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demsoc gh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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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为敌是假相，（中国）异议和（西方）反抗者南辕北辙才是真的

文/Don Evans
（泡泡特约）中国人的亲美亲的不是美国精神，而是美国政权，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异议和美国反对派无法接轨。

美国精神是自由至上的、是对一切权力权威保持警惕的、是 Keep Fighting 的，这些优秀品质中国人一个都没get到。

美国反对派和俄罗斯反对派可以联手，尤其是在技术方面，而中国异议则不行。抱政权大腿的人不论抱的是什么政权，都不能称之为反对派，只不过是异议。

有些中国人亲美国政府是期待华盛顿能制约北京，部分 Trump fans 也是做的这个梦。但反美对中国政府来说只是一个政治策略，是功利性民族主义的表现形式，民族主义是意识形态真空的替代品。

本文全部都是常识，无视所有明白人的感受仅此一次，先行致歉。

“反美”的恶意愚蠢

中国政府反美只是战略。苏联解体使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失去了信仰群体，中国突然要面对一个失去意义的世界，因此民族主义倾向作为意识形态替补品就变得对当局越来越有实用性。89年天安门屠杀后使当局不得重新不寻找新的权力杠杆。为了平衡独裁统治和修补被摧毁的“改革新形象”，修复政治合法性，当局加紧寻找意识形态替代品；同时，为了打破天安门流血事件后西方社会所强加的孤立，中国政府实行积极外交政策，试图扩大外交联盟圈子，采用与法、德等欧洲国家联盟反对美国的策略。

欧美反对派都明白中美为敌是战略性的，是不稳定的，中国政府模仿到了华盛顿几乎所有最糟糕的特征，从大规模监控到暗箱操作，从地缘政治为纲到高举“国家安全”，从嘻哈式景观政治宣传到物质资本主义……并把它们发挥到了极致。

不用听欧美反对派口头上怎么说，准确判断他们的认识应该看他们怎么做。美国异议使用的加密技术是“made in russia”，而不是 made in china，Snowden 逃到香港再去俄罗斯，而不是逃来中国，Assange 逃难时选的也是香港转机而不是中国、马来西亚或者新加坡，后两者都是美国盟友，而中国和美国的关系他无法确定不敢冒险，美国的盟国会把他们送给美国，那将导致他们面对永无止境的监禁和无法预料的酷刑，而美国的敌人则不会这么干。他们不会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

然而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异议，却不懂这个道理。北京政权的恶意愚蠢拉低了太多人的智商。

“Public opinion is a powerful tool, if not the ultimate tool, for changing policies of the seemingly omnipotent political leaders. The greatest danger is an apathy that allows for evil to thrive when bad people rule over us and provoke nationalistic and patriotic fervor that intimidates many into compliance.”

― Ron Paul, Swords into Plowshares: A Life in Wartime and a Future of Peace and Prosperity

无意义的舆论不是关注

舆论是改变看似无所不能的政治领导人政策的有力工具，即使不是最终的工具。然而舆论也分很多种的，吐槽在其中是毫无意义的一种。

然而仅仅是吐槽，也暴露了很多问题。“Secretary of State Rex Tillerson is out at the State Department, President Trump confirms; CIA Director Mike Pompeo will replace Tillerson”，这是本周二的快讯，一共两句话，中国人看的仅仅是前一句：国务卿下岗（这是在看热闹），美国异议看的则是后一句：Pompeo上位和新CIA局长（关注酷刑问题。“酷刑代言人” Mike Pompeo曾经公开宣称要处死斯诺登）。

这种状况绝对不限于对美国政治的感知，几乎一切话题都是如此——看热闹和关注是天壤之别。关注才是舆论，看热闹是在消解舆论！

无法不承认，社交媒体上比重最大的就是口水，所有语种都一样。真正有知识含量的账户极少 (高水平人士中有很多根本不使用社交媒体)，在此推荐几位不错的信息源: Glenn Greenwald, Kenneth Roth, n.n.Taleb, Ian Bremmer, Matthew Braga, Thomas Drake, Matthew Yglesias, Clay Shirky etc. （这仅是一部分，严重不完整，排名不分先后 incomplete lists & in no particular order）我敢打赌 99% 的中国人完全不了解他们全部。

为什么中国异议走不出去

中国异议和西方异议难以联合，原因在于三点 ：第一点就是上述提到的，中国人一直以来都找错了方向，真正可以给中国人以帮助的并不是海外具有政府和大财团背景的大牌媒体和所谓的ngo，而是独立媒体和独立ngo。

第二点是阶层差异，在西方国家，有技术能力知识水平的反对派大多是底层，而中国同样或稍差水平技术能力和认知的人群最次是中产，底层几乎只会喊口号，什么技术都没有，也就什么都做不成。当然你可以说，技术能通过学习掌握，我同意，但是阶层差异直接造成中国异议和西方反对派之间的观察角度和思考方式完全不一样，如果中国中产和高等阶层异议倾向于亲西方所谓的主流，那结果就是现在这样，有希望帮忙的人也帮不上，而中国人的依赖对象则倾向于改良而不是变革。

第三点就是最基础的公民责任感——你是在反对某个党派，还是对权力本身抱有警惕，是否具备监督权力的意识，简单说就是能不能尽公民之责的问题。如果没有，那只能作为某个党派的异议，而不是在追求独立自由，这是中国异议和西方异议的根本性区别（中国人对斯诺登的误解、对Musk的崇拜 等等太多，都与此有关），也是没有民主经验和有民主经验之间的根本性区别。这便令对话在绝大部分层面上都难以展开。我在那篇访谈文章中展示过这种冲突。

很多人会倾向于解释为“语言不通”，不排除这个因素，但它的影响很小，在技术的帮助下几乎微不足道。真正的障碍并不是仅仅靠语言就能解决的。

在互联网上，使用两种及以上语种的中国人不少，但他们只是在用非母语表达母语文化、母语中领略的思想、母语中培养的思考方式和价值观，于是多语种并没有变成他们的优势，反而暴露了其母语国家在教育和文化等方面的弊端，包括并不限于自我封闭、逻辑错乱、无知和反智。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强调的是思考方式走出去，而不仅仅是人或语言。

多语种可以为你开启一扇通往更宽广世界的大门，但是不是能进入这个世界，还需要更多的努力。

伊朗抗议者能在西方国家舆论范围内获得高度关注和支持，连海盗湾也在为伊朗革命摇旗呐喊，俄罗斯反对派也能做到这点，中国人没理由做不到。

近年来在充分利用互联网议题下一个子问题很活跃：如何在多语种和不同文化之间搭桥（也包括不同学科）很多人认为翻译和解义就足够了，但效果明显不好，因为它只能做到把外面的“拿进来” 但对融合几乎起不到任何作。就像把一个个密封的水球扔进大海，如何刺破这些水球（让人们打开眼界和心界去接收）才是关键问题。

毫无疑问要做到这点需要更丰富的知识覆盖面、好奇心和穿破基于传统的自闭的积极性，这也是互联网时代必需被更新的思考方式——这个虚拟世界是无国界的。互联网不会带给你额外的自由、见识和勇气，如果你始终缩在水球内部的话。技术没有国界，互联网没有国界，突破那个水球的壁垒，看到真正的世界，现在有机会联合到全球范围内志同道合的力量，你没有任何理由错过它。

Politics emerges as the expression of the battle between our collective desires and strenghts. Due to the common nature of mankind, there is great commonality in some of our strongest desires. When these desires do not compete they drive politics forward to ensure their forfillment. This is what we usually mean by the capitalised Right, a powerword, a threat of collective enforcement.

异议陷入“敌人的敌人”刻板思维不是好事

美国异议并不是完全正确，有部分人也陷在“敌人的敌人”误区中。棱镜被曝光后很多美国人开始警惕民主党，与其支持的、情报机构实施的、违宪的全民监控（Surveillance Society）有很大关系，以至于形成了一种叛逆，FBI已经变成了谎言的代名词，比如FBI批中国华为的产品涉嫌危害国家安全，而很多美国社会舆论认为FBI在“树稻草人”，一些异议人士甚至有意选择华为产品——“你觉得美国人的数据落在美国的敌人中国人手里更好，还是落在FBI手里更好？” 就如中国人更愿意将自己的隐私数据送给谷歌，而不是中国政府。

但是你真的能确保美中为敌吗？你不能，所以华为和谷歌的选择都是错的。

敌人的敌人思路的确可以作为策略存在，就如斯诺登的反侦策略，但有些时候它也会严重误事。所以你必需基于事实判断，而不是基于意识形态。

很高兴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朋友开始明白了这个道理，开始警惕数字极权的整体危害 FATBAG（Facebook Amazon Tencent Baidu Alibaba Google）这是进攻和自卫进入行动阶段的基础认知。

但还是有很多中国异议执迷于“敌人的敌人”，尤其是，此处的“敌人”还是基于中国政府的恶意愚蠢，结果就是蠢上加蠢。五毛和小粉红带着任务嘴炮“反美”，导致中国异议看到批评美国的舆论就认为是五毛。这是非常荒唐的。就如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全球大外宣，导致有些西方人看到中英双语谈论政治话题的社交媒体用户就认为其是“共产党的喉舌”。

“无国界”不是简单的三个字

无国界医生组织为全球灾难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无国界记者组织关注全球所有侵害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政权和trust，隐私捍卫者从来不会使用“你们国家我们国家”这样的字眼，就如真正的独立人权组织不会漠视任何一个国家的侵犯人权行为。

然而直到如今还是有很多中国人眼中只有中国。他们口头反对中国当局对新闻的管制，但马耳他反腐调查记者 Daphne Caruana Galizia 被暗杀的消息却极少有中国人关注；他们愤怒于中国当局对网络的封锁和控制，却毫不关心比中国封锁程度更为严重的埃及，更没有埃及人对突破封锁、反审查的加密技术的重视程度；他们对中国当局侵犯人权的行为表达充分的憎恶和恐惧，却质疑 Manning、Ellsberg、Assange、Snowden 的行为，完全无视这些说出真话的人所遭受的迫害，即便在黑点监狱、关塔那摩、各种酷刑和大规模监控被曝光后，依旧如是……

