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资本主义黑皮书

Posted on

视频|专访大卫·科茨：金融危机10周年，如何避免它卷土重来？

摘要：2008年9月，世界两大顶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被迫申请破产保护、美林证券被美国银行收购，这拉开了全球股市大崩盘的序幕。随后，华尔街的投行接二连三地倒下，美国金融危机彻底爆发，这场海啸涉及全球，影响到了全世界。如今正值金融危机10周年，为此，土逗采访了美国麻省大学阿姆斯特分校经济系教授大卫·科茨，他在访谈中回顾了这场金融危机的根源，并分析了当代危机余波下的资本主义走向，最后，他也谈了谈主流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本次访谈精华部分均以视频的形式展出，建议在Wifi下全屏观看。

金融危机

https://v.qq.com/x/page/f0682cjhc0a.html

(点击链接观看视频)

今年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10周年，谈到它的时候，我们总是会想到房地产泡沫、股市崩盘、银行破产和大规模的失业。那么，这一系列的事情究竟是如何联系起来的?2008年金融危机是如何发生的?

大约在1980年，美国和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资本主义以一种新的形式出现：即从战后管制的资本主义转向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伴随着金融化和一种新形式的全球化，它能够带来几十年相对稳定的经济扩张，比如1980年代的长期扩张，1990年代的另一次扩张，以及从2001到2007年的扩张。在这一阶段，GDP增长不是很快，而且增长得十分不均衡。

但是新自由主义也造成了一个问题：在这种资本主义形式下，资本相对于劳动力来说如此强大，以致于工人的工资不仅不增加，有时还会下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要怎样才能取得长期的经济扩张呢?资本家想要投资，但是如果工资逐渐下降，谁来购买这些不断增加的产出呢?

“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在解决这一问题上发挥了关键作用。上世纪80年代初，银行被解除了管制，它们开始向普通(甚至是低收入)家庭发放贷款，以此来赚取高额利润。这其中就包括著名的次级抵押贷款和由此产生的证券。这使得数以万计的工薪阶层家庭通过借贷来维持他们的基本生活水平。因此，消费者债务的上升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的一个特征，它确实帮助了经济扩张。

在上一段的扩张过程中，贫富分化程度又变得更严重，经济扩张的唯一办法就是再继续增加家庭债务，那么，银行如何才能继续向(中等收入甚至是低收入)家庭放贷呢?

　　2002-2008年间各国的房价增长情况 图片来源：Wikipedia

诀窍就在于房地产泡沫：大多数美国人都拥有自己的房子。如果一个家庭无法偿还贷款，那么银行就会得到房子。银行相信房价会一直上涨，所以即使他们偿还不了也不要紧。房子是贷款的抵押品，银行觉得自己不会有什么损失。

因此，所有上述这些，包括资产泡沫和金融机构投机行为的共同作用，使得经济扩张成为可能。但是，这个过程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它要求家庭债务相对于收入来说不断增加。就像我在《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兴衰》一书中指出的那样，从1980年代到2007年，家庭债务与家庭收入之比几乎翻了一番。而到了2006-2007年，这种债务已经变得过高而无法持续下去。工薪家庭发现他们已经很难再靠其收入进行正常借贷了，之前的债务也无力偿还了，于是，暴发了危机。随着房地产泡沫的破裂，一切就都不可避免地分崩离析了。所以，这不仅仅是金融危机，这是整个新自由主义的危机。

　　大卫·科茨《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兴衰》

马克思似乎是预言了我们之前所面临的危机，他在《资本论》中说：“经济学的肤浅性表现在，它认为信贷的扩张和收缩是工业周期性变化的原因，而实际上它只是这种周期性变化的表现而已。”在这里，马克思似乎认为资本主义的危机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您觉得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是可以通过在系统内施加一定的手段(比如金融管制)就可以被解决，还是说这是一个结构性的危机?

我认为资本主义有两种类型的危机。一种是商业的周期性衰退，这经常发生，解决起来并不困难。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危机是可以自我解决的。虽然，凯恩斯的财政政策可以帮助我们更快地解决这类衰退;第二种是结构性的危机，这和上面不同。当一种资本主义形式不再能促进正常的积累时，就会出现这种危机。这就是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大萧条，还有70年代发生的不同类型的，即管制的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

在过去，资本主义的每一场结构性危机都是通过资本主义的转型来解决的，而绝非通过一两个政策就能解决。30年代的大萧条通过构建管制的资本主义从而得到解决。这种资本主义有效地运作了25年，然后在70年代引发了一场危机，这场危机的解决伴随着向新自由主义的转型。

我觉得，现在我们又处在了这种结构性的危机中。金融危机虽然在很久之前结束了，但是我们的经济并没有正常地运行。GDP增长得十分缓慢。我们正处在一个经济停滞的时期。

如今我们还处在这场危机的余波中，您觉得资本主义的未来将会向何处去?

如今，我们不可能去准确预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些有根据的推测。

各种形式的资本主义似乎就分为两大类：一种是由国家调控的资本主义，或者是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妥协;另一种则更倾向于自由市场，国家作用有限，国家对商业和银行的监管有限，工会相对较弱。历史上，这两种形式相互交替出现：战后管制的资本主义的危机，被新自由主义解决;而那场1930年代的危机，我认为是20年代自由市场式的资本主义造成的。所以这是一个交替的过程，有一个理论的逻辑。

因此，我认为如果想要解决如今这场危机，需要通过资本主义的重组转型，即转向一个更加管制的资本主义。这将会有两种主要的形式：一种就是专制的、国家主义的资本主义形式，我想这就是唐纳德·特朗普所代表的。 这种资本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是专制的，国家承担基础设施的投资，军事开支增加，极端民族主义的意识型态抬头。另一种就是向社会民主转型。资本和劳动力之间又出现了一种妥协，工资随着生产力的增长而增长。在这一时期，它也必须包括一些有利于环境可持续性发展的措施，从而去缓解资本主义的气候变化。

　　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特朗普和英国工党领袖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他们分别代表了资本主义的两种不同走向 图片来源：The Daily Beast

所以，这两种情况都是可能的。因为这两种方法，在原则上都能导致正常的积累。在第一种情况下，即右翼民族主义下，工资仍然会相对受到抑制。但是，国家对基础设施和军事开支的投入将使需求持续增长。这将不是一个美好的未来。人们将受到压迫，可能还会引发战争。而另一方面，社会民主的形式将会通过让工资和生产力同步增长的方式来在一段时间内解决危机，这也会解决需求问题。

但是要记住，资本主义下的进步变革从来不来自于资本家，而是来自于一些先进工人团体的要求。近年来，美国和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相对较弱，而如今不论是左派还是右派中普通民众的愤怒和动员也越来越多。因此，如果一个新的社会民主式的资本主义出现，它将建立在工人阶级的要求之上，是资本家被迫接受工人需求的结果。

如今世界多国都在经历着政治危机，而就像您说的，全球经济也处于衰退停滞的状态，街头上上演着骚乱、抗议和示威。在这一背景下，您认为危机的出现同时也是政治动员的机会吗?人么如何才能将根深蒂固的不满和愤怒转变为一场结构性变革的政治运动?

对于在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们，我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目标是要去建立一个社会主义运动。如果有一场真正的社会主义运动让资本家害怕，那么对资本主义社会民主式改良的可能性就会更大。这就是20世纪30和40年代发生的事情。 在那时，美国和欧洲的大资本家之所以接受管制的和社会民主式资本主义，主要原因就是他们害怕更糟糕的事情发生。当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政党在世界各地争夺权力。共产党大规模扩张，统治着政权。这是他们妥协的主要原因。

因此，我认为社会主义者应该致力于建立一个社会主义运动，在短期内，它可以增加进步性改革的可能性;从长远来看，我们也需要这样的运动去最终摆脱这种非理性的资本主义制度。

西方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

https://v.qq.com/x/page/h0682e5p9mb.html

(点击链接观看视频)

您在美国的大学里教授“政治经济学”，我想这是一个人们或不熟悉、或有误解的概念。它与我们在大学中普遍被教授的主流“西方经济学”有什么区别?

西方经济学就是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主要是在错误地为资本主义辩护，而不是科学的理论。它把自由市场描绘成一个完美的体系，但事实远非如此。新古典经济学甚至都没有解释资本主义是如何运作的。是马克思解释了为什么资本主义逐渐发展了生产力。新古典经济学没有关于技术变革的理论。它的均衡理论认为，当经济体处在静止的均衡状态时，它就将是最有效率的。这是一派胡言，那些新古典经济学家们从来没有在理论上证明这一点。

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很多顶尖大学的经济系研究生觉得他们无法去相信在课上学的东西。所以我们开始去读马克思，然后我们就发现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的方法可以解释我们周围发生的事情。当时我们关心贫穷，关心不平等，关心种族压迫和帝国主义战争。新古典经济学完全不能解释这些事情，但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却可以解释。我和同学都讨厌新古典经济学，觉得它既无聊又与事实毫不相干。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中最著名的供给-需求曲线 图片来源：fixingtheeconomists.wordpress.com

而当我们这一代开始在大学教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时，教室里都挤满了大量的学生，他们都会像这样坐在座位的边缘，因为马克思的思想解释了他们所关心的问题。而新古典经济学则说，一切都很好，唯一的问题就是政府干预太多。这不是一个可信的理论。据我了解，最近在美国，人们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越来越感兴趣。就在金融危机之后，马克思的书销量增长得很快。之所以有如此多的增长，是因为金融危机让人们感觉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对的。我记得《纽约时报》在一篇深度讨论金融危机的文章里面说：资本主义似乎在试图去证明马克思是对的。

我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不受欢迎，有很复杂的原因。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它的教学方式经常与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为了考试，你需要死记硬背他的思想。学生们不喜欢这样。我每年都教本科生一门课，叫《政治经济学导论》，我在课上除了介绍一些诸如“占有剩余价值”这类基本的概念之外，都没有使用很多生硬的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如果把马克思理论作为一套鲜活的理念去教给学生，告诉他们你可以用这个理论去分析和理解你生活中最关心的问题，那么学生们都觉得这门课很有趣。

　　政治经济学经典入门教材：保罗·斯维奇《资本主义发展论》

所以，总的来说，我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学扮演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角色。一方面，它要让资本主义看起来是在所有可能的制度里面最好的那一个。新古典经济学告诉我们，社会上没有剥削。工人提供劳动力，资本家提供资本。基于各方的牺牲和贡献，他们每个人都会能到回报。这是谎言。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是势不两立的。

经济学的第二个功能，就是要去解决资本主义内部出现的问题。所以，它必须现实可行。比如，凯恩斯理论。凯恩斯理论是对资本主义在宏观层面上某些问题的合理分析。它并不是对资本主义的道歉，而是一种改良理论。因为它既指出了资本主义的一个关键缺陷，即它没法实现充分就业;但它却也在资本主义内部提出了解决方案，提出了一些政府、财政和货币政策。

现在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时代，但同时也是最充满希望的时代。那么最后，有什么话想要对土逗的读者说么?

https://v.qq.com/x/page/s06820a0vf8.html

(点击链接观看视频)

www.wyzxwk.com/Article/sichao/2018/06/390423.html

Posted on

沙特阿拉伯相关资料（资料摘录）

众所周知，沙特和美国当了几十年的盟友。但对于沙特这个国家，了解的人并不多，特别是那些白痴美国崇拜者，他们还有人以为沙特是世俗化的，呵呵，事实是，沙特不仅不世俗化，而且是伊斯兰国家中最原教旨的，没有之一哦。所以说，什么反恐，什么反伊斯兰极端主义，什么民主灯塔，什么自由世界，都是狗屁，伊斯兰极端主义就是英法美帝国主义势力一手扶植起来的，呵呵。而沙特政权和瓦哈比主义对平权的否定，对女性和LGBT人群的压迫，和保守主义纳粹们以及傻逼基督徒们是完全一致的，当然，上帝和安拉本身就是同一个神。实际上，沙特就是个建国了的IS。而社会主义者们是一直批判原教旨主义和反人权的伊斯兰教教条的，并且早在1987年就指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非常危险：什么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是不是很惊讶啊？还有更令人惊讶的事实呢：当年沙特帝国的成立，可是和英国与法国的扶植有很大关系哦！不要以为外交和内政无关，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一个国家外交时选择和沙特这种原教旨极权当盟友，那么这个国家的内政一定有问题，至于到底是什么问题，那就要具体分析了，不过就美国而言，问题出在基督教和资本主义上，美国的原教旨基督徒的主张和瓦哈比派几乎是一致的，除了基督徒不承认穆罕默德之外。而资本主义的无下限逐利本性，也使得美国政府为了石油和沙特勾结。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沙特的历史与现实吧（注意，由于中文资料太少，只能当个初步了解渠道，想要深入了解的人请自行搜索英文资料。）：

直到現在，從表面上看，沙特的統治精英們存在分歧。一部分支持屬於遜尼派的ISIS與什葉派伊朗對掐，他們樂於見到遜尼派在所謂“先祖故土”上建立一個新的伊斯蘭國家；他們也認同ISIS嚴格的薩拉菲主義（伊斯蘭復古主義）意識形態。

另一部分沙特精英則對伊赫萬（即“認主獨一兄弟會”）心存疑懼，這個瓦哈比派宗教武裝組織（作者註：伊赫萬在阿拉伯語中意為兄弟會，此兄弟會與埃及穆兄會無關，下文均用伊赫萬指代瓦哈比派認主獨一兄弟會）曾在1920年代末叛變沙特開國國王阿卜杜勒·阿齊玆，當時幾乎從內部瓦解了瓦哈比派和沙特家族。

ISIS的激進教義已使眾多沙特人感到不安，甚至令他們對國家的總體方向和官方話語產生了質疑。

雙面的沙特

要理解沙特阿拉伯內部關於ISIS的爭議，就必須抓住問題的核心，即沙特王國宗教與歷史根源所固有（且持續）的雙面性。

沙特民族身份認同的主線之一，可直接追溯到瓦哈比派創始人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勒·瓦哈卜。伊本·沙特酋長（在灼熱貧瘠的內志沙漠中，當時的沙特僅是彼此劫掠的貝都因眾部落之一）接受並支持瓦哈卜激進的排他性教義。

上世紀20年代阿卜杜勒·阿齊茲國王走民族建國道路時，埋下了沙特民族雙面性的另一條脈絡：他為了爭取英美兩國對沙特外交地位的支持，打壓了伊赫萬的武裝暴力；他將原本未固化的瓦哈比派教義通過制度確立起來，以非暴力的文化革命形式向穆斯林世界滲透。後來在70年代，沙特又利用激增的石油出口收入，把伊赫萬這股不穩定因素輸往別國。

但這場以瓦哈卜的教義為基礎的“文化革命”卻不是什麼溫和的改革——正因為瓦哈卜對一切他所認知腐朽和邪說懷有雅各賓式的仇恨，他才會呼籲將異端和偶像崇拜從伊斯蘭教中清洗出去。

泰米葉曾向什葉派、蘇非派和希臘哲學宣戰。他也反對祭拜先知墳墓和慶祝其生日，宣稱這些行為無異於基督教徒們把耶穌當作神來膜拜（即偶像崇拜）。瓦哈卜吸收了先人的教誨，宣布信徒如對他解讀的伊斯蘭教義有“任何懷疑或猶豫”，其“財產和生命的豁免權”便應被剝奪。

瓦哈卜的主要信條之一構成了“塔克費爾”（takfir，即叛教）的核心思想。在“塔克費爾”教義下，任何穆斯林只要做出了侵害絕對王權的行為，瓦哈卜和他的信徒們便有權宣告其為叛教者。所有敬奉死者、聖徒、天使的穆斯林統統被瓦哈卜革除了教籍。他堅信穆斯林應全心全意侍奉真主，其他神祗勢必會減損這種信仰。所以，根據瓦哈比派教義，信眾不得向聖徒祈禱或為逝去的親人禱告；不得祭掃墳墓；不得前往裝飾奢華的清真寺；不得紀念聖徒的宗教節日；不得慶祝先知穆罕默德誕辰；甚至不得為死者立墓碑。

瓦哈卜要求教徒身體力行，嚴格遵守教義。他宣稱每一個穆斯林都必須單獨向唯一的穆斯林領袖（如哈里發在世，則為哈里發）宣誓效忠。他寫道：“那些異見者應被處決，他們的妻女應被強姦，他們的財產應被充公。”在瓦哈比派眼中，什葉派、蘇非派和一些其他教派的信徒都是應處以極刑的叛教者，根本算不上穆斯林。

目前，瓦哈比派和ISIS之間沒有分歧，而未來兩者可能產生裂痕：沙特王國將瓦哈卜關於“唯一的統治者、唯一的權威、唯一的清真寺”的主張，已在沙特阿拉伯固化下來，形成三大製度支柱，分別對應著沙特國王的統治、國教瓦哈比派的絕對權威、以及教派對真言的解讀（清真寺）。ISIS雖嚴格遵循瓦哈比派教義，但否認這支撐整個遜尼派權威的三大支柱，這就使前者對沙特阿拉伯構成了深遠的威脅。

沙特第一王國簡史（1744-1818）

瓦哈卜鼓吹極端激進的觀點，不可避免地導致了他被逐出故鄉——在短暫的漂泊後，他於1744年得到了伊本·沙特的庇護。在瓦哈卜新奇的教義中，伊本·沙特看到了一條顛覆阿拉伯傳統、奪取權力的道路。

伊本·沙特的部族緊握瓦哈卜這張宗教牌，終於可以名正言順地干他們一貫的勾當——去鄰近村落打家劫舍。唯一的區別是，他們可以高舉聖戰的旗幟，不再受到阿拉伯傳統的約束。伊本·沙特和瓦哈卜以聖戰為名，重新提出殉道這個概念，宣揚在聖戰中殉道的烈士可以立即上天堂。

最初，他們征服並統治了一些鄰近的部落。被征服的部眾只有兩種選擇：要么改宗瓦哈比派，要么被處死。到1790年，政教合一的沙特部族控制了阿拉伯半島大部，並反復入侵麥地那、敘利亞和伊拉克。

他們的戰略——與今天的ISIS一樣——都是讓被征服民族產生恐懼，進而臣服於自己。1801年，沙特攻打今伊拉克境內的什葉派聖城卡巴拉，屠殺了包括婦孺在內的數千名什葉派穆斯林。許多什葉派聖祠毀於一旦，包括穆罕默德之孫伊瑪目侯賽因的陵墓。

當年的見證者英軍中尉弗朗西斯·沃登記述道：“他們把它（卡巴拉）搶掠一光，搗毀了侯賽因的陵墓……在光天化日之下，以古怪而殘忍的手段，殺害了五千多名當地居民……”

第一沙特王國的歷史學家奧斯曼·伊本·白舍爾·納吉迪記錄了伊本·沙特1801年在卡巴拉的大屠殺。他驕傲地宣稱：“我們佔領了卡巴拉城，屠宰並奴役了那裡的人，然後向萬世的真主安拉禱告，我們沒有歉意，只有一句話：’這就是異教徒的下場。’”

1803年，聖城麥加在阿卜杜勒·阿齊玆的恐嚇下投降（麥地那也遭遇了同樣的命運）。瓦哈比派教徒們拆毀了眾多歷史遺跡和所有的陵墓與聖祠。最後，大清真寺周圍歷經數百年的伊斯蘭教古建築悉數被毀。

