010年之前，当F2P（Free to Play）游戏尚未形成热潮时，这种游戏内购买行为就已经在当时的Flash游戏和页游上初露端倪。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微交易只能被应用于免费的游戏本体，因为其本质上来讲是希望玩家花钱购买额外的内容——但是慢慢地，游戏开发商发现，当玩家在游戏中面临超出预期的困境或挫折时，如果他们还没有达到放弃游戏的程度，就会非常渴望获得来自游戏系统之外的帮助。上面提到的DDA系统，其作用就是在最合适的时候，为玩家竖起一座坡度陡峭的“难度之墙”，促使和引导他们去寻求脱离游戏本身的解决办法。（为了强迫玩家氪金，故意提升难度折磨玩家，无耻。）

来源：在EA《星战前线2》事件的背后，有一套成熟的“动态调整系统”在悄然运作

近日EA出品的大作《星球大战：战争前线2》陷入了麻烦。因为过于开箱机制设计不合理，过于氪金，收到了大量的玩家吐槽，还被有关部门盯上了。

据外媒Eurogamer报道，比利时游戏委员会最近正在调查如《星球大战：前线2》或《守望先锋》等游戏作品的开箱系统，判断此类内容是否属于赌博范畴。该委员会负责人Peter Naessens表示，一旦游戏被判定含有赌博元素并且未经游戏委员会许可，它将有可能会被直接下架。

抽卡制是目前大多数手游（包括部分端游）主要采用的付费机制，游戏可以免费玩，但是如果想获得强力稀有的道具或角色，就必须要去抽卡或是开箱，需要花费游戏代币或现金充值。因为一些稀有角色获取率非常低，也就有了各种土豪玩家氪下重金只求一卡的新闻。

普遍认为这一机制起源于日本，同时日本也是抽卡泛滥的重灾区。

花钱去买一个不确定的可能性，从这个角度来看，抽卡似乎完美的切合了关于赌博的所有定义。（抽卡就是赌博，而赌博的本质就是抢劫，这点连新自由主义辩护士们都不敢否认。）

来源：《星球大战：前线2》因太氪被调查，抽卡游戏离赌博还有多远？

新自由主义哈巴狗们鼓吹“自由市场”，“自由竞争”，事实是资本主义下的市场是劣币驱逐良币的，良心工作室westwood开发了大名鼎鼎的红色警戒系列，却落得个被解散的下场；辐射系列创造者，缔造欧美RPG传奇的工作室Black Isle，最终也被解散，而EA这种美国企鹅却垄断了大批3A游戏系列。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补路无尸骸啊！这些无耻的老板们拿着剥削掠夺抢劫欺诈得来的贼赃，把游戏变成了吸金工具，无耻的折磨玩家，毁灭整个游戏领域，当游戏领域被彻底毁灭之后，他们又会去毁灭其他领域，直到毁灭一切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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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上天和「民主燈塔」的倒掉

老虎君不太清楚多年以後大家回憶起2016年會是一種怎樣的心情和評價，不過從現在看起來，2016年絕對可以在「活久見」系列大賽中名列前茅。

年中的時候，那邊廂已經沒落的帝國在裱糊匠的中堂帶領之下公投脫歐，引起了國際政壇大幅地震；年關將近，這邊廂正在沒落的帝國也不甘落後，乾脆把一位口無遮攔、得罪過幾乎所有少數和弱勢群體的億萬富豪送上了總統的王座。

而且，這兩件事情的戲劇性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它們都是通過「民主」得不能再「民主」的方式獲得了通過，所有媒體的預測最後都被打臉打得噼里啪啦作響，老百姓在投票之前對於兩個選項都不買帳，投票之後則更是一臉懵逼。

老虎君提醒大家，作為吃瓜群眾，欣賞各路段子手爭奇鬥豔固然可以調劑生活，認真分析一下川普正式上天到底意味著什麼，也是很重要滴。相比於「活久見」，其實更準確的說法應該是我們生活在一個變化與動盪的年代。動盪之中看世界，抓住歷史的主線就顯得更加重要了。