一直以来中国异议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他们关注我们吗？”却没有人问“你们关注别人吗？”不不，这个句式本身就是错的，不论是人权还是隐私、自由还是生命，从来不存在“我你他”的区别，如果你承认每一个公民都有吃饱饭的权利，而仅仅关注中国的饥民，完全无视埃塞俄比亚和也门被活活饿死的儿童，那么你的宣称就是非常可疑的。

中国人喜欢 Internet，讨厌中国大局域网，却几乎不理解 Internet 的无国界本性，即便费力登陆 twitter 也是缩在中文圈的小院里，对得起宽带费吗？去年有华裔异议选择离开社交媒体，删除所有APP，临走之前告诉我说“厌倦了互联网”……我笑了很久。因为他们厌恶的仅仅是中文圈，互联网大海里的一滴水而已，我上面推荐的少数几个有知识水平的账户他们几乎从来没看过。

曾经有海外朋友问我“如何形容中国异议”，我毫不客气回答：困兽。笼子里的困兽。这个笼子的一半是他们自己打造的，而当有人想解救他们、为他们扒开一个洞时，却没有人趁机逃出来，他们要么视而不见，要么告诉你“这不合理”……

自闭早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并不仅仅是某个群体的特征。对此我曾经写过一些分析文章。我的焦虑在于不希望再听到关于“中国社会没有反抗文化，我们插不上手”这样的话，但无法反驳，中国社会的确没能充分展现出反抗精神，一面是盲目求援（对美国政权）另一面则表现虚无和自我审查的犬儒主义，对此采取从外向内的角度观察是根本无法理解的。

做一个异议并不难，喊一句“我反对”就足够了。但如果不能用行动支持自己的立场，口号没有任何意义。有效行动的基础是知识和技能，当你具备了足够的知识和技能后，将很容易想到实现自己的目标的办法。

以下是本网结合二十多年来全球最具成效的反抗运动、以及中国的需求，做出的分析和知识技能支援，希望现在开始还不晚：1、pao-pao.net/article/1003；2、pao-pao.net/article/1004；3、pao-pao.net/article/1005；4、pao-pao.net/article/1008；5、pao-pao.net/article/1012；

6、https://pao-pao.net/article/1013；7、https://pao-pao.net/article/1019；8、https://pao-pao.net/article/1020；9、https://pao-pao.net/article/1021

https://pao-pao.net/article/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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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最近墙内大老板被共匪算计事件的评论

最近看到消息有墙内大老板被共匪算计。说实在，我一点也不想同情他们，他们的钱来自与共匪勾结，平日里不断公开为共匪洗地，残酷压榨员工，欺骗消费者，还派雇佣的走狗殴打维权者。别和我说都是共匪逼迫的，共匪最多也就是逼迫其发表洗地言论，压榨员工欺骗消费者派走狗殴打维权者，都是他们自己的选择.

共匪没逼迫他们制造毒食品，共匪没逼迫他们欺骗穷学生，共匪没逼迫他们的销售侮辱消费者的人格，共匪没逼迫他们跑路然后拖欠员工工资，共匪没逼迫他们雇佣五毛狗辱骂维权者为闹事，共匪没逼迫他们用童工，共匪没逼迫他们开黑砖窑，共匪没逼迫他们奴役学生工，共匪没逼迫他们把奴工们压榨到跳楼。

讽刺的是，如果使用左派逻辑，还能为他们找到一些辩解的理由：共匪客观存在的官僚压榨导致不得不压低员工工资啦，有钱大爷没钱贱民的资本主义逻辑导致不择手段啦，极权独裁的公司制导致逆淘汰啦…….可是啊，他们自己天天骂左派，恨左派比恨共匪都厉害，天天鼓吹“你穷你失败都是你自己不努力“，呵呵.

按照这种傻逼极右脑残逻辑，我所说的那些他们作出的暴行也完全都是他们自己的问题了，和共匪没关系了，可他们自己认可吗？这些大老板们，也是对自己社会主义对别人资本主义的虚伪存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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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新自由主义

被压迫的人民：我们想要全民免费医疗，负担的起的大学，负担的起的住房（都是基本人权）

新自由主义者：（站在高高的钱堆上，还一直要求对富人减税）你们只是想要免费的东西（你们只是想要不劳而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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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迫者们的收买机制

这个世界上有压迫者和被压迫者，而压迫者们为了维持压迫，会选择从被压迫者中收买一些奴才镇压其他压迫者，这些奴才此时就成为了被收买者。而收买机制中，最为中国人所熟悉的就是科举（和高考这种新科举）制了，压迫者通过科举制吸引有天赋者，同时制造出一种公平的假象，使得被压迫者们倾向于选择把其他被压迫者视为竞争者而不是难兄难弟，同时投入大批资源试图成为被收买者（以及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从而使得压迫者们可以轻易维持压迫。中国的科举制同时影响了其他东亚国家，所以亚洲国家的家长普遍重视教育，实质是想要后代成为被收买者并且顺便让他们也升天，说到底是一种奴性。

这种所谓的教育必然是极为竞争以及功利的，而且只有极少数被压迫者能最终如愿成为被收买者，大部分被压迫者没有天赋可用也没有资源进行投入。除此之外，贵族制也是一种收买机制，通过军功（对压迫者的忠诚和对其他被压迫者的掠杀）挑选贵族。而公司老板所使用的收买机制就简单多了：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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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处安放的“精神脱支”梦，“流行”的悖论和自杀式悲观

（泡泡特约）在中文界已流行数年的“精神脱支”一词如今似乎变了味道，就如“假新闻”曾经指向真正的造谣而如今成为抨击政敌的武器、“政治正确”曾经代表道德和正义而如今变成了一种讽刺，“精神脱支”在中国人范围内的理解也偏离了它最初提出时的目的。

综合几位早期主张“精神脱支”的华裔朋友的结论，这个词原本的意思带有：吐狼奶、开拓视野、改变被应试教育植入的思考习惯等积极的主张，如今似乎另一种需求正在压倒上述，那就是：摆脱中国社会和人际关系。

离开中国意味着什么？充分拥抱另一种文化和社会，还是把自己置于真空中、忐忑于无处安放的归属？

曾经被视为全人类智慧结晶的互联网，如今充斥着各种陈词滥调，不论你使用哪种语言，真正能带来新知识和更大眼界的信息都是少之又少。这种状况是如何造成的？如今又该如何更好的获得知识和力量？

悲观主义就如同一场威力无比的自杀式炸弹袭击，且波及面极广，令主张者及其周边完全陷入虚无。就在短短几年前，“中国人不适合民主”这句话还是亲政府人士的口头禅、被异议嘲讽和抨击的对象，然而如今，异议人士们纷纷“认同”了这一观点，他们被悲观主义炸弹摧毁了，陆续有人退出政治参与。

为什么会这样？

Evans 邀请了四位朋友，一起探讨这些话题。他们来自四个不同的国家，使用三种不同的语言对话，就同一个问题进行探讨。他们是：

欧洲密码学研究者、公民权利活动家：Noël

北美异议人士、无政府主义者：Shaw

亚裔流亡人士、设计师：Duncan

中国时政观察者、老媒体人：郑

一、“精神脱支”

Duncan：我已经在这个民主国家拿到了政治避难身份，经历了漫长的充满焦虑的等待折磨，身心疲惫。然而直到现在我才忽然发现，很多东西变得越来越远了，却没有什么能弥补这一大片空白。

Evans：首先恭喜 Duncan 的移民梦如愿。我想我能理解你说的意思，我们曾经在去年发布的《逃离中国》这篇调查中分析过一些华裔海外移民的心态和困境。说实话我很好奇为什么如 Duncan 这样的新移民很难和老移民结盟，华裔难以融入当地社会是普遍现象，但同为华裔却无法联合似乎有点难以解释。

Duncan：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和我一样，是为了摆脱中国的一切而选择移民的，想必不多。我们这样的人最大的困惑就是，发现在异国他乡遇到的同乡人满身都是“中国味儿”。往往都是属于劣习的所谓中国传统、没逻辑的中国式思考习惯、不讲理的中国式沟通技巧、复杂而微妙的中国式社交关系网，无不令我头疼。那些拿着民主国家护照的人随时都能勾起你的威权主义噩梦。是我很想躲却一直躲不开的东西。

Noël：抱歉我无法理解你的意思。你的话里透露出的一个关键字是“躲／逃”，中国并没有发生内战，大部分中国人离开家乡并非由于生命威胁，就如 Duncan，他们是逃离一种文化、生态，一个社会或民族，准确说是在厌倦自己身上的某些特质。你抱着这样的想法是永远也无法真正逃离的，因为你所恨的东西其一部分就在你的血液里。

每个国家都有异议人士、都在鄙视自己国家的弊端，我也是，我的国家并不完美，并且近年来每况愈下。全球民主指数普遍下跌你一定了解，我们是其中之一，已经濒临有缺陷的民主。政府在加紧对互联网的控制，要求科技公司配合给情报机构开放可监控的后门，加上传统的腐败、权力关系错综复杂，意识形态之争焦头烂额。所有权力在控制社会方面都是高度共识的，矛头一直指向公民。但这正是为什么我们还站在这里，我们要去改变它。

如果你厌恶的是一个民族整体，在我们的文化里将被质疑种族歧视。

郑：我理解 Duncan 的意思。在我身边也有许多这样的现象，主张民主自由的人们其行动和思考的方式无处不带有共产党的影子，共产党的文化残留，他们既不能真正的离开中国，也无法从精神层面摆脱党文化的影响。他们只是中国共产党的敌人，而不是威权主义的对手。