這個伊赫萬實際就是現代版的瓦哈比派半獨立武​​裝衛道先鋒隊。19世紀初年瓦哈比派勢力幾乎一統阿拉伯半島；一個世紀後，從1914年至1926年，伊赫萬以同樣的方式相繼攻占了麥加、麥地那和吉達。然而此時，阿卜杜勒·阿齊茲開始意識到，伊赫萬展現出的“雅各賓式”革命性質，損害了他更大的利益。後來，沙特爆發了一場持續至30年代的內戰，最終沙特國王用機槍鎮壓了伊赫萬叛亂。
關於阿卜杜勒·阿齊茲國王早年的事蹟，真相已經模糊。在阿拉伯半島發現了石油後，英美兩國一方面討好阿卜杜勒·阿齊茲，另一方面又傾向於支持沙裡夫·胡賽因作為阿拉伯半島的合法統治者。沙特人需要運用更微妙的外交手段。

作為交換，瓦哈比派被迫從一場聖戰革命和宗教清洗，退為一場社會、政治、神學、宗教層面的保守主義宣教運動；成為維護沙特王室和國王絕對權力正當性的工具。

浮在石油上瓦哈比派

法國學者吉勒·凱貝爾寫道，當石油成了沙特的搖錢樹，該國的目標是“向穆斯林世界傳播瓦哈比派學說……將伊斯蘭教瓦哈比化，讓伊斯蘭教內部的多種聲音歸於同一信仰”——這是一場超越國界的運動。沙特阿拉伯為了打造宗教軟實力，已投入了數十億美元，未來還將在這方面投入更多財力。

1945年，剛參加完雅爾塔會議的羅斯福在美國戰艦上接見了阿卜杜勒·阿齊茲，從那一場會面開始，沙特阿拉伯就長期依賴於西方的政策，至今仍未改變。一方面，是沙特為建設軟實力，動用數十億美元的大手筆；另一方面，沙特在教育、社會、文化等領域向其他伊斯蘭國家輸出瓦哈比派學說，控制遜尼派伊斯蘭教，也是在幫助美國實現其利益。

635453347407547899

羅斯福（右一）接見阿卜杜勒·阿齊茲

沙特阿拉伯王國驚人的財富、現代化的外表、以及在伊斯蘭世界中展現出的領導姿態，吸引了大部分西方人的注意力。他們以為控制好遜尼派就能讓沙特服從於現代生活的驅使。

但伊赫萬運動並沒有在上世紀30年代被趕盡殺絕。它雖然從主流隱退，卻仍保持著對伊斯蘭意識形態的影響力——所以我們看到今天的沙特人對ISIS的態度甚是微妙。

在許多西方戰略項目上（反社會主義、反阿拉伯復興主義、反納賽爾主義、對抗蘇聯和伊朗），沙特與西方聯手對阿拉伯地區實行聯合管理，西方政治家對沙特阿拉伯做具有選擇性的正面解讀，突出其富裕、現代化、有影響力，忽略了瓦哈比派思潮的影響。

畢竟，西方情報機構認為更加激進的伊斯蘭主義運動，既能有效地推翻蘇聯在阿富汗的存在；又能顛覆那些不再受西方青睞的中東國家和領導人。

沙特和西方授意班達爾親王處理敘利亞反政府叛亂，最終引發了一場“新伊赫萬式”暴力恐怖先鋒運動——ISIS。其實，西方何必感到驚詫呢？稍微了解一點瓦哈比派的歷史，你就應該知道，敘利亞叛軍裡的“溫和派”比麒麟還罕見。西方為什麼會幻想激進的瓦哈比派能濡染出溫和派？為什麼會幻想提出“唯一的統治者、唯一的權威、唯一的清真寺”的教派，能從“逆我者亡”走向溫和與忍讓？

来源：https://chaoglobal.wordpress.com/2015/01/22/isis-12/

阿拉伯起义资料（关于这段历史，有部电影《阿拉伯的劳伦斯》）：

阿拉伯起义（阿拉伯语：الثورة العربية‎‎ Al-Thawra al-`Arabiyya；土耳其语：Arap İsyanı）是1916年6月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治下阿拉伯人发动的大规模起义，名义上由麦加埃米尔兼谢里夫侯赛因·本·阿里领导[3]，意图建立一个领土范围北达叙利亚阿勒颇，南达也门亚丁的独立国家。

尽管西方世界认为这次起义是阿拉伯人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但因为当时阿拉伯人的民族认同感不甚强烈，政治與派系上更是分裂，所以起义最初是以宗教名义发动來樹立共同敵人——领导者侯赛因以“青年土耳其党人违反伊斯兰教神圣教旨”为由，号召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境内阿拉伯穆斯林发动圣战，以推翻“看似虔诚的奥斯曼政府”，而当时的土耳其统治者则称这次起义是“背叛穆斯林哈里发国的部落叛乱”，“意图扰乱哈里发反抗帝国主义势力的斗争，趁机瓜分抢占穆斯林的土地”[4]。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加入同盟国，与英法为首的协约国为敌，双方在中东地区展开拉锯战。为了给本方增添战争筹码，英国人有意联合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共同对抗伊斯坦布尔方面的军队。而战争期间，帝国政府在大马士革和贝鲁特等地抓捕、囚禁民族主义者，也迫使阿拉伯民族主义势力转向英国一方。这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兴起提供了历史契机，而英国人则成为其最大支持者[11]

而非整个战局[15]，甚至具有佣兵性质，为了鼓动其进攻，甚至需要花费金钱[16]——1916年末，法国人支援了125万金法郎以支援起义[15]；1918年9月起，英国人每月需花费22万英镑补贴这些部落武装[15]。费萨尔希望说服土军阵中的阿拉伯裔士兵倒戈加入起义，但是大部分阿拉伯士兵都直接被奥斯曼土耳其政府送往战争最前线，因此在起义末期大总攻前，只有一部分阿拉伯逃兵加入了起义军[17]。而哈希姆王朝麾下军队普遍装备低劣，至战争中后期才收到来自英法的步枪和机枪支援[18]。

综上所述，在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内，仍然效忠伊斯坦布尔的阿拉伯人占大部分，亦即仅有一小部分阿拉伯人决定反叛，因此部分历史学家认为“阿拉伯大起义”的用词是不恰当的[22]。

1916年6月，英国向汉志地区派出多位军官，以协助指挥起义，其中较为著名的有西里尔·威尔逊上校、皮尔斯·乔伊斯上校和斯图尔特·纽科姆中校[30]；赫伯特·加兰（英语：Herbert Garland）亦参与其中。法国同样涉入此次行动，派出爱德华·布雷蒙上校率兵前往汉志地区[30]。法国援军与英国援军不同之处在于其阵中的穆斯林将领，如穆罕默德·乌尔德·阿里·拉霍上尉；克洛德·普罗斯特和洛朗·德皮二人则是改信伊斯兰教的欧裔将领[30]。

按照侯赛因－麦克马洪通讯的约定，英国人同意允许阿拉伯人独立建国，但是双方对于这句话有着不同的解读。事实上，1916年5月，协约国秘密签署了《赛克斯-皮科协定》，划分了列强在中东的势力范围。根据协定，叙利亚、安那托利亚南部、伊拉克的摩苏尔地区划为法国的势力范围；叙利亚南部和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现伊拉克大部分地区）为英国势力范围。1917年，英国又发表《贝尔福宣言》，支持锡安主义者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民族之家”。侯賽因—馬克馬洪通讯定下的的阿拉伯國家範圍包括霍姆斯、哈馬、阿勒頗、大馬士革連線以東的地區，但英法兩國於1920年4月舉行的圣雷莫會議（英语：San Remo conference）瓜分了此地區。这些协定，连同侯赛因－麦克马洪通讯一道，为中东的战后划分增添了争议。（基本上现代中东地区的种种灾难，都是由这一瓜分协议而起。）

来源：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6%8B%89%E4%BC%AF%E8%B5%B7%E4%B9%89#cite_note-4

瓦哈比主义具体介绍：瓦哈比派（阿拉伯语：وهابية‎‎ Wahhābiya(h)；阿拉伯语：ألدعوة ألوهابية‎‎ ad-Da’wa al-Wahhābiya(h)），也叫瓦哈比（派）运动、瓦哈比主义，是兴起于18世纪中的一股原教旨主义伊斯兰教逊尼宗的一脉，以首倡者穆罕默德·伊本·阿布多·瓦哈比（1703－1792年）而得名，但信徒不喜欢这个称呼，一般自称一神论者（也译认主独一者）（Wuwahhidun），意即称自己为唯一真神的信徒。该派在教义上极端保守，可以说属于极右派，信徒主要集中在沙特阿拉伯[1]和卡塔尔。

主要主张

  1. 回到穆罕默德时代，回到《古兰经》中去
  2. 净化信仰（唯一神论）
  3. 反对异端行为（如世俗化、圣徒圣墓崇拜、什叶派、苏菲派等，日常生活中音乐、舞蹈等娱乐活动皆为禁忌[5]）
  4. 使用伊斯兰教法
  5. 摧毁黑石和克尔白，消灭偶像崇拜
  6. 对所谓异端和异教徒进行圣战，[6]以伊斯兰之名征服世界。[7]

瓦哈比思想主要传播于阿拉伯半岛，以及埃及、苏丹、利比亚、尼日利亚、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地，并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不少地区都有影响。瓦哈比后与沙特阿拉伯德拉伊耶的绍德家族领袖穆罕默德·宾·绍德合作，促成了后来沙特阿拉伯的成立[8]。

沙特阿拉伯政府在世界各地推广瓦哈比派信仰，包括每年耗资20至30亿美元资助世界各地宣扬瓦哈比派教义的清真寺和伊斯兰学校。[11]

但瓦哈比派带有暴力色彩，他们高举伊斯兰圣战的旗帜，被认为是宗教极端主义[12][13][14]，容易产生恐怖分子。例如，恐怖分子本·拉登是瓦哈比派的信徒[15]

来源：https://zh.wikipedia.org/zh-hans/%E7%93%A6%E5%93%88%E6%AF%94%E6%B4%BE#cite_note-16

沙特死刑制度（禁止同性性行为，呵呵，而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列宁和托洛茨基就废除了沙俄压迫LGBT的法律）：沙烏地阿拉伯在瓦哈比派伊斯蘭教法的規範下，擁有嚴格的死刑制度，執行數也名列多國之前。在2013年，該國共有79名人犯被處決，其中外國人將近一半[1]。行刑時採取公開的方式，最常見是用劍斬首受刑人[2]和石刑[3]，其次是把受刑人釘死於十字架上[4]。

以下是觸犯而會被被處死刑的法律：

公開斬首及石刑已經在國際間引發不少批評的輿論[14]。外國籍勞工遭到處決的事件也引發批評，其中2011年9月一名來自蘇丹的民工因為「施行巫術」的罪名而被斬首[15]，國際特赦組織對此以「慘不忍睹」表達譴責[16]。2013年1月，一名來自斯里蘭卡的女傭Rizana Nafeek因為照顧雇主的小孩不慎而使小孩窒息身亡，被法院判處斬首[17]，斯里蘭卡也因此召回大使[18]。根據國際特赦組織的統計，2010年至少​​有27位外籍民工被處決，且截至2013年1月共超過45個外籍女傭在死囚牢房等待處決執行[19]。

来源：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2%99%E7%89%B9%E9%98%BF%E6%8B%89%E4%BC%AF%E6%AD%BB%E5%88%91%E5%88%B6%E5%BA%A6

各种践踏人权：（Abdulkareem Al-Hawaj）16岁时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抗议图片及视频，已经成为导致他最终被判死刑的罪名。他被捕后的前5个月一直被关禁闭，审前关押期间无法会见律师，并且屡受狱方的酷刑虐待。（比共匪残忍多了，共匪至少不会因为发抗议图片就直接判死刑。）

来源：https://zh.amnesty.org/more-resources/news/%e7%a4%be%e4%ba%a4%e5%aa%92%e4%bd%93%e4%b8%8a%e5%8f%91%e5%b8%83%e6%8a%97%e8%ae%ae%e5%9b%be%e7%89%87%ef%bc%8c%e6%b2%99%e7%89%b9%e5%b0%91%e5%b9%b4%e8%a2%ab%e5%88%a4%e6%ad%bb%e5%88%91/

（贝鲁特）－人权观察组织今天表示，沙特当局从2018年5月15日至今已逮捕七位知名女权人士。这些维权人士长期倡导废除女性驾车禁令和歧视性的男性监护人制度。被捕者包括埃曼・纳夫贾（Eman al-Nafjan）和卢嘉茵・哈斯罗尔（Lujain al-Hathloul），以及两名男性维权人士，但当局尚未说明逮捕理由。

纳夫贾和哈斯罗尔多年来公开倡议终结对女性的歧视。她们曾在2016年9月参与14,000多人联署一份声明，要求萨勒曼国王废除男性监护人制度。根据沙特男性监护人制度，女性出国旅行、结婚或申办护照都必须得到男性监护人的同意。监护人可能是她们的父亲、丈夫、兄弟，甚至儿子。她们并曾在官方宣布将于6月解除女性驾车禁令之前，参与抗议禁令的运动。

当局曾于2014年11月逮捕哈斯罗尔，因为她独自驾车从阿布达比抵达沙特边界，并企图越界。她被关进少年监狱73天，直到2015年2月释放。2017年6月，她在达曼（Dammam）机场再度遭当局拘捕，数天后获释。

沙特当局长期压迫从事和平抗争的社运和异议人士。2011年起，法院定罪近30位知名社运和异议人士。许多人被判10到15年重刑，罪名含糊笼统，专门用来对付和平异见人士，例如“背叛君主”、“挑拨离间”、“煽动舆论”、“成立未注册组织”，以及2007年反网络犯罪法的模糊条款。

2014年起，沙特当局几乎把所有和平异议人士都送上特别刑事法庭，即沙特阿拉伯的反恐法庭。

来源：https://www.hrw.org/zh-hans/news/2018/05/18/318122

針對沙特阿拉伯的法令及人權紀錄，人權觀察、國際特赦組織及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等組織曾批判，尤其是針對女權問題[23]，例如沙特阿拉伯曾是禁止女性駕車的國家之一[24]，官方聲稱這樣是為了將女人「像寶貝一樣小心呵護」，至2017年沙特阿拉伯政府宣布解除這一禁令，将于2018年6月起允许女性驾车，女性屆時將可以申領駕照。該國希望这这项决策能改善国家形象，同时也能促进经济发展。[25]其他疑似侵犯人權的行為，沙特阿拉伯政府通常將這類報導斥責為謊言，或以伊斯蘭的沙里亞法規證明其合法。

2000年，沙特政府通過了十月立法，宣佈將履行聯合國禁止酷刑公約下的部份義務[26]。基本法第五章第26條載明：“國家按照沙里亞法規保護人權”[27]。2002年，聯合國反酷刑委員會批評了沙特阿拉伯的鞭刑和截肢刑罰。沙特阿拉伯代表團則以伊斯蘭教傳統為由，拒絕了外人干預它的法律系統[28]。

沙特阿拉伯政府在國內實施網絡審查（過濾）[29]。沙特阿拉伯的一名博客作者Fouad al-Farhan因為批評沙特阿拉伯的政治、經濟和媒體人物，從2007年12月起遭到監禁[30]。

来源：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2%99%E7%89%B9%E9%98%BF%E6%8B%89%E4%BC%AF#%E5%8F%B8%E6%B3%95%E4%B8%8E%E4%BA%BA%E6%AC%8A

看到这些之后，如果有人还把沙特的盟友美国当成“民主灯塔”“历史终结”之类的，那么我只能说他脑子进狗屎了。

Posted on

科学其实也很脆弱：李森科事件——苏联生物科学史上的重大悲剧

（写在前面：李森科事件是典型的一神教极权造成的悲剧，苏联那些有良知的生物学家们遭受了和阿斯科里维萨里伽利略布鲁诺等人一样的迫害。至于斯大林，当然是斯大林教的教主了，斯大林本身就在东正教教会混过，后来模仿东正教创立了斯大林教，而毛贼在斯大林教的基础上创立了毛教。）

——节录《造就适者–DNA和进化的有力证据》肖恩·卡罗尔 著 杨佳蓉 译 钟杨 校

作者简介：

肖恩·卡罗尔（Sean B.Carroll,1960-）,美国科学院院士，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研究员，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遗传学教授。他是当代的一流生物学家。

【后记】前置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李森科主义在苏维埃科学院被投票否决。至此，李森科丧失了在苏联生物学界的垄断地位。李森科主义没有实现苏联人“面包会有的”的理想，反而使他们的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工程学遭到了不可救药的落伍，苏联失去了两代现代生物学家。

历史的教训在于给人类以教益。科学完全走出政治强权的阴影，完全走出李森科之流的阴影，这在今天仍然是人类的一项艰巨的任务。控制论的创立者诺伯特·维纳的话提供了这一事件的反思：“科学是一种生活方式，它只在人们具有信仰自由的时候才能繁荣起来。基于外界的命令而被迫去遵从的信仰并不是什么信仰，基于这种假信仰而建立起来的社会必然会由于瘫痪而导致灭亡，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科学没有健康生长的基础。” http://www.china.com.cn/chinese/zhuanti/xxsb/580967.htm

 

李森科（Trofim Denisonvich Lysenko,1898-1976）是一个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农夫，却成为最高苏维埃的代表，并且跻身三个学术机构的会员，还担任苏联科学院遗传学研究所的所长。他曾3次被授予斯大林奖，获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呼，还8次获得代表最高荣誉的列宁勋章。李森科掌控苏联的生物、农业和医药等领域，时间超过25年。

他同时也将之摧毁。

1147313zt3s5s73c879ss1.jpg.thumb.jpg

李森科

 

李森科的故事很长，相关书籍有好几本，内容都是描写他的崛起，他的政治阴谋，他对斯大林“大清洗”行动的贡献，还有，尽管他科学素质低下，却像乌云般长期笼罩苏联生物学界。其中最感动人心的两本记述，出自李森科和当时苏联政治体制之下的受害者梅德韦杰夫（Zhores Medvedev）和索厄费尔（Valery Soyfer），前者的《李森科浮沉录》（The Rise and Fall of T.D.Lysenko），后者的《李森科和苏联科学悲歌》（Lysenko and the Tragedy of Sobiet Science），都是勇者笔下的巨著，作者为了真理作出重大的自我牺牲。

对于这桩重大悲剧，或者科学家们反抗李森科之后所遭遇的苦难，我无法在简短的叙述中作出什么评述。我会把重点放在一些关键的转折点上，显示李森科在当权时期对苏联生物界的毁灭性作用。

20世纪早期，孟德尔学说复兴之后，摩尔根（T.H.Morgan）引领了基因和遗传特性的研究，他用果蝇做实验，在遗传学领域有了前瞻性的重大发现，因而在1933年获得诺贝尔奖。人们终于知道基因是细胞内的特殊成分，也是突变发生之处，这些认知解释了物种的异同。遗传学立刻成为全世界的关键学科，在苏联也不例外。

