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对抗压迫的技术

不论是独裁政权还是民主国家，社交媒体对权力来说都是极其有效的工具 — — 用来对抗异议和打压政敌。

这里是一份新的报告。我们只能说它有点后知后觉了，居然到现在才意识到政府对社交媒体的利用。尤其是彭博社对此事的报道，拼命将网络水军现象之因由引向“俄罗斯”，要知道，中国这样做没有十年也有八年之久，然而此报告却对中国只字未提。

但我们依旧对这份报告做了编译，是因为这一现象是真实的，也是我们一直在提醒警惕的重点问题：即 集中化的互联网只能成为大规模监控和广泛操纵社会的灾难，它早已是民主的噩梦。曾经的“Twitter 革命、Facebook 革命”更多来自硅谷企业的宣传，试图掩饰集中化平台和其所追求之实名制固然的弊端。如今人们应该明白这点了。

心理操纵是互联网视觉匿名这一特殊效应几乎无可避免会出现的附带现象。相关报告中所重点描述的语言暴力和滋扰威胁，对大众来说也许还不是最可怕的，因为它至少能让人一眼看出立场。中国存在一种特殊的巨魔，被称为“高级无毛”，他们的作用是让你一眼看不出其立场，但在互动中往往被其引诱，甚至他们能让你在不由自主中泄露隐私信息，或者被改变立场。

就我们观察，这种巨魔的当下水平还相对较低，至少不符合专业社交工程师所需要的诱导能力，但对那些不熟悉心理操纵术的广大互联网用户来说，这些所谓的高级无毛还是很有效的。于是值得警惕。

社交媒体巨魔最大的邪恶在于他们的存在彻底摧毁了社交媒体最大的价值 — — 联合。当视觉匿名，人们之间的联系所依赖的唯一根据就是直觉，通过观点和话题获得的直觉信任。理论上这种识别方式是可靠的，人类有天生的敌我直觉，但如果人们知道了付费巨魔的广泛存在，这种直觉就必然会受到干扰。我们在早前的文章中多次提醒了这一问题的危害，包括并不限于《为什么互不信任》和《为什么如今的中国人组织不起来》等等。

由此，巨魔工厂并不担心被曝光，中国人都知道，当局甚至公然美化“无毛和自干五”，将其粉饰为民意。真正担心此报告之揭露的人，是那些花钱购买巨魔军队的人，这一资金走向说明了谁是幕后的操纵者。

但是，正如这份报告中介绍的印度的案例，当局使用现金支付巨魔，没有留下任何可查阅的证据。这是一个大碍（印度政府拼命推动数字支付，为能对社会实施全方位监视，而他们购买巨魔时却使用现金，说明他们不傻，而是够坏）。中国至今没有曝光政府支付网络水军的详细资料，即关于互联网舆论操纵的确认，希望能有机会填补这一空白。

另一方面，巨魔的存在也给了当局以抹黑社交媒体舆论反抗运动的机会，由于没有证据，当局很可能会将支持正义的在线运动 — — 如揭露腐败和推动变革 — — 污蔑为“有目的的操纵”。中国读者应该记得“敌对势力”这个词，以及它的使用环境。

如今，很多人已经从社交媒体早期被认为的“社运动员利器”的幻觉中醒悟过来了，但这不是目标，目标应该是怎么办，而不是如今中文网络这种大家自说自话互不相干的局面。这样一来的确不需要担心巨魔的渗透，但也浪费了社交媒体最大的价值。

本文是对这份报告的摘取编译，略掉了其中一些说法，因为它有误导性，比如它说“网络水军使用加密技术和隐藏 IP 地址，难以验证身份，从而有效地伪装成普通民意”，这也许是事实，但该报告没有做出更为具体的分析，于是结果就变成了暗示支持 Facebook 那种实名制操作手段。❌这绝不是民主守护者当有的立场。

民主应该捍卫大写的人权，隐私权是基本人权，关乎一个人的独立尊严问题，在监视跟踪无处不在的互联网上，匿名技术是捍卫这一基本人权的必需。我们的原则应该是：每个人都能充分享有隐私权，并且不需要担心恶意操纵和跟踪监视，于是它将是一个基础设施问题，而不是彭博社带入的“俄罗斯”疑问。

理论上，应对巨魔水军的最佳方案就是揭露他们，鼓励更多人拉黑那些账户。但曝光运动无疑会出现误杀，比如你知道的，中国社会很容易走偏的公报私仇现象，甚至走入相反的极端，更加拉低了互信。本着支持言论自由的立场，在排斥巨魔的基础上，我们更多会推荐人们提升对诱导歪曲的鉴别力，充分获取相关知识，以保护自己。

以下是我们曾经对诱导操纵的一些深入分析，当下越来越多的政府引领的操纵术正在泛滥，由于权力掌握了大部分资源，他们对大众心理操纵的布局很是高效，这将意味着需要更多互联网用户熟知并掌握鉴别的技巧。

1、《政治宣传和大众劝导 — — 你可能没意识到的信息陷阱》

2、《伪真相 — — 新闻机构和读者皆需谨慎》

3、《互联网上的认知吝啬鬼和理性化怪圈》

4、《“宣传即侵略” — — 埋下诱饵 乖乖上钩》

5、《一个力排众议博取认同的“骗子”长啥样》

6、《虚假帮派 — — 效力最强的宣传攻势》

7、《恐惧诉求 — — 埋下情绪 操控思想》

8、《影响力强大的措辞和想象中的“美女”》

9、《完结篇：反守为攻》

延伸：《为什么社交媒体上如此多的语言暴力》《匿名技术工具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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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记者 Nedim Turfent 在土耳其库尔德地区报道了一场残酷的反恐行动，当时他发布了一些站在村民面前的士兵的视频，这些士兵已经焚烧并袭击了很多村庄。消息发布后不久，要求人肉 Turfent 的奇怪舆论开始出现在他的 Facebook 页面上。

与土耳其反恐部队有联系的推特账号加入进来，用同一个问题质问当地人 — “Nedim Turfent 在哪儿？”威胁很明显：放弃跟随他，否则下一个目标就是你。

那是在 2016 年的春天。几天之内，Turfent 就被军方抓住了，最终被指控成为“恐怖组织的成员”。一个匿名的 Twitter 帐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 Turfent 的照片 — — 戴着手铐、面色憔悴。士兵们把汽油浇满了他的雇主 Dicle 新闻社的办公室，并点燃了这栋建筑物。目前 Turfent 仍在监狱里。

根据跨越十几个国家的研究和相关文件数据，足见，仅仅在 Twitter 和 Facebook 被宣传为“全球民主运动的火花”之后的几年里，各国政府和他们的代理人正在孵化新的数字化抑制形式，这在社交媒体巨头时代之前是不可想象的，

结合虚拟仇恨巨魔、监视、假消息、匿名威胁以及隐私入侵等各种手段，全球各国政府和政党已经创建了一个越来越激进的在线剧本，平台很难发现或反击。

一些政权使用的是俄罗斯部署的技术，而其他政权则采用本土方式把相关技术进行了重组。并且，一些非正规的但蓬勃发展的社交媒体机器人经纪人、和巨魔雇佣行业，正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他们愿意为任何支付金钱的人提供帮助。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努力令政权取得了“成功”，记者被迫流亡、在线表达被沉默。

据委内瑞拉研究员玛丽安娜·迪亚兹（Marianne Diaz）称，在委内瑞拉，社交媒体巨魔将在政府批准下注册 Twitter 和 Instagram 帐户，这些巨魔可以获得稀缺的食品券作为奖励。就像中国的“五毛钱”那样，按劳取酬。

一位自称是印度的前巨魔表示，他加入了一支 300 人的团队后，获得了 6 个 Facebook 账户和 8 部手机，该团队致力于恐吓总理纳伦德拉·莫迪的反对者。

在厄瓜多尔，合同文件详细说明了政府向一家公关公司支付了款项，该公司的唯一业务是建立并经营一个用来骚扰政治对手的巨魔农场。

许多这些研究结果都包含在本周发布的一份报告中，该报告由一个全球研究小组发布，揭示了7个国家的政府级网络水军的证据。该报告由位于加利福尼亚州 Palo Alto 的无党派研究和公共政策小组“未来研究所”负责。

报告称，“这些网络水军活动几乎和现代互联网的规模和发展速度同步。” “各国正在利用他们曾经认为是威胁的工具 — — 互联网，将信息技术作为权力整合和社会控制的手段，推动虚假信息操作，并以比以往更大的规模传播政府宣传。”

延伸阅读：《”我们不能被互联网摧毁” — — 新的全球性革命正在拉开序幕》

该公司的技术孵化器 Jigsaw 部门的研究人员记录了恶意骚扰活动，这些活动旨在伪装为自发行为，也就是伪装“民意”侮辱民主，但实际上他们是各国政府操纵的。根据通过外部研究人员获得的报告未发表副本，这些活动通常“在高度集中的协调下运作，通过部署机器人和集中管理的社交媒体帐户，旨在压倒受害者，并淹没异议”。

为了应对 Twitter 和 Facebook 上发起的各类革命和社会运动，各国政府最初只能审查内容，阻止访问社交媒体、并使用监控技术审查其公民。但事实证明，通过大量的虚假信息和匿名威胁来淹没平台反而更加“有效” — — 研究人员称之为“信息污染”战略，这是由社交媒体的迅速传播所促成的。

