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demsoc gh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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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宗伟：二二八、济州岛与马共──战后东亚反共格局下的悲歌

血腥不只是国民政府的专利，连最重视人权的英美，在介入战后东亚的反共战争中也是。
1947年2月28日，专卖局查缉员使用暴力手段造成民众一死一伤的“缉烟血案”发生后，群众激愤前往包围肇祸者任职机关。
1947年2月28日，专卖局查缉员使用暴力手段造成民众一死一伤的“缉烟血案”发生后，群众激愤前往包围肇祸者任职机关。网上图片
二二八事件将满七十周年，国民党基本上已丧失对台湾史的话语权，本土阵营彻底垄断相关论述。但北京不甘寂寞，提高规格纪念二二八事件。这是中方继2013年替台湾白色恐怖受难者建立无名英雄纪念碑以来，又一次强势争夺对台湾历史的诠释。

其实二二八事件的隔天，处於美国军政时期的大韩民国，也在济州岛爆发警方对示威群众开枪，造成六人死亡丶八人重伤的事件。这场「三一节开火事件」，导致隔年四三事件的爆发，开启济州岛长达六年半的武装冲突。四三事件如同二二八，也在战後遭到长时间的忽视，直到2000年1月12日「济州四三特法」制订公布之後，才由政府着手调查真相。
而前不久，马来西亚籍华人导演廖克发从追寻家族记忆出发，拍摄关于马来西亚禁忌话题“马共”的纪录片《不即不离》，则代表另一起，对二战后国家历史伤痕的探究。即使此片在海外得奖无数，仍在马来西亚被禁播；这段历史记忆的重返，仍令当代的马来西亚政府感到不自在。
三起发生在战后初期的暴力冲突事件，有什么可类比之处？
战后东亚，殖民崩塌与左翼扩张
二战后的东亚区域情势异常诡谲。
日本殖民帝国战败后，原有的占领区与殖民地，也沦为其他势力竞逐的对象。但当更早期的欧洲殖民者想重返，也都因太平洋战争中被日军修理得丑态百出，而难以在当地原住民眼中重建昔日威信。
更复杂的是，共产大国苏联在欧洲已无对手；其从二战末期出兵满州，开始积极介入东亚。苏联首先在朝鲜扶植了朝鲜劳动党的铁腕统治（持续至今），同时积极援助中共与中南半岛各国的共党与左翼势力，使得后者如虎添翼，开始具备与原统治者一争雄长的能量。
简言之，战后东亚各国出现共产主义的扩散，填补原有殖民秩序崩解的权力空缺。
台湾史学者陈翠莲近日出版新书《重构二二八》认为，美国因为把国民党的中国当作远东的主要盟友，而容忍国民党在台湾的一系列作为；她称为“中美协力体制”。而当时美国最主要的敌人是谁？不就是苏联共产主义与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结盟？
二战后的欧洲与亚洲的局势是什么？是朱可夫（Georgy Zhukov ）与科涅夫（Ivan Konev）在欧洲的前进，是林彪与华西列夫斯基（Aleksandr Vasilevsky）在满州的前进，是毛泽东、刘伯承与粟裕在中国关内的前进，是金日成与朴宪永在朝鲜半岛的前进，是胡志明在越南的前进──这就是美国与其各反共盟友，当时眼中看到的世界。
当日军放下武器，中国与越南立即就爆发了各自的国共内战，并迅速波及同为法属印度支那的柬埔寨与老挝（寮国），衍生了三次中南半岛战争。朝鲜半岛随著美苏的介入，产生了民族内部的“分断体制”，后来演变成两个剧烈对峙的国家，与战后最大规模的武力冲突。马来亚半岛、砂拉越（沙劳越）、菲律宾以及印尼的共产党，也都很快拿起了武器或组织起来，走上了要把民族与社会革命冶为一炉的剧烈斗争之路。甚至连已经现代化百年以上的日本，战后也没有完全躲过赤色风暴。除了1960年代一连串反安保斗争外，名为“赤军”的红色暴力组织，在日本也闹腾过好一阵子。
济州岛大屠杀令数以万计的人遇害。图为济州Daranshi洞穴。
济州岛大屠杀令数以万计的人遇害。图为济州Daranshi洞穴。网上图片
二二八前夕的中国与台湾
战后不管是在中国或是在台湾，国民党的统治一直面对相同问题：经济因为战争创伤濒临崩溃，而八年艰苦抗战中，国民党自身的统治机器也大伤元气。
抗战胜利的鞭炮声才放完，内战号角又响起。初期国民党因为占领区过大，机动兵力不足，不得对中共从全面扫荡改为重点进攻。1946年，国军在华东战场逐渐压迫共军北上，但后者每次退却前，都能先给国军一个巨大打击。1946年12月宿北战役、1947年1月鲁南战役，与1947年的2月的莱芜战役──连续几场大仗中，国军被消灭了近20万人，对手华东共军却仍有30万人以上的兵力，且缴获了大批美式装备。
台湾作为国府统治区内受二战创伤较少的地区，物资相对丰沛；在内战如火如荼之际，从台湾取得资源转运到大陆支援前线国军，是国府筹措战争的自然逻辑。可是从台湾人民角度看到，却是渡海来台的“祖国”官员宛若土匪，劫走资源。中国大陆上，原先日占区的人民唱著“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台湾人则说“狗去猪来”。
台湾二二八事件的爆发，对于急于肃清中共的国府当局来说，是后方重大的惊雷。特别是短短五天前，国军才经历山东莱芜战役中，第十兵团全数被歼灭或俘虏的震撼。因此该年3月，原先做为华东战场预备队的整21师，从上海被转调来台镇压民变时，不免觉得自己只是从一个战场，抽调到另一个战场，把这里的民变者都当成“敌人”。
台湾共党与二二八的标签
台湾有许多人认为，是1945年国民党来台以后，才带来本来与台湾人无关的国共斗争。但其实台湾在战前本来就有共产党存在。谢雪红与杨克煌等人所领导的台湾共产党，始建于1928年上海法租界，并由中共代为指导；只是基于共产国际的“一国一党”原则，才定名为“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并入了殖民母国所在的日本共产党麾下，直到1931年被殖民政府大举拘捕而停止运作。
当台湾在1945年进入中国统治秩序以后，另外一批以张志忠与蔡孝干为主的台籍人员，过去在日本时期渡海到中国参加革命，此时也陆续回到台湾，在台湾发展共党组织“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也吸收一些之前台共成员，伺机而动反抗国民党统治。
这些中共在台人员，虽然并未涉及二二八事件的发动，但是冲突爆发后，也随即抓住沸腾民怨期待有所作为。在二二八延烧的冲突中，实力强大到与国军一战的两支反抗民兵，实际上都受到中共在台人员影响，甚至直接指挥──但这点，许多台独支持者常略而不提：
在台中的二七部队领袖谢雪红与其同志杨克煌等，本来就是老台共。由于组织活动长期的独立性，使得谢雪红彼时与中共高层关系，不如省工委领导人蔡孝干密切，但中共也一直认为她是资深的共产党员。
在嘉义活动的“台湾民主联军嘉南纵队”，与中共关系更直接。其司令员张志忠，二战时曾任中共八路军129师的的政工干部，副司令员李妈兜是省工委书记蔡孝干的得力助手，政治委员简吉更是殖民地时期著名的左翼农民运动领袖，具备强大组织动员能力。这样的组合，在外观与编制上都已经是如假包换的共军，事实上也已经是中共在台湾能找到的最佳拍档。
即便整个二二八事件的风起云涌，不能被这些中共在台份子化约；但无可避免的是，其之存在与活动，恰好提供给当时国民政府，在理解这场抗争、决定行动的一个直觉标签。而当时在华东战场新败之余的国府，也不免草木皆兵地认定，所有在后方反政府的社会运动除了所谓“日本殖民余孽”以外，都是由中共教唆，是中共的同路人。
反共战争逻辑下的血腥
国军真的从大陆来台湾镇压了，清乡了，乃至于血洗一批知识菁英。这些杀戮叙事，在解严后的台湾社会再熟悉不过。但若回到前文所述，奉命来台镇压国军部队所处的战争情境中，直接果断地歼灭“共党敌人”──甚至只是可能有嫌疑者，却可能在其眼中显得“理所当然”。就如同当时警总参谋长柯远芬所说的，“宁可错杀，不可错放”。
更重要的是，血腥不只是“前现代”国民政府的专利，连最重视人权最文明的英美政府，在介入战后东亚各国的反共战争中，也是如此。这就要回到文章开头谈到的韩国四三事件，以及马共的故事。
济州岛的四三事件，本质上是当地人民不堪美国军管政府管制下的经济凋敝，秘密组织武力奋起抵抗的民变。民变武装集团与岛上韩国驻军达成互不侵犯的默契，迅速拿下岛上的各警察局，并解决武装右翼团体，控制全岛。
由于事件发起者有高度的左派思想，而济州岛又有地点险要、控制对马海峡的战略价值，因而美军政府“怀疑”民变武装的背后，其实是南朝鲜劳动党（即朝鲜朝鲜劳动党在韩国的支部）的领导操纵，乃决定强力镇压。其迅速撤换了济州岛上与民变者关系良好的驻军指挥官以后，美韩联军出发登岛，以血腥武力镇压，并对民变者占领区进行多次反复清剿。美韩联军对济州岛的屠杀，持续到韩战结束后，造成死亡估计在1.4到6万人之间，而当时济州岛全岛人口只有30万人。
这样的场景与二二八是否相似？
而在往后20年英国在马来亚，美国在中南半岛与印尼，都曾大规模镇压共党活动。每次反共战争中，也有多起残忍屠杀平民的军事行动。例如越战中的美莱村屠杀，印尼1965年的 930事件。在冷战时期东亚地区，每个革命与反共的战场，都沾满著革命与反共双方军民的血。
廖克发导演拍摄的纪录片《不即不离》内容关于祖父曾是马来亚共产党，为国家牺牲的故事。

血色记忆的政治动员
在冷战结束多年以后，这个历史阶段的血色记忆，是否能被重新追复成为公众关注的记忆，成为值得认识学习的知识，端看其在当代政治上，有没有可以被消费的价值与收割的利益。如果没有这种现实政治的利益，亚洲各国对于这段历史的挖掘，多半兴趣缺缺。
韩国的济州四三事件，至今在历史上仍然语焉不详，谁也无法详实追问，美国在济州岛大屠杀中扮演的首谋角色。马共放下武器都快30年了，马来西亚政府还在阻挡，一部仅仅在追寻家族历史记忆的纪录片。
或许在70周年的时刻，最不需要的纪念方式，就是强为某种国族主义的伸张，争抢死者的神主牌来铸就打击政治对手的砲弹。要还原真相，汲取历史复杂的意义与教训，我们的路还很长。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70226-opinion-wongtsungwei-228eastasia/?utm_content=bufferd3977&utm_medium=social&utm_source=twitter.com&utm_campaign=buf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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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西斯主义与资本主义：大企业如何从希特勒的兴起中获得巨额利润的