我曾经组织身边可信的朋友一起练习使用民主的方式来决定一件事，然而很快就在其中发现了独裁者的影子。多年来这个团体不断地更换成员，目前已疲惫不堪。这是个残酷的游戏，当你希望严肃对待关键问题的时候，曾经看起来志同道合的朋友纷纷暴露，常年如此，无法不令人怀疑某些弊端就存在于民族文化中。

而且，很多鄙视“中国性”的中国人，自己并没能摆脱“中国性”，没能塑造出令自己满意的风格，虽然他们知道自己不喜欢什么。结果是只能停留在鄙视层面上，而没有改变任何。从眼界到思考维度，从深度到价值意义，从人格到社会性，几乎全方面都如此。也于是，“中国性”持续稳固，只为了缩在小圈子里享受被簇拥的美意，沾沾自喜。

Shaw：朝鲜人也会逃离自己的国家，但不会仇恨自己的民族。把对一个政权的厌恶转嫁到社会民族和文化上，的确很奇怪。尤其是当你带有这种情绪却什么都不做的时候，你的情绪几乎毫无意义。

当年逃离东德的人也是这样简单的逃离，只留下一片沉默。然而他们继续被称为Ossi(东德佬)，这个歧视性的称呼在柏林墙倒掉后几十年内一直存在着。我厌恶任何一种歧视，但也不会赞同怯懦的逃离，如果你的民族和国家不能根本性改变，你的身份将永远带有起源的劣迹。

其实，你不如行动起来，Duncan，当你身边的人都在抱怨和顺服的时候，如果你能行动起来，你就和他们真正区别开了。

记住，没有任何一种文化和社会是完美的。

Noël：我会为自己的理想的实现寻找一块适合的领地，冰岛、瑞典、全球互联网自由度最高的地方，去实现我的梦想。移民是为了能更好地继续战斗，而不是躲避和逃跑。

二、行动

Evans：我的一位朋友在刘晓波去世后主张行动，他说“这（刘晓波去世）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然而他因为这句话被一群人误解和鄙视，那些他一直认作是战友的人完全不能理解他的意思。这类交流中出现的理解错位在中国非常常见。行动派是稀罕的，如今就连行动的意识都是稀罕的，虚无的空气正加速浓郁，人们调侃，哀叹，习以为常。

近29年来没有任何值得被记录和分析的群体行动，然而当年广场的枪声依旧在压制人们的想象力。

郑：审查越来越严重，就连简单的批评也被扼杀，那些提出意见的人统统被政权视为敌对，当权者在拼命制造反对派。

Evans：昨天中国的突发新闻是共产党修宪，取消主席的任期限制，在中英文消息里都是热门。然而中文消息只有调侃，以及对“换届”的痴迷。如果不能结束一党专政，换届是毫无意义的，对无限任期的批评也同样没有意义。

而且中国舆论绝大多数没能抓住要点。监察机构在新宪中被与行政审判检察机构并列。也就是说，监察机构变成不在现行司法体制框架内、不受其他法律约束的机构，今后不只有共产党员，所有中国人都可以被其无限期“双规“（拘押），可能还不需要什么法律手续，更谈不上律师介入。

我反而羡慕这个话题的热度，如果抵抗暴政的技术技能话题能达到这个话题的一半热度，中国社会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Noël：批评者和给政权提意见的人根本算不上反对派，顶多是异议。我们这些人对和政权理论丝毫不感兴趣，不论是批评还是赞美，声讨还是问责，我们一概不关心，唯一要做的就是想尽一切办法让权力的黑手失去效用。

Cypherpunk 们有句口头禅：“Cypherpunks write code”。这些反抗一切权力暴力的无政府主义行动家们不屑于浪费时间和现实世界中的政客辩论什么规则，他们用行动去创建自己的世界。有了它，你就有了自己的规则。互联网协议就是互联网世界未被公开的立法者，编码就是法律，程序能改变世界。

这个时代所有人都有机会这样做。用强大的密码学对抗权力和暴力，将力量从那些垄断暴力的人手中转换到那些理解数学和安全性设计的反抗者手中。

很多人太过痴迷法律，却忘了基本的道理，道德拥有比法律更高的权威，这就是为什么要赞成在国家法律明显不正义或没有合法的渠道来反抗时，公民有不服从法律的权力。对于“法律”的偏执不仅是一种自我囚禁，更已形成广泛的误解、误导和阻碍。

Duncan：绝大多数中国的异议人士没有技术，知识分子也没有技术，知识严重缺乏，很多idea对他们来说犹如纸上画饼，无法充饥。中国社会的异议陷入口头文学一点也不奇怪。

Shaw：这就太可怕了。当权者一直掌握着先进的科技、把控着知识，但他们自己并不是高手，他们用利益收购民间高手。如果民间的反对派真的有正义感，就应该比那些趋炎附势的家伙技高一筹。然而事实却相反。其原因似乎与 Duncan 刚才提到的观点有联系，那就是反抗意识的问题，人们在逃离和隐藏自己的心意，放弃希望，这样下去只能是帮助当权者加速对社会的控制。

只要你想要，一切都不难学。真正的难点在于心意的建立——你究竟想不想？如果你一个人生活又怀疑外卖不卫生，你坚持说自己不会烹调而饿肚子，这是合理的吗？饥饿会告诉你马上去厨房，打开烹调书用心研究。

Evans：去年开始我们一直在着眼于介绍技术和知识，我希望有更多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士加入进来。

郑：曾经一位欧洲记者指着一则中国当局强行监视社会的消息问我，“中国人对这是什么反应？”我回答“短暂的愤怒”。事实就是如此。想起纽约时报的一则消息，展示了他们在西藏采访时感知到的社会焦虑，对监视社会（Surveillance society）的普遍焦虑。消息有中文版，然而中文读者对它的回应是“哈哈哈”。我无法肯定一项事业能带动什么，如果它不符合这个社会普遍的行事风格。

Noël：Evans 曾经问过我，为何不给中国异议以事实上的支援。我们不做这种事，当我们看不到这个社会有发自内心的主动的反抗时，任何一种介入都是侵略。如果中国社会真的选择了威权，民主宣讲是徒劳无功的。

中国人在美国大使馆官方账号下乞讨关注，在互联网上所有人都看得到，说明至少有人想要改变，他们只是走错了方向，为了摆脱一种权威而选择依赖另一个权威，这不是自由之路。

我不信任行事风格处世哲学这类标签，饥饿是原生态，没人能挡得住欲望。

Evans：我在鼓励人们使用多语种。中国人的外语并不差，英法德美的电视剧和电影翻译得非常快，但一谈到政治，几乎所有人都使用中文，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传播和海外朋友的参与。

上周 techrights 的一篇文章关注中国的专利申请和保护问题，它指中国的专利被用于民族主义的保护主义。文章中有一句话对我来说很醒目，它写道：“很多相关诉讼案件的新闻报道均由简体字写成，西方媒体无法阅读和跟进报道”。

Duncan：语言不是全部问题所在。在互联网上，使用两种及以上语言的中国人也不少，但他们只是在用非母语表达母语文化、母语中领略的思想、母语中培养的思考方式和价值观，于是多语种并没有变成他们的优势，反而暴露了其母语国家在教育和文化等方面的弊端。

郑：中国社会的自闭不是一朝一夕的问题了，根植于传统的陋习。中国在国际角度上的孤岛生态已经影响到中国人的心态—— 他们的错觉认为自己真的处于孤岛之中、与世界无关，他们不关注人类的时代问题、气候问题、战争威胁、新科技迫使人类面对的另类生存危机… 种种知识和思考对他们来说宛如隔世。哪怕他们自己正处于这一切所带来的无尽的焦虑中。

Shaw：我们能和 Evans 交流顺利，有理由相信，自我封闭并不是华人社会的标准特质，它更像是一种选择。很少有华文媒体和中国活动家制造我们今天这样的跨文化交流机会，不知道 Noël 那边怎样，我身边几乎没有人了解中国，我们了解伊朗、以色列社会，了解俄罗斯和菲律宾的反对派，能对索马里的乱局中各派系如数家珍，但是不了解中国。语言已经不是障碍了，这种状况持续下去是不合理的。

Noël ：Duncan 着眼于弊端，我则会建议挖掘潜力，不去确保成功的可能性，但这样做至少让你摆脱自怨自哀的泥潭。人们在使用“所有人都”这个句式时能举出的例子不超过五十个，甚至不超过五个，所以谨慎使用这个句式，它只会加重你的偏见。

三、“流行”的悖论

Duncan：我们曾经都吹嘘过社交媒体对联合的史无前例的支持，但如今社交媒体变成了全球最平庸乏味的地方，老生常谈的话题，包括海外华人异议人士，都在使用老旧的模式、着眼于在中文网络上的自身影响力营销，沉迷于常识的重复和口水，完全无法感知他们的联合价值。

从众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热门的生活方式。我很理解人们对共识的追求，它能让我们看起来更加团结。但我不理解为什么要追求眼界、风格、深度和角度的完全一致，如果真的全面一致了那将意味着我们互相之间的作用不存在任何补充和增益，这样的交流是没有意义的。

郑：我已经懒得和人辩论了，他们自己不能理解的东西别人讲出来就认为是错的。尤其是中国的伪知识分子，听他们叨念常识纯属浪费时间。

Noël ：如果你不能通过交流提升自己，任何一种交流都是浪费时间。互联网只是提供了交流的便捷和便宜，并没有义务保证交流质量，你自己的水平有多高，就不难找到和自己一致或者更高的交流对象。关键在于目的是学习，而不是凑热闹。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大部分也是常识，但如果你能从中获得力量和视野，它就是你所需要的。

