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消音的99%，虚假的言论自由

经常逛墙内社交平台的人很多都会有一种错觉：中国人中富有的是大部分，几乎没有穷人。因为如果你去观察贴吧，微博，微信，人人，知乎，天涯等大型社交平台，特别是微信和知乎，你会发现上面流行的话题大部分都是“中产阶级的”，例如去海外游学，上贵族学校，鼓吹贵族精神，不是博士都不算高学历，花上百万买房，嘲笑穷人穷是因为他们不努力，鼓吹“富人思维”，各种投资理财指南，不让娃上接收没英文名的小孩的幼儿园之类的，而相对的，穷人的声音却几乎看不到。

但事实是怎样的呢？

让我们一起看看几组数据吧：互联网上网人数7.72亿人，增加4074万人，其中手机上网人数^[43]7.53亿人，增加5734万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5.8%，其中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35.4%。

全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0]25974元，比上年增长9.0%，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7.3%。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51]22408元，增长7.3%。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6396元，比上年增长8.3%，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5%。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33834元，增长7.2%。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432元，比上年增长8.6%，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7.3%。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11969元，增长7.4%。按全国居民五等份收入分组^[52]，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5958元，中等偏下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13843元，中等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22495元，中等偏上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34547元，高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64934元。全国农民工人均月收入3485元，比上年增长6.4%。

年末全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40199万人，比上年末增加2269万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人数51255万人，增加408万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人数117664万人，增加43272万人。其中，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人数30320万人，增加789万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数87343万人^[56]，增加42483万人。参加失业保险人数18784万人，增加695万人。年末全国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220万人。参加工伤保险人数22726万人，增加836万人，其中参加工伤保险的农民工7807万人，增加297万人。参加生育保险人数19240万人，增加789万人。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再来看看这个：

富豪家庭：净资产超过1000万，年收入超过500万的。人口比例：0.08%富裕家庭：净资产超过500万但不超过1000万，年收入超过200万但不超过500万。人口比例：0.32%高收入家庭：净资产超过300万，但不超过500万。年收入超过80万但不超过200万。人口比例：7.6%以上三种家庭相当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占中国总人数的8%。

中等收入家庭：净资产超过200万，但不超过300万。年收入超过15万，但不超过80万。人口比例：21%中等收入家庭相当于中产阶级，占全国总人口的21%

低收入家庭：净资产超过50万但不超过80万，年收入超过8万但不超过15万。人口比例：34%贫困家庭：净资产超过20万但不超过50万，年收入超过3万但不超过8万。人口比例：36.98%贫穷家庭：净资产不超过20万，年收入不超过3万。人口比例：0.02%（全国总人数按14亿计算）

低收入家庭、贫困家庭、贫穷家庭相当于无产阶级。占中国总人口的71%。

来源：2018年家庭收入等级划分 2018年中国小康家庭标准一览

有人大概已经看出来了，这两个来源的数据是对不上的，不过考虑到第二个数据源中的净资产包含房屋，而中国的房价又极高，可以认为大部分所谓的中等收入家庭和部分高收入家庭都是被高房价制造出的“虚假富豪”，因为他们只有一套住房，而这是基本人权，不能变卖，还要承担沉重的房贷，实际可支配收入扣除房贷之后不会留下多少。而第一个数据源是中共官方，官方只会美化不会丑化，因此这一数据要么和实际一致，要么实际更糟糕（实际更糟糕的可能性更大，地方政府为了政绩造假不是一天两天了）。

先看看其中展示的收入水平（注意，这个人均可支配收入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计算的，换句话说家庭中收入高的会平均掉收入低的。还有，这一收入数据也包括“五险一金”，虽然你实际上无法自由使用这笔钱。）。“全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0]25974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6396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432元”，注意，这是年收入，是不是很惊讶啊？社交平台上到处都是年入几十万上百万的，但全国人均收入不到三万？农村人均年收入不到两万？再看看中位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33834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11969元”，“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51]22408元”，也就是说，如果你一个人的年收入在22408元以上，你就已经比50%的中国人富有了。富有？呵呵，告诉我，这点钱教育医疗住房养老儿童抚养够哪个？哪个都不够塞牙缝的。

再根据这段“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5958元，中等偏下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13843元，中等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22495元，中等偏上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34547元，高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64934元”算下即可发现，中国80%的人月收入在3000以下。月可支配收入三千，那真是低收入了，什么都不够，可80%的人月收入连三千都没有呢！

当然可支配收入是不能和实际收入直接划等号的，因为高收入家庭成员会平均掉低收入或没收入的家庭成员，那么不妨看看有多少人缴纳个税吧：

2015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前所长贾康表示，中国只有2800万人缴纳个税（起征点为3500元），占总人口的不到2%。3年过去了，假设收入水平提高，加上部分逃税的人，即使纳税人数翻2倍，也不过9000万人。

如果你的工资超过了3500元，恭喜你，打败了90%的中国人。

来源：拼多多的假货里，藏着最真实的中国

再根据看个案例吧：

原因也很简单，如果一个税前月薪10000元的上班族，无论公司还是个人都依法足额缴纳社保、公积金之后，那么他们的实际到手收入本身就已经不高。当然，现行的社保制度对于企业的负担同样巨大，这里我们暂且不谈这个话题，先只讨论个税问题

如下图所示，我们看在主要城市按照当地缴纳标准缴完五险一金之后，标称10000元的工资就已经只剩下了7000多元。而在动辄房价50000元+，房租3000元+的一线城市里，这样的实际到手收入生活其实非常拮据。

所以这也难怪，之前刷屏网络的，上海大爷相亲角发表的“月薪一万是讨饭”言论。不考虑实际生活成本、经济压力和家庭情况的一刀切个税方案，只会进一步加剧职场人的痛苦指数。既违背初衷，又背离民意。

来源：个税起征点从3500提至5000，但依旧难改“劫贫济富”之嫌

月薪一万在中国的大部分地方都是难以想象的高收入了，但在有月薪一万工作的北上广，也仅仅只够基本生活而已，养孩子？你想多了：

总花费：533600元（普通标准）

也就是说

从怀孕的那一刻到小孩大学毕业

全部按照较低标准来计算的话

起码最少要54万多

来源：养一个孩子到底要花费多少钱…看完扎心了…

再看看那些参保的人：“年末全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40199万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人数51255万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人数117664万人”，“参加失业保险人数18784万人”“参加工伤保险人数22726万人”，“其中参加工伤保险的农民工7807万人”“参加生育保险人数19240万人”。众所周知这些狗屁保险根本就不够塞牙缝的，而且本身就是从工资中扣除的，但即便如此，除了那个基本医疗保险之外，其他保险的参加人数都不到总人口数（13.9亿）的40%。特别注意这个“其中参加工伤保险的农民工7807万人”，关于工伤保护这一最基本的劳工权利，有保险的农民工人数只有农民工人总数（2.8亿）的25%！

是不是非常非常非常惊讶呢？对于中国的99%（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时候的口号，”We are the 99%”，意思是指大部分人，并非严格的统计比例）来说，什么取英文名的幼儿园，什么海外游学，什么贵族学校，什么年薪百万，什么有房有车，什么财务自由，什么贵族生活，什么“富人思维”，什么“努力就能成功”，这些不过是遥远的幻想，不，他们其实连这些幻想都没有。中国人没有富，富起来的是一小部分剥削阶级和他们的走狗，仅此而已。

那么，为什么99%的声音在社交平台上几乎不存在？

有人说，这是因为中共控制言论。啊，中共当然控制言论，包括这些数据，我也无法确定是不是美化过的，但“99%的声音在社交平台上几乎不存在”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并不是中共对言论的控制，因为FB和Twitter也同样如此，不信的人可以自己去看看那些被关注转发点赞的多的内容，几乎都是富人视角的，你还是看不到穷人的声音。

问个问题：在社交平台上发出声音，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呢？

首先，你要有能上网的设备，并接入网络。能上网的设备无非就是PC和智能手机，很明显，这两者都是要钱的，还有上网也要钱，这就直接把最穷困的底层彻底pass了：“互联网上网人数7.72亿人，增加4074万人，其中手机上网人数^[43]7.53亿人，增加5734万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5.8%，其中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35.4%。”看到了吧，在中国，能接入互联网的人只有55.8%，而农村地区只有35.4%的人接入了互联网。也就是说，还有将近一半的中国人在互联网上连发出声音的可能性都没有。

但接入互联网只是发出声音的前置条件，接下来的关键条件是：时间和精力。你没时间没精力，那么你最多也只能看看新闻，无法进行评论，更不可能维护社交账号，写文章发布流传。

那些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的产业工人，那些忙于生存的低收入者，会有时间和精力吗？当然没有！至于专门维护账号写文章什么的，纯属对他们的刁难了。

那么哪些人有时间维护帐号写文章呢？家庭条件不错的学生，专业的媒体人（公众号和大V很多都是专业的营销媒体），工作时间和劳累程度至少允许进行帐号维护的工薪阶层（通常是脑力劳动者，例如互联网工作者，管理人员，相对于产业工人来说是工人贵族），公共部门（学校，政府机关等）成员，以及老板们自己，而这些的生活水平和收入水平，很明显是处在前10%甚至前5%的，这就导致了一个结果：这些少数人的声音在社交平台上被放大，占了绝大部分，而剩下的大部分却几乎没有声音，从而造成“中国的富人很多”的假象。

无法落实的权利就是空话。言论自由是基本人权之一，但是99%实际上却几乎无法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所以他们的言论自由就是一句空话！

那么如何夺回属于他们的言论自由？在这一问题上，资本主义是没法指望的，事实上资本主义就是造成他们失去言论自由的罪魁祸首，剥削阶级们无耻的掠夺了他们创造的财富，然后在社交平台上鼓吹“哦，富人富裕是因为有富人思维，穷人穷困是因为有穷人思维”。而社会主义者认为，连入互联网是基本人权，同时进行田野调查，帮助他们发声。

2018/08/07

The China Fantasy: Why Capitalism will not Bring Democracy to China（中国幻想：为什么资本主义不会为中国带来民主）

写在前面：这是一篇关于《The China Fantasy: Why Capitalism will not Bring Democracy to China》的书评，作者为美国记者James Mann，书中论证了这样一个事实：资本主义不会像某些人幻想的那样，为中国带来民主，而所谓的“中产阶级推动民主”更是毫无根据的意淫。最后，作者和社会主义者一样，认为民主只能通过大规模的社会反抗所引发的革命实现。事实上，就中国的那些中产来说，这些希特勒cosplayer只会是民主的敌人，他们对共匪的唯一不满就是他们没进入高层。

自美國與中國關條正常化以來,美國對於中國一直存在著不切實際的幻想。孟傑慕( JamesMann)(2007 :1-7) 認為可以歸納出兩種 , 一為寬心情境(soothing scenario) ,二為劇變情境( upheavals cenario) 。前者大部分存在於美國決策菁英之間 , 是指在美國設想的場景裡’中國透過與全球的貿易往
來與各國交往,最終將改變共產黨政權,使中國走向民主自由之路,這可從臺灣與南韓的亞洲經驗佐證。從尼克森以降到小布希,歷任的美國總統都是以此宣傳並爭取美國人民信任。後者是由於中國內部貧富差距日殊,社會動盪漸趨激烈,因此共產黨
可能會失去控制能力,使中國面臨崩潰或解體。這是從中國面臨許多社會抗爭所得到的預測,大部分則存在於反對中國的人士之間(2007 : 8-10 ) 。不過,孟傑慕認為無論是寬心情境或劇變情境,均屬於一廂情願式的思考 ( wishful thinking) 。原因在於第一種情境無法解釋中國領導人為什麼能被說服放棄權力,第二種情境則小蛻了共產黨對於中國的掌控。因此他提出所謂的第三種情境 ( 2 0 0 7: 10-21 ),也就是中國將維持現狀的觀點。在第三種情境中,中國將持續發展經濟,共產黨也將繼續鎮壓威脅政權的政治反對者,並繼續監控社會各領域。

孟傑慕進一步論述 ( 2 0 0 7: 49-54),他認為星巴克或任何資本主義式的跨國企業,進入中國便會改變中國的政治體制屬於一種荒謬的假設。因為中國人即使吃著美式食物 ,也不代表他們接受了美式思想,更與共產黨政權是否有決心促進民主化毫無關條。另外,中國有許多新興中產的階級,這些人也不一定會是推動政治改革的內部動力。儘管許多人都對共產黨不滿,卻沒有真正改變的意志, 一來是因為沒有公平開放的選擇機會,即使目前有一些基層選舉 ,卻也是共產黨用以裝飾其專制的方法; 二來是因為共產黨在中國人民的心中仍其品牌價值,因為共產黨可以帶動經濟持續發展,也提升了中國在國際的地位 , 三來是因為中國自共產黨建政以來歷經太多政治運動,人民普遍對政治冷戚且排拒。這些現象都顯示,中國內部並不存在民主化的條件,反而是以穩定共產黨政權為當下的主流。另一方面,孟傑慕 ( 2 00 7:1 0 5- 10 8 ) 表達出他對美國現有中國政策的不滿與憂心,他質疑究竟是美國整合了中國,使之進入以西方價值觀為主的國際社會 (民主社群), 還是中囡整合了美國,使之同意一個不以西方價值觀為主的新國際社會(多元社群 )?他更拍出,這種整合政策讓美國的藍領階級失去了工作, 獲利的只有中國与美國的政商菁英。孟傑慕 ( 2007: 1 10- 1 1 2 ) 並將2 00 8年的北京奧運認為是一個重要的觀察點 ,認為在此後將出現他設想的第三種場景,亦即共產黨順利延續其專制政治,故美國應該改弦易轍,將經貿和政治脫鉤,放棄經濟發展就會帶來民主化的迷思,更積極地來推動中國政治改革。

綜觀全書 ,可以發現孟傑慕站在道德制高點上,以美式民主大最主張要改變中國,這恐怕也是另一種的美國幻想 ( America fantasy ) 。筆者認為就意識形態來說,西方先進國家相信,只要接觸或整合中國,西方的民主、自由等價值觀遂可以滲透中國,一則讓中國學習普世價值 , 二則可能可以達到改變中國政治體制的成果。若是中國逐漸民主化,那麼中國的行為也將合乎民主國家標準’不只能成為西方國家真正的夥伴,更能防止街突的產生。但孟傑慕卻忽略了中國長久以來的觀點:中國一直認為美國其有帝國主義的野心,想要藉著民主制度顛覆國家 , 這不僅涉及到共產黨的存亡 ,更觸及中國於清末被列強侵略的歷史創傷。再者 ,美國的民主化戰略有時言行不一,為了國家利益往往可以跟某國的獨裁者合作(例如,為了中東世界的能源利益 ,可以不顧其人權紀錄 ) ,這樣便坐實中國對於美國有兩套標準的說法,中國理所當然認為所謂自由民主 ,只是西方用來約束中國的遊戲規則,並不是經過其他文明同意的普世價值。由目前實踐觀之,美國(及其盟國)的整合中國戰略可說是成功了一半。這是因為雖然沒有達到令人寬心的中國民主化,但亦漸漸成功地讓中國融入國際社會。