阿道尔夫·里埃拉（Ataulfo Riera）

廖真 译

作者简介：阿道尔夫·里埃拉是第四国际比利时支部，革命共产主义同盟——社会主义工人党（LCR-SAP）领导成员。

布尔什维克的一位领导人卡尔·拉狄克写道：“法西斯主义就是铁箍，资产阶级希望用它来箍住已经破裂成碎片的资本主义圆桶。”
对于三十年代的德国，没有比拉狄克这篇文章阐述得更真实的了。为了克服灾难性的经济危机，和调整利润的比例，德国资产阶级须要扫除一个巨大的障碍，即德国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德国工人阶级的组织及其力量曾经保持了工资的增长和预定的社会消费，从而使资产阶级进一步减少了利润收益。
就在这个问题上，议会民主，工会立法，工人政党和工人权利就不再是适合时宜的东西了。对老板来说，使用纳粹作为突击队去消灭民主和镇压工人阶级，这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但是，这个办法并不是一下子就能采取的。阿道夫·希特勒的国社党（NDSAP）直到1930-31年，当革命浪潮和工人阶级的战斗精神明显衰退之时，才开始得到大企业的财政援助的。而且，两个主要的工人政党，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正处于激烈地互相对抗之中（这妨碍了工人阶级组成一个联合战线以抵御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反对党被解散，它们的活动分子被赶到最初的集中营去，工会被解散，并被纳粹领导的“劳工阵线”（D.A.T）所取代。
罢工和工会权利被禁止，工人阶级被分裂，并且，至少在表面上，阶级斗争已趋于消沉了。
基于一个前所未有的重新武装的纲领，纳粹开始制订它的经济政策。
正如厄内斯特·曼德尔所解析的，统计数字说明了总的情况。全部工业利润和商业投资从1933年的6.6万亿马克增加到15万亿马克。德国人工厂的利润表明了那里的工人是被当成奴隶一样看待的。
生产枪炮、坦克和战争物质的克虏伯（Kaupp）工厂雇用千千万万来自东欧的强迫劳工，他们只得到稀少的食物，被迫住在毫无卫生条件拥挤不堪的工棚里，屈服于严酷的体罚，工作到筋疲力尽。
一个名叫威尔汉姆·杰格尔（Wilhelm Jaeger）的医生曾几次参观过克虏伯工厂，并把那里可怕的生活条件向严酷的上司和克虏伯的私人医生提出报告，但是，他枉费了心机，情况并未因此而有所改变。
根据德意志矿井（Frity Schacht）受理强迫劳工机构的官方规定，这些劳工按照这样的办法来处理，每个劳工每天必须付给工头4马克。褐衫党头子希姆莱即由此积聚了一大笔财富（作为I.G.FARben染料公司股票持有者的所得除外）。

儿童：难以为生

法本染料公司（I.G.FARben）也从几个集中营弄来童工使用。阿斯茨维兹（Auschwitz）褐衫党头子鲁道夫·胡斯（Rudlf Hoss）向纽伦堡法庭陈述，法本染料公司和克虏伯导弹工厂的工人是怎样挑选来的。那些适于工作的人，判决后即被送到工厂内部的集中营去，而其余的人则送去死亡集中营。幼小的孩子一不能劳动便常常被杀害了。
对于那些适于劳动而判决暂缓执行的人，暂缓的期限也是很短的。1942年4月30日集中营总部下达一道命令，要求“使用罪犯从事劳动，必须严加管理，使其在工作时间竭尽全力，以获得最多的产品；劳动时间的长度，由集中营长官决定，不受限制。”
被判处驱逐出国的人亦一样要工作到筋疲力尽，然后加以消灭，并随即找来替补的人。
活着的躯体被榨取到它所能给予的各种东西之后，剥削尸体的时刻就到来了。一家但泽商行用人体的脂肪来制造肥皂，头发用作战争的工业品，而金牙则小心剥下来熔成金锭，拿来填补德国银行的保险库，甚至骨灰也拿来作肥料。
资本主义的竞争也在死亡集中营里运作。人类在这里除了作为可消费的，和可任意处置的商品之外，也是种族灭绝狂热竞争的目标，就像其它的商品竞争一样。
托普夫父子公司（I.A Topf and SON）获准在阿斯茨维兹建造焚尸炉。狄狄埃尔的好些工厂给柏林褐衫党建议如何提高集体灭绝的效率。
工人抵抗能力的虚弱使大实业家们增加向纳粹提供资金的自信。
第一批富有的支持者（属于法西斯主义的人）是来自钢铁和煤炭重工业部门，中心人物包括有矿山所有者人员厄米尔·基尔罗夫（EMile Kirdolf），他憎恨工会，为了破坏罢工，他建立了用于收买官员的资金（他在1929年参加纳粹党）；还有鲁尔钢铁大王阿尔伯特·沃尔格勒（Albert Voegler）和弗里特兹·泰森（Fritz Thyssen），他在1923年曾会见过希特勒，1931年正式成为纳粹党员。
他们是在财政上支持希特勒进行大规模竞选活动的中心人物；在1932年1月27日，总统选举的前夕，他们还组织了希特勒与全国富翁的工业俱乐部的集会。
氢氧化钾和褐煤工业也为纳粹党提供为数众多的支持者。
来自银行的支持也卷进来了。这些主要的银行家在总理就职典礼的前夕，组织了冯·庇平（Von Papen）和希特勒的会见，德意志银行的E.G.斯特喀斯，德意志信用社和通用私人银行，同许多重要的保险商行都参加了。
最后但不是最小的加入到支持者行列来的是世界上最大的化学工业卡特尔法本染料公司的佐格·冯·茨涅特斯勒尔（Georg Von Schnitzler）。
感谢他们的财政支持，纳粹才能够在1931年至1933年进行庞大的和实际而又持久的竞选运动。结果是：在1930年德意志（魏玛）共和国国会选举，国社党得选票18.3%，1932年全年3月得30%，1932年7月得37.3%。
但希特勒和他的亲信并不是实业家们手中的简单的傀儡。纳粹的兴起归因于一起而来的几个因素。经济危机则是其中重要因素之一。但是，很清楚，没有来自大资本的资金，他们要走上权力不会这样快和这样容易。
一获得权力，希特勒便把军火和枪械的生产提高十倍。
在1939年，59%的股份资本是在159家公司的手中。在那给德国资本带来丰收的那几个肥年中，其他的企业都赶忙加入到这场紧张的嬉戏中来，如著名的西门子公司，通用电力公司（AEG），曼内斯曼（Mannesmann）和好几家克虏伯工厂，以及外国商行，如像公用汽车公司，美国的石油公司等。
对犹太人的迫害也获得丰富的赃物，德意志银行就侵吞了物资委员会代售的从犹太人家里和企业中没收来的物资。

利润来自奴隶劳动

在1939年以后，大部分仍在私人手中的德国大企业，在掠夺德军占领的地区中，充当了一个活跃角色；他们同当地的资产阶级分子串通一气；当地的资产阶级分子也从无限制地剥削他们的工人阶级的机会中得到收益。
德国企业家们做梦都想得到惟他们之命是从的丰富的劳动力，而首要的是绝少，甚至一点也不用付给工钱。七百万的平民老百姓就是从被占领的国家强迫弄来从事田间劳动的；只需付予最小的代价便生产出最大的利益。以这样的劳动力是很容易得到最高利益和提高生产率的。
德国老板们的卷入已达到了可怕的高度，法本染料公司和其他商行在死亡集中营搞［此处字迹模糊，结合上下文推断，应为“搞”字——录入者注］起了协作，有时则直接渗入进去。
卡尔·柯罗茨（Karl Krauch）是法本染料公司董事会的主席，他为阿斯茨维兹公司选择厂址（阿斯茨维兹的全名是：Auschwitz-MONOWitz工业公司）。
法本染料公司恶毒地敌视工会，它的做法一直被视为最具特色的。在阿斯茨维兹公司的大门上，就写有这样的标语：“ARbeit Machtfrei”（劳动使你自由）。这并非是褐衫党凭空想出来的，而是法本染料工厂长期用来赞扬打击工联主义和工人的战斗精神的。
1941年9月3日，六百名苏联战争囚犯和282名病犯在贝肯诺被谋害，用的就是法本染料公司实验室生产的齐克隆B（Zyklon B） 毒气。
1942年，法本染料公司得到批准在阿斯茨维兹的它的新合成橡胶厂残酷剥削劳动力。
C.H.Korl商行夸耀它的炼焦炉为达豪（Dachau）和卢布林（Lublin）集中营提供过服务；这些集中营对此曾给予“十分满意”的赞誉。
“我们保证炼焦炉的效率”他们写道，“以其坚固可靠，使用起来，可以保质保量完成任务”。
至于毒气齐克隆B，法本染料公司以高价把它的专利卖给Tesch和STabeonw＆Degesh两家商行，前者每月要运送两吨晶体氯化物到阿斯茨维兹，后者则要0.25吨。
二次大战的最后两年，由于有了强制劳动，掠夺得来的原料由阿尔伯特·斯特比尔（Albert Speer）规划的“总体战”工业合理化，返其主要工业，使生产率得到空前提高。由此军火公司的股东们得到了半票的利润和红利。
在1943年和1944年间，军火生产提高17%，钢铁生产一年之中从3200万吨提高到了3460万吨，克虏伯的坦克产量提高了三倍，从1942年的9400辆到1944年的23300辆。同一期间，Messerchmidt和Heinkel的战斗机生产也提高了三倍，由13000架提高到36000架。
生产率没有提高的极大程度是由于工业家们本身，由于纳粹已没有能力再继续进行战争。

资本家的钓饵

战后，某些纳粹的政治和军事领袖受到审判和判决，而对于工业家们却给予宽大待遇，这是值得注意的。
例如约瑟夫·阿比斯（Joseph Abs），1938年至1945年，是德意志银行的经理，战后他成了阿登纳总理的一位要好朋友，而且在1957年至1967年还出任银行的主席；直至到死，他还保留着梵蒂冈财政顾问的职位。
巴隆·古斯塔夫·克虏伯（Baron Guslav Krupp），冯·波赫林和霍尔巴赫（Von Bohlen and Holbach）是克虏伯商行的创始人，也是它的董事会的主席，在纽伦堡受到控告，但由于“健康状况”而没有受到审讯。
他的儿子阿尔弗来特·克虏伯（Alfred Krupp）在1943年成了克虏伯工厂的所有者，甚至不属于被告之列。后来，他与其他九个董事一起受到美国军事法庭的审讯，并在1948年被判处12年监禁。但是，三年之后，美国高级专员约翰·麦考（John Mccoy）下令将他释放了。
他的公司财产没有被没收。他的个人巨大财富也得到归还。
法本染料公司和它的主席卡尔·柯罗茨（Karl Krauch）的情况也一样。卡尔·柯罗茨的绰号是“阿斯茨维兹之父”，他和公司的23个主要人物经过一年的审讯，结果24人中有12人被判处18年半的徒刑，而他们没有一人服满刑期。
实际上他们之中甚至没有表示过些少的悔恨。他们差不多全部在公司中保留着领导的职位。这些在纳粹年代中养肥了的人，在国会“民主”中还能够安逸地消磨时光。
为什么给这些人宽大待遇？对他们的判决意味着资本主义本身存在有问题。他们作为剥削阶级的一员，只不过是为个人和集体的眼前利益服务而已。巴隆·克虏伯竟玩世不恭地宣称：
“我们在克虏伯商行不是唯心主义者，而是现实主义者。我们有这样的印象：希特勒会给我们带来兴旺发达的可能。他真的这样做到了。……在他执政的这些年，我们感到非常之惬意。我们要求这样的制度，它使我们能够好好工作，就是说使我们安定地工作。
“我曾说过，我不知道任何有关消灭犹太人的情况，我要补充说：当你买一匹好马时，你不必过于挑剔它的微小的缺点”。
任何国家的任何一个老板都会说这些话的。正如弗来德理克·克拉尔蒙特（Frederic Clairmont）所指出的，为什么说通过对德国大资本的高层人物的审判，对整个资本制度是一个威胁。
而且，面对苏联的威胁，在经济上社会上巩固西德就是必要的了。
冷战要求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而且面对资产阶级直率的要求建立纳粹制度并使其永久化的意图，促使工人阶级起来反抗也该是毫无疑义的了。
“德国人民的共同责任”这句话，过去和现在一直是很有用的。作为一个借口，使德国人民自认有罪，以掩盖大企业和资本主义应负的责任，如同过去用这句话来掩盖纳粹主义一样。
最后，正如这篇论文已表明的那样，纳粹并没有发明一个经济模式。他们的剥削方法并不比资本主义强迫人类充当劳动力商品更为恶劣。
纳粹分子完满地实现了神圣的竞争、灵活性和生产率的三位一体，这也是我们的“后工业家们”最心爱的三位一体。推行到疯狂极限的纳粹制度正确无误地表明，此乃逻辑的必然。