常识不一定平庸，但每一种流行都是平庸的，甚至已经发臭。而粉丝经济正是在鼓励平庸。因为它要求人们为了获得被流行而努力。人们忘记了，智慧永远在极小范围内诞生。

Shaw：我喜欢 Evans 的文章中说的，当今的人们必须超越前人，去思考前辈们所不能做到的方式来强化我们的技术性变革。“停留在老生常谈是没有未来的。

“有你这样的想法的人很多”，我最怕听到的就是这句话。这意味着我的观点已经烂大街了，是没有深度的，甚至已经开始过时和错误了。

这个时代对知识分子来说非常尴尬，他们通过知识来谋生的传统模式出现了悖论，因为你想要获得大众认同就无法不顺从大众的浅薄，这完全背离了知识分子的职能。知识分子应该告诉大众他们值得了解却尚未了解的道理，而不是重复他们已知的东西。

意大利作家 Umberto Eco 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一个人杀害了自己的母亲时，如果公众都认为这是罪恶的举动，作为知识分子的我则没必要写文章谴责他，因为那样做无非是简单激发一下大众的同情心；如果大部分公众都认为弑母行为是正确的，并且符合法律程序的话，那倒是值得写上几句自己的看法。

Evans：我们采访 Tim Marlowe 的用意就在这里。我们并不是在鼓励苦行僧式知识分子，而是提醒那些沉迷于名利追求的人们，这个时代还存在其他完全不同的行动方式。

Noël：我知道 Marlowe，他是个行动派。有能力的人都有机会追求用自己的行动成就时尚，但绝不能追求成为流行，流行是腐烂的开始。

郑：粉丝经济让很多人开始变态，为了获得关注不惜造假、夸张、胡言乱语。作为媒体人，我最头疼的一件事就是，中国人的取证意识非常薄弱，他们可以在毫无根据的情况下脱口而出，还绘声绘色。我们和海外媒体交流中经常遇到被对方求证的信息都是假的。包括所谓的学者、海外华人领袖，根本没有对事实的挖掘意识，他们根据自己的偏好、立场的凸显和偏见来信任传闻，这倒是很有政客范儿，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在中国的后真相政治中，要一拍即合了。

Shaw：每个国家都不缺乏造假者，权力斗争中造假是一种战略。但虚假永远不会赢得最终胜利，只要人民不间断地寻求真相。最可怕莫过于人民和统治者合谋隐瞒真相。

泄密文化已经在近十年内掀起了全球性的政治狂潮，这是调查性新闻之价值的最大化，是民主摆脱数字极权危机的希望。然而这其中却没有中国这个最庞大的威权政体，从哪个角度上讲都是不可思议的。

Duncan：理解的基础是听者与说者具有同等或近似的知识水平、认知层级、心态欲求、立场、思考习惯，否则只有误解和无视。能获得启示的人必须具有足够程度的谦逊、自主学习素养，社交媒体，尤其是中文社交媒体上极少存在。

Noël：这是需要改变的。很高兴你观察到了需要被改变的东西，下一步就是行动。联络那些志同道合的人，掀起一场丢弃名利欲的运动。

四：自杀式悲观

郑：我就是被自杀式悲观淹没的人。当你常年感觉不到有人在继续努力的时候，常年看不到反抗方式的创新时，你根本无法保持希望。我钦佩那些孤独的战斗者，但我自己不是。

Duncan：当你拼命移民到自由国家却看到海外的同胞们一样落伍得一塌糊涂时，那种绝望语言都无法描述了。

Noël：我感知到的是一个单枪匹马者的哀叹。如何你有机会联合到哪怕五位同道，你们所考虑的内容就会变成行动策划，而不是悲观。

郑：Noël 你可能真的不懂中国社会，你能看到亲密交流的人们，但每个人的内心都包着一层锡纸。信任度非常低，尤其是当涉及敏感的时候。中国政府的审查为敏感这个词赋予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意思，而且他们（政府）无处不敏感，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拉低了人们之间的信任——因为你几乎没机会畅所欲言。

下面这这张图正在中国局域网里热传。我厌恶这种调侃，如果它也能称之为调侃的话。

价值观也非常离谱，如果有人对一个勇敢发言的中国人说“注意安全”，那是意味着鼓励自我审查，而在中国，则意味着体贴关爱。是的，我只是意识到了错误，而无力改变。这就是我的悲观。

Noël：只要是人类就具有人类心理的基本特征。当人们诉说互信危机的时候，内心的至少一半潜意识是对自己无法信任他人的哀叹。发动人们开启自己的信任，就是一场基础性的运动。

你首先应该明白信任和毫无戒备的盲信盲从完全是两个概念，一个好的判断力能在根本上帮你抑制被下套的危险。于是还要强调知识技能。政治事件的复杂程度自古以来只有加强从未减弱，要是认为反对派不会内讧，那就太天真了。但反对派应该有更高明的应对和尝试的勇气，尤其是当政权拼命想要破坏你们之间的信任的时候。

Evans：我们发表过这篇文章《当权者为什么如此猖狂？因为你们互不信任》。

Shaw：我要确定我们不是仅仅为了谴责悲观主义，我们是在想办法突破悲观主义。

Evans：是这样的，Shaw。在中国当下，悲观令整个社会失去了活力，那些释放悲观情绪的人恰恰是曾经被人们信赖为带头人的人，于是这种情绪的感染力非常大。尤其是此后，这些释放源为了证实自己的悲观是正当的，他们开始谴责不信邪的试错者，以前辈的姿态谴责，继而又吓退了年轻人。这是一个连环效应。社会被低迷的情绪所冻结，而不完全是禁令和法律。

Noël：永远不要无视社会的创造力，只有不能进入社会的人才会这样。勇气是社会变革的引擎，尤其是当人们面对政治压力和暴力危机的时候，更需要强调公民社会的能力。

Shaw：从打破信任危机开始，到联合，到公民社会。把传统和前人放在意识中的什么位置完全由你个人掌握，顺从无法强迫，它只是在意识层面强加给你的压制。当前人是明显错误的时候，继续顺从就是错上加错。

非常感谢四位朋友的精彩发言，我们将继续投入对行动者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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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美國的工會仍持續衰退？

◎林竣達/馬里蘭大學政府及政治系博士候選人

在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美國，勞工運動也曾有過光輝歲月。在1950年代，美國私部門的勞工參與工會的比例曾高達35%，在已開發國家的勞工運動中屬於中段班。美國的工會在此時期更有能力發動每年近四、五百次的千人罷工行動。然而，根據美國勞工部2017年1月所發佈的統計，公部門的工會成員比例仍有34.4%，但私部門的工會成員比例卻從2015年的6.7% 再掉至2016年的6.4%。根據美國罷工的歷史資料，超過千人的罷工行動在2009年只出現五次。長期來看，為何美國私部門的工會呈現大幅衰退呢（參見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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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973-2009年 美國勞工參與工會的比例 ，虛線為公部門，實線為私部門。

來源：Rosenfeld (2014)

一個常見的解釋是美國民眾並不喜歡工會，但這樣的說法並無法獲得充足的資料支持。根據民調機構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在2017年的最新調查，高達60%的美國民眾對工會持正面態度，在18-29歲的年輕人中，更是有75%的人對工會持正面態度。從黨派立場來看，對工會持正面看法者，在民主黨的支持者佔76%，在共和黨中佔44%。但在18-49歲的共和黨支持者中，仍有55%對工會持正面看法。簡言之，工會不受美國人歡迎的說法並無法解釋工會的衰退。

那麼造成美國私部門工會大幅衰退的可能原因為何呢？聖路易華盛頓大學的社會學系教授Jake Rosenfeld在《What Unions No Longer Do》一書中，提出了結合經濟、制度及國內政治的綜合解釋。

首先，從經濟上來看，全球化所帶來的國際競爭壓力，讓工會對企業帶來更高的成本。為了賺取比競爭對手更高的利潤，或者獲取更強的調適能力，企業便容易傾向打壓工會。其次，全球化所帶來的高失業率也會弱化工會的談判籌碼。因為企業有更多解僱工人後的替代人選，所以在勞資協商過程中更不會向工會妥協。

不過，上述的經濟因素雖然有一定的解釋力，但仍非故事的全貌。經濟因素仍受到各國制度的調節，全球化所帶來的競爭壓力，會因為各國制度的不同，而產生不同的影響。相較於其他已開發國家，美國有兩項制度特別不利於工會。首先，美國的勞資協商機制的集中化程度低。換言之，美國的勞資協商機制常是在各個企業內部進行，而不像一些國家（如挪威）是在全國的層次上進行。 去集中化的勞資協商機制會讓工會之間的協調不易，容易讓各企業的工會之間發生衝突及分裂，也讓工會不容易對政府的總體經濟政策提出一致的看法。其次，美國的工會並無法掌握失業救助體系的資源。在美國，失業救助的資源是由政府來分配。但如果工會能夠掌握這項資源，工人便可能會更傾向加入工會以獲取失業時的資源。

經濟和制度上的因素，能夠解釋為何美國的私部門工會比其他已開發國家的工會弱，但仍不足以充分解釋為何美國的私部門工會在1950年代之後一路衰退。為此，政治因素成為整個故事的關鍵角色。從1960年代開始，美國的企業雇主便開始對工會發動一系列打壓，這些打壓大多披著合法的外衣。美國的工會雖然嘗試推動修法，也曾獲得一些民主黨政治人物的支持，但工會所提出來的法案，卻常在美國參議院中，遭到共和黨議員以冗長辯論（filibuster）的方式否決。由於工會無法形成足夠的政治多數去改變體制，最終導致雇主利用現有法律，嚴重削弱了美國的私部門工會。

儘管美國的私部門工會仍處於衰退狀態，目前仍有幾項條件有利於美國勞工運動的復興：首先，工會為勞工所帶來的好處仍是顯而易見的。例如，美國勞工部的統計數據顯示，有加入工會的勞工其每週所得高於未加入工會的勞工。其次，如前面所提到的，美國年輕人多數對工會持有好感，問題在於如何將這樣的正面態度轉化為更有效的集體行動。最後，科技的力量有機會降低組織工會的成本，例如已有人開始研究如何透過App來線上組織工會。

