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媒和信息技術在西方國家選舉中的影響方式

(写在前面:当信息被政府和公司操纵,那么民主和言论自由都是狗屁。)

處於當今時代,傳媒和信息技術在國家政治事件中發揮着重要作用,而它們在信息社會中扮演的關鍵角色也值得沉思。在此,我們以國家選舉過程為例,闡述傳媒和信息技術在其中的重要性。

前言

傳媒在某種程度上制約着我們對世界的看法,當然,這也會影響到我們的政治決策力。 國際網絡安全研究所(IICS) 的專家經過調查認為,在選舉中,只有40%的選民有明確的候選人目標,35%選民不太確定,而有25%的選民可能會被政治競選的數據統計和宣傳造勢所影響。

傳媒和信息技術有多種方法來説服選民或改變選民的政治傾向,大規模通信監控、Facebook和Twitter的社交賬户監控以及宣傳營銷等都是改變政治傾向的策略。信息安全專家指出, 影響干擾選舉主要存在四種方法:修改投票記錄、操縱可能改變投票的信息、阻礙投票和破壞選民投票信心。

如何影響選舉進程

影響政治決策會是一個相當漫長的過程,這項工作可能需要在選舉前兩年就要開始,這項任務包括以下手段:

大規模監視

關鍵詞的數據積累和元數據收集

人羣的地理和層次分析

對可能反對某個政黨的人士或新聞記者的識別判斷

對目標人羣有針對性地使用數字媒體結合傳統媒體的地理營銷宣傳策略(Geo-Marketing )

接下來就是影響選民的投票傾向問題了,在此過程中,前期收集的數據就能被用來以各種方法突破目標人羣,使其政治傾向受到影響或干擾。
接下來就是影響選民的投票傾向問題了,在此過程中,前期收集的數據就能被用來以各種方法突破目標人羣,使其政治傾向受到影響或干擾。

IICS的網絡安全專家稱,一些私營公司非常樂意幫助政府部門和政黨機構來開展這些工作,當然這些工作肯定不是免費的。一旦所幫助的政府或政黨獲選,這些公司將能以多種方式獲得更大的利益回饋,如承諾的長期業務、市場私有化,甚至有利於某些公司的改革政策等等。

影響選舉進程的步驟

大規模數字監控和關鍵詞分析(政黨、候選人、反對派的名稱相關關鍵詞)

簡而言之,當公共或私人行為者通過控制或匯聚民眾的手機、電腦和其他設備信息時,就可能會發生大規模監控行為。信息安全專家聲稱,作為這項警戒工作的一部分,掌握民眾信息通信的公司和政府部門可以接觸到電話、電子郵件、短信和其他形式的信息對話。

大規模監控包括監視互聯網上的一切行為,愛德華·斯諾登曾在2013年公佈的文檔中揭露了情報機構如何利用大規模監控來祕密收集、存儲和分析來自世界各地的數百萬民眾的私人通信信息。

眾所周知,美英等國政府可以通過後端技術接入電信運營商,監視數十億部手機的語音和數據通信,而某些信息安全公司和政府機構可以利用不同的工具和技術開展大規模數字信息監控,例如:

攔截移動通信 :總之,需要對部署Stingray或Receiver IMSI Interceptor之類工具環境下的手機、通話、短信和郵件應用保持警惕。Stingray是一種可以從特定區域內數千部手機中收集數據,並能在不竊聽手機的情況下攔截對話的特種設備,它能模仿手機塔功能捕捉附近的手機IMSI信號,間接實現手機通信攔截,Stingray是美國執法部門常用的特種設備。市面上有多種類似設備,如Gossamer,這是一種這是一種相當於Stingray的小型便攜式設備,據信息安全分析師稱,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黑市上Gossamer等設備的大概成本在10,000至20,000美元之間。

傳媒和信息技術在西方國家選舉中的影響方式
傳媒和信息技術在西方國家選舉中的影響方式
傳媒和信息技術在西方國家選舉中的影響方式
傳媒和信息技術在西方國家選舉中的影響方式
傳媒和信息技術在西方國家選舉中的影響方式

通過通信公司收集元數據 :通過通信運營商收集大量元數據是一種複雜的監控形式,在此過程中,所有人都會受到系統化的監視,而通信運營商會被迫收集和保存用户的通信元數據。這種類型的元數據相當於一個人日常生活相關的數字日記,當然也能從個人的通話短信、生活軌跡、所作所為、結交人羣和社交圈子中的通信關鍵詞中發現個人的政治傾向。

傳媒和信息技術在西方國家選舉中的影響方式
傳媒和信息技術在西方國家選舉中的影響方式

在智能設備中安裝後門 :信息安全專家稱,數百萬的移動設備都可能已經被植入了後門(Backdoor),這些後門可以預先安裝在設備上,或者也能由黑客後期生成。就比如在某台手機中預先植入固件或軟件漏洞,這種安全漏洞會把個人隱私信息發送給手機制造商,而這些信息中可能包含諸如電話、短信或位置定位等敏感數據,手機制造商收集到這些數據後如果與政府聯手,就能最大程度地利用這些信息。

傳媒和信息技術在西方國家選舉中的影響方式
傳媒和信息技術在西方國家選舉中的影響方式
傳媒和信息技術在西方國家選舉中的影響方式

據國際網絡安全研究所(IICS)的信息安全專家透露,美國政府機構每天都會收集高達50億條的手機定位記錄,並會在各個執法部門之間共享多達2億條的短信內容,另外,各大網絡公司和政府部門也會收集當月如用户瀏覽歷史、搜索記錄、電子郵件和在線聊天消息等形式的420億條互聯網記錄信息。

傳媒和信息技術在西方國家選舉中的影響方式
傳媒和信息技術在西方國家選舉中的影響方式

據國際網絡安全研究所(IICS)的信息安全專家透露,美國政府機構每天都會收集高達50億條的手機定位記錄,並會在各個執法部門之間共享多達2億條的短信內容,另外,各大網絡公司和政府部門也會收集當月如用户瀏覽歷史、搜索記錄、電子郵件和在線聊天消息等形式的420億條互聯網記錄信息。

大規模監控中收集的數據如何被數字媒體用來影響選舉過程?

大規模監控過程中收集的數據可以間接轉賣給政府或私人公司,之前的Facebook數據泄露事件中,就有5000萬Facebook用户的元數據被出售給了Cambridge Analytica(劍橋分析)和 Nix,這些數據中就包含了用户的政治傾向、政治偏好和厭惡的相關信息。最終,俄羅斯特工利用這些泄露數據,通過Twitter和Facebook傳播針對希拉里·克林頓的反面消息,並在其中大肆散佈虛假消息。

按照年齡層次和政治傾向分析,所有收集的元數據都可以幫助政黨來了解哪些範圍、州域或郵編地區需要重點關注。在一系列信息安全跟蹤工具的幫助下,候選人可以識別出哪些人不是支持者,以及這些人的居住地區和日常生活,在此基礎上,為了最大程度地接觸到反對者,可以開展後續有針對性的地理宣傳策略(Geo-Marketing)。

以下是這些元數據應用的幾個例子:
以下是這些元數據應用的幾個例子:

政治性地理宣傳 :(Political Geo-Marketing)這是用來進行政黨現狀分析的一種宣傳行銷方法,它可以基於大規模監控數據研究,按地域顯示出哪些地區的人羣對競選者有偏好,以及這些人羣的大致概況,並通過個性化的標誌和顏色將他們定位在數字地圖上。根據IICS信息安全專家的説法,所有這些信息都能被用來在某個範圍、州域或地區內,針對某個競選者或政黨在這些區域內支持人數較少的情況,作出傳媒造勢或虛假消息散佈。

傳媒和信息技術在西方國家選舉中的影響方式
Google、Facebook廣告和社交網絡上的虛假新聞宣傳 :利用收集到的數據進行的人口羣體研究,允許按地理區域的劃分,並根據先前對特定羣體或區域的劃分和元數據分析,在某些地區定向投放競選者或政黨廣告。據IICS信息安全專家稱,所有這些相關元數據都能被用來在Facebook、WhatsApp或 twitter等社交網絡媒體上定向投放競選者和政黨廣告,或是散佈某個對手政黨的虛假消息。

Google、Facebook廣告和社交網絡上的虛假新聞宣傳 :利用收集到的數據進行的人口羣體研究,允許按地理區域的劃分,並根據先前對特定羣體或區域的劃分和元數據分析,在某些地區定向投放競選者或政黨廣告。據IICS信息安全專家稱,所有這些相關元數據都能被用來在Facebook、WhatsApp或 twitter等社交網絡媒體上定向投放競選者和政黨廣告,或是散佈某個對手政黨的虛假消息。

傳媒和信息技術在西方國家選舉中的影響方式
傳媒和信息技術在西方國家選舉中的影響方式

傳統媒體如何利用大規模監控收集到的數據影響選舉進程?

IICS信息安全專家提到,實體廣告、報紙、廣播電視等傳統媒體與新型數字媒體存在差異,數字媒體的受眾面更為廣泛。

而在美國、墨西哥、印度、巴西等國,傳統媒體在某些層面上似乎更貼近生活,能輕易改變老一輩人的看法觀點。從可信度和意見生產力方面來看,傳統媒體更具實用性,另外,傳統媒體比新型數字媒體享有更好的社會聲譽和可信度。

利用大規模監控中政治傾向和地域劃分的數據收集,政黨可與諸如報紙、廣播、電視新聞頻道和有線電視運營商進行合作。根據地域劃分的人口羣體分析可以識別出特定區域內有特定傾向的人羣,可以用競選宣傳來對對手黨派形成攻擊,例如,如果某個地區確定是紅色區域,則當地就不會有紅色政黨的宣傳競選活動,而在此處可能就會有黃色政黨的宣傳活動,反之亦然。如果一個區域有利於黃色政黨,則該區域內紅色政黨的宣傳策略就會出現。以下是傳統媒體的一些應用策略:

廣播、報紙或電視頻道廣告 :這種方式中,更常見的是看到報紙或雜誌明確支持某候選人或政黨,報紙通過正面宣傳政黨和候選人來獲得不錯的收入。如上所述,這些媒體可以是地方性和專業化的,因此,競選者可以再次使用數據跟蹤、大規模監控和羣體分析方法,來對需要強化造勢的方面作出付費宣傳。此外,政黨或候選人可以出錢開展暗中調查,以此來挖出對手黨派競爭者的黑料,來取消他的候選人或政黨資格。

傳媒和信息技術在西方國家選舉中的影響方式
付費進行有線電視宣傳 :根據IICS信息安全專家的説法,在有線電視運營商的幫助下,競選政黨可以要求改變頻道號,或刪除某特定新聞頻道,以此來反對某個特定政黨。後期一旦競選者成功當選,當值政府就會向有線電視運營商簽訂廣告合同,或向頻道記者發放獎金,以此補償他們的“良好行為”。

付費進行有線電視宣傳 :根據IICS信息安全專家的説法,在有線電視運營商的幫助下,競選政黨可以要求改變頻道號,或刪除某特定新聞頻道,以此來反對某個特定政黨。後期一旦競選者成功當選,當值政府就會向有線電視運營商簽訂廣告合同,或向頻道記者發放獎金,以此補償他們的“良好行為”。

威脅記者 :根據IICS信息安全專家的説法,政黨可以使用監視手段監視那些反對政府且不容易被行賄的記者,以此來威脅他們按要求更改報道。

實物公告(小冊子、廣告牌等) :這些都是私營公司普遍掌握的媒體工具,這種媒體在能見度方面具有最大優勢。因為根據大規模監控和地理區域劃分的數據,比如可以把廣告牌放置在合適位置,用它每天來吸引數百萬人的注意。

專制政府如何濫用這些信息?

