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April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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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西斯主义的劳工政策

（写在前面：共匪就是典型的墨索里尼式公司国家，一直如此，唯一的区别在于前三十年有个极左外衣作为掩护，六四之后极左外衣直接不要了。法西斯控制工会，而共匪的工会自49之后也是一直被共匪政府控制的。毛贼的忠字舞也是一种法西斯美学。）

一、组合的国家（Corporative state）

法西斯主义曾经向全世界宣言，在意大利已经组织了一个新的国家，他不仅为意大利人服务，而且为一般爱好意大利的大自然界而来意大利游历的外人服务，对于安全、纪律、秩序绝对有保障。这一点，是应该同意的。我们可以断言，秩序、纪律、安静，完全是极端的武力统治建筑起来的。现在，国家的权威已经恢复了。他们不再借武力的帮助去宣传法西斯主义，而主张以德服人。不过，法西斯的民警还是经常地准备着事变发生。凡是违反法西斯主义的民主主义、自治、自由主义的刊物，工会和政党，在法西斯独裁的第一年就完全解决了。现在，意大利只有一个党，它享有政治上活动的特权。工人只能够加入法西斯的职工会。凡是对于法西斯的职工会表示不满意，而另图组织的人，法西斯政府决加以惩罚。

法西斯党所用以讨伐敌人的军事组织——军团和义勇军——到了现在，已经失去了它的意义，政府的常态的统治足够维持。国家完全法西斯化了，现时已无须用辅助的力量维持法西斯主义的政权。

司法大臣诺可（Rocco）在1928年的时候，曾经公开地宣言过，“法西斯主义再不愿作国家的警察”。它（法西斯主义）要以社会为基础。虽然，意大利的政府完全在法西斯党的势力之下，而它对于全国又握有绝对的支配权力。但是，诺可仍然声称：“没有一个法西斯主义者幻想到，使意大利成一个寡头政治的国家。实则相反，法西斯主义希望建立一个新的政权，在新的政权之下，政府经过各种群众组织，和广大的人民发生亲密的联系，这些组织可以帮助政府和人民接近，启发人民的知识，指导人民的精神和经济的发展。”法西斯主义者知道，要长久地维持自己的政权，仅依赖警察是不够的，需要得到社会和群众组织的拥护，因此，要深入群众。

为了达到这种目的，法西斯党决定组织一种组合国家。组合的制度可以帮助政府与群众接近，同时，也是组织群众最好的方法。在意大利，组合制是唯一的得到政府允许的合法运动。但是，这种组织并不是由群众中产生出来的，如果群众自动地发起这种运动，也许会同政府站在完全相反的地位。法西斯的组合运动是由政府发起的，其活动的范围、章程，以及它的指挥者、职员，都是由政府规定的。组合是国家机关和附属品，直接受国家的指挥，并执行国家的命令。当决定组合隶属于国家的时候，它本身包含了工人、职员以及雇主。照法律的规定，在组合之内，可以找到劳资之间关于争论的问题的决定。在每一个组合之内，在法西斯的监督和指挥之下，工人和其他的组合的参加者有机会表现他的社会积极性。全国都没有公开的社会活动的机会的时候，组合可以吸收一部分积极的社会活动份子，如工人及其他的份子。

在这种情形之下，法西斯主义认为监督和指挥群众的最适当的机关，就是组合，因为组合具有广大的社会基础。

可是，在今日，组合制度的国家已经不是一种纸上的计划，而成为意大利的一个具体的事实。

二、法西斯的工团主义（Syndicalism）

法西斯主义的独裁对于资产阶级的利益，虽然保护得很周密，但是，对于工人阶级，从来不采取公开的仇视的态度。墨索里尼只要有接近工人的机会，决不轻易放过。1922年，法西斯党取得政权之后，墨索里尼特别发表了一篇告无产阶级的宣言。在这中间，说明法西斯主义并不将社会主义的罪恶加之于工人，而且，对于工人的合理要求，愿意给以友谊的帮助。这样的宣传，在法西斯主义的刊物中，随时都可以见到。墨索里尼为了要表示他不是资产阶级的附庸，当工人与雇主发生冲突的时候，常站在工人方面，强迫雇主作部分的让步。对于工人阶级的利益虽然重视，但是，并不因此就变更了法西斯的性质。在工人阶级之中，墨索里尼的政策得到了很好的成绩。

法西斯党未取得政权以前，许多工人的组织就溃散了，意大利的社会主义更遭到了空前的劫运。一部分工人被法西斯党吸收去了，并且加入了法西斯的职工会。到法西斯主义已经取得了政权之后，更利用自己的优势将法西斯的职工会扩大了。法西斯工团主义的思想，约有下列数点。①否认社会主义职工会的批评，承认私有财产制。②主张劳资合作。③崇尚民族主义。关于法西斯的工团主义，墨索里尼曾经做过下述的定义：

　　“法西斯的工团主义，与赤色社会主义之不同，在于前者不废除私有财产，而后者，除了为改良生活、提高工资与资本家进行直接的斗争外，且要达到废除私有财产制度的最后目的。我们（法西斯主义）的工团主义只是要求改良法西斯主义旗帜之下的工人生活。没有最后的目的。无论生产达到任何阶段，法西斯主义总是主张和资方合作的。合作的第一个阶段，增加财富的生产；第二个阶段，使财富集中；第三个阶段，分配所获得的财富。”——1926年，在国会讨论劳动立法时的演讲

资本主义无论发达到任何阶段，关于生产和分配，法西斯的工团主义永远是和资本家合作的。法西斯主义认为，意大利的幸福，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制度上面的，因此，决不加以损害。

在另一个地方，墨索里尼又说：

　　“法西斯的工团主义决不否认资本和资本家在历史上的作用。在这里，我们和社会主义是完全相反的。社会主义认为，资本是一个可怕的吸血鬼。我们认为这是一派胡言。资本主义不但不会没落。且有远大的前途，我们要知道，资本主义虽有缺点，但是，也有它的长处，它的生命，也许还能够延长数百年。因此，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的认识，是错误的。社会主义以少数资本家作代表，便认为资本主义是剥削无产阶级的。这是值得批评的。资本家是工业界的主人、最大的组织者，对于国家，有重大的责任，工人的幸福有赖于他们。”——墨索里尼在立法院的演讲

在对外方面，法西斯工团主义更主张扩充意大利的领土，带有浓厚的国家主义的色彩，关于这一点，墨索里尼曾经这样说：

　　“法西斯的工团主义认为，无论哪一个社会阶级，与国家都有不可分离的关系，如果国家强盛，那么，工人阶级的地位也就高些，反之，如果国家衰弱，那么，工人的地位也会因而下降。”

关于法西斯主义的民族主义，意大利司法大臣诺可曾作过如下的补充：

　　“社会主义的一切观点，都是错误的，违反了历史和实际生活，他们（社会主义）否认民族主义，主张国际联合。而我们的主张，完全相反。譬如：他们主张阶级斗争、国际联合，我们则主张阶级合作、国际斗争。”——在下议院的演讲

对国际间的争斗，法西斯主义是时常准备着的。法西斯的工团主义希望意大利的工人参加这种争斗。

法西斯主义希望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共同反对意大利的国际间的敌人。这种思想是未来意大利与列强冲突的种子。在意大利的国会中，讨论劳动立法的时候，墨索里尼特别指出这一点：

　　“我再重复一次，在未来的五年，或十年之内，可以决定意大利人民的命运，因为他们有决定的作用。国际争斗是在逐渐的展开，我们参加国际舞台也许迟了，不及使用我们的力量。如果在前线上发生了争斗的时候，工厂里是不能发生纠纷的，我们要用仲裁的机关调解双方的争执，借助于我们的组织，使我们国家的生产力达到最高阶段。”

意大利的资产阶级所以赞助工团主义，是不无原因的。工团主义所给意大利的，是工业的发展，和工资之减低。

三、劳动纪律立法

在常态的条件之下，各国所发生的职工运动，自然，也发生于意大利。不过，它是表现在意大利式的工团主义的形势之下。而它所吸收的工人群众，只限于极少数富于爱国主义思想的工人。意大利，当法西斯主义取得政权之初，就有了工团主义运动，这种运动，虽有政府的援助，但是，仍属少数工人的运动。参加的工人，极为有限。

大多数的意大利的工人，还是保持着固有的职工会。但是，自政府完全法西斯化之后，法西斯主义首先就决定取消工人的自由组织。在1926年，自由资产阶级的反对派被消灭之后，法西斯的独裁对于工团主义，由口头的、文字的宣传，进而为立法的决定，无论在那种情形之下，劳资之间，必须遵守所规定的原则。直到现在，法西斯主义反对阶级斗争，初限于思想上的宣传，现时却在法律上规定，反民族思想是违法的。一切反对民族和主张阶级斗争的组织不得公开存在。

总之，法西斯主义认为，劳资关系的问题，不能成为有组织的活动的对象，亦不能脱离政府的监督和管理。法西斯政府对于这些问题的决定，第一，保证各种社会集团之间的和平，第二，促进民族工业的发展。法西斯的国家应该统治和调剂国家的一切力量，没有例外，否则它不能指导政党，工人的组织和工业家。国家应该使这些组织帮助它指导国民经济的发展和调剂社会关系。

法西斯主义宣布，一切混乱的斗争和各阶级的自卫，应该结束，从今后，各阶级之间的争论，要由法西斯国家的法律来裁判。国家不能坐视无情的阶级斗争去损害工业、交通和农村经济。一切的经济冲突，在发生的时候，由国家负责解决。工人阶级再不能用他自己的力量去反对资本家。法西斯政府负责保护工人阶级的合理的要求，如果资方不满足工人阶级的实际要求的时候，用国家的威信去制裁他们。

法西斯政府所规定的“劳动纪律”，就是根据这些原则来的。关于劳资的关系，决定了下面几项：

（1）代表工人或资方利益的唯一代表，为法律所承认的组织，后者须在前者的范围之内，且受其指挥。代表工人或雇主的团体不得包含性质相同的大多数工人或雇主，经过国家所承认的团体，不问其会员之多少，为全体工人利益的代表者。除了法律所承认的团体之外，其他工人或雇主的代表机关，概不承认。工人的阶级组织及自由组合一概取消。

（2）劳资关系由法律所承认的工会与雇主公开所缔结的条约为基础，而调剂之。凡该企业中之工人或雇主，必须遵守，不问其为工团会员与否。

（3）工人与雇主之间，如果发生纠纷，所争论的问题，用普通法律手段解决。为了达到此种目的，成立一种特别法庭，专门解决劳资问题。审判者，由普通法官充任。这种劳动法庭判决争议时，“应该顾及劳资双方的利益，尤其注意民族工业的利益。”

（4）工人或雇主不得采取阶级斗争或自卫的行动，违者重罚。此条适用于罢工和关厂。

　　“雇主如无充分理由，希图改变劳动条约而停止工作者，处一万至十万里拉的罚金。工人或雇员，人数在三千人以上，以停止工作，要挟雇主改变现行劳动条约者，处一百至一千里拉的罚金。指挥者或组织者，处一年至两年的监禁。”

为了实行这种劳动纪律，必须具备几种先决条件，工会应具有民族和国家的思想，这是最主要的，工人的阶级利益尚在其次。法西斯的工会对于这些条件是完全执行了的，而且有法律为之保障。资产阶级对于国家的用心，也十分了解，盖国家的利益和他们的利益恰相吻合，故对于国家，竭力帮助，使所属的企业中的劳动者完全纪律化。要使国家能够维持这种纪律，须有充分的力量，因此，有法西斯的民警（Milicia）之组织。罢工与关厂，同受严厉的禁止。资产阶级为了他本身的利益，是不会关厂的，而工人因慑于一年以上，两年以下的监禁，也不敢轻于罢工，故和平的阶级合作，得以维持。

法西斯主义对于“劳动纪律”的批评者，常常这样说，纪律之执行，不为某一阶级所操纵，而在国家的手中。

四、劳动纪律的实施

劳动纪律的唯一的任务，在防止工人群众的自由组织的发生。

为了达到这种目的，自从新的劳动法实行之后，工人的组织，即使能够存在，也失去了它的基础。因为，只有法西斯的工会得到了法律上的承认，只有它（工会）有代表各种工人的权力。无论雇主公团或工会，只要有雇主或工人总数百分之十的会员，即可得到法律上的承认。

下一款又规定，法律所承认的工会、公团，可以代表所在地的国民经济中各企业的雇主和工人，不问其为会员与否。法律所承认的工会，有权征收一切工人的会费。雇主所纳会费，不得超过所付与职工一日的工资，工人所纳会费，不得超过一日所得的工资。

工会中占全体工人百分之十的会员，可以征收其余百分之九十的工人的会费。为法律所承认的百分之十的工人，有权与资方缔结集体条约，而全体工人有遵守之义务。即使其余百分之九十的工人不同意，而工会所签订的条约，同样发生效力。破坏者，以不履行义务论，国家当给以惩罚。

仅法律所承认的工会，国家予以介绍失业工人的权力，仅法西斯的工会在各种经济、合作社的组织中，有代表工人的权力。法西斯工会的垄断，消灭了工人的阶级组织。非党的群众，为了要明了严格的工厂纪律，不得不去找法西斯的工会，请其予以指示。因为这是他们唯一的指定的上级机关，会费由他们征收，劳动条件由他们决定。法西斯的工人组织，就是这样形成的，它有权代表工人说话，指挥工人。在这种情形之下，法西斯的工会组织，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工作方法，采取独裁制，由少数法西斯党员指挥，而受特殊的报酬。

法西斯的工会，是国家借以统治社会的一种力量，尤其是对于工人阶级。法西斯主义认为，工会的垄断，足以成为反法西斯的中心。这种危险，国家是常常顾及到的。照理，工会是国家在群众中的一个支部，不会发生反政府、反法西斯的组织，更不会发生阶级的革命精神。但是，法西斯党和政府对于工会特别注意，使工会完全在自己的监督之下，不使它有一点自动的精神。因此，国家对于工会的组织，有许多限制的条件。第一，工会的指挥者应具有“高尚的道德和坚决的民族观念”。工会的书记和主席，须由立法部指定。劳动纪律规定了。地方组织应受该地长官的指挥，而全国的组织，应受社会工作大臣的指挥。各省工会必须将自己的工作计划工作人员的名单，各种重要问题的决议，呈报该省长管及省议会。有必要时，各省长官或社会部，得解散工会的组织。

五、法西斯的劳动宪章

法西斯党举行政府成立五周年大会的时候，发表了一篇宣言，在这中间，说明了他们对于工人阶级的关系。法西斯主义虽然反对社会主义，但是，它（法西斯主义）仍然努力于提高占人口大多数的各阶级的道德和物质的生活水平。法西斯主义对于这个宣言非常重视，他们称之为大宪章，而法西斯大评议会竟誉为“法西斯革命的基本文宪”。

生产力能够得到和谐，这是最有利的事。法西斯主义在宪章中所说的阶级调和，是阶级关系的主要原则。换而言之，宪章是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已经公布的纲领。其主要部分，分别说明于下：

宪章共分四篇：（一）组合国家，（二）集体条约，（三）雇佣劳动，（四）保险。

第一篇包含了下面的法西斯主义的几个原则：一，意大利的民族是有机构成的，有自己的目的：生活与活动的手段，超过个人及团体的利益。它（意大利）是道德、政治和经济的综合，完全表现在法西斯的国家中。

二，各种劳动，如体力、技术和手工，乃社会上的义务。只有这种劳动，可以得到国家的保障。生产过程于民族观念应互相符合。统一的客观的目的，在增进生产者的幸福和民族的力量的发展。

三，工会是自由的，但是，只限于法律所承认的，和受政府监督的。只有它有权代表全体工人的利益。只有法律所承认的工会对国家和其他的组织有代表工人的利益，缔结集体条约和征收会费。

四，在集体条约中，包含了生产之中各种元素的综合，调和劳资利益的方法，服从生产的最高利益等。

五，经过劳动的最高组织，国家可以调剂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矛盾，监督现行条约之实施，并决定新的劳动条件。

六，法律所承认的工会可以实现劳资之间的平等，维持劳动于生产纪律，努力于生产之完成。组合制度构成了生产的唯一的组织，并完全代表其利益。因为生产的利益即国家的利益，故国家承认其为合法的组织。

七，组合国家应视为促进生产的最实际的工具，它有利于全民族。私有的生产机制，应符合国家的利益，企业的组织者，也应以发展生产为己任。权利与义务的平等，係起于生产力的合作。雇主、专家、工人，都是企业的积极参加者，而指导权，则属于雇主，他对整个的企业负责。