就現實利益來說,中國現在是全球化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且可能很快就會成為第一大) ,接觸或整合中國在經濟上可以得到甚多的好處,絕對是各國決策者的優先選頃。又,世界各國的領導多半相信,整合中國不只對本國經濟有好處,亦能保障國家安全。因為一旦中國與國際社會緊密結合,就會產生所謂相互依賴的效應,也就是說,中國如果要對他國動武,本身也會受到損失,甚至危及共產黨政權,故,中國不會輕放戰端,這等於是一種嚇阻的作用。此外,中國積極倡議國際關偉民主化,認為在國際社會裡唯有更多元的聲音才能持平爭端,達到較為公平的狀態,這當然為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所不樂見,儘管這部分仍在爭議當中 ,中國依舊不斷的藉由權力的提升 ,逐步擴充在國際政治上的影響力,卻也坐實了孟捷慕認為事實上乃是中國整合了美國的看法。另一方面在中國內部,許多民主倡議者已經失去耐心,因為他們發現中國雖日益強大,共產黨政權仍然不願進行大幅度的政治改革。換言之,經濟的發展並沒有帶來民主化的契機,反倒是讓共產黨政權在 1 9 8 9年天安門事件後,重新穩固執政的合法性。此外,中國民間充斥著民族主義的聲浪,這些民族主義者為了國家的尊嚴,頑固地抗拒西方,將民主化視為是西方干涉中國內政的陰謀。漸漸富裕的中產階級亦有著犬儒心態,他們或許希望擁有一些自由,但更不欲見到因為政治改革所引起的社會動盪’這可能會讓他們失去財富與地位。當然中國仍有少數民主鬥士,像是民運人士、維權律師與非政府組織,依舊嘗試衝撞共產黨體制,試圖找到發揮的空間,但這些人在整個中國來說是少數中的少數,且受到共產黨的嚴厲打壓(如最負盛名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迄今仍身陷囡囡 ) ,難以發揮影響。再者,中國的公民社會雖在發展當中,但由政府主導的色彩濃厚 ,行動多所限制,與西方蓬勃的社會運動不能比擬,更無政治上的發言權。以臺灣為例,可以發現在民主化的路上有中產階級的助力,然而這些中產階級願意投入或協助政治改革,乃是因為他們其有自由-理性的全球文化思維。這是民主價值觀的擴散所致,特別是西方民主中的反對文化,使他們勇於要求民主化,甚至影響到統治階級,讓統治階級較能接受變革或政權轉移的可能。雖然中國正興起大量的中產階級,但卻仍不見其民主化的契機,這主要是因為中產階級並未其有西式的價值觀。中國雖然進行了改革開放,但在意識型態上仍有著嚴格的籍制,鼓吹民族主義做為思想武器,並主張全球多元化,以對抗西方民主、人權與自由等文化。

需注意的是,民主化的歷史經驗與理論都顯示,如果決策菁英沒有做為改革的重要動力,那麼比國極難進行政治變革,除非透過極大的社會抗爭(可升級為革命 )或外國勢力的入侵。在可預見的未來,中國的決策菁英仍是以共產黨為骨幹,這就注定了體制的牢不可破,此亦為孟傑慕此書最主要的論點。其次,外國勢力的入侵不但極不可能 ,且反會激起中國的團結,更不利於民主化,亦為無理之舉。那麼,剩下最有可能的就是社會抗爭,眾所皆知,中國近年來因貧富不均與司法公義問題,常常出現大小不等的抗爭運動,而中國官方也深知野火僚原的危險性,靠著優越的國家統治能力,或逮捕或封鎖,總是能將這些抗爭的損害減到最小。但,對於這些抗爭是否有一天能夠突破官方的力量 , 成為中國民主化的主要動力 ,也沒有人可以準確預言,唯一能確定的是,不管是從西方或是中國政治發展經驗觀之,這種方式所帶來的民主化都會有危險 , 它可能會導致中國內部的動亂,進一步影響到區域的安全與國際的利益,卻是中國一條可行之路。畢竟,無論任何一國在進入民主政治之前,均需要經過陣痛(差別者在於陣痛的時間與強弱 ) , 才能真正擺脫過去的政治陰影,走向更為開放的自由。這,或許是第四種場景。

http://tao.wordpedia.com/pdf_down.aspx?filename=JO00000025_33_16-19

2018/08/04

The Third Way Is a Death Trap（“第三条道路”是一个死亡陷阱）

（写在前面：所谓的中间派，本质上是右派中的骑墙派，幻想不得罪任何人，然后四处妥协，最终他们除了促成极右纳粹崛起之外什么也做不到。温和派是极端派的护盾，同样，中间派也是极右纳粹们的护盾。）

Centrists look at a burning planet, a racist in the White House — and plead for moderation.

中间派看着一颗正在燃烧的地球，一个在白宫的种族主义者——然后央求温和。

Is centrism dead? Or is it sexy?

中间主义死了吗？或者它很性感？

Alexandra Ocasio-Cortéz’s congressional primary victory in New York and the rise of other democratic socialist candidates has scrambled the political landscape. Demands that just a couple years ago seemed unthinkable in mainstream US politics — Medicare for All, a universal jobs guarantee, free college — are now the centerpiece of viable political campaigns.

Alexandra Ocasio-Cortéz在纽约的国会的初步胜利以及其他民主社会主义候选人的崛起扰乱了政治格局。几年前这些需求在美国主流政治中似乎是不可想象的—全民免费医疗，普遍就业保障，免费大学—现在是可见的政治运动的核心。

But the centrists aren’t giving up. New York Times columnist Frank Bruni rushed to moderation’s defense a few weeks back, pronouncing it “sexier than you think.” Former Connecticut senator Joe Lieberman followed up a column in March touting the win of a centrist Democrat in Illinois with a column last month pillorying Ocasio-Cortéz

但中间派并没有放弃。几周前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Frank Bruni匆忙进行对温和派的辩护，宣称它“比你想象的更性感。”前康涅狄格州参议员Joe Lieberman在3月份的一篇专栏文章中宣传伊利诺斯州一名中间派民主党人的胜利以嘲笑Ocasio-Cortéz。

The centrist think tank Third Way is still all in with a “Social Contract for the Digital Age,” released earlier this year. Its headlining measures: an “Innovation Trust Fund,” a “Boomer Corps,” and something called a “College Value Guarantee.”

中间派智库“第三条道路”仍然在今年早些时候发布了“数字时代的社会契约”。它在标题上有以下衡量：“创新信托基金”，“婴儿潮一代”，以及一种称为“大学价值保证”的东西。

Its supporters concede that these are dull ideas — but for American centrism, so proud of its pragmatism, dullness has become a mark of virtue. Moderation is as much emotional as it is political; never shouting is a test of statesmanship.

它的支持者承认这些是乏味的想法——但对于美国的中间主义而言，为其实用主义感到自豪，乏味已经成为美德的标志。温和既是情感的又是政治的; 永不喊叫是对政治家风度的考验。

But with Donald Trump in the White House and the planet burning, just how pragmatic is centrism?

但随着唐纳德特朗普在白宫和地球的燃烧，中间主义有多么务实？

A Short History of Centrism

中间主义简史

Like “left” and “right,” the “center” as a political position dates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the 1789 French National Assembly, the nobility and high clergy sat to the right of the chair, while the third estate and lower-status clergy sat on the left. The benches in the middle became associated with political moderation.

就像“左派”和“右派”一样，作为政治立场的“中间派”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在1789年的法国国民议会中，贵族和高级神职人员坐在椅子的右边，而第三等级和地位较低的神职人员坐在左边。中间的长椅与政治温和派相关联。

Over the next century-plus, some European parties embraced the “center” designation (for example, Germany’s old Catholic Centrist or Centre Party, which the Nazis broke up in the 1930s). But Third Way will likely be distressed to learn that the first recorded appearance of the word “centrist,” according to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is an 1872 insult from London’s Daily News correspondent in France, who assailed “that weak-kneed congregation who sit in the middle of the House, and call themselves ‘Centrists.’”

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一些欧洲政党接受了“中间派”称号（例如，德国的古老的天主教中间派或中间党，与纳粹在1930s分开了）。但是，根据牛津英语词典，第三条道路可能会感到痛苦，因为据“牛津英语词典”记载的第一个“中间派”一词，是1872年伦敦每日新闻记者在法国的一次侮辱，他谴责“坐在那里的弱小会众” 在众议院中间，然后称自己为’中间派人士’。“

“Centrism,” Leon Trotsky wrote in 1934, in a different political moment, “dislikes being called centrism.” And indeed for most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center was not sexy. It was more like the porno room in the back of an old video store — a popular place to be, but an embarrassing place to be found.

“中间主义”，里昂托洛茨基在1934年写道，在一个不同的政治时刻，“不喜欢被称为中间主义。”事实上，在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中间派并不性感。它更像是一家旧录像带商店后面的色情室—一个受欢迎的，但却是一个令人尴尬的地方。

Nonetheless, it had its more forthright defenders. At the dawn of the Cold War, liberal historian Arthur Schlesinger celebrated political moderation as a vigorous “Third Force” in his 1949 book The Vital Center. Rather than left or right, he wrote, the real conflict was “freedom vs. totalitarianism.” The United States’ goal should be “to make sure that the Center does hold.”

尽管如此，它有更坚决的防守者。在冷战初期，自由派历史学家Arthur Schlesinger在他1949年的著作“活力中心”中将政治温和作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第三种力量”来庆祝。他写道，真正的冲突不是左派或右派，而是“自由对抗极权主义”。美国的目标应该是“确保中间被坚守住”。

For a time, it did. Consensus and centrism dominated the 1950s. But the sixties convulsed the country’s politics, and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1972 presidential election — which saw the resounding defeat of George McGovern — Democratic elites moved to retake control of the party.

有一段时间，它做到了。共识和中间主义在1950s占主导地位。但六十年代震撼了这个国家的政治，并在1972年总统大选之后—George McGovern的惨败—民主党精英们转向重新夺回党的控制权。

That election remains a kind of Year Zero event for centrists today. After Richard Nixon’s big win, a coalition of moderate labor unions, Democratic-aligned intellectuals, and liberals hostile to the New Left formed an organization called the Coalition for a Democratic Majority (CDM). The CDM disavowed “the Georges” — the liberal-left McGovern, on the one hand, the segregationist Dixiecrat George Wallace on the other.

那次选举对今天的中间派来说仍然是一种零年活动。在理查德尼克松取得重大胜利后，温和的工会，民主党联盟的知识分子以及敌视新左派的自由派组成了一个名为民主党多数联盟（CDM）的组织。 CDM否认了“乔治们”—一方面是自由主义左派McGovern，一方面是隔离主义者Dixiecrat George Wallace。

The CDM was also one of the earliest institutional homes of what became known as neoconservatism. Defined by a deep hostility to communism — and allied with those in the mainstream labor movement that shared this view — the CDM opposed itself, in an early manifesto, to those in the New Left that “sneered at the greatness of America.” By the late 1980s, chastened by Reaganism — and goaded by the newly created Democratic Leadership Council (DLC) — Democrats had fully embraced “centrism” as a way of moving the party away from organized labor and social movements.

CDM也是最早被称为新保守主义之家的机构。由于对共产主义的深深敌意—并与那些赞同这种观点的主流工人运动结盟—CDM在早期宣言中反对了它自己，对那些“嘲笑美国的伟大”的新左派开火。1980s后期，受到里根主义的束缚 —并受到新成立的民主党领导委员会（DLC）的支持—民主党人完全接受了“中间主义”作为将党从有组织的劳工和社会运动中移除的一种方式。

The DLC could claim victory with the election of Bill Clinton in 1992. By then, centrism was in control, and the “era of big government” was over. The center, it seemed, had held, and we had all dodged whatever grisly fate was foretold in that one Yeats stanza about passionate intensity that every centrist pundit seems to have memorized.

DLC可以在1992年比尔克林顿赢得选举时宣布获得胜利。在那时，中间主义控制了政府，“大政府时代”已经结束。看起来，中间被保住了，而且我们已经躲过了任何在那个Yeats诗节中热情的讲述了每个中间派专家似乎都记住了的可怕的命运。

What Is Centrism?

中间主义是什么？

The perhaps obvious point of this history, which is nonetheless lost on confessed American centrists, is that “the center” is defined only by what it’s in the center of.

对这个历史的一个显而易见的观点，是在承认自己的美国中间派中失去的，是“中间”，而这个中间只是由在中间的东西来定义。

Bill Clinton cut his political teeth in the McGovern campaign, but by the time he became president in 1992, Democratic centrists defined themselves in terms of Reagan rather than the antiwar left. The centrists of Arthur Schlesinger’s day defended state programs that the centrists of the 1990s would gut. And if the center is, as we are often told, where “most voters are,” then Hillary Clinton and Donald Trump, who both earned many votes in a close election, are in the center too. Centrism is thus a political ideology built on a tautology — the center is wherever the center is.

比尔克林顿在McGovern竞选活动中削减了他的政治支持，但在1992年他成为总统时，民主党中间派用里根而不是反战左派来定义自己。Arthur Schlesinger时代的中间派被拿来为1990s的中间派所扼杀的国家计划辩护。如果我们经常被告知这个中间是“大多数选民在的地方”，那么希拉里克林顿和唐纳德特朗普，他们都在选举中赢得了很多选票，他们也在中间。因此，中间主义是建立在同义反复上的政治意识形态—中间就是中间所在的地方。

This basic problem makes it hard for centrists to define themselves in anything but negative terms. Many centrists deal with this conundrum by framing bipartisanship as “new” and “digital,” rather than “right” or “left.” “We’re not trying to move the Democratic party to the center,” explained the editors of the DLC’s house organ, the New Democrat, in 1991. “We want to move it forward.” “Our ideas must be bold, but they must also fit the age we are in,” said Third Way president Jon Cowan last month at his group’s Opportunity 2020 conference. “Big isn’t enough. If it’s bold and old — it’s simply old.” It was a declaration of fresh thinking tailor-made for 1991.

这个基本问题使中间派们很难用除了负面词汇之外的词汇来定义自己。许多中间派通过将他们的观点定义为“新的”和“数字化的”而不是“右派的”或“左派的”来解决这个难题。“我们不是试图将民主党推向中间，”DLC的宣传机构的编辑，新民主党，在1991年解释道。“我们希望推进它。”“我们的想法必须大胆，但它们也必须符合我们所处的时代，”第三条道路的主席Jon Cowan上个月在他的团队“2020年的机会”会议中说。“大是不够的。如果它是大胆的和陈旧的 —它只是陈旧的。“这是为1991年量身定制的新思维宣言。

Others address the problem by turning to a language of feelings and values. Jim Himes, a Democratic congressman and chairman of the centrist New Democrat Coalition, warned members of his party at Opportunity 2020 against surrendering to “emotion and anger.” Moderation thus becomes as much an emotional state as a legislative position. Where their opponents are “wild-eyed” and motivated by “ideologies,” centrists use “common sense”; where their enemies offer pie-in-the-sky fixes, centrists favor “pragmatic solutions.”

其他人通过转向关于感情和价值的语言来解决问题。民主党国会议员兼中间派新民主党联盟主席Jim Himes警告他的党派成员在2020年的机会中不要屈服于“情绪和愤怒”。因此，温和成为一种立法立场的情绪状态。在他们的反对者“狂野”并受“意识形态”的驱使下，中间派使用“常识”; 在他们的敌人提供天空修补方案的地方，中间派喜欢“务实的解决方案”。

“Reason and logic and common sense” are at the heart of centrism, says Nick Troiano,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centrist PAC Unite America. One scholar, Bo Winegard, writes in a “centrist manifesto” that “one should not seek a ‘conservative’ answer to poverty or a ‘liberal’ answer to immigration. One should seek the best answer” (as if deciding what’s “best” is somehow not a political question).