利用以上權力,政府、公司或政黨可以濫用大規模監控行為,來實現一個近乎專制的政權或受控的民主,根據IICS信息安全專家的觀點,政府可以通過媒體控制來限制民眾言論自由,讓當權者受益。如以下這些例子:

受控的民主 :一個民主受到控制的政府,統治者不總是同一個人,但國家權力卻屬於某些商業集團或精英組織,從某種意義上來説,這就排除了滿足社會需求的其他發展選擇、新路徑或其他形式組織的可能性。

消除反對黨 :政府可以利用信息安全公司進行的大規模監控來竊聽干預民眾通話,從中識別出反對者身份,以此來消除那些發出不同聲音的人。這樣一來,政府政權幾乎就不存在任何反對,當權者可以輕鬆通過改革和新法律來幫助他們繼續掌權。

創建虛假反對黨 :政府在消除了各種各樣的反對之後,還能創造出虛假的反對黨派,在這種情況下,一些支持者就假裝反對者,給人一種民主的感覺。

對執法機構的完全控制 :利用大規模監控行為,政府可以依託執行機構識別並逮捕對當值政府構成政治威脅的人士。

正如我們在文中看到的,傳媒和信息技術都各有優缺點,這取決於它們如何被民眾、政府和公司利用,以及它們對我們普通民眾政治決策的影響程度。如果你想深入瞭解這篇文章的完整研究成果,請聯繫我們:sarah.hogan@iicybersecurity.com。毫無疑問的一點就是,傳媒和信息技術都在當今的信息社會中扮演着關鍵角色,小編在此推薦一篇彭博社早前報道的好文《 如何黑掉一場選舉 》,其中更加立體地展現了傳媒和信息技術在國家選舉中的重要性。

https://hk.saowen.com/a/21adab53a8d211d1e6fffb428e7bc4984d216aca604a9e1cfef308942bff562b

Under Neoliberalism, You Can Be Your Own Tyrannical Boss(在新自由主义下,你会成为你自己的暴君老板)

写在前面: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鼓吹竞争贬低合作,制造了导致人们相互敌视,异化,抑郁甚至自杀的完美主义,最终造成”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

A new study by Thomas Curran and Andrew Hill in the journal Psychological Bulletin finds perfectionism is on the rise. The authors, both psychologists, conclude that “recent generations of young people perceive that others are more demanding of them, are more demanding of others, and are more demanding of themselves.”

Thomas Curran和Andrew Hill在“心理学通报”杂志上发表的一项新研究发现,完美主义正在崛起。 两位作者都是心理学家,他们得出结论:“近几代年轻人们认为其他人对他们要求更高,他们对他人的要求更高,对自己的要求也更高。”

When identifying the root cause of this growing appetite for excellence, Curran and Hill don’t mince words: it’s neoliberalism. Neoliberal ideology reveres competition, discourages cooperation, promotes ambition, and tethers personal worth to professional achievement. Unsurprisingly, societies governed by these values make people very judgmental, and very anxious about being judged.

在确定这种日益增长的追求完美的根本原因时,Curran和Hill不会切碎言辞:这是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鼓吹竞争,贬低合作,促进野心,并将个人价值与专业成就联系在一起。 不出所料,受这些价值观支配的社会使人们非常爱评价他人,并且非常担心被评判。

Psychologists used to talk about perfectionism as though it were unidimensional — only directed from the self to the self. That’s still the colloquial usage, what we usually mean when we say someone’s a perfectionist. But in the last few decades, researchers have found it productive to broaden the concept. Curran and Hall rely on a multidimensional definition, encompassing three types of perfectionism: self-oriented, other-oriented, socially prescribed.

心理学家们过去常常谈论完美主义,好像它是一维的——只是从自我指向自我。 这仍然是当我们说某人是完美主义者时通常意味着的口语用法。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研究人员发现扩大这一概念将概念丰满了。Curran和Hall依赖于多维定义,包括三种完美主义:自我导向,他人导向,社会规定。

Self-oriented perfectionism is the tendency to hold oneself to an unrealistically high standard, while other-oriented perfectionism means having unrealistic expectations of others. But “socially prescribed perfectionism is the most debilitating of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perfectionism,” Curran and Hall contend. It describes the feeling of paranoia and anxiety engendered by the persistent — and not entirely unfounded — sensation that everyone is waiting for you to make a mistake so they can write you off forever. This hyper-perception of others’ impossible expectations causes social alienation, neurotic self-examination, feelings of shame and unworthiness, and “a sense of self overwhelmed by pathological worry and a fear of negative social evaluation, characterized by a focus on deficiencies, and sensitive to criticism and failure.”

自我导向的完美主义倾向于将自己置于不切实际的高标准中,而他人导向的完美主义则意味着对他人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 但是,“社会规定的完美主义是完美主义发三个维度中最令人痛苦的,”Curran和Hall认为。它描述了持久性—— 而非完全没有根据——的感觉产生的偏执和焦虑的感受,每个人都在等着你犯错,这样他们就可以永远地把你钉在耻辱柱上。 这种对他人不可能的期望的过度认知导致了社会异化,神经质的自我检查,羞耻和不配的感觉,以及“由于病态的忧虑和对负面社会评价的恐惧所致的自我压倒感,其特点是关注缺陷,以及 对批评和失败敏感。“

In an attempt to gauge how culturally contingent the phenomenon of perfectionism is, Curran and Hall performed a meta-analysis of available psychological data, looking for generational trends. They found that people born in the United States, United Kingdom, and Canada after 1989 scored much higher than previous generations for all three kinds of perfectionism, and that scores increased linearly over time. The dimension that saw the most dramatic change was socially prescribed perfectionism, which increased at twice the rate of the other two. In other words, young people’s feeling of being judged harshly by their peers and the broader culture is intensifying with each passing year.

为了衡量完美主义现象在文化上的局限性,Curran和Hall对可用的心理数据进行了萃取分析,寻找世代趋势。他们发现,1989年以后出生在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的人在所有三种完美主义中的得分都比前几代高得多,并且这些得分随着时间的推移线性增长。看到最戏剧性变化的维度是社会规定的完美主义,其增长率是其他两个的两倍。 换句话说,年轻人被同龄人严格评判的感觉和更广泛的文化正逐年逐渐加剧。

Curran and Hall attribute this change to the rise of neoliberalism and its cousin meritocracy. Neoliberalism favors market-based methods of assigning worth to commodities — and it designates everything it can as a commodity. Since the mid-1970s, neoliberal political-economic regimes have systematically replaced things like public ownership and collective bargaining with deregulation and privatization, promoting the individual over the group in the very fabric of society. Meanwhile, meritocracy — the idea that social and professional status are the direct outcomes of individual intelligence, virtue, and hard work — convinces isolated individuals that failure to ascend is a sign of inherent worthlessness.

Curran和Hall将这种变化归因于新自由主义及其堂兄精英统治的崛起。新自由主义倾向于以市场为基础的方法来为商品分配价值——它将它能指定的一切都指定为商品。自1970s中期以来,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政权已经系统地将公有制和集体谈判等事项取代为取消管制和私有化,在社会结构中促进个人凌驾在群体之上。与此同时,精英统治—社会和职业地位是个人智慧,美德和努力工作的直接结果的思想 —使被孤立的个人相信,未能提升自己是一种固有的无价值的标志。

Neoliberal meritocracy, the authors suggest, has created a cutthroat environment in which every person is their own brand ambassador, the sole spokesman for their product (themselves) and broker of their own labor, in an endless sea of competition. As Curran and Hall observe, this state of affairs “places a strong need to strive, perform, and achieve at the center of modern life,” far more so than in previous generations.

作者认为,新自由主义精英统治制造了一个残酷的环境,每个人都是他们自己的品牌形象大使,他们的产品(他们自己)和他们自己的劳动的唯一发言人,处在在无尽的竞争中。正如Curran和Hall所观察到的,这种状态“强烈需要把奋斗,表现和实现放在现代生活的中心”,远远超过前几代人。

They cite data showing that young people today are less interested in engaging in group activities for fun, attending instead to individual endeavors that make them feel productive or fill them with a sense of achievement. When the world is demanding that you prove yourself worthy at every turn, and you can’t shake the suspicion that the respect of your peers is highly conditional, hanging out with friends can seem less compelling than staying in to meticulously curate your social media profiles.

他们引用的数据显示,今天的年轻人对参与团体娱乐活动不感兴趣,而是进行个人努力,使他们感到充实或充满成就感。当世界要求你在每一回合都要证明自己值钱,并且你无法摆脱怀疑同伴的尊重是高度有条件的时,与朋友闲逛似乎不如留下来精心编写你的社交媒体资料那么有趣。

One consequence of this rise in perfectionism, Curran and Hall argue, has been a series of epidemics of serious mental illness. Perfectionism is highly correlated with anxiety, eating disorders, depression, and suicidal thoughts. The constant compulsion to be perfect, and the inevitable impossibility of the task, exacerbate mental-illness symptoms in people who are already vulnerable. Even young people without diagnosable mental illnesses tend to feel bad more often, since heightened other-oriented perfectionism creates a group climate of hostility, suspicion, and dismissiveness — in which the jury is always out on everyone, pending group appraisal — and socially prescribed perfectionism involves an acute recognition of that alienation. In short, the repercussions of rising perfectionism range from emotionally painful to literally deadly.

Curran和Hall认为,完美主义崛起的一个后果就是一系列严重精神疾病的流行病。完美主义与焦虑,饮食失调,抑郁和自杀念头高度关联。 不断强迫完美,以及不可避免的不可能的任务,加剧了已经很脆弱的人的精神疾病症状。 即使是没有可诊断的精神疾病的年轻人往往会更频繁地感觉糟糕,因为增长的他人导向的完美主义会造成一种充满敌意的,怀疑的和不屑一顾的群体氛围——陪审团总是在每个人面前,等待集体评估—以及社会规定的完美主义 涉及对异化的敏锐认识。简而言之,不断上升的完美主义的影响范围从情绪上的痛苦到字面意义上的致命。

And there’s one other repercussion of rising perfectionism: it makes it hard to build solidarity, which is the very thing we need in order to resist the onslaught of neoliberalism. Without healthy self-perceptions we can’t have robust relationships, and without robust relationships we can’t come together in the numbers it would take to rattle, much less upend, the whole political-economic order.

还有另外一个对完美主义崛起的反响:它使得建立团结变得困难,这是我们抵制新自由主义的进攻所需要的。 如果没有健康的自我认知,我们就无法拥有坚固的关系,如果没有坚固的关系,我们就无法将个人们整合在一起,从而颠覆整个政治—经济秩序。

It’s not hard to see parallels between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perfectionism and so-called “call-out culture,” lately the hegemonic tendency on the Left: a condition in which everyone watches everyone else for a fatal slip-up, holding themselves to impossibly high standards of virtuous self-effacement, and being paralyzed with the secret (again, not unfounded) fear that they’re disposable to the group, that their judgment day is around the corner. The pattern is of a piece with other manifestations of neoliberal meritocratic perfectionism, from college admissions to obsessive Instagram curation. And because it divides rather than unites us, it’s no way to build a movement that ostensibly seeks to strike at the heart of power.

不难看出完美主义和所谓的“号召文化”在这三个维度之间的相似之处,最近是在左派内部的霸权倾向:一种每个人都看着其他人的致命的挫折的环境,将自己放在不可能实现的造成自我贬低的高美德标准,以及对这个秘密—他们对团体来说是用了一次之后就要被丢掉的(重复,这并非毫无根据)的恐惧感到瘫痪,他们的审判日即将来临。 这种模式与新自由主义精英完美主义的其他表现形成一块,从大学录取到盲目的Instagram策划。而且因为它分裂而不是团结我们,所以没有办法组建一个在表面上试图打击权力核心的运动。

Perfectionism makes us scornful of each other, afraid of each other, and unsure of ourselves at best. It prohibits the types of solidaristic bonds and collective action necessary to take on neoliberal capitalism, the very thing that generates it. The only possible antidote to atomizing, alienating perfectionism to reject absolute individualism and reintroduce collective values back into our society. It’s a gargantuan task — but with the vise-grip of neoliberalism tightening on our psyches, it’s the only way forward.