八，雇主组织应负责增加并完成生产，和减低生产成本费。

九，如私人企业发生缺点或危害国家利益时，政府有权干涉。干涉的形式或为警告，或监督，或收归国家直接管理。

劳动宪章的第二篇，说明集体条约，劳动雇佣及保险，并包含技术的规则。关于保险，说明了各种形式的保险费应由工人和雇主分担。不过，法西斯主义特别说明雇主应该多担任一部分。国家只限于调节，登记和联合双方的作用。

法西斯主义的劳动宪章，要昭示意大利和全世界，说明法西斯主义对于工人阶级的关系实现了最好的愿望。劳动宪章虽然涉及到工人阶级的各种问题，但是，没有提到八小时工作日，最低工资之规定，关于劳动保险，未涉及国家；失业问题，也没有提到。对于劳动宪章，在雇主方面，是认为非常满意的，因为宪章指明，雇主对于经济生活有指导的作用。

关于工人阶级方面，有法西斯的工会出而表示意见，大致也认为满意，但是，能否代表全体工人的意见，却无法断定。

六、组合国家的结构

法西斯主义统治意大利的第六年，声明，他们不愿意使寡头政治长久地继续下去，以后，要将它的独裁建筑在广大的人民之上。上面，我们已经说过，法西斯主义认为与群众合作的最好的方式，就是工会（职工会）。但是，法西斯的独裁是不允许任何社会自由活动的组织存在的，除非在下列的两种条件之下：第一，一切活动适合于法西斯主义的目的，第二，社会组织的活动，完全受国家监督，而且要代表国家的权力。一切的社会工作的纲领，应以法西斯的国家为出发点。

根据这种理论，法西斯的工会应该成为政府与群众之间的媒介。

在组织关系上，法西斯主义联合意大利的生产人民（工人、雇员、雇主）于下列的十三种组织之中。

工人阶级共分六种，每种有其独立组织。

（一）产业职工联合会
（二）农业职工联合会
（三）商业职工联合会
（四）海、空运输职工联合会
（五）陆上、内河运输职工联合会
（六）银行职工联合会

雇主也有如上六种联合会。自由职业者和伶人组成了第十三种联合会。

六种工人联合会与六种雇主（联）合会，统属于劳动总联合会和雇主总联合会之下。

政府及所属各机关的职员系法西斯政府的思想的直接执行者，无权加入工会。每种职工或雇主联合会，得派遣代表共同协议本身的工作之进行。工人和雇主的组织所构成的联合代表机关，就变成了组合。组合虽为一种组织形式，但是在法西斯的国家中，并无大的意义。不过，既是由组合的精神中产生出来的，所以，法西斯国家的制度，有浓厚的组合色彩。

形式上，法西斯主义允许群众立于组合的国家之外。但是，因为法律所承认的工会虽仅百分之十的工人群众，却有代表全体工人的权力，于是，其余的工人就不得不和法西斯的工会发生关系，在工作的过程中，日常的困难推动他们去接近工会。在这种情形之下，法西斯党可以说，不仅是全体雇主，就是全国的工人，也都在组合之中。墨索里尼的同僚波太（Botai），当1928年3月15日，公布了下列的文件，说明法西斯工会会员的成分——

法西斯劳动联合会的会员，共2,809,641人，其中产业工人1,200,586人，农业工人990,797，商业中的工人占254,179人。陆上运输工人247,344，银行业工人40,137人，知识分子和自由职业者，70,480人，海上运输49,000人。

雇主联合会包括885,968人，其中6万经营工业，55万经营农业，17万经营商业，2.2万经营陆上运输，318人从业银行，8万手工业者。雇主与工人共37,400,809人。

自然，这个数目是否可靠，尚待考察，只就所公布的数字来讨论，显然地可以看出，法西斯在群众中的工作并无特殊成绩。

工会有许多附属机构深入到群众中去。经过了六年的独裁之后，他们知道，法西斯主义和代议机关虽不能共存，但是，政权不能不以法律所承认的工团作基础。为了达到稳定政权的目的，他们组织了组合代表议会，这是法西斯主义的特殊立法机关。

据选举法的规定，仅法律所承认的工会有选举代表的能力。组合议会共有四百个代表，但是职工联合会可以提出八百个候选人，文化团体可以提出一百个候选人。选举法规定，每一个联合会须依下列的比例提出候选人：一，地主联合会提出12%，二，农村工人联合会提出12%，三，工厂主联合会提出10%，四，产业联合会提出10%，五，商业家联合会提出6%，六，海、空运输业主联合会提出5%，八，海、空运输业工人联合会提出5%，九，陆上及内河运输业主联合会提出4%，十，陆上及内河运输业工人联合会提出4%，十一，银行业主联合会提出3%，十二，银行业职员联合会提出3%，十三，自由职业者和伶界联合会提出20%

在组合国家之中，哪种社会阶级占了统治地位，这是显然可以看出来的。雇主与工人的候选人是相等的。自由职业者的候选人两倍于产业工人。此外，选举代表的权力不属于全体工人，而属于工会的中央机关。但是，法西斯的工会只有派送的权力。选举及人数之多寡，由法西斯的大评议会决定。法西斯大评议会从各处送来的名单中，选出400个代表，然后提交人民通过，其形式于下：“你是否赞成法西斯大评议会所提出的名单？”回答或者说“是”，或者说“否”。如果得到选举人半数的赞成，那么，大评议会所提出的名单就算通过了。

那么哪些人有选举权呢？法律规定，在法西斯国家中，有权答应一声是或否，只有年龄在21岁以上，或18岁已婚的男子，其中又分四种，①付工会会费，②付直接税100里拉，或持有国家证券，而收益在500里拉以上者，③领有国家机关的津贴或薪水者，④天主教徒或其他经国家认可的宗教信仰者。

读者不要误会，以为意大利又恢复了从前的民主政治。因此，意大利司法大臣诺可对于这一点，特别加以声明：“我们对于新的组织的意义，不要陷于自欺，在告选民的宣言中，我们绝对没有表示尊重民主的原则：我们只是告诉选民，请他们对党的大评议会的政治方向表示一点意见。不是承认选民有无限的权力。不过，我们要借此维持他们和国家的关系。”

组合国家的系统是这样的：国家的最高权力属于法西斯党的大评议会；法西斯的国家吸收人民团体参加政府工作，不过，应受国家的监督。参加政府的工作，係管理机关的事务，会员只有赞成与否决的权力。但是，也可以不置可否。

组合国家有两重任务：它希望组成经常的阶级合作的组织，借以增加民族工业的生产。关于这一点，法西斯主义是公开宣传的。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经过了六年的独裁之后，还觉得单纯的独裁不足以保护资本主义的发展。于是，他们认为组合制度的国家可以巩固法西斯主义在群众中的影响。但是，有时事实于愿望完全相反。组合国家的结构，其外形有各阶级的代表参加，但是，内部却因利益之冲突，而各行其是。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mia-chinese-italy-albert-193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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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内瑞拉危机和左派需要吸取的教训（The crisis in Venezuela and its lessons for the left）

（写在前面：右派们经常拿委内瑞拉的例子攻击左派和社会主义，因为查韦斯自称社会主义政权，但事实上，查韦斯对民主的破坏和官僚独裁控制企业导致了马杜罗黑帮操纵汇率贬值货币劫掠委内瑞拉人民，才导致了委内瑞拉的灾难。教训是，没有民主，不可能有社会主义，马杜罗不过是又一个斯大林而已。）

Maduro’s defenders on the Left tend to turn a blind eye to a situation which can only be described as desperate. But its primary cause is the government’s policies. Español

马杜罗的左派支持者试图对绝望的现状装瞎。但是造成这一现状的首要原因是政府政策。

Protester facing the Venezuelan National Guard during a protest in May 2017. Source: Wikimedia commons. Some rights reserved

反抗者在2017年5月面对委内瑞拉国防部队。来源：wikimedia

Recent footage from Venezuela reveals an increasingly desperate situation. In videos posted online, people can be seen chasing livestock through the fields to butcher it for its meat, while others resort to eating dogs and cats on the streets of Caracas.

最近来自委内瑞拉的镜头揭露了一种越来越令人绝望的现状。在被上传到网络上的视频中，会看到人们在田野中为了肉食追逐家畜，而其他人在加拉加斯（备注：委内瑞拉首都）的街头被迫寻找狗和猫作为食物。

Food-related protests and the looting of stores have become more and more widespread, while thousands flood across the border into neighboring countries.

与食物相关的反抗和对商店的搜刮越来越普遍，同时数千人越过边境逃往相邻的国家。

Despite all of this, Maduro and his defenders on the left have basically turned a blind eye to this situation. They claim the mainstream reports are exaggerated, and that the situation is the result of a US-led “economic war” intended to sabotage the Maduro government.

尽管发生了这一切，马杜罗和其左派支持者对这一切装瞎。他们宣称主流报告是夸大的，而这一现状是美国政府发动的试图破坏马杜罗政府的“经济战争”的结果。

Others admit Maduro deserves some of the blame, but claim he has been limited by low oil prices and sabotage from the right-wing opposition. Supporting the Maduro government as a bulwark against imperialism and neoliberalism is still the best option, they assure.

其他人承认马杜罗应当被责怪，但宣称他被低价石油和右派反对者们的破坏限制住了。支持马杜罗政府作为对抗帝国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堡垒仍然是最佳选择，他们这么假设。

However, while it is true that Washington and its local allies have long sought to overthrow the Venezuelan government, a closer look at the current crisis shows a supposed “economic war” has very little to do with it. Nor does it have much to do with low oil prices.

然而，虽然华盛顿和它的本地盟友长期寻求推翻委内瑞拉政府，对于现在的危机的近距离观察显示被期待的“经济战争”几乎没有起到作用。也不是低油价在起作用。

The primary cause of growing hunger and desperation in Venezuela today are the government’s very own policies, which are under control of President Maduro himself.

今天造成委内瑞拉不断增长的饥荒和绝望的首要原因是政府自身的政策，而政府是被总统马杜罗自己控制的。

In fact, the primary cause of growing hunger and desperation in Venezuela today are the government’s very own policies, which are under control of President Maduro himself, and could easily be rectified if he so desired.

事实上，天造成委内瑞拉不断增长的饥荒和绝望的首要原因是政府自身的政策，而政府是被总统马杜罗自己控制的，而如果他自己愿意那么很容易纠正这些政策。

But the policies remain in place, and the reason is that government insiders are benefiting enormously from them. As ordinary Venezuelans scramble to survive, Maduro and his friends are lining their pockets with oil dollars.

但是这些政策被维持下来，因为政府内部人员大大受益于这些政策。当普通委内瑞拉人挣扎求生时，马杜罗和他的朋友们口袋里装满了美元。

Instead of coming to their defense, and minimizing the scale of the disaster, the left should seek to understand how it got to this point, and how it might have been avoided.

与为他们辩护和缩小灾难规模相反的是，左派们应当寻求理解事情是如何变成这样的，以及如何防止历史重演。

“A gang of thieves”

“都是窃贼的黑帮”

At the crux of Venezuela’s crisis is the currency control system, which began under Hugo Chavez as a way to restrict access to foreign exchange and ensure enough dollars to import priority goods.

委内瑞拉灾难的症结在于货币控制系统，由乌戈查韦斯开始的用于限制对外交易和保证足够美元进口优先货物。

Like previous attempts at fixed exchange rates, there was some corruption and abuse of this system. But it wasn’t until Maduro came to power in 2013 that things really started falling apart.

这一系统之前试图固定汇率，但其中有一些腐败和滥用。但直到2013年马杜罗取得政权后事情才开始变糟。

“A gang was created that was only interested in getting their hands on the oil revenue,” says Hector Navarro, former Chavista minister and socialist party leader.

“一个不仅对向石油伸手的黑帮被创造出来了，”Hector Navarro说，他是查韦斯政府前首相和社会党领导。

“They are thieves with no ideology,” he added.

“他们是没有任何意识形态的盗贼，”他补充说。

Chavez’s former finance minister, Jorge Giordani, has said the same thing, estimating that some $300 billion have been embezzled in this way. Navarro and Giordani were long time members of Chavez’s inner circle and mainstays of his cabinet until they became critical of Maduro in 2014 and were sacked.

查韦斯的前金融部长， Jorge Giordani，说了相同的话，他估计有三千亿被这样侵吞了。Navarro 和 Giordani 长期在查韦斯的小圈子内，是查韦斯内阁的支柱，直到他们在2014年批评马杜罗然后被开除。

 

Longtime Chavista insider Mario Silva also warned about this back in 2013, claiming that a group of officials headed by then Vice President Diosdado Cabello were gaining the upper hand inside the government, and were “bleeding” the country of its dollar reserves.

很久以前查韦斯政府内部的Mario Silva也在2013年警告说，一个由副总统Diosdado Cabello带头的组织在政府内攫取权力，然后通过美元使国家“流血”。

This made Giordani’s dismissal in 2014 especially noteworthy, as he was the primary person in charge of keeping the currency regime in check, making periodic adjustments to avoid major distortions. Once Giordani was out of the way, the currency was allowed to get increasingly overvalued, greatly benefitting the “gang of thieves” and their foreign exchange schemes.

这导致了Giordani在2014年的被解雇是特别值得一提的，因为他是主要负责这个货币政权被控制，进行周期性调整以防止扭曲的人。一旦Giordani被赶走，货币被允许大规模贬值，这大大有利于“都是盗贼的黑帮”和他们的对外交易机制。

Venezuela’s currency became increasingly overvalued starting in 2013. Data from dolartoday.com

委内瑞拉的货币从2013年开始迅速贬值。

The basic scheme goes like this: those who can get access to foreign exchange at the official rate set by the government then simply turn around and sell those dollars on the black market, or deposit them in bank accounts abroad. The greater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black-market rate and the official rate, the more profitable the scheme becomes.

基础机制是这样的：那些能够在政府规定的官方汇率下进行对外交易的人转身把这些美元卖到黑市上，或者存入海外账户。黑市汇率和官方汇率之间的差距越大，这一机制的利润就越大。

Since 2013, Maduro has refused to make any significant adjustments to the exchange rate, allowing rampant inflation to continually erode the real value of the currency. The going rate for dollars on the street is now thousands of times higher than the official rate, creating huge incentives for illicit activities.

从2013年开始，马杜罗拒绝对交易汇率进行任何显著调整，允许猖獗的通货膨胀持续侵蚀货币的实际价值。在街上美元汇率已经几千倍高于官方汇率，制造了违法活动的巨大诱因。

The going rate for dollars on the street is now thousands of times higher than the official rate, creating huge incentives for illicit activities.

在街上美元汇率已经几千倍高于官方汇率，制造了违法活动的巨大诱因。

As a result,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dollars have disappeared in goods that are never imported, infrastructure that is never completed, and briefcase companies that don’t exist.

结果是，数亿美元从未进口的货物而消失了，基础建设从来没有完成，皮包公司也并不存在。

Instead of using the oil dollars to pay for basic needs,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their associates simply abscond with them, leaving ordinary Venezuelans to deal with the consequences.

与用石油换取的美元支付基本需求相反，政府官员和合作者们卷款潜逃了，留下普通委内瑞拉人去面对他们造成的后果。

Numerous examples have come to light in recent months, the common denominator being that those involved usually have close ties to the Maduro government—a necessary ingredient for acquiring dollars at the official rate.

很多案例在最近的月份中被揭露，那些参与这些的人通常和马杜罗政府有紧密联系——一个必要的以官方汇率获取美元的成分。

President Maduro and his vice president El Aissami have also gotten in on the fun. According to the former attorney general, a company owned by El Aissami was granted $120 million to import food from Mexico, while another $340 million went to a company with ties to Maduro.

马杜罗总统和他的副总统El Aissami 也乐在其中。根据一个之前的律师的概括，一个由El Aissami拥有的公司从进口墨西哥食物中获取了120百万美元，同时340百万美元进入了与马杜罗有紧密联系的一家公司。

All in all, the two companies received nearly half a billion dollars at a rate of exchange that was only one percent of the real value of the dollar at the time. This is why Maduro and gang aren’t interested in fixing the distorted currency—it allows them to funnel massive amounts of oil dollars into their own pockets.

总的来说，这两家公司收到了几乎五亿美元，但这些钱只占那些通过表现真实价值的汇率兑换来的美元的百分之一。这就是为什么马杜罗和他的黑帮没兴趣修复被歪曲的货币——这允许他们将大量石油换来的美元装入他们自己的腰包。

Squeezing the poor

被压扁的穷人

With so much of state revenue being misappropriated through the currency system, or sent abroad in the form of debt payments, there is little money left over for the needs of ordinary Venezuelans. But instead of fixing the currency, or defaulting on the debt, the solution for Maduro has been to impose austerity on the country.

