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先声——论中共夺权之前是如何骗人的

非常非常多的人(无论是反共还是挺共)都以为中共是完全靠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去骗取支持的。但这并不是事实。事实是,中共靠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骗到的不过是极少数的理想主义者(例如王实味),而当时的绝大部分中国人根本就不知道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底是什么,更别提去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著作了。

那么中共是完全靠苏联的武装援助和日本侵略提供的机会吗?也不是,如果没有足够的本土基础,苏联和日本的外因也无法发挥作用。把中共推向天安门,当时的中国人是出了大力的。顺便说一句,除了少数小国之外,绝大部分国家的独裁者夺权都是内因和外因的共同作用导致。

也许你会觉得当时那些支持中共的中国人太白痴。但就当时的情况来说,支持中共并不是一个明显的糟糕选择,一来中共没上台,本性没怎么暴露;二来,当时的中共的宣传也的确相当有欺骗性,特别是和极右的独裁KMT对比,当时的中共从宣传上看简直是民主先锋队啊。

接下来咱们就一起看看当时的中共是如何宣传的吧。哦,在看之前,首先要说明一点:毛贼思想大部分是抄袭自斯大林的,但当时中共的宣传基本不怎么提抄袭自斯大林的那些(一国社会主义,中央计划经济/指令经济,五年计划,农业集体化,发展重工业,人民被党领导,党被领袖领导),事实上抄袭自斯大林的那些是从1953年才开始大肆宣传并执行的。

当时中共宣传的内容之一是毛贼原创的新民主主义,内容是:至于还有所谓“政体”问题,那是指的政权构成的形式问题,指的一定的社会阶级取何种形式去组织那反对敌人保护自己的政权机关。没有适当形式的政权机关,就不能代表国家。中国现在可以采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直到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但必须实行无男女、信仰、财产、教育等差别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才能适合于各革命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适合于表现民意和指挥革命斗争,适合于新民主主义的精神。这种制度即是民主集中制。只有民主集中制的政府,才能充分地发挥一切革命人民的意志,也才能最有力量地去反对革命的敌人。“非少数人所得而私”的精神,必须表现在政府和军队的组成中,如果没有真正的民主制度,就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就叫做政体和国体不相适应。

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这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共和国,这就是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的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我们现在虽有中华民国之名,尚无中华民国之实,循名责实,这就是今天的工作。

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它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

这个共和国将采取某种必要的方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农村的富农经济,也是容许其存在的。这就是“平均地权”的方针。这个方针的正确的口号,就是“耕者有其田”。在这个阶段上,一般地还不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农业,但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所发展起来的各种合作经济,也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

概括一下就是:民主,资本主义,土地私有化。这是社会主义吗?当然不是,实际上“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充满了法西斯“阶级合作”的味道,当年墨索里尼就是鼓吹阶级合作的。顺便说一句,国有和公有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国有是公有的第一步(民主政府所有),而公有的本质是所有和经营都实现完全民主,而中共抄袭自斯大林的独裁“国营经济”,连国有都不是,就是纯粹的党官僚私有。当然,很明显毛贼当年骗人的时候可没承认自己会独裁。

不过毛贼在鼓吹新民主主义的时候,至少还提到了和斯大林与苏联的关系(原文链接中有),但在其他大部分时候,毛贼和中共连苏联都不怎么提,他们吹捧最多的国家是:美国!

这里就要隆重介绍一本书了:《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里面收集的是中共上台之前的宣传文章,以下为部分内容摘录:

1,民主主义是生命的活力:那是在一八六四年。美国的“南北战争”已经继续了三年多。正在战事十分紧张的时候,举行了总统的改选。大家都知道,那次改选的结果是林肯大总统再度当选。林肯在那时是美国人民的民主力量团结的中心,他所领导的战争是为保卫民主制度的一个战争,所以在战时的大选中,他再度受到人民的拥戴。

这相距八十年的前后两次大选交相辉映,其意义,正如罗斯福总统所说的,“是向举世证明民主主义是生命的活力”,而这种伟大的活力是经得起战争的考验的。——《新华日报》1944年11月15日

(实际上南北内战可不是为了保卫民主制度,中共可真是个美国粉。)

2,“中国的缺点就是缺乏民主,应在所有领域贯彻民主”
——1944年6月12日毛泽东答中外记者团:我重复说一句,我们很需要统
一,但是只有建筑在民主基础上的统一,才是真统一。国内如此,新的国际联盟亦
将是如此。只有民主的统一,才能打倒法西斯,才能建设新中国与新世界。我们赞
成大西洋宪章及莫斯科、开罗、德黑兰会议的决议,就是基于这个观点的。我们希
望于国民政府、国民党及各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主要的就是这些。中国共产党所
已做和所要做的,也就是这些。——《解放日报》1944年6月13日

(“只有民主的统一才是真统一”,这在当时说出来,不,即使在现在,也能爆掉大一统教徒五条街啊。)

3,中国要求的只是民主: 中国共产党在今天并不要求一个共产主义的中国,甚至也不要求一个社会主义的中国。中国人民仅仅要求如英、法、美及其他民族的人民享有已久的那种权利。

这就是说,中共要结束中国的封建时代,以及寄生在这种基础上的独裁、
官僚政治。

由于这种要求,使中共代替中国的广大人民说话。但是却遭到反动派猛烈
的反对,正象克伦威尔、华盛顿、罗斯福所遭受的那样。

今天,中国共产党要求停止进攻民主解放区的内战,停止外国人干涉中国
内政;同时要求一个民选的国民大会来解决中国未来的机构。它热切期望这一中国
临时政府,将是一个各党各派组成的政府,并包括共产党在内,以便毫不犹疑、毫
不迟延地实施这些步骤。
……
——《新华日报》1946年5月1日

(中共连社会主义都不要求了,啊,这的确是事实,呵呵。)

4,“ 我们相信着、并且实行着民主”·H·福尔曼·:福尔曼先生认为这些共产党员是优秀的中国人。……这些共产党员并不在“实行共产主义”。他们并不实行集体化。他们倒是在鼓励私人企业、合作主义以及国营事业。他们实行着有效的民主政治,承认非共产党和别的政治集团,并限止每一机构中共产党员不得超过三分之一,以避免不良的控制。他们的最基本的目标是农业改良、教育卫生和工业的进步,这些和俄国的共产主义实在没有相同之处。
……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的最高政治家,曾经这样表示出中国人民的希望:“我
们并不需要、亦不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并不主张集体化,也不反对个人的活动——事实上,我们鼓励竞争和私人企业。在互惠的条件下,我们允许并欢迎外国对我们的地区作工商业的投资……我们相信着,并且实行着民主政治”。他说得很对。
——《新华日报》1945年4月19日

知道为什么当年会有不少外国人偏向中共了吧?当年外国并没有什么毛派,系统性的毛贼神教输出主要是依靠文革进行的,那些偏向中共的外国人大部分并不是社会主义者,恰恰是资本主义者。

5, 论英美的民主精神:美民主政治所重视的平等,正是这一含义,我们从国父孙中山先生的话中可以更清楚了解,如果英美人人在法律之前没有平等,若是与王云五先生所说英国人民的见解相反,假如至今英美仍不准人民有平等的权利,那末怎样能够谈得到民主、怎样能够实现民治呢?说到“自由”也是一样,如果连人民言论、集会、身体的自由都不允许,则民治从何谈起?德国和日本两个法西斯国家的人民缺乏了平等和自由权利,所以永远不能成为民主国家。英国没有成文宪法,但是英国人民有平等有自由,所以虽没有宪法也是民主国家。由此看来,民主政治的主要标志是人民有自由平等的权利。

除掉德日等法西斯国家的反民主的侵略者之外,我们想今天整个世界的人们对英美民主政治这两大精华——人民的平等和自由权利,是不会仇视的,是要赞扬的!这是人类共同的宝贝。若从世界正义人类的地位来说,我们所求的只有希望这些平等自由更加充实些、更加宽广些,应该决没有一个人会把这些精华连根毁损而加以唾弃的。 ——《新华日报》1944年3月30日

(我忍不住想要鼓掌了,这水平比起今天很多民逗强多了。)

6,象征民主自由的日子:今天是美国的独立纪念日,这是一个自由和民主的象征的日子,这是一个由人民的力量在世界上建立第一个共和国的日子。它的光辉不仅照耀着新大陆和旧大陆,而且照耀着几个世纪,直到今天,美国还是民主世界中最年青的向上的国家之一。

人民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人民的解放要求是不能违背的,这两点在美国的独立革命历史中已经得到充分的证明,美国人民也应该永远相信这个真理。就因为这个基本的真理,产生出一个独立自由而民主强大的美国,这国家,直到今天还是民主世界中最年青向上的国家之一。——《新华日报》社论 1945年7月4日

(看看这对美国的吹捧,比起今天的美国粉们如何?程度不落下风,水平却高多了,至少当年的中共没有吹捧基督教。)

7,民 主 颂 ——献给美国的独立纪念日:从年幼的时候起,我们就觉得美国是个特别可亲的国家。我们相信,这该不单因为她没有强占过中国的土地,她也没对中国发动过侵略性的战争;更基本地说,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是发源于从美国国民性中发散出来的民主的风度,博大的心怀。

在中国,每个小学生都知道华盛顿的诚实,每个中学生都知道林肯的公正与怛恻,
杰弗逊的博大与真诚。这些光辉的名字,在我们国土上已经是一切美德的象征。他
们所代表的,也早已经不止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荣誉了。玛克吐温、惠特曼、
爱玛生教育了我们这一代。是他们使年青的东方人知道了人的尊严,自由的宝贵;
也是他们,在我们没有民主传统的精神领域里,筑起了在今天使我们可以有效地抗
拒了法西斯思想的长城。这一切以心传心的精神道德上的寄与,是不能用数字和价
值来计算的。中国人感谢着“美麦”,感谢着“庚款”,感谢抗战以来的一切一切
的寄赠与援助;但是,在这一切之前,之上,美国在民主政治上对落后的中国做了
一个示范的先驱,教育了中国人学习华盛顿、学习林肯,学习杰弗逊,使我们懂得
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需要大胆、公正、诚实。……我们相信,这才是使中美
两大民族不论在战时,在战后,一定能够永远地亲密合作的最基本的成因。——《新华日报》1943年7月4日

(是不是非常难以置信啊?如果我不进行说明,怕是没人会相信这是中共的说辞吧?)

8, 为了人类-史 纲:

为了人类!为了人类!
于是年轻的美国,升起了旗,
吹起了号角,击响了战鼓,
在新的土地上,新的天空下,
结集了世界爱自由的人,
开始实验着新政体,直到今天。
古老的有宿疾的欧洲,
早他六年就说了“自由、平等、博爱”,
年轻的美国却从出世婴儿
那时就实行了“民治、民有、民享”,
她没有高高的巴斯蒂尔要攻打,
她建立了高高的自由女神。
只有一种历史——人类的历史,
人类的结合——不是分离——的历史,
年轻的美国一章又一章的写
乔治·华盛顿写,杰弗逊写,
林肯写,而惠特曼歌唱,
如今是罗斯福在炉旁著述。
我们该如何羡慕年轻的美国,
像一个圆球的民主国家,
能平滑地滚动,富于弹性的蹦跳,
不象多边多角的法西斯统治。
年轻的美国没有对人类失望,
将来人要知道世界本是个圆球。

——《新华日报》1943年7月4日

(这程度怕是多数美国粉也比不上。)

9,言论自由与民主:

雪梨市民所喊出来的两个口号,正是相连一贯的两件事:有民主就有言论
自由,没有言论自由就不是民主。我们拿英国来作例,英国是一个民主国,所以英
国即使在战时,对言论的自由也是尊重不渝:报纸送检是出于自动,而且只限有关
国防的稿件;刊载了有害国防的消息,至多也不过事后由政府提出公诉,没有其他
任何直接干涉言论的行为。——这些事实,是一民主国对言论态度的标本。就拿现
在发生纠纷的澳洲来说,报纸和人民也还有对言论限制作抗争的权利,可见民主和
言论自由,实在是分不开的。我们应当把民主国先进的好例,作为我们实现民主的
榜样。

——《新华日报》1944年4月19日

(如果我没有说明,你能区分这是当年的中共的说辞还是今天的哪个民运的吗?)

限于篇幅,我就不再继续摘录了,想要看的读者可以去这里下载:https://www.bannedbook.org/resources/file/2452

现在知道中共当年是靠怎样的说辞骗取支持了吧?不是靠别的,就是靠今天民运和民逗们依旧在喊的“民主”和“自由”,而不是当了冤大头的马克思主义。而上台之后,政权到手了,再怎么胡作非为都没人能阻止了。

那么,既然中共当年喊的“民主”和“自由”是骗人的,今天的“民主人士”们当然一样有可能也是骗人的(事实上我也完全有可能是骗人的,哈哈),那么有办法进行辨别吗?

答案是,有,但要看情况,而且进行辨别并不容易。我说说我的辨别方法吧:

1,首先看自称的“民主人士”们有没有组成一些组织,如果有,那么就查找该组织相关资料(尽可能找第三方的资料),特别关注组织本身的民主程度如何,如果组织本身并不民主(特别是海外的组织,墙内的组织由于必须要秘密行动实现民主有很多困难,但海外组织理应民主),那么参与组织,特别的在其中担任重要职务的“民主人士”就有问题了,不应当相信。当年的中共就是非常不民主的组织。

2,如果没有参与组织呢?那么就要看该“民主人士”的单独论述。注意,单独论述,转推然后加几句骂共匪的话谁都会,不足为据;特别是那些没什么单独论述,大部分时候都在附和名人的“民主人士”(例如郭粉,姨粉,川粉等各类脑残粉,还有教徒),这种即使不是挂羊头卖狗肉,也根本就没有自己的思想,这类人是没有勇气和意志承担民主赋予他们或她们的责任的。

那么如何从单独论述中判断是否真的支持民主自由呢?首先明确一点:民主是人民决定政府(这里暂不考虑经济民主),而自由是每个人都有权做除了践踏别人人权之外的任何事。所以那些鼓吹素质论的,鼓吹精英专制的,鼓吹基督教带来民主的,都可以滚了,当然有些人不会很明显的鼓吹,这就需要多看看其单独论述然后仔细分辨(这个是需要经验积累的,通常刚翻墙的人因为没有相关经验,很容易上当,我当年就上过几次当)。然后,那些鼓吹大一统的(通常这类人也是KMT粉和汉民族主义者),反共更反分裂的(例如对维吾尔和图伯特独立诉求的敌视,在维吾尔和图伯特问题上变身为CCAV分台),也可以滚了,大一统的本质就是反民主的暴力奴役。

这些明显的坑躲过去之后,接下来就要观察不那么明显的坑了:对平权的态度,例如对性少数群体的态度,对女权主义的态度。很多“民主人士”平时的单独论述中根本不会出现这类话题,结果就是无从判断(你主动去问他们很多时候也不会回答),但特定时刻他们会爆发出来,例如最近的metoo,还有共匪迫害性少数群体的事件爆发时,他们就会露出自己的真面目。对于那些表露出反平权的纳粹,直接滚就是了,他们和共匪是一路货色。

最后,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标准:是否支持新自由主义。要判断这点,要综合观察以下几点:对邓坦克的态度,对“改革开放”的态度,对福利国家的态度,对欧美福利制度的态度,对全世界独立工会和工人运动的态度,对奥地利芝加哥学派的态度。基本上那些动辄米塞斯哈耶克弗里德曼语录挂嘴边的,敌视福利国家的,根本不管工人死活的,一提到左派就“毛左”如何如何的,把外国社会主义者和共匪混为一谈的,认为马克思应该为共匪的国家资本主义暴行负责的,只宣传毛贼暴行不提坦克的“改革开放”造成的种种恶果的,这种资本主义哈巴狗宣传民主自由是假,自己想要当右翼独裁者才是真。
 

维吾尔问题和图伯特问题相关资料推荐

关于维吾尔问题,汉人“民主人士”这边总是飘着一股浓浓的帝国主义臭味,他们其他问题上不相信共匪的说辞,但一碰到维吾尔问题,他们马上就成为CCAV分台,所以,绝大部分汉人”民主人士“关于维吾尔问题的说辞都是不可信的。

而图伯特(西藏)问题情况稍微好一些,因为达赖喇嘛名气很大,但帝国主义汉人“民主人士”很多一边捧达赖喇嘛,一边无耻的篡改图伯特历史,为大一统造势。所以他们关于图伯特现状的说辞可以参考,但相关历史不可信。

同时我也观察到了一点:基本上支持维吾尔人和图伯特人的人权的(大部分不是汉人,或者厌恶汉民族主义(例如我)),同时也支持帮助难民,不歧视非白人,更不会四处当仇穆十字军。而是否真的支持人权,对维吾尔和图伯特问题的态度是一个关键的标准。

接下来我就介绍一些可靠的了解维吾尔和图伯特的资料:

维吾尔问题:

1,伊力夏提:维吾尔人,美国维吾尔协会主席。其在博讯和其他一些网站上发表过不少文章:”维吾尔人不是中国人!“”伊利夏提:“东突厥斯坦”还是“东土耳其斯坦”?“”乌鲁木齐7-5大屠杀7周年游行“”7.5周年祭伊利夏提:现代维吾尔民族名称复兴之简述”“民族压迫中被牺牲的维吾尔儿童/伊利夏提”“中国人和伊斯兰教/伊利夏提”“只有维吾尔人是“恐怖分子”!?/伊利夏提

这些网站上还有更多文章,我就不一一列举了,这些文章是我认为汉人(或者说自认的汉人)特别应该看看的。当然,作者是个虔诚的穆斯林,而我并不赞同其对伊斯兰教的护教态度,不过作者说中国人跪舔基督教是因为被基督教国家打败过,这倒是有几分道理,想象一下如果在美国蹦哒的不是福音派而是瓦哈比主义(两者都是原教旨教派),那么今天余杰王怡曹长青之流就会鼓吹伊斯兰教救中国了,呵呵(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信奉的本就是同一个上帝,安拉只是阿拉伯语对上帝的称呼,基督教的bible同时也是伊斯兰教的经书,只是最高权威是古兰经。而那句经常被仇穆十字军嚷嚷的“安拉胡阿克巴”是阿拉伯文的音译,而这句话的意思是“上帝是伟大的”。纳粹们捧基督教而踩伊斯兰教,逻辑等同于捧狗而踩dog。还有一点,伊斯兰教的禁止吃猪肉的教义是来自旧约的,反倒是基督教一直都不遵守教义。)。

摘录一下关于七五事件的真相(因为很多傻逼汉人总是重复共匪的谎言):“2009年7月5日,在东突厥斯坦首都乌鲁木齐,以各大学学生为主的维吾尔年轻人,在目睹了互联网上疯狂传播的,一大群汉人暴徒手持棍棒袭击在广东韶关打工无辜维吾尔打工者的视频后,组织了一场和平游行;目的是要求自治区政府有所作为,保护在外打工维吾尔年轻人,依法惩处暴徒、打死维吾尔年轻人的凶手;然而,和平游行,在中共殖民政权王乐泉为首一群屠夫的精心安排下,成为了对维吾尔年轻人的一场血腥屠杀!

“热比娅女士在回顾了7.5大屠杀始末之后,以“维吾尔人曾经信任过中共政权、信任过移民汉人;维吾尔人以为可以和汉人在一起和平生活;但7.5对维吾尔人的大屠杀事实证明,特别是7.5之后的汉人移民在中共殖民政权组织下,冲到街头、维吾尔人家里,大规模屠杀任何遇到的维吾尔人;无论其为何人,认识的不认识的,或曾经是邻里、同事,大人、小孩;这一残酷的事实证明,中共政权及其在东突厥斯坦的汉人移民,不仅没有把维吾尔人当成中国的一员,而且对拥有千年文明的维吾尔人极尽侮辱、歧视、排斥,对维吾尔文化、信仰、语言等进行恶意的亵渎、践踏,他们根本就没有把维吾尔人当成人。”

热比娅女士继续慷慨激昂说道:“我们是人,我们是一个创造过千年文明的民族;我们的祖先曾经建立过很多的帝国、建立过独立的国家,为世界文明做出过贡献;作为他们的后代,我们绝不会屈服于任何压迫、屠杀、恐怖威胁。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就是要让全世界听到我们的呼声,要让中国殖民政权听到我们的呐喊!我们要让全世界听到那些在7.5大屠杀中为追求自由、平等而献身维吾尔年轻人的声音,要让中国殖民当局听到我们这些人愤怒的质问,听到我们自由的呼声!””