完美主义使我们相互鄙视,相互害怕,最好的状况是不信任自己。它禁止采取推翻新自由资本主义所必需的团结纽带和集体行动,而新自由资本主义产生了完美主义。原子化的唯一可能的解药是,疏远完美主义,拒绝绝对的个人主义,并将集体价值重新引入我们的社会。这是一项庞大的任务—但随着新自由主义对我们心理的紧缩,这是前进的唯一途径。

https://www.jacobinmag.com/2018/01/under-neoliberalism-you-can-be-your-own-tyrannical-boss

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理论前沿:深化我们对社会再生产理论的理解

冷漠 译 2018-07-29 来源:惊雷Thunder

 (写在前面:这篇文章说明了一点:对女性和性少数的压迫,根源都是私有制,而资本主义由于其无限扩张的特性,事实上恶化了这些压迫,而要根除压迫,就必须实现社会主义。

提·巴塔查里亚(Tithi Bhattacharya)、苏珊·费格森(Susan Ferguson)著

冷漠 译

季耶 校

英国冥王星出版社(Pluto Press)正在推出一套以提·巴塔查里亚(Tithi Bhattacharya)和苏珊·费格森(Susan Ferguson)主编的社会再生产理论( Social Reproduction Theory)丛书。在这篇博客中,两位主编解释了社会再生产理论的大致轮廓以及在当前政治时刻下对这一系列丛书的迫切需求,并鼓励未来的作者们提交他们的作品。

当我们启动探索社会再生产理论(Social Reproduction Theory , 简称SRT)的项目时,我们脑海中浮现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一句话:“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编按:参阅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marxist.org-chinese-marx-1846.htm#_ftnref31)在阶级社会中,由于存在着“生活”和“创造历史”的社会关系网络,这些网络能够促进和抑制生活,所以马克思主义一直都在论证两者。实际上,人们可以说历史唯物主义试图表明阶级社会中生活资源的获取或缺乏如何影响历史的形成。SRT非常重视这个关于生活的问题,简单地说,它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的具体转折。

但究竟什么是生活?

回答这个问题的一种方法是通过劳动力的类别或劳动能力。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是两种社会过程的统一:商品的生产和生产这些商品的工人的生产。工人通过生物繁殖和劳动力承担双重意义上的“生产”。SRT关注的是掌握两种“生产”过程中涉及的动态变化。

工人还没有到达资本大门,准备产生剩余价值或协助资本主义国家的运作。也就是说,将一个人的劳动力兜售给资本并不是人类的“自然”倾向。为了这个目的,工人(和他的劳动力)必须不断地制造和重建。食物、住所、学校、社会住房、水,都是劳动力“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获取这些资源不仅仅是通过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剥削性经济关系来调节。它至关重要地受到多重社会压迫关系的调节。反过来,这种不同的资源获得途径形成了一个必须努力克服这些压迫导致的紧张感觉和不公平感受的工人阶级。

这些相互关联的关系受到资本对生活资源的束缚。例如,为什么跨性别者会对社会秩序构成威胁的答案与妇女在家庭中生育和培养儿童的历史相吻合。异性恋的顺性别女性(cis-gendered women)长期为资本进行社会生殖劳动。顺性别者不但是最常见的,而且——由于大部分劳动是无偿的——这是一种再生产下一代工人的极具成本效益的资本模式。整个医疗、法律和教育系统的机器支持人们对异性恋者、顺性别规范的社会心理投资。跨性别者的出现代表了破坏这种秩序的可能。

不过跨性别者也告诉了我们社会再生产的另一方面。他们告诉我们,人们在生活中可以不必回应资本的召唤和呼唤。我们已经知道,工人们会通过建立团结的纽带来抵抗他们在工作场所的异化,并以如此多的创造性方式向他们的老板索回时间、工资和尊严。如果不是坚持生活优先于资本,这又是什么呢?事实上,工作场所以外的人的生活活动经常与资本的最佳选择相矛盾。大多数社会生殖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私有化——它是无偿的,以社区和家庭为基础,而不是在由管理者监督工人对资源和时间的使用的工作场所——这样的私人空间却同时为工人阶级提供了额外的实验余地,创造新的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方式。

而且因为社会再生产的任务是生活,所以实验就是满足需求,而不是产生利润。因此,它激发了一种心理社会投资,就像跨性别者一样,抵触并且超越了为资本主义生产工人所需的纪律。人们在满足人类需求方面的投资始终在个人层面上进行。我们睡觉,在我们没有生病时打电话请病假,有非生殖性行为,教导我们的孩子对抗权威,等等。但我们也集体满足需求,共同帮助彼此,并对国家和资本提出要求,以便更好地获取生活资源。

SRT为所有这些生活的社会过程及其中的矛盾打开了一扇窗口。在提·巴塔查里亚编辑的书《社会再生产理论:重绘阶级,重思压迫》(Social Reproduction Theory: Remapping Class, Recentering Oppression。编者注:参看书介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mia-chinese-marie-christine-20180405.htm))中,我们尝试将SRT理论化,并将其置于广义来说的经典马克思主义传统(classical Marxist tradition)中。如果SRT能够回答一些问题,那么可以判断这样一个理论模型的成功,但随后出现了许多其它问题。SRT干得好,但我们仍然不知道如何利用SRT,例如,研究环境,或了解资本主义国家。对我们来说,SRT作为研究议程,它慢慢地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组成部分。

例如,我们可以考虑生活问题,因为它也适用于生产关系。人类生产活动的独特之处在于其理想形式,即其无限的可变性。无论是组织人类与自然之间的代谢相互作用,还是可以满足需求和创造新需求的方式,或者调解这些关系的劳动过程,都没有特定的方法。对于在任何特定社会形态中进行的劳动过程,所需要的只是两件事物之间的结合: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但这恰恰是阶级社会里统治阶级介入的地方: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其显着特征是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强制分离,这个过程在过去现在都充满暴力。在直接生产者和他的生活手段之间,存在着整个社会关系网络,充满了异议或暴力暗示的可能性。所有那些抑制或协助生活实践的社会关系都是SRT感兴趣的方面。

我们很快得出结论,用一本书,甚至几本书,那怕多么详尽,都根本无法探索SRT的丰富理论脉络。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决定推出这套丛书。

我们认为该系列是利用SRT的观点,来加深我们对商品生产与劳动力再生产之间的密切关系的理解,以及其过去和现在的内部矛盾。本系列中的书籍应包括对种族、性、健全能力( ability )、性别等社会压迫方式的实证调查,以及为资本创造劳动力的过程所形成和塑造的方式。同时,他们将对社会再生产进行批判性探索,并就今天挑战资本主义所需的理论和政治工具进行辩论。

我们如何参与阶级斗争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阶级。

就在现在,随着美国教师的罢工,全球性的向以色列施压的抵制、撤资、制裁(Boycott, Divestment, Sanctions,BDS)运动,堕胎权的需求——从阿根廷到爱尔兰,从巴勒斯坦到墨西哥的斗争——再一次开始点亮我们的街道,我们想发起围绕SRT的研究,赶上时代的步伐。

我们希望您加入这个项目。

要提交提案或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冥王星出版社出版编辑David Shulman(davids@plutobooks.com)。

出版社的提案呈交指引可以在这里下载:https://d24gssfg51q0py.cloudfront.net/wp-content/uploads/2017/09/11093044/Proposal_Guidelines_11.09.17.pdf

2018年7月21日

原载英国冥王星出版社博客(https://www.plutobooks.com/blog/)

原文链接:https://www.plutobooks.com/blog/deepening-our-understanding-of-social-reproduction-theory/?from=groupmessage

原文题目:Deepening our Understanding of Social Reproduction Theory

米兔运动:烧了性侵教授,再点燃职场、工厂

米兔到底在反对什么?

过去半年,一场反性骚扰运动燃遍了中国。一个又一个女性以米兔为名,在网络上讲述自己遭受性别暴力的遭遇。

她们划开了自己的伤疤,向公众揭露了学术界、文化界腐烂发臭的强奸文化。由于长久的性别歧视,女性很难在这些圈子里获得发展机会,而资源往往掌握在一些男性手中。在他们眼里,女性不过一个为自己服务的女仆,一个展示自己雄风的玩具。

作为掌权者,他们可以轻易地挑选猎物,施舍恩惠。即便出事了,也能轻易逃脱惩罚。而在这样的敌意环境里,女性却没有选择。她们要么聪明一点接受骚扰,要么正直一点被排挤出局。

短短的几个月里,性别暴力受害者的讲述,一遍又一遍地向我们再现了那些不受欢迎的触碰、那些自以为是的挑逗、那些威逼利诱的纠缠……以及,比施暴者更让人心死的,是那些对受害者的否定和羞辱。而施暴者们惺惺相惜,他们有兄弟的同情,有雇主的庇护。他们要么不做回应,要么推卸责任,最严重者也只是得到了“保护性惩罚”。

2018年7月,在诸多公益圈名人被爆性骚扰之后,《人物》做了一次线上调查。不到24个小时内,后台收到了超过1700个和性骚扰、性侵有关的故事。

这一次,成千上万的公众选择和受害者站在一起。不光是因为铁证如山,更是人们要对压迫女性的男权制度、对各种圈子里的强奸文化说不!这些事情,我们经历得太多,我们受够了!

尽管大多数性别暴力的受害者都是妇女,米兔不仅仅是一场女性运动。男性同样也会被性侵、性骚扰(根据《工作场所性骚扰调查研究》,施暴者主要是男性)。在这些男性说出的受暴故事里,性骚扰的模式与女性受暴者极其类似。

性骚扰不光是对一个人个体的侵犯,而是一种基于性别结构性的压迫。以米兔为代表的反性骚扰风潮,绝非偶然事件,更不是什么西方的舶来品。它是追求平等的人们,对男权社会的集中反抗。

既然是反对结构性的暴力,反性骚扰行动就不会停留在为个体讨回公道的层面。尽管,在大多案子里,受暴者连一个道歉都得不到。她们被质疑,被谈话,被要求要以大局为重……

从2014年轰动社会一时的厦大吴春明涉嫌性侵女学生案开始,就有行动者提出要建立一个“性骚扰的防治管理办法”,在制度层面改变结构性的环境。从2014年到今天_,至少有38个校园性骚扰、性侵案进入公共视野,引发诸多讨论。有的案子被删掉了,有的被淡忘了。各种官方回应里,只含糊提及个人品德、生活作风问题,连性骚扰这个词都看不到,更不用提将反性骚扰制度化。

因此,这次米兔浪潮只是一个开始。不管是向男权讨回公道,还是推行性别平等的制度,依然任重道远。

米兔会破坏法治,冤枉好人?

米兔伊始,就有不少人担忧,这样的网络曝光往往是一面之词,未经审判,可能会制造冤假错案。一次“花边新闻”可能会毁掉一个人的前途,甚至一个家庭的幸福。

可事实上,就像许多参与者看到的,反性骚扰的声音远远没有成为主流。这些性别暴力受害者不光要面对来自舆论的质疑和猜忌,还要遭遇涉事组织的打压、威胁,以及揭开疮疤的二次伤害。谁又来关心她们被毁掉的前途,被打碎的家庭?

