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根上台以後信奉市場經濟，並戮力推動自由化，包括減稅、國營企業私有化、貿易自由化以及藉「使用者付費」的觀念刪減政府用以維護各種基本人權的經費。其政治上的實質後果是企業統治國家，而政府卻變得有權無責，枉顧基本人權，只管利用行政與立法權圖利企業，希望富人的財富可以「向下滴流」給底層民眾。而這個經濟思想和制度背後最大的支持者，就是芝加哥學派和新古典主義經濟學。
最近，教宗在《福音的喜樂》這一部新著作中，指斥上述型態的資本主義經濟是劫貧濟富的體制，「為什麼無家可歸的老人凍死街頭無人關注，但股市大盤才跌了兩點就成了新聞？」他鮮明地指出這樣的制度本質上無異於「殺人」，與十誡中的惡行同樣地不該被接受。《華爾街日報》在十一月底報導，2012年美國全國總收入的19.3% 被高所得的1%富人拿走；2009年到2012年間，收入最高的1%人口平均所得增長了31.4%，而其餘99%的民眾所得增長卻僅0.4%。《華爾街日報》並稱，美國的貧富差距將越來越明顯。這樣的經濟發展趨勢和結果，真的是經濟學家樂見或能安心地為之辯護的嗎？
1970年代出現了通貨膨脹與失業並存的「停滯性通貨膨脹」（stagflation），這個現象在凱因斯學派的理論中是不可能會出現的，而芝加哥學派的貨幣理論則成功地解釋了這現象，因而取代了凱因斯而壟斷了經濟學的思想直到今天。
然而，2008年金融風暴之後，許多經濟學者很認真地在反思經濟學是否在方法論或基本假設上有根本的錯誤或缺失，才會導致這一場災難，而且迄今看不到有效的處方。其中包括：經濟學到底是不是科學？如果是，是怎樣的科學？如果不是，哪裡有問題，該怎麼改？關於這些問題的答案，既往的經濟學大師們似乎各說各話，南轅北轍。兼任中國農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的向松祚教授寫了一系列的文章〈反思和重建經濟學的哲學基礎〉，廣泛徵引過去經濟學大師們對這一系列問題的回答，希望從經濟學界歷來紛繁而歧異的見解中省思經濟學該有的思想改革。這一系列論述或許有助於台灣的讀者跳出新自由主義與新古典主義的囚籠，而敢於大膽地去重新省思民主社會中政府跟市場機制該有的定位與關係。
他首先省思經濟學的發展目標與基本假設。在〈人性自私假說的起源和危害──反思和重建經濟學的哲學基礎之三〉裡，他用金融風暴為例證，指出：人的私慾只在特定條件下有助於公益，而不是無條件地永遠有助於公益。這個命題隱含一個經濟學思想：經濟學必須釐清「私慾在哪些條件下有助於公益，在哪些條件下有害於公益」，才能藉此建立適當的制度去引導、節制人的私慾，以有利於公益。然而，猶如他在〈反思和重建經濟學的哲學基礎之四〉裡所批判的，經濟學為了成為「客觀科學」而排斥所有的價值判斷，使得經濟學迷失發展方向，不知道要為何種最終目的服務，甚至聲嘶力竭地為惡質的社會發展方向辯護。他並且在〈反思和重建經濟學的哲學基礎之十〉中引述芝加哥學派創始人奈特（Frank H. Knight）：經濟學把「效用最大化」當作經濟活動的目標，這個選擇本身就是一種價值判斷，而經濟學家卻不願意去認真省思這個選擇的合理性。
如果跳出經濟學的窠臼，所有研究過最佳化理論的人都應該會同意：經濟政策的目標可以是資源使用效益的最大化（max U），可以是貧富差距的最小化（min f_Gini），可以是前述兩個目標的線性組合，也可以是任何看起來合理的目標函數（objective function），其選擇應視應用場合而定；一旦選錯目標函數，最佳化的答案其實只是一種誤導或障眼法。從社會科學的角度看，這個目標函數的選擇應該是要符合社會發展的總體目標，因此不該由經濟學家自己決定後強迫全體國人去接受。
其次，他質疑經濟學的方法。在〈反思和重建經濟學的哲學基礎之五〉裡，他引述諾貝爾獎得主阿羅（Kenneth J．Arrow）的「不可能定理」，質疑「每一個人的最大利益合起來就是最大的公共福祉」這個「經濟人」（economic man）概念下隱含的假說。他也質疑經濟學作為「科學」的適切性，因為全球那麼多經濟學家合起來不但無法預測2008年金融風暴的到來，事實上連最含糊的預警都沒有，因為當前的經濟學對「系統性金融危機」的了解還嚴重地不足。此外，國際貨幣基金IMF對各國經濟前景的預測經常跟實際有可觀的落差，這也顯示人類既有的經濟學還跟真實的世界有著遙遠的距離。面對理論和現實的落差，經濟學家原本該更謙卑而尊重其他人文領域與社會科學領域的價值判斷與訴求，然而經濟學家一碰到經濟議題往往便自大而傲慢，完全不把其他領域的意見放在眼裡。