2,伊力哈木:维吾尔人,曾经的大学教授,现在的良心犯。相关文章:“多数维吾尔人认为政府是汉人利益的表达”“伊力哈木:中国的民族政策不需要反思吗?”“伊力哈木:和平、公开、平等、尊重、善意,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汉人对维吾尔人的压迫资料摘录:2011年,维吾尔在线做过一项调查,该调查由维吾尔学者,维吾尔在线创始人伊力哈木·土赫提组织。根据该调查,67%的维吾尔人认为政府仅仅是汉族人利益的表达,并认为在汉族和维吾尔族之间政府对汉人予以优待。同时,绝大多数汉人支持对维吾尔族的强硬政策。89. 4% 的新疆汉人希望在各个层面保持并强化汉族人的优势地位。82.3%的新疆户籍汉人支持继续保持排他性的权力控制。

调查显示,汉人在新疆政治上享有较多的参政权。各级党政部门几乎都有汉人人担任第一把手。就任高职的汉人远远超过维吾尔人的比例。

对此,伊力哈木·土赫提表示:“维吾尔人作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主体民族存在是一个无法篡改的历史和现实事实,其生存与发展、利益和要求须在自治区和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得到保证和体现,否则,必定有缺陷并遭遇危机。”

此前,针对仅有12名维吾尔族代表入选中共十八大名单,伊力哈木·土赫提表示,“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维吾尔族在中国的政治地位。 维吾尔人在参政、就业、文化等方面都存在一系列不平等问题。比如维吾尔人参政。”伊力哈木进一步表示,“几乎所有文明国家,都有禁止种族歧视的法令。联合国于2011年《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十周年之际召开会议认为,种族隔离是对人类的犯罪。然而,新疆当局的政策,不仅鼓励种族歧视,而是清清楚楚的种族隔离政策。连普通维吾尔人,仅是因民族身份也要被特别检查,住宿、租车、打工、就业等被拒绝或受到冷落。”

统计数据也显示了民族间的不平等。约90%–92%的维吾尔人生活在农村,特别是新疆的南部地区。去年,政府公布的统计数字称,整个新疆年人均 GDP19000元,农村地区的人均年收入为3,800元(560美元),但南疆农民的收入还要低得多。例如,根据政府提供的数据,和田地区农民的平均年收入仅为2,226元,南疆还有不少乡村人均年收入在1500元左右。干旱程度不太严重、可以开垦的土地,条件优越的耕地,以及水源和政府投资兴办的农场,主要是由以汉族人为主的准军事化组织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控制。

汉族人的控制已经超出了能源和大规模农业等领域。比如地方当局在招聘公务员岗位时,绝大多数岗位明确限定招聘汉族。在国有企业经营的各个领域,绝大多数职位招聘汉族似乎早已成为一种“文化”。汉族人甚至还在维吾尔族传统产业上也取而代之,从传统市场到穆斯林食品,比如飞往新疆各地和穆斯林国家航班的清真食品供应权,被汉族企业家霍兰兰经营的新疆佳雨工贸有限公司(Xinjiang Jiayu Industrial & Trading Co.)所垄断,提供46种清真食品。据华尔街日报报道,霍兰兰承认说,公司的300名员工主要都是汉族;公司里也有少数维族员工,如一位做清洁的女性,但所有的高级职位都是汉族人。当然她补充说,所有清真食品公司都要有维族员工,这是一项要求。另外,往返于乌鲁木齐和喀什的飞机虽然有许多乘客是维吾尔人,但机舱内广播使用的却是中文和英文。

3,维吾尔人权项目:维吾尔人权项目(UHRP)是有美国维吾尔人协会(UAA),于2004年在美国民主基金会(NED)拨款支持下设立的。维吾尔人权项目的目的是:促进维吾尔人人权、民主,揭示正发生于东突厥斯坦——中国当局自1955年起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XUAR)的人权践踏行为。2016年,维吾尔人权项目成为一个独立、非盈利(501(C)3)、免税研究机构。

网址:https://chinese.uhrp.org/    推特账号:@UHRP_Chinese

图伯特问题:

1,唯色:图伯特人,作家,其文章大部分发布在个人博客“看不见的西藏”上。 不了解图伯特的历史与现实的人,推荐阅读其博客文章。推特账号:@degewa

2,唐丹鸿:汉人,作家,现居以色列。其文章发布在多个网站上,有个人博客“唐丹鸿博客:轮回中轮回的瞬间”,还有一些文章:“唐丹鸿:西藏自古以来属于中国吗?”“唐丹鸿:西藏问题–帝国三部曲”“唐丹鸿:移民西藏——殖民者脏污的权利”这几篇文章推荐不了解图伯特的人好好阅读一下。推特帐号:@DanHongTang

关于汉帝国主义的资料摘录(我不承认汉人这个共匪强加给我的身份,我是社会主义者,我是人,我是地球人,我不是什么狗屁汉人,共匪强加的汉人身份没经过我的同意):1913 年,民国临时总统袁世凯给十三世达赖喇嘛发去了一份滑稽的“复职”电报:“目前,民国建 立,五族汉、藏、满、蒙、回共和,达赖喇嘛自然应感到和祖国的联系更加紧密。这种情况下, 他先前的错误可以忽略;他的封号‘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从此恢复,希望他支持黄教,帮助 民国。”[5]可是达赖喇嘛并不感到和“祖国”有什么联系,他回复表示,他并未向中国政府请求以 前的封号,他‘要在西藏行使世俗和宗教统治’。十三世达赖喇嘛并公告了“我们是一个依照佛法, 享有和平自由之独立小国”[6]。一年后,民国颁布《中华民国约法》,宣称“中华民国之领土,依 从前帝国所有之疆域”——强调一下“帝国之疆域”。

《清帝逊位诏书》直到今天,还被中国学者用来论证“合法性”:“《清帝逊位诏书》成为帝国主 权转移至民国的重要合法性文献……作为原帝国所辖领土的辽阔的边疆民族地区因此被当然合法 地纳入民国法统之下。”呵呵,帝国、帝国,我有点惊讶天朝学人这么堂皇地使用这个词:“帝 国”——武力征服异域、军事控制、政治干涉、经济掠夺、文化同化、无正当性的集合,唯独没 有最重要的证据:藏回蒙的认受,怎能证明“合法性”呢?

“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的中国人,在二战后世界各地殖民地纷纷独立的时代,怀着帝国主 义殖民主义受害者的悲情,使用“落后”这一典型的殖民主义式理由,赋予自己“先进”与“解放”的 典型殖民主义式身份,占领了图伯特和东土耳其斯坦,华丽转身成为了“中华民族”的共主。新中 国,是一个远超“九州”“华夏”疆域的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图伯特人、东突厥穆斯林、蒙古人、 满洲人通通成了“少数民族”。

“蛮戎狄夷”、“番国”、“藩属”、“族”、“少数民族”,名称的演变,正是帝国的扩张史。而从“藩 属”到“少数民族”,则经历了最血腥的过程。今天,当汉人爱国者们俯察包括“中国西藏”、“中国 新疆”的心爱的版图时,请一并看见,那些数字骇人的被杀死的番邦异族:男人、女人、老人、 幼童……

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特征:异族势力入主,通过军事占领、政治统治、经济掠夺、文化同化、 人格奴役、不平等贸易等,以获取殖民者的利益——当代中国符合所有项。

3,藏人行政中央官方中文网:根據現代民主製中三權分離的原則,藏人行政中央是由最高法院、西藏人民議會以及內閣(噶廈)所組成。藏人行政中央噶廈在噶廈(政府內閣)領導下,有七個部和三個獨立機構所組成。另有還有一些獨立經營但由藏人行政中央領導的團體或機構。上面有详细的图伯特历史与现实介绍。

网址:http://xizang-zhiye.org/    推特账号:@xizangzhiye

相关参考书籍推荐:https://onedrive.live.com/?id=F5B0090663FEEADA%211067&cid=F5B0090663FEEADA

社会主义理论中的民族自决和殖民地革命论可以说是为维吾尔和图伯特人民量身打造的,这两个殖民地的人民有权独立,有权自决!

P2P爆雷,投资人血本无归只因为咎由自取吗?

如今,P2P的雷暴还在持续。一个庞大的中产投资人群体开始浮出水面,在雷暴声中,他们哀鸿遍野。他们惨遭清洗,只是因为他们傻、贪吗?到底是什么,让他们对似乎近在眼前的巨大风险视而不见?

作者 | 林深

“一夜之间,全都爆了。”7月底开始,许多P2P平台的投资人发现到期的资金不能够兑付,甚至有平台直接发布通知,平台暂停服务、老板跑路。P2P爆雷潮席卷而来。成千上万的爆雷潮“难民”焦急地投诉、报案,不少QQ群聚集了大量的“难友”。而在线下,大量投资人顶着烈日与暴雨,涌入到上海、杭州、北京等P2P企业集中分布的城市,希望找回丢失的财产。


几十位“牛板金”投资人在大堂聚集维权 图片来源:网贷天眼

过去几年,年化利率从近10%到20%不等的P2P理财平台吸引了大量的投资人。不少中产阶级将上万甚至上百万的积蓄投入到了P2P平台,另外有一些年轻人不惜从信用卡、网贷、亲朋好友手上套现借款来投资P2P。P2P爆雷之后,一切梦幻都破碎了——有些人的积蓄血本无归,有些人一夜间债务缠身。

就在“难民们”焦急地找寻追回资金的办法时,许多局外人却开始对受害者们加以指责——或嘲讽他们傻,对显而易见的风险视而不见;或斥责他们贪——竟然倾其所有,甚至不惜高举外债进行投资。就连官媒也开始提醒投资者“擦亮眼睛”,“不能抱有侥幸心理‘博傻’”。

如今,P2P的雷暴还在持续。人们感叹,海水退去后,人们才知道谁在裸泳,同时,一个庞大的投资人群体也开始浮出水面,在隆隆的雷声中,他们哀鸿遍野。但这些投资人遭遇的悲剧,真的只是因为他们又傻又贪吗?到底是什么,让他们对似乎近在眼前的巨大风险视而不见?

债权投资,远比股权投资安全

“我工资收入一万左右,对我来说,这些损失也是一笔不小的钱,要好几个月才能挣出来,都是自己辛辛苦苦攒下的积蓄。” 在这场P2P雷暴中,Jack丢了至少3.8万元。对于这一笔损失,他只跟媳妇说了“不影响生活”,但万万不敢告诉她具体的数字。

2011年,P2P刚刚起步。刚毕业于北京某211大学财会专业的Jack从贴吧上敏感地注意到了P2P的广告,开始试水,“投了1w人人贷,那时候年化收益率13.5%,赚到了。”

P2P,即person-to-person(或peer-to-peer)的缩写,是一种将小额资金聚集起来借贷给有资金需求人群的一种民间小额借贷模式,属于互联网金融产品的一种。在中国,最早的P2P网贷平台成立于2006年。到了2012年,中国网贷平台进入爆发期,网贷平台数量扩大到2000余家。这一年,国内含线下放贷的网贷平台全年交易额已超百亿,在那之后的几年里,P2P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投资人。

Jack对P2P显然做足了功课。“首先,p2p模式是从外国引进的网络借贷模式,盈利主要来自于利息差和手续费;其次,和权益类投资不同,我们拿到的是固定收益;然后,我们承担的投资风险主要是财务风险,也就是债务人破产导致的风险。”

充分了解P2P原理的Jack没有冲动地投入过量的资金。“我个人是属于风险厌恶型的。而且我是一名会计师,因为工作的原因,经常要学习相关的知识。我之所以投资P2P,是因为我觉得债权投资风险相对比股权投资风险小的多。”也就是说,将P2P选作自己的投资方式,已经是Jack理性考虑做出的相对保守的选择了。

面对通货膨胀、货币贬值,作为并不富裕的中产,不敢也没有能力投资房地产等“大项目”,又不甘心把钱放在银行里任其贬值,P2P投资似乎是最折中的方法了。而P2P平台正是瞄准了这一群体进行“精准打击”。

稳妥起见,Jack还给自己设置了一整套的保险方案。首先,他在选择P2P时给自己划了三条红线:第一,必须有银行存管;第二,必须有大型企业的推广或入股;第三,投资回报率不能超过15%。另外,为了降低风险,他还采取了“分散投资策略,在不同的平台投资相对较低的金额。”

“我想到了把鸡蛋放到不同的篮子里,但我没有想到的是,所有的篮子都在一个车里,然后车翻了。” 雷暴来临,Jack才意识到再怎么小心,风险都很难避免,“银行存管就是个笑话,平台完全有能力绕开所谓的银行存管;然后这次我遭暴雷的平台基本都是小米推广的,小米却甩锅不管;至于第三条,面对这种连环雷暴,也是根本无效。”

“过去我相信,向P2P贷款的小微企业就算信用度再低,也是企业,企业有资金周转,就会有收入,本金损失都可以接受。”但这场雷暴改变了他的想法,“这行业并不正规,相关的法律框架并没有建立完善,所以最大的风险,是道德风险,而非投资风险。”

Jack无奈地自嘲道:“可能是因为读书读傻了,才低估了道德风险吧。”

但Jack再理性,仍然忽略了关键的一点:由于急功近利的产品营销以及整体经济环境的不景气,P2P模式的财务风险系数被放大了。P2P平台为了在市场竞争中加速扩张,一边向投资人承诺高收益,一边向借款的个人与企业降低借款门槛,这意味着有大量信用度低,从银行拿不到贷款的个体转向P2P民间借贷。而P2P平台则指望着这些人付出高比例的贷款利息,以支付他们对投资人的承诺。然而,在实体经济不景气、P2P信用体系缺乏完善的背景下,P2P平台坏账率居高不下,一些平台甚至拿后来投资者的资金来补足前面投资者的收益。

在国内经营一家互联网金融公司的年轻创业者阿杰表示:“现在的经济环境,没有什么生意能够达到10%以上的盈利,一些P2P却给出了将近20%的收益率,这根本不靠谱。”

“我是比较早的米粉了,我相信它”

白星也是这次雷暴的受害者。2016年,正是P2P平台e租宝非法集资案爆出的那年,P2P还很火爆。当时30岁的白星通过亲戚第一次接触到P2P投资,“最早也是不信的,比较谨慎。我有亲戚在H大金服上班,亲戚说他们自己都在投,没什么问题,我就投了。” 很快,白星就尝到了甜头,“那时候投了大概30万,利息是8%一年,第一次就拿回了本金利息两万多。” 回款次数变多,就慢慢放下了戒心。

从2016年开始到2018年,成交指数(红线)在一定攀升之后开始波动下降,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气指数(蓝线)不断波动上升,直到2018年7月P2P雷暴发生,两大指数骤降。

不得不提的是,白星还是一名资深的“米粉”(小米产品的粉丝),而这一层身份,正是促使他扩大P2P投资的重要因素。“我投的掌悦理财和小米有合作,说是只有拥有小米手机的、并在小米的软件市场里下载才能获得专属福利平台。”

在过去的几年,小米产品的销售和P2P的推广深度捆绑在一起。比如,MIX2S手机刚出来的时候,官方商城要抢购,很难买到,但是如果购买了理财产品就有机会获赠。另外,不少P2P理财平台直接嵌入小米互联网生态链服务中,如小米手机的“小米运动”APP和小米VIP的每日任务,广告中标注了“米粉专享”、“每日福利”等字样,小米用户完成下载、注册等任务后,就能获得奖励。


图片来源:网络

白星对小米的信任,是长期以来培养起来的。“说真的,上网随便搜索都能看到利息10%以上的P2P产品,我都不会相信,但小米推过来的平台我还真就没多想,看他们这么大力宣传还是米粉专享的,肯定没问题。毕竟我是比较老的米粉了,手机刚出的时候我就有购买,现在家里的净化器、扫地机器人还有父母的手机都是小米的。”

出于对小米的信任,白星甚至没有再仔细审查P2P另一端。“掌悦有说是保本保息的,还有三方的担保公司,并且接入了网银存管。风险提示我之前还真没看到,爆雷之后再回去看,才发现背景上写的风险提示,而且在很不起眼的地方,很小。”白星表示,自己曾经用天眼查查过借款的公司,确实有实体,但是更多的信息就需要花钱买权限了,“况且你借出去的标都是被打乱的,不可能每一个公司都去看。”

不过,就算投资人足够仔细看到了那一行小小的“投资有风险”的提示,哪怕他们在“天眼查”之类的地方查到了借款人的公司实体及股权信息,他们仍然难以辨识真正的风险。为了吸纳更多的资金,本应当承担信息中介的P2P平台在承诺高收益的同时,却刻意地掩盖投资的风险。比如,这些平台只会告诉投资人“预期回报”,但不会写清楚“预期回报”是如何计算的,更不用说详细披露底层资产的性质,对于产品违约之后的赔付问题更是少有提及。

曾经,白星一度通过P2P投资实现了财富自由,但如今,小米推荐的P2P遭遇大规模爆雷,白星一下子损失了80万。现在,白星加入了一个小米维权QQ群,群友自主统计,截止到8月2日,小米推荐的P2P平台爆雷率高达76%。

“小米在宣传他们的产品时有没有对公司的背景进行审核?就现在的情况来看,小米现在这么高的暴雷率,说明这些问题平台就是冲着小米庞大的米粉资源去的。” 在白星以及群里的群友们看来,小米应当赔偿他们的部分损失。

借助中产对投资的巨大需求,P2P在过去几年疯狂生长,并在各大互联网渠道疯狂投放广告。2017年,P2P几乎霸屏主流网剧,比如口碑极高的网剧《白夜追凶》里钱站与爱钱进两家P2P平台的创意中插广告;又如《那年花开月正圆》中出现了悟空理财、现金借款、爱钱进三家网贷平台;近日被立案调查的唐小僧的广告就曾出现《琅琊榜2》等多个热播剧中。

风险信息的刻意掩盖,推广宣传的疯狂美化,P2P为自己塑造出了“安全投资”完美的形象,为投资者强行灌下了放心药。但推广者、融资人、生产商的利益紧紧绑定、债权股权暧昧不明、借款人无力偿还债务……这一切,投资人不会知道。

“要不是国家站队,搭个台子说年收益10%,您信吗?”
早在2013年底开始,P2P平台的危机就已经开始显现。随着投资需求不断高涨,不少创业资本开始涌入互金行业,在P2P领域,一个刚刚上线的平台,一天之内吸纳个几十万甚至百万并非难事,一批平台居心不良,在上线的几天甚至半天内,圈了一把投资人的钱就拍拍屁股走人。截至2014年12月,出现提现困难、倒闭、跑路等问题的P2P平台达到338家。更为震撼的案子出现在2016年,一家名为“e租宝”的P2P平台非法集资700多亿元,其庞氏骗局本质被坐实,受害的投资人规模多达90余万。



2014年P2P跑路欺诈部分企业名单。图片来源:网贷之家

但吊诡的是,P2P领域已经爆发的集体性危机仍然没有击垮后来投资人的信心,主流媒体的宣传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就因为国家和媒体的站队所以才那么多人入坑的。要不随便看到路边搭个台子说年收益10%,您相信吗?”白星回忆,两年前他在媒体上看到过大量鼓吹互联网金融的新闻报道,“就是国家之前的拼命推广,让很多人忽略了风险。”

图片来源:央视新闻

实际上,P2P这类互联网金融产品的火爆,与当下的金融政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近年来,在去杠杆的政策引导下,传统金融机构对于贷款审批不断紧缩。在某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做信贷审批的小刘表示,“因为央行提高了银行准备金率(注:银行需要提留一定比例的存款,以保证储户提款,其余的存款才能用于放贷或投资,这部分存款叫银行准备金。中央银行通过调高银行准备金,减少银行贷款,抑制经济过热。)这两年银行在个人信贷、个人抵押贷款还有企业贷款的业务上都在收紧。”在另一家城市银行工作的小妮也表示:“我们银行从去年开始走保守路线,坏账金额太大了,银行不看好市场,不敢放款。”

201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改革完善金融服务体系,支持金融机构扩展普惠金融业务,规范发展地方性中小金融机构,着力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也正是因为如此,民间金融借贷的生意也红火了起来。银行小刘对此也深有体会:“很多民间借贷企业出现了,他们经常通过各种方式试图接近银行工作人员,希望能够接触到那些贷款遭拒的人的信息。我是不敢,但据我所知,我有同事就曾经向外售卖过这类信息。”

金融借贷业务就这样被进一步地去中心化,不断交给了民间市场。而这些P2P的投资人,大多只看到了包装精美的互联网金融产品,看到了主流话语对该行业的普遍看好,却难看到自己投入的一笔笔生活储蓄,其实从一开始,就是消化整个金融系统的债务危机的工具。

当P2P平台不断透支着信用,向投资人们打造着P2P“安全投资”的形象,加之主流舆论的支持,我们可以说,这些投资人对于风险的漠视不是因为傻和贪,而是被不断市场化的金融世界制造出来的。

暴雷之下,中产下沉
雷暴之下,焉有完卵。
在这一波P2P爆雷中,受害者不是资产富足的上流社会,也并非袋中羞涩的社会底层,而是那些“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中产。P2P平台正是看准了的“新中产”,更准确地说,是这群人的家底。


图片来源:谷雨

白星说,他损失的80万本来是要在成都买房付首付的,“这下子计划全泡汤了”。受雷暴影响的还有他的家人,“就昨天,我姐姐投的60万也爆了。这些我都没敢跟父母说,他们年纪大了,怕他们担心。” 白星因为这笔损失,压力很大:“如果有什么维权活动,我会去的。”

Jack说,“3w多损失追肯定是要追的,但是我并不打算去闹事,也不会参加集会活动。我能做的就是报警,工商投诉,信访办留言,然后等事情告一段落,联合起诉小米。我不会做任何违法或涉嫌违法的事,因为一旦被抓,前途就完了,不值当的。”这次事情之后,“只会考虑保值,不会再考虑增值了,因为风险完全不可控。以后可能要将90%的资金放在国债上了。”

而把近35万储蓄投入到P2P里的阿紫因为这次雷暴陷入了绝境。“我生活本来就挺糟的,被坑了后跌入谷底了。我家里重男轻女,我父母我弟弟有什么开始都找我要钱,否则就到外面去说我不孝。加上我离了婚,还带着一个孩子,现在经济不好,我三十多了,工资太低,赚不了那么多,经济压力很大,才拿去投资。本来就指望这点存款,未来算有点看头,但现在钱没了,我打算把孩子还给我前夫,我活着也没啥意思了。”

被收割的中产投资人们成千上万,如今正躁动不安:在雷暴之后,我们这些中产,还是中产吗?

https://www.letscorp.net/archives/133365

我們都是拾荒者

每當社會談論街道上正在工作的拾荒者時,總會為拾荒問題感到悲涼和心酸,有這感受是因為我們認為不應該由一班長者去做,在美好退休生活的前設下,我們憧憬年長人士可以有不用工作但活得有意義的晚年,但這只是我們的憧憬,現實情況是社會不容許這美好的想像發生,資本主義製造貧富差距,人心慾做,既得利益者佔有地上大部分資源,在邁向1:99極端貧富懸殊的這段期間,草根階層只有被動地在掌管資源的1%下掙扎求存,過一種沒有目標方向的餘生。再加上年老的,失去了勞動的競爭力,又沒有足夠的資本退休,也沒有年齡友善就業的安排,長者就會感到沒工做等如沒用,社會也會分類為沒有生產力的一群,一種人生被否定的感受會種在老人家心板上,揮之不去。