注：关于法西斯主义与资本主义大财团的关系，详细地分析可见丹尼尔·古林（Daniel Guérin）的经典著作《法西斯主义与大实业》Fascism and Big Business（美国探路者出版社）该书探讨了德意法西斯主义的发展及其与资本主义大财团的关系。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mia-chinese-ataulfo-riera.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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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保守主义

说实在的，对于保守主义， 我是没想到会有那么多自称反共的傻逼喜欢，保守是什么意思？守旧嘛，在中国精赵才有资格说自己是保守主义者，怎么反共的也这么自称呢？

后来我明白了，他们反共，但根本不反极权独裁，他们不过是想要自己当皇帝而已。为什么这么说？看看保守主义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就知道了：

伯克主張，一些人的理性必然少於其他人，因此如果這些人純粹依靠理性行動，他們所運作的政府將會非常糟糕。對於伯克而言，政府的架構不該是由抽象的「理性」所組成，而是應該遵循國家長久以來的既定發展模式、以及如家庭和教會等重要的社會傳統。（这货是保守主义祖师爷）

批判：我都没有亲自出手的必要，垃圾素质论而已，看看世界人权宣言上是怎么说的吧：第二十一条
㈠ 人人有直接或通过自由选择的代表参与治理本国的权利。
㈡ 人人有平等机会参加本国公务的权利。
㈢ 人民的意志是政府权力的基础；这一意志应以定期的和真正的选举予以表现，而选举应依据普遍和平等的投票权，并以不记名投票或相当的自由投票程序进行。

“㈢ 人民的意志是政府权力的基础；这一意志应以定期的和真正的选举予以表现，而选举应依据普遍和平等的投票权，并以不记名投票或相当的自由投票程序进行。”特别是这段，保守主义者滚去读个一百遍。

被宗教保守主義所影響的政府可能會以實際政策提倡特定宗教的傳統價值，例如在欧盟就有一些保守主義及基督教民主主義的團體試著要求將基督教價值观寫入欧盟宪法。若望·保禄二世也曾遊說歐盟在憲法裡提及上帝或宗教改革，但最後仍沒有成功。

批判：所谓宗教保守主义就是要宗教独裁，要政教合一，他们造成了什么就不用我多废话了吧。

保守主义者还有其他大批言论，不过毫无批驳价值，概括一下：保守主义的核心是思想专制，支持极权独裁，否定人权。任何人如果自认支持民主自由，那么保守主义就必然与你的价值观抵触，如果不抵触……..呵呵，你还是乖乖承认自己只是想换个政府继续独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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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拉格的发明者可不是斯大林，而是大英帝国

为了彻底消灭游击队的活动基础，基钦纳下令先后将13.6万名布尔人妇女，儿童和老人以及8万多黑人仆役统统从被焚毁的农场上抓走，用敞蓬货车或牛车运到一起，关进集中营。

南非的集中营首创于1900年9月，起初是收容那些家园被焚毁的布尔军人家属的难民营，基钦纳在1901年将其改造为关押所有布尔平民的集中营。南非境内的集中营有50多座，分布在开普、德兰士瓦、奥兰治和纳塔尔的铁路线两侧，以及约翰内斯堡、布隆方丹、德班等大城市近郊。集中营内实行严格而苛刻的配给制度。每人每天0.75磅澱粉（約340公克，可能是玉米粉、麵粉、白米或馬鈴薯），一盎司咖啡（約28.35公克），两盎司砂糖，半盎司食盐，每周一磅肉（游击队亲属，妇女、儿童亦不給肉）。婴儿和六岁以下的儿童每天可以领到四分之一夸脱的牛奶。黑人集中营的情况更糟，但是他们可以得到黑人亲友的接济，也可以在宣誓效忠英国后被释放。集中营的四周环绕铁丝网，凡有试图翻越逃跑者一律射杀。集中营内人口密度极高，营养不良，帐篷、毯子、衣服和药物奇缺，瘟疫流行，死亡率极高，奥兰治地区白人集中营的死亡率在1901年10月曾高达40.1%。

在英国集中营里，被埃米莉·霍布豪斯访问的Lizzie van Zyl。
集中营的高死亡率严重动摇了布尔人的士气，同时也使英国人的形象在全世界面前一落千丈。英国妇女埃米莉·霍布豪斯为集中营的状况所震惊，向国内提交了一份长达15页的报告，描述了集中营内的惨状。霍布豪斯小姐被英国政府宣布为“祖国的敌人”，立即逮捕并驱逐出境。但是她回欧洲后坚持斗争，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在野的自由党以青年的威尔士民族主义者大卫·劳合-乔治为首，猛烈抨击保守党和陆军的野蛮政策。瑞士、德国、荷兰、法国、美国派出了视察人员，欧美各国向集中营内的平民捐赠了大量物资。在国际和国内舆论的强大压力下，英国国会不得不派出调查团前往南非。在对基钦纳和集中营官员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后，集中营的配给和医疗条件方得以改善，死亡率迅速跌落到2%。
整个布尔战争期间，死在集中营内的布尔平民共有27927人，其中包括1676名老人，4177名妇女和22074名儿童。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C%AC%E4%BA%8C%E6%AC%A1%E5%B8%83%E5%B0%94%E6%88%98%E4%BA%89#集中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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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聊纳粹

话说纳粹的德文全名是Nationalsozialismus，中文世界长期翻译为国家社会主义，也因此不少人认为纳粹是实行社会主义的左派。但实际上，更准确的翻译为“民族社会主义”，而纳粹也从来没有实行过社会主义。不信？不信就看几个例子吧：

在19世纪末，“社会主义”并不是一个招人记恨的词，反而是一个颇受欢迎和流行的词，这个词的本意就是要与欧洲旧有的、为绝少数的一小撮人所统治的历史所割裂，本质上也就是说反贵族和财阀的统治体系。

于是出现了一个很吊诡的现象，因为人民欢迎这个词，于是统治者们纷纷拿出这个词来标榜自己，法兰西第二帝国皇帝拿破仑三世标榜自己是社会主义者、早年还写过《论消灭贫困》，而德意志帝国的威廉二世皇帝也如此标榜，甚至自称”社会主义皇帝“。

当然，不管他们怎么标榜，他们的政权都和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政权毫无关系，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在欧洲历史上，使用社会主义一词为自己的政权和思想涂脂抹粉的历史是源远流长的，并非纳粹的独创——政治家总爱用人民喜欢的词来标榜自己，在社会主义思想大兴的时候用社会主义是很正常的事情。

当然，冒用社会主义来为自己的政权涂脂抹粉，不代表一个政权会完全不用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举措，路易-波拿巴在法国执行了保护小农利益、促进工商业发展的政策，以至于在1870年政权岌岌可危的时候还用农民的选票在选举当中得到了胜利（当然帝国很快还是在普法战争当中失败了），而德意志第二帝国在俾斯麦和威廉二世在主政时期也执行过不少维护工人利益的举措，比如失业救济和工伤社会保险制度等等。

不过，这些举措并没有改变这两个政权的性质，任何一个客观的观察者，都会看到这两个政权是毫无疑问的由贵族、财阀和军阀这三根支柱组成的政府，区别只是各自体内哪方更加占优而已。

回到纳粹来，国家社会主义对纳粹来说意义更重大的是国家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纳粹是用一个“向凡尔赛复仇”作为口号来夺取民意的小资产阶级政党，它里面充斥的并非是工农，而是教师、小商业主、工厂主等等成分，社会主义在他们的理解里面是“国家稳定、强盛，人民生活富足，各个阶级和睦相处”等等概念，是“美好的旧时代”的一个残景和一个缅怀。

早期，出于小资产阶级的天性，纳粹党内有一些反对垄断财阀的倾向，但是很快，出于小资产阶级的另外一种天性，纳粹党内很快就采取了迎合拉拢垄断财阀的态度，并不反对垄断财阀对国家经济的掌控，反而强化了这种掌控。

垄断巨头之一、军工巨头克虏伯公司的继承人阿尔弗雷德-克虏伯在1931年加入纳粹党并后来进入党卫军，就是这股妥协合流的趋势的结果之一，如果一个社会主义政党让大量垄断财阀加入，那么它有可能还会是社会主义政党吗？1931年纳粹党甚至还没有上台取得政权，它就已经是一个由垄断财阀所豢养的政党了，无怪乎希特勒上台之后如此得财阀的欢心。

而希特勒的表现并没有辜负这些垄断财阀，在希特勒的主政期间，通过国家政策和发动战争，德国的垄断财阀们攫取了巨额利益，在战争期间，德国人大量没收被占领国家的工矿企业，然后将他们转入到了德国财阀的控制当中，到1943年，克虏伯帝国直接或间接雇佣的人员已达20万，为德国军队制造大炮、装甲车、坦克、潜艇和各种轻武器。他的销售员从他在乌克兰新建的工厂输出制成品或机械，卖给保加利亚、土耳其和罗马尼亚等国。

甚至纳粹自己的一部分党阀也慢慢地变成了财阀，比如二号人物赫尔曼-戈林利用自己身为四年计划总办的特殊身份和权势，大肆为自己捞取利益，并且攫取了大量财富。

赫尔曼·戈林矿冶康采恩成立于1937年，名义资本为五百万马克，目的在于通过开发萨尔茨吉特地区低质量的铁矿来增加德国的铁矿砂生产。可是，到了第二年，它的资本就增加到四亿马克，业务范围也扩展到远远不止是铁的生产，包括石油和菱镁矿的生产，以及造船和建筑。德国在1938年进占奥地利，使该厂第一次有机会将其事业扩张到德国境外。当时，该厂接收了奥地利的许多企业，其中最重要的是阿尔卑斯矿冶公司——奥地利最大的铁矿砂生产者。从那时起，德国在领土方面每一次成功的推进，都意味着赫尔曼·戈林工厂的势力的一次增长。在捷克斯洛伐克，它接收了斯柯达工厂和布尔诺兵工厂；在波兰，戈林康采恩代管了西里西亚所有的重工业；在罗马尼亚，它控制了雷希察工厂，该厂的钢产量占该国总产量的五分之四；在西方，洛林和卢森堡被征服后，它便设立了一个洛林事务处，管理该地区的铁厂，而在东方占领区，赫尔曼·戈林工厂则在掌握控制大权的德国康采恩中名列前茅。