中间派的PAC联合美国的执行董事Nick Troiano说，“理性，逻辑和常识”是中间主义的核心。一位学者Bo Winegard在一份“中间派宣言”中写道：“人们不应该寻求’保守’的解决贫困问题的方法，也不应该寻求”自由主义“对移民问题的答案。人们应该寻求最好的答案“（好像决定什么是”最好的“不是一个政治问题似的）。

Centrists love compromise as much as they appear to loathe passion. Charles Wheelan, author of his own “Centrist Manifesto” — why are centrists so unironically committed to that most immoderate genre of political writing, the manifesto? — asks a question as a sort of test: “are you empathetic to other people’s views, are you willing to compromise?”

中间主义者喜欢妥协，因为他们似乎厌恶激情。 Charles Wheelan是他自己的“中间派宣言”的作者—为什么中间派如此讽刺的致力于那种最不温和的政治写作类型，宣言呢？—问一个问题作为一种测试：“你是否同情其他人的观点，你愿意妥协吗？”

Compromise here means a lot: it’s a tactic, a strategy, and a baseline emotional state. But again, the whole business is tautological: compromise is one of the values centrists seek, and it’s also the way they seek it. Are you a pragmatist who almost never raises your voice, except in defense of “norms”? Will you compromise on most things except compromise? Then Unite America’s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ts” might be the five-point program you’ve been patiently, quietly waiting for.

妥协在这里意味着很多：它是一种策略，战略和基线情绪状态。但同样，整件事都是同义反复的：妥协是中间派寻求的价值观之一，也是他们寻求这一价值观的方式。除了捍卫“规范”之外，你是一个几乎从不提高你声音的实用主义者吗？除了妥协之外，你会妥协大多数事情吗？然后，联合美国的“独立宣言”可能是你耐心等待的五点计划。

A Dying Ideology

一种正在死去的意识形态

Third Way defines “the age we’re in” in terms of technology: our age is a “digital” one, full of promise and innovation.

第三条道路在技术方面定义了“我们所处的时代”：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数字的”时代，充满希望和创新。

Yet if you define “the age we’re in” in terms of generational indebtedness, joblessness, police violence, and wage theft, “centrism” has very little to say. And in the face of something like climate change — an existential threat that demands radical action and a constancy of vision — to opt for a political orientation built around moderation and the perception of short-term electoral workability is to opt for disaster.

然而，如果你根据代际债务，失业，警察暴力和工资盗窃来定义“我们所处的时代”，那么“中间主义”几乎没有什么可说的。面对气候变化 —一种需要激进行动和坚持不懈的持续存在的威胁—选择以温和和对短期选举可行性的感觉为基础的政治取向是选择灾难。

Or take Trump. In response to Trump’s bombast and rhetorical weirdness, centrists are offering a return to “normalcy” and national prestige. But “norms” are as vague a descriptor as “the center,” and just as volatile. To do anything worthwhile in politics necessarily means changing the norms and moving the center. The centrist’s grasping defense of emotional moderation and “norms” offers a kind of politics in which the only things left to argue about are the tone and volume with which we argue.

或者拿特朗普来说。为了回应特朗普的轰动和怪异的修辞，中间派提供了回归“规范状态”和国家威望。但“规范”与“中间”一样含糊不清，并且同样具有波动性。在政治上做任何有价值的事情必然意味着改变规范和移动中间。中间派对情绪温和和“规范”的捍卫提供了一种政治，其中唯一需要争论的事情就是我们争论时的音调和音量。

American centrism is a strange political ideology that does not ask, much less answer, the old and urgent political question, What is to be done? Instead, it announces in a carefully modulated tone of voice: whatever should be done should be done.

美国中间主义是一种奇怪的政治意识形态，它不会问，更不用说回答旧的和紧迫的政治问题，怎么办？相反，它以精心调制的语调宣布：应该做的任何事都应该做。

That’s weak-kneed stuff for a perilous time like ours.

在像我们这样的危险时刻，中间主义所鼓吹的是弱势的。

https://jacobinmag.com/2018/08/centrism-democratic-party-lieberman-ocasio-cortez

2018/08/032018/08/03

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和代议制民主的批判（节选）

民主骗局

厘清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的关键要素之后，我们现在应该概述一下马克思对代议制民主批判的中心要点了。如前所述，这一批判所聚焦的，既有现代代议制民主广大的社会经济背景，也有代议制民主实际的法律和制度机制。自由主义者声称，制度机制和法律规则，诸如：常规性的无记名投票选举，不同派别、候选人和政党之间的竞选，新闻自由，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在历史上第一次确保大多数公民能够向社会政府有效地施加影响（见第251—253页）。虽然承认公民对政府的影响在代议制民主社会要比在现代法西斯或专制独裁政府时期要大，而且相较于封建社会晚期的专制国家对农奴和农民的强制压迫，是取得了实质性进步，但马克思主义者强调，在代议制民主国家中，公民在正常情况下对政府的实质性影响还是有限的。

　　代议制民主的社会和经济背景

马克思对代议制民主批判的中心点，是他认为：“没有付酬的剩余劳动是从直接生产者那里榨取而来的，这种特定的经济形式决定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Marx，l967b：791）这主要是因为剥削过程处于社会结构化的中心，并深刻地影响了政体，特别是，阶级社会的剥削产生了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大量不平等。这在资本主义中极为明显。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具有超强的能力，（同所有以前的生产方式相比）可以产出大大超过直接生产者生活需求的剩余产品，而这种体制看起来没有剥削性。正如我们前面看到的，这是因为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关系看起来是由“自由而公正”的市场交换所调节的。

收入和财富分配存在极大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的延续和跨代再现（尤其是通过继承、精英教育、“老校友”网络、家族庇护等等），对经济资源分配的高度集中控制，极少数资本家手中控制的生产和分配，这些合起来就使得：不同阶层的公民对政府施加的影响能力也明显的不平等。

现在出现了一种成形的文化，凸显了企业通过资助消息灵通的利益集团、常规性赞助重要政党、控制各家非国有大媒体、“歪曲”选举规则以利于自己等途径，向政府施加不成比例的影响（Lindblom，1977：170—190；Roper，2006）。支持这种文化的研究为马克思对代议制民主批判的中心要素提供了相当强的实证支持。^[1]但这种研究也具有掩盖马克思批判真正的独特性的倾向。剥削处于复杂的历史进程的中心地位，通过剥削，各大社会阶级在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中得以形成。尤其是由极少数公民组成的资本家阶级和大多数公民组成的工人阶级，同剥削的关系紧密相连，这种剥削关系不仅造成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而且催生了互不相同和彼此对抗的阶级利益。资本主义社会中多数大的“利益集团”显而易见，可以称之为阶级利益政治和组织的结晶。此外，剥削或生产的这种关系必然会形成一种社会结构的主从关系，并产生集体行动的独特理由（Offe，1985：ch.7）。

^[1] 这导致了麦克伦南（1989）和其他人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和新多元论者观点趋同。虽说这种说法有正确的因素，但趋同的程度还是被夸大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没有承认马克思剥削理论是其对代议制民主批判的中心理论。

剩余价值理论，对代议制民主的批判和解释不同阶层公民对社会政府施加影响的能力，具有明显的区别，却都提供了严密的分析根据。因为正是剥削的过程，才确保了企业集团比如工会、妇女团体和环保主义者组织拥有更充足的资源。剥削促成并保持了公民中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平等。阶级斗争、资本家控制媒体、企业对主要政党的影响，则进一步表明这些是重要的剥削过程的政治产物。

自由主义民主国家，深受经济条件变化的影响，它们要受到各种经济压力，压力之大小则取决于资本主义是繁荣还是随着资本主义发展中的长期危机而陷入停滞的泥潭。当资本主义处于强劲增长的阶段，政府就会对工人阶级让步，因而会强化所谓“自由民主国家”显而易见的中立性来应付社会冲突。而在较长经济危机时期，情况正好相反，国家偏爱企业的倾向就更为明显。在这里要强调的最后一点，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的和必然的不民主特性。劳动力的一般商业化掩盖了社会关系在生产领域的权威性（工作场所一般是按等级、不民主地加以分配的），也掩盖了按市场机制进行资源分配的不民主性。换言之，构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产关系必定是不民主的，确切的原因是：它们依赖于系统性排斥直接生产者对生产资料、劳动力和资源分配施行有效的控制。

总而言之，自由民主国家运行的全球社会和经济环境，充满了剥削、不平等、异化、压迫、周期性危机、暴力和战争、所谓的第三世界大量人口挨饿、环境破坏等特点。被剥削和被压迫的人民（他们组成了公民中的绝大多数）被排除在直接参与政治治理的过程之外，进而对政府施加不了任何直接影响。同资本主义相连的民主公民制度不只剥夺了公民的权力，将其集中于他们的代表手中，而且“对资本主义产生的统治和压迫的全新领域、其从国家到公民社会、私有财产和市场强制的权力再分配都毫发无损”（Wood，1995：234）。代议制民主，即使其最全面成熟的形式，也没有改变我们日常生活的大部分内容——在工作场所，则是指劳动和资源的分配——我们的生活不是受制于可信的民主，而是受制于财产权、“市场力量”和利益最大化的紧迫性。

　　代议制民主的制度性机制

正如德雷珀（Draper，1977：306）所说，马克思批判代议制民主制造了“民主骗局”，不是因为它采取了民主的方式，而正相反，是因为它运用民主机制方式阻碍底层人民对国家的真正统治。因此，代议制民主制造了骗局，不是因为它不民主，而是因为这一特殊的民主方式存在内在的缺陷：它系统而肯定地排除大多数劳动公民对他们工作场所、资源分配、社会机构和国家实行有效的控制。代议制民主是个编局，还因为它在意识形态上创造和保持了人民做主和施加影响的幻象，而实际上则是在破坏和限制人民施加影响。

但是，即使纯粹按法律规则、关键的制度性机制和运行过程来看，代议制民主也是极为有限的民主方式。按照自由主义的观点，选举是代议制民主的关键，因为选举有助于保持公民对政府的信任。然而，选举在这方面显然也是有缺陷的机制。国会选举并非经常举行，多数国会任期是三到五年。可供选民真正选择的程度也有限，因为上面所说的社会结构限制运作，确保了国会中所有重要政党都会致力于维护资本主义社会和经济安排。体制内根本没有罢免机制：一旦当选，代表就可以完全不顾其选区选民的愿望，根本不用担心被免职和被取代。无记名投票本身就是旨在分裂选民。选民每隔三年五载，花上5分钟在一个隐秘的投票问填好选票，然后将选票投进票箱。

不只是选举体制对政府治理十分有限，而且在整个国家体制中，权力过分集中于行政机构。实际上，自由民主国家中法律规定的分权不能有效限制行政机构的权力。是总统、总理和内阁，实际上在统治自由民主国家，而不是代表们组成的议会。众所周知，这些议会怎么说都不是由广大选民选出的代表组成，而是不成比例地由富裕的白人组成。

至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人人享有公民自由的原则，现实中是富人最有能力运用法律寻求预防国家裁决和不公平待遇方面的保护。另外，资本家阶级，以及中产阶级处于有利位置，可以运用其公民权向政治领域施加影响。鲁伯特·默多克就有超级的能力，可以利用言论自由的权利和新闻自由的规则，将其观点传达给公民和政权，这种能力大大超过了一名雇佣工人、福利享受者、反种族主义活动者和女权运动者。自由民主国家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是由行政机构和国家上层官僚协同控制。政府高官中的多数人同企业界的高官拥有同样的特权背景和受教育经历，他们不是选举产生，因而不用受制于公民的有效民主监督。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the-history-of-democracy/09.htm#3

2018/08/032018/08/03

傳媒和信息技術在西方國家選舉中的影響方式

（写在前面：当信息被政府和公司操纵，那么民主和言论自由都是狗屁。）

處於當今時代，傳媒和信息技術在國家政治事件中發揮着重要作用，而它們在信息社會中扮演的關鍵角色也值得沉思。在此，我們以國家選舉過程為例，闡述傳媒和信息技術在其中的重要性。

前言

傳媒在某種程度上制約着我們對世界的看法，當然，這也會影響到我們的政治決策力。國際網絡安全研究所（IICS）的專家經過調查認為，在選舉中，只有40%的選民有明確的候選人目標，35%選民不太確定，而有25%的選民可能會被政治競選的數據統計和宣傳造勢所影響。

傳媒和信息技術有多種方法來説服選民或改變選民的政治傾向，大規模通信監控、Facebook和Twitter的社交賬户監控以及宣傳營銷等都是改變政治傾向的策略。信息安全專家指出， 影響干擾選舉主要存在四種方法：修改投票記錄、操縱可能改變投票的信息、阻礙投票和破壞選民投票信心。

如何影響選舉進程

影響政治決策會是一個相當漫長的過程，這項工作可能需要在選舉前兩年就要開始，這項任務包括以下手段：

大規模監視

關鍵詞的數據積累和元數據收集

人羣的地理和層次分析

對可能反對某個政黨的人士或新聞記者的識別判斷

對目標人羣有針對性地使用數字媒體結合傳統媒體的地理營銷宣傳策略（Geo-Marketing ）

接下來就是影響選民的投票傾向問題了，在此過程中，前期收集的數據就能被用來以各種方法突破目標人羣，使其政治傾向受到影響或干擾。

IICS的網絡安全專家稱，一些私營公司非常樂意幫助政府部門和政黨機構來開展這些工作，當然這些工作肯定不是免費的。一旦所幫助的政府或政黨獲選，這些公司將能以多種方式獲得更大的利益回饋，如承諾的長期業務、市場私有化，甚至有利於某些公司的改革政策等等。

影響選舉進程的步驟

大規模數字監控和關鍵詞分析（政黨、候選人、反對派的名稱相關關鍵詞）

簡而言之，當公共或私人行為者通過控制或匯聚民眾的手機、電腦和其他設備信息時，就可能會發生大規模監控行為。信息安全專家聲稱，作為這項警戒工作的一部分，掌握民眾信息通信的公司和政府部門可以接觸到電話、電子郵件、短信和其他形式的信息對話。

大規模監控包括監視互聯網上的一切行為，愛德華·斯諾登曾在2013年公佈的文檔中揭露了情報機構如何利用大規模監控來祕密收集、存儲和分析來自世界各地的數百萬民眾的私人通信信息。

眾所周知，美英等國政府可以通過後端技術接入電信運營商，監視數十億部手機的語音和數據通信，而某些信息安全公司和政府機構可以利用不同的工具和技術開展大規模數字信息監控，例如：

攔截移動通信 ：總之，需要對部署Stingray或Receiver IMSI Interceptor之類工具環境下的手機、通話、短信和郵件應用保持警惕。Stingray是一種可以從特定區域內數千部手機中收集數據，並能在不竊聽手機的情況下攔截對話的特種設備，它能模仿手機塔功能捕捉附近的手機IMSI信號，間接實現手機通信攔截，Stingray是美國執法部門常用的特種設備。市面上有多種類似設備，如Gossamer，這是一種這是一種相當於Stingray的小型便攜式設備，據信息安全分析師稱，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黑市上Gossamer等設備的大概成本在10,000至20,000美元之間。