在第六篇裡，他引述芝加哥學派健將傅立曼（Milton Friedman）對經濟學性格的陳述：「原則上，實證經濟學與任何特別的道德立場或價值判斷無關。它的任務就是建立一整套一般性的理論，根據這套理論，我們可以對經濟體系裏任何變化所產生的結果，做出確定的預言。預言的精確性、預言所覆蓋的範圍、預言與實際檢驗符合的程度，乃是檢驗實證經濟學之唯一試金石。簡言之，實證經濟學的確是，亦能夠是一門客觀的科學。它與物理科學之客觀性毫無二致。」事實上，這個見解嚴重地漠視物理系統和經濟體系本質上南轅北轍的差異。
譬如，傅立曼曾經認定貨幣供應量和通貨膨脹之間存在有一個如同物理定律般明確而不變的關係式，然而就像〈反思和重建經濟學的哲學基礎之十一〉所說的，只有假設人們具備完全資訊和完美知識、不確定性完全不存在之時，貨幣數量論才是一個完全確定的因果關係，貨幣中性學說才完全成立；但是，一旦人們陷入恐慌所造成的「流動性陷阱」裡，貨幣供應量和通貨膨脹之間的關係會顛倒過來──貨幣供應量越多，物價水準越低，通貨緊縮越嚴重。
這個事實意味著人類的行為模式跟物理系統截然不同：天體的行為從古至今鮮少變化，但是經濟體系遠比物理系統複雜，它會隨時間改變其特性（time-varying），甚至會因心理作用或文化、政治、社會環境的改變而急遽改變其特性（adaptive），而且行為變化是高度地非線性（non-linear），以致理論與現實之間只要在假設條件上有一個很小的差距，其所衍生的後果就會是理論與現實間懸殊的差距（參見混沌理論）。
諾貝爾獎得主盧卡斯（Robert Lucas）是理性預期學派的開拓者，他早已警覺到經濟模型預測的基本假設是「經濟系統的特性在未來跟過去幾乎完全一樣」。物理學研究的天體確實符合這特徵，但是經濟系統的特性顯然嚴重違背這假設。〈反思和重建經濟學的哲學基礎之十二〉舉出第二經濟學上著名的爭議說明「人心易變」導致經濟學理論的困難：假若人們擁有無限的知識與資訊，且能於瞬間處理完畢以便做出符合最佳化的理性選擇，而沒有任何貨幣幻覺，則傅立曼的自然失業率理論成立；假若人們擁有嚴重的貨幣幻覺，則傅立曼終生拒不接受的菲力浦斯曲線理論完全成立。
因此，向松祚在第七篇裡引述美國著名經濟學者William B. Arthur對主流經濟學的批評：「經濟學就像是純數學的一個分支。作為經濟學基礎理論而著稱的新古典經濟學，已經把這個多姿多彩而又錯綜複雜的世界簡化成了用幾頁紙就能寫盡的一系列狹隘、抽象的法則。所有的教科書都充滿了數學等式。最優秀的年輕經濟學家好像都在把自己的學術生涯貢獻給對一個個數學定理的證明，而不顧這些定理和現實世界是否有任何關係……」William B. Arthur 的批評一點都不主觀，他的意見在2008年之後的經濟學論文裡隨處可見。向松祚就斷言：以效益最佳化、化約論、無限理性、完美預測為預設前提的新古典主義經濟體系，是一個烏托邦式的、「非人」的經濟體系，「是一個虛構的抽象的機械體系。這個烏托邦神聖高妙，卻不食人間煙火。」
而解決的辦法是正視經濟系統和物理系統南轅北轍的特性，在找不到更好的替代性理論之前，接受第八篇所引述的凱因斯良心建議：「真正的經濟學大師必須同時擁有多方面才能。他必須是數學家、歷史學家、政治家和哲學家恰如其分的精妙組合體，這當然極其罕見。他必須懂得數學符號和公式，卻又能夠以日常語言表達思想；他必須以普遍真理來思考具體問題；他必須將抽象原理和具體事實完美統一；他必須立足過去，研究當下，服務未來；他必須關注人性的每個側面和人類制度的每個細節；他必須同時具備目標堅定和公正無私的雙重品質：他必須像藝術家那樣超脫、客觀、冷靜，與此同時，卻又必須像政治家那樣務實、執著和充滿激情。」
向松祚的這一系列文章並沒有停在這裡，但是我的這一篇文章已經超過正常篇幅的兩倍。其他部分就留給有興趣的人自己去閱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