我相信，从以上的描述当中，我们看不到纳粹主义和通常意义上社会主义之间的联系。

同时，判断一个国家对“社会主义”的真正态度，有一个十分简便的判断标准，那就是工会的实际权力和为工人的维权力度，如果连工会的职能以及工人最基本的权利都受到限制，那无论怎么样涂脂抹粉，都无法体现出社会主义的性质。

而纳粹是怎么做的呢？上台伊始，它就宣布自己要限制工会的权力。

然后为了取代工会，纳粹政府成立了德国劳工阵线，而这个劳工阵线甚至没有和资方讨论工资的权力——政府给了你们星辰大海，你们就应该忘我奉献。

同时，为了限制劳工的流动，增加资方的权益，纳粹还推出了工作薄制度，资方可以随意扣押工人的工作薄，没有工作薄工人甚至不能自由改换工作，于是工人在纳粹体制下只能是资方的驯顺劳工——无怪乎纳粹党如此得财阀的支持了。

由此可见，纳粹主义在登台之后的实践，并没有多少社会主义的元素，至于给工人的一些小恩小惠（我知道有些人可能会说什么游艇的），那也不过是攫取了巨额利益之后的小小赎买，而这些钱当然只是工人们自己付出的劳动换来的。

纳粹在执政初期还推出过一个计划，要给每个劳工配备廉价车，然后同劳工的工资强制扣取了钱款，结果直到战争爆发，一辆家用车都没有给过劳工，这些钱都被挪做他用——这就是纳粹党的社会主义。

所以，我们可以断言，纳粹主义和社会主义完全不是一回事，除非纳粹宣称自己“在搞德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当然这种自欺欺人的做法，肯定是不会得到整个世界的认同的。

把Nationalsozialismus翻译为国家社会主义，可以算是知乎的问题“有哪些概念因为翻译的缘故一直被误解”里的一个范例。这个词拆开来就可以看到，一边是Nationalismus, 针对国际社会主义Internationaler Sozialismus（我觉得更准确的名称是各民族的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魏玛共和国和当时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一边是Sozialismus, 针对资本主义。民族社会主义才是准确的名称。作为一个产生自近代欧洲历史的概念，它的核心要素是种族主义，特别是反犹主义。希特勒自己界定的Nationalsozialismus很明确，民族主义是个人对民族共同体的奉献，社会主义是民族共同体对个体的责任。脱离了种族主义对民族的界定，社会主义根本没有位置，种族主义才是民族社会主义的核心原则。在这里，民族社会主义明确拒绝社会主义的要求生产资料社会化的主张，而是基于民族共同体的共同繁荣要求来反对资本主义，种族划分是最为首要的环节，例如这一环节甚至贯彻到了根本法典民法当中，在民法对人的定义中就贯彻了种族区分的环节，非亚利安人只有不完整的行为能力（简单说，非亚利安人就不能算具有真正的Person）

另外，纳粹所用的民族这个词也没有我们今天那么中性的意义，它指的是在当时欧洲的人种学基础上发展出来的种族划分而产生的民族。在德国人面前，南欧的黑头发白人也是次人一等的民族。

纳粹的核心有两点：国家第一，民族第一，而这两点最终造成了超过5000万人的死亡。纳粹自称社会主义但从来也不是社会主义，就如同朝鲜自称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但从来也没民主过，不过是骗人罢了。而纳粹的核心恰恰被今天很多自称反共的极右完美继承了，但他们不知道的是，今天的共匪和他们一样，都是国家民族第一的黄纳粹！

资料来源：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3961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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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鬼合伙娶老婆是不够的，彻底打破一夫一妻制才行

文／林岛

破土编按：近日，经济学教授谢作诗「穷人合伙娶老婆论」，谢教授认为目前的「光棍问题」是一场重大的社会危机，为了度过危机，防止单身汉引起社会动荡，低收入的男人可以合伙取一个老婆。有许多批评者指出了「穷人合伙娶妻」背後的男权逻辑，把女人视为工具而不问光棍问题背後的重男轻女文化。本文则从谢作诗的自由市场逻辑出发，质疑了经济学家提出的社会治理方案。在这些经济学公式的假设里，经济学家们往往默认了既有的社会不平等，并把人当做市场里的商品。我们所有人都成为了「看不见的手」之下的奴隶，服务於少部分人的效率和利益最大化。

经济学家总能给我们带来快乐

在网络上流行的关於经济学家的笑话中，有这麽一条：「学生：既然市场是万能的，那麽我们还要经济学家有什麽用？老师：因为经济学家能给我们带来快乐，而这是市场做不到的。」

其实，这不是笑话，而是现实，经济学家的名气是跟他们给民众带来的欢乐相称的。他们总是能够在我们意想不到的地方，抖出一个用你平凡的智商怎麽都想不到的包袱，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快乐。比如着名的经济学家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魏尚进前几年用「看不见的手」来分析婚姻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得出了房价高是由丈母娘推高的结论。 这个经济学家的逻辑是，在婚姻市场存在着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支配着，当这个社会存在着三千万光棍的时候，丈母娘在婚姻市场就会占据优势地位，男方父母就要拼命储蓄买房子才能讨得丈母娘的欢心。

而笔者觉得，房价高不仅仅是由丈母娘推动的，还是由异性恋把持的婚姻制度决定的。丈母娘从哪里来的？是从一夫一妻式的婚姻制度中产生的，没有这种婚姻制度就没有丈母娘！如果人与人都选择另外一种组织方式，丈母娘不就没有用武之地了吗？所以笔者认为，如果不消灭异性恋，就没法从丈母娘手里拿回婚姻的主导权，也就没办法压低房价。

同笔者一样，经济学教授谢作诗先生也同样对现在这种一夫一妻的异性恋婚姻模式提出了质疑。面对即将在中国社会出现的3000万到4000万光棍的问题，一些媒体和公众表现得忧心忡忡。但是谢教授以经济学一贯的乐观态度，认为这不是什麽大问题，「我不否认3000万光棍的事实，但我否认一定会出现这样严重的社会问题。」

经济学家这种乐观来源於对市场和「看不见的手」的充分自信。有人问，要多少个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才能把一个坏灯泡换掉？回答是：「一个也不用。要是灯泡坏了，市场机制自然会把它更换。」是的，市场会解决一切问题，经济学家只是负责给我们讲笑话的。最近，普林斯顿一位经济学家由於感觉经济学家太废物太没用，就改行研究韩剧去了，很多人感觉很可惜。笔者不同意这种看法，同样都是娱乐大众的事业，怎麽能说成是改行呢？

谢教授的方案：婚姻市场化才能解决光棍危机

那麽光棍的问题怎麽通过市场机制来解决呢？谢教授认为，人类的一切关系都是交易关系，婚姻本身就是一种交易，而光棍及其相关的性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收入问题。收入高的男人，会优先找到女人，因为他们出得起高价。那麽收入低的男人怎麽办呢？谢教授认为，只有几个穷人合起来找一个老婆才能解决。

听起来确实是个好办法。当婚姻被简化成性，性被简化成了交易的时候，光棍就是这个性交易市场的失败者。在这个市场中，女性负责卖，男性负责买，决定女性价格的主要因素是市场的供需比，也就是当前社会的性别比例。在谢教授看来，只要破除掉一些妨碍市场规律发挥作用的一些法律丶道德因素，市场就会自然「出清」。

谢作诗是天则经济研究所的成员。大家都知道，由茅於轼先生领衔的天则所是中国主流经济学的重要阵地。从八十年代以来，我们在主流经济学家的鼓吹和带领下，相继完成了劳动力丶住房丶医疗丶教育等方方面面的市场化改革。虽然在市场化过程中出现了买不起房丶看不起病丶上不起学等问题，但这只是市场化不彻底造成的，只有在进一步的市场化中才能解决。

谢作诗教授提出低收入者可以实行「一妻多夫」的重要意义在於，它第一次把长期被忽视的婚姻领域纳入了主流经济学的视野，把婚姻领域的市场化丶产业化提上了日程。既然我们可以通过彻底的市场化来解决住房短缺问题，那麽我们凭什麽不能通过婚姻的彻底市场化来解决光棍的问题呢？当前改革既然进入了深水区，那就必须要对长期被政府和法律干涉的婚姻领域下重手丶下狠手，用看不见的手来代替政府的有形之手。

婚姻市场化的後果：穷光蛋配娶老婆吗？

如果我们用经济学的视野来分析当前的婚姻制度的话，就会发现建国之後实行的一夫一妻制一定程度上带有严重的「计画经济」色彩，是「票证」经济的一种残馀。在婚姻市场上，不管你多有钱，哪怕像王思聪那样富可敌国的「国民老公」，不管外面包多少个老婆，名义上也只能娶一个。这就相当於国家给每个男人只发放一张「老婆票」，决定市场上对女人的需求的，不是男人的实际收入，而是这种「票证」，一人只能娶一个。

这种充满着严重「计画经济」色彩的票证式婚姻，严重降低了市场对女性的需求，从而扭曲丶压低了女性商品的价格，带来了严重的女性「短缺」现象，三千万光棍就是这样诞生的。它不仅严重干涉了人们的婚姻自由和市场自由，而且会导致一种不管挣多挣少丶官大官小，都只能娶一个老婆的平均主义丶大锅饭现象，会严重挫伤了人们的生（育）产（女）积极性。既然婚姻问题实际上是一个交易问题丶收入问题，那麽收入高的人完全拥有多娶老婆的自由。房叔房姐能买几十套丶上百套房子，凭什麽王思聪这样的「国民老公」不能娶几十个上百个老婆呢？

所以要真正解决光棍的问题，就必须要靠完全的市场化才能实现。而要实现完全的市场化，仅靠谢教授之前提出的「一妻多夫」是不够的（一妻多夫只是针对娶不起老婆的那三千万光棍的），而必须要彻底打碎一夫一妻制，打破一个男人只能娶一个老婆的票证制度对婚姻的束缚，拒绝一切有形之手对市场的干涉。谢作诗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接受采访时除了继续强调穷人可以搞「一妻多夫」之外，也明确提出了富人可以搞「一夫多妻」：「多几个女的去嫁一个男的也没关系啊，（市场）依然会自动平衡啊」。

在废除一夫一妻制丶婚姻市场全面放开之後，对女性的需求一定会大大上涨。以现在的女性价格，胡润富豪榜上的那些富豪每个人怎麽都得囤积几百上千个老婆啊？不管能不能用的上，反正先囤着等着涨价。社会上的女性就这麽多，富人囤的老婆多了，穷人能够娶到的老婆就更少了。所以到时候就肯定不是现在的三千万光棍的问题，而可能出现五千万丶八千万甚至上亿光棍。在供求规律的作用下，被这种配给制丶票证制所扭曲的女性价格一定会上涨到应有的水平，笔者目测应该会比房价涨的更快。那时候的刚性需求就不是房子，而是老婆了。

那麽，这表明婚姻市场化失败了吗？不！现在住不起房子的人越来越多，有几个经济学家认为房地产改革失败了？在我们经济学家看来，价格暴涨才是改革成功的标志，这才是它真正的市场价格。在价格的暴涨的情况下，商品的供给就会自然增多。到那个时候，大家都再也不会去炒房地产丶炒股票了，而是都跑回家生女儿去了，造人产业一定会成为继房地产之後我们国家新的支柱产业。在利益的刺激下，很多男人也会选择做变性手术，这样既减少了供给，又促进了需求，也会成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我们相信，婚姻市场和男女比例一定会在「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恢复平衡，就像我们相信房价一定会降下来一样。