然后李森科登场了。

李森科原在阿塞拜疆的占贾植物育种站担任助手，被委派了一项简单任务，这成了他暂露头角的工具。他的主任瓦维洛夫（Nikolai Vavilov）是苏联当时著名的生物学家，曾在贝特森门下学习。贝特森是英国科学家，他将孟德尔的学说推广到全世界，并且发明了“遗传学”这个词。瓦维洛夫也曾环游世界，搜集了许多植物标本，享誉国际。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农业专家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快速提高农作物产量。在农业集体化时期（1928-1932年），苏联遭受到农作物歉收和牲口锐减的双重打击。

李森科尝试移植来自更高纬度的植物。他选了豌豆，这些豌豆应该可以撑到冬季，并在春季种植棉花时成了牲口的饲料。他很幸运，第一年冬天不太冷，他的计划相当成功，《真理报》（Pravda）大肆宣传李森科的成果，还把他封为“赤脚教授”，说他“现在拥有追随者、学生、还有块实验农田。农艺领域的杰出人物在冬天造访育种站，站在绿油油的农田前，感激地握着他的手”。这个愚鲁的小农夫见识到了宣传的力量。但是他的实验成功记录未能保持，第二年的冬季豌豆失败了。

他接着把注意力转向“春化处理”：夏季的农作物留下的种子经过低温干燥处理，便可在冬季派上用场。当他父亲在村里的农田种下春化处理过的小麦，他吸引了更多来自《真理报》的目光，随着成功的“实验”而来的，是许多歌功颂德的报道，宣称那是“非比寻常的大发现……来自卓越的实验数据”，以及“伟大的观点，前途不可限量”。索厄费尔将可资利用的证据加以归纳，得知这些收成数据都是假的，并解释为何会有这些报道：

他们马上相信奇迹的力量，认为手中握有无限希望。他们都被点石成金的虚假承诺所引诱，不肯面对现实、努力工作、巩固农业的基础。光明的未来就在前方，整个苏联生活在不切实际的神话与幻想中。普通的劳工大众就能创造出奇迹……这样的观点很符合他们的胃口。

李森科提倡春化作用，被提拔到新设在敖德萨的春化部门，就在那里，他发展出一套解释春化作用的理论。理论的基本原理是：植物的遗传变异是对环境影响的响应。这完全是拉马克学说的概念：生物能将自身得到的能力特征传给下一代。在当时的苏联，这个理论受到

广大回响，因为它引导大家由自然联想到人类，二者都可以塑造成合意的样貌，而且不受历史或遗传限制。

李森科对正在兴起的遗传学的认识仅限于皮毛，论战就此爆发。李森科与其他遗传学家（包括他的前辈瓦维洛夫）之间的冲突，成为苏联生物学接下来20年的写照。

李森科声名远播，农业部官员只听他们想听的。李森科的下属们很快就懂得，只能让他看他想看的结果。在他的方针之下，春化作物尚未经过进一步检验，就开始大量种植，在上一批作物种植失败的案例被写入记录之前，另一批作物又种了下去。李森科发表的种植成功记录多半只是个案或错误的数据，大部分都缺乏严格的实验对照。

李森科的“成功”，给使用遗传方法改良作物的育种人员造成了相当大的困扰，遗传育种缓慢而稳定的上升成果无法满足领导，当局要看到的是迅速上升的数据。

李森科与他的助手用“实践”结果来吸引注意力，在他们和那些做“纯科研”（比如研究果蝇）的科学家之间关系的紧张度节节上升。对正处于压力之下的苏联农业而言，遗传学可能成为绊脚石，况且它好像没啥效果，所以说遗传学是“有问题”的。尤其是，它是西方科学家提出的，形同资本主义的走狗。

李森科平步青云，对遗传学的攻击也随之变本加厉。针对遗传学而提出的“新理论”当中，李森科彻底否认基因，也否定世上有任何会自我复制的物质存在。

李森科的遗传学家之间的对垒更加公开、频繁、激烈，遗传学和恐怖的纳粹法西斯主义甚至被画上等号。与此同时，李森科的农业计划可说是连遭灾难：春化小麦田一片贫瘠，蔬菜供应量下降，一项马铃薯项目完全失败。长久以来食物短缺的情况因此更加恶化，遗传学家得到机会反击，群起讨伐：“如果大学者李森科能稍微顾及现代遗传学，他的工作会轻松许多……他否定遗传学和选择的遗传基础，却又没能发展出任何新的理论。”

1939年，双方进行了一场“公开”讨论，身为李森科昔日道是和支持者的瓦维洛夫毫不留情地批评道：“李森科不只是在和苏联的遗传学家作对，也在和现代生物学作对……他打着先进科技的旗帜，要我们回归19世纪前期的过时思想……我们要维护的是具有创意的理论、精确的实验，还有苏联及世界的现实。”

李森科如是回应：“我不承认孟德尔思想……也不认为孟德尔和摩尔根的遗传学是现代科学。”

1939年在爱丁堡举办的国际遗传学大会，连同身为大会主席的瓦维洛夫在内，没有一个苏联科学家出席。后来瓦维洛夫被判枪决，写了枪决，写了许多诉状后终于获准减刑，最终惨死狱中，时年55岁。

114825eqo5xagehsqqoget.jpg.thumb.jpg

瓦维洛夫

“李森科主义”笼罩苏联生物学界多年，直到1953年。1953年也是生物学值得大书特书的一年：沃森（James Watson）和克里克（Francis Crick）揭晓了DNA的双螺旋机构。所以说，遗传学本质已有了铮铮铁证，这能使得风向转离李森科和他的党羽吗？

才怪。

来源：blog.sciencenet.cn/blog-622531-773528.html

 

Posted on

国企改制与工人抗争 (一)

1997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五大决定对中国的国有企业进行彻底的改造。从此，国家开始通过破产、倒闭、出售、兼并和股份制改造等手段对众多的中小型国有企业进行改制。过去国家为了维持这些在战略上并不重要的中小型国有企业在财政上背上了沉重的包袱，现在国家希望通过对这些中小型国有企业的所有制和管理制度的改革，把它们推向市场，在财政上摆脱它们所造成的沉重负担。

这一改革的经济成效究竟如何，人们仍有争论。但是，它所造成的严重的社会后果，却是有目共睹的。其中的社会后果之一，就是国有资产的流失，正如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的，国有企业的资产正在迅速地流失到企业原来的管理者手中，或者一些私人老板手中（Ding，2000），情况类似於曾经在前社会主义国家发生过的“自发私有化”现象。这已经提出了在改革造成的利益分配中“谁得到了什麽”这一政治学的基本问题（Ding，1999）。然而，个人对国有企业的资产的侵夺并不是“谁得到了什麽”这一问题的全部。企业改制还对工人的利益造成了制度性的侵蚀，因为改制包含>一系列针对工人的严厉措施：如集体下岗、福利丧失、工作条件恶化等，虐待工人的事件也时有发生。工人在丧失国家的有效保护，又没有自己的组织的情况下，日益成为“市场鞭子”和管理者专制的受害者（Lee ，1999）。

尽管大多数工人对於这些发生在他们身边的、威胁或损害他们利益的事情采取了逆来顺受的态度，但是，也有一些工人开始打破沈默。为了制止或纠正这些他们认为是对他们的利益的不公正、不公平的剥夺，他们甚至开始用对抗的方式进行抗议。工人对企业改制的抗议反映了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正在出现的经济冲突。就其基本诉求，抗争方式以及结局来看，这种抗议同私有企业工人的抗议活动和下岗工人的抗议活动，都有所不同。本文力图通过对工人针对这种改制活动所进行的抗议活动的考察，回答以下问题：国有企业工人针对改制进行的抗议活动的要求是什麽？他们提出这些要求的依据是什麽？是什麽因素决定了他们抗争的方式？影响>他们抗议活动的结果的主要因素是什麽？这些抗议活动，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工人对经济转型的立场和态度？

本文的研究主要依据作者在上海市和河南省洛阳市[1]收集的资料以及《工人日报》刊登的一些个案。这些资料说明，对於企业改制，工人具有强烈的抵触情绪。因为许多企业的改制完全剥夺了他们参与的机会，无视他们的基本利益，损害他们的合法权益。工人的抗议就是这种情绪的反映。但是，他们在抗议中提出的要求，具有明显的“道德经济学”倾向。换句话说，工人在抗议中诉诸的权利观念，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根植於旧的计划经济体制的那种权利观念。他们尚未能够依据已经变化了的所有制关系，重新理解和定义自己的权利，并为争取这种权利而斗争。这说明工人对企业改制的抗议，并不反映他们已经产生明显的阶级意识。目前的政治体制限制了工人认识和保护护自身利益的能力。

对改制的抗议：集体行动的框释和制度定位

在过去十年中，随>工业关系的转型，中国的工业冲突急剧增加。根据中华全国总会提供的数字，1992年到1997年间，每年卷入劳动纠纷的工人数大约在126万（全国总工会研究室，1999：40）。另外一份官方资料指出，1995年，在30多个城市发生的与工人有关的示威活动中，卷入的人数就超过了100万（FBIS-CHI-96-007，19April 1996）。据报导，1998年，参加这种示威的工人数一下子就增加到了360万（South China Morning Post，26March 1999）。这些示威的绝大部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就是它们基本上都是工人自发（或声称是自发）的集体集体行为，主要是为了抗议不断恶化的工作条件、日益增多的侵犯工人权益现象，以及经济转型造成的工人生活水平的下降。但针对企业改制的抗议活动，在集体行为的框释（collective action framing ）和制度的定位（institutional location）上与其他形式的劳工抗议有所不同。在这里，“集体行动框释”是指参预集体行动的人们用以解释自己处境的一种共同认知和意识，它帮助人们确定他们面临的问题，问题的原因，并对问题作出道德判断。这种共同认知和意识是集体行动的必要条件。它使个人的愤慨集体化，激发集体行动，同时用以证明这种行动的合法性。社会运动中的集体行动都有一个“框释”的过程，使人们形成对其本身社会处境的不公正及其来源的集体判断和认识（Tarrow，1998：109-11）。那麽，“集体行动框释”是如何形成的？它以什麽为基础？研究社会运动的学者指出，这种“框释”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行为者、媒体、社会成员共同对事态进行解释、定义和提练”（Klandermans ，1997：44）。在集体行为的动员阶段，“框释”的建构，主要依靠公共话语的形成和说服性的沟通，而集体行为的发生，有赖於人们提高对问题的共同意识。（同上，1997：45-52）。

但是，我们现在讨论的工人抗议活动与研究社会运动的学者所提到的“社会运动”并不完全相同。西方学者通常把社会运动被定义成“一种集体性的挑战，它以共同的目的和社会团结为基础，通过精英、反对者和权威的持续性的互动表现出来”（Tarrow，1998：4）。本文讨论的工人抗议活动不是这种意义上的社会运动。它只是一种自发的抗争性聚集（contentiousgathering ）。由於这种活动基本上发生在一个没有公共辩论、共识动员和工人运动的背景之下，工人缺乏可供解释自身处境和定义自身权利的的另类的观念资源。因此，同旧经济体制相联系的意识形态□即原来关於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观念□就成了愤怒的工人们抗议“社会不公正”的根据。也就是说，旧的官方意识形态成为工人集体行动框释的基本要素。虽然中国的市场经济早已不可逆转，但官方从未公开放弃社会主义的口号以及工人阶级地位（“主人翁”）的说教。以官方的说教来证明现实的不合理并进行抗议，是许多社会中弱势群体争取自身的合法权利的方法，因为官方很难公开反对来自本身说词的那些主张。这种现象被学者称为“合法抗争”（rightful resistance ）（O ‘Brien ，1996：31-35）。但问题是，这种官方的说词与实际的市场经济关系已毫不相干，以那些过去的观念作为权利的根据，已经不现实。它反映了工人的怀旧情绪，同时也说明，工人抗议改制时，除了过去的意识形态外，没有其他话语系统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

本文的另一个论点是抗议改制的方式方法和后果很大程度上同工人的制度定位有关（Pivenand Cloward ，1977：18-23）。我在这里所关心的并不是导致抗议产生的“机会结构”[2]，而是抗议的制度背景，这种制度背景影响工人解释和表达自己不满的模式（Tarrow，1998：110）□□即工人们提出要求的方式、抗争的方法和抗争的后果。这一分析是制度研究中最常见的思路，即考察人们在认定自己的利益和采取相应行动的过程中，制度结构发挥>什麽样的作用。在这篇文章中，“制度定位”指的是一种工业制度，它以一种所有制结构为基础，这种所有制结构决定了具体的劳动关系。我的观察是，不论是提出的主张、抗争的方式，还是斗争的后果，工人抗议改制的活动都与其他两种工人抗议活动（私营企业和下岗工人）都有所不同，这种不同很大程度上与制度定位有关。

中国的工人目前生活在>种不同的制度定位之中，把针对改制的工人抗议与其他两种在不同的制度定位中产生的工人抗议相比较，有助於我们了解前一种抗议活动的特徵。

第一种类型的工人抗议活动发生在私营企业，一般表现为自发的罢工或者集体性的消极怠工，这种抗议活动主要针对的是拖欠工资、恶劣的工作条件、强制加班、克扣工资等剥削行为。这种抗议活动的制度背景是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关系，这种所有制关系现在是合法的，也是受到国家保护的。在这种制度定位下，抗议的工人（主要是农民工）并不是挑战他们工作场所的所有制关系。他们的抗议活动主要是针对劳动过程、工作条件或严重侵犯工人权益的现象。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不会对他们的处境或种社会地位提出异议。他们的抗议一般并不是为了争取更好的条件，而只是针对是那些过份野蛮和非人性的做法。这是资本主义工业化初期的普遍现象（Katznelson and Zolberg，1986），无论在西方和第>世界都出现过。中国私营工人抗议活动与其有相似性。

第二种工人抗议活动是由下岗工人进行的，参与这种抗议活动的人过去都是国有企业的正式职工，后来他们突然发现自己面临>一种生存危机，而且他们认为企业管理者的腐败行为加剧了这种生存危机。尽管他们认为那些管理企业的人应该为他们的遭遇负责，但是，他们并不进行罢工，他们也没有办法罢工□这是因为他们已经离开了工作岗位，换句话说，他们已身处工业制度之外，从而失去了用罢工表达抗争的机会。因此，他们的抗争方式是街头骚乱、围堵政府机关、堵塞铁路、公路等重要的交通要道，他们以此来引起公众对他们目前状况的关注，迫使有关部门采取相应的措施。但是，他们所要求的仅仅是维持一种最低的生活保障，而不是恢复以前在社会主义父爱主义制度下所享有的种种待遇（Chen，2000）。

国有企业工人反对企业改制的抗议活动则代表>另外一种努力，进行这种抗议活动的工人认为，他们所在企业的这种改制方案有损於他们的经济利益，因此他们要努力阻止这种方案。与第一种工人抗议活动不同，进行这种抗议活动的工人，并没有处在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关系之下，尽管随>企业改制计画的推行，他们可能会被迫接受这种所有制关系。卷入这种抗议活动的工人的主要动机，也是为了自己的生存，就这一点而言，他们的抗议活动与下岗职工的抗议活动没有什麽不同。他们非常清醒地认识到，如果他们不反对这种改革，下岗工人的今天可能就是他们的明天。

但是，就采取行动的时机和提出要求的具体内容来看，反对改制的抗议活动又与下岗职工的抗议活动有所不同。我以前的研究说明（Chen，2000），大多数下岗工人抗议活动都发生在他们下岗数月甚至是数年之后，而且这些抗议者都经历了一个没有任何收入的时期。他们的下岗主要是由企业破产、倒闭、兼并或重组造成的。尽管他们中的一些人还与原单位保持>正式的劳动关系，但是，他们实际上早已离开了自己的工作岗位。对他们来说，抵制影响他们生计的改制方案，为时已晚。导致他们进行抗议活动的直接原因，是他们心中长期积累的愤怒，但是，他们所要求的往往只是从当地政府那儿得到一点生活补助。因此，他们的抗议活动不可能对他们企业的改制方案产生任何直接的影响，因为这些方案已经完成。

然而，本文所讨论的抗议企业改制的活动是由“突发性的的愤怒”造成的（Walsh ，1981），常常是一项改制方案刚一出台，工人的这类抗议活动就爆发了。因为工人意识到，这一方案的直接后果可能是他们成批的下岗，他们非常清楚，如果这些改制措施强制实施，他们的生活将会如何。因下岗带来的痛苦在社会中早已到处可见，许多工人目睹或亲身经历过这类事情。因此，参加抗议活动的人决定在它发生之前就去阻止它，即使阻止不了，至少也要争取他们的基本生活在企业改制之后能有所保障。因此，在这种抗议活动中，对未来生活的焦虑就转变成了对企业所有制的深切关注和参与企业改制过程的强烈愿望。官方过去长期宣传的社会主义国有财产观念是工人们产生这种要求的基础，这种观念认为工人对这一国家财产拥有权利。国有企业工人的这种抗议活动主要是想达到两个目的，制止实行有损於他们利益的改制方案，或者通过抗争来争取一个讨价还价的机会，保证改制后的基本生活待遇。

抗议的原因

企业改制是造成工人不满的主要原因，它在劳动合同、工资、福利、津贴、养老金、失业补偿、劳动条件等一系列问题上引发工人和管理者之间的争议。虽然我们现在仍然无法获得因此而导致工人进行抗议活动的全国性数字，但是，散见於官方媒体和海外媒体上的有关报导显示，企业改制是导致冲突的导火索。有些地方政府已经公开地承认了这一点。例如，河南省工会的一份报告指出，1997年的工人抗议活动中，有37.7％是由於改制过程中侵害了工人的合法权益引起的（河南省总工会办公室，1999）。上海市工会也将集体抗争产生的原因归结为企业改制（上海市总工会研究室，1999：353）。

在导致工人进行抗议活动的各种因素中，集体下岗是最具爆炸性的。许多导致集体下岗的改制措施都打>“减员增效”的旗号。然而，国有企业担负重要的社会保障功能，在尚未建立起一个新的社会保障体系之前，下岗对许多工人和他们的家庭而言就意味>失去收入、福利和起码的生活保障。所以，工人对集体下岗的反应会非常强烈和情绪化，也就是说，集体下岗很容易导致他们采取集体行动。请看以下事例。

●上海正泰橡胶公司决定进行大规模重组，与另外两个工厂合并，同时宣布所有45岁以上的男职工，44岁以上的女职工下岗，所有的下岗职工可以在>周内与公司签署一项下岗合同，按照这一合同，在以后两年中公司每月给该职工提供300元的生活费。如果在>周内没有与公司签署这种合同，将被视为自愿辞职，这就意味>你自动放弃了要求补偿的权利。这些措施一宣布，立即有一千多名职工表示他们拒绝签署这种合同，他们还走上街头进行了长达两天的抗议活动。工人还打算到市政府游行，后来因政府官员答应重新考虑原来的改革方案，工人才放弃了这打算（《明报》7March 2001）。

●上海协昌缝纫机公司计画与飞人缝纫机公司合并成一个新的股份制企业。按照这一合并计画，该公司原有的>个车间关闭，400多人下岗。这一决定刚一宣布，立即在工厂内造成了一个自发性的工人聚会，而且工人随后又走上街头游行，要求公司管理者对这一决定做出解释（访谈调查，January 2001）。