延伸阅读：我们在三年前对中国当局如何利用互联网巩固政权的简要分析《中国的互联网策略》（原文已丢，这里是转载链接）

据卡米尔·弗朗索瓦（Camille Francois）称，土耳其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说，自 2013 年伊斯坦布尔格兹公园抗议活动以来，埃尔多安政府利用线上和线下 O2O 组合压制方法，将社交媒体“几乎变成了死地，无法在土耳其进行真正的社会抗议。近几年内几乎没有任何有组织的抗议活动发生。”

Facebook 和 Twitter 等社交媒体公司似乎正在“努力”应对国家政府和其他人对其平台上重要资源的投资的利用。数以百万计的假帐户利用算法操纵用户可以看到的东西，而位置欺骗等技术可以使集中控制的帐户看起来像是位于不同地区的真人形成的网络舆论大军。

有专家认为，这些公司需要做更多工作才能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他们正在被世界上一些最具压制性的政权所利用。

华盛顿大学的通讯教授 Katy Pearce 说，他研究了 Facebook 在阿塞拜疆的使用情况：“人们有时会担心阿塞拜疆政府关闭 Facebook，不会的，Facebook 恰恰是政府控制社会最有效的工具。“

延伸：Facebook 装得很无辜，实际上该公司的算法本身作为商业机密而拒绝被查阅，从而令其可以实施自己想要的操纵，比如在选举中，《硅谷巨头如何操纵墨西哥选举》（这里是中文版）

— — 印度 — —

Mahaveer Prasad Khileri 盘腿坐在床上，轻拍他的笔记本电脑，他的脸被屏幕的光点亮，一个灯泡悬挂在他的土墙房子的天花板上。他使用电脑和两部智能手机在社交媒体上倡导一个致力于奶牛健康的组织，这对印度教徒来说是神圣的。当他忠诚的信仰和社交媒体技能被发现更具毒性的表达时，一切都变了。他是印度执政党印度人民党（Bharatiya Janata Party）BJP 的前任巨魔。“那时我被蛊惑了”，他说。

2014 年 2 月，Khileri 被两位熟人招募进入该党的社交媒体网络水军行动，负责莫迪的连任竞选。他在家乡 Jogaliya 接受采访时回忆说，他获得了8部手机和6个不同的 Facebook 身份。他说，那些天工作 18 个小时，在合法的竞选、政治对手、和假冒记者等不同身份之间切换。当莫迪获胜时，该行动并没有停止，而是过渡成为了支持莫迪政府的工具。

Khileri 在人民党称之为“IT Cell”的项目中工作，这是印度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的互联网巨魔农场。研究人员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情况下发现了多个类似的活动。

根据 Khileri 的说法，印度版的互联网水军工具包包括旨在激化教派差异的策略，侮辱穆斯林少数民族，并将莫迪描绘为印度教徒的救世主。主管负责设置当天的主题，并指定攻击目标。

Khileri 和其他 300 名付费的巨魔将创建 meme 或复制粘贴 Twitter 帖子，这些帖子被发送给数万名党派忠诚者的 WhatsApp 群组。他们的转发在几分钟内就能形成病毒式传播。

Khileri 回忆道：“我们告诉印度教徒：’如果你不投票给莫迪，那么穆斯林就会摧毁你。’”

BJP 的 IT CELL 网络水军前负责人 Arvind Gupta 于 2016 年12月发推文称，无论是党派还是小组都没有鼓励过网络水军，党的在线支持来自于自愿的基层运动……现任该组织负责人 Amit Malviya 表示，只有在看到 Khileri 是其成员的证据后才会发表评论。Khileri 表示，他最终退出了这个小组，这个小组以现金支付其成员并且没有留下任何文件记录。

“在任何时候，他们都可以控制印度的局势”。他说，“巨魔军队可以召集全国罢工，他们能够推动社区之间的斗争，制造社区紧张局势，摧毁社区和睦”。

不同国家的互联网水军有着不同的形式。一些国家党内青年团体中的人被征用，而其他国家则开发了高度结构化的“志愿军”。还有一些国家只是付钱给承包商来做这项工作。总之，共同点是，组织者都在努力使得他们的行为看起来像是自发的。

（上图）泄露文件显示，委内瑞拉计划发展政府资助的巨魔军队，包括军事化的组织结构。该国内政部没有回复有关问题的评论请求（原文件在这里看到）

— — 墨西哥 — —

在墨西哥，即将卸任的总统 Enrique Peña Nieto 在任职期间，在公共话语中假冒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户进行舆论干扰，他的政治对手称他们为“Penabots”. 这个互联网巨魔组织也被用来反对政府的议程。

两年前，调查记者和活动家 Alberto Escorcia 开始记录墨西哥对互联网水军的利用：前成员告诉 Escorcia 松散组织的青年团伙被收买，用来对付反对政府的记者或活动家，进行虚拟仇恨攻击。

Escorcia 说，这些团伙就像该地区最臭名昭著的贩毒集团那样被组织起来。在大赦国际记录的一个案例中，Holk Legion 巨魔使用了 2000多个账户，在两天的时间内向 10 名记者和公众人物发送死亡威胁。在格雷罗州大规模绑架学生事件两周年之际，他们发布了一连串的推文，这一事件一直困扰着 Peña Nieto 政府，有证据显示警方和军方参与其中。互联网巨魔的威胁性推文是对这一周年纪念引发的公众愤怒的一种平衡。就像在中国所有“敏感日子”里发生的怪异舆论潮那样。

— — 土耳其和沙特 — —

土耳其的案例表明，政治家们将社交媒体平台转变成了信息控制工具，并做到了对技术技巧的迅速完善。

埃尔多安政府因 2013 年5月开始的抗议活动而受到严重动摇，并且政府腐败问题是持续数周的关注热点。几个月之内，执政党派出了自己的社交媒体机器人军队，尽管这是一个伪装得很差的队伍。研究人员发现了近 18,000 个亲埃尔多安的推特账户集合，这些账户使用从色情网站或公众人物个人资料图片库下载的照片作为头像。

到 2017 年，该国的数字部队已演变成了更精细和更具威胁性的东西。数字权利组织 AccessNow 的一份报告确定了一系列虚假账户，这些账户集中关注 2016 年未遂政变后埃尔多安政府对记者、教师和其他人的镇压行动，并传播支持镇压的舆论。

一个账户的头像是一名游行支持者的女子照片，发布了一个指向某网站的链接，而这是一个钓鱼网站，AccessNow 的报告发现，只要点击了这个链接，访问者的设备就会感染高级恶意软件，这些恶意软件会监视他们的通信并跟踪他们的行动。创建恶意软件的公司仅向政府销售这种产品。

研究人员和记者在阿根廷、泰国、巴林和沙特阿拉伯，均记录到了类似的机器人军队。

在 5月 15 日逮捕七位著名的沙特女性维权人士后，沙特的社交媒体水军一直很亢奋。沙特政府最初没有透露有关活动人士的下落。有 Twitter 用户发布了一条消息，附有一个阿拉伯语的标签“活动家在哪里？” 很快这个标签就被一个由国家支持的新闻机构引用，他们发布了活动家的照片，上面用阿拉伯语写着“叛徒”的字样。

总部位于纽约的社交媒体情报公司 Graphika 的一项分析表明，这些水军使用的主题标签是以高度协调的方式“推动”的，有时会与政府控制的媒体配合默契。埃克塞特大学海湾事务研究员发现了一些证据，证明这些标签是由自动帐户推动的，该帐户与他们之前发现的庞大的亲沙特政府僵尸网络有关：“这仍然有待观察，这究竟是一个由国家赞助的行动，还是公关公司的工作，还是富有的个人资助的单边项目，尚不清楚”。

— — 马耳他 — —

一些最致命的攻击是针对女性的。未来研究所的报告发现，每个确定的涉及女性受害者的国家支持的网络水军事件都使用了严重的厌女症语言，包括强奸和残害的威胁。

根据该报告，图形、无情的帖子往往被证明是强大的武器，专门针对政权的反对者，并使攻击他们的行为合法化，目的是引导一些记者对新闻报道工作进行自我审查。

去年十月遭遇汽车炸弹身亡的马耳他著名调查记者达芙妮·卡鲁阿娜·加利西亚（Daphne Caruana Galizia）在此之前一直调查政府的腐败问题，她的博客在马耳他很受欢迎，并引来了网络水军的攻击。她曾因此深感焦虑。她的儿子说，由于网络巨魔的滋扰，在发布文章之前她经常犹豫不决。

他说，许多针对他母亲的暴力言论都是政府雇佣的一些私人 Facebook 巨魔进行协调的，这些群体在其工党执政党立法者中占有一席之地。他说，这些秘密团体的行动在她去世后的几个月内被曝光，这些巨魔散布了“成千上万的非常可怕的虐待言论”。

土耳其记者 Ceydan Karan 也在网络上被巨魔威胁对其性虐待，墨西哥学者 Rossana Reguillo 也曾遭遇同样的威胁。该报告的作者之一说，“这些被雇佣的巨魔是攻击的天才，有时会很难区分他们有意制造的是什么，甚至都很难知道他们反对的是什么。”

https://medium.com/@iyouport/%E5%B7%A8%E9%AD%94%E5%B4%9B%E8%B5%B7-%E6%94%BF%E5%BA%9C%E8%B5%84%E5%8A%A9%E7%9A%84%E7%BD%91%E7%BB%9C%E6%B0%B4%E5%86%9B%E6%AD%A3%E9%81%8D%E5%B8%83%E5%85%A8%E7%90%83-a45710e8e431

