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英国矿工运动:一个时代的终结,一个时代的开始

(新自由主义者认为这是社会变革,那么我想问一句:为什么在这所谓的社会变革里,受益者总是那最富有的1%,而付出代价的却总是底层劳工?)
【破土编者按】 上世纪80年代,撒切尔上台后开始在英国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全面开放市场,将煤矿、钢铁等国有能源产业私有化,导致大量工人失业,引发16万煤矿工人历时12个月的大罢工。这场声势浩大的罢工以失败告终,至此之后撒切尔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再无阻碍。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英国底层的处境更加恶化,劳动市场愈来愈弹性化,社会福利逐渐被削减……英国工人还会任人鱼肉吗?

1984年5月,警察向奥桂芙炼焦厂外的工人冲锋 John Sturrock摄 图片来源:惟工新闻

— G R O U N D B R E A K I N G . C N —

2015年3月的一个晚上,我坐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DLT演讲厅,在纪录片“Still The Enemy Within(仍是内部的敌人)”放映结束后,默默起身,伴随着前排的一个女学生激动不能自已的抽泣,和在场者一起,由衷地鼓起掌。当年矿工罢工的主要活动人Norman Strike,年近七十,在和观众的交流环节,谈起运动还是一腔热血。“我们要持续斗争下去!”所有在场者都被这般激昂的话鼓舞,这是一份难以释怀的感情,带有对已故去的同盟战友的深深怀念与祭奠。片子里,当年在运动最前线的矿工群体和支持者,以亲历者的视角,叙述1984年到1985年英国矿工大罢工的往事,启发当今时代的人,尤其是年轻思想者去反思历史。可是人们大概不能感受到在这股精神力量背后,他们曾在罢工的一次次斗争中坚守的困境,见证冲突流血的凝重,同伴转身的悲切,以及对胜利的希望 。

上世纪80年代的英国社会,铁娘子撒切尔上台后,大力推行市场开放和权力集中制。市场制度盛行的大环境下,政府把目光投向了经济效益低迷的国有煤矿行业。近年公开的一份1978年的RIDLEY报告记录了政府内部当年为实施私有化钢铁、煤矿等国有能源产业而采取强制关闭矿区措施的计划。1970年代,全国矿工工会(NUM)酝酿发起罢工并持续升温。1980年上任首相一年的撒切尔回应经济不景气下是否采取反通货膨胀的对策时十分干脆:“你们想转弯就去转好了,我是决不会转变的。”随后的一次电视访谈里,撒切尔提起集合示威的矿工,面色冷峻,直称他们意图破坏民主,是“内部的敌人”。此番言论释放了实行政策性的打压煤矿产业和总工会NUM的信号,牵连 着170个矿区雇佣的超过18万名矿工的命运。工人阶级弥漫着对撒切尔政治上的强硬作派和不惜牺牲他们切身利益的愠怒。受到胁迫的矿工和身后的大众群体誓要对抗高压性政策,16万矿工投入到这场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里。

1983年9月15日英国内阁会议文件,讨论大规模关闭煤矿,文件标明不得影印或外传,2014年被解密。这份文件表明麦格果提议在1983至1985年内关闭75个煤矿,裁减64,000名工人,包括三分之一苏格兰矿工,三分之二威尔斯矿工,以及半数南约克郡矿工等。相关文件显示撒切尔有份出席会议,清楚知道麦格果的计划。图片来源:英国国家档案馆

1972年和1974推动的全国性罢工,使NUM建立了最有力量的组织性群体的社会形象,被看作是劳工运动的先驱者。1984年,全国煤矿委员会( National Coal Board ) 宣布关闭Cortonwood矿区,成为长达一年的矿工大罢工运动的导火索。随着NCB在同年的3月6号关闭了19个矿区,波及到2万人失业。在NUM领袖Arthur Scagill的号召下,约克郡和苏格兰的矿工宣布罢工,达勒姆和肯特地区的矿工紧接着加入其中,情绪高涨的矿工们在矿区设立纠察线,劝说货车司机支持罢工,停止向厂内运货。1984年5月,Orgreave的示威活动升级成了警察与工人间最大的一次暴力冲突。以BBC为代表的主流媒体大量展示矿工向警方扔石头和流弹的画面信息,电视镜头里的撒切尔夫人在此时机宣称示威矿工为无视法治的“暴徒”,强调必须摧毁整个行动:“这些人使用暴力和恐吓向并不情愿的他人强加自己的意愿。法治必须站在暴徒规则之上。”舆论导向使得矿工活动群体在公众前渐渐被污名化。多年后的调查揭露警方对抗议工人动用警棍在先,有些示威者被棍打伤头部,尽管证据显示警员存在过激行为,直至今日,官方未再对约克郡警署就当年示威事件真相进行追究 [1]。

1985年10月,最后一批下班的工人离开Cortonwood煤矿,煤矿此后不再重开。Peter Tuffrey摄 图片来源:惟工新闻

1984年底后的日子,对矿工来说是难捱的寒冬,失去经济收入使得人们缺乏必需品,工人们饥寒交迫。事态进展到了让所有参与者不愿看到的局面。第二年的2月,第一批矿工在警方全程护送下返工,失望不已的坚守派斥责他们为“工贼”,而这些“工贼”在夹道的骂声唾弃下低头返回矿区。随着在诺丁汉郡的矿区的重新开工,这场矿工大罢工宣告结束。整个示威就此偃旗息鼓。英国工会组织和劳工运动,遭受了二战以来最沉重的打击,工会力量此后不再如往昔,难以恢复20年代初作为社会运动先驱者的政治势力。

1985年3月,经历一年罢工后,工人进入Cynheidre煤矿复工。图片来源:Press Association 图片来源:惟工新闻

这场一触即发的罢工运动和英国二战后的劳资关系的背景脱不开干系。为重建饱受战火摧残的国家,战后初期,在欧洲推崇福利型社会的大环境下,英国推出保障全民免费就医的国家医疗服务(NHS)等一系列政府援助措施,与此同时通过国有化掌控了重要产业和服务机构。到20世纪后期,这些行业越来越在国家垄断的机制内呈现效率下滑趋势,劳动力市场上,制造业工人比例开始明显下降,劳动关系愈加走向临时雇佣。从前的全日制、常规性、永久的工作合同关系被兼职以及更多的包括暂时上岗和劳动力外包的形式所取代。工人劳动关系的非正式化渐渐不易凝聚集体力量。1982年出台的《就业法》进一步限制了劳工方的活动权。例如,旨在扩大会员数量的工会活动被严格限制,由于法规只针对现有雇员禁止对工会成员歧视,当工人寻求新雇主时,就失去了在加入工会时给予的政策保护。合同公司得以合法地在私有化进程中削弱了工会力量[2]。卸任后的撒切尔在自传中重申了矿工运动结局带来的正面影响:“它有效地巩固了新秩序。新秩序下,要靠顾客满意而不是使用集体力量去强求补贴。1990年,即我任职首相的最后一年,产业停工天数是自1935年以来最低的。”[3]从她的政治立场看,采取有效手段抑制当时工会活动和打击国有产业发展,对日后改善生产低效,市场实现全面自由化最终恢复经济繁荣做出了重大贡献;默许工人集体谈判破坏了市场竞争的机制,是于服务全民的目标上制造困境。

然而,经受转型之痛的这些矿工,是否像政府承诺的那般,从资本至上的社会和经济增长中获得实利?背后庞大的工人群体,是否仍保持了相当的政治力量和话语权吗?罢工结束的头两年,大量矿区连续停产,在私有化能源产业的进程里,英国煤矿业的雇佣人员从18万降到了1万人[4]。1992年后的矿区仅开有二十余个。大批的矿工开始朝其他行业转型。保守党强调经济发展增长的同时,越来越多的大众关注解决收入分配与社会平等议题,这其中包括工人阶级作为历史上重要的变革者的切身利益及它抗衡大环境的能力。拥有福利社会传统的英国逐渐因党派、资本家与银行的联合奉行财政紧缩政策。1%的社会财富最多者为金融家、经理、会计师和律师。保守党政府推出的减税政策,加上社会福利削减,使贫困人群的生活更步履艰难。在现行的减免收入税的财政计划下,这1%者将会因进一步减免收入税更加获利。工会以往的集体谈判也转向了个人和公司层面组织的谈判,其组织制度20世纪后叶被政府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论断为不利于创造就业 。近年来英国兴起重新了解马克思主义的风潮,探究资本论、马克思主义和21世纪社会的联系,某种程度上是民众感受到劳动及生活环境的压迫性去反思现今社会的问题。

2014年在Kellingley矿区,450名矿工最后一次开工。地下作业的结束,标志着曾经为之骄傲和强大的煤矿业的一个时代的逝去。产业崩塌,由于倒闭失业的工人等待着明天去找寻新的方向。“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其中的一名矿工说,“过去的32年里这个世界变化太快,我想自己的技能不会再被需要了。”政治家站出来声明矿工们会得到合理的解雇补偿,且确保提供其他相应的工作,称辉煌过的煤矿产业未来仍是影响全国上下几代人的力量。但是只有曾深入矿井黑暗中前行的矿工,是真正在那天沉浸伤感的人,值得因工作的专业和技能感到骄傲。纪录片最后,罢工发起者之一的 Norman,回忆运动最后的平息,沉吟片刻,坚定地说:“在道德上我们从来不认为输给了撒切尔政府。我们输掉了一场战斗,但我们不会输掉整个战争。”

今天的工人和大众仍持续着这样的斗争精神,为社会阶层分化下的不平等对待和他人遭受的不公而努力发声。尽管这大概将是一场持久战,暂且看不到曙光,这其中仍应当有你我的身影。任何期待拥有被平等对待权力的人,都应站在身处艰难时期里的绝望挣扎者的身旁。
https://wallstreetcn.com/articles/245077

中菲国际仲裁案与经典案例 (2):尼加拉瓜诉美国案

中、菲南中国海仲裁案的最后裁决即将到来。尼加拉瓜诉美国案常常被拿来与中、菲仲裁案相比,不仅是因为美国撤出听审,而且美国也坚决表示不承认国际法院的裁决。有分析人士说,尼加拉瓜诉美国案的影响至今存在,因为中国人可以问,既然美国可以不参与、不承认国际裁决,为什么中国不可以?