这么多国家收入被通过货币系统挪用，或者被送到国外用以支付债务，普通委内瑞拉人手中几乎没有钱留下来。但是与修复货币或债务违约相反的是，马杜罗的解决方案是在国家内进行紧缩。

Since 2012, imports have been cut by over 65 percent, even amidst widespread shortages.Social spending has also been cut drastically, with total expenditure reaching a lower percent of GDP than the neoliberal years of the 1990s.

从2012年开始，进口被减少了65%，甚至在短缺扩散的时候还在持续。社会开支也大幅被削减，总支出占GDP的比例比1990s的新自由主义时期还低。

The results of these cuts have been very predictable, causing a collapsing health system, severe shortages of food and medicine, skyrocketing infant and maternal mortality, and thousands of preventable deaths.

这些削减的结果很容易预测，造成了医疗系统的崩溃，食物和药品严重短缺，婴儿和母亲死亡数暴涨，以及数千本可以避免的死亡。

Wages have also been slashed by more than 90 percent since 2013, as runaway inflation has been met with inadequate wage hikes from Maduro. The national minimum wage has gone from about $300 in 2012 to less than $5 in 2018, leaving nearly half of the Venezuelan population scrambling to get by on just $5 per month!

工资从2013年起也降低了超过90%，通货膨胀和马杜罗的不足的工资上涨碰到了一起。国家最低工资从2012年的300美元降低到2018年的少于5美元，这导致几乎一半的委内瑞拉人每月只能得到5美元收入！

Venezuela’s national minimum wage has collapsed since late 2012. Data from dolartoday.com

委内瑞拉的国家最低工资从2012年开始崩溃了。

As might be expected, this has caused growing hunger and malnutrition.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Venezuelans now flood into neighboring countries in search of basic necessities, while others attempt the risky and often deadly trip by boat to nearby islands.

可以预料的是，这一切造成了不断增长的饥荒和营养不良。成百上千的委内瑞拉人逃难到邻国以寻找基本需求，同时其他人试图通过危险而经常是致死的旅途航行到附近的岛屿。

Meanwhile, workers are leaving their jobs en masse as their salaries have become worthless. Major sectors of the economy are now critically understaffed, only worsening what is by far the worst economic crisis in Venezuelan history.

同时，工人们很多都不去工作了，因为他们的薪水变得没有任何价值。经济总体情况是人手不足，只会比委内瑞拉历史上最糟糕的经济危机还要糟糕。

A litany of excuses

一连串的借口

Maduro and his defenders point to a number of factors to deflect blame for this situation—from the “economic war,” to low oil prices, to US sanctions. But none of these excuses holds much water.

马杜罗和他的支持者们寻找了一些现状的替罪羊——从“经济战争”，到低价石油，到美国的制裁。但是其中没有任何借口是说到点子上的。

The capitalists and food traffickers accused of “economic war” are actually just following the incentives set up by government policies, and are often well-connected insiders themselves. Some of the worst food traffickers have been shown to be people inside the military.

资本家们和食物走私者们责怪的“经济战争”，实际上只是在追随政府政策制造的诱因，而这和政府内部人员有紧密联系。一些最糟糕的食物走私者们被发现是军队内部人员。

Meanwhile, it is the government alone that controls the exchange rate and the allocation of oil dollars, making this a fairly easy problem to solve. But despite constant calls to fix it, Maduro has insisted on maintaining the currency system, and has continued to handover the oil dollars to those who squander them.

同时，政府单独控制汇率和石油美元的分配，公平的说很容易解决问题。但是不管普通人如何呼吁解决问题，马杜罗坚持维持货币系统，继续将石油美元交给那些挥霍他们的人。

As for falling oil prices, they only exacerbated what Maduro’s policies were already causing. By the time oil prices fell in late 2014, the economy had already been contracting for three straight quarters, wages had already dropped 80 percent, and imports had been cut by 25 percent.

至于石油价格的降低，只是加剧了马杜罗的政策早就造成的恶劣影响。在2014年后期油价降低时，经济已经在三个季度内都负增长了，工资已经降低了80%，进口也被降低了25%。

The growing inflation, food shortages, and currency distortions at the root of the crisis all began in late 2012, two years before oil prices had fallen.

加剧的通货膨胀，食物短缺，货币扭曲是2012年晚期开始的危机的根源，而这在油价降低的两年前。

The same goes for US sanctions, which had a negligible impact until Trump imposed broader sanctions last year. By that time, Venezuela’s economy had been in a free fall for four straight years.

美国制裁也是一样，之前的影响微不足道，直到trump去年征收边境关税。在那时，委内瑞拉的经济已经持续四年自由落体式下跌了。

In other words, it makes little sense to try to point the finger at things that did not occur until after the crisis was well underway. The truth of the matter is that Maduro’s own policies have destroyed Venezuela’s economy far more than Washington or the opposition could have ever dreamed possible.

换句话说，试图将手指指向那些直到危机已经在进行中了才发生的事情是说不通的。事实是马杜罗自己的政策比起华盛顿或反对者所梦想的更有效的毁灭了委内瑞拉的经济。

Lessons for the left

左派需要吸取的教训

Venezuela’s collapse has a number of important lessons for the left, but in order to grasp them, we must take an honest look at what went wrong. While Maduro is clearly to blame for the current disaster, Chavez’s economic policies also contributed in important ways.

委内瑞拉的崩溃给了左派一些重要的教训，但是为了了解它们，我们必须仔细观察什么地方出错了。马杜罗很显然是现在的灾难的责任人，但查韦斯的经济政策也很重要。

Chavez’s approach to the economy generally involved taking over strategic sectors, with the notion that underinvestment by the private sector could be remedied by state control. Firms were often expropriated on a whim, and state-owned endeavors were launched without careful thought or planning.

查韦斯对经济的干预大致来说是参与接管战略领域，主张私人领域的投资不足可以通过政府控制弥补。企业经常在怪念头之下被没收，而政府所有的努力在没有谨慎思考或计划的前提下发动。

This led to a bloated bureaucracy, growing corruption, and a long-term decline in key sectors. State-owned enterprises often ended up in the hands of corrupt bureaucrats who made them into their own domains, and then milked them dry.

这导致了膨胀的官僚独裁，增长的腐败，和在关键领域的衰退。政府所有的企业经常在腐败官僚的手中倒闭，这些腐败官僚们把手伸进去，然后把企业吸干。

A key example of this was in 2010, when Chavez launched an offensive in agriculture by expropriating hundreds of farms and food industries. Given that these enterprises were often undercapitalized and unproductive, state intervention was necessary.

一个关键例子是在2010年，当查韦斯启动一个侵略性的农业计划，没收上百农场和食物工厂。这些企业经常资金不足和生产不足，政府介入是有必要的。

But most of the firms were then handed over to bureaucrats who had little preparation or oversight. The result was complete mismanagement, and a drastic decline in food production thereafter.

但是绝大部分企业被交给了那些几乎没有准备或眼界的官僚们。结果是完全的管理不当，然后造成了激烈的食物产量减少。

Food production declined sharply after government takeovers in 2010. Data from Fedeagro.org

食物产量在2010年政府接手之后急剧下跌。

The lesson here is that state takeovers of major sectors of the economy are not necessarily a good idea in poor countries with weak institutions.

这里的教训是政府接管主要经济领域对于机构薄弱的穷困国家来说不见得是一个好主意。

These types of interventions must take into account the capacity of the state to administer enterprises without running them into the ground, especially in sectors so crucial to the national economy.

这些类型的介入必须考虑政府管理企业的能力，而不是将企业搞砸，特别是那些对国家经济来说非常关键的领域。（备注：政府官僚包办没有好结果的又一个案例。）

One alternative might have been to turn control over to the workers, and, in fact, there was a proliferation of community and workers’ organizations under Chavez.

另一种选择是将企业的控制权交给工人，而事实上，在查韦斯统治下社区和工人组织的确有所增长。

But the government did not do this in most cases, and here lies another important lesson for the left.

但是政府在大部分案例中并没有这么做，而这是对左派的另一个重要教训。

While increasing worker power and control over production should be a goal of any socialist project, to be successful, workers and social movements must build organizational power that is independent from political parties and the state.

增强工人力量和控制生产应当是任何社会主义计划的目标，但为了能够成功，工人们和社会运动必须建立独立于政党和政府的组织化力量。

In Venezuela, the communal movement was very much a state-sponsored initiative, with local communities following directives on how to organize from above. The extent of their power and control over production was decided by the government, not workers.

在委内瑞拉，社区运动大部分由政府资助的初始力量发起，而本地社区追随在这一基础上进行组织。他们的力量的规模和对生产的控制由政府决定，而不是工人决定。

Nowadays, the communes are used as mechanisms of patronage and control rather than vehicles of liberation. Members get certain perks and benefits from the government, but come election time they are forced to vote for government candidates to avoid losing those benefits.

现在，这些公社被用来当成赞助和控制的机制，而不是自由的媒介。成员们从政府获取额外补贴和好处，但在选举时他们被迫投票给政府的候选人以免失去这些好处。（备注：很明显查韦斯政府通过收买控制了委内瑞拉人民，直接导致民主被破坏。）

Finally, there is an important lesson on the question of liberal democracy. Though Chavez was justified in his criticisms the exclusionary kind of democracy that existed in the country before 1998, in attempting to reform this system, he ended up creating something even worse.

最后，在关于自由民主的问题上有个重要教训。虽然查韦斯通过批判在1998年之前存在于这个国家的排他性的民主而获得合法性，作为对改造这一系统的尝试，他最终制造了更糟糕的东西。

Although a new constitution, greater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and transparent electoral system were all major accomplishments, at the same time, virtually all organs of the state were being stacked with party loyalists, and yes-men that were valued more for their obedience than their competence.

虽然有一个新宪法，更大程度的参与民主，和透明的选举系统是所有的主要成就，但同时，所有政府的组成被堆叠了政党忠诚者，和那些服从比才干更重要的奴才。

The promising new institutions created by the constitution slowly became little more than rubber stamps for orders coming out of the executive. When Chavez died and Maduro’s “gang of thieves” gained the upper hand inside the government, there were no longer any checks on their power.

宪法承诺建立的新机构慢慢变成了执行命令的橡皮图章。当查韦斯死后，马杜罗的“都是窃贼的黑帮”在政府内掌握权力时，此时对于权力已经没有任何限制了。（备注：查韦斯对民主的破坏最终导致了马杜罗们的胡做非为，所以社会主义只有在民主的基础上才能建立。）

The lack of independent institutions allowed them to force out internal opponents, neutralize the congress, hold fraudulent elections, and form an all-powerful body that now runs the country as they please.

独立机构的缺乏允许他们赶走内部反对者，关闭议会，进行选举欺诈，然后建立了一个全权政府使得他们能够随心所欲的操纵这个国家。

Instead of making liberal democracy more democratic, the Maduro regime now deports journalists, jails union leaders, detains activists, murders whistleblowers, and tear gasses the poor and hungry. What was once an infallible electoral systems has now been stripped of all the guarantees that ensured fair elections, allowing Maduro and gang to bend everything in their favor.

与使自由民主更民主相反的是，马杜罗政权现在驱赶记者出境，把工会领袖关进监狱，关押反抗者，谋杀吹哨人，向穷困和饥饿的人们发射催泪瓦斯。曾经的万无一失的选举系统现在被剥夺了一切保证公正选举的元素，允许马杜罗和他的黑帮将一切扭曲为他们喜欢的模样。

All of this should serve as an important lesson for the left—that despite the major limitations of liberal democracy, having some checks and balances is better than having none.

所有这些应当提供给左派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尽管自由民主有很多限制，有限权和平衡比没有好。

Had Chavez allowed room for independent institutions, and permitted checks on the power of the presidency, Venezuela might not be in the mess it is today.

如果查韦斯允许独立机构存在，承诺限制总统权力，委内瑞拉也许不会陷入今日的混乱。

As the country heads into another very questionable election, the left should not give its support to the corrupt and authoritarian Maduro regime, nor should it support the US-aligned right-wing opposition.

在这个国家开始进行另一次非常有问题的选举时，左派不应当支持腐败和独裁的马杜罗政权，也不该支持和美国联盟的右翼反对派。

Our support and solidarity should instead be with the Venezuelan people, and their right to democratically decide their fate. That is the only possible solution to the crisis.

相反，我们的应当支持和团结委内瑞拉人民，支持他们民主决定他们的命运的权利。这是唯一的可能解决危机的方法。

https://www.opendemocracy.net/democraciaabierta/chris-carlson/crisis-in-venezuela-and-its-lessons-for-le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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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贖他人和自我，還剩多少可能？

【編者按】從美國、挪威的無差別槍擊，到台灣的隨機殺人；從日韓、經濟危機後的歐洲，到香港學生自殺潮，資本主義體制和現代人集體精神處境間，有何複雜連結？誠如作者所說，「這本書要探討的題目不只是犯罪與自殺，還想談已經瀰漫在當代文化中的無政府主義與自殺動機，以及一種因焦慮與攻擊性而導致的暴力現象。」

作者法蘭克‧貝拉迪（Franco ‘Bifo’ Berardi），歐洲左翼思想家。也許他對資本主義病灶的指認略顯空泛，起碼他一針見血地指出了當代人的軟肋：被困在對秩序的教條守護中，對失序簡單粗暴、不知所措。

攝：Billy H.C. Kwok/端傳媒

無論是台灣或是世界各地，駭人聽聞的無差別殺人事件總是激發強大的道德恐慌（moral panic）。恐懼自己或是家人成為下一個盲目暴力的受害者，席捲了整個社會，一時間人心惶惶，不知所措。

緊接着出現的集體情緒則是憤怒，首先是針對冷血無情的犯案者本人，接下來則是擴散到犯案者所擁有的社會屬性，他是不是少數族群、是不是穆斯林？有沒有吸毒前科、是否患有精神疾病？他是整天沉迷於網路遊戲的阿宅嗎，還是交不到女朋友、低薪窮忙的魯蛇（loser）嗎？

如果一個社會的文明化程度不充份，集體心理素質不健全，那麼道德恐慌的後果將是十分醜陋難堪的。群眾自發的私刑暴力，甚至只是言語恐嚇，成為恐懼與憤怒的發洩管道。

為了弭平暴力所帶來的心靈創傷與人性扭曲，一個缺乏關愛的野蠻社會，只得訴諸於更強大的仇恨、以及以更沒有人性的方式來進行集體療癒。

甚至，為安撫普遍瀰漫的不安全感，我們不得不將和兇手相同社會屬性的群體通通視為潛在的犯案者，無論其方式是追踪管理、強制就醫等。

當某個社會向來蔑視人的尊嚴與價值，他們的確有可能為了求得生存，而親手奉上珍貴的自由，自願禁囚於自己所打造出來的監獄之中。不幸的是，對於某些人而言，牢籠裏的安全與保障就是難以抵抗誘惑。

無差別殺人事件不只是帶來極端的威脅感，更是傷害了集體生活所賴以為生的信賴與善意。一個心態成熟的社會應該是首先致力撫慰受害者與其家屬，讓這些個人的與集體的疼痛獲得慰藉。接下來才是避免下一次的悲劇發生，亡羊補牢。

無論這些殺人事件都源自於精神病患、社會邊緣人、政治狂熱分子，他們本來都是這個社會的成員之一，然而因為種種因素，他們才誤入歧途，犯下了傷天害理的暴行。將這些「種種因素」找出來，縫補已經出現裂痕的社會安全網是必要的補救措施。

事實上，只要經稍微動腦想一想，就知道將一堆「潛在的犯案者」列為監控對象，只會製造出反效果，甚至釀成下一次的悲劇。講白了，這就是社會學一直在談的「標籤效應」，被診斷成為精神失序的人更可以不為自己行為負責，被社政單位指認為需要援助的弱勢國民，也獲得了不用自立自強的藉口。

如果說，我們身旁的精神病患、社會邊緣人都被當成未來的兇手，用監控、排除、汙名化來對待他們，結果很有可能是「自我實現的預言」，我們親手打造出下一波的無差別殺人事件。

不是很多心理不正常的殺人兇手，就是明明厭世憎恨，但是卻膽小畏懼，不敢自殺，結果只透過極端手段，才能獲得以國家之名頒布的死刑？

要如何面對這些瀕臨脫序邊緣的社會成員，這個道理有點像是北風與太陽的寓言故事，面對這些處於極度自我痛苦的人們，我們只有更多的關愛來能挽救他們，並且保護我們。

除了打造出更緊密的社會安全網，更進一步的問題則是，為什麼我們的社會總是不斷製造出這些潛在的恐怖分子？如果你覺得用殺戮來抑制殺戮根本是無效的，而縫補社會安全網至多只是治標之計，那麼你應該花時間閱讀這本陰暗、但是卻剖析入里的著作。