（写在前面：相信私企就是傻逼，无论是相信哪家，商人永远都是利益第一人权滚开的。）

当一丘之貉互相批驳的时候，不过是因为利益没谈妥，于是您不必期待其中哪只貉能咬死另一只，因为那相当于撕毁它自己的根基

这次不同。我花了几个小时的时间思考的问题并不是“这篇文章最好的写法是什么”，而是，“我究竟要不要写”。

准确说是：要不要继续重复早已被不断重复过的事实。我已经有段时间没有写文章了，我告诉自己因为太忙，没有精力，这不假，但不是全部原因，只有我知道自己不停地在心里衡量付出的价值。

我的写作曾导致一家欧洲媒体在中国的合作伙伴被抄家，当局认为我们的网站是“反动媒体”，由此“连累”一个大好的平台逐渐衰落。但我继续写，在没有任何稿酬的情况下，该平台从多人合作变成了只有我一个人在继续写。因为我感觉到了价值，越来越多的中国朋友从我们的作品中了解到了知识，甚至有读者留言说，“你们的文章很精彩，和普通的中文互联网文章截然不同”。

我欣慰于此。而不是稿酬，或者所谓的“十万加”。我们从来没有、也不会追求耀眼的点击量，我们在乎的是知识的传播所带来的价值。

我们的价值观能在这篇文章中体现《关于为什么不需要十万加》

以上并没有跑题。因为我发现，这一追求颇具难度，远远超过“十万加”和“竞争力稿酬”，即便这两者我从来都不需要。

以下是我们对读者的具体问题的更详细回应。Twitter 的字数限制真的很难说清楚一个道理。这些问题实际上充分提现了上述追求的难度。

为什么当事双方均拒绝评论？

昨天，The Intercept 发表了一篇调查，根据谷歌知情员工提供的内部文件，因为这些要求匿名接受采访的员工对谷歌和政权审查制度的配合颇感困惑。报道中显示，这些文件被谷歌标记为“机密”，只有极少数员工了解。

为什么如此神秘？报道中也有解释，因为在 2006 年至 2010 年间，谷歌在中国曾经维持过一个审查版的搜索引擎。当时，该公司在遵守中国政府政策方面遭到了严厉的批评，国会听证会上，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成员称谷歌成了“中国政府的工作人员”，并指责其参与审查制度的行为“令人憎恶”。

正是因为舆论抨击令该公司难以招架了，2010 年3月，谷歌才宣布将其搜索服务撤出中国。这次该公司以同样的方式卷土重来，自然不希望高调，至少在完成之前。我们提醒了注意这一细节，它与很多为谷歌献花的中国网友的认知有着明显差异。

而中国方面又为什么要掩饰呢？有读者提醒我们，中国当局立刻称美国独立媒体的报道“不实”。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当下中国和美国的关系正处于所谓的贸易战的对峙中，如果在此时放出中国接受谷歌审查版的消息，也就是接受最大的硅谷巨头，将注定被解读为“北京政权屈服于华盛顿了”，或者干脆是“特朗普政府赢了”。

北京肯定不希望被如此评论，所谓的贸易战争执的不过是一个“服不服”的脸面，不论是接受谷歌，还是暗中给特朗普女儿的公司的利益输送，中国当局都不希望被大众知晓，他们需要保留一个“我不服”的公共形象，就像特朗普的“America first”，中国当局给其控制的媒体的定调是“China first”。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外交部和谷歌均拒绝 The Intercept 的置评请求。也是为什么此前 Facebook 在中国的子公司没能拿到执照。但不确定是否真的“没能拿到”，但公开的消息必需这样写，当然也不确定将来会有什么变化。

为什么说该消息本身并不重要？

谷歌从来都不是没有审查的自由搜索。即便在美国使用 Google，照样会出现“出于法律要求，部分搜索结果被省略”，这样的文字。正相反它有着很多跟踪，其中对地理位置的跟踪不仅用来定位广告、以及为情报部门和警方提供线索，还会匹配该地区的法律和政府要求，以进行内容过滤。

而中国用户之所以认为谷歌最好，不过是由于与之比较的是百度，而不是独立的无审查的开源自由软件。现在谷歌要把自己变成和百度一样的服从于共产党政府之审查要求的搜索引擎，作为硅谷最大的霸主之一，这种屈服至少从审美层面也足够惊人了。更何况就发生在华盛顿采取所谓的贸易战的当口上。

但 The Intercept 的报道显示，所谓的贸易战显然不是大众从主流媒体的新闻中所领会到的那般火爆和针锋相对，因为就在上个月，谷歌的搜索引擎主管 Ben Gomes 在一次会议上告诉其员工，他们必须准备好在短时间内推出中文搜索应用程序，因为有可能“世界突然发生变化，也许[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决定他的新朋友是习近平。“

如果您知道谷歌在华盛顿的政治游说团体有多么的强大，就不会怀疑 Ben Gomes 对其员工做出的指示，它绝对是有原因的。和微软一样，谷歌对华盛顿心思的了解超过几乎所有驻白宫新闻记者，该公司从来不会拿自身利益开玩笑。

然而这恰恰不是中国当局所希望被公开的。当下的北京政权之根基是民族主义，其反美是必需的态度。

一直以来中国政府的反美只是战略。苏联解体使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失去了信仰群体，中国突然要面对一个失去意义的世界，因此民族主义倾向作为意识形态替补品就变得对当局越来越有实用性。89年天安门屠杀后使当局不得不重新寻找新的权力杠杆。为了平衡独裁统治和修补被摧毁的“改革新形象”，修复政治合法性，当局加紧寻找意识形态替代品；同时，为了打破天安门流血事件后西方社会所强加的孤立，中国政府实行积极外交政策，试图扩大外交联盟圈子，采用与法、德等欧洲国家联盟反对美国的策略。

于是，不论如何，中国当局也会将一切解释为自身的胜利、基于民族主义立场的胜利，而不是“服软”。

表面上中国当局并不需要硅谷巨头，他们拥有很多拷贝美国技术的本土公司，包括并不限于 BAT，还有大大小小的监视技术公司（您可以在这篇文章中看到他们中的一部分）其基本模式均来自模拟美国的“创新”。

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只有中国能建立 GFW 将国际流行应用和媒体网站隔离在外，因为中国人即便没有谷歌也有看起来很相似的百度，没有 Facebook 但有腾讯，没有 YouTube 但有抖音，没有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华盛顿邮报，但有大大小小的基于严格筛选消息的搬运工。没有其他国家能做到这点，包括俄罗斯，克里姆林宫一直羡慕中国的 GFW，据其官员称中国的网络管制范式是俄罗斯当局重点考虑的模式之一，但他们却一直做不到。因为他们无法在封锁一切的同时打造“本土拷贝”。封锁将严重影响经济利益。

中国不仅有拷贝的能力，还有输出的能力，也就是我们在多年前警告的“反转 GFW”，将全球使用微信、支付宝等中国产品的用户的数据所有权均归中国公司。由此实现与美国“均分”全球数据的格局。

但中国没有美国的三大优势，即：1、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拥有更丰厚的情报预算；2、互联网的物理线路布局导致世界上许多网络通路、甚至是两个国家之间的网络通路都跨越美国边界；3、大多数世界上最大最流行的硬件软件和互联网服务公司都位于美国境内，并遵从美国的法律规定。这就确立了美国在互联网世界的霸主地位……要想与美国均分天下，中国就需要更多的努力，或者说更无耻。这就是为什么北京高调宣传“互联网+”，也是为什么花大力捧红了 BAT。现在北京已经意识到了数据权力正在令他们亲手栽培起来的本土巨头逐渐凌驾于现实政治之上，于是他们开始要求“入股1%”，鼓励“本土上市”。

目前北京正在对本国的监视技术公司注入血本，无疑下一步就是鼓励这些公司将技术输出全球。一方面与西方国家长期以来的监视技术的售出竞争市场，另一方面也是根本性目的就是民族主义，与美国的分权。中国已经成功地将其制作的监视摄像头安装在了伦敦的大街小巷上，利用了英国脱欧的经济焦虑。

然而近期另一则报道透露，中国的监视技术似乎没有其官方宣传得那么威力无穷，例如，一位负责监控技术的中国主要人工智能创业公司高管说，由于技术限制，其平台无法一次性搜索超过1000人。Megvii 的 Face ++ 平台自2016年创建，现在中国众多警察部门已经开始使用，并且用该技术逮捕了 4,000人，但这些平台存在严重的技术限制。即使所有中国人都被面部扫描上传到了该系统，也无法识别每个人。虽然 Face ++ 算法的准确度超过 97％，但它一次只能搜索有限数量的脸。也就是说，无法针对极大型群体事件。

而大型群体事件是北京政权最为警惕的目标，也是其大规模铺设监控系统的关键目的之一。谷歌可以做到帮助中国政府的监控能力大幅升级，但条件肯定是赚钱。

要赚到值得该公司欣然无视五角大楼合同的数目。如果技术能力可靠，北京政权肯定愿意支付这笔钱，但前提必需是：一不得声张 — — 中国用美国技术很没面子；二必需和中国公司建立“合资”关系 — — 否则北京不放心。恰好前者很对谷歌胃口，该公司自然不希望声张，而后者据报道已经搞定。

这是个互利关系。谷歌基于追踪（数据收集）的监视资本主义盈利模式正在受到严重的挑战，这里是基于具体数据的分析的，正因为全球互联网公民的隐私保护意识正在大幅提升。相比下最没有隐私意识的国家就是中国了，并且该国拥有全球最大的互联网用户市场，对谷歌来说简直是一块顶天立地的肥肉。