通過通信公司收集元數據 ：通過通信運營商收集大量元數據是一種複雜的監控形式，在此過程中，所有人都會受到系統化的監視，而通信運營商會被迫收集和保存用户的通信元數據。這種類型的元數據相當於一個人日常生活相關的數字日記，當然也能從個人的通話短信、生活軌跡、所作所為、結交人羣和社交圈子中的通信關鍵詞中發現個人的政治傾向。

在智能設備中安裝後門 ：信息安全專家稱，數百萬的移動設備都可能已經被植入了後門（Backdoor），這些後門可以預先安裝在設備上，或者也能由黑客後期生成。就比如在某台手機中預先植入固件或軟件漏洞，這種安全漏洞會把個人隱私信息發送給手機制造商，而這些信息中可能包含諸如電話、短信或位置定位等敏感數據，手機制造商收集到這些數據後如果與政府聯手，就能最大程度地利用這些信息。

據國際網絡安全研究所（IICS）的信息安全專家透露，美國政府機構每天都會收集高達50億條的手機定位記錄，並會在各個執法部門之間共享多達2億條的短信內容，另外，各大網絡公司和政府部門也會收集當月如用户瀏覽歷史、搜索記錄、電子郵件和在線聊天消息等形式的420億條互聯網記錄信息。

大規模監控中收集的數據如何被數字媒體用來影響選舉過程？

大規模監控過程中收集的數據可以間接轉賣給政府或私人公司，之前的Facebook數據泄露事件中，就有5000萬Facebook用户的元數據被出售給了Cambridge Analytica（劍橋分析）和 Nix，這些數據中就包含了用户的政治傾向、政治偏好和厭惡的相關信息。最終，俄羅斯特工利用這些泄露數據，通過Twitter和Facebook傳播針對希拉里·克林頓的反面消息，並在其中大肆散佈虛假消息。

按照年齡層次和政治傾向分析，所有收集的元數據都可以幫助政黨來了解哪些範圍、州域或郵編地區需要重點關注。在一系列信息安全跟蹤工具的幫助下，候選人可以識別出哪些人不是支持者，以及這些人的居住地區和日常生活，在此基礎上，為了最大程度地接觸到反對者，可以開展後續有針對性的地理宣傳策略（Geo-Marketing）。

政治性地理宣傳 ：（Political Geo-Marketing）這是用來進行政黨現狀分析的一種宣傳行銷方法，它可以基於大規模監控數據研究，按地域顯示出哪些地區的人羣對競選者有偏好，以及這些人羣的大致概況，並通過個性化的標誌和顏色將他們定位在數字地圖上。根據IICS信息安全專家的説法，所有這些信息都能被用來在某個範圍、州域或地區內，針對某個競選者或政黨在這些區域內支持人數較少的情況，作出傳媒造勢或虛假消息散佈。

Google、Facebook廣告和社交網絡上的虛假新聞宣傳 ：利用收集到的數據進行的人口羣體研究，允許按地理區域的劃分，並根據先前對特定羣體或區域的劃分和元數據分析，在某些地區定向投放競選者或政黨廣告。據IICS信息安全專家稱，所有這些相關元數據都能被用來在Facebook、WhatsApp或 twitter等社交網絡媒體上定向投放競選者和政黨廣告，或是散佈某個對手政黨的虛假消息。

傳統媒體如何利用大規模監控收集到的數據影響選舉進程？

IICS信息安全專家提到，實體廣告、報紙、廣播電視等傳統媒體與新型數字媒體存在差異，數字媒體的受眾面更為廣泛。

而在美國、墨西哥、印度、巴西等國，傳統媒體在某些層面上似乎更貼近生活，能輕易改變老一輩人的看法觀點。從可信度和意見生產力方面來看，傳統媒體更具實用性，另外，傳統媒體比新型數字媒體享有更好的社會聲譽和可信度。

利用大規模監控中政治傾向和地域劃分的數據收集，政黨可與諸如報紙、廣播、電視新聞頻道和有線電視運營商進行合作。根據地域劃分的人口羣體分析可以識別出特定區域內有特定傾向的人羣，可以用競選宣傳來對對手黨派形成攻擊，例如，如果某個地區確定是紅色區域，則當地就不會有紅色政黨的宣傳競選活動，而在此處可能就會有黃色政黨的宣傳活動，反之亦然。如果一個區域有利於黃色政黨，則該區域內紅色政黨的宣傳策略就會出現。以下是傳統媒體的一些應用策略：

廣播、報紙或電視頻道廣告 ：這種方式中，更常見的是看到報紙或雜誌明確支持某候選人或政黨，報紙通過正面宣傳政黨和候選人來獲得不錯的收入。如上所述，這些媒體可以是地方性和專業化的，因此，競選者可以再次使用數據跟蹤、大規模監控和羣體分析方法，來對需要強化造勢的方面作出付費宣傳。此外，政黨或候選人可以出錢開展暗中調查，以此來挖出對手黨派競爭者的黑料，來取消他的候選人或政黨資格。

付費進行有線電視宣傳 ：根據IICS信息安全專家的説法，在有線電視運營商的幫助下，競選政黨可以要求改變頻道號，或刪除某特定新聞頻道，以此來反對某個特定政黨。後期一旦競選者成功當選，當值政府就會向有線電視運營商簽訂廣告合同，或向頻道記者發放獎金，以此補償他們的“良好行為”。

威脅記者 ：根據IICS信息安全專家的説法，政黨可以使用監視手段監視那些反對政府且不容易被行賄的記者，以此來威脅他們按要求更改報道。

實物公告(小冊子、廣告牌等) ：這些都是私營公司普遍掌握的媒體工具，這種媒體在能見度方面具有最大優勢。因為根據大規模監控和地理區域劃分的數據，比如可以把廣告牌放置在合適位置，用它每天來吸引數百萬人的注意。

專制政府如何濫用這些信息？

利用以上權力，政府、公司或政黨可以濫用大規模監控行為，來實現一個近乎專制的政權或受控的民主，根據IICS信息安全專家的觀點，政府可以通過媒體控制來限制民眾言論自由，讓當權者受益。如以下這些例子：

受控的民主 ：一個民主受到控制的政府，統治者不總是同一個人，但國家權力卻屬於某些商業集團或精英組織，從某種意義上來説，這就排除了滿足社會需求的其他發展選擇、新路徑或其他形式組織的可能性。

消除反對黨 ：政府可以利用信息安全公司進行的大規模監控來竊聽干預民眾通話，從中識別出反對者身份，以此來消除那些發出不同聲音的人。這樣一來，政府政權幾乎就不存在任何反對，當權者可以輕鬆通過改革和新法律來幫助他們繼續掌權。

創建虛假反對黨 ：政府在消除了各種各樣的反對之後，還能創造出虛假的反對黨派，在這種情況下，一些支持者就假裝反對者，給人一種民主的感覺。

對執法機構的完全控制 ：利用大規模監控行為，政府可以依託執行機構識別並逮捕對當值政府構成政治威脅的人士。

正如我們在文中看到的，傳媒和信息技術都各有優缺點，這取決於它們如何被民眾、政府和公司利用，以及它們對我們普通民眾政治決策的影響程度。如果你想深入瞭解這篇文章的完整研究成果，請聯繫我們：sarah.hogan@iicybersecurity.com。毫無疑問的一點就是，傳媒和信息技術都在當今的信息社會中扮演着關鍵角色，小編在此推薦一篇彭博社早前報道的好文《如何黑掉一場選舉》，其中更加立體地展現了傳媒和信息技術在國家選舉中的重要性。

https://hk.saowen.com/a/21adab53a8d211d1e6fffb428e7bc4984d216aca604a9e1cfef308942bff562b

2018/08/02

Under Neoliberalism, You Can Be Your Own Tyrannical Boss（在新自由主义下，你会成为你自己的暴君老板）

（写在前面：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鼓吹竞争贬低合作，制造了导致人们相互敌视，异化，抑郁甚至自杀的完美主义，最终造成”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

A new study by Thomas Curran and Andrew Hill in the journal Psychological Bulletin finds perfectionism is on the rise. The authors, both psychologists, conclude that “recent generations of young people perceive that others are more demanding of them, are more demanding of others, and are more demanding of themselves.”

Thomas Curran和Andrew Hill在“心理学通报”杂志上发表的一项新研究发现，完美主义正在崛起。两位作者都是心理学家，他们得出结论：“近几代年轻人们认为其他人对他们要求更高，他们对他人的要求更高，对自己的要求也更高。”

When identifying the root cause of this growing appetite for excellence, Curran and Hill don’t mince words: it’s neoliberalism. Neoliberal ideology reveres competition, discourages cooperation, promotes ambition, and tethers personal worth to professional achievement. Unsurprisingly, societies governed by these values make people very judgmental, and very anxious about being judged.

在确定这种日益增长的追求完美的根本原因时，Curran和Hill不会切碎言辞：这是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鼓吹竞争，贬低合作，促进野心，并将个人价值与专业成就联系在一起。不出所料，受这些价值观支配的社会使人们非常爱评价他人，并且非常担心被评判。

Psychologists used to talk about perfectionism as though it were unidimensional — only directed from the self to the self. That’s still the colloquial usage, what we usually mean when we say someone’s a perfectionist. But in the last few decades, researchers have found it productive to broaden the concept. Curran and Hall rely on a multidimensional definition, encompassing three types of perfectionism: self-oriented, other-oriented, socially prescribed.

心理学家们过去常常谈论完美主义，好像它是一维的——只是从自我指向自我。这仍然是当我们说某人是完美主义者时通常意味着的口语用法。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研究人员发现扩大这一概念将概念丰满了。Curran和Hall依赖于多维定义，包括三种完美主义：自我导向，他人导向，社会规定。

Self-oriented perfectionism is the tendency to hold oneself to an unrealistically high standard, while other-oriented perfectionism means having unrealistic expectations of others. But “socially prescribed perfectionism is the most debilitating of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perfectionism,” Curran and Hall contend. It describes the feeling of paranoia and anxiety engendered by the persistent — and not entirely unfounded — sensation that everyone is waiting for you to make a mistake so they can write you off forever. This hyper-perception of others’ impossible expectations causes social alienation, neurotic self-examination, feelings of shame and unworthiness, and “a sense of self overwhelmed by pathological worry and a fear of negative social evaluation, characterized by a focus on deficiencies, and sensitive to criticism and failure.”

自我导向的完美主义倾向于将自己置于不切实际的高标准中，而他人导向的完美主义则意味着对他人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但是，“社会规定的完美主义是完美主义发三个维度中最令人痛苦的，”Curran和Hall认为。它描述了持久性—— 而非完全没有根据——的感觉产生的偏执和焦虑的感受，每个人都在等着你犯错，这样他们就可以永远地把你钉在耻辱柱上。这种对他人不可能的期望的过度认知导致了社会异化，神经质的自我检查，羞耻和不配的感觉，以及“由于病态的忧虑和对负面社会评价的恐惧所致的自我压倒感，其特点是关注缺陷，以及对批评和失败敏感。“

In an attempt to gauge how culturally contingent the phenomenon of perfectionism is, Curran and Hall performed a meta-analysis of available psychological data, looking for generational trends. They found that people born in the United States, United Kingdom, and Canada after 1989 scored much higher than previous generations for all three kinds of perfectionism, and that scores increased linearly over time. The dimension that saw the most dramatic change was socially prescribed perfectionism, which increased at twice the rate of the other two. In other words, young people’s feeling of being judged harshly by their peers and the broader culture is intensifying with each passing year.

为了衡量完美主义现象在文化上的局限性，Curran和Hall对可用的心理数据进行了萃取分析，寻找世代趋势。他们发现，1989年以后出生在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的人在所有三种完美主义中的得分都比前几代高得多，并且这些得分随着时间的推移线性增长。看到最戏剧性变化的维度是社会规定的完美主义，其增长率是其他两个的两倍。换句话说，年轻人被同龄人严格评判的感觉和更广泛的文化正逐年逐渐加剧。

Curran and Hall attribute this change to the rise of neoliberalism and its cousin meritocracy. Neoliberalism favors market-based methods of assigning worth to commodities — and it designates everything it can as a commodity. Since the mid-1970s, neoliberal political-economic regimes have systematically replaced things like public ownership and collective bargaining with deregulation and privatization, promoting the individual over the group in the very fabric of society. Meanwhile, meritocracy — the idea that social and professional status are the direct outcomes of individual intelligence, virtue, and hard work — convinces isolated individuals that failure to ascend is a sign of inherent worthlessness.

Curran和Hall将这种变化归因于新自由主义及其堂兄精英统治的崛起。新自由主义倾向于以市场为基础的方法来为商品分配价值——它将它能指定的一切都指定为商品。自1970s中期以来，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政权已经系统地将公有制和集体谈判等事项取代为取消管制和私有化，在社会结构中促进个人凌驾在群体之上。与此同时，精英统治—社会和职业地位是个人智慧，美德和努力工作的直接结果的思想 —使被孤立的个人相信，未能提升自己是一种固有的无价值的标志。

Neoliberal meritocracy, the authors suggest, has created a cutthroat environment in which every person is their own brand ambassador, the sole spokesman for their product (themselves) and broker of their own labor, in an endless sea of competition. As Curran and Hall observe, this state of affairs “places a strong need to strive, perform, and achieve at the center of modern life,” far more so than in previous generations.

作者认为，新自由主义精英统治制造了一个残酷的环境，每个人都是他们自己的品牌形象大使，他们的产品（他们自己）和他们自己的劳动的唯一发言人，处在在无尽的竞争中。正如Curran和Hall所观察到的，这种状态“强烈需要把奋斗，表现和实现放在现代生活的中心”，远远超过前几代人。

They cite data showing that young people today are less interested in engaging in group activities for fun, attending instead to individual endeavors that make them feel productive or fill them with a sense of achievement. When the world is demanding that you prove yourself worthy at every turn, and you can’t shake the suspicion that the respect of your peers is highly conditional, hanging out with friends can seem less compelling than staying in to meticulously curate your social media profiles.

他们引用的数据显示，今天的年轻人对参与团体娱乐活动不感兴趣，而是进行个人努力，使他们感到充实或充满成就感。当世界要求你在每一回合都要证明自己值钱，并且你无法摆脱怀疑同伴的尊重是高度有条件的时，与朋友闲逛似乎不如留下来精心编写你的社交媒体资料那么有趣。

One consequence of this rise in perfectionism, Curran and Hall argue, has been a series of epidemics of serious mental illness. Perfectionism is highly correlated with anxiety, eating disorders, depression, and suicidal thoughts. The constant compulsion to be perfect, and the inevitable impossibility of the task, exacerbate mental-illness symptoms in people who are already vulnerable. Even young people without diagnosable mental illnesses tend to feel bad more often, since heightened other-oriented perfectionism creates a group climate of hostility, suspicion, and dismissiveness — in which the jury is always out on everyone, pending group appraisal — and socially prescribed perfectionism involves an acute recognition of that alienation. In short, the repercussions of rising perfectionism range from emotionally painful to literally deadly.

Curran和Hall认为，完美主义崛起的一个后果就是一系列严重精神疾病的流行病。完美主义与焦虑，饮食失调，抑郁和自杀念头高度关联。不断强迫完美，以及不可避免的不可能的任务，加剧了已经很脆弱的人的精神疾病症状。即使是没有可诊断的精神疾病的年轻人往往会更频繁地感觉糟糕，因为增长的他人导向的完美主义会造成一种充满敌意的，怀疑的和不屑一顾的群体氛围——陪审团总是在每个人面前，等待集体评估—以及社会规定的完美主义涉及对异化的敏锐认识。简而言之，不断上升的完美主义的影响范围从情绪上的痛苦到字面意义上的致命。

And there’s one other repercussion of rising perfectionism: it makes it hard to build solidarity, which is the very thing we need in order to resist the onslaught of neoliberalism. Without healthy self-perceptions we can’t have robust relationships, and without robust relationships we can’t come together in the numbers it would take to rattle, much less upend, the whole political-economic order.