沉默的大多數的沉默

周三川普當選之後，老虎君看到一些中文媒體把川普的勝選歸結為一位單槍匹馬的真英雄帶領美國沉默的大多數戰勝了長期利用政治正確欺壓百姓的民主黨偽君子們的可歌可泣的故事。朋友圈裡更是有各路川吹恨不能立馬把川普塑造成一位根正苗紅的紅三代，甚至把一段川普外孫女兒講中文的視頻翻出來佐證川普一直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似乎早已忘了川普一直聲稱全球變暖是中國人捏造出來壓迫美國人民的工具。

老虎君覺得，與其說這次大選是沉默的大多數的勝利，不如說是沉默的大多數的沉默，而這種沉默直接導致了川普的勝選。此次大選的投票率是近20年來最低的一次（55.4%）。從投票的總人數看，此次川普的得票數比2008和2012年輸掉大選的共和黨候選人麥凱恩和羅姆尼都要低。只不過因為沉默的大多數選擇在大選日待在家裡，對手民主黨的得票數相比前兩次大幅跳水，才讓川普以低票數勝出。

歷史投票率和兩黨候選人得票情況

此外，由於美國特殊的選舉人票制度，每個州的選舉人票都是贏者全拿，使得全國總票數結果和選舉人票數結果可能相反。舉例來說，此次佛羅里達、賓夕法尼亞、密西根和威斯康辛四個州川普領先的幅度都在兩個百分點以內，但結果卻是川普拿走了全部75張選舉人票。此次大選雖然最終點票還沒完全結束，但目前的結果顯示希拉蕊在全國總票數上仍領先川普60餘萬張選票[1]。

截止11月13日的選舉人票結果和總票數結果

失望的「銹帶」

此次大選最令民主黨震驚的結果無疑是威斯康辛和密西根這兩個州了。選前所有的民調機構和媒體都對希拉蕊一致看好，許多分析認為希拉蕊輸掉佛羅里達的29票也可以接受，原因就在於他們從來沒想過會輸掉這兩個州。許多媒體把民主黨從1992年以來從沒輸過的州連成一片，形象化地稱為「藍牆」（blue wall），這兩個州就在其中。希拉蕊甚至自信到從初選結束之後就沒有去過威斯康辛。

民主黨的「藍牆」

然而這兩個州的倒戈其實早有預兆。民主黨內初選中希拉蕊就在這兩個州輸給了桑德斯，而這兩個州又恰恰處在川普強力拉票的「銹帶」（rust belt）之中。所謂「銹帶」，意指美國東北部傳統老工業地區，包括威斯康辛、密西根、俄亥俄、賓夕法尼亞等州。這些地區由於近年傳統工業外流而衰敗嚴重。

川普的競選策略中很大的一塊就是希望依靠貿易保護主義政策來提高「銹帶」的狀況，從而提振就業。從最後選舉的結果來看，川普的「銹帶」策略無疑起到了效果。這些地區傳統上由工人階級主導，因而一直是民主黨的票倉。然而多年來民主黨沒能給他們的狀況帶來任何改善，反而還越來越差。巨大的失望帶來的是「在家蹲著誰也不去投」和「反正民主黨也不會有變化，不如試試川普說不定有奇效」，最終導致了這些傳統藍州的倒戈。

歐巴馬曾兩次勝出而此次倒向川普的縣示意圖，籃框為「繡帶」大致位置

炸毀整個制度的渴望

華盛頓郵報的一個評論總結得非常到位：「只有炸毀整個制度的渴望才能解釋這一現象。我指的不僅是政治制度，而是所有這些認為自己知道得最清楚的精英的和確立的機構——包括媒體。川普是所有認為精英對他們一笑了之、打發他們太久了的人們一起豎起的中指。這是普通人的復仇，不尋常的是，他們對精英和體制的憤怒卻由一個告訴每個人自己有多聰明和多富有的億萬富翁所承載。」[2]