拾荒的人帶著一份無力感從勞動中找回自己的尊嚴,同時他又無奈地自主建構自我的身份。拾荒是一份工作但在社會卻沒有被定義,也沒有法定或明文的認同,它只是一種虛構的工作想像,並模糊地賦予它一份使命感,我們都是拾荒者,因為同樣地我們的生活都帶著一份無力感,我們的尊嚴和認同被物化,身份和地位被消費,我們的公民身份被蹂躪,苟延殘喘地去尋索自身碎片化的尊嚴,我們的公民身份沒有被認同,也沒有被重視,所以掌權的人就喜愛家長式的當你小孩子去管教,認為我們是不懂事的;就像長者沒有用的,拾荒是他們得閒沒事做走出來執垃圾一樣!我們都在掌權者眼中被看不起,沒有身份,尊嚴也被踐踏,當我們是傻子,成為他們管治中的資產,玩弄政治的籌碼。

我們都是拾荒者,以上的類比和以下的串連也值得我們深思,其實,在社區每人都需要成為拾荒者,這可不是說笑的,我們和政府無情地將廢物回收在零成本下交給了一群拾荒長者,而他們就肩負起每日接近全港兩成,達193公噸的廢紙回收,其實,這193公噸的廢紙是誰製造出來的?是我們….試想想,街道上的商舖拆箱搬貨,每天不知道棄掉多少的紙皮,寫字樓的文書往來與記錄存檔,棄用的不計其數,市民日常生活的起居飲食,消費後所產生的廢紙包裝,193公噸的廢紙就是這樣來的。只是我們的政府或我們的教育沒有從小到大都教我們環保回收要從個人做起,又未有就回收和垃圾的定義加以分開,導致應回收的市民懶理當垃圾,不能回收的更大安旨意掉得就掉,三色回收筒的失敗在於回收分類的概念沒有根深蒂固地在我們的成長中孕育出來。就讓一班拾荒長者當我們的老師吧!我們都需要虛心受教,聽聽在本地整個回收系統中站在最前線的代表 – 拾荒者,他們其實就是一位又一位的公民,也是你也是我,嘗試接觸體驗他們的經驗和工作生態,將當中的得著放在自己生活裡,放在自身的回收意識中。

試想想若從法例中,將其中竟然被定義為垃圾的廢紙,玻璃和塑膠等可回收物抽出來,立法規管為必須回收類型,整個垃圾處理和廢物回收的系統可以有怎樣的改善?市民會因為根本性的規管下,將必須分類的回收物首先需要在自己家中處理,再配合整個垃圾處理的工業鏈運作,像台灣,每個城市的清潔隊對可回收物都有定時定候的收集時間,若市民有法不依就會遭受罰款的處分。雖知道這種懲罰性正義不是最好的處理方法,但有時適當的規管可能對改革的推進是有幫助的。

我們都是拾荒者 – 是一份精神,讓每人都先尊重拾荒者的工作,認同他們,從而在他們身上映照自身對環保回收意識的不足,越認識他們,就會明白不只是有價回收吸引了一群長者嚮往這份工作,而是有可能一份能夠延續人類生存的使命感,在有形無形下驅使大家一同實踐,一同為下一代留下美善的將來。

懇請一群評擊拾荒者的網友和一眾執法高官,撫心自問,若我們每一位都願意由個人開始做好廢物回收,又怎會出現拾荒的現象呢?

https://www.inmediahk.net/node/1058975

必要的幻象——美国社会中的思想控制(摘录)

Necessary Illusions
——Thought Control in Democratic Societies
(Noam Chomsky)

2003年6月华盛顿邮报、美国广播公司(ABC)联合进行的调查发现四分之一的美国人相信伊拉克在最近与美国的战争中使用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1]在同一个月进行的另一场调查发现34%的美国人相信美国已经在伊拉克发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2]在9月份进行的另一调查则发现69%的美国人相信萨达姆侯赛因个人与911事件有关。[3]其实连布什政府自己都不得不承认这些指控都是不真实的。这些错误观念就是称之为“意识形态霸权”的思想控制体系导致的结果。这种霸权是通过诸如媒体、教育制度、新话等机制实施的,其主要功能就是确保在美国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经济制度得到支持。

在所有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通过暴力以及或者意识形态来维持其控制。如果能够说服大多数人其统治是合法的,那么维护这种统治需要的暴力就少些。实现这种功能的意识形态包括君权神授,社会达尔文主义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有这些都是要解释特定社会中特殊精英统治的合法性并帮助他们维持其权力。有些阶级分明的社会更多地依赖暴力,有些则更多地依赖意识形态。美国更多地依赖意识形态,虽然也使用一定程度的暴力。

在1905年以前的俄国,延续多个世纪的多次大规模农民起义本有可能威胁君主的权力。然而,所有这些起义都不反君主制。他们认为是那些形形色色的“烂苹果”而不是社会制度产生了问题。起义者相信朝廷的压迫行为是受狗头军师、贪官污吏或其他恶势力蛊惑的结果而不是君主制本身的结果。这种认为君主制无辜只是需要改良的信念有助于防止它被推翻。绝大多数反抗君主的起义并没有试图推翻他。君主制只是在多数人不再相信问题是“烂苹果”造成的而不是君主制固有的时候才垮台的。

美国的意识形态霸权与此相似。有些根本的原则从来没有被质疑过——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国家,帝国主义等等。只要这些根本原则不受挑战,辩论就可以激烈进行,任何不同的观点都可以形成。辩论得越激烈,就越能稳住现状,因为它会让社会显得比实际上更开放和多元。思想是有界限的,一边为自由主义,一边为保守主义,中间还有各色意识形态。(我把自由资本主义放到这个光谱上)私有财产,国家等的合法性总是不言自明的。

比如说,最近历史上美国对其他国家的干涉都被看作是仁慈的好意的。也许有人会说这些干涉并没有产生支持者所希望的好结果,或者得不偿失,但是认定美国是出于好意是毫无疑问的,虽然有时会犯错误。对资本主义和国家也有类似的假定。虽然有人会觉得需要改进的地方很多,但是大多数人并不怀疑它们的合法性。因此,只要多数美国人认为美国的制度是牢固的,它就是牢固的,正如当大多数俄国人认为君主制是合法的,君主制就安然无恙一般。那些对现状不满的人会被各式各样的改革计划所吸引、会投票支持不同的政客而不是支持推翻整个制度。

这些观念不仅为大多数美国人所共有还通过各种机制传向全国。重要的是,霸权一旦建立就可以自我延续、不断更新的。那些相信该观念的人在不同程度上会向外人宣扬传播,向下一代灌输。还可以通过电影、小说、研究、娱乐活动等交流形式间接地让更多的人了解,虽然这种传播未必是有意的,直白的。

批评家在延续意识形态霸权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如果那些最激烈反对现政权的人都认可这些基本观念的话,这些观念无疑会得到进一步巩固、强化。因为如果连他们都赞同这些观念,就更少有人愿意去挑战它们,除非愿意被人当成疯子。那些对现状不满的人会投入到接受基本观念的活动或意识形态中去,对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经济制度并不构成多大的威胁。

在美国出现的意识形态霸权和极权国家维护其统治的机制是不一样的。极权国家倾向于更多地依靠暴力控制人民,虽然他们常常也拥有一个支持现状的意识形态。美国确实仅偶尔采用暴力对付持不同政见者,比如谢尔曼奥斯汀诬陷案造成100名左右的政治犯。[4]然而,使用暴力对付持不同政见者的程度显然无法和极权国家相比,那里政敌是系统地遭到清洗的。美国的异议人士批评政府不大可能为此坐牢。只要他们的观点被边缘化,只要绝大多数仍然相信该制度,异议人士就不会对现状造成多大的威胁。而且,让异议人士存在,排斥他们的观点实际上巩固了霸权,因为这样做让这个机制显得自由和开放。在极权制度下,异端存在的空间就狭窄多了,所有的异议人士都受到压制。在美国,意识形态霸权不是镇压异端而是让异议人士边缘化以确保多数人继续相信这个制度。

美国的意识形态霸权还是精英统治阶层的出现都不是一个巨大的阴谋,而是美国社会建立方式和长期历史演变的结果。霸权是媒体、教育制度以及其他机构建立和演化的结果。这个机制的结构使得那些在自由保守光谱之外的人在爬上延续这个等级制度的位置如编辑、教师之前被剔除掉,这不是阴谋而是系统的运做方式的结果。没有被剔除掉的则被边缘化。任何一个社会只要有等级如有钱和无钱,有权和无权,在等级最上层的那些人就成为精英阶层。现在统治美国的就是一些位于中心的、多等级的机构包括大公司,军方以及官僚体系。这些机构最上层的人就是社会学家莱特米尔斯所说的权力精英,他们享有比下属多得多的权力、财富和名望。

霸权通过许多的机构和机制来运做。新闻媒体一方面对符合自由保守光谱的事实大肆报道,一方面对可能造成不良影响的事实轻描淡写来强化霸权。教育体制则通过训练人们服从权威,向孩子灌输隐含霸权的基本观念(在他们成人后将继续认可)来巩固霸权。这两者基本上是排除异端观点的。霸权体现在我们的语言结构中,体现在所谓的新话过程里。当然霸权还有别的因素,本文只谈上述三点。另外,有些机构除了间接强化霸权之外还有别的功能。比如,教育体制是一种凯恩斯主义(实现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媒体帮助产生人为的紧缺等。这些功能我们在此不予探讨,重点放在这些机构是如何产生和巩固意识形态霸权的。

新闻媒体

新闻媒体的运行可以有很多模式解释。其中之一是“客观公正”模式,认为媒体大部分是公正客观地报道当天发生的事件,对现实进行准确的描述,总体上报道覆盖面均衡没有意识形态偏见。这个模式的变体是媒体对当权者要严厉批评暴露政府和企业的滥权和舞弊。另一模式是“自由偏见”理论,认为媒体有喜欢自由主义的偏见。第三个模式是宣传模式,认为媒体整体上既不是自由的也不是保守的,而是为企业、政治、军事精英的利益服务的宣传口舌。在媒体内部,“客观公正”模式最受推崇。“自由偏见”模式媒体不是那么推动,不过仍然有鼓动者。“宣传”模式在媒体内部几乎没有被提及,偶尔为之也是对这种模式的批评。但证据表明“宣传”模式远远较其他符合事实,完全否定 “客观公正”模式。

在美国,媒体是要赚钱的企业,通常为大公司所有。那些管理和控制这些公司的企业精英与其他商界人士和国家有共同的利益。媒体需要其他企业刊登广告从中获得利润。他们的产品不是节目,而是受众,他们卖给广告商的受众。广告商更喜欢有钱的受众而不是穷光蛋,因为有钱人才买得起广告商的产品或才能买得更多。你不会看到有广告是针对无家可归者的。因此,媒体制作的东西是为了吸引有钱人的,要迎合他们的偏见和观念。媒体也大量地依靠政府作为他们的信息来源,这些因素规定了媒体报道的内容。报道就在自由保守光谱之内,在此范围之外的被边缘化。和极权国家百分之百清除不同,这些内容被边缘化。

新闻媒体为企业所有造成巨大的利益冲突。美国广播公司(ABC)被迪斯尼收购之后不久,经常批评迪斯尼的由吉姆海陶尔主持的左派脱口秀节目就被取消了。[5]1998年ABC取消了20/20故事。该故事调查迪斯尼不作背景调查就雇佣臭名昭著的猥亵儿童分子在迪斯尼世界工作。[6]虽然事情并不都这么露骨。只有那些有钱人才能办起有广泛发行量和主要新闻网的报纸,其他人则被排斥在外,所以新闻就很容易反映富有的老板的观点,不那么有钱的人的观点就被排除在外,即使没有明确的审查政策。

依靠广告获取利润也影响报道范围。在1992年的美国编辑作家协会会议上对55名会员进行的调查发现80%认为广告商的压力是个越来越大的问题,45%知道新闻报道在广告商压力下做出让步的事例。[7]2001年,全国广播公司(NBC)答应在其部分节目里加上亚马孙的广告,包括在NBC,CNBC和MSNBC新闻节目如“今天”以换取由此产生的某个百分比的销售额。加利福尼亚报业集团“河边”在其2001年3月8日的报纸上有个方框里面写着:“超过125,000的该报读者在过去的30天里在墨西哥餐馆吃饭。在‘河边’和圣波那迪闹上发布您餐馆的广告只需不到250美圆还可得一免费餐馆特写。”[8] 当然,广告商的影响并不总是这么直接和露骨。一家刊物上有批评企业权力和质疑主导地位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文章的话不可能指望从该公司拉来广告,即使该类文章只占很小一个比例。因而它无法在市场上竞争,这样一来亲企业的文章就在媒体上占据主导地位。

媒体依赖政府及大公司为其提供“原材料”(信息)。比如,指控布什总统在国民警卫队服役期间擅离职守的新闻已有好几年了,2000年大选中在左翼圈子里流传,但大部分媒体充耳不闻。到了2004年早些时候媒体开始关注此事,因为一个强有力的民主党人(约翰克里)决定以此攻击布什,所以就成了大问题。媒体常不加思考地站在政府的立场上,指政府的部队为“我们的”部队,“我们的”战士就好像媒体拥有他们似的。他们认同政府的行为。对伊拉克的侵略又是一个例子。美国广播公司晚间世界新闻(ABC World News Tonight)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晚间新闻(CBS Evening News)全国广播公司晚间新闻(NBC Nightly News)美国有线新闻电视网沃尔福布利茨报道(CNN ’s Wolf Blitzer Reports)福克斯电视台的布里特休姆特别报道(Fox’s Special Report with Brit Hume)和美国公共广播公司的吉姆莱勒新闻时间(PBS ’s NewsHour With Jim Lehrer)在进攻的前三个星期中63%的信息来自政府官员或前任官员,使得报道有强烈的支持战争的倾向。反对战争的人员只占所有人员的10%,只占特邀佳宾的3%。这时的调查显示超过25%的美国人是反战的。[9]

这些因素使得真相歪曲的例子还有很多。没能在伊拉克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引起很大争议,但是在最近的记忆中证明总统发动战争的借口是虚假的这已不是第一次了。克林顿轰炸南斯拉夫是在指控南斯拉夫在科索沃犯下种族灭绝罪行的名义下,但是后来北约调查发现所有各方包括军人和平民在内总共不到3000具尸体。北约自己的数据显示在轰炸之前的战斗中双方死伤2000人。正如没有证据表明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样也没有证据表明南斯拉夫在科索沃进行种族灭绝。[10] 没有找到种族灭绝的证据并没有给克林顿带来麻烦,同样的,戳穿老布什关于海湾战争的谎言也无损老布什一根毫毛。这是因为在伊拉克发生的针对美国兵的游击战争并没有在南斯拉夫或海湾战争期间出现。美国兵遇袭让伊拉克总在新闻中出现同时也使得大部分精英(包括拥有媒体股份资助媒体的商界精英)得出入侵伊拉克是个错误或者是让布什给搞糟了的结论。在野党政客和对政府不满的官员通过批评布什让注意力集中在没有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有关战争的其他争议。在南斯拉夫或别的事件上政客和政府官员并没有批评总统战争借口的欺骗性,所以战争之后媒体紧跟政府不再关注它们。政府官员或前任官员仍然占据新闻报道的绝大部分,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美国广播公司晚间世界新闻(ABC World News Tonight)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晚间新闻(CBS Evening News)全国广播公司晚间新闻(NBC Nightly News)2003年10月关于伊拉克的新闻报道中76%是现任或前任政府官员或军方将领。[11]

2003年夏天媒体开始提出布什在美国国情演说中的“16个字”,指控伊拉克试图从非洲一国家购买铀。用来支持这个指控的文件后来证明是国际原子能机构三月份赤裸裸地伪造出来的。但是媒体直到夏天才关注此事。原因是民主党人到夏天用此来攻击布什的,媒体也就开始关注这件事。民主党充当左翼共和党充当右翼在媒体上辩论。如果两党在某件事上达成一致,通常就不会有什么争论。

西方媒体很少报道反对美军占领的游击队战争的各类武装的名称。这有助于政府的宣传称他们为“萨达姆残余分子”或“外国恐怖分子”。下面是参与游击战的部分团体名单:[12](略)

从这份名单上的名字可以看出从事游击战的组织各种各样,并非政府宣称的“萨达姆残余分子”或“外国恐怖分子”。这些组织可分为三类:忠实支持者(效忠萨达姆),伊斯兰分子(希望在伊拉克建立穆斯林民主国家),民族主义者(非宗教人士反萨达姆但同时反对美国占领)。(最后一句略)

即使你没有多少资源可用,发现这些也根本不难,只要在网上搜索“伊拉克武装”就可发现很多信息。各大新闻媒体人员资源充足,如果愿意,派人亲赴伊拉克直接报道这些武装都不成问题,他们不报道这些事实是因为几乎完全依赖政府提供这方面的信息,而政府很少提及这些组织的名称或意识形态。不能报道反抗组织更进一步说明媒体站在政府一面的倾向。

其实并不局限于伊拉克战争。一个经典的例子是柬埔寨和东帝汶的对比。两者几乎同时遭受种族灭绝然而媒体报道截然不同。在柬埔寨,红色高棉在内战中打败美国支持的柬埔寨政府,承受美国大规模的轰炸造成几十万人伤亡。红色高棉实行残暴独裁统治杀了很多柬埔寨人。1979年越南入侵将红色高棉赶下台,终止了他们的屠杀。美国支持红色高棉后来反对越南的游击战争以损害越南,但没有能将红色高棉重新上台。

1975年12月,印度尼西亚在美国支持下入侵并占领了东帝汶。此后印尼在东帝汶屠杀了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人口。最残暴的是在入侵后的前五年。美国支持入侵和屠杀,为在东帝汶的屠杀提供了绝大部分的武器。屠杀越来越严重,美国的武器也就源源不断涌来确保屠杀能继续进行,印尼没有短缺武器的顾虑。其实美国只需切断武器供应就可阻止这一切。此时的印尼政府其实是在1965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参与的政变中上台的。这次政变造成五十万到一百万印尼人的死亡。

这两次种族灭绝几乎在同时进行,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但是媒体的报道大相径庭。红色高棉统治下的柬埔寨是国家的敌人,对屠杀的报道不遗余力,对声称的滔天罪行很少质疑。对在东帝汶的屠杀的报道就少多了,只是机械地重复国务院和印尼的谎言而已。随着东帝汶罪行日渐严重,媒体的报道反而越来越少,屠杀最猖獗的时候,媒体彻底失声了。在1975年到1979年之间纽约时报有70栏的篇幅报道东帝汶屠杀,但是有1175栏的篇幅报道柬埔寨屠杀。纽约时报还是在自由主义光谱一边和其他媒体相比更倾向于批评美国的外交政策。到了今天,大多数美国人根本就没有听说在东帝汶的屠杀事件。当美国的敌人犯罪,媒体就大肆渲染,当美国本身犯罪,媒体就轻描淡写。

这方面还有很多例子说明媒体对美国的罪恶轻描淡写对敌人的罪恶大肆渲染。九十年代美国支持对土耳其库尔德人的屠杀。在镇压库尔德工人党争取独立的库尔德国家的叛乱时,土耳其屠杀了数以万计的库尔德人,摧毁了3000个村庄,取缔库尔德语。美国支持了这一切,提供了80%的武器。这场种族清洗几乎就没怎么报道,就算报道也没有把屠杀和美国支持联系起来。针对伊拉克的战争宣传的标准说法是萨达姆使用毒气杀害本国同胞。其实他用毒气杀死的还有库尔德人。1990年到1999年洛杉矶时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新闻周刊,时代周刊等使用“种族灭绝”这个词描述伊拉克杀害库尔德人132次,但是在同样的媒体上描述土耳其屠杀库尔德人仅仅14 次。敌人伊拉克屠杀库尔德人,就大肆渲染,盟友土耳其做同样的事,就轻描淡写。

在土耳其进行种族灭绝的最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南斯拉夫,使用的借口就是南斯拉夫在科索沃犯下种族灭绝的罪行。土耳其就是北约成员国之一,在自己的成员进行种族灭绝的情况下,北约用南斯拉夫犯下种族灭绝罪行为借口发动侵略是站不住脚的。媒体对所谓的科索沃屠杀连篇累牍的报道正好和对美国支持的土耳其的屠杀所做的轻描淡写形成对比。1998—1999两年间洛杉矶时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新闻周刊,时代周刊等使用“种族灭绝”来描述南斯拉夫在科索沃的行动220次,来描述土耳其对库尔德人的行动只有14次。[13] 难民逃离科索沃的大量报道又可以和几年以后美国对塔里班战争中对难民逃离阿富汗闭口不提形成对比。

这一手法不仅适用于种族灭绝而且适用于谋杀持不同政见者。1984年10月19日波兰警察谋杀了牧师和异议人士杰西珀皮卢斯卡。美国媒体对此野蛮的谋杀进行详尽的报道,大部分是完全应该的。谋杀发生后的18个月中,纽约时报花1183栏的篇幅,刊载78篇文章(10篇在头版)进行报道。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用16篇文章,313栏的篇幅进行报道。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为此做了46个新闻节目,23个晚间新闻节目。1980年的3月18日萨尔瓦多的天主教领袖奥斯卡罗弥罗被美国支持的萨尔瓦多独裁政权谋杀,因为他对专制独裁的毫无保留的批评。美国媒体的报道少得可怜。谋杀发生后的18 个月中,纽约时报花604.5栏的篇幅,刊载57篇(其中8篇为头版)文章进行报道。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用10篇文章,247.5 栏的篇幅进行报道。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为此做了13个新闻节目,4个晚间新闻节目。实际上,在1964—1985年间在拉丁美洲那些有美国支持的独裁政权谋杀的宗教异己分子包括四名美国女宗教人士在内的所有报道加起来都赶不上对杰西珀皮卢斯卡谋杀案的报道。在所有100起谋杀事件中,谋杀发生后的18个月里,纽约时报花219栏的篇幅,刊载16篇文章进行报道。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用3篇文章,86.5栏的篇幅进行报道。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为此做了37个新闻节目,16个晚间新闻节目。美国的敌人,这里指苏联的一个卫星国谋杀了一名牧师得到的报道比在拉丁美洲由美国支持的独裁政权谋杀100名宗教异己人士得到的报道的总和还多。[14]