《英雄：大屠殺、自殺與現代人精神困境》（Heroes: Mass Murder and Suicide）

出版時間：2016年4月
出版社：：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作者：法蘭克‧貝拉迪（Franco Bifo Berardi）
譯者：林麗雪

《英雄：大屠殺、自殺與現代人精神困境》的作者是義大利的新馬克思主義者法蘭克‧貝拉迪（Franco ‘Bifo’ Berardi），他細心審視近年來發生在歐美的大規模隨機殺人事件，耐心聆聽這些被視為「病態魔王」的兇手到底透露出何種訊息與動機。

一言以蔽之，這個社會真的嚴重到病入膏肓了，所以才產生那麼多的殺人魔。如果你被這本書的解剖報告所說服了，那麼你應該會相信，當代猖獗發展的資本主義才是真正的罪魁禍首；這樣的體制不改，我們是無法根除真正的病灶。

霍姆斯（Jesse Holmes）在蝙蝠俠系列電影《黑暗騎士：黎明昇起》上演的美國加州電影院行兇，一開始許多觀眾認為這只是電影公司的行銷手段，等到他們會意過來，一場28人死亡的悲劇已經釀成。

在一部充滿暴力的電影放映時，發生了真實的暴力，意味着當代資本主義走向符號化最極致的表現。因為符號本身成為真實，大螢幕投影出來的流血事件直接帶來了現場的傷亡。

奧維寧（Pekka-Eric Auvinen）在一所芬蘭高中殺害了8個人，最後畏罪自殺身亡。從他遺留來的文字來看，奧維寧就是一位信奉適者生存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者，他堅信強韌的個人意志，反對保障弱勢者；事實上，這樣的信念與當前講求競爭、崇尚效率的資本主義口鼻相通，絲毫沒有一點違和感。

如果你認為，積極進取的現代人就是要勇於跨出國界，接受全球化的洗禮，那麼在美國維吉尼亞科技大學奪走32條人命的韓裔趙承熙肯定是需要認真對待的負面教材。趙承熙極度退縮、內向，深陷於個人孤寂的深淵，因為他在一個不熟悉的國度找不到溫暖，陌生的語言也無法表達他的內心苦處。

布列維克（Anders Behring Breivik）在挪威冷血屠殺了77人，他是激進的政治狂熱分子，相信自己的殺戮可以喚起歐洲人民的覺醒。布列維克信崇的政治意識型態其實在當代歐洲是越來越主流了，排外的右翼民族主義在以往曾將矛頭對向了猶太人、馬克思主義者，現在則是非洲移民與穆斯林。

在這一連串的不幸災難中，作者貝拉迪看到了當代資本主義所帶來的攻擊性與毀滅性。在有些無差別殺人事件中，兇手就是將現代經濟體制所蘊含的遊戲規則推演至其邏輯結論。

在這個市場競爭當道，社會福利與保障被視為過時而無用的政策之當下，經濟弱勢者就是失敗者，消滅其存在就成為了主導的時代精神。在目前，資本主義進展已經從物質商品的生產移轉至金融產品的炒作，各種透過財務工程學所估算出來的衍生性產品早就是高度符號化的，甚至可以讓金融資本透過某些國家破產而獲取暴利。

換言之，這些殺手就是用直接的暴力來展演經濟領域已經習以為常的掠奪與剝削。此外，另一類的無差別殺人事件則是源自於誤置的抵抗，兇手本身其實是不自知的資本主義受害者。

舉例而言，全球化的資本主義是去疆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的，迅速而大量的資本跨國流動使得國境邊界成為沒有意義的人為設定，因此人類所依賴的歸屬感變得沒有價值，受到嚴重威脅。如此一來，重建在地認同的舉動就容易轉化成為消滅異己的暴力行動。

《英雄》一書主張，大規模殺人事件之所以頻傳，原因在於當代贏者全拿、去疆域化、符號化的資本主義帶來了一個病態而朝向自我毀滅的社會形態。在結尾處，貝拉迪沒有提供任何的處方或解答，而是鼓勵讀者冷靜地思考這些週而復始的「集體性痙攣」之意義。

這樣留白或多或少反映了當前左翼思潮的困境，缺乏取代資本主義的另類願景，也沒有看得見的推動變遷之行動者。在這種情況下，保持個人的心智理性，避免自己意外地成為促成下一波無差別殺人事件的幫兇，或許就已經功德無量了。

這本書瀰漫著歐陸左翼知識分子的寫作風格，豐富的想像力與洞察力、具有高度個人風格的修辭、令人為之讚嘆的文采。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貝拉迪對於當代資本主義的指責顯得空泛而任意，如果這是一份檢察官的起訴書，那麼法庭肯定會無罪開釋原告，因為沒有一項指控的罪名有充份的舉證。

前幾年，美國左翼思想大師喬姆斯基（Noam Chomsky）指責歐陸的知識喜好「裝模作樣」（posturing），到處兜售一些看似高深但是缺乏實質內容的「理論」。如果你在這本書中讀到「符號資本主義」、「後資產階級」、「新巴洛克主義」、「資本主義絕對專制」等的詞彙，卻又不太確定作者要指涉的內容，你也許會產生與喬姆斯基相同的感嘆。

《英雄》另一個要探討的議題是自殺風潮，副標題就提到這個主題。然而，讀者會發現一直到本書第九章，作者才開始處理這個議題，而且讀完之後肯定覺得一頭霧水，到底二十世紀初峇里島人抵抗荷蘭征服的集體自殺，與二十一世紀初中國富士康工人的自殺潮有何關連？

接下來的一章「首爾之旅」，或許會讓東亞的讀者更火冒三丈。歐陸的左翼思想大師接受了出版商邀約，紆尊降貴來到韓國，在這個年輕人自殺成災的國度，他看到了未來的希望，只因為許多韓國學者顯然將他當成理論導師。

或許沒有必要指責這本書所不經意流露的歐洲中心主義，大部分的知識分子都是執著於在地的問題，並且從中精練出思考的菁華。只不過，一旦作者或讀者遺忘了在地的脈絡性，就容易導致令人遺憾的後果。

總之，《英雄》一書是引人入勝的當代資本主義的精神病理剖析。對於處於道德恐慌的當下台灣，這本書的中譯本適時提供了必要的省思。

如果層出不窮的「病態殺人魔」意味著這個社會生病了，那麼其病因為何，又應該如何對症下藥？思索這些問題的解決，或多或少可以這本書中獲得啟發。

（大標題為編者所擬，原題目為：當代資本主義的精神病理剖析：《英雄：大屠殺、自殺與現代人精神困境》）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0419-opinion-bookreview-heroesmassmurderandsuic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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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粹制定反猶太法時，參考的是美國法

雖然美國經常自詡是個族群融合的多元文化國家，但我們卻很少認知到美國其實是極端主義的先鋒。它長久的種族歧視歷史，甚至經常被歐洲極右組織當作完美的政治教科書。

 

在1920年代晚期，希特勒（Adolf Hitler）於自傳《我的奮鬥》（Mein Kampf）中明白指出，美國是一個「在打造種族秩序方面取得重大進展的國家」。他注意到美國的移民法案後，決定參考它們來設計納粹德國的種族分類體系。就像納粹的法學觀察員認為，美國的種族法促使他們仍是一個以「日爾曼民族血統」為主導的國家。

 

儘管美國致力於成為包容移民和各個族群的國家，並早在1790年制訂《歸化法》（Naturalization Act of 1790）向移民廣開公民身份，宣稱「任何外國人都能成為自由的白人」。但到了希特勒身處的時代，美國對待其他族裔的做法卻讓他們變成種族歧視的先驅。

 

男孩坐在一張「亞利安人專用的椅子」。

男孩坐在一張「亞利安人專用的椅子」。

 

美國立法者在三十個州訂定的「反異族通婚法」（Anti-miscegenation laws），包括了威脅異族通婚將面臨刑事懲罰的法條，並制定出嚴苛的「一滴血原則」（One-drop rule）以甄別種族。在南北戰爭後，美國人普遍認為一個人只要血液裡有一滴黑人的血，那他就是黑人；如果血緣上參雜一些非白人血統，那他也不能算是白人。

 

此外，他們還透過各種方法來否定其他種族的公民權利，例如透過美其名為「識字測驗」（Literacy test）考試排除平均教育水準較低的非裔，以阻止他們獲得投票機會，將黑人在法律上的地位貶為次等公民。同樣的，美國立法者也針對菲律賓人、波多黎各等族群，制定了另一套形同次等公民的法案。

 

美國實行的「創新」法律，讓歐洲的種族主義者群起效尤。當然，他們也清楚知道美國的平等主義傾向傳統，因此之中許多人推測美國的種族不足以遏制日漸增長的族群融合趨勢。但希特勒仍謹慎地抱持希望，他深信美國的未來將會是個白人至上主義國家。隨著1933年納粹上台掌權後，他帶領黨員走上了相同的道路。

 

1935年依據《紐倫堡法》制定的種族分類表。

1935年依據《紐倫堡法》制定的種族分類表。

 

這是個令人不安的故事背景，美國的種族法竟然影響了納粹的反猶太法。1935年9月，納粹在紐倫堡舉行的黨員年度集會上，頒布了惡名昭彰的《紐倫堡法》（Nuremberg Laws）。該法剝奪了德國猶太人的帝國公民身份，並明令禁止他們與雅利安人通婚或發生性行為。而且，無論他們是否認同自己是猶太人或屬於猶太宗教團體，只要是擁有三個或四個猶太祖父輩的家族將一律被視為猶太人。

 

在1934年的法案規劃會議上，納粹司法部長提交了一份關於美國種族法的備忘錄。根據副本紀錄顯示，他們詳細地討論美國境內所有實施的異族通婚法條。而後來成為人民法院院長的納粹法官羅蘭德‧弗萊斯勒（Roland Freisler）更表示，美國的判例「將完美地適用於我們」。

 

諷刺地是，納粹並沒有完全照抄美國的種族法，原因是當他們仔細閱讀美國的法律後發現：「天啊，這也太過嚴苛了吧！」例如納粹觀察員對於強硬的「一滴血原則」感到不可置信，竟有人能把一個外貌完全是白人的人分類成黑人，他們認為美國的種族主義未免「太不人道」。

 

1959年聚集在阿肯色州小石城的抗議者，要求司法保留「反異族通婚法」。

1959年聚集在阿肯色州小石城的抗議者，要求司法保留「反異族通婚法」。

 

雖然這種說法聽起來令人難以相信，但要知道納粹在初期掌權時，還沒有考慮實施所謂的「最終解決方案」。起初他們針對德國猶太人採取一種完全不同路線的方法：他們認為如果能阻止猶太人與雅利安人通婚或發生性行為，最終將能迫使猶太人移民海外。

 

為了實施這項早期計劃，美國便成了最佳的參考範例。一名納粹法官在1936年提到：「美國人只是『目前』還沒有開始迫害他們國家的『猶太人』而已。」納粹沒有單純地複製貼上法案，還有部分原因是因為美國的種族法，往往會用迂迴方式以逃避公然的種族歧視，例如他們技術性的阻止黑人投票，卻不會明目張膽地指出。但美國的「反異族通婚法」卻一反常態的坦然，納粹便仿效的其方法將跨種族婚姻予以刑事化。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美軍英勇的登陸諾曼第並解放納粹集中營，同盟國最終擊敗了納粹的軸心國集團；然而，他們在國內實行多年的歧視法案，卻一直等到1967年民權運動時代才被擊倒，而基於種族的移民政策則是到了1968年才完全廢止。

https://www.mplus.com.tw/article/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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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uanto，一位徹底改變了美國歷史的原住民，卻也是世上最後一位帕圖薩族人｜令人顫慄的感恩節真實故事（二）

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後，愈來愈多歐洲人聽到關於這塊新大陸物產豐饒的新聞，除了當時非常富裕的西班牙來佔了許多土地外，在英國有一群不受主流社會和宗教接受的人，也想到新大陸一試，他們是清教徒。

 

要了解這段歷史前，要先解釋一下清教徒，中文翻譯起來都是差不多，但清教徒分成二支，信仰很類似，但又不一樣 ── 清教徒分離派（Pilgrim）和清教徒非分離派（Puritan）。

清教徒分離派（Pilgrim），又稱天路客（下稱「天路客」，以方便區別），主張從英國國教教會分離獨立出來，想要創造自己的獨門派系，認為自己是上帝的選民，稱自己聖人（the Saints）。在英國當地，信仰英國國教的主流們認為他們是「宗教的中輟生」，因為天路客多是窮人，教育程度較低，認為另一支清教徒不夠虔誠；他們也被英國國王視為威脅，以此要迫害他們。因此天路客大舉搬到荷蘭去。

另一支是清教徒非分離派（Puritan，下稱「清教徒)，他們並不想從英國國教的教會分離出來，只是想要淨化（purify）教會內部腐化的部份，所以他們的名字才會叫 Puritan「淨化者」，多是社會裡上層階級，教育程度較高。

 

出航新大陸找尋「宗教自由」的清教徒

他們大多是住在城市裡的都市人，完全不知道要怎麼在荒野中生活，就像我們這些現代都市人突然決定要去亞馬遜森林裡，建立我們的文明……當天路客移居到荷蘭時，就已經享有宗教自由，但他們並不喜歡荷蘭王室開放的作風，因為當時荷蘭王室對所有不同宗教背景的移民都保持了開放接受的態度；天路客不喜歡這樣，他們覺得和他們不一樣的人都很邪惡，不想要自己的後代受到不同文化宗教「邪惡」的影響。於是他們也想要到新大陸，找一塊專屬自己的地方，建立單純只屬於天路客的國度，這樣他們對後代的宗教教育，可以有更大的控制力。

因此天路客出航到新大陸尋找經濟利益，還有「宗教自由」。在荷蘭住了 10 年後，天路客向倫敦維吉尼亞公司貸款，並簽下合同保證「在新大陸頭 7 年的收益，會全部投入在維吉尼亞公司的股票（common stock）裡。」

這群天路客並不是農夫，也不會砍樹，他們大多是住在城市裡的都市人，完全不知道要怎麼在荒野中生活，就像我們這些現代都市人突然決定要去亞馬遜森林裡，建立我們的文明 ── 更貼切的說法是，去露營一輩子 XD（因為我們在自己的國家裡無法和主流社會融合，混不下去了！）

（題外話：他們其實不止是受到英國王室宗教迫害，同時暗地裡也是革命份子，想要推翻英國王室。有趣的是，1649 年英國內戰時，清教徒還真的推翻了英國政府。）

1620 年 7 月，一群即將離開荷蘭而出航至新大陸之清教徒。（圖片／Robert W. Weir，CC Licensed）

 

天花，歐洲人帶來美洲的第一場生化戰

天花真是主耶穌基督為我們做的美好準備，這些原住民都死光了，我們才能安心地享有這片土地。在繼續講這群天路客 1620 年到達普來茅斯（Plymouth Rock）的故事前，要先講一段同一地點、但早 6 年（於 1614 年）發生在這同時也是原住民族帕圖薩族（Patuxet）領地的故事。

在天路客抵達普來茅斯時，這個地方安靜地像個廣大的墓地 ── 剛上岸的天路客發現這裡有些地方不像原始森林，反而像是一個公園，似乎曾經有人居住過的樣子，而且有一片遺留下來的玉米田還在冒芽。

原來當時這片地上的帕圖薩族們因為天花，幾乎要滅族。

 

原本美洲大陸是很乾淨的一塊地，沒有任何傳染病，然而歐洲人卻帶來了天花。有一說是，歐洲人把蓋過天花病人的毯子（smallpox blanket）故意帶進原住民族部落，造成大規模傳染，近而造成其滅族；如此，土地就空出來了，也不用浪費子彈和人力打仗。

根據一位專門研究美國原住民歷史的學者威廉 · 凡頓（William Fenton）的描述，歐洲人當時大規模殺害美洲原住民，在他 1957 年的著作《American Indian and White Relations to 1830》中說，1615 至 1619 年間，天花在萬帕諾格族（註1）間蔓延，當時，將近 70% 的萬帕諾格族人口都死於天花。

在一封由麻薩諸塞州殖民地建立者約翰 · 溫斯普羅（John Winsthrop）寫回英國的信寫道：

「然而，上帝已經追殺了住在這個地方的原住民們，300 英哩的空間已完全被天花掃空，而且，天花繼續在原住民其中流傳。因此，神已經幫我們清理了這個空間，我們擁有這個地方的權力。