川普的這場勝利更準確地來說是美國整個政治體制的破產。美國大選這麼多年來都是一個玩法——「兩害相權取其輕」。戈達爾筆下「一個資產階級政黨的兩個右翼」在一些不痛不癢的政策上搞出點差別，適當激發起民眾們參與政治的熱情，讓他們每四年出來投個票，其他時候則交給政治磚家們來決定。

隨著危機的到來，這兩個害的區別在民眾眼中可謂是越來越小。這裡面不得不特別提一提民主黨，這個當年的奴隸主政黨在近幾十年靠著參與民權運動把自己描畫成一幅進步左翼的樣子，憑著滿口的仁義道德吸引了大量工人階級選票。然而這個所謂的「左翼」政黨既不想也不會試圖改變生產關係的一絲一毫，只是整天利用標籤政治：之前搞一個黑人總統候選人來吸引黑人選票，這次又搞一個女總統候選人來吸引女性選票。

當年那個承諾將帶來巨大變革而喚起民眾巨大熱情的歐巴馬在八年任期內幾乎毫無建樹。美國實際家庭中位收入仍低於危機前的水平，與實際GDP的差距從70年代中期以來一直在拉大；貧富差距從80年代以來一直在增加，增幅在七個高收入國家中最大；勞工成本占GDP比值從2001年的64.6%下降至2014年的60.4%；25到54歲的人口中既沒有工作、也不找工作（非經濟活動）的比例從50年代的3%上升至了12%。[3]

多年來暗淡的生活讓普通民眾對金融、知識和政治精英徹底失望，也讓民主黨吃完了自己的老本。作為柯林頓王朝的一員、各路精英的欽定代言人，再加上黨內競選的作弊、郵件門等醜聞，希拉蕊也終於在這次「最不受歡迎候選人」競爭中勝出。

美國和英國生產力、每小時補償和每小時工資變化比率（1975-2015，1975年為100）[4]

美國（1950-2016）和英國（2001-2016）25-54歲男性經濟參與率比較[5]

亂中取勝的川普

川普的核心支持者是想回到美國夢時代的小資產階級和一部分歧視少數族裔和女性的落後分子，不過在資本主義席捲全球的今天，這部分人群的人口日漸減少、力量日漸式微。川普之所以能勝出，還是因為很多對體制失望透頂的工人階級被他反體制的姿態、「實現美利堅民族的偉大復興」的口號和空頭承諾所吸引。可以說，很多人雖然反感他的種族和性別歧視言論，還是把票投給了這位謊話連連的億萬富翁。

從一定程度上而言，這與當年投票給歐巴馬頗有相似之處——他們投的是變革的可能性，是簡單可行的回到繁榮時期的方案。只不過這一次川普的各種歧視性言論使得工人階級更加分裂：川普在白人中得票率大幅領先，而少數族裔則壓倒性地支持希拉蕊，兩位候選人在不同性別選民中的表現也迥然不同。

川普和希拉蕊在不同性別和種族選民中的得票情況[6]

總結來說，幾十年來的生活停滯、加劇的貧富分化和八年多的經濟危機，共同造就了這樣一種局面：無產階級對體制徹底失望，又找不到可以依靠的工人階級政黨或者候選人，在迷茫之中走向了分裂；部分種族主義者在川普現象面前欣喜若狂；小資產階級期盼依靠強人統治和貿易保護回到過去的「美國夢」時代；危機之中的大資產階級拼了老命幹掉了左翼候選人桑德斯，卻扯下了自己的所有虛偽的掩飾，也丟掉了民眾對於兩黨政治的最後一點幻想。這種美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大亂局，最終導致了川普的勝利。