还有很多别的例子显示媒体对美国支持的独裁政权要么粉饰掩盖要么充耳不闻。在推翻美国支持的尼加拉瓜独裁者索摩查加西亚之前的10年中,美国电视,媒体花一个小时报道尼加拉瓜,而且全部都是关于1972年的地震。在1960—1978年间,纽约时报共有3篇关于尼加拉瓜的社论。[15] 在1979年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推翻索摩查加西亚时,报道开始增加,媒体开始妖魔化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桑地诺所谓的侵犯人权,残暴独裁远远没有达到索摩查或者其周围美国支持的独裁政权(依赖极端的国家恐怖实施统治)的程度,但得到媒体格外的关注。

除了美国支持的独裁政权之外,很多让美国政府丢面子的事实都会被媒体视而不见或轻描淡写。没有广泛报道的荷兰官方对1995年斯莱不雷尼卡大屠杀的调查结论是美国支持的波斯尼亚伊斯兰恐怖分子在90年代早期从阿富汗携带武器和穆加黑底(穆斯林基本教义派恐怖分子)进入波斯尼亚。这只是美国和北约联合要将南斯拉夫支解成几个西方附属国的计划的一部分。美国支持的这一行动的成员有些就是几年后美国所谓的“反恐战争”要对付的人。在欧洲的媒体上还有这样的报道,[16] 但是在美国的媒体上我还没有见到哪怕一篇。

波斯尼亚不是美国支持伊斯兰恐怖分子的第一个地方,美国早在阿富汗用同样的方式对付苏联。苏联入侵阿富汗和美国入侵越南有太多的相似之处。在阿富汗,苏联声称它没有侵略,它是应阿富汗合法政府的邀请来抵抗由巴基斯坦和美国支持的恐怖分子攻击的。当然,“邀请”苏联的碰巧是苏联的卫星国。每当阿富汗政府不愿听从莫斯科指令的时候,阿富汗政府就一再被推翻。在苏维埃神话里,苏联没有入侵阿富汗,而是苏联保卫阿富汗。

在南部越南,美国声称它没有侵略,它是应越南合法政府的邀请来抵抗由外部势力支持的恐怖分子攻击的。当然,“邀请”美国的碰巧是美国的卫星国。每当南越政府不愿听从华盛顿指令的时候,南越政府就一再被推翻。在美国神话里,美国没有入侵南越,而是美国保卫南越。

每个政府编造的故事就像侵略本身一样非常相似。在阿富汗,美国媒体嘲弄苏联的宣传和谎言,称侵略就是侵略。苏联媒体坚持政府的立场。在对南越的侵略中,美国媒体从没有说是侵略,相反坚持美国政府不是侵略的立场。媒体反战的神话只不过是自吹自擂而已。(参见爱德华荷曼和乔姆斯基著《生产同意》第5,6章)实际上,媒体基本上站在政府立场上,认为美国在保卫越南,在和由外部势力支持的游击队作战。媒体上对战争的批评仅局限于它是一个“错误”,“保卫南越”得不偿失,是基于错误的分析等等。这与和平运动的反战立场是天壤之别。和平运动认为侵略是完全不道德的是错误的,但这些观点在媒体的辩论中大都被排除掉。

美国媒体在多数情况下称苏联的卫星国为卫星国是不错的,但是美国的卫星国从没有被提起。当苏联入侵别的国家,强迫他们服从命令,这些国家当然可以称为苏联的卫星国。但是当美国入侵别的国家,做同样的事的时候,这些国家并没有被称为卫星国,侵略常常也不叫侵略。

美国支持的在阿富汗反抗苏联入侵的武装大部分是穆斯林基本教义派恐怖分子(穆加黑底),他们中的大部分后来开始反抗美国。本拉登就是其中之一,其他还有很多是联邦调查局所说的基地组织成员。穆加黑底在反抗苏联人的斗争中,使用了很多的恐怖手段如袭击平民,暗杀苏联官员,向不戴面纱的妇女脸上泼硫酸。当他们用这些手段对付苏联人的时候,美国媒体称他们为“自由战士”,他们是兰博三号的好人。当他们对美国人做同样的事时,这些人不再是“自由战士”而是“恐怖分子”。使用同样的手段,敌人被称为 “恐怖分子”,盟友则为“自由战士。”

然而,人们不应该得到这样的印象:美国的媒体就像极权国家一样。这个机制基本上是自我审查。因为没有极权国家的报刊审查制度,偶尔会有漏网之鱼出现在超越自由保守光谱之外的媒体上。比如,2003年11月26日华盛顿邮报网站举行了在线讨论,由乔姆斯基谈他的新书《霸权与生存》。[17] 乔姆斯基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可能也是美国最有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在极权国家他的观点可能遭到彻底封杀。但是在美国,媒体将他边缘化,只有少数人才能接触到而不是100%驱除。这样实际上让体制更加有效,因为体制显得比实际上更开放,掩盖其思想控制的功能。

与遭到边缘化的持不同政见者相对照的是极度依赖权贵,反映权贵观点的媒体。2001年1月1日到12月31日一年内美国广播公司晚间世界新闻(ABC World News Tonight)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晚间新闻(CBS Evening News)全国广播公司晚间新闻(NBC Nightly News)里引用的美国人讲话中超过三分之一是华盛顿的政界人士。这些政界人士中75%的政党背景为共和党,24%为民主党,只有1%为其他党或独立人士。中立派人士佛蒙特州原共和党人詹姆斯杰弗茨投向民主党,在转型中暂时作为中立派占独立派人士的83% 。911袭击增加了对共和党人士的依赖。在此之前共和党人68%,民主党人31%,独立人士1%,911之后,共和党人87%,民主党人13%,独立人士1%。对共和党人的青睐是由于他们控制政府的行政部门,媒体倾向于依赖他们,引用总统、内阁成员的讲话等。如果把那个因素计入的话,共和党人51%,民主党人48%,独立人士2% 。乔治布什一人占引用话语的9%和政党消息的33%。在“专家”作为消息来源方面,公司代表和经济学家最常见(各占7%),非政府组织和工会非常少3%和2%)。大公司的代表被引用的是劳工的35倍之多。企业、经济议题占总报道量的15%,只有1%是关于劳工问题的。而在劳工问题报道中被引用的企业代表26%,经济学家19%,政界人士15%,远远超过劳工代表2% 。而且这些新闻报道也倾向依赖男人和白人。[18]

新闻报道向有利于权贵者倾斜不仅发生在对外政策上而且发生在国内事物上,如针对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反全球化”抗议。是媒体而不是“反全球化”积极分子发明了“反全球化”标签。媒体一般喜欢关注有关抗议者暴力类的耸人听闻的报道,或花边新闻之类,而不是关注积极分子对这些机构的批评。要是没有示威者暴力或财产破坏媒体基本上充耳不闻。(即使有很多警察暴力)但是一旦有示威者暴力和财产破坏媒体就大量报道,然而多数并不提及他们抗议的内容是什么。普通的观众并不知道IMF, WTO和World Bank是什么,更不用说为什么很多人反对他们。4月16日华盛顿邮报头版的一篇报道反映抗议IMF和World Bank的示威游行,讨论示威者的“体臭”声称“狂热因素不可否认”,并错误地声称抗议是个“没有要求的示威”。其实抗议者的要求被华盛顿邮报以及所有别的媒体选择性忽略,只留下抗议者的“体臭”、酗酒、和服装款式。媒体常常指反对自由贸易的人是反对贸易,这是个误解,因为多数人并不是反对贸易,只是反对现行的贸易做法。

纽约时报刊出针对4月16日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示威游行的5项观点,没有一项是正面的。华盛顿邮报上反对示威游行的观点3780个字,支持游行的观点1825个字。而且,出现在媒体上的反全球化的观点往往来自其中的温和派。比较激进的反全球化分子一般都不被理睬。无政府主义者在这些游行中起主要作用,但他们的观点都没有在媒体上准确地报道出来,不能上主要的报纸。相反,无政府主义者被描述成专门扔炸弹、搞捣乱的狂热分子。

对暴力的关注也是片面的。对媒体来说,抗议者的暴力是大事,警察的暴力不是。警察携带盔甲,催泪弹,或别的武器,媒体什么也不说,但是如果示威者带同样的东西,媒体就会视之为洪水猛兽。警察即使对示威者或其他人使用暴力,媒体也不会说警察施暴,他们是合法的。警察的暴力一般不称为暴力,即使有也轻描淡写,示威者的暴力则被大肆渲染和谴责。针对11月30日开始的在西雅图发生的反对世界贸易组织的示威游行,美国公民自由协会的报告是这样的:“几天以来,在西雅图的市中心公开表达反对世界贸易组织是违法的…有报道说数十名市民被警察阻止不得参加在特定区域和平、合法的表达意见。警察命令他们摘掉扣子,交出小刀,没收标语牌,传单,封锁进入市中心的路口。和警察、媒体的描述相反,世界贸易组织开会期间的示威游行并没有成为暴乱。示威者是很嘈杂,混乱,但总体上是和平的。警察就不一样了,他们使用催泪弹,辣椒水,橡皮子弹,警棒打向和平的示威者,没听见或准备按警察命令做的示威者,旁观者,去平息由警察自己引起的骚动。西雅图警察局为保护公共安全和官员安全在根本没有必要的时候对群众大量使用催泪气体,对公共安全或官员安全不够成任何威胁的非暴力示威者使用辣椒水,橡皮子弹,基层警官的野蛮殴打,胡乱抓人,不经审讯就拘留数天。在反对世界贸易组织的示威游行时被抓的人遭受虐待,并亲眼目睹监狱官对犯人的暴行。”[19]

这和媒体对警察对付暴乱抗议者的描述形成鲜明对比。媒体的报道颠倒了时间顺序,先报道少数示者毁坏公共财物,再报道警察使用辣椒水、催泪弹好像是对破坏行为做出的反应。有很多的目击者说是警察先袭击示威者,在这之后才出现毁坏公物的。西雅图的警官兰迪胡斯里克承认先对非暴力示威者使用辣椒水,之后才出现破坏公物的情况的。媒体盲目地炮制了一个有利于警察的故事。[20] 媒体对破坏公司财物描述为“暴力”,也暗示他们认可私有财产不可侵犯。

类似的情况存在于报道其他“反全球化”示威游行。有关在意大利的热那亚举行的工业8国集团会议的抗议活动,媒体基本上忽视示威者的立场,依然是过分地专注于示威者的暴力,对警察导致一名示威者残死的野蛮暴行掩盖和粉饰。媒体盲目地重复警察对自己行为的辩护,等到真相大白显示警察撒谎时,媒体置之不理。一名高级警官皮埃罗拖亦阿尼承认警方在示威者中间安置炸弹以便有借口对示威者进行袭击,但美国的媒体从没有报道过这样的事。[21]

美国公共广播公司(PBS)和国内公用无线电台(NPR)的结构和其他媒体有点不一样但是和商业媒体有相似的原则。虽然不是大公司直接拥有,但指望大公司赞助资金,同时也从政府部门获得大量资金包括公共资源局。因此他们像别的媒体一样歪曲事实,尽管他们在自由保守光谱上在自由这边不象有些别的媒体那么寡廉鲜耻。

比如,在国内公用无线电台(NPR)1991年9月到12月间“全景分析”“上午版”的广播节目有26%的来源是政府信息。华盛顿新闻中有53%以行政官员或国会议员的讲话开头。27名新闻评论员中有26名为白人,只有21%的记者为妇女。[22]

公共广播公司(PBS)在科索沃战争中的“新闻时间”报道明显偏向政府。在从3月25日到4月8日期间,对北约轰炸的批评只占报道的10% 。南斯拉夫政府官员,塞尔维亚人,或塞尔维亚裔美国人,及团体中最有可能批评北约轰炸的只占报道的6% 。非塞尔维亚裔美国人反对轰炸的报道占4% 。39%的记者和42%的现场受访佳宾是现任或前任政府官员。阿尔巴尼亚难民和科索沃解放军发言人占报道的17%。[23]

地方媒体和学生媒体总体上倾向于采取类似于商业媒体的路线,但是由于结构不同,并不总是完全一样。有些情况下,大公司直接拥有媒体,这样他们就和其他媒体没什么区别。有些情况下,他们归小公司所有,并非精英控制。精英通常也不拥有学生自办的新闻媒体。然而,地方媒体和学生媒体都跟随大新闻媒体的焦点。如果纽约时报或其他大报头版上报道了什么,地方和学生媒体上也要刊登在头版上。而且,他们倾向于依赖政府提供信息,依赖广告作为收入来源,更容易受到地方企业,地方政府,学校当局的影响。这使得他们的报道面受到限制。但是信息透漏也更容易,因为他们不受大公司直接拥有。在大报上刊登读者来信鼓吹共产主义是非常困难的,但地方、学生媒体有时候对发表不同意见往往更开通。

所有这些造成的结果就是让人们对世界上发生的事按有利于精英的方式进行解读。虽然不是完全有效,但成功率是很高的。位于阿默斯特的马萨诸塞大学传播学中心进行的调查发现:

“看海湾战争电视最多的人对这个地区的基本生活事实是了解的最少的。在那些看电视最多的观众中,32%认为科威特是个民主国家,只有23%的人意识到在中东除了伊拉克还有别的国家对他人的占领,只有10%听说过因提发塔 (巴勒斯坦抵抗运动,巴勒斯坦解放军–译者注)现代中东历史上持续最久的暴乱。当被问及哪三个国家否决最近联合国召开国际和平会议的决议时(美国、以色列、多米尼加),14%的人正确地指出美国,另有12%的人认为是伊拉克。该中心的调查显示只有13%的电视观众知道在8月2日入侵之前美国官方对待伊拉克的政策是什么。”[24]

国际政策态度项目(Program on International Policy Attitudes (PIPA)在2003年10月的报告调查了在公众中存在的三大错误认识:萨达姆候塞因与9-11袭击有直接联系,已经在伊拉克发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世界舆论支持美国领导的伊拉克战争。大量的证据证明这些都是虚假的,甚至连布什政府都承认这不是真的。它还发现这三大认识与支持战争有正相关关系。而这些错误认识正是布什政府2002年夏末发动大规模宣传攻势的副产品,这些宣传试图利用9-11来获得战争的正义性,成功说服美国人萨达姆支持恐怖主义、要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攻击美国人是美国的严重威胁等。它还搭克林顿和老布什政府先前战争宣传对伊拉克的负面印象的便车。(当美国支持萨达姆时,政府没有反伊拉克宣传,但在美国和伊拉克的萨达姆交恶后,萨达姆就被妖魔化为第二个希特勒)政府的宣传攻势被媒体盲目的机械复制。媒体几乎没有什么例外的在侵略完成之前对政府没有任何怀疑。到2003年9月,70%的美国人开始相信萨达姆直接与9-11袭击有关。

国际政策态度项目(Program on International Policy Attitudes (PIPA)还发现对大多数媒体而言,看更多的新闻不会减少对这些错误观念的认识,相反,新闻看得越多,这种错误认识就越进一步加强,再次说明媒体作为错误观念传播者的作用是有利于当权者的。对这些错误观念的信任程度随着这个人的新闻来源的不同而有所区别。福克斯电视台最糟糕,有80%的观众相信一个或多个错误认识。国内公用无线电台(NPR)和美国公共广播公司(PBS)最好,但是他们也有23%的观众相信一个或多个错误认识。[25]

国内公用无线电台(NPR)和美国公共广播公司(PBS)这些让人产生最少错误认识的媒体碰巧是最经常被保守的批评家挑出来指责其带有自由主义偏见的。大部分的用以支持自由主义偏见的证据都是有缺陷的。自由主义偏见模式背后的基本理论是大部分记者都是自由主义者,在他们的报道中自然要反映出来。调查发现多数记者是温和派,不是自由主义者,[26] 然而即使我们不理会这个模式是错误的,因为它没有考虑权力在哪里。普通的记者没有多少控制媒体的作用;权力集中在少数大公司即媒体所有者手里。

另外,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一样赞同资本主义,国家权力,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美国有权干涉别国。自由主义者赞同现行制度的主要特征,只是希望有些改进而已。因为自由派、保守派、中间派都赞同资本主义等,相信这些的记者要远远超过不相信者。按照他们的逻辑,媒体应该具备极端自由主义或国家主义的偏见以便超过所谓的自由主义偏见。

自由主义偏见,或表面上的自由主义偏见实际上有助于支持这个制度,因为它进一步确定可以接受的思想的界限。如果媒体在攻击当权者时被认为过分自由主义,过于引起争议,那么,那些质疑基本价值如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等将被看作不配在这个世界呆着。指责媒体带有自由主义偏见有助于将媒体区别开来,确保它继续增强其霸权。一旦有媒体偏离自由保守光谱,对自由媒体的批评就会迫使它回归基本架构。

其中一个例子是纽约时报第一畅销书,由波拿德勾德伯葛写的《偏见》鼓吹自由主义偏见理论。这本书不是认真研究的结果,甚至没有脚注、尾注、参考书目和索引。他的好多观点没有证据支撑,只是笼统的感想。“不是数据或带有偏见的报道的具体事例,勾德伯葛更喜欢一般的概括。”[27] 有些说法实际上支持宣传模式而不是自由主义偏见模式,比如声称新闻机构主要关注利润和以白人为中心。许多引用没有脚注或尾注,没有提供足够的信息进行研究。

他的很多主张是针对媒体的中间或自由主义一边。诚然部分媒体是自由主义的(纽约时报,国内公共无线电台等)但这并不等于所有的媒体都是自由主义的。《偏见》的附录包括他在华尔街杂志上发表的指责媒体带有自由主义偏见的社论。华尔街杂志有没有自由主义偏见?谈话电台和福克斯新闻有没有偏见?他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支持他的说法。显示即使比较保守的部分媒体是自由主义的对证明他的说法非常重要——如果他们是自由主义的,那剩下的当然也是自由主义的了。反过来本文所持的模式也应该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媒体是当权者的附庸。如果那样的话,即使对当权者批评的报道如纽约时报也很容易为当权者歪曲真相。前文提到的东帝汶和柬埔寨的对比就是证据。勾德伯葛却没有提供证据显示媒体中保守一边的(华尔街杂志,福克斯新闻/谈话电台)有对保守派的偏见。

或许有人会说商业媒体为人们提供了所需的东西,新闻媒体的现状不管有没有偏见都满足了人们的需要。这是基于一种神话即只要与市场搭界就是反映人民的需要就是某种民主。难怪在市场上被买卖的奴隶要反对这个观点。市场常常对有钱人有利,因为通过满足他们的愿望和需求就能赚取更多的利润。这是“一美圆,一票”美圆多的人自然影响就大。对媒体来说,顾客不是普通大众而是广告商。广告商关注的是更有钱的顾客,因为他们有可能购买更多的产品。没有多少广告是针对无家可归者的。因而媒体就要反映广告商的意见和偏见,重点服务有钱者以及控制媒体的企业精英。

此外,好几个例子说明媒体的偏见并不是反映了广大民众的观点。在对伊拉克的入侵上,只有10%报道是来自反战阵营的,而实际上超过25%的民众是反对战争的(参见上)在90年代早期的医疗卫生辩论中,媒体主要报道克林顿的建议和保守派的反对。大部分民众赞同单个支付方案,但除了个别例外,媒体基本上都避而不谈。辩论的内容大大压缩,大部分民众的主张被排除在外。[28] 这显示媒体并不是简单地反映民意。尽管媒体在凝聚民意方面常常很有效,但是从医疗卫生辩论这件事看出并非总是如此。美国人并非不想知道在伊拉克和美军打游击战的各类武装的名称和主张,并非不想知道美国支持的在东帝汶进行的种族灭绝。他们不能知道——因为媒体没有报道。

这种媒体的机制并非一下子突然出现的,而是经过很长时间才形成的。19世纪后期,随着工业资本逐渐赢得控制地位形成少数掌握行业命运的寡头,媒体也变得更集中。大公司开始收购报纸或者抽走那些批评公司权力的媒体的广告。这并非大公司老板们协商勾结的巨大阴谋,而是针对相似的处境采用的相似手法而已。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造成我们今天这样的媒体机制迈出了巨大的一步。威尔逊政府“建立了政府宣传机构叫做鱼笼委员会(Creel Commission),要在6个月之内成功地将主张和平的民众变成歇斯底里的战争狂热分子,要摧毁德国的任何东西,彻底消灭德国人,要参加战争拯救世界。”[29] 鱼笼委员会首次采用公共关系技巧操纵公众舆论,利用商业媒体煽动战争热情。它发现向媒体大量提供“事实”(官方消息)使他们能够控制新闻报道。战争期间政府加大审查力度,积极压制反战的媒体和团体,其中多数为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原先迅速壮大的美国社会党(Socialist Party, USA)被解散,再也没有恢复,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世界产业工人组织(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变得缄默不语。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压制在战争结束之后仍然持续,类似的宣传技巧被用来制造红色恐怖。通过打击异己组织和媒体,加速了媒体进一步集中在少数大公司手中的进程。

新媒体出现时,政府的干预在使媒体置于公司控制之下和效忠政府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在二十世纪20年代后期联邦通讯委员会(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的前身主要向公司、企业发放开办无线电台的许可证,基本上排除了非商业电台。而在此之前对电台很少有什么限制,非商业团体,尤其是教育机构往往在电台占主导地位。此后几年有场很多人参加的运动企图改变这个决定但没有成功。[30] 后来电视台许可证的发放采取类似的对公司有利对非赢利机构不利的做法。大公司主导新闻媒体是因为政府选择要让大公司这样。政府的政策和法律,如1996年的电信法,加上形形色色的补贴,包括免费乘坐国营航空公司飞机,都对媒体的结构产生持续至今的影响。