●海南省的一个县政府决定将价值1.18亿元的国有企业长江糖厂出售给私人老板。这笔交易将造成该厂200多工人下岗，而且这些下岗职工得不到任何补偿。面对下岗威胁，该厂60名具有复员军人身份的工人自发地聚在一起商量对策，寻找保护工人利益的办法，他们准备到县政府进行集体上访。后来他们给省工会递交了一份有505名职工签字的上访信，要求省工会派人来解决这一纠纷（《工人日报》，22July 1999）。

虽然集体下岗频繁地引起工人抗议活动，但是，它并不是激起工人反对改制的唯一因素。即使没有下岗的威胁，如果工人们认为企业改制有可能迫使他们忍受更加苛刻的工作条件，他们也可能起来反对企业的改制措施。SL集团公司是河南省一个城市的一家中型食品加工厂[3]，在经历了>年的财务困难之后，为了维持企业的生存，公司的决策层决定将这家企业租凭给一个私人老板，租赁时间是八年，租赁金总额是500万元。这一决定一出台，立即遭到了工人们的强烈反对，因为他们担忧，新的经营者接手之后，有可能让他们集体下岗。几百名工人因此而走上街头，并且用大卡车堵塞了这个城市的交通要道。但实际情况是，新来的老板并没有打算让工人们下岗，而且还准备把工人的月工资提高到800元，按照当地的标准，这已经是很高的收入了。为了说服工人们接受这个改制措施，公司专门组织工人代表去参观了这个私人老板所拥有的一家企业，想用这家企业经营良好的事实打消工人们对这位私人老板的顾虑。

然而，公司组织的参观活动，不仅没达到预想的效果，却强化了工人们对这位私人老板的抵触情绪。尽管被参观的企业的职工事先都受到警告，不许对来参观的工人代表“乱说”，这些去参观的工人代表还是想法与这家企业的一些职工进行了私下交流，从而发现这家企业管理工人的手段之苛刻，远远超过了他们的忍耐程度。在访谈调查中，SL公司的一些工人对我们说，这家私人企业的工人一天要工作12个小时，一周工作7天。而且工人们每次上班前都要提前半个小时到达，排好队，听工头训话，然后，再象军队一样排队跑步进入车间。在工作过程中，劳动强度很大，需要来回移动时，为了节省时间必须跑步前进。工资的标准听起来很高，但是，管理者经常利用工人所谓的“错误”克扣工人的工资。例如，如果在窗户玻璃上发现一个污点，就要扣清洁工几元钱。上厕所的时间也受到了限制，超时也要罚款。

工人代表在参观一个车间时，在一块黑板上看到了对工人进行处罚的记录，其中一个人一天被罚了>次，总额达60元。他们从这家企业的工人嘴里了解到，在进行了各种克扣之后，许多工人一个月的收入只有>四百元。各种克扣达到了名义工资的40-50％。这家企业的一位工人对工人代表说，“不论你如何努力，你都拿不到你想拿的工资，因为你不可能没有一点小差错”。因为不堪忍受这种苛刻的管理，这家企业的绝大多数老职工都先后离开。现在这家企业的大多数职工，都是当地的农民工。

当这些工人代表参观完这家企业回来之后，他们把他们的所见所闻告诉了没有去参观的其他职工，大多数职工认为他们没有办法接受这种苛刻的管理，反对将企业租赁给这个私人老板的呼声也变得更加强烈了。由於工人的抵触情绪越来越大，SL公司的管理者被迫接受工人的要求，就企业的前途进行全体投票。结果可想而之，压倒性的多数投票否决了将企业租赁给这位私人老板的方案。

管理层的腐败也是激起工人抗议的一个因素，尤其是当工人们认为这种腐败严重地侵犯了他们的利益的时候。在上海第二皮鞋厂进行股份制改革时，该厂的管理者提出一个方案，这个方案只允许管理层拥有股份，剥夺了工人拥有股份的权利。[4]而且工厂的管理者还对工厂资产的有关情况进行隐瞒，想方设法从工人身上谋取好处。[5]这个方案一公布，工人就愤怒了。他们认为，工厂的领导是想通过改制谋取好处，想把工厂的财产装进个人的腰包，直接把工人的钱变成他们自己的钱。由於政府部门没有对他们接连发出的上访信做出及时的反应，工人们开始集体上访。在2000年6月到8月的>个月的时间内，他们到市政府上访4次，每次参与者都有100多人。工人们的集体行动最后迫使政府部门出面干预，这一改革方案也因此胎死腹中。

另外一个案例发生在吉林省吉林市，当地法院决定对吉林市印刷厂实施强制破产。按照法院的裁决，该厂的2130万资产属於该厂的1253名职工，这些职工每人可得15000元的买断工龄费。然而，这个厂的管理者并不想执行法院的裁决，工厂领导与某些管理人员串通一气，想以改制的名义将这笔资产转入一个新办的公司。所有参与串通的人都可以成为新公司的股东，而普通工人则得不到任何补偿。为了防止他们转移资产，工人们一怒之下占领了工厂，而且向法院提出了诉讼，他们还派出代表>次到北京告状（《工人日报》，22July 1999）。

显然，造成工人下岗或者对工人有其他不利影响的企业改制，现在比前几年更加容易导致工人的抗议活动。1995年和1996年，企业改制刚刚开始影响到工人的生活，工人们似乎平静地接受了这一现实，因为他们觉得困难也许是暂时的。但是，因为企业越来越不不景气，就业市场上的下岗工人越来越多，寻找其他工作也越来越困难，他们的希望破灭了，他们发现，暂时的困难正在变成永久的痛苦。这种社会经历极大地影响了那些尚未下岗的工人，使他们对任何一种对他们不利的改革变得敏感起来。工人们对下岗后的艰难处境的恐惧，是最近几年反对改制的工人抗议活动不断增加的主要原因。

观念与抗争方式

工人们在为他们反对企业改制的抗议活动进行辩护时，主要诉诸的是旧的社会主义理论中关於国有企业所有权的概念以及政府有关企业改制的规定。今天处境艰难的这一代工人，过去曾被官方的“工厂是公有财产”“工人是企业主人”的教条教育多年。尽管他们中的许多人对这类说教并不以为然[6]，但是，工人们还是坚持认为，既然他们把自己的一生都贡献给了企业，对於任何可能影响他们利益的变革，他们应该拥有发言权。相关的劳动法和政府有关企业改制的各种规定也有助於工人对这些漠视他们利益的改革进行“合法抗争”。

工人们普遍认为，他们被完全排除在企业改制的决策过程之外，是不公平的。许多企业的改制过程都与我上边提到的例子一样，具体的方案完全由管理者在幕后制定，方案的具体内容在它们正式宣布之前一直对工人保密。官方的政策规定，在制定一个重大的改革方案时，尤其是与工人利益相关的改革方案时，必须与工人协商[7]，但是，在实际操作中，管理者很少这类问题在企业内与工人进行公开的讨论。管理者的理由是，在这种改制过程中，工人经济地位的改变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因此，进行这种公开讨论只能造成混乱，阻碍改制的顺利进行。另一个经常的原因是，管理者刻意要将工人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以便他们隐瞒一自己想从企业改制中捞取一已私利的意图。

而工人们认为，没有他们的同意，管理者无权改变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国有企业是公有财产，他们对这些财产也拥有相应的一份权利。这种权利观念是私有企业中的工人们所没有的。正如长江制糖厂的工人们在他们写给省工会的信中所写的：

是否改变所有制的形式的问题应该由工人民主地确定。县政府不能单方面地决定这一问题……工人是企业的主人，也是改革的主体。没有经过职代会同意就改变企业的性质，没有与工人打招呼就变卖企业，都是对工人民主权利的严重侵犯。我们要求归还我们的民主权利。（《工人日报》，22July 1999）

工人对工厂财产提出权利要求并不是对官方辞汇的一种简单地利用。他们在旧体制下与企业度过的共同岁月支撑>他们的这种权利要求。因为大多数工人几乎一生都为一家国有企业工作，而且他们用低工资的方式，为企业的财富积累做出了贡献。他们从内心深处认为，工厂不仅是“他们”（厂长）的，也是“我们”（工人）的。所以，当太原金属构件公司被出售给山西航太公司时，太原金属构件公司的工人和退休职工怒不可遏。因为他们了解到山西航太公司实际上只对倒卖他们公司的地皮感兴趣，对他们的生产业务毫无兴趣，这就意味>这个公司的工人不久将会失去自己的工作岗位，退休职工的养老问题也将失去了保障。当退休职工去找公司的经理讲理，却被告知说他们对工厂的政策已经没有了发言权时，他们反驳说：“我们白手起家，一块砖一块瓦地盖起了这座工厂，怎麽突然间我们对工厂的未来连发言权都没了？”一位工人说，“我们这一辈子都贡献给这个厂子了，我们决不允许任何人出卖我们工人的利益。我们将战斗到最后一个人”（《工人日报》，17January 1998）。

上海xx厂的工人们也有>同样的情感。一位工人说，“他们（厂长们）不能这样卖工厂，工厂不是他们的。它属於所有的工人。我已经在这儿工作了>十年，他们不能就这样让我回家。”对企业的情感依恋也在一幅标语中表现出来，这幅标语的内容是“还我工厂”，工人们打>这幅标语上街游行，反对把企业卖给私人老板（《工会资讯》，15October 2000）。具有这种情感的工人认为，对於直接影响他们生机的改革，他们有权参与，把他们排斥到决策过程之外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合理的。在一些工厂，这种情感转化成了对私有化改革的公开挑战。例如，郑州造纸厂的工人在示威时，在工厂的大门口张帖了一幅巨大的红布告，上边写>“改革不搞私有化！”（Li，2001）

由此可见，工人的这种抗议活动与其他两种工人抗议活动不同，在其他两种抗议活动中，工人提出的要求，主要是反对剥削，反对违背生存伦理的行为，是对这类行为的一种被动反应（reactive）（Tilly ，1976），而在反对改制的抗议活动中，工人对专断的改制措施的反应不只是被动反应性的，同时也是积极性的，即他们要求参预和力图影响与他们命运有关的改制决策过程。

工人的制度性定位，不仅影响他们对所有权的理解，也影响>他们的抗争方式。反对企业改制的工人与下岗职工一样，也采取了上街游行和堵塞交通的斗争方式。作为一个缺乏制度性渠道接近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源的社会群体，在公共场所进行群众性的集聚，是他们表达自己要求的一个主要方式（Munger，1981：75）。他们利用这种“破坏性力量”引起政府对他们的问题的重视，迫使管理者改变最初的改制方案（Piven and Cloward ，1977：69）。

但是，在反对企业改制的抗议活动中，这些抗议者也采取了另外一种独特的的抗争方式：“护厂”，即占领工厂，直接阻止企业改制的进行。他们或者把工厂的大门封锁起来，不让新的所有者进厂接管工厂的资产，或者占领整个工厂，使改制措施无法进行。他们用这种方法阻止对他们不利的改制措施的实施，迫使地方政府和企业的管理者对他们的要求做出反应。

例如，当SL公司的工人了解到他们的企业将被租赁出去，新的老板已经派自己的保安人员接管了工厂的时候，他们就采取了这类行动。他们冲进工厂赶走了这些保安人员，并以保护国家财产的名义，组织人员封锁了工厂的大门，防止新老板的保安人员再次进入（访谈，August 2000）。因出售太原金属构件公司而引起的冲突，也造成了类似事件。该公司的退休职工为了阻止山西航太公司接管他们的企业，占领了工厂。在他们占领工厂之后，约30名来自山西航太公司的保安人员在夜里偷袭了工厂，把两名“护厂队”的值班人员赶出了工厂的大门。但是，仅仅过了两个小时，几十名工人就冲进了工厂，又把这些保安人员赶了出去，重新“夺回”了工厂。在这一小冲突发生之后，山西航太公司立即贴出一个布告，禁止该厂原来的退休职工进入工厂，并且威胁说，要停发所有参与“护厂队”活动的人员的工资。但是，太原金属构件公司的工人并没有退缩，一方面，他们继续坚持他们的护厂活动，另一方面，他们开始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工人日报》，1998年1月17日）。

吉林市印刷厂的工人在抗议企业改制过程中的腐败现象时，也采取了这种斗争方式，大约400名工人参与了护厂行动。他们的护厂行动持续了五天四夜，一直到吉林市政府出面干预并答应通过法律程式解决纠纷之后才结束（《工人日报》，2000年8月25日）。江苏省大丰市双阳纺织厂的工人占领工厂的时间更长。西方媒体对这一事件进行了广泛的报导。据报导，1996年，作为一项改制措施，该厂强制4000名工人集资入股，许多工人都把他们毕生积蓄的一大部分投了进去，人均投入约5，000-6，000元。这笔钱对於这些普通工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数字，比他们一年的工资还要多。然而，2001年11月，这家工厂突然秘密地申请破产。工厂的老板和其他几位管理人员摇身一变，成了新组建的公司的老板。该厂的工人不仅不能追回自己的投资，而且还要签定一项新的劳动合同，在这项新的劳动合同中，他们的工资被削减了50％。工人们一怒之下开始罢工，并且占领了工厂。这座工厂被他们占领了11天，在他们被当地的员警驱赶出工厂之后，工厂的生产才逐渐恢复（Washington Post ，21January 2002：A1）。

工人们甚至用“护厂”的方法来对抗政府官员。例如，上海的一家工厂负债累累，它的上级主管部门想把另外一家工厂（一个塑胶厂）与其合并，通过合并来挽救这家负债累累的工厂。那家塑胶厂的工人听说合并的消息后，认为这种合并有可能影响他们自身的利益，决定用护厂的办法来阻止合并。当上级主管部门的党委书记和行政领导来到这家塑胶厂宣布合并的时候，他们吃惊地发现，工厂的几处大门都被愤怒的工人封锁了，他们根本没有办法进入工厂（访谈调查，2000年1月）。

工人们说他们占领工厂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公有财产，他们对这份公有财产拥有合法的权利。护厂这种斗争方式，起源于中国革命胜利前夕。那时候的工人就采取了这种斗争方式。有些工人自豪地说，他们的护厂行动与1949年共产党夺取政权前夕他们的前辈们所做的事情在性质上是一样的。当时拥护共产党的工人组成“工人护厂队”保护工厂，防止国民党在撤离前破坏工厂（访谈调查，2000年1月）。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国家现在支持资本家来接管企业，而企业的工人们又在用同一种办法来阻止这种接管。在采取这种行动的过程中，工人们在“他们”和“我们”之间划了一条明确的界线，为了迫使管理者和政府部门重新考虑原来制定的、对他们不利的企业改制方案，他们采取了这种“用占领促谈判”的斗争方式。

工人们为什麽能选择护厂这种斗争形式？制度定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私有企业的工人很少采取这种斗争方式，因为他们并不把工厂的财产看成是“我们的”，他们对自己工作的工厂，也没有国有企业职工的那种依赖感。对於下岗职工来说，采取这种方式也是不现实的。尽管他们与反对企业改制的工人一样，也认为工厂是大家的，但是，他们没有办法“护厂”，因为他们早就被工厂赶出了大门。因此，他们只好到公共场所表达他们的不满。反对企业改制的工人，尽管他们中的许多人可能由於企业经营困难，已经很久没有按时领到工资了，但是，他们仍然是在岗职工，因此，他们可以选择工厂作为斗争的场所。

但是，罢工这一工业冲突中工人宣示自己要求的最终手段，国有企业的职工在反对企业改制的斗争中却很少采用。这不仅是因为罢工受政治条件的限制，需要更高的组织、协调水平，（这种组织和协调对中国的工人们来说，都是很难做到的），也是因为现在进行改制的许多企业都开工不足，既然他们已经没有更多的工作可做，当然也就不能再用停止工作来进行斗争了。因此，在工人们可以使用的斗争方式中，罢工并不是他们使用“破坏性力量”的一个有效的形式。罢工对退休职工也没有什麽意义，尽管他们有理由反对那些造成他们生活困难的变革。因此，封锁和占领，就成了工人们保卫他们对工厂财产的权利、反对那些剥夺他们权利的“他者”的主要斗争方式。

来源：http://www.clb.org.hk/schi/content/%E5%9B%BD%E4%BC%81%E6%94%B9%E5%88%B6%E4%B8%8E%E5%B7%A5%E4%BA%BA%E6%8A%97%E4%BA%89-%E4%B8%80-0

Posted on

广州读书会八青年事件（资料摘录）

（写在前面：在我看来，这些毛派青年比起那些新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纳粹“民运”们，要强太多了，同时对他们的抓捕和迫害也说明了一点：共匪不怕新自由主义，但非常害怕社会主义。）

张云帆等人在广东工业大学教室内参与学生自发进行的读书会时，保安突然闯进教室，教室前后被头戴钢盔的学校保安和治安联防队堵死，警察将负责读书会的部分青年带到派出所，张云帆与叶建科两人因没带身份证件，广州市番禺区小谷围派出所先把二人定为“非法经营罪”，次日改以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被刑事拘留。随后该参与读书会的学生频繁被校方、警方约谈警告，部分甚至被取消助学金。读书会解散。

根据张云帆和叶建科随后发布的自白书，读书会当时讨论了时事热点问题，如暴走大事件视频下架，言及舆论不自由，期间涉及80年代末的学生运动和工人权益变迁问题。

自始至终，青年的自白书都表明他们所有可能“涉罪”的行为只是组织或者参与校园读书会和后勤工友的文娱活动，这些行为没有触犯刑法，也不构成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规定的“情节严重，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和教学、科研无法进行，造成严重损失”。然而，番禺警方至今也没有公开更多的事实来说明他们究竟有何罪行。

且不说对于12月9日已经不在读书会“犯罪现场”“实施犯罪”的郑永明和孙婷婷，警方是否果真有证据证明其是“重大嫌疑分子”，两名青年被抓时也并没有发生刑诉法所规定的“紧急情形”的任何一条。警察仅仅因为系统“只能提交一个拘留”，就给孙婷婷办成了刑事拘留，并且突破刑事拘留期限最高14天的法律规定，让孙婷婷在看守所待了26天之久。

《就北大毕业生张云帆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一案致广州番禺警方的公开信》在网上公开发布，信中首次向社会披露了张云帆参与读书会“因言获罪”的遭遇，并呼吁公众声援，包括钱理群、孔庆东、于建嵘等在内的多位知名教授学者和大量社会人士参与联署。联名信屡次被删，但联名队伍不断扩大。众多公众号发文呼吁支持。

在校内外的关注中，人们得知张云帆曾经是北大马会老会员，在校期间就十分关心工人状况，曾经发起北大后勤工人状况调研，调研报告因为揭露后勤用工乱象，在当时引起广泛的社会反响，也使得社团遭到了半年的封禁。

《我是孙婷婷，我要站出来》在孙婷婷的微博账号上发布，孙婷婷揭露了被刑事拘留前后警方不讲法律程序搜查和抓人、看守所环境和管理恶劣等等乱象，严词质问警方何以能够如此对待一个无辜青年，让自己身体崩溃、丢失工作，承受罪名污点和重大的经济负担。

《“主谋”郑永明：我永远是工农的孩子》发布，读书会发起人郑永明称将与青年共同面对风雨，争取正义，而自己永远要帮助工人农民获得更好的生活，“死不悔改”。

两次线下行动无疑比舆论声援更有力量，也充分表明此事引起的巨大不满。众多左翼人士肯定青年们是社会的进步力量，表示在号称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的当下中国，居然要抓捕信仰和传播这些思想青年，在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竟然不允许人民说话，这无疑显示出主流宣传的虚伪。