說到這裡，老虎君不得不再次批評一下未能戰鬥到底的桑德斯童鞋。以「對億萬富翁階層的政治革命」為口號的桑德斯原本有機會團結美國工人階級，把他們的不滿以更先進的方式表達出來。事實上，今年年中的多個民調顯示，桑德斯對川普的勝率遠高於希拉蕊[7]。雖說這些民調是以桑德斯代表民主黨參選為前提的，但在民眾對體制極端不滿的情況下，桑德斯如果以獨立候選人、甚至成立新的工人階級政黨來參選，依然會有很大的機會。即使最終沒能當選，這個過程也可以極大地激發民眾的政治熱情，宣傳社會主義的思想，以及建立工人階級的政治組織。桑德斯放棄了這個徹底打破兩黨政治的機會，屈服於「兩害相權取其輕」的老路，不僅沒能達到集中選票防止右翼的川普上台的目的，還打擊了一度熱情高漲的群眾運動。

五月民調顯示，希拉蕊對川普領先優勢僅有3個百分點，而桑德斯則大幅領先

川普當選之後

美國作為全球最大的經濟體，川普當選對全球經濟的影響將遠遠超過英國脫歐。雖然說川普到底會實行怎樣的經濟政策還有待觀察，然而看看全球經濟這八年來的鬼樣，可以說危機就像正在醞釀的雪崩，稍有點擾動就會來襲，更不用說大震動了。而川普的保護主義政策如果得以實施，將徹底改變全球經濟多年以來的格局，縮小市場、加劇危機並形成惡性循環。

川普在當選宣言中說將「修復內城」，「重建高速公路、橋樑、隧道、機場、學校和醫院」，「重建基礎設施，從而讓數百萬民眾獲得工作」，從而「讓經濟增長翻一番」、「使美國成為全球最堅挺的經濟體」[8]。

可惜的是，在史上最嚴重的經濟危機下，無論川普是否實施他的計劃，他的承諾都將無法兌現。更何況，他一面說要給企業減稅，一面又要大修大建，簡直是視美國連年創新高的債務為無物，怎麼看都不是個好主意。有句土話說得好：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川普之前畫的餅越大，把解決方案描繪得越簡單，給自己今後掘的坑也越大。由於參眾兩院都由共和黨所控制，川普很難像歐巴馬那樣把責任推給別人。再加上民眾已經等待了歐巴馬八年，留給川普的耐心會更少。

不同於以往的各屆政府，川普的政府不但沒有蜜月期，而且有的只是負蜜月期。川普將面對的是一個極度分裂的美國。雖然有不少人支持他，但也有更多的人反對他。自從他參選以來，抗議行動就沒有消停過。而在他勝出後短短几小時內，美國的青年群眾就站出來了。從紐約到印第安納，從奧克蘭到明尼阿波利斯，高中生和大學生紛紛通過社交媒體組織緊急集會和抗議。一些抗議者點燃了美國國旗，喊著「Fxxk川普」、「不是我的總統」（Not my president!）、「種族主義者、性別主義者、三K黨，唐納德·川普快滾蛋」（Racist,sexist,KKK!Donald Trump goaway！）等口號。

UCLA周三上午的緊急集會

伯克利的一位學生在接受採訪時精彩地總結了他們的情緒：「我們不能坐看一個種族和性別歧視者成為總統……他讓我們在全世界人民面前看起來像個傻X。現在只是運動的開始！」[9]抗議運動在最近幾天持續發酵，許多大城市都有群眾集會遊行。在相對平靜的歐巴馬任期後，川普的任期將更像當年小布希，伴隨而來的是高漲的群眾運動。不同的是，經過威斯康辛抗議運動、占領華爾街運動、Black Lives Matter（黑人的命也是命）、桑德斯風暴之後，這些群眾運動也將比當年更加先進。

在短期內，川普的當選確實會像英國脫歐一樣，加強種族主義、性別歧視和孤立主義的情緒。但這也會進一步加強已經在進行中，並日益激進化的「Black Lives Matter」等民權運動運動。特別是建牆計劃一旦納入正軌，將激起廣泛的抗議。老虎君想再次強調的是，川普固然使這些多年來被政治正確所遮蓋起來的矛盾重新浮到面上，加劇了這些矛盾，但他並不是導致這些問題的根本原因。要真正解決這些問題，不能靠遮遮掩掩，只能靠消滅這種讓一部分人高於另一部分人的制度。這需要已經認識到川普的本質的更先進的工人階級去幫助和團結對川普仍有幻想的工人階級，共同抵制這個各種分化工人階級的兩黨政治，並反抗這個讓工人階級普遍遭殃的資本主義制度。