两案相似点

值得指出的是, 处理尼加拉瓜诉美国案不是国际仲裁法庭,而是国际法院。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院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戴杰教授( Jacques deLisle)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尼加拉瓜诉美国一案之所以很多时候都被拿来与中菲南中国海仲裁案相比,原因在于:“第一,两案都涉及一个相对较小的国家希望借助法律权威来反对一个大国,而大国并不愿意。美国里根政府时期在尼加拉瓜案中是这样,这也是中国在南中国海对待菲律宾仲裁案的态度。这里有很明显的类比性。”

戴杰指出,两案的另外两个相似之处是,两个大国都认为常设仲裁法庭,或是国际法院对此案没有管辖权,因此,两国都不会接受仲裁或是裁决的结果。不同的是,美国参与了最初的有关管辖权的审理,但是退出了实体审理阶段,而中国从一开始就摆明了不参与、不接受的态度。

美国官员多次敦促中国接受中菲南中国海案的国际仲裁,但是,却常常被中国反唇相讥。

美国国际法学会律师彼得·普劳斯(Peter Prows)说,该案甚至影响到中菲南中国海仲裁案。

他说:“仲裁案的影响到现在还存在。比如,中国就一直说, 既然美国可以不参与、不承认国际法院的裁决, 我们为什么必须遵守仲裁?”

案情回顾

在1983年底和1984年初,美国派人在尼加拉瓜的布拉夫、科林托、桑提诺等等港口附近布雷,范围包括尼加拉瓜的内水和领海。布雷活动严重威胁了尼加拉瓜的安全和航行,并造成了重大的事故和损失。

1984年4月9日,尼加拉瓜政府将美国告上国际法院,指控美国政府指使美国军人和拉丁美洲国家的国民在尼加拉瓜港口布雷、破坏尼加拉瓜的石油设施和海军基地、侵犯尼加拉瓜的领空主权并在尼加拉瓜组织和资助反政府集团等军事和准军事行动。

尼加拉瓜请求国际法院判定美国的行动构成非法使用武力和以武力相威胁、干涉尼加拉瓜内政和侵犯尼加拉瓜主权的行为,请求法院责令美国立即停止上述行动并对尼加拉瓜及尼加拉瓜国民所受的损失给予赔偿;并请求国际法院指示临时保全措施。

美国参与了管辖权部分的听证,并不遗余力地论证国际法庭对此案没有管辖权。1984年11月26日,国际法院坚称对此案具有管辖权。1985年1月18日,美国宣布退出国际法院。美国还指责该案件是“出于政治和宣传目的错误利用国际法院”。美国至今也没有回到国际法院 。

判决结果

美国退出国际法院并未阻止案件审理。1986年6月, 国际法院对此案做出判决。法院认定,美国在尼加拉瓜境内的行动违反禁止使用武力原则,构成对尼加拉瓜非法使用武力和以武力相威胁;美支持尼反政府武装是对尼内政的干涉,明显违反不干涉原则。

国际法院还认定,美国对尼加拉瓜的行动违反尊重国家领土主权原则;美国鼓励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从事违反人道法原则的行为,美国在尼港口布雷造成第三国船舶及其人员的人身、财产损害的行为也构成对人道法原则的违反;美国有义务立即停止并不再采取任何上述违背其国际义务的行为,并对造成的损害予以赔偿,总价为3亿7千万美元。

两国态度

国际法院的判决出台后,美国顶住压力拒绝执行,尼加拉瓜去安理会申请执行,但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的美国连续五年行使否决权(尼加拉瓜可以要求安理会授权制裁美国)。

尼加拉瓜再去联大寻求帮助,要求美国尊重国际法并且遵守国际法院的判决。联大于是投票,尼加拉瓜获胜,美国只有一小部分的支持者。但是联大并没有强制力,美国继续无视判决。后来,联大每年都要就此案投票,支持美国的国家越来越少,据称最后只剩下以色列。

1991年,尼加拉瓜新总统维奥莱塔·查莫罗(Violeta Chamorro)上台,在美国政府的压力下,尼加拉瓜撤诉, 并表示将来也不会继续追究此案。撤诉后,尼加拉瓜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大额援助,并获得世界银行的贷款,总额大约5亿美元。后来上台的丹尼尔‧奥尔特嘉 (Daniel Ortega)政府曾打算重启赔偿,但是被美国告知,这个案子已经永久结束了。

菲律宾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安东尼奥·卡皮奥(Antonio Carpio)在接受菲律宾媒体采访时认为,美国拒绝接受裁决,造成了名誉上的巨大损失。后来的结果实际上是美国和尼加拉瓜之间的一个妥协,美国保全了面子,也支付了赔款,这也表示,不接受裁决的当事国最后不得不遵守裁决。他说,中国也会一样的。中国需要十年左右的时间来完全遵守仲裁庭的裁决。
http://www.voachinese.com/a/us-nicaragua-20160617/3381371.html

我是一个美国人

艾瑞克

(2009年1月)

我是一个美国人,

我出生在今天最富裕的国度,

我生活的这个世界向我宣讲:

只要我们做正确的选择,

我们就可以成为我们想做的人;

做我们想做的事。

我就想,

什么是正确的选择?

难道我应该听从一种召唤,

盲目地相信一定有好日子在等着我?

我是不是应该努力挣钱,

成为那百分之一的富人,

脱下穷人的外衣,

能够与王子一起品尝美酒?

我是一个美国人,

我从小到大都被告知,

只要我拼命工作,我就可以得到我想要的一切;

我被告知,

即使我周围充满堕落,我也要首先考虑自己的经济利益;

自由市场将给我劳动的报酬,只要我遵循它的规则。

我是一个美国人,

我的祖母刚刚去世了,

为了支付她的社会保险费,

我们家卖掉了仅有的贫瘠的土地,

已经卖掉了。

我是一个美国人,

我妈妈一辈子拼命学习拼命工作,

但是三年前由于她在付税上出了差错,

她的房产将被没收,她将无家可归。

她不是财政部长,也不是大法官,

她付不起全额也付不起利息。

她到了晚年,她是个失败者,

别人可以支付欠税款转过头照常生活。

当她转过头,

看到的是仍需要她资助的孩子和孙女。

这就是一个美国的退休妇女,

工作了一生却失去了最基本的生活。

我是一个美国人,

我看着我哥哥每天去工厂劳作,

支付房租和家用。

为了养活全家,

他干了工厂的全职工作还要做一份兼职,

这样才有足够的钱给孩子们买美国特色的廉价的垃圾食品。

他每天微笑着,

深爱着他的孩子们。

人们说,

他的这种牺牲是独一无二的美国精神。

他是个好父亲,他是个好男人,

但这不能说服我去相信这个制度。

我是一个美国人,

我看着我姐姐贷款上大学。

她认为好的大学教育和学历会带给她美好的未来,

尚未毕业她已经贷款2万美元。

她在痛苦地挣扎,因为她遵循那指向成功的规则。

我是一个美国人,

我周游了世界,

听到的是不同的语言但是都唱着同一个旋律:

“只要拼命工作,你就可以得到你想要的一切!”

这个旋律在不断的重复,

目的只有一个:让我们拼命地为他们工作,

为那些完全瞧不起我们的人拼命地工作。

我是一个美国人,

每天看着议员们忙着搞改革,

改革的结果只是让富人更富裕了。

改革失败了,

生活的重担落在象我的家庭一样的无数美国家庭身上。

我是一个美国人,

看着我的家庭像它的前辈一样在攀登没有顶峰的高山,

我看到的自由只是消费的自由,

疲劳和挣扎看起来就象是由于消费上瘾所引起的。

我是一个美国人,

一个生活在世界上最富裕国度的穷人。

虽然我很穷,

但是我每天睡觉之前都很安心,

因为我知道,

最富有的人,就是我这样的人,

一个美国的穷人,

一个相信世界不应该是这样的人,

一个相信世界应该是另一个样子的人。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7/1124/10/16436572_706667040.shtml

氪金游戏与“免费”玩家

大部分人都认为电子游戏本身是完全的娱乐工具,而电子游戏本身有两种收费模式:买断制和内购制。买断制就是一次性付费,不需多说;而内购制下,大部分是不出钱的免费玩家,少数是出钱的付费玩家(氪金玩家)。很多人,包括免费玩家自己都认为,自己能玩到游戏是因为游戏公司很慷慨,自己实际上占便宜了,有免费玩家批评游戏内容时也会有不少人据此指责免费玩家占便宜还不肯客气一下,是所谓的伸手党。不过,免费玩家的确是免费玩游戏的吗?我先说结论:不是。

付费玩家为什么付费?最常见的付费动机是:我付了钱就是大爷了,就在游戏里高人一等了,而这种优越感从何而来?从和免费玩家比较而来。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免费玩家或者免费玩家数量很少,很多付费玩家是没有动力氪金的。那么,这些免费玩家,实际上免费给游戏公司当了付费玩家的陪玩人员。有些游戏人气不足,公司会选择雇佣水军,这是要花钱的,但免费玩家是不用花钱的。

当然,也有不少付费玩家是真心觉得游戏好玩,但有些地方又需要氪金,所以选择氪金。但是,这氪金点可不是随便设置的,游戏公司通过收集所有玩家的游戏行为数据(大部分是免费玩家的数据),从中分析出最合适的氪金点设置(对,这就是大数据分析的一种应用),而这一过程免费玩家并不知情,更谈不上同意。换句话说,免费玩家当了游戏公司的免费数据提供肉鸡。

总结一下:免费玩家,免费当了付费玩家的陪玩,免费当了游戏公司的数据肉鸡,伸手党?慷慨?呵呵,我倒是要问问,不经过玩家同意就收集游戏行为数据,不告知当陪玩事实,这难道不是一种剥削压迫吗?