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媒体和社会的构成方式。媒体的负责人并非凑在烟雾缭绕的大房间密谋如何愚弄美国人。偏见的产生是媒体结构性矛盾所致,而不是巨大阴谋。有些团体确实有意识地试图操纵媒体,有时候以密谋的方式进行。(一伙人秘密聚在一起要达到一个目标)比如,人们知道中央情报局(CIA)渗入媒体机构拥有他们的在职记者名单,它“还在全世界拥有数十家的报纸和杂志”。[31] 中央情报局(CIA)改变了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1984》和《动物农庄》两部电影版本,将其中“诅咒两座房子”的信息轻描淡写,让他们看起来是反共产主义的而非反资本主义的。[32] 1999年有线新闻电视网(CNN)允许部队心理战军官,政府宣传专家在其亚特兰大总部的新闻部工作。[33] 有线新闻电视网(CNN)最终承认了这一点,[34] 但大部分媒体对此不予报道。然而这是异于常规的特例。多数媒体偏见是结构性矛盾的结果。同样的结构也使得它更容易让当权者通过密谋或别的方式操纵媒体,扩大他们的影响。

教育制度

霸权的另一重要部分是教育制度。教育制度有两大功能。其一是培养和教导民众驯服、听话好让政治、经济精英在很少抵抗的情况下统治。其二是培养发展经济所需的技术工人和未来的统治阶级成员。

鲍伯布雷克所说的“青年集中营”的公共教育体制的首要功能不是要鼓励独立思考或者别的什么,而是要让学生变得愚蠢和服从。公立学校的全部结构这样设计就是要培养学生服从权威。学校是个等级森严的组织,广大学生要有少数的教师和管理者支配。培养他们从小就服从命令,一排排整齐坐好,排队等候等等。孩子们是原材料,要经过挑选,分类,加工成为不会对现行社会经济制度提出质疑,不会给精英集团制造多少麻烦的“受人尊敬的公民”。孩子们从小就在衙门似的公立学校学会服从权威,很容易在成人后继续服从权威。这个制度并非百分之百有效,不能保证所有的人到长大成人后完全驯服,但是足以维持现行制度长存。一个让许多学生服从少数老师和管理者的意志的学校制度非常适合要求许多工人服从少数老板和资本家的意志的社会经济秩序。

学校的结构鼓励学生在感情和智慧上对学校的依赖。学生依赖教师决定学习什么,什么时候学习,以及如何学习。他们不是自己调查研究,不是自己控制智慧成长进程,反而依赖老师决定学习的进度。学生们这样学会了由别人替自己思考。而这一点正好适合由少数人对多数人统治的社会。

学校再制造出阶级的结构。人们认为教育有好有坏,与财富的分配线一致,财富多的人得到更好的教育。一个人受到的教育为他打开或关闭机会之门。受到良好教育的人得到好的工作,好的机会和其他特权。优雅的(统治阶级)语言和举止通过学校和其他机构传给统治阶级的子弟,而不那么优雅的语言和举止则传给下层子弟。那些有不那么优雅的语言和举止的人在很多方面受到歧视。考试在许多方面向来自美国上层社会的子弟倾斜,包括引用有钱人子弟比较熟悉的事例。即使出题者并不是有意这样做,这些人很可能来自上层社会,很容易从自己的经验中举例,而不是穷人的经验。有钱人上的学校更容易有充裕的资金。雷立斯特等的研究表明老师容易优待有钱人的孩子,而且经常是在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或者有意这样做。[35]

公立学校授课的内容也反映出它作为教化中心的作用。这尤其体现在影响社会哲学的领域如历史、经济和公民学。教材中应包含什么,采用什么样的指导原则等不是由老师决定,也不是基于学术问题本身。公立学校是州政府的实体,实际的权力在州政府。在有些地方,当地学校董事会有相当的权力,有些地方州政府权力很大,但是不管怎样,权力在州政府。毕竟是州政府拥有,经营,资助这些学校的。另外,有些政府部门虽然和学校没有直接联系包括法院和联邦机构如教育部对学校也有影响。还有一些非政府机构也对学校有影响,一些由富人资助的私人机构如洛克非勒基金会,卡耐基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等对学校有很大的影响。他们在形成现代公立学校机制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直到今天仍然在发挥影响。大公司通过为学校提供所需材料和对政府决策施加相当程度的影响影响学校。通常是这些公司依靠企业圆桌会议等机构施加其影响。

权力在几个不同的层级体系间分配,这些体系都是由相互间有共同利益的精英控制,充当过滤器的作用,确保学校总体上传授自由保守光谱之内的观点,忽视或贬低超越这个界限之外的观点。多种团体都可以动员起来对学校采用什么教材,教什么内容施加影响,但是体系的结构模式使得最终结果反映精英阶层的意识形态(自由保守光谱之内)。掌握更多资源的人更容易对学校的决定施加压力和影响,因而拥有最多资源的那些有钱者和有权者最有优势。对学校有影响的就大体上局限在精英阶层或者得到精英阶层支持的人。精英圈子之外的人,自由保守光谱之外的人,没有像精英阶层那样的资源还受到他们的排斥,因而对学校的影响就小。所以学校里教什么大体上反映了精英阶层的利益,局限在狭窄的光谱之内,而在此之外的观点被边缘化。

这一点可以从公立学校如何教历史清楚地看出来。历史被歪曲用以强化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经济秩序,而与此相反的历史研究被忽视。种族主义(和奴隶制不同)和反种族主义都不见了。[36] 种族主义的起源、产生原因及演变很少得到分析。奴隶制中的白人串通、舞弊被最小化,注意力都集中在奴隶身上。谈及爱因斯坦、海伦凯勒或者马丁路德金时,他们的社会主义信念常常被掩盖起来,正如威尔逊、丘吉尔、林肯或别的历史人物身上的白人至上信念被掩盖一样。美国外交政策犯下的许多罪行如中央情报局在扎伊尔、危地马拉、伊朗、智利等地的政变常常被忽视或者被描述成“错误”。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因素常常被忽略以便于塑造美国是国际社会的优秀成员,总是以人权,民主和理性的人道主义为最高道德力量为自己的行为标准。美国被描述成总是有慈善心肠的,如果结果出了问题那是由于误解造成的错误。尤其是当我们看最近的历史,政府的镇压政策像反谍计划被轻描淡写或完全忽视以便塑造美国的“自由之邦”的形象。政府的正面信息被大肆渲染而负面信息则轻描淡写。美国的所谓“中产阶级”常常被强化,树立美国精英领导阶级。几乎整个国家都是中产阶级(荒唐透顶),对阶级结构根本不作真正的分析。劳工历史常常被降级和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件相关好像阶级差别已经消失。总之,它描述的历史是一幅美好的图画,一幅伟大的国家不断克服障碍走向繁荣的场面。专业历史学家的观点被抛在一边,通过篡改历史以便塑造社会对政府和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忠诚。如果想深入了解公立学校历史课的轨迹可参阅詹姆斯劳温的“我的老师告诉我”。

公立学校作为思想灌输中心的功能也能从许多州通过的教学和教材指导原则中看出来。德克萨斯教育法规定“教材内容要有助于提升公民意识,加强对自由企业制度本质和优越性的认识,加强爱国主义和对公认权威的尊重,增强对个人权力的尊重。”教材不能“鼓励偏离公认的社会标准的生活方,”也不能“包含损害权威的内容”或者“引起尴尬或干扰教室里学习气氛。”因此,德克萨斯教材法明确规定教材不能教学生自己思考,形成自己的观点而是相信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经济制度。多数州都有类似的规定,尽管不是所有的都这么直言不讳,也有比较大的变化。[37]

德克萨斯和加利弗尼亚倾向于主导教材市场是因为他们人口多(因而订教材也多)同时也由于其挑选教材的方式。有些州完全由地方学校当局挑选教材,而德州、加州或有些州集中管理应该采用什么教材,拟订可在教室里使用的教材清单。因而也使他们有更大权力对教材生产者有更大影响。结果他们的教材使用原则对其他州的教材也有相当的影响。

加州的教材原则比德州的更自由但是仍然在自由保守光谱之内,仍然以思想灌输为中心而不是让学生了解各色理论由学生自己得出结论。加州的教材法规定“指导委员会应该只包含他们认定准确,反映该社会的文化和种族多样性的内容,无论男女的贡献,各个种族的角色和贡献,劳资双方在加州和美国的发展中的作用与贡献。”最后一部分歪曲了所谓‘劳工做了全部的贡献,资本家只是寄生虫’的观点,也歪曲了相反的观点。它还说“学校使用的教学资料应该只包括准确反映人类在生态环境中的地位和环境保护必要性的内容。”[38] 这显然向自由倾向的环保主义者倾斜。

加州公立学校内容标准上说学生应该“解释经济权利是如何获得的,经济权利对个人和社会的重要性(比如财产的获得权,使用权,转让权,支配权,自由挑选工作的权利,加入或拒绝加入工会的权利,版权,专利权)…讨论个人的法律义务如遵守法律,充当陪审员,纳税…了解公民意识包含的义务如投票,市政问题知情权,担任志愿者,担任公职,服兵役或非传统服务”。

学生还需“至少描述两个国家在某个时期造成专制独裁政权的条件和后果。(如意大利,日本,海地,尼日利亚,柬埔寨)”美国从没有被贴上暴政专制的标签。此外还包括爱国主义教育:“学生要了解美国革命的特点,向世界其他地方的传播,对其他国家持久的影响。”标准还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学生要能够分析自由主义阵营和苏联附属国阵营冷战的原因,双方在埃及、刚果、越南和智利进行的控制权的争夺,”要认定一边为美国宣传术语所说的“自由世界”,明显暗示学校要教给美国一边为好的一边。它还要求不顾事实,彻底重新为自由下定义,因为在冷战时期的美国阵营里有许多的残暴独裁政权(智利的皮诺切特,巴西的新纳粹,法西斯主义的西班牙等)。它还认定 “苏联附属国”,但从来没有说过美国附属国。那些认为苏维埃主义者是好人,或者两边都是坏家伙的观点是排除在外的。相反认为美国是国际社会优秀成员则是个标准的观点。因而,尽管加州在自由保守光谱的自由一边,它仍然严格守在此范围以内向学生灌输霸权赖以生存的财产权,政府权力和其他基本原则。

其他许多州也是如此。科罗拉多州的学术标准规定:“小学四年级学生知道和能做的事包括说明政府的功能,描述没有法律和秩序生活将成什么样子,解释为什么政府的权力应受到限制,解释尊重个人,尊重财产,依法行政和公民责任的重要性,指出重要的个人经济上、政治上和生活上的权利(比如宗教,言论自由和私人财产不可侵犯等)”。

5—8年级的学生“他们知道和能做的包括:能解释政府存在的必要性(如促进共同利益,保护个人权利,维护安全和秩序等),解释美国宪法是如何确保自由,同时又允许有变化的空间,解释法律是如何保护个人权利又促进共同利益,能指出和使用挑选地方,州和国家的政治领导人的标准。”

9—12年级的学生知道和能做的包括“权利的范围和界限(如任何权利都是有界限的)”

关于政府的目的有很多种观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政府的功能就是维护阶级统治,是统治阶级压迫别的阶级的工具。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它是少数人对多数人控制的工具。但是,这些观点是在自由保守光谱之外的,一般不会被讲授。相反,讲授的是政府存在的必要性,它促进共同利益,保护个人权利,保障安全和维护秩序等。不是让学生了解多种不同的理论,鼓励他们独立思考,而是只讲授那些有助于增加对国家的支持和顺从的信念,排除不利于增强顺从的信念(如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本节开头关于经济学的逻辑依据公开承认其中一个目的就是向学生灌输资本主义信念:“学生需要了解基本经济概念以便成为劳动大军的生产者,自由企业制度的鼓吹者。”[40]

偶尔,有老师可能偏离标准讲授一些自由保守光谱之外的观点,但总体趋势是确保观点在国家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霸权范围内。有不少的机构性限制使得公立学校教师很难偏离自由保守光谱。学校董事会和州政府而不是老师挑选教材。因而教材总能在自由保守光谱之内,与个别持不同意见的教师企图打破这个光谱的努力相抵触。标准化的考试也有助于强化对自由保守光谱的遵从。如果老师开始教意识形态霸权之外的东西,可以动用庞大的学校官僚机构向他施加压力和处罚。多数老师本身都持有这样的观点,根本就不会考虑要讲授一些异端邪说。允许少数持不同意见的老师存在,偶尔在教室里散布些异端观点并不会对整个体制构成真正的威胁,除非他们迅速增长和过于强大。

私立学校也在自由保守光谱之内运行。这些学校通常是由大公司拥有,以赚取利润为目的,因而由维护现行经济制度的既得利益者控制。他们的主要客户多来自高收入阶层(低收入者根本上不起),自然支持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经济制度。政府法规同样对私立学校施加影响以再生产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霸权。

大学的情况有点不一样。从学生的角度看,他们的功能是培养有技术的生产者,未来的管理者和统治阶级新成员。他们仍然充当思想灌输中心,但是已不再是像12年级那样的主要功能了。对老师和对教学内容的控制也不像12年级那样严格。教授和12年级老师不一样,可以挑选使用的教材,在选择讲授的内容上有更大的控制权。大学教授的终身职位使他们可以采取自由保守光谱之外的立场也不至于有过多的负面后果。因而大学讲授的观点有更大的多样性,异端的观点不像12年级那样严格的压制,虽然自由保守光谱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在大学内部的些许自由空间仍是小的可怜根本不足以对制度产生真正的威胁。一旦异端观点过于强大,就要展开清洗行动,正如麦卡锡时期臭名昭著的黑名单。

大学的另外一个功能区别于它和学生的关系。他们产生意识形态和理论以帮助维持现状。这些意识形态的大部分最终渗透到整个社会并被用来证明社会经济制度的正当性。那些偏离自由保守界限的知识分子通常很难将他们的观点传达给广大民众,因为媒体、教育制度等会过滤这些观点,只有那些自由保守光谱内的观点才能传向民众。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政府发现如果他们能说服受过教育者他们的战争宣传是真实的,则能够更进一步将宣传传向国家的任何地方,使全国民众站在政府的立场上。直到今天,知识分子充当着类似的角色。如果他们不断得到新思想,就可以扩大意识形态霸权的影响。

正如媒体一样,有些保守派指责大学被自由主义者把持,歧视保守主义者,维持对保守主义者的“敌视环境”。大卫合罗威茨和他的“学生的学术自由”(非常恰当的奥威尔式的名字)可能是这种观点的最知名保守主义者。他们呼吁为学校和国家雇佣更多的保守派老师以加强防止对保守派歧视的规定。但是他们用来显示自由派多于保守派的数据是有问题的,就算不管这些错误,他们的数据也削弱他们的观点。他们自己的数据显示自由派、保守派和中间派占教授的绝大多数。自由派和保守派、中间派一样相信资本主义、国家权力。因而资本主义者占绝大多数,按照合罗威茨的逻辑,大学应该有强烈的倾向资本主义偏见,而不是自由主义偏见。然而他们中没有一个有这个问题。

合罗威茨们的真正目的是压制自由派的观点使大学更靠近新保守主义路线。他们对大学里的斯大林和毛泽东支持者面临的“敌视环境”不置一词。“自由言论区”及其他至少被用来对付极端左倾和保守一样多,但是他们什么也不说。他们也不抱怨比大学里严重得多的资本主义者向12年级灌输思想。保守派的教授数目远远超过无政府主义教授,本着思想多样化宗旨呼吁聘请更多保守派的这帮人对不利于无政府主义者的现状视而不见。经济学课堂上绝大部分在讲市场资本主义是最好的制度,忽视或贬低新古典经济之外的经济模式。政治课堂上绝大部分在讲对国家的支持,包括美国是个民主国家,忽视或贬低反对这些的观点。合罗威茨们对所有这些都闭口不谈。他们不反对少数派意识形态面临的“敌视环境”,只要不是保守派被当作攻击的靶子。

他们常常将比他们左倾的人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为自由主义者,虽然自由主义者和这些极端左倾团体有根本的区别。德克萨斯青年保守主义者德克萨斯大学分会是许多在校园中反对所谓的“自由主义偏见”的团体之一。他们编辑了一个监控人员名单,罗列了利用教室达到政治目的的教授。[41] 该名单包括自主论者马克思主义者比列宁还左倾的哈里克里弗。[42] 2003年德克萨斯青年保守主义者德克萨斯大学分会主席是奥斯汀金赫恩,他投诉教他的一位教授声称美国是“比9-11恐怖分子还可怕的恐怖威胁”。他以此为“自由主义偏见”的例子抱怨说“没有任何反对意见提出来。” [43] 不管这个观点是对还是错,它只不过是在媒体上很少听到甚至多数老师都不讲的小小异端观点而已。奥斯汀金赫恩没有投诉相反的观点即美国不是恐怖主义国家,当这个观点出现在媒体,学校或其他任何地方,从来没有反对意见提出来。只有那些左倾观点让这些新保守主义者感到讨厌。如果他们真的看重“智慧的多样性”,他们就会推动被边缘化的左派团体迅速发展而不是压制,因为这样才能增强 “智慧的多样性”。他们没有这样做的事实本身表明“智慧的多样性”并不是他们的真正目标。其背后隐藏的是新保守主义者压制、限制左派团体的伎俩。通过将位于边缘的持不同政见者归为自由派并要求限制双方的影响,他们成功地压制了异己分子并压缩他们的生存空间。

这种手法并非总能奏效。从前的阶级社会有不同的思想控制系统,但是美国现代的公立教育制度只是在19世纪后期才出现。尽管有缺陷,获得独立后头70年中成长起来的学校制度能够教会读写能力和基本技能。“存在的大量数据表明到了1840年,美国国民(非奴隶人口)的识字发生率不管在哪里都在93%和100%之间。”[44] 孩子们不像现代美国人认为的那样是天生就无资格的人。美国海军的第一位上将大卫法拉古在12岁时就首次指挥军队作战。这样的事并不罕见。200年前的成人标准年龄比现在的要小。青春期是个相对新近的说法,是现代公立学校制度的产物。

公立学校制度出现并不是因为老的制度在讲授基本知识和技能方面效率低下,而是因为需要有新型的控制。美国内战后,前资本主义的最后残余被清除,工业资本主义产生。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的出现,资产阶级和迅速壮大和贫穷的工人阶级的斗争日益加剧。罢工浪潮席卷全国,带有武装的工会团体如劳工骑士和世界产业工人组织出现,强大的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迅速蔓延。1888年参议院教育委员会写道“我们认为教育是导致劳工阶级近年来出现不满情绪的罪魁祸首。”[45] 随后设立了若干机构来控制工人阶级,其中一个就是当今强制性的、严厉的、隐含破坏性的教育制度的出现,用以培养工人的无知和盲从。上学成为强制性的(每个人都要得到思想灌输),学生被塑造成为庞大学校机器的单元。教学的内容发生了巨大变化。(包括历史课由社会学取代),“科学管理”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被用在学校里,就像基于巴埔洛夫的条件反射和泰勒系统的观点用在学校一样。老师和学生由一个庞大的学校官僚机器来控制。右倾和极端左倾,包括自由主义者和费边社在这个系统的产生和发展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公立学校建立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的自由主义思想家约翰杜威1897年说过“每个老师都应该认识到他是个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健康发展的社会雇员。”[46] 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在对企业家的一次演说中表达过类似的观点:“我们希望一个阶级受到自由主义的教育,我们希望另一数目庞大而又必须的阶级放弃自由主义教育的特权为即将从事的艰苦、具体的手工劳动做准备。”[47] 1889—1906年间的美国教育部长威廉托里哈里斯在他的著作《教育的哲学》中说“百分之九十九的学生是自动操作,小心翼翼地沿着规定好的道路走,认认真真地遵从规定好的习惯做。这不是意外事件而是大众教育的结果,因为科学地来讲大众教育是对个人的吸纳。”[48] 在同一本书中他写道“学校的重大目的在黑暗、闭塞、丑陋的地方更容易实现。教育要使学生做自己身体的主人,要超越美丽的大自然。学校应该培养学生从外部世界撤退的能力。”[49]

大公司,形形色色的行业协会和公司提供资金的基金会如全国制造商协会,全国公民基金会,农业发展理事会,企业圆桌会议,卡耐基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等都在现代公立学校制度过程中发挥过非常重要的作用。1933—1953年间的哈佛大学校长詹姆斯布莱恩科南特写道,向现代公立学校制度的转变是因为“工业家和企图改变工业生产过程本质的革新者”要求的结果。[50] 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教育董事会指明的目标是:“在我们的梦想里,人们完全臣服于我们的魔手。现行的教育规范(智慧和性格教育)从我们的头脑中消失,不受传统的约束我们将我们的善意传达给充满感激和富有同情心的群众。我们并不试图让这些人或他们的孩子成为哲学家,科学家或大学者。我们不需要从他们中间培养出作家,教育家,诗人,文学家。我们不会从他们中寻找未来的艺术家,画家,音乐家,律师,医生,牧师,政治家,这些我们自己有的是。我们定的任务非常简单:我们要将孩子组织起来,教给他们如何完美地做他们的父母做的不是很好的事情。”[51]

经过了一年的调查取证,1913年国会对企业基金会在教育中的作用的研究发现:“那些手握一大部分美国工业的最终控制权的少数人已经不再仅仅控制他们的员工,现在已经迅速扩展到对教育和国家社会服务的控制。庞大的基金会通过直接的基金使用,不受任何法律的纠缠直接指向情形的杠杆,然而,这个权力随着附属联盟的形成使得它免受批评和监督而大幅度增强。”[52]