与此同时，谷歌在美国的订单正在陷入麻烦。就如月前的新闻热点所显示的那样，谷歌内部一群工程师联合起来抵制公司与五角大楼的合作，拒绝为基于无人机轰炸 — 也就是杀人 — 的工具，提供技术支持。

当时 iyouport 表示了对谷歌员工的支持，我们认为反抗来自内部比来自外部（人权组织和公民社会团体）效果更为直接，内外联合可使效应加倍。事实显示，至少表面上看起来，谷歌已经缓和了此前明目张胆地与军方合作的态度，该项目暂时搁置。然而这不是故事的结局。

就在 The Intercept 报道的前一天，中国人非常熟知的美国议员 Marco Rubio 先生坦承：谷歌、还有其他美国公司正在帮助中国监控。 iyouport 在编译这则消息是添加了三篇文章的“关联”，试图说明“公私监控伙伴关系”并不是新鲜事，来自民主国家的监控技术一直在帮助压迫性国家维稳社会。

延伸阅读：《 解密文件：科技产业巨头为什么能成为巨头？》《调查报告：是谁在提供先进的监控技术协助压迫性政府对人权的侵犯？》《可视化数据：全球监控行业 — — 谁是大哥？谁在作恶？》《公私监控伙伴关系的历史与当下》

暂且不议美国官方为什么到这会儿才承认这件事，但这其中的相关性是非常明显的：中国没有斯诺登，没有公民社会保护老百姓，没有社会运动可以抵制来自政权和大公司的恶行，于是谷歌能够顺利在中国拿到订单，不论订单意味着什么，而不是在美国需要偷偷摸摸以避免被独立组织调查和问责。于是显然，该公司立刻就不屑五角大楼了（不确定该公司是否真的放弃了为五角大楼服务，狼从来不会嫌肉太多吃不完）。

如果您有所怀疑，那么就看看中国“媒体”上那些对监视技术公司及其监视社会能力的宣传吧，不说铺天盖地，也足够令人眼花缭乱了。就在前日，作为高科技公司密集和监控技术位居全国/全球前列的城市，北京公布的 2018 年度科学技术奖初审结果，再次让人有机会一窥中国的互联网审查和监控技术，许多被列入的项目显然与审查和监视有着密切关系。您可以在这里看到重点部分的介绍。

为什么会这样？这正是中国和美国的一大显著区别，即：一个明目张胆地宣传，另一个暗中违宪。于是后者可以通过揭露 — — 也就是 Wikileaks 和 Snowden 的功劳 — — 引起公民社会和广大选民的重视，对政权施加压力，有可能得以制约。但前者不一样，它宣传的目的之一半只是为了引发社会的恐惧（另一半是炫耀自身所谓的实力）。这个国家深知人民的恐惧对权力稳固的有效性，不论那些技术被鼓吹得多么高不可攀，也没有人会去实地调查它的真伪，没有人会反抗，只有加倍的自我审查。就算那些被宣传的技术并不存在，政权的目的也已经达到了。

总之，谷歌搜索的审查版并不是谷歌在中国的全部利益所在，它只是一小小部分，当然该公司也不会太过在乎与百度的竞争谁输谁赢（几乎肯定会谷歌赢，后面具体说为什么）谷歌只是把搜索引擎当成了步入中国市场的敲门砖，其瞄准的是全球最大的监视技术市场。

消息本身不重要又为什么要“快讯”？

编译这篇报道是希望能有更多中国用户认识到谷歌的真面目，或者说所有数字极权的真面目。尤其是关于谷歌当年为什么离开中国的真相，以及如今又为什么回来。

事实上，早在一周之前我们就从欧洲方面听到了这一消息，不是媒体渠道，于是没有很多调查采访。现在 The Intercept 实现了确认。我认为该消息是一个令中国用户了解谷歌的好机会。

如果没有剑桥公司丑闻，Facebook 在全球人心目中、尤其是小国用户的心目中，仍然至高无上，几乎就等于互联网本身（比如缅甸、危地马拉等）。但即便有了剑桥公司丑闻，很多中国用户依然视 Facebook 为自由美好的模版，尤其是那些至今都不会翻墙的人。这是源于北京政府的恶意愚蠢。

谷歌和 Facebook 的区别是什么？没有任何实质性区别，完全不是人们看起来的那样“一个曾经主动离开中国，一个拼命想进入中国”。他们都是数字极权，以监视收集为基本盈利模式的不透明寡头，审查和监控就是他们的主要工作。

有读者问，“中国的 BAT 没有这么做，是不是技术能力不足？” 没人能肯定 BAT “没有这么做”，他们也没有理由不做。不过是由于中国没有 Snowden，没有民间权利组织和独立媒体披露数据滥用的真相，人们只知道不论自己在任何地方说了任何话，都有可能引来警方上门。但是没有证据能表明 BAT 协助当局维稳的深入程度，没有真相。

我们多次推荐过《 When Google Met Wikileaks 》这本书，这本多年前出版的书是第一个深度揭示谷歌究竟是什么角色的作品。但至今都没有中译本，今后也不会有。如上所述，您应该明白为什么了。当一丘之貉互相批驳的时候，不过是因为利益没谈妥，于是您不必期待其中哪只貉能咬死另一只，因为那相当于撕毁它自己的根基。

我曾经不停对西方朋友解释，为什么很多中国人不希望谷歌、Facebook 等巨头进入中国，因为那将意味着这些美国公司屈服于中国政府的审查，意味着中国的不熟悉去中心化替代产品的互联网用户，将找不到落脚之处。这看起来有悖于互联网自由的主旨，但它是合逻辑的，因为只要共产党还执政，这一状况就不会改变。

加之中国社会有着广泛的对外国产品的热衷，于是，谷歌进入中国将几乎不会输给百度，至少是均分市场。但这并不是关键。

谷歌的审查版搜索引擎最终究竟能不能进入中国，其实都无关紧要，The Intercept 这篇报道确认的是谷歌在着手制作这样一件产品，而不是说它百分百能进入中国。但这两者是同一个本性，即作恶。谷歌不会砸钱在一个无法被使用的东西上，该公司必然获得了基本可靠的信息以证明这一审查版工具能够变成全球最大监视市场的敲门砖。

我们早前的文章多次阐述了监视资本主义的性质，以及作为其鼻祖的谷歌的本性。没有谷歌就没有百度，如果互联网从一开始就以开源自由为基本理念，也不会有今天的高堡奇人故事。当然，这是不可能的，谷歌并没有“变坏”，而是如期发展的结果。

延伸阅读：具体解释在这里《互联网究竟是什么？》《我们可以如何扭转这一恐怖局面？》

格局差异引发沟通困难

就如文章开头所述，我们从来没有追求点击量和广泛的理解，因为我们了解，在如此多年深入的恶意愚蠢熏染之下，中国社会已经有着严重的格局障碍 — — 提到谷歌只能想到百度、提到反抗只能想到吐槽和举牌，等等。（如果您问“除了举牌还能干什么？”请参见 #透明度革命 标签下的系列文章）

但这也正是我们希望能坚持下去的原因，直到化解当权者的恶意愚蠢的残留。届时我们将继续进步。

当下我们与中国思想市场的整体存在着明显的格局差异：我们追求的是反对一切审查和监控，不论它来自哪里，简单说就是，我们支持 #deleteFacebook，与此同时反对中国封锁 Facebook，这毫无矛盾，不论审查监控来自政权还是大公司，对广大公民来说都是同样的侵犯性。

作为互联网自由权利捍卫者，我们会用互联网思考，在互联网格局下寻求公平正义，而不是地缘政治格局。相反我们提醒警惕地缘政治格局的狭隘，地缘政治游戏是权力的游戏，其中没有普通公民的利益。

不否认有些时候会让人看起来似乎存在利益，比如有些中国用户声明支持谷歌进入中国，意思是打破百度的垄断，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就你所知，在一党专制的格局下期待换个君主掌权，是毫无意义的，同样道理，在数字极权的格局下期待换一个巨头能改变什么，也不可能做到。更何况，建立在合资基础上的谷歌进入中国并不影响百度的利益，谷歌的目标也肯定不是停留在小小的搜索引擎上。

有读者回复：“中国人被中国政府监控好呢，还是被美国政府监控好？毫无疑问”。这一思路是曾经颇为流行的侥幸心理，即只要摆脱 BAT 拥抱硅谷巨头，就能安全可靠了。这么想一点不奇怪，美国互联网用户在大规模监控被曝光后也这么认为，他们去购买俄罗斯生产的 VPN，因为可以肯定美国和俄罗斯没有情报共享。民间权利组织就警告说，不信任本国的情报机构是对的，但不能换一个情报机构去信任，这么做非常傻，不会获得自由。

更不用说，现在我们完全有能力摆脱数字极权，这个世界已经不是 FATBAG（Facebook Amazon Tencent Baidu Alibaba Google）的绝对霸权了。二十年来开源自由软件不断进步，更有近年来飞速发展的去中心技术，已经有很多替代品能帮你摆脱谷歌和百度，为什么不呢？

延伸阅读：人们对巨头企业的无条件信任正在被巨头企业利用《为什么说欧洲新法规反而会加强 Facebook 和Google 的霸权？》《安全手册：这里是你需要的几乎所有安全上网工具；以及为什么建议不要使用以美国为基地的网络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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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反驳“谷歌回归”的传闻，如果您对 pao-pao.net 早年的文章有印象的话会知道，每一次反驳都是有充分理由的。但这次不同，我们在副标题上就注明了“这次是真的”，原因如上所述。谷歌的计划最终是否能成功，或者以什么途径成功，则是另一码事。