邱林川:公平手机 消灭血汗工厂的战斗机

【破土编者按】如今,智能手机成为了现代生活的必需品。但是在寡头垄断的电子市场中,血汗工厂是每一个手机品牌的公开的秘密。从电池、主板、液晶屏到装配线,奴工、童工、工伤比比皆是。选择苹果还是三星的背后,可能只是助长了3个跳楼还是5个断手的区别。公平手机的横空出世让我们面对无所不在的血汗手机,看到了一种摆脱资本控制,重构全球生产的可能。公平手机是如何改造血债累累的手机的生产过程?那些生产公平手机的工人们境况又如何呢?

整天用手机的你,是否想过:在大公司寡头垄断的全球智能手机市场里,除了苹果、三星、小米、华为这些传统品牌,还存在更另类的选择吗?如果不想买血汗工厂代工的产品,是不是只能用老旧笨拙的诺基亚?

过去一段时间,国内手机制造业迅猛崛起,但其发展套路基本上是跟着美国的硅谷模式亦步亦趋:利润至上、股东至上、老板至上,就算讲点企业社会责任,也常常只是在劳工、环境等方面做点门面功夫,底子里依然是在改良资本主义。到底能否在智能手机的生产过程中打破资本逻辑,进行更根本的创新,让科技为公平社会服务?也许这只是空想社会主义的一场美梦?

2014年我买了部非同寻常的“公平手机(Fairphone)”。它来自荷兰阿姆斯特丹,是一家同名社会企业的产品。

2015年4月,公平手机被“下一代网络(The Next Web)”大会评为本年度“欧洲成长最快的科技创业公司(Europe’s fastest growing startup of 2015)”。入围此项评选决赛阶段的有六家IT企业,来自六个欧洲国家,业务范围涉足电子商务、社交媒体、打车软件、大数据等。结果公平手机获胜。

评选指标不看公司的社会定位,也不靠点赞、粉丝数、网上网下拉关系那些虚的玩意儿,而是看经过严格审计的硬指标:营业额增长幅度。从2013到2014年,公平手机总营业额增长79倍,位居第二的德国打车软件公司增长44倍,所以公平手机夺冠实至名归。

这是IT行业的社会企业在类似评选中首次赢得殊荣。此事有划时代意义,因它发出两个明确信号:一、社会责任不是拖累,也不是花瓶,而可成为科技公司业绩增长的主要动力;二、IT革命不再局限于科技领域,而已开始涉足更本质的社会创新,包括摆脱资本控制、重构全球生产体系。
公平手机是个怎样的公司

我用的是第一代公平手机,2013年生产,只有3G。最近公平手机推出第二代产品,取名Fairphone 2。它经重新设计,4G上网、屏幕更大,已于2015年11月量产。到底它与第一代产品有何区别?“公平手机”究竟是家怎样的企业?恰好有机会路经阿姆斯特丹,我于是前去探个究竟。

荷兰经济发达,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人均GDP是中国的3.5倍,基尼系数却只有中国的一半(25.8,中国是55.0)。说明该国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实现了均富。难怪在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HDI)”排名里,荷兰高居世界第四,中国仅排名91,差距相当大。

荷兰社会发展水平如此高,在我去公平手机办公楼的路上,见到最多的卻不是汽车,而是自行车。这里人喜欢骑车,因为不但健康而且环保,同时在城市规划层面,市政府优先考虑骑车族,专用自行车道建得又多又好。公平手机总部的四周,自行车随处可见。在阿姆斯特丹这很平常,背后则是一个城市的生活态度、一个社会的发展理念。

今天约好见公平手机的传播总监(Chief Communications Officer)泰莎-温妮可(Tessa Wernink)和项目官员萨斯齐娅-威登霍恩(Saskia Widenhorn)。泰莎生于香港,在赤柱长大,直到9岁随家人离开,自己后来又在上海生活过两年。我2014年曾对她进行过电话访谈,知道她是公平手机的第一批全职员工。萨斯齐娅来自德国,加入公平手机之前是国际劳工组织(ILO)在瑞士日内瓦总部的工作人员,目前具体负责手机制造过程中的劳工项目评估。

约好见泰莎和萨斯齐娅,不料一进门却碰到公司“一把手”巴斯-凡-阿贝尔(Bas van Abel)。他是公平手机的创始人兼CEO。以前我们通过电邮。他也经常接受媒体采访,所以面孔非常熟悉。这次本来没想惊动他,不料一进门却撞个正着。“迎接客人是我的工作,”他半开玩笑地说,“让我帮你把泰莎叫过来。”

和许多IT企业一样,这个办公空间采用开放设计。它原是阿姆斯特丹港的仓库。公平手机搬进来以前,是荷兰绿色和平组织的办公室。虽然公司是做智能手机的科技企业,但在这工作的39名员工,真正负责硬件软件开发的科技人员却不超过一半。另一半有负责财务、营销、供应链、法律的,还有负责环保、劳工、售后服务、公众教育的。创始人巴斯既是IT人又是艺术设计师,他还是一名社会活动家。

巴斯、泰莎、萨斯齐娅和我围桌坐下。一番寒暄之后,巴斯首先发问:“中国的劳工状况最近究竟怎样?政府对改善工人待遇究竟态度如何?”他十分关心中国工人,这丝毫不奇怪,因为公平手机也是在中国组装的。

轮到我发问,首先当然是了解该企业发展的来龙去脉。公平手机发轫于2010年的一场社会运动,当时主要针对刚果的奴工问题。原来智能手机里必不可少的金属成分,比如钶钽铁矿、钴,往往产于刚果。当地战乱频繁,军阀用暴力强迫包括未成年人挖掘“血矿”,其工作条件及劳动报酬与奴隶无异。

2010年欧洲各国开展反对血矿的社会倡导,巴斯作为荷兰民间基金会Waag Society的成员参与其中。他和身边的参与者逐渐认识到,光做倡导,只能隔靴搔痒。要推动真正的改变,就需要彻底改造智能手机全球生产链,让手机生产过程变得更洁净:采矿不要用奴工、组装线上的工人不要连环跳、污染环境的电子垃圾尽量减少。

经过两年的准备,公平手机在2013年1月成为独立注册的社会企业,当时只有5名员工。同年5月他们成功运用网上众筹,获得生产第一代公平手机的启动基金。那时产品还没出来,一切只是概念。公司预计能有5千人认购手机就不错了,不料公众反应极为热烈,一下子认购了2万6千部。

公平手机于是顺利投产。它采用相对洁净的原材料和公司自行改良设计的安卓操作系统。第一代公平手机由重庆国宏机电有限公司组装,售价325欧元,约合2250人民币,迄今已卖出6万多部。新产品“公平手机2”由苏州赫比电子组装,售价525欧,约3630人民币。

公平手机的成功很快吸引各国传媒关注。《纽约时报》在2014年6月2日报道中写道:“公平手机的目标是只用非冲突方式生产的(conflict-free)原材料来制造智能手机;在装配过程中提供公正的工作条件;设计出性能卓越、可长期使用、且方便修理的手机;建立起一套全面的回收再生系统;并令生产运营全过程透明化,包括生产成本和手机定价。”

这都是非常野心勃勃的目标。它们涉及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方方面面:和平反战、劳工权益、科技设计、环保、企业透明度。公平手机的口号是“购买一部手机、开展一场运动(buy a phone, start a movement)”。但到底它是什么运动?它在哪方面最成功?