是谁在阻挠一件件性别暴力案进入公开的调查和审判呢?如果我们仔细看那些轰动一时的案子,不难发现,受暴者都是从一开始,就尝试利用校方现有的制度去解决问题,寄望在法律途径有一个公正的审判。但是她们诉求往往石沉大海,没有人会听见她们的声音。如果不是在网络平台集体发声,曝出极其恶劣的情节,她们曾遭受的一切,就像没有发生过一样。

南昌大学遭性侵女生起诉学校和副院长 尚无立案通知书

正在毁掉个人前途、家庭幸福的,不是反性骚扰运动,而是那些拒绝承认问题的人,是那些在个人品行层面理解性别暴力的观念。他们杀死了提出问题的人,也杀死了解决问题的方法。

笔者曾经参与过一个研究,到重罪监狱里访谈将妻子家暴致死的男性。其中最年轻的受访者大概三十多岁,在和妻子吵架的过程中把她杀了。他当时面无表情,淡淡地提了一句,“我拿起铁锹敲了她的脑袋,然后就把她埋了”,并表示,“没想到一棍子就打死了”。还有一个大哥四十多岁,儿子被送到孤儿学校。一提到儿子,他突然在我们面前痛哭流涕,后悔自己太冲动,对不起孩子和家人。

哪怕一辈子失去自由,他们依然相信打女人再正常不过。他们的错只是下手太狠、运气不好,把老婆打死了。

如果说给受害者讨回公道,他们都认罪伏法,受到了应有的制裁。甚至,他们的家人也受到了牵连。可即便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也没有人告诉他们:和性侵、性骚扰一样,家庭暴力是一个性别问题,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他们所犯下的罪,不是自己倒霉、一时冲动。而是因为他们从小被灌输,男主外女主内,男人是天女人是地,男人统治女人顺从。男人可以拥有女人的一切,包括性。他们无法忍受那些不服从的女人。

<img src="https://pic1.zhimg.com/v2-e179b931373b57140b3368093e7f04c9_b.jpg" data-caption="" data-size="normal" data-rawwidth="1080" data-rawheight="607" class="origin_image zh-lightbox-thumb" data-original="https://pic1.zhimg.com/v2-e179b931373b57140b3368093e7f04c9_r.jpg" width="1080"

86%的强暴实施者认为自己有权向女性要求性。来源:《中国性别暴力和男性气质研究定量调查报告》

哪怕有幸借助现有的司法,讨回公道仍然是不够的。解决这一切,我们需要彻底改造人的观念、彻底打碎这个男权制度。如果没有制度的建立、社会的变革,那么只会有更多的受暴者含冤受辱,更多的施暴者家破人亡。

反性骚扰面对的是整个的父权社会、强奸文化。是的,个别人可能会被误伤,但这个腐烂的系统却无比清楚地摆在我们眼前。如果想要真正保护受害者,杜绝“冤假错案”,我们就更得砸烂这个吃人的系统。

工人阶级妇女也要米兔!

半年来,米兔浪潮席卷了学术圈、公益圈和媒体圈。的确,这些圈子因为文化资本较高、掌握了话语权,所以能够吸引大量的关注。但这并不意味着,性别暴力在其他行业就不存在。反性骚扰,也不应只是某一阶层的特权。

在中国的底层,在制造业、在服务业、在农村,这些聚光灯照不到的地方,工人阶级妇女同样在经受严酷的性别压迫。

据2014年的《广州女工性骚扰调查报告》显示,70%的受访女工遭遇过性骚扰。其中78 .26%来自同事。43 .50%的女工采取隐忍的对策,15 .20%的女工以自动离职表示反抗。没有人想到要向妇联、工会及警察求助。在许多被曝光的血汗工厂,性侵和体罚女工都是资本家控制工人的重要手段。在众多劳动抗争的过程中,女工行动者往往受到来自管理者的荡妇羞辱和性威胁。

美国平等机会委员会的调查数据显示,服务业(包括酒店、餐饮、零售、医护)是性骚扰最高发的领域。其中酒店和餐饮服务员是性骚扰的重灾区。她们经常独自完成工作,缺少劳动保护,雇主要求她们要待顾客为“上帝”,结果服务业的性骚扰案件远远多于其他行业。

2005-2015年间,服务业(包括酒店、餐饮、零售、医护)的性骚扰案件是教育行业的10倍 来源:美国平等机会委员会

女性贫困问题同时滋长了性侵和性骚扰的肆意蔓延。由于在教育和职场上的歧视,底层妇女很难找到稳定有保障的工作。为了更好地活下去,她们只能忍受施暴的同事、老板、伴侣。如果离开这份工作、这个男人,那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对于工人阶级妇女而言,性骚扰的解药也在于建立一个收入分配更加公正的社会。有了充分的社会保障,工人阶级妇女不需依靠男人,自己也可以过得很好。

半年来,我们看到中国追求性别平等的人们和受害者坚定地站在一起。有人建立防删档案库,有人为受害者提供心理和法律援助,有人想办法提出制度化的建议,有人站出来发出女工的声音……每个人能做的,不仅仅是不要忘记。

作为一个热点,媒体关注了片刻就会离开。但作为一场运动,我们希望,米兔这把火将烧到最腐朽的地方,解放更多的底层劳动者,将性别平等推动到底。

https://zhuanlan.zhihu.com/p/40980591

将自闭症儿童家庭拒之门外 围墙内的乌托邦还能持续多久?

写在前面:这篇文章很长,但只说了一件事:中国的“中产阶级”(实际上能买得起7万5一平方的住房的,不会超过5%)们和纳粹一样敌视病人,敌视边缘弱势,幻想靠剥削压迫跪舔欺诈合谋的来的贼赃购买一个小区天堂,但他们的幻想是不可能成为现实的,这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只能得到极权奴役。而网上爱国的主力呢,也正是这些纳粹。当然,这类纳粹同时也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竞争文化洗脑出来的哈巴狗。

日前,一篇题为《小区房价7万5,搬进来17个精神病人,咋办?》的文章在朋友圈和各个微信群里广泛传播,引起了不小的风波。文章说的是深圳市宝安区一个名叫“华联城市全景”的高档小区里最近发生的一件事。今年6月,为了落实国家和省、市关于优先保障优抚对象和残疾人住房需求的政策,该小区打算将配建的公共租赁住房中的24套配租给登记在册的优抚和残疾人家庭。7月16日,宝安区住建局公示了最终的配租方案,将有41户符合标准的家庭来认租这24套房源,其中17户的备注信息中显示“精神类残疾”,残障等级从一级到四级不等,最终的看房日期定在7月18日。此消息一经传开,就在业主中间炸开了锅。他们很快组织起来,向住建局提出抗议,并在小区门口拉起横幅抗议,条幅上书:“保障了他们的住房权,谁来保障孩子的生命安全。”

业主拉出的抗议横幅

一位ID为“张玉华”的业主在社交网络上发表的一则“求助帖”被截图并大量转载,在帖子里,他(她)自称是一个“走投无路、急需帮助的有产者”,自己所在的高档小区“房价7万5,现在住进了17个精神病患者”。“张玉华”表示,小区内都是商品房,只有两栋楼用围墙与小区隔开,是政府搞的公租房,之前业主们听说这个公租房里住的都是高端人才、博士生,现在为了照顾弱势群体,安排进了17户精神残障人士。他(她)认为,政府此举损害了“靠自己辛苦工作买房的业主”的利益,也无法保障小区里孩子的安全,并强调,业主们的抗议不是在制造“阶级矛盾”,制造阶级矛盾的是地方政府。

业主“张玉华”的“求助帖”

最终,住建局临时取消了原定于7月18日的看房安排。此外,由于《小区房价7万5,搬进来17个精神病人,咋办?》一文将这17户家庭的个人信息(包括申请人姓名、身份证前14位以及儿童的残疾等级等)全部泄露了出来,许多原本符合配租条件的家庭也决定放弃选房。后来,通过媒体报道,许多人才得知,这17户“精神类残疾”家庭中有15户是自闭症儿童家庭,孩子年龄大多在6-12岁之间。

这一细节导致该事件在网络上进一步发酵。在公众的想象中,自闭症儿童是智商超群或者有着特殊艺术天赋的“折翼天使”,与“会发疯伤人的精神病人”这一刻板印象反差极大,舆论纷纷转向指责小区业主自私、缺乏同情心。有业主表示,他们一开始并不清楚可能入住的“精神类残疾人士”是自闭症患者;但也有人认为,业主们的集体反对行为与精神残疾的类别无关,实际上是担心开放给弱势群体的公租房会影响这一高档小区的房价。

在下面这篇文章中,我们想讨论的,不是对于自闭症或其他精神疾病(残疾)公众教育缺乏的问题,而是作为一起封闭小区业主的“维权事件”,它究竟反映了今天中国城市中产对生活怎样的想象与恐惧。一方面,是对家——以及作为家的延伸的封闭小区——的想象,将之想象为一个可以提供物质享受、标识社会地位、体现阶级审美的“私人天堂”,家是避风港,是风雨飘摇的世界中最后的圣土;另一方面,对家的美好想象也伴随着对家以外的世界的恐惧、厌恶和回避,包括工作、公共生活,也包括千千万万的“他者”。因此,占有的另一面是驱逐,享受的另一面是忍耐,悉心呵护的另一面是漠不关心,甚至是随意践踏。这一墙内墙外、公私之间的严重割裂,造就了今天中国都市生活的独特景观,也形塑了雄心勃勃又焦虑不安的中国中产。

封闭小区的空间政治:“安全”的本质是阶级区隔?

根据业主的描述,华联城市全景花园小区(以下简称“全景花园”)是一个高档商品房小区,那么这两栋公租房和小区里的商品房又是什么关系呢?长期关注特殊需要儿童的公众号“大米和小米”通过调查发现,全景花园是一个旧改项目,在商品房之外,该项目还配建公共租赁住房374套,已分配出去350套,剩余24套,集中在两栋楼里。这两栋楼与小区主体的商品房之间用一道围墙隔开,并单独管理,与小区主体的公共面积是一条内部道路,而公租房的住户如果想要进入小区花园,则需要从小区外面或者地下车库绕行。

“大米与小米”援引《南方都市报》的报道称,作为商品住宅配建的保障房,像全景花园里的两栋楼这样被墙隔开、独门独栋的“特殊待遇”,在深圳不是第一次出现了。但2017年深圳市住建局发布的《深圳市人才住房和保障性住房配建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人才住房和保障性住房的住户可与商品房业主共享小区配套设施,并执行统一的物业管理收费标准,开发商不得在人才/保障性住房与商品住房之间涉及围墙,也不得有其他类似的歧视性措施。

全景花园的情况显然违反了这一规定,商品房的开发商和业主几乎是在封闭小区的内部又建起了一个封闭小区。封闭小区(gated community)的话题曾在2016年引发热议,当时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其中提到,“新建住宅要推广街区制,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实现内部道路公共化。”“逐步打开封闭小区”作为政策导向出现在政府文件中,触碰到了许多封闭小区业主的神经。

两年过去了,兴建封闭小区的步伐似乎并没有放缓,更不要说打开已建成的封闭小区,关于封闭小区的争论似乎已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在深圳全景花园事件中,舆论似乎更倾向于关注对自闭症的污名和歧视问题,而忽略了这其实是发生在中国式封闭小区中的一次典型的“业主维权”事件。

所谓的封闭小区就是“有出入门禁的住宅区”,小区里的公共空间和公共设施其实是私有性质的,只有业主可以进入和使用。香港大学城市规划和发展经济学教授伟仕达(Christopher Webster)认为,封闭小区不仅是一种带有明确排他性的空间形式,它还意味着一种与政府主导的城市治理模式不同的,以开发商和业主、以及业主之间的契约为主导的模式,契约包括一个通用的行为准则(类似“业主公约”),它规定了业主对小区管理所负有的集体责任,这就为业主在封闭小区内行使一定程度的“自治权”提供了依据。