1954年国会开始就同一个问题又进行了一次调查,但是来自大公司和敌对媒体宣传的压力迫使它提前草草结束了事。在结束之前得出的初步结论是:“个别大基金会的权力是巨大的。伴随着各色赞助形式的是思想控制的元素。它对教育者,教育过程,教育机构施加巨大的影响。它能够施加无形的压力,它可以实质上事先决定社会政治概念,学术观点,思想领导,公众舆论的发展。对国家政策的影响力迅速扩大,如果它们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这种相互连结具有知识卡特尔的某些特征。它在教育的几乎每个阶段都有其分支机构,因而对社会科学和教育施加巨大的实际控制。大基金会和知识卡特尔对报刊、电台、电视、甚至政府的影响之大使得对任何知识卡特尔赞同的事情的客观批评如果不首先被嘲弄,歪曲和诽谤就很难见诸各色媒体。这些基金会和他们的中间人不是以直接支持某个候选人或某个政党的形式很深的参与政治而是有意识地鼓吹经过精心打造的政治概念实现其目标。”[53]

这些调查是在不同的政党当政时进行的,而且前后相差几十年。调查得出的结果相似,调查本身的命运相似,都不被重视,都没有后续的任何行动或体制上的改变,现在都已经从历史上抹掉了。在当今就教育问题进行的辩论中,这些调查和他们的结论在持不同政见者圈子之外根本就看不到。

同样的,这些并不是巨大的阴谋,而是教育形成方式的结果。教育体制的结构导致它这样进行。那些最初建立公立教育体制的人对他们做的事情是很直言不讳的,相信建立这样的学校是对的。

新话

新话是对语言的操纵,以便强化占主导地位的权力结构。这个词语来自乔治奥威尔的《1984》,讲述的是由极权专制政府创造,用来控制人民的。新话并不是现代社会独有的而是在许多其他等级社会都存在过的。在许多社会,语言常常被这样操纵以便强化占主导地位的权力结构(对精英阶层有利)。比如,有许多用来指妇女的贬义词(婊子,娼妓,笨蛋,荡妇),但是指男人词的就很少。这不仅反映了而且强化了权力结构和男性统治(男人比女人有更多的权力)。对当权者有利的语言操纵的出现是因为当权者控制交流的媒介,也因为在许多社会有一种很强的倾向,用自己的视角看待一切。在美国,媒体和教育体制使得新话繁衍不绝,但是新话决非仅仅存在于这些领域。多数人经常使用,已经成为他们正常说话的一部分了。有些情况下,政府或公司有意识地创造一些新话以推进议题展开,有些情况下却是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语言。新话用许多不同的方式进入思维过程并强化现行制度。

这种伎俩的一个常见形式就是为政治讨论的术语提供一个官方的定义,但是在使用这些术语时另有一套。词汇和短语被这样用来掩盖他们真实的意思。比如,“阴谋理论”这个短语,官方的解释是指该理论企图把什么东西解释为一场某些人有意识地悄悄聚在一起要达到某个常常是不道德、违法的目的,是一场阴谋的结果。然而,这不是它实际使用时的意思。实际上,“阴谋理论”这个词只被用来泛指任何政府反对的理论以便将其搞臭而已。官方对9-11的解释,基地组织已说过是个阴谋理论。基地组织是一群邪恶的悄悄聚在一起的穆斯林分子,密谋发动对美国和其他目标的袭击,因为他们“憎恨自由”。这正是阴谋理论的定义,如果任何不是政府的别人提出这个基地组织理论将被贴上阴谋理论的标签。这是不是真的无关紧要,真实的阴谋理论仍然是阴谋理论。但是基地组织理论从来没有被称为阴谋理论,只有那些政府不支持的理论被称为阴谋理论。“阴谋理论”这个词在新话里两个定义:官方的定义和非官方的定义,即实际使用中的定义。“阴谋理论”是被政府用来搞臭与官方立场相左的理论的手段而已。即使从技术角度看不是阴谋理论的理论如机构理论(认为某些事件是社会制度而不是个人悄悄聚在一起的结果)有时候被那些批评者称之为阴谋理论以便让他们闭嘴。

“恐怖主义”是新话的另一个例子。实际上这个词只不过是任何反对美国的组织的贬义词而已。中央情报局从事过暗杀,放火,扔炸弹,推翻政府,滥杀无辜平民等数不清的罪行,这些行为如果是官方的敌人干的肯定被看作是恐怖分子。但是中央情报局(除了极端的文章外)从来没有被称作恐怖组织。当穆斯林极端分子包括本拉登与苏联及其卫星国作战时被称为“自由战士”。现在他们开始同美国及其卫星国作战时就被叫做“恐怖分子”。在和苏联作战时,他们滥杀无辜平民,暗杀政府官员,向不戴头巾的妇女泼硫酸。在和美国作战时,他们犯下同样的罪行。但是只有在他们开始针对美国人时才被称为恐怖分子,之前被称为“自由战士”。他们从美国政府的盟友变成了美国政府的敌人,因而也从自由战士变成了恐怖分子。变化的是他们的立场而不是他们采用的方法。[54]

使用委婉语也成为一种新话。当权者用一个比较好听的词替换原有的词让有些事情听起来好些。比如,二战期间美国有个战争部在组织美国参与作战中起到很大作用。冷战开始的时候与海军部合并形成“国防部”。国防部做的许多事根本不是真的国防,而是在国外用兵。他们从“战争部”改为“国防部”,因为国防听起来更好些容易赢得公众的支持。“国防”常常像这样被用来替换军事或战争(不仅是美国)。如现在很少有人谈论“军事预算”,改用“国防预算”。这个委婉语让国家和部队显得更正当些。

提及美国的卫星国,用的是“盟国”而不是“卫星国”以掩盖美国支配其他国家的事实,让美国的帝国主义看起来和帝国主义不一样。但是对国家的敌人就不同了——苏联的卫星国总是(正确地)被称作卫星国。

“共产主义”尤其在冷战时期也是新话。共同的用法是用来妖魔化任何不同的观点的模糊说法。在冷战时期用来描述美国敌人的通用称谓。实际上,任何人或组织只要相信政府有直接的责任为其统治的人民谋福利,反对美国的政策就会被贴上“共产主义分子”的标签。他们可能是宗教团体,学生会,或任何别的什么,只要相信旁门左道反对美国政策就是“共产主义分子”。不必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不必同情苏联,不必鼓吹计划经济。甚至明确支持资本主义的组织也被贴上“共产主义者”的标签。如在1954年被中央情报局发动政变推翻的危地马拉阿本茨政府明确地创立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却被称为共产主义分子。通常被称为“共产主义”的国家如苏联、中国等没有一个自称为共产主义——他们称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无产阶级专政”。“共产主义”是个非常宽泛的词,用来妖魔化与美国政策不一致的任何团体。

民主是个被称之为最耀眼的空话的例子。这是一个好听但没有实际意义非常模糊的词语。几乎每个人都赞同民主。北朝鲜自称为民主国家,萨达姆的独裁自称为民主国家,美国自称为民主国家。所有这些国家都有选举,但实际上都有少数精英统治。美国总是被认定为民主国家,但美国的敌人即使其政治制度与美国非常相似也从来没有被称为民主国家。中央情报局政变的时候,危地马拉政府部分就是被美国政府鼓动起来的,但是不被称为民主国家而是妖魔化为“共产独裁”。以色列总是被认定为民主国家,伊朗则不是,虽然两者政府形式相似。两者都是政教合一的共和国,有半自由的选举,违反人权,有限度的平民自由。但是只有以色列是民主国家,因为它是美国的卫星国,伊朗不是因为它反对美国。赞同民主就像赞同“好的事情”——一个好听但没有多少意义的笼统说法而已。

另一种讲新话的方式是通过让人很难看懂的方式给术语下定义。比如“资本主义”这个词,它是指基于工资—劳动的经济制度。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多数人得出卖劳动力(通常是找个工作)谋生。他们将劳动出卖给直接拥有生产资料的人或通过由资本家控制的机构(如公司)的人。这和别的经济制度不同,如封建主义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多数人不需要出卖劳动力,但他们是庄园主的农奴或者是奴隶,他们不需要出卖劳动力,因为他们本身就归主人所有,人家想买买想卖卖。新话把资本主义和贸易或市场混淆让人糊涂迷惑。在新话中“资本主义”成为贸易和市场的同义词。贸易在许多社会都存在,从原始社会村落到奴隶城邦到工业资本主义社会。声称这些都在采取同一种制度显然是荒唐的。在同样存在很多贸易的资本主义的美国和奴隶制社会的罗马帝国之间有很多经济制度方面的差别。对资本主义的新话定义将两个差别很大的经济制度等同起来。这个过分宽泛的资本主义新话定义使得人们很难在非新话意义上(基于工资劳动的经济制度)探讨资本主义的问题。将资本主义等同于贸易使我们无法得到一个用来描述基于工资劳动的经济制度,新话大大增加了人们对资本主义批评的难度因而也就保护了现存制度。

与“资本主义”这个词相似,新话也给国家或政府一个过分宽泛的定义,同样增加了谈论废除国家的难度。国家是个对合法使用暴力有垄断特权的组织。它是个中央集权的多层机构,依赖其从上到下控制的武装团体如警察和部队以及法庭监狱等强制机构迫使其范围内的任何人都服从它。国家的新话定义将国家和组织等同起来,模糊了国家到底是什么,也使得对国家的批评难以进行。

新话还将“无政府社会”定义为完全混乱。“无政府社会”这个词来自希腊语,字面意思是“没有统治者”。其实有个论述详尽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并不是鼓吹混乱无序,而是自愿组成的无等级理想社会。将无政府社会等同于混乱简直就是诽谤,就是败坏激进哲学理论的名声。而多数将无政府社会等同于混乱的人很少或根本没有读过无政府主义理论,只不过是意识形态霸权通过媒体,学校,新话等推波助澜的结果。几个世纪以前民主与共和也像“无政府社会”,现在这样被等同于混乱。

新话的不寻常情况是“政治正确”。很多企图要打破某些等级秩序的运动,如女权运动,黑人解放运动认定语言是用来强化他们反对的等级秩序的。作为他们削弱该等级秩序努力的一部分,他们要改造语言使它不再用来强化他们反对的等级秩序。比如,反对种族主义运动成功地把“黑鬼”一词变成白人不能使用的词,让多数人承认它带有的种族偏见。然而,除了几个例外,这些目标并没有达到。多数旨在削弱新话(巩固权力结构)并成功地改造了语言的例子都是有关对等级结构没有真正威胁的鸡毛蒜皮,多数局限在种族、性别范围内;真正巩固阶级和国家机构的新话(如前文谈到的“恐怖主义”的选择性使用)根本没有碰也没碰。

短语“政治正确”最初是左派分子之间开玩笑时的说法,指遵循左翼政党的路线,通常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这个短语只是在右派使用它之后才为主流媒体所注意。右派用这个短语指各种解放运动试图改变语言强化他们所反对的等级秩序。右派声称“政治正确”是“极权主义左派分子”用来进行思想控制的努力,就像本文对新话的描述一般。实际上任何要求更大种族和男女平等权利的团体运动都被指控为“政治正确”。有些右派甚至把它的意义扩大到他们不赞同的一切内容。事实上指控“政治正确”就和他们声称支持“政治正确”行为一样是用来妖魔化某些行为的伎俩,是一种思想控制。操纵语言来为权力结构服务(就像恐怖主义,共产主义,国防等词汇的选择性使用)从来没有被激进圈子之外认定为“政治正确”。新话是对语言的操纵以便强化权力结构,“政治正确”(在异己圈子之外)是使用者并不喜欢的用来减少新话或别的语言改变的贬义词。

客观性的神话

“客观性”也是用来强化意识形态霸权的主意。任何在自由保守光谱之外的观点或消息都被指责为“不客观”“有偏见”“煽动性”或“走极端”而不屑一顾。只有那些在自由保守光谱之内的观点或消息被认为是客观的。有时候这种手法也被自由保守光谱之内的人相互之间使用,比如保守派指责自由派的立场“有偏见”(或自由派指责保守派有偏见)。

比如,克里斯蒂安派琳逖被邀请参加公共广播公司(PBS)2004年3月2日的新闻时间节目和吉姆莱赫对话。主持人莱赫问派琳逖对伊拉克的轰炸是否让美国人更加困难,派琳逖的回答是:“我想是的。我想我们得看一下这么多挫折的深层原因。为什么伊拉克人会这么愤怒,在此类爆炸之后将罪过归咎于美国人?很大的原因是真正意义上的伊拉克重建的失败。现在还没有足够的电力,很多城市如拉马底还没有足够的水。拨给哈里波屯和比奇特尔用来重建国家的钱花到哪里去了?最后落入了谁的腰包?我认为这是不稳定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和布什有牵连的企业在伊拉克重建工程的腐败。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在伊拉克还会有更多的不稳定状况出现。”[55]

两天以后, 莱赫为此发表了道歉声明说关于伊拉克的讨论是”不够公正,有失水准”。公共广播公司(PBS)后来暗示是因为前文引述的派琳逖的评论是“不够公正,有失水准”的来源。派琳逖说的没有一句是不符合事实的,公共广播公司也没有说是。几个月以前纽约时报记者约翰彭斯在节目中表达支持对伊拉克的占领。2002年9月拉姆斯菲尔德声称伊拉克1990年曾计划入侵沙特阿拉伯,后来证明纯粹是个10年前的谎言,但是莱赫并没有试图更改拉姆斯菲尔德并不正确的说法。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没有对所谓的“不够公正,有失水准”道歉。这充分说明所谓的“公正”只是用来将思想限制在一定光谱之内的手段而已。当个人表态支持对伊拉克的占领,或拉姆斯菲尔德这样的政府官员发表虚假声明,不需要反对的观点以显示公正。如果本拉登的反对者在讲,他们同样不需要用本拉登的支持者来平衡。但是当有人对现状进行猛烈攻击, 如派琳逖那样,他们就需要用反对的观点发表出来以便显示媒体的公正。如果有人过分偏离党的路线,就需要有反对的意见来驳斥他;但是坚持党的路线的人就不需要反对意见了。这就是在实际执行中“公正客观”的真实含义。

另一个例子是对因特网的处理。人们一般对网上的消息比较谨慎,因为“任何人都可以在上面发布消息。”这个观点被媒体,学校或别的地方一再地宣传推广。这点不假,但是对电台,电视,广播,报纸或多数别的信息来源同样适用。在电视或别的媒体上发表消息的唯一真实的资格要求是你有足够的钱来做到这些。批评性的思考,合理程度的怀疑对任何事情都是适用的,并非仅仅对网上的信息。对网上的信息比对电视上的信息持更多批评的态度是没有明确的说出有钱人或有钱人控制的机构比没钱人更可靠,更值得信赖。但这个假设是没有道理的。

没有价值判断的消息是根本没有的,因为没有价值判断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判断。每一个信息提供者必须决定刊登什么,忽略什么,强调什么,不强调什么。任何消息来源都不可能有足够的资源将所有新闻事件同样详细的报道出来,即使能够这样,它将提供给普通读者没有多少用处的过多的信息。唯一能真正了解世界上发生的事情的方法就是阅读来自不同消息来源、代表不同观点的资讯。(我不是指多种商业媒体——他们的观点基本雷同)

与此密切联系的是对节制、中庸的崇拜。节制、中庸常常被看作是个美德,政治人物(还有其他)都喜欢标榜自己为“温和派”而喜欢将对手描绘成“极端分子”。其实很少自命为“温和派”的人真正采取温和的立场。很少自封为温和派的人主张适度地使用奴隶,虽然如果认真地从他们的哲学中得出的结论应该是这样的。鼓吹绝对地废除奴隶制是个极端的立场,正如鼓吹大量的使用奴隶也是极端的立场一样。真正的中庸立场应该在这两个极端之间,赞同适度地使用奴隶。“温和”的真正含义并不是温和,而是鼓吹维持现状。对温和的赞扬实际上是对支持现状的赞扬,而支持现状明显强化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经济制度。

对于那些长期经受自由保守光谱思想灌输的人以所谓的“有偏见”“不客观”“有破坏性”“有煽动性”“有成见的”“不公正”等为借口摈弃自由保守光谱之外的观点并不是罕见的。指控人家公开主张某个行动为争取某个主张 (有偏见)是个非常奇怪的指控。这样的指控只有在被指控的人声称他不是在争取某个主张时才是有意义的。(正如媒体和教育制度的情况)给某个理论起个名字并不能驳倒那个理论。指责别人有偏见,缺乏公正等的人自己才是有偏见(要鼓吹某个观点) 。主张某个观点,为某个观点辩护并没有任何不对的地方,只要你对所做的事情持开明的态度。任何反对这个立场的争论就是要为某个观点辩护是自己批驳自己。没有理性的争论,只是反映出极端宗教崇拜者无法思考问题的情况罢了。

同样的标准也适合于本文。个人的文章,或者网站主张什么观点与一个社会制度有系统地剔除某些观点同时让某些人垄断媒体和学校是有区别的。现存的社会制度充当向广大民众灌输自由保守光谱的角色并不能因此就得出结论自由保守光谱是错的。假定就是这么个情况有思想控制的体系存在,自由保守光谱内的意识形态碰巧都是正确的。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不过本文并不打算在此批驳自由保守光谱。

媒体通过强调那些支持自由保守光谱的事实比如柬埔寨的种族灭绝,伊拉克对库尔德人犯下的罪行,同时轻描淡写或者闭口不谈损害自由保守光谱的事实如东帝汶的种族灭绝,土耳其对库尔德人犯的罪行等形式将信息进行过滤。教育体制宣传推销自由保守光谱的信念,同时阻拦对这个范围之外的理论的传播。这些观点也碰巧支持精英阶层并强化对现行社会经济制度的支持。自由保守观点是不是碰巧正确和意识形态霸权是不是存在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即使可以证明自由保守光谱的哲学是正确的,也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存在这样一个社会制度,一种霸权向广大民众灌输这些观点。

中文版:http://m.ishare.iask.sina.com.cn/f/10090188.html

英文版:https://keimena11.files.wordpress.com/2012/02/noam_chomsky_necessary_illusions_thought_control_in_democratic_societies.pdf

资本主义与歧视

众所周知,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普遍存在许多歧视,例如对女性的歧视,对性少数群体的歧视,对非白人的歧视,对移民的歧视等等。

这些歧视并不是资本主义原创的,而是自私有制出现之后就出现了的,根源是私有制父权压迫制度(恩格斯详细分析过对女性的压迫的起源,而后世社会主义者扩展分析了种族主义和对性少数的压迫的起源)。因此,有些资本主义辩护士就宣称“资本主义消除歧视”,其理论是:资本主义是贤能统治(meritocracy),只在乎你有没有钱,是否能赚钱,只要你能赚钱,无论你是女性还是性少数还是非白人还是移民还是属于其他边缘群体,都会获得尊重,而这些歧视是不利于老板接纳能干的少数群体员工的,所以不歧视的老板会在竞争中相对歧视的老板有优势,从而消除歧视。

当然,事实并非如此(看看美国这个资本主义大本营以及国家资本主义与纯粹资本主义混合的中国就知道),而根据金钱多少来判断一个人本身一样是歧视。不过先把这放在一边,咱们就来看看,资本主义的贤能统治理论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Well,先说一下:如果你认为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压迫,那么不必看下去了,先去把我博客上的“资本主义黑皮书”这一分类下的文章看了再说。很好,咱们继续。资本主义是建立在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压迫的基础上的,对吧?老板们是独裁者,工人们是奴隶,私有制就是私人独裁专制,没错吧?

很好,那么如果你是独裁者,你认为以下两种情况下哪种才能让你屁股做稳?

1,被独裁的人民团结一致。

2,被独裁的人民相互分裂,互相攻击仇视。

很明显,2才能让你的屁股做稳:如果人民团结一致,那么他们就会团结起来推翻你了。只有人民忙于内斗,你才能维持剥削压迫。

那么资产阶级们会不明白这个道理吗?虽然社会上已有的歧视并不是他们制造的,但他们会坐视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吗?当然不会,所以他们会利用并强化已有的歧视,以分裂工人阶级,这样他们的屁股才会做稳。

此外,对老板们来说,歧视还带来了额外的好处:压低工资。被歧视的群体由于被歧视排挤,几乎无法有效维权,那么老板们就能更放肆的剥削压榨他们,或者直接用他们去制造失业大军。这就是为什么在美国,黑人家庭的收入平均只有白人家庭的二分之一(数据来自《after capitalism》),而移民工人的收入普遍低过本地工人(How capitalism uses immigrants(资本主义如何利用移民))。

歧视还能在政党政治中起到(对资产阶级来说的)积极作用:右派政党一边支持歧视,一边绑定削减福利的计划,而被洗脑的保守主义纳粹们就会因此去支持削减福利的计划,即使这计划会伤害他们自己。(《新自由主义简史》中提到了这点。)

所以说,资本主义辩护士们声称的“而这些歧视是不利于老板接纳能干的少数群体员工的”,这不假,但这点坏处相比以上这些大大的好处,不值一提了。不过要注意的是,会有老板们利用这一点粉饰自己(例如苹果公司的总裁库克),以及把平权做成生意(粉红经济,妇女节变购物节),而生意是无法带来平等的。

至于“只要你能赚钱,无论你是女性还是性少数还是非白人还是移民还是属于其他边缘群体,都会获得尊重”,呵呵,能赚钱?被歧视压迫的边缘化群体,起点就比特权群体低了一大截,达到“受尊重”终点的必然比特权群体少得多。而且受尊重不是基本人权吗?非要成为剥削阶级或者当剥削阶级的狗才能受尊重,这是什么狗屁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就是这么狗屁。

最后,其实道理很简单的:压迫制度怎么可能会兼容反压迫呢?而平权不就是反压迫吗?

 

 

With friends like these, who needs the UBI?(有着这样的朋友,谁需要UBI?)