叶建科《撤销罪名，停止追捕徐、韩、黄、顾》在时代先锋网发布，叶建科详述了事件经过，还说出警方在看守所问自己是否愿意“为政府工作”，并让他以后参与类似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活动时先和警察“打一声招呼”。文末，叶建科表示自己要揭穿虚伪的假象。

南京致远社遭到学校和当地警方打压的事实，同样走到了公众眼前。据季超超、胡见鑫、金帅个人微博所发出的材料显示，南京当地警方，不仅毫无理由地将志愿类左翼社团致远社和境外势力扯上联系，还对该社团同学做出肢体殴打、手机监听、威胁退学等行径，由此叶引起了社会广大正义认识的广泛关注！

在致谢信中，顾佳悦首次写出了自己在追逃途中的经历：

年三十的深夜，我漫步在马路上。看到环卫工人躬着背，骑着自行车，在肃杀的寒风中艰难行进；彼时，万千无产阶级在风雪夜中历尽波折踏上回家路，辛劳毕生的苗长青躺在冰冷的棺材里寂寂长眠。

我帮忙推了一把环卫工人的三轮，突然感到，我所经历的，并不是什么“无妄之灾”。

——仅仅是一种并不残酷的历练。

韩鹏则呼喊出了自己心中的鼓舞和愤恨：

愤恨的是番禺警方出于立功心切的一己之私，无端地破坏广工读书会，把张云帆、孙婷婷、郑永明、叶建科关进看守所，并对根本不在现场的我、顾佳悦、徐忠良、黄理平进行全网追逃，搞得大家有家难回，父母在家惶惶不可终日；更愤恨的是，微信、微博、知乎等自媒体平台封杀我们八人的发声以及一切声援的声音，将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自由变成一纸空文。

他们说：

理直便可气壮，身正不惧影斜。如果我们八人今天认“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罪，悔“关注服务工农群众”之过，接受罪名与取保候审的处理，而不是义正辞严，要求番禺警方撤销此冤假错案，还我们清白。那么不远的将来，一切有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言论都可以入罪，一切青年理想主义者都可以被审查和羁押。对于我们来说，个人的未来风雨飘摇，无足挂齿，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未来、追求正义者的初心，则重若千钧，更值得我们珍视！

来源:  https://www.pin-cong.com/p/63926/

我，孙婷婷，南京中医药大学2016届毕业生。我在大学期间接触过做公益的进步青年，参加过一些社会实践活动和公益活动。公益青年们那种激情昂扬、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和谦虚真诚、朴素实干的作风深深感染了我，在为底层的人们做公益服务中，我逐渐认识到，目前公益是帮助社会最底层的工农群众有尊严地生活的最好方式。从此我对公益事业产生了强烈的向往，于是我毕业后先是在广州天河区一家社工机构里工作，之后到到广州番禺大学城一家社工机构里工作。在我来这家机构之前，机构已经与广东工业大学的一个读书会保持合作关系。我来到大学城的这份工作的职责之一就是为公益活动招募志愿者，因此自然而然地也就与广工的那个读书会的学生志愿者保持着联络与合作，协助广工的后勤工友们开展文艺晚会和广场舞活动。

令我万万没想到的是，我却因此身陷囹圄。

2017年11月15号晚上，广工的同学在教室里照常举办读书会，保安突然闯进教室驱散了读书会，据说因涉及敏感话题被举报至保卫处，随后警察将负责读书会的四名本校学生和已经刚毕业的两名青年带到派出所。第二天，广工的四名学生被放了出来，而另外两人（张云帆与叶建科）随后被刑事拘留，关进了番禺看守所。很快我就从我们机构主任那边得知警方已经将这个读书会定为了“反党反社会”的组织。接下来的一段时间，该读书会的学生频繁被校方和警方约谈警告，其中一名同学还因此失去了助学金，很快这个读书会就土崩瓦解了，他们再也不和阿姨们一起跳舞了。我当时感到特别可惜，因为他们是我见过的最富有爱心和行动力的志愿者，不像很多学校的那些志愿者那样，做活动只是为了拿志愿时长而无半点底层立场。

但是我没有想过这件事会波及我，因为我不过是跟他们一起合办后勤工友活动，仅此而已。事情发生后，我依然照旧工作着，没有了志愿者的帮忙，后勤工友的广场舞活动维持得很是吃力。
这时，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毫无征兆地降临在我身上。

2017年12月8号晚10点左右，房东突然敲门说有事找我，我开门后，一个正常穿着的男子（有可能是便衣警察）带着四名穿制服的警察一拥而入，让我出示身份证接受配合。我一个女孩子单独租住的房间突然闯进几个人高马大的警察让我瞬间懵了，茫然不知所措，短暂惊恐之后就是强烈的愤怒，我一再要求他们出示警官证和搜查证，他们不为所动，开始对我的房间翻箱倒柜，翻出了所有的书籍与笔记本、日记本等摆成一堆，然后让我站旁边拍了照片。

随后将我以及我的手机、电脑等物品带到小谷围派出所，他们开始询问我关于广工读书会成员的事，我说我不了解。这时候派出所所长过来，态度非常强硬，威胁道：“你不说是吧？你死吧！（多次说这三个字）那先随便安排个罪名，关进去再说！”

听了这话，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什么叫做“随便安排个罪名”？难道警察可以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随便给无辜的公民“安排个罪名”吗？法律在他们手里可以如此随便吗？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在他们眼里是可以随便践踏吗？且不说我完全不知道广工读书会人员的情况，就说我当时不过是一个被询问情况的人，有权利保持沉默。难道因为不知道或者保持沉默，就可以“随便”安排一个罪名来逼供吗？

来源：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8/01/%E6%96%B0%E9%9D%92%E5%B9%B4%EF%BD%9C%E6%88%91%E6%98%AF%E5%AD%99%E5%A9%B7%E5%A9%B7%EF%BC%8C%E6%88%91%E8%A6%81%E7%AB%99%E5%87%BA%E6%9D%A5/

有人说我是北大学生，是学霸，是个不那么利己的精英。

然而，马克思主义者和“毛左”，这个被不同的人赋予了不同含义的标签，才是我最珍视的身份。

我能看到，剥削和压迫从未在世界上消失。

家里有很多国企工人，令我自幼懂得国企改制中老工人的毕生心血如何被蚕食，亲眼见证他们被抛向社会，风雨飘摇；而更广大的弱势群体，无非黑煤窑脚手架血汗工厂，其生命轨迹，无非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

“我咽下这工业的废水，失业的订单/那些低于机台的青春早早夭亡/我咽下奔波，咽下流离失所/咽下人行天桥，咽下长满水锈的生活/我再也咽不下了/所有我曾经咽下的现在都从喉咙汹涌而出/在祖国的领土上谱成一首/耻辱的诗”

崛起背后，阴影长长，一寸光环，一寸血色。

诗人坠下高楼，信念冉冉升起。

这就是我立志忠于劳动人民，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原因。

来源：https://www.hrcchina.org/2018/01/blog-post_1.html

Posted on

书籍推荐：《The No-Nonsense Guide of Democracy》

这个世界上的民主为什么会倒退？到底是什么在破坏民主制度？什么是弱民主什么是强民主？如何实现强民主？如何解决民主制度下发生的种种问题？

这一切的答案，都在《The No-Nonsense Guide of Democracy》这本书中。作者Richard Swift分析了民主倒退的原因：财团老板们为了利润游说政客破坏民主，最高票当选制下两党换汤不换药，经济生活中民主的缺乏导致人民缺少独立思考的能力（当你一天至少8小时都处在老板们的极权独裁之下，那么你就很容易去习惯服从，而不是自决），新自由主义的奴才消费文化洗脑，政客和财团们故意把民主偷换为“选举独裁者”（选上精英之后然后由着他们胡做非为） ，跨国公司削弱了民选政府的控制力，强迫民选政府服从于它们而不是人民。

而没有经济民主的民主制度，也就是现在全世界通行的强市场/弱民主模型，一直以来都是不稳定的，因为资本主义市场会威胁民主。而很多国家无视自身传统，盲目抄袭美国的弱民主模型，结果造成了严重问题。作者主张，每个国家都需要根据自身传统，找出最适合当地人民的强民主模型。此外，作者在介绍世界民主历史的时候，也提到了中国的八九民运：1989 Fall of the Berlin Wall; Popular pro-democracy protests take place in Beijing’s Tiananmen Square but are crush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柏林墙倒塌; 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了被大众支持的民主抗议活动，但遭到中国政府的镇压）

而强民主制度下，经济民主是必须的一环，同时还需要尽可能实现直接民主，人民直接决定自己，而不是由着精英们操纵他们。

作者也介绍了几种经济民主方案，有保留市场的经济民主（市场社会主义），有分布式民主计划经济，也有两者的混合方案。

总的来说，作者的构想和DSA是一致的，可以肯定作者是个社会民主主义者。不过作者在书中说“左派们抛弃了民主”，作者搞错了，抛弃民主的不是左派，而是披着极左外衣骗人的极右纳粹而已。而这本书的封面上有个推荐者，Howard Zinn，就是个著名的美国左派历史学家，《美国人民的历史》的作者。

最后，这本书的内容可以用书中引用的一句话概括：‘The cure for the problems of democracy is more democracy.’ （对于民主中出现的问题的解决方案就是更多的民主。）

下载链接（英文版）：https://sitenable.pw/o.php?b=5&mobile=&u=MTk3LjIzMS4yMjEuMjExfHM6Ly9saWJnZW4ucHcvaXRlbS9kZXRhaWwvaWQvMTM4OTg2MD9pZD0xMzg5ODYwfE1vemlsbGEvNS4wIChYMTE7IExpbnV4IGk2ODYpIEFwcGxlV2ViS2l0LzUzNy4zNiAoS0hUTUwsIGxpa2UgR2Vja28pIENocm9tZS81Ny4wLjI5ODcuOTggU2FmYXJpLzUzNy4zNnw4NDkxOTE%3D

这本书有中文版，在台湾发售，名为《民主不民主：直击民主政体》，但没有下载链接。

关键内容摘录：

第1章：What is democracy? （什么是民主？）

The conference agenda was a familiar one – deregulation, privatization, downsizing government. In short, the same agenda that eventually plunged us into the 2008/09 credit crunch and financial meltdown. The ‘free’ in free trade is the tricky part. Free means democratic doesn’t it? Not really. In effect our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rights were being traded away. No matter what we wanted as democratic citizens, corporate-inspired globalization was what we were going to get.

这次会议的议程是熟悉的 – 放松管制，私有化，缩小政府（典型的新自由主义垃圾主张）。 总之，这一议题最终使我们陷入了2008/09年的信贷紧缩和金融危机。 自由贸易中的“自由”是棘手的部分。 自由意味着民主不是吗？ 并不是的。 实际上，我们的环境和社会权利正在被剥夺。 无论我们作为民主公民想要什么，企业推进的全球化就是我们将要得到的。

The high point of the proceedings from an official point of view was the signing of a ‘democracy clause’ that committed all the leaders to maintaining elected civilian rule. It also achieved the US aim of isolating Cuba from the proceedings.

从官方角度来看，诉讼的最高点是签署了一项“民主条款”，让所有领导人对参与选举的公民们维持统治。 它还实现了美国的将古巴与诉讼隔离的目标。

But this seemed to those of us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fence a rather hollow definition of democracy.How could our leaders be meeting in secret to develop a program that would restrict our democratic rights and possibilities and still call it democracy? Did the word mean anything at all?

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在围栏另一边的人来说，这似乎是对民主的一个相当空洞的定义。我们的领导人怎么可以秘密开会来制定一项计划，以限制我们的民主权利和可能性，并将其称为民主？ 这个词真的意味着什么吗？

第2章：Democratic malaise （民主的衰退）

While democracy has triumphed as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choice, there are increasing levels of popular disaffection. Voter turnout and other indicators of popular participation are in precipitous decline. The average citizen is feeling estranged from the political process and the more-or-less permanent political class that has come to dominate it. Money and those who control it easily shape the results of democratic decision-making. This is causing a crisis in the meaning of democracy.

虽然民主作为一个政治选择系统取得了胜利，但民众的不满情绪在不断增加。 选民投票率和其他民众参与指标急剧下降。 普通公民感觉与政治过程疏远，以及永久性政治阶级或多或少的主宰了政治过程。 金钱和那些控制它的人容易操纵民主决策的结果。 这导致了民主的危机。

• In government he has come to rely on the same group of insiders who helped to create the current problems.
• Outside his administration, meanwhile, the wealthy and powerful and their representatives have geared up to blunt any radical edge that may survive the insiders’ efforts.

•在政府部门，他依赖于制造出当前问题的同一群内部人士。
•与此同时，在他的管理之外，富有和有权势的人及其代表已经着手钝化任何可能在内部人士努力下幸存的激进政策。

Even where people still bother to cast their ballots they find the political arrangements in place limit their influence and frustrate their intentions. Systems based on the Democratic malaise Westminster ‘first-past-the-post’ (FPTP) model (peculiar to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are particularly bad at reflecting the broad range of political pinions and options. Voters are often caught in the ‘lesser-of-twoevils’ syndrome. FPTP tends to favor a couple of large, well-funded parties with fairly similar ideologies (in practice if not in rhetoric), which reinforces the general public perception that politicians are ‘all the same’. These parties are often referred to as ‘brokerage parties’ because of their ‘all things to all people’ approach during election campaigns and their lack of commitment to any clear ideology beyond the pragmatism of power. They bring whatever interests are available into some kind of working arrangement so that ideology takes second place to getting a piece of the action.

即使人们仍然想要投票，他们发现现有的政治安排限制了他们的影响力并挫败了他们的意图。基于缺乏民主的威斯敏斯特’先发后’（FPTP）模式（英语世界所特有的）的系统在反映广泛的政治驱动力和选择方面尤其不利。选民常常陷入“两难”症候群中。 FPTP（就是最高票当选模式，被美国和英国所采用）倾向于赞同一些意识形态相当相似的大型的资金充足的政党（如果不是在修辞上就是在实际上），这加强了普遍公众对政治家都是“一路货色”的看法。这些政党常常被称为“经纪人政党”，因为他们在竞选活动期间对所有人都是“满足所有人的要求”的做法，并且对除了权力的实用主义之外的任何清晰的意识形态缺乏承诺。他们把任何可用的利益都带到了某种工作安排中，因此意识形态被贬为第二，从而进行一部分行动。

Extreme views, populist impulses, new thinking and idiosyncratic figures are all casualties of a bland sameness that pervades this kind of political culture. Brokerage parties (with constantly reworked ‘market’ solutions) provide a muscular orthodoxy that reinforces this by actively marginalizing outlying ideas. Oddly, this sameness does not lead to civility in political life for, where real policy differences are absent, politics tend to revolve around personality and endless expensive attempts at proving what a lowlife scoundrel the other guy is. Often there is plenty of scandal to uncover, as the absence of ideals means most politicians are attracted to politics for gain and glory.

极端的观点，民粹主义的冲动，新思维和新特质的人物都是弥漫在这种政治文化之中的对民主的平淡无奇的伤害。 经纪人政党（提出不断改进的“市场”解决方案）通过积极边缘化边远的想法提供了强化的肌肉正统派。 奇怪的是，这种相同性并没有导致政治生活中的文明，因为在没有真正的政策差异的情况下，政治倾向于围绕个人言行和无尽的昂贵的尝试来证明另一个人的低级（美国的大选就是如此）。 通常有很多丑闻要揭露，因为缺乏理想意味着大多数政客都会为了获得利益和名声而被政治吸引。

As if this were not enough, even nation-states are now subjected to pressures from institutions buttressed almost entirely from public democratic pressure;institutions such as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and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These are the semi-official bodies that enforce the shifting rules of the globalizing economy. The concentration of power in their hands and that of private actors in the global economy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capital markets, stockholders, currency speculators, bond-rating agencies) has led to an explosion of social-science literature pondering the future of the nation-state. This literature tries (from widely differing points of view) to come to terms with a world in which the once sacrosanct sovereignty of (at least powerful) nation-states is now being hemmed in by economic forces that severely limit economic policy choices.

如果这还不够，即使是民族国家现在也受到来自机构的压力，几乎完全与来自公共民主的压力同样强大;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贸易组织（WTO）等机构。 这些是执行全球化经济转变规则的半官方机构。 他们手中集中的权力以及全球经济中的私人控制者（跨国公司，资本市场，股东，货币投机者，债券评级机构）的权力集中导致社会科学文献爆炸性地控制着民族国家的未来。这些文献试图（从广泛的角度来看）建造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曾经（至少是强大的）国家的神圣主权现在正被经济力量所束缚，这严重限制了对经济政策的选择。

第3章：Weak and strong democracy（弱民主和强民主）

Two strains can be identified in the history of democratic thought and experience. One is a weak democracy where popular sovereignty is hemmed in by the individual right to property that holds sway over
the collective rights of the community. This theory is based on a notion of possessive individualism and is a strong market/weak democracy model. The second strain is the notion of strong democracy rooted in the radical republican tradition, which emphasizes the self-rule of the political community and the equality of power in democratic decision-making.

在民主思想和经验史中，可以确定两种类型的民主。 一个是弱民主，人民的主权受到侵犯社区集体权利的个人财产权（也就是对生产资料和资本的私人独裁占有权）的束缚。这个理论基于个人主义的概念，是一个强市场/弱民主模式。 第二种类型是根植于激进共和主义传统的强民主概念，强调政治社区的自我统治和民主决策中权力的平等。

The lack of democracy in economic life undermines democracy everywhere else. Those with economic power – today largely major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banks – have myriad ways to get what they want out of the democratic process. A prerequisite for a more robust democracy is a coherent strategy to level economic and thus political inequalities. This chapter looks at entrenched economic power and evaluates the different strategies for challenging it.