而這些暫時落後的工人階級也將在現實中學習。川普和共和黨所代表的不是99%，而是1%。在現在的經濟形勢下，他的政府將會對工人階級進一步發起攻擊。這將對這部分工人階級產生極大的震動，讓他們認識到變革不能靠「相信」和「希望」來實現，只能通過鬥爭來實現。川普的勝利不同於波拿巴的霧月十八，因為美國的工人階級還沒有正式登場。這不是篇章的終結，而只是序幕的開端。群眾運動的星星之火才剛剛燃起，反體制的情緒才稍有表現，等待我們的將是一段風起雲湧的歲月，將是更加劇烈的左轉和右轉，將是一個為所有人爭取更美好生活的共同鬥爭的熱血年代！

[1]http://www.cnn.com/election/results/president

[2]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the-fix/wp/2016/11/09/how-donald-trump-pulled-off-an-upset-of-cataclysmic-historic-proportions/

[3]https://www.ft.com/content/60cee74e-a4f9-11e6-8b69-02899e8bd9d1

[4]http://www.resolutionfoundation.org/media/blog/four-decades-of-discontent-trumps-a-strong-2015-for-us-jobs-and-pay-in-the-race-to-the-white-house/

[5]同上

[6]http://www.cnn.com/election/results/exit-polls/national/president

[7]http://www.independent.co.uk/news/people/presidential-election-donald-trump-would-have-lost-if-bernie-sanders-had-been-the-candidate-a7406346.html

[8]http://www.nytimes.com/2016/11/10/us/politics/trump-speech-transcript.html

[9]http://www.nytimes.com/2016/11/10/us/trump-election-protest-berkeley-oakland.html?_r=0

原文網址：https://read01.com/G6LADM.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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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飞 | 高考日 讲讲我的往事

（写在前面：很高兴看到北大飞写这篇文章。他并不认可社会主义，但能写出这篇文章，说明他已经离接受社会主义很近了，我成为社会主义者就是起源于对教育不公和精英垄断资源的质问。中国的高考，从来没有公平，不过是一块拿来骗人的遮羞布而已。“上等人”和“下等人”的唯一区别在于：前者霸占了后者创造的财富。至于文章中提到的虎妈，是典型的新自由主义纳粹。）

又是一年的高考日，在网上各处看见不少朋友的感慨和回忆。忍不住也写点什么，聊聊我自己的一点事情。

可以说，我能有现在完全是因为在人生不同的关键时期连续碰上了若干好运气。

首先我没有高考。估计要是我高考，几乎没有可能从山东考进北大。

我初三因数学竞赛获奖被选入当年分管教育的某位副总理办的全国高中理科实验班。当时，高考扼杀创造力，造成国家落后这类舆论非常流行。赶超的方法则当然是，废了（至少大幅改革）高考实行“素质教育”。因此，该领导搞出了这样的政策：搞每年100个左右学生，成立四个高中全国理科班，解除一切、任何升学压力，只要选上了，从第一天就有国家政策保证，全都不用高考全部按自己意愿上大学，爱上哪儿就上哪儿。目的是：考察在这种全无压力的情况下进行素质教育，到底会出什么结果（实验结果我认为比较失败）。

领导拍脑瓜，国家政策突然掉到我头上，完全等于中彩票。所以别人高三在挑灯夜战准备高考的时候，我正在清华附中抱着从清华大学旧书摊上掏来的方企勤数学分析做题——这不光是少受罪的问题，而且没进大学已经奠定优势。

而我初三那年为什么数学竞赛能获奖——当然我数学本身学的也还行，但关键还是在于，那年的竞赛，题比前两年都容易，刚好都是我全能做出来的那种。这种考核线刚刚好划在你的水平之下的感觉不知大家有没有体会过。。。再早两年，题就难得一塌糊涂，当时我省第一名为我北大数学系师兄柳耸，我记得非常清楚他得了138分（满分140），而全省第二名则为118分。柳师兄是数学竞赛届传奇人物之一，这是另一回事。

