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MT就是法西斯政党，KMT民国是法西斯极权（资料摘录）

中华民国实际上有两个，一个是北伐之前的北洋民国，此时虽然问题多多，但还算的上共和国，也有个民主议会；但在北伐之后，取而代之的是KMT民国，而KMT民国是个法西斯极权国，而KMT呢，也是个恶心的极右法西斯党。

我的依据不是KMT在台湾的暴行与白色恐怖，有人说，那是共匪威胁下的恐惧，可以理解；我也不说KMT如何在二战时前方吃紧后方紧吃，抓状丁害死一千万中国人，还制造了1942大饥荒，文夕大火，有人说，那是日军逼迫，别无他法；咱们就来看看，KMT到底是个怎样的政党，北伐真相如何，北伐之后又干了些什么。

徐泽荣等：国人不知的北伐苏援真相：

关于苏援军费，根据各种史料，作者估计33个月的总量不少于5,000万银元，即每月150万以上。它主要用于以下五个方面的开支：政府机构、黄埔军校、海陆两军、省港罢工、北伐战争、顾问薪金、西北友军等等。当然它不可能是完全充裕的，广州国民政府和西北军仍需自行补充课税筹款。苏联曾经调运煤油、木材来粤以拯匮乏，但应从无向中方提供过大笔民用款项，那样它也负担不起。陈洁如回忆录里可以找到证实苏联给予蒋氏援助实属至关重要的记录。

关于苏联军火，本文仅选枪支一项来做重点描述。从海参崴、敖德萨运抵广州、汕头的枪支应有4船近75万支（后来应有一船30万支秘供中共三处苏区，假手陈济棠秘藏南雄梅岭钟鼓岩），用于装备广州国民政府辖下6个军和黄埔军校学生。时任广州政府炮兵总监的邓演存（邓演达兄）就曾记载，北伐即将开始之时，苏联运来一船军火，泊于黄埔军校海面（时无黄埔新港），中方动用“四五十只大驳船（大驳船见附图。作者寻找了十余年，终遇）运了四五天”。

据笔者计算，一艘载重量仅为5,000吨的海船，即可运枪30万支，弹4亿发。各部由此置换下来的陈旧枪支，有3,000支用以支援广西李宗仁的第7军，余下的可能用于装备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或被出售换购其他军火。对于于北策应北伐军的西北军，苏联也给予了大量军火援助，达200卡车，其中枪支近6万支。苏联军火除步枪外，还有火炮、甲车等。驻扎肇庆的叶挺独立团就曾是甲车团。（独立团入湘北伐，并无携带甲车同行，这些甲车后来流落何方？作者寻找了十余年，不遇）。

蘇聯對國民黨創建和北伐的全力支持：下血本投資，右派感激涕零：

對於蔣介石和國民黨右派來說，就連他們也無法否認，國民黨的創建和北伐乃至整個大革命形勢的勃發，其實都離不開蘇聯鼎力相助。首先，從組織上來說，是蘇聯專家手把手地幫助孫中山將國民黨改組為一個現代化的革命政黨。在1923年10月18日鮑羅廷（M.Borodin）被孫中山任命為國民黨組織教員，委託他以俄國方法「訓練吾黨同志」之前，國民黨空有黨派名頭，實質上則組織渙散，政治綱領模糊，內部派系林立，可謂是一個完全依靠孫中山個人威望維繫的「孫中山黨」。正是在這位鮑羅廷的指導下，10天後的10月28日，國民黨就成立了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開始風風火火地改組，短短時間內連續通過《中國國民黨改組宣言》《中國國民黨黨綱草案》《中國國民黨章程草案》以及廣州區黨部和區分部案、籌辦軍官學校案等重要草案、綱領、議案和決議400多件；到1924年1月12日，基層黨組織搭建工作也初見雛形：廣州成立12個區黨部（其中3個為代理區黨部）和69個區分部（其中3個為特別區分部），上海成立了1個區黨部和36個區分部。對於蘇聯專家在這次改組中的重要作用和意義，連孫中山都表示：「吾黨此次改組，乃以蘇俄為模範。」「俄革命六年成功，而我則十二年尚未成功……由於我黨組織之方法不善……惟今俄國有之，殊可為我黨師法。」（《在廣州大本營對國民黨員的演說》，《孫中山全集》第8卷）