許多比較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已經指出， 各國的制度及國內政治會調節全球化的效果。許多研究發現，當一個國家的工會越強，越能夠降低該國收入不平等，促進社會福利體制，並提高民眾政治參與。美國正好作為一個負面的例子，支持了這些發現。當美國的私部門工會開始衰退，伴隨而來的是美國收入不平等的增加、對弱勢種族及移民的壓迫，以及民眾政治參與率的降低。美國的例子也可以說明，全球化並不是工會衰退的唯一元凶，國內政治扮演了更關鍵的角色。勞工運動只有透過組織更強大的政治力量，才能扭轉當前不利於勞工的法律體制。
https://taiwanuscomment.wordpress.com/2017/12/15/%E7%82%BA%E4%BD%95%E7%BE%8E%E5%9C%8B%E7%9A%84%E5%B7%A5%E6%9C%83%E4%BB%8D%E6%8C%81%E7%BA%8C%E8%A1%B0%E9%80%80%EF%BC%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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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庇护所和跨国维稳——透明度革命的未来

文/Don Evans
（泡泡特约）纽约大学著名新媒体学教授 Clay Shirky 曾经描述过这样的思想。他提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大不列颠、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情报机构达成的一项协议，称之为“UKUSA 英美协议”，该协议允许各国情报机构所做的事远远不止在德国和日本所进行的间谍活动。

英美协议成员组织从法律上禁止截取本国公民的通信，于是他们通常使用私下交换的方式，例如加拿大对澳大利亚公民进行间谍活动，并与澳大利亚秘密情报机构共享资料；而澳大利亚曾对加拿大公民进行窃听，并将资料交给加拿大通信安全机构……

Shirky 由此类推出：公民也可以做到逆向监控。“我们将看到的是一个跨国的泄密形式，Wikileaks 是全球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跨国媒体，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能够控制Wikileaks的行动”。全球透明度革命的未来就将根植于跨国媒体的成熟。

Shirky 也预言了挑战：解密运动的跨国会带来阻止泄密的当权者的追击同样跨国，全球化控制将被极大推动，但正是我们必需面临的挑战。

最好的庇护所：瑞典和冰岛

斯德哥尔摩 － 瑞典互联网服务商 Bahnhof 的操作中心在冷战时期(Nuclear winter)曾经是瑞典的民防系统，这里的花岗岩墙壁在核爆炸的威胁下都能保护电脑无损。这里曾作为 Wikileaks 的周转地之一。月租不菲，但物超所值。

这些不是它的全部价值，它所拥有的瑞典的自由特性是其他大多数国家都无可企及的。1766年开始，瑞典对新闻来源和信息自由的保护就是全世界最强的，这种保护源自瑞典宪法，比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还要早。在这种宪法的保护下对新闻进行审查是极其困难的，除非涉及“叛国案件”，否则检察官一概禁止向媒体组织询问信息来源的身份。

瑞典作为海盗党（Piratpartiet）发源地不是没道理的。

另一家位于斯德哥尔摩西北部、一座旧建筑的地下室里——PeRiQuito AB，就是大名鼎鼎的 PRQ。在Wikileaks之前，PRQ最著名的“住户”就是海盗湾（Pirate Bay），世界上最受欢迎的盗版音乐和视频的来源。PRQ和海盗湾都是瑞典黑客建立的，Gottfrid Svartholm 和 Fredrik Neij，当时他们只有19岁和25岁，已经成为编码专家。这里有一部纪录片 TPB AFK: The Pirate Bay Away From Keyboard

海盗湾的访问量比当时纽约时报还高，不仅在于它实现了“文化就意味着共享”的数字时代信息平权宗旨，而且他们还经常曝光一些有趣的信息，比如他们收到的法律威胁以及对威胁作出的回应，都会发布在网站上。他们也关注国际政治，还声援过伊朗革命。

2007年，瑞典警方对PRQ进行了搜查，并没收了服务器，当局希望借此逼海盗湾下线。此后海盗湾离开了原来的家园，横跨欧洲在多个临时主机之间不断跳跃，但PRQ仍拥有大量粉丝。

PRQ 反独裁反专制的政策意味着它很少记录能够确定网站访问者身份的流量，服务器尽可能少的保留了2000个客户的信息，但对这些身份均进行了加密。服务器要求租用空间的网站预付现金，但不会过问任何个人的详细资料。（一般国外客户以支票和信用卡授权方式的支付在提取现金时需要核对付款方信息，而现金支付则可以避免这点）

“通常我们不知道客户是谁，根据瑞典法律，我们不需要知道” —— PRQ

瑞典的法律和高端技术公司的服务使包括 Wikileaks在内的很多挑战专制政府的国际独立平台运转顺利。

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有一家名为“1984”的网络托管中心，创始人是 Mörður Ingólfsson，他不会向任何人提供客户信息，不论你是警察还是记者。1984是冰岛最大的网络主机公司，该公司充分体现了冰岛维京人的个性态度——“我们不会对威胁、恐吓、操纵、压力或调查作任何回应，我们宁可破产，也不能打破我们与客户之间的信任”。

冰岛的新媒体计划是将全世界各个国家中关于信息自由度最好的条款整合在一起的结果，例如瑞典对保护信息来源的重视、比利时的避免互联网服务商将记录呈交给法庭的第三方通信安全保护，以及纽约的禁止使用外国法律在当地提起诉讼的保护等等。其修订后的条款允许国民查询政府文件，还为自由表达设立了一个类似诺贝尔的奖项。

在Wikileaks发布 “间接谋杀”（Collateral Murder）后的一年，冰岛现代媒体计划出现了第一个成果，冰岛议会通过了一项新的法案，对新闻来源的匿名性提供了与瑞典同样强劲的法律保护。在该法案中，冰岛记者们并非只是简单的免于受到可能暴露其消息来源的调查，而是从法律上获得了禁止确认身份的权利。

在法律上，冰岛展现了一个完美的全球数字庇护所特征。比如在雷克雅未克郊外驻扎的 Thor 数据中心（名字来自北欧神话中的雷神）它使用的是热发电站的绿色电力，使用免费的极地空气为大型服务器机房做天然冷却。这些电脑所有者们希望在冰岛新媒体计划的协助下将其服务器扩充到数千台，以容纳全球来冰岛寻求庇护的“有争议”的数据，尤其是那些被政府威胁的民间发声者。

跨国维稳

然而推动冰岛媒体自由法案成功的主力 —— 冰岛海盗党政治人物、无政府主义者 Birgitta Jónsdóttir 惊讶地发现，逃避美国政府对匿名性的打击战非常困难。2011年 Jónsdóttir 收到了来自twitter的邮件：美国政府要求调查其业务中的所有数据，无论是公开的还是私人的。

不论哪个互联网服务商都逃不过政府的压力。美国在线AOL曾经透露，每个月收到政府索取数据一千次之多，那还是12年前呢；十年前的Facebook只有现在的三分之一大，它的职员曾向媒体透露执法部门每天索取数据的请求就会达到20次！谷歌表面上看起来是唯一公布政府索取数据的大型互联网公司，网上可以搜到所谓的“透明度报告”，其中的数字已经足够惊人，如果你读过棱镜计划文件原版，就会明白，谷歌公开的报告只是冰山一角。

Jónsdóttir 的案子和他们的差别在于，twitter是自己主动找麻烦的 —— 主动告诉美国政府来twitter调查她。

她不是唯一被调查的。此外还有雅各布·阿佩尔鲍姆（Jacob Appelbaum）不仅是Wikileaks的支持者、也是Tor项目前发言人，Wikileaks的荷兰合作伙伴 Rop Gonggrijp，以及 Julian Assange 和 Chelsea Manning，都在同一张巨网中。twitter至今不给Assange认证，导致假冒他并污蔑他的账号大行其道，就是这个原因。

当时美国司法部拼命寻找与Wikileaks相关的一切信息，包括任何与 Manning 交谈过的人都有可能被一起纳入调查。

相比下twitter还算有点“良知”的，至少通知了 Jónsdóttir 这种调查的存在，而 Jónsdóttir 的律师发现，另外还有四家未指明的公司也接受了索取她资料的要求，但根本没告诉她。

一次次的上诉后，法庭居然对他们开出了禁令，宣称“用户在诸如推特这样的服务上不要奢求隐私！”最终他们输掉了官司，他们的资料都被交给了调查者。

Jónsdóttir 在冰岛实现了言论自由和作为其基础的匿名权保护，然而她的 twitter 资料却保存在美国。现在全球绝大部分社交媒体用户的资料都存在美国和中国，不是美国就是中国，中美在刮分全球互联网人的数据，这就不是一个自由的冰岛和一个捍卫知情权的瑞典能解决的问题了。

除非一家媒体和技术公司将其全部职员和资产都迁往冰岛，不然其成员和财产回国后将服从旧的媒体法律。“就算冰岛法律提供了全世界最好的保护，它们仍不过是一条马其诺防线”——欧洲著名法律博客作家 Arthur Bright

改变全球其他地方的法律以符合言论自由和隐私安全的保障，是 Jónsdóttir 一直以来的追求，她和另一名捍卫者合作希望将冰岛作为样本，在雷克雅未克和其他地方会见信息自由倡导者以催生新的运动，比如爱尔兰现代媒体计划、意大利现代媒体计划、甚至在美国加利福尼亚也赢得了支持。加州有密码朋克文化，当年Wikileaks选择在旧金山注册就是出于这个原因，加州人对个性化精神和言论自由有着出于本能的支持，一旦遭遇政府打压，当地人更有希望为Wikileaks摇旗呐喊。（然而在加州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华裔民权活动家居然都不知道 John Barlow 是谁……仅仅用文化隔膜解释似乎不通吧）