听了我的问题,泰莎想了想,答道:“透明化。我们在这方面比其他所有的手机公司都做得更好。”的确如此,在公平手机的官网(fairphone.com)上,可以下载非常详尽的调研报告,比如如何与非洲的民间组织合作以获得相对洁净的稀有金属原料、中国组装线上的劳工状况、以及新一代产品的成本和定价。

科技如何为公平社会服务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给装配工人发放“生活工资(living wages)”,公平手机还特别设计了“工人福利基金(Worker Welfare Fund)”。比如售价325欧的第一代产品,除了劳动者个人所得的工资外,还有1.93欧被返还给工人福利基金委员会。同时,代工企业重庆国宏也向该基金提供同样金额的注资,使每部公平手机最终售价的1.19%成为工人集体的财富。这笔财富如何使用则由工人投票,通过内部民主机制决定。

1.19%也许听起来不起眼。但要知道,每部iPhone售价只有1.8%是组装者的劳动力成本,真正发放給中國工人的很可能不到1%。而公平手机的1.19%却还不包括工资。如果“公平手机2”的装配商苏州赫比也能象从前的重庆国宏一样注资支持,则苏州的工友们将可得到每部手机售价的2.74%。即比苹果给富士康之流的总体物质回报还要多出52%。

而“工人福利基金”除物质回报之外,还有集体形成和促进民主治厂的作用,其社会价值无法用钱衡量。

给劳动者的物质回报只是公平手机重新设计生产过程的一个环节。萨斯齐亚告诉我,他们严格采用国际通行的劳工标准考察生产链的每个环节。
另一重要变化是采用模块(modular)设计:整部手机可以很方便地打开,然后用最普通的螺丝刀(修眼镜的那种螺丝刀)就可把手机的主要零部件“大卸八块”。这样的设计实现在智能手机上,是空前的。它不但方便产品维修(包括让用户自己修手机)从而延长使用寿命,而且稳定生产流程,减少工人劳动压力,不用象生产苹果手机那样面临装配流程不断调整带来的困扰。

输出反消费主义的价值观

更根本的一项创新是公平手机的营销模式。它不靠广告宣传、明星代言,更不搞什么“饥饿营销”,而主要靠网络社区共同体口碑相传。有人下了订单,积累到一定的订单数量,才会进行批量生产。因此生产的每部手机都是已有买家事先认购了的,不会出现一边工人加班加到死,一边手机却卖不出去的情况。

除了网上个人订购,荷兰和德国的移动运营商也开始向用户提供公平手机。不過,目前产品只在欧洲进行售卖。我也要请欧洲朋友帮忙“收货”,才能买到公平手机。公司近期不会扩大直接销售规模到亚洲,因为他们不是上市公司,也不想上市,更不要风险投资。对这家社会企业而言,有机成长才最重要。他们不依赖任何捐款,纯粹依靠销售有竞争力的产品收入,维持公司运转,并且达致欧洲第一的增长率。

最重要的是,公平手机传递出反对消费主义的价值观。我们的手机应该可由我们自己来修理。手机不是越新越时髦。我骄傲,因为我的手机用得比你的更久。打开“公平手机2”的初始界面,首先看到的就是你拥有这部手机的时间。使用公平手机时间最久的用户将得到大家的特别敬重。如此设计,与强调快速消费的主流智能手机设计观念大相径庭,难怪它可以迅速崛起,在销售业绩上超过打车软件和大数据公司,背后原因是它代表的社会进步理念 —— 透明、环保、公正、民主 —— 这些已被多数智能手机公司所遗忘、所背叛的价值观。

什么样的人会用公平手机?根据公司调查,他们的用户多数是关注企业社会责任且频繁使用社交媒体的科技达人。他们平均年龄37岁,有近三分之一的人本身就是工程师或在科技企业任职。其中很多人是电脑程序员,他们的工作正是设计和改良安卓手机操作系统。和其它活跃用户一样,他们通过参与公平手机的网络论坛讨论,直接参加到软硬件产品开发过程中。这也是公平手机成功的关键之一。

不知不觉已是午饭时间。泰莎邀请我一同共进午餐,地点是他们的自助餐厨房。这里有两个大冰箱,里面是制作西餐(主要是三文治)的各种原材料。所有员工,包括管理者,人人平等,全部在此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我说:“这里像是社会主义公社的食堂!”大家看着我,露出自豪的微笑。

告别前,巴斯、泰莎和我拍了这张合影。我问他们未来有什么打算?会做“公平笔记本(Fairlaptop)电脑”吗?他们谦虚地說,还没想那么远。

消灭不公 任重而道远

然而,这还不是故事的结尾。
回国后,我和资深IT男“熊节哥哥”聊天,无意聊到公平手机。他很感兴趣,于是把相关资料分享给他所在公司的同事。不料,其中一位非洲同事看过后认为这个项目十分有问题,他批评公平手机对自己在非洲的成绩夸大其词,其理念仍然相当的西方中心,没有足够聆听当地人意见,甚至可能产生反效果,令刚果等地矿工境遇更加悲惨。

我将这些尖锐的负面意见一字不漏转发到公平手机的网上论坛里,马上一石激起千层浪,在三周时间里收到几十条回应和2300多点击。公平手机负责非洲项目的同事进行了详尽回答,但更多是普通用户的发言讨论。

很明显,公平手机在避免使用“血矿”方面还需进一步努力,不可能一蹴而就、马上达成目标。解决中国血汗工厂问题也存在类似情况:虽然在生产流程设计上尽量照顾劳动者,但成都国宏的员工仍然觉得工资低,“工人福利基金”经过群众民主讨论决策,最后也只是成了个人均分的奖金,而没有为工人集体发挥更大作用。

难怪泰莎认为他们现阶段做得最成功的是企业透明度,言下之意是在非洲和中国、在环保及劳工等多方面,他们都还在持续努力中。这恐怕也是公平手机作为社会运动,而不只是普通社企,其精神所在。
科技为公平社会服务,这原来不只是空想社会主义的一场美梦。它的实践已经开始。它的世界体系已露端倪。
https://wallstreetcn.com/articles/237124

流氓系统背后的阴谋

昨天我发了篇文章聊了聊高配置游戏背后的阴谋,不过我知道,除非是发烧级玩家,大部分人对游戏公司的流氓行为是没什么接触的。那么我今天就介绍一个所有人都一定碰到过的,并且绝大部分人离不开的流氓系统。

嗯,诸位应该都猜到了,就是微软的windows系统。说实在的,微软从起家开始就是个流氓公司,当年抄袭苹果系统的GUI(个人操作系统GUI界面最早于1982年由苹果公司创造),上世纪末与网景(firefox浏览器的前身)进行大战导致被当时的美国联邦政府起诉垄断(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聊这事,链接在我个人主页的置顶贴里)。不过,这些都是历史了,而我今天要聊的,是微软最新推出的win10系统。

先问诸位一个问题:比起其他个人平台(手机,平板,游戏主机,智能电视),PC平台最与众不同的地方是什么?

我的答案是:开放性。其他手机等个人平台,在默认状态下,用户只能通过操作系统公司提供的应用商店下载应用软件(例如手机系统的app商店),而且大部分情况下操作系统本身不允许用户自行下载的第三方应用软件安装运行(root和越狱之类的操作属于修改系统,而且不是普通小白用户能玩的)。在这种情况下,操作系统公司的主要赚钱途径并不是卖系统本身,而是卖应用软件许可和向用户精准推送广告,哦,当然这肯定是建立在侵犯用户隐私的基础之上的。

不卖系统,那么卖的就是用户!不卖软件,那么卖的就是隐私!

所以,在市场内的确是没有免费午餐的,所谓的“免费”,卖的就是用户的数据,隐私和使用习惯,或者说,用户选择自己喜欢的第三方应用软件的自由!还有用户自行修改系统,DIY出一个符合自己胃口的系统的自由!

但PC平台的用户呢,却是一直以来都拥有自由的(我知道会有人说MAC是例外,哦,这么说吧,我是把苹果电脑看成一个单独的平台的,苹果电脑已经背叛了开放的PC平台了)。linux系统本身就是自由软件,不必多说;而一直以来,windows用户也拥有这些自由,虽然对于第二种自由只是部分拥有。

直到…….微软开始眼红苹果。不得不说,苹果的商业策略很成功(但实际上将用户封闭在自家系统里,人为制造出了信息孤岛,果粉只能用到苹果认可的软件),不像微软除了操作系统这个老本行外几乎是走到哪里就成为哪里的笑话,游戏主机完全不是PS系列的对手,手机失败,搜索引擎被google完爆,做个虚拟歌手AI还得罪了其他虚拟歌手的脑残粉……看到苹果的应用商店,微软的老板们最终决定:学习苹果,我们也在windows系统里加个应用商店!

于是乎,在微软的试水系统win8里(微软一向把偶数系统当作试水作品),就出现了应用商店这种东西了。同时为了配合平板电脑,新系统的节目也改成了平板界面,结果又是被用户臭骂。而应用商店?呵呵,有多少人会去啊?

结果自然非常糟糕。而微软老板们看到结果之后,得出的结论是:哎呀,看来大部分用户根本就不肯换新系统,真是的,那么当然不会访问应用商店啦,那怎么办?简单,win8这个试水系统不要了,直接出win10,然后?然后当然是想办法提升win10安装率啦!