还有另外一个对完美主义崛起的反响：它使得建立团结变得困难，这是我们抵制新自由主义的进攻所需要的。如果没有健康的自我认知，我们就无法拥有坚固的关系，如果没有坚固的关系，我们就无法将个人们整合在一起，从而颠覆整个政治—经济秩序。

It’s not hard to see parallels between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perfectionism and so-called “call-out culture,” lately the hegemonic tendency on the Left: a condition in which everyone watches everyone else for a fatal slip-up, holding themselves to impossibly high standards of virtuous self-effacement, and being paralyzed with the secret (again, not unfounded) fear that they’re disposable to the group, that their judgment day is around the corner. The pattern is of a piece with other manifestations of neoliberal meritocratic perfectionism, from college admissions to obsessive Instagram curation. And because it divides rather than unites us, it’s no way to build a movement that ostensibly seeks to strike at the heart of power.

不难看出完美主义和所谓的“号召文化”在这三个维度之间的相似之处，最近是在左派内部的霸权倾向：一种每个人都看着其他人的致命的挫折的环境，将自己放在不可能实现的造成自我贬低的高美德标准，以及对这个秘密—他们对团体来说是用了一次之后就要被丢掉的（重复，这并非毫无根据）的恐惧感到瘫痪，他们的审判日即将来临。这种模式与新自由主义精英完美主义的其他表现形成一块，从大学录取到盲目的Instagram策划。而且因为它分裂而不是团结我们，所以没有办法组建一个在表面上试图打击权力核心的运动。

Perfectionism makes us scornful of each other, afraid of each other, and unsure of ourselves at best. It prohibits the types of solidaristic bonds and collective action necessary to take on neoliberal capitalism, the very thing that generates it. The only possible antidote to atomizing, alienating perfectionism to reject absolute individualism and reintroduce collective values back into our society. It’s a gargantuan task — but with the vise-grip of neoliberalism tightening on our psyches, it’s the only way forward.

完美主义使我们相互鄙视，相互害怕，最好的状况是不信任自己。它禁止采取推翻新自由资本主义所必需的团结纽带和集体行动，而新自由资本主义产生了完美主义。原子化的唯一可能的解药是，疏远完美主义，拒绝绝对的个人主义，并将集体价值重新引入我们的社会。这是一项庞大的任务—但随着新自由主义对我们心理的紧缩，这是前进的唯一途径。

https://www.jacobinmag.com/2018/01/under-neoliberalism-you-can-be-your-own-tyrannical-boss

2018/07/31

将自闭症儿童家庭拒之门外围墙内的乌托邦还能持续多久？

（写在前面：这篇文章很长，但只说了一件事：中国的“中产阶级”（实际上能买得起7万5一平方的住房的，不会超过5%）们和纳粹一样敌视病人，敌视边缘弱势，幻想靠剥削压迫跪舔欺诈合谋的来的贼赃购买一个小区天堂，但他们的幻想是不可能成为现实的，这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只能得到极权奴役。而网上爱国的主力呢，也正是这些纳粹。当然，这类纳粹同时也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竞争文化洗脑出来的哈巴狗。）

日前，一篇题为《小区房价7万5，搬进来17个精神病人，咋办？》的文章在朋友圈和各个微信群里广泛传播，引起了不小的风波。文章说的是深圳市宝安区一个名叫“华联城市全景”的高档小区里最近发生的一件事。今年6月，为了落实国家和省、市关于优先保障优抚对象和残疾人住房需求的政策，该小区打算将配建的公共租赁住房中的24套配租给登记在册的优抚和残疾人家庭。7月16日，宝安区住建局公示了最终的配租方案，将有41户符合标准的家庭来认租这24套房源，其中17户的备注信息中显示“精神类残疾”，残障等级从一级到四级不等，最终的看房日期定在7月18日。此消息一经传开，就在业主中间炸开了锅。他们很快组织起来，向住建局提出抗议，并在小区门口拉起横幅抗议，条幅上书：“保障了他们的住房权，谁来保障孩子的生命安全。”

一位ID为“张玉华”的业主在社交网络上发表的一则“求助帖”被截图并大量转载，在帖子里，他（她）自称是一个“走投无路、急需帮助的有产者”，自己所在的高档小区“房价7万5，现在住进了17个精神病患者”。“张玉华”表示，小区内都是商品房，只有两栋楼用围墙与小区隔开，是政府搞的公租房，之前业主们听说这个公租房里住的都是高端人才、博士生，现在为了照顾弱势群体，安排进了17户精神残障人士。他（她）认为，政府此举损害了“靠自己辛苦工作买房的业主”的利益，也无法保障小区里孩子的安全，并强调，业主们的抗议不是在制造“阶级矛盾”，制造阶级矛盾的是地方政府。

最终，住建局临时取消了原定于7月18日的看房安排。此外，由于《小区房价7万5，搬进来17个精神病人，咋办？》一文将这17户家庭的个人信息（包括申请人姓名、身份证前14位以及儿童的残疾等级等）全部泄露了出来，许多原本符合配租条件的家庭也决定放弃选房。后来，通过媒体报道，许多人才得知，这17户“精神类残疾”家庭中有15户是自闭症儿童家庭，孩子年龄大多在6-12岁之间。

这一细节导致该事件在网络上进一步发酵。在公众的想象中，自闭症儿童是智商超群或者有着特殊艺术天赋的“折翼天使”，与“会发疯伤人的精神病人”这一刻板印象反差极大，舆论纷纷转向指责小区业主自私、缺乏同情心。有业主表示，他们一开始并不清楚可能入住的“精神类残疾人士”是自闭症患者；但也有人认为，业主们的集体反对行为与精神残疾的类别无关，实际上是担心开放给弱势群体的公租房会影响这一高档小区的房价。

在下面这篇文章中，我们想讨论的，不是对于自闭症或其他精神疾病（残疾）公众教育缺乏的问题，而是作为一起封闭小区业主的“维权事件”，它究竟反映了今天中国城市中产对生活怎样的想象与恐惧。一方面，是对家——以及作为家的延伸的封闭小区——的想象，将之想象为一个可以提供物质享受、标识社会地位、体现阶级审美的“私人天堂”，家是避风港，是风雨飘摇的世界中最后的圣土；另一方面，对家的美好想象也伴随着对家以外的世界的恐惧、厌恶和回避，包括工作、公共生活，也包括千千万万的“他者”。因此，占有的另一面是驱逐，享受的另一面是忍耐，悉心呵护的另一面是漠不关心，甚至是随意践踏。这一墙内墙外、公私之间的严重割裂，造就了今天中国都市生活的独特景观，也形塑了雄心勃勃又焦虑不安的中国中产。

封闭小区的空间政治：“安全”的本质是阶级区隔？

根据业主的描述，华联城市全景花园小区（以下简称“全景花园”）是一个高档商品房小区，那么这两栋公租房和小区里的商品房又是什么关系呢？长期关注特殊需要儿童的公众号“大米和小米”通过调查发现，全景花园是一个旧改项目，在商品房之外，该项目还配建公共租赁住房374套，已分配出去350套，剩余24套，集中在两栋楼里。这两栋楼与小区主体的商品房之间用一道围墙隔开，并单独管理，与小区主体的公共面积是一条内部道路，而公租房的住户如果想要进入小区花园，则需要从小区外面或者地下车库绕行。

“大米与小米”援引《南方都市报》的报道称，作为商品住宅配建的保障房，像全景花园里的两栋楼这样被墙隔开、独门独栋的“特殊待遇”，在深圳不是第一次出现了。但2017年深圳市住建局发布的《深圳市人才住房和保障性住房配建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人才住房和保障性住房的住户可与商品房业主共享小区配套设施，并执行统一的物业管理收费标准，开发商不得在人才/保障性住房与商品住房之间涉及围墙，也不得有其他类似的歧视性措施。

全景花园的情况显然违反了这一规定，商品房的开发商和业主几乎是在封闭小区的内部又建起了一个封闭小区。封闭小区（gated community）的话题曾在2016年引发热议，当时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其中提到，“新建住宅要推广街区制，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实现内部道路公共化。”“逐步打开封闭小区”作为政策导向出现在政府文件中，触碰到了许多封闭小区业主的神经。

两年过去了，兴建封闭小区的步伐似乎并没有放缓，更不要说打开已建成的封闭小区，关于封闭小区的争论似乎已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在深圳全景花园事件中，舆论似乎更倾向于关注对自闭症的污名和歧视问题，而忽略了这其实是发生在中国式封闭小区中的一次典型的“业主维权”事件。

所谓的封闭小区就是“有出入门禁的住宅区”，小区里的公共空间和公共设施其实是私有性质的，只有业主可以进入和使用。香港大学城市规划和发展经济学教授伟仕达（Christopher Webster）认为，封闭小区不仅是一种带有明确排他性的空间形式，它还意味着一种与政府主导的城市治理模式不同的，以开发商和业主、以及业主之间的契约为主导的模式，契约包括一个通用的行为准则（类似“业主公约”），它规定了业主对小区管理所负有的集体责任，这就为业主在封闭小区内行使一定程度的“自治权”提供了依据。

封闭小区在20世纪末从北美兴起，很快被复制到全球各地。早在21世纪初，封闭小区就已经成为了城市规划领域内的一个热门的研究方向，学界对这种新兴的空间现象褒贬不一。一些人认为，这是后现代城市空间碎片化的典型表征，它源于对城市基础设施网络排他的使用权，并最终导致社会内部的分崩离析；另一些人则认为，封闭小区在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之间构筑起了一个“俱乐部领域”（club realm），其中共享的集体消费品（介于公有物和私有物之间）——即封闭小区内的公共设施和服务——是作为房子的搭卖品（tie-in）提供给消费者的，因此，封闭小区可以被视为一种更有效地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因为这里的公共服务是由市场定价的。

在中国，尽管从空间形式的角度上看，四合院和单位大院都可以算是封闭小区，但作为一种城市治理模式的封闭小区则是伴随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住房所有权和城市治理改革才开始出现的。由于人们的支付能力（收入）、社会阶层和消费需求的日益分化，在中国的城市里，提供公共服务的责任也从地方政府和国有单位，逐渐转移到了地产开发商和物业管理公司手中。因此，在2016年关于封闭小区的讨论甚嚣尘上之时，厦门大学经济学院与土木建筑学院教授赵燕菁曾为《澎湃新闻·市政厅》撰文称，围墙的本质是公共服务的落差，只要存在公共服务的落差，就必然存在围墙，只是有些围墙有形，有些则无形。

然而，这种论调未免将“围墙”太过自然化、中立化了，在今天的中国城市里，围墙（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不仅是收入和偏好差异的一种自然结果，它还是中产阶级小心经营的一种空间政治。人类学家张骊在对昆明封闭小区的研究中就提出了“阶级的空间化”（spatialization of class）这一概念，用以描述封闭小区在城市中产身份建构中所扮演的角色。张骊认为，商品房与封闭小区内的私人生活为中国城市中产阶级的形成提供了物质和社会基础，使他们所追求的空间上的私密、文化上的区隔和带有明显阶级色彩的生活方式得以着陆。

同时，这一空间政治还包括着对中产以下阶级的排斥和驱逐。许多研究都显示，封闭小区的业主对所谓“安全”的理解，不仅仅是远离犯罪，而是一种清晰的社会边界，一种稳定而同质化的人口构成。例如，新加坡国立大学地理系教授鲍存彪在对上海封闭小区的研究中就发现，封闭小区的建立往往伴随着对城市流动人口的“道德他者化”（moral othering），通过将他们刻画为“不文明的、肮脏的和危险的”，来强化一种“道德空间秩序”。

在全景花园的例子中，这种“道德空间秩序”展露无遗。业主“张玉华”在“求助帖”中提到，最初他们得到的消息是，小区的公租房里住的都是“高端人才”、“博士生”，因此并没有业主抗议，而在听说将有“17户精神残障人士”入住的时候，业主们纷纷沉不住气了。换言之，公租房分为人才住房和保障性住房两类，前者针对的是城市引进的高端人才，后者则针对的是中低收入、住房困难的家庭，封闭小区里的中产业主们可以接纳前者却一定要赶走后者，理由是“孩子的安全”、“社会的稳定”。这其中当然有社会大环境污名化“精神残疾人士”、将其粗暴地想象成行为不受控制、有暴力倾向的“疯子”的因素，但正如上文所言，所谓的“安全”并不是一个犯罪统计学意义上的客观指标，它其实更接近于一种主观感受，而这种“安全感”所依赖的是一个阶级同质化、不存在“偏离”（deviances）的环境。

进一步说，政府为低收入人群和残疾人士提供保障性住房，对于城市整体的治安和稳定来说是好是坏，无需赘言。最近半年多来，接二连三发生的报复社会性质的暴力事件（而且这些暴力的受害者通常是孩子）足以说明，这些因生计无着而绝望愤怒或患有精神疾病的边缘人群，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远比在我们看得见的地方要危险得多。请注意，这里我们讨论的对象并不是个体，也不是个案，我们讨论的是一种贫富差异、阶级区隔的现实可能带来的风险，以及一种保障制度对这一潜在风险的控制作用。而对于封闭小区的业主来说，他们想要“安全”，却不希望“安全阀”装在自己眼皮底下，这再次说明了他们需要的不是“安全”，而是“安全感”。这种安全感与所谓“社会的稳定”无关，甚至与“社会”无关，它清晰无疑地建立在一种隔离之上——仿佛任何人和事，只要在小区围墙之外，在中产活动、消费的商业空间之外，就不可能威胁到他们，也因此与他们无关。

居室的幻境：捍卫家园是改造社会的前提还是阻碍？

但围墙真的能挡住危险吗？

围墙当然不能替城市中产抵挡外界的危险，它的主要作用，是在墙内建筑起一个乌托邦。这个乌托邦的核心是“家”，封闭小区可以看做是“家”的延伸。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马修·德斯蒙德在关于美国底层住房问题的非虚构作品《扫地出门》中，有一段对“家”的意义的阐述，应该会让很多中国人产生强烈共鸣。他说，“家是我们生活的重心。家是避风港，是我们忙完学习工作之余、在街头历劫种种之后的去处。有人说在家里，我们可以‘做自己’。只要离开家，我们就会化身为另外一个人。只有回到家，我们才会褪下面具。”他还援引了托克维尔的话来说明，对家的关心和捍卫，是普通人参与公共事务的基础。托克维尔说，“要逼着一个人站出来关心整个国家的事物，谈何容易？但如果说要在他家门口开一条路，他就会立刻感到这件公共意义上的小事会对他的切身利益产生巨大的影响。”

这似乎也符合张骊提出的中国新兴中产的三个关键词：业主身份、消费事件和针对私有财产的维权行动（homeownership status，consumer practice，and property-based activism）。张骊认为，中国的新兴中产正在经历一种“双向运动”（double movement）——一方面，他们追求私密、安稳、舒适的家庭生活，试图用围墙和其他手段将家与外界隔绝开来，营造一个“私人天堂”；另一方面，面对和地方政府、地产商、物业公司的种种纠纷，他们又不得不走出去，捍卫自己的家园。