权利再分配

一个月前刚刚离世的EFF创始人 John Barlow 在冰岛银行系统崩溃前的夏天（2007年），站在雷克雅未克大学“冰岛数字自由社会大会”的讲台上，他的演讲题目是《关于人类交流的历史》，从语言发明到第一台印刷机，他认为是机器媒介带来的权利再分配引发了从30年战争到西班牙宗教法庭期间所发生的一切。500年后，人类面对的是互联网新媒介。

John 毫无疑问地指出，互联网代表着另一次的权利再分配，其对社会的影响程度就如同古滕堡当年的活版印刷术一样。

John 绝不是嘴炮，在那之后的25年里他花费了大量时间和决金钱，与那些试图遏制互联网空间的政府和大财团作战，他说“我想到对付国家政权的答案就是国家政权。以和他们同等的地位和他们斗争”。

你所支持的东西必然需要用行动去捍卫，否则你的口号声嘶力竭也一样毫无价值。

密码无政府主义意味着每个个人必须保护保护自身秘密，而不能指望政府或企业为你做到这点。同时也太意味着所谓的“国家机密”、“商业技术机密”将不会长期保密。privacy for theweak and transparency for the powerful. 强有力的加密技术就掌握在人民手中，对全世界的政府而言都是最致命的威胁。

能量已经被释放。如今国家的边界不过是信息高速公路的减速带而已。

未来

2002年，密码朋克邮件列表（Cypherpunk Mailing List）的前开发者 Bram Cohen 发布了端对端共享协议“BitTorrent”（比特洪流）。它不直接向请求资源的用户发送资源，而是通过由拥有资源的用户作为分发者向请求资源的用户发送数据，而后者又可以将自己接收到的资源的部分发送给其他的用户，直到每个人都完成下载。该技术使得原始服务器可以为很多个大型文件请求服务同时又不需要很大的带宽。（如今几乎每个中国人都知道BT，可惜只是用它来下载盗版电影……）

两名意大利黑客 Fabio 和 Arturo 是“全球解密（GlobalLeaks）”的共同创始人（也是Tor研发者），他们称自己的目标是为Wikileaks旗下的（napster）公司创建比特洪流。Wikileaks是一个单一的易受攻击的目标，全球解密旨在创造一个“全球性，分布式泄漏扩增网络”。

这两个意大利人和其他一些程序员一直在研发的软件并不提供Wikileaks那样迅速的解密服务，他们仅仅提供软件，这些软件允许任何人在几分钟内建立解密途径，并基于Tor的隐藏服务向用户提供安全而难以追查的提交系统。

全球解密不限制任何人使用它的软件，并在网上公布了源代码，供所有人观看、修改和使用。

他们的目标是将解密运动从模仿 Wikileaks 的上百个“揭秘网络节点”扩大到上千个。和比特洪流一样，全球解密旨在将处理敏感资料的风险分散给个人，而不是中介机构这样的弱势群体。

冰岛现代媒体运动、巴尔干解密、全球解密，这些都可以追溯到二十多年前开发的密码朋克运动，甚至是密码朋克出现之前20年揭发五角大楼文件运动的后续。它们在过去40年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如今它们将出现另一个新的开始。

就如 John Young 激动人心的演讲所言：

Wikileaks在短暂的历史中经历了数次转型，其中有些转型非常痛苦，有些甚至几近夭折，但它每次都以新的活力战胜了这些困境，同样眼下的挑战依旧能被战胜。它最令人钦佩的地方就是其在压力最大的时候能迅速恢复活力，并且更具创新性。它也许会面临更大的压力，但我觉得这是好事，如果缺乏了让其变得更强大的动力，它就会屈服于怠惰、沉浸在以前的光环中。

我们为什么不能像Wikileaks一样努力，承担大于你应该应付的风险，不要仅仅追随他的潮流，而是要走自己的路，直面一切嘲讽、赞扬和指责。如果你能像 Assange 一样执着勇敢和幸运，你才有可能由于受人钦佩而获得回报成就你的理想。

也许你会成为一个失败者，但也好过毫无作为的中庸者。

技术每时每刻都在进步，当权者每时每刻都在策划着阴谋，拼命想要夺取人民的一切。随着互联网的成熟和深化，解密运动将变得更加强壮，更加坚实有力。中国人现在开始了解这些常识尚且不晚。
https://pao-pao.net/article/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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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這十道題外掛都答不出，但揭示瞭驚人的真相

直播套路多，土逗來出題。與其幻想成為“貧民窟的百萬富翁”，不如來跟土逗一起漲姿勢。下面這些“背景強大”的冷知識，你知道多少？

作者 | 沙撈越 林深

美編 | 黃山

微信編輯 | 侯麗

最近，各種答題直播很火。思聰們撒錢很瀟灑，看客們答（搶）題（錢）很開心。不過，從某些令人懷疑的“答題系統漏洞”，到令人發指的數據造假傳聞，再到陳銘的“我們不在內容裡面插廣告，而是在廣告裡面插內容”，然後就是分到獎金總是一兩塊……當紅的有獎答題這個被主辦方稱為“讓知識有價值”的新興直播模式顯然沒有官媒說的那樣“正能量”，對於求知若渴的寶寶們，我們感覺它hin不真誠。

直播套路多，土逗來出題。與其幻想成為“貧民窟的百萬富翁”，不如來跟土逗一起漲姿勢。下面這些“背景強大”的冷知識，你知道多少？

現在，答題開始！

1

2017年中國的男足世界排名和總體性別平等指數世界排名，哪個更低？

A、 男足

B、總體性別平等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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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答案：B

國際足聯在2017年12月21日發佈的共206個國家和地區參與的男足排行榜顯示，中國男足排名世界第71。

這個排名，比中國的總體性別平等指數好一些。2017年11月2日，世界經濟論壇發佈《2017年世界性別差距報告》顯示，中國的總體性別平等指數排名延續自2008年以來的下降趨勢，跌至總第100名（共有144個國家參與排名）。導致中國性別平等水準位居世界下遊的主因是我國的出生性別比連續三年墊底——2017年公佈的出生性別比為0.87，即每出生100名男孩，相應的隻有87名女孩出生。

2

2017年，中國大型購物節雙十一有約幾成的商品真的降價瞭？

A、一成

B、二成

C、三成

D、四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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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答案：B

中國消費者協會對2017年雙 11期間各大電商平臺的商品價格變動情況做瞭跟蹤調查，發現今年雙 11 真正便宜瞭的商品隻有22%，比2016年還低6%。也就是說，今年雙 11 當天銷售的商品，八成都沒有折扣。

消協報告稱，商家們喜歡在商品價格展示方式上用一些“小技巧”，比如在雙 11 期間把被劃掉的原價提高幾倍、預售價格時高時低、定金隨意變動等。另外，一些平臺和商家優惠活動將規則設置得復雜，消費者很難推算出商品的實際銷售價格。甚至有的商品在雙十一的時候售價比平時更高。在這場商家說瞭算的遊戲裡，規則越變越復雜，都隻是為瞭變著法子讓你花更多的錢而已。

圖片來源：BBC

3

如果把中國城市工薪階層的無酬照料勞動時間算入工作時間，那麼女性每周的總工作時間和男性相比：

A、 一樣

B、 比男性低3個小時

C、 比男性高3個小時

D、比男性高8個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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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答案：D

2017年6月，“照料經濟、社會性別與包容性增長”研討會在北京大學召開。有參會研究者指：大多數城鎮女勞動者與男勞動者一樣從事全職勞動，每周勞動時間分別為43小時和46小時。但在家務勞動時間方面，男性為每周10小時，女性每周21個小時。因此，如果計入無薪照料工作，城市就業女性每周的工作時間要比男性多出8個小時。

女性背負的職場和家務勞動雙重負擔往往導致她們“低人一等”。女性由於有酬和無酬照料勞動時間過長，而沒有足夠時間來滿足基本的休息和閑暇需要；女性的無酬照料工作對她們的就業選擇、就業機會均會造成負面影響，同時降低她們的收入；受“照料是女性的天然職責”等傳統觀念的影響，中國男性平時很少承擔無薪照料工作，而女性則被教育默默地接受。

圖片來源：天貓

4

以下地區中，哪個地區遭遇的恐襲相對最多？

A、 英國、法國等西歐國家

B、 美國、加拿大等北美國家

C、 伊拉克、阿富汗、敘利亞等中東國家

D、中國、日本等東亞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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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答案：C

根據全球恐怖主義數據庫（GTD）2016年公佈瞭1970-2015年的恐襲數據，中東、南亞、非洲以及南美洲為恐襲高發區，至少75%的恐怖襲擊集中在伊拉克、阿富汗、印度、巴基斯坦、菲律賓、索馬裡、土耳其、尼日利亞、也門和敘利亞等國家，歐美及東亞國家並未入列。第三世界遭遇的恐襲災難遠比第一世界嚴重。

不過，人們似乎更容易.到西方世界的恐襲災難。全球恐怖主義數據庫（GTD）項目負責人米勒（Erin Miller）表示，實際上在西方國家發生的那些攻擊仍然屬於少數。但這些攻擊卻引起瞭社會極大.，因為這些攻擊不常見，具有新聞價值。相反，在那些天天面臨恐襲威脅的國家如伊拉克、阿富汗及敘利亞，恐怖襲擊因為太頻繁，反而不能引起外界媒體對每一次恐襲的註意。

圖片來源：GTD

5

如果將孟加拉國製衣工人的工資增加一倍，一件快時尚品牌襯衫的價格增加多少？

A、>100%

B、50%-99%

C、10%-20%

D、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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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答案：D

很多消費者其實意識到自己穿著血汗工廠的產品，但當他們要求跨國公司改善供應鏈勞工待遇時，卻被這些老板甩鍋：因為消費者不能接受因代工廠工人工資上漲而帶來的產品漲價，所以第三世界代工製衣廠勞動條件這麼惡劣。那麼，問題來瞭：工人工資翻倍，到底會讓商品零售價格上漲多少呢？