還留在這區的原住民大概只剩下 50 個，他們必須要尋求我們的幫助。」

哈佛大學的教授派瑞 · 米勒（Perry Miller）說，文獻中有位清教徒的殖民者曾大力贊揚天花，他曾說：

「天花真是主耶穌基督為我們做的美好準備，這些原住民都死光了，我們才能安心地享有這片土地。」

16 世紀受天花感染之苦的美洲原住民。（圖片／Bernardino de Sahagún，CC Licensed）

 

風中奇緣沒說的人口販子故事

當時，一個美洲原住民奴隸可賣到 220 先令，這個做法詳細地記錄在歷史文件中。在五月花號登陸的 6 年前，另一艘由著名的約翰 · 史密斯（John Smith，迪士尼著名動畫電影《風中奇緣》男主角）領航的船，就已經來過這個地方。史密斯受僱於英國普來茅斯公司（Plymouth Company of England），之前已成功建立了英國在新大陸第一個英屬城鎮 ── 詹姆士鎮。他們到帕圖薩族的領土後，開始與該族有接觸，並重新替這塊帕圖薩族的領地命名為「普來茅斯」，用以紀念他們的公司。

接下來幾年，約翰 · 史密斯的下屬湯瑪斯 · 杭特（Thomas Hunt）── 一位眾所周知的奴隸販子也抵達了帕圖薩族的領土，開始大規模地綁架原住民，強押他們回去歐洲當奴隸。當時，一個美洲原住民奴隸可賣到 220 先令，這個做法詳細地記錄在歷史文件中（A Declaration of the State of the Colony and Affairs in Virginia by Edward Waterhouse）。

在普來茅斯／帕圖薩這個地點的原住民，若不是被綁走當奴隸，就是死於天花；因此當天路客們乘著五月花號抵達普來茅斯時，這裡並不完全像原始森林，反而像座曾經有人居住的公園。

16 世紀清教徒初上岸所建的聚落，由後人於麻省普來茅斯所重建。（圖片／Wikipedia，CC Licensed）

 

五月花號登場，風雪交加的 11 月美洲大陸

回到天路客的故事，1620 年，102 個包含大人和兒童的天路客在英國搭乘五月花號（Mayflower）前往北美；11 月，遇上冬天暴風雪，把他們吹離了原訂在維吉尼亞的目的地，先抵達科德角（Cape Cod），這是美洲原住民帕圖薩族（Patuxet）曾經的領地。如上文所提，1617 年時整個部落就因天花幾乎滅族了，這群天路客在這片地上盡快地拿取剩下的玉米、豆子等食物。

一直到 12 月，五月花號的移民才在麻省普利茅斯（Plymouth Rock）安定下來。然而旅途困頓，爆發了壞死病和各種流行病，食物又不夠，很多人餓死，許多人支撐不下來。過了一個冬天後，只有 53 個人活了下來‧。

1621 年 3 月，2 位說英文的美洲原住民 ── Samoset 和 Squanto 前來幫助這群可憐的天路客，教導他們如何在美洲大陸生活，如何種農作物等技能。當時倖存下來的 53 名天路客住在髒亂不堪的房子，沒有食物，這 2 位原住民的出現，絕對是非常大的幫助。

 

Squanto，改變英國清教徒命運的原住民

他教導他們如何種玉米、哪裡可以捕魚、以及如何種植其他的作物，還帶他們到未知的領地尋找可以換取利潤的東西，一直到 Squanto 過世為止。Squanto 原本是帕圖薩族的原住民，在 1605 年被俘帶回英國做奴隸，在那裡，他被強迫學習英文，然後，英國人把他送回美洲大陸，當其他要去略奪他的土地的英國人的嚮導；後來他又被上面提到的湯姆斯 · 杭特抓到，在 1619 年賣到西班牙，又再被輾轉賣到英國，替殖民公司的大老闆 Sir Ferdinando Gorges 工作了幾年。最後大老闆又派 Squanto 當湯瑪斯 · 迪瑪（Thomas Dermer）的翻譯，再次返回美洲大陸，幫助他在新英格蘭的殖民事業。

等 Squanto 回到美洲家鄉時，終於發現他的族人們都因病而死。

Squanto 是帕圖薩族最後一名倖存者，他短暫地離開了迪瑪，去尋找他的族人，迪瑪因此被其他部落抓住、囚禁。後來當 Squanto 發現自己的主管被抓而趕去救他時，在與該部族戰鬥的時候逃跑了。但跑沒多久，就被萬帕諾格族（Wampanoag）抓住。

因為 Squanto 與英國人緊密的關係，使萬帕諾格族當時對他產生許多疑慮，讓萬帕諾格族的首領 Massosoit 親自面見了他；Squanto 對首領表示：「若你願意相信我的話，我會幫助你和英國人建立友好的關係，幫助你們變得更強大。」於是，首領答應了。

 

Samoset 是萬帕諾格族人，他靠著與天路客們接觸，學到一些破英文。當 Samoset 告知首領天路客們死亡慘重的事情後，首領就決定派他們兩位 ── 主要是 Squanto ── 去幫助天路客，要他為萬帕諾格族建立好關係。很快地，在 Squanto 的穿針引線下，天路客與萬帕諾格族簽訂了這樣的契約：

「如果有任何部族對萬帕諾格族的首領有威脅或宣戰，天路客就要幫助萬帕諾格族，反之亦然。」（這讓我聯想到清廷治理台灣原住民的策略，也是聯番治番。）

 

Squanto 雖然經歷了一切不幸，這些不幸又都是殖民者造成的，但他卻還是繼續幫助這些殖民者，他是頭殼壞去嗎？

我想，他一定也有自己矛盾的地方，一方面受到西方文化的影響，看到西方如此的強大；一方面，自己的族人滅族，又必須委屈求全聽其他部落首領的話，到底要幫誰呢？拍成電影應該不錯看。事實是，如果當時沒有 Squanto 的幫忙，這些天路客早就死光光了，今日的美國歷史也會改寫。

當時管理普來茅斯的威廉 · 布來德福總督（William Bradford）說，Squanto 繼續幫助倖存的天路客，當他們的翻譯，是上帝在預料之外送給他們特別的工具；他教導他們如何種玉米、哪裡可以捕魚、以及如何種植其他的作物，還帶他們到未知的領地尋找可以換取利潤的東西，一直到 Squanto 過世為止。」

Squanto（圖片／Wikipedia，CC Licensed）

 

一頓非正式的感恩大餐

這頓持續三天的大餐是第一次，唯一一次，也是最後一次，他們和平地在一起相處，在一起吃大餐。到了1621 年秋天，天路客的生活品質已經大幅改善，他們決定要辦一場盛大的慶祝大餐來慶祝這一年的收穫，這是世界上許多不同文化在收穫季節共通的慶典；如台灣某些原住民族的豐年祭，當時美洲原住民族部落在一年有 6 次不同的「感恩節」大餐，都是來慶祝收穫。

天路客酒酣耳熟之際，有人朝天開了一槍，引來鄰近的萬帕諾格族約 90 多人前來查看狀況。一般流傳的故事是，天路客邀請當地原住民加入他們的慶祝大餐；然而實際上的故事應該是：萬帕諾格族人趕忙來查看狀況，接著，天路客才邀他們加入。

這場慶祝大餐持續了三天，且萬帕諾格族提供了大部份的食物。

 

這場慶祝大餐從來都沒被叫做「感恩節」（Thanksgiving），這也不是什麼美麗友誼的開始，也沒有從此以後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 ── 事實是，這樣的慶祝大餐再也沒有發生過第二次！這頓持續三天的大餐是第一次，唯一一次，也是最後一次，他們和平地在一起相處，在一起吃大餐。而且，這件歷史事件在歷史文件上，只有二份文件有記載，總共短短的三小段文字，可見這並不是件重要的大事。

更重要的是，這根本不是真正「第一次感恩節」的來源；「第一次感恩節」的真正來源是非常血腥的地獄場景，也就是接下來 400 年美國原住民悲慘命運的開始。

由畫家 Jennie A. Brownscombe 所繪的《第一個在普來茅斯的感恩節》。（圖片／Wikipedia，CC Licensed）

 

作者後記

感恩節也叫做國家哀悼日（The National Day of Mourning），哀悼什麼？是美國原住民的哀悼日，哀悼他們祖先慘烈的犧性。

1970 年，當時在麻省有個盛大的天路客登陸 350 年慶祝大會，在大會上，一位萬帕諾格遺族的後代發現了如此的演說：

「今天，對你們來說，是個歡慶的日子，回頭看白人登陸普來茅斯的第一天；但是，對我來說，這不是個歡慶的日子 ── 我帶著沉重的心回顧著發生在我祖先身上的事，當天路客們登陸，我們萬帕諾格族張開手臂歡迎他們，萬萬沒想到，這會是我們滅族的開始。

登陸後的 50 年間，萬帕諾格族再也不是一個完整的部落，我們和鄰近的原住民鄰居部落們慢慢遭新移民屠殺，不然就是死於傳染病。

請讓我們永遠記得，原住民和白人一樣，都是人。

雖然，我們原本的生活方式已經不在，我們萬帕諾格族仍行走在麻省的土地上；過去發生過的事，無法改變，但是，今天，我們應該共同創造一個更好的美國，讓美國原住民和大自然再一次受到重視。」

向清教徒提供援助的萬帕諾格族人 Samoset。（圖片／Wikipedia，CC Licensed）

 

附註

  1. 萬帕諾格族（Wampanoag）是帕圖薩族的鄰居，帕圖薩族滅族後，萬帕諾格就住在他們的領地上。

https://www.matataiwan.com/2016/12/26/true-thanksgiving-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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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文化霸权分析——论资本主义如何将站着的人洗脑成下跪的奴才

有不少左派都只是单纯的将资本主义看成一种经济制度。他们错了。如果资本主义仅仅是一种经济制度，那么资本主义早就被奴隶们推翻了。

先问诸位一个问题：为什么奴隶们没有反抗奴隶主？

有人答曰：因为奴隶主掌握军队，奴隶们害怕；

有人答曰：因为奴隶主建立警察国家，残害反抗的奴隶；

有人答曰：因为奴隶主践踏言论自由，奴隶们看不到真实的社会；

嗯，以上这些都有道理，但是却避开了一个关键问题：如果奴隶们不认为自己是奴隶，如果奴隶们认为奴隶主的锁链和皮鞭是对他们好的东西，那么奴隶们怎么可能会去反抗奴隶主呢？

迄今为止，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大部分奴隶们并不认为自己是奴隶，他们认为他们是“自由人”，那么他们又怎么可能会去反抗资本主义呢？

那么，是什么东西导致奴隶们不认为自己是奴隶呢？答案是：文化。合理化奴隶制的文化被奴隶接受之后，奴隶们就不会认为自己是奴隶了。

资本主义并不仅仅是也从来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经济制度，而是经济制度与资本主义文化的结合体，而资本主义文化在今天已经席卷世界了。资本主义制度靠枪炮与皮鞭奴役了世界，而资本主义文化通过书籍，媒体，广播，学校，电视，电影，游戏和辩护士们的直接宣传奴役了世界。

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最早创立了文化霸权理论：

在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相对于国家的独立性，往往只是表面的假象；事实上，国家权力通过各种软性、间接、不易察觉的活动，向社会渗透自身的影响力。也许看起来，国家并没有禁止人们发表他们自己的观点，但人们自己的观点，恰恰在很大程度上被国家舆论机器的宣传所塑造；也许看起来，国家并没有干预非政府组织的具体运作，但非政府组织为了争取更大的活动空间，却在自觉地根据国家的政策议程来调整自己的活动重心；也许看起来，国家没有干涉研究机构的学术自由，但国家对于大量研究经费拨款的掌控，使得学者主动地把自己的研究向国家的政策目标靠近。

这种渗透所导致的结果是，国家根本不需要对社会进行直接的强力干预。社会的大部分“自发”行动，不断延续、巩固、再生产着国家的权威；社会中大部分被“自由”表达的观点，实质上强化了国家统治的合法性。社会成了拱卫国家的一道道屏障，虽然看起来，国家并没有出现在社会中。

这并不是说葛兰西认为强迫和压制对于西欧资本主义政权不再重要。强迫和压制，依然是一个资本主义政权运行的重要环节。但是，政权能否有效使用强迫和压制，取决于这些强迫手段是否被广泛认为是合理的、正当的。换句话说，“同意”变成了支撑国家使用强迫和压制的基础。反过来说，强迫和压制，也为国家通过渗透公民社会而“制造同意”提供了必要条件。因此，“强迫”和“同意”变成了互相补充、互相支撑、你中有我、水乳交融的关系。这种由强迫和同意所共同支撑的统治方式，构成了葛兰西理论体系中最为核心的概念——“霸权（hegemony）”。

来源：http://cnpolitics.org/2017/04/gramsci/

不过，这看起来还是太抽象了点。毕竟葛兰西是二战之前的人了，他也只是根据当时的情况提出的理论，而当时的资本主义可远没有现在的资本主义狡猾。接下来，我会逐个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中最常见的文化霸权，特别是其对中国的影响。

先从最熟悉的说起吧：新自由主义，这个被我之前已经骂烂了的东西，就是一种为资本主义洗地的文化。“自由市场就是好啊就是好”，“福利国家养懒人啊养懒人”，“民主不是什么好东西，会伤害自由”，“自由市场最公平啊最公平”，“机会公平才是真啊才是真”，“社会主义就是一起穷啊一起穷”，呵呵，我敢说，中文圈绝大部分都是这类新自由主义垃圾，无论墙内还是墙外。

其恶劣影响是很明显的：说到底，新自由主义是一种维稳文化，表面上新自由主义鼓吹自由尊重个人价值，实际上新自由主义反对劳工抗争反对罢工这一基本人权，反对福利国家导致穷人大批饿死冻死病死，反对民主为右翼独裁者洗地直接给共匪极权独裁提供合法性（关于这一点，诸位有兴趣可以搜索一下芝加哥哈巴狗中的张五常是如何给共匪洗地的，我这里就不贴其奴才言论恶心人了）。芝加哥哈巴狗们天天放屁吹捧自由市场，但自由市场中自由的是资本而不是人，至于公平更是无从谈起，而机会公平更是自相矛盾：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后代机会可能公平吗？只有消除压迫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才会实现机会公平。

对于新自由主义的具体批驳请看：聊聊芝加哥学派和他们的信徒们的无耻，我就不重复了。可想而知的，认可这类新自由主义垃圾的奴隶们，根本就不会去反抗奴隶主，相反他们只会和芝加哥哈巴狗们一样无下限的去当政府和财团的走狗，例如张五常。芝加哥哈巴狗们敌视民主，为右翼独裁洗地，反对劳工权利，敌视独立工会，反对福利国家，刚好共匪完全符合这些啊！

而接下来我要批驳的垃圾资本主义奴才文化呢，可以说几乎都是新自由主义逻辑的延伸了：新自由主义的核心逻辑就是“你穷是因为你自己不努力”，所以才会推导出反对福利国家敌视独立工会敌视民主等垃圾。

例如，奋斗文化：奋斗文化在中国传统儒教文化中也有，读书人追求科举功名，但在古中国只限于读书人接受，而现在在中国大陆泛滥的奋斗文化以及其衍生的成功学文化准确来说并非源自古中国传统，而是进口自美国的垃圾（芝加哥哈巴狗们的主力也在美国）：“过去这种资本主义文化为我们的生活制定准则：先结婚然后再要小孩，为了家庭和孩子们努力维护婚姻。（翻译：女人们要当臭男人的奴隶，为了狗屁家庭牺牲自己）为了找到高收入的工作，努力获得所需的教育。（翻译：你丫无法得到教育是你自己的问题，而不是因为政府不肯提供足够的优质公费教育，也不是因为大学学费太贵，你丫如果想上大学就必须成为债务奴隶，如果你丫上了大学还是无法找到工作，那不是因为资本主义制造失业大军而是因为你丫自己不努力）努力工作，拒绝懒散。（翻译：你丫乖乖当老板们的奴隶，无论工资有多低，无论工时有多长，无论工作条件有多恶劣，无论工作中的歧视有多可恨，都不要反抗，连发句牢骚都是负能量。）尽可能为你的客户和雇主多做一些事情。（翻译：总之你丫乖乖做奴隶就对了，至于说干不动了然后被老板们一脚踢出去，那还是你丫自己的问题。）做一个爱国者，随时准备为国家服务。（翻译：你丫一定要对政府下跪，一定要遵从狗屁国家的指令，哪怕是去屠杀别国人民，哪怕是镇压其他反对者，总之你丫一定要当一个优秀的国家奴才。）尽可能维护邻里和睦，具有公民意识，慈善意识。（翻译：你丫只要乖乖当奴隶，那么还是有人会来施舍你的。）避免在公开场合使用粗俗的语言，尊重权威。（翻译：乖乖当奴隶，千万不要独立思考，权威们说什么就是什么，听到没有？）避免药物滥用和犯罪（翻译：你丫就算饿死了，也不能抢劫别人的合法财产（实际上是合法贼赃），听到没有？）