In Search of Paradise: Middle-Class Living in a Chinese Metropolis
张骊著

由于向内营造私人天堂和向外维权之间天然地存在着矛盾和张力，这一“双向运动”可能导致两种结果——既可能如托克维尔所言，激发由小家而大家、由家而国的连锁反应，让捍卫家园成为关心、参与公共事务的初衷和起点，最终培育出建立在私有财产制度之上的公民社会的土壤；同时，也有可能适得其反，彻底割裂公和私，甚至制造一种不断损人利己、最终害人害己的恶性循环。例如，在全景花园事件中，中产业主越是想把所谓的“危险”赶到墙外，墙外就越危险，就需要更高的墙来保证墙内的安全，最终家从乌托邦变成了异托邦，它成了外部环境的反面和补偿，成了城市中的一块飞地。

正如人类学家项飙在为《扫地出门》一书撰写的序言中谈到的，“家天堂”的意识背后是一种诡异的“双重异化”，“首先把每个人都应该去拥有和享受的东西——生命基本活动所需的居住空间——变成了每个人要拼搏着去占有的资产，家在这种条件下有极高的价值，前提是把作为人类‘诗意栖居’的家居工具化，把人和他的生活空间剥离开”；另一方面，“当家被异化成资产之后，它又重新在意识形态上被异化成人性的依托、终极价值的载体”，从而“把家提到了人性、意义、精神、民主的层次”。

《扫地出门：美国城市的贫穷与暴利》
马修·德斯蒙德著胡䜣谆郑焕升译
理想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年7月

项飙认为，人性、意义、精神、民主只能靠人的普遍联系和社会交往实现，家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把家神圣化，也就是把家和社会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正是因为我们失去了公共感，才把家绝对化成一个私人祭坛”。他也指出了一种恶性循环，可以看做是前文提到的那种恶性循环的一个推而广之的版本，即“为了买房安家，我们承受更多的工作折磨；工作折磨又让家居这个避风港显得愈加宝贵。于是，人之为人的基本需求（住所）成了我们全力拼搏的目标，实现人之为人的基本手段（工作、学习、在街上何人相遇交流）则成了折磨和负担”。

早在上世纪30年代，本雅明就在“拱廊计划”中提出了“居室的幻境”这一概念。他谈到，正因为人们在办公室不得不面对现实，才需要在居室通过幻觉来获得滋养。在今天的中国，“家”这一“人之为人的基本需要”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幻境，或是本雅明所说的“个人生活的虚拟框架”。人们逐渐背离了个人生活的真实框架（即劳动和一种有益的公共生活），不再期待通过工作创造价值、通过参与公共事务改造社会，而全身心地投入到“虚拟框架”的建设、享受和维护中去。更进一步说，在为这一“私人天堂”、“虚拟框架”添砖加瓦的过程中，我们在工作中更深地异化，甚至不惜破坏社会公义，与威胁、侵蚀着我们家园的力量同流合污。这大概是每一个自豪的“有产者”在今天不得不面对的一种道德困境：是不是只有通过更加无所忌惮地竞争、掠夺、驱逐、践踏墙外的世界和墙外的人，我们才有资格在墙内获得片刻安全和体面的幻觉；或者反过来，是不是因为我们被墙内的幻境深深地催眠，信以为真，才能说服自己，去承受墙外的全部乌糟和不堪，在其中摸爬滚打、分个胜负？

但这幻境是多么脆弱啊，墙外的世界正在以一种超乎想象的暴力形式冲击、挤压着这个幻境，就算是再建起更多的墙、无数的墙，在封闭小区里再圈出一个封闭小区，在已经升级的消费水平上再次升级，我们的房子和我们的孩子就能获得真正的安全了吗？

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2345742.html

2018/07/302018/09/16

纳粹辨识手册

这世界上有很多纳粹，但其中很多纳粹并不好辨别（事实上我就上过几个纳粹的当），而我这本纳粹辨别手册是提供给左派战友们，以及所有憎恨纳粹的人的参考。

首先，要辨别纳粹，就需要明确一点：究竟什么才是纳粹？狭义上来说，纳粹特指当年发动二战的德国纳粹党，但广义上来说，纳粹并不局限于一个党派，而是一种意识形态（看到这词别害怕，意识形态的英文原名是ideology，也就是一堆根源相通的思想观点的集合，只是共匪无耻的歪曲了这词而已），纳粹意识形态有以下内容：

，种族主义，这点不用多说，纳粹屠杀犹太人就是种族主义的体现。但要注意的一点是，纳粹并非一上台就开始屠杀犹太人，而是制造舆论，宣传犹太人肮脏落后，造成经济危机，等制造出了仇恨的气氛之后，才开始水晶之夜的。所以，并不是只有直接宣传某族群该死才是种族主义，宣传某族群落后，野蛮，愚昧无知，肮脏，一样是种族主义，殖民帝国们就是靠着宣传当地人落后无知来为殖民掠杀寻找合法性的（例如拿破仑时代的法国政府鼓吹“东方主义”以合理化对埃及的入侵）。
，国族主义，纳粹同时还宣扬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鼓吹为了国家民族牺牲个人，主权高于人权，类似的，任何形式的集体主义和大一统都是鼓吹主权高于人权的反人类主张。
，反女权，这其实是国族主义的必然结果，国族主义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父权压迫是搭配的，女人被视作国家或民族的资源，而不是独立的人，只能依附于男人（例如鼓吹“女人需要男人的保护”，鼓吹“女人要为国当英雄妈妈”之类的）。
，反LGBTQ（性少数）平权，纳粹党当年就屠杀同性恋者，而这背后的逻辑是性少数群体破坏了私有制异性恋父权社会的秩序，而一神教教义则是私有制异性恋父权社会秩序的集大成者。
支持独裁，敌视民主，这是必然的，纳粹是容不下其他声音的，而任何形式的支持任何独裁政权，骨子里都是对民主的敌视，或者说，纳粹们只想要符合他们胃口的民主，而不符合他们胃口的民主（例如社会主义的民主），他们就要暴力消灭之了。
敌视福利国家，鼓吹竞争。竞争的本质就是我想办法做掉你然后骑在你头上拉屎并夺走你所拥有的一切，所以竞争的本质就是丛林哲学，当然，丛林哲学的鼓吹者必然是敌视福利国家的，但要注意的是，有些纳粹（包括曾经的纳粹党）是会拿福利政策以骗取支持的，但如果仔细询问他们的福利政策，特别是询问他们对边缘少数群体的福利政策，他们马上就会露馅。而丛林哲学的一个表现是，当年纳粹党屠杀了本国十多万病人，包括精神疾病患者。
，反对政教分离，主张宗教干预政治。当年的纳粹党就和基督教会勾结，而政教合一必然只能得到极权独裁。
，将社会的问题推到个人身上，例如将穷困的原因推到穷人自己身上，将性犯罪的责任推到受害女性身上。纳粹是不在乎他人死活的，而这些就是不在乎他人死活的最明显表现。
，敌视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洗地。当年的纳粹党就是极为敌视社会主义的，上台之后疯狂迫害德国共产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成员（实际上德国共产党后来当了斯大林的走狗，已经是国家资本主义组织了，但纳粹党不管这些），捣毁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的墓地，禁止社会主义者们的著作，禁止任何人公开宣传社会主义；与此同时，纳粹党得到了老板们的金钱支持，和法本克虏伯大众等私企勾结得非常开心。而鼓吹自由市场就是为资本主义洗地。
，支持（或粉饰）战争，为殖民掠杀洗地。当年的纳粹党发动了二战，殖民了几乎整个欧洲，而纳粹们自然也完美的继承了这些。当然他们不会直接鼓吹，而是鼓吹狗屁“正义战争”，主张主动的军事干预，顺便鼓吹“殖民带来了文明”，事实是殖民只给原住民们带来了无尽的灾难。
，为纳粹党的暴行洗地，例如“纳粹不杀自己人”“纳粹只杀了600万犹太人（事实是纳粹造成了超过5000万人惨死）”，或者把纳粹说成是“左派”“社会主义”，事实上稍微了解一下纳粹和社会主义的主张，就知道纳粹和社会主义的距离比银河系直径还大呢，就没有任何地方是相同的。

总结一下，纳粹价值观的根源是：以私有制（私有制的定义是私人独裁占有，关键是独裁，而和私有制相对的公有制就是一群人民主所有，关键是民主）为基础的父权顺性别压迫制度。纳粹价值观的所有内容都是以这个制度为基础的。

OK，说完了纳粹到底是个怎样的存在，接下来就来看一些具体案例吧：

案例1：某人宣称自己是个保守主义者。那么此人是不是纳粹呢？

答案：是纳粹，因为保守主义的主张是和纳粹一致的，这点看看保守主义祖师爷埃德蒙柏克就知道了：還特別譴責民主：「一名理髮師或是一名蠟燭製造者的職業不可能成為任何人眼中的榮譽，更不用說其他一堆更為次等的職業。這些人不應該受到國家的迫害，但如果這些人被允許進行統治—無論是個人的還是集體的，國家反而是受到了這些人的迫害。」伯克對於當時的經濟思想也有極大的影響，他是自由貿易和自由市場體制的堅定支持者，他認為政府若是企圖以任何手段操弄市場，便是違反了市場經濟的原則，事實上伯克堅持著「自由放任」的經濟原則。所以，所有的保守主义者都是纳粹（例如刘军宁苏小和等）。

案例2：某人号称支持自由市场（吹捧“神圣的”供需关系，敌视独立工会，鼓吹老板们和工人们是“自愿交易”，否定剥削压迫的存在），反对政府干预，是不是纳粹？

答案：是纳粹，为资本主义洗地就是纳粹价值观之一。事实上如果你考察此人的其他观点，你就会发现自由市场的鼓吹者几乎都敌视民主，为右翼独裁政权洗地，敌视福利国家，并极为敌视社会主义，而这些是符合纳粹意识形态的。不过要注意的是，有些人（进步右派）不会明显表现出这些，而是会以支持平权作为幌子骗人，所以要确定一个人的价值观到底是不是纳粹价值观，问清关于经济的观点是必须的。通常来说，奥地利芝加哥学派的信徒们都是如假包换的纳粹（例如铅笔社，例如我曾经的朋友现在的死敌lynx evil），资本主义的辩护士们和攻击福利国家者也必然是纳粹。

案例3：某人支持福利国家，同情底层，但反对独立，是不是纳粹？

答案：是纳粹，大一统是纳粹标定价值观之一，但这种人是有希望转变为社会主义者的，值得争取，至于前两种，和他们废话基本上是浪费时间。

案例4：某人鼓吹文化决定论，鼓吹中国文化落后，黑人文化低等，是不是纳粹？

答案：是纳粹，文化是制度的结果，是为了给制度提供合法性用的，抛开制度鼓吹所谓“文化决定”，和鼓吹种族主义的效果是相同的，所以这种人也是纳粹，而且多数无药可救。

案例5：某人支持殖民，鼓吹殖民带来先进文明，甚至鼓吹“中国人需要被殖民三百年”（刘晓波），是不是纳粹？

答案：当然是纳粹，殖民掠杀虐死了几亿人，没有比鼓吹殖民更反人类的了。不过这类人有些是受到了纳粹的误导，本身不了解世界历史，这些人是有希望转变为社会主义者的。

案例6：有人指责穆斯林落后野蛮，主张强迫他们文明，是不是纳粹？

答案：当然是纳粹，这是典型的鼓吹对某一族群的仇恨，而强迫文明更是给侵略殖民开了绿灯。基本上，穆黑就是纳粹。

案例7：有人主张民主自由，但反对女性和性少数平权，是不是纳粹？

答案：是如假包换的纳粹。共匪当年也主张民主自由，不过是骗人支持他们，记住一点，一个人对边缘弱势群体，对被压迫的群体的态度，才是关键所在，反对平权的必然是纳粹。

案例8：某人说纳粹是社会主义者/左派，是不是纳粹？

答案：这种人基本上不用废话了，就是纳粹，只有纳粹才会说纳粹是左派/社会主义者。

案例9：某人攻击社会主义，是不是纳粹？

答案：看情况，如果是因为被共匪蒙骗而攻击社会主义，实际上骂的是共匪极权，那么这人是可以争取的；如果此人根本就无视社会主义者的主张，和芝加哥学派一样故意捏造稻草人，那么这种人就是纳粹。

案例10：某人攻击“非法移民”，是不是纳粹？

答案：是纳粹，以“法律与秩序”的名义（美国共和党非常精于此道）鼓吹对被压迫群体的仇恨是典型的纳粹手段。

案例11：某人为基督教洗地，还鼓吹基督教造就现代文明，是不是纳粹？

答案：当然是纳粹，基督教教义本身就是完全符合纳粹价值观的：鼓吹异教徒去死，鼓吹女人服从男人，鼓吹性少数去死，鼓吹奴隶制（把人当成财产，商品），鼓吹服从政府（地上的权柄），呵呵。

案例12：某人吹捧美国，是不是纳粹？

答案：不好说，要看具体吹捧美国的什么地方，但就中文圈而言，美国粉基本等同于纳粹。如果是给美国的帝国主义侵略暴行洗地的，那么纳粹无疑了。

案例13：某人支持战争，是不是纳粹？

答案：除非是支持反侵略反殖民的反击战，否则全都是纳粹。支持主动发动的侵略战争（无论是什么名义），必然是纳粹。

案例14：某人鼓吹“贵族精神”，或者鼓吹类似的精英主义主张，是不是纳粹？

答案：当然是纳粹，无论是贵族精神还是精英先进，本质上都是反民主的，否定广大底层人民的自决权。

案例15：某人反对法律惩罚仇恨言论，鼓吹仇恨言论是“言论自由”，是不是纳粹？

答案：是纳粹，只有纳粹才会认为鼓吹仇恨言论是“言论自由”。

2018/07/25

以资本主义哈巴狗Lynx Evil为例，批判资本主义的种种洗脑狗屁

我曾经和Lynx Evil是很好的朋友，但我后来实在受不了他的资本主义狗屁，从而最终和他闹翻（事实上是他先察觉到了这点然后主动和我闹翻的），而他的资本主义狗屁呢，很有代表性，是资本主义哈巴狗洗脑的常见说辞，此外，我也厌倦了总是跟在他屁股后面反驳他那重复了无数次的狗屁了，所以，我今天写一篇专门的批判文章作为了结。

狗屁1：社會主義者的｢新語｣，姑且說來當笑話聽聽：「創立企業就是製造失業」、「支付工資就是侵吞剝削」、「公平交易就是欺凌壓搾」。

https://twitter.com/LynxEvil/status/1021734409106382848

反驳：社会主义说资本主义制造失业，说的是资本主义为了控制工人和压低工资故意制造失业大军，而他故意偷换为“创立企业”，呵呵；而侵吞剥削，说的就是老板们剥削了工人们的剩余价值，支付的工资不过是工人创造的价值的一部分而已；至于“公平交易”，呵呵，你都剥削剩余价值了，还算个屁的公平交易啊？顺便说一句，《1984》的作者奥威尔是社会主义者哦，他自己亲口说是社会民主主义者（democratic socialist）哦：介绍著名社会民主主义者George Orwell（乔治奥威尔）

狗屁2：

https://twitter.com/LynxEvil/status/1021977944296759300

反驳：大致翻译一下大意，他认为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指责是在指责人自利，对不起，社会主义者没这么无聊，从马克思开始社会主义者就是在指责资本主义践踏人权，独裁专制（老板们在公司独裁专制），主张经济民主，什么时候指责过自利了？真是可笑。