美國馬薩諸塞大學阿默斯特分校的Robert Pollin、James Heintz和南非開普敦大學的Justine Burns三位經濟學家的研究顯示，工人工資增加一倍，襯衫的零售價也隻是增加瞭約1.6%左右。以一件墨西哥製造、並在美國以32美元出售的男士襯衫為例：每做出這樣一件衣服，墨西哥工人就會得到0.5美元的報酬，占零售價的比重1.6%左右。經過測算，如果給製造這件衣服的所有一線普工增加一倍工資到1美元，那這件襯衫的最終零售價是32.5美元，僅上漲1.56%。監察血汗工廠的美國民間組織“工人權利聯盟”也發現，如果給一個第三世界製衣工人漲一倍工資，那ta製造的那件運動衫最終零售價隻上漲1%到3%。這一結論也得到瞭世界銀行資深經濟學家Zahid Hussain的背書。

所以，歸根結底，還是因為工人的勞動報酬在產品利潤分配中的占比太低，太低，太低。跨國資本是壞的，但我們千萬別蠢。

圖片來源：東方IC

6

當前，每天各大訂餐平臺訂單產生的廢棄製膠餐盒約多少個？

A、6萬個

B、60萬個

C、600萬個

D、6000萬個

.下方空白處檢視答案

正確答案：D

根據美團外賣、餓瞭麼、百度外賣等互聯網外賣平臺公佈的數據顯示，三家外賣平臺全國日訂單量約在2000萬單左右，平均每單外賣會消耗3.27個一次性製膠餐盒/杯。這意味著，目前中國互聯網訂餐平臺上每天使用的製膠餐盒超過6000萬個。以每個餐盒5厘米高計算，摞起來高度相當於339座珠穆朗瑪峰。

目前市場上餐盒材質主要為聚丙烯，雖無毒害、耐高溫，但卻因沾有油污、回收價值不高且不可降解引發垃圾處理難題，最終造成環境污染的問題。對此，民間人士在行動。重慶市綠色志願者聯合會就環境污染責任糾紛對“百度外賣”“餓瞭麼”“美團外賣”提起公益訴訟案件，2017年9月1日，北京市第四中級人民法院受理此案。該重慶綠聯NGO表示，他們希望通過此訴訟，促使企業負責、增強消費者意識並推動針對外賣行業的環保立法。

圖片來源：中國經濟導報

7

一般情況下，作為求職者，以下哪項是你在求職時可以不問的？

A、 是否訂立書面勞動合約

B、 是否繳納五險一金

C、 底薪和加班費怎麼算

D、 老板的星座

.下方空白處檢視答案

正確答案：D

前段時間，“考研名師”張雪峰在快樂大本營上聲稱，“非常非常討厭”年輕人求職時向雇主瞭解五險一金和加班費，因為這很“沒追求”。借此機會，土逗在此正式為大家“普法”（歡迎讀者朋友們截圖保存，說不定哪天能用上）：

首先，記住勞動合約應當具備以下十大條款：

（1）用人單位的名稱、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負責人；

（2）勞動者的姓名、住址和居民身份證或者其他有效身份證件號碼；

（3）勞動合約期限；

（4）工作內容和工作地點；

（5）工作時間和休息休假；

（6）勞動報酬；

（7）社會保險；

（8）勞動保護、勞動條件和職業危害防護；

（9）法律、法規規定應當納入勞動合約的其他事項；

（10） 不可倒簽勞動合約的日期。

其次，五險一金是指用人單位給予勞動者的幾種保障性待遇的合稱，包括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和生育保險，及住房公積金。五險一金是國家強製性保險，求職者確實可以不問，但用人單位必須要為每一位員工繳納，這是法律上的義務。不繳就是違法。

再次，根據國家統計局《關於工資總額組成的規定》，勞動者的工資總額由下列六個部分組成：

（一）計時工資；

（二）計件工資；

（三）獎金；

（四）津貼和補貼；

（五）加班加點工資；

（六）特殊情況下支付的工資

敲黑板：

補貼津貼和獎金屬於工資，不能隨便克扣！

補貼津貼和獎金屬於工資，也要逐步調整上漲！

補貼津貼和獎金不是福利，不是企業想改就能改！

《勞動法》也明確說明，規定工作時間之外的繼續工作，都要獲得相應的勞動報酬，即加班費！

而且由於補貼津貼和獎金屬於勞動報酬，要變更這些勞動報酬項目，受《勞動合約法》第4條規定的保護（程式上要經討論、協商、公示）。相應的生活補貼、夥食補貼、住宿補貼、夜班津貼，都應該隨著生活消費的上漲而上漲！

至於老板的星座，屬於可問可不問那種。你要是真想瞭解，也不妨試試看……

圖片來源：新浪新聞

8

2017年10月起，由美國好萊塢及政壇掀起並擴散至全球反性騷擾“Me too”運動中，未因性騷擾指控而承擔後果的個人是？

A、 凱文·斯佩西（《紙牌屋》主演，曾靠此電視劇斬獲奧斯卡最佳男主角）

B、 約翰·科尼爾斯（美國民主黨政治人物，自1965年起便一直是聯邦眾議員，目前為眾議院內在任時間最長的議員，並擔任眾議院院長）

C、 查理·羅斯（CBS著名主播，曾采訪過多位美國總統及其他國家長官人）

D、詹姆斯·哈基特（福特汽車公司現任CEO）

.下方空白處檢視答案

正確答案：D

#MeToo最早是幫助有色人種、特別是底層女性免受性侵的社區組織者塔拉納．伯克（Tarana　Burke）發起的一場草根運動，後於2017年底在好萊塢明星及社交媒體推動下席卷全球。美國的性騷擾醜聞從娛樂界、媒體界擴散到政界。

2017年11月初，美國男演員安東尼·拉普指控《紙牌屋》男主角凱文·斯佩西被兩名男演員及８名在《紙牌屋》劇組工作的工作人員指控有對其的性騷擾，斯佩西已道歉，並已遭《紙牌屋》封殺。此後，曾經的黑人民權領袖、眾議員、88歲的約翰·科尼爾斯也被指控曾對女下屬進行性騷擾，其後還被曝出對舉報人支付高額封口費以求和解，目前，科尼爾斯接受調查，並宣佈“退休”。另外，著名主播查理·羅斯被8名女性指控，在1990年到2011年之間他曾對她們施以電話騷擾、LT走動、摸女性兇部、T部和SZQ區域等性騷擾行為。過去，她們曾因害怕丟掉工作，或者希望得到機會而不得不忍氣吞聲，目前查理·羅斯已因其性騷擾行為被CBS開除。

2017年12月，福特工廠30多名女工提出指控，稱福特芝加哥組裝工廠和芝加哥沖壓廠的人員對女性存在性騷擾行為，且如果她們對不當行為或者惡意提議投訴，就會遭到男同事、男經理或者男性監督人員的報復。目前，福特公司CEO詹姆斯·哈基特已公開致歉，並通過懲戒性措施以及解雇的方式來解決職場性騷擾，但公司本身與公司管理者表示將不承擔責任：“為瞭防止爭端擴大，我們選擇在不承認責任的前提下主動解決問題。”

男演員凱文·斯佩西。圖片來源：新華網

9

每年，中國有近4億臺手機被淘汰，其中那些報廢的手機不可以以怎樣的方式再利用？

A、提煉黃金

B、製作液晶屏

C、製作製膠顆粒

D、製作燃料

.下方空白處檢視答案

正確答案：D

手機如果回收方法恰當，可在被拆解後得到較高價值再利用。其中，製膠可製成製膠顆粒；液晶顯示屏中含有一種液體，它可以提煉稀有金屬銦；電路板則可以提煉金銀銅等金屬。另外，鐵、鋁、玻璃等可交給相關企業處理。而手機的正本燃燒則會產生污染氣體甚至有毒物質，無法作為燃料回收。

但值得註意的是，“處理好瞭，廢舊手機是資源，處理不好就會變成污染源，”據業內人士說。目前，進入回收管道的廢舊手機中99%沒有經過環保處理，流入被稱為“中國電子垃圾之都”的貴嶼這類地方，帶來嚴重污染。據公開報道顯示，貴嶼因長期焚燒電子垃圾，空氣中二噁英含量是國家標準的60~140倍，兒童支氣管哮喘病比例是全國平均值的2倍，新生兒血鎘水準是全國的15倍，在這些回收行業從業的工人則面對極大的職業病風險。

圖片來源：epochtime

10

10、“特色面食‘肉夾饃’是哪個地區的美食？”

A、江西

B、甘肅

C、江蘇

D、陜西

.下方空白處檢視答案

正確答案：C（？）

看到這個答案，相信你也像參加過1月12日那場百萬英雄問答的寶寶們一樣懷疑人生。2018年1月12日，西瓜視訊（今日頭條旗下）百萬英雄晚21點的300萬福利場中，系統對此題給出瞭錯誤答案“江蘇”，導致200萬答友被錯誤刷掉，作為補償，主辦方給予瞭每位答友2張復活卡，並在23點加開一場300萬福利場。

不過，給再多復活卡也難消玩家憤怒，不少人表示要投訴、卸載；也有自稱內部人士者透露，主辦方是為瞭故意刷人而給出樂錯誤答案。不論是套路還是無心，都奉勸玩家在這種賭局式遊戲裡保持清醒冷靜，不要入戲太深，不信去看看你註冊時的（霸王）條款：對於遊戲的一切，你無資格置喙，而他們說什麼就是什麼。對瞭，肉夾饃還是陜西的，沒毛病！（這道題，我們不是要針對誰）