早在1923年，蘇聯就派出波里克、格爾曼、切列潘諾夫、捷列沙托夫和斯莫連採夫五位軍事專家協助孫中山，等黃埔軍校成立之後更是派出重量級名將，第一枚紅旗勳章獲得者布柳赫爾（化名加倫）率領40多名軍事專家進行全方位指導。

除了這些人員援助之外，看得見的物質和經濟援助更是不計其數：早在1923年5月，蘇聯就曾計劃提供給廣州政府200萬金盧布、8000支日本步槍、15挺機槍、4門炮和2輛裝甲車，雖因種種原因未能付諸實施，但在1924年便撥給粵師14.7萬盧布，1925年為了援助黃埔軍校，一次性就援助了10萬盧布，還特地電告布柳赫爾，只要黃埔軍校提出需求，蘇聯政府都可根據實際需要繼續撥款。

马悲鸣:国民党壮大之谜：

徐先生笔墨追溯中、苏两党关系的渊源。其中于本文最为重要的是提供了苏联在列宁、斯大林先后领导下对二十年代中国北伐革命的援助具体内容。那便是总共十二万支枪和每月三十万银洋钱的资助。这是讲在北伐前几年的事。大概是1923到1926年之间的样子。

首先对这十二万支枪和每月三十万银元的份量我们要放到1920年代的环境去考量才能体察其于北伐之关键意义。这十二万支枪是俄国造。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打完在苏联境内的白俄抵抗力量刚刚为苏联工农红军的消灭(1920年)，这十二万支枪一定是苏联工农红军的武器也就说是西洋造。其精良比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军队的汉阳造。不可同日而语。因此东征北伐成功仰仗武器精良是最大的原因。国民党共产党称颂东征北伐众口一词，都说是北伐军革命精神高扬，又得人心，所以将北洋军阀吴佩孚和孙传芳的军队打得落花流水，而不提北伐军用的俄国造，北洋军阀用的是汉阳造，北伐军武器上占了便宜，而这个便宜端赖列宁、斯大林为首之苏联共产党之国际主义支持！国共两党占了别人的便宜而不提实属鲜廉寡耻，忘恩负义，两个党都不是东西！

而且十二万支枪正是北伐七个军的总人数，可以说没有这个十二万支枪，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有人无枪，除了像今天海外民运喊几声之外对于中国的政局根本不起作用。所以北伐之成功，甚或北伐之开始端赖苏联之支持。除了这十二万支枪外，还有每月三十万袁大头。这是当时广州国民政府运作的运作经费，后来蒋介石东征打垮了陈炯明打开了地盘对此外援不那幺依重。但如果一开始没有这笔经费也没有这黄埔军，东征便无以开始，何谈北伐。东征用的枪也是苏联，就连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北伐也是从苏联得到的枪支和弹药由新疆的盛世才处转送。这也是许先生提到的。

第三国际不把中国共产党作为主要援助对象而去拉国民党。我们也可以想见那孙中山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之口号实在是与苏联列宁斯大林谈判有了钱和枪的承诺后而作的公开表态。这一表态就孙中山而言主要是表给苏联人看的。中国人以为孙中山先生真要联俄联共扶助工农，那真是瞎了眼。倘是没有枪没有钱，孙中山压根不会讲这三句话。你要给本人十二万支枪和三百万美元一年我也会找几句一样的话。孙中山又有什幺了不起？