狗屁3：

https://twitter.com/LynxEvil/status/1021972636878946312

反驳：这哈巴狗说什么房东有房也不出租是因为不是“自由市场”，呵呵，会初中数学的人应该都记得吧，计算利润最大化的题目，要用到二次函数（抛物线）的，最终计算结果无论如何，定价都不可能是成本值的，而必然要比成本值高很多，如此才能实现利润最大化，特别是住房这类具有天然垄断特性的基本人权商品，价格被炒卖得极高也会有不少人买，因为买不起也得买，而他反对价格管制，结果？看看中国就知道了，呵呵。顺便，他认为是“自由市场”的瑞典是严格管制地价和房价的：茉莉：瑞典和中国住房政策之比较

狗屁4：玩過音樂椅的小朋友都知道，
當少了一張椅子，就會發生搶奪，
當少了兩張椅子，搶奪會更劇烈。

當供應滿足不了需求，就會有人搶。
這就是競爭。

要是有人和你說世界不需要競爭，這個人很可能是白痴，更可能是騙子。

https://plus.google.com/+LynxEvil/posts/WHgjpPhwFqD

反驳：资本主义哈巴狗眼里的供需是神圣的，超自然的，不可能被人的活动所影响的，所以他们才会否认这样一个事实：供需本身就是人为操纵洗脑的结果，例如市场营销制造虚假需求（网红食品，钻戒神话等等），例如垄断房地产然后抬价，例如制造失业大军以压低工资和控制工人，那么，既然供需是人为操纵洗脑的结果，那么竞争也同样是人为操纵洗脑的结果，例如共匪极权独裁下有人为了一块钱大打出手，资本主义哈巴狗会认为这是没问题的，而社会主义者则会指出这是共匪极权独裁人为造成的！

狗屁5：Sanders 還是退出民主黨吧。你們這些看不慣 centrists 的左派去組個社會主義黨呀！

https://twitter.com/LynxEvil/status/1021787097030696961

反驳：美国的选举制度是最高票当选制，简单来说就是赢者通吃，取得相对多数的政党占有全部议席，51：49=100：0，在这种制度下，小党派根本就活不下去，而刚成立的政党一开始肯定不会是大党，所以，成立政党也没屁用。

狗屁6：支持 #UBI #全民基本收入 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1/2

https://twitter.com/LynxEvil/status/1021709244750618625

反驳：哈耶克和弗里德曼支持福利制度？恰恰相反：“哈耶克雖然強調經濟自由但卻對政治自由不夠重視，甚至反對將政治慘與擴大到社會中下層，在他的《通往奴役之路》中說：「民主本質上紙是一種手段，一種保障國內安定和個人自由的實用措施。它本身絕不是一貫正確和可靠無疑的。我們絕不能忘記，在一個專制統治下往往比在某些民主制度下存在更多文化和精神自由——至少可以想像一個高度同質化和教條的多數民主政府其統治的壓迫程度，或許並不亞於最壞的獨裁統治。」這洋的思想傾向使得他對皮諾切特、薩拉查、佛朗哥等右翼獨裁者持贊賞態度，^[90]為南非種族隔離制度辯護，^[91]甚至將《自由憲章》贈送給薩拉查並附言：妳看了我這本書，妳就知道怎麼對付那些喜歡講民主的人了。^[90]^[92]”“我无法理解，哈氏可以一边无视军政府做出每天把人从街上抓走投进大海这种严重侵犯个人自由的恶行，一边却可以大言不惭地说出”(智利军政府统治下)个人自由比民主制度下更安全”这等瞎话。这种无视经济自由同个人自由在智利发生的分裂，睁眼说瞎话的本领我赵日天也是服。哈耶克一直致力于对”共产主义限制自由导致极权”口诛笔伐，然而，为了一部分人的自由就需要去剥夺另一部分人的自由乃至生命？呵呵呵，作为一个学者，哈大师满嘴跑火车的本领比起政客来也是不遑多让。”虽然傅利曼鼓励中国官员推动痛苦而不受欢迎的自由市场政策几个月后就发生屠杀事件，但他从未「为提供建议给一个如此邪恶的政府，面对像雪崩般的抗议」。和以前一样，他不认为他提供的建议，与执行它所需要的暴力有任何关联。尽管谴责中国使用镇压，傅利曼仍继续以中国当作「自由市场的安排能有效促进繁荣与自由」的例子。“在同一时期的中国，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背后的势力辗过天安门广场上的民主，震撼与恐怖开启了现代史上获利最丰厚也最长久的投资热潮。又一个在屠杀中诞生的奇迹”

”聊聊芝加哥学派和他们的信徒们的无耻以及新自由主义的阴谋（更新）

芝加哥哈巴狗们就是一群纳粹而已，铅笔纳粹社不过是说出了他们在欧美没敢说出的真心话罢了，皮诺切特有UBI政策吗？邓坦克有UBI政策吗？呵呵。

狗屁7：強制性的利他法律/規則是不切實際和不現實的。

https://twitter.com/LynxEvil/status/1021627976490864640

反驳：社会主义主张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反对压迫，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什么时候要人强制利他了？别告诉我反对剥削压迫叫做强制利他，那么反对独裁也是强制利他了，白痴！哦，当然有强制利他的制度，就是亲爱的资本主义，老板们对员工进行洗脑奴化，强迫员工为了公司奉献牺牲：军训公司“向钱看”：暴力与奴化如何承包青春

狗屁8：搞罷工是驅使僱主去其他國家僱用低技術勞工, 和用自動化取代低技術勞工的最有效方法. 這些 DSA 白痴們專門和低技術勞工過不去. 底特律今時今日的經濟困境, 就是這些白痴工會製造出來的.

https://twitter.com/LynxEvil/status/1021620958963150850

反驳：呵呵，这傻逼知道DSA才多少人吗？在唐纳德希特勒上台之前，DSA成员不过几千，这几千人是神仙吗？能赶走你亲爱的公司们？美国公司工会入会率算上公共部门才百分之十几，和北欧的平均70%完全没得比，你还无耻的臭骂工会？你亲爱的公司老板们无耻的跑来中国竟次（比烂），而按照你的逻辑，这是因为美国工人不肯当中国的血汗奴工，不肯被剥削压榨奴役虐待，这和五毛狗嘴里的“六四示威者被镇压是因为他们自己要上街”有什么不同？

至于无耻的新自由主义是如何制造了工人们的灾难的，看这篇：Toward an Economic Justice Agenda(迈向经济正义的议程)

狗屁9：看到一堆社會主義者說警察是國家恐怖主義的權力機構 power architecture, 那不如取消掉警察吧. 社會主義者真係講嘢唔經大腦. 沒有警察靠什麼來維持治安呢? 靠全民擁槍嗎? 這不正正是 NRA 和 GOP 的主張嗎?

https://twitter.com/LynxEvil/status/1021616277310369798

反驳：又在制造稻草人，现在的警察制度本身就是为了镇压工人运动而设置的，的确是国家恐怖主义机构，有什么问题？把指责现在的警察制度等同于完全不要警察，和把批评独裁政权等同于无政府主义有什么区别？狗屁逻辑。

狗屁10：很多年青人完全不知道社會主義是多麼可怕。我來自香港，我親眼目睹過社會主義經濟模式的恐怖。請記住這3點 ①沒有私人公司 ②沒有財產權 ③沒有自由市場查一查看1949 – 1976年的中國歷史，主張社會主義的都是要建造通往饑鬼地獄的奴役之路。

https://twitter.com/LynxEvil/status/1021596027533459456

反驳：共匪是抄袭自斯大林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社会主义主张的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毛贼中国和苏联有哪一个了？既然都没有，凭什么说是社会主义？至于后面的，呵呵，没有私人独裁公司，有公有民主合作公司；没有私人财产（对生产资料和资本的私人独裁占有），有个人财产（生活资料，消费品之类）；没有自由市场，当然，狗屁自由市场是老板们自由的胡作非为四处比烂剥削压迫洗脑奴役官商勾结的市场，这种“自由市场”当然还是没有比较好，呵呵。

狗屁11：

https://twitter.com/LynxEvil/status/1021540322109665280

反驳：鉴于这白痴把纳粹当资本主义，还鼓吹把人当成劳动力商品肆意买卖没问题，那么我就直接贴一篇分析纳粹如何与私企勾结的文章吧：“最后，正如这篇论文已表明的那样，纳粹并没有发明一个经济模式。他们的剥削方法并不比资本主义强迫人类充当劳动力商品更为恶劣。纳粹分子完满地实现了神圣的竞争、灵活性和生产率的三位一体，这也是我们的“后工业家们”最心爱的三位一体。推行到疯狂极限的纳粹制度正确无误地表明，此乃逻辑的必然。”法西斯主义与资本主义：大企业如何从希特勒的兴起中获得巨额利润的

狗屁12：找一堆又蹭福利又逃稅避稅的中國人去瑞典，就能捅破這種靠限制移民的福利國家的福利神話。

https://twitter.com/LynxEvil/status/1020947290603773953

反驳：按照这种傻缺逻辑，瑞典人天生不蹭福利不逃税，中国人天生逃税，嗯，真是种族主义啊，知道瑞典人曾经是维京海盗吗？呵呵。

狗屁13：2000年，奥巴馬連參加民主黨大會都没資格。 2008年，奥巴馬被提名總統候選人。一個人不努力等運到等政府分配是不可能成功的。

https://twitter.com/LynxEvil/status/1020875040424726528

反驳：原来美国黑人都能成为奥巴马，呵呵，这么说中国人也都能成为周永康(周是平民出身)了。

狗屁14：

https://twitter.com/LynxEvil/status/1020675824586928128

反驳：保障就业？哈哈哈哈，你亲爱的资本主义本身就是建立在对工人的剥削压迫上的，为了做到这点，老板们必然会制造失业大军以压低工资和控制工人，你指望靠跪舔所谓的中小企业解决问题？哈哈哈哈，你以为中小企业就不剥削压迫？中小企业的老板就是傻逼，会主动让自己沦落到跪舔工人的地步？而且你亲爱的中小企业在大企业的资本攻击面前屁都不是，呵呵。

狗屁15：這對 Trans 真是一個壞消息。 TERF 和男權社會都會用這個極端案例來反平權，就像社會主義者用違反自由市場的事來反對自由市場。

https://twitter.com/LynxEvil/status/1020484690279403520

反驳：社会主义者反对的是资本主义本身，对你的狗屁自由市场毫无兴趣，事实是你的狗屁自由市场纯粹是拿来洗脑欺骗的狗屎而已，当然，你的定义是血汗工厂的奴工是自由的，呵呵，滚去问问那些工人如果有其他选择会不会待在血汗工厂吧！

狗屁16（他转推认同的）：资本主义没有原罪，威权专制，蔑视人权，反智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有。不要把法西斯，极右，专制的恶果说成是资本家压迫人民。

https://twitter.com/Hana_Kosuzu/status/1020370452697485315

反驳：资本主义哈巴狗们大概读的都是火星历史，滚去看看《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滚去看看血腥的圈地运动，滚去看看资本家们为了争夺市场和原材料而发动的种种殖民战争以及两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虐杀了十多亿人！资本主义的核心是利润至上，而且老板们专制独裁不受控制，那么必然会为了利润戕害人权，所以资本主义的本质就是践踏人权的，并且无法和民主兼容，笨蛋。

狗屁17：一個人的膚色並不決定一個人的成就，但一個人的性格往往就決定了際遇，決定了命運。
黑人群體的文化更是這樣，把自己的失敗動不動就歸咎於別人是種族歧視，歸咎於家貧，歸咎於各種各樣社會因素，絕不可能在競爭中獲勝。

https://plus.google.com/+LynxEvil/posts/4vsmiLppH9r

反驳：原来种族歧视和贫困压迫是不存在的吗？恶心，滚去好好看看：“民权运动之后，美国黑人们得到了投票权，但是共和党和他们的极右纳粹垃圾支持者们并不会就此停手，他们一边推行新自由主义削减福利活活饿死病死冻死穷黑人，削减教育经费剥夺黑人的受教育的基本人权，一边以“法律和秩序”的名义进行狗屁“反毒战争”，以打击毒品的名义，一边故意向无助绝望的穷人兜售毒品（为此美国政府和哥伦比亚毒贩民兵组织勾结，在哥伦比亚造成几百万死亡），一边以反毒战争的名义肆意抓捕迫害黑人和拉丁裔，随意搜查抢掠黑人的个人财产，然后把黑人扔进监狱当监狱奴工。在美国，有很多外包给私人的监狱，其中囚犯被强迫劳动，而监狱的老板们则无耻的压榨着剩余价值。”(我在监狱里阅读了《新吉姆克劳》。这改变了我的生活)I read The New Jim Crow in jail. It changed my life

狗屁18：（暂时找不到链接）有社会主义攻击资本主义者主张小政府的本质是不要政府，但经济学早就否定了无政府的可能性，资本主义者不会主张无政府。

反驳：这傻逼看来真是不知道自由意志主义和其衍生的无政府资本主义是什么东西：而無政府資本主義則反對全部的稅賦，排斥任何政府提供的保護服務，主張那是不必要的。他們希望政府遠離司法和保護的服務，認為這些服務應該由私人團體所進行。無政府資本主義者主張，小政府主義者讓政府壟斷保護的服務，將造成政府能以此制定一切不合實際的限制，而強迫在任何方面建立制度化的體制都將會產生不良後果。

除了一些真正的無政府主義和正統的客觀主義者，無政府資本主義和小政府主義在政治立場上的差異往往難以分辨，因為兩者都視現行的政府權力過大。一些自由意志主義哲學家，如Tibor R. Machan便表示：或許正確的來說，無政府資本主義和小政府主義之間是沒有矛盾的。

来源：自由意志主義

铅笔纳粹社和他们的祖师爷奥地利学派就是自由意志主义，呵呵。

这些无耻的纳粹狗屁他之前和我重复过很多次，试图把我变成资本主义的支持者，结果……..结果成功把我恶心成社会主义者了，哈哈哈哈！我没有这样的朋友，我和你是敌人，evil！

2018/07/24

“肥宅快乐水”的黑暗面：可口可乐是如何在全球掠夺资源的？

（写在前面：我曾经很喜欢汽水，不过，我不会再喝一瓶可乐了！）

作为每秒卖出两万瓶的“肥宅快乐水”，可口可乐一向以其高超的营销能力著称。白胡子、红棉袄的圣诞老人形象就是可口可乐公司确立并推广开来的；从1928年开始，可口可乐就开始赞助奥运会，把品牌名称和这项国际赛事捆绑在一起；甚至连明星代言，也是可口可乐率先提出的战略。近些年，可口可乐把天然呆、喵星人、高富帅等网络热词印在瓶身上，鼓励消费者和朋友分享。

广告当中用来标识品牌形象、培养用户忠诚度的活力四射的足球明星、红扑扑的圣诞老人等等，为可口可乐营造并维持了一种热情亲民、常伴左右的形象。而实际上，可口可乐公司售卖的只是水、糖和咖啡因的低价混合物，必须要获得大量的原材料才能够维持产品生产。早在20世纪中叶，可口可乐公司就已经成为了世界饮料业最大的糖类、成品咖啡因和铝罐、塑料瓶的购买商，而它对水资源的消耗也堪称世界企业之最。在《可口可乐帝国：一部资源掠夺史》当中，俄亥俄州立大学环境史助理教授巴托·J.埃尔莫尔提出，可口可乐正是凭借着对自然资源的消耗获取了巨额的利润。