然后,微软使出如下推广手段:“近日有用戶發現,微軟調整了 Windows 10 的升級彈窗界面,中文系統上只有「立即升級」、「今晚升級」和升級時間可選,英文系統上也只有「立即升級」或按照微軟推薦的時間升級,而均沒有「暫不升級」的選項。

此外,如果用戶不點擊「立即升級」,而是點擊 OK 或者關閉按鈕,就會在微軟設定的時間直接升級,而不會再有任何提示。不少用戶的設備就在未經他們同意、甚至違背他們本意(點擊關閉按鈕)的情況下自動開始升級。

微軟偷偷給定了個計劃升級,彈出來的界面看着跟以前的提示差不多,不管點確定還是關閉,升級文件都已經下載好了。到了計劃時間點,只要電腦開着就升級。微軟新老總肯定在中國互聯網混過才能這麼流氓。(其实我也这么觉得)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0531-dailynews-Windows-10/

造成的后果?正在做的工作丢失什么的,已经多到连新闻价值都没有了,升级失败报废系统什么的,也早就是普遍现象了,看看这个:“然而最近在相关工作人员的电脑上,微软开始Windows10系统的秘密升级,电脑在后台下载了6GB的数据,几乎耗光了整个计划工作组的网络带宽。而据知情人士称,在非洲地区,网络带宽属于“奢侈品”,对于保护阻止非法捕猎人士的生命安全十分重要。
据悉,后台秘密升级导致上述电脑几乎无法正常使用。在此期间,所有保护动物人士陷入了危险的境地当中。

当然,这并非完全是微软的原因,上述的专用电脑并未使用相关的上网拦截工具,无法自动切断微软后台下载数据,相关的IT人员也没有进行特殊的设置。(没有请IT人防止流氓耍流氓还成了责任了?这洗地水平也太低了吧?)
http://tech.qq.com/a/20160606/021069.htm

愤怒的老外用户们忍无可忍,联合起来把微软告上法庭,最终微软被迫停止此等流氓行径:“近日,微軟與芬蘭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機構FCA達成協議,針對於系統強制升級的舉動,微軟表示今後不再強制芬蘭用戶升級Windows。(不愧是先进文明的北欧人,不会忍受暴政!)https://www.pixpo.net/technology/0IJi7Q7O.html

不过诸位别高兴的太早。微软只是答应自己这边不强制用户升级win10,可没说不在其他地方动手脚啊:“最近有用户发现,英特尔最新的第七代酷睿处理器和 AMD Ryzen 处理器在运行 Windows 7 和 Windows 8.1 时遇到了问题:在检查自动更新的时候遇到了“不支持的硬件”或者“代码 80240037”的错误提示。这意味着微软重新调整了对于处理器的技术支持。http://tech.qq.com/a/20170318/005028.htm

有用户为此去微软官网要说法,对话如下:
kewan449
关于g4560在win8.1系统下更新出现不支持的硬件的问题 。
看图如下,本来好好的,今天还更新了几个补丁,现在变成这样,这个怎么解决?(图内为系统提示硬件不支持)

Adam Jiang
了解到您遇到了关于系统更新的问题。
根据其描述及错误代码显示当前该更新不再适用于您的系统,您可以忽略该信息。
希望以上信息能够帮助到您。

kewan449 回复时间 2017/04/19
你的回答等于没说。既然花了钱买正版,就要享受到正版服务。凭什么要限制新的处理器不准更新?(凭微软为了推广win10给CPU厂商塞钱了)

JeffLee19 回复时间 2017/04/19
回复2017/04/19 中对 kewan449 文章的回复
微软想要推广win10,对使用新一代CPU用户进行的平台封杀
https://answers.microsoft.com/zh-hans/windows/forum/windows8_1-update/%E5%85%B3%E4%BA%8Eg4560%E5%9C%A8win81%E7%B3%BB/fa422618-e8e6-48f9-8533-219be10bb562

诸位,够狠吧?你微软推送win10推广补丁,我大不了禁止更新,不装你的狗屁补丁;可是现在微软和CPU厂商勾结,你们这些刁民不肯升级win10?那好,你们滚去用老CPU吧,想要用新CPU,朕连系统更新都不给你们!至于你们的系统安全,你们自己想办法吧!

还有更狠的呢:win7系统默认是不识别USB3.0接口和新型NVME硬盘接口协议(多被固态硬盘采用),这就导致如果不事先在系统镜像中注入这两种驱动,在新PC上安装的win7系统就无法正常运行(实际上如果没有NVME驱动,是完全无法看到系统界面的,而不识别USB3.0接口的后果是完全无法对系统进行任何操作)。而原生带有这两种驱动的只有win10。对于微软来说,给win7和win8加上驱动支持并不困难,但是为了推广win10,微软表示:亲爱的用户,我就不加就不加就不加,请使用win10系统(微笑)。

结果就是,除了少数会折腾的IT人,其他用户只剩下用win10这一种选择啦。更可恨的是,前面这两种驱动还能找到win7版本,但是笔记本触摸板等一些特殊硬件,已经只有win10版本了。为什么?当然是因为微软也给笔记本公司塞钱了啊!

当然,微软的老板们可不是白痴。他们给CPU厂商塞了钱,给笔记本厂商塞了钱,而他们想要赚到的,是这点投入的千万倍:“
问题是,这并不是微软唯一的获利模式。在免费安装Win10的时候,微软强制分配给用户一个“广告ID”,针对不同的用户提供不同的个性化广告。
这些广告会在上网时出现,甚至在玩正版游戏的时候也会出现。最让人揪心的是,人们在玩微软纸牌游戏的时候会出现视频广告,除非你愿意每年支付9.99美元就可以去除广告了。(这是和墙内的视频网站学的吧,VIP免广告,呸)

收集分享这些个人数据的最明确理由是:“遵守相应的法律或回复有效的法律程序,包括执法部门及其他政府机构”。简单说来就是:如果政府或安全机构需要,微软将上交个人隐私信息。(你懂的)

而事实上微软的个人隐私政策文件有38页1万7千字。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微软其实并不想让用户弄明白这个问题。
与此同时,Win10的用户隐私设置页面有13个,分布在13个不同的界面内。(晕的就是你,小白用户)
http://jandan.net/2015/08/11/windows10-free-privacy.html

这就是win10背后的真正的阴谋:你以为你是免费使用系统?你个傻逼,你早就把自己的一切都卖给微软了!奥威尔当年想到了政府为了权力而监控人民,但他没想到的是,公司老板们为了广告收入,为了他们自己的钱包,把自己的产品变成了另一位Big Brother!

最后,微软把旗下游戏都变成win10独占的了,而我作为一名玩家的态度是:死也不会去玩!

最后的最后:诸位,如何阻止流氓微软?

高配置游戏背后的阴谋

熟悉我的读者大概知道我是个游戏迷,而我今天就要聊聊游戏。但是,我要聊的不是游戏本身,而是游戏背后的阴谋。

如果你是个游戏玩家,而且和我一样热爱PC游戏的话,你会发现一点:随着时间的推移,游戏配置要求越来越高,体积越来越大,而玩家也不得不为了玩到想玩的游戏而付出高价购买高配硬件,特别是CPU和显卡。

有人说:那有什么奇怪的?现在的游戏画面越来越漂亮,效果越来越逼真,那么对硬件的要求肯定越来越高呀!

哈哈哈哈哈,游戏公司的老板和硬件公司的老板最喜欢的就是你这种小白了。游戏画面越来越漂亮,不错;对硬件的要求越来越高,也不错。但是,问题在于,游戏本身可是有一个关键的东西,叫做优化。这么说吧,如果不进行任何优化,十年前的画面水平都能干倒今天最高配置的显卡!具体例子?仙剑奇侠传6最开始发售的时候,那可是连当时NV的顶级显卡TITIAN都干倒了的,为此得来外号“泰坦陨落”。

游戏优化的具体原理我就不介绍了,简单来说就是在不影响玩家看到的游戏效果的前提下节省使用的资源,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游戏公司本身的工作和显卡厂商的配合。

可是,优化是需要花钱的啊。想当年孤岛危机震撼了整个游戏界,可这游戏的优化是非常出色的,当年成为显卡危机,那的确是当时的显卡性能没跟上。但是呢,孤岛危机的开发者为了进行优化,那是额外花费了几乎能再开发一个和孤岛危机一样规模游戏的钱。但请注意,对于大公司来说,他们出这笔钱是一点都不困难的,而小公司和独立开发者虽然出不了,但他们本身也大都开发不起顶级画面的游戏,而没有了画质这一最吃配置的元素,游戏本身的配置要求也就不会有多高了。也就是说,游戏开发本身的技术和金钱壁垒,决定了大型顶级画质游戏不会多,而且能负担起开发成本的公司也不会是多数,无论游戏市场竞争再怎么激烈,再怎么自由,在开发成本大幅下降以前,玩家的选择不会多的。

判断一个游戏的质量,优化一直以来是重要标准之一。毕竟,没人喜欢一个画面顶尖但是走一步就卡死的游戏,对吧?而玩家对优化的要求,一直以来都是不低的,特别是对大作。

但是,近几年来,大作优化普遍越来越糟糕,有各种卡顿BUG的刺客信条大革命,有烂到被迫回炉的蝙蝠侠阿卡姆骑士,而像当年孤岛危机那样,真正靠着本身画质击败硬件的作品,再也没有了。

前面已经说过了,不是因为没钱,那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利润!

对于游戏公司来说,虽然他们不缺优化的钱,但是,优化终究是要出钱的,出的钱越多,利润就越少。所以,为什么不在不彻底激怒玩家的范围内,尽可能的减少优化投入呢?

对于显卡公司来说,作为购买主力之一的玩家一个显卡用N年,绝对不是什么好事,要想多赚钱,必须让玩家勤换显卡。但如果在显卡本身动手脚,很容易被指责质量问题,那么更好的办法是什么呢?

于是,显卡公司的老板找到游戏公司:

显卡公司老板:我们想要玩家勤换显卡,但是在显卡本身动手太明显了,所以我们想要和你们谈下生意,我们相信你们会喜欢这笔生意的。

游戏公司老板:哦?什么样的生意?

显卡公司老板:很简单,你们的游戏优化差一点。

游戏公司老板:啊,我明白了。(微笑)

显卡公司老板:(微笑)看来你们是答应了。

CPU购买主力不是玩家,不过同理,CPU公司老板也乐见游戏优化差。

后来硬盘公司的老板也找来了:我有个建议,你们的游戏在硬盘使用上面的优化也差一点,我们还在发愁如何增加固态硬盘的销量呢…..

结果就是,游戏优化?渣了!游戏公司?赚了!硬件商的钱包?厚了!只有可怜的玩家们,为了玩到自己心爱的游戏,不得不耗尽血本啊!什么顾客是上帝,那是骗人的,玩家们不过是游戏公司和硬件商的提款机而已!