我之所以会花很长时间考虑是否应该写这篇文章，是因为这近八千字中所有观点和信息，曾经都有发布，也就是说没有任何新的内容。但为什么还是存在如此多的疑问？不过是说明曾经的很多文章都没能获得广泛的影响。

其实不奇怪，如果您是博客写手，或者运营一个新闻账户就能理解这点，您需要对回复者不断重申的唯一一句话就是“链接中有”。社交媒体发布链接的点击率是非常低的，人们往往通过不超过100字的按语来认识链接中的内容。对于一篇复杂的文章来说，几乎不可能做到片语概述，于是在互联网上写复杂的长文很吃亏，通过社交媒体分享长文效果很差。

我们曾经嘲笑很多知识分子几十年来不断重复同一个观点、同一套逻辑，但我们自己也难以避免的需要重复。本文就是彻头彻尾的重复。不管您是否喜欢，总之，互联网自由需要更多人的努力，更多人的清醒、充分的自我保护意识和对技术的熟知，希望您能从我们的博客和新闻编译中获得需要的价值。

https://medium.com/@iyouport/%E4%B8%BA%E4%BB%80%E4%B9%88%E8%AF%B4-google-%E6%90%9C%E7%B4%A2%E6%98%AF%E5%90%A6%E8%83%BD%E6%88%90%E5%8A%9F%E5%9B%9E%E5%BD%92%E4%B8%AD%E5%9B%BD%E5%B8%82%E5%9C%BA%E6%A0%B9%E6%9C%AC%E4%B8%8D%E9%87%8D%E8%A6%81-4ae76ebd938

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读到的新闻报道很多都是错的吗？为什么中国人看到的电影和美剧中的关于情报机构的形象甚至是违背事实的？这里应该能找到答案。

关于体制内媒体的样子恐怕很多人都不陌生，至少早在五年多前，斯诺登就明确拒绝和主流媒体合作，而选择了当时是独立撰稿人的 Glenn，是因为他知道，主流媒体很难摆脱政府的威胁，从而很容易将他用生命换来的文件付之一炬。

根据 Glenn 的记录，当时斯诺登频频提到一些主流媒体按照政府的要求对一些重大事件噤声的现象。Snowden 不能冒着文件被扭曲成为政府的话柄的风险，因为他知道，主流媒体做得出这样的事。

中国人都了解中国的体制内媒体是接受中宣部和外交部审查的，美国的体制内媒体也被权力部门审查，但基于的不是政策，而是保密性潜规则。这些规则已经年深日久 — 至少从下面的报道中所呈现的电子邮件日期你能发现这点。不了解并不奇怪，以前这些东西都被保密起来了，我得知这件事的时间也只有五年而已。感谢信息自由法案，能让更多人了解到至少一部分真实的内情。

这些潜规则所造成的政府审查丝毫不差中国那种编制内审查，因为它背后有法律。按照这些规则，政府要控制媒体披露哪些信息，并降低甚至消除由此所产生的影响，因此编辑在发稿前需要首先去拜访官员，告知他们即将发布什么新闻。国家安全部门的官员再告诉编辑们，以所谓的国家安全为名，哪些信息应该被删除。接着双方会花时间讨论，以确定“能够”最终见诸报端的内容还剩下些什么。

最幸运的情况是发稿时间被大大拉长，并且，基本毫无悬念的是，所有被认为是敏感的信息 — 也就是最具新闻价值的信息 — 全部都会被过滤掉。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2005 年华盛顿邮报在报道美国海外黑监狱的消息时，隐藏了这些监狱所在的国家，从而使得中情局的黑监狱能得以继续存在。

基于同样的原因，纽约时报将该报两名记者 Jim Risen 和 Eric Lichtblau 在 2004 年中旬- 也就是 Snowden 曝光之前 — 就准备报道的国安局非法监听项目的新闻稿，压制了超过一年之久。时任美国总统的布什把该报发行人 Arthur Sulzberger 和主编 Bill Keller 叫到了总统办公室，吓唬他们说“如果发布这篇报道就等同于帮助恐怖分子”。

当时的纽约时报听从了这些指示，并将稿子压制了 15 个月之久，直到 2005 年底，布什竞选连任成功才得以发表 — 从而帮助了他的连任。最终发表的稿件中掩盖了布什未经授权就监听美国民众的劣迹。

不仅如此，还有体制内媒体在讨论政府不当行为时的基调问题，相信我们在上一篇文章中已经对此有了一定描述。这也是有原因的。

美国传统文化要求记者避免直白或陈述性的报道，不管看起来有多无聊，都必须在报道中插入政府声明，以示尊重。这就是被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 Erik Wemple 讽刺为“中庸之道的表达方式”：被要求绝对避免任何定论性的语言，而同时报道政府的回应和所谓的“真实情况” — 其实就是被权力书写的“事实”。也因此，爆料内容给读者的感觉就是一团麻、支离破碎毫无头绪。

最要命的是，他们总是过于强调官方声明，即使那些声明荒诞离谱、充满欺骗性，也在所不惜。这点也是我们上一篇文章中的重点。

还有一条潜规则也是用来保护政府的，即媒体只能发表这些被称为机密的文件中的一小部分，然后就此打住。比如 Snowden 文件，主流媒体可以就其中一份文件发表几篇报道，然后在“重大爆料”的赞美声中一走了之，确保不会带来什么真正的改变。

这就是为什么 Snowden 明确拒绝与主流媒体合作，他冒着生命危险揭露是为了引起人们的重视，以实现真正的变革，而不是给媒体养版面。

前面说到这些潜规则之所以比正式规则还强大，是因为背后有法律，该法就是“反间谍法”。

所有媒体机构都有自己的律师，律师们就是用来权衡这种事的，简单说就是另一层审查。律师们会警告“这种消息最好别发出来，因为敏感，有可能触犯反间谍法”。

当时华盛顿邮报的律师就是这样阻止该报一位准备去香港见 Snowden 的记者的，并且拒绝给他差旅费。律师称，由于香港地位敏感，美国政府会认为该报将消息透露给了中国，因此导致反间谍法被派上用场。

简单说就是，所有当局不愿意被曝光的内容都贴上了“机密”标签，只要有人敢曝光，就可以依照“反间谍法”给其扣上“监督”的帽子。

根据 Glenn 的记录，Snowden 对此怒不可遏。他置生命于不顾，只是为了将真相和盘托出。他个人没有任何保护措施，可这样一个拥有法律机构支持的大型媒体却不愿意承担一丝风险，甚至不能派一位记者来香港一趟。这种典型的唯唯诺诺、不愿冒险、唯政府之命是从的行为意味着，这些主流媒体不会违反当局的任何潜规则。

这些背后的事实至少被明确了已经有五年多，而被讨论的时间有十几年之久 — 十几年前的传媒教科书中就有对此的简要揭示。但万万没想到的是， The Intercept 这篇报道中所呈现的景观：部分记者以接受审查为荣，甚至站在当局的利益角度为权力出谋划策。

包括我们在内的所有捍卫新闻自由的人们都会坚称，审查是政府施加的压力，新闻人是受害者，我们应该站在媒体记者一边全力阻止审查。这是完全正确的。然而事实证明，部分记者已经顺服于审查，甚至乐于讨好权力部门，他们已经离开了新闻自由捍卫者的队伍。于是格外令人痛心。

第一修正案保护新闻自由。没错。但正如隐私安全技术人士曾经所说：第一修正案是第一修正案，美国是美国，事实证明他们可以做到把它两码事。这一可怕的结论现在在传媒界再次得到了验证。只剩下痛心。

美国记者们受到过惊吓，他们变成现在的样子似乎也是可怜的。虽然他们在目前当局誓言起诉独立媒体这种疯狂的举动下丝毫没有起到媒体当有的职能，甚至通过鹦鹉学舌帮助当权者抹黑独立媒体 — — 简单的兔死狐悲逻辑也足够理解，这种情况下传媒业应该联合起来抵制政府的疯狂行为，因为一旦一家媒体被起诉成功，整个传媒业将从此被冰封，新闻自由的概念将从此被改写。

至少一个已知的案例足够显示记者们受到过惊吓。就在 Snowden 曝光的几周前，司法部获得法庭指令，可以浏览美联社记者和编辑们的电子邮件，以查找为媒体爆料的人的身份 — — 为爆料人的身份保密是媒体的主要职责之一，也是人们是否能信任媒体的依据。

几乎紧接着，一则更惊人的新闻指出，司法部曾向法庭宣誓提交文书，控告福克斯新闻华盛顿分部主任 James Rosen 在某个爆料人所谓的“罪行”中是“同谋”，理由是 Rosen 曾与该爆料人携手获取信息。

众所周知，记者和爆料人合作是新闻业的常规工作流程之一，因为如果不合作就不可能拿到信息，没有信息就没有新闻。然而司法部的控告却将新闻标准流程转化为了犯罪。此事令所有媒体都变得谨小慎微、诚惶诚恐。这就是为什么那几周后 Snowden 的出现，卫报的律师警告该报的记者不要接触 Snowden，因为很可能会被反间谍法套住（当时 Glenn 是卫报作者，他对 Snowden 的报道最便捷的渠道是能在卫报发表，而 Snowden 是不同意任何主流媒体的）

这是多么荒谬的事。中国记者从来没有曝光过政府真正的秘密，如果有人敢这样做，也同样会触犯中国的反间谍法。然而故事不应该就此终结，绝不能，新闻自由不允许任何形式的压制信息发布行为。我们需要更多记者能站出来，和权利组织站在一起维护新闻业的基本生命，维护民主的根基，而不是被吓倒，心甘情愿变成权力的附属物。

这就是 The Intercept 这篇报道的主旨。也是我们为什么要翻译它。很多中国读者在中国本地找不到真正的新闻，他们高度依赖美国主流媒体提供的信息来认识这个世界。他们如此可怜，美国主流媒体不应该欺骗他们，更不应该欺骗美国公民，那些手握选票以决定这个国家的命运的人们。他们有权也应当获得真实的信息，才能作出正确的决定。

存在审查的地方就没有真相。

以下是该报道的中文版。

THE CIA’S MOP-UP MAN: L.A. TIMES REPORTER CLEARED STORIES WITH AGENCY BEFORE PUBLICATION

Ken Silverstein

September 4 2014, 6:22 p.m.