可口可乐聘请商业插画家Haddon Sundblom创作了圣诞老人形象。身着红白色衣服，带有亲切笑容，圆脸颊的圣诞老人手持可口可乐，念出广告语“The Pause That Refreshes （享受清凉一刻）”。

随着企业向全球的扩张，可口可乐的生态胃口越发难以得到满足：它消耗了所在地区大量的生活用水，并鼓励一些位于干旱地区的瓶装商不断向地下挖掘，超负荷地索取所需的水资源；它的蔗糖和咖啡供应商高度依赖于当地的土壤肥力和水资源；而与此同时，可乐空瓶也已经在垃圾填埋场堆积如山……巴托·J.埃尔莫尔看到，可口可乐公司一直以来都在利用世界各地纳税人资助建造的废弃物回收系统、公共水资源和接受政府补贴的种植园，让当地政府的隐形付出为自己节省下大笔费用，却逃避了应当承担的责任。

如今，企业社会责任一词风靡全球，可口可乐公司也向外界传达着这样的信息：可口可乐是为公众服务的企业公民，而不是公共服务的消费者。但另一方面，它依然是十足的采掘工业，不仅将大自然的馈赠变成廉价消费品，以此创造大量利润，而且还常常把采掘工序隐藏起来，将成本和风险转嫁给供应商、加盟商和政府。它要求世界各地的人们交出宝贵的资源，声称能够运用技术和商业头脑，把资源变成世界真正需要的产品。可是，我们真的需要这样的交易吗？

水：将公共用水转化为公司利润

2014年，距离当地人开始抗议已经过去了十余年，位于印度小村庄普拉齐马达（Plachimada）的可口可乐瓶装厂终于关闭了。2000年，在工厂建成6个月后，当地人就开始反映水质不再适宜饮用，水变成奶白色且开始变咸。随后便有村民感染了不知名的胃病和皮肤病；农民发现井水变少了，农作物产量也降低了。环保组织Corpwatch India发现，由于可口可乐公司过量汲取水资源，水中钙镁元素已经超标。为此，从2002年开始，当地社会人士成立了“抵制可口可乐委员会”，要求关闭当地的可口可乐瓶装厂。

与普拉齐马达的情况类似，20世纪初，在墨西哥小镇查姆拉，可口可乐公司也受到了当地人的攻击。他们称，时任墨西哥总统的维森特·福克斯曾任可口可乐墨西哥分公司的高官，他签发了“允许墨西哥中部的可口可乐瓶装厂在含水层获取数千加仑用水”的许可证，而且这些水完全是免费不限量的。可口可乐消耗了当地大量的水资源，却没有付出任何代价。在澳大利亚，可口可乐公司也在几乎以免费的价格使用着当地的水资源，加快了地下水的枯竭。但是，在很多类似的与当地民众的斗争当中，可口可乐公司取得胜利的次数远远要多于失败的次数。

为什么可口可乐的瓶装厂要大量攫取水资源？从根本上说，制作可口可乐最主要的原料是水。在开始兜售第一批浓缩糖浆（注：可口可乐公司在创办之初，主要是通过向瓶装商销售浓缩糖浆来赚取利润，因此，仅仅是促成糖浆供应商和瓶装商的生意，钱财就可以源源不断地流入公司）的19世纪80年代开始，可口可乐公司就开始将各地政府水管中流淌的公共用水转化为公司利润了。政府不仅修建了自来水厂，而且还投入大量资金，建立配套设施来处理废水。这并不仅仅包括每家每户的水管，还包括了水库、水坝、沟渠和过滤系统。截止1915年，美国城市公共用水系统的总价值超过了10亿美元。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城市为供水付出的成本还会不断上涨。不过与此同时，可口可乐只需要为其耗费的大量水资源支付少量的费用。各级政府知道，廉价的水费可以吸引企业，由于政府不惜赤字的代价也要确保自己的竞争优势，可口可乐这样的工业用水大户便成为了真正的赢家。

到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地方政府负债累累，缺乏足够的钱改善基本的供水设施。一种观念开始在美国盛行起来：瓶装水可以替代不够好的公共供水系统。80年代，里根总统坐镇的联邦政府则致力于消除限制商业自由发展的政府管制措施，任由事态恶化。这为可口可乐“承担新责任”提供了契机，他们认为可以抓住商机，替代政府提供产品和服务。当时的其它饮用水公司往往从泉水当中获取水源，百事公司率先开始使用当地的自来水，经过净化成为本公司出品的瓶装水，这样一来就可以充分利用既有的瓶装设备和城市公共用水的低价格优势了。

可口可乐公司决定效仿这种做法，充分使用公共用水，将其转化为公司利润。同时，为了确保瓶装商对公司的依赖，可口可乐将一定量的矿物盐增添到水中，矿物盐就相当于瓶装商必须购买的浓缩物。就这样，可口可乐公司开始通过瓶装水获取惊人的利润。据加拿大团体北极星研究所调查发现，2007年，可口可乐公司从佐治亚州玛丽埃塔市获得市政用水的价格是每加仑0.002美分，而每加仑瓶装水的价格是4.35美元。也就是说，在这座城市里，1加仑可口可乐瓶装水的价格是市政用水的20万倍。就这样，可口可乐公司一边把瓶装水包装为比自来水更加安全、纯净的饮用水，一边利用政府公共用水带来的便利，赚取大量利润。

可口可乐并没有满足于国内市场的成功，在20世纪末，公司向联邦政府寻求建设瓶装厂的援助，认为自己还可以为世界各地数百万缺水的人带来新鲜纯净的饮用水。1990年，公司获得了海外私人公司（美国按照1964年制定的对外援助法案成立的公司，其目的在于协助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私人投资）对其在巴巴多斯、牙买加、埃及、加纳、尼日利亚等国家的瓶装厂的贷款担保。海外私人投资公司相信，此举可以促进美国以及所在国的就业、技术传播和知识传递，促进本地的发展。可是，事实确实如此吗？在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关于尼日利亚的罐装项目合同中，有一条批注称，可口可乐公司在“基础设施”方面的主要贡献是“为所在国提供瓶装饮用水”。海外私人投资公司提供的4800万美元资助大部分用于提高可口可乐销量，仅有极少部分用于改善尼日利亚公共用水的基础设施。虽然实际上，这些国家需要的不仅仅是瓶装厂，而是对当地大型公共供水系统的投资。

今天，如果你来到普拉齐马达这样的小村庄，或许会因为当地的水质条件差而选择瓶装水或者可口可乐——显然，如果你饮用自来水，可能会患病。但是你应当意识到，可口可乐并非拯救者，它的到来并非缓解、而是加剧了这些地区的水资源枯竭和污染。

咖啡因和糖：破坏生态环境，拉大贫富差距

水不是可口可乐公司唯一大规模使用的自然资源。作为可口可乐配方中极为重要的成分，糖分和咖啡因的获取也离不开大规模的资源和社会掠夺。

早在1960年，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纪录片《可耻的丰收》当中，就揭露了可口可乐旗下美汁源柑橘种植园的罪恶：种植园里的黑人不仅无法得到充足的水和食物，而且他们的工作时间非常长。过了十年，农场工人的条件依然没有提高。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另一部纪录片《移民者》带领观众参观了可口可乐农场的普通工人家庭——破旧的棚屋里，设施简陋而匮乏，而且没有厕所。

为了平息众怒，可口可乐公司承诺要提高工人们的工资待遇。向工人支付更高的工资带来了经营成本的上升，意味着公司利益受到了损害。于是，可口可乐公司开始签外订合同，把种植的责任转移给拉丁美洲的一些公司。

可口可乐的咖啡业务一直使用这样的策略。可口可乐的配方需要公司大量购买咖啡因，其旗下的咖啡品牌也需要消耗大量的咖啡豆。将咖啡外包这一战略的高明之处在于，美国人对美国本土发生的不公正十分关注，但如果可口可乐从世界各地的独立生产商那里购买原材料，人们就不会将生产中出现的问题和可口可乐公司直接挂钩。

实际上，咖啡种植极具破坏性。由于喜阳而非喜阴的咖啡品种最受青睐，这就意味着，巴西农民不可能把咖啡种植在树木茂盛、阳光稀少的树林当中，他们用砍伐和烧毁的方法，使得八百多种树木品种最终灭绝，也让许多在其间生活的昆虫、鸟类、爬行动物和哺乳动物遭到了灭顶之灾。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清除一片森林所获得的土地的肥力，在仅仅20年之内，就被频繁密集的农作消耗殆尽。于是，种植者们不得不去开垦新的森林。为了满足可口可乐公司的需求，巴西农民将许多优质、多样化的生态地区转变为了单一的咖啡种植园。另一方面，流向砍伐工人和咖啡采摘工人的利润是极少的。在拉丁美洲的其它地区，生态模式也类似。到20世纪中叶，萨尔瓦多的富裕阶层把国土的1/4都变成了咖啡种植园，维持农场运作的重担则落在了穷人身上，造成了极大的贫富差距。

到上个世纪70年代，可口可乐公司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成品咖啡因购买者和美国第三大速溶咖啡生产商，对从热带地区获得廉价、稳定的咖啡豆有着极度的依赖。可口可乐公司的原材料采购，持续地支持着这个严重依赖热带国家的社会和环境资源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之下，生产国最珍贵的资源消耗殆尽，而穷人在这一过程中变得更穷。不仅如此，非洲、东南亚很多国家在90年代也开始纷纷效仿这一做法。仅仅在1994年，越南的咖啡种植者就砍伐了30多万英亩的原始森林。

与咖啡采购类似，可口可乐公司在海外使用蔗糖为饮料增加甜味的做法，也给热带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可口可乐公司及旗下的生产商使得生态多样化的热带森林变成了单一甘蔗作物种植园。2007-2012年期间，巴西南马托格罗索州地区的蔗糖产量增加了三倍，可口可乐公司的蔗糖供应商之一邦吉集团把种植区扩大到了当地瓜拉尼土著人居住的地区。瓜拉尼人指出，蔗糖种植中使用的农药污染了河道，秸秆焚烧则造成了大气污染。而在柬埔寨，可口可乐公司的一家蔗糖供应商被指控和当地企业联手，为了侵占69平方英里的甘蔗种植园驱逐了五百多户家庭。

在美国本土，因为国家补贴之下的原材料玉米很便宜，可口可乐公司使用高果糖玉米糖浆代替蔗糖。在玉米需求的不断增长之下，美国中部大平原各州脆弱的生态系统成为了无边无际的单一玉米种植地，需要大量水、化肥和农药来维持和提高产量。科学家已经指出，玉米种植地的化肥随着雨水流入密西西比河，导致藻类蔓延，造成了沿岸近两千平方英里的生态死区。而随着灌溉面积的持续扩大，地下水的水位也在不断下降。于此同时，虽然高果糖玉米糖浆降低了数千万美元的可乐生产成本，可口可乐公司却并未降低产品的价格，甚至还把可乐瓶变成了“超大量”：人们会为大瓶可乐多支付10美分，而增加分量只需要2-3美分的甜味剂。就这样，受到国家补贴的农产品鼓励人们朝着过度消费富含碳水化合物的不健康道路上越走越远。

包装：公民为包装废弃物掏腰包

可口可乐公司对资源的索取和对环境的破坏并不仅仅产生在获取原材料的环节。实际上，他们还在源源不断地生产大量污染物——金属罐和塑料瓶。这些瓶瓶罐罐堆积如山，让填埋场迅速达到饱和，垃圾堆放点不断地向低收入居民区靠近。

在产生一系列环境问题产生之前，可口可乐实际上是产品包装回收的先驱。最初，可乐生产商们购买了大量的玻璃瓶，价格非常昂贵，因此希望消费者喝完瓶中饮料之后重新把瓶子还给经销商。因此，在40年代，一个可口可乐玻璃瓶平均会经历22次重复利用。不过，到了50年代，可口可乐开始使用金属罐作为饮料容器，情况就发生了变化。金属罐饮料的优势显而易见：运送每千件金属罐装饮料所耗费的汽油，还不到每千件可回收容器的一半；此外还可以节省回收和清洁的劳动力成本，甚至可以减少仓储和机械成本。

在50年代，成千上万的一次性瓶子和罐子散落在美国的各个角落，河畔、公园、河床，随处都可以看到它们的影子。人们憎恨企业对大自然的滥用和破坏，开始呼吁酿酒公司、饮料公司和包装行业处理这些垃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可口可乐公司及其软饮界的竞争对手联合金属罐装公司、包装公司，创建了全美第一家反垃圾组织“美丽美国”。它的核心目标在于转嫁外界对企业造成饮料容器垃圾问题的责难，因此，它向消费者传达的理念是：“随手丢弃废弃瓶罐的行为，应该由公民个人，而不是企业来承担责任。”“美丽美国”制作了数以百万计的宣传册和电视广告，劝告群众承担起保护环境的义务和责任。除了“美丽美国”之外，可口可乐公司还依赖在首都华盛顿的游说团队美国软饮料协会来争取各界支持。该协会在各处张贴了上千万份的广告，试图告诉大家：“是人，而不是容器本身”需要为日益严重的垃圾问题负责。

可口可乐公司、美国软饮料协会和“美丽美国”组织在六七十年代的公共宣传活动，确实帮助企业将公众的视线从自身转移开去，却并没有解决日益严重的垃圾问题。一些州开始颁布强制性污染税征收法令，美国国会也开始考虑针对一次性容器制定全国性的法律，众议院提议禁止在美国销售一次性饮料容器。软饮包装行业的代表则辩解称，如果只生产可回收玻璃瓶的话，“成千上万的工厂员工将面临失业。”在地方层面，这种说辞也十分有效。一谈到可能让多少个家庭失业的问题，议员们就无言以对了。

软饮料业、包装业和酿酒业采取了先发制人的方式，告诉大家，回收是替代强制性保证金的有效措施，因为保证金最终还是会转嫁到消费者的头上，增加消费者税负，而回收还可以保存就业机会。在70年代，各企业设立了多个回收中心，开始通过大量的广告宣传它们在回收工作方面所做的努力和贡献。可口可乐公司在广告中声称：“我们的政府不需要再为设立回收中心而烦心了！”实际上，回收系统需要耗费大量的财力物力，导致入不敷出，公司一方面进行大量宣传，自诩为回收项目的功臣，强调公司对环境的贡献，但另一方面，它们支持清理行动的热情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消退。据《华盛顿邮报》统计，这一时期涌现的三千多个回收中心由于无法收回成本而纷纷倒闭，到70年代末已所剩无几。在免于缴纳强制保证金之后，饮料商们又开始将责任转嫁：它们提出，回收工作的正常运转需要依靠联邦政府的资助。它们的提议再次成功了：197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资源保护与回收法案》，增加了联邦政府的支持力度。这让纳税人承担起了更多的责任，而可口可乐公司等企业得到了解救。

如今，没有人能够知道路边的回收系统到底耗费了多少公共资金。可口可乐公司等私有企业总是动用它们出色的游说能力，把原本属于企业的废弃物处理责任转嫁给公共部门。就这样，到最后，消费者和纳税人承担了大部分责任，补贴了饮料企业的包装物回收系统，使得可口可乐这样的公司无需为包装废弃物的泛滥承担任何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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