来源：http://blog.wenxuecity.com/blog/frontend.php?act=articlePrint&blogId=29972&date=201802&postId=40348”

这种狗屁奋斗文化的危害，不用我多说了吧？任何认可这种狗屁的奴隶们，他们无论遭到何种不公，受到怎样残忍的压迫，都会认为是自己“没有努力奋斗”造成的问题，那么这种人可能去反抗吗？不仅自己不会反抗，这种人还会去和奴隶主们一起攻击其他反抗者，指责其他反抗者是“不肯努力的闹事者”。很熟悉是吧？这就是小粉红逻辑啊！

接下来聊聊奋斗文化的衍生文化：成功学文化：

“一般来说，绝大部分国产“成功学大师”，都承认“成功学”的鼻祖是美国人戴尔·卡耐基。而以卡耐基为代表的“西方成功学”的主要功能是：帮助个体改变自己的不良习惯，调整个体的行为模式。而“西方成功学”的主要内容，却又往往是人类世界已知的公理，比如安东尼·罗宾（陈安之的师傅）的“必定成功公式”：“第一，决定出你所要追求的是什么；第二，拿出行动来；第三，观察一下哪个行动管用，哪个行动不管用；第四，如果行动方向有偏则修改之，以能达到目标为准。如果要为国产“成功学”下一个定义的话，大概内容应该是这样——“教人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小的代价、最简单的方法，获得最大的‘成功’。当然，主要是指经济上的成功。随后，在经济成功的基础上，还能衍生出精神方面的成功。”

来源：http://view.news.qq.com/zt2012/cgx2/index.htm

“第一，决定出你所要追求的是什么；第二，拿出行动来；第三，观察一下哪个行动管用，哪个行动不管用；第四，如果行动方向有偏则修改之，以能达到目标为准。”这话拿来宣传“如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很管用，我是说，这根本就是正确的废话，拿出什么行动？如何判断行动是否管用，是哪个行动管用？如何修改？如何确定修改能达到目标？很显然在不同的事件和不同的环境下，会有着不同的回答，而很多时候当事人根本无法回答，因为信息不够。

这种正确的废话的效果就是精神毒品，把社会系统性压迫造成的恶果洗地成所谓的“个体行为模式问题”，而国内的成功学就更不用说了，都去抢钱了，还怎么可能会去思考社会问题的根源呢？不去思考社会问题的根源，又怎么可能成为反抗者呢？

至于心理学也成为资本主义的洗地工具之一了：

“例如，长期生活在贫穷、失业、功课压力、社会竞争等不佳的大环境之下，或是遭遇危机社会突如其来的重大变故，实在很难让人不忧郁或焦虑。过于强调个人的问题归因(大脑损伤、基因遗传、认知失功能、性格障碍等)与只重视心理咨询或治疗的服务方式，可以轻易转移背后真正社会环境与学校系统影响因素的关注焦点，为统治阶级与教育主政者们提供一个责任开脱的管道。

况且，倘若本身生活在巨大的生活压力之中的受害者如今又要背上自己有问题的罪名及其改变(如情绪管理、压力调适、笑笑功、正向思考、提升容忍力等)、立约宣示(不自杀)等责任，这是多么不堪与无力的事。助人工作者很容易落入“责备受害者”(blaming the victim)而不自知。”

来源：http://wemedia.ifeng.com/58353863/wemedia.shtml

但新自由主义文化也不是凭空冒出来的。芝加哥哈巴狗们很显然是否定阶级斗争的，而这一点继承自和马克思同时代的巴师夏：“巴师夏在《经济和谐》一书中，对经济和谐论作了系统的论证。他认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和谐的社会组织”，其根据产生于商品的“交换”，认为任何“交换”都是“互相帮助、互相替代对方工作，相互服务”的过程。这种以对等利益为基础的交换，使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保持了“和谐性”。土地所有者、资本家、工人都分别通过提供服务，得到地租、利息和工资；并且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各自的收入也会同时增加。为此，在“和谐的社会组织”里，是没有阶级矛盾和阶级冲突的。”

来源：http://www.360doc.com/content/09/0717/09/159348_4305493.shtml

呵呵，和谐？一天十八小时没有任何休息，抱怨一句就要被老板们体罚虐待的原教旨资本主义真和谐啊！卖毒牛奶给顾客们导致几千儿童惨死，可真是相互服务啊！

关于原教旨资本主义的资料：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engels/1844-1845/09.htm

关于毒牛奶事件：1858年「泔水奶」醜聞：百年前美國的「毒奶事件」

和所谓的“阶级和谐”配套的就是恶心的加班文化，老板们强迫员工加班，还说什么不加班的人不努力，呸，原来不肯被老板们奴役压榨就是不努力？当然，认可这种恶心文化的奴隶必然也不会反抗，而是成为攻击其他奴隶的精神老板。

还有更恶心的“资本主义精神”：韋伯在第二章先針對「資本主義精神」進行討論。引述美國人本傑明·富蘭克林的文字，資本主義精神指的是一種帶有功利主義色彩，以增加資本本身為目的，累積個人資本的責任。并且将积累的资本用于社会再生产而不是个人消费。資本主義精神同時帶有資產階級文化的色彩，描述個人只要能夠在經濟制度下以合法管道賺錢，就是擅長於某種天職的表現。韋伯認為，所謂「天職」（calling）指的是新教教派中的核心倫理，從宗教改革家馬丁·路德而來，德文原字為Beruf。正是因為節制消費，以及強調勞動的觀念，使得資產階級的資本逐漸積累，由此，漸漸發展成一種屬於資產階級的經濟倫理。資產階級累積自己的財富，在合理的範圍自由使用金錢，這些行為都是受到上帝所祝福的。這些資產階級也不需要擔心世俗中的財富分配不平均問題，因為他們認為財富的分配不均是來自於上帝意志的安排。

来源：https://zh.wikipedia.org/zh/%E6%96%B0%E6%95%99%E5%80%AB%E7%90%86%E8%88%87%E8%B3%87%E6%9C%AC%E4%B8%BB%E7%BE%A9%E7%B2%BE%E7%A5%9E

连财富不均都成上帝意志了，那么贫富悬殊也就不是问题了；资产阶级是因为节约和劳动致富的，而不是因为殖民掠夺和血腥圈地运动致富的，哈哈哈哈！当然，相信这类笑话的奴隶们，当然更加不会反抗压迫了，对吧？

至于消费主义，也是一种资本主义奴才文化：透過廣告「洗腦」等手段，住豪宅用名牌終成為全港市民的共同目標。為了達到「改善生活」的「理想」，香港人不論貧富皆胼手胝足努力奮鬥。從好的角度看，這的確可以提升我們的上進心，但與此同時，卻有不少人在過程中放棄了追求其他人生價值的機會，更嚴重的，甚至會迷失了自我，墮入只有消費才會開心的深淵。

而最值得關注的是，活在上述社會環境的年青人們根本難逃求財好利之思想薰陶。就以同學的大學選科為例，到底還有多少人會以個人興趣或社會利益為原則？可以想像的是，若教育程度較高的菁英一族亦無法擺脫消費主義與文化霸權的控制，甚至成為當權者的同路人，社會上其他階層又豈可能抵抗這頭吃人的巨獸？

来源：http://www.inmediahk.net/%E6%B8%AF%E5%BC%8F%E6%B6%88%E8%B2%BB%E4%B8%BB%E7%BE%A9%E8%88%87%E5%9C%B0%E7%94%A2%E6%96%87%E5%8C%96%E9%9C%B8%E6%AC%8A

消费主义把自由偷换为“消费的自由“，而在广告洗脑下的消费者们除了在同龄人压力下被迫掏腰包之外，没有其他选择，不过是老板们的人肉提款机而已。而为了有钱掏出来，奴隶们被迫追逐金钱，很多人因此陷入债务，成为高利贷奴隶。

最后介绍一下被各路独裁者和资本主义共同使用的文化垃圾，保守主义：伯克主張，一些人的理性必然少於其他人，因此如果這些人純粹依靠理性行動，他們所運作的政府將會非常糟糕。對於伯克而言，政府的架構不該是由抽象的「理性」所組成，而是應該遵循國家長久以來的既定發展模式、以及如家庭和教會等重要的社會傳統。（这货是保守主义祖师爷）

来源：https://democraticsocialism.noblogs.org/post/2018/03/23/%e6%89%b9%e5%88%a4%e4%bf%9d%e5%ae%88%e4%b8%bb%e4%b9%89/

所谓保守主义，本质就是要人当奴才的，跪下来乖乖接受奴隶主们的锁链和皮鞭，以“法律与秩序”之名攻击反抗的奴隶，真是无耻到了极点。

很显然，要反抗资本主义的压迫，就必须要从吐掉上面这些资本主义奴才文化的狼奶开始。而如何吐掉这些狼奶呢？从阅读左派书籍开始吧：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

此外，我的博客上也有不少我原创和翻译的和转载的吐狼奶文章，推荐想要了解社会民主主义的人从这篇开始：迈向自由：社会民主主义者的理论和实践（Toward Freedom: Democratic Socialist Theory and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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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經濟的內涵與機制──合作社或主流社會企業？

前言

台灣過去台代的市場經濟機制正常運作下，只要經濟持續成長，就會帶來各種正面社會效益，年輕人不怕找不到工作，不會沒有職場成功機會；中年人可以重新創業、發展事業第二春；弱勢者、偏遠地區民眾可到都市辛苦打拚賺錢寄回老家等。一個正面成長的市場經濟就會帶來良性的社會生活發展──但這正面循環，在近10年來顯然已難以繼續了，未來也似乎看不到新希望。

正是在這市場失靈、政府失能的極端嚴峻局勢下，台灣主流菁英開始警覺到這危機趨勢，籌謀因應之策。而這答案就是近年來，開始不斷出現在主流媒體，許多知識份子琅琅上口的「社會企業」（注1）。
相對於以追求私人資本利益一般公司企業來說，市場經濟若能發展出社會企業固然是有正面意義，但若從翻轉資本主義根本性質，來追求一個合乎公義與經濟效益的新經濟模式的角度來看，筆者認為目前所提倡的社會企業，其實是為德不卒。目前所謂的社會企業，不僅基本保留了私人資本、僱用勞動的基本屬性，而且在邁向公義社會的新經濟模式上，還不如以經濟民主製為本的合作社企業。

本文將簡要分析這兩種經濟體型態的區別，並釐清為何合作社才是較適合邁向左翼者經濟民主制的企業組織。

一、合作經濟的五大要素

過去幾年來，筆者在此專題版的相關文章中，曾一再指出：今後對於台灣左翼運動者的真正挑戰，不在於重複批判現實資本主義之市場經濟重大缺失與危機，或宣揚社會主義社經體制的基本理念（雖然這些都很重要），而在於如何以一個小規模，甚至有相當侷限性，但卻是能實際運作的經濟機制，來證明一個沒有私人資本利益為前提的互助合作經濟生活是可行的，更是可欲的。

筆者（以及台灣公共化協會的其他夥伴們）在此專題版中，陸續引介、評論了合作經濟的基本模式以及其成功的例證（注2）。
筆者所倡導的合作經濟，乃是以「經濟民主制」為其根本前提（上位概念），並在實際運作上表現出五點要素。即，

（一）在經濟決策上是：民主決策，一人一票，人人平等；

（二）在勞動管理上，則應是自主管理（雖有專業管理階層，但卻必須有相應的工會來平等監督）；

（三）而在勞動成果分配上（即盈餘、利潤），應是以按勞分配為原則（即做出多少成績，得到多少報酬）但輔之以公義價值來考量（即並不盡然以工作成果來分配，而考慮到相對弱勢勞動者的不利條件或額外需求，而在一定程度上，不平等地多予分配）。

這按勞以及公義分配的原則，帶出了非常關鍵的第四點：
（四）參與這合作經濟組織的成員，不僅僅是出資入社而已，而必須同時是該經濟組織的勞動者之一。也就是說，在合作經濟組織內，沒有資本的僱用勞動之生產關係（有人出資來僱用沒有資本但有勞動力的勞動者來從事勞動生產），而是每個成員都是自己老闆，這生產關係乃是自我僱用。

要做到上述四點，則其前提必須是：
（五）這經濟組織的所有權須為人人平等的分享，而非容許任何人以資本、才能來得到更多的所有權比例（如公司的股份制度，是以出資比例的多寡來決定其不同比例的利潤分享、不同比例的決策權）。換言之，這合作經濟組織必須是人人平等的出資，人人平等的擁有其所有權，這合作經濟體始能落實經濟民主。

二、成功的合作經濟案例：蒙德拉貢合作社集團

當前實際的經濟機制能表現出上述五點要素，就是合作社（但並非每一類型合作社或每一地區合作社均能符合上述五要素）；而目前各國、各類型合作社組織表現近乎完美地符合這五要素的合作社，就是筆者曾多次介紹的西班牙巴斯克地區的蒙德拉貢合作社集團（Mondragon Cooperative Corporation，注3）。

如果這合作社組織（不論規模大小），能以此五要素來成功運作，那幾乎我們今日所習見的資本主義經濟大多數弊病都一掃而空。例如，由於組織所有成員人人都有平等的決策權與勞動者權益，其內部決策民主化與管理的自主化可獲得有力保障；而當合作社經營大環境不佳時，也不會有裁員情事發生，因為每個人都是社員；所以，除非自願退出，否則在原則上不會有解僱結果（也根本沒有僱用關係）。

西班牙蒙德拉貢合作社集團創始於1956年，是世界上第一間勞工合作社，目前也是西班牙第7大集團，圖攝於2012年4月16日。

（圖／Colaborativa dot eu攝　來源／Flickr創用CC）

但另一方面，這有內部平等、民主的合作經濟體，卻並不是一個讓大家只吃大鍋飯，績效很差的受政府政策保護的單位。合作社還是處身於市場經濟的激烈競爭中，所以一個經營良好的合作社企業，如蒙德拉貢，依然講求效率、業績，內部依然有其按勞分配的原則，也依然有企業經營的專業管理。所以，在蒙德拉貢雖然沒有僱用關係來解僱其社員，但其內部工作規章還是有工作態度、能力的要求，以保證其績效能有市場競爭力。

所以，總體來說，合作社經濟是一方面能實質上增加社會生產力，有其客觀經濟效益，另一方面，則有其社會效益，例如提供安穩的就業機會、降低失業率，而且由於其整體運作是以社員權益為根本，透過互助合作方式來共同成長，所以合作經濟對於社區、弱勢者的幫助，乃是無可取代的機制。

三、主流媒體的社會企業

目前有許多富有公益愛心的專業者，包括曾在職場經營過企業或為高階企管者，或曾在海外、台灣偏遠地區當過志工服務的年輕人，因為公益價值觀以及自身專業素養、人脈資源等，開始逐漸集結、籌組、倡議各類型社會企業。而一直被台灣高失業率、為弱勢者工作機會所苦惱的勞委會更是樂觀這種新型態社會企業的興起，而開始擬議社會企業法草案，以在法令規章上催生這新型態的企業體，以期能多少解決台灣高失業、貧富不均等社經問題。

但什麼是「社會企業」？未來可預見的有法律明確定義之社會企業能夠符合上述的經濟民主制嗎？

首先，在目前台灣法令規章中，商業組織大致可分為非營利與營利者，而合作社是前者，其餘就都是營利事業（包括獨資商號、合夥、有限、無限、兩合與股份有限公司等）。而目前所謂標榜為社會企業者，不過是在公司法所明定的公司須以營利為目的之外，自己在公司章程上再附加其他社會或公益責任而已。例如，筆者所知一家總部在南部的資訊產品流通大廠，就宣稱其公司會每年盈餘總額中提撥20％來做公益，這就是台灣目前典型的社會企業之一了。

換言之，所謂社會企業的最寬鬆定義，就是在既有的私人資本之公司結構上，除了基本的營利目標外，另外增加了公益捐助額度，或增加了企業對社會責任事項（如環保之生產政策等），其餘一切不變。