IN HER new book Give People Money: How a Universal Basic Income Would End Poverty, Revolutionize Work and Remake the World, Annie Lowrey — contributing editor for The Atlantic — lays out the case for implementing a Universal Basic Income (UBI) in the United States.

在她的新书“给人们钱:全民基本收入将如何结束贫困,革命的改变工作和重塑世界”,Annie Lowrey—“大西洋”的特约编辑—阐述了在美国实施全民基本收入(UBI)的案例。

She’s right to highlight the inability of the current system to provide a stable future for the majority of the country’s population, but her proposed solution is misguided and confused.

她正确的强调了现在的系统无法为该国大多数人提供稳定的未来,但她提出的解决方案是误导性的和混淆的。

In a chapter titled “Wages for Breathing,” Lowrey defines Universal Basic Income this way: “It is universal, in the sense that every resident of a given community or country receives [a check every month]. It is basic, in that it is just enough to live on and not more. And it is income.” She traces the idea of a UBI back to Tudor England, as well as the writings of Thomas Paine.

在一篇名为“用来呼吸的工资”的章节中,Lowrey以这种方式定义了全民基本收入:“它是普遍的,在某种意义上,某个社区或国家的每个居民每个月都会收到一张支票。这是基本的,因为它仅仅足够生存,没有更多。 然后这是收入。“她将UBI的想法追溯到都铎时期的英国,以及Thomas Paine的着作

What was once considered a fringe idea is now entering the political mainstream. Y Combinator Research, a California-based nonprofit organization, is piloting a UBI program in Oakland. The city of Chicago is reportedly considering a similar experiment. The California Democratic Party platform officially endorses a Universal Basic Income.

这个曾经被认为是边缘的想法现在正在进入政治主流。 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非营利组织Y Combinator Research正在奥克兰试行UBI计划。 据报道,芝加哥市正在考虑进行类似的实验。 加州民主党平台正式支持普遍基本收入。

Why is there growing interest in UBI, especially when we’re told by the corporate media and political establishment that the U.S. economy is booming? The answer is that, despite the rhetoric, most Americans realize that the system is fundamentally flawed and their needs aren’t being met.

为什么人们对UBI越来越感兴趣,尤其是当我们被企业媒体和政治机构告知美国经济正在蓬勃发展时? 答案是,尽管有这些修辞,大多数美国人都意识到这个系统从根本上存在缺陷,而且他们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

For 40 percent of Americans, a $400 emergency expense would wipe out their savings. Twenty-three percent of U.S. adults can’t pay their bills every month. Over 25% have reported that they had to forgo necessary medical care in the last year due to financial constraints.

对于40%的美国人来说,400美元的紧急开支就会耗尽他们的积蓄。 每月有23%的美国成年人无法支付账单。 超过25%的受访者表示,由于财政拮据,去年他们不得不放弃必要的医疗护理。

It’s understandable that people are searching for unorthodox solutions to the problems the free market clearly can’t solve.

可以理解的是,人们正在寻找非正统的解决方案来解决自由市场明显无法解决的问题。


LOWREY BEGINS Give People Money with a choice between two futures: the innovative, capitalist South Korea, which is piloting a UBI program, or the economically stagnant, totalitarian North Korea. She concludes her book with another false choice: the bleak, frightening dystopia of The Hunger Games or the high-tech, post-work utopia of The Jetsons.

LOWREY 在“给人们钱”中开始给出了两种未来之间的选择:创新的资本主义韩国,它正在试行UBI计划,或经济上停滞不前的极权主义朝鲜。 她用另一个错误的选择总结了她的书:饥饿游戏的凄凉,可怕的反乌托邦或者杰森斯的高科技,后工作乌托邦。

In his Jacobin article “The Case Against a Basic Income,” Daniel Zamora provides a more apt dichotomy with regard to UBI:

在Jacobin的文章“反对基本收入的案例”中,Daniel Zamora对UBI提出了更为恰当的二分法:

No existing economy can pay for a generous basic income without defunding everything else. We would either have to settle for the minimalist version — whose effects would be highly suspect — or we’d have to eliminate all other social expenditures, in effect creating Milton Friedman’s paradise.

没有现成的经济可以支付慷慨的基本收入而不会降低对其他一切的资助。我们要么必须满足于极简主义版本—其影响将非常可疑—或者我们必须消除所有其他社会支出,实际上创造了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天堂。

This is not hyperbole, as Lowrey writes favorably of Friedman’s proposal for a UBI achieved via a negative income tax, which was also endorsed by Richard Nixon. The cost of this proposal, according to Lowrey, would be “almost the same amount as spending on the EITC [Earned Income Tax Credit], Supplemental Security Income, housing aid, food stamps, welfare and the school-lunch program.”

这并不夸张,因为Lowrey对弗里德曼提出的通过负所得税实现的UBI展现了喜爱,这也得到了理查德尼克松的支持。 根据Lowrey的说法,这项提案的成本将“与EITC [工资所得税抵免],补充保障收入,住房援助,食品券,福利和学校午餐计划的支出几乎相同。”

Even the so-called “progressive” version of UBI — one championed by former Service Employees International Union (SEIU) President Andy Stern — would “end ‘many of the current 126 welfare programs’ and cut Social Security to pay for such an initiative, along with hiking some unnamed taxes,” according to Lowrey.

甚至所谓的“进步的”UBI版本—由前服务员工国际联盟(SEIU)主席Andy Stern倡导—将“终结”当前126个福利计划中的许多计划,并削减社会保障支付这样的举措,以及增加一些没有命名的税收,“Lowrey说。

Such a gutting of the social safety net and betrayal of the gains won through hard struggle by generations of American workers would be a nightmare scenario — and a dream come true for a range of reactionaries.

这种对社会安全网的摧毁以及对几代美国工人通过艰苦斗争所获得的成果的背叛将是一场噩梦般的场景—一系列保守派的梦想成真。

Charles Murray, a right-wing proponent of UBI, calls for “eliminating the existing welfare state — Medicare, Medicaid, Social Security, welfare, Section 8, all of it, as well as corporate giveaways and subsidies for agriculture — and replacing it with an $833-a-month credit.”

UBI的右翼支持者Charles Murray呼吁“消除现有的福利国家—医疗保险,医疗补助,社会保障,福利,第8节,所有这些,以及企业捐赠和农业补贴——替代为每月833美元的信贷。“

While Lowrey does have some criticisms of Murray’s particular version of UBI, she presents it — along with Stern’s — as one of many proposals, concluding that “UBI is hardly a silver bullet.” Hardly indeed.

虽然Lowrey确实对Murray的特定版本的UBI有一些批评,但她将其——和Stern一起——作为众多提案中的一个提出,并得出结论“UBI几乎不是银弹。”实际上并非如此。

If Murray’s name sounds familiar, it’s because he is the co-author of the infamous 1994 book The Bell Curve, a debunked case for the correlation of race and intelligence. Not only does Lowrey give Murray a platform, but she makes no mention of his history of racist policy proposals and comments.

如果Murray的名字听起来很熟悉,那是因为他是臭名昭著的1994年著作“钟形曲线”的合著者,这是一个关于种族和智力相关性的被揭露的案例。 Lowrey不仅为Murray提供了一个平台,而且她没有提到他的种族主义政策提案和评论的历史。

Murray’s investment in the racial intelligence gap hypothesis has always informed his right-wing economic policies, including his opposition to affirmative action. To not mention of Murray’s racist past (and present) is misleading, especially when Lowrey’s book includes an entire chapter on the history of race in America.

Murray对种族智力差距假说的投资一直是他的右翼经济政策,包括他反对正面行动的依据。 没有提及Murray的种族主义过去(和现在)是误导性的,特别是当Lowrey的书中包含了关于美国种族历史的整个章节时。

Lowrey claims that UBI will help to heal America’s racial divide and bridge the wealth gap between white and Black Americans. Obviously, Murray is not a disinterested party in this conversation. But in the book, he is labeled with neutral descriptors like “libertarian economist” and “of th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a right-of-center think tank.”

Lowrey声称,UBI将有助于治愈美国的种族鸿沟,并弥合白人和黑人之间的贫富差距。 显然,Murray在这次谈话中不是一个没有利益牵扯的党派。但在书中,他被称为“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和“美国企业研究所,中心右派智库”等中性描述。


PERHAPS BECAUSE Lowrey seems to see UBI as a way to bridge the left-right divide, she is quick to name-drop the proposal’s ideologically diverse advocates, ranging from Silicon Valley CEOs and right-wing libertarians to progressive activists and self-proclaimed socialists. This idea that UBI transcends partisan politics is one of its biggest selling points.

也许因为Lowrey似乎认为UBI是一种弥合左右分歧的方式,她很快就会提名这个提议的意识形态多元化的倡导者,从硅谷的CEO和右翼自由主义者到进步活动家和自封的社会主义者。 UBI超越派系政治这一想法是其最大的卖点之一。

The broad appeal of the proposal, however, is primarily because of its ambiguity and abstraction. The devil is in the details.

然而,该提案的广泛吸引力主要是因为其含糊不清和抽象。魔鬼在细节中。

The fault lines become clear once the specifics of how to implement UBI in the U.S. are discussed. How much money should be given to each American every month? How will UBI be paid for? Will payments only be provided for citizens, or will undocumented immigrants also benefit from the program?

一旦讨论了如何在美国实施UBI的具体细节,故障线就会变得清晰。 每个月应该给每个美国人多少钱? UBI将如何被支付? 是否只为公民提供付款,或者无证移民是否也会受益于该计划?

When UBI evangelists provide detailed answers to these questions, the much-touted consensus withers away. While Lowrey does take a stance on one of these questions — she proposes $1,000 a month per person as a fair figure — she is intentionally vague on the others. All too frequently, she presents the argument about one of these crucial details and remains noncommittal.

当UBI的福音传道者为这些问题提供详细的答案时,备受吹捧的共识就会消失。 虽然Lowrey确实对其中一个问题采取了立场—她提出每人每月1000美元作为一个公平的数字—但她故意在其他问题上模糊不清。她经常过度频繁的提出关于其中一个关键细节的论点,并且仍然不置可否。

Is $1,000 a month actually sufficient to live on, as Lowrey claims? She devotes a chapter of the book to Sandy J. Bishop, a woman living in Maine who slipped through the cracks, becoming severely impoverished through no fault of her own.

正如Lowrey声称的那样,每月1000美元实际上足以维持生活吗? 她将这本书的一章用于生活在缅因州的一位女士Sandy J. Bishop,她滑过裂缝,自己没有过错,而变得严重贫困。

Would $1,000 a month be “just enough to live on and not more” in Maine? According to a 2015 study conducted by the National Low Income Housing Coalition, the average Mainer would need to earn $2,673.60 per month in order for the “Fair Market Rent” to be 30 percent of income, as housing advocates propose as a general rule.

在缅因州,每月1000美元是否“只够生活而没有更多”? 根据国家低收入住房联盟2015年进行的一项研究,平均缅因人需要每月赚2,673.60美元才能使“公平市场租金”达到收入的30%,住房倡导者提议将这作为一般规则。

The report ranked Maine as the 23rd highest rent in the U.S., so getting by in states like California or New York would be even more cost-prohibitive.

该报告将缅因州列为美国租金排名第23位,因此在加利福尼亚州或纽约州等州的租金将更加昂贵。

Lowrey is well aware of the conflict when the UBI debate reaches the question of immigration:

当UBI的辩论达到移民问题时,Lowrey非常清楚冲突所在:

A UBI would raise a difficult conversation about who “all of us” are, driving a wedge between citizens and noncitizens, between native-born Americans and immigrants and the millions and millions of mixed-status families who blur that line…It might increase anti-immigrant sentiment, and spur the adoption of anti-immigrant restrictions and policies. It might also foster the creation of a two-tier labor market, with businesses seeking out undocumented workers who would be far cheaper to hire than native-born citizens.

一个UBI会引发一场关于“我们所有人”是谁,在公民和非公民之间,本土出生的美国人和移民之间以及成千上万的模糊这条线的混合身份家庭之间楔入的困难对话…… 这可能增加反移民情绪,并推动采取反移民限制和政策。 它还可能促进建立一个双层劳动力市场,企业寻找的无证工人比本地出生的公民便宜得多。

This is clearly a central, unavoidable question for any UBI advocate to address satisfactorily. But after three pages of acknowledging and explaining this argument, Lowrey equivocates: “There are no easy answers, especially for progressives.”

对于任何UBI倡导者来说,这显然是一个中心的,不可避免的问题,无法令人满意地解决。 但经过三页对这一论点的承认并解释之后,Lowrey暧昧地说:“没有简单的答案,特别是对于进步人士而言。”


THE UBI would be hugely expensive. If each American received $1,000 every month from the government, the annual price tag would be $3.9 trillion. “Even if the government replaced Social Security and many of its other antipoverty programs with a UBI, its spending would still have to increase by a number in the hundreds of billions, each and every year,” Lowery writes.

UBI将会非常昂贵。 如果每个美国人每月从政府那里收到1,000美元,那么每年的价格就会达到3.9万亿美元。 Lowery写道:“即使政府用UBI取代社会保障和许多其他反贫困计划,其支出仍然必须增加数千亿,每年一次。”

But Give People Money has little say about the implications of that — and many of the pilot programs held up as successful examples of UBI in action aren’t immediately comparable to the U.S. context.

但是“给人民钱”几乎没有说明这意味着什么—许多试点项目被认为是UBI行动的成功范例,但并不能立即与美国背景相提并论。

For example, Lowrey points to the success in Kenya of GiveDirectly, a U.S.-based charity providing no-strings-attached money instead of physical objects like clothing or mosquito nets to those in need.

例如,Lowrey指出在肯尼亚成功的GiveDirectly,这是一家总部位于美国的慈善机构,为那些有需要的人提供无附加条件的钱,而不是衣物或蚊帐等物品。

While this charity is combatting extreme poverty on a global scale, it is heavily funded by Silicon Valley investors and other wealthy UBI advocates as a means of testing the viability of the program. This is completely different from a government paying for UBI by eradicating the country’s social safety net.

虽然这个慈善机构正在全球范围内对抗极度贫困,但它仍然得到硅谷投资者和其他富有的UBI倡导者的大量资助,作为测试该计划可行性的一种手段。 这与政府通过消除国家的社会安全网以支付UBI完全不同。

UBI should not be seen as a radical break with capitalism, but rather as a new and somewhat novel way for the elite to further exploit and dominate the working class.

UBI不应该被视为对资本主义的彻底决裂,而是一种新的,或者说有点新颖的方式,让精英们进一步剥削和统治工人阶级。

Silicon Valley “futurists” may see a basic income as “A Capitalist Road to Communism” — the actual title of a keynote paper presented at a UBI conference, according to Lowrey — but the obscene wealth and corporate monopolies overseen by tech billionaires would remain untouched if a UBI were ever implemented.

根据Lowrey的说法,硅谷的“未来主义者”可能将基本收入视为“通往共产主义的资本主义之路”——在UBI会议上发表的主题演讲的实际标题——但由科技亿万富翁监督的肮脏财富和企业垄断仍将保持不变,如果UBI被实施了。

Lowrey hints at this when she states that UBI “would ameliorate one of the worst problems with the gig economy — namely, pay that works out to peanuts — without quashing the business model.” But shouldn’t we be figuring out how to quash the gig economy business model?

Lowrey暗示,UBI“会改善临时工经济中最严重的问题之一 —即工资过低的问题—而不会改变商业模式。”但我们不应该指出如何改变这个临时工经济商业模式吗?

Lowrey’s proposal appears, at first glance, to be utopian and idealistic, and in a sense, it is. It aspires to rescue capitalism from its inherent instability and class antagonisms while continuing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in the hands of the super-wealthy. UBI is naively utopian in its aims — and unavoidably insufficient in what it would actually deliver for the majority of people in the U.S.

乍一看,Lowrey的提议似乎是乌托邦和理想主义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 它渴望从资产主义固有的不稳定性和阶级对抗中拯救资本主义,同时继续将资本积累在超级富豪手中。 UBI的目标是天真的乌托邦式的——并且不可避免地不足以满足美国的大多数人的需求。

https://socialistworker.org/2018/08/13/with-friends-like-these-who-needs-the-ubi

穷人子弟难翻身是因为不求上进?

写在前面:这是一篇很不错的田野调查文章,恶心的资本主义哈巴狗天天把系统性的压迫制造的贫困说成是穷人自己的问题,什么狗屁“穷人思维”“穷人不努力”,就是为了给资本主义洗地。
摘要:从初中起到大学,我一直为学费犯愁,每天都在想怎么省钱,或者做兼职,也因此而学习成绩不好。好不容易毕业了,工资又不高。现在,弟弟也向我谈心说:“想辍学,出去挣钱。”

我初中起,父亲因为长期做重活劳累而弄坏了身体。从此,大把大把的钱开始被扔进医院。我们家跟亲戚朋友借下的钱,可能父母再努力个二、三十年也还不上。更何况,父亲现在已经不能干活了。

农村人一年到头忙忙碌碌,也挣不了几个钱。哪有人还越穷越不干活呢?

亲戚们也不是没有给父亲介绍过轻松的活,可父亲天生脾气不好,和别人合不来,整天得罪人,再加上身体不好,他总是感觉在别人面前低人一等,就干不下去了,所以只能长期在家里干着农活。

快初三毕业时,每个月不仅需要伙食费,复习资料的费用也是必不可少的一项。我经常因为每个月回家拿钱,而感到害怕。父亲的疑心病很重,一直认为我拿钱乱花。我跟父亲解释过很多次,我没有乱花钱,也因此哭过很多次,可他就是听不进去。

穷人家的孩子哪有不知道生活不容易的?和别人一比,明显就知道穷和富的区别。

因为上学交钱,父亲骂我。这件事被小姑知道了,她和父亲谈话:“孩子上学需要用钱,就别打折扣,这样会给孩子上学带来压力。”父亲却固执己见:“知道压力才好,有压力就不会乱要钱。”

我又是一阵委屈,爸爸啊,你知不知道,别的同学一个月除了伙食费,还有很多零用钱。而我呢,平时交的钱都拿的很困难,更不敢提起零花钱了,估计又会被怀疑乱花钱吧?

也是从那个时候起,我特别不喜欢学习,因为成绩不好就有理由不上学了。不上学,自然也不用给学校交钱。父亲以后也不会再吵我了吧?

战战兢兢地过完了初中生活,高中的困难生活就开始了。开学第一个月,就要交生活费。学校规定:充饭卡只能每月充一次,月初必须交够一个月的钱。

那个时候,父亲的病情并没有好转,我大姨给他介绍了个阴阳先生。阴阳先生说:“我们的老房子是病宅,不能住人的。”父亲一直相信科学,但因为病痛的折磨,他也匆匆相信了。经过一番送礼,活动了好久,终于地契批下来,房子盖起来了。完工以后,又是欠下一屁股债。

我回家拿伙食费,更胆怯了。虽然无奈,可最终我还是要开口要钱。爸爸一顿吵:“又要钱,成天要钱,你除了要钱还能干啥?”我崩溃了:“你要我上学,还不想交钱,那你要我咋办?”母亲送我到去学校的公车,在路上她给了我50元钱,“你爸挣不来,钱身体又不好,他也急啊。”

我记得清清楚楚,一路上我能用余光感觉到旁边的人疑惑地看着我,因为我流着无声的泪,还有吸鼻子的声音。

50元的伙食费,只能维持一个月吧。前思后想,最终还是没有充卡。以后的生活全靠同学介绍的餐厅,那是一家她亲戚在学校开的餐厅,才得以勉强喂饱肚子。

其实,我也是很不争气的,整天想着怎么才能不问家里要钱,自然不会安心学习。三年以后,成绩可想而知的差了。志愿都是父亲给我选的,他特别羡慕隔壁村里的老师,工作之余的闲暇时间,夫妻两个还能养个小车。

当时觉得这个理由很好笑,可还是听从父亲的安排。母亲说:“以后别和你爸赌气,要听他的话,他身体不好。”是呀,不听话还能怎么办,他是我的父亲啊!

大学是个小社会。在大学我要靠做兼职,才能勉强生活。你看我就是这么一个“没出息”的人。别人的大学生活多姿多彩,从不缺钱,而我在课外一有闲暇时间,肯定就是在做兼职。虽然无趣,但必须要做。

有的时候我特别委屈,因为我很羡慕那些不用为钱操心的同学。我在学校就必须想好怎么能挣钱,怎么能省钱,就算挣不来钱也必须要想。

贫穷抑制了我的想象力,如果我要是出生在富家中,我想象不到过着怎么样的生活。自己挣得钱花不了几天,还是得靠家里救济,不过还好是通过电话,就算父亲再怎么吵我,过几天母亲的短信还是会来:“给你打了1000块钱,省着点花。”每次我看到短信都是泪目。

为什么富人生活的很容易,我们穷人却还是越省越穷呢?

毕业之后地第一年,我很幸运考上了教师,村里人都夸我,不容易哦,很多人挤破头都考不上的。可是,我很不明白,教师工资少待遇不好,根本不像国家宣传的政策那样好,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想考呢?

一个月还没有2000的工资,在外面吃喝用度全靠自己,而且工作刚开始的半年没工资,还是问家里要钱。除了每天的上课,根本没有时间去做别的活挣钱,父亲又开始发火:“上学供着你,上班了还得养着你,入不敷出,这样不中啊。”我已经懒得说话,因为一还嘴又是父亲无休止的吵。

开始发工资的那个月,我只留下了200,其他的全部给了母亲。从那个月起,开始喜欢上自己的小屋子。因为在外面没有父亲的吵闹,一个人吃饭、睡觉和同事一起上班。

一个人做饭吃划不来,我们就四个人一起轮流做饭。同事夸我:“你怎么像个没妈的孩子一样,什么活都会?饭也做的这么好吃。”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说说我的母亲吧,母亲沉默少言,她在家附近的一个工厂上班,没日没夜地做着机械的计件活。小学时,爸妈一起去外地打工,后来父亲身体不好,他们就一起回了老家,自此以后就在家附近干活了。

我从初中开始住校,奶奶已经70多岁。一直以来,都是奶奶和我一起完成被子的拆洗工作。而现在奶奶已经年迈,我早已独立承担起家里的洗衣服做饭的杂活。

想想真的很讽刺,没有妈的孩子。不,我有妈妈,她只是不善于说话,每天工作很累,她哪有时间和我聊天,和我谈心。虽然我很羡慕同龄人的妈妈,可是我知道,我的母亲也是一位受苦人,我很爱她。

其实很矛盾,我不喜欢别人都期待的假期。因为父亲不允许我在假期期间出去的,我回家要干活,听父亲的无厘头吵。可我必须要回去干活啊,我不干的话,奶奶就要干,可是我现在怎么舍得让她干活呢?!