根据 The Intercept 获得的文件，洛杉矶时报国家安全著名记者在发稿前定期向 CIA 提交预报道的文章草稿和详细摘要。CIA 公共事务官员与记者 Ken Dilanian 之间的电子邮件往来显示，他们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明确承诺“积极的”新闻报道，有时甚至将整个新闻办公室的草稿在出版前进行审查。

至少有一次，中情局的反应导致了最终在“泰晤士报”上发表的这个报道被高度修改。要求审查的邮件写道：“我正在研究一个关于国会监督无人机攻击的报道，这可以为你们（CIA）提供一个很好的机会”……然后他发送了一份完整的未发表报告的草稿说：“这看起来更好吗？”

Dilanian 的电子邮件被收录在中情局为响应两项 FOIA 要求记录该机构与记者互动而上交的数百页文件中。其中还包括与美联社、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的通信邮件，这些文件还显示该机构定期邀请记者到其位于弗吉尼亚州的总部进行简报会和其他活动……

曾向 CIA 发送草稿接受审查的记者包括华盛顿邮报的 David Ignatius，纽约时报的前监察员，NPR 和华盛顿邮报，以及 Fox News 的 Brett Baier，Juan Williams 和 Catherine Herridge。

去年5月，Dilanian 离开时报加入了美联社，和中央情报局对话的电子邮件仅涵盖了他在时报任职期间的几个月。邮件表明，2012 年 6 月，在 26 位国会议员写信给奥巴马表示他们对该无人机计划“深为关切”后不久，Dilanian 向 CIA 询问关于他为政府提供了一个“好机会”的报道。

立法者的回信是在一连串无人机袭击之后发出的，据报道，这些袭击造成了数十名平民丧生。暗示国会没有对该计划进行有意义的监督。但是 Dilanian 写道，“我信任的人可不是这么说的”。然后他补充道：

我认为，这样的报道不仅会让公众放心，而且它也是一个探索错误信息的机会，有时会从当地媒体报道中发现的关于空袭的错误信息。你说三人被杀而不是十五人是一回事，有两党的国会助手支持你是另一回事。如果你能帮助我实现这个目标，报道的部分内容将变成：引用国会官员的话说，我们非常小心地避免了附带损害，并且广泛的平民伤亡报告根本就是错误的。

当然，记者经常通过打算放大官方观点这类虚假的暗示来讨好政府消息来源（和其他人）。但电子邮件显示 Dilanian 所表达的真的就是本意。

在接下来的两周内，他发送了额外的电子邮件，要求该机构提供协助和信息。在其中一篇文章中，他提出新美国基金会的一份报告称“无人机袭击造成许多平民死亡” 这是被夸大了，并写道该报告 “完全错误，对吧？”

一些早期新闻账户报道称，2012 年6月4日，十几人死亡，无人机袭击造成巴基斯坦基地组织领导人 Abu Yahya al-Libi 死亡。但在 6 月 20 日发给中央情报局的电子邮件中，Dilanian 在他的报道草稿中摘出了一句话，“称只造成 al-Libi 一个人死亡。 “这回满意了吗？”他问中情局新闻官。

6 月 25 日，“纽约时报”发表了 Dilanian 的那篇报道，描述了国会对无人机计划的‘彻底审查“，并表示国会可以观看高质量的袭击视频，并查看用于证明每次攻击的情报。显而易见，CIA 并没有反驳 Dilanian 对“只有 al-Libi 一人死亡”的描述。Dilanian 的报道说，中央情报局向国会监督员提供的视频“显示 al-Libi 独自被杀。”

该报道随后就被揭穿了。 2013年10月，国际特赦组织根据目击者和幸存者的声明发表了一份报告，指出第一次针对 al-Libi 的导弹袭击造成 5人死亡，4人受伤。Al-Libi 甚至不在上述这些受害者之中; 当援助组织抵达现场协助遇难者时，al-Libi 和另外15人在后续的袭击中死亡。

一些被杀害的人很可能是基地组织成员，但其中有六人是当地部落成员，大赦国际认为他们只是救援人员。另一份同时发表的实地报道（是由调查新闻局发布的），也指出了对无人机袭击平民和救援人员的后续行动 — 构成战争罪的袭击事件。

Dilanian 做过一些有力的工作，有时对中央情报局来说非常重要。例如，2012 年 7 月，他撰写了一篇关于该机构性骚扰事件的文章，激怒了新闻办公室。Dilanian 在回复发言人发来的电子邮件时表示，对于他的报道的抱怨“特别令人惊讶，因为中央情报局将这些投诉的细节隐藏在背后的保密墙里。”

但这些电子邮件揭示了他与该机构非常高的合作关系。 “我期待着与您合作，Ken，”这是一个新聘用的 CIA 新闻宣传员给 Dilanian 写的电子邮件，日期 2012 年3月1日。

“万岁！很高兴有你们“，Dilanian 在回复中写道。

2012 年 3 月 14 日，Dilanian 向新闻办公室发送了一封电子邮件，内容与卫报的报道有关，Bashar Al-Assad 的妻子一直在亚马逊购买火锅，而叙利亚示威者被枪杀。 “如果这是你们干的，干的很好，”他写道， “如果它是真的，甚至更好。”

这封电子邮件还显示，Dilanian 在发布报道之前与 CIA 分享了他的草稿，并邀请该机构进行修正。2012 年 4 月 27 日星期五，他向新闻办公室发送了他和同事 David Cloud 正在准备的新闻报道的草稿。邮件的主题是“这就是我们即将要做的东西”，并问如果“你们想要驳回其中哪些细节的话”。

看起来该机构确实驳回了。 2012年5月2日，他通过电子邮件向中央情报局发布了一个新的开场白，主题是“这次看起来更好了吗？”

这篇文章在 5 月 16 日被发表，虽然与早期版本有相似之处，但已经明显不同了。

这里是 Dilanian 的电子邮件里显示的原始报道草稿中的开头文字：

美国官员和熟悉这一秘密行动的其他人士说，中央情报局官员、私人承包商和特种作战部队已被插入也门南部，与当地部落合作收集美国无人机对武装分子袭击事件的情报。

这里是最终被发布的版本：

美国在也门的秘密战争升级，美国和也门的官员说，由于政府军正在打击基地组织激进分子和其他反叛分子在南部的活动，所以美军一支小队正在为也门空袭提供目标数据。

在另一个案例中，Dilanian 于 2012 年5月4日向 CIA 新闻办公室发送了一份报道的草稿，该报道称美国情报部门认为塔利班在阿富汗日益强大。他在邮件中写道：”伙计们，如果没人想要权衡，我就要提交这份报告了。“

2012 年 5 月 7 日，Dilanian 的现任雇主爆出了一个关于中情局秘密行动的报道，该行动“阻止了基地组织在也门的一个雄心勃勃的阴谋，该阴谋是摧毁一架飞往美国的客机”。第二天，Dilanian 向中央情报局提交了一份计划发布的稿件的详细摘要，该摘要是跟进美联社的报道（并且提出了质疑）。

他在邮件中写道：“这就是我们正在计划报告的内容，我想确保你不会反驳任何细节”。

不止新闻审查，这里还有电影审查。Dilanian 还与中央情报局在 2012 年 5月 的一次报道中紧密合作，尽量减少了该机构与导演 Kathryn Bigelow 和编剧 Mark Boal 关于暗杀奥萨马本拉登的电影《Zero Dark Thirty》的合作。共和党人一直批评奥巴马政府向 Boal 和 Bigelow 透露关于该行动中的“机密”细节，同时阻止这些信息向公众开放。

“我的观点是……这是与电影制作人合作的常规努力，以及中央情报局15年来一直在做的事，”Dilanian 在寄给该机构新闻办公室负责人 Cynthia Rapp 的电子邮件中写道，“我认为这是一个符合你的兴趣的故事情节，你可以提供有关为寻求这些故事的娱乐界人士提供指导的常规信息 — 包括民主党人！- 它应该表明这个最新情节不是一个丑闻。“

Dilanian 的声调几乎奏效了。他后来的报道中包括中央情报局发言人 Todd Ebitz 的评论记录。一年后，根据“信息自由法”获得的中央情报局内部文件显示，该机构的公共事务办公室 — 就是一直跟 Dilanian 合作的那个部门 — 曾要求并接受了电影《Zero Dark Thirty》剧本的更改，以更为有利的方式描绘 CIA。

The Intercept 获得的评论中，Dilanian 说：美联社不允许他在稿件发布前向中央情报局发送报道草稿，他表示这不是个好主意。“我不能这样做，现在我不会这样做”，他说，“但是对结果没有重大影响。我应该是一直在阅读他们的东西，而不是给他们”。