圖片來源：網路

好不好玩？漲沒漲姿勢？與其陷入平臺的變現套路，不如把我們自己關心的東西玩起來。歡迎各位讀者貢獻各種玩法！
http://www.gegugu.com/2018/01/19/452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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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英国矿工运动：一个时代的终结，一个时代的开始

(新自由主义者认为这是社会变革，那么我想问一句：为什么在这所谓的社会变革里，受益者总是那最富有的1%，而付出代价的却总是底层劳工？)
【破土编者按】 上世纪80年代，撒切尔上台后开始在英国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全面开放市场，将煤矿、钢铁等国有能源产业私有化，导致大量工人失业，引发16万煤矿工人历时12个月的大罢工。这场声势浩大的罢工以失败告终，至此之后撒切尔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再无阻碍。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英国底层的处境更加恶化，劳动市场愈来愈弹性化，社会福利逐渐被削减……英国工人还会任人鱼肉吗？

1984年5月，警察向奥桂芙炼焦厂外的工人冲锋 John Sturrock摄 图片来源：惟工新闻

— G R O U N D B R E A K I N G . C N —

2015年3月的一个晚上，我坐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DLT演讲厅，在纪录片“Still The Enemy Within（仍是内部的敌人）”放映结束后，默默起身，伴随着前排的一个女学生激动不能自已的抽泣，和在场者一起，由衷地鼓起掌。当年矿工罢工的主要活动人Norman Strike，年近七十，在和观众的交流环节，谈起运动还是一腔热血。“我们要持续斗争下去！”所有在场者都被这般激昂的话鼓舞，这是一份难以释怀的感情，带有对已故去的同盟战友的深深怀念与祭奠。片子里，当年在运动最前线的矿工群体和支持者，以亲历者的视角，叙述1984年到1985年英国矿工大罢工的往事，启发当今时代的人，尤其是年轻思想者去反思历史。可是人们大概不能感受到在这股精神力量背后，他们曾在罢工的一次次斗争中坚守的困境，见证冲突流血的凝重，同伴转身的悲切，以及对胜利的希望 。

上世纪80年代的英国社会，铁娘子撒切尔上台后，大力推行市场开放和权力集中制。市场制度盛行的大环境下，政府把目光投向了经济效益低迷的国有煤矿行业。近年公开的一份1978年的RIDLEY报告记录了政府内部当年为实施私有化钢铁、煤矿等国有能源产业而采取强制关闭矿区措施的计划。1970年代，全国矿工工会(NUM)酝酿发起罢工并持续升温。1980年上任首相一年的撒切尔回应经济不景气下是否采取反通货膨胀的对策时十分干脆:“你们想转弯就去转好了，我是决不会转变的。”随后的一次电视访谈里，撒切尔提起集合示威的矿工，面色冷峻，直称他们意图破坏民主，是“内部的敌人”。此番言论释放了实行政策性的打压煤矿产业和总工会NUM的信号，牵连 着170个矿区雇佣的超过18万名矿工的命运。工人阶级弥漫着对撒切尔政治上的强硬作派和不惜牺牲他们切身利益的愠怒。受到胁迫的矿工和身后的大众群体誓要对抗高压性政策，16万矿工投入到这场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里。

1983年9月15日英国内阁会议文件，讨论大规模关闭煤矿，文件标明不得影印或外传，2014年被解密。这份文件表明麦格果提议在1983至1985年内关闭75个煤矿，裁减64,000名工人，包括三分之一苏格兰矿工，三分之二威尔斯矿工，以及半数南约克郡矿工等。相关文件显示撒切尔有份出席会议，清楚知道麦格果的计划。图片来源：英国国家档案馆

1972年和1974推动的全国性罢工，使NUM建立了最有力量的组织性群体的社会形象，被看作是劳工运动的先驱者。1984年，全国煤矿委员会( National Coal Board ) 宣布关闭Cortonwood矿区，成为长达一年的矿工大罢工运动的导火索。随着NCB在同年的3月6号关闭了19个矿区，波及到2万人失业。在NUM领袖Arthur Scagill的号召下，约克郡和苏格兰的矿工宣布罢工，达勒姆和肯特地区的矿工紧接着加入其中，情绪高涨的矿工们在矿区设立纠察线，劝说货车司机支持罢工，停止向厂内运货。1984年5月，Orgreave的示威活动升级成了警察与工人间最大的一次暴力冲突。以BBC为代表的主流媒体大量展示矿工向警方扔石头和流弹的画面信息，电视镜头里的撒切尔夫人在此时机宣称示威矿工为无视法治的“暴徒”，强调必须摧毁整个行动：“这些人使用暴力和恐吓向并不情愿的他人强加自己的意愿。法治必须站在暴徒规则之上。”舆论导向使得矿工活动群体在公众前渐渐被污名化。多年后的调查揭露警方对抗议工人动用警棍在先，有些示威者被棍打伤头部，尽管证据显示警员存在过激行为，直至今日，官方未再对约克郡警署就当年示威事件真相进行追究 [1]。

1985年10月，最后一批下班的工人离开Cortonwood煤矿，煤矿此后不再重开。Peter Tuffrey摄 图片来源：惟工新闻

1984年底后的日子，对矿工来说是难捱的寒冬，失去经济收入使得人们缺乏必需品，工人们饥寒交迫。事态进展到了让所有参与者不愿看到的局面。第二年的2月，第一批矿工在警方全程护送下返工，失望不已的坚守派斥责他们为“工贼”，而这些“工贼”在夹道的骂声唾弃下低头返回矿区。随着在诺丁汉郡的矿区的重新开工，这场矿工大罢工宣告结束。整个示威就此偃旗息鼓。英国工会组织和劳工运动，遭受了二战以来最沉重的打击，工会力量此后不再如往昔，难以恢复20年代初作为社会运动先驱者的政治势力。

1985年3月，经历一年罢工后，工人进入Cynheidre煤矿复工。图片来源：Press Association 图片来源：惟工新闻

这场一触即发的罢工运动和英国二战后的劳资关系的背景脱不开干系。为重建饱受战火摧残的国家，战后初期，在欧洲推崇福利型社会的大环境下，英国推出保障全民免费就医的国家医疗服务（NHS）等一系列政府援助措施，与此同时通过国有化掌控了重要产业和服务机构。到20世纪后期，这些行业越来越在国家垄断的机制内呈现效率下滑趋势，劳动力市场上，制造业工人比例开始明显下降，劳动关系愈加走向临时雇佣。从前的全日制、常规性、永久的工作合同关系被兼职以及更多的包括暂时上岗和劳动力外包的形式所取代。工人劳动关系的非正式化渐渐不易凝聚集体力量。1982年出台的《就业法》进一步限制了劳工方的活动权。例如，旨在扩大会员数量的工会活动被严格限制，由于法规只针对现有雇员禁止对工会成员歧视，当工人寻求新雇主时，就失去了在加入工会时给予的政策保护。合同公司得以合法地在私有化进程中削弱了工会力量[2]。卸任后的撒切尔在自传中重申了矿工运动结局带来的正面影响：“它有效地巩固了新秩序。新秩序下，要靠顾客满意而不是使用集体力量去强求补贴。1990年，即我任职首相的最后一年，产业停工天数是自1935年以来最低的。”[3]从她的政治立场看，采取有效手段抑制当时工会活动和打击国有产业发展，对日后改善生产低效，市场实现全面自由化最终恢复经济繁荣做出了重大贡献；默许工人集体谈判破坏了市场竞争的机制，是于服务全民的目标上制造困境。

然而，经受转型之痛的这些矿工，是否像政府承诺的那般，从资本至上的社会和经济增长中获得实利？背后庞大的工人群体，是否仍保持了相当的政治力量和话语权吗？罢工结束的头两年，大量矿区连续停产，在私有化能源产业的进程里，英国煤矿业的雇佣人员从18万降到了1万人[4]。1992年后的矿区仅开有二十余个。大批的矿工开始朝其他行业转型。保守党强调经济发展增长的同时，越来越多的大众关注解决收入分配与社会平等议题，这其中包括工人阶级作为历史上重要的变革者的切身利益及它抗衡大环境的能力。拥有福利社会传统的英国逐渐因党派、资本家与银行的联合奉行财政紧缩政策。1%的社会财富最多者为金融家、经理、会计师和律师。保守党政府推出的减税政策，加上社会福利削减，使贫困人群的生活更步履艰难。在现行的减免收入税的财政计划下，这1%者将会因进一步减免收入税更加获利。工会以往的集体谈判也转向了个人和公司层面组织的谈判，其组织制度20世纪后叶被政府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论断为不利于创造就业 。近年来英国兴起重新了解马克思主义的风潮，探究资本论、马克思主义和21世纪社会的联系，某种程度上是民众感受到劳动及生活环境的压迫性去反思现今社会的问题。

2014年在Kellingley矿区，450名矿工最后一次开工。地下作业的结束，标志着曾经为之骄傲和强大的煤矿业的一个时代的逝去。产业崩塌，由于倒闭失业的工人等待着明天去找寻新的方向。“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其中的一名矿工说，“过去的32年里这个世界变化太快，我想自己的技能不会再被需要了。”政治家站出来声明矿工们会得到合理的解雇补偿，且确保提供其他相应的工作，称辉煌过的煤矿产业未来仍是影响全国上下几代人的力量。但是只有曾深入矿井黑暗中前行的矿工，是真正在那天沉浸伤感的人，值得因工作的专业和技能感到骄傲。纪录片最后，罢工发起者之一的 Norman，回忆运动最后的平息，沉吟片刻，坚定地说：“在道德上我们从来不认为输给了撒切尔政府。我们输掉了一场战斗，但我们不会输掉整个战争。”

今天的工人和大众仍持续着这样的斗争精神，为社会阶层分化下的不平等对待和他人遭受的不公而努力发声。尽管这大概将是一场持久战，暂且看不到曙光，这其中仍应当有你我的身影。任何期待拥有被平等对待权力的人，都应站在身处艰难时期里的绝望挣扎者的身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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