第4章：Democratizing the economy（将经济民主化）

经济生活中的缺乏民主会埋葬其他所有地方的民主。 拥有经济实力的人 – 今天主要是跨国公司和银行 – 有很多方法可以从民主进程中获得他们想要的东西。 建立更强大的民主的先决条件是制定解决经济和因此造成的政治不平等的连贯战略。 本章着眼于根深蒂固的经济力量并评估挑战它的不同策略。

FOR MOST PEOPLE the eight-odd hours (or more in many cases) spent at work have more to do with dictatorship than with democracy. While some workplaces have grown more relaxed, the majority of them still closely monitor your time and what you do with it. When you arrive. When you leave. How you perform your tasks. How long you take for lunch. How many times you go to the bathroom. Whom you talk to on the phone. The demeanor you adopt for your employer. All can be prescribed in some detail, whether you work as a security guard in Berlin or in a fast-food franchise in Seoul, a maquiladora clothing factory in Central America or making circuitboards in Penang. This most basic experience of life, earning your livelihood, involves the surrender of both your time and your will to the direction of others. This is a major deficit in the building of democratic life. The experience of a managerial autocracy at work robs people of a sense of their own democratic agency. It contributes to a passive ‘follow orders’ mentality that sucks away the lifeblood of active citizenship.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在工作中度过八个多小时（或更多时间）与独裁有关，而不是民主。虽然一些工作场所变得更加轻松，但大多数工作场所仍然密切关注着你的时间以及你对它的处理方式。你到达的时间。你离开的时间。你如何执行你的任务。你吃了多久午餐。你去洗手间多少次了。你在电话上与谁交谈。你为雇主采取的行为。无论您是在柏林担任保安还是在首尔的快餐连锁店工作，中美洲的加工厂服装工厂或在槟城制造电路板，都可以被详细规定。这种生活中最基本的经历，谋生之道，包括把时间和意志交给别人去控制。这是民主生活建设的重大缺陷。在工作中对专制管理的经历毁灭了人们对他们自己的民主机构的感觉。它有助于消除积极公民的活力，制造一种被动的’服从命令’的心态。（《精英与社会》中也表达过类似看法。）

It is just not realistic to expect active citizenship from people who have so little power to influence the rest of their lives. A lack of democratic engagement leads almost inevitably to a passive consumerist approach to democracy. This is reinforced by a political class that has grown adept at manipulating consumer preferences in the ‘political marketplace’. This is done through a virtual industry that runs expensive campaigns and projects elaborately crafted images of honesty, sincerity and strength on the part of politiÂcians. It is much easier to manipulate unreflective and insecure consumers of politics than it is to negotiate with a self-consciously activist citizenry. Consumerism in politics fits naturally into the consumer-oriented culture of 21st-century capitalism. When your main decisions revolve around choice of different cola and cigarette brands it is not a big jump to reduce democratic engagement to a choice between Brand X politician and Brand Y politician. If, however, you are used to having an active say in your workplace and community, this is unlikely to satisfy you.

期望拥有如此少的影响他们的生活的权力的人的拥有积极公民意识是不现实的。缺乏民主参与几乎不可避免地导致被动消费主义的民主方式。政治阶级越来越善于在“政治市场”中操纵消费者的偏好，从而加强了这一点。这是通过一个虚拟行业完成的，该行业进行昂贵的活动，精心制作精心策划的政治形象，诚实，诚意和力量。操纵没有反弹的和不安全的政治消费者要比与自我意识激进的公民进行谈判要容易得多。政治消费主义自然适合21世纪资本主义以消费者为导向的文化。当你的主要决定围绕着不同的可乐和卷烟品牌的选择时，减少民主参与到X品牌政客和Y品牌政治家之间的选择并不是一个大的跳跃。但是，如果你习惯在你的工作场所和社区有积极的发言权，这不太可能让你满意。

Unequal citizens have unequal resources (money, time, education, inclination) to bring into the arena of democratic decision-making. If Microsoft’s Bill Gates is worth $50 billion or so, he can buy a lot of ‘democracy’.In these circumstances democracy is eroded. The best of democratic theory assumes that some basic equality is necessary if citizens are going to exercise a more-or less equal weight in shaping the direction of political life. Capitalism, on the other hand, with its ethos of ‘possessive individualism’, values above all the right to acquire as much property and wealth as possible. This is considered a just reward for an individual who exercises skill, ingenuity and initiative. The wealth and propertythus acquired can be passed onto the next generation who may or may not be skillful and ingenious. Under capitalism, inheritance has gradually created a class of wealthy people who control the productive resources of society (factories, real estate, capital, access to raw materials and credit).

不平等的公民拥有不平等的资源（金钱，时间，教育，倾向），以进入民主决策的舞台。如果微软的比尔盖茨价值500亿美元左右，他可以购买大量的“民主”。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就会受到侵蚀。最好的民主理论假定，如果公民要在塑造政治生活方向上施加更多或者至少是同等的权重，那么一些基本的平等是必要的。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具有“所有制个人主义”的精神，最重要的是有权获得尽可能多的财产和财富。这被认为是锻炼技能，独创性和主动性的个人的正当奖励。获得的财富和财富可以传递给下一代，他们可能会或可能不会熟练和巧妙。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继承逐渐形成了控制社会生产资料（工厂，房地产，资本，原材料和信贷）的富裕阶级。

This inherited advantage is today largely what dictates the life chances of most of us. While there is the occasional well-publicized ‘rags to riches’ story, most people realize that they have a better chance of winning the lottery than of rising into the economic élite by dint of their own effort. The willingness of people to accept such inequalities is mute evidence of a shouldershrugging acceptance of the power of wealth to shape supposedly democratic outcomes.

这种继承的优势今天在很大程度上独裁决定了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机会。虽然偶尔有广为流传的’乞丐到富豪’故事，但大多数人认识到他们彩票中奖的机会比通过自己的努力成长为经济精英的机会更大。人们接受这种不平等的意愿是一种无言的证据，表明他们无法接受财富的力量来塑造所谓的民主结果。（《美国人民的历史》中提到超过90%的美国精英来自中上层家庭，而今天，世界上最富有的8个人的财富和世界上最贫困的50%的人的财富一样多）

Market socialism（市场社会主义）

This basic adaptation of socialist theory holds that while most productive property (factories, natural resources, access to credit) should be either socialized or held co-operatively, the market remains the best way to decide things like prices, the flow of labor and most decisions to invest. Their idea is to combine the efficiency of the market with the democratization of productive units to ensure that no private monopolies can displace the public interest. Where investment decisions involve major externalities (effects on, say, the environment) a democratically accountable system of central planning would still have a role. Some sectors like health and education would be exempt from market-type criteria. The ‘market socialists’ envision a maximum of democratic consultation (they vary on the possibilities for workers’ self-management) in factories and offices, thus overcoming the passivity of wage labor and enhancing active citizenship. There would need to be a continuing role for a regulating state to lay the ground rules of the economy, establishing broad agreement on incomes policy and taxes, and ensuring (in the absence of the corrupting influence of a corporate élite) that the market continues to serve the social goals.

社会主义理论的这种基本适应形式认为，尽管大多数生产资料（工厂，自然资源，获得信贷）应该是社会化的或者是合作式的，但市场仍然是决定价格，劳动力流动和决定投资的最佳机制。他们的想法是将市场效率和生产单元的民主化结合起来，以确保没有私人垄断可以取代公共利益。如果投资决策涉及重大的外部效应（对环境产生影响），民主负责的中央计划体系仍将发挥作用。一些行业，如健康和教育，将免除市场类标准。 “市场社会主义者”设想在工厂和办公室中最大限度地进行民主协商（这些协商方式取决于工人自我管理的可能性），从而克服雇佣劳动的被动性并提高积极的公民意识。需要一个政府继续发挥作用，奠定经济的基本规则，就收入政策和税收达成广泛的一致，并确保（在没有企业精英的腐败影响下）市场继续为社会目标服务。（市场社会主义的支持者之一是《after capitalism》的作者David Schweickart，我曾经在博客上介绍过他的主张，不过他是主张投资由各级民选机构民主的计划的。）

Planning from below（自下而上的计划）

Planning from below is a strategy for democratizing the economy more in line with the classic socialist vision. It foresees only a minor role for the market and puts the emphasis on a system of democratically controlled co-ordination of economic life. There are many versions of this, from radical visions of a highly decentralized society that has abolished money to elaborately thought-out systems for running advanced industrial economies. Some, such as the famous advocate of decentralization, EF Schumacher, and those he has influenced, see democratic control of investment and development at the local community level as the key.

自下而上计划是更符合经典社会主义观点的经济民主化策略。 它预见到市场只扮演一个小角色，并强调民主控制的经济生活协调体系。 有很多版本，从高度分布式的社会这一激进的愿景，到已经废除金钱的了精心设计的经营先进工业经济体系。 一些人，比如着名的分布式倡导者EF舒马赫以及他所影响的那些人，都把民主控制地方社区层面的投资和发展作为的关键。

The British political economist Pat Devine, in his Democracy and Economic Planning, puts forth a model based on what he calls ‘negotiated coordination’. He details a system that would combine decentralization of decision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new democratic bodies like ‘interest sections’ and ‘accountable planning commissions’ at all levels of the economy. There would be workers’ self-government in all enterprises. Planning advocates like Devine believe that market socialism relies too much on competing self-interests and will impede the emergence of a truly self-governing society and an economy that is organized around the democratically decided goals of human beings. Devine identifies the high level of management and administration that are already part of modern economies as an inevitable departure from a ‘pure market’. He feels that if these were properly democratized they could act as the basis of a ‘negotiated co-ordination’ of an economy planned from below. He places a heavy emphasis on the achievement of equality and equal influence to create the capabilities necessary for a truly self-governing society.

英国政治经济学家Pat Devine在他的《民主与经济计划》（这本书也是DSA的推荐书籍之一）中提出了一种基于他所谓的“协商合作”的模式。他详细介绍了一个分布式决策权力与发展新兴民主机构（如“利益部门”和“负责任的计划委员会”）的系统。所有企业都会有工人自治。像Devine这样的计划倡导者认为，市场社会主义过分依赖竞争性的自我获利，并会阻碍真正的自治社会和围绕着民主决定的人类目标而组织起来的经济的出现。 Devine认为已经属于现代经济的高层管理和行政管理是不可避免地背离“纯粹市场”的。他认为，如果这些得到适当的民主化，它们可以作为自下而上的经济计划的“协商合作”的基础。他非常重视实现平等和影响力的平等，以创造一个真正的自治社会所必需的能力。

The socialized market（社会化的市场）

This proposal for democratizing economic life i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the British economist Diane Elson. She and other advocates of the ‘socialized market’ believe a strategy that bends market outcomes to social purposes will allow democratic intervention in a variety of ways that would ensure more popular control. Elson proposes a dramatic extension of common property rights over investment that would work through a system of participatory regulation to enforce social and ecological criteria on all major investment decisions. She believes that the seeds for this already exist in a range of corporate accountability initiatives that deal with such matters as minority hiring, child labor, working conditions and environmental impacts. The ‘socialized market’ would include a basic income for all and reinforcing those markets (which Elson calls ‘associative’ and ‘provisioning’) would decentralize power and promote values of solidarity. Advocates of a socialized market believe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move beyond a sterile debate between ‘market’ and ‘plan’. Elson concludes: ‘My vision is not a “market” society but not a “bureaucratic” society either; it is a society in which democratically accountable state agencies structure markets so as to give a much greater chance for households and associations to flourish.’

这个使经济生活民主化的建议与英国经济学家Diane Elson密切相关。她和“社会化市场”的其他倡导者认为，将市场结果转化为社会目的的战略将允许以各种方式进行民主干预，从而确保更大众的控制。Elson提出将投资领域的共同财产权的范围大幅度扩大，通过参与式监管制度强制所有重大投资决策遵守社会和生态标准。她认为，这种种子已经存在于一系列涉及少数群体雇佣，童工，工作条件和环境影响等问题的企业问责制提议中。 “社会化市场”将包括所有人的基本收入并加强这些市场（Elson称之为“合作”和“供应”）将分散权力并促进团结协作的价值观。一个社会化市场的倡导者认为，有必要超越“市场”和“计划”之间的无谓辩论。Elson总结道：“我的愿景不是”市场“社会，也不是”官僚“社会;它是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民主的有能力的政府机构构建市场，为家庭和社团的繁荣提供更大的机会。“

Only in an economy beholden to the interests of the entire society can we hope to bring an end to what the French social theorist André Gorz calls the domination of economic reason. This kind of all-inclusive economic rationality, expressed through the under-regulated market, cancels out the possibility of an economics based on a thought-out human purpose. ‘The market itself is not the goal of any of the actors that confront one another there; it is the space that results from their confrontation just as “traffic” is the result of all those who are driving their cars at any particular moment and have… an average speed imposed upon them by all the other drivers, none of  Democratizing the economy whom has actually chosen it.’ At the moment this economic rationality (a rationality lacking reason in Gorz’s view) is creating a world of compulsory labor that produces too much, uses up too many resources, distributes its rewards unfairly and is endangering the global ecosystem upon which we depend to survive. Only a viable economic democracy has a chance of redirecting economics to serve some sane human purpose – where people control capital, rather than its controlling us.

只有在符合整个社会利益的经济中，我们才能希望结束法国社会理论家André Gorz所说的经济理性的奴役。这种包括一切的经济理性，通过监管不足的市场表现出来，取消了基于深思熟虑的人类目的的经济可能性。 “市场本身并不是在那里相互对抗的任何行为者的目标;正是因为“交通”是所有那些在任何特定时刻驾驶他们的汽车并且具有……所有其他驾驶员强加给他们的平均速度的结果，任何没有将经济民主化的人实际上已经选择了它“，目前这种经济理性（Gorz认为是一种缺乏理性的理性）正在创造一个产生过多的强制劳动的世界，耗费了过多的资源，不公平地分配其回报，并且正在我们赖以生存的危及全球生态系统。只有一个可行的经济民主有机会重新将经济导向为为人类理智的目标服务 – 人民控制资本，而不是控制我们。

第5章：Beyond the nation-state （超越民族国家）

Globaliz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influence practiced by the major world powers is a constant limitation on popular sovereignty. It takes decisions out of the hands of elected officials or at least gives them the excuse not to act. This chapter evaluates the different efforts to move democracy beyond the nation-state – from structures of regional governance to the evolution of an international civil society and a cosmopolitan democracy.

全球化和世界大国实行的影响力政策不断限制了人民主权。 它剥夺了民选官员作出决定的能力，或者至少给了他们不采取行动的借口。 本章评估了将民主推进到民族国家之外的各种努力 – 从区域治理结构到国际公民社会和世界性民主的演变。

The nation-state advocates are accused of standing for a dubious nostalgia that history has already passed by. Those who advocate an internationalizing of democracy are accused of abandoning its best defense with a wild jump into the future that is at bottom a kind of capitulation to corporate globalization. This polarization is probably not useful. It seems likely that some kind of hybrid strategy that affirms people’s right to decide on all levels needs to emerge from this debate. It makes little sense to fight for strong democracy only or mainly on one level. The energy and imagination of the anti-globalization movement faces a multilevel world of power, with the central axis of the whole system running through Washington and New York. It needs a multi-pronged process of democratic action that entrenches popular power in local communities and regions but also projects it onto the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stage.

民族国家的倡导者被指责为历史已经过去的怀旧。 那些主张民主国际化的人被指责放弃其最佳防御，并跳入未来，这是对企业全球化的一种投降。 这种极化可能没有用处。 在这场辩论中，似乎可能会出现某种确认人们有权决定各个层面的混合策略。只在或主要在一个层面上争取强民主没有什么意义。反全球化运动的能量和想象力面临着一个多层次的权力世界，整个体系的中心轴贯穿于华盛顿和纽约。 它需要一个多管齐下的民主行动进程，使当地社区和地区的民众权力得到巩固，并将其推向国家和国际舞台。

第6章：Democratizing democracy（将民主民主化）

Popular discontent with our model of weak democracy has undercut confidence not just in those we elect but in government itself. This has rebounded to the benefit of those who would leave everything up to the market. Debate rages as to how to restore popular faith in democracy. This chapter looks at such issues as direct democracy, decentralization and greater proportionality that could breathe life into ossified democratic structures.

大众对我们的弱民主模式的普遍不满，不仅造成了选民们的信心削弱，而且对政府本身的信心也削弱了。这已经影响到那些将一切投入市场的人的利益。 关于如何恢复对民主的信心的争论很激烈。本章着眼于直接民主，权力分散和更大的相称性等问题，这些问题可能使僵化的民主结构重新恢复活力。

第7章：Democracy and ecology （民主和生态）

The environmental crisis is challenging orthodox democracy in some vital ways. A market democracy where real democratic power is traded for ever expanding consumer prosperity is just not sustainable. The short time-frames within which most politicians operate cannot cope with the long-term impacts of ecological change. This chapter sorts through the toolkit of Green ideas for building an eco-democracy where environmental health is a first principle.

环境危机正在以一些重要的方式挑战正统民主。一个建立在真正的民主权力被交易为不断扩大的消费者繁荣的基于市场的民主是不可持续的。大多数政客所处的短期时间框架无法应对生态变化的长期影响。本章对绿色理念工具包进行分类，以建立一个环境健康是首要原则的生态民主制度。

第8章：Strong democracy in the Global South （在全球南方的民主）

In the Global South, democratic rights are often a life-and-death question. But they are also notoriously fragile in a situation of huge inequalities, where the powerful frequently resort to brutal suppression to maintain and expand their privileges. This chapter looks at the struggle to build a more robust democracy and how it takes quite different forms based on differing national experiences. It also examines how such efforts can be side-tracked unless they are deeply embedded in popular life.

在全球南方（指亚非拉地区），民主权利往往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但是，在巨大的不平等情况下，他们也是非常脆弱的，在这种情况下，掌握权力的人经常采取野蛮的镇压来维持和扩大他们的特权。本章着眼于为了建立一个更加强壮的民主的斗争，以及基于不同的国家经验，它是如何采取完全不同的形式。 它还检查了这些努力如何被边缘化，除非它们深深植根于大众生活中。

第9章：Conclusion（总结）

Democracy involves risk. This is what is most difficult for many of its advocates to accept, even those who see themselves as risk-takers when it comes to entrepreneurial matters. And democracy is always messy: lots of meetings and reversed decisions. But we owe it to ourselves and the peace of the world to get involved and take on the responsibilities that real democracy puts on us.

民主是有风险的。对于许多倡导者来说，这是最难接受的，甚至那些在企业问题上将自己视为风险承担者的人也是如此。民主总是很混乱：很多会议和相反的决定。但我们应该为自己和世界的和平参与并承担真正的民主赋予我们的责任。

A more equal economy with democracy built into the workplace is crucial to this effort. The economy today exerts a constant pull that is used to ‘discipline’ democracy with what is ‘realistic’; to keep some in poverty and others in villas, BMWs and stock options. But even if the essential element of democracy is built into the economy, accumulations of privilege will continue to be an anti-democratic irritant. We’ll need to replace our passive consumerist democracy with a reinvigorated polity to provide us with a platform to fight for fairness and equal rights against the blinkered technocrats and free-market globalizers. The inequality generated by the strong market/weak democracy model undermines the mutuality and solidarity between people in society. This inevitably leads to a politics of polarization and resentment between classes, genders, regions and ethnic groups. As we saw in Chapter 8, this is particularly true of the cleavages that are ripping apart political entities across the poor Majority World. To build a strong democracy based on a ‘popular sovereignty’ that is more than a convenient fiction is the potential beginning of sanity, st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在工作场所建立民主的更平等的经济对于这一努力非常关键。今天的经济发挥着不断拉动的作用，用来’用’现实的’来’管理’民主;通过别墅，宝马和股票期权维持一些人的贫困，和另一些人的富有。但即使民主的基本要素建立在经济中，特权的积累仍将是反民主的刺激因素。我们需要用激进的政体取代消极的消费主义民主，为我们提供一个平台，以争取公平和平等的权利，以对抗那些狡猾的技术官僚和自由市场全球化的鼓吹者。强市场/弱民主模式所产生的不平等破坏了社会中人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团结协作。这不可避免地导致政治上的阶级，性别，地区和民族之间的分化和仇恨。正如我们在第8章中看到的那样，这一点在贫困的主流世界中把政治实体分开的分裂中特别真实。建立一个强大的民主必须基于不仅仅是一种方便的虚构的”人民主权“，这是健康，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潜在开端。

We all know by now what more politics-as-usual will mean. It may be that democracy will always be unfinished business. But it is our business. Let’s take it back.