那麽问题来了，等到女性价格暴涨的时候，那麽多光棍娶不起老婆可怎麽办呢？市场化以前只有少部分偏远地区的穷人才娶不起老婆，市场化之後连都市里的白领丶金领都娶不起了，天天在网上嚷嚷，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这个时候，经济学家就站出来说话了：「穷人永远都娶不起老婆，老婆价降了也买不起，作为经济界人士，不想只说老百姓爱听的话而不说真话」丶「不可能让百姓都买娶老婆，在供应量很少的情况下，一定是先满足最富的人」丶「廉租老婆不能配置生殖器」（经济学家茅於轼）丶「北京的老婆要是卖不出30万1厘米是开发商的耻辱」（经济学家金岩石）丶「不是老婆价过高而是居民收入过低」（经济学家张五常）……

总而言之，穷人配娶老婆吗？

不过，总觉得哪儿有点不对——当初经济学家鼓吹搞婚姻市场化改革不就是为了解决穷人娶不起老婆的问题吗？

经济学家的世界：没有男人丶女人，只有商品

写罢此文，笔者仿佛看到一大波女权主义者正向作者袭来，黑压压一大片呀！「你们是物化女性。女人生来就是给你们当老婆的麽？你们怎麽能把女性当成商品呢？！」你们这些女权主义者呀，幼稚！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我今天倒是要请教你们一些人森的道理：我们经济学家啥时候把人当成人看过？

在我们经济学家眼里，只有菜市场里的大白菜。你们这些男人嘛，跟大白菜没啥区别。女人呢，连白菜都不是，顶多算是被白菜插的那块土。你看人家大白菜，生产得多了过剩了，价格就跌了，跌了就扔掉丶倒掉。没见人家发过牢骚，也没见过人家要搞白菜工会丶最低白菜价格丶白菜罢工来破坏神圣的自由市场规则。

明白富士康的工人为什麽跳楼吗？跟白菜过剩的时候被扔掉是一个道理——这就是经济学家和自由市场人士眼中的世界。我们当成笑话来听，他们却讲的一本正经——经济学家都是反人类的。

当我们不是像经济学家那样，把人当成冷冰冰的商品，而是当成有血有肉丶有情有义丶懂得喜怒哀乐丶需要有尊严地活着的人来看待的时候，我们当下所面临的所有这些问题或许也就豁然开朗，迎刃而解了。「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没法解决光棍问题，是因为婚姻背後的社会（性别）等级制度和产权私有并没有发生改变。当婚姻仅仅是「性交易」的变体的时候，「一夫多妻」和「一妻多夫」仅仅是男人之间「女人购买力」的差别。同样，既然房子是一个人正常生活所不可缺少的必需品，那为什麽不能从一个有血有肉丶有尊严的人的合理需求出发，像《婚姻法》规定的一夫一妻制一样，设置一个一户一房的票证制度呢？如果这样做的话，这麽多房叔房妈房哥房姐多出来的房产，再加上各地没人住的鬼城丶鬼楼，是足够中国人一户购买一套的。屌丝们都能买得起房之後，丈母娘看起来也没那麽厉害了，小伙子结婚也就容易一些了。可是那只看不见的手哪去了呢？

也许只有斩断那双看不见的手，这个社会才能变得更美好吧。
https://twishort.com/M5rj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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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riq Ali：给一位年轻穆斯林的信

亲爱的朋友：

在2001年9月，曾有一次大型反战聚会（地点应为格拉斯哥）。你还记得，会后你曾过来问我是否信徒么？我否定的答案，给你带来极大震撼。你同行朋友的响应是「我父母早已就你的事警告我们」。然后，你俩的提问像飞镖般，毫不留情的向我投掷过来。这件事令我印象深刻，并使我细心反思。以下是我的答案，就给你俩，也给那些在欧洲或北美提过类似问题的人。

在讨论时，我曾告诉你，我批评宗教、批评利用宗教达至政治目的的人，并非为要取悦公众。虽然总有别有用心的人，为一己私欲而利用宗教。但世上也确有虔诚的教徒，全心全意为穷人打拼。然而，虔诚者亦正是常与宗教组织发生冲突的人。组织工人和农夫反抗压迫的神父，会给天主教教廷妖魔化。主张社会激进主义的穆斯林，则会遭到伊朗回教领袖铁腕对付。

反美还是反恐？

我知道你有许多朋友，喜欢高唱「拉登」这个名字，并为2001年9月11日发生的事欢呼。响应他们的人虽不在少数，遍布全球，但却与宗教无关。在阿根廷，有学生因老师批评拉登，离场抗议。在俄罗斯，一位年轻人向父母身在纽约以外的俄罗斯朋友，发出只有两个字的电邮讯息：「恭喜」。他们的回复是：「谢谢。妙不可言。」。我记得，我们还谈及那群希腊球迷。虽然政府要求他们默哀两分钟，它们却拒绝遵行，反倒唱起反美歌曲来。

如果我深信伊斯兰激进思想能把世界推向大同，也会奋不顾身向公众宣扬。然而，上述举动却无法为已发生的事开脱。在幸灾乐祸的快乐背后，不是坚强，而是可悲的软弱。跟所有回教国家相比，印支半岛从美国处吃到的苦头更多：整整十五年的狂轰滥炸，数百万人民丧失生命。可是，他们有想过要炸掉美国吗？智利人跟巴西人未反抗美国扶植的军政府，在多年内战后才取得胜利。但他们和古巴人一样，都没想过要把美国炸个稀巴烂。

今天，世人的无力感愈来愈强。因此，当美国遭逢袭击，他们便拍手欢呼。至于这件事导致什么、有什么后果、谁会得益等，他们一概不关心。一如事件本身，他们的反应只具象征性。

我想，拉登及其组织已走进政治死胡同。整件事虽引人注目，但亦仅此而已。美国以宣战为响应，能把九一一事件变得重要些，可在历史长河中，整件事还不过是件琐碎事、一个历史注脚。在政治、经济和军事而言，也不过是小事一桩。

回教徒给了我们什么？就是回到虚拟的过去（实在应为七世纪的人民高兴）。如果「阿富汗酋长国」就是他们要强加给大家的治国模式，那么无数穆斯林就要起来反抗了。别以为拉登或是奥玛尔就是回教的未来。若然，那将是我们文化的大灾难。你希望生活在那种环境以下吗？当你的姊妹、母亲、或所爱的女人，不能在公众地位现身，外出时要穿着得像死尸一般时，你能忍受吗？

让我开门见山吧，我反对这场阿富汗战争。我不能接受强国因利益受损，而更迭他国政府。可是，当塔利班剃掉胡子，落荒而逃时，我也不会可怜他们。这并不表示，被捕者应如动物般被整治，也不表示他们从日内瓦公约而来的权利可被剥夺。但我曾说，今天大美帝国的基要主义无人能敌。他们可随心所欲的违反条约和法律。他们在阿富汗发动非法战争后，还要公开虐待囚犯，不过是要在世人面前展示实力，并杀鸡儆猴，显示胆敢桴虎须的下场。何况，在古巴土地上干这肮脏活，也正可羞辱古巴一番。

我还记得，冷战期间，中央情报局与当地盟友在拉丁美洲虐待和强奸政治犯。越战时，美国又违反了大部分日内瓦公约的条文。囚犯被虐待和处决、妇女被强奸，也有囚犯给从直升机上抛下来，在地上摔死、在水中淹死……所有这些事，都假自由之名而行。

西方许多人都相信「人道干预」这鬼话，所以当这些暴行陈列在眼前时，他们都大为震惊。但，跟帝国在上世纪的罪行比较，这些事实在算是平和得多了。九一一事件后，我跟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人见面。他们总会问我：「你相信我们回教徒有这么聪明，能做出这样一件事么？」我总是答：「我信。」然后，我会问他们觉得谁要为此负责。答案永远是「以色列」。为什么？「因为他们使我们丢脸，并唆使美国攻击我们国家。」我稍稍纠正他们一厢情愿的错误概念，同时也为这些对话而悲伤。为什么如此多的穆斯林会这样散漫？为什么他们会让自己沉沦于无穷自伤自怜之中？为什么他们的天空总是阴霾密布？为什么总要有一头代罪羔羊？

何去何从？

偶尔，在对话中我感到，没有一个回教国家可令他们感到骄傲。移居英国的南亚人，生活总是比沙特阿拉伯或海湾国家的人好。有些事必须改变。阿拉伯国家急需改变。这许多年来，跟伊拉克人、叙利亚人、沙特阿拉伯人、埃及人、约旦人和巴勒斯坦人对话，总会提出相同的问题，总会重提相同的难处：我们感到窒息。为什么我们无法呼吸？因为所有的东西都静止不变—-我们的经济、我们的政治、我们的知识分子，还有最重要的一样：我们的宗教。

巴勒斯坦每天不得安宁，而西方视若无睹。我们的政府已死，我们的政客贪腐，我们的人民无动于衷。因此，有些人投向极端份子了。这又有什么可怪可议呢？谁还可以提出让我们信服的事呢？美国？他们甚至连小小卡塔尔中的民主，也容不下眼。原因很简单：如果我们有选举权，我们的政府就会要求美国关闭境内的军事基地。美国会听命么？半岛电视台只因不受节度，便已招来美国的怨怼。当半岛电视台攻击阿拉伯精英的腐败时，绝无问题。汤马士‧费特曼（Thomas Frieman）甚至在《纽约时报》里，用上一整个专栏来称赞这一举动，称之为阿拉伯世界拥抱民主的前夕。可是呢，此情不再了。民主的意义，就是具备另有想法的自由；半岛电视台播出了阿富汗战争的片段，而这些片段在美国电视是看不到的。因此，布殊和贝理雅便向卡塔尔施压，迫令中止这些不友好的广播。

对西方而言，民主的真谛，便是相信西方所相信的东西。那果真是民主么？如果我们有选举政府的权利，那么，或会有个别国家，选出极端分子治国。西方会就此放过我们吗？法国政府就让阿尔及利亚军方好过吗？没有。法国坚持，1990年和1991年的的选举无效。法国知识分子称伊斯兰拯救阵线（Front Islamique du Salut, FIS）为「伊斯兰法西斯主义者」，完全无视他们赢得选举的事实。其实，如果FIS的人果真可以组织政府，他们间早已暗存的分歧便会表露无遗。军方也可以警告，热河人若试图削弱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利，将面对严重后果。是在什么时候，那些流氓元素开始渗入终致局势一发不可收拾呢？就是在FIS原有领袖给消灭清光以后。那么，我们应把内战归咎于FIS呢？还是阿尔及尔和巴黎那伙把胜利夺去的人呢？阿尔及利亚的屠杀事件耸人听闻，但伊斯兰激进份子是否就是罪魁祸首？1997年9月22日晚上，在阿尔及尔以南十哩的宾达刺（Bentalha），发生了什么事？是谁把镇中五百名男女和小孩杀害？是谁？那个无所不知的法国人利维（Bernard Lvy），坚信是伊斯兰激进份子犯下这滔天罪行。若然，为何军队拒绝让当地民众自卫？为什么在那晚要当地民兵离开？保安部队为何不插手制止，而是隔岸观火？利维先生凭什么认为，马格利比地区（Maghreb，指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三国）必须以捍卫法兰西共和国利益为己任？这种基要主义为何从来不曾招来攻击？