到了1927年忍无可忍搞清党，蒋介石搞而得到其它军队的响应，是因为各部队首脑都要把身边的钉子拔掉。中国共产党讲的是蒋介石叛变革命，其实蒋介石不光叛变了革命，而且还叛变了共产国际，撕毁了他对斯大林和苏联共产党的诺言。中国共产党用一句笼统的叛变革命来概括是有不可细言之苦衷，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依赖苏联的各方面的支持，毕竟难以放在桌面上来，如果中共把苏联军援经援和盘托出固然可使国民党声名狼藉，但自己也要受损：一是自我示弱二是依仗洋人。

就蒋介石而言这是他杀共产党是回归民族主义之必然，但蒋介石就个人品行而纯是食言自肥，卑劣到无以复加之地步。

在这里我可以清楚地看到，二十世纪中叶西方列强这之中只有俄、日两国真正对中国下过本钱，英、美、法地域遥远又从心底里瞧不起中华民族以为中国人都是小人，不要说共产党他们视之为异端就是像蒋介石那样信誓旦旦的盟友也是有一搭没一搭的支持。哪曾有过像苏联那样的下本钱？而中国的政要，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都用的中国人的惯技，叫做先骗后赖。骗不成了就耍无赖。俄国对中国下了那末大的本钱，到头来国民党县反咬一口，后来共产党有饭要一口，怨不得万国仁说中国人不守信义。

可以看到，KMT完全就是第三国际（共产国际）扶植起来的，在当时可是苏联亲儿子，比当时的中共都要亲。当然，后来我们都知道，1927年蒋介石发动政变，血腥清党，和苏联闹翻，转而亲美国。

不过，法西斯就是法西斯。

新生活運動：

新生活運動總會曾於1935年3月發出三份對如何實行“三化”作了極詳盡規定的文件。文件條目分明，內容瑣碎，對人民生活方式規定嚴格，如生活藝術化的“有暇時常至野外旅行”；生活生產化的“年未滿六十歲者，不得設宴祝壽”；生活軍事化的“提倡冷水洗浴”。（政府控制人民生活，典型的一神教极权行径。设宴都不行，呵呵，原来习特勒的灵感来自这里。）

除了由個人生活做起，新生活運動促進會也舉辦各種活動。參考各省市的工作概況 ，戰前的新生活運動工作大致不外乎提倡清潔和守規矩。“規矩”方面有守時運動、節約運動、升降旗禮等；“清潔”則有夏令衛生運動、清除垃圾和污水、滅蠅競賽等。亦有針對愚民陋習、不良風氣的活動，如識字運動、禁煙消毒（即禁毒）運動等。由於新生活運動力圖直接干涉物質生活與經濟，有學者如James Thomson將新生活運動譏為「建基於牙刷、老鼠夾與蒼蠅拍的民族復興運動」。^[15]

歌曲作为新生活运动社会教育方式之一。新生活歌曲主要有：《新生活》、《好国民》、《国民道德》、《有礼貌》、《扶老助弱》、《勇于认过》、《敬尊长》、《明是非辩曲直》、《爱弟妹》、《意志要坚定》、《见义勇为》、《遵守秩序》、《纯洁的心》、《自省歌》、《爱惜公物》、《公共卫生》、《整容仪》、《衣服要朴素》、《成功告诉我》、《节俭》、《身体常运动》、《吃饭时的礼貌》、《节饮食》、《室内的卫生》、《正当的娱乐》、《用国货》、《实行新生活》、《新生活运动歌》、《新生活须知歌》、《青年服务团团歌》等。（这些都是共匪一直主张的垃圾，呵呵，我在墙内早就听腻了，恶心的洗脑狼奶。）

所謂「藝術化」，就是以「藝術」為「全體民眾生活之準繩」，告別「非人生活」，力行「持躬待人」並以傳統之提倡「禮、樂、射、御、書、數」六藝為榜樣，以藝術陶養國民，以達「整齊完善，利用厚生之宏效」。

所謂「生產化」，則旨在「勤以開源，儉以節流，知奢侈不遜之非禮，不勞而獲之可恥」，從而「救中國之貧困，弭中國之亂源」。

而「軍事化」在《新生活綱要》中列於最末，但卻是「新生活」的核心所在。在《新生活運動之要義》中蔣介石即有這樣的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