现在上初二的弟弟,回家要钱还是走着我的老路。父亲开始说弟弟乱花钱了。我在心里无语,每个月的伙食费,我开始间接地拿给弟弟。我也尝试着给父亲说:“不要为上学要钱这样的事吵弟弟。”可我从父亲的话语中看得出,这是不可能改变的。

弟弟也向我谈心说:“想辍学,出去挣钱。”

穷人啊,思想觉悟还是没有富人高。我开始知道为什么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的原因了。

小椒有话说: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刘云杉统计1978年至2005年近30年间北大学生的家庭出身发现,1978年至1998年,来自农村的北大学子比例约占三成,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下滑,2000年至2011年,考上北大的农村子弟只占一成左右。(《北大等名校农村娃所占比例缘何越来越少》《广州日报》20131016)

可见,农村生源的比例下降,是一个长期的趋势。

2013年的数据,北京985高校中农村考生比例仅为20.8%。

综合近年媒体不同口径的统计看,北大、清华、复旦等名校的农村生源基本不超过20%。[1]

农村子弟、移民工人子弟上学难,上大学难,上名校难于上青天。近来,“寒门子弟上名校”都成为了热门新闻,这也侧面反应了穷人子弟“鲤鱼跳龙门”的机会越来越少。

越来越多的穷人子弟毕业后甚至辍学加入到移民工人的打工大潮之中,只能像她们的父亲母亲一样飘在城市。

穷人难翻身,真的是因为穷人子弟顽劣不堪、不求上进?抑或是因为她们好逸恶劳?透过漠然的文章,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真实的世界。“整天想着怎么才能不问家里要钱”,哪有心思再学习呢?

柴米油盐、家务劳动还有课外兼职打工,这些日常生活的贫困已经够拖累穷人的孩子了。可她们还要面对巨大而可见的城乡资源分配不均,还要同那些消费了高昂课外辅导的富家子弟进行竞争。

这种显而易见的不公平,决定了那些农村子弟、移民工人子弟的命运。但我们很容易看不到这种“显而易见”,只是看她们不可避免地重复上一代穷困的命运。

可就算“鲤鱼跃龙门”成功了,成龙成凤的人要面临什么命运?加班,无休止的加班,之后还有买房,孩子上学落户等等问题。

我们需要思考如何改变这种结构性不平等,而不是把一切归咎于“穷人思维”,或者事不关己地说穷人就该如此。

中国#MeToo运动再度兴起

王林宇 中国劳工论坛

自7月底以来,众多教师、NGO人士、记者、作家、僧人以及央视主持人在社交媒体上被指控性侵或者性骚扰。虽然在年初的网络举报和请愿浪潮之后,中共政府大力打压敢于发声的学生和女权人士,并采取了严厉的媒体管控,但仍无法阻挡中国#MeToo运动的再次兴起。这既是因为中国男权统治和性暴力的严重程度,也是因为今年群众的激进化和公开抗争的增长。中共的打压令越来越多本没有“颠覆意识”的年轻人政治化。反对性暴力和更广泛的女权斗争会是反抗中共独裁统治的重要部分。为了彻底消灭性别压迫和保护它的专制制度,#MeToo等女权运动需要集体行动,并同中国以及全世界正在迅速发展的工人斗争联系起来,支持一个反对男权统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纲领。

最近的一系列事件表明,原本局限于大学的中国#MeToo运动正开始向更大范围蔓延。7月23日有人在社交媒体上揭露,她在参加乙肝患者维权NGO“亿友公益”举行的公益活动时被该组织创办人雷闯性侵。雷闯一开始回应说举报属实,他正考虑向警方自首,但随后又改口称两人当时是恋爱关系(在中国男权体制下,恋人或者婚内强奸往往不被视为犯罪)。与此同时,其他一些“公益人士”对雷闯表示支持,例如不久之后也被揭发性侵丑闻的贫困学童“免费午餐”计划发起人邓飞,并大肆指责受害者,试图将这次事件描绘成一场骗局和阴谋。类似的指责受害者或者“荡妇羞辱”的言论屡见不鲜,这也是许多性暴力受害者不愿报警和公开自身经历的原因之一。专栏作家章文声称,举报他的性侵受害者曾给他“发过不少令人想入非非的艺术写真”,并说在“媒体圈、公知圈”聚会时做出“搂、亲、抱”等亲密动作是正常现象。

无论在校园还是职场这些性暴力事件都不是孤立的,它们都来自于性别压迫和男性霸权。而在中共独裁政权内部,性暴力和性剥削最为严重,而且隐藏得最深。一名曾被央视主持人朱军猥亵的女性披露,在她报警之后警方要求她不要将事件曝光,以免破坏朱军和央视(当然还有中共政权)的正面形象,并以她担任公职的父母相要胁。之后此事便不了了之。而且她在新浪微博上发出的这篇帖文以及许多相关评论也已被删除。为了阻止目前主要存在于网络上的#MeToo运动发展成实际的抗议行动,中共政权打压受害者和女权人士,封锁相关的社交媒体文章和新闻报导,这实际上正是在保护犯罪者和整个男权体制。7月27日央视调查记者王志安在微博上说到,政府已经发出管控相关新闻的命令,令狼狈不堪的被指控者们“纷纷松了一口气”。

许多年轻人和女权主义者已经开始明白,尽管中共政权一再宣称对性暴力“零容忍”,但实际上它并不愿做出真正改变。今年年初罗茜茜披露自己曾被北航教授陈小武强奸,掀起了中国第一次#MeToo浪潮,全国70多所大学8000多名在读或毕业学生向母校致信,要求建立校园反性骚扰机制,但直到现在仍没有任何实际进展。政府和受其控制的校方不愿看到公开、集体的抗议或请愿,担心这会发展成挑战独裁统治的行动并鼓舞其他受压迫群体的抗争,同时正如中国女权主义者张累累所说,“如果缺少外在的推动力,有关部门就会敷衍了事”。

同时在全世界所谓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女性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也持续受到资本主义和特朗普等右翼政客的攻击,例如工作待遇、堕胎权和更公开的性别歧视文化。

要想消灭性暴力和性别压迫,需要集体的行动挑战当今的权力结构,而在中国也需要挑战拒绝做出任何实际该变的独裁统治,并终结与男权和等级制紧紧交织在一起的资本主义制度。#MeToo运动是一场反抗浪潮,但它需要组织成受其参加者民主控制的群众运动。工人阶级女性经受着最恶劣的压迫(包括性暴力),和那些社会地位更高的女性一样,她们也需要反击的渠道和工具。因此女权运动必须与工人斗争联系起来。今年年初,深圳富士康女工要求资方和官方工会建立工厂反性骚扰制度,这一部分也是受到#MeToo运动的鼓舞。工作场所是性骚扰最严重的地方之一。根据2013年的一项调查,超过70%的女工曾遭受性骚扰,而且近一半的案件没有得到公正处理。工人的集体抗争拥有更大的力量去彻底改变社会。

http://chinaworker.info/cn/2018/08/12/18351/

The Nazis tried to kill us in Charlottesville(纳粹们试图在夏洛茨维尔杀死我们)

Bill Burke, one of several anti-racist protesters seriously injured last summer in Charlottesville, Virginia, by the car attack by a white supremacist that killed Heather Heyer, reflects on what happened that day and the lessons to be learned for the future.

Bill Burke是去年夏天在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严重受伤的一名反种族主义抗议者之一,他被一名杀害Heather Heyer的白人至上主义者的汽车袭击,反映了那天发生的事情以及未来要吸取的教训。

WHEN THE alt-right mobilized in Charlottesville, Virginia, last summer, counter-protesters mobilized an impressive show of strength in opposition to their hate.

去年夏天,极右在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动员时,抗议者们动员了一场令人印象深刻的力量展示反对他们的仇恨。

One of the fascist demonstrators, James Alex Fields Jr., responded to our message of unity by driving his car into the crowd, killing one protester, Heather Heyer, and injuring many more, including myself.

其中一位法西斯示威者James Alex Fields Jr.,通过将他的汽车开进人群回应了我们的团结信息,杀死了一名抗议者Heather Heyer,并击伤了更多人,包括我自己。

Now, the alt-right is attempting to regroup, with an anniversary rally planned in Washington, D.C., to celebrate their record of fascist violence. As we prepare to mobilize to drown them out with our solidarity in the face of racist scapegoating, it’s important to remember what happened last time and distill the lessons of that experience.

现在,极右们试图重新组合,计划在华盛顿特区举行周年纪念集会,以庆祝他们的法西斯暴力记录。我们准备在他们表现出一副种族主义替罪羊的面孔时动员起来用我们的团结淹没他们,重要的是要记住上次发生的事情,并提炼出那段经历的教训。

I grew up in a mixed-race household and often had to help my brother defend himself from racist attacks, which instilled a sense of justice in me from an early age as well as a desire to fight for what’s right.

我在一个混合种族的家庭中长大,经常不得不帮助我的兄弟保护自己免受种族主义攻击,这从小就给我带来了正义感,并渴望为正确的事情而战。

At the Socialism 2017 conference, held just weeks before the Charlottesville mobilization, there was a session about confronting the KKK in the 1980s and 1990s.

在夏洛茨维尔动员前几周举行的社会主义2017会议上,有一个关于在1980s和1990s对抗3K党的会议。

During the discussion, a comrade from Charlottesville rose to speak about the climate of hostility in the city and describe recent mobilizations by the KKK and others on the far right. She expressed fear for her community, her family and herself, and asked people to join the upcoming counterprotest of the alt-right’s rally.

在讨论过程中,夏洛茨维尔的一位战友起来谈论城市中的敌对气氛,并描述了最近极右翼的3K党和其他人进行的动员。 她表达了对她的社区,她的家人和她自己的恐惧,并要求人们加入即将举行的对极右集会的反击。

Her words and emotions really stuck with me, reminding me of my family’s struggle against racism and compelling me into action. I went to Charlottesville in an effort to show solidarity with the community there, which hoped to demonstrate that the far right wasn’t the only voice in Charlottesville on that weekend.

她的言语和情感真的停留在我身边,让我想起了我的家庭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并迫使我采取行动。 我去夏洛茨维尔努力表达那里社区的团结,希望证明极右不是那个周末夏洛茨维尔唯一的声音。


WHEN I got there, I joined a large group of other counterprotesters at Justice Park. We chanted and walked together, and the solidarity was invigorating. It’s difficult to put into words the feeling of so many people coming together with one unified goal. There were people of all colors and genders.

当我到达那里时,我加入了正义公园的一大群其他反对者。 我们一起唱歌和走路,这种团结令人振奋。 很难将这么多人聚集在一起的感觉与一个统一的目标相提并论。 那里有各种肤色和性别的人。

Throughout the morning, although I had specifically avoided going where the far right was supposed to be, I did see white supremacists riding around the city in trucks, holding guns, shouting threats and throwing bottles.

整个上午,尽管我特意避开了极右应该去的地方,但我确实看到白人至上主义者骑着卡车在城里骑行,拿着枪,大喊威胁话语,扔瓶子。

What you can do

你可以做什么

Anti-racists are mobilizing against the far right in Washington, D.C., on August 12, at 12 noon at Freedom Plaza, corner of 14th Street and Pennsylvania Avenue NW. Sponsored by the Shut It Down D.C. Coalition, with participation from numerous organizations.

8月12日中午12点,反种族主义者正在华盛顿特区的最右边的自由广场动员,第14街和宾夕法尼亚大道西北角。 由“关闭他们”D.C. Coalition赞助,有许多组织参与。

Two different sets of tactics were being used to confront the fascists that day.

当天正在使用两套不同的战术来对抗法西斯分子。

“Antifa” activists organized roaming patrols and confronted the alt-right in small groups, initiating street skirmishes. The patrols gathered information and passed it along to the marchers, which helped the latter group better confront the fascists.

“反对法西斯主义”活动者组织了漫游巡逻,并以小组形式对抗极右,开始了街头冲突。 巡逻队收集了信息并将其传递给游行者,这有助于后者更好地对抗法西斯主义者。

The street skirmishes weren’t as helpful, however. The fascists stuck together in large numbers, but the Antifa groupings of five or six activists failed to adequately counter their force. At best, the skirmishes perhaps helped to distract the fascists from initiating attacks on community residents.

然而,街小冲突并没有那么有用。 法西斯主义者大量聚集在一起,但五到六名反法西斯组织的抗议集团未能充分抵制他们的武力。最好的情况是,冲突可能有助于分散法西斯主义者对社区居民的攻击。

Yet the violent tactics employed by Antifa have serious shortcomings, in particular because they allow fascists to play the victim.

然而,反法西斯主义采用的暴力手段有严重的缺点,特别是因为它们允许法西斯主义者扮演受害者。

Purveyors of far-right hate label themselves constitutionalists, portraying supposed attacks on their First or Second Amendment rights as a nationalist rallying cry. Street fighting helps to embolden that tendency. Meanwhile, mainstream media and politicians use violence between the far left and far right to equate the two sides.

极右仇恨的传播者将自己称为宪政主义者,将所谓的对他们的第一修正案或第二修正案权利的攻击描绘成民族主义的号召。 街头斗殴有助于增长这种倾向。 与此同时,主流媒体和政界人士利用极左和极右之间的暴力来平衡双方。

There is a way to confront the fascists without playing into those narratives. The other set of tactics on display that day was that of mass mobilization, employed by groups such as the 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 Redneck Revolt, 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 and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Organization.

有一种方法可以在不参与这些叙述的情况下对抗法西斯主义者。 当天展示的另一套策略是大规模动员,由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DSA),乡下人起义,世界工业工人和国际社会主义组织(ISO)等团体使用。

At first, the counterprotesters held Justice Park, preventing the fascists from defending the Confederate monument there, which was the original intent of the alt-right protests.

起初,反对者占领了正义公园,阻止法西斯主义者在那里捍卫南方邦联纪念碑,这是反极右抗议活动的初衷。

However, after an Antifa scout informed the demonstrators that large numbers of fascists were moving toward a public-housing development to intimidate and initiate violence against residents, the crowd, after discussion, joined the Antifa activists in taking to the streets.

然而,在一名反法西斯主义哨兵向示威者通报说,大量法西斯主义者正在向公共住房开发区方向移动并对居民发起恐吓和暴力之后,经过讨论,人群加入了反法西斯主义活动分子走上街头。

This mass march was effective. We outnumbered the fascists, and our chants were loud — so loud that they heard us coming, at which point they were scared off and dispersed. The march then turned around.

这次群众游行很有效。 我们的人数超过了法西斯主义者,我们的歌声响亮—声音很大,以至于他们听到我们的到来,此时他们被吓跑了,散去了。 游行者随后转向了。

At about that time, the police declared the alt-right rally an “unsafe event.” So after a day and a half of relatively free rein of Charlottesville, the fascists — at least those intent on unifying the far right in a show of force — were finally handed a setback.

大约在那个时候,警察宣布极右集会是一次“不安全的事件。”所以经过一天半相对自由的时间,在夏洛茨维尔,法西斯主义者—至少是那些打算统一极右展现力量的人—终于遭到了挫折。

At this point, the sense of solidarity was overpowering. It was like the biggest street party I had ever seen. Everybody was happy and cheering. We’d pushed the fascists back and halted their ability to intimidate the people of Charlottesville.

在这一点上,团结感是压倒性的。 这很像我见过的最大的街头派对。 每个人都很高兴,并欢呼着。 我们把法西斯分子反击回去了,停止了他们恐吓夏洛茨维尔人民的能力。

I think that’s precisely what pissed off James Alex Fields Jr., because his fragile white male ego was shattered and crushed. That’s when he plowed his car straight into me, Heather Heyer and other activists.

我认为这正是James Alex Fields Jr生气的原因,因为他脆弱的白人男性自我被粉碎和击垮。 那是他直接把车开到我,Heather Heyer和其他活动者身边的时候。


IN ALL the interviews I did about what happened that day, all that was ever broadcast about Heather Heyer was her name and the fact that she died. They never included why she was there or gave her any agency. They would simply pivot to Trump’s racist response — with no mention of Heyer’s effort to fight racism and engage in mass mobilization to defeat the alt-right.

在我对那天发生的事情所接受的所有采访中,所有关于Heather Heyer的广播都是她的名字以及她去世的事实。 他们从未包括她为什么在那里或给她任何帮助。 他们只是简单的转向特朗普的种族主义反应—没有提到Heyer对抗种族主义并参与大规模动员以击败极右的努力。

I spent my 40th birthday in the hospital, accompanied by two comrades who drove down to be with me. I suffered head lacerations and a traumatic brain injury, and was having difficulty walking. I was unable to work for months.

我在医院度过了40岁生日,伴随着两位开车陪我的战友。 我遭受了头部撕裂伤和创伤性脑损伤,行走困难。 几个月来我一直无法工作。

Yet I’m one of the lucky ones. They may have slowed me down a little, but they didn’t finish the job, and that’s where they messed up. As long as I stand and breathe, I will walk beside all who are fighting to send the alt-right back to their caves — in order to honor Heyer’s memory and to fight for a better world for my daughter.

然而,我是幸运者之一。 他们可能让我放慢了一点,但他们没有完成这项工作,而这就是他们搞砸的地方。 只要我还能站起来和呼吸,我就会走在所有正在战斗的人身边,将极右送回他们的洞穴—为了荣耀关于Heyer的记忆并为我女儿争取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Over the past year, I have been even more active in trying to shut down the right. I was part of a coalition to respond to Richard Spencer’s planned speech at the 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which, partly due to fears of conflict with protesters, has been repeatedly postponed.

在过去的一年里,我更加积极地尝试关闭右派。 我是一个回应Richard Spencer在辛辛那提大学的计划演讲的联盟的一部分,该演讲部分由于担心与抗议者的冲突,一再被推迟。

I also worked with others in my local area to protest a racist police officer in Nelsonville, Ohio — a demonstration which helped to ensure that the officer was fired.

我还与我当地的其他人一起抗议俄亥俄州尼尔森维尔的一名种族主义警察—这一示威活动有助于确保该警官被解雇。

Beyond my community, mass mobilizations later in August helped to defeat the far right in Boston and Berkeley, California.

在我的社区之外,8月晚些时候的大众动员有助于击败波士顿和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的极右。

These small victories, and the support and solidarity on the left, have kept me focused on building mass organization and mass mobilization whenever and wherever the far right tries to establish a presence.

这些小小的胜利以及左派的支持和团结使我始终专注于建立大众组织和大众动员,无论在极右试图建立存在感的何时何地。


MOST IMPORTANTLY, I’ve learned that, despite rhetoric to the contrary, we have not actually moved forward as a country since 25 years ago, when I had to repeatedly defend my family members.

最重要的是,我了解到,尽管有相反的言论,但自从25年前我不得不多次捍卫我的家人以来,我们实际上并没有以一个国家为单位那样向前进步。

And we won’t move forward unless we unite together and build solidarity in the face of the racists and the bigots. As was demonstrated by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and Dr. Martin Luther King Jr., mass mobilization is really the only way to win the world we want to see and compel those in power to listen to us.

除非我们团结起来,在种族主义者和偏执狂面前团结一致,否则我们不会前进。 正如民权运动和小马丁·路德金博士所证明的那样,大众动员实际上是赢得我们想要看到的世界,并强迫当权者倾听我们的意见的唯一途径。

With an alt-right sympathizer in the White House, this lesson is being relearned. Such mass mobilizations — in Boston and elsewhere — proved vital in forcing the alt-right into a period of infighting and organizational retreat. But the white supremacists are regrouping and hoping to stage a comeback this August.

因为在白宫有一个极右同情者,这一课正在被重新学习。 事实证明,进行的大规模的动员活动——在波士顿和其他地方—迫使极右进入内战和组织撤退的时期。 但白人至上主义者正在重新集合,并希望在今年八月复出。

The people of Charlottesville successfully pressured their city council to deny the alt-right’s application for an anniversary rally in their community, so instead the fascists are planning to mobilize in front of the White House in Washington, D.C., — to be close to their leader.

夏洛茨维尔人民成功地向他们的市议会施加压力,否决了极右的周年集会申请,因此法西斯主义者计划在华盛顿特区的白宫前动员—接近他们的主子。

If they go unopposed there, or if there aren’t large enough crowds to fully drown them out, they will not only begin to regroup, but they will send a message to millions of people that the alt-right — both in the White House and immediately outside of it — is a legitimate part of national politics and on the rise.

如果他们在那里没有被反对,或者如果没有足够多的人群将他们完全淹没,他们不仅会开始重新集结,而且他们会向数百万人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极右——在白宫和白宫之外——是国家政治的合法组成部分并且正在崛起。

It will be vital to employ mass mobilization in order to prevent the fascists from growing their organizations and harming or murdering anyone else.

采取大众动员至关重要,以防止法西斯主义者组织起来,伤害或谋杀其他任何人。

I carry the memory of Heather Heyer with me. As a result, whenever I see the alt-right beginning to mobilize, I’m going to do something about it.

我带着对Heather Heyer的回忆。 结果,每当我看到极右开始动员时,我就会开始行动。

https://socialistworker.org/2018/08/07/the-nazis-tried-to-kill-us-in-charlottesvil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