其次，更進一步的社會企業標準是：創立這個公司以公益為主要目的，而營利乃是次要目的或甚至是手段，這也是目前許多有心倡導社會企業者所擬議的社會企業法之方向（注4）。

在這些擬議中組織法令草案中，仍然是保留的股東制度、仍然是以資本僱用勞工為其生關係，並明言說，這類社會企業總目標是要在股東利益與社會公益中達到平衡而已。即使我們設想，未來這些社會企業體明定其所有利潤都作為公益（例如，台灣社福機構另行成立一家社會企業來將其利潤轉為社福資源），但其所僱用的勞動者依然是沒有平等決策權、管理權，依然不是經濟民主制的一部分。

在邁向左翼的經濟民主制的新社經模式中，但願台灣公共協會過去幾年來的一些摸索心得能提供給立報讀者們一些良性刺激，謹以此文暫與各位告別。（作者：姚欣進，台灣公共化協會成員）

http://www.seinsights.asia/news/131/1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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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文合集2

把人异化成商品是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资本主义本身就是一种强迫活生生的人成为劳动力商品的压迫性的垃圾制度和文化。

对于那些满嘴强者弱者的极右纳粹傻逼们，我给他们的“建议”是脱光了滚去南极，然后好好表演一下如何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强者。为什么去南极呢？因为那里没人居住，傻逼们无法寻找其他任何人的帮助，哈哈。

我并不认为一生的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唯唯诺诺，俯首贴耳的环境中的人会养成政治民主所号召的慎重选择和自治的习惯。 ——《精英与社会》

我敢说如果这些所谓的“民运”们不是天天兜售新自由主义垃圾外加跪舔美国政府，而是宣传社会民主主义这种超级反贼学说，共匪早就滚下台了，呵呵。 社会主义三大分支学说都是闹革命的反贼学说，但毛派主张独裁明显不能推，托派很多“民运”又讨厌列宁，那么社会民主主义本来是最佳选择，可他们非要维稳。

为什么说是维稳呢？因为他们兜售的不外乎新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保守主义当然是跪主子的奴才学说，本身就反民主反自由；而新自由主义表面上支持自由，但敌视民主，敌视福利国家，敌视劳工权利和劳工抗争，这种垃圾中国90%的穷人怎么可能买帐？既然大部分人都不买帐，还革个屁的命？

我之前转发过的GSCC的调查结果显示90%的人年总收入在50000以下，有学者的调查结果更为糟糕，显示中国人的收入水平是一个极为扭曲的金字塔结构，上层和所谓的中产都是极少数，而底层人数过半，然后这些狗屁“民运”还天天攻击福利国家，那大部分的底层穷人大概脑子进了狗屎才会去支持你们吧！

这其实是不少代议制民主国家都存在的一个问题，比例代表制还好点，最高票当选制下小党派根本无法取得议席，长期两党轮流坐庄，而政治游说等合法腐败又侵蚀民主导致选哪个党都换汤不换药，长期以来自然导致不少人对选票游戏冷感。这其实是要思考如何改进民主使得政府的的确确被人民所控制，是个大问题。

按照极右纳粹奴才们那种对社会主义恨之入骨的价值观，他们不可能去做长期输出免费极右纳粹文章这么社会主义的事情，也不太可能靠自愿捐助，所以我认为社交网站上那些长期“免费”输出极右文章的账户绝大部分都是背后有资助的，或者政府，或者财团老板，毕竟通过煽动仇恨分裂被压迫者可不是什么新招数。

现在社交媒体基本都是采取基于盗窃用户隐私的定向推送内容模式，这种模式直接把用户变成了数字奴工，同时使言论自由变成了一句屁话。

柏克这个保守主义祖师爷最著名的言论就是鼓吹素质论认为普通人民不配民主，除此之外这货还宣称基督教政教合一，吹捧贵族，要求人民服从贵族独裁。而保守主义者追随的就是这种货色，所以任何地方的保守主义者都是脑残垃圾极右傻逼纳粹也就不奇怪了。

认为给穷人发点福利就能稳定住穷人，和认为高福利养懒人一样白痴。穷人得到了资源，就能看到更多，听到更多，想到更多，这是压迫者喜欢的结果吗？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自然是敌人，也是在中东地区推行左派思想的最大障碍之一，这点不少欧美左派都有认识到。但是近年来的仇穆风潮并非是欧洲的“政治正确”的责任，而是新自由主义席卷全球导致贫富差距大幅增加，制造经济危机席卷全世界，极右借机崛起把穆斯林移民当靶子（我认为这背后有政客和财团操纵）。

任何人权都不能拿来反对其本身，否则人权本身就会被破坏，所以反人权的集会不属于基本人权，而属于对人权的践踏。同理，民主不能拿来反对民主本身，对于反民主的言论和组织，我认为需要法律惩罚。

当然，资本主义主导下的社会很难通过这类法律，因为资本主义本质上也是反人权的，压迫性的，这类法律在某种程度上会对其自身造成威胁。此外，这类法律也会使得资产阶级政客和财团老板们失去分裂被压迫者的一种有效手段。

我想到一点：按照右派们高福利养懒人的逻辑，政府不仅不该为企业减税补贴提供法律保障，相反应该征收越高的税，越没有法律保障，才会越促进企业家们的工作动力啊，既然他们认为“一个人的基本人权得到保障之后都会失去斗志”，那么对于利润早就足以保证基本人权的企业家来说，不是更会失去斗志吗？被压迫的奴隶们要点人权就会“失去斗志”，企业家们早就坐拥亿万反倒不会，右派们的逻辑真是傻逼得可笑。

我对共匪的官僚和商人走狗的态度：作恶就是作恶，践踏人权就是践踏人权，需要进行清算惩罚的，是践踏人权的行为本身（职业洗地本身也是一种行为），至于为什么会作出践踏人权的行为，那是留给学者们总结反思然后提出消除原因的方案用的，而不是为罪犯开脱用的。

只有压迫性的制度才能成功维持对其他任何人的压迫，所以奴才们不要幻想能够在自己民主自由的前提下压迫别人。

政府官僚的低效与不作为是一个非常令人头痛的问题。而我有一个想法：无论是高层官员，还是底层办事员，每隔一段时间（需要讨论，例如1年）就由他们所服务的人民进行评分（例如市政府公务员就由市民评分，国家级别的机构公务员由全国人民评分），评分形式参考秘密投票系统（防止刷分和报复）。评分标准不合格者直接下台，合格者可连任。我的建议是底层公务员不需要设任期限制，但高层官员必须有任期限制。

1984被很多反贼说成是批判社会主义的作品，实际上奥威尔自己就是个左派，还参加过西班牙内战。我的看法是，1984讽刺的是斯大林和毛贼的中央计划经济为基础的国家资本主义极权。

小政府的鼓吹者最喜欢的就是共匪政府了，因为这世界上没有在社会福利上比共匪更小的政府了，也没有比共匪政府更即时有效的帮企业镇压反抗的工人的政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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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沛然：十五年過去了，西方為何持續製造恐怖主義？

（写在前面：政客和与政客相互勾结的财团老板们才是最大的恐怖分子。）

15年前的9月11日，紐約知名地標雙子星大廈，在煙塵與火焰中頹然倒塌。這個畫面透過媒體傳送，震撼了全世界，也宣示著「恐怖主義」正式成為新的全球政治議題，強烈地影響了後911的國際局勢。

當年美國總統小布殊（George W. Bush，小布希）強勢推動「反恐戰爭」（War on Terror），將恐怖主義視為美國首要的打擊對象。然而，15年來，這個世界沒有變得更安全。軍事行動雖然抓到了策劃 911行動的阿爾蓋達組織（Al-Qaeda，蓋達）首腦本拉登（Osama bin Laden，賓拉登），但阿爾蓋達組織並未因此消滅。

甚至，近年新興的伊斯蘭國（ISIS）更是大張旗鼓地招兵買馬、擴張地盤，並於世界各地策劃多起襲擊行動，包括在土耳其造成超過200人死亡的炸彈攻擊。而2015年1月7日，法國的政治諷刺雜誌《查理週刊》（Charlie Hebdo）總部遭到槍手襲擊，在事件現場造成 12人死亡 11人受傷。槍手被指認為激進派穆斯林，而《查理週刊》遇襲事件被視為相當於法國版的 911 事件。

文化衝突論的侷限

對於近年來發生的「恐怖攻擊」行動，我們還可以持續列下去，突尼西亞、肯亞、比利時、利比亞、波士頓、阿富汗、也門（葉門）……而這些受到矚目的恐怖攻擊行動，經常直接和伊斯蘭基本教義派組織，又稱為「原教旨主義」團體扯上關係。於是一般就會解讀為伊斯蘭世界「仇恨西方」。

委婉一些的說法是「文明衝突」，或是「生活文化」上的差別；直接一點就是認為伊斯蘭信仰落後、不文明、暴力、不民主、不重視人權。在這種詮釋框架下，似乎衝突因素內嵌於西方和伊斯蘭的文化與信仰中，以至於不可避免，而「西方文明」則代表一種更為優越的，更值得追求的文化。

首先，直接將「恐怖主義」和伊斯蘭信仰，和穆斯林劃上等號的談法相當有問題。根據歐洲刑警組織（Europol）2014年發布的《歐盟恐怖主義現況與趨勢報告》（EU Terrorism Situation and Trend Report 2014）指出，歐洲絕大部分的恐怖襲擊來自於分離主義團體。以2013年為例，歐洲發生了152起恐怖攻擊事件，只有2起為「宗教性動機」，而有84起是基於國族主義或分離主義信念。

同時，這些恐怖攻擊事件在媒體的呈現上，往往也會特別突顯嫌犯的穆斯林背景，強化刻板印象。舉例來說，2011年歐洲最大的恐怖攻擊事件為挪威的安德斯‧布雷維克（Anders Breivik），他一共殺害了77人。在其公開聲明中，他反對穆斯林、反對移民，並支持「基督教歐洲」（Christian Europe），但安德斯並不會被標示為「基督徒恐怖分子」，或是「白人恐怖分子」。

就算我們先姑且不論這種粗糙的「西方 VS. 伊斯蘭」的對立命題是否合理。所謂文明衝突必然性的說法，也不符合歷史事實。實際上不同文化與信仰的人們在各地都經常混居，即便不是毫無嫌隙，但也很少演變成武裝衝突。人們不會僅僅因為「生活文化」的不同而發動戰爭，或是採取自殺攻擊；激烈的手段背後總是有著其他更重要的因素。

所以，與其將焦點針對伊斯蘭世界，問說15年過去了，他們為什麼依舊恨西方？並輕率地歸咎於文明或文化衝突，我們不如試著回顧所謂的「西方世界」，在這15年裡面做了些什麼事？也許可以更清楚為何恐怖主義源源不絕的原因。

阿富汗與伊拉克戰爭

911事件的發動者指向阿爾蓋達組織，阿爾蓋達組織總部則被認為在阿富汗境內，而當時阿富汗的塔利班（Taliban）政權被認為包庇阿爾蓋達組織。在要求塔利班交出阿爾蓋達組織高層交涉未果後，2001年10月，以美國和英國為首的聯軍，攻入了阿富汗，並在短短一個多月內就攻下首都喀布爾。

然而，塔利班並未就此潰散，他們躲入山區深處的根據地，持續不斷地發動小規模武裝行動，美國就此陷入了另一個越戰泥沼。美國駐軍人數最高峰為2010年，曾經超過10萬名士兵駐紮於阿富汗，如今縮減至不到1萬人。自2001年至今，美國政府投入了超過三千億美元於阿富汗的軍事行動，也數度打算撤軍，但棘手的情勢讓美軍遲遲無法撤離。

2003年3月，美國以「持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之名，和英國共同出兵攻打伊拉克，並拉下伊拉克總統侯賽因（海珊）。然而，一直到2011年12月，美軍撤兵為止，並沒有找到當初言之鑿鑿的大規模毀滅性武器。今年7月，英國政府的伊拉克戰爭調查委員會（Iraq Inquiry）的報告出爐，該報告認為當年英國首相貝理雅（Tony Blair，布萊爾）和美國總統小布殊，過度誇大伊拉克的威脅，並無視聯合國的意見，強行發動一場「不必要的戰爭」。

這些戰爭不僅沒有為當地民眾帶來長治久安的生活，更造成大量平民死傷。根據2015年發表的《死亡數字：10年之反恐戰爭傷亡統計》報告中指出，在美國主導的反恐戰爭下，一共造成了伊拉克100萬平民死亡、阿富汗22萬平民死亡、巴基斯坦8萬平民死亡。他們指出，儘管難以精確統計，但這三國加總起來的死亡人數不太可能低於100萬人。而這還是相對保守的估計數字，戰爭中流離失所的數百萬難民，其死傷更難納入統計。

無人機轟炸的倫理問題

在這些戰爭中，特別引起倫理抨擊的，是對無人飛行載具（Unmanned Aerial Vehicle, UAV）的大量使用。UAV 俗稱無人飛機或無人機，可由駕駛員遠端操作。早在一次大戰期間就發明了UAV，主要用於偵查行動。直到冷戰結束後，UAV技術成熟，才開始量產攻擊用途的無人機。

自2004年起，在美國中央情報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特別行動小組主導下，美國於巴基斯坦西北部，開始執行無人飛機轟炸行動，並擴及到阿富汗、伊拉克、也門、索馬里（索馬利亞），以及利比亞等國。美國政府原本一再否認無人機的攻擊行動，直到2012年1月，總統歐巴馬才正式承認此事。

根據英國獨立媒體《新聞調查局》（Bureau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的專題報導指出，自2004年起，美國針對巴基斯坦使用無人轟炸機攻擊近400次，其中轟炸的目標有60％以上是民宅，甚至包括學校，至今已經造成2379人死亡，但當中只有84人事後確認為阿爾蓋達組織的武裝分子，僅佔總死亡人數約4%。反過來說，以反恐戰爭之名的無人機空襲行動，至少造成上千名巴基斯坦的無辜平民死亡。

巴基斯坦總理曾多次表示抗議，但未能阻止美國的轟炸行動。人權團體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的專員也在媒體表示，他們曾多次目擊美軍以反恐戰爭之名針對平民的殺戮行動，美國的作法恐怕已經觸犯國際法中的戰爭罪。

利比亞與敘利亞的代理人戰爭

2010年11月底，北非突尼西亞爆發了民眾的反政府示威，最終導致政權垮台，被稱為「茉莉花革命」。此一效應在短時間內擴散到其他阿拉伯國家，包括埃及、敘利亞、利比亞、也門、阿爾及利亞等國均引發類似抗議效應，甚至在埃及直接造成政權更替，史稱「阿拉伯之春」。然而，春天沒有這麼容易來臨，既有政權的鎮壓，讓這些國家陷入政治社會動盪，也給了「外來勢力」更多介入的機會。

2011年2月，統治利比亞長達42年之久的軍事強人卡達菲（Gaddafi，格達費），和反對派爆發武裝衝突。歐美各國長年來將卡達菲視為眼中釘，亦把握此機會，一方面迅速承認反對派政府的合法性；另一方面由法國率先發難，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接手，以保護民眾之名，對卡達菲政權展開軍事行動，並支援反對派勢力。

從3月到10月之間，北約一共發動了2.6萬架次的空襲。10月20日，卡達菲於交火時遭到擊斃。然而其政權的瓦解，反而讓利比亞陷入國內各武裝組織相互攻擊的混亂狀況，也給了新興的伊斯蘭國在當地發展的機會。如今的利比亞已經成為伊斯蘭國組織在北非的主要據點，也是區域和平的不定時炸彈。

類似狀況也發生在敘利亞，在2011年初，示威者陸續上街頭要求政治改革和公民權利，遭到執政的阿薩德政府強硬回應，甚至造成平民死傷。2011年7月，部分軍隊宣布成立敘利亞自由軍（Free Syrian Army），和其餘反對派組織合作，展開至今未休的敘利亞內戰。隨著時間發展，敘利亞內戰變得更加複雜。利比亞率先表示支持敘利亞自由軍，並提供他們武裝和訓練。另外，法國與英國也表示將協助敘利亞自由軍。

之後伊斯蘭國崛起，並參與敘利亞內戰，狀況變得更複雜。美國於2014年9月開始轟炸敘利亞境內的政府軍和伊斯蘭國領地。2015年9月，俄羅斯表態支持敘利亞政府，認為應由敘利亞政府來穩定國內局勢，並開始空襲包括伊斯蘭國在內的反政府勢力。然後就是我們所知道的，大批敘利亞平民冒險逃出家園，成為中東、北非歐洲各國的難民人道危機。

歐美列強的代理人戰爭，在加上伊斯蘭國、庫爾德族（庫德族）、阿爾蓋達組織分支等境內武裝勢力，卡塔爾（卡達）、土耳其、沙地阿拉伯（沙烏地阿拉伯）等不同派系的資金流入，讓敘利亞內戰成為一場無比複雜且難以收拾的僵局。