Dilanian 说，他不确定洛杉矶时报的规定是否允许记者在发布之前将草稿拿去接受审查。实际上时报的伦理准则上明确禁止这种做法：“我们不会在出版前在新闻室外传播印刷或电子副本。如果您想要阅读报价单或选定的段落以确保准确性，请在这样做之前咨询编辑……“。

时报副局长兼国家安全编辑 Bob Drogin 说，他不知道 Dilanian 向中央情报局发送了报道的草稿，并且不会允许他这样做。他说：“Ken 是一个勤奋的记者，有责任为你的报道征求意见和回应。但分享报道草稿的做法并不合适……”

美联社发言人 Paul Colford 告诉 The Intercept，该新闻组织 “满意的是，Ken 加入美联社之前与 CIA 进行的任何出版前交流都是为了追求他在报道情报事宜上的‘准确性’，”并补充说 “我们不会与政府机构就材料的措辞进行协调。”

Dilanian 的电子邮件被纳入 FOIA 的一项请求，寻求 2012 年3月至7月间中央情报局和10位国家安全记者之间的沟通，这些记者和作家包括：Dilanian, Adam Goldman（原在美联社，现在在华盛顿邮报）Matt Apuzzo（原在美联社，现在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的 Brian Bennett，华尔街日报的 Siobhan Gorman，纽约时报的 Scott Shane 还有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 David Ignatius。这些通信都被公开了。

不可能准确知道中央情报局对记者的询问是如何回应的，因为公开的电子邮件只显示对话的一方。但显然，中情局修改了几乎所有回复，除了在记录中明确提出的微薄评论之外，引用 1949 年的 CIA 法案，该法令豁免该机构不得不披露的 ”情报来源和方法“ 或 “机构雇用的组织，职能，姓名，职位，薪水或人员数量。” 来自中央情报局新闻处理员的非正式记录或背景电子邮件的内容显然不公开姓名、头衔或薪水（无论如何都可以轻易地进行编辑）; 他们可能会披露资料来源和方法，具体取决于您是否将操纵美国记者的行为视为“情报手段”。

这些电子邮件还显示，中情局要求邮报的 Ignatius 在 2012 年 5 月的非正式会议上发言，题为“伊斯兰政治的未来：挑战、选择和不确定性”，为美国政府情报分析师和决策者做演讲。新闻办公室的一封电子邮件中扩展了邀请，该新闻办公室表示，会议组织者“希望借鉴你在阿拉伯之春期间的领域经验、报道和关于广泛联系网络的见解，分享记者如何感受到正在形成的主要政治、社会或宗教变革“。

Ignatius 回答说他会“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够参会”，但不幸的是，会议时间正赶上他在欧洲旅行。CIA 随后提出“在未来的某个时候与我们的人一起建立一个更小的圆桌会议。”

“小圆桌会很棒”， Ignatius 回复说。

Ignatius 告诉 The Intercept，圆桌会议从未发生过。但他证实，自 2005 年以来他曾两度与中情局交谈过。“我跟他们谈过记者如何收集信息，”他说，“这意味着作为一种告诫和警惕，需要把事情做好，不要屈服于政治压力，并要有系统来纠正错误。”

Ignatius 在与中央情报局交谈之前，他已经得到了编辑的批准，并且没有发现与该机构发生任何冲突或问题。“我们的新闻专业和情报业务之间存在非常尖锐的界限，不应该跨越，”他说，“我跟他们谈了我作为一名编辑所学到的东西，以及让它保持正确的重要性。我没有与他们分享任何[敏感]信息。”

另一项应 “信息自由法” 要求而发布的记录是，寻找有关受邀向中央情报局雇员发言或汇报的记者的信息，显示几名福克斯新闻记者受邀访问了该机构。

福克斯新闻的 Bret Baier 在2008年（当时有报道）以及当时的 NPR、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的监察员（分别是 Jeffrey Dvorkin，Michael Getler 和 Daniel Okrent）发表了关于慈善事业的重要演讲，一起出现在 CIA 小组上。

事件描述写道，新闻业“分享与情报分析师一样的任务 — 以毫无偏见的方式呈现信息并挑战盛行的意见。” 监察员在请帖上说，这可以帮助中央情报局“了解记者如何处理我们一些共同的专业和道德难题。”（从文件中可以看出，监察专员举行活动的时间应该在 2009 年或之前。）

2007年，当时在 NPR 的 Juan Williams，还发表了由该机构的多元化计划和项目办公室赞助的“小范围使用”的演讲。Williams 在演讲中称赞中央情报局人员是“最优秀和最聪明的”，并表示美国人钦佩该机构，并相信它“引导国家的未来”。

Williams 还谈到了 Nelson Mandela，说他是“体制外领导人”的典范。这里有一定的讽刺意味 — 中情局在曼德拉于 ​​1962 年被南非种族隔离政权逮捕一事上发挥了关键作用，导致他入狱 28 年 — Williams 没有意识到这点，或只是选择了回避。

https://medium.com/@iyouport/%E7%94%B5%E5%AD%90%E9%82%AE%E4%BB%B6%E8%A2%AB%E6%9B%9D%E5%85%89-%E6%8F%AD%E7%A4%BA%E8%AE%B0%E8%80%85%E4%B8%BB%E5%8A%A8%E6%8E%A5%E5%8F%97%E6%83%85%E6%8A%A5%E9%83%A8%E9%97%A8%E7%9A%84%E5%AE%A1%E6%9F%A5-%E8%BF%99%E7%A9%B6%E7%AB%9F%E6%98%AF%E4%B8%BA%E4%BB%80%E4%B9%88-d2745e575501

（这个世界上没有国家机密，只有压迫阶级机密和被压迫阶级机密，而前者和后者是相互矛盾的）（泡泡特约）四、为什么必需支持 Edward Snowden —— 隐私和揭秘没有任何矛盾，正相反是相辅相成

为数不少的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异议对美国有着近乎痴迷的崇拜，准确说是对华盛顿的痴迷。说实话，我也是美国粉丝，我欣赏美国文化和美国社会的独立自主追求自由的理念，而美国文化恰恰是警惕政府的、是 keep fighting 的，华盛顿是被监督者，而不应该是监视老大哥。这就是为什么我支持 Snowden。

对任何开放和自由的社会来说，信息透明都是至关重要的，让公民知道当局正在做什么，才能赋予他们履行公民义务去监督政府活动的能力。对企业也一样。

然而如今却是，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引发的机密大爆炸，遍地都是所谓的国家机密，公民变成了瞎子，只能从政府宣传中得知当权者正在干什么，而那些宣传基本没有任何真话。奥巴马口口声声支持信息透明、谴责政治暗箱，结果却是，他任内抓捕的揭秘者数量是他所有前任的总和；开源运动 20 年后，软件专利依旧像雪花一样满天飞，专利的意思就是你不可能知道那些软件对你干了什么，如今中国是专利冠军，以民族主义鸡血推动的数字世界专制。

隐私保护的基础要求就是互联网技术公司的信息公开：用户需要知道自己被收集了哪些信息，被如何储存的，究竟都被谁使用了，用来做了什么。在一个互联网和各具国家特色的、有关监控与控制的法律错综复杂交织在一起的世界里，这一基础要求尤其重要。保密政策应该提供这些信息，而不是故意使用模糊的描述混淆视听 —— 现在很多技术公司的隐私条款纯属故意耍你。

并且需要算法的透明性，要求开源是基本目标。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系统被极少数掌握权力的人操纵，然后借此来操纵你。只有在你明确知道他们对你做了什么时，才能选择拒绝或者默许这些做法。

信息透明和公民个人隐私不仅没有任何矛盾，并且相辅相成 —— 是前者的有效实施保证了后者的被实现，如果没有 Snowden 等勇敢的揭秘者、没有 Wikileaks 和全球致力于揭露政权阴谋的独立调查性新闻，人们都不可能了解自己的处境，不可能对未来做出明智的选择。（再次推荐 Julian Assange 在六年前出版的书《When Google met Wikileaks》，Julian 是第一个揭露谷歌本质的人）

无疑，机构永远都会比公民掌握更多的权力，而保密就是增强机构权力的最简单方法，并增加权力的差异化，没有任何机构不擅长这手，这本身就是严重威胁了公民的个人权利。只有透明才能减少权力的不平衡，而容忍机构实施监控就会增加权力的不平衡。

透明说起来很容易，但事实上很难实现。权力越大的人越是厌恶被监督。中国什么样不用重复了。在美国，警察会骚扰和起诉那些拍摄他们的人；芝加哥警察故意模糊摄像头，显然是想掩盖自己的行为；圣地亚哥警察部门拒绝索要警方视频的要求；2014 年密苏里弗格森市的抗议中，警方打死一名手无寸铁的黑人男子后，阻止示威者对其拍摄取证，并且逮捕了几位记录该事件的记者；洛杉矶警方更离谱，甚至破坏了强制安置在巡逻车上的语音记录器。（上述每一个链接都指向具体报道）

感谢勇敢诚实的媒体曝光这些当权者的恶劣行径，如果当权者控制了媒体、或者所谓的商业性追求侵蚀了媒体的基本职能，所有人都会变成傻瓜，公民身份将彻底消失。

当权者总有本事抵制各种信息透明法律，但秘密的世界正在发生变化。隐私权法律学者 Peter Swire 曾写下了关于秘密萎缩半衰期的论述。他所观察到的是，在一般情况下，秘密比以前泄漏得更快了，是技术的发展使保密变得越来越困难，而互联网的本质就是让秘密更加难以保持。