阿拉伯人总是说：我们知道该做何事。但每次西方干预时，我们便距离目标愈来愈远。如果西方真的想帮助我们的话，便该撒手不管。这是我的阿拉伯朋友所得结论，而我完全赞同这一说法。且看伊朗。在进攻阿富汗期间，西方对伊朗的态度转趋温和，因为伊朗对战事发展举足轻重。伊朗最终按兵不动，帝国的基要主义者便大谈包括伊朗在内的「邪恶轴心」。但，插手其中将是愚不可及。在伊朗，新的一代除感受到宗教领袖的压迫外，对其它是一概不知。伊朗国王的故事，对他们来说遥不可及，所以他们只认定一样东西：不要这些宗教领袖继续管制他们。即是伊朗近年没有像沙特阿拉伯或前「阿富汗酋长国」的劣绩，人民的生活也好不了多少。

伊朗制片者所说的故事

让我告诉你一个故事。数年前，我曾在洛杉矶认识一位年轻的伊朗制片者，他名叫曼苏乌里（Moslem Mansouri）。他在伊朗秘密录制纪录片，然后偷偷把几小时的访问片段带出国。他取得三名德黑兰妓女的信任，在超过两年间一直拍摄她们，而她们也毫无保留的跟他聊天。胎把最后片段给我看了，而从文字记录中，我得以一窥访问内容。这些妓女说，宗教节日期间，就是生意最景气的时候。其中一人道：「现在，所有人都不得不出卖肉体！像我们这些女人，必须为了十万都曼(Tooman，伊朗货币单位)而忍受一个男人。年轻人一定要挤到床上去，哪怕是十分钟也好……那是基本需要……让他们可以冷静下来。」

「政府禁制卖淫之日，就是淫业兴盛之时。其实，不要说是卖淫了，就算是我们在街上跟异性说话的自由也早给政府剥夺……无论在公园、戏院或街道，你都不能跟身边的人说话，否则便会惹来伊斯兰卫队没完没了的审问。现在，在我们的国家里，所有人都很有意见！没有人有安全感。我曾到一所公司求职。公司经理是个蓄胡子的人。他打量着我的脸，然后说：『我会聘请你，并在薪金以上再多添十万都曼。』我说：『你最少可先测验一下我的计算机技术看我是否合适…』他说：『我是为你的外表而聘用你的！』那我便知道，要是我在那里工作，便最少得每天跟他交欢一次。」

「所有地方都是如此！我为了离婚的事，到了一个特别的家庭法庭，并恳求那担任法官的教士，把孩子的抚养权交给我。我跟他说：『求求你……请你行行好，把孩子的抚养权交给我。我愿意当你的贾里斯（Kaniz，在波斯语意为仆人，原意是『求求你，我亟需它。』）………』你猜那家伙说什么？他说：『我不需要仆人！我要的是女人！』当教士也这样说时，你还能指望其它人说啥呢？为了让我的离婚申请生效，我前去要求某官员的签署核准。他却告诉我，我不应该离婚，而应非法地在未有离婚前，再行结婚。他说，没有丈夫的话，便很难找到工作。他说得对，但我却没有钱可付给他……这些事让你衰老得快点……你会变得抑郁……你有很大压力，足以把自己压垮。也许，总有一个方法摆脱这些事……」

曼苏乌里愤恨难平，因为没有美国电视网络愿意购买这套影片—-他们不想动摇卡塔米的政权！曼苏乌里本人根正苗红，而没有这个背景，他就不可能成为制片人。他小时家中清贫，父亲是提示祷告时间的人，所以他的成长跟宗教密不可分。但他憎恨宗教，并拒绝参与两伊战争，结果被拘捕。正是这经验，把他改头换面。「监狱生活很艰苦，但很有意思。就是在里头，我感到自己思想终于成熟。我一直在监狱里反抗，我很喜欢自己的坚强。我觉得，牢狱之灾是我把自己从教士的腐败中拯救出来的代价。我为此骄傲。入狱一年后，他们告诉我，只要我肯签字保证，将出席星期五的讲道和宗教活动，则我可有条件获释。我拒绝了，于是再给多关一年。」

其后，他担任一本电影杂志的记者。「我觉得，在传媒工作能掩饰我的计划，也就是拍纪录片，揭露现政权的黑暗。我知道，由于那些审查条例，我是不可能制作自己想拍的电影。伊斯兰电影检查当局永不会容许这类题材的电影出现。与其白费心机，不如偷偷拍摄八部录片，然后偷运出国。由于资金所限，我终于只能拍成两出：《特写‧远镜》（Close Up,Loag Shot）和《自由诗人森路》（Shaloo,the Poet of Liberty）。」

「第一出电影是关于萨斯亚（Hossein Sabzian）的生平。他是基阿鲁斯达米（Abbas Kiarostami）半纪录片电影：《特写》（Close Up）的主角。此片拍竣后数年，我访问了萨斯亚。他热爱电影，妻小却无法忍受，终于舍他而去。现在，他住在德黑兰市郊的一条村庄，并得出一个结论：他对电影的爱，只能为他带来不幸。在我的片中，他说：『我这种人，就是在生活的环境中被毁掉的。我们永远不能表达自己。从来有两种死人：躺着的和站着的。我们便是后者！」

在每个回教国家，我们都可以找到类似、甚或更差的故事。海外的穆斯林后裔，与生活在伊斯兰国家的穆斯林，有很大一个分别。后者对宗教更具批判性，因为宗教对他们的身分认同没有影响：他们怎会不是回教徒？可是，在欧洲和北美，情况却迥然不同。由于极端政治衰落，这些地方鼓吹多元文化，强调差异。

「文化」与「宗教」，其实是社会经济不平等的委婉词，就如当下北美或欧洲社会的主要议题，式多元而非阶级问题。我聊天的对象，包括来自马格比利地区的法国穆斯林、来自安勒陀利亚（Anatolia）的德国穆斯林、来自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国的英国穆斯林、来自各方各地的美国穆斯林，甚至是一位孤立在斯堪地的那维亚的南亚穆斯林。我常问自己：为什么有这么多人跟你一样？我与那些居住在克什米尔和旁遮普省的健壮好动农夫相知甚深，而这群海外回教徒，竟比他们要更正统、更固执。

英国首相对单一信仰学校（Single-faith school）的功效深信不疑。美国总统在每次演说后，总加上一句「主佑美国」。拉登在开始和结束电视访问时，都会赞颂阿拉。三人都有权这样做，恰如我有权继续相信启蒙时代的价值观。启蒙时代思想家攻击宗教（主要是基督教），因为他们相信：第一，那是一套意识形态的骗局；第二，那是一套有系统的制度性压迫，迫害和不宽容的力量强大。今时今日，为什么我们反要抛弃这两种想法？

我不想你误会我。我对宗教的反感，决不只是针对宗教而言。我从不否认，宗教意识曾担当推动世界进步的角色。例如，正是这两种对基督教的诠释（新教的改革与天主教的反改革），导致欧洲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尖锐的辩论开始，加上对神学的热情，后来酿成内战，最终达至革命。

历史的教训

藉更改忏悔对象而生的销毁圣像运动，导致荷兰人在十六世纪群起反抗西班牙统治。十七世纪时，先有苏格兰采用新的祈祷书，1688年又有拒绝容忍天主教之举，是后来英格兰发生清教徒骚乱的原因之一。知识分子的躁动，未曾稍息；仅一个世纪后，启蒙时代的思想便为法国大革命火上加油。英国圣公会虽与罗马天主教廷联合对抗新威胁，但主权和共和的观念广受欢迎，并终于破土而出。

我几乎已听到你的问题了。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有很大关系，我的朋友。西欧历经宗教狂热的洗礼后，终于超脱并向现代迈步。这是鄂图曼帝国所永远无法模仿的。逊尼什叶之争，出现得太早，这两种敌对教义早已处于胶着状态。而此时，异端又早已在伊斯教中被连根拔起。在西方出现大变革时，在苏丹左右的，是一群宗教学者，他们统治着一个将要枯萎逝去的帝国。

十八世纪时已是这样了，何况今天。或许，只有如伊朗的群众般，透过亲身经历，穆斯林才能体会这点。宗教的冒起，部分原因可能是在新自由主义时代一统江山后，没有其它学说可供选择。在此，你会发现：若伊斯兰国家大开国门，则新自由主义将在社会政治层面上为所欲为。

大美帝国曾利用过回教，将来也大可这样做。因此，我们的挑战便是：我们急需改革伊斯兰教。不仅要把极端保守主义和落伍的基要主义扫除：更要开放伊斯兰世界，拥抱较西方现有学说更进步的新知新见。

要做到这点，我们要有绝对的政教分离。教士阶级要解散。穆斯林知识分子要得到释经的权利，因为可兰经是伊斯兰文化的集体资产。我们要得到自由、理性思想的权利，要得到想象的权利。我们若不朝这方面而行，便将回到杀戮战场之中，而非一个更美好、更人文的环境里。走回头路的做法，实是难以接受。我容让笔端写出心底话，宣扬异说，为时已久。我想我不会再改变了，但我希望你会。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marxist.org-chinese-tariqali.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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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伪的富人慈善

当年恩格斯对虚伪的富人慈善的批评，供诸位战友参考：

但是千万不要以为“有教养的”英国人会公开承认这种自私自利。相反地，他用最可耻的伪善的假面具把它遮盖起来。怎么，难道英国的财主就不关心穷人？他们不是已经创办了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的慈善机关吗？呵，不错，慈善机关！你们吸干了无产者最后的一滴血，然后再对他们施以小恩小惠，使自己自满的伪善的心灵感到快慰，并在世人面前摆出一副人类恩人的姿态（其实你们还给被剥削者的只是他们应得的百分之一），好像这就对无产者有了什么好处似的！这种布施使施者比受者更加人格扫地；这种布施使得本来就被侮辱的人遭到更大的侮辱，要求那些被社会排挤并已失掉人的面貌的贱民放弃他最后的一点东西——人的称号；这种布施在用施舍物给不幸的人打上被唾弃的烙印以前，还要不幸的人卑躬屈膝地去乞求！但是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呢？让我们来听听英国资产阶级自己说的话吧。大半年以前，我在“曼彻斯特卫报”上读到一封给编辑部的信，编辑部把这封信当做极为自然的和合乎情理的东西，不加任何按语就登了出来。下面就是这封信：

“编辑先生！
近来在我们城里的大街上出现了大批乞丐，他们时常企图用他们那褴褛的衣服和生病的样子，或者用令人作呕的化脓的伤口和残废的肢体，以极端无耻的和令人讨厌的方式来唤起过路人的注意和怜悯。我认为，一个不仅已经付过济贫捐而且还给慈善机关捐过不少钱的人，应该说已经有充分的权利要求不再碰到这种不愉快的和无耻的纠缠了。如果城市的警察连保证我们安安静静地在城里来往都做不到，那我们究竟为什么要付出那样多的捐税来供养他们呢？我希望这封信在你们这个拥有广大读者的报纸上发表以后，能促使当局设法消除这种恶劣现象（nuisance）。

永远忠实于您的一位太太”