西方培育的「恐怖主義者」

這些恐怖組織如何崛起？他們的資源與武器又從何而來？1979年，時值冷戰期間，蘇聯入侵阿富汗。美國相中了阿富汗當地的伊斯蘭反抗勢力，由中央情報局在巴基斯坦培訓了超過10萬名的伊斯蘭聖戰士，並提供他們資金與武裝，以對抗蘇聯。隨著蘇聯撤出阿富汗，以及冷戰的終結，這些武裝分子當中，開始有人將矛頭對準美國。冷戰時被美國宣傳為英勇對抗蘇聯的「自由戰士」，就這樣搖身一變成了威脅世界和平的「恐怖份子」，而其中一個人就叫做本拉登。如同大家所熟知，他之後建立了阿爾蓋達組織，並策劃了911事件。

近年來新興的恐怖組織伊斯蘭國，其組織創始成員來源複雜，其中包含因理念更為激進化而脫離的阿爾蓋達組織前分支。另外，也包含了部分由敘利亞的反對派轉而加入伊斯蘭國的武裝勢力。

在敘利亞內戰開始之初，美國就曾經在約旦的軍事基地祕密訓練敘利亞反對派，並透過土耳其、約旦和利比亞提供敘利亞反對派武裝與資金，希望藉此能以「民間」的力量推翻阿薩德政府。而這些受訓練的武裝分子和其武器，也就隨著轉投陣營的反對派，部分轉移到伊斯蘭國手中。這就是日前《維基解密》（Wikileaks）所爆料，在美國總統候選人希拉莉（希拉蕊）擔任國務卿時，美國提供武器給伊斯蘭國的過程。

不管是阿爾蓋達組織或是伊斯蘭國，這些所謂的「基本教義派」、「原教旨主義」，在動盪的環境中崛起，又因為種種複雜的因素而被利用、扶持茁壯，最終反咬一口。這是以美國政府為首，數十年來採用秘密工作以操控世界政局帶來的後遺症之一。然而這後遺症的代價卻又得由一般民眾來承擔。

海盜與皇帝，不止息的恐怖主義

911事件造成2996人死亡，毋庸置疑是樁慘劇。然而，在911之後，因美國反恐戰爭而死亡的上百萬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的無辜平民，難道就只是統計數據嗎？人命當然不能量化比較，但我們同樣無法忽視這兩者之間的巨大差距，以及受到的差別對待。如果說阿爾蓋達組織、塔利班政權、伊斯蘭國，以及其他的恐怖組織得為他們的行動付出代價；那麼造成上百萬平民死亡的代價該找誰來討？炸死10個人是恐怖攻擊，炸死幾萬人就不是了嗎？難道真的西方人的生命比較珍貴？

如果說我們生在中東、北非等阿拉伯世界，我們會如何看待這些狀況？當我們的至親好友不幸喪生於前述各種軍事行動、武裝衝突當中，當自己的家園因戰火襲擊而殘破不堪，甚至被迫流離失所時，我們有多少把握自己不會因為憤怒和仇恨，成為下一個所謂「極端的」、「仇恨西方」的「恐怖份子」？前述這些作法，真有可能消滅恐怖主義嗎？

一直以來毫不避諱批評美國這種「國家恐怖主義」的杭士基（Noam Chomsky）在其著作《海盜與皇帝：真實世界中的國際恐怖主義》中引了以下這段話：

「聖奧古斯丁說了一個故事，亞歷山大大帝擒獲一個海盜，問道：『你居然膽敢在海上興風作浪？』海盜回答：『那你又怎麼有膽量在整個世界興風作浪？我只有一艘小船，所以被稱為海盜；你有一整隻海軍，所以被稱為皇帝。』」

這個小故事，尖銳地指出當「西方國家」使用「恐怖主義」這個詞彙時，背後的荒謬邏輯及政治現實。不公義的土壤，就是滋生極端信念與行為的溫床。 所謂的恐怖主義跟伊斯蘭的信仰或文化並沒有直接關係，而是長期以來西方國家恣意地以自身利益操控、干涉、介入、侵略阿拉伯世界所帶來的後果與反撲。

值此911事件15週年，眼看著世界局勢仍舊渾沌，新的恐怖攻擊、新的人道危機不斷再起。如果所謂的西方國家們，仍不放棄長期以來對阿拉伯世界的覬覦與干預，仍舊打著反恐旗號恣意侵略與佔領。那麼在可預見的將來裡，恐怖主義不會有平息的一天。而他們才是真正的恐怖主義製造者。

来源：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0914-opinion-xupeiran-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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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分子大部分是穆斯林？事实跟你以为的完全不一样（Are All Terrorists Muslims? It’s Not Even Close）

（写在前面：作为一个非信神者左派，我很清楚伊斯兰教教义的野蛮落后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危险性，这点欧美左派们比近年来才开始蹦哒的极右保守主义纳粹们认识的更早也更清晰，但我和欧美的左派战友们同样不会去当基督教右派的仇穆十字军，故此转发文章以澄清极右纳粹谎言。）

Dean Obeidallah

What percentage of terror attack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are committed by Muslims? Guess. Nope. Guess again. And again…

美国和欧洲发生的恐怖攻击有多少比例是由穆斯林犯下的?猜猜看。错，再猜。再多猜几次吧…。

“Not all Muslims are terrorists, but all terrorists are Muslims.” How many times have you heard that one? Sure, we heard Fox News’s Brian Kilmeade say it, but to me, that was simply part of the Fox News plan to make their viewers dumber, as we saw again this past weekend when its terrorism “expert” Steve Emerson was caught fabricating the story that Birmingham, England, is closed to non-Muslims. But more alarmingly, even some reasonable people have uttered this statement.

「不是所有穆斯林都是恐怖份子，但所有恐怖份子都是穆斯林。」这句话你听过几次?没错，这是福斯新闻(Fox News)主播布莱恩吉米德（ Brian Kilmeade）说的。我认为这只是福斯新闻让观众变更笨的其中一个手段。回顾上周末，恐怖主义「专家」史帝夫爱默森(Steve Emerson)被发现把英国伯明翰捏造为非穆斯林禁止进入的区域1。更惊人的是，有些明理的人也曾发表过这类言论。

And that comment is often followed up by the question: Why don’t we see Christian, Buddhist, or Jewish terrorists?Obviously, there are people who sincerely view themselves as Muslims who have committed horrible acts in the name of Islam. We Muslims can make the case that their actions are not based on any part of the faith but on their own political agenda. But they are Muslims, no denying that.

「我们为什么没看到基督教、佛教或犹太教的恐怖攻击呢?」只要提出这个问题，批评就会跟着来。答案很显然：总是有虔诚的穆斯林教徒以伊斯兰教之名进行恐怖行动。我们穆斯林让这些行动像是基于自己的政治议程，而非出于信仰。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是穆斯林。

However, and this will probably shock many, so you might want to take a breath: Overwhelmingly, those who have committed terrorist attack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aren’t Muslims. Let’s give that a moment to sink in.

建议你先深呼吸一口气，因为接下来要说的事实可能会吓到很多人：那些在美国及欧洲犯下恐怖攻击的人绝大多数都不是穆斯林。

Now, it’s not your fault if you aren’t aware of that fact. You can blame the media. (Yes, Sarah Palin and I actually agree on one thing: The mainstream media sucks.)

让我们花一点时间来搞清楚这件事。如果不知道这个事实不是你的错，你可以怪罪媒体。(是的，我和色拉裴琳都同意一件事：主流媒体烂死了。)

So here are some statistics for those interested. Let’s start with Europe. Want to guess what percent of the terrorist attacks there were committed by Muslims over the past five years? Wrong. That is, unless you said less than 2 percent.

提供一些数据给有兴趣的人。首先是欧洲。猜猜看过去五年间有多少百分比的恐怖攻击是由穆斯林发动的?我想你会猜错，除非你说出低于2%的答案 。

As Europol, the European Union’s law-enforcement agency, noted in its report released last year, the vast majority of terror attacks in Europe were perpetrated by separatist groups. For example, in 2013, there were 152 terror attacks in Europe. Only two of them were “religiously motivated,” while 84 were predicated upon ethno-nationalist or separatist beliefs.

欧盟的执法机构「欧洲刑警组织」(Europol)去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欧洲绝大多数的恐怖攻击是由分离主义团体 所为，例如2013年欧洲发生了152起恐怖攻击事件，其中只有2起是「宗教性动机」，而有84起是基于国族主义或分离主义的信念。

We are talking about groups like France’s FLNC, which advocates an independent nation for the island of Corsica. In December 2013, FLNC terrorists carried out simultaneous rocket attacks against police stations in two French cities. And in Greece in late 2013, the left-wing Militant Popular Revolutionary Forces shot and killed two members of the right-wing political party Golden Dawn. While over in Italy, the anarchist group FAI engaged in numerous terror attacks including sending a bomb to a journalist. And the list goes on and on.

这里谈的像是法国一个主张科西嘉群岛为独立国家的团体「科西嘉民族解放阵线」(FLNC)。2013年12月，FLNC的恐怖份子同时对法国两个城市的警察局发射火箭攻击。2013年底，希腊的激进左翼组织「武装人民革命力量」(Militant Popular Revolutionary Forces)开枪射杀极右派政党「金色黎明党」(Golden Dawn)两名成员。在意大利，无政府主义团体「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联盟」(FAI)从事多次恐怖攻击，包括寄送炸弹给记者。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Have you heard of these incidents? Probably not. But if Muslims had committed them do you think you our media would’ve covered it? No need to answer, that’s a rhetorical question.

你听说过这些事件吗?大概没有。假如是穆斯林犯下这些事，我们的媒体会如何报导这类新闻?无需回答，我只是明知故问。

Even after one of the worst terror attacks ever in Europe in 2011, when Anders Breivik slaughtered 77 people in Norway to further his anti-Muslim, anti-immigrant, and pro-“Christian Europe” agenda as he stated in his manifesto, how much press did we see in the United States? Yes, it was covered, but not the way we see when a Muslim terrorist is involved. Plus we didn’t see terrorism experts fill the cable news sphere asking how we can stop future Christian terrorists. In fact, even the suggestion that Breivik was a “Christian terrorist” was met with outrage by many, including Fox News’s Bill O’Reilly.

2011年欧洲一起最惨烈的恐怖攻击，挪威的安德斯‧布雷维克(Anders Breivik)屠杀了77人，并在他的宣言中主张反对穆斯林、反对移民并支持「基督教欧洲」(Christian Europe)的理念。事件发生过后，我们在美国看到多少报导呢?没错，媒体确实报导了，但不像是当我们看到一个穆斯林恐怖份子的方式。有线电视新闻里也不会充满反恐专家谈论着如何阻止未来的基督教恐怖份子。事实上，就连暗示布雷维克是一个「基督教恐怖份子」都会激起许多人的愤怒 ，例如福斯新闻的比尔欧莱利(Bill O’Reilly)。

Have you heard about the Buddhist terrorists? Well, extremist Buddhists have killed many Muslim civilians in Burma, and just a few months ago in Sri Lanka, some went on a violent rampage burning down Muslim homes and businesses and slaughtering four Muslims.

你听过佛教恐怖份子吗?在缅甸，极端佛教徒曾经杀害许多穆斯林平民。而就在几个月前的斯里兰卡，一群佛教徒在暴动中烧毁穆斯林的房子及商店，并杀害四位穆斯林 。

Or what about the (dare I mention them) Jewish terrorists? Per the 2013 State Department’s report on terrorism, there were 399 acts of terror committed by Israeli settlers in what are known as “price tag” attacks. These Jewish terrorists attacked Palestinian civilians causing physical injuries to 93 of them and also vandalized scores of mosques and Christian churches.

拿着枪枝手上沾满鲜血的以色列士兵，透过美国的宣传机器(媒体)，转为呈现出拿着橄榄枝维护和平的形象。尽管杀人如麻，以色列与美国都不会被认为是「恐怖主义国家」。(影像来源：Transudationism )那么(恕我提到他们)犹太恐怖份子呢?2013年，美国国务院(State Department)的反恐报告中显示，有399起恐怖行动是由以色列定居者从事的「标价攻击」 2。这些犹太恐怖份子攻击巴勒斯坦平民，造成93人受伤，并破坏清真寺和基督教教堂。

Back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percentage of terror attacks committed by Muslims is almost as miniscule as in Europe. An FBI study looking at terrorism committed on U.S. soil between 1980 and 2005 found that 94 percent of the terror attacks were committed by non-Muslims. In actuality, 42 percent of terror attacks were carried out by Latino-related groups, followed by 24 percent perpetrated by extreme left-wing actors.

回到美国，穆斯林所进行的恐怖攻击比例如欧洲般微乎其微。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研究1980年到2005年发生在美国境内的恐怖行动，发现94%的恐怖攻击是由非穆斯林所犯下。事实上，拉丁裔相关组织发起42%的恐怖攻击，其次的24%则为极左派行动者所为。

And as a 2014 study by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found, since the 9/11 attacks, Muslim-linked terrorism has claimed the lives of 37 Americans. In that same time period, more than 190,000 Americans were murdered (PDF).In fact in 2013, it was actually more likely Americans would be killed by a toddler than a terrorist. In that year, three Americans were killed in the Boston Marathon bombing. How many people did toddlers kill in 2013? Five, all by accidentally shooting a gun.

北卡罗来纳大学(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在2014年的一项研究发现，从911攻击事件发生后开始算起，穆斯林相关的恐怖行动夺走37位美国人的生命。而同时间内有超过19万名美国人遭到谋杀(报告内容详见此 )。比起恐怖份子，美国人其实更可能被一个蹒跚学步的小孩子杀掉。2013年的波士顿爆炸事件造成了3位美国人死亡。那么2013年有多少人被幼童杀害呢?答案是5人，原因皆为误触造成开枪射击 。

But our media simply do not cover the non-Muslim terror attacks with same gusto. Why? It’s a business decision. Stories about scary “others” play better. It’s a story that can simply be framed as good versus evil with Americans being the good guy and the brown Muslim as the bad.

但是，我们的媒体根本没有以同样的偏好来报导非穆斯林的恐怖攻击。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商业决策。有关恐怖的「他者」故事总是比较好发挥。它能直接被塑造成善与恶的对立：美国人当好人，而棕皮肤的穆斯林是坏人。

Honestly, when is the last time we heard the media refer to those who attack abortion clinics as “Christian terrorists,” even though these attacks occur at one of every five reproductive health-care facilities? That doesn’t sell as well. After all we are a so-called Christian nation, so that would require us to look at the enemy within our country, and that makes many uncomfortable. Or worse, it makes them change the channel.

事实上，每5间堕胎诊所就会有1间受到攻击，但我们上次看到新闻报导提到「基督教恐怖分子」攻击这些生育保健机构是什么时候?这种新闻没有市场。毕竟我们还是一个所谓的基督教国家，而正视自己国内的敌人，会使许多人感到不舒服。或者更糟糕，他们会转台不看。

That’s the same reason we don’t see many stories about how to reduce the 30 Americans killed each day by gun violence or the three women per day killed by domestic violence. But the media will have on expert after expert discussing how can we stop these scary brown Muslims from killing any more Americans despite the fact you actually have a better chance of being killed by a refrigerator falling on you.

每天有30名美国人在枪支暴力中被杀害，同时每天有3名妇女因遭受家暴而死亡，然而我们在媒体上看不到讨论如何减少这些事件的报导。但却不停地有专家上电视大谈怎样阻止可怕的棕色穆斯林杀死更多美国人，尽管你其实更有可能被掉下来的冰箱砸死 。

Look, this article is not going to change the media’s business model. But what I hope it does is cause some to realize that not all terrorists are Muslims. In fact, they are actually a very small percent of those that are. Now, I’m not saying to ignore the dangers posed by Islamic radicals. I’m just saying look out for those refrigerators.

这篇文章不是要改变媒体的商业模式。但我希望让一些人了解到，不是所有恐怖分子都是穆斯林，他们其实只占非常小的比例。我不是主张要忽略伊斯兰激进份子造成的危险，我只是说，我们应该要小心那些从天而降的冰箱。

· 1. 美国反恐专家爱默森在福斯节目中宣称，英国伯明翰完全就是一个穆斯林城市，非穆斯林不要进入。

· 2. “Price tag” attacks，意指以色列激进份子近年来对巴勒斯坦平民发动暴力袭击的行为。

中文来源：http://www.coolloud.org.tw/node/81658

英文来源：https://www.thedailybeast.com/are-all-terrorists-muslims-its-not-even-clo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