不过,这还不是最无耻的呢。

“什么,这还不是最无耻的?”是的,最无耻的那位,下一篇文章我会好好聊聊的。

最后,请诸位思考一下:玩家们该如何做才能改变被当成提款机的命运?

聊聊“干涉内政”

共匪最常见的一种说辞就是“某某政府干涉我国内政”,那么诸位有没有想过,这个“干涉内政”到底是指什么呢?

共匪说出“干涉内政”,基本上都是针对某外国政府指责共匪国的人权状况,所以相当多的反共者也以为“干涉内政”的意思就是“某国政府指责另一国政府的人权状况”,从而表示支持干涉内政。

实际上,共匪扭曲了“干涉内政”的定义。干涉内政的原始定义是:采用一定手段对某个国家的政治经济领域造成影响,进而影响该国政府决策。按照原始定义来看,指责共匪国的人权状况实际上是影响不到共匪对内决策的,很难说是干涉内政。没错,外国政府嘴上的指责根本无法影响共匪对内作为,而这些政府指责的目的有两个:一是表演给国内关心中国人权状况的选民看,二是外交时以此作为筹码要求共匪给贸易优惠。至于那些被救出来的异见者,实际上无法发挥多大作用,而且其中共谍有多少可不好说。

那么,经济制裁呢?经济制裁的确是一种干涉内政的手段,不过实际效果如何要看情况。在民主国家,经济制裁容易引发选民不满,从而导致当前政府倒台(不过也未必),但在独裁国家,独裁者会选择压榨民众以应对制裁,效果如何就不好说了。

对目标国发动战争呢?首先,战争的代价非常高,特别是现代,政权之间没有殖民时代那么大的科技代差,战争的发动者想要入侵,付出的代价不会低;然后,你凭什么要求一国的国民为另一国的国民去死?战争本身是独裁的,外国政府为了发动战争需要付出极大代价,又怎么会交还给你一个民主政府?他们才不会让你民主呢,他们只会扶持一个他们的代理人傀儡继续独裁,不然战争的花费该如何收回啊?(1960年多米尼加独裁者特鲁西略被刺杀,左派民选新政府上台,结果美国政府直接出兵推翻民选政府,扶植新的右翼独裁者上台)再加上战争本身造成的破坏,真的,发动战争这种事情,除非目标国发生大规模屠杀需要即时制止(但这种情况下政客和大公司捞不到利益,反倒不愿发动战争了,1975年美国政府就这么抛弃了柬埔寨,把柬埔寨人民扔给了红色高棉),否则还是不要去想比较好。

那么最有效的干涉内政的手段是什么?

答案是:和目标国拥有一定权力的反对者勾结(通常是内斗失势一派或在改革中利益受损的既得利益者),提供资源,然后发动宫廷政变推翻目标国政府,危地马拉的民选左派总统阿本斯和智利的民选左派总统阿兰德都是被这么推翻的。嗯,很明显,这种手段也只能导致极权独裁。

听起来干涉内政无法通往民主自由?well,总的来说,没错,至少绝大部分主动的干涉内政都只会建立独裁政权。为什么呢?很简单,只有干涉内政能带来足够多的利益,政府里的政客们和他们的大公司金主们才会想要干涉内政,而一个民选政府会给他们“足够多的利益”吗?当然不会啊!民选政府可是要对本国人民负责的,想要出卖本国人民的财富到其他压迫者手里,那就等着滚下台吧!

此外,大公司想要目标国市场,但目标国国民可未必愿意让外国大公司进来,特别是属于本国的自然资源和土地,外国公司想要霸占?没门!所以,为了这些自然资源和土地,为了不天天被目标国国民抗议改善工作条件,为了能更好的掠夺目标国人民的财富,大公司的老板们也会选择支持独裁政权而不是民选政府,特别是民选左派政府,简直是恨不得杀之而后快啊(伊朗的民选左派首相莫撒阿德就因为主张国有化伊朗的石油资源,把石油变成属于全伊朗人民的财富而不是被美国公司霸占,就于1953年被美国政府联合巴列维赶下台了)。没错,我有霸占你们自然资源的自由,你们没有把我轰出去的自由,这就是“自由市场”的本质。

所以说啊,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小政府,一个四处干涉内政,不惜用暴力独裁占领市场抢掠资源的,为大公司金主服务的政府,算个屁的小政府?

王宗伟:二二八、济州岛与马共──战后东亚反共格局下的悲歌

血腥不只是国民政府的专利,连最重视人权的英美,在介入战后东亚的反共战争中也是。
1947年2月28日,专卖局查缉员使用暴力手段造成民众一死一伤的“缉烟血案”发生后,群众激愤前往包围肇祸者任职机关。
1947年2月28日,专卖局查缉员使用暴力手段造成民众一死一伤的“缉烟血案”发生后,群众激愤前往包围肇祸者任职机关。网上图片
二二八事件将满七十周年,国民党基本上已丧失对台湾史的话语权,本土阵营彻底垄断相关论述。但北京不甘寂寞,提高规格纪念二二八事件。这是中方继2013年替台湾白色恐怖受难者建立无名英雄纪念碑以来,又一次强势争夺对台湾历史的诠释。