看吧！英国资产阶级行善就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不会白白地施舍，他们把自己的施舍看做一笔买卖。他们和穷人做买卖，对穷人说：我为慈善事业花了这么多钱，我就买得了不再受你们搅扰的权利，而你们就得待在自己的阴暗的狗窝里，不要用你们的那副穷相来刺激我的敏感的神经！你们不妨继续悲观失望，但是要做得让人觉察不到。这就是我提出的条件，这就是我捐给医院20英镑所换取的东西！呵，基督徒资产者的这种慈善是多么叫人恶心！“一位太太”就是这样写的！是的，一位太太！她这样署名是很恰当的。幸亏她没有足够的勇气称自己为一个女人！既然“太太们”是这个样子，那末“老爷们”又该怎样呢？人们会说，这封信所说的只是个别情形。不，它正好表现了绝大多数英国资产阶级的想法，否则编辑部就不会把它登出来，否则一登出来就会引起某种异议，我留意了以后几天的报纸，没有找到这种异议。至于这些慈善行为的效果，帕金逊掌教就亲口说过，穷人从他们的穷弟兄那里得到的帮助，比从资产阶级那里得到的要多得多。淳朴的无产者深知饥饿的苦楚，所以他们虽然自己也不够吃，还是乐意舍己救人。他们这种援助的意义是与穷奢极欲的资产者所扔出来的那点布施迥然不同的。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engels/1844-1845/1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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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不干預經濟才能成長的假定是錯誤的：《資本的世界史》選摘（2）

作者說，資本主義是種善變的體系，很容易造成週期性危機。這些危機大多只是尋常的經濟衰退，但也可能導致由金融投資者的羊群行為引發的大蕭條。（資料照，取自pixabay）

新自由主義的基本假設認為國家必須盡可能不干預經濟，如此經濟才可能成長，這是錯誤的。

新自由主義者的論調予人的印象是，經濟受到國家箝制，必須爭取脫離這種政治獨裁。但從歷史發展來看，這種觀點錯得離譜：在資本主義早期型態出現的地方，當地的早期資本家同時也握有政治力量。

中古時期屬於漢薩同盟的城市，如漢堡、呂貝克（Lübeck）、布萊梅（Bremen）等富麗堂皇的市政廳，直到今日，依然顯示當年權高一時的議員們曾經在此開會議事。這些城市新貴自然不是由人民推選出來，而是出身顯赫的鉅商家族，他們將這些獨立的城邦建設成推升遠地貿易與他們私人錢庫的助力。

在所有商業大城都能見到這種模式，統治義大利威尼斯（Venedig）、佛羅倫斯（Florenz）與熱那亞（Genua）等諸城邦的也同樣是金錢貴族，其中最著名的當數佛羅倫斯的金融豪門麥第奇（Medici）家族，而該家族成員甚至躋身為托斯卡尼（Toskana）大公。1492年發現美洲之後，貿易重心儘管西移，但在安特衛普（Antwerpen）與後來的阿姆斯特丹（Amsterdam），都是由商人治理他們的城市。「資本主義唯有在它等同於國家，當它就是國家時，才能獲勝。」法國史學家費爾南．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做了上述的歸納。’

這些商貿城市面積儘管不大，卻是區域性，乃至全球性的強權。無論是威尼斯或熱那亞在地中海區都擁有眾多的殖民地，而阿姆斯特丹商人於1602年利用國家統治權設立了荷蘭東印度公司後，勢力更擴展到了印尼；在此，政治力量與經濟利益二者密不可分。

這些大型商貿城市控制了全球貿易直到十七世紀，但它們卻像是位在封建國家這座浩瀚大海上的資本主義小島。十八世紀時這種情況有了變化，在歷史上首度有一整個民族國家受資本利益統治，這個國家便是英國。前此我們已經提到過的1688–89年之際的光榮革命便是這種變革的象徵。權利法案（The Bill of Rights）保障了議會多方的權益，削弱了國王的權力。形式上，英國成了君主立憲制的國家，但其表決權卻規定，表決者必須擁有相當資產才行。

這是一小群主要由鄉紳，但也由商人組成的菁英。他們主宰了英國議會，並極力讓英國政治為他們的經濟利益服務。而他們之所以推選適合他們的國王，也非偶然。1688年英國人民推翻了信奉天主教的國王詹姆斯二世（James II），擁立奧蘭治－拿騷（Oranien-Nassau）的威廉三世（Wilhelm III），威廉三世同時也是荷蘭的行政長官。

但如果我們因此以為，在此之前英國商人深受君主所苦，這種說法也不正確。最晚從十六世紀起，推動經濟向來便是英國國王的宗旨，正如亞當．斯密於1776年所見證的：「自從伊莉莎白女王治國起，英國法令便極力照顧商業與手工業的利益，而實際上，歐洲包括荷蘭在內，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法律如此重視工業。」

英國的例子很快便成為楷模，其他歐洲君主也了解，想在歐洲的長期戰爭中立於不敗之地，他們就不得不推動經濟。軍隊勞民傷財，唯有繁榮的經濟才足以應付，因此自十七世紀起所謂的重商主義風行全歐。重商主義儘管並未形成完足的理論綱領，卻促使幾乎所有歐洲國家的君主積極創建手工作坊，並推動本國出口貿易。在此，國家與經濟再度密切合作：歐洲君主大多有市民階層的策士指導他們商貿生活如何進行，其中最令人津津樂道的是俄國沙皇彼得大帝（Peter der Große），他甚至於1697年化名前往荷蘭，在贊丹（Zaandam）的造船廠工作，以深入了解這個商貿富國的經濟。

這段簡短的歷史陳述顯示，資本主義並非誕生於與國家的對抗，而是向來享有國家支持的。然而到了十九世紀，現代資本主義伴隨著工業化興起時，國家的角色有了根本性改變。重商主義在大規模不景氣的經濟中努力創造成長，但隨著工業化的進展，卻出現了反向的問題：如今雖然有了成長，但科技的急速發展卻帶來了意想不到的社會後果，必須仰賴國家解決。

受工業革命大量燃煤所致，倫敦在1950年代以前的100年間有大約10次大規模煙霧事件，其中最嚴重、對健康危害最大的一次即1952年。圖為大霧籠罩的倫敦街頭納爾遜紀念柱（取自維基百科）

為了有利資本主義的開展，必須使人民接受更好的教育、創立大學、資助研究等，而呈爆炸性擴張的都市必須妥善規劃與管理，道路與鐵路有待鋪設，而諸如新藥等可能具有危險的產品需要控管，工廠安全需要監控，環境危害也須避免。凡此等等，一夕之間都等待著國家去解決。

此外，假使沒有國家參與，最重要的科技發展就滯礙難行。在此僅舉一例：德意志應用電學愛迪生學會（即後來的通用電氣公司）之所以願意投入電力事業，是因為柏林市是個可靠的客戶，並且於1884年與該公司簽定特許契約。

但最主要的是，國家必須設法讓人民承受得了科技變革。「全民富裕」雖然動聽，但生產力持續提升也是一種折磨：原有的知識落伍，昔日有保障的工作消失，而在爭取最佳工作的競爭中也非人人都能獲勝。社會學者卡爾．奧托．洪德里希（Karl Otto Hondrich）對進步的辯證法做了極佳的描述：「競爭產生不平等，即使每個人的績效都提升了，也必定會有一些人失敗。這個人的成功是他人的失敗，績效的提高──或早或晚，在此或在彼──會導致績效不良，而這種績效不良的必然性，便是競爭社會的根本矛盾，是個無可脫逃的進步陷阱……在競爭中，個人績效的提升都建立在從群體預支的績效上，社會必須承認並接受績效不良的後果！」而其結果則是眾所皆知的：所有西方國家都實施國營的失業保險與社會救濟，以便至少能為資本主義最嚴重的痛處加上避震器。

國家愈形重要，而這一點也反應在所謂的國家支出比率，也就是公共支出在年經濟產值上的佔比上。此時國家支出比率極速攀升，在德意志帝國時期佔比還只有5％至7％，到了威瑪共和國（Weimarer Republik）便高達15％至20％，而在2011年時，德國的國家支出比率更高達45.3％。

乍看之下，這似乎表示國家支出持續向上攀升，但實際上國家支出比率幾乎四十年沒有太大的變動。1975年時，德國的國家支出比率便已高達48.8％，而此後甚至還得負擔兩德統一的費用。由此看來，認為名為國家的莫洛赫神（Moloch）會將資本主義的稚嫩幼苗嚼得粉碎，這種擔憂絲毫沒有根據。

最重要的是，新自由主義的基本假設認為國家必須盡可能不干預經濟，如此經濟才可能成長，這是錯誤的。儘管奧地利的國家支出比率高達50.5％，但在過去數年，奧地利的經濟成長卻強過德國。在2001至2010年間，奧地利的平均經濟年成長率為1.6％，德國卻只有0.9％。至於瑞士則似乎是個反面例證，瑞士的平均成長率為1.7％，但其國家支出比率卻只有34.5％。

不過，如果只是比較絕對經濟成長率卻會令人產生誤解，因為我們還不知道這些生產力要分配到多少人身上──而上述三個國家在這一點上有著值得我們注意的差別。德國國民數目略減，約為8,020萬人，瑞士在過去十年來則多出了80萬人，人口約800萬，大約增加了10％。同一時間在奧地利則有40萬人移入，全國人口增加了5％，總共約840萬人。人口越多代表消費越多，如果必須供應更多外來移民的生活，經濟自然就會成長。

且讓我們更精確計算：瑞士自2000年以來的累計經濟成長約為21％，而同一時期人口約增加逾10％，因此其中一半屬於「橫向成長」，亦即人均經濟成長率只有一半，約為0.85％。這個數字與德國的平均經濟成長率相去不遠，德國在人口略減的情況下來到0.9％。儘管奧地利的國家支出比率在這三國中最高，但奧地利的人均經濟成長也最高。

此外，瑞士人是如何將他們的國家支出比率壓到令人訝異的34.5％，也頗令人好奇，畢竟幾乎其他西歐國家都在45％到55％之間。這個問題的答案便是「私有化」。瑞士的醫療保險與部分退休保險是由私人企業辦理的，因此不在國家支出比率之列。就一名瑞士企業員工看來，這不過是一種戲法，因為他還是不得不繳交保險費。瑞士企業家協會（Schweizer Unternehmerverband）曾經計算過，如果將民營社會保險考慮在內，瑞士的國家支出比率應如何：結果甚至遠高於德國。

過去幾年來，全歐洲都盯緊了國家支出比率，並且盡可能將數據壓低，這幾乎已經成了新自由主義者的全民運動，但他們的成功不過是借助了統計的戲法。所有西方國家，無論是由社會民主黨或保守黨執政，其「國家支出比率」都差不多。這種結果一點也不令人意外：國家必須是資本主義非常關鍵的一部分，否則資本主義便會崩潰。

如果國家沒有出手援助、調節，「金融市場」根本就不會存在。光就最早的銀行史來看，這一點便已極為明顯。銀行之所以在十四世紀時興起於義大利，目的不在接受私人存款，而是為了管理公共債務。在義大利商人眼中，這種密切合作是必然之理：國家是由他們治理的，對他們而言國家與私人反正沒有差別。

就連股份公司原本也非純粹的私人經濟型企業。全球第一家股份公司便是之前我們已經提到過的，創立於1602年的荷蘭東印度公司，而這家公司的獲利，是因為國家保障它與亞洲遠地貿易的獨佔權。此外，儘管證券交易所向來被視為是自由市場的化身，但起初它也與私人經濟沒有多大關連：1611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現了全球第一家證券交易所，而這家交易所最初的目的只是提高「流動性」，也就是促進與國家密切相關的證券之交易量。這家交易所處理的主要是公債與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股票。十七世紀倫敦開設今日的證券交易所時，也出現了這種現象：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股票與英格蘭銀行的債券，這兩種證券再度變得炙手可熱。二者都是國家支持的獨佔型公司。