然后这还不是原因全部。那年最后一道是平面几何题，一个中间步骤我以为很显然所以没有详细写出。阅我卷的老师觉得我有跳步，一下子扣了很多分。要是这样我刚好在一等奖的分数线之下，也不会有去北京考全国理科班的资格。好在我自己的数学老师在青岛的初中数学竞赛届有点发言权，他看了一下我的卷子就提出，这一步这么显然，这个学生别的题都答对了，不至于不明白这一步吧？他这么一争取，我的分全部加回去了，一下子变成了满分。后来在省里的分数复核也通过了。所以整个事情一下子就完全不同了。

然后，为何我的数学老师会费心为我去找分呢？这听起来很显然，哪个老师不想为自己的学生多找回来几分！但是并不如此。当时我的中学（19中）不是青岛市最好的（二中），而青岛市从古到今，所有的各类竞赛获奖者，几乎全部集中在二中。偶尔有漏网的也在青岛九中。我那所学校虽然也算重点，但属于重点中比较差的一所，从来没出过这方面成绩。所以我的老师非常重视我。如果是在二中，那里另有好几位其他同学得了奖（后来其中一位获得IMO金牌），他们数学都比我好。二中的数学老师当然是青岛市中学教育届大腕，但几乎一定没什么动力再为我找回几分。

而我为什么不是在二中上学呢？这又是因为再三年前的一件事。当时（90年代初），青岛小升初要按区划片考试。每个区有一所重点初中。我所在的市南区，对应的重点校是二中。我那年不幸考试没考好，比二中分数线正好差一分。

19中属于青岛市台东区的重点校。台东是青岛的贫民区，老青岛又称“东镇”，另一个贫民区是台西区，称“西镇”。光看这名字就知道这是青岛传统的城乡结合部，是德国殖民建城后来此寻找生活机会的贫民聚居地。当时青岛最大棚户区仲家洼就在我校附近，是城市内涝的重灾区（看多了青岛下水管道里发现百年前德国人油布包好的替换零部件段子的人不会知道这些事。。。）。很多同学就住在里面。

所以，哪怕我二中没考上，按政策也只能上我区非重点中学，而不是上其他区的重点中学。所以我之所以能去19中，是我父母拼命活动的结果。

假设我当年小升初多考了一分，就会顺利进入二中，也就不会有努力为我找分的老师。但假如我父母没努力把我活动进入19中，而是上了市南区的非重点中学，我倒是相信我竞赛也能获奖，但那里的老师又没有足够的权威去为我争取。所以一切都刚刚好。这纯粹是出于运气。

而我父母为何又能把我送入19中，那也不是显然的。我们家背景在青岛属于外来户，爸妈是文革前老大学生毕业后分配和调工作辗转来到这里，连个亲戚都没有，并无什么关系。靠的是舔着脸去求一切可以求的人。这里面又有些好心人相助的情况不用说了，但最幸运的是这么一件事：

当时事情办到最后一步，19中已经表明了愿意接收我的意向，但按当时青岛官僚系统的潜规则，最后需要青岛市某领导表个态放行，否则学校还是不敢做。所谓表态也不是官方下文件那种，只是去知会一声，哈哈几句，某领导没有明确反对就行。看起来难度不大，但真正难点在于：可想而知，要去找某领导表这种态的，不只是我们一家，多了去了。某领导首先不胜其烦，然后假如都通过又觉得人数太多，也不太好。因此某领导一到每年这个时候，东躲西藏，他家地址也严格保密。而全市家长就会展开一场hunt某领导的行动。

第二天就要发榜，当晚，我父母综合各种信息，已经找到了某领导家所在宿舍楼，但就是不知道是哪一家，也不知道在不在家，你问邻居是没用的。邻居自然知道其中利害，谁会告诉你？况且，就算你知道了是哪家，但不知道谁是某领导，人家说不住这里或者不在家你怎么办？所以，在楼下团团转没有办法，几乎就要放弃了。