其实二二八事件的隔天,处於美国军政时期的大韩民国,也在济州岛爆发警方对示威群众开枪,造成六人死亡丶八人重伤的事件。这场「三一节开火事件」,导致隔年四三事件的爆发,开启济州岛长达六年半的武装冲突。四三事件如同二二八,也在战後遭到长时间的忽视,直到2000年1月12日「济州四三特法」制订公布之後,才由政府着手调查真相。
而前不久,马来西亚籍华人导演廖克发从追寻家族记忆出发,拍摄关于马来西亚禁忌话题“马共”的纪录片《不即不离》,则代表另一起,对二战后国家历史伤痕的探究。即使此片在海外得奖无数,仍在马来西亚被禁播;这段历史记忆的重返,仍令当代的马来西亚政府感到不自在。
三起发生在战后初期的暴力冲突事件,有什么可类比之处?
战后东亚,殖民崩塌与左翼扩张
二战后的东亚区域情势异常诡谲。
日本殖民帝国战败后,原有的占领区与殖民地,也沦为其他势力竞逐的对象。但当更早期的欧洲殖民者想重返,也都因太平洋战争中被日军修理得丑态百出,而难以在当地原住民眼中重建昔日威信。
更复杂的是,共产大国苏联在欧洲已无对手;其从二战末期出兵满州,开始积极介入东亚。苏联首先在朝鲜扶植了朝鲜劳动党的铁腕统治(持续至今),同时积极援助中共与中南半岛各国的共党与左翼势力,使得后者如虎添翼,开始具备与原统治者一争雄长的能量。
简言之,战后东亚各国出现共产主义的扩散,填补原有殖民秩序崩解的权力空缺。
台湾史学者陈翠莲近日出版新书《重构二二八》认为,美国因为把国民党的中国当作远东的主要盟友,而容忍国民党在台湾的一系列作为;她称为“中美协力体制”。而当时美国最主要的敌人是谁?不就是苏联共产主义与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结盟?
二战后的欧洲与亚洲的局势是什么?是朱可夫(Georgy Zhukov )与科涅夫(Ivan Konev)在欧洲的前进,是林彪与华西列夫斯基(Aleksandr Vasilevsky)在满州的前进,是毛泽东、刘伯承与粟裕在中国关内的前进,是金日成与朴宪永在朝鲜半岛的前进,是胡志明在越南的前进──这就是美国与其各反共盟友,当时眼中看到的世界。
当日军放下武器,中国与越南立即就爆发了各自的国共内战,并迅速波及同为法属印度支那的柬埔寨与老挝(寮国),衍生了三次中南半岛战争。朝鲜半岛随著美苏的介入,产生了民族内部的“分断体制”,后来演变成两个剧烈对峙的国家,与战后最大规模的武力冲突。马来亚半岛、砂拉越(沙劳越)、菲律宾以及印尼的共产党,也都很快拿起了武器或组织起来,走上了要把民族与社会革命冶为一炉的剧烈斗争之路。甚至连已经现代化百年以上的日本,战后也没有完全躲过赤色风暴。除了1960年代一连串反安保斗争外,名为“赤军”的红色暴力组织,在日本也闹腾过好一阵子。
济州岛大屠杀令数以万计的人遇害。图为济州Daranshi洞穴。
济州岛大屠杀令数以万计的人遇害。图为济州Daranshi洞穴。网上图片
二二八前夕的中国与台湾
战后不管是在中国或是在台湾,国民党的统治一直面对相同问题:经济因为战争创伤濒临崩溃,而八年艰苦抗战中,国民党自身的统治机器也大伤元气。
抗战胜利的鞭炮声才放完,内战号角又响起。初期国民党因为占领区过大,机动兵力不足,不得对中共从全面扫荡改为重点进攻。1946年,国军在华东战场逐渐压迫共军北上,但后者每次退却前,都能先给国军一个巨大打击。1946年12月宿北战役、1947年1月鲁南战役,与1947年的2月的莱芜战役──连续几场大仗中,国军被消灭了近20万人,对手华东共军却仍有30万人以上的兵力,且缴获了大批美式装备。
台湾作为国府统治区内受二战创伤较少的地区,物资相对丰沛;在内战如火如荼之际,从台湾取得资源转运到大陆支援前线国军,是国府筹措战争的自然逻辑。可是从台湾人民角度看到,却是渡海来台的“祖国”官员宛若土匪,劫走资源。中国大陆上,原先日占区的人民唱著“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台湾人则说“狗去猪来”。
台湾二二八事件的爆发,对于急于肃清中共的国府当局来说,是后方重大的惊雷。特别是短短五天前,国军才经历山东莱芜战役中,第十兵团全数被歼灭或俘虏的震撼。因此该年3月,原先做为华东战场预备队的整21师,从上海被转调来台镇压民变时,不免觉得自己只是从一个战场,抽调到另一个战场,把这里的民变者都当成“敌人”。
台湾共党与二二八的标签
台湾有许多人认为,是1945年国民党来台以后,才带来本来与台湾人无关的国共斗争。但其实台湾在战前本来就有共产党存在。谢雪红与杨克煌等人所领导的台湾共产党,始建于1928年上海法租界,并由中共代为指导;只是基于共产国际的“一国一党”原则,才定名为“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并入了殖民母国所在的日本共产党麾下,直到1931年被殖民政府大举拘捕而停止运作。
当台湾在1945年进入中国统治秩序以后,另外一批以张志忠与蔡孝干为主的台籍人员,过去在日本时期渡海到中国参加革命,此时也陆续回到台湾,在台湾发展共党组织“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也吸收一些之前台共成员,伺机而动反抗国民党统治。
这些中共在台人员,虽然并未涉及二二八事件的发动,但是冲突爆发后,也随即抓住沸腾民怨期待有所作为。在二二八延烧的冲突中,实力强大到与国军一战的两支反抗民兵,实际上都受到中共在台人员影响,甚至直接指挥──但这点,许多台独支持者常略而不提:
在台中的二七部队领袖谢雪红与其同志杨克煌等,本来就是老台共。由于组织活动长期的独立性,使得谢雪红彼时与中共高层关系,不如省工委领导人蔡孝干密切,但中共也一直认为她是资深的共产党员。
在嘉义活动的“台湾民主联军嘉南纵队”,与中共关系更直接。其司令员张志忠,二战时曾任中共八路军129师的的政工干部,副司令员李妈兜是省工委书记蔡孝干的得力助手,政治委员简吉更是殖民地时期著名的左翼农民运动领袖,具备强大组织动员能力。这样的组合,在外观与编制上都已经是如假包换的共军,事实上也已经是中共在台湾能找到的最佳拍档。
即便整个二二八事件的风起云涌,不能被这些中共在台份子化约;但无可避免的是,其之存在与活动,恰好提供给当时国民政府,在理解这场抗争、决定行动的一个直觉标签。而当时在华东战场新败之余的国府,也不免草木皆兵地认定,所有在后方反政府的社会运动除了所谓“日本殖民余孽”以外,都是由中共教唆,是中共的同路人。
反共战争逻辑下的血腥
国军真的从大陆来台湾镇压了,清乡了,乃至于血洗一批知识菁英。这些杀戮叙事,在解严后的台湾社会再熟悉不过。但若回到前文所述,奉命来台镇压国军部队所处的战争情境中,直接果断地歼灭“共党敌人”──甚至只是可能有嫌疑者,却可能在其眼中显得“理所当然”。就如同当时警总参谋长柯远芬所说的,“宁可错杀,不可错放”。
更重要的是,血腥不只是“前现代”国民政府的专利,连最重视人权最文明的英美政府,在介入战后东亚各国的反共战争中,也是如此。这就要回到文章开头谈到的韩国四三事件,以及马共的故事。
济州岛的四三事件,本质上是当地人民不堪美国军管政府管制下的经济凋敝,秘密组织武力奋起抵抗的民变。民变武装集团与岛上韩国驻军达成互不侵犯的默契,迅速拿下岛上的各警察局,并解决武装右翼团体,控制全岛。
由于事件发起者有高度的左派思想,而济州岛又有地点险要、控制对马海峡的战略价值,因而美军政府“怀疑”民变武装的背后,其实是南朝鲜劳动党(即朝鲜朝鲜劳动党在韩国的支部)的领导操纵,乃决定强力镇压。其迅速撤换了济州岛上与民变者关系良好的驻军指挥官以后,美韩联军出发登岛,以血腥武力镇压,并对民变者占领区进行多次反复清剿。美韩联军对济州岛的屠杀,持续到韩战结束后,造成死亡估计在1.4到6万人之间,而当时济州岛全岛人口只有30万人。
这样的场景与二二八是否相似?
而在往后20年英国在马来亚,美国在中南半岛与印尼,都曾大规模镇压共党活动。每次反共战争中,也有多起残忍屠杀平民的军事行动。例如越战中的美莱村屠杀,印尼1965年的 930事件。在冷战时期东亚地区,每个革命与反共的战场,都沾满著革命与反共双方军民的血。
廖克发导演拍摄的纪录片《不即不离》内容关于祖父曾是马来亚共产党,为国家牺牲的故事。

血色记忆的政治动员
在冷战结束多年以后,这个历史阶段的血色记忆,是否能被重新追复成为公众关注的记忆,成为值得认识学习的知识,端看其在当代政治上,有没有可以被消费的价值与收割的利益。如果没有这种现实政治的利益,亚洲各国对于这段历史的挖掘,多半兴趣缺缺。
韩国的济州四三事件,至今在历史上仍然语焉不详,谁也无法详实追问,美国在济州岛大屠杀中扮演的首谋角色。马共放下武器都快30年了,马来西亚政府还在阻挡,一部仅仅在追寻家族历史记忆的纪录片。
或许在70周年的时刻,最不需要的纪念方式,就是强为某种国族主义的伸张,争抢死者的神主牌来铸就打击政治对手的砲弹。要还原真相,汲取历史复杂的意义与教训,我们的路还很长。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70226-opinion-wongtsungwei-228eastasia/?utm_content=bufferd3977&utm_medium=social&utm_source=twitter.com&utm_campaign=buffer

法西斯主义与资本主义:大企业如何从希特勒的兴起中获得巨额利润的

阿道尔夫·里埃拉(Ataulfo Riera)

廖真 译

作者简介:阿道尔夫·里埃拉是第四国际比利时支部,革命共产主义同盟——社会主义工人党(LCR-SAP)领导成员。

布尔什维克的一位领导人卡尔·拉狄克写道:“法西斯主义就是铁箍,资产阶级希望用它来箍住已经破裂成碎片的资本主义圆桶。”
对于三十年代的德国,没有比拉狄克这篇文章阐述得更真实的了。为了克服灾难性的经济危机,和调整利润的比例,德国资产阶级须要扫除一个巨大的障碍,即德国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德国工人阶级的组织及其力量曾经保持了工资的增长和预定的社会消费,从而使资产阶级进一步减少了利润收益。
就在这个问题上,议会民主,工会立法,工人政党和工人权利就不再是适合时宜的东西了。对老板来说,使用纳粹作为突击队去消灭民主和镇压工人阶级,这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但是,这个办法并不是一下子就能采取的。阿道夫·希特勒的国社党(NDSAP)直到1930-31年,当革命浪潮和工人阶级的战斗精神明显衰退之时,才开始得到大企业的财政援助的。而且,两个主要的工人政党,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正处于激烈地互相对抗之中(这妨碍了工人阶级组成一个联合战线以抵御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反对党被解散,它们的活动分子被赶到最初的集中营去,工会被解散,并被纳粹领导的“劳工阵线”(D.A.T)所取代。
罢工和工会权利被禁止,工人阶级被分裂,并且,至少在表面上,阶级斗争已趋于消沉了。
基于一个前所未有的重新武装的纲领,纳粹开始制订它的经济政策。
正如厄内斯特·曼德尔所解析的,统计数字说明了总的情况。全部工业利润和商业投资从1933年的6.6万亿马克增加到15万亿马克。德国人工厂的利润表明了那里的工人是被当成奴隶一样看待的。
生产枪炮、坦克和战争物质的克虏伯(Kaupp)工厂雇用千千万万来自东欧的强迫劳工,他们只得到稀少的食物,被迫住在毫无卫生条件拥挤不堪的工棚里,屈服于严酷的体罚,工作到筋疲力尽。
一个名叫威尔汉姆·杰格尔(Wilhelm Jaeger)的医生曾几次参观过克虏伯工厂,并把那里可怕的生活条件向严酷的上司和克虏伯的私人医生提出报告,但是,他枉费了心机,情况并未因此而有所改变。
根据德意志矿井(Frity Schacht)受理强迫劳工机构的官方规定,这些劳工按照这样的办法来处理,每个劳工每天必须付给工头4马克。褐衫党头子希姆莱即由此积聚了一大笔财富(作为I.G.FARben染料公司股票持有者的所得除外)。