此後各金融市場的發展差異儘管極大，但直到今日，如果少了政府債券的標的，許多投資人就不知該如何是好。正如德國聯邦證券所示，公債的交易金額是天文數字。2011年德國流通的聯邦公債價值約一兆一千億歐元，但聯邦公債在全球的交易額卻高達六兆歐元，這表示在一年內每筆公債至少被買賣了五次以上。

更受人們喜愛的是外幣交易，其全球交易量至少達四兆歐元──單日交易量。這種超大型賭場對經濟並沒有實質助益，但大家卻樂於遺忘貨幣「本身」並不具任何價值。錢之所以具有購買力，是因為有國家監控。每個國家的央行都訂有利率水平以免貨幣供應爆量。然而，利息不過是一種價格──借貸的價格；而借貸依然是金融市場的核心生意，因此號稱自由的金融市場，其實是由國家決定其價格的市場。如果有個火星人來到地球上，他們大概會以為金融市場幾乎是種社會主義吧。

而這個火星人的想法並非毫無根據，因為大銀行與基金享有獨一無二的優惠：每當它們瀕臨破產危機，國家幾乎都會出手相救。因為一家重要的銀行破產不只會導致金融市場崩潰，實體經濟也將受到衝擊（第四篇會詳加說明），因此國家不得不干預以免經濟崩盤。對投資銀行而言，這種隱藏版的國家保證，代表的是莫大的利益，因為它們活在一個可說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怪誕混合體之中：損失由社會分擔，利潤由私人享受。

沒有任何其他經濟領域比金融業更倚賴國家了。就此看來，金融業裝扮成與國家毫無瓜葛的模樣，實在是種高明的行銷手段。自1980年代初起放鬆對金融業的管制，主要的伎倆在於指控國家的調控是扼殺「金融市場」與經濟自由發展的拘束衣。昔日的英國首相柴契爾在「大爆炸」後首度的重要演說中，便將新自由主義的世界觀濃縮成一個句子：「消失的是那些阻礙成功的控制。」而「成功」一詞正意味著，將「失敗」完全排除在外；這種態度根本遠離現實。資本主義是種善變的體系，很容易造成週期性危機。這些危機大多只是尋常的經濟衰退，但也可能導致由金融投資者的羊群行為引發的大蕭條（詳細說明見第四篇）。等到成長停滯，國家就再次被請出來，這時候連新自由主義的企業家都非常樂於接受政府協助。最新的例子便是於2009年制定，旨在協助汽車業度過金融危機的「汽車報廢補貼」（Abwrackprämie），這項補貼總共花掉德國納稅人50億歐元。

除了這類直接補助，許多公司還間接受惠：儘管支持市場經濟的人士批評國家支出比率過高，但在危機時期穩定經濟的卻也正是這些公共支出；因為這樣，退休金才能照發，失業者才得以接受補助，而醫療保險公司提供的保障也不會縮水。這種「自動穩定機制」保障了最低所得基準，而此舉又帶來了消費、營收及工作機會。德國經濟如果只由私人企業構成，那麼每逢危機，經濟就會大幅萎縮。十九世紀還沒有社會保險，國家也未進行干預時，就是一個駭人的例證：歷經1873年的經濟恐慌後，德國鐵路產業的工人有40％遭到解雇；這在今日簡直無法想像。

在資本主義中，國家是無所不在的；因為假使沒有國家持續不斷的干預，就不會出現有效的資本主義。這種關連大家有目共睹，因此市場自由主義論者何以頑固地漠視這一點，就成了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答案之一或許是：必須仰賴國家，這樣的想法令人不舒服。而必須時時與上百萬名同胞協調，沒有可供你逃避的經濟小島，也太辛苦了。反之，市場這個概念則提供了無窮無盡的慰藉：那裡只有個人，可以全力追求一己的成就，不必時時顧慮到廣大的整體；那裡每個人都是打造自己幸福的鐵匠，只為自己與家人承擔責任。這種童話太美好了，美好得令人捨不得放棄。
http://www.storm.mg/article/401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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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

我知道有不少左派都寄希望于计划经济，而且把苏联和共匪在计划经济上的失败归咎于没有实现工人民主。不过，我想说的是，就算是实现了工人民主，计划经济依旧在大部分领域是不可行的。

理由很简单：无论是极权政府还是民主的工人议会，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如何具体确定人民的需求数据。我举个例子，有不少人喜欢吃鸡，假设每个人一顿要吃半只鸡（其实这已经是不符合现实的假设了，有人能吃掉一只鸡，有人能吃掉四分之一只鸡，而且不同的鸡的大小也不同），那么如何确定总共需要的鸡的只数呢？

做问卷调查？先不说调查本身要花费多少资源，准确率如何，就算做了，吃鸡这一需求本身也是随时变动的，也就是说调查得到的本身就是个过时的结果，即时需求根本无法被准确得知，那么也根本无法制定出相应计划。

不过呢，有人也想到一个办法：先下订单，然后再准备鸡。对不起，手机等一些产品还有这么做的余地（但还是无法满足那些马上想要手机的人的需求），鸡？打算要人民等几个月还是几年啊？什么，你说事先把鸡养好？那事先你又如何得知人民需要多少只鸡呢？

此时有人会说：事先无法确定就算了，先提供，如果不够再补充，如果鸡太多了就想办法处理掉一些嘛。问题是，这一点市场做得更好啊！靠巨大的官僚机器养鸡，明摆着比不过市场啊！

关键问题出在官僚机器并不靠养鸡赚钱，比起养鸡他们有其他太多捞钱途径，就算工人民主，在一家独大的情况下也会变得店大欺客，而计划经济恰好把人民的选择锁死了。所以计划经济在市场的进攻之下必然会败下阵来，这并非偶然。但也不是所有行业都是计划必然不如市场，这点后面会说明。

有一点需要明确的是，市场的问题并非是交易行为本身一定是奴役压迫，问题在于交易本身有信息对称的交易，有信息不对称的交易；有干净的交易，也有肮脏的交易；有不伤害别人的交易，有伤害别人的交易；有自愿的交易，也有非自愿的交易。

信息对称的，干净的，不伤害别人的，自愿的交易，没问题的，而且还会促进财富的增加；信息不对称的，肮脏的，伤害别人的，非自愿的交易，问题太大了，而且很多时候都会减少财富（例如环境污染，例如为了利益最大化不惜毁灭几亿吨食物）。

但市场本身才不管交易是否有问题，对于市场来说任何交易都是市场的一部分，无论是否是自由市场。所以说，市场本身并不会像右派们宣传的一样有所谓的“自净能力”，否则这世界上的公司们胡做非为的时候，怎么没有一个名为市场的超人冲出来阻止呢？哈哈哈哈。

众所周知，资本主义逻辑是利益至上，也就是金钱至上，那么自然会出现为了利益最大化而出现肮脏交易（例如官商勾结），利用信息不对称去欺诈别人（例如垃圾培训机构欺骗穷学生），无下限的伤害别人（例如环境污染），非自愿交易（例如富士康的学生奴工，黑砖窑），更重要的是，极权独裁的公司制下，老板们独断专行，以私人产权和商业机密的名义把公司变成黑箱，然后独占利润的老板们就会为了独占更多利润而胡做非为了。而这一切当然是不能指望靠不存在的市场超人前去阻止的。

那么靠什么前去阻止呢？法律？独立工会维权？记者揭露？内部吹哨人？嗯，这些都是办法，但这些办法的本质是出事之后进行救火，而且记者揭露和内部吹哨人更多依赖个人良知，而个人面对组织化的公司本就是非常无力的，公司们有的是方法让个人闭嘴（这一点同时也说明了为什么小政府的实质是由着公司们胡做非为的政府，如果政府只满足于当所谓的守夜人，那么被公司侵害的个人和有良知的个人面对高度组织化的公司必然是弱势，那么公司就能轻易维持侵害。你不偏向弱势，就是偏向强势）。

那么，根本解决办法是什么呢？答案是：经济民主。员工们成立民主议会进行决策（小公司可以不用议会，直接全员工民主投票决策，例如决定利润如何分配），职业经理人和高管可以继续存在，但他们的决定必须经过民主议会通过才有效力。民主议会可以授予一些专业人士权力，但也可随时收回。同时，公司具体运营状况公开，日常工作管理制度公开，每个人的具体工资公开（这点可以讨论，不过工资数据本身是交税所必须的，无论如何工资水平对于本公司员工应该是公开的）。你说商业机密？对不起，不存在这种东西的，知识本就应该属于所有人，虽说原创者收钱无可厚非，但即使是原创者也无权长期垄断知识本身，不过给原创者一些额外奖励还是应该的，这点需要具体情况具体讨论。无论如何，公开透明只有在经济民主的前提下才能真正实现，因为独裁老板能做的小动作实在太多了。

经济民主了，公司公开透明了，肮脏交易和非自愿交易自然没有了存在空间。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并不能得到根本解决，因为有些行业的高度专业性决定了信息必然不对称，例如医疗，公开了普通人还是看不懂。那么如果放入市场，普通人还是会因为信息不对称成为当肥肉的一方，更重要的是医疗是基本人权，是政府必须捍卫的，教育也是同样道理。还有住房，因为土地本身的不可流动性，交给市场必然会出现垄断，化石能源也是如此。

没错，教育医疗住房能源（养老是直接给养老金，不算行业）这几个行业，就是计划优于市场的。当然，必须是以民主为前提的计划。其中，教育医疗和住房也欢迎私人提供(我主张成人教育也主要由政府提供)，但私人属于补充，民选议会的计划才是主导。还有城市的公共交通系统和管线系统，多个竞争者反倒会造成不必要的冗余，民选市政府事先进行计划评估才是更好的选择。

那么对于失业者呢？政府提供资源帮助失业者再就业（例如就业技能培训），或者帮助失业者成立新的民主公司。当然，在新的制度下，民主公司们也会有做大的（当然，反垄断法还是有必要存在的）有维持不变的有因为作出脑残决策或运气不好而破产的，但和独裁公司制不同的是，民主公司中谁作出脑残决策谁为决策后果负责，而独裁公司制下老板们总是会通过裁员或压低工资等手段把脑残决策造成的后果转嫁到员工身上。

至于欺诈？首先禁止精准投放广告这种既践踏隐私权又践踏言论自由的罪恶，同时立法把那些在广告中虚假宣传的人渣公司罚到内裤都不剩（无论这种广告是以什么形式做的，只要有一句宣传不符合一个消费者所经历的实际情况，那么这个公司就等着内裤都不剩吧）。不过民主公司一般也不会出现这种破事了，因为民主公司无法像独裁公司一样上面少数层层逼迫下面多数为了业绩不择手段。

最后说下饥饿营销，饥饿营销的实质是通过铺天盖地的洗脑式宣传制造出虚假的需求（没错，经济学上经常使用的理性人假设实际上是不符合事实的，很多情况下消费者的消费行为都并非理性选择，而是洗脑下的盲目跟风或处于被单独游说恐吓的情况下的不经思考的决定），实际上造成了资源的严重浪费，所以我的看法是法律上应禁止饥饿营销行为（不过饥饿营销一般伴随夸大虚假宣传，禁止虚假宣传就能让饥饿营销喝上一壶了），以及禁止广告垄断（即禁止某个公司的广告霸占广告市场，具体标准需要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