到现在为止，我们都知道政治保持常态更多情况下意味着什么。 民主可能总是处在未完成的事业阶段。 但这是我们的事业。让我们把民主拿回来吧。

Posted on

川普尴尬了！中国照顾伊万卡中国工厂？

来源：美国之音

川普尴尬了！中国照顾伊万卡中国工厂？

被抓捕的三名活动人士之一华海峰的妻子邓桂莲

中国政府本星期首次证实中国当局拘留了调查美国总统川普的女儿和高级顾问伊万卡·川普在中国的代工厂劳动条件的三名劳工权利活动人士，称他们涉嫌进行非法活动。与此同时，被拘留的活动人士华海峰的妻子表示丈夫无罪，称丈夫一直在做有意义的好事。

在竞选期间、当选和就任之后，川普总统多次激烈抨击中国实行不公平的做法严重损害美国的经济和美国劳工利益。他甚至表示，中国多年通过不同平的贸易来对美国进行了强奸。

然而，川普总统本人以及包括他女儿伊万卡·川普在内的家人积极参与美中贸易。中国当局批准了川普在中国的70多个商标，伊万卡在中国代工厂加工制造以她的名字为品牌的产品。

6月初，调查伊万卡·川普在中国代工厂劳动条件的三名劳工权利活动人士被中国当局抓捕的消息传来，使美中关系平添变数，也使川普总统和女儿处于尴尬境地。

被抓捕的三名活动人士之一华海峰的妻子邓桂莲对美联社讲述了得知丈夫被抓捕之后的第一反应。她说：

“真的是恐惧，然后是恐慌，很无助。真的是不知道这件事情该怎么弄。”

在被抓捕时，华海峰和他的两个同事李招和苏恒正在调查位于江西赣州的华坚鞋厂。那里加工生产伊万卡·川普牌的鞋。

“不可以拍。不可以拍。拍那里可以，不可以拍这里。镜头对那边，别对我们这边。”

在美联社前往那里采访时，工厂的警卫要美联社的摄影师不要向工厂方向拍摄。

在6月6日例行的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称那三位劳工权利活动人士被拘留是因为涉嫌非法使用专业监控设备，以及干扰相关公司的正常运营及生产活动。然而，中国外交部正式发布的该日记者会问答记录没有收录发言人的这一发言。

委派活动人士进行调查的总部设在纽约的中国劳工观察组织则表示，活动人士是在调查华坚工厂低工资超时劳动、辱骂工人以及可能非法使用学生劳工的问题，活动人士没有进行非法活动，也没有使用非法监控设备。

在抓捕华海峰之后，中国政府当局人员对她的妻子邓桂莲进行了讯问，搜查了她的手机通讯记录，并警告和威胁她不要接受媒体采访。

邓桂莲说，“(他们跟我说，)现在所有的媒体采访你都不要做了。你看，国外的媒体都打你的电话。这就证明你老公犯的一些事情挺严重的。不要让你老公的问题变成泄露国家机密。说得很严重。反正我也不懂。说得很吓人。”

邓桂莲认为丈夫是一个好人，一直是在做好事，没有做违法犯罪的事情，在讲法治的中国，既然她没有违法，她就不应当害怕，应当让世人知道丈夫华海峰是一个什么人。

她说：“我觉得她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事情。他曾经帮助过很多人。因为对他的了解，对他的工作的了解，我知道一些事情，知道他帮助过很多身边的人。所以我一直很支持他的工作，一直觉得他的工作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是做好事。”

在接受美联社采访的时候， 邓桂莲抱怨当局恶劣对待被关押的丈夫。她说，

“（他们）就把他安排在靠近马桶。每天晚上有很多人去上厕所，让他很难受。还有就是不允许那里的所有的人跟他讲话。”

国际特色等美国和国际间人权组织以及美国民主党人呼吁川普总统和女儿伊万卡为华海峰等被抓捕的中国劳工权利活动人士说话，要求中国立即释放他们。截止目前，川普总统和伊万卡品牌公司没有对这一事件作出表态。

美国国务院本星期早些时候呼吁中国立即释放华海峰等三位活动人士，或保证他们得到公正的司法审判。 _(网文转载) (博讯 boxun.com)

https://boxun.com/news/gb/intl/2017/06/201706090523.shtml

Posted on

ICIJ关于中国精英的离岸资产披露（资料摘录）

机密文件披露中国精英的海外资产

两万多名中国内地及香港投资者在避税天堂注册公司

美国一家独立新闻组织取得的机密档案和资料库显示，中国高层领导的近亲在加勒比海避税天堂持有隐秘的离岸公司，有助中共精英在海外隐藏巨额财富。

这些文件包括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姐夫在海外与他人合伙的地产公司注册资料，以及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儿子、女婿注册的BVI（英属维尔京群岛）公司。

国际调查记者同盟（缩写ICIJ）获得的密件显示，近22,000名中国内地和香港的投资者在离岸金融中心注册公司，其中起码有15名包括富豪、全国人大代表、涉嫌贪污的国企高管等知名人士。

文件还显示，普华永道、瑞银集团（缩写UBS）等会计事务所和欧美银行扮演了关键性的中间人角色，为中国投资者在英属维尔京群岛、萨摩亚群岛等离岸金融中心开设资产信托（trust）和公司。例如，瑞士金融巨擘瑞士信贷集团（简称瑞信）曾协助温家宝的儿子注册BVI公司，当时温家宝仍是国务院总理。

有关的档案和数据库来自两家专门为投资者开设离岸公司、信托和银行账户的商业机构，也就是总部设在新加坡的保得利信誉通集团（Portcullis TrustNet）和总部设在英属维尔京群岛的Commonwealth Trust Limited.

ICIJ两年前获得这批内含250万份文件的离岸密档后，与欧美和亚洲等地50多名记者合作，展开为期一年半的跟进调查与采访。ICIJ与合作的媒体自去年4月起发表一系列有关离岸金融中心的调查报道，在多个国家触发当地政府立案调查、高官下台。有关的政府因而修订有关公职人员和企业的财务披露政策。

半年前，ICIJ 开始分析密件中有关中国大陆和台、港的离岸金融资料，今天首度发布初步的分析报告。

资料显示，中国大陆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遥远的离岸金融小岛依赖日增。由于隐蔽、免税和方便国际贸易的特点，避税天堂大受中国投资者青睐。中国经济转型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混合体后，已成为海外避税天堂的主要客户。

就ICIJ数据库所见，中国投资者所涉及的行业遍及石油、绿色能源、矿产、武器贸易等。

中国法律未规定政府官员公开个人资产。权贵利用平行经济(parallel economy)来避税、隐藏交易。据估计，2000年以来，流失到境外的资金至少有1万亿，甚至可能高达4万亿美元。具体路线难以追踪。

机密文件披露中国精英的海外资产

“巴拿马文件”的主角——莫萨克·冯赛卡律所在中国大陆和香港揽有大宗生意。该律师事务所近三分之一的客户来源以上两地。
……
记者的调查显示，莫萨克·冯赛卡律所在中国大陆和香港的8个城市拥有分所，这一数量超过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在中国大陆，该所主要在上海、深圳、青岛、大连、杭州、济南、宁波等地展开活动。

每周转载：巴拿马文件曝光天朝权贵（大量网友评论）

 

 

Posted on

被氪金毁灭的电子游戏，创意的起源，无耻的资本

电子游戏最初诞生于捍卫休息权，反资本主义剥削的黑客手中，但随着老板们把电子游戏变成产业，电子游戏就逐渐从纯粹的快乐提供者变成了吸金工具，或者说，折磨剥削玩家的工具。现在让我们一起看看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吧。

资本主义辩护士们有个很无耻的说法是：老板们的财富来自创意。呵呵，真是颠倒黑白，事实上在电子游戏领域里，大部分游戏都是相互抄袭山寨的产物，真正的创意非常少见，而且绝大部分来自于独立游戏开发者和小工作室（这些小工作室虽然是公司形式，但实际上更接近于平等的社区，他们当中也有不少主动将使用的引擎技术开放，以造福其他开发者）。至于老板们，他们的“责任”是：收购小工作室，然后为了剥削玩家毁灭他们的作品，赶走老员工，最终毁灭工作室和游戏系列，顺便再雇佣一群哈巴狗把剽窃自老员工们的创意说成是老板自己的。

对于非单机玩家来说，这一切他们并不熟悉。那么，就先看看电子游戏是如何起源的吧：1962年，包括史帝芬·羅素在內的一班學生，於麻省理工學院裏在當時的一部新電腦DEC PDP-1中寫了一個名為《宇宙战争》（Spacewar!）的遊戲。該遊戲讓兩名玩家對戰，它們各自控制一架可發射飛彈的太空飛行器，而畫面中央則有個為飛行器帶來巨大危險的黑洞。這遊戲最終在新DEC電腦上發佈，及在隨後早期的互聯網上發售。《宇宙战争》被認為是第一個廣為流傳及具影響力的電子遊戲。

很明显，电子游戏起源于黑客们的创意，这时候老板们还没入局呢。当然，老板们看到捞钱的机会之后，自然是不会放过的，雅达利就是美国最早的电子游戏公司之一。

但是呢，资本进入之后，事情就开始变味了，而雅达利也成功制造出了游戏史上最著名的一次大萧条事件：「埋葬游戏卡带」事件直接导致了一场 30 年前电子游戏行业的大地震，间接影响是当时整个游戏产业元气大伤，规模缩水 90% 以上。此后多年里整个欧美电子游戏产业一蹶不振，直到数年前微软 xbox 诞生。

客观来说，《E.T 外星人》这款游戏并非一无是处，甚至能从中看出一些在今天都极其流行的沙盒游戏的影子。但是游戏在剧情上的匮乏，画面的诡异，而且几乎与电影原作毫无联系最终决定了这是一款烂作。

Classic Gaming 网站的 Fragmaster 评价道游戏过程「无限重复、毫无常理」。对于大部分玩过这款游戏的人来说，就是一个看着 ET 不断掉到井里然后缓慢悬浮出来，再进入另一个同样的画面继续寻找零件的过程。很少有玩家有耐心一遍遍重复这些游戏步骤，即便有心通关也需要忍受一次次相同的痛苦流程。

借助雅达利强大的品牌和渠道，这款游戏最终还是销售了 150 万套，不过雅达利却为这款游戏制作了制作了上千万套的卡带。

诡异的事情来了，这些卡带在一夜之间突然全都消失了，自此成为一个未解之谜。直到今年 4 月，这个 30 多年的未解之谜终于解开：那些销售不出去的卡带最终被碾碎，然后被雅达利用 20 辆卡车悄悄掩埋到了位于德州的垃圾填埋场。

这款游戏带来的巨额亏损最终成了让如日中天的雅达利走向沉沦的导火索。1983 年，雅达利宣布亏损额超过 5 亿美元，这对当时整个游戏产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大量游戏公司走向破产，数年时间内美国游戏产业的规模缩减了 90% 以上。

雅达利的 2600 火了，电子游戏产业也火了，很多人看到了新的致富之道——制作电子游戏。大量没有任何游戏开发经验的新手开始负责游戏的开发，而游戏的开发商也并不在意游戏的质量和员工的水平，只要能把游戏做出来制成卡带卖出去就好，目的只为捞一笔。

来源：《E.T 外星人》如何引发游戏史上的大萧条

老板们为了攫取财富，疯狂投机欺诈赌博，最终造成了北美游戏领域的大崩溃，典型的经济危机爆发过程啊。而几十年后，华尔街的金融寡头们又用相同的手段造成了席卷世界的金融海啸，呵呵，历史的轮回。哦，对了，雅达利和用类似手段胡做非为的都是美国公司，所谓的“欧美国家有契约精神”不过是骗傻子的狗屁罢了。现在的游戏公司没法用雅达利的手段去坑骗玩家，因为现在是互联网时代，玩家想要了解游戏非常容易，即便如此，老板们还是使用游戏水军（五毛狗）去欺诈玩家。

游戏公司雇佣五毛狗刷好评事件：Metacritic是国外的一个综合评论网站，他们收集评论的范围有点广，从电影电视到游戏评论无所不包。而用户对作品的评分也是他们收集的目标，虽然这种评分远没有媒体的综评权威。

但是近日，育碧大作《刺客信条：起源》(PS4版)的用户评分页面下却出现了大量重复虚假的用户评论，这些用户评价拥有同一个模式的评价语句，随机的英文数字组合用户名，全部给出满分评价，而且这些僵尸号的评分历史中都只有这一篇。

来源：《刺客信条：起源》被僵尸号狂刷好评 育碧也雇水军？

在这个信用缺失的社会，我们总能看到各种欺骗。近日有媒体发现微软的Windows 10应用商店也存在刷好评现象，一款国产山寨游戏通过刷好评挤上了微软应用商店首页热门推荐。

不管是软件应用商店还是各类电商网站没谁能逃离刷评价的坑，比如微软应用商店这次把山寨应用推向首页。无利不起早，刷评价自然都是为了能够获得更好的排名或者受到推荐等等，不论是靠前的排名还是推荐都能获得更多下载。

来源：刷好评无处不在！连Windows 10应用商店也沦陷

Insel工作室涉嫌向员工施压，迫使员工在Steam上给自己公司的游戏刷好评。此事遭曝光以后Valve立刻下架了Insel工作室在Steam上的所有游戏。

随后他鼓励员工们在Stema上购买一份《荒野破坏者》并留下好评。如果有人表达保守态度，他就要求“私下谈谈”。（标准的无耻资本家嘴脸）

来源：游戏公司派员工刷Steam好评 旗下所有游戏被下架（Valve迄今为止都没上市，Gaben还是保有一些作为游戏开发者的底线的，没有完全沦为为了攫取财富不择手段的商人。否则，steam这个玩家最后的净土早就沦陷了。）

然后让我们看看FPS联机模式的老祖宗吧：《半条命》的一些遊戲模組也十分流行，例如反恐精英（Counter-Strike，通常简称CS）。「半条命」是普遍通行於中國大陸的稱法，此译名如今也为代理商所接受。在台灣和香港稱此遊戲為「戰慄時空」 。著名的遊戲模組Counter-Strike在大陸及港台則分别被稱為「反恐精英」和「絕對武力」。

来源：半条命wiki

《絕對武力》（英语：Counter-Strike，中国大陆译作“反恐精英”，港台译作“絕對武力”）是一款以团队合作为主的第一人稱射擊遊戲，於1999年作為Valve所開發的遊戲《戰慄時空》遊戲模組推出。由於深受玩家的喜愛，2000年由Valve購得版權發行為獨立遊戲，並且聘用原開發者黎明與Jess Cliffe繼續參與遊戲的後續開發[1]。

来源：反恐精英wiki

是不是很意外？CS最早是半条命的mod？事实就是如此，而且在当时Valve也只是个小工作室。顺便说一句，半条命系列都有中文配音哦，包括第一代。几乎所有的FPS网游和FPS单机的联机部分都至少部分的抄袭山寨了CS的设定和玩法，例如CF，CoD等。

还有一个被四处抄袭模仿的著名独立游戏：minecraft（我的世界）：《我的世界》（英语：Minecraft，中国大陆译作“我的世界”，港台译作“当个创世神”）是一款沙盒游戏，最初由瑞典游戏设计师马库斯·阿列克谢·泊松单独开发，随后由2009年成立的瑞典公司Mojang开发并发行。

minecraft是支持mod的，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流行最成功的独立游戏了，而且由于是用java开发的，所以天然支持跨平台，而不像大部分游戏被锁死在windows平台上。而这是由瑞典游戏设计师单人开发的哦。而那些老板们做了什么呢？无耻的抄袭他的创意，弄出迷你世界之类的山寨垃圾，呵呵。

最近有一个游戏非常流行，就是绝地求生，而其制作者蓝洞也是个小工作室。但是，绝地求生的游戏玩法并不是蓝洞原创的，而是起源于武装突袭2的一个mod，DayZ：DayZ is a multiplayer open world survival third-person shooter modification designed by Dean Hall for the 2009 tactical shooter video game ARMA 2 and its 2010 expansion pack, ARMA 2: Operation Arrowhead. （DayZ是由Dean Hall为2009年的战术射击游戏ARMA 2及其2010年发行的扩展包ARMA 2：Operation Arrowhead设计的多人开放世界生存第三人称射击游戏模组。）来源：DayZ (mod)wiki

看看，又是一分钱不拿的mod开发者提供的创意。mod社区一直以来都是共产主义的，modder爱好开发mod，也爱好分享mod提供的快乐，但是，无耻的老板们，想要把mod变成他们的吸金工具：

不过近期一桩《上古卷轴5：天际》付费MOD涉嫌剽窃事件引起了人们反思，这种利益驱赶化MOD制作可能长久下去并不能引导创新，一部分人可能更喜欢复刻先前作品，然后改头换面出售。

因为有消息称，Mod制作人推出了《上古卷轴5：天际》钓鱼Mod，并在Steam创意工坊上出售。之后，另一Mod制作者Fore“闯”进了，声称Chesko未经允许使用了其制作的角色闲置动画，并对Chesko这种盗用他人成果进行牟利的行为表示谴责。

而Chesko则解释称，其事先曾向Valve咨询过自己的Mod需要下载其他内容的问题，Valve给出的答复则是“只要下载的内容是完全独立和免费的，就没有问题。”

看看淘宝卖MOD的乱象就知道这么做会有什么后果了，mod的制作本意就是分享，收费只能是倒行逆施，弊大于利，等到时候都没人愿意分享的时候就好玩了，非得逼走一大批人才舒服么。

来源：《上古卷轴5：天际》付费MOD涉嫌剽窃下架 Steam开放模式或不可取

同时市场上开始出现了一些严重的抄袭Mod，有些是对他人的免费Mod进行调整后上架收费，有些甚至直接窃取他人的Mod。

据统计当天共有超过40个Mod遇到了类似的情况，很多作者怕有人不经允许就擅自使用自己的Mod并从中获利，将自己的免费Mod收回，这无疑对所有人都是无宜的，但是这些作者更不想看到和自己持不同观点的人拿着自己的劳动成果去赚钱。

一款名为“Midas Magic”的魔法Mod，在推出了付费版的同时在原有的免费版里也动了手脚。在玩家使用这些魔法时有一定几率会出现广告，让很多人啼笑皆非。

多数玩家认为Mod的本意是Modifycation，玩家去修改游戏是因为原有的游戏有很多不足，而这本身是厂商的失误。玩家自愿的修补这些不足，提升游戏的品质，厂商非但不付给这些人酬劳，还要从他们那里抽取75%的酬劳，实在是不可理喻。

而且天际之所以销量如此之高，本身就和Mod的存在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纵使天际的确是一款优秀的游戏，但使得它与众不同且时至今日依然保持活力的却是这些Mod作者。没错，没有天际这款游戏就不会有这些Mod。但是这些Mod作者都购买了游戏，但并没有从自己的Mod中获利，可天际却因为这些Mod增加了不少销量。

换句话说，Bethesta和Valve在此之前已经从Mod和这些Mod作者身上获得了足够多的额外利益了，而如今竟然反过来声称自己应得到Mod收入75%。

有些人认为25%的收入总比没有收入好，但多数的Mod作者从制作Mod开始就没有把收入看重，他们即使得不到收入也不希望让Bethesta和Valve从自己身上刮取利益。对于他们来说接受玩家的资助比收费Mod来的更加心安理得而收入可能更多。