儿童:难以为生

法本染料公司(I.G.FARben)也从几个集中营弄来童工使用。阿斯茨维兹(Auschwitz)褐衫党头子鲁道夫·胡斯(Rudlf Hoss)向纽伦堡法庭陈述,法本染料公司和克虏伯导弹工厂的工人是怎样挑选来的。那些适于工作的人,判决后即被送到工厂内部的集中营去,而其余的人则送去死亡集中营。幼小的孩子一不能劳动便常常被杀害了。
对于那些适于劳动而判决暂缓执行的人,暂缓的期限也是很短的。1942年4月30日集中营总部下达一道命令,要求“使用罪犯从事劳动,必须严加管理,使其在工作时间竭尽全力,以获得最多的产品;劳动时间的长度,由集中营长官决定,不受限制。”
被判处驱逐出国的人亦一样要工作到筋疲力尽,然后加以消灭,并随即找来替补的人。
活着的躯体被榨取到它所能给予的各种东西之后,剥削尸体的时刻就到来了。一家但泽商行用人体的脂肪来制造肥皂,头发用作战争的工业品,而金牙则小心剥下来熔成金锭,拿来填补德国银行的保险库,甚至骨灰也拿来作肥料。
资本主义的竞争也在死亡集中营里运作。人类在这里除了作为可消费的,和可任意处置的商品之外,也是种族灭绝狂热竞争的目标,就像其它的商品竞争一样。
托普夫父子公司(I.A Topf and SON)获准在阿斯茨维兹建造焚尸炉。狄狄埃尔的好些工厂给柏林褐衫党建议如何提高集体灭绝的效率。
工人抵抗能力的虚弱使大实业家们增加向纳粹提供资金的自信。
第一批富有的支持者(属于法西斯主义的人)是来自钢铁和煤炭重工业部门,中心人物包括有矿山所有者人员厄米尔·基尔罗夫(EMile Kirdolf),他憎恨工会,为了破坏罢工,他建立了用于收买官员的资金(他在1929年参加纳粹党);还有鲁尔钢铁大王阿尔伯特·沃尔格勒(Albert Voegler)和弗里特兹·泰森(Fritz Thyssen),他在1923年曾会见过希特勒,1931年正式成为纳粹党员。
他们是在财政上支持希特勒进行大规模竞选活动的中心人物;在1932年1月27日,总统选举的前夕,他们还组织了希特勒与全国富翁的工业俱乐部的集会。
氢氧化钾和褐煤工业也为纳粹党提供为数众多的支持者。
来自银行的支持也卷进来了。这些主要的银行家在总理就职典礼的前夕,组织了冯·庇平(Von Papen)和希特勒的会见,德意志银行的E.G.斯特喀斯,德意志信用社和通用私人银行,同许多重要的保险商行都参加了。
最后但不是最小的加入到支持者行列来的是世界上最大的化学工业卡特尔法本染料公司的佐格·冯·茨涅特斯勒尔(Georg Von Schnitzler)。
感谢他们的财政支持,纳粹才能够在1931年至1933年进行庞大的和实际而又持久的竞选运动。结果是:在1930年德意志(魏玛)共和国国会选举,国社党得选票18.3%,1932年全年3月得30%,1932年7月得37.3%。
但希特勒和他的亲信并不是实业家们手中的简单的傀儡。纳粹的兴起归因于一起而来的几个因素。经济危机则是其中重要因素之一。但是,很清楚,没有来自大资本的资金,他们要走上权力不会这样快和这样容易。
一获得权力,希特勒便把军火和枪械的生产提高十倍。
在1939年,59%的股份资本是在159家公司的手中。在那给德国资本带来丰收的那几个肥年中,其他的企业都赶忙加入到这场紧张的嬉戏中来,如著名的西门子公司,通用电力公司(AEG),曼内斯曼(Mannesmann)和好几家克虏伯工厂,以及外国商行,如像公用汽车公司,美国的石油公司等。
对犹太人的迫害也获得丰富的赃物,德意志银行就侵吞了物资委员会代售的从犹太人家里和企业中没收来的物资。

利润来自奴隶劳动

在1939年以后,大部分仍在私人手中的德国大企业,在掠夺德军占领的地区中,充当了一个活跃角色;他们同当地的资产阶级分子串通一气;当地的资产阶级分子也从无限制地剥削他们的工人阶级的机会中得到收益。
德国企业家们做梦都想得到惟他们之命是从的丰富的劳动力,而首要的是绝少,甚至一点也不用付给工钱。七百万的平民老百姓就是从被占领的国家强迫弄来从事田间劳动的;只需付予最小的代价便生产出最大的利益。以这样的劳动力是很容易得到最高利益和提高生产率的。
德国老板们的卷入已达到了可怕的高度,法本染料公司和其他商行在死亡集中营搞[此处字迹模糊,结合上下文推断,应为“搞”字——录入者注]起了协作,有时则直接渗入进去。
卡尔·柯罗茨(Karl Krauch)是法本染料公司董事会的主席,他为阿斯茨维兹公司选择厂址(阿斯茨维兹的全名是:Auschwitz-MONOWitz工业公司)。
法本染料公司恶毒地敌视工会,它的做法一直被视为最具特色的。在阿斯茨维兹公司的大门上,就写有这样的标语:“ARbeit Machtfrei”(劳动使你自由)。这并非是褐衫党凭空想出来的,而是法本染料工厂长期用来赞扬打击工联主义和工人的战斗精神的。
1941年9月3日,六百名苏联战争囚犯和282名病犯在贝肯诺被谋害,用的就是法本染料公司实验室生产的齐克隆B(Zyklon B) 毒气。
1942年,法本染料公司得到批准在阿斯茨维兹的它的新合成橡胶厂残酷剥削劳动力。
C.H.Korl商行夸耀它的炼焦炉为达豪(Dachau)和卢布林(Lublin)集中营提供过服务;这些集中营对此曾给予“十分满意”的赞誉。
“我们保证炼焦炉的效率”他们写道,“以其坚固可靠,使用起来,可以保质保量完成任务”。
至于毒气齐克隆B,法本染料公司以高价把它的专利卖给Tesch和STabeonw&Degesh两家商行,前者每月要运送两吨晶体氯化物到阿斯茨维兹,后者则要0.25吨。
二次大战的最后两年,由于有了强制劳动,掠夺得来的原料由阿尔伯特·斯特比尔(Albert Speer)规划的“总体战”工业合理化,返其主要工业,使生产率得到空前提高。由此军火公司的股东们得到了半票的利润和红利。
在1943年和1944年间,军火生产提高17%,钢铁生产一年之中从3200万吨提高到了3460万吨,克虏伯的坦克产量提高了三倍,从1942年的9400辆到1944年的23300辆。同一期间,Messerchmidt和Heinkel的战斗机生产也提高了三倍,由13000架提高到36000架。
生产率没有提高的极大程度是由于工业家们本身,由于纳粹已没有能力再继续进行战争。

资本家的钓饵

战后,某些纳粹的政治和军事领袖受到审判和判决,而对于工业家们却给予宽大待遇,这是值得注意的。
例如约瑟夫·阿比斯(Joseph Abs),1938年至1945年,是德意志银行的经理,战后他成了阿登纳总理的一位要好朋友,而且在1957年至1967年还出任银行的主席;直至到死,他还保留着梵蒂冈财政顾问的职位。
巴隆·古斯塔夫·克虏伯(Baron Guslav Krupp),冯·波赫林和霍尔巴赫(Von Bohlen and Holbach)是克虏伯商行的创始人,也是它的董事会的主席,在纽伦堡受到控告,但由于“健康状况”而没有受到审讯。
他的儿子阿尔弗来特·克虏伯(Alfred Krupp)在1943年成了克虏伯工厂的所有者,甚至不属于被告之列。后来,他与其他九个董事一起受到美国军事法庭的审讯,并在1948年被判处12年监禁。但是,三年之后,美国高级专员约翰·麦考(John Mccoy)下令将他释放了。
他的公司财产没有被没收。他的个人巨大财富也得到归还。
法本染料公司和它的主席卡尔·柯罗茨(Karl Krauch)的情况也一样。卡尔·柯罗茨的绰号是“阿斯茨维兹之父”,他和公司的23个主要人物经过一年的审讯,结果24人中有12人被判处18年半的徒刑,而他们没有一人服满刑期。
实际上他们之中甚至没有表示过些少的悔恨。他们差不多全部在公司中保留着领导的职位。这些在纳粹年代中养肥了的人,在国会“民主”中还能够安逸地消磨时光。
为什么给这些人宽大待遇?对他们的判决意味着资本主义本身存在有问题。他们作为剥削阶级的一员,只不过是为个人和集体的眼前利益服务而已。巴隆·克虏伯竟玩世不恭地宣称:
“我们在克虏伯商行不是唯心主义者,而是现实主义者。我们有这样的印象:希特勒会给我们带来兴旺发达的可能。他真的这样做到了。……在他执政的这些年,我们感到非常之惬意。我们要求这样的制度,它使我们能够好好工作,就是说使我们安定地工作。
“我曾说过,我不知道任何有关消灭犹太人的情况,我要补充说:当你买一匹好马时,你不必过于挑剔它的微小的缺点”。
任何国家的任何一个老板都会说这些话的。正如弗来德理克·克拉尔蒙特(Frederic Clairmont)所指出的,为什么说通过对德国大资本的高层人物的审判,对整个资本制度是一个威胁。
而且,面对苏联的威胁,在经济上社会上巩固西德就是必要的了。
冷战要求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而且面对资产阶级直率的要求建立纳粹制度并使其永久化的意图,促使工人阶级起来反抗也该是毫无疑义的了。
“德国人民的共同责任”这句话,过去和现在一直是很有用的。作为一个借口,使德国人民自认有罪,以掩盖大企业和资本主义应负的责任,如同过去用这句话来掩盖纳粹主义一样。
最后,正如这篇论文已表明的那样,纳粹并没有发明一个经济模式。他们的剥削方法并不比资本主义强迫人类充当劳动力商品更为恶劣。
纳粹分子完满地实现了神圣的竞争、灵活性和生产率的三位一体,这也是我们的“后工业家们”最心爱的三位一体。推行到疯狂极限的纳粹制度正确无误地表明,此乃逻辑的必然。

注:关于法西斯主义与资本主义大财团的关系,详细地分析可见丹尼尔·古林(Daniel Guérin)的经典著作《法西斯主义与大实业》Fascism and Big Business(美国探路者出版社)该书探讨了德意法西斯主义的发展及其与资本主义大财团的关系。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mia-chinese-ataulfo-riera.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