在互联网上，一个“发送”按钮可以在瞬间传递几千兆字节，移动存储可容纳的数据量正在逐年增多，政府部门和机构想要保守阴谋比任何时候都将更难 —— 并且他们的保密行为很容易露出破绽，就如 IBM 公司禁止雇员使用便携式存储设备，简直就是司马昭之心。

公民知情权的满足，或者说民主的未来，所缺乏的正是勇敢的揭秘者。

文化变迁也增加了保密的难度。在过去，保守机构的秘密是终生文化的一部分。情报机构会在人们事业早期就吸收他们为新成员，给他们提供谋生的工作机会，在人们还没能清楚地认识到权力之本性的时候，权力扮演施舍者，给人们洗脑，以忠诚为道德标准的结果就是，遍地都是秘密。中国于今为止仍然重复着美国三四十年前实施的上述模式。

美国如今的状况不同了，情报机构很多工作都是外包的，企业世界里再没有为生活而工作的文化：劳动是自由的、工作是外包的、人们是可消费的，跳槽是常态。这就意味着秘密将被更多的人分享，而且人们对所谓的忠诚保密也更加不会上心。更有，意味着如果当权者想要追究泄密的责任，也会越来越难，因为“可疑覆盖面”非常大，2014年的数据显示，美国有 500 万人拥有安全许可证，他们大多是承包商而不是政府雇员（这里是具体文件 pdf）

现在我们有希望了，因为年轻人正在修改保守的价值观，他们拥有更为开放的个性，更加激进寻求新知的态度，年轻人生于互联网，长于互联网，他们从根本上相信信息是免费的，而安全来自公共知识和辩论，他们钟爱技术、擅长技术，懂得如何用技术保护自己并对恶权发起挑战，新一代精英正在从年轻人中诞生。这是一种隐性的社会变革，在这一趋势下当权者要想继续说服人们对保密的服从只会越来越难。

你知道为什么中国政府全球盯梢海外留学生了吧，他们对年长的海外华裔异议所施加的压力和监视并没有对年轻人更多；他们对国内的老一代异议所实施的管制也没有对网络知名人士（那些年轻而拥有影响力的人）所施行的吸纳打压政策更多。然而很多华裔年轻人的认知就这样被毁掉了，变得连美国80岁的保守派老人都不如。

秘密仍在中国盛行，很多中国异议仍在举着当权者的狡辩之词 – 所谓的国家安全 – 谴责 Snowden，北京政府正在偷笑。

五、“间谍工具不是在抓坏人吗”—— 为什么要彻底制止间谍工具本身？

近年来，在美国，关于解散国安局的呼声越来越高，从最初的学界到后来的民间异议，中国人恐怕很难理解这件事。

自 1952 年成立以来，国安局就被赋予了双重使命：首先是信号情报（SIGINT）拦截属于被华盛顿认为是美国敌人的通信；其次是通信安全（COMSEC）保护美国军事和政府部门不被他人拦截。因为不同国家使用不同的通信系统，军事人员和平民也使用不同的通信系统，当时这两大使命是互补的。但是，那只是当时，如今这两个使命完全矛盾。

或许法律可以决定什么样的监控是合法的，但是技术才能确定什么样的方法是可行的。互联网告诉你的第一件事就是，技术无国界，信息无国界，安全的权利全球共享。

如今国安局已经无法做到在削弱敌人的同时保护自己的网络。情报机构用于相互监视的技术漏洞，也同样被犯罪分子用来窃取财务密码、发送勒索软件 —— 前天（5月14号）是横扫了全球 99 个国家和地区的著名勒索软件 WannaCry 爆发一周年，英国媒体反思了英国被该勒索软件瘫痪的社会，但没能触及根源性问题，即，该勒索软件正是利用的美国国安局实施间谍活动的工具“EternalBlue”，该工具被犯罪分子获取的结果。

这只是其中所有案例之一，更著名的震网病毒，几乎所有互联网人都应该记得，还有破解密码软件 Elcomsoft，数据包注入（packer injection）等等太多最终变为伤害的间谍工具，全是美国开发的。美国政府希望不受限制地监控公民的愿望，直接打乱了互联网的运作方式。

这根本无法避免。因为全球人使用着同样的产品、技术、协议和标准，你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把它变成更容易被每个人监视他人所用，要么使其变成更难以被任何人监视他人所用。注意是任何人，情报机构当然在其中。

这就是自由对抗控制，所有人在共进退。

在互联网的世界里强调国家概念是非常可笑的（中国政府就在这样强调，一些中文舆论也是如此）。曾在小布什政府中担任助理总检察长的哈佛大学法学教授 Jack L.Goldsmith 撰文明确过这点：“每一个攻击性武器的开发都会成为我们防守的弱点，反之亦然”。

比如美国《通信协助执法法案 CALEA》要求电话交换机启用窃听功能。即便美国人都允许警方拥有这些能力，假设所有人都信任警察不会滥用权力，但是这些电话交换机是销往全球的。2004～2005年期间，希腊政府部门中有一百多成员的手机遭到窃听，包括总理和国防部长、外交、司法部门全在内，还有希腊著名的公民。为什么？因为瑞典电信供应商爱立信在沃达丰产品中设置了窃听功能，虽然只在政府的要求下才运转。但是，希腊政府显然不是那些恰好能指挥窃听的政府，于是它就变成了被窃听对象 —— 只要这些功能存在，任何有技术的人都能开启它，并达到自己的目的。

这不是孤立事件。稍微关注新闻的人都应该有印象，哪怕印象不深，这类状况比比皆是。因为这就是本时代赋予我们所有人的选择：要么每个人都能得到这种能力，要么没有任何人能得到。绝无其他选项。

美国有着令人钦佩的强大技术能力，但如果它用不对地方的话，绝对就会成为全球专制政府和犯罪分子的盛宴。

重申本网在“为自由而战”系列中所强调的：密码学把互联网夺回来，回到人民的手中，支持开源和去中心化，抵制一切审查和监控，让互联网重新成为人民的基础设施，而不是权力的工具。

附：为自由而战系列 1、https://pao-pao.net/article/1003 ；2、https://pao-pao.net/article/1004 ；3、https://pao-pao.net/article/1005 ；4、https://pao-pao.net/article/1012 ；5、https://pao-pao.net/article/1013

https://pao-pao.net/article/1041

现代社会中软件已经成了人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了，无论是个人日常浏览网页还是企业搭建服务器，无论是工作还是娱乐，都离不开软件的帮助。

但是大部分人不知道的一个事实是：绝大部分软件都是私权软件，最典型的就是windows这种商业闭源软件，这种软件对于使用者来说就是一个黑箱，没有人能够清楚知道软件有没有后门，如何控制用户，除了软件开发公司之外。

公司通过软件操纵用户，训练用户依赖他们的软件，并且放置后门监控用户，盗窃用户隐私，并向用户推送烦人又骗钱的广告。同时，公司也很慷慨的把搜集到的用户数据提供给政府和网络犯罪者。

而自由软件就是为了对抗这一切而生的。但是，大部分人并不了解自由软件，在此我推荐自由软件之父Richard Stallman的《自由软件，自由社会》：

“自由软件”（Free Software）表示的是那些尊重用户和社区自由的软件。粗略的说，它赋予用户运行、复制、分发、学习、修改并改进软件的自由。因此，“自由软件”是有关用户的自由权益（liberty），而不是指免费（free）的价格。为了理解这个概念，你需要将“free”一词理解成“言论自由”中的“自由”，而不是“免费啤酒”里的“免费”。有时我们会称之为“Libre Software”，以避免带有免费的意思。

我们争取这些自由，是因为每个人都应该拥有它。有了这些自由，用户（包括个体和团体）就可以控制程序为己所用。当用户无法控制程序时，我们称这样的软件为“非自由”（Nonfree）或“专有”（Proprietary）程序。非自由的程序控制了用户，而开发者控制着程序：这就让程序成为了非正义权力的帮凶³。

商业公司将为其产品选择名字作为其市场计划的一部分。它们通常选择那些它们认为人们更倾向于重复的名字，然后在市场营销活动中投入数以百万计的资金以迫使人们重复并且思考这些名字。通常，这些营销活动的意图是促使人们基于其表面的诱人之处来崇拜这些产品，而忽视它们所造成的危害。

每当我们用制造商所使用的名字来称呼这些产品的时候，我们是在为它们的市场营销活动做贡献。重复这些名字是对其产品的积极支持；而扭曲它们的名字则是在拒绝给予这些产品支持。

除了产品名称以外，其他术语也会带来类似的问题。例如，数字限制管理（DRM）指的是为了某些其他人的利益而制造技术产品以限制用户。这种不可原谅的行径只配得到我们的怒火，直到我们将其彻底消灭。很自然地，那些应该为此受到谴责的人们基于他们看待此问题的立场为它起了这样一个名字：数字版权管理。这个名字是一场致力于赢得从各级政府到万维网联盟（W3C）的各种实体的支持的公共关系运动的基础。

如果揭露者不敢揭发罪行和谎言，我们将会失去对政府和制度仅存的有效控制。这可以解释为何那种使得国家可以知道是谁同记者进行交谈的监控行为是过分的——超出了民主所能承受的范围。

在线阅读和下载链接：https://fsfs-zh.readthedocs.io/zh/latest/

最后，送给所有想要自由的人一句话：如果你试图通过依赖政府或公司的帮助而获得自由，那么你只能得到奴役和压迫，没有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