巴西圣保罗的封闭小区

封闭小区在20世纪末从北美兴起,很快被复制到全球各地。早在21世纪初,封闭小区就已经成为了城市规划领域内的一个热门的研究方向,学界对这种新兴的空间现象褒贬不一。一些人认为,这是后现代城市空间碎片化的典型表征,它源于对城市基础设施网络排他的使用权,并最终导致社会内部的分崩离析;另一些人则认为,封闭小区在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之间构筑起了一个“俱乐部领域”(club realm),其中共享的集体消费品(介于公有物和私有物之间)——即封闭小区内的公共设施和服务——是作为房子的搭卖品(tie-in)提供给消费者的,因此,封闭小区可以被视为一种更有效地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因为这里的公共服务是由市场定价的。

在中国,尽管从空间形式的角度上看,四合院和单位大院都可以算是封闭小区,但作为一种城市治理模式的封闭小区则是伴随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住房所有权和城市治理改革才开始出现的。由于人们的支付能力(收入)、社会阶层和消费需求的日益分化,在中国的城市里,提供公共服务的责任也从地方政府和国有单位,逐渐转移到了地产开发商和物业管理公司手中。因此,在2016年关于封闭小区的讨论甚嚣尘上之时,厦门大学经济学院与土木建筑学院教授赵燕菁曾为《澎湃新闻·市政厅》撰文称,围墙的本质是公共服务的落差,只要存在公共服务的落差,就必然存在围墙,只是有些围墙有形,有些则无形。

然而,这种论调未免将“围墙”太过自然化、中立化了,在今天的中国城市里,围墙(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不仅是收入和偏好差异的一种自然结果,它还是中产阶级小心经营的一种空间政治。人类学家张骊在对昆明封闭小区的研究中就提出了“阶级的空间化”(spatialization of class)这一概念,用以描述封闭小区在城市中产身份建构中所扮演的角色。张骊认为,商品房与封闭小区内的私人生活为中国城市中产阶级的形成提供了物质和社会基础,使他们所追求的空间上的私密、文化上的区隔和带有明显阶级色彩的生活方式得以着陆。

同时,这一空间政治还包括着对中产以下阶级的排斥和驱逐。许多研究都显示,封闭小区的业主对所谓“安全”的理解,不仅仅是远离犯罪,而是一种清晰的社会边界,一种稳定而同质化的人口构成。例如,新加坡国立大学地理系教授鲍存彪在对上海封闭小区的研究中就发现,封闭小区的建立往往伴随着对城市流动人口的“道德他者化”(moral othering),通过将他们刻画为“不文明的、肮脏的和危险的”,来强化一种“道德空间秩序”。

中国封闭小区里的流动人口

在全景花园的例子中,这种“道德空间秩序”展露无遗。业主“张玉华”在“求助帖”中提到,最初他们得到的消息是,小区的公租房里住的都是“高端人才”、“博士生”,因此并没有业主抗议,而在听说将有“17户精神残障人士”入住的时候,业主们纷纷沉不住气了。换言之,公租房分为人才住房和保障性住房两类,前者针对的是城市引进的高端人才,后者则针对的是中低收入、住房困难的家庭,封闭小区里的中产业主们可以接纳前者却一定要赶走后者,理由是“孩子的安全”、“社会的稳定”。这其中当然有社会大环境污名化“精神残疾人士”、将其粗暴地想象成行为不受控制、有暴力倾向的“疯子”的因素,但正如上文所言,所谓的“安全”并不是一个犯罪统计学意义上的客观指标,它其实更接近于一种主观感受,而这种“安全感”所依赖的是一个阶级同质化、不存在“偏离”(deviances)的环境。

进一步说,政府为低收入人群和残疾人士提供保障性住房,对于城市整体的治安和稳定来说是好是坏,无需赘言。最近半年多来,接二连三发生的报复社会性质的暴力事件(而且这些暴力的受害者通常是孩子)足以说明,这些因生计无着而绝望愤怒或患有精神疾病的边缘人群,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远比在我们看得见的地方要危险得多。请注意,这里我们讨论的对象并不是个体,也不是个案,我们讨论的是一种贫富差异、阶级区隔的现实可能带来的风险,以及一种保障制度对这一潜在风险的控制作用。而对于封闭小区的业主来说,他们想要“安全”,却不希望“安全阀”装在自己眼皮底下,这再次说明了他们需要的不是“安全”,而是“安全感”。这种安全感与所谓“社会的稳定”无关,甚至与“社会”无关,它清晰无疑地建立在一种隔离之上——仿佛任何人和事,只要在小区围墙之外,在中产活动、消费的商业空间之外,就不可能威胁到他们,也因此与他们无关。

居室的幻境:捍卫家园是改造社会的前提还是阻碍?

但围墙真的能挡住危险吗?

围墙当然不能替城市中产抵挡外界的危险,它的主要作用,是在墙内建筑起一个乌托邦。这个乌托邦的核心是“家”,封闭小区可以看做是“家”的延伸。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马修·德斯蒙德在关于美国底层住房问题的非虚构作品《扫地出门》中,有一段对“家”的意义的阐述,应该会让很多中国人产生强烈共鸣。他说,“家是我们生活的重心。家是避风港,是我们忙完学习工作之余、在街头历劫种种之后的去处。有人说在家里,我们可以‘做自己’。只要离开家,我们就会化身为另外一个人。只有回到家,我们才会褪下面具。”他还援引了托克维尔的话来说明,对家的关心和捍卫,是普通人参与公共事务的基础。托克维尔说,“要逼着一个人站出来关心整个国家的事物,谈何容易?但如果说要在他家门口开一条路,他就会立刻感到这件公共意义上的小事会对他的切身利益产生巨大的影响。”

这似乎也符合张骊提出的中国新兴中产的三个关键词:业主身份、消费事件和针对私有财产的维权行动(homeownership status,consumer practice,and property-based activism)。张骊认为,中国的新兴中产正在经历一种“双向运动”(double movement)——一方面,他们追求私密、安稳、舒适的家庭生活,试图用围墙和其他手段将家与外界隔绝开来,营造一个“私人天堂”;另一方面,面对和地方政府、地产商、物业公司的种种纠纷,他们又不得不走出去,捍卫自己的家园。

In Search of Paradise: Middle-Class Living in a Chinese Metropolis
张骊 著

由于向内营造私人天堂和向外维权之间天然地存在着矛盾和张力,这一“双向运动”可能导致两种结果——既可能如托克维尔所言,激发由小家而大家、由家而国的连锁反应,让捍卫家园成为关心、参与公共事务的初衷和起点,最终培育出建立在私有财产制度之上的公民社会的土壤;同时,也有可能适得其反,彻底割裂公和私,甚至制造一种不断损人利己、最终害人害己的恶性循环。例如,在全景花园事件中,中产业主越是想把所谓的“危险”赶到墙外,墙外就越危险,就需要更高的墙来保证墙内的安全,最终家从乌托邦变成了异托邦,它成了外部环境的反面和补偿,成了城市中的一块飞地。

正如人类学家项飙在为《扫地出门》一书撰写的序言中谈到的,“家天堂”的意识背后是一种诡异的“双重异化”,“首先把每个人都应该去拥有和享受的东西——生命基本活动所需的居住空间——变成了每个人要拼搏着去占有的资产,家在这种条件下有极高的价值,前提是把作为人类‘诗意栖居’的家居工具化,把人和他的生活空间剥离开”;另一方面,“当家被异化成资产之后,它又重新在意识形态上被异化成人性的依托、终极价值的载体”,从而“把家提到了人性、意义、精神、民主的层次”。

《扫地出门:美国城市的贫穷与暴利》
马修·德斯蒙德 著   胡䜣谆 郑焕升 译
理想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年7月

项飙认为,人性、意义、精神、民主只能靠人的普遍联系和社会交往实现,家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把家神圣化,也就是把家和社会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正是因为我们失去了公共感,才把家绝对化成一个私人祭坛”。他也指出了一种恶性循环,可以看做是前文提到的那种恶性循环的一个推而广之的版本,即“为了买房安家,我们承受更多的工作折磨;工作折磨又让家居这个避风港显得愈加宝贵。于是,人之为人的基本需求(住所)成了我们全力拼搏的目标,实现人之为人的基本手段(工作、学习、在街上何人相遇交流)则成了折磨和负担”。

早在上世纪30年代,本雅明就在“拱廊计划”中提出了“居室的幻境”这一概念。他谈到,正因为人们在办公室不得不面对现实,才需要在居室通过幻觉来获得滋养。在今天的中国,“家”这一“人之为人的基本需要”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幻境,或是本雅明所说的“个人生活的虚拟框架”。人们逐渐背离了个人生活的真实框架(即劳动和一种有益的公共生活),不再期待通过工作创造价值、通过参与公共事务改造社会,而全身心地投入到“虚拟框架”的建设、享受和维护中去。更进一步说,在为这一“私人天堂”、“虚拟框架”添砖加瓦的过程中,我们在工作中更深地异化,甚至不惜破坏社会公义,与威胁、侵蚀着我们家园的力量同流合污。这大概是每一个自豪的“有产者”在今天不得不面对的一种道德困境:是不是只有通过更加无所忌惮地竞争、掠夺、驱逐、践踏墙外的世界和墙外的人,我们才有资格在墙内获得片刻安全和体面的幻觉;或者反过来,是不是因为我们被墙内的幻境深深地催眠,信以为真,才能说服自己,去承受墙外的全部乌糟和不堪,在其中摸爬滚打、分个胜负?

但这幻境是多么脆弱啊,墙外的世界正在以一种超乎想象的暴力形式冲击、挤压着这个幻境,就算是再建起更多的墙、无数的墙,在封闭小区里再圈出一个封闭小区,在已经升级的消费水平上再次升级,我们的房子和我们的孩子就能获得真正的安全了吗?

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2345742.html

中国中年一代(40-50岁)自由派知识分子知识结构问题

写在前面:实际上文革就是典型的保守主义运动,压制性自由,迫害性少数,否定自由恋爱,践踏人权,毁灭民主,极权专制,一神教毛教政教合一,保守主义纳粹制造文革恐慌,不过是利用文革表面上的“大字报民主”制造稻草人,攻击社会主义而已。实际上,文革的手段是保守主义基督教纳粹们早就玩剩下的,对宗教裁判所和宗教法庭的复制而已。至于这些所谓的自由派,绝大部分都是屁股决定脑袋,不管人民死活,拿着民主自由口号骗人的资本主义纳粹哈巴狗而已。

昨天在朋友圈中向友人解释,我为何把刘瑜老师对MT的认定称为“保守主义守贞教育”。顺便阐发了一番对包括我在内一代文革后读书上学并接受自由主义价值观的中国知识分子知识结构存在的问题。发出之后引起了不少人共鸣。所以在这里稍作增补后贴一下。

老兄,我文中说的挺清楚,指的就是她开头说的她对 me too正面意义的定性,对男性是“尊重与节制”的教育。这个的确就是保守主义守贞教育的内容,我又举了麦克彭斯的例子。

不过我不想多说这个。我想说的是,老兄这一代知识人(也包括我这一代大多数),在知识结构上有缺陷,需要补课。需要补的就是社会正义这方面许多理论,包括女权主义。我也是这几年努力在补才有一点提高。因为您和我这一代人的成长过程中接受的知识结构主要是对文革各种不准确的反思及通往奴役之路为代表的西方保守主义理论--甚至不是理论,谁真读过哈耶克那书?几句口号罢了。这个东西的问题不在于,这类知识不值得了解,而在于被文革黑暗历史造成 PTSD的一代人,又仅仅接受了西保的一些政治口号,就会患上严重的文革恐惧症(或称恐文革症)。

其症状是:无论看到什么社会正义方面的东西,马上会联想到文革吓得要命,看到持左派理论的人或群体,马上大脑自动的吓唬自己,这些人是不是挺MAO的,他们做的事情会不会最终导向又一次文革。

对文革高度警惕是对的,但很遗憾经常变成歇斯底里。最终结果是,保守主义一整套东西大部分其实从知识层面已被证伪,社会正义理论大部分被证实是合理的,但因为文革恐惧症和思维惯性等问题,中国一代人对这些很重要的知识毫无了解,也不愿带着一种开放的心态去认识和学习。到最后就连和时代对话都不可能。

就说刘瑜老师这篇文章,不客气的说从知识层面上,都不够资格被我们批驳,里面几乎每段话都充满了已经被千百次的驳斥和证伪的内容。我一读之下就哭笑不得,因为看到这些在西方学界早就争论完毕的,早已丧失 credibility的东西又像活化石一样出现在这里,而因为刘瑜老师本人的巨大影响力,我们又得回过头来在低层次上进行清理。可以说刘瑜老师的文章突然拉低了整个中国女权领域的讨论水平,这是非常无奈的。而如果您和我这一代人能够心态开发一点主动去了解,而不是固步自封的再发明一次方形的轮子,那是善莫大焉。

而刘瑜老师的文章,我觉得格外糟糕的一点还在于,她在主动 manipulate文革恐惧症。实际上这是全世界保守派今天的标准手段。一开始就把事情说成大鸣大放大字报,这样明摆的狗哨,就等于保守派明星龙虾比特森教授一提到大学生性少数互助组织就马上大谈前苏联集体农庄和乌克兰大饥荒的恐怖一样。而今天我刚好又看见一个我很了解的人在用类似的手段,先说自己同情MT,然后立即把话题引向法国大革命的恐怖。

(注:恰好正是此人,创普刚刚上台时有过一段名言:创普是最不靠谱的总统,但创普的内阁是史上最负责任的内阁。先免责声明一番,甚至装作同道,后面才是要说的重点,你要质问他,他就拿免责声明来抵赖,是此人一贯做法。)
https://posts.careerengine.us/p/5b5f48b86d03ac5202f81fc5?from=latest-posts-panel&type=title

和刘瑜老师商榷:米兔不是保守主义守贞运动,也不是搞文革

北大飞
中国正在进行中(但也面临突然死亡危险)的米兔运动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讨论。今天看到我尊敬的刘瑜老师写的一篇观点。感觉她对这场运动的方方面面存在误解。

刘瑜:关于metoo
https://matters.news/forum/?post=16439143-1a75-497a-bad2-875d2fcd5d28

刘瑜老师文章开头略有勉强的肯定了metoo运动。她说:

“如果一定要对#metoo 运动做一个“好”或者“不好’‘的判断,我会说这是好事,”
看到这里很感激,但再看下去,又发现自己似乎自作多情了。因为她接着说的是:
“因为它是一场教育运动,对男人而言,教育他们节制与尊重,对女人(以及某些男同)而言,教育她们(他们)自我保护,尤其是尽可能第一时间清楚 say no或甚至报警。”

所以她对米兔运动的赞赏似乎正好是因为她对米兔理解反了。她认为的米兔运动值得赞赏的特征,刚刚好是米兔运动要反对的重点。

刘瑜老师好像把米兔当成了保守主义守贞运动。

就拿“教育男人节制与尊重”来讲,我觉得metoo运动真的不是要把麦克彭斯副统帅供成活雷锋——这位身为美国副总统的保守派政治家一个做法是保证自己任何时候都不和非夫人(女儿?)的女性单独相处。

说metoo运动的好处是教育男人节制与尊重,等于说大家讨论咦喵问题是为了教育官员廉洁奉公一心为民。把这个事情归结为有男人不够节制尊重需要教育教育,又等于把腐败归结为对官员的思想政治教育不够深入。

Metoo运动首先是要揭示男性霸权结构的存在性,然后努力摧毁这一霸权。

这场运动爆出的这些实例,显示性骚扰和强奸存在的范围大大超过普通人的认知,难道我们还不思考思考,这里有没有什么比男人不够节制和尊重更深层次的结构性因素吗?我们能对政治生活中出现的一些症状准确指出这背后有制度性原因,为何对性骚扰问题就不能同理思考,发觉背后的权力结构因素呢?

至于教育女性“自我保护,尤其是尽可能第一时间清楚 say no或甚至报警”。这就更加无语了。因为metoo运动的核心议程之一就是指出,广泛的性骚扰现象存在,绝不是因为女性自我保护不够。而女性之所以没有清楚说no或者报警,也不是因为她们缺乏教育,不知道这种选项的存在性。而是因为她们正确的意识到,在男权社会的权力结构下,这种选择反而会给自己带来更大的伤害。

Metoo运动干脆认为,把事情归结为女性自我保护不够,没有say no没有报警,本质是归罪于受害者,助长性侵文化。这一点在一开始就是清楚的。

刘瑜老师对metoo运动的这项误解,可能来自于metoo运动从形式上看,是在鼓励受害者把自己的经历公开。但这和要去教育女性say no有巨大不同。从“me too”这个词汇就明显看出,这是一场性侵犯受害者自己主导,自己说出自己经历,然后减轻其他受害者压力,让她们自愿参加进来,说出更多经历的过程,而不是由第三方去找受害者并要求她公开经历。如果真是那样,运动的名字就该叫“You Too”才对。

做为旁观者,我们需要做的,不是去要求还未开口的受害者开口(那将是极其恶劣的做法),而是在有受害者自愿开口之后给予支援。支援的方式,就包括首先认真对待受害者的叙述,然后帮助转发、扩散并让更多人知道。

自然,这样的过程引发了刘瑜老师的另一项意见。她说,

“我天性不喜欢大鸣大放大字报。尽管我同意很多地方和很多时候,讲究法治是一个很奢侈的事情——如果诉诸法律已经没有可能,那么诉诸网络鸣放不失为一个选项,但我还是宁愿看到法治途径、甚至“找单位找亲友闹“这种“私刑途径”被穷尽之后,大鸣大放大字报作为最后的途径被使用。”

具体到metoo,刘瑜老师指的大鸣大放大字报指的应该是众多受害者突然集中说出自己经历,大家竞相转发所以掀起了一场(小小的)舆论风暴这点。

刘瑜老师认为,你在没有穷尽法律程序之前就先别把事情拿到网上去说。而且还不只是要穷尽法律途径。还得一哭二闹三上吊,把“私刑”途径穷尽了才好。如果你没这样做,钉板没滚过事情就先上网了,那对不起,你就是不讲法治,破坏了“法律精神中的小心翼翼”。

按照她“大鸣大放大字报”的描述,我怀疑她是不是认为你要去网上说了自己经历了什么,旁观群众一转发,文革就要来了。

真是如此的话,文革从互联网进入中国那天就降临了。

或许从有网络以来,甚至有言论以来大家干的事情就是错的。我还真不敢肯定,中国互联网出现的近20年来我们在网络上声援过的各种受害者到底穷尽了法律和上访途径没有。那些声称自己被欺凌的人们,是不是一个个先打官司把自己打得倾家荡产然后连施暴者亲属都挨个找过之后再把事情上网的。有的的确有,恐怕有的还真没有。

所以我曾经参与过的各类大小维权中,遇见的各位领导们对我的那些温和或者不那么温和的批评也都是正确的:有意见我们有正规渠道供你们提呀,为什么不走呢,为什么直接要贴大字报呢?

所以环球时报的胡锡进老师多年来提醒我们要警惕舆论干预司法也是正确的,绕了一圈,I love big brother。

我想刘瑜老师当然不会这么认为。所以为什么一到metoo这件事情上,就有些拎不清了呢?究竟上网诉说自己受害经历和诉诸法律有何矛盾之处,凭什么要一先一后,以一项为另一项的前提条件呢?

不过我有点能理解刘瑜老师或另外一些对米兔运动有同样疑虑的知识分子的困惑来自何处。在他们看来,之前那些网上舆论批评,大多是针对政府官员的,政府官员掌握权力,所以这种舆论批评就是合理的。而米兔运动现在爆出的一些人好像并不是拥有严格意义上政府权力的人。比如一些人是有名望的公共知识分子,私人企业家,公益圈领袖等等。

按照保守主义观念,只有明明白白的政治权力才叫权力,其他的都不能称之为权力。私人企业主算不算有权力?不算,因为他无论做什么都是在处置自己的私有财产,运用的是权利而非权力。他无论雇佣你还是解雇你,你们都是在自由市场下双方自愿基础上进行的交易。(资本主义哈巴狗们就是这么认为的,无耻的把剥削压迫鼓吹成“自愿交易”,并否定资本主义是建立在通过制造失业大军压低工资和控制工人以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基础之上的。)

所以问题就出在这里。保守主义思想完全否定“权力结构”概念的合法性。他们认为这是左派知识分子妄图复辟共产主义而进行的编造,是真空中的子虚乌有。本人在去年三八妇女节写的一篇文章比较详细的介绍了这种情况。

北大飞:妇女节,聊聊中国大陆自由派群体的直男癌问题

既然否认权力结构的存在,当然也做不到审视权力结构。对metoo哪怕有点好的看法,也只好是“教育男人节制和尊重”云云了。自然也就会把揭露各圈大佬的性侵和针对狭义政府官员的舆论批判区分对待,前者是文革式的大鸣大放大字报,还没有跑遍衙门和一哭二闹三上吊就写出来了,你就是破坏法治搞文革;而后者,则是英雄主义的反抗行为,可歌可泣。要是碰巧,文革女权的大字报,爆的是反抗强权的英雄主义大佬,会不会就更糟糕了。

我怀疑,这是我们和刘瑜老师认知上的根本差别所在。

https://posts.careerengine.us/p/5b5b7a1cf9d6d8426afb1f4b?from=latest-posts-panel&type=title

纳粹辨识手册

这世界上有很多纳粹,但其中很多纳粹并不好辨别(事实上我就上过几个纳粹的当),而我这本纳粹辨别手册是提供给左派战友们,以及所有憎恨纳粹的人的参考。

首先,要辨别纳粹,就需要明确一点:究竟什么才是纳粹?狭义上来说,纳粹特指当年发动二战的德国纳粹党,但广义上来说,纳粹并不局限于一个党派,而是一种意识形态(看到这词别害怕,意识形态的英文原名是ideology,也就是一堆根源相通的思想观点的集合,只是共匪无耻的歪曲了这词而已),纳粹意识形态有以下内容:

  1. ,种族主义,这点不用多说,纳粹屠杀犹太人就是种族主义的体现。但要注意的一点是,纳粹并非一上台就开始屠杀犹太人,而是制造舆论,宣传犹太人肮脏落后,造成经济危机,等制造出了仇恨的气氛之后,才开始水晶之夜的。所以,并不是只有直接宣传某族群该死才是种族主义,宣传某族群落后,野蛮,愚昧无知,肮脏,一样是种族主义,殖民帝国们就是靠着宣传当地人落后无知来为殖民掠杀寻找合法性的(例如拿破仑时代的法国政府鼓吹“东方主义”以合理化对埃及的入侵)。
  2. ,国族主义,纳粹同时还宣扬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鼓吹为了国家民族牺牲个人,主权高于人权,类似的,任何形式的集体主义和大一统都是鼓吹主权高于人权的反人类主张。
  3. ,反女权,这其实是国族主义的必然结果,国族主义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父权压迫是搭配的,女人被视作国家或民族的资源,而不是独立的人,只能依附于男人(例如鼓吹“女人需要男人的保护”,鼓吹“女人要为国当英雄妈妈”之类的)。
  4. ,反LGBTQ(性少数)平权,纳粹党当年就屠杀同性恋者,而这背后的逻辑是性少数群体破坏了私有制异性恋父权社会的秩序,而一神教教义则是私有制异性恋父权社会秩序的集大成者。
  5. 支持独裁,敌视民主,这是必然的,纳粹是容不下其他声音的,而任何形式的支持任何独裁政权,骨子里都是对民主的敌视,或者说,纳粹们只想要符合他们胃口的民主,而不符合他们胃口的民主(例如社会主义的民主),他们就要暴力消灭之了。
  6. 敌视福利国家,鼓吹竞争。竞争的本质就是我想办法做掉你然后骑在你头上拉屎并夺走你所拥有的一切,所以竞争的本质就是丛林哲学,当然,丛林哲学的鼓吹者必然是敌视福利国家的,但要注意的是,有些纳粹(包括曾经的纳粹党)是会拿福利政策以骗取支持的,但如果仔细询问他们的福利政策,特别是询问他们对边缘少数群体的福利政策,他们马上就会露馅。而丛林哲学的一个表现是,当年纳粹党屠杀了本国十多万病人,包括精神疾病患者。
  7. ,反对政教分离,主张宗教干预政治。当年的纳粹党就和基督教会勾结,而政教合一必然只能得到极权独裁。
  8. ,将社会的问题推到个人身上,例如将穷困的原因推到穷人自己身上,将性犯罪的责任推到受害女性身上。纳粹是不在乎他人死活的,而这些就是不在乎他人死活的最明显表现。
  9. ,敌视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洗地。当年的纳粹党就是极为敌视社会主义的,上台之后疯狂迫害德国共产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成员(实际上德国共产党后来当了斯大林的走狗,已经是国家资本主义组织了,但纳粹党不管这些),捣毁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的墓地,禁止社会主义者们的著作,禁止任何人公开宣传社会主义;与此同时,纳粹党得到了老板们的金钱支持,和法本克虏伯大众等私企勾结得非常开心。而鼓吹自由市场就是为资本主义洗地。
  10. ,支持(或粉饰)战争,为殖民掠杀洗地。当年的纳粹党发动了二战,殖民了几乎整个欧洲,而纳粹们自然也完美的继承了这些。当然他们不会直接鼓吹,而是鼓吹狗屁“正义战争”,主张主动的军事干预,顺便鼓吹“殖民带来了文明”,事实是殖民只给原住民们带来了无尽的灾难。
  11. ,为纳粹党的暴行洗地,例如“纳粹不杀自己人”“纳粹只杀了600万犹太人(事实是纳粹造成了超过5000万人惨死)”,或者把纳粹说成是“左派”“社会主义”,事实上稍微了解一下纳粹和社会主义的主张,就知道纳粹和社会主义的距离比银河系直径还大呢,就没有任何地方是相同的。

总结一下,纳粹价值观的根源是:以私有制(私有制的定义是私人独裁占有,关键是独裁,而和私有制相对的公有制就是一群人民主所有,关键是民主)为基础的父权顺性别压迫制度。纳粹价值观的所有内容都是以这个制度为基础的。

OK,说完了纳粹到底是个怎样的存在,接下来就来看一些具体案例吧:

案例1:某人宣称自己是个保守主义者。那么此人是不是纳粹呢?

答案:是纳粹,因为保守主义的主张是和纳粹一致的,这点看看保守主义祖师爷埃德蒙柏克就知道了:還特別譴責民主:「一名理髮師或是一名蠟燭製造者的職業不可能成為任何人眼中的榮譽,更不用說其他一堆更為次等的職業。這些人不應該受到國家的迫害,但如果這些人被允許進行統治—無論是個人的還是集體的,國家反而是受到了這些人的迫害。」伯克對於當時的經濟思想也有極大的影響,他是自由貿易和自由市場體制的堅定支持者,他認為政府若是企圖以任何手段操弄市場,便是違反了市場經濟的原則,事實上伯克堅持著「自由放任」的經濟原則。所以,所有的保守主义者都是纳粹(例如刘军宁苏小和等)。

 

案例2:某人号称支持自由市场(吹捧“神圣的”供需关系,敌视独立工会,鼓吹老板们和工人们是“自愿交易”,否定剥削压迫的存在),反对政府干预,是不是纳粹?

答案:是纳粹,为资本主义洗地就是纳粹价值观之一。事实上如果你考察此人的其他观点,你就会发现自由市场的鼓吹者几乎都敌视民主,为右翼独裁政权洗地,敌视福利国家,并极为敌视社会主义,而这些是符合纳粹意识形态的。不过要注意的是,有些人(进步右派)不会明显表现出这些,而是会以支持平权作为幌子骗人,所以要确定一个人的价值观到底是不是纳粹价值观,问清关于经济的观点是必须的。通常来说,奥地利芝加哥学派的信徒们都是如假包换的纳粹(例如铅笔社,例如我曾经的朋友现在 的死敌lynx evil),资本主义的辩护士们和攻击福利国家者也必然是纳粹。

 

案例3:某人支持福利国家,同情底层,但反对独立,是不是纳粹?

答案:是纳粹,大一统是纳粹标定价值观之一,但这种人是有希望转变为社会主义者的,值得争取,至于前两种,和他们废话基本上是浪费时间。

 

案例4:某人鼓吹文化决定论,鼓吹中国文化落后,黑人文化低等,是不是纳粹?

答案:是纳粹,文化是制度的结果,是为了给制度提供合法性用的,抛开制度鼓吹所谓“文化决定”,和鼓吹种族主义的效果是相同的,所以这种人也是纳粹,而且多数无药可救。

 

案例5:某人支持殖民,鼓吹殖民带来先进文明,甚至鼓吹“中国人需要被殖民三百年”(刘晓波),是不是纳粹?

答案:当然是纳粹,殖民掠杀虐死了几亿人,没有比鼓吹殖民更反人类的了。不过这类人有些是受到了纳粹的误导,本身不了解世界历史,这些人是有希望转变为社会主义者的。

 

案例6:有人指责穆斯林落后野蛮,主张强迫他们文明,是不是纳粹?

答案:当然是纳粹,这是典型的鼓吹对某一族群的仇恨,而强迫文明更是给侵略殖民开了绿灯。基本上,穆黑就是纳粹。

 

案例7:有人主张民主自由,但反对女性和性少数平权,是不是纳粹?

答案:是如假包换的纳粹。共匪当年也主张民主自由,不过是骗人支持他们,记住一点,一个人对边缘弱势群体,对被压迫的群体的态度,才是关键所在,反对平权的必然是纳粹。

 

案例8:某人说纳粹是社会主义者/左派,是不是纳粹?

答案:这种人基本上不用废话了,就是纳粹,只有纳粹才会说纳粹是左派/社会主义者。

 

案例9:某人攻击社会主义,是不是纳粹?

答案:看情况,如果是因为被共匪蒙骗而攻击社会主义,实际上骂的是共匪极权,那么这人是可以争取的;如果此人根本就无视社会主义者的主张,和芝加哥学派一样故意捏造稻草人,那么这种人就是纳粹。

 

案例10:某人攻击“非法移民”,是不是纳粹?

答案:是纳粹,以“法律与秩序”的名义(美国共和党非常精于此道)鼓吹对被压迫群体的仇恨是典型的纳粹手段。

 

案例11:某人为基督教洗地,还鼓吹基督教造就现代文明,是不是纳粹?

答案:当然是纳粹,基督教教义本身就是完全符合纳粹价值观的:鼓吹异教徒去死,鼓吹女人服从男人,鼓吹性少数去死,鼓吹奴隶制(把人当成财产,商品),鼓吹服从政府(地上的权柄),呵呵。

 

案例12:某人吹捧美国,是不是纳粹?

答案:不好说,要看具体吹捧美国的什么地方,但就中文圈而言,美国粉基本等同于纳粹。如果是给美国的帝国主义侵略暴行洗地的,那么纳粹无疑了。

 

案例13:某人支持战争,是不是纳粹?

答案:除非是支持反侵略反殖民的反击战,否则全都是纳粹。支持主动发动的侵略战争(无论是什么名义),必然是纳粹。

 

案例14:某人鼓吹“贵族精神”,或者鼓吹类似的精英主义主张,是不是纳粹?

答案:当然是纳粹,无论是贵族精神还是精英先进,本质上都是反民主的,否定广大底层人民的自决权。

 

案例15:某人反对法律惩罚仇恨言论,鼓吹仇恨言论是“言论自由”,是不是纳粹?

答案:是纳粹,只有纳粹才会认为鼓吹仇恨言论是“言论自由”。

 

 

 

 

奥卡姆剃刀原则,宗教,与企业家精神

对科学感兴趣的人应该有不少都听说过奥卡姆剃刀原则。简单来说,奥卡姆剃刀原则是:雖然奧卡姆的威廉肯定不是總結出這個原則的第一人,但是通常的表述——「如無必要,毋增實體」一般都歸在他頭上。在現代科學的語境下,我們說到狹義的剃刀原則時,一般是這樣的:「當兩個假說具有完全相同的解釋力和預測力時,我們以那個較為簡單的假說作為討論依據。」

很多人有个误会,认为奥卡姆剃刀否定了神创论。其实并非如此,宗教的神创论本身就是无法解释现实的,例如基督教的“上帝在七天内创造万物”就完全无法解释化石和DNA展现的演化现实。

但现代基督徒们创造出了另一种说辞:他们承认生物是自然演化而来,但是又说,演化的规则是上帝制定的。很明显这一命题是没有可证伪性的,因为没人能证明上帝不存在(当然,同时也没人能证明上帝存在)。此时就需要用到奥卡姆剃刀原则了:如无必要,毋增实体,“生物是自然演化而来”足够解释现实了,那么就不需要再画蛇添足的加一句“演化的规则是上帝制定的”了。

同理,这世界上的一切也并不需要一个神去解释(虽然很多现象的原因我们还不清楚),基于事实的解释足以解释现实了。

我再举个例子:车库里的喷火龙。我说:在你家的车库里(假设你家有车库),里面有一条喷火龙,但这条喷火龙是隐形的,也无法用任何手段探测到,那么你家车库里到底有没有一条喷火龙呢?用奥卡姆剃刀原则,答案是没有,因为车库里是否有这么一条喷火龙完全不影响现实,所以这条喷火龙的存在就可以直接被剃掉了。

那么奥卡姆剃刀在社会科学领域可以被运用吗?答案是:可以,而且有必要。

咱们来聊聊经济学宗教芝加哥学派吧。之所以叫他们宗教,是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虚构了一个完美的“自由市场”,在那里,老板们会主动利他,不会为了利润胡作非为污染环境戕害人权,信息是完全对称的,消费者们个个自带千里眼顺风耳外加质检部门,政客们也绝对不会和老板们勾结。很明显,这样的“自由市场”在现实中根本不可能存在,就好像基督教那个全知全能全善神通广大的上帝一样。

而芝加哥学派的狗屁也完全不能解释事实:任何资本主义的暴行都被他们说成“不是自由市场”,典型的“做坏事的基督徒都不是基督徒”的逻辑,呵呵。当然前面已经说了,他们的完美“自由市场”只能存在在梦中。

但芝加哥教主们还有一个主张比较有迷惑性:企业家精神。他们是否定劳动价值论的,鼓吹“财富来自企业家精神”。有左派战友会反驳说,既然劳动不创造价值,那么就让工人们都回家睡觉,然后看看这些企业家们如何变魔术,怎样?

但芝加哥宗教的教徒们会这么反驳:我们没否定工人们的作用,我们说的是,工人工作的时候,企业家的企业家精神就在他们身上发挥作用,促进他们创造财富。

这种神棍命题和基督教的“上帝制定了演化规则”是同样的逻辑,只是这里变成了“企业家附加在工人身上的企业家精神创造了财富”,同样,用奥卡姆剃刀原则,劳动价值论足以解释财富的来源,就不需要画蛇添足加上一个狗屁“企业家精神”了。

基督徒们说:没上帝不行。芝加哥教主们说:没老板不行。而工人们在资本主义的封杀迫害下,还是成功组建了合作企业(例如西班牙的蒙德拉贡合作社),这已经将芝加哥教主们的狗屁证伪了。合作企业没能成为主流,不是因为别的,就是因为被剥削阶级们合伙封杀迫害!

最后再聊聊成功学吧,成功学也是一种宗教,教义是“努力就能成功”,但当你举出无数努力但不成功的案例时,成功教徒们会说“这是因为他们没努力对”,但什么叫做“对的努力”呢?他们说:“那些成功的努力就是对的努力”,无耻的循环论证。Well,这里并不需要奥卡姆剃刀出场,因为成功这种东西连公认的定义都没有,而使用奥卡姆剃刀的前提是命题本身是清晰的。

 

Democratic Socialism Is About Democracy(民主社会主义是关于民主的)

There are lots of ways to talk about democratic socialism. Some focus on fairness and equality. Others stress the need to fix the “irrationalities” of capitalism. Still others speak of “convert[ing] hysterical misery into ordinary unhappiness.”

有很多谈论民主社会主义的方式。 一些人关注公平和平等。 其他人则强调需要解决资本主义的“非理性”问题。 还有一些人谈论“将歇斯底里的痛苦转化为普通的不幸”。

The democratic socialist du jour, Alexandria Ocasio-Cortez, recently gave her own definition on Stephen Colbert’s show:

民主社会主义者Alexandria Ocasio-Cortez最近在Stephen Colbert’的节目上给出了她自己的定义:

I believe that in a modern, moral, and wealthy society, no person in America should be too poor to live. So what that means is health care as a human right. It means that every child, no matter where you are born, should have access to a college or trade school education if they so choose it. And, you know, I think that no person should be homeless if we can have public structures and public policies to allow for people to have homes and food and lead a dignified life in the United States.

我相信,在一个现代的,道德的,富裕的社会中,美国的任何人都不应该太穷以致不能生活。 那么这意味着医疗保障是一项人权。这意味着,无论你出生在哪里,每个孩子如果愿意,都应该有机会接受大学或商业学校的教育。 而且,你知道,我认为如果我们能够拥有让人们拥有家园和食物,并在美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的公共结构和公共政策,那么任何人都不会无家可归。

Not bad at all.

一点也没错。

But here’s what I’d emphasize: democratic socialism, at its core, is about deepening democracy where it exists and introducing democracy where it is absent. In countries like the US, that means increasing the scope of popular control in the political arena and broadening it out to include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spheres.

但这是我要强调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核心是在民主存在的地方增强民主,在缺少民主的地方引入民主。在像美国这样的国家,这意味着要扩大政治领域的民众控制范围,并将民主扩大到包括社会和经济领域中。

This may sound fairly innocuous — who isn’t for democracy these days? But democratic socialists have something more far-reaching in mind. To us, democracy is not simply a banal amalgamation of procedures, an uncontroversial set of norms and rules that everyone can get behind. It is the quite radical idea that ordinary people — not experts, not elites, not their “betters” — can rule themselves. It is the word we use to describe the flattening of steep hierarchies, the shattering of structures that confer undue wealth and power and privilege.

这可能听起来相当无害—这些天谁不是为了民主? 但民主社会主义者的想法更为深远。 对我们来说,民主不仅仅是程序的平庸合并,或每个人都可以抛弃的无争议的规范和规则。 这是一个非常激进的想法,普通人—不是专家,不是精英,不是他们中间的“更好的人”—可以自我统治。这是我们用来描述将陡峭等级制度扁平化,破坏赋予了过度的财富,权力和特权的结构的词。

When democracy is on the march, it lays in its path state despots and private autocrats. It rips decision-making power away from the corporate titan, wrests the billy club out of the beat cop’s hands, divests the domineering husband of his authority. It brings the imperial power to its knees and lifts up the colonial subject, the slave, the worker.

当民主在行军时,它就会进入政府暴君和私人独裁者们(也就是私人老板)的领地。它将决策权从公司巨头手中夺走,将棍棒从殴打人民的警察手中夺走,剥夺了霸权的丈夫的权威。 它使帝国屈服,抬起殖民主体(被殖民者),奴隶,工人。

Democratic socialists draw their lineage to this long history of bottom-up struggles. In previous eras, kings and churches reigned over their subjects. With the advent of capitalism, the chains of feudalism were broken. But new forms of domination emerged. Those who owned the means of economic activity — the factories, the mines, the railroads — enjoyed extraordinary power over those who only had their labor to sell.

民主社会主义者们将自己的起源归结为自下而上斗争的悠久历史。 在以前的时代,国王们和教会们统治着他们的臣民。随着资本主义的出现,封建主义的锁链被打破了。 但是出现了新的奴役形式。 拥有经济活动资料(生产资料)的人—工厂,矿山,铁路—对那些只有劳动力可供出售的人享有特别巨大的权力。

The socialist movement — organized through labor parties, radical trade unions, and other working-class associations — arose in response. Socialists took the Enlightenment ideals of autonomy and self-determination to their logical conclusion and asked, if all humans are equal, what gives one the right to arbitrarily rule over another? Why should capital be king?

社会主义运动—通过工人政党,激进的工会和其他工人阶级组织—作出回应。 社会主义者把自治和自决的启蒙理想带到了他们的逻辑结论中,并且问,如果所有人都是平等的,那么是什么赋予了一个人任意统治另一个人的权利? 资本为什么应当成为国王?

That basic idea animated democratic socialists throughout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这个基础思想在整个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激励了民主社会主义者。

Early European socialist parties fought class-based voting restrictions and controls on press freedoms. Eugene Debs, the tribune of American socialism, denounced World War I as an anti-democratic escapade and called for the toppling of the “Junkers of Wall Street.” Socialists organized militant labor movements that replaced workplace despotism with the rudiments of democratic rights (Ford Motor Company, to take just one example, had employed spies and goons to keep workers in line). Bayard Rustin, the socialist civil rights leader, contributed essential tactical know-how to bring down a racial caste system that smothered American democracy. Socialist feminists ripped down the walls between the public and the private and asserted the need to place romantic partners on equal footing. More recently, democratic socialists have spearheaded the resistance to colonialism in Jamaica, corporate rule in Bolivia, and anti-abortion laws in Argentina.

早期的欧洲社会主义政党对基于阶级的投票限制和对新闻自由的控制进行了斗争。 美国社会主义护民官Eugene Debs谴责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种反民主的行为,并呼吁推翻“华尔街的容克贵族们”。社会主义者们组织了激进的劳工运动,用民主权利的雏形取代了工作场所的专制( 举一个例子,福特汽车公司雇用间谍和暴徒来使工人们不越界)。社会主义民权领袖Bayard Rustin提供了必要的战术知识,以摧毁一个扼杀美国民主的种族等级制度。社会女权主义者摧毁了公众与私人之间的高墙,并宣称需要将浪漫的伴侣们置于平等地位。最近,民主社会主义者率先抵抗牙买加的殖民主义,玻利维亚的公司统治以及阿根廷的反堕胎法律。

But despite significant advances, we’re still living with many of the despotisms that early socialists abhorred.

但是,尽管取得了重大进展,我们仍然生活在许多被早期社会主义者们所厌恶的专制主义中。

The American workplace is one of the most glaring examples. The place where most people spend the bulk of their adult lives, it’s also a place where workers relinquish the most basic of democratic freedoms. Bosses can fire their subordinates for nearly any reason. They can tell workers what to say and what not to say. They can decide whether to keep the worksite where it is or move it abroad. They alone determine how to spend the company’s profits and invest the resources the enterprise has generated.

美国的工作场所是最明显的例子之一。 大多数人在大部分成年生活中度过的地方,也是工人放弃最基本的民主自由的地方。几乎使用任何理由,老板都可以解雇他们的下属。他们可以告诉工人能说什么和不能说什么。他们可以决定是将工作场所保留在何处或将其移至国外(也就是竟次)。他们独裁决定如何花费公司的利润并投资企业产生的资源。

Democracy says that people should have equal control over the decisions that affect their lives. Capitalism laughs in its face.

民主说人们应当平等地控制影响他们生活的决定。资本主义笑了起来。

Or consider a more democratic space, the political arena. Despite formal guarantees of one person one vote — itself a triumph of past democratic movements — the wealth inequalities that capitalism creates inevitably bleed over into the traditional political process. The rich bankroll politicians, fund think tanks, and dispatch lobbyists. They influence which would-be politicians rise and fall, which ideas circulate widely, and what kinds of policies elected officials prioritize.

或者考虑一个更民主的空间,即政治舞台。尽管正式保证一人一票—这本身就是过去民主运动的胜利—资本主义创造的财富不平等不可避免地渗透到传统政治进程中。资金丰富的政客,被资助的智囊团和派遣游说者。它们会影响政客们的兴衰,哪些思想得到广泛传播,以及民选官员优先考虑哪种政策。

On top of that, business interests have a crucial trump card: they control the levers of the economy. At certain moments in the history of capitalist democracy — particularly in the decades after World World II, in countries like Sweden — organized labor was strong enough and left parties powerful enough that the historically disenfranchised spoke with a relatively strong political voice. Yet because business leaders could effectively bring the economy to a standstill, their interests had to be heeded. “Business confidence” won out over “political equality.”

最重要的是,商业利益相关者们有一个关键的王牌:它们控制着经济的杠杆。在资本主义民主历史的某些时刻—特别是在二战之后的几十年里,在瑞典这样的国家—有组织的工人们足够强大,左派政党们足够强大,以至于历史上被剥夺权利者的政治声音相对强大。然而,由于商业领袖们可以有效地使经济陷入停滞,他们的利益必须得到关注。 “商业信心”盖过了“政治平等”。

To socialists, this is unacceptable. We simply can’t tolerate a social arrangement that systematically domesticates democracy — especially in areas so central to people’s daily lives.

对社会主义者们来说,这是无法接受的。我们根本无法容忍有系统地驯化民主的社会安排——特别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如此重要的地方。

The radical reforms we advocate are all intended to increase the amount and degree of decisions, relationships, and structures in society that operate according to democratic principles. Capital’s control over investment gives it too much say over the direction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we should socialize key industries and foster worker cooperatives. The immigration system makes people into pariahs; we should abolish ICE and allow everyone to vote, undocumented or not. Relying on private housing gives developers unjustifiable leverage over the means of people’s survival; we should build millions of units of social housing. US imperialism brutally undermines democratic movements in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we should dismantle America’s empire. The existence of fossil-fuel companies threatens our ability to even make popular decisions in the future; we should put them out of business.

我们提倡的激进改革的目的是增加按照民主原则运作的社会决策,关系和结构的数量和程度。资本对投资的控制使其对政治经济的方向有太多的发言权了; 我们应该把关键行业社会化,并扶植工人合作企业。现在的移民制度使人们成为贱民; 我们应该废除ICE,允许每个人投票,无论有没有证件。对私人住房的依赖给开发商带来了对人们生存资料的不合理的杠杆作用; 我们应该建立数百万单位的社会住房。美国帝国主义残酷地破坏了世界各国的民主运动; 我们应该拆除这个在美洲的帝国。化石燃料公司的存在威胁着我们在未来做出大众决策的能力; 我们应该让他们关门。

Those with power don’t like to be stripped of it. Whether it’s kings or patriarchs, capitalists or cops, the threat of a shift toward greater equality of power can prompt a ferocious counter-attack. But to retreat in the face of elite opposition is to accept a social order still strewn with master-servant relationships. A better world, a more democratic world, is possible.

那些有权力的人不喜欢被剥夺权力。无论是国王还是家长,资本家还是警察,转向更大的权力平等的威胁都可能引发凶猛的反击。但是,面对精英们的反对而退却就是接受一个仍然充斥着主奴关系的社会秩序。一个更好的世界,一个更民主的世界,是可能实现的。

https://jacobinmag.com/2018/07/democratic-socialism-democracy-ocasio-cortez