但突然就有人和我母亲打招呼，定睛一看原来是一位多年没见的老朋友。没想到他竟然住在这里，就和某领导住邻居！此人一听说我父母来此的目的，马上带我们到了某领导家，并且隔着纱门看到了某领导，告诉我父母这位就是！因此当场hunt到领导，半小时后一切搞定。

先且不说这位老朋友在多年后神奇的在关键时刻出现，他到底为何能是我家老友，多年不见后还愿意帮忙呢？这又得继续上溯到80年代初的一段往事。

当时此人是我父母所在研究单位所设加工车间招的一位青年临时工。该车间功能是帮助研究人员加工或修理一些简单装置，母亲则凭借自己机械工程方面的文凭在那里担任“技术员”。

那时老邓刚搞“改革开放”，略为松动城市里和户口捆绑的传统“国家单位”体系，出现了城市临时工概念。这些人往往从农村或者城乡结合部来，没有固定单位编制，属于受歧视的对象。在我父母那个人员多拥有大学文凭的知识分子单位，他们当然也是二等公民，大家不愿搭理。但我母亲心善，又也是农村出身，所以从来都和临时工们平等交往，并尽量提供些帮助。临时工有时外出干私活挣外快，想用一些车间的工具，母亲刚好负责管理这些东西，总是给予方便。因此他们对母亲非常感激。前面所说的这位临时工大概也没有在这单位干多久就离开了，但是这点感情一直记得。

所以父母80年代初因为历史机缘和善心交到的朋友，近十年失去联系后，在90年代初的某领导楼下又出现了。我父母找到了领导，我顺利进入了青岛19中。三年后我的数学老师为我在数学竞赛中争回来分数，刚好赶上天上掉下的国家政策进入北京清华附中。再过三年避开千军万马的高考独木桥——别人高考的时候我正在清华附中宿舍里睡觉，字面意义上的躺着进了北大。再之后则是以此为基础的人生经历。

回忆起这些往事，我今天自我感觉过得还不坏，一方面有一定自己努力的因素，但如果不是人生关键时刻的若干运气，也是绝无可能的。有太多比我优秀但是不如我走运的人，就经历了多得多的艰难。

前些天和朋友谈过美国著名的“虎妈”女儿上哈佛的事情。其实我对虎妈若干说法的反感在于，她几乎没有讨论，自己女儿出身在这样的家庭所占有的结构性巨大优势。可以说，了解点美国情况的人都知道，以虎妈的家庭背景，她的女儿上哈佛是件相当容易的事情。如果你了解到这到底有多容易，甚至会觉得为了此事居然花了这么大力气（虎妈书里描述的那些），虎妈简直失败。

正好有位这边的北大师弟给虎妈的女儿做过家教讲平面几何，介绍说拿过黄冈难题难为孩子。这件趣事又让我想起我之前东家工作时一位同组北大数学系师弟，黄冈中学毕业，高中数学竞赛获奖进入过冬令营——大概等于湖北省前六七名的水平。不用说，这是相当厉害的（比我强太多），我和他做同事，他的天分我天天感受。但是很后来才听他讲起之前的生活，了解了一些他在湖北农村所经历的那些超出我想象能力的贫穷困苦。他现在做的非常优秀，但我不得不想象，如果之前他拥有的是哪怕稍微接近美国精英阶层能提供的那种条件，又会有何种不同。这些精英家庭的孩子出来，轻松成为商界政界各种领袖。往往比他们更加聪颖很多的孩子，仅仅因为没有家庭出身方面运气，最后争到的是为他们打工的机会。

当我们观察这个社会为各种成功者，精英，“上等人”赋予的光环时，不应该忘记这些事实。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8/06/%E5%8C%97%E5%A4%A7%E9%A3%9E-%E9%AB%98%E8%80%83%E6%97%A5-%E8%AE%B2%E8%AE%B2%E6%88%91%E7%9A%84%E5%BE%80%E4%BA%8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