这时人们已经不是在计较收入的多少或者收费模式的好坏了。25%的收入分配和所谓8%的玩家比例更让他们觉得Bethesta和Valve根本没有尊重Mod作者和玩家，这其实是人们所最不能容忍的。

在介绍中，作者解释说，整个Mod界是一个整体，从精神层面上讲，Mod作者都有同样的爱好和分享精神；从物质层面上讲，每个作者的Mod作品中都包含其他的Mod或者需要其他Mod的支持。脱离了整体每个作者都无法生存，同时每个作者的离开都会使整个Mod界受到伤害。所以该作者希望能够通过这种形式让Mod界重新团结起来。

由于其特殊的性质，大多数的Mod在制作时是需要利用其他作者的Mod作为支持的。如果这些原Mod是收费的，那么再次制作的Mod就有了成本，如果用到较多的Mod，那么成本将会很高。

这时作者必然会尽量少的利用其他人的Mod，这样最终的作品必然是作者预想的缩水版，作者出于节省成本的考量必须会使作品的品质有所下降。而如果作者想采用免费的Mod作为支持，那么由于处于不同的立场和价值观，可能根本不会得到原作者的同意。

来源：谁坑死了游戏的Mod收费模式？

接下来说一个悲剧的游戏系列吧：植物大战僵尸系列。初代植物大战僵尸由小工作室popcap开发，发行之后风靡全球，是个优秀的作品：《植物大战僵尸》（英语：Plants vs. Zombies）是一款塔防游戏，由宝开游戏为Windows、Mac OS X、xbox 360及iOS系统开发[6]。

宝开的开发套件造福了公司之外的开发者，Tweeler是一个为这些独立游戏开发者专门提供服务的网站，包含了很多用TuxCap移植到Linux和Mac OS X的游戏。2011年7月，寶開遊戲被美商藝電以7.5億美元收購。

来源：寶開遊戲wiki

被EA收购，呵呵，EA这家美国企鹅的破事我后面会说，先看看植物大战僵尸2到底是个怎样的垃圾吧：

被难住的不只小斯一个人，知名游戏评论人蔡令洪告诉北京商报记者，中文版《植物大战僵尸2》的难度是英文版的3倍，80%的玩家在玩到第六关就要付费购买道具才能进入下一关。

中国版《植物大战僵尸2》与英文版的不同之处还体现在内购的价格上，例如在英文版中，植物“寒冰射手”售价18元人民币，而在中文版中，“寒冰射手”却需要用“钻石”兑换，价值400颗钻石。这相当于花费人民币40元。另外，在英文版中免费的植物“双重射手”，在中文版中需要花费人民币约10元来购买。蔡令洪透露，游戏里所有内购的价格加起来，中文版是英文版的一倍。“难度增加以后就能更好地设置付费点。”当乐网CEO肖永泉如是说。

来源：植物大战僵尸2中国水土不服：为圈钱难度翻3倍

很快就有玩家发现，与英文版相比，中文版要“贪婪”很多。首先在植物方面，英文版需要道具购买的植物为6款，包括“倭瓜”，“寒冰射手”、“辣椒”等，在游戏过程中玩家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赢得特殊植物。可是，在中文版中需要购买的植物变成了增加到了13款，“玉米投手”、“椰子加农炮”、“闪电芦苇”这些英文版中免费的植物，在中文版里都需要花钱购买。因此，网友也直白地批评，这款游戏如今“想钱想疯了”。

不仅免费植物的数量变少，更可恶的是，中文版的植物价格也比英文版高出数倍。在英文版中，购买“寒冰射手”售价18元人民币。而在中文版中，“寒冰射手”却需要用“钻石”兑换，价值400颗钻石。这相当于花费人民币40元。另外，在英文版中免费的双重射手，在中文版中折合人民币也需要10元购买。

另外，中文版对关卡各个僵尸的种类也被进行了更改，这使得游戏难度大大增加，于是有玩家在App Store中评论道：“不买钻石的话连第一章都过不去。

来源：“植物大战僵尸2 “暴难被指坑钱游戏玩家恶评如潮

植物大战僵尸1告诉我游戏可以怎么设计的有趣，僵尸2告诉我游戏可以如何坑钱。金手指这样的无敌功能就如同 射击游戏子弹自动射不用换弹夹，三国杀有钱的可以人民币 无桃 死而复活，QQ想聊天得看一分钟视频广告 这种异想天开的恐怖坑人设计。植物2开创了有钱人可以把打僵尸变成切僵尸游戏！

新出的关卡就是一帮废物和不懂游戏的sb开发出的垃圾。

来源：关于植物大战僵尸2：奇妙时空之旅 Plants vs. Zombies 2: It’s About Time的评论(407)

面对恶评，制作公司大中国区负责人回应称这是免费与收费之间的平衡问题，只要玩家游戏技巧高、花费时间多就无需付费。[11]最终，宝开在中国区新版本中降低了游戏难度，但是，自从1.2.0未来世界(Far Future)版本推出进阶系统之后，游戏整体的难度又再次增加。在1.4.0版，又推出4阶植物。完全丧失游戏乐趣。2016年初，又推出PvP模式(国际版在2018年3月推出)。变得越来越不像塔防游戏，游戏变成了网路游戏。2016年7月，进行1.8.0改版，但3大挑战副本都没有出现在该版本，并且新增潘妮小店，但与之前版本相比，更难获得碎片。[17]

来源：植物大战僵尸2：奇妙时空之旅wiki

EA的老板们彻底把植物大战僵尸2毁掉了。至于他们为什么不敢在英文世界这么做，因为英文世界的玩家们太不好惹了，特别是那些社会主义玩家，哈哈。

接下来看看EA最新的破事吧：

日前，EA的《星战前线2》刚一上线就收获了玩家们的海量抱怨，因为这款60美元正价的游戏中，氪金机制突破玩家认知的新高：如果纯练大约需要4500小时，不吃不喝187.5天，也就是半年；或者你是土豪大佬，花2100美元直接解锁也行。在此之后，官方在Reddit上对一位玩家的回复“我们这么设计是为了你们更有成就感和自豪感”更是创下Reddit的Downvote纪录，超过68万的Diss使EA正式面临一场巨大的公关危机。

虽然EA及时作出反应，在发售日当天关闭了氪金系统，但同时又暗搓搓地在下调获取英雄所需经验的同时，将玩家的结算经验也一并缩水，这使得更多人加入了痛骂EA的行列之中。据说在投资人电话会议上，EA首席财务官已经遭到了多名分析师的追问以及来自投资人的正式质询，而Metacritic上仅为0.9的玩家评价，看起来已经是有“无力回天”的感觉了。

将游戏内的付费购买行为称之为“微交易”，是近几年才兴起的学术名词，我们可能更习惯称之为“内购”。事实上，早在2010年之前，当F2P（Free to Play）游戏尚未形成热潮时，这种游戏内购买行为就已经在当时的Flash游戏和页游上初露端倪。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微交易只能被应用于免费的游戏本体，因为其本质上来讲是希望玩家花钱购买额外的内容——但是慢慢地，游戏开发商发现，当玩家在游戏中面临超出预期的困境或挫折时，如果他们还没有达到放弃游戏的程度，就会非常渴望获得来自游戏系统之外的帮助。上面提到的DDA系统，其作用就是在最合适的时候，为玩家竖起一座坡度陡峭的“难度之墙”，促使和引导他们去寻求脱离游戏本身的解决办法。（为了强迫玩家氪金，故意提升难度折磨玩家，无耻。）

来源：在EA《星战前线2》事件的背后，有一套成熟的“动态调整系统”在悄然运作

近日EA出品的大作《星球大战：战争前线2》陷入了麻烦。因为过于开箱机制设计不合理，过于氪金，收到了大量的玩家吐槽，还被有关部门盯上了。

据外媒Eurogamer报道，比利时游戏委员会最近正在调查如《星球大战：前线2》或《守望先锋》等游戏作品的开箱系统，判断此类内容是否属于赌博范畴。该委员会负责人Peter Naessens表示，一旦游戏被判定含有赌博元素并且未经游戏委员会许可，它将有可能会被直接下架。

抽卡制是目前大多数手游（包括部分端游）主要采用的付费机制，游戏可以免费玩，但是如果想获得强力稀有的道具或角色，就必须要去抽卡或是开箱，需要花费游戏代币或现金充值。因为一些稀有角色获取率非常低，也就有了各种土豪玩家氪下重金只求一卡的新闻。

普遍认为这一机制起源于日本，同时日本也是抽卡泛滥的重灾区。

花钱去买一个不确定的可能性，从这个角度来看，抽卡似乎完美的切合了关于赌博的所有定义。（抽卡就是赌博，而赌博的本质就是抢劫，这点连新自由主义辩护士们都不敢否认。）

来源：《星球大战：前线2》因太氪被调查，抽卡游戏离赌博还有多远？

新自由主义哈巴狗们鼓吹“自由市场”，“自由竞争”，事实是资本主义下的市场是劣币驱逐良币的，良心工作室westwood开发了大名鼎鼎的红色警戒系列，却落得个被解散的下场；辐射系列创造者，缔造欧美RPG传奇的工作室Black Isle，最终也被解散，而EA这种美国企鹅却垄断了大批3A游戏系列。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补路无尸骸啊！这些无耻的老板们拿着剥削掠夺抢劫欺诈得来的贼赃，把游戏变成了吸金工具，无耻的折磨玩家，毁灭整个游戏领域，当游戏领域被彻底毁灭之后，他们又会去毁灭其他领域，直到毁灭一切为止。

Posted on

北大飞 | 高考日 讲讲我的往事

（写在前面：很高兴看到北大飞写这篇文章。他并不认可社会主义，但能写出这篇文章，说明他已经离接受社会主义很近了，我成为社会主义者就是起源于对教育不公和精英垄断资源的质问。中国的高考，从来没有公平，不过是一块拿来骗人的遮羞布而已。“上等人”和“下等人”的唯一区别在于：前者霸占了后者创造的财富。至于文章中提到的虎妈，是典型的新自由主义纳粹。）

又是一年的高考日，在网上各处看见不少朋友的感慨和回忆。忍不住也写点什么，聊聊我自己的一点事情。

可以说，我能有现在完全是因为在人生不同的关键时期连续碰上了若干好运气。

首先我没有高考。估计要是我高考，几乎没有可能从山东考进北大。

我初三因数学竞赛获奖被选入当年分管教育的某位副总理办的全国高中理科实验班。当时，高考扼杀创造力，造成国家落后这类舆论非常流行。赶超的方法则当然是，废了（至少大幅改革）高考实行“素质教育”。因此，该领导搞出了这样的政策：搞每年100个左右学生，成立四个高中全国理科班，解除一切、任何升学压力，只要选上了，从第一天就有国家政策保证，全都不用高考全部按自己意愿上大学，爱上哪儿就上哪儿。目的是：考察在这种全无压力的情况下进行素质教育，到底会出什么结果（实验结果我认为比较失败）。

领导拍脑瓜，国家政策突然掉到我头上，完全等于中彩票。所以别人高三在挑灯夜战准备高考的时候，我正在清华附中抱着从清华大学旧书摊上掏来的方企勤数学分析做题——这不光是少受罪的问题，而且没进大学已经奠定优势。

而我初三那年为什么数学竞赛能获奖——当然我数学本身学的也还行，但关键还是在于，那年的竞赛，题比前两年都容易，刚好都是我全能做出来的那种。这种考核线刚刚好划在你的水平之下的感觉不知大家有没有体会过。。。再早两年，题就难得一塌糊涂，当时我省第一名为我北大数学系师兄柳耸，我记得非常清楚他得了138分（满分140），而全省第二名则为118分。柳师兄是数学竞赛届传奇人物之一，这是另一回事。

然后这还不是原因全部。那年最后一道是平面几何题，一个中间步骤我以为很显然所以没有详细写出。阅我卷的老师觉得我有跳步，一下子扣了很多分。要是这样我刚好在一等奖的分数线之下，也不会有去北京考全国理科班的资格。好在我自己的数学老师在青岛的初中数学竞赛届有点发言权，他看了一下我的卷子就提出，这一步这么显然，这个学生别的题都答对了，不至于不明白这一步吧？他这么一争取，我的分全部加回去了，一下子变成了满分。后来在省里的分数复核也通过了。所以整个事情一下子就完全不同了。

然后，为何我的数学老师会费心为我去找分呢？这听起来很显然，哪个老师不想为自己的学生多找回来几分！但是并不如此。当时我的中学（19中）不是青岛市最好的（二中），而青岛市从古到今，所有的各类竞赛获奖者，几乎全部集中在二中。偶尔有漏网的也在青岛九中。我那所学校虽然也算重点，但属于重点中比较差的一所，从来没出过这方面成绩。所以我的老师非常重视我。如果是在二中，那里另有好几位其他同学得了奖（后来其中一位获得IMO金牌），他们数学都比我好。二中的数学老师当然是青岛市中学教育届大腕，但几乎一定没什么动力再为我找回几分。

而我为什么不是在二中上学呢？这又是因为再三年前的一件事。当时（90年代初），青岛小升初要按区划片考试。每个区有一所重点初中。我所在的市南区，对应的重点校是二中。我那年不幸考试没考好，比二中分数线正好差一分。

19中属于青岛市台东区的重点校。台东是青岛的贫民区，老青岛又称“东镇”，另一个贫民区是台西区，称“西镇”。光看这名字就知道这是青岛传统的城乡结合部，是德国殖民建城后来此寻找生活机会的贫民聚居地。当时青岛最大棚户区仲家洼就在我校附近，是城市内涝的重灾区（看多了青岛下水管道里发现百年前德国人油布包好的替换零部件段子的人不会知道这些事。。。）。很多同学就住在里面。

所以，哪怕我二中没考上，按政策也只能上我区非重点中学，而不是上其他区的重点中学。所以我之所以能去19中，是我父母拼命活动的结果。

假设我当年小升初多考了一分，就会顺利进入二中，也就不会有努力为我找分的老师。但假如我父母没努力把我活动进入19中，而是上了市南区的非重点中学，我倒是相信我竞赛也能获奖，但那里的老师又没有足够的权威去为我争取。所以一切都刚刚好。这纯粹是出于运气。

而我父母为何又能把我送入19中，那也不是显然的。我们家背景在青岛属于外来户，爸妈是文革前老大学生毕业后分配和调工作辗转来到这里，连个亲戚都没有，并无什么关系。靠的是舔着脸去求一切可以求的人。这里面又有些好心人相助的情况不用说了，但最幸运的是这么一件事：

当时事情办到最后一步，19中已经表明了愿意接收我的意向，但按当时青岛官僚系统的潜规则，最后需要青岛市某领导表个态放行，否则学校还是不敢做。所谓表态也不是官方下文件那种，只是去知会一声，哈哈几句，某领导没有明确反对就行。看起来难度不大，但真正难点在于：可想而知，要去找某领导表这种态的，不只是我们一家，多了去了。某领导首先不胜其烦，然后假如都通过又觉得人数太多，也不太好。因此某领导一到每年这个时候，东躲西藏，他家地址也严格保密。而全市家长就会展开一场hunt某领导的行动。

第二天就要发榜，当晚，我父母综合各种信息，已经找到了某领导家所在宿舍楼，但就是不知道是哪一家，也不知道在不在家，你问邻居是没用的。邻居自然知道其中利害，谁会告诉你？况且，就算你知道了是哪家，但不知道谁是某领导，人家说不住这里或者不在家你怎么办？所以，在楼下团团转没有办法，几乎就要放弃了。

但突然就有人和我母亲打招呼，定睛一看原来是一位多年没见的老朋友。没想到他竟然住在这里，就和某领导住邻居！此人一听说我父母来此的目的，马上带我们到了某领导家，并且隔着纱门看到了某领导，告诉我父母这位就是！因此当场hunt到领导，半小时后一切搞定。

先且不说这位老朋友在多年后神奇的在关键时刻出现，他到底为何能是我家老友，多年不见后还愿意帮忙呢？这又得继续上溯到80年代初的一段往事。

当时此人是我父母所在研究单位所设加工车间招的一位青年临时工。该车间功能是帮助研究人员加工或修理一些简单装置，母亲则凭借自己机械工程方面的文凭在那里担任“技术员”。

那时老邓刚搞“改革开放”，略为松动城市里和户口捆绑的传统“国家单位”体系，出现了城市临时工概念。这些人往往从农村或者城乡结合部来，没有固定单位编制，属于受歧视的对象。在我父母那个人员多拥有大学文凭的知识分子单位，他们当然也是二等公民，大家不愿搭理。但我母亲心善，又也是农村出身，所以从来都和临时工们平等交往，并尽量提供些帮助。临时工有时外出干私活挣外快，想用一些车间的工具，母亲刚好负责管理这些东西，总是给予方便。因此他们对母亲非常感激。前面所说的这位临时工大概也没有在这单位干多久就离开了，但是这点感情一直记得。

所以父母80年代初因为历史机缘和善心交到的朋友，近十年失去联系后，在90年代初的某领导楼下又出现了。我父母找到了领导，我顺利进入了青岛19中。三年后我的数学老师为我在数学竞赛中争回来分数，刚好赶上天上掉下的国家政策进入北京清华附中。再过三年避开千军万马的高考独木桥——别人高考的时候我正在清华附中宿舍里睡觉，字面意义上的躺着进了北大。再之后则是以此为基础的人生经历。

回忆起这些往事，我今天自我感觉过得还不坏，一方面有一定自己努力的因素，但如果不是人生关键时刻的若干运气，也是绝无可能的。有太多比我优秀但是不如我走运的人，就经历了多得多的艰难。

前些天和朋友谈过美国著名的“虎妈”女儿上哈佛的事情。其实我对虎妈若干说法的反感在于，她几乎没有讨论，自己女儿出身在这样的家庭所占有的结构性巨大优势。可以说，了解点美国情况的人都知道，以虎妈的家庭背景，她的女儿上哈佛是件相当容易的事情。如果你了解到这到底有多容易，甚至会觉得为了此事居然花了这么大力气（虎妈书里描述的那些），虎妈简直失败。

正好有位这边的北大师弟给虎妈的女儿做过家教讲平面几何，介绍说拿过黄冈难题难为孩子。这件趣事又让我想起我之前东家工作时一位同组北大数学系师弟，黄冈中学毕业，高中数学竞赛获奖进入过冬令营——大概等于湖北省前六七名的水平。不用说，这是相当厉害的（比我强太多），我和他做同事，他的天分我天天感受。但是很后来才听他讲起之前的生活，了解了一些他在湖北农村所经历的那些超出我想象能力的贫穷困苦。他现在做的非常优秀，但我不得不想象，如果之前他拥有的是哪怕稍微接近美国精英阶层能提供的那种条件，又会有何种不同。这些精英家庭的孩子出来，轻松成为商界政界各种领袖。往往比他们更加聪颖很多的孩子，仅仅因为没有家庭出身方面运气，最后争到的是为他们打工的机会。

当我们观察这个社会为各种成功者，精英，“上等人”赋予的光环时，不应该忘记这些事实。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8/06/%E5%8C%97%E5%A4%A7%E9%A3%9E-%E9%AB%98%E8%80%83%E6%97%A5-%E8%AE%B2%E8%AE%B2%E6%88%91%E7%9A%84%E5%BE